预计阅读本页时间：-
鄧小平一直在閱讀各種會議報告，但也一直避免公開表示支持廣東和福建。不過，當他看過章蘊的報告，看到報告作出了實際上有利於廣東的結論後，立刻把報告送交政治局。政治局於1982年12月31日發出的第50號文件肯定了廣東打擊經濟犯罪的工作。文件還引用了陳雲的結論：「特區一定要搞，但也要不斷總結經驗，確保把特區辦好。」鄧小平沒有動用個人權威就成功保住了試驗。廣東的幹部們也長舒了一口氣。[14-50]
直到離職之前，任仲夷一直處在北京的壓力之下，但他繼續推行改革，維持著快速增長的步伐。[14-51]1985年任仲夷到了70歲的退休年齡。一般來說作出過類似貢獻的地方幹部會被要求延期退休，但任仲夷還是光榮退休了。[14-52]他獲准保留自己的住房和各項特權。相比之下，福建省委第一書記項南的命運則要糟得多，他受指控要對福建晉江製售假藥案負責。項南以其工作能力和致力於改革的精神在北京的改革派幹部中享有盛譽，但他在1986年2月被撤職，還被迫寫了五份有傷尊嚴的檢討，並受到中紀委的內部通報批評。儘管北京的保守派總想排擠任仲夷和項南，但他們在廣東和福建實行的開創性政策不但仍在繼續，而且擴大到了其他地方。
广告：个人专属 VPN，独立 IP，无限流量，多机房切换，还可以屏蔽广告和恶意软件，每月最低仅 5 美元
向14個沿海城市擴大試驗：1984
在將廣東和福建的政策推廣至其他地區之前，鄧小平一直耐心等待著有利的政治氣候。中紀委在1982年12月肯定了廣東的努力後，對廣東的敵意開始消散，這使鄧小平得以在1983年6月說：「現在，大多數人都在談論經濟特區的很多好事情。」[14-53]鄧小平鼓勵北京的幹部親自去深圳和珠海看一看，他知道一目了然的進步會令他們印象深刻。此時，黨內對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的普遍支持已形成一股強大的動力，而一度導致人們廣泛支持陳雲調整政策的諸多問題也開始消失。食品供應充足，經濟發展迅速，財政不平衡的情況好轉。1984年廣東的出口額超過1,000億元，比1978年增長238%。[14-54]
1984年1月24日，鄧小平在冬季「假期」乘專列到達廣州。他用兩周時間視察了廣東和福建，包括四個經濟特區中的三個——深圳、珠海和廈門，還視察了中山和順德這兩個珠海附近發展迅猛的縣。[14-55]他出行之前就對特區的發展持積極觀點，但在他聽取當地的報告、親眼看過之前，仍然持慎重態度，不輕易表揚。深圳的摩天大樓和現代工廠讓他十分興奮，他肯定了矗立在深圳市中心一塊大看板上的袁庚標語：「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14-56]視察完深圳和珠海回到廣州後，他才說：「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在深圳，幾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高樓林立，這一在1978年的中國前所未見的景觀，使深圳已經具有了現代西方城市的風貌。
1984年時電視剛開始普及，數百萬中國人得以在電視上看到鄧小平視察中所見的高大建築和工廠。鄧小平在視察廣東和福建後宣佈：「現在看，開放政策不是收的問題，而是開放得還不夠。上海要搞十個大飯店，也可以讓國外海外的人獨資搞。」[14-57]他說，寶鋼二期工程今年就可以上馬，不必等到下一個五年計劃。有關鄧小平視察廣東和福建的成功經驗的報道，對當年晚些時候正式宣佈開放沿海城市和進行體制改革的決定構成了有力支持。
當鄧小平說「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時，他並沒有為地方幹部辯護。事實上他所要表達的意思是，走私、賄賂和腐敗不是政策本身的結果，而是政策實施中的問題，應當加以遏制。保守派批評海南、廣東和福建那些執行鄧小平政策的領導人，但只是成功地排擠了他們的打擊對象，並沒有使政策發生變化。鄧小平關心的不是個別官員的命運，而是把對外開放計劃擴大到沿海14個城市和其他地區。這件事他做得既漂亮又成功。
回到北京不久，鄧小平在2月24日把胡耀邦、趙紫陽、萬里、楊尚昆、姚依林、宋平等人找來，為宣佈開放另外14個沿海城市的政策作準備。鄧小平在談到經濟特區的建設速度時說，建築工人都是從內地城市來的，他們的效率要歸功於合同承包制，報酬多少全看他們的勞動表現。鄧小平強調了經濟特區在學習國外技術和管理手段上的優勢。他說，各地都立刻實行高工資一時還難以辦到，但是應當允許一些地方先富起來。[14-58]他又說，由於深圳有了新的就業機會，很多跑到香港的人現在又回到了深圳。他然後指示姚依林和宋平把他的話轉告陳雲。
此後兩個月裏，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著手準備了一份文件，並於5月4日下發。文件宣佈把開放政策擴大到14個沿海城市，每個城市都可以採取符合當地情況的政策。[14-59]在協調與廣東、福建的關係上富於經驗的谷牧，被指派協調北京和14個沿海城市的關係。這種擴大特殊政策的做法，表明了廣東和福建在發展現代工業和積累外資上取得的成功得到了公開承認。當然，也證明了其他地區希望獲得同等待遇的壓力確實存在。
為了安撫內地幹部，文件還宣佈，沿海地區要幫助內陸地區，為後者提供原料、財政支持和人員培訓。文件在表述方式上也作了考慮，以緩和陳雲和其他較為保守的幹部的反對。陳雲不反對逐步開放更多的沿海城市，但對新的經濟特區設置邊界線很有意見，理由是這會給特區與周邊地區貨物的進出造成程序上的新麻煩。
還有幹部批評說，交給廣東的任務是培育高新技術，它卻把重點放在發展低技術的勞動密集型工廠和服務業上。幹部們很想讓中國迅速步入高新技術領域。為了促使這些新開放地區提升技術，避開陳雲在1982年1月提出的暫停新建經濟特區的建議，1984年的13號文件規定將新的開放城市稱為「經濟技術開發區」，入駐的外國企業應當引入技術更先進的產業。[14-60]
事實上，當時的廣東還缺乏能夠馬上引入高新技術的技術和管理人才，外國公司來華投資也主要是為了利用勞動力成本低廉這一比較優勢。即便如此，為了平息批評意見，還是出台了關於如何設立和管理14個沿海經濟技術開發區的若干指令，包括作為指導路線的鄧小平在1984年10月十二屆三中全會上簽署的《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雖然這些文件白紙黑字，但地方幹部並沒有把它們當作有明確約束力的法律文件。他們相信，這些指令反映的僅僅是北京支持更高程度的開放和更靈活的吸引外資策略的意願。他們的判斷無疑是準確的。
開放14個沿海地區的決定讓廣東和福建的幹部如釋重負，他們把這個決定視為對他們政策的肯定。但是把特殊政策擴大到其他地區也給他們帶來了新問題，就是競爭加劇。過去外國人和海外華人大多在廣東和福建投資，如今他們增加了在其他地方的投資。不過，總體結果卻是充足的外來投資源源不斷。到1980年代後期，不但廣東和福建特區附近各縣蒸蒸日上（儘管增長率略低），而且廣東的經濟特區——深圳、珠海和汕頭——的騰飛也仍在繼續。汕頭經濟特區擴大到了特區所在的整個島，隨著臺灣在1980年代後期的開放，來自臺灣、東南亞和美國的投資不斷增長；臨近臺灣的廈門特區也開始繁榮起來。
鄧小平大有理由對廣東的成功試驗擴大到其他地區感到滿意。1984年10月，鄧在一個高級幹部會議上說，他在這一年辦了兩樁大事，一是用「一國兩制」的辦法解決香港問題，另一樁就是開放了14個沿海城市。[14-61]
廣東成了新的「大寨」
文革期間，大寨是毛澤東為全國樹立的走向社會主義農業高級階段的偉大樣板。如今，廣東並沒有被正式樹為樣板，但它作為推進現代化的事實上的楷模而享譽中國。全國各地的幹部，通過各種報告會、廣東經驗研討會、廣東考察之旅，或對在廣東工作或學習過的幹部的走訪等瞭解廣東。尤其是，很多北京高幹冬季應邀去廣東旅行遊玩——廣東人請他們是為了獲得支持，而他們回到北京和其他北方城市後，就會講述在廣東的所見所聞。
過去，普通民眾瞭解大寨是通過課堂和工作單位，通過書籍、宣傳課、壁報、廣播喇叭或前往參觀。現在，人們瞭解廣東和深圳的發展主要是通過在家看電視，而這些電視大多來自廣東的生產線。過去普通人去大寨，是因為被鼓勵這麼做；現在人們瞭解廣東，卻不是為了顯示意識形態的正確性，而是因為真想知道那裏發生了什麼。如果說有什麼問題的話，那問題也僅僅是那個榜樣過於強大，在其他地區還沒有條件複製廣東、福建試驗的時候，那些地方的人們就已經滿懷憧憬、迫不及待。因此北京並不鼓勵學廣東，反而試圖抑制人們恨不得馬上複製廣東經驗的願望。
很多先前被香港引入的西方做法，而今通過南大門進入廣東，隨後又傳播到中國其他地方。例如，當廣東在佛山附近建造了全國第一座收費大橋時，那裏的幹部被批評說，這是一種用收費還債的資本主義做法。可是沒過幾年，發債與收費就成了籌資興建大橋與高速公路的慣用做法。1983年廣東成為中國第一個不再為多種食品——如稻米和魚類——定價的省份。這些商品的價格先是大幅上漲，隨著人們對市場作出反應，增加了產量以後，價格也隨之回落。還有一個例子是廣州引入了計程車。直到1980年代初，幾乎所有的中國汽車還都屬於某個工作單位，由單位的司機駕駛；自廣州從香港購買了一些舊計程車後，它成為中國運營商業計程車的先驅。沒過幾年，中國所有大城市都有了自己的計程車服務。
1987年11月的第六屆全國運動會成了廣東新角色的標誌。在舉辦運動會的廣州新建體育場裏，電視大螢幕、擴音喇叭和其他技術都是以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作為樣板。這次盛會展示了廣東的建築、製造、服務業和組織能力方面在改革開放時期所取得的種種進步。多年前曾長期在廣東工作的趙紫陽總理回到廣州，在全運會上作了簡短發言，讚揚廣東為全國樹立了新的高標準。全運會的管理成了1990年亞運會的樣板，也成了中國申辦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跳板。[14-62]
在整個1980年代，廣東的變化步調一直領先於全國其他地方，激勵著中國各地的幹部繼續嘗試現代化的新路徑。鄧小平很好地利用了廣東，把它作為全國其他地方仿效的標桿。1992年鄧小平退休前所作的最後一次政治姿態，也是回到廣東，向人們作出保證：在中國的現代化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的南大門將繼續保持開放。
鄧小平故居：鄧小平在這裏度過了少年時代。（《鄧小平畫傳》，上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4）
1921年3月，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年16歲。（《鄧小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頁12）
1924年，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在巴黎召開第五次代表大會。最後一排右三為鄧小平。第一排左一為聶榮臻，左四為周恩來，左六為李富春。（《鄧小平畫傳》，上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28）
1948年，淮海戰役的前線指揮官：粟裕、鄧小平、劉伯承、陳毅、譚震林。（《鄧小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頁146）
1949年，中共奪取政權時的鄧小平。（《鄧小平畫傳》，上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147）
1965年，鄧小平總書記歡迎越南民主共和國主席胡志明。（《鄧小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頁200）
1960年代初，向毛主席彙報工作。（《鄧小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頁108）
1960年1月，在廣州召開的中央軍委會議。自左至右：聶榮臻、林彪、賀龍、周恩來、羅瑞卿、彭真、毛澤東、鄧小平。林彪於1971年死於飛機失事，其他人——除周恩來以外——都在文革中受到攻擊。（《鄧小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頁158）
1974年5月，鄧小平與外交部長喬冠華一起在紐約首次會見基辛格。（© Bettmann/CORBIS）
1974年4月，鄧小平成為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言的第一位中共領導人。（《鄧小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頁25）
1978年1月，與華國鋒主席在一起，當時鄧小平在華國鋒手下任職。（© AFP/Getty Images）
1978年10月，在新日鐵社長稻山嘉寬陪同下訪問君津製鐵所，這裏成為中國第一家現代化鋼鐵廠——寶鋼的樣板。（《鄧小平畫傳》，下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345）
1978年11月，李光耀總理歡迎鄧小平到訪新加坡。（《鄧小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頁207）
1978年9月，在東北點燃改革開放的星星之火。（《鄧小平畫傳》，下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327）
1978年12月，陳雲和鄧小平在三中全會上啟動改革開放。（《鄧小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頁104）
1952年秋，陳雲和鄧小平。（《鄧小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頁271）
1978年12月，與伍德科克大使舉杯慶賀完成中美關係正常化的談判，後來被證明是為時過早了。（《鄧小平畫傳》，下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357）
1979年1月，與卡特總體會談時的留影，旁邊是譯員冀朝鑄。（《中美關係30年》，北京：西苑出版社，2002年，頁49）
1979年1月，鄧小平唯一的一次訪美期間，與卡特總統和尼克遜前總統在白宮的國宴上。這是尼克遜在水門事件之後第一次重返白宮。（© CORBIS）
1979年2月，在德克薩斯的牛仔競技表演現場戴上牛仔帽。（© Bettmann/CORBIS）
1979年，參觀福特汽車廠。（© Bettmann/CORBIS）
1984年2月，和領導農村改革的萬里一起種樹。（《鄧小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頁111）
1981年，瞭望中國西部遼闊的平原。（《鄧小平畫傳》，下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427）
1980年代初，給胡耀邦總書記作指示。（© China Features/Sygma/Corbis）
1979年1月，接見香港總督麥理浩爵士，開啟有關香港前途的談判。（《鄧小平畫傳》，下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472）
1984年12月，與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簽署有關香港未來的聯合聲明。（《鄧小平畫傳》，下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478）
1980年代中期，在海灘上。（© China Features/Sygma/Corbis）
1974年8月，70歲壽辰時和家人留影。前排：鄧朴方、卓琳、鄧小平、夏伯根。後排：鄧質方、鄧楠、鄧榕、鄧林。（《鄧小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頁290）
1986年夏，孫子的吻。（《鄧小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頁295）
1980年代末，打橋牌。（《鄧小平畫傳》，下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612）
1984年1月，在廣東省長梁靈光陪同下，視察第一個經濟特區深圳的建設。（《鄧小平畫傳》，下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501）
1984年4月，與列根總統在一起。此時列根已放棄與台灣恢復正式關係的努力。（《中美關係30年》，北京：西苑出版社，2002年，頁64）
1989年2月，方勵之慾出席美方招待會無果後，鄧小平會見喬治・布殊總統，譯員為後來擔任駐美大使和外交部長的楊潔箎。（《鄧小平畫傳》，下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576）
1989年5月，歡迎戈巴卓夫夫婦到訪北京，此時天安門廣場上的示威已經在進行中。（© Jacques Langevin/Sygma/Corbis）
1989年5月，趙紫陽總書記在天安門廣場上向學生道別，鄧小平在騷動期間一直未來到廣場。（© AFP/Getty Images）
1992年1月，鄧小平在南方的「家庭度假」吸引了大批圍觀者。（《鄧小平畫傳》，下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633）
1989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上，向他的接班人江澤民總書記致以最後的祝福。（《鄧小平畫傳》，下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587）
1992年10月，在中共第十四屆全國代表大會上揮別他的政治生涯。（© Jacques Langevin/Sygma/Corbis）
1997年2月，聯合國安理會為鄧小平的去世默哀一分鐘。（《鄧小平畫傳》，下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649）
[14-1]蕭冬連：《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10卷：歷史的轉軌：從撥亂反正到改革開放》（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頁760。
[14-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1977年11月8日、17日、20日，頁236、237–239、240。蕭冬連：《國史・第10卷》，頁760。
[14-3]蕭冬連：《國史・第10卷》，頁760。
[14-4]蕭冬連：《國史・第10卷》，頁760。
[14-5]參見Ezra F. Vogel, Canton under Communism: Programs and Politics in a Provincial Capital, 1949–1968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14-6]楊尚昆：《楊尚昆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楊尚昆：《楊尚昆日記》（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
[14-7]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香港：卓越文化出版社，2004），頁235–236；《習仲勛主政廣東》編委會：《習仲勛主政廣東》（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
[14-8]谷牧對建立特區過程中重要事件的概述，見谷牧：〈小平領導我們抓開放〉，《百年潮》，1998年第1期，頁4–11。此文後收入楊天石編：《鄧小平寫真》（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頁204–211。
[14-9]蕭冬連：《國史・第10卷》，頁764。
[14-1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回憶鄧小平》（上中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中冊，頁383；《鄧小平年譜（1975–1997）》，頁510。
[14-11]1987年12月對楊立的採訪，他後來擔任廣東省副省長，當時是代表團成員之一。
[14-12]1979年7月15日50號文件發佈後，國務院和中央又發了一系列有關廣東、福建和特區的文件。1981年7月19日發佈了解釋理論問題的27號文件，1982年3月1日發佈了有關犯罪與走私的17號文件，1982年12月3日發佈了肯定特區作用的另一個文件。這些文件的發佈都是在谷牧的領導下。見Lawrence Reardon, ed., “China’s Coastal Development Strategy, 1979–1984 (I),” 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27, no. 3 (May–June 1994) and “China’s Coastal Development Strategy, 1979–1984 (II),” 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27, no. 4 (July–August 1994).
[14-13]《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9年4月17日，頁506；谷牧：〈小平同志領導我們抓對外開放〉，《回憶鄧小平》，上冊，頁157–158。鄧小平後來對這件事的說明，見SWDXP-3, June 12, 1987, pp. 236–237.
[14-14]Reardon, ed., “China’s Coastal Development Strategy, 1979–1984 (I),” pp. 19–44.
[14-15]Reardon, ed., “China’s Coastal Development Strategy, 1979–1984 (I),” pp. 45–58.
[14-16]Sebastian Heilmann, “From Local Experiments to National Policy: The Origins of China’s Distinctive Policy Process,” China Journal, no. 59 (January 2008): 1–30.
[14-17]歐大軍、梁釗：〈鄧小平經濟特區理論〉，《當代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4期，頁41–49。
[14-18]高伯文：〈20世紀80年代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的選擇及其效應〉，《當代中國史研究》，2005年第4期，頁92–100。
[14-19]余茂輝、余維生：〈鄧小平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思想形成的條件〉，《當代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4期，頁80–85。
[14-20]China Data Center,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Statistic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various years).
[14-21]谷牧：《谷牧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頁256。
[14-22]Reardon, “China’s Coastal Development Strategy, 1979–1984 (I),” pp. 21–32.
[14-23]《回憶鄧小平》，中冊，頁383。
[14-24]王碩：〈特事特辦：胡耀邦與經濟特區〉，《炎黃春秋》，2008年第4期，頁37。
[14-25]Christine Loh, Underground Fron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152–153.
[14-26]Reardon, ed., “China’s Coastal Development Strategy, 1979–1984 (I),” p. 22.
[14-27]這些觀察是根據1980年代至1990年代作者去廣東的實地研究。1980年我在那裏呆了兩個月。1980年代初我有若干次實地訪問，從1985年到整個1990年代，我至少每年去實地訪問一次。1986年我在廣東住了半年，有機會到每一個地區旅行，並訪問了大約30個縣的企業。
[14-28]Reardon, ed., “China’s Coastal Development Strategy, 1979–1984 (II),” pp. 32–33.
[14-29]盧荻：〈偉人的膽識和胸懷：記任仲夷回憶鄧小平〉，《百年潮》，2008年8月號，頁18–19；蕭冬連：《國史・第10卷》，頁771–772。
[14-30]關於日益增多的財富對家庭的影響，包括新消費模式，見Charlotte Ikels, The Return of the God of Wealth: The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in Urban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4-31]Rachel Murphy, How Migrant Labor Is Changing Rural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Leslie T. Chang, Factory Girls: From Village to City in a Changing China (New York: Spiegel and Grau, 2008).
[14-3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1905–1995）》（上中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1981年12月22日，頁284–285。
[14-33]SWCY, 3:303.
[14-34]SWCY, 3:307.
[14-35]SWCY, 3:303.
[14-36]王碩：〈特事特辦：胡耀邦與經濟特區〉，頁36–37。
[14-37]關山：〈任仲夷談鄧小平與廣東的改革開放〉，《炎黃春秋》，2004年第8期，頁8–17；作者2006年7月17日和11月11日對杜潤生的採訪。杜潤生當時也是廣東省委委員，與任仲夷一起參加過廣東和北京的會議。
[14-38]關山：〈任仲夷談鄧小平與廣東的改革開放〉，頁8–17。
[14-39]Reardon, ed., “China’s Coastal Development Strategy, 1979–1984 (I),” pp. 46–58；作者同這些文件的譯者及編輯Lawrence Reardon的交談。
[14-40]《陳雲年譜（1905–1995）》，1982年1月5日，頁287；《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2年1月5日，頁796。
[14-41]《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2年1月18日，頁799。
[14-42]關山：〈任仲夷談鄧小平與廣東的改革開放〉，頁10。
[14-43]王碩：〈特事特辦：胡耀邦與經濟特區〉，頁38；另見盧荻：〈偉人的膽識和胸懷：記任仲夷回憶鄧小平〉，頁16–22。
[14-44]《陳雲年譜（1905–1995）》，1982年1月25日，頁289–290。
[14-45]故有本節標題「二進宮」，此說來自一齣京戲。
[14-46]《陳雲年譜（1905–1995）》，1982年2月11–13日，頁291。任仲夷退休後我曾數次與他交談，但他從來不提北京的會議，也沒有抱怨過北京對他施壓。他只是說，他想盡力貫徹黨的意見，解決走私和腐敗問題。有關任仲夷奉命進京的情况，取材自其他幹部發表的文章。
[14-47]關山：〈任仲夷談鄧小平與廣東的改革開放〉，頁14；2006年7月和11月對杜瑞芝的採訪。
[14-48]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頁238–239；關山：〈任仲夷談鄧小平與廣東的改革開放〉，頁11–12。
[14-49]谷牧：〈小平領導我們抓開放〉，頁206。
[14-50]王碩：〈特事特辦：胡耀邦與經濟特區〉，頁39。
[14-51]對當時引起極大關的海南汽車走私案的介紹，見Ezra F. Vogel, 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此書有中文譯本：《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廣東》，傅高義著，凌可豐、丁安華譯，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版，2008年第2版。——中文版編者註〕
[14-52]盧荻：〈偉人的膽識和胸懷：記任仲夷回憶鄧小平〉，頁20。
[14-53]盧荻：〈偉人的膽識和胸懷：記任仲夷回憶鄧小平〉，頁20。
[14-54]董輔礽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上下冊）（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頁138。
[14-55]《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4年1月22日至2月17日，頁954–961；SWDXP-3, February 24, 1984, p. 61.
[14-56]《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4年1月22日至2月24日，頁954–964。
[14-57]《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4年2月14日，頁960。
[14-58]《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4年2月24日，頁963–964；SWDXP-3, pp. 61, 64–65.
[14-59]Reardon, “China’s Coastal Development Strategy, 1979–1984 (II),” pp. 49–66.
[14-60]Reardon, “China’s Coastal Development Strategy, 1979–1984 (II),”, pp. 49–66.
[14-61]谷牧：〈小平同志領導我們抓對外開放〉，頁152–174。
[14-62]根據我觀看這些運動會的筆記。
第15章
經濟調整和農村改革：1978–1982
鄧小平推進經濟現代化時喜歡講「摸著石頭過河」。其實，過往50年的經歷已經使他對如何過這條特別的河形成了若干信條。其中之一便是必須堅持黨的領導。鄧的小兒子鄧質方曾對一個美國熟人說：「我父親認為戈巴卓夫是個傻瓜。」在鄧小平看來，戈巴卓夫從政治體制改革入手，分明是誤入歧途，因為「他將失去解決經濟問題的權力。經濟問題解決不了，人民會把他撤職的」。[15-1]鄧小平喜歡成功，而且對如何使中國取得成功持有獨到的見解。他要中國人學習世界上所有的成功經驗，不管它們來自什麼制度、發生在什麼地方。他要掌握國內的真實情況，不想聽大躍進時期那種造成嚴重問題的浮誇報告。他認為人需要物質刺激，需要看到實實在在的進步才能保持幹勁。他堅信，經濟繁榮靠的是競爭，不但追求利潤的經濟生產者和商人如此，希望為當地帶來進步的幹部也是如此。
鄧小平明白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道路十分複雜，他也知道自己缺乏研究全部細節的耐心。他本人在經濟事務上不是戰略高手，不像在外交和軍事領域那樣——在外交和軍事領域，他固然會徵求多方意見以掌握當前形勢，也會閱讀專家報告，但是他自己就能把問題吃透，無需依靠他人而能運籌帷幄。但是在經濟問題上，他需要有人充當中國的戰略家——核查細節、確定問題、提出和評估不同的選擇、設計可能的行動路線。對於這些重要的職能，他先是依靠陳雲，後來依靠趙紫陽，但他保留著最後拍板的權力。他通過平衡經濟及其他考量，解決重大經濟問題上的政治分歧。他還承擔著向公眾解釋經濟政策的責任。
「建設派」與「平衡派」：1978–1981
1978年12月鄧小平成為頭號領導人時，剛剛回到最高領導層的陳雲提醒人們注意經濟中的潛在危險：經濟增長的前景難以把握、預算失衡、購買外國技術遠遠超出了中國外匯儲備的支付能力。在這個充滿未知數的新時期，許多領導人都試圖為經濟出謀劃策，各種意見眾說紛紜。不過，當最高領導層匯總各種觀點時，不同的意見逐漸形成了對立的兩極。一方以「建設派」（the builders）為中心，他們熱衷於引進新的工廠和基建項目；另一方以陳雲為首，可以稱為「平衡派」（the balancers），[15＊-1]他們行事謹慎，力求資源能被用於所有國家重點項目。
從1977年開始，一些建設派領導人著手選擇可供引進的外國工廠，使其在中國安家落戶。隨著經濟的開放，這些項目負責人利用1950年代中國引進蘇聯新型工業和建設項目的經驗，從日本和西方尋找各種方案。建設派看到日本和「四小龍」（香港、新加坡、南韓、臺灣）採用西方技術建設新設施，取得了世界上最快的增長率，也想如法炮製。1978年谷牧訪歐之後，引進外國工廠的呼聲越來越高，上層幹部，主要是主管工業和交通運輸的部委，在那些想使項目落戶當地的地方幹部的支持下，列出了未來幾年希望獲得的各類工廠項目的清單，然後派幹部去歐洲選擇可以提供技術和資金的合作夥伴。
謹慎的平衡派集中在財政部、國家經委、國家計委和各大銀行。與其他國家處在同等位置的人相似，主管財政的官員把平衡預算、確保有足夠的外匯償還外債、控制通貨膨脹等視為自己的責任。在制定經濟計劃時，他們盡力保證重點經濟領域能夠得到必要的原料、技術和人力，保證消費品不至於短缺。[15-2]
和華國鋒一樣，鄧小平內心裏屬於希望看到快速進步的建設派。他喜歡項目管理者，因為他們能在逆境中完成重大項目，讓人看到切實的進步。對細緻的計算沒有多少耐心的鄧小平認為，平衡派雖然必要，卻很煩人。
鄧小平成為頭號領導人時，最著名的項目管理者群體是從1950年代開始就在一起共事的「石油幫」，鄧小平在1952年到1966年擔任分管能源和重工業發展的副總理時曾與他們親密合作。「石油幫」的頭號人物余秋里因領導開發大慶油田而得到過毛澤東的表揚，但他在文革中被打成「鄧派」成員。[15-3]1975年鄧小平負責國務院工作時，余秋里繼續被任命為國家計委主任，這讓平衡派頗為不滿，因為這一要職長期以來一直由他們的人擔任。毛去世後余秋里繼續擔任這一職務，華國鋒也是依靠他領導從國外進口工廠設備的工作（關於余秋里，參見本書附錄〈鄧小平時代的關鍵人物〉）。
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余秋里和其他項目管理者面對著巨大的困難。在發達的經濟體中，新項目的管理者可以依靠別人提供必要的設備和基礎設施，而中國的項目管理者必須自行應付未經訓練的工人、設備缺陷、零部件短缺、能源不足和所需供應拖延等各種問題。成功的項目管理者都是集奉獻、堅毅和機智於一身，能夠應付各種難以預料的問題的人。
毛澤東去世後，隨著華國鋒開始推動經濟發展，項目管理者的工作量驟增。國家計委、國家建委和其他相關部委的幹部忙得團團轉，他們要確定優先引進的技術、與國外公司談判、為工廠選址、計算所需原材料的數量、作出運輸和人事上的安排。此外，很多幹部是在文革離職多年後剛返回工作崗位的，而鄧小平在1975年啟動的整頓和選拔新領導班子的工作尚未完成，因此他們仍然要在政治鬥爭中與那些文革時提拔起來的大勢已去的無能幹部周旋。自毛去世後，以余秋里為首的項目管理者就開始倉促地編制打算引進的技術清單，他們確實無暇認真分析引進工廠並使之運轉所必需的步驟。
毛去世後不到一年半，華國鋒不顧平衡派提出的問題，根據余秋里等項目管理者開列的清單，向五屆全國人大提交了一個包括大約120個大型建設項目的清單。[15-4]這些項目預計需要124億美元，超過中國全年的出口總值。華國鋒宣佈，這個計劃要求每年經濟增長率在10%以上。[15-5]他在1978年2月稱，這些計劃符合他的十年規劃，而這個十年規劃則是鄧小平1975年所提規劃的一個自然結果。[15-6]
華國鋒交給余秋里的一項具體任務是開發新油田，以期從1973年石油危機後的高油價中獲利。華國鋒的設想是，生產更多的石油，通過出口石油賺取外匯，支付全部進口項目。然而事與願違，儘管付出了艱苦的鑽探努力，並沒有發現新的大油田。
在選擇和引進項目的熱潮中，各部委和地方官員的項目意向清單，很快就成了與外國公司簽訂合同的基礎。後來批評華國鋒的人說他是在搞「洋躍進」——向部下施壓，倉促上馬各種計劃，想通過顯示以此帶來的經濟進步鞏固自己的權力。他的支持者則反駁說，華國鋒是在困難條件下盡心盡力，加緊為中國建立現代工業。
鄧小平完全支持余秋里，且和他同樣熱衷於引進外國工廠。1978年中，平衡派無力抵擋進口現代項目的熱潮，轉而向陳雲尋求支持，儘管陳雲當時還不是政治局委員。國務院經濟工作務虛會召開三周之後，未被邀請到會的陳雲給李先念寫信，表達了他對於一些同志過分熱衷於向外國借錢和引進工廠的擔憂。在他看來，他們沒有首先保證中國能夠提供落實這些計劃所必需的訓練有素的人力、基礎設施和配套工業。陳雲建議擴大務虛會的範圍，使不同的意見都能得到充分討論。然而，會議的組織者並不想這樣做。在當時，關於國家未來是否會具有對那些計劃中的新項目的償付能力，人們普遍持樂觀估計，陳雲是唯一對此提出公開質疑的高層領導人。[15-7]
1978年12月，當黨內高層依賴鄧小平提供全面領導、並具體主管外交和軍事事務時，他們依賴陳雲提供高層人事問題和經濟政策方面的領導。他們相信，陳雲能一如既往地提供最好的經濟建議，他是新時期領導經濟工作的頭腦最清醒的人。
1978年12月10日，陳雲在中央工作會議東北組的會上發言，對已經波及黨內最高層的那種失控的狂熱表示擔心。就像大人管教過度興奮的孩子一樣，他列舉出十年規劃中存在的問題。他語氣中透著威嚴，暗示他已經知道自己就要進入中央政治局。他說：「要循序而進，不要一擁而上。⋯⋯材料如有缺口，不論是中央項目或地方項目，都不能安排。」[15-8]
三中全會之前，鄧小平一直站在大幹快上這一邊，但當陳雲於1978年12月發出缺少周密計劃的警告後，鄧轉而支持陳雲。1979年1月6日，三中全會剛結束兩周，鄧小平把與他共事的主要項目管理者余秋里、康世恩和谷牧叫來，對他們說，陳雲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意見」，他們應該降低一些計劃指標。要避免外貿債務過重，在制定計劃時首先要核實並確保必要的原材料供應，要優先選擇投資回報快、能擴大就業的項目，為了避免陷入債務，實施項目之前要先積累資本。[15-9]簡言之，那個時候的鄧小平完全支持陳雲的穩健立場。（陳雲後來責備華國鋒草率簽訂引進項目的合同引發了諸多問題。而鄧小平之前一直支持華國鋒盲目冒進的做法，卻從未被要求過為此作檢討，鄧在與華為伍時所起的作用被簡單地忽略過去了。）
為什麼鄧小平會從支持建設派轉而支持以陳雲為首的平衡派呢？鄧認識到新時期的經濟必須有一個穩固的基礎。當年12月得出的年度經濟數據已經反映出問題的嚴重性。當時只有4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而且出口賺取的大多數外匯收入已被預付，卻已經簽訂了超過70億美元的購買外國設備的合同。[15-10]這種出超比起十年後的外貿數字固然微不足道，但在當時卻高得足以讓謹慎的官員感到害怕，因為他們已經習慣於較小的數字，並且擔心這種債務會成為資本主義國家手中的把柄。當時陳雲在黨內享有崇高威望，鄧小平也願意與他站在一起反對華國鋒。但同時還有一件事影響了鄧對於經濟的考慮：他正在準備幾周後入侵越南，這將使財政狀況進一步緊張，削減其他開支當為明智之舉。
到1979年3月，陳雲收集了更多數據，作了更多分析，準備系統地提出建議，以削減引進外國工廠的合同，降低未來幾年的經濟指標。他的一些方案，甚至是其中的用語，都跟他在大躍進後恢復時期所推行的緊縮政策極其相似，但他沒有用過去的「緊縮」一詞，因為它聽起來太消極，而是用了「調整」一詞。3月14日對越戰爭已近尾聲，陳雲和李先念可以對它的花費作出估計了，於是他們提出了在未來兩到三年間進行調整的方案。他們建議在國務院下面成立一個新的機構，即財政經濟委員會，負責監督經濟計劃和財政工作。陳雲被任命為這個財經委的主任，而過去幾年裏負責經濟工作的李先念將擔任副主任，在他這位過去的導師手下工作。
陳雲對他的同志們解釋說，他的健康狀況已大不如從前，只能做一些最必要的工作。他會提供全局性的指導，但是他在過去幾十年裏所做的具體工作，只能靠手下人去落實了。被任命為財經委秘書長、負責日常工作的領導人，是陳雲最為器重的經濟幹部姚依林。
在1979年3月21日至23日的政治局會議上，陳雲對調整方案的必要性作了說明：
我們國家是一個九億多人口的大國，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農民。我們還很窮，不少地方還有要飯的。大家都想實現現代化，但問題是我們能做到什麼？我們需要的是均衡發展。搞建設，必須把農業考慮進去。想生產更多的鋼，問題是1985年搞6,000萬噸鋼根本做不到。電跟不上，運輸很緊張，煤和石油也很緊張。有些人笑話謹慎的人，讓人覺得似乎他們是專門主張搞少鋼的，而且似乎愈少愈好。哪有這樣的事！確實，我們需要借外國人的錢，需要外國人的技術，但是人民銀行有多少錢還賬，你有把握嗎？必須有把握還上錢才行。究竟需要多少錢，沒有很好計算。地方工業跟大工業爭原料、爭電力。搞「三個人飯五個人吃」，不能持久。我們在工作中是犯過錯誤的，我們仍然缺少經驗。要我做工作，我只能量力而為。[15-11]
陳雲對計劃的基本態度是平衡：平衡收支、平衡貸款和償付能力、平衡外匯收支。他還要平衡在消費品和生產資料上的投資，平衡重工業和輕工業、工業和農業。1978年重工業在中國的工業產出中佔到57%，輕工業只佔43%。[15-12]像很多幹部一樣，陳雲認為自1958年以來經濟一直處於失衡狀態，食品和消費品為重工業作出的犧牲超出了人民的承受能力。在他的指導下，1980年重工業只增長了1.4%，輕工業增長了18.4%；1981年重工業下降了4.7%，輕工業增長了14.1%。[15-13]
宣佈調整政策後不久，在1979年4月5日至28日召開的無錫會議上，地方幹部和各部委官員都抱怨中央的經濟計劃控制得太嚴。陳雲也願意讓下面的市場有一定的靈活性，但他堅持以計劃為主。這難免讓那些希望在當地建新廠的人感到不快。一個天津代表的發言反映了會議的主要情緒：「我們正情緒高漲，現在卻突然提出要進行調整，這是在潑冷水，打擊我們的熱情。」[15-14]胡耀邦向地方幹部們保證說，中央仍然希望推動工業發展。趙紫陽則表示支持調整，他解釋說，調整能夠為以後的改革和發展提供必要的條件。谷牧的歐洲之行曾讓人歡欣鼓舞，但此時他也加入其中，解釋了調整的必要性。趙紫陽和谷牧一開口，會議氣氛也隨之發生變化，地方幹部不情願地同意了支持調整的會議報告。[15-15]鄧小平也像趙紫陽一樣解釋說，為了給今後的發展創造穩固的基礎，調整政策是必要的。
受到調整政策約束的地方幹部想出各種對策，避免使投資和開支降到陳雲所希望的水平。當時，陳雲的工作受到他本人生病的拖累。1979年10月24日他在杭州做了結腸癌切除手術，在醫院一直住到12月4日。回到北京後，他又住院覆查，從5月20日住到29日。到1980年後期陳雲重返工作時，預算赤字大增，為建國以來最多的一年。問題之嚴重使陳雲痛下決心進一步加強管制，也使他爭取到了包括鄧小平在內的更多幹部的支持。赤字的增加不僅是因為對越戰爭的支出，還因為對農民提高了糧食統購價，減少了農業稅，以及重新安置下放農村的返城人員所產生的花費。此外，中央政府為刺激地方積極性，開始允許各省和地方企業有更多自留資金，這一戰略也減少了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15-16]它給各省帶來了極大的激勵，但陳雲認為嚴重的預算赤字已敲響警鐘，潛伏著災難性的後果。[15-17]
在1980年的下半年，陳雲和平衡派處於攻勢，且得到鄧小平的支持。在9月的全國人大常委會上，贊成加快工業發展的人受到批評，被認為執行的是文革期間「錯誤的重工業政策」。[15-18]
為加強平衡派的勢力，鄧力群於1980年秋天在中央黨校開課，分四講介紹了陳雲的經濟思想。他大力推崇陳雲，以至於有人指責他要搞個人崇拜。鄧力群說，1949年以來陳雲的政策建議都是正確的。大躍進錯在哪兒？錯在不聽陳雲的勸告。現在錯在哪兒？也錯在沒有充分採納陳雲的明智之見。全面落實調整政策至關重要。[15-19]
平衡派還抓住渤海灣鑽井平台傾覆事件大做文章，他們指責余秋里和康世恩試圖隱瞞這次導致70名工人死亡的事件的真相，這成了兩人被撤銷行政職務的前奏。其實，作為有經驗的專家，余秋里和康世恩很清楚要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承擔責任，因此一向比敦促他們擴大項目的政治領導人更為謹慎。余秋里早在1978年2月的全國人大會議上就警告說，中國很難再增加石油出口，因為近幾年並沒有找到新油田，即使找到新油田，從發現到投產也需要三年時間。[15-20]鑽井平台傾覆後，余秋里全面解釋了事件的過程和原因。甚至與陳雲關係密切的李先念後來也承認，余秋里是為不應當由他負責的事情承擔了責任。[15-21]
雖然余秋里的國家計委主任一職被撤銷，但仍被留在政治局。況且，鄧小平仍然器重余秋里，他運用自己和軍隊的聯繫，安排余秋里擔任了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但是，到1980年後期，陳雲已經使主張對新項目和新基建收緊財政控制的幹部牢牢掌管了經濟工作。[15-22]相應地，陳雲的支持者王丙乾擔任了財政部部長。[15-23]余秋里的替代者則是陳雲的長期盟友姚依林，姚因其管理能力和經濟知識廣受尊敬。[15-24]
1980年10月28日，為回應對十年規劃的批評——是十年規劃導致了不進行認真分析、單憑願望開列項目單的後果，鄧小平接受了陳雲的觀點，不再制定十年規劃。有關長期經濟發展的討論只集中於制定五年計劃這一更加慎重的過程。[15-25]
1980年11月為1981年定出了很低的增長目標：3.7%，基建資金從550億元削減到300億元。有些人反對說，這種限制會浪費寶貴的時間，陳雲反駁道：「鴉片戰爭以來耽誤了多少時間？再『耽誤』三年時間有什麼了不得？」他說，1949年以後延誤中國進步的最大原因是盲目冒進的左傾錯誤。[15-26]當時陳雲對制定第六個五年計劃（1981年–1985年）草案掌握著牢固的控制權，對預算和赤字進行了嚴格控制。[15-27]
到1980年結束時，陳雲和平衡派已牢牢把握著中國的經濟政策。這一年的年底陳雲發表了支持嚴格執行經濟調整的重要講話。12月15日，排擠華國鋒的九次政治局會議接近尾聲時，鄧小平說：「我完全同意陳雲同志的講話。」他又說，陳雲的調整政策得不到切實的貫徹，是因為「全黨認識很不一致，也很不深刻」。為了克服這個問題，必須「去掉不切實際的設想，去掉主觀主義的高指標」。[15-28]簡言之，華國鋒要對不切實際的計劃負責，而鄧小平和陳雲團結一致，鄧小平支持陳雲更深入地貫徹調整政策的努力。
緊縮帶來了另外一些問題：鄧小平必須向外國人作出解釋，中國為何撕毀引進工廠和設備的合同。北京有權對付失望的地方幹部，但撕毀與外國公司簽訂的合同將會影響到外交關係，讓外界在很長一段時間裏質疑中國政府的信譽。
這個問題給中日關係帶來的麻煩尤其嚴重，因為全部合同中有近一半是跟日本公司簽訂的；日本商業界在與中國交涉時保持著克制，但撤銷已簽訂的協議還是讓他們感到惱火。早在1979年3月第一次減少開支時，與日本簽訂的大約27億美元的合同就被凍結。[15-29]尤其是寶山鋼鐵廠項目的推遲，對很多相關的日本公司造成了巨大的負面影響。1980年10月底，就在中國正式宣佈推遲合同之前，和日本保持密切關係的姚依林被派往東京，以使日方對暫停合同的宣佈有所準備。但是安撫日本高層領導人，將事情擺平，卻是鄧小平的任務。
鄧小平難免要失去他在1978年10月訪日之行中贏得的善意。與日本人在類似情況下的表現不同，鄧沒有謙恭地道歉，而是直截了當地承認中國缺少經驗，犯了錯誤，現在遇到了困難局面，無力為原來要購買的全部貨物付款，也沒有作好使用那些可能購買的工廠設備的適當準備。但是鄧小平向日本人保證，中國願意對蒙受損失的日本企業給予補償；從長遠看，中國有了進一步發展，作出更好的準備後，願意再恢復購買。
1980年9月4日鄧小平向日本外相伊東正義作了解釋。[15-30]這次訪問之後，政府於1981年1月13日公函通知寶鋼取消計劃中的二期建設。此後第一個會見鄧小平的日本要員是前外長大來佐武郎，這位中國的「老朋友」應谷牧之邀於2月份來到北京。他見到鄧小平時，鄧小平承認中方過去對石油產量過於樂觀。大來佐武郎表現得彬彬有禮、恭敬有加，但轉達了日本政府要求得到充分解釋的聲明，以及日本企業界的強硬態度——取消合同將嚴重影響中國在國際商業界的信譽。[15-31]大來佐武郎回國後解釋說，那些本來有可能及時提供專業知識的中國官員之所以沒能發揮作用，主要是由於文化大革命的緣故。[15-32]
與大來佐武郎會見之後，鄧小平又會見了一些人。3月18日他會見了土光敏夫。德高望重、生活樸素的土光敏夫已屆85歲高齡，是日本最大的商業協會經團聯的終身會長。[15-33]4月14日鄧又會見了古井喜實率領的日中友好議員聯盟訪華團，並談及推動太平洋共同體的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15-34]鄧對這些人說了大體相同的話：中方缺少經驗，犯了錯誤，但打算日後恢復合同。
很多日本企業只好咽下苦果，以便不至於損害未來和中國的業務關係。此外，日本政府也增加了新的貸款，幫助已在執行的項目得以繼續。大來佐武郎擔任日本海外經濟協力基金的領導人後，為這種支持提供了一個具創新意義的核心範例。作為政府機構，海外經濟協力基金為促進日本出口提供財政援助，具體做法是把錢借給另外一個國家，使其能為第三國提供援助。大來佐武郎所作的第一項安排，是把錢借給澳洲，使之向寶山運送鐵礦石和高品位煤炭，從而消除了妨礙項目繼續進行的關鍵障礙。1981年秋天，寶山項目一期得以在較小規模上恢復進行。到1982年秋天時，寶山的建設工地又熱火朝天地幹了起來。[15-35]1985年5月完工時，它成了中國第一家大型現代鋼鐵廠，為之後的工廠樹立了榜樣。[15-36]在它建成之前中國的鋼產量不及日本的四分之一，而在30年後，寶鋼和其他類似的鋼廠使中國每年的鋼產量達到近五億噸，大體相當於日本或美國鋼產量的五倍。[15-37]
一些有頭腦的中國官員相信，陳雲對急躁的鄧小平提供了必要的平衡。他們承認，中國剛開始現代化探索時先冒進後緊縮，是一件很不幸的事。但是他們認為，陳雲的調整政策十分必要，如果鄧小平當初能夠更多地聽取陳雲的意見，1980年代後期的一些問題也許可以避免。
雖然調整政策隨著1982年9月的中共十二大而結束，但是作為調整政策一部分的一項重要計劃仍在繼續，即計劃生育。陳雲長久以來一直認為，以資源條件而論，中國的人口太多了。1978年12月的一份中央文件承認，人均糧食消費甚至略低於1957年，農村的人均年收入不到60元（按當時匯率為39美元左右）。當時的外匯中有大約12%要用於購買糧食。[15-38]毛澤東在世時，儘管採取了一些教育手段，提供避孕工具，但計劃生育進展不大。1980年12月20日，作為調整政策的一部分，李先念向姚依林為首的國家計委提交了一份實行計劃生育的重要文件。隨後便於1981年1月4日出台了第1號文件，要求幹部「運用法律、行政和經濟手段，鼓勵一對夫妻只生一胎」。[15-39]一胎化政策在城市地區無條件執行，但是由於政府沒有錢為農村提供養老福利，因此允許第一胎為女孩的農村家庭生第二胎，以便父母上了年紀後能有一個兒子照顧。
世界上沒有哪個社會實行過如此嚴厲的節育政策。弔詭的是，毛澤東在城鄉建立的強大基層制度，變成了實行計劃生育新政策的武器，而計劃生育是受到毛澤東強烈反對的。一胎化政策在城市地區實行後，大多數城市家庭都選擇了只要一胎，有兩個以上孩子的農村家庭也不多。
鄧小平在1979年3月23日宣佈，他堅決支持計劃生育政策，而李先念等人已在落實這項政策。在向民眾解釋這項政策時，鄧小平像通常一樣先講大局。他說，為了減少糧食進口，增加國外技術的引進，在本世紀末使人均收入大幅提高，這項政策是必要的。[15-40]在此後的幾次講話中，鄧小平也一再講到同樣的觀點。[15-41]就像對待其他有爭議的問題一樣，鄧小平為避免陷入困境而表現得很謹慎，他沒有提出具體措施，而是借助於著名科學家和統計學家的工作和權威的科學分析，對計劃生育的必要性作出說明。調整時期實行的這項政策不但在鄧小平時代一直繼續，而且在他退休後的十幾年裏仍在執行。
萬里和農村改革
中國在1978年仍然沒有足夠的糧食養活它的人口。從1955年開始實行、此後又進一步升級的集體化農業改進了水利灌溉系統，但也帶來了大規模的饑饉。大躍進之後縮小了集體單位的規模，增加了化肥的供應，使糧食產量有所上升，但糧食短缺依然嚴重。
三中全會時，有些幹部已經主張進一步縮小勞動單位的規模，但高層的氣氛仍然是堅決支持繼續實行集體農業：當時的幹部急於改善管理，提供良種，使用更多的化肥和農業機械。在三中全會上，農村實行包產到戶的話題仍然屬於大忌。公社和大隊幹部對維持集體制度也有既定的利益，因此他們也不願意承認集體化實際並不成功。一些黨的領導人甚至擔心，如果允許土地私有，貧苦農民最終會淪為佃戶，剝削佃戶的地主會重新出現，1949年以前的農村問題會捲土重來。還有些人認為，農村的黨組織也會被大大削弱。
1962年，陳雲在向毛澤東提出包產到戶的方案之前，曾私下問過鄧小平是否支持這種做法，鄧小平表示會給予支持。但是，假如鄧小平在1978年提出這樣的建議，很可能會面對他在文革時受到的指責：「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麼，鄧小平如何能夠既允許進行包產到戶的試驗，又能應付政治上的反對呢？突破來自於正在領導安徽的萬里。
1977年6月，大約在鄧小平恢復工作的同時，華國鋒任命萬里擔任了安徽省委第一書記。[15-42]萬里在安徽的前任仍然死抱著毛澤東所支持的高度集體化的觀點，導致饑饉仍在蔓延。[15-43]安徽農村人口佔絕對多數，是全國最窮的省份之一，在大躍進時期估計餓死了300萬到400萬人。
萬里於1977年8月一來到安徽，就用十幾天時間視察該省的主要農村地區，對當地幹部進行觀察和談話。[15-44]目睹普遍的貧困現象讓他感到心碎。村鎮到處都是面容憔悴、缺衣少食、住房簡陋的人。有些地方甚至連木頭桌子也沒有，只有泥砌的桌子。正如萬里對他的孩子們說的，他不禁要問，共產黨掌權已經這麼多年了，為什麼情況還是如此糟糕？[15-45]
萬里到安徽之前，中央已經向農村政策研究中心作出指示，對安徽滁州地區幾個仍然有人餓死的縣進行調查，就解決糧食短缺問題提出建議。萬里在他們數月的調查研究和他本人親自走訪這個地區的基礎上，領導起草了解決安徽農村問題的「省委六條」。這一方案建議：（1）生產隊根據自身條件，只要能完成生產任務，可以把一些地裏的農活安排給生產小組甚至個人；（2）上級要尊重生產隊的自主權；（3）減少給生產隊和個人下達的定額；（4）實行按勞分配，放棄按需分配；（5）糧食分配的決策要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利益；（6）允許生產隊的社員種自留地，在當地集市出售自己的產品。[15-46]文件沒有直接批評幾乎神聖不可侵犯的集體制樣板大寨，萬里只是不提它而已。他知道陳永貴（大寨的英雄，當時仍是主管農業的幹部）會把「六條」視為資產階級路線。[15-47]
當萬里提出「省委六條」時，全國的政策仍然明令禁止包產到戶，萬里不能反對這項政策。但是，鄧小平和一些官員看到了安徽省委在萬里領導下制定出的六條後，立刻肯定了這一試驗的價值。[15-48]鄧小平此後在1980年說，在有嚴重饑荒的貧困山區，要允許農民自己想辦法免於饑荒。左派知道鄧小平是要允許把農業生產下放給貧困山區的農戶，卻很難反駁他讓農民想辦法免於餓死的說法。
1977年11月，萬里在安徽的縣委書記會議上發表講話，討論了貫徹省委六條的問題。會議的規模很大，開得很正規，足以讓那些擔心如果跟著萬里走，政治路線一變會被批為搞資本主義的人打消顧慮。萬里態度堅定，明確宣佈「任何妨礙生產進步的做法或政策都是錯誤的」。幹部要依靠實踐找出最好的辦法，要充分發揮創造性，不要怕犯錯誤。萬里本人的信心、他願意承擔責任的勇氣、他在1975年解決徐州鐵路困局時表現出的魄力，給了幹部們向前闖的信心。[15-49]儘管仍然心有餘悸，政策還是得到了貫徹。萬里於1978年初允許各地繼續縮小生產單位的規模。有些地方，例如饑荒仍很普遍的鳳陽縣，實行了包產到戶。[15-50]
不久之後，鄧小平從緬甸前往尼泊爾訪問時途經四川，到四川後的第二天（1978年2月1日），他對四川省委書記趙紫陽講了萬里在安徽農村施行六條政策取得的成功。[15-51]其實趙紫陽已經允許生產隊「包產到組」，只是沒把這一步驟向北京全面彙報罷了。鄧小平鼓勵趙紫陽允許下面進行類似萬里在安徽的大膽試驗，趙紫陽遵照鄧的意見，很快提出了在四川農業生產中實行分散承包的「十二條」。[15-52]趙說，基本核算單位可以是生產小組，但他不像萬里走得那樣遠，沒有允許包產到戶。[15-53]
生產小組取得的夏糧大豐收讓安徽的幹部歡欣鼓舞，他們在1978年秋天到處宣傳自己的成就，努力消除與支持大集體的幹部的爭執。1978年秋天在蘇州舉辦的中國農業經濟學會的會議上，一名來自安徽省農業政策研究室的幹部鼓起勇氣說，不應當盲目學習大寨榜樣，政府不應當搞這麼多政治運動，干擾地方的經濟創新。[15-54]但是另一方面，仍然主管農業的陳永貴副總理指責萬里暗中搞包產到戶。報紙上也批評萬里反對學大寨，搞資本主義復辟。但是試行分散經營權的地區取得的豐收使萬里有了信心，而且他也很快就在黨內贏得了支持。1978年11月受到陳永貴的批評時，素以敢作敢為著稱的萬里回答說：「你說自己是從大寨經驗出發，我看大寨不過是個極左典型。⋯⋯你走你的，我走我的，⋯⋯你別把自己的觀點強加於我，我也不把我的觀點強加於你。誰對誰錯，咱們不妨走著瞧。」[15-55]
華國鋒靠邊站之前一直支持大寨樣板，主張通過引進良種、使用更多的化肥、水泵、拖拉機和其他農機促進農業生產。他的目標是五年內讓每個大隊都有一台大型拖拉機，每個生產小隊都有一台小型拖拉機。[15-56]1975年鄧小平仍在台上時批准的18個大型化肥廠，在1978年已全面投產。華國鋒繼續建設大型化肥廠，到1982年時全國化肥產量已是1978年的兩倍。從1978年到1982年，農村的用電量也翻了一番。但是，華國鋒對這些措施在農業上的積極作用的預期過於樂觀了。鄧小平不反對華國鋒的工業支農的想法，但是他認為，建立成功的中國農業體系，也需要通過分散經營調動農民的積極性。
1978年12月的三中全會仍然支持大寨樣板，這使安徽的幹部擔心他們以後會受到批評。[15-57]三中全會以後不久，陳永貴便不再擔任主管農業的副總理，但他的繼任者王任重仍然支持學大寨。1979年春，這位新上任的副總理給《人民日報》總編胡績偉寫信，請他協助阻止生產隊下放權力的做法。隨後一系列反對進一步放權的文章便相繼發表。政治局的多數成員也仍然十分謹慎，不想改變立場。[15-58]
在這種氣氛中，萬里十分懷疑自己容忍進一步放權的做法能否得到上面的支持。在1979年7月18日的一次會議上，萬里把陳雲叫到一邊詢問他的意見，陳雲私下對他說：「我舉雙手贊成你。」萬里也問了鄧小平的看法，但鄧小平當時仍不想公開支持他，回答說：「不必陷入爭論，你這麼幹下去就是了，就實事求是地幹下去。」[15-59]爭論雖然在升溫，萬里卻有陳雲和鄧小平悄悄為他撐腰。在北京的一次會議上，當一位農業部副部長批評包產到戶的做法時，萬里反唇相譏：「看你長得肥頭大耳，農民卻餓得皮包骨，你怎麼能不讓這些農民想辦法吃飽飯呢？」[15-60]
安徽試行包產到戶的地區在1979年又取得了夏糧豐收。在安徽待過一段時間的前新華社記者吳象在北京高層的鼓勵下，對這些成就進行了報道。鄧小平在1992年回顧自己1979年至1981年的活動時說，他知道當時仍有很多人反對包產到戶，甚至給它扣上「搞資本主義」的帽子。他沒有批評這些人，而是等著讓結果說話。人們逐漸認識到了新政策的好處，沒用幾年這種嘗試就變成了全國性的政策。[15-61]確實，據估計，截止到1979年底，農村一半的生產隊把勞動下放給了生產小組，有四分之一與農戶簽訂了承包合同。
1980年初萬里為了得到胡耀邦的支持，對他說，不能只讓下面的人偷偷地實行包產到戶，他們需要得到上級領導的全力支持。萬里提議胡耀邦召集省委書記開一個會，對這項政策公開給予明確支持。[15-62]
直到1980年9月省委書記會議前夕，鄧小平才同意把農業生產分散到戶。1980年5月31日他把胡喬木和鄧力群找來，表示自己支持包產到戶，並讓他們把他的意見宣傳出去。很多地區很快就開始了包產到戶，但當時仍有一些地方幹部不清楚鄧小平的立場。鄧小平向他的兩個筆桿子提出的要求，實際上標誌著毛澤東啟動的農業集體化結束了。毛在1955年7月31日的著名講話中說：「在全國農村中，新的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高潮就要到來。我們的某些同志卻像小腳女人。⋯⋯目前農村中合作化的社會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經到來，全國也即將到來。」[15-63]
鄧小平1980年5月31日在與胡喬木鄧力群的講話中避免提及毛澤東當時那激動人心的號召，他說：
農村政策放寬以後，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安徽肥西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增產幅度很大。⋯⋯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有人說，過去搞社會改造，速度太快了。我看這個意見不能說一點道理也沒有。⋯⋯如果穩步前進，鞏固一段時間再發展，就可能搞得更好一些。⋯⋯從當地具體條件和群眾意願出發，這一點很重要。[15-64]
鄧小平深知黨內保守派的反對，他沒有向很多聽眾表明自己的觀點，因為其中一定會有毫不留情的批評者；他只告訴兩個筆桿子，讓他們把他的意見傳播給廣大群眾。
毛澤東鼓舞人心的講話四年後，有千百萬農民飽受饑饉；毛澤東講話近30年後，集體公社被解散。與之相反，在鄧小平謹慎理性地對他的筆桿子說明自己的觀點四年後，中國大多數農村都實行了農戶經營，農業產量飛速提高；鄧小平講話30年後，他所實行的體制仍在強而有力地運行著。
政策變化也伴隨著人事變動。在1980年初的十一屆五中全會上，鄧小平建立了他的領導班子，由胡耀邦和趙紫陽領導國家，萬里擔任了副總理、農委主任和分管農業的中央書記處書記。作為國家農委主任，萬里得到鄧小平的同意後，將農戶經營的樣板推廣到了全國。反對包產到戶的領導人華國鋒、陳永貴和王任重，在1980年8月分別被正式免去總理和副總理的職務，宣傳部門也開始批評大寨樣板是極左表現。
1980年夏天萬里開始準備支持新政策的正式文件並於同年9月下發。在討論農業問題的省委書記會議上，萬里找來在農業方面極有威望的專家杜潤生，杜是國家農委副主任，兼任農業政策發展研究室主任。杜潤生在發言中分析了安徽的成果，然後各省的省委書記發表了各自的觀點。最強烈的反對聲音來自黑龍江，那裏有適合種植旱地作物和採用機械作業的大片農田，分田到戶並不容易。那裏的一些地方選擇了不實行包產到戶。
對於農戶經營應當採取的形式也有不同意見。最終選擇的「包產到戶」方式保留土地集體所有制，允許地方幹部為每戶規定一定的生產指標。在和農戶簽訂的合同中，由村幹部具體規定農戶要種植的作物種類和向政府上繳的定額。合同中規定，地方幹部同意為農戶提供土地和農機，收穫之後農戶上繳一定數量的糧食和其他作物作為回報。如果農戶不再有下地幹活的足夠勞力，村幹部可以把土地轉包給其他農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一詞是由杜潤生提出的，跟其他提法相比，它可讓保守派放心，集體仍是承擔責任的一級地方單位。[15-65]從北京當局的角度來看，這種制度保證了國家對糧食、棉花和其他作物的需求能夠得到滿足。農戶可以按自己的方式種地，只要按合同交夠了數量，剩餘產品便可以自用或拿到集市上出售。
根據省委書記會議的文件和討論，萬里和手下的人起草了第75號文件，於1980年9月27日公佈。[15-66]文件的起草十分認真，它允許農村集體將生產責任分散到戶，尤其是那些需要防止饑荒發生的特別貧困的地區。到1981年10月，全國有一半以上的生產隊選擇了某種形式的包產到戶。到1982年結束時，98%的農戶都與生產隊簽訂了某種形式的承包合同。[15-67]
為動員農民參加大型公共項目和集體農業大生產而在1958年成立的公社，於1983年10月根據中央35號文件被正式解散。作為三級集體所有制（公社、大隊和生產隊）中最高一級的公社當初把經濟和政治功能集於一身。它被解散後，其政治功能轉移到鄉鎮政府或大的行政村，公社的工廠和其他經濟單位則變成了獨立的「集體」企業。
化肥產量從1978年到1982年也翻了一番，1979年糧食收購價提高了20%，這都有助於提高糧食產量和農民收入，儘管不像承包到戶的作用那樣大。[15-68]農民收入在1978年到1982年大約翻了一番。[15-69]
一些觀察家認為包產到戶的想法是農民自己的發明，但事實上很多幹部都知道這種想法，有些幹部甚至從實行集體化以來就一直在考慮它。更確切地說，如果讓農民在家庭生產和集體農業之間選擇，他們絕大多數都會選擇家庭生產。懷疑家庭生產的幹部也逐漸改變了立場。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對憲法作了修改，確保農戶享有無限期的承包權。[15-70]
取消集體制度實行農戶經營之後，要用幾年時間對供需作出調整，穩定全國有效的農作物生產銷售體系。在幾年時間裏，農業專家每年都要起草處理這些問題的文件，如農業組織、農機、增加農業生產投入等等。這些文件每年1月初作為中央政府1號文件公佈。在1982年的1號文件中，包產到戶和類似做法都被認為仍然屬於「社會主義」的性質，意識形態之爭也隨之結束。
實行包產到戶後，糧食生產持續快速增長。到1984年時糧食產量就超過了四億噸，而1977年時還只有三億噸。1981年以後，糧食供應的增長導致政府鼓勵農戶改種蔬菜水果和經濟作物。據官方估計，1977年到1984年的人均糧食消費從195公斤增加到了250公斤，豬肉、牛肉和禽蛋的消費增長得更快。[15-71]
政府對1984年的大豐收完全沒有準備，結果是沒有足夠的倉庫收儲糧食，一些地方政府沒有足夠的資金收購打下的全部糧食，只好給農民打白條。在此之前，政府由於擔心城裏人的不滿，沒有把從1978年開始多支付農民的價格成本轉移給城市消費者。這種補貼給政府預算造成了緊張。從1984年開始，政府才將這種成本轉移給城市消費者。1985年1月1日政府宣佈，不再義務收購農民打下的糧食。種地的農民在1985年因擔心賣糧拿不到全款而減少了糧食種植面積，使這一年的糧食產量下降了2,800萬噸，降幅為7%，但比剛開始實行包產到戶的1980年仍高出6,000萬噸。1985年以後經過幾年的調整，糧食生產又恢復到1984年的水平，使農業產量保持了穩定，而1989年的產量再次超過1984年的峰值，此後一直維持在較高的水平上。[15-72]這時糧食產量已很充足，於是政府取消了糧食配給制，消費者已能夠買到他們需要的任何糧食。
包產到戶並不是包治農村百病的靈丹妙藥。有些地方，尤其是有大片旱地、不種稻米只種小麥和高粱等作物的東北地區，那裏的農民使用拖拉機耕種大片田地，這是單個農戶無法做到的。這個地區的一些地方選擇了保留集體農業。在集體制度下，經營得很好的生產隊能夠為沒有家人照看的老弱病殘提供一定照顧。但是由於公社的消失，為基層社區提供福利變得很困難。25年的集體化農業造成了破壞性的後果，走極端的情況下更是如此。但農村集體化也比較容易擴大灌溉體系，發展扎根於集體所有制的強大的地方黨組織——在包產到戶之後，這種組織並未完全消失。[15-73]
除了結束糧食短缺、提高農民收入之外，包產到戶也導致了經濟作物的增加，如棉花、亞麻和煙草。1981年時中國是全球第四大的棉花進口國，四年後它開始出口棉花。農戶願意賣力幹活以完成他們答應的糧食生產指標，這使年輕人可以去鄉鎮企業打工。農民也進城叫賣農副產品，從而改善了城市消費者的食品數量和質量。即使反對取消集體化農業的幹部也發現，他們的妻子兒女很高興能有更多選擇，市場上有了質量更好的蔬菜、水果、雞肉和豬肉。在1980年代，隨著冷凍和運輸條件的改善，蔬菜、肉類和水果的品種繼續迅速增加。千百萬農民脫離了貧困線。增長的收入又為正在擴張的輕工業提供了銷路。不過，除了城郊地區，大多數農民一般說來仍比城市居民窮很多，衛生保健和教育水平都相對落後。
1981年完成了包產到戶的轉變之後，鄧小平繼續關心著每年農村政策的調整，但他投入的精力和參與程度，已不像1978年到1981年他親自過問的「去集體化」過程那樣多。鄧小平讓萬里告訴農村的地方幹部，他們要允許農民想辦法解決饑荒問題，然後他又讓人宣傳取得的成果，由此達到了他要緩解中國糧食短缺的目標。鄧小平對家庭農業並沒有意識形態上的信念，他允許這樣做，是因為它能解決糧食問題和農戶生計的問題。為了達到這一目標，他不得不將農業「去集體化」。鄧完成了這個艱巨的政治任務，既沒有在黨內引起破壞性的分裂，也沒有使自己變成保守派幹部攻擊的靶子。群眾對農村改革的成果普遍充滿熱情，無論是獲得了更多的自由和收入的農民，還是享受著更多類食品供應的城市消費者。這大大加強了對進一步改革的支持。
鄉鎮企業
鄧小平在1987年與南斯拉夫官員會談時說：「農村改革中，我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最大收穫，就是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突然冒出搞多種行業，搞商品經濟，搞各種小型企業，異軍突起。」[15-74]鄧小平並沒有啟動鄉鎮企業的試驗，但這符合他的治國理念：只要是行之有效的事，就給予支持。它也與趙紫陽的研究班子的建議相吻合：繼續實行計劃經濟體制，但只要市場不干擾計劃，就讓市場發展。
1982年撤銷公社後，公社的小工廠和商店自動變成了由剛成立的鄉鎮政府領導的企業。公社的小工廠依靠人力和原始機械，除了拖拉機和水泵之外，這些機械幾乎都是在當地製造。由於交通體系很落後，公社企業要自己修理拖拉機，維修用於灌溉農田的水泵。有些公社的工人編織藤條籃子，還有一些小鑄造廠和機床被用於製造犁鋤等簡單農具，供水牛、小型拖拉機或青壯年使用。很多鄉鎮有簡陋的食品加工廠，用來打稻米、生產醬油、烘乾瓜果或醃制蔬菜。一些公社有簡陋的磚窰，燒製低品質的磚塊，也有混凝土廠，用沙石製成供當地使用的水泥預製件。一些村子有生產或縫補衣服的縫紉機。丘陵和山區地帶的鄉鎮採集中藥材製成簡單的中藥，很多鄉鎮挖坑漚製有機肥，有的地方還有簡陋的小化肥廠。[15-75]
雖然鄉鎮企業不在計劃之內，但它們發展成長的條件已經成熟。公社的小工廠因公社取消而成為鄉鎮企業後，不但在一定程度上脫離了公社的管理獲得了獨立，而且不再受公社地域的束縛，可以隨意生產產品，按自己的願望把它賣到任何地方。不同於國營工廠，它們有適應需求的靈活性；也不同於仍受著僱工不得超過七人這種限制的個體戶，它們被看成「集體」性質，在意識形態上更易於被人接受，因此規模也不受限制。公社社員幹活沒有積極性，在生產隊分給自己的地裏幹活的人則很賣力，這就減少了種地所需的勞力，有更多的農村年輕人可以去鄉鎮企業打工。隨著棉麻和煙草一類經濟作物產量的增加，鄉鎮企業可以把這些收成轉化成棉製品、帆布、煙草等各種產品。
境外湧入的投資也為鄉鎮企業的增長提供了動力。在整個1980年代，鄉鎮企業一半以上的產量來自五個沿海省份：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和山東。[15-76]而這些省份的投資和技術又是來自香港、臺灣和海外華人（見第14章）。廣東的很多鄉鎮企業引進外國技術，與當地官員合作，建設日益現代化的工廠，為國際市場製造產品。簡言之，正如杜潤生所說，取消公社和政企分開後，過去的公社企業便能像經濟動物一樣行動，對市場需求作出反應了。到1980年代中期時，面對政府要求國營企業提高效率的壓力，一些國企甚至把合同轉包給鄉鎮企業，讓它們幫助自己完成生產計劃。
與國營企業相比，鄉鎮企業有很多優勢。國營企業，包括基礎產業、運輸業、公用事業和國防工業的所有企業，要按年度計劃生產一定數量的產品，有固定的人員編制，工資分成若干等級。原材料的購銷價格都由政府規定，以反映計劃中的輕重緩急。簡言之，國營企業缺少靈活性，而鄉鎮企業完全可以對市場條件作出靈活反應。此外，國營企業要為全體職工提供很多福利：住房、勞動保障、醫療和子弟學校等等。鄉鎮企業可以使用年輕的勞動力，不必向老職工提供高報酬和福利支出。1978年只有2,830萬人在農村的集體企業中就業，到1992年鄧小平退下來時，鄉鎮企業僱用了1.058億人；1978年農村集體企業總產值是490億元，1992年鄧小平退下來時，鄉鎮企業的產值是17,980億元，幾乎增長了50倍。[15-77]公社集體企業在1978年的全國工業產值中只佔9%，1990年鄉鎮企業已佔到25%，1994年更是達到了42%。[15-78]
鄉鎮企業也開始與國營企業爭奪原料和人力。例如，在長江三角洲地區，國營企業的工程師正常工作日在廠裏按計劃從事生產，週末則趕到上海以西不遠的無錫、蘇州和崑山的鄉鎮企業幹活，企業的效率遠高於一般國營工廠。
到1980年代末時，鄉鎮企業消耗國有企業所需原料，小型鄉鎮企業浪費了本可以被國有企業更有效利用的燃料，輕裝上陣的鄉鎮企業的競爭使國營企業更難以賺錢和為老職工及退休職工提供福利，這些情況已經讓陳雲感到不滿。於是國家計劃和財政部門的平衡派開始要求對鄉鎮企業加強監管，防止它們從國營企業吸走太多的資源和人力。
個體戶
鄉鎮企業獨立於政府，但仍受制於地方幹部的領導。與個人所有的私營企業相比，鄉鎮企業被視為「集體企業」，更易於被中共的保守派所接受。但是，對於各類適合於個體企業提供的服務和產品，社會上存在著巨大的被抑制的需求。1955年至1956年實行了集體化之後，城市私有企業被消滅。因此當1970年代開始改革時，人們很想經營飯店、便民店、修理鋪和出售各種商品的小商店。鄧小平和他的同事知道城市需要小型私營企業，但是，如何才能讓保守的幹部同意恢復這種小企業呢？
答案是迫切需要給年輕人找到工作以免他們在城裏鬧事。到1978年失業人數已達數千萬，而從理論上講社會主義社會已經消滅了失業，甚至使用「失業」一詞在當時都很敏感，因此沒有工作的城市青年是在「待業」。在1977年後的最初幾年，配給制使知青很難擅自回城，但是隨著農民在市場上出售的剩餘產品越來越多，城市家庭不需要配給票證也能想辦法養活他們的返城子女了，於是有越來越多的知青開始悄悄返回城市，雖然他們回到城裏也找不到工作。再者，從1977年開始，在農村考上大學的青年可以回城讀書，仍留在鄉下的人心生妒意，也開始設法悄悄回城。
在1978年和1979年，估計有650萬年輕人從農村回到了城市。[15-79]到1980年代初，估計共有2,000萬知青和工人——他們大多數原來是城市居民——回到了城市。由於國家財政十分緊張，國營企業沒有錢僱用他們。到1979年，有關「待業青年」犯罪的報道有增無減，讓領導人愈發感到不安。因此，鄧小平就像過去以饑荒作為藉口允許農民「自己找活路」一樣，他在1979年也利用城市青年日益增長的犯罪說服其他領導人，讓這些年輕人做「個體戶」。[15-80]只要自食其力，不剝削他人的勞動，就應當把他們看作勞動者而不是資本家。鄧小平說，應當允許他們開飯店、修理鋪或其他「個體企業」。於是在1980年初，城鎮開始湧現出小商店和小食品攤。
但是，如何區分個體戶和資本家呢？馬克思在《資本論》第四卷中講過一個有八名僱員的僱主是在剝削他人勞動的例子。因此活學活用的北京政治領導人建議，只要個體戶僱工不超過七人，自己也從事勞動，就應當被視為「勞動者」。
一旦得到允許，個體戶便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城鎮裏出現了各種小攤：理髮的、修鞋的、磨刀的、修自行車的、賣飲料小吃和各種手工或製造的商品的。有些地方只允許這類活動在晚上營業，於是變成了「夜市」。國務院在1981年7月頒佈了指導個體經營發展的管理條例。地方政府開始就經營地點作出規定，並要求他們進行登記。城市服務業的復興就像包產到戶一樣大受歡迎，無論對於能掙錢養活自己的人，還是能得到所需服務和商品的消費者都是如此。
1982年，由於發現有些個體戶僱工超過八人，立刻引起了爭論。但鄧小平說，怕什麼呢，難道這會危害到社會主義？[15-81]他用了一個樸素的例子來說明自己的態度：如果農民養三隻鴨子沒有問題，那他又多養了一隻鴨子就變成資本家了？給私營業主能僱多少人劃出一條界線在當時仍是一個相當敏感的問題，需要由鄧小平和陳雲這樣的人親自拍板。鄧小平對陳雲說，如果公開討論這個問題，會讓人擔心允許私營企業的政策有變。因此他建議「僱工問題，放兩年再說」。一些企業害怕樹大招風，但也有一些企業在繼續發展壯大。這段時間鄧小平繼續避免公開表態，他的策略是允許私營企業發展，但不使其引起保守派的警覺。在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上，中共幹部正式同意了個體戶可以僱用七名以上的員工。鄧小平用他的改革方式又一次贏得了勝利：不爭論，先嘗試，見效之後再推廣。
[15＊-1]為求合乎作者本意，本書將「the builders」、「the balancers」直譯為「建設派」、「平衡派」，不採用「改革派」、「穩健派」等譯法。——中文版編者
[15-1]這是1990年底鄧質方對美國駐北京大使館貿易參贊（1989–1992年）夏尊恩（Timothy Stratford）說的話。
[15-2]關於計劃派（the planners）和建設派（the builders）之間的分歧，可參見陳志凌：〈姚依林〉，載中共黨史人物傳研究會編：《中共黨史人物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第72輯，頁1–120。
[15-3]Kenneth Lieberthal and Michel Oksenberg, Policy Making in China: Leaders,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45.
[15-4]Dorothy J. Solinger, “The Fif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the Process of Policy Making: Reform, Readjustment, and the Opposition,” Asian Survey 22, no. 12 (December 1982): 1238–1275; Hua Kuo-Feng, “Unite and Strive to Build a Modern Powerful Socialist Country!” Peking Review 21, no. 10 (March 10, 1978): 24–26.
[15-5]Jinglian Wu,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Mason, Ohio: Thomson/South-western, 2005)；武力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49–1999）》（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9），上冊，頁773；Barry Naughton,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1978–1993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67; Thomas Rawski, “Reforming China’s Economy: What have we learned?” China Journal, no. 41 (January 1999): 139–156.
[15-6]漢語的「規劃」一詞不同於「計劃」，雖然兩個詞通常都翻譯成「plan」。「規劃」只提出目標，類似於日本通商省的「規劃」。五年計劃或年度計劃不同於「規劃」，它具體規定投入的來源以及資金和資源的具體用途。十年規劃是由國家計委一個單獨的部門制定的。
[15-7]Naughton,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pp. 70–71.
[15-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1905–1995）》（上中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1978年12月10日， 頁228–230；SWCY, 3:237–239.
[15-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1979年1月6日，頁465–467；蕭冬連：〈1979年國民經濟調整方針的提出與爭論〉，《黨史博覽》，2004年第10期，頁4–10。
[15-10]Denis Fred Simon, “China’s Capacity to Assimilate Foreign Technology: An Assessment,” in U.S. Congress,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hina under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Selected Papers, 2 vol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2), 1:523; Chae-Jin Lee, China and Japan: New Economic Diplomacy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4), pp. 47–49.
[15-11]《陳雲年譜（1905–1995）》，1979年3月14、21–23日，頁240–243；SWCY, 3:248–254. 全文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件彙編》（上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上冊，頁109–147。〔本段由作者摘編——中文版編者註〕
[15-12]董輔礽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上下冊）（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下冊，頁8；Barry Naugton, The Chinese Economy: Transitions and Growth (Cambridge: MIT Press, 2007).
[15-13]Gene Tidrick and Chen Jiyuan, eds., China’s Industrial Refor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2.
[15-14]鄧力群：《十二個春秋（1975–1987）：鄧力群自述》（香港：博智出版社，2006），頁143。鄧力群出席了這次會議並且是會議報告的起草人之一。對無錫會議的記述見Joseph Fewsmith, Dilemmas of Reform in China: Political Conflict and Economic Debate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4), pp. 62–68.
[15-15]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144。
[15-16]董輔礽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下冊，頁8–9。
[15-17]允許各省「分灶吃飯」（父母去世後兄弟常常會分灶各自吃飯）的過程，見Susan L. Shirk, 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p. 162–175.
[15-18]Fewsmith, Dilemmas of Reform, pp. 92–96.
[15-19]容生：〈鄧力群談陳雲經濟思想〉，《爭鳴》，1981年5月1日，第32期，頁43–44。英譯文見JPRS: China Report, Political, Sociological and Military Affairs, no. 200 (JPRS 78410), June 29, 1981, pp. 35–40.
[15-20]武力：《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49–1999）》，上冊，頁776。
[15-21]本刊特約記者：〈改革初期的工業學大慶活動：訪袁寶華同志〉，《百年潮》，2002年第8期，頁9。有關康世恩的情况，見溫厚文：《康世恩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88）。
[15-22]Fewsmith, Dilemmas of Reform, pp. 100–109.
[15-23]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研究室：《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代表大會文獻資料彙編（1949–1990）》（北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1991），頁785。
[15-24]Fewsmith, Dilemmas of Reform, p. 100.
[15-2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傳》（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頁1561、1600。
[15-26]《陳雲年譜（1905–1995）》，1980年11月28日，頁262–263。鄧小平在1979年10月4日對經濟工作的批示中同意陳雲的意見，見《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9年10月4日，頁563–564；Deng Xiaoping, Selected Works of Deng Xiaoping, 1975-1982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4; 2nd ed., 1995), pp. 201–208.
[15-27]《陳雲年譜（1905–1995）》，1980年12月16日，頁263–265；SWCY, 3:275–280；董輔礽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下冊，頁25。
[15-28]SWDXP-2, pp. 335–339. 鄧小平在11月28日的講話中也强烈支持了陳雲的調整政策。見《陳雲年譜（1905–1995）》，1980年11月28日，頁262–263；《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0年11月28日，頁695–696。
[15-29]Lee, China and Japan, pp. 49–50.
[15-30]《鄧小平年譜（1975 –1997）》，1980年9月4日，頁670。
[15-31]Lee, China and Japan, p. 62; Ryosei Kokubun, “The Politics of Foreign Economic Policy-Making in China: The Case of Plant Cancellations with Japa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05 (March 1986): 19–44; 《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1年2月12日，頁712。作者也利用了1983年8月與大來佐武郎的交談。
[15-32]Okada Takahiro, “Interview with Okita Saburo,” Chuo Koron (April 1981): 116–121; Saburo Okita, Saburo Okita: A Life in Economic Diplomacy (Canberra: Australia-Japan Research Centr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93), pp. 118–121.
[15-33]Lee, China and Japan, p. 64; 《人民日報》，1981年3月13、14、15日；《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1年3月18日，頁722。
[15-34]《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1年4月14日，頁732–733。
[15-35]寶山鋼鐵廠的發展見Lee, China and Japan, pp. 30–75.
[15-36]2004年11月與Sugimoto Takashi的交談，他是會講漢語的新日鐵官員，因與中方談判鋼鐵廠引進事宜在中國住了數年。
[15-37]World Steel Association, “World Steel in Figures, 2009,” at www.worldsteel.org, accessed April 13, 2011.
[15-38]Roger Garside, Coming Alive: China after Mao (New York: McGraw-Hill, 1981), p. 366.
[15-39]Susan Greenhalgh, Just One Child: Science and Policy in Deng’s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p. 229.
[15-40]《鄧小平年譜（1975 –1997）》，1979年3月23日，頁497。
[15-41]SWDXP-2, p. 172, March 30, 1979；《鄧小平年譜（1975 –1997）》，1979年7月28日，頁539–540；Grennhalgh, Just One Child, p. 357 n6.
[15-42]凌志軍、馬立誠：《呼喊：當今中國的五種聲音》（廣州：廣州出版社，1999），頁72、78。
[15-43]王立新：《要吃米找萬里：安徽農村改革實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頁28。
[15-44]吳象等：〈萬里談十一届三中全會前後的農村改革〉，載于光遠等編：《改變中國命運的41天：中央工作會議，十一届三中全會親歷記》（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頁281；Dali L. Yang, Calamity and Reform in China: State, Rural Societ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s since the Great Leap Famine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William L. Parish, ed., Rural Development: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Armonk, N.Y.: M. E. Sharpe, 1985). 對農村政策變化的全面描述，尤其是研究部門的作用，見Fewsmith, Dilemmas of Reform, pp. 19–56.
[15-45]萬里的女兒萬叔鵬曾隨父親訪問過安徽最貧窮的農村地區，她多年後談到自己當時的所見所聞時仍然心存不安。2003年10月與作者的交談。吳象等：〈萬里談十一届三中全會前後的農村改革〉，頁281–289。另參見劉長根、季飛：《萬里在安徽》（香港：開益出版社，2001）；萬里：《萬里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中共安徽省委黨史研究室編：《安徽農村改革口述史》（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
[15-46]吳象等：〈萬里談十一届三中全會前後的農村改革〉，頁283。
[15-47]劉長根、季飛：《萬里在安徽》，頁80–82。
[15-48]劉長根、季飛：《萬里在安徽》，頁83。
[15-49]劉長根、季飛：《萬里在安徽》，頁80。
[15-50]吳象等：〈萬里談十一届三中全會前後的農村改革〉，頁284–286。
[15-51]《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8年2月1日，頁261–262。
[15-52]杜星垣（當時是趙紫陽在四川的副手）：〈民意如潮，歷史巨變〉，載于光遠等編：《改變中國命運的41天》，頁218–223；劉長根、季飛：《萬里在安徽》，頁83。
[15-53]《人民日報》，1979年1月31日，China News Analysis, no. 1149 (March 2, 1979), in Jürgen Domes, Socialism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Rural Societal Policies in the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9 (London: C. Hurst, 1980), p. 102.
[15-54]劉長根、季飛：《萬里在安徽》，頁89。
[15-55]凌志軍、馬立誠：《呼喊》，頁81。
[15-56]Domes, Socialism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pp. 81–106.
[15-57]劉長根、季飛：《萬里在安徽》，頁96–97。
[15-58]劉長根、季飛：《萬里在安徽》，頁144、155、163。
[15-59]劉長根、季飛：《萬里在安徽》。
[15-60]2009年4月對姚監復的採訪，他出席過這次會議。
[15-61]童懷平、李成關：《鄧小平八次南巡紀實》（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頁281。
[15-62]吳象等：〈萬里談十一届三中全會前後的農村改革〉，頁288。
[15-63]Mao Zedong, The Question of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6).
[15-64]Dilemmas of Reform, pp. 297–299; 《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0年5月31日，頁641–642。
[15-65]2009年4月對姚監復的採訪，他是杜潤生班子的成員之一；這種體制有時又稱「承包制」。匈牙利在1960年代中期也採用過類似的體制。
[15-66]吳象等：〈萬里談十一届三中全會前後的農村改革〉，頁289；劉長根、季飛：《萬里在安徽》，頁178–179；楊繼繩：《鄧小平時代：中國改革開放20年紀事》（上下冊）（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上冊，頁187–188。
[15-67]武力：《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49–1999）》，下冊，頁838–840。
[15-68]化肥產量翻番見State Statistical Bureau,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China 198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339. 1979年糧食收購價提高20%，見Zhang-Yue Zhou, Effects of Grain Marketing Systems on Grain Produc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a and India (New York: Food Products Press, 1997), p. 33.
[15-69]楊繼繩：《鄧小平時代》，上冊，頁188；Parish, Chinese Rural Development.
[15-70]見吳象等：〈萬里談十一届三中全會前後的農村改革〉，頁287–288。
[15-71]State Statistical Bureau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China, 1987 (Beijing: China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 Consultancy, 1986); Ross Garnaut and Ma Guonan, “China’s Grain Demand: Recent Experience and Prospects to the Year 2000,” in Ross Garnaut, Guo Shutian, and Ma Guonan, eds., The Third Revolution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38–62.
[15-72]董輔礽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下冊，頁116；武力：《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49–1999）》，下冊，頁1506。
[15-73]2006年9月對杜潤生的採訪，他自1950年代就是農業政策的領導人之一，曾在趙紫陽手下擔任國家農委副主任。
[15-74]SWDXP-3, p. 236, June 12, 1987. 對鄉鎮企業的討論見Naughton,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pp.137–169; and Wu,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Chinese Reform, pp. 118–138.
[15-75]對取消公社前夕農村工業的介紹，見American Rural Small-Scale Industry Delegation, Rural Small-Scale Industr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Jon Sigurdson,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in U.S. Congress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hina, a Reassessment of the Economy: A Compendium of Papers Submitted to the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July 10, 1975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5), pp. 411–435. 我作為廣東省經濟委員會的客人，在1987–1988年間有機會走訪廣東的許多鄉鎮企業。毛澤東在1960年指示過農村地區必須有五小工業：小鋼鐵、小水電、小農機、小水泥、小化肥，不過大躍進退潮後鄉鎮很少還有小鋼鐵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