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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6]Justin Yifu Lin, Fang Cai, and Zhou Li, The China Miracl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Economic Reform (Hong Kong: Published for the Hong Kong Centre for Economic Research and 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Economic Growth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90. 〔此書中文簡體字版，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中文繁體字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5——中文版編者註〕
[15-77]武力：《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49–1999）》，下冊，頁1520–1521。
[15-78]Lin, Cai, Li, The China Miracle, p.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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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9]Naughton,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p. 90.
[15-80]例如參見Charlotte Ikels, The Return of the God of Wealth: The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in Urban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Willy Kraus, Private Business in China: Revival between Ideology and Pragmatis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1).
[15-81]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558–587。
第16章
加快經濟發展和開放：1982–1989
到1982年，陳雲的緊縮政策已取得了成功，但有意思的是，這反而使鄧小平更有理由推行陳雲所不贊成的「中國經濟超增長」政策。1980年中國的預算赤字高達財政收入的11.7%，到1982年已降至2.6%。外匯儲備在1980年僅有40億美元，到1982年已升至140億美元。此外，1982年的糧食產量為3.54億噸，比上年增長了9%。經濟的實際增長率則達到7.7%，幾乎是4%這一預定數字的兩倍。[16-1]
鄧小平和陳雲在增長率上的分歧：1981–1983
到1981年，鄧小平對陳雲放緩增長率的經濟調整政策逐漸失去了耐心。他開始談論到2000年工農業產值要實現翻兩番。他在一次會議上問道，如果要使國民生產總值從1980年到2000年翻兩番，需要多快的增長速度。早已對此作過計算的胡耀邦立即回答：年均7.2%。[16-2]但是由於陳雲、姚依林和掌控著各計劃部門的謹慎幹部限制著基建投資的規模，1981年的經濟增長只有5.2%。
儘管鄧小平避免與陳雲公開鬧翻，但在華國鋒失勢後，鄧在政治鬥爭中已經不需要陳雲的合作，因而他開始加大推動現代化和經濟擴張的力度。有一次，鄧小平含蓄地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中國實際增長率與計劃增長率相差那麼大，這是不是有用？陳雲則回答說，生產超過計劃目標沒有問題。事實上，在陳雲看來，制定比較低的目標而後超越，比制定高目標要好。因為下面的幹部正幹勁十足，如果目標定得太高，他們會衝勁過大，超過經濟能夠承受的限度。結果會造成供應短缺和通貨膨脹，很快就會導致混亂，並使增長受阻。
1980年底，在討論下一年的年度計劃時，陳雲的支持者姚依林說，儘管可以力爭達到5%，但1981年可能實現的最高增長率是4%——而從長遠看可能達到的最快增長速度是年均6%。胡耀邦則盡力維護鄧小平的目標，於是他反駁說，如果是這樣的話，所有關於到2000年翻兩番的討論就毫無意義了。[16-3]在1981年12月的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討論「六五」計劃（1981年–1985年）和1982年的年度計劃時，有關增長速度的分歧如此嚴重，乃至全國人大既沒有通過年度預算，也沒有明確「六五」計劃的增長目標。[16-4]
1982年12月上海全國人大代表團去陳雲在上海的冬季寓所看望他時，他用黃克誠的一個比喻來說明自己的觀點：「〔經濟〕就好比一隻鳥，鳥不能揑在手裏，揑在手裏會死，要讓它飛，但只能讓它在籠子裏飛。沒有籠子，它就飛跑了。」對於那些想使經濟更加開放、更快增長的人來說，陳雲這種「鳥籠經濟學」成了阻礙市場發展的過時思維的象徵。陳雲後來解釋說，他所說的管制是指宏觀調控；鳥籠可以是一國一省，在某些情況下也許比一國還大。[16-5]然而這種解釋並沒有終止對他的批評。
儘管陳雲的批評者有時會讓人覺得他反對一切改革，但事實並非如此。陳雲支持趙紫陽在四川率先進行的讓企業自負盈虧的改革；他贊成中央在原材料採購和產品銷售方面給予企業更大自由；他並不反對在農村實行包產到戶，並支持在工商業領域放鬆管制，讓下級幹部有更多的自由進行探索；他還同意在價格上要有一定的靈活性，使一些當時仍由計劃管理的小商品轉而進入市場交易。他也想讓經濟保持活力。[16-6]但是陳雲認為，自己有責任維護計劃體制的良好秩序，使重點工業部門得到它們需要的資源，並確保通貨膨脹不至於失控。在這些問題上他表現得很固執。
在中共十二大（1982年9月1日至11日）和隨後的全國人大（1982年11月26日至12月10日）公佈的文件中已經反應出鄧小平和陳雲在增長速度目標上日益擴大的分歧。黨代會上的大多數文件都是由謹慎的計劃幹部起草的。但在鄧小平的堅持下，大會接受了到世紀末讓工農業生產總值「翻兩番」這一目標。鄧小平堅定地重申，計劃增長率大大低於實際增長率不是好事。[16-7]作為一名嚴守紀律的黨員，陳雲沒有公開批評鄧小平在本世紀末翻兩番的計劃，但是他也確實沒有表示認同。他再次強調未來20年的經濟建設應當分為兩個階段：前十年用較溫和的增長打基礎，後十年再謀求更快的增長。[16-8]
經過修訂的「六五」計劃（1981年–1985年）在全國人大會議上獲得通過，它反映著謹慎的計劃幹部的勝利。未來五年的年均增長目標被確定為4%到5%。同期的基本建設投資為230億美元，與第五個五年計劃相比幾乎沒有任何增長。投資的重點是能源和交通運輸，同時也將增加教育、科學、文化和衛生保健的支出。
此時，胡耀邦認為他能夠為現代化作貢獻的最佳方式之一，就是走遍全國所有縣市，給地方幹部打氣。他聽取他們反映的問題，盡力消除發展經濟的障礙。根據他對農村的視察，胡耀邦確信各地有能力發展得更快。針對陳雲所主張的80年代增長要慢一些，以便為90年代更快的增長打好基礎，胡耀邦回應說，現任的領導人應當在80年代全力以赴，以免給90年代領導經濟工作的人留下不切實際的目標。在陳雲和支持他的謹慎的計劃幹部看來——甚至包括趙紫陽在內——胡耀邦竭力支持地方幹部的做法過於隨心所欲，而且他對遏制通貨膨脹也沒有給予足夠的關注。
胡耀邦在各地的視察使他和陳雲發生了衝突。雖然兩人在平反錯案上曾經合作得很好，而且胡耀邦對陳雲仍很恭敬，但陳雲對胡耀邦的意見越來越大。在1983年1月12日一次討論年度計劃的會議上，鄧小平再次指出，1981年開始的「六五」計劃仍把年增長率定為3%到4%，可是實際增長率比這高了一倍多。
數據來源：Jinglian Wu,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Mason, Ohio: Thomson/South-Western, 2005), p. 362.
鄧小平再次問，計劃和實際情況差別如此之大，這合適嗎？計劃幹部回答說「這樣不會壞事」。[16-9]鄧小平於是採用他的典型風格：既要避免對抗，又要讓他的戰略佔上風。他並不公開批評陳雲和黨的決定，但也不限制地方幹部想方設法加快發展，不阻攔胡耀邦下去視察。面對他所不贊同的黨內共識，鄧小平的對策一貫是：「不爭論，大膽地闖」。
趙紫陽：構思改革
陳雲在1980年同意趙紫陽應當有個班子研究新時期的經濟問題，他承認此時已不同於他建立計劃體制的時期了（對趙紫陽的介紹，參見本書附錄〈鄧小平時代的關鍵人物〉）。趙紫陽剛來到北京時贊成陳雲的經濟調整政策，陳雲因而也支持趙紫陽讓企業經理有更多自主權和在農村實行包產到戶。在更一般的意義上，陳雲也很欣賞趙紫陽「講北京話」的努力，欣賞他願意放棄多年來形成的地方領導人的思維方式，轉而關注全國經濟大局。
趙紫陽希望避免政治鬥爭。雖然身為總理，他並不干涉陳雲和謹慎的計劃幹部領導計劃經濟的日常工作，而是和他的智囊團一起在常規的官僚體系之外，專注於如何引導相對封閉的經濟變得更加開放這一重大問題。當趙紫陽和他的智囊班子在北京工作了兩三年後，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對於經濟發展方向的新觀點，而鄧小平也開始轉向趙紫陽徵求意見。此時鄧小平已經對陳雲和謹慎的計劃幹部領導下的緩慢增長失去了耐心，他開始離陳雲而去，轉而借助於趙及其智囊團，讓他們提供基本經濟政策的指導。趙紫陽直接同日本顧問、世界銀行召集的各國經濟學家和經濟官員展開合作，為中國應當如何進行轉型構建思路。當時尚無任何社會主義國家成功地——並且沒有造成嚴重動盪地——從計劃經濟轉型為可持續的、開放的市場經濟。因此，當世界銀行官員和來自世界各地的著名經濟學家來到中國時，最重要的會談都是與趙紫陽進行的。趙紫陽雖然沒有接受過正規大學教育，但外國人對他的學識、求知的好奇心、掌握新觀念的能力以及分析水平都留有深刻印象。[16-10]美國著名經濟學家佛利民（Milton Friedman）1988年訪問北京時，與趙紫陽的會面原本預期為半小時，但這次只有趙紫陽、佛利民和譯員在場的會談卻整整進行了兩個小時。佛利民在談到趙紫陽時說：「他對經濟形勢和市場如何運行都很有洞見。」佛利民把這次會見描述為「令人著迷」。[16-11]
趙紫陽的智囊團之一是一個小型的（30人）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它在農村改革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它最初是由一群有見識的青年才俊組成的討論小組，他們在文革期間「下放」農村多年，對農村的情況有深入瞭解。1981年11月它成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經濟研究所下屬的獨立機構。[16-12]此後又併入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參與過制定包產到戶政策的工作，後來每年都為中央起草有關調整農村政策的1號文件。[16-13]
趙的另一個智囊團是體制改革委員會，它是為研究根本性的體制改革而成立的。由於它能就改革官僚部門建言獻策，一些官僚對它有可能提出的建議很敏感。它最初是中國科學院下屬的一個體制改革研究小組，1980年改為「國務院體制改革辦公室」，受趙直接領導；1982年5月更名為「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升格為部級單位。在趙紫陽的領導下，它到1984年已有大約100名官員。[16-14]忠誠且勤於鑽研的官員鮑彤，最初是由中組部派到趙紫陽手下任總理秘書，此時開始成為趙紫陽班子的主管。
在智囊團裏為趙紫陽工作的人，都十分尊重和欽佩趙紫陽。他們喜歡他毫不做作的隨和作風、不拘一格廣納賢言的開放態度，以及能把想法轉化為推動國家前進的實際政策的能力。
向國外學習
1978年6月23日，鄧小平在聽過教育部派遣留學生計劃的彙報後說，要把出國留學生的人數增加到幾萬人。鄧認為，中國要想快速實現現代化，就必須學習和採用在國外已經證明為行之有效的思想觀念。蘇聯人由於害怕「人才流失」，不太願意讓有才華的學者和學生出國。毛澤東則對西方緊閉國門。甚至蔣介石也曾擔心一些最聰明的年輕人會很快流向國外。然而鄧小平對於人才流失從來不擔心。正因為如此，在向發達國家學習現代化的秘訣這一點上，除了日本和南韓外，沒有任何發展中國家能夠在廣度和深度上與鄧小平領導下的中國相比。而由於中國龐大的人口基數，它在學習外國的規模上很快就超過了日、韓兩國。
鄧小平派官員出國考察，邀請外國專家成立研究國外發展的機構，鼓勵翻譯外國文獻——所有這些舉措都規模宏大。日本和南韓的領導人擔心國內的公司會被外國公司的競爭壓垮，鄧小平則不同，他鼓勵外國公司在中國建立現代化工廠，幫助培訓中國的管理者和工人。他充分利用那些能夠幫助中國瞭解國外發展的海外華人。最重要的是，他鼓勵年輕人走出國門到海外留學。從1978年到2007年的30年間，有超過100萬的中國學生出國留學。到2007年底，其中大約有四分之一已經學成回國。[16-15]為了學習外國經濟發展經驗，鄧小平同意由趙紫陽會見經濟學家；他本人更喜歡跟科學家，以及包玉剛、松下幸之助和大衛・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這樣的成功商業領袖交談，從他們那兒獲取如何使中國進步的想法。他還會見從事過國家經濟計劃工作的外國人，如日本的大來佐武郎和下河邊淳。從1979年初開始，中國的資深學者每隔幾天就出版一期報告，即《經濟研究參考資料》，概述對中國經濟有重要意義的國外發展狀況。而出國的代表團也會撰寫考察報告，上呈給國家領導人。
在中國研究國外的經濟發展經驗方面，沒有任何機構發揮的作用能與世界銀行相提並論，而世行在中國發揮的作用也超過了它所幫助的任何其他國家。[16-16]1980年中國大陸取代臺灣重新獲得在世行的中國席位後，世行行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訪華，為發展雙方的新關係鋪路。麥克納馬拉說過，沒有中國的世界銀行不是真正的世界銀行，他頂住了美國政府要求放緩中國加入世行的壓力。中國官員當時仍然擔心外國會為自身的目的利用中國，但是麥克納馬拉的獨立態度使他們相信，世界銀行並不代表任何單個國家的利益。
麥克納馬拉與鄧小平會面時，鄧對他說，中國未來與世行的關係中，觀念比錢更重要。鄧說，中國的現代化是必然的，但通過與世行合作中國能更快地發展。在討論世界銀行駐華首席代表的人選時，鄧說，他不在乎首席代表是哪國人，他只希望是一個最勝任的人。[16-17]
鄧小平會見麥克納馬拉後，中國與世行的關係發展迅速。一個月後的1980年5月15日，中國通過世行的投票表決正式成為其成員國。世行的多數成員國是在1945年它成立之初就加入的，世行對他們的瞭解已經有多年的積累。但中國是個巨大的國家，而且取代臺灣之前又與世行沒有交往，因此世行在向中國提供貸款之前，必須首先對中國經濟建立起更好的瞭解。1980年10月，世行作出了一個在其歷史上首創性的決定：它組織了一個由30位世界級專家組成的團隊，前往中國進行為期三個月的考察。這些專家的研究特長包括中國經濟、農業、工程、衛生和教育等各個領域。中國也組織了一個與之相對應的專家隊伍和他們一起工作，其中就有後來擔任總理的朱鎔基。朱是自願加入中方團隊的，因為他將之視為學習的好機會。
鄧小平本人的支持使中方團隊的成員不必再擔心將來可能受到向外國人洩密的指控。為了增強雙方的信任，避免被中方猜忌有不可告人的動機，世行人員在中國期間沒有舉行任何未邀請中方參加的會議。中方團隊及其在北京的上級深知他們被委以打開國門的重任，他們熱切地希望弄清中國需要面對的獨特問題。世行團隊也清楚他們在中國對外開放中扮演的歷史性角色，同時意識到這是個瞭解中國的特殊機會，因此也努力與中方建立良好的長期合作關係。這個考察計劃是世行到那時為止承擔過的最大的針對單個國家的研究項目。世行當時還沒有像後來那樣變成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因而給予它的下屬團隊相當大的自主權去適應當地需要。麥克納馬拉訪華後不久，會講漢語的菲律賓華人林重庚被任命為世界銀行中國項目的首席經濟學家。他是哈佛經濟學博士，有在東南亞和非洲為世行工作的經歷；他也是1980年世行團隊在中國的實際領導者；1985年世行在中國設立駐京辦事處後，他出任該辦事處的首任駐華首席代表，並一直任職到1990年。他把中國和世行在1980年代的特殊關係描述為「天造地設」。[16-18]
在中國的三個月裏，世行團隊與負責經濟工作的中方官員進行會談，還到地方進行實地考察。儘管中方負責接待的是財政部，但他們有機會和所有主要經濟部門的官員會面，其中既有建設派，也有平衡派。國家計委和國家統計局官員在中方團隊中發揮著重要的領導作用。中方官員都沒有受過西方經濟學理論的訓練，但他們有管理計劃經濟發展的經驗。西方專家中很多人也都在發展中國家工作過，因此與其中國東道主一樣，更為關注具體制度環境下的實際情況，而不是學院派經濟學家所提供的理論性解釋。
世行團隊返回後，根據與中方所做的聯合研究撰寫了一份報告。報告講述了1949年後的中國經濟歷史，介紹了中國的政策，並對中國經濟中適合或不適合作出政策改變的領域作了認真區分。在1981年3月完成這個三卷本的報告後，世行人員立刻與中方進行討論，並在6月提交世行董事會，為後者作出給中國第一筆貸款的決定提供參考。除了中國的專家外，趙紫陽和其他高官也讀過這份報告；後經中國政府批准，該報告得以公開發表。
當時首當其衝的大問題是，如何在維持中國經濟運行的同時，使它轉向更加開放、更少管制的體制。世行報告建議中國要更加注重利用價格，從價格入手促進更有效的投資決策，推進更靈活的對外貿易。它還建議讓國內人口更加自由地流動，使勞動力的使用變得更有效率。但是它也主張價格變動和其他改革都不宜操之過急。這個團隊不主張全面迅速的市場自由化或私有化。對於中方人員來說，參與這項研究，使他們有機會瞭解具有全球發展經驗的經濟學專業人士的視野，並學習用新的眼光重新審視自身的體制。
中國成為世行成員後雙方談判達成的第一筆借款是對高等教育的援助。鄧小平一向重視培訓，因此這個結果並不令人意外。在貸款之外，世行還設立了專門計劃，幫助培訓即將處理各種經濟問題的中國專家。在這方面，中國與世行的經濟發展研究所合作，由後者每年舉辦人員培訓課程。世行還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繼而在福特基金會資助下，在牛津大學設立了為期一年、專門培訓中國經濟學家的項目。從1985年到1995年，這項計劃培訓了將近70名經濟學家，其中大多數後來都身居要職，領導著中國的經濟發展。福特基金會還資助中國經濟學家在美國學習。作為對中國的進一步援助，世行還利用它與全球經濟學家無可比擬的關係網絡，應中國要求組織不同領域的專家進行會談。
1980年代初，中國負責調整經濟體制的官員最初想從東歐國家尋求改革模式。他們首先關注的是南斯拉夫，1983年又將興趣轉向匈牙利把不同部門的所有計劃都合為一體的「全面改革」。中國派出兩個代表團訪問匈牙利，研究它的改革規劃，匈牙利也派了一批人到中國介紹他們的改革經驗。熟悉匈牙利問題的人認為，中國應當使用更多的經濟手段取代行政手段，進一步向地方放權，並允許更加多樣化的所有制形式。匈牙利和日本一樣，也採用了以確定產出指標為主的「指導性計劃」，逐步擺脫了從前的指令性計劃——即提前為各產業部門精確規定具體的生產投入。[16-19]然而，在探討東歐經驗的同時，一些中國官員也開始懷疑，東歐模式是否能夠解決中國面臨的複雜問題。
1982年8月應中方請求，世界銀行將東歐和其他國家既有理論眼光又有實踐經驗的著名專家召集到浙江省的莫干山，探討社會主義體制改革的整體問題。中方人員以薛暮橋為首。來自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東歐知名經濟學家——包括弗拉吉爾茲・布魯斯（Włodzimierz Brus）——分別介紹了他們的觀點。會上進行的討論和會後組織的外國顧問對中國各地的考察，大大加深了人們對東歐改革模式是否適用於中國的疑慮。東歐專家此前的結論是，如果只進行局部改革，會造成對下一步改革的抵制，因此必須一次性地進行全面改革。可是，中國的農村改革已經呈現出似乎不可逆轉的積極成果，因此沒有必要急於進行一攬子的全面改革。會後東歐的學者們去中國各地考察，開始同意中國東道主的觀點，即一次性大膽進行改革的東歐模式在中國行不通，因為中國太大，各地情況千差萬別。中國唯一切實可行的道路是逐步開放市場和放開價格，然後再進行漸進式的調整。與會者的觀點先彙報給趙紫陽並獲得了他的認同，然後再上報給鄧小平，鄧也支持趙紫陽關於漸進改革、而不是一攬子改革的意見。
1983年，取代麥克納馬拉於1981年擔任世界銀行行長的克勞森（A. W. Clausen）訪問北京。鄧小平對他說，他認為世行1981年的報告很有意思，也很有用。隨後鄧請世行幫助評估中國到2000年生產總值翻兩番的可行性。速度問題似乎一直是鄧小平的中心問題。他希望經濟盡可能快地增長，又要避免大躍進的危險；他擔心中國的幹部像過去那樣盲目樂觀，所以要聽聽外人的意見。他希望世行再次承擔一項研究，根據全球經驗對中國未來20年實現這一目標考慮不同方案。應鄧小平請求，1984年世行再度派出人員齊備的代表團前往中國，仍由林重庚帶隊。依據中方合作者、世行人員及相關顧問的研究，世行於1985年發佈了一份報告。這份報告對制定「七五」計劃（1986年–1990年）起了重要作用。[16-20]它的結論是，20年內翻兩番的目標是可行的。這無疑讓鄧小平感到放心。報告認為，中國通過重點抓工業生產，或者通過促進包括服務業在內的各部門平衡發展，都有望實現這一目標。中國選擇了以工業作為重點的道路。
1984年召開了又一次由中青年經濟學家參加的莫干山會議，討論價格改革等問題，但這次會議世行人員沒有參加。[16-21]會議的結論是支持價格雙軌制，即一軌價格適用於國家計劃內產品，另一軌價格則要適應市場的變化。完成定額的國營企業可以將超額部分以市場定價出售。這樣一來，很多企業會轉而以市場為導向從事生產，而在向市場轉型的過渡期又可以依靠計劃內價格獲得一定的穩定性。有些世行官員批評價格雙軌制，因為這會給國營企業的幹部製造迅速牟利的機會，他們可以用計劃價格購買商品，再以高價在市場上出售。但中國高層官員認為，他們有把握用行政處罰手段控制住腐敗。
1985年，在鄧小平取得政治上的勝利後，中國官員再次請世界銀行召集專家，為中國從管制經濟轉型為由市場發揮更大作用的經濟提供指導。中外專家在一條名為「巴山輪」的船上開了一個星期的會。在這條從重慶沿長江順流而下、經三峽抵達武漢的輪船上，他們進行了正式和私下的緊張討論。世行召集的西方人中，有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托賓（James Tobin），他介紹了運用宏觀經濟手段、尤其是通過調節需求控制市場的可能性。弗拉吉爾茲・布魯斯和首次訪問中國的雅諾什・科爾奈（János Kornai）則介紹了東歐在調整中央計劃經濟體制的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會議結束時，早已對東歐模式在中國的適用性持懷疑態度的中方與會者進一步確認，社會主義經濟中的結構問題——如允許業績不佳和重複生產的企業繼續生存的「軟預算約束」——是計劃體制內在的普遍性的問題。這標誌著中國結束了對採用東歐改革模式的探討，轉而以更強的意願接納市場的作用。
會議之前中方尚未充分理解的一個關鍵問題是：如何採用其他貨幣和財政手段來調節市場，以避免中國人一向認為的資本主義制度所固有的大起大落。托賓的發言使他們相信，可以運用宏觀經濟手段調控市場體系。會後，中國經濟學家在引入宏觀調控手段的同時，對繼續擴大市場作用也更加胸有成竹。
由於會議之前通貨膨脹已很嚴重，中國很快採用了從這次會議中得到的主要教益：即運用宏觀調控馴服通貨膨脹。趙紫陽總理看過會議報告後接受了這一結論，經鄧小平認可後便開始著手實施。
1980年代初期，中國領導人在探討東歐經驗和利用世界銀行顧問的同時，也在研究日本經驗。儘管日本是世行成員國，它與中國主要以雙邊的方式進行合作，而合作規模則超過中國與任何其他國家。中國對臺灣和南韓的現代化經驗也有興趣，但中國大陸直到1980年代後期才與之有直接交往，因此臺灣和南韓在1980年代初的經驗對當時的中國沒有起到太大作用。
鄧小平1978年10月訪日之後，大來佐武郎於1979年1月到訪北京。作為一位經濟規劃官員，他在幫助亞洲國家經濟發展方面極富經驗。他此行要與谷牧探討成立日本顧問團的計劃，還要在更廣泛的層面上探討日本在中國發展中可能發揮的作用。大來佐武郎出生於遼寧省大連市，工程學出身，曾在日本經濟安定本部扮演過核心角色。這個部門曾經為日本經濟在二戰後脫離戰時經濟管制和對抗嚴重短缺提供指導。1955年後安定本部併入日本經濟企劃廳，後者負責為日本經濟提供指導性計劃。大來佐武郎與谷牧商定，在當時中國正在進行的經濟轉型過程中，他將率一批有經驗的日本官員同以馬洪為首的中方官員每年舉行一次會談。1979年12月大平正芳首相訪華時，當時已擔任外相的大來佐武郎陪同來訪。鄧小平對大來開玩笑說，你當了外相，還能繼續給中國當顧問嗎？確實，大來任外相期間，這些會談一度短暫地中止，但在他卸任後很快於1980年7月恢復。日本國土廳前任長官下河邊淳也是大來佐武郎的日本顧問團成員，他向中國介紹了日本政府如何通過建立制度及保障必需的資源，推動各地區均衡持續地發展。[16-22]這個顧問團與中國經濟官員的會議一直持續到1992年。
1979年初，中國效法日本成立了兩個機構：質量管制協會和企業管理協會。這兩個協會在北京為地方幹部開辦培訓班，再由這些幹部為各自地區的工廠經理培訓工業管理、傳授他們從日本人那裏學到的觀念。[16-23]儘管這些培訓計劃的作用難以具體評估，但是對中國那些習慣於辦事慢吞吞的工廠經理和工人來說，這些榜樣的存在，加之官員的大力鼓動，確實促成了生產效率和質量控制的改善。
1980年代，日本為中國提供的援助和在中國開設的工廠多於其他任何國家。日本的在華工廠為中國樹立了尺規，用以衡量中國在實現高效工業生產上取得的進展。中國在學習現代科技上主要盯的是美國，但中國工廠引進的新生產線中來自於日本的數量最多。池田勇人首相在1960年代提出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成了鄧小平要求工農業產值在20年內翻兩番的動力。自1974年以來，鄧小平會見的日本代表團也多於其他任何國家。
中國經濟官員在訪日期間看到，消費需求成為日本工廠的生產動力，從而減少了國家作為工業產品分配者的功能，這給他們留下了深刻印象。結果是，生產消費品的中國工廠也得到指示，要求他們直接徵求當地商業網點的意見，瞭解消費者願意購買什麼產品。[16-24]
尤其令中國官員印象深刻的是日本通產省的一項重要職能：它分析如何才能使不同產業的日本企業獲取在國際市場競爭中所需的資源和技術，然後讓企業發揮其自身的主動性來開發創新產品，以此推動整個國家的快速發展。鄧小平訪日期間，不但對日本企業內部的高度計劃性感到驚訝，更讓他吃驚的是這些計劃手段遠比中國更靈活、更能對市場變化作出反應。例如，通產省一方面會為大公司提供鼓勵和支持，但同時也會讓他們為爭奪市場份額而相互展開激烈的競爭。
中國在1980年至1981年施行的經濟調整政策，導致很多與日本簽訂的合同被取消、使日本公司與中方的合作被放緩（見第15章）。但1982年最困難的調整步驟完成後，中日關係又得以復甦。1982年5月底至6月初趙紫陽訪問日本，除了尋求進一步投資和技術諮詢外，也是為了恢復日本人對中國經濟的興趣。[16-25]日本通產省下屬的日本貿易振興會在中國設有若干個辦事處，它們研究中國經濟，輔助日本公司在中國當地發現蘊涵商機的領域，也為中國各個工業部門的經理和技術人員提供培訓。
到1980年代中期，國外機器的引進已經帶來了巨大變化。所謂「手工業式的重工業」，即工人光著膀子向煉鋼爐填煤、用大鐵錘把金屬鍛造成型的景象，被寶山鋼鐵廠裏具有連鑄設備和電子控制系統的現代氧氣轉爐所取代。現代生產線取代了用機床逐個加工機器零件的工人，工業產出大幅增長。合資企業中與外國同行一起工作的中層管理人員學會了使用現代電子設備、運用最新的現代管理技術，也為增長的大潮作出了貢獻。其中一些管理人員運用他們在外企學到的技能創辦自己的企業。1980年代計算機在西方採用後，在中國企業中也迅速得到普及。
由日本、歐洲、香港和臺灣公司（從1980年代後期開始）引入中國的新機器和新體制對其經濟增長所產生的累積作用，至少與北京領導層進行體制改革的影響同樣巨大。中國新的開放政策實際上是從國外引進了工業革命、信息革命和消費革命。
鄧小平的經濟攻勢：1984
當經濟運行良好時，鄧小平更易於獲得加快改革開放所需要的政治支持。當經濟出現通貨膨脹之類的問題時，陳雲和謹慎的平衡派則會獲得更大的勢力，使他們得以收緊計劃的韁繩，對抗通貨膨脹壓力。1982年和1983年經濟增長開始加快，通貨膨脹也得到了控制，氣氛轉而變得對鄧小平有利。不但糧食增產，而且紡織這一消費工業的重要部門也有了可觀的增長，導致布匹配給制的結束。依據官方數字，農民的人均收入從1978年的134元增加到了1984年的355元。[16-26]
在1983年6月26日至30日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高調提出要將投資比重提高到陳雲和國家計委所建議的水平之上。[16-27]1983年12月，已對謹慎的計劃派感到不耐煩的鄧小平說，對可能發生的事情進行科學預測是不可能的，如果只講穩定就很難取得進步，沒有一點闖勁，就不可能實現經濟翻兩番。[16-28]
在這種有利的氣氛下，鄧小平準備擴大開放其他沿海地區。1984年1月他去廣東和福建視察時宣佈，經濟特區的政策已經證明是成功的（見第14章）。電視鏡頭把深圳取得的令人矚目的建設成就傳播到全中國，為民眾接受同年底其他沿海地區的開放打下了基礎。
1984年5月，國務院發佈了《關於進一步擴大國營工業企業自主權的暫行規定》。這個授予國營企業更多自主權的方案基本上是由趙紫陽的智囊團成員擬定的。文件提出要運用包括價格和稅收在內的宏觀調控手段管理經濟活動。長期以來支持給予企業更大靈活性的趙紫陽，也進一步擴大了企業在完成政府定額後參與市場的自由。
鄧小平在1984年6月開始使用「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一說。這個寬泛且模糊的巧妙概念完全符合鄧小平的基本思路：即擴展可以被接受的意識形態框架，使國家能夠採取行之有效的政策。鄧小平利用這個概念來推動其擴大市場、在工商科教領域進行全面改革的目標。[16-29]在1984年9月3日至10日的莫干山會議之後，採用價格雙軌制的國營企業，獲准擴大了對市場價格的使用。這使國企經理把更多精力放在能為企業帶來更多利潤的市場上，由此他們在計劃體制仍為經濟提供穩定產出的同時，也學會了市場經濟。[16-30]在改革派（reformers）和保守派（conservatives）之間持續不斷的角力中，主張擴大市場作用的改革派取得了進展。
在1984年國慶日，鄧小平獲得的民眾支持達到了整個鄧時代的最高峰。在那一年的國慶遊行中，北京大學的學生遊行隊伍打出了一條寫有「小平您好」的橫幅。這是一種發自民間內心的友好問候，而街道兩旁的群眾也自發加入到「小平您好」的行列中。這句話和這個場景，和17年前紅衛兵遵照上面的指示高喊「毛主席萬歲」表達崇敬的做法形成了鮮明對照。1984年的這些學生自發地表達了全國人民的感情，他們感謝鄧小平結束文革動亂，克服糧食短缺，改善了他們的生活，終於帶領國家走上正軌。而且就在一周之前，鄧小平簽署了香港和平回歸中國的協定。
國慶日十幾天之後，鄧小平充分利用這種高漲的民意，促使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批准了《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這是當時對經濟改革最全面的闡述。它既包括宏觀理論分析，也概述了為全面擴大市場鋪路的措施。「決定」採納了鄧小平「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說法，宣佈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根本區別不在於搞不搞計劃經濟，而在於是否實行公有制。社會主義的目標不是平均主義，而是共同富裕。領導起草這份文件的趙紫陽達到了鄧小平要求的目標：明確解釋為何社會主義能夠接納市場改革。
《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宣佈，將逐步減少政府定價，進一步發揮市場定價功能。[16-31]這個文件大大鼓舞了那些希望得到更大靈活性的各部委幹部。鄧小平在全會上講話支持這一文件時指出，準備文件和斟酌用詞上的大量艱苦工作都是別人做的，但他同意文件的全部內容。鄧小平說，文件最重要的內容是「尊重知識，尊重人才」。他重申了實行開放的基本論點：中國歷史表明，只有國家開放，才能取得重大進步（這個主題成為1988年6月的一部電視系列片《河殤》的主題，它引發爭議並造成了超乎尋常的影響）。[16-32]鄧小平承認，開放難免會帶來一些問題，但他表示有信心解決這些問題。[16-33]
陳雲在三中全會上沒有公開批評《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但是由於鄧小平開始大力推動加快增長和市場改革，兩人之間的關係變得越發緊張。在1984年的幾次會議上，陳雲對一系列數據都表示反對：1984年基建投資大幅增加33%，國民生產總值增長15%，零售價格指數則上漲9%——這是自改革以來最高的數字。[16-34]確實，通貨膨脹已經令民眾極為憂慮。[16-35]
市場的擴大也要求政府對稅收體制進行調整。1984年10月，在經過試驗後，政府在全國範圍內實行新稅制，用繳稅的方式取代了原來的利潤上繳（「利改稅」）。在原來的制度下，政府為企業安排全部生產指標和稅收，缺少促使企業提高效率的任何經濟刺激。而在新的制度下，每個企業完全自負盈虧；企業完稅後管理者可以留下稅後利潤，這就刺激了各地企業提高效率。而且，無論私營企業、國營企業還是合資企業都可以採用這個新的制度。不過，因為新制度運行之初工廠管理者缺乏經驗，中央財政收入在最初的七年裏並沒有增加。[16-36]
1984年底公佈的數據讓陳雲深感擔憂。1985年2月18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正值鄧小平南下廣州，陳雲批評了嚴重的預算赤字、超額使用外匯儲備和嚴格控制開支的失敗。他作出結論說，計劃優先於市場的政策並沒有過時。[16-37]陳雲利用年底的數據，想把大膽向前闖的鄧小平拉回來。各省領導人被召集起來開了一系列緊急會議，結果是大規模削減基建、銀行信貸緊縮、嚴控漲工資和外匯使用。[16-38]按照中國標準而言的嚴重通脹，甚至使趙紫陽也轉向了加強控制和限制投資。面對這種大氣候，鄧小平最後也加入了努力給過熱的經濟降溫的行列中去。[16-39]
就像1980年代初期一樣，陳雲再次利用他的中紀委書記一職，限制廣東和福建的改革試驗。他和他的支持者公開了與走私、倒賣外匯、投機倒把和色情有關的案件。陳雲也很清楚，北京的各部委都在向經濟特區進行非法投資，這使執行黨的紀律變得更加困難。[16-40]
作為限制經濟過熱的努力之一，胡喬木去了福建，批評該省幹部讓19世紀不平等條約下的通商口岸死灰復燃。姚依林去深圳時說，用國家的錢給深圳「輸血」已經太多，現在是「拔掉針頭」的時候了。[16-41]此外，1985年夏天中紀委通報了海南幹部為促進當地發展濫用特權，將進口汽車賣給內地牟取暴利的走私案。[16-42]谷牧宣佈，國家只會優先發展14個沿海開發區中的4個——上海周邊、天津、大連和廣州。[16-43]在對特區不斷升溫的批評氣氛中，甚至鄧小平也不得不改為守勢。他對自己1984年初提出的經濟特區政策加以限定說，如果特區被證明並不成功，那就只當是一次試驗好了。[16-44]
在1985年9月18日至25日為制定「七五」計劃（1986–1990）的基本政策而召開的中共全國代表大會上，陳雲宣佈經濟增長目標應當定為不超過6%或7%（大約是1984或1985年增長率的一半），儘管實際增長率可能要高一些。他又說，應當限制鄉鎮企業奪走國營企業所需要的資源，他還警告說，如果不加以限制，將會造成能源的嚴重短缺和交通運輸的瓶頸。[16-45]
這種新氣氛中鄧小平採取了守勢。為了鞏固自己的陣地，他提出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加強「教育」，讓幹部更好地抵抗抗腐敗和違法亂紀。鄧小平說，他完全支持把「七五」期間的增長率定為7%，這得到了政治局常委的一致同意。其實他對這個數字沒什麼不滿，因為他心裏清楚，由於過去兩年的高增長率，只要一直保持7%的年增長，還是可以輕鬆實現讓國民生產總值到2000年翻兩番的目標。[16-46]但是批評鄧的人仍然認為，如果鄧在1984年不那麼急躁，情況可能會更好；也許可以避免伴隨著中國經濟過熱而產生的通脹和腐敗問題。
通貨膨脹的恐慌與反擊：1988
正如陳雲在1980年至1981年的經濟調整政策為鄧小平加快發展和改革鋪平了道路那樣，陳雲在1985年至1986年的緊縮政策再次為鄧小平繼續向前闖提供了條件。1987年2月，在為即將於秋天召開的中共十三大制定指導路線時，鄧小平直接跟陳雲的主張唱起了反調：「﹝過去﹞講以計劃經濟為主，現在不要再講這個了。」[16-47]在1987年同一些外國領導人會談時，鄧也表示要在自己退休前留下一個更加開放的市場。
經鄧小平同意後，趙紫陽在1987年十三大上的重要講話中使用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說法。這又是一個巧妙的概念，使鄧小平和趙紫陽可以對保守派說，他們堅持社會主義，沒有放棄社會主義高級階段的目標。但他們補充說，高級階段可以拖到一百年之後。「不再以計劃為主」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些新提法為繼續向市場經濟前進提供了框架。趙紫陽宣佈，「商品交換」要遵循「價值規律」，價格由價值決定；商品供應不足，價格就會更高。趙的講話還明確允許私營企業僱用七人以上。趙紫陽又說，將來股東可以分紅。陳雲在趙紫陽講話的過程中離開了會場。改革派認為他的離去是為了避免公開衝突，也是在表明他對趙紫陽的講話有看法。[16-48]
1988年初，鄧小平決定要大膽推進改革，取消對更多商品的價格管制。正如他在5月中對北韓人民武裝力量部部長吳振宇所說，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經有了改善，能夠承受一定程度的物價上漲。[16-49]在鄧小平的強大壓力下，5月底召開的政治局會議（5月30日至6月1日）批准了全面改革物價和工資的計劃。鄧小平多年來一直在瞭解物價改革的重要性，他知道市場價格是建立市場經濟的關鍵。他對同事說，「長痛不如短痛」。長期以來不斷有人告訴他，即使物價上漲也只會是暫時的，市場的力量可以讓更多的供應者進入市場，價格自然會回落。
鄧小平此舉的另一個考慮是有增無減的腐敗，而價格雙軌制正是腐敗的制度性原因之一。正是雙軌制使一些幹部能夠以國家規定的低價獲得物資，再按市場上的高價轉手賣出。因此，結束國家計劃價格將可以消除腐敗的這個根源。[16-50]於是鄧小平像一位無畏的戰士一樣決定義無反顧地取消物價管制，宣佈要在三到五年內完成物價改革。7月份煙酒價格放開，導致價格猛漲了200%以上。[16-51]但這並沒有擋住鄧小平闖關。
鄧小平的經濟顧問警告說，進行物價改革的時機不對，因為在通脹壓力之下，很多商品已經供不應求。[16-52]在放開物價之前必須在供應上有所準備，以防物價暴漲。鄧小平沒有被這個警告嚇住。在北戴河的一次政治局會議（1988年8月15日至17日）上，對是否取消物價管制進行了激烈辯論。鄧小平最終佔了上風，政治局同意了他的全面放開物價的計劃。這次會議剛結束，《人民日報》就在8月19日公佈了這一決定。社論一發表，已經疲於應付通貨膨脹的城市居民立刻陷入慌恐。人們紛紛取出銀行存款瘋狂購物，以防未來價格上漲。商店的東西一售而空，群眾也開始上街示威。
鄧小平深知改變黨的決策會削弱黨的權威，因而他自擔任頭號領導人以來一直堅決反對公開宣佈任何決策變化。可是這一次他別無選擇。民眾的情緒太強烈了，鄧小平只好接受國務院8月30日作出的放棄取消物價管制計劃的決定。這一次政策上的出爾反爾，是鄧小平自1978年12月重新上台以來，在改革舉措上最富戲劇性的倒退。
鄧小平宣佈進行全面物價改革計劃這一決定，後來被證明大概是他一生中代價最高昂的錯誤。他對於從長期來看此項改革的必要性的估計是正確的——既然要向市場經濟轉變，就必須在某個時候放開物價。後來朱鎔基選擇在1990年代放開了物價，當時通貨膨脹壓力不大，民眾也已適應了物價的溫和上漲，因此更易於接受物價改革。朱鎔基設法避免了硬著陸，他的政策被認為是極大的成功。
鄧小平的錯誤出在對民眾情緒的短期評估上。他錯誤地以為生活水平的提高能使民眾接受放開物價。83歲的他已經遠離了群眾，觸及不到普通中國人的感受。鄧的家人在使他瞭解百姓感情方面起著一定作用，但他們的交往對象大多是其他高幹家庭，通貨膨脹的壓力對他們要比對普通受薪階層的影響小得多。
鄧小平的錯誤不但使他失去了民眾支持，也導致他在黨內高層的權威受損。他的闖勁和使人服從的能力大為下降。但是作為軍人的鄧小平多年練就的本領是：他知道如何重整旗鼓。1988年9月12日，鄧小平把趙紫陽、李鵬、胡啟立、姚依林、萬里、薄一波和喬石——改革者和謹慎的計劃者兼而有之——叫到家中商量物價改革問題。他承認：「現在的局面看起來好像很亂，出現了這樣那樣的問題，如通貨膨脹、物價上漲，需要進行調整，這是不可少的。但是，治理通貨膨脹、價格上漲，無論如何不能損害我們的改革開放政策⋯⋯要保持適當的發展速度。」[16-53]鄧小平雖然只能選擇在放開物價管制上作出讓步，但是他清楚地表態，他對整個改革方案仍然深信不疑。
民眾對放開物價的反應也削弱了趙紫陽的地位。雖然這一次趙並不贊成取消物價管制，但他曾有過放開物價的先例，也曾允許通貨膨脹的壓力超出陳雲認為明智的程度。通過研究其他國家的經驗，他認為一定的通貨膨脹有助於加快經濟增長。然而，當時中國通貨膨脹的速度已經大大高於1949年以後的任何時期。1988年官方的零售價格指數比1987年高出18.5%，1988年下半年的零售價格指數則較去年上漲了26%。很多經濟學家認為，其他數據顯示的通貨膨脹率甚至更高。[16-54]
謹慎的計劃派完全不同意趙紫陽在1987年和1988年初所作的允許通貨膨脹加速的決定。在1988年9月26日至30日召開的十三屆三中全會上，趙紫陽因為年初導致通脹失控的政策而受到了批評。他同意為自己的錯誤負責，承認年初時用來指導決策的一些假設是錯誤的，而通貨膨脹問題沒有解決是因為經濟過熱和需求總量過大。[16-55]有人認為應當撤銷他的總書記職務。趙設法保住了總書記的位子，但陳雲給了他一些有關經濟政策的訓導。1988年10月8日陳雲尖銳地批評趙紫陽說：絕對不能搞財政赤字，貨幣流通量已經太大；此外，應當一直保持經濟的均衡發展，不然就會引起混亂。[16-56]這些警告聽上去十分嚴厲，但與1983年陳雲批評胡耀邦不同，它不是在公開的大會上作出的。此後經濟決策權轉交給了李鵬，他在1987年11月被任命為代總理，1988年3月成為總理。趙紫陽是個主張搞市場化的堅定的改革派，李鵬卻要貫徹陳雲的緊縮政策，不消說，兩人的關係不會順暢。
趙紫陽雖然承認了錯誤，但他還沒有作好徹底丟卒保帥（鄧小平）的準備。他沒有明確公開地宣佈放開物價的決定是由他作出的。據知情的中共官員說，儘管鄧小平此後繼續支持趙紫陽擔任總書記，但兩人的關係有所緊張，因為高層官員和群眾都認為鄧小平要對物價失控負責。
在8月份的民眾恐慌及鄧和趙的權力被削弱後，謹慎的計劃派很快重新掌握了對經濟政策的控制權。國務院於1988年9月24日頒佈文件，宣佈今後兩年的工作重點是「改善經濟環境」。熟悉陳雲在1979至1981年的經濟調整政策的人，都不會對1988年謹慎的平衡派掌權後採取的經濟政策感到奇怪。1988年不再進行任何價格調整，企業和工作單位被告知不得漲價。一直以遠低於通貨膨脹率的水平支付利息的中國人民銀行作出保證，在必要時將存款利率與通脹掛鈎。各地被要求縮小基建規模。[16-57]投資受到壓縮，物價也被嚴加管制。銀行信貸受到嚴格控制，暫停向鄉鎮企業貸款。朱鎔基1990年代控制通貨膨脹時力求實現軟著陸，但陳雲在1988年底終止通貨膨脹的膽略，卻並不亞於鄧小平取消物價管制的氣魄。不出所料，1988年底出現了硬著陸。這從隨後幾年的增長率驟降中即可看出。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轉引自Jinglian Wu,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Mason, Ohio: Thomson/South-Western, 2005), p. 369.
1988年至1990年期間在經濟管制和政治決策的雙重作用下，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率從1988年的11%驟降至1989年的4%，工業增長率從15%下跌到5%。1990年最後一個季度零售價格指數的增幅降至0.6%。[16-58]消費支出停滯不前，失業人數上升，很多城市出現了騷動跡象。計劃派仍然致力於減少財政赤字，然而由於稅基太窄，預算赤字實際上不降反升。但是，儘管有這些令人不安的經濟指標，在因放開物價而引起強烈反對之後的三年裏，鄧小平一直未能在黨內爭取到足夠支持，向陳雲的緊縮政策發起挑戰。
中蘇改革的比較
社會主義計劃體制最先是由蘇聯採用的，之後又進入中國，旨在幫助後發展國家追趕已經實現工業化的地區。它使中國能夠積累資本，並將資源用於最優先的領域。就像早期蘇聯的情況一樣，這種計劃體制使中國得以在1950年代推動重工業的發展。但是到1970年代時，中蘇兩國的經濟都遠遠落後於更開放、更具競爭力的體制。然而，當1991年蘇聯和東歐的共產制度崩潰時，中國卻能自豪地宣稱，它在1978年以後取得了平均10%的年增長率。是什麼因素使中國在1980年代的表現遠優於蘇聯和東歐？
中國與蘇聯相比具備很多優勢。它有漫長的海岸線，可以利用比陸路運輸更為便宜和方便的海洋運輸。過去200年來，移居香港、臺灣、東南亞和西方的華人及其後代有2,000萬之眾，他們可以作為資本和知識的來源為中國所用。此外，中國大陸潛在的巨大市場吸引著世界各地的眾多商人，他們願意為中國的發展提供幫助，以便今後能夠進入這個有十億消費者的市場。政治動機也發揮了部分作用：中國在1978年實行開放政策後，很多西方國家想使中國進一步疏遠蘇聯，願意向中國慷慨提供資金和技術，歡迎中國的學生和遊客。
地理和種族的同質性也對中國的成功起著重要作用。由於稻田耕作的性質，中國包產到戶的政策使農民種地的熱情空前高漲，農業產出大幅提升，這在擁有廣闊的旱地、更宜於採用大型拖拉機耕作的蘇聯是不可實現的。與各種少數民族超過人口一半的蘇聯相比，人口中93%為漢人的中國也更容易達成國家的團結。蘇聯由於在過去100年裏不斷擴展到廣闊的新區域，新納入的少數民族一直在積極或消極地抵抗著蘇聯的統治。與此相比，中國對它目前的大部分疆域都已經統治長達2,000多年，它也沒有通過佔領反抗其統治的國家來進行過度擴張。
中國的統治者從國家的悠久歷史中形成了中國乃是文明中心的信念，而蘇聯的領導人長久以來一直覺得蘇聯大大落後於西歐各國。再者，中國與其鄰居——日本、南韓、臺灣、香港和新加坡——有某些共同的文化特徵，而後者不久前已成功轉型為富裕的現代國家和地區，可以作為中國效仿的榜樣。
然而，不論中國有哪些內在的固有優勢，鄧小平在關鍵性問題上作出了與蘇聯領導人截然不同的選擇，而鄧的選擇在刺激經濟增長方面被證明要成功得多。[16-59]首先，他堅持共產黨的權威。蘇聯的戈巴卓夫希望通過廢除蘇共的壟斷權力建立一套新的治理體系，而鄧小平有一個從未動搖過的信念：當初按蘇共模式建立的中國共產黨，應當保持作為中國唯一統治者的地位。在他看來，只有中共能夠提供在中國進行穩定統治所需要的忠誠、紀律和信念。鄧小平相信，中國需要單一的執政黨領導國家，他的這一信念與20世紀中國的另外三位主要領導人——孫中山、蔣介石和毛澤東——一脈相承。
但是鄧小平也務實地面對需要作出的改變。他知道他在1978年所繼承的中共臃腫而僵化，無法提供現代化所需要的領導力。他確信黨的很多資深幹部，尤其是在文革的政治鬥爭中發跡的人，是不足以領導現代化的無能之輩。他沒有把他們大批清除出黨，因為這樣做會帶來破壞，導致黨的分裂，使黨不能專心處理國家面臨的真正問題。但是他確實悄悄地把他們趕下了最重要的崗位，將位置留給那些有能力領導現代化的人。鄧在為高層領導崗位選拔人才上十分用心，而且鼓勵下級幹部也這樣做。這些領導班子選定之後，就會給予他們相當大的空間使其進取。
鄧小平的做法是步步推進，不搞「大爆炸」（big bang，亦稱「休克療法」）式的一步到位。俄羅斯在1991年後聽從了某些經濟學家的建議，以「大爆炸」的方式迅速開放市場。與之相反，鄧小平根據世行推薦的專家建議，接受了突然開放市場將導致混亂的觀點。很多把制度視為理所當然的西方經濟學家所不理解的事，他卻深諳其中的道理：要建立全國性的制度，並為之配備能夠適應當地文化與環境的體制、規章、法律和訓練有素的人員，這是一項費時而又至關重要的工作。中國缺少必要的經驗、規章、精明的企業家或私人資本，不可能突然轉向市場經濟。鄧小平知道，19世紀的日本和後來的其他東亞經濟體，都花了幾十年時間來建立使其可以追趕西方的制度，他如果突然解散現有的國營企業，必然引起大範圍的失業，這從政治和社會角度都是難以承受的。因此他讓陳雲等人維持舊體制的運轉，提供一個穩定的經濟基礎，同時允許市場逐步發育，使人們獲取經驗，讓制度適應更加開放的經濟。鄧小平沒有強制推行新的體制——包產到戶、鄉鎮企業或私營企業，而是讓地方開展這類試驗，然後宣傳成功的經驗，讓其他地方按自身條件加以採用。
鄧小平全部改革戰略的支撐點，是他堅定地相信中國必須從觀念到貿易都向外部世界全面開放。蘇聯領導人對於允許外國商人和企業在蘇聯開工廠十分謹慎，也不敢放手派遣大批蘇聯學生去海外留學。鄧小平知道，外國人和歸國留學生帶來的變化有可能使中國面對艱巨的調整問題，但是他堅信，一個國家只有保持開放才能最好地發展。他的一些同事擔心外國人和各種外國做法會把中國搞得暈頭轉向，但鄧相信中共足夠強大，能夠對事態加以控制。鄧大力支持派遣官員和學生出國，翻譯國外的書籍和文獻，歡迎外國顧問和商人來華。有人害怕外國人的競爭會危及中國的生活方式和利益，他對此類批評也有充分的準備。他認為外國公司的競爭非但搞不垮中國經濟，反而能使中國人的生意越做越強。他也不擔心出國的人會有很大一部分留在國外，因為他相信他們會繼續幫助自己的祖國。
中國在1970和1980年代巨變式的對外開放過程，並不是由鄧小平啟動的。事實上，毛澤東在1969年的中蘇衝突後率先打開了國門，周恩來和華國鋒又延續了毛所開創的路線。然而，鄧小平的獨到之處在於，他使國門大開，接納外國的觀念、技術和資本，其程度大大超過了他的前任。無論經歷了何種挫折，他一直掌控著這個擴大開放的艱難過程。他把自己對中國潛力的深刻信念傳播給國人，並運用高超的技巧穿越政治險阻，開啟了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新時期。在鄧小平的領導下，中國人願意放下架子，承認自身的落後，不斷向外國學習他們所能學到的一切。
[16-1]Barry Naughton,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1978–1993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16-2]這次會議記錄在案的召開日期是8月26日。見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香港：泰德時代出版社，2007），下冊，頁537–538。
[16-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1980年7月17日–20日，頁656–657；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頁537–538。
[16-4]Yizi Chen, “The Decision Process behind the 1986–1989 Political Reforms,” in Carol Hamrin and Suisheng Zhao, eds., Decision-Making in Deng’s China: Perspectives from Insiders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5), p. 138.
[16-5]朱佳木、遲愛萍、趙士剛：《陳雲》（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頁186。
[16-6]鄧力群：《向陳雲同志學習做經濟工作》（廣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頁93。
[16-7]《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編委會編：《鄧力群國史講談錄》（七冊本）（北京：無出版社，2000），第7冊，頁204–205。
[16-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1905–1995）》（上中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1982年11月4日，頁309。
[16-9]《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編委會編：《鄧力群國史講談錄》，第7冊，頁247。
[16-10]對林重庚2008年8月、Ross Garnaut 2011年6月、劉遵義（Laurence Lau） 2007年3月的採訪。世界銀行的林重庚與趙紫陽的交往超過任何外國人，Ross Garnaut在1985至1988年任澳大利亞駐華大使，是曾與霍克（Robert Hawke）總理一起推動澳洲經濟自由化的專業經濟學家。劉遵義是斯坦福大學經濟學教授，後來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
[16-11]Milton and Rose D. Friedman, Two Lucky People: Memoir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p. 543.
[16-12]Joseph Fewsmith, Dilemmas of Reform in China: Political Conflict and Economic Debate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4), pp. 34–41.
[16-13]對這些智囊團的討論見同上。作者也曾採訪過杜潤生（2006年9月）、盧邁（2006年8月）、姚監復（2006年8月）和鄧英淘（2003年10月）。
[16-14]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新時期歷史大事記（1978.12–2002.5）》（修訂版）（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1982年3月18日。
[16-15]孟禛：〈出國留學30年〉，《人民日報（海外版）》，2008年6月26日，第6版。
[16-16]鄧小平也支持中國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加强中國與國際金融界的聯繫。1981年10月25日，鄧小平會見了國際貨幣組織總裁Jacques de Larosière，表示贊成雙方開展合作，見《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1年10月25日，頁780。
[16-17]Edwin Lim, “Learning and Working with the Giants,” in Indermit S. Gill and Tood Pugatch, At the Frontlines of Development: Reflections from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 C.: World Bank, 2005), pp. 89–119；林重庚：〈序言：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的對外思想開放〉，收入吳敬璉編：《中國經濟50人看三十年：回顧與分析》（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8）; Pieter Bottelier, “China and the World Bank: How the Partnership Was Built,” working paper 277, Stanfor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pril 2006; Robert McNamara, Oral History Recording, October 3, 1991, pp. 16–18. 當中與林重庚有關的部分，來自2009年8月對林重庚的訪談。關於中國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貿總協定以及世界銀行的談判的大背景，見Harold K. Jacobson and Michel Oksenberg,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IMF, the World Bank, and GATT: Toward a Global Economic Order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0).
[16-18]這個團隊的官方領導人是Shahid Husain, 他是世界銀行東亞區業務副主任，但中國的工作，包括在中國的團隊，都由林重庚領導。見Jacobson and Oksenberg,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IMF, the World Bank, and GATT.
[16-19]Fewsmith, Dilemmas of Reform, p. 130.
[16-20]Edwin Lim et al., China: Long-Term Development Issues and Options: The Report of a Mission Sent to China by the World Bank (Baltimore: Published for the World Bank by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這個報告包含教育、農業、能源、交通運輸、經濟項目和經濟結構幾個分冊。
[16-21]Fewsmith, Dilemmas of Reform, p. 137. 這次莫干山會議召開於1984年9月3–10日。
[16-22]Saburo Okita, Saburo Okita: A Life in Economic Diplomacy (Canberra: Australia-Japan Research Center,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93), pp. 112–123. 1991年8月作者與下河邊淳的交談。
[16-23]鄧力群：《十二個春秋（1975–1987）：鄧力群自述》（香港：博智出版社，2006），頁125–126。1987年至1988年我參觀中國工廠時，見到工廠裏貼有很多佈告牌，有關基本管理原則，以及根據員工遵從日本範例的表現而進行等級評定。
[16-24]鄧力群：《十二個春秋（1975–1987）：鄧力群自述》（香港：博智出版社，2006），頁125–126、156。
[16-25]Chae-Jin Lee, China and Japan: New Economic Diplomacy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4), p. 138; Okita, Saburo Okita: A Life in Economic Diplomacy.
[16-26]董輔礽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上下冊）（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下冊，頁152–153。
[16-27]《陳雲年譜（1905–1995）》，1983年6月30日，頁328–329；《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3年6月30日，頁918–919。
[16-28]《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3年12月22日，頁949–950。
[16-29]《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4年6月30日，頁987；SWDXP-3, pp. 72–75.
[16-30]Naughton,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16-3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中冊，頁610–619；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545–557；Fewsmith, Dilemmas of Reform, pp.137–138.
[16-32]Xiaokang Su and Luxiang Wang, Deathsong of the River: A Reader’s Guide to the Chinese TV Series “Heshang” (Ithaca, N.Y.: East Asia Program, Cornell University, 1991).
[16-33]SWDXP-3, pp. 90–99.
[16-34]Jinglian Wu,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Mason, Ohio: Thomson/South-Western, 2005), pp. 357–369; 董輔礽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下冊，頁310–311。
[16-35]Wu,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p. 357.
[16-36]Barry Naughton, “False Starts and Second Wind: Financial Reforms in China’s Industrial System,” in Elizabeth J. Perry and Christine Wong,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form in Post-Mao China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5), pp. 223–252; David Bachman, “Implementing Chinese Tax Policy,” in David M. Lampton, ed.,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Post-Mao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p. 119–153; Penelope B. Prime, “Taxation Reform in China’s Public Finance,” in U.S. Congress,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hina’s Economic Dilemmas in the 1990s: The Problems of Reforms, Modernization and Interdependence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1; and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2), pp. 167–185.
[16-37]《陳雲年譜（1905–1995）》，1985年2月18日，頁375–376。
[16-38]董輔礽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下冊，頁311–312；Wu,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pp. 363, 949–952.
[16-39]《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5年1月23日，頁1027–1028。
[16-40]對廣東幹部的採訪，無日期。
[16-41]Fewsmith, Dilemmas of Reform, p. 152; Richard Baum, Burying Mao: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81–182.
[16-42]Ezra F. Vogel, 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291–294.
[16-43]Fewsmith, Dilemmas of Reform, p. 153.
[16-44]《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5年6月29日、8月1日，頁1055–1056、1063–1065。
[16-45]SWCY, 3:340–344; 《陳雲年譜（1905–1995）》，第3卷，頁383–384。
[16-46]SWDXP-3, pp. 144–150.
[16-47]SWDXP-3, p. 203.
[16-48]Ziyang Zhao, Prisoner of the State: The Secret Journal of Zhao Ziyang, trans. and ed. Bao Pu, Renee Chiang, and Adi Ignatiu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9), pp. 122–123.
[16-49]SWDXP-3, May 19, 1988, pp. 257–258.
[16-50]SWDXP-3, May 19, 1988, pp. 257–258.
[16-51]董輔礽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下冊，頁316。
[16-52]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香港：太平洋世紀研究所，1997），頁526–531。
[16-53]SWDXP-3, pp. 271–272; 《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8年9月12日，頁1247–1248。
[16-54]Wu,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p. 368.
[16-55]Fewsmith, Dilemmas of Reform, p. 228.
[16-56]《陳雲年譜（1905–1995）》，1988年10月8日，頁416–417。
[16-5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993），上冊，頁253–255。
[16-58]董輔礽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下冊，頁321–322；Wu,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p. 369.
[16-59]對這些不同選擇更全面的介紹見William H. Overholt, The Rise of China: How Economic Reform Is Creating a New Superpower (New York: W. W. Norton, 1993), pp. 32–45.
第17章
一國兩制：臺灣、香港和西藏
縱觀中國帝制時代的歷史，每當一個朝代衰落時，廣袤的邊境地區就開始試圖擺脫中央的控制。而在豪強興起建立新的朝代後，對這些地區的統治又會被收回和加強。隨著中國最後一個王朝大清國在19世紀90年代的衰落，朝廷大員李鴻章面對西方列強，被迫簽訂了「不平等條約」，將中國一些沿海領土的控制權轉讓給西方國家。1895年甲午戰敗後，李鴻章將臺灣割讓給日本，1898年又與英國簽訂了租讓香港新界的法案。因而，李鴻章被視為對洋人卑躬屈膝的賣國賊，是中國歷史上最受詬病的官員之一。就像過去改朝換代的豪強一樣，毛澤東收復了晚清政府丟掉的大部分中國領土，包括上海、青島等地的租界，但他卻未能收復臺灣和香港。這個重任落在了鄧小平的肩上。[17-1]
和過去的皇帝不同，毛澤東得以利用電台、電影、報刊和現代宣傳機器，為實現愛國主義目標而獲取民眾支持。他尤其擅長動員中國的年輕人，使他們對自己的偉大文明曾經遭受的屈辱義憤填膺。一旦民族主義的火焰被煽動起來用以鞏固對自己的支持，就不會有任何共產黨領導人可能選擇背叛這種民眾情緒，鄧小平也不例外。所以鄧上台之後，便把收復臺灣和香港視為自己最神聖的職責之一。
鄧小平也努力加強對中國邊境地區的控制。中國的北部、西部和南部邊境都是多山地區，那裏的少數民族過著勉強溫飽的生活，比平原地區的農民更加貧困。大多數少數民族人口有限、缺乏組織，也得不到境外支持以抗衡北京的控制。但是西藏有所不同，一千多年前藏人就已經擁有一片幾乎和當時的中國一樣大的區域，雖然藏人的領土逐漸縮小，但一些較小的藏民群體仍散居於中國的幾個省份，藏傳寺院和喇嘛廟也足以成為抵抗漢人統治的中心。在鄧小平時代，他們得到流亡印度的一個龐大團體的支持，該團體在政治上很活躍並一直同中國敵對。尤為重要的是，藏人有達賴喇嘛的領導，他在全世界的追隨者之眾超過任何其他的亞洲領導人。
為了收回臺灣和香港並維持對西藏的穩固統治，鄧小平就像其他中國統治者一樣，在必要時不惜使用武力，但他更願意以和平方式解決這些問題。為了獲得當地民眾的合作且避免使用武力，他願意給予他們相當大的自治權。1979年1月，鄧小平在成為頭號領導人不久後便宣佈，中國對臺灣和香港擁有主權和最終控制權，但允許這些地方享有高度自治。這一政策的基本思想是由周恩來提出的，但在鄧小平當政的1982年得到了深入而系統的闡述，正式成為「一國兩制」的政策。這項政策允許香港和臺灣在5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內繼續保留不同的社會制度。鄧小平也願意給予西藏相當程度的自治，允許它保留自身的大量文化風俗。
謀求臺灣統一
即使知道美國與中國恢復邦交仍會繼續對臺銷售武器，鄧小平依然決心在自己掌權時期實現臺灣與大陸的統一。[17-2]收復臺灣的重要性並非來自地緣戰略的考慮，而是因為這個由中國的死敵所統治的島嶼，讓人痛苦地聯想到中共仍未徹底結束內戰。更令人難堪的是，臺灣作為一個觸目的象徵，代表了帝國主義者瓜分中國所帶來的百年恥辱。
1979年1月1日是中美正式建交日，其時正值鄧小平擔任頭號領導人幾周之後。鄧在元旦講話中申明了收復臺灣的重要性。他列出三個主要目標：（1）實現四個現代化；（2）中美關係正常化；（3）將臺灣回歸列入工作日程。[17-3]幾天後，他又對參議員薩姆・努恩（Sam Nunn）率領的美國參議院代表團說，中國不排除使用武力收復臺灣，否則就等於捆住自己的手腳，使和平解決臺灣問題變得不可能。[17-4]鄧小平的理由很容易得到中國人的理解，在他們看來，如果沒有美國支持，臺灣為避免被軍事佔領只能選擇與大陸統一，因此，美國維持對台關係對和平解決臺灣問題構成阻礙。1980年1月，鄧小平在說明未來十年的主要目標時，再次將統一臺灣作為目標之一。[17-5]在與美國進行關係正常化談判時，鄧預期臺灣將在幾年內回歸大陸，當時甚至伍德科克也這樣認為。
歷史上的先例也為鄧小平提供了實現這一目標的希望。鄭成功被剛建立的清朝打敗後，率領明朝餘部逃往臺灣；22年後的1683年，當時統治臺灣的鄭成功的孫子同意臺灣重歸大清管轄。1949年蔣介石被中共打敗後，也逃到了臺灣。鄧小平希望他在莫斯科的同窗、蔣介石之子蔣經國總統也會遵循鄭家的先例。1979年元旦的全國人大致臺灣同胞書宣佈，如果臺灣回歸大陸，中國將尊重臺灣的現狀。鄧小平也對薩姆・努恩的代表團說，如果臺灣回歸大陸，它可以保留自己的社會制度一百年不變。臺灣必須降下自己的國旗，但可以保留軍隊。[17-6]但蔣經國得悉鄧小平的建議後，卻作出了挑釁性的回應：他重申了增加軍事預算、加強軍力並最終光復大陸的意圖。[17-7]此外他也繼續堅持臺灣的「中華民國」代表全中國，立法院委員則是中國所有省份的代表。
同時，美國國會使局勢變得更為複雜——它於1979年4月10日通過了《臺灣關係法》，使蔣經國大受鼓舞。該法案旨在調整美國與臺灣的貿易、交往和其他領域的一系列相關條約。由於臺灣政府不再是全中國的正式代表，這是必要的一步。但是，《臺灣關係法》的內容和精神超出了對具體條約的調整，它反映了很多反對美中關係正常化的國會議員的情緒。在中美關係正常化談判期間，國會一直被蒙在鼓裏；基辛格和布熱津斯基一心想與中國恢復邦交，很少考慮臺灣的安全，也未能充分預見到美國國內支持臺灣的政治勢力之強大。[17-8]美方在1978年12月的一個深夜把蔣經國叫醒，告訴他幾小時後將宣佈與中國大陸正式建交，這一做法被國會認為具有侮辱性，加強了國會要幫助臺灣的決心。國會中不少人得到過臺灣慷慨的資金支持，或是與對臺出售武器的公司有來往，他們認為正常化過程沒有以任何方式顧及到忠實的臺灣朋友。法案要對美國的輕慢行為有所糾正，它要求美國向臺灣提供必要的自衛武器，並宣佈，以和平手段之外的任何方式解決臺灣問題都將引起美國的嚴重關切。
《臺灣關係法》的精神在美國政治中的含義是：美國忠實於它的盟友。但是它違背了與中國談判的精神，有人甚至認為它違背了1972年《上海公報》的精神，美國政府在該公報中承認「海峽兩岸的全體中國人都堅持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後來被國會議員們視為重要的問題——臺灣是民主的一面旗幟，它尊重人權，實行法治——在1979年時還談不上，因為當時臺灣當局仍在實行戡亂法，用壓迫手段控制反對派，為此受到人權活動家的批評，後來這些批評則以更大的規模指向中國大陸。
《臺灣關係法》的通過讓鄧小平怒不可遏，他為此也受到一些中國高層領導人的批評，認為他在中美關係正常化談判中對美國的態度不夠強硬。鄧小平並不關心《臺灣關係法》在法理上是否站得住腳，他擔心的是它的政治影響。該法案使他曾經為之奮戰多年並為此犧牲了數萬戰友的政治使命——結束國共內戰和恢復對臺灣的控制權——變得更加困難，甚至在他有生之年都不可能實現了。鄧小平尤其反對的條款是，美國將繼續向臺灣出售「足夠的防禦性武器，使其能夠維持充分的自衛能力」。美國承諾提供軍事援助，斷送了鄧小平原本具有的說服臺灣自願回歸大陸的影響力。
為了增加與臺灣達成協議的可能，鄧小平還能做些什麼呢？除了通過外交渠道表現其「頑強好鬥」的一面，鄧小平還邀請美國國會議員訪華，向他們直接陳述中方的觀點。1979年4月19日，鄧小平對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弗蘭克・丘奇（Frank Church）參議員說，《臺灣關係法》不承認只有一個中國。他又說，該法有協防臺灣的條款，這違反了中美建交最基本的前提。（鄧小平後來表示，《臺灣關係法》的頒佈比售武本身問題更為嚴重。）[17-9]同時，他還盡可能地孤立臺灣人民。他支持游說其他國家將臺灣排除在任何區域性或國際性組織之外。他還發誓要把跟臺灣做生意的外國公司趕出中國大陸市場。
比《臺灣關係法》更讓鄧小平懊惱的是朗奴・列根競選總統。列根發誓要給臺灣以「尊嚴」，包括謀求與臺灣建立正式關係。1979年8月22日，列根的競選搭檔、副總統候選人喬治・布殊前往亞洲，會見了憤怒的鄧小平。陪同布殊訪華、後來擔任駐華大使的李潔明（James R. Lilley）在回憶他們的會談時說：「這是一次特別不愉快的訪問。」布殊想讓中國放心列根不會實行兩個中國的政策，但是在會談中鄧小平的助手帶來了最新的新聞簡報，其中包括一次列根記者招待會的報道：列根在這次招待會上說，臺灣是一個國家，美國應當恢復與臺灣的外交關係，為臺灣的自我防禦提供所需要的一切。鄧小平說：「他又在搞這一套。」[17-10]他接著又說：「列根不止一次說過，他支持與臺灣建立官方關係⋯⋯不管在其他國際問題上有何觀點和立場，假如列根的言論和共和黨的政綱得到貫徹，這必將損害中美關係。」鄧小平還宣佈，如果共和黨繼續支持臺灣，他將被迫起來維護「十億中國人民的利益」。布殊盡量軟化美國的立場，但據李潔明說，「鄧小平仍然沒有消氣」。[17-11]
列根當選總統後，由於他蓄意讓美臺關係升溫，賣給臺灣更多的先進武器，鄧小平兩年前訪美時形成的中美之間的密切關係逐漸被中方日益增長的不滿所取代。鄧小平希望能與美國建立更密切的關係，他也想讓美國幫助中國搞現代化。但是他認為臺灣問題對中國極其重要——假如美國給予臺灣官方承認，他不惜讓美中關係倒退。鄧在這個問題上態度極為堅定。當時一位美國官員說，那時跟中國打交道，就像徒手掰蛤蜊那麼困難。
1981年1月4日，列根宣誓就職的前幾天，鄧小平會見了共和黨參議員特德・史蒂文斯（Ted Stevens）和二戰期間援華的美國空軍飛虎隊英雄陳納德將軍（Claire L. Chennault）的華裔遺孀陳香梅，向他們擺明了自己的態度。他知道陳香梅是臺灣的朋友、列根就職委員會的成員，他警告她說，假如美國鼓勵臺灣獨立，將會給中美關係造成嚴重後果。鄧告訴客人，他希望看到中美關係向前發展，但是中國對列根的一些言論感到憂慮。他說，他知道競選人在大選前說的一些話與當選後的實際做法會有所不同，不過因為有一家美國報紙斷言只要美國採取反蘇立場，中國便有求於美國，對此他必須作出澄清。他承認那家報紙所說的一點，即中國確實是個窮國，但除此之外該報紙的言論全是錯誤的：中國靠自己的力量取得了獨立，它絕不會低三下四有求於人，它會堅持自己的觀點——就算美國採取堅定的反蘇立場，中國也不會在臺灣問題上忍氣吞聲。他進一步警告說，如果列根向臺灣派駐私人代表，中國將把這視為正式的官方決定，這既違反《上海公報》，也違反《中美兩國建交公報》。如果美國不能正確處理這些微妙的關係，鄧小平說，中國準備讓中美關係不是回到70年代，而是倒退到60年代的水平。他下了最大的決心，不能讓列根與臺灣達成協定，否則將使收回臺灣從長遠看變得更為困難。他讓他的客人清楚地知道，中國將靜觀列根的一言一行。[17-12]
中國對列根總統將把臺灣視同為一個國家的擔心，因中國駐美大使柴澤民得以出席列根的總統就職儀式而減弱。柴澤民曾威脅說，如果受邀的臺灣代表到場，他將拒絕出席儀式。最終臺灣代表並未到場，中國把這看作一個積極的信號。[17-13]不過，鄧小平仍然深為關切列根與臺灣的關係。
鄧小平隨後又想對臺灣實行一系列「胡蘿蔔外交」，以增強對它與大陸改善關係的吸引力。中國在廖承志的領導下擬定了一個說明對臺政策的新文件，並在1981年3月向英國外相卡靈頓勳爵（Lord Carrington）出示了文件的草稿。1981年9月30日，這份文件由葉劍英元帥在國慶日前一天的公開講話中正式發佈。讓葉劍英來做這件事，是因為早年國共結成統一戰線時他供職於黃埔軍校，在國民黨中有不少老朋友。葉劍英的「九點建議」包含以下內容：
● 談判將在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進行；
● 雙方應當為「三通」——通郵、通商、通航——創造條件；
● 歡迎臺灣人民來大陸投資經商；
● 統一之後臺灣將享有高度自治，可以保留它的軍隊；
● 臺灣現在的社會和經濟制度，包括私人企業和財產權，將保持不變。[17-14]
但是臺灣沒有作出任何回應，而中國和列根政府的關係依然緊張。鄧小平知道，使用軍事手段跟有美國撐腰的臺灣對抗毫無勝算，於是他繼續運用自己手中的另一件武器。他威脅說，中國將減少甚至結束中美合作。在得知美國打算向中國大陸出售部分武器時，鄧小平回答說，如果這意味著美國要提升向臺灣出售武器的級別，中國不會接受這筆生意。
列根手下的國務卿黑格（Alexander Haig）應鄧小平之邀於1981年6月訪問了北京。6月16日鄧小平會見黑格時重複了他對其他人說過的話：中國希望中美關係順利發展，但是假如不能正確處理對臺售武問題，則可能造成中美關係的停滯甚至倒退。[17-15]他還對黑格說，中國同意與美國恢復邦交時，美國曾表示會逐漸減少對臺售武，但後來並沒有這樣做。中方要求美國全面停止向臺灣出售戰鬥機。如果美國不減少對臺售武，他準備與美國斷交。黑格相信，為確保中美合作對抗蘇聯，必須作出讓步，於是向鄧小平保證說，在可以預見的未來美國只會繼續向臺灣銷售「經過仔細挑選的防禦性武器」。[17-16]
鄧小平向黑格表達了他的強硬觀點三天後，列根總統會見了應邀前來華盛頓討論臺灣和中國關係的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李光耀在回答列根的問題時說，他認為以臺灣的安全狀況並不需要美國擬售的FX-15戰鬥機。會談結束時，列根請李光耀給臺灣的蔣經國總統捎信，告訴蔣美國難以滿足臺灣的全部要求，臺灣現在不應當提出對高技術武器的要求，但列根總統也不會扔下蔣經國不管。數日之後，李光耀就把這個口信帶給了蔣經國總統。[17-17]
與此同時，鄧小平和部下繼續向美國施壓。黑格訪華後不久，當時國務院的中國問題資深專家、駐華大使恒安石（Arthur Hummel）收到了中國外交官交給他的一份照會，其中提到，美國繼續對臺售武將會給雙方戰略合作造成嚴重後果。鄧小平在8月底接受香港報紙採訪時再次警告說，北京已經為中美關係惡化作好了準備。在10月的墨西哥坎昆峰會上，趙紫陽總理對列根總統說，中國希望與美國合作對抗蘇聯，但臺灣問題仍是這一合作的障礙。同樣是在坎昆會議上，外交部長黃華告訴黑格國務卿，中國要求得到一個明確日期，在此期限之前售臺武器的數量和質量不可超過卡特當政時期的水平，他還要求每年逐漸減少對臺售武，並確定一個具體日期完全停止出售。一周後黃華外長又轉達了鄧小平的要求，即在中美軍事合作談判結束之前，美國不能與臺灣達成任何出售武器的協議。美國接受了鄧小平的要求。黑格答覆黃華說，美國不同意為停止對臺售武規定一個時限，但是向臺灣出售的武器將是「有限的和有選擇的」，並且不會超出卡特政府時期的水平。[17-18]
為了表明北京對美國未減少對臺售武的不滿，趙紫陽不但拒絕了列根發出的慶祝1972年《上海公報》發表十周年的訪美邀請，甚至沒有對他的信給予答覆。中國按「殺雞儆猴」的古訓，以荷蘭向臺灣出售兩艘潛艇為由將中荷外交關係降級。1982年1月，美國派助理國務卿約翰・霍爾德里奇出訪北京，以防關係進一步惡化。[17-19]霍爾德里奇一行人受到的接待十分冷淡，但是當霍爾德里奇告訴中方官員美國決定停止向臺灣出售FSX戰鬥機後，中方又變得親切起來。然而霍爾德里奇還肩負著自己的使命：在美國決定向臺灣出售哪些武器系統之前，和北京就中美關係的框架達成更寬泛的協定。霍爾德里奇帶來了一份框架協議的草稿，但中方認為它過於含糊其辭，沒有對他們關心的問題作出回應。北京方面要求，為使談判繼續，美國必須不再向臺灣運送任何武器。[17-20]這相當於已經劃出了中方的底線。1982年最初幾個月，中國媒體仍不斷抨擊美國干涉臺灣問題，中國認為這是自己的內政。
為了打破這種緊張關係，列根總統致信北京，建議讓副總統喬治・布殊——他與鄧小平和其他一些中國重要官員有著良好的關係——出訪亞洲時順道訪華。中方沒有當即作出答覆，直到布殊已經訪問了幾個亞洲國家後才通知美國，北京歡迎布殊來訪。布殊在抵京後的最初幾天發現，北京對售武問題依然態度強硬。隨後鄧小平請他前去會談。會談過程中鄧提議和布殊去旁邊一個房間單獨交談一刻鐘，只允許恒安石大使和譯員在場。一小時後，布殊和鄧小平達成了非正式諒解，最終這被納入了美國限制對臺售武的文件。鄧小平知道已經得到了他所期望的最佳結果：美國不會停止對臺售武，但對售武作了限制——而隨著美國對臺售武的減少，鄧小平可以樂觀地認為，從長遠看臺灣終將回歸大陸。這次談話之後中方對美國的責難便消失了，氣氛也變得輕鬆起來。[17-21]一年多來像一位軍人那樣以強硬姿態氣勢洶洶地教訓美國官員的鄧小平，又變成了一個幽默風趣的合作夥伴。[17-22]
鄧小平和布殊在會談中達成的諒解，成了恒安石和中方同行之間進行具體談判的基礎，並形成了《關於美國對臺售武的中美聯合公報》（1982年8月17日簽署）。該協議對美國售臺武器作出限制，明確表示美國「無意侵犯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無意執行『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政策」。公報還規定，向臺灣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數量上將不超過中美建交後近幾年供應的水平⋯⋯美國願意逐步減少對臺灣的武器出售，並經過一段時間達成最後的解決」。[17-23]為了安撫臺灣及對公報持反對意見的國會議員，列根總統邀請30位參議員和眾議員開了一個情況介紹會，向他們解釋為何這一協議並未傷害臺灣。
8月17日公報一公佈，鄧小平就邀請恒安石與他非正式會面。在和藹的交談中，鄧小平祝賀恒安石達成了協定。這份《八一七公報》，連同1972年2月27日的《上海公報》和1979年1月1日的《中美建交公報》一起，成為美中關係的三個基礎文件。[17-24]此後直到天安門悲劇為止，它為中美關係提供了穩定的基礎。它也為列根總統1984年4月下旬為期六天的中國之行鋪平了道路，使他成為兩國建交後第一位訪華的美國總統。列根訪華期間與鄧小平進行了三個小時的友好會談。鄧在解釋了中方的對臺立場後，請列根從中方觀點考慮問題，不要因為蔣經國而本末倒置。[17-25]列根感到這次訪問很愉快，他說鄧小平「看起來不像共產黨」。[17-26]
在1980年代中期，鄧小平對自己能在「去見馬克思」前解決臺灣統一問題仍存一線希望。他和蔣經國有私交，兩人在1926年曾是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1985年9月20日鄧小平會見李光耀時，知道李不久前曾見過患有嚴重糖尿病的蔣經國，就問他蔣經國對接班人問題是否有所安排。李光耀回答說自己沒法說誰最終會接蔣經國的班。鄧小平則說他擔心蔣經國去世後臺灣會發生混亂，因為那裏有部分勢力想跟美國和日本合作，尋求臺灣獨立。鄧小平隨後請李光耀轉達他對蔣經國的問候以及兩人見一面的建議。沒過一個月，李光耀就飛到臺灣捎去了這個口信。然而蔣經國有著多年與共產黨打交道的痛苦記憶，他說他無法相信他們，拒絕了會面的邀請。[17-27]此事過後，已屆81歲高齡的鄧小平再沒多少理由指望自己能解決臺灣問題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阻止臺灣作出任何走向獨立的舉動，為他的繼承者有朝一日重新控制臺灣鋪路。
兩年後的1987年，蔣經國在病榻上廢除了實行已久的戡亂法，使反對黨合法化，從而為臺灣的民主化打下了基礎。他也第一次允許臺灣人民去大陸探親，但不能直接前往，而是要繞道香港。臺灣人很快就開始前往大陸探親，並在那裏做起了生意。由於很難區分臺灣人是否在大陸有親戚，因此不久後便允許所有臺灣人前往大陸。鄧小平歡迎臺灣人來大陸探親和做生意，他把這視為走向最終統一的步驟，儘管在他生前也許不再可能實現。鄧小平的說法是：「實現國家統一是民族願望，一百年不統一，一千年也要統一的。」[17-28]
收回香港主權
1975年5月25日，鄧小平陪同毛澤東會見了1970年至1974年擔任英國首相的愛德華・希思（Edward Heath）。毛澤東當時表示，解決香港問題的時機還不到，他指著旁邊的鄧小平和另一些年輕幹部說：「這個問題讓他們去解決吧。」[17-29]
鄧小平1977年復出後對香港問題產生了濃厚興趣。然而，1977年在與葉劍英元帥共同前往廣東時，他們的討論重點並不是收回主權，而是香港能為大陸的現代化提供什麼幫助。鄧小平很清楚，中國可望在金融、技術和管理領域大大得益於香港。即使中國收回主權後，也要讓香港繼續保持繁榮。眼下的任務是減少文革期間紅衛兵的劣跡給香港商人造成的恐懼和反感。文革中的紅衛兵不但迫害港人住在大陸的親屬，而且還湧入香港讓港人心驚膽戰，使他們普遍憎惡毛澤東的統治。[17-30]
鄧小平在1978年4月成立了國務院下屬的港澳事務辦公室和以廖承志為組長的領導小組。廖承志可以說是這個職務的不二人選：他的家鄉在惠州附近一個小村莊，距香港只有五十多公里。另外他與香港和日本都有很深的淵源，他1940年代後期曾在香港居住，其堂妹是香港首席大法官的妻子。
廖承志最初的任務之一是籌備和召開文革後的第一次港澳問題會議。這次會議開了將近一個月，主題是放棄導致港人疏遠大陸的「極左」政策，最初的工作重點是改善中國與港澳工商界的關係。
北京在提到香港時，長期以來習慣稱「港澳」，仿佛說的是一個地方。對於鄧小平等中國領導人來說，澳門這塊隔珠江三角洲與香港相望的葡萄牙殖民地只是個小地方，相對而言並不重要，經濟活力來自於香港；況且，雖然與葡萄牙的租約到1999年才到期，澳門實際上已處在大陸的控制之下。葡萄牙在1967年和1974年曾兩次提出將澳門歸還中國，北京已與葡萄牙達成協議，大體勾畫出了歸還澳門的方案。北京擔心這個決定會對極不穩定的香港民意造成負面影響，因此一直對協議保密，公開的說法是還沒有作好收回澳門的準備。對鄧小平而言，「港澳」指的就是香港。
從1949年到1978年的冷戰期間，香港一直是中國與外界溝通的最重要視窗。港英當局允許共產黨和國民黨在這裏共存，甚至相互搞諜報活動，只要他們不公然開啟戰端，能讓港英殖民政府維持法律和秩序即可。[17-31]北京利用香港這個地方賺取外匯，進口技術，獲取外部世界的信息。但是直到1978年以前，這個視窗只開了一道縫，大陸與香港的關係仍受到極大限制。中國原本可以切斷對香港的飲水和食物供應，但即使在文革期間它也沒有這樣做。1960年代俄國人對中國批判修正主義聽得厭煩，便恐嚇香港人說，假如中國真反修，它不妨證明給世人看看，把家門口那塊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收回去。北京則回答說，香港屬於歷史問題，要等到適當的時機才會加以解決。北京對香港的戰略是「長遠打算，充分利用」。[17-32]
為了解決「收回香港主權」的問題，鄧小平要認真進行準備。1978年他還沒有籌劃處理這件事的路線圖。當時鄧小平僅僅作出了中國將維護香港繁榮的一般性保證。然而，廖承志在1978年8月19日遵照鄧小平的指示，對一批香港客人保證說，香港可以長期保留它的現行制度，中國不會在香港搞群眾運動。[17-33]
1978年11月，儘管鄧小平正忙於出訪東南亞以及為成為頭號領導人作準備，他還是抽空接見了香港船王，即當時香港最有名大概也是最有錢的商人包玉剛。[17-34]鄧小平賞識的不僅是包玉剛的成功，還有他對國際商業界第一手知識的掌握、對見過面的世界各國政要的敏銳觀察力、對香港商業精神的直率讚揚、他的務實作風以及希望為中國現代化提供幫助的真誠態度。在中國大陸以外，沒有任何家庭能像包玉剛的家庭那樣與鄧小平一家人形成密切關係。[17-35]1978年11月，鄧小平和包玉剛專門討論了香港商人在中國現代化中能夠發揮的作用。
1978年12月，對外經貿部部長李強被派往香港，考察香港能為中國、尤其是廣東的現代化提供哪些幫助。李強在訪港時首次宣佈，中國將接受外商投資，歡迎貸款。李強還邀請香港總督麥理浩訪問北京。鄧小平知道港督麥理浩會講漢語，在倫敦很有威望，與中共駐港代表也有不錯的工作關係。他還知道，對於香港在1997年之後的命運，最終還是要跟英國人認真磋商。[17-36]在口頭邀請麥理浩之後，中方又發出了正式的邀請函，這是由一位中國部長寫給港督的第一封信。麥理浩認識到中方這種姿態的歷史性意義，他說：「鑒於中國現代化計劃的大背景，這是一個嚴肅的倡議。人人都同意，我當然應當走一趟。」[17-37]（關於香港在四化中作用的更多內容，見第14章。）
1920年鄧小平赴法國時乘坐的輪船曾停靠香港，當時他就對香港產生了興趣，1929年至1931年他被派往廣西領導城市暴動時曾取道香港，在那裏住過數月，對香港有了更多瞭解。[17-38]鄧小平對殖民歷史有大致的瞭解：香港島在1842年鴉片戰爭後割讓給英國，1860年又割讓了大陸的一小塊地方九龍，北邊的「新界」則於1898年租借給英國99年，將於1997年到期。鄧像中國的其他愛國者一樣認為所有三個條約都是不合法的，都是在中國無力抵抗之際被強加的「不平等條約」。
從1949年到1978年，中共在香港維持著一些自己的組織，在普通港人中也有為數不多的追隨者。[17-39]共產黨對所有其他人，包括國民黨、英國人和美國人，都懷有極深的猜疑，但是大多數港人害怕給自己找麻煩，像對待瘟疫一樣躲避政治。中共的新華社香港分社在當地出版報刊和圖書，向大陸提供有關香港和世界各地的公開或機密報告，外交部也派有駐港官員。中國銀行香港分行負責照顧大陸的商業利益，華潤集團則代表外經貿部和中國地方政府做生意。中國在香港也有自己的零售商店、情報組織、左派學校和工會。這些組織在寫給北京的報告中一味吹噓中共在香港得到的支持，這使鄧小平等領導人低估了香港華人居民事實上對英人統治的滿意程度。其實，大多數港人都害怕剛搞過文革的中國會對香港幹出什麼名堂。[17-40]
1979年3月24日麥理浩與鄧小平見面時，一些英國外交官已經開始猜測，1997年需要把租約到期的新界歸還中國時，英國將不得不放棄對整個香港的主權，因為香港新界以外的地方無法作為獨立的行政單位存在。但是當時的北京政權——它剛剛走出文革，完全缺乏治理一個現代資本主義城市的經驗，還有在1950年代消滅大陸所有私營企業的記錄——怎麼可能提供維護香港穩定和繁榮所需要的明智領導呢？不僅香港的外國商人，甚至香港華人也疑慮重重。港英官員和很多普通市民都希望，即使英國人在1997年放棄主權，中國也應當允許英國官員繼續管理香港。[17-41]
在去北京訪問的途中，英國官員已知道鄧小平一定會談到香港能為中國現代化提供什麼幫助。但是讓他們感到意外的是，鄧小平在對麥理浩的開場白中就提到了香港的最終命運問題。他宣佈，兩國商討解決方案必須以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為前提，但是直到下世紀相當長的一段時期，香港仍可繼續保留資本主義制度，儘管大陸實行社會主義。[17-42]三年以後鄧小平才正式提出「一國兩制」的政策，但是在這次最初的會見中，他已經向麥理浩說明了這項政策的要點。
麥理浩和隨行的中國問題專家意識到，如果向鄧小平提出1997年後能否仍由英國繼續管理香港，無疑會使他動怒。於是他們決定間接談及這個問題，提出如何給那些要簽訂15年以上租約的人提供保障，因為這些租約在1997年之後仍然生效。出於同一思路，麥理浩還提到在1997年之後的局勢尚不明朗的情況下，香港投資者對從事新的貸款、抵押和其他投資活動的擔憂。麥理浩建議，把規定1997年租約到期的官方文件用語改為「只要英國繼續管理這一領地」。據陪同麥理浩的柯利達（Percy Cradock）說，鄧小平顯然沒有理解商業上採用的15年租約與有關新界的99年政府租約之間有何區別。[17-43]鄧小平一直避免就租約問題表明看法，但是他說投資者可以放心。[17-44]在回答英方對大量中共幹部將被派往香港的關切時，鄧小平立刻回答說，中國會採取措施避免這種問題發生。
麥理浩返港後沒有公開北京會談的細節，但他轉達了鄧小平保證中國不會損害投資者利益的信息。港人得悉此說後如釋重負，而中國更加開放的氣氛給他們造成的印象，香港媒體有關三中全會之後鄧小平領導中國走上更加務實的道路的報道，也加強了他們這種感覺。第二年香港股市和房地產價格飈升。[17-45]
接下來的幾個月裏，又有一些英國高官飛到北京與鄧小平和其他中國官員會談，華國鋒也在11月訪問了英國。所有英國官員都向中國同行表達了同樣的基本觀點：應及早作出有關香港的決定。然而鄧小平仍未準備好著手進行談判，他只是一再重複他對麥理浩講過的話：香港在1997年之後可以保留它的制度，中國會保護投資者的權益。[17-46]
1980年12月的政治局會議解決了對毛澤東的歷史評價問題，這為鄧小平處理香港問題提供了一個重要突破口。這一進展意味著，他不必再擔心那些反對收回主權後允許香港保留資本主義制度50年不變的保守派。在建立好以胡耀邦和趙紫陽為首的新團隊後，鄧小平有理由相信，他的領導班子能夠具備管理一個現代資本主義城市的能力。
1981年初，鄧小平同意開始就香港前途進行談判。列根1981年當上總統後，鄧小平知道自己不可能在臺灣問題上很快取得進展，此時把工作重點轉向香港，可以使那些對中國政府在收復臺灣上表現軟弱感到不滿的愛國青年轉而關注收回香港主權的鬥爭，而鄧小平在這件事上穩操勝券。中國在邊境一側有大量駐軍，英國在香港的一小批軍隊不可能進行有意義的抵抗。中國還控制著香港的食物和用水。此外，中國在1981年初已經和包玉剛等香港商界領袖建立了工作關係。當初為解決臺灣問題提出的「一國兩制」政策，可以很容易地用來為中港關係提供框架。如果在安撫港人方面取得成功，這甚至可能有助於減少臺灣民眾對統一的恐懼。
港澳辦公室於1981年3月在北京召開了討論香港前途的會議。[17-47]在這次會議上，外交部副部長章文晉傳達了鄧小平的觀點：不收回香港，我們將無顏面對祖宗，面對十億中國人民和子孫後代，面對第三世界的人民。在章文晉傳達鄧小平的意見後，問題迎刃而解，誰也不敢再提在新界租約期滿後讓英國繼續管理香港的事了。[17-48]
雖然英國不太可能派出軍隊保衛香港，但當時正值英軍考慮出兵福克蘭群島，中國不能排除英國有可能對香港作出同樣舉動。鄧小平一向會作最壞的打算，他解決了英國一旦出兵中國該如何應對這一問題——9月中旬，在瑪格麗特・戴卓爾（Margaret Thatcher）到訪北京前一周，鄧小平與李先念等人見面時說，中國要準備把使用武力作為保衛香港的最後手段。
鄧小平下定決心完全收回香港主權後，中國官員立刻開始準備文件草稿，供中國內部討論在1997年之後如何統治香港。鄧小平也閱讀有關香港的報道，並會見了更多香港商界領袖。例如，親北京的港商作為人大代表在北京出席全國人大會議期間，鄧小平專門與他們見面，交流有關香港的看法。[17-49]
與其他中國官員一樣，鄧小平也擔心從1979到1997年這段時間裏英國有可能留下一些「毒丸」，使中國在1997年恢復行使主權後的統治問題變得複雜化。英國有可能讓英國公司參與大型公共項目，花光香港的資產，使政府債台高築。港英政府有可能大量批租土地，不給中國人在1997年之後留下多少收入來源。港英政府還可能為政府官員加薪，使中國在1997年之後難以平衡預算。當時，鄧小平還沒有預見到他和其他幹部後來才意識到的另一枚毒丸：用「民主」改革削弱政府的權力。
1981年12月21日至1982年1月6日的統戰會議提出了北京對香港前途的基本立場。這次會議結束後不久中英就開始了初步的談判。1982年1月6日英國外交大臣阿特金斯（Humphrey Atkins）會見了趙紫陽總理。在這次會談中，北京首次做好了開啟談判並討論具體問題的準備。趙紫陽對阿特金斯說，香港仍將是一個自由港和商業金融中心，中國將保證香港繼續繁榮。訪問結束時兩國宣佈，作為對華國鋒主席1979年11月訪英的回訪，瑪格麗特・戴卓爾首相將於1982年秋天訪華，同時雙方將開始進行富有誠意的談判。[17-50]1982年3月鄧小平正式批准了1月的統戰會議提出的基本方案，並把它提交給黨中央。
此後幾個月裏，鄧小平多次參與有關香港問題的討論，包括與香港大約12個團體或個人的會面，其中有包玉剛和另一位長期跟大陸友好的商人霍英東。[17-51]在會見英國官員時，鄧小平發誓，1997年後將把政治權力交到港人手裏。一貫強調培養接班人的鄧小平說，在剩下的15年裏，香港的商業界、教育界和文化界領袖要推薦一些有前途的香港「愛國」青年，讓他們立刻開始準備1997年之後接手不同領域的職務，以保證平穩交接和穩定繁榮。[17-52]鄧小平會見的重要客人之一是香港大學校長黃麗松，該校是香港高等教育的領頭羊，在培養未來政府官員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在1982年4月6日接見前英國首相希思時，鄧小平引用了1月會議提出的「十二條」，十分具體地表明態度：香港仍將是一個自由港和全球金融中心，它將由包括英國人和其他國家人士在內的香港人自己管理；它將由商人來領導，將容納來自所有社會階層的人；它將叫做「中國香港」，但一切商業活動照舊進行。鄧小平對希思解釋說：「我們新憲法有規定，允許建立特別行政區。」[17-53]
戴卓爾首相訪華
戴卓爾首相在1982年6月份的福克蘭戰爭取得決定性勝利後不久，於9月22日抵達北京。這次勝利使她變得過於自信，這讓她的顧問愛德華・尤德（Edward Youde）等人感到擔心。他們並沒有強而有力地向戴卓爾夫人解釋清楚，想讓鄧小平允許英國在1997年後繼續保留對香港的主權是多麼不可能。外交部的兩位主要中國問題專家珀西・柯利達和艾倫・唐納德（Allen Donald）為了避免對抗，確實試圖解釋清楚鄧小平的決心。[17-54]然而自信的「鐵娘子」戴卓爾夫人錯誤地以為，中國拒絕考慮英國在1997年後繼續保留主權只不過是一個可以談判的條件。[17-55]戴卓爾夫人在北京首先會晤的是趙紫陽總理，但趙在與戴卓爾見面之前就對香港記者說，中國當然要收回主權，主權交接不會影響香港的繁榮穩定。他把這一基本立場首先透露給新聞界，意在向戴卓爾表明這種觀點不容談判。鄧小平會見戴卓爾夫人時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17-56]
9月24日上午，「鋼鐵公司」鄧小平和「鐵娘子」戴卓爾見面，兩人進行了兩個半小時的會談。戴卓爾夫人後來把這次會談描述為「生硬粗暴」。不過參加會談的英國官員證實，戴卓爾夫人過於誇張了與鄧小平之間的對抗，事實上對抗的感覺僅僅來自會談後戴卓爾夫人對媒體的講話以及中方的反應。據英方參加會談的人說，戴卓爾夫人的講話既雄辯又富魅力，儘管如此，鄧小平所擁有的幾乎不受限制的權力也給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7-57]鄧小平在開場白中宣佈，中國將在1997年收回主權，將支持香港的繁榮，並希望能夠得到英國政府的合作。[17-58]但戴卓爾夫人回應說，在英方看來，根據三個條約香港是屬於英國的，這些條約在國際法上都是有效的，只有經雙方協議才能作出變動。她說，英國在過去150年裏學會了如何管理香港，成效很不錯。她又說，只有在作出保證香港繁榮穩定的安排後，才能談到主權問題；只有英國的統治能夠為香港的繁榮穩定提供保障：沒有英國的這種保障，商人不會再願意投資。不過戴卓爾夫人確實作出一個讓步：假如能就香港的管理權作出令人滿意的安排，她可以考慮向議會提出有關主權問題的建議。因此雙方應當通過外交渠道開始談判，尋求達成令人滿意的協議。
鄧小平斷然拒絕了她的建議。[17-59]他說，有三個主要問題：主權，中國在1997年後如何治理以維護香港繁榮，中英兩國政府如何共同避免在1997年之前發生大的混亂。他說：「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沒有迴旋的餘地。」他說：他不會做當年簽訂不平等條約的李鴻章，主權意味著完全的主權；為了維護香港1997年後的繁榮，香港目前的政治制度和大多數法律將繼續有效；中國會和香港市民進行廣泛協商，制定出對投資者——包括英國投資者——有利的政策。但是，讓英國政府或商業界滿意也是有限度的。鄧小平警告說，如果港英政府在1997年之前挑起嚴重對抗或從香港撤走大批資金，中國將「被迫不得不對收回（香港）的時間和方式另作考慮」。鄧小平確實表示，他要與英國合作，他同意雙方應當立刻通過外交渠道進行磋商。[17-60]但是他又補充說，如果雙方在兩年內無法就主權移交達成滿意的協議，中國將單方面宣佈自己的政策。[17-61]駐北京的外交官大都知道鄧小平常用吐痰來強調重點；在場的人看到，鄧小平和戴卓爾會談時，不時往痰盂裏吐痰。[17-62]
戴卓爾夫人與鄧小平結束會談走下外面的台階時，被一名記者的提問分神，腳下一滑導致膝蓋著地。這一插曲被電視鏡頭捕捉到並在香港的晚間新聞播出，後又在香港電視上反覆播出。這個畫面給人的印象是，戴卓爾夫人受到鄧小平強硬姿態的震懾，差點磕了個頭，幸虧有身邊的柯利達攙扶才沒有跪下。[17-63]
後來戴卓爾夫人談到鄧時，仍然給了他正面的評價，認為他非常直率但並不粗魯。戴卓爾夫人離京前舉辦的答謝宴會上，由於鄧小平要去出席為金日成舉辦的宴會，趙紫陽總理成了主賓。戴卓爾在宴會講話中以更為和解的姿態對趙紫陽說，會談使她對中國有了更清晰的看法。她用了一句中國的成語：「百聞不如一見。」[17-64]
由雙方代表擬定的戴卓爾夫人與鄧小平會談的公報中說：「兩國領導人在友好的氣氛中，就香港前途舉行了深入會談。雙方領導人表明了各自對這個問題的立場。雙方同意把維護香港的穩定與繁榮作為共同目標，將在訪問後通過外交渠道開始舉行談判。」[17-65]與鄧小平不同，戴卓爾夫人對英國在香港發揮的歷史作用感到自豪，而且確信以往的條約具有合法性。離開中國前，她在英國廣播公司的採訪中說，「如果簽約一方對（現存的）條約或協議說，『我不同意，我打算違約』，那麼你也很難相信他們會尊重新的條約。」當她在香港的記者招待會上重複這些話時，英國外交部的中國問題專家聽得不寒而慄，因為他們知道這些話會毀掉他們一直以來與北京達成的善意。不出他們所料，中方對此大發怨氣。在戴卓爾夫人訪華後的一周裏，香港股市下跌了25%，恒生指數從6月的1300點跌至10月的772點。[17-66]
戴卓爾夫人訪華後中英談判被推遲了，因為中方堅持談判協議的前提和基礎必須是中國1997年後完全收回主權，而戴卓爾夫人不願意接受這一條件。隨後中國發出了警告：1983年2月底英國被告知，中方有關1997年後香港政策的單方面方案草稿已接近完成。實際上，假如不談判，中方將在1984年9月宣佈它自己的香港前途方案。[17-67]北京的柯利達大使和港督尤德十分擔心中方會向6月份召開的全國人大提交他們的單方面方案，於是在3月初飛回倫敦與戴卓爾夫人協商。此時香港股市再創新低，乃至戴卓爾夫人也開始相信中方不會在主權問題上讓步。為了打破僵局，柯利達建議戴卓爾夫人致信趙紫陽總理，說明她可以重申她在北京說過的話，但在措辭上稍加改動為：假如能夠作出讓香港人民滿意的安排，她「準備向議會建議移交主權」。戴卓爾夫人接受了這一建議，此信於1983年3月9日發出。由於此信沒有滿足中方關於談判之前必須就主權問題達成一致的要求，中方沒有立刻作出答覆，過了兩個月才同意開始舉行談判。鄧小平後來對出席全國人大的香港代表說，他在談判議程的順序上鬆口，是為了讓英國人擺脫尷尬局面。雙方就下一步談判達成的議程是：第一，有關1997年後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安排；第二，1997年之前的安排；第三，主權問題。第一次談判於7月12日舉行，距戴卓爾夫人訪華已經過去了十個月。[17-68]
為了給談判作準備，同時與香港各界的重要人物建立聯絡，並培養將於16年後接管香港的官員，鄧小平認為北京必須向香港派出一名更高級別的黨的幹部。這位派往香港的高官應該被授予相當大的自由，使他能夠與香港各界有影響力的人士公開對話，並直接向北京的最高層彙報。鄧小平需要的人要瞭解北京的想法，要能跟香港的領袖人物平等相處，還要有信心向大陸高層提供全面而坦率的報道。他想到的一個人選是許家屯。
1983年鄧小平攜家人去上海過春節時，順道走訪了附近的江蘇，江蘇省委書記許家屯一路陪同。鄧小平之前並不瞭解許家屯，儘管1975年鄧在全國進行整頓時，許家屯先是在南京、繼而在江蘇全省的整頓工作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他們在1983年春節見面時，本來的安排是許家屯用二十分鐘向鄧小平彙報江蘇省的發展情況，結果談話持續了兩個小時。在許家屯的領導下，江蘇的國民生產總值在過去六年翻了一番；他們見面時江蘇的工農業產值在全國首屈一指。作為臨近上海的沿海省份，江蘇也開展國際貿易，許家屯是率先允許發展市場的人，為此還被江蘇一些行事謹慎的計劃幹部到陳雲那兒告過狀。事實上，陳雲曾要求把許家屯調離江蘇，但鄧小平看出他是一個大膽的改革派，堅持把他留在了那裏。
負責高層幹部任免的胡耀邦知道鄧小平十分賞識許家屯，於是在鄧與許家屯春節見面後不久，胡耀邦便向他提議由許家屯擔任香港的新職務。得到鄧小平同意後，1983年4月胡耀邦通知許家屯要把他調到香港全面負責大陸與香港的關係，為1997年的過渡作準備。[17-69]1983年6月30日，中英第一輪談判結束後不久，許家屯被正式任命為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委員會黨組書記，並被派往香港工作。許家屯的重要職責之一，是挑選香港有影響的人士，邀請他們訪問北京，他們在那兒將有機會見到鄧小平。[17-70]
為赴任作準備的許家屯前往北京拜訪了他後來要在香港問題上與之打交道的領導人——除鄧小平外，還有李先念、趙紫陽、胡耀邦、楊尚昆、萬里、姬鵬飛和胡啟立。他發現他們全都敏銳地意識到，必須對駐港的中共組織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造才能領導香港的過渡。當時的中共組織成員多是廣州當地人，他們習慣於重複左派口號，幾十年來一直在批評香港商界和政界領袖。這群人在思考香港的未來時也缺乏想像力。即使在這種情況下，許家屯最終還是將香港的共產黨創造性地轉變成了一個新團體，使它能夠培養富於想像力和親北京的新成員，這些人將在1997年管理他們的故土香港。這些培養中的領導者未必是黨員，但他們願意與新的中共精英合作。
許家屯赴任前拜訪的幹部中也包括廖承志，但他在許家屯上任前的6月10日便不幸去世。後來鄧小平宣佈由李先念和趙紫陽負責香港事務。在北京處理香港問題日常工作的是前外交部長姬鵬飛，香港則由許家屯負責。
許家屯在香港的正式身份是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他以這一身份出席公開場合，但他的權力卻來自他的中共港澳事務委員會書記一職，這也是公開的秘密。他的抵港引起了極大關注，因為他是到那時為止中共派駐香港的最高級別的官員。過去的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都是有外交部背景的廣東當地人。許家屯講普通話，他的上任表明香港現在已被中央領導人視為國家大事。[17-71]
許家屯離京赴香港之前，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對他說，他應當讓大陸增加對香港的理解。楊由於常在香港過冬，與當地知識界關係密切。作為回應，許家屯聘請楊振寧的弟弟楊振漢在香港組建了一個不大的獨立智庫，為中國官員分析及解釋香港的經濟及學術形勢。許家屯還把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學者帶到香港，以便增進北京對香港及其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的瞭解。
許家屯到達香港時，恰逢中英第二輪談判即將開始，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幫助北京的中方談判人員瞭解當地情況，為下一輪談判作準備。最初很多港人懷疑許家屯要加強中共對香港的控制，對他持有戒心。但是許家屯的開放態度和瞭解香港的真誠願望贏得了他們的信任。他傳遞了這樣一個基本信息，中國將在1997年後收回香港，但是不必為此擔心，一切都會保持原樣。[17-72]「1997之後會是什麼」這個謎語在當時的港人中間不脛而走，謎底則是「1998而已」。許家屯參觀學校、銀行和公司，經常在各種集會、慶典和體育活動中講話，與窮困市民交談，參觀各種類型的機構。他實際上成了影子港督，而且確實被人非正式地稱為「總督」。在新華社駐港分社的總部，他挑選了一些有前途的當地人加入他的團隊，使團隊人數從100人增加到大約400人。他把他們分成不同的小組，派去瞭解香港政府各個部門和新界的每個民政事務處。他們使許家屯能隨時瞭解所有領域的動態。在接管之前的15年裏，他們成了名副其實的「見習政府」。[17-73]那些能證明實力的人有望在1997年後擔任重要職務。
許家屯抵港三個月後返回北京，向趙紫陽和李先念彙報了香港的整體氣氛、經濟狀況和當地中共官員的素質。他的觀察讓北京的領導層感到意外。香港的中共黨員長期習慣於投北京之所好，總是大唱讚歌，說港人如何反帝，如何熱切期盼大陸來解放香港。即便那些想討大陸歡心的港商也說，港人是多麼熱情地期盼中共領導的前景。許家屯卻大膽說出了令人不快的事實，他彙報說，港人對共產黨有著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他們有時感到前途暗淡。[17-74]他還說，香港華商的主流意見是，他們尊重港英政府和法治，懷疑北京是否有能力為香港提供良好的領導。此外，很多在1949年以後逃離大陸的香港商人認為絕對不能再相信共產黨。他們見識過共產黨在1950年代曾承諾善待與之合作的工商界人士，然而後來卻自食其言，對他們進行迫害，沒收了他們的企業。[17-75]許家屯的報告讓李先念深感不安，他說，要把重新贏得香港的民心作為頭等大事。[17-76]
許家屯的報告如同醒腦劑，但它並沒有改變鄧小平要收回主權的全面計劃。在無果而終的第二輪談判後，中國公佈了為1997年後的香港制定的十二條原則，意在提醒英方談判人員，如果在1984年9月之前達不成協議，中方將單方面準備自己的方案。1983年9月10日，經過第三輪仍陷入僵局的談判之後，鄧小平會見了英國前首相希思。他對希思說，英國想用主權來換治權的策略是行不通的。他說，他希望戴卓爾首相和英國政府採取明智態度，不要把路走絕了，因為任何事也阻擋不了中國在1997年收回香港主權。鄧小平希望，英國在下一輪談判中應該改變思路，和中國一起制定出保證平穩過渡的方案。[17-77]
第四輪談判仍然沒有取得進展，隨後港幣幣值跌至歷史最低水平，商店出現了搶購潮，大量資本開始從香港流向海外，有錢的家庭紛紛在加拿大等地購置房產。很多人認為，這是香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嚴重的危機。柯利達徵得戴卓爾夫人的同意後，建議在一個有條件的基礎上，探討中方提出的應該在1997年後做些什麼的問題。在第五輪談判中，中方對英國表現出一定靈活性感到高興，但仍然懷疑英國是在耍花招，談判依然沒有取得多少進展。[17-78]
柯利達在第六輪談判中表示，英國真誠希望搞清楚中國在1997年以後的政策，如果能作出令人滿意的安排，英方願意在1997年之後放棄治權。這成了談判的轉機。第六輪談判之後，中共的媒體不再抨擊英國的立場。現在輪到中方提出他們的方案了，但是他們在第七輪談判中尚未準備提出新建議。從1984年1月25至26日展開的第八輪談判開始，雙方的會談變得更有成效，英方提供了他們如何治理這個全球化城市的詳細分析，中方把其中的很多內容納入了他們的文件。[17-79]隨著談判的進行，雖然雙方尚未就主權問題具體達成一致，但中國將在1997年收回主權這一點上已經日趨明朗。
第12輪談判之後，英國外交大臣傑佛瑞・賀維（Geoffrey Howe）飛到北京，在1984年4月18日跟鄧小平會談了兩小時。鄧小平強調了一些基本的關注，例如如何阻止英資公司和港英政府從香港撤資，如何阻止港英政府批租土地。鄧小平建議雙方成立一個聯合機構，隨時瞭解香港在1997年之前的形勢；成立一個北京、倫敦和香港官員的聯絡小組，共同處理一切問題。鄧小平對賀維外相明確表示，雖然香港的制度在1997年之後不會改變，但中國將在香港派駐軍隊。[17-80]他為此也作出了一些程序上的讓步，希望由此可以在9月之前達成協議並且得到英國議會和中國全國人大的批准。賀維外相在從北京去香港時，第一次公開承認了政治上敏感的香港人早就明白的事情：「想達成一個能讓英國在1997年後繼續治理香港的協議是不現實的。」雖然港人情緒低落，有些人甚至感到意外，但商業界還是鬆了一口氣，不確定因素終於被排除了。[17-81]
然而，顯然不是每個人都明白了鄧小平的具體意圖。1984年5月25日鄧小平會見香港的全國人大代表時，許家屯告訴他，一些幹部說了一些不符合他的政策的話。前國防部長耿飆對香港記者說，1997年後中國軍隊不會駐紮在香港。鄧小平聽後勃然大怒。他立刻接見了出席全國人大的香港代表和採訪大會的香港記者，向他們澄清任何可能的誤解。鄧小平厲聲說道：耿飆是在胡說八道，他關於將來不在香港駐軍的言論不是中央的意見。中國會向香港派駐軍隊。既然香港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為什麼不能駐軍？[17-82]鄧小平很快又在電視上極為清楚地表明了他的觀點：1997年後中國將在香港駐軍。香港的大眾媒體一向把鄧小平視為務實的溫和派，這次卻被他的強硬講話搞得灰心喪氣，不過，這個問題逐漸離開了人們的視野。中國在1997年確實向香港派出了部隊，不過他們很少離開軍營，他們的存在從未引起多大關注。
1984年，香港正在等待聯合公報的公佈時，三位香港行政局成員飛往北京，表達了很多港人對中國治理香港能力的關切。鄧小平在1984年6月23日接見了他們，他開門見山地說，他歡迎他們作為個人來北京談一談、看一看。鄧小平的意思很清楚：他不承認香港行政局擁有決定香港未來的任何權力。一些香港和英國的官員曾想搞 「三腳凳」，讓港、英、中三方都有代表，然而鄧小平擔心這會讓談判變得複雜而緩慢，他明確表示，談判只能在英國和北京之間進行。
在會見中，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鐘士元表示，他懷疑中共下級幹部是否具備處理香港複雜問題的能力。鄧小平厲聲答道，這種觀點無異於說只有外國人能管好香港。他說，這種態度反映了殖民地心態的影響。鄧小平接著對這些人說，他們應當好好瞭解中國人民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他向他們保證，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將保持50年不變。他又說，作為愛國者，要尊重中華民族，支持中國恢復行使主權，不要破壞香港的繁榮穩定。他說，這與相信資本主義、封建主義甚至奴隸制無關。他還指出，在收回主權之前還有13年時間，中央和香港行政局議員一樣關心這段時間的穩定。鄧小平提到殖民心態後，三位香港行政局的議員不再爭辯。其中一人譚惠珠甚至主動表示，自己也是中國人。[17-83]
為避免英國在剩下的時間轉移香港財富給社會造成麻煩，鄧小平提議成立一個由中、英、港三方組成的聯合委員會來處理1997年之前的問題。英國擔心這會影響他們有效治理香港的能力，沒有接受這種分散權力的做法。1984年7月，副外長周南向柯利達和高德年（Anthony Galsworthy）提出另一種選擇：成立一個沒有實權的中英聯絡委員會以方便溝通。這一想法得到了雙方的同意，於是雙方開始著手起草最後文件。經過從1983年7月12日到1984年9月6日的22輪談判後，《中英聯合聲明》終於出台。
鄧小平在1984年7月31日會見外相傑佛瑞・賀維時，雙方就聯合聲明達成的正式協定已是呼之欲出。剛從北戴河度假歸來的鄧小平皮膚黝黑，神采奕奕。140年來，中國的愛國者一直想收回香港主權，但始終沒有成功。鄧小平在英國的合作下和平達成了這一目標，當然中國很好地運用了自己的底牌。鄧小平甚至說了戴卓爾夫人幾句好話：他說，雙方的協議「為世界樹立了一個解決國與國之間歷史遺留問題的榜樣⋯⋯戴高樂將軍結束了法國的殖民統治，現在我們可以說，瑪格麗特・戴卓爾首相結束了英國的殖民統治。」在慶賀《聯合聲明》的聚會上，鄧小平開玩笑說，他對身邊圍繞了這麼多英國騎士感到高興。一位英國官員記錄下了鄧小平的話：「我們認為英國人民和英國政府是值得信賴的。請轉告你們的首相，我們希望她能來簽署協議；請轉告你們的女皇，我們希望她能來中國訪問。」這位英國官員又說，鄧小平不但態度和藹，而且既熱情又彬彬有禮。[17-84]次日，雙方正式同意成立聯絡組，分別在北京、香港和倫敦開會。
賀維外相隨後從北京飛往香港，率先宣佈了已經達成協定的消息。他向香港市民宣佈，香港將在1997年移交給中國，他們可以放心，香港會繼續保持其現有的社會和經濟制度，他手上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文件將保證香港繼續實行自治。香港和倫敦的媒體都作出了積極反應，民眾也如釋重負，充滿不確定性的時期終於結束了，他們相信內容詳盡的協定為香港的繁榮穩定奠定了牢固基礎。賀維外相在香港講話的當天，香港股市出現了自戴卓爾夫人兩年前訪華使股市大跌以來的單日最大漲幅。[17-85]
隨後由英國外交官衛奕信（David Wilson）和中國外交部官員柯在爍率領的團隊花費了很長時間來敲定協議的細節。9月26日，伊文思（Richard Evans）大使和副外長周南正式簽署了最後文件。中方在附件中詳細列出了有關保留在港英政府工作的外國人和當地官員的十二條計劃。文件還同意保留現行的法律和司法制度、國際金融中心、海運系統和教育體系。中方同意這些基本條款將保持50年不變，而英國在1997年之前一直對香港承擔責任。[17-86]10月3日鄧小平會見香港國慶觀禮團時再次向他們保證，北京的政策不會改變。[17-87]12月18日戴卓爾夫人飛到北京，在次日簡短的儀式上，她和趙紫陽分別代表兩國政府簽署了《聯合聲明》。[17-88]
隨著《聯合聲明》塵埃落定，中國開始轉向制定《基本法》的工作，它實際上是1997年之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法。這部規定了未來北京和特區之間關係的基礎性法律是由中方的一個委員會起草的，該委員會由來自大陸的36人和香港本地的23人組成。許家屯負責挑選香港的代表，為了爭取那些可能反對中共統治的人，他挑選了香港主流社會中代表不同團體和觀點的重要人物。起草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結束那天，鄧小平為表示對他們的支持，和其他高官一起接見了全體成員並合影留念。[17-89]
經過此後幾年為起草《基本法》而召開的十次全體會議的協商，所有重大問題都得到了討論：特區首長的性質以及向誰報告工作，立法會如何形成，香港是否擁有終審法院，法院和行政部門的關係。起草人團體高度多元化，有著十分不同的觀點，但是他們努力合作共事，因為他們深信維持香港的穩定與繁榮是他們的共同利益。很多香港的華商對西方式民主並不比北京的中共領導人更熱心。但香港民眾對中共將如何統治香港十分擔心，因此很多香港起草人都支持李柱銘，他是一名大膽敢言的律師，為香港力爭更多的法律保障。香港的起草人尤其想確保香港高等法院——它因其公正性而在香港享有崇高威望——的裁決不會被北京的政治領導人推翻。為了增強港人對每一個決定的信心，中國領導人同意在每次全體會議後向大陸和香港的記者通報情況。[17-90]
許家屯提醒過鄧小平和北京的其他高層領導人香港民眾對中共統治持有疑慮，但是港督尤德於1986年12月5日去世後幾周內，香港民眾所迸發出的對英國統治的擁護還是讓北京的領導人感到吃驚。尤德是個工作勤奮而又親民的總督，他的離世使他成為港英政府最優秀的公務員的象徵。當邊境的另一邊正在殘殺和挨餓的時候，他曾在亂世中維持著香港的安寧，因而他也代表了那些為這塊殖民地的繁榮而建立了公正的統治制度的英國官員。香港有數十萬人湧上街頭悼念尤德總督，同時表達他們對其他曾在此任職的英國官員的敬意。很多港人懷疑，1997年後統治香港的官員能否保持現任政府的水平。
鄧小平意識到港人的情緒很不穩定。1987年當港人對回歸的恐懼達到高點時，他為了安定人心，未準備講稿就親自到《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上發表了講話。有隨行人員帶著痰盂來到會場。他首先說：「我有三個毛病，喝酒、吐痰、抽煙。」[17-91]他說，中國堅持社會主義和共產黨領導的信心不會動搖，否則可能保不住現在的經濟發展勢頭，這反過來對香港也不是好事。他說，但是中國仍會繼續致力於改革開放。香港基本的政治和管理制度將保持50年不變。他又說，香港一直以來的制度就既不同於英國也不同於美國，不適合完全採用西方的制度搞三權分立。他然後具體說明了港人可以期待的個人自由：1997年以後仍會允許香港人罵共產黨，但是假如把言論變成行動，打著民主的旗號跟大陸對抗，北京就不得不進行干預。不過只有在發生嚴重騷亂時才會動用軍隊。[17-92]鄧小平的講話直截了當，正是港人所希望聽到的。這番講話緩和了他們的擔憂，甚至結束了有關三權分立的所有討論。[17-93]
1989年2月16日在廣州舉行的起草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上，對即將公佈的《基本法》草案進行了最後表決。每個委員都要對《基本法》的159條逐條進行投票。有幾名委員已經去世，但是出席會議的51人中至少有41人在草案的每一條上簽了字。鄧小平次日接見了起草委員會，祝賀他們取得的成功。他把他們的文件稱為「富有創造性的傑作」。[17-94]1989年2月21日，《基本法》的初稿被公之於世。[17-95]
在討論過程中，起草委員會中兩名親民主的委員李柱銘和司徒華試圖讓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由公投產生，但未獲得成功。最後全國人大常委會保留了對《基本法》的最終解釋權，北京有權任命行政長官、派駐軍隊和對影響外交及國防的問題作出決定。香港有權保留它的政治制度50年不變。它仍將是一個開放的自由港；可以發行自己的貨幣，享有言論自由，包括批評共產黨的自由；保留它的法院系統和當地法律，只要不影響中國的安全和外交，它有權作出終審判決。主張在香港實行全面民主的李柱銘和司徒華認為，《基本法》是對香港人民的背叛。但是在北京領導人看來，「一國兩制」的政策給予香港的自治權，遠遠超過了任何西方中央政府給予它所統治的地方的權力。[17-96]《基本法》公佈後，在中國大陸和香港都得到熱情接受。
可是，表決剛過了四個月，香港的樂觀氣氛便被天安門廣場的悲劇徹底斷送了。香港不久之後將由一個竟敢在街頭向自己人民開槍的政權統治，這個噩夢籠罩了整個香港。1989年6月4日，出於對爭取自由的北京抗議學生的同情，也是出於對自身未來命運的擔憂，500萬香港居民中估計有100萬人走上街頭，這是香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遊行。成千上萬有經濟能力的港人購買海外資產，送孩子出去留學，爭取外國公民身份。「六四」之前進展順利的中英關係也迅速惡化。[17-97]甚至新華社香港分社的工作人員也蜂擁加入抗議人群，而許家屯並沒有處罰這些抗議者。[17-98]當香港商界領袖包玉剛和李嘉誠在「六四」後不久拜會鄧小平時，鄧依然態度強硬，沒有作出任何讓步。他說，對英國政府一定要硬碰硬。[17-99]
許家屯在1990年1月被周南取代。許已經過了70歲的正常退休年齡，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為那些批評北京鎮壓天安門示威運動的香港人辯護，而且眾所周知他和天安門鎮壓後被軟禁在家的趙紫陽關係密切。他過去在溝通北京與香港方面成就卓著，但在天安門悲劇之後，北京官員和港人之間出現的巨大裂痕是許家屯所無力彌合的。
周南會講英語，曾經作為外交部官員處理香港事務，他所受到的約束要嚴格得多，並以令人厭煩的照本宣科的方式忠實傳達北京的意見。許家屯在香港多麼深孚眾望，周南在香港就多麼不得人心。幾周後許家屯逃往美國，在那裏獲得庇護權並撰寫了自己的回憶錄。許家屯下台後，新華社很多像他一樣同情抗議運動的人也紛紛被大陸新派來的外事幹部所取代。
「六四」之後不久，中英關係中傑出的問題化解者柯利達秘密出訪北京，旨在避免兩國關係的破裂，這與斯考克羅夫特 (Brent Scowcroft)及時密訪北京以期減輕美中關係受到的損害如出一轍。儘管天安門悲劇造成局勢緊張，中國外交部長和政治局委員錢其琛與英國外相韓達德（Douglas Hurd）仍在繼續密切接觸，力求克服《基本法》中一個已經成為爭論焦點的難題：香港立法會議員的普選人數。天安門悲劇數月之後，1990年2月13日至17日《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第九次和第十次（也是最後一次）全體會議對《基本法》進行了最後表決，全國人大於1990年4月4日通過了《基本法》。[17-100]
在天安門悲劇之前，英中兩國曾共同努力想實現一個所謂「直通車」的方案，即建立一個能夠順利延續到1997年之後的政治架構。在鄧小平退出政壇的1992年，英國派了一名重要政治人物彭定康（Chris Patten）出任香港新總督。之前在1987年至1992年擔任總督的衛奕信像他的前任們一樣，是一名熟悉中國的外交官。天安門悲劇引起騷動之後，衛奕信盡力保住了受到中國官員批評的香港新機場等項目，同時悄悄擴大選舉範圍，支持要求更多自由的人。儘管氣氛緊張，他仍能以專業的態度與中國同行維持著工作關係。
彭定康則採取了完全不同的方式。[17-101]他在上任前沒有去北京；作為總督他高調鼓吹擴大自由，增加民選議員的數量。他沒有接受外交部資深官員柯利達的意見，後者認為彭定康忽略了中英之間的某些默契。彭定康在整個任職期間與中國官員的關係都極為對立。1997年中方接收香港後，否定了彭定康的改革，他們譴責英國政府在統治行將結束時通過彭定康搞民主改革，是想強迫中國接受英國自己在統治香港的150年裏從未實行過的政策。喜歡彭定康的人說，他盡了最大努力表達香港人民的願望，為了自由勇敢戰鬥，他在這一過程中給香港人帶來的民主經驗，在1997年之後仍是引領他們前進的火炬。香港和北京批評彭定康的人則指責他是在謀取私利——他回到英國後名聲大振，成了一個為自由而戰的人，而那些留在香港的人卻要收拾他在香港和中國之間造成的麻煩。
一些香港居民認為，是彭定康斷送了「直通車」，因為他在香港搞的民主改革並沒有延續到1997年之後。但是從更廣闊的視角看，儘管有彭定康任內造成的爭議，「直通車」還是存在的。鄧小平通過《聯合聲明》和《基本法》建立起來的制度，確實如他所說得到了落實。中國始終遵守著鄧小平的承諾，允許香港的資本主義和法律制度毫無中斷地繼續存在，允許「港人治港」。大陸城市變得更像香港了，而不是相反。香港居民可以繼續公開批評中共，出版在大陸被禁的報刊雜誌和書籍。香港民選議員的數量增加了而不是減少了。香港為自由和法治樹立起準繩，成為很多選擇在那裏生活的人的保護傘，也為住在大陸的人提供了標桿。主權移交之後，香港仍像過去一樣是一個國際大都會，一個崇尚言論自由和尊重法治的城市。
鄧小平經常說，他希望自己能活著看到香港回歸，但是他在1997年2月19日去世，當時距中國恢復行使主權僅差幾個月。如果他能活到1997年6月30日，他無疑會為自己在創立「一國兩制」政策中所起的作用感到自豪。一國兩制使香港重新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儘管它保留了另一種制度。鄧小平也會同意錢其琛外長對那一天的描述：「主權交接儀式的一整天都在下雨，但是我相信普天下所有中國人都會覺得，這是為中國人洗刷恥辱的一場雨。」[17-102]
遏制西藏的自治要求
鄧小平在1978年底成為頭號領導人後，希望設法改善北京領導層與藏人的關係。為此他試圖與一個他認為可能幫助實現這一目標的人重新建立聯繫，此人便是當時與八萬流亡藏人一起住在印度達蘭薩拉的達賴喇嘛。鄧小平給恢復接觸設了一個很低的條件：1978年11月28日，即華國鋒屈服於中央工作會議的新氣氛三天之後，鄧小平對長期向外界傳播中共觀點的著名記者亞奇・斯蒂爾（Arch Steele）說：「達賴喇嘛可以回來，但他要作為中國公民。⋯⋯對於臺灣和西藏的上層人士，我們的要求就一個：愛國。」[17-103]同月，鄧小平為了表示他同達賴喇嘛接觸的誠意，下令釋放了一批西藏的犯人。
鄧小平知道，完全消除藏漢對立是不可能的，但他想恢復1956年以前北京和西藏之間那種比較和平的關係。1956年是關鍵的轉折點，這一年在四川藏區開展的「民主改革」點燃了藏人反抗的火焰，並在1958年蔓延至西藏地區，直到1959年才結束。當時一些最好戰的藏人翻山越嶺逃往印度北部，定居於達蘭薩拉。
毛澤東在1950年代曾與藏民建立了相對良好的關係，他在1951年讓剛滿16歲的達賴喇嘛在統治西藏上享有相當大程度的自由。和漢人聚居的中國其他地方相比，在只佔人口7%的少數民族地區，毛澤東願意暫緩對控制權的掌控。而與對待其他少數民族相比，他也願意給藏人更多的耐心，希望能爭取到達賴和其他藏族領導人的積極合作，最終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當達賴及其追隨者在1959年逃跑時，毛澤東甚至下令中國軍隊不要向他們開火，希望最終能讓達賴回心轉意。
1950年5月中國軍隊佔領西藏（後來成為西藏自治區）的東部後，毛澤東把西藏領導人請到北京，與漢族官員簽訂了西藏「十七條協議」。據此協議，西藏接受中國對西藏的政治控制，但允許藏人一定程度的自治，藏人可以從事他們的宗教活動、保留寺院、使用自己的語言、維持自己的風俗。[17-104]該協議確立了一個框架，規定藏人接受中國的主權，但中國同意達賴喇嘛無限期治理西藏本土（即後來的西藏自治區），大約400萬藏人中有一半居住在這裏。毛澤東同意，只有在西藏地區的宗教和貴族精英同意的情況下，才會對自治區的社會和宗教進行變革。西藏「十七條協議」之後，達賴喇嘛領導的藏人仍然可以徵稅、調解糾紛、使用自己的貨幣、甚至保留他們自己的軍隊；共產黨則控制著外交、軍事和邊防。在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之前，西藏在1950年代保留了很多清王朝作為其宗主國時的特點，基本上是藏人治藏，中國政府只管外交。
1954年至1955年，達賴喇嘛去北京出席了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他在北京時會見了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與他們建立了親密的關係。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也以極大的敬意對待達賴，因為他不但是偉大的宗教領袖，而且是與北京簽訂了正式協定的西藏政府首腦。當時，達賴喇嘛同意成立一個以他為首的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也同意將軍隊減少到1,000人並不再使用自己的貨幣，儘管事實上最終西藏的軍隊規模並未被減少，而毛澤東也允許西藏繼續使用自己的貨幣。1948年至1950年，中共在中國的大多數地區都成立了過渡政府，並在一兩年內建立了正式政府。1956年4月16日，已從北京回到拉薩的達賴喇嘛以隆重儀式歡迎北京代表團的到來，他們將幫助建立臨時政府的框架，並計劃在兩到三年內變成正式政府。[17-105]
中國政府與藏人之間的問題爆發於1955年以後，這一年全國各省領導人被要求加快農業集體化的步伐。毛澤東說，在條件成熟的少數民族地區也要開展包括集體化改革在內的「民主改革」，但在西藏暫不實行。西藏本土以外的200萬藏人大多居住在四川、雲南、青海和甘肅等地。四川領導人搞了一個計劃，不但要加速實現農業集體化，而且開始在四川的藏民和其他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實行「民主改革」。1956年，四川藏區開始實行集體化改革，包括沒收一些寺院。這很快在當地引起嚴重的流血反抗，尤其是在集中了大多數四川藏人的康巴藏區。由於康巴的血腥報復和劫掠事件一向層出不窮，當地幾乎每個藏民家中都有槍支並知道如何使用，因而這裏引發的流血反抗尤為嚴重。康巴藏人最初取得了成功，但很快便被更強大的人民解放軍擊敗，於是他們在1957年到1958年帶著武器逃入西藏本土。1957年正值冷戰高峰，美國中央情報局開始在科羅拉多訓練一小批康巴人，然後派他們潛回西藏搜集情報。[17-106]北京要求達賴喇嘛將康巴人送回四川，但被達賴所拒絕。印度早先曾邀請達賴去印度定居，於是1959年3月達賴率領眾多驍勇好戰的藏人翻山越嶺逃往印度。此後的兩三年裏又有藏民追隨他而去。
1979年鄧小平成為頭號領導人後，他在爭取藏人積極合作時所面對的困難要遠比1950年代的毛澤東嚴重。1959年以後北京為加強控制，向西藏派去大批中共幹部，此舉激起了當地的反抗。文革期間在中國大多數地方，紅衛兵都被視為進行革命運動的小將，而在西藏，由於紅衛兵搗毀寺院和喇嘛廟、破壞藝術品，他們的行為則被看作漢族青年對西藏文化的毀滅。
1979年之後，鄧小平力求彌合文革在西藏以及其他地方造成的創傷。他理解藏民對其宗教領袖達賴喇嘛有著極虔誠的崇拜。他知道達賴喇嘛被藏民看作觀世音菩薩轉世，因此被視為一個神。十三世達賴喇嘛去世後，一個兩歲的男童在1937年被認定為轉世靈童，於是成為十四世達賴喇嘛。他精研西藏文化，後來成了極其虔誠而又博學的人。鄧小平1978年時希望通過藏族中間人與達賴喇嘛建立聯繫，達成一定的和解，減少中共幹部和藏民之間的對立。
鄧小平本人在1950和1960年代就與西藏有過交涉。1951年派往西藏取得軍事控制權的中共軍隊，就是鄧小平麾下的西南軍區和西北軍區。當時藏族軍隊過於弱小，幾乎沒有進行武裝抵抗。1950年代擔任總書記期間，鄧小平既貫徹過毛澤東對西藏本土較為「寬大」的政策，也執行過在四川等地的藏人中間強制搞集體化的政策。
1978年，有很多原因促使鄧小平努力減少漢人與西藏少數民族之間的對立。更加安定的民族關係可以加強藏人與中國的紐帶，形成一個堡壘以對抗蘇聯可能對西藏的滲透；可以減少因藏族反抗漢人而觸發其他少數民族連鎖反應的風險；可以減少因為不斷與藏人衝突而給國家資源造成的緊張。大概最重要的是：當鄧小平要為實現現代化而與西方搞好關係時，良好的漢藏關係可以緩解外國人對中國處理西藏問題的方式的批評。鄧小平在1975年12月會見福特總統時，福特就提到過達賴喇嘛。他在1977年9月27日會見喬治・布殊時，布殊不但特別關心西藏和達賴喇嘛的命運，而且提出去西藏訪問的請求。由於布殊是「中國的老朋友」，鄧小平特准布殊成行。[17-107]
1978年底鄧小平開始聯絡達賴喇嘛的中間人。居住在印度的八萬藏民最不認同漢人統治——他們成分複雜，達成一致並不容易，而且與留在中國的很多藏民相比，他們更不願意在重要問題上作出妥協。此外，由於漢人不允許中國境內的藏民組織起來表達自身利益，印度北部達蘭薩拉的這個流亡團體便成為全體藏人的代言人，並且採取強硬的反華立場。
鄧小平和達賴喇嘛溝通的最佳渠道是達賴喇嘛的胞兄、會講漢語的嘉樂頓珠。鄧與嘉樂頓珠的會面是由新華社香港分社第二社長李菊生安排的，李之前在香港已經與嘉樂頓珠接觸過幾周。鄧小平在會見嘉樂頓珠時說，他希望達賴喇嘛能回來看一看西藏，如果願意也可以留下來。達賴喇嘛也可以先派代表，回來考察一下國內的形勢。鄧小平答應嘉樂頓珠，在達賴喇嘛回來之前，中國會做一些政治工作。[17-108]
1979年3月17日，鄧小平會見嘉樂頓珠幾天後，新華社宣佈「西藏自治區司法機關決定對所有參與過（1959年）西藏暴亂的人給予寬大處理」。[17-109]同日，在召開了西藏四個地區的會議之後，宣佈為文革期間受到錯判的許多西藏幹部平反。但是鄧小平在推動和解時依靠的是西藏中共幹部的報告，因此他並不清楚藏人反抗的嚴重程度和達賴喇嘛在全世界的巨大影響。在1979年8月會見美國副總統蒙代爾時，鄧小平對他說：「至於達賴嘛，這是一件小事⋯⋯達賴是個無足輕重的人物。」鄧小平又說，達賴想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這不過是空想。[17-110]
當時鄧小平有理由期待西藏的局勢將得到改善。他會見嘉樂頓珠後就作出了安排，由達賴喇嘛派達蘭薩拉流亡者代表團回來考察形勢，會見當地幹部。在此後幾個月裏，又有兩個達蘭薩拉的代表團訪問了中國。然而，給鄧小平出主意的漢族幹部嚴重低估了藏民對漢人的抵觸情緒和達蘭薩拉藏人的到訪可能激起的對漢人統治的反抗。流亡藏人的一個代表團訪問青海省時，受到當地大批藏民的歡迎，他們欣喜若狂地表達對達賴喇嘛的擁護，這讓北京的官員既吃驚又尷尬。為避免再有不愉快的意外發生，漢族幹部馬上去問西藏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前將軍任榮這個代表團訪問拉薩時會發生什麼情況。任榮預言不會出任何問題。然而，在拉薩爆發出的對達賴喇嘛的擁戴甚至更強烈。
任榮的誤判導致了他被胡耀邦撤職。胡指示讓任榮離開西藏，以免影響與藏人搞好關係的努力。取代任榮的是另一個同為將軍出身的漢人陰法唐，他不久就成了鄧小平在西藏的親信。陰法唐在西藏工作了20年，十分關心西藏的建設，從黨委書記一職退下後仍留在當地幫助建設學校。
達蘭薩拉藏人的三個代表團來訪的效果適得其反。鄧小平本來以為，在中共的領導下，西藏自1959年以來取得了相當不錯的穩定局面和經濟發展，流亡藏人代表團在西藏的所見所聞會給他們留下正面印象。然而恰恰相反，他們更加嚴厲地批評中國對待藏人的方式。
儘管三個代表團的訪問暴露出問題的嚴重性，鄧小平仍然努力彌合與藏人的分歧。他繼續執行修復西藏寺院和其他文化設施的政策。他指示新上任的總書記胡耀邦及副總理萬里帶領重要代表團到訪西藏，力求修復漢藏關係。
經過一兩個月的準備後，胡耀邦率領一個800人的代表團在1980年5月22日抵達西藏，準備於次日參加毛澤東在1951年作為懷柔政策提出的西藏「十七條協議」簽署29周年的慶典。胡耀邦花了一周時間瞭解情況並與當地幹部座談後，在一個5,000人大會上發表了激動人心的講話，與會者多數為藏族幹部。他在題為「努力建議團結、繁榮、文明的新西藏」的講話中說：「我們的黨讓西藏人民受苦了。我們十分難過⋯⋯西藏人民的生活沒有得到顯著改善，我們難辭其咎。」他提出了六項任務：（1）讓西藏人民成為自己生活的主人；（2）減輕經濟負擔，三到五年內對西藏人免稅，免徵購；（3）農業生產實行承包到組；（4）努力發展農業和畜牧業；（5）促進教育，著手籌辦西藏大學；（6）加強漢藏團結，把大多數漢族幹部調離西藏，培養更多當地藏族幹部。[17-111]
胡耀邦的講話是改善北京和西藏關係的一次大膽努力。胡耀邦講完話後，會場上對他這位新來西藏的英雄報以熱烈的掌聲。胡耀邦表現得十分誠懇，他真誠地看待西藏遭受的傷害，代表中共為西藏經受的苦難承擔責任，並說明了將來改進工作的方式。在1987年下台之前，胡耀邦一直支持與西藏和解的政策。
在胡耀邦去西藏之前，分佈於各省藏區的軍工廠壟斷著藏民所喜愛的氊帽、皮靴和其他貨物的生產。胡耀邦的西藏之行後，軍隊的壟斷被打破，西藏政府下屬的工廠也得到允許生產這類產品。在胡耀邦1980年訪問西藏後的幾年裏，在提拔藏族幹部、改善藏民生活水平方面都取得了一定進步。1978年時西藏的幹部中只有44.5%是藏人，1981年這一數字上升到54.4%，1986年時達到60.3%。[17-112]寺院獲准接納少量僧人，藏語得到了正式認可，對祈禱、朝拜和各種宗教儀式的壓制也減少了。
儘管胡耀邦試圖以誠懇的態度解決西藏問題，一年後他的努力仍以失敗告終，這既是因為他同時激起了西藏當地和北京的漢族幹部的抵制，也因為他的努力仍然未能讓藏人滿意。鄧小平受制於漢族幹部，達賴喇嘛則受制於達蘭薩拉好戰的流亡團體，兩人難以架起溝通的橋樑。
在那些努力維持西藏秩序的漢族幹部看來，胡耀邦的政策是在批評他們對藏人過於嚴厲。為了給當地藏族幹部讓路，一些漢族幹部被調到其他地區，仍留在西藏的漢人大多反對胡耀邦的政策——漢族幹部得到命令不但要學藏語，還要傾聽藏人的意見，這使他們難以保持維護政治秩序的權威。負責西藏治安的漢族幹部特別擔心藏人的喇嘛廟，它們在獲得更多的自由之後，成了西藏民族主義的溫床和組織藏人反抗的中心。（據1950年代末期的數字，在西藏自治區的全部200萬人口中有15萬僧人。）北京那些謹慎的幹部也像西藏的漢族幹部一樣，高調批評胡耀邦沒有認識到在外國人支持下的西藏「分裂分子」的危險。[17-113]
達蘭薩拉的流亡藏人所要求的自治程度比臺灣得到的條件尤有過之，這是進一步加劇了緊張關係的另一個因素。他們要求在西藏實行不同於中國其他地方的政治制度。他們還要求建立「大西藏」，將中國的所有藏區合併成一個政治上的新自治區。即使在最開明的北京幹部看來，這些要求也大大超出了他們認為合理的範圍。因此，談判毫無結果。
共產黨在1980年代給予藏人比1950年代更多的自治權，允許當地藏民使用自己的語言、服飾，在人民代表大會中有一定的代表。此外中共允許藏人比漢人多生孩子。藏人上高中和大學的入取分數也低於漢人。但真正重要的決策權掌握在拉薩的中共漢族幹部手中，而他們則要聽從北京的指示。
另一個難以克服的分歧是，藏人要求把西藏的疆域擴大到其他省份的藏人居住區。藏人在7世紀曾控制著幾乎和當時中國一樣大的區域，此後一些較小的藏民社區便一直保留在四川、青海、甘肅和雲南各省。即使是最開明的漢族幹部，也反對這種藏人對疆域的巨大擴張。
達賴喇嘛看了他派去考察中國藏人狀況的三個代表團的報告，在胡耀邦的西藏之行後，他於1981年3月23日致信鄧小平說：「我們必須通過更好的相互理解，發展藏漢人民的友誼。」但是他又說：「實際上有90%以上的藏人都受到身心摧殘，生活在焦慮之中。這種情況並非自然災害所致，而是人為的。」[17-114]北京需要一些時間才能對此作出答覆。
北京的官員拖了大約四個月，直到1981年7月27日胡耀邦在北京會見嘉樂頓珠時，才表明了他們對達賴此前來信的觀點。胡耀邦在1980年去西藏時被授予相當大的自由度，以贏得藏人的善意。但是這次會見的情況不同：他接到的指示是傳達中國的新政策，要對西藏的分裂活動加強控制。胡耀邦向嘉樂頓珠列出了北京歡迎達賴回來的具體條件：達賴喇嘛可以享有1959年之前的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他要住在北京而不是西藏，但可以訪問西藏；他可以擔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和政協副主席。
藏人知道，接受這些條件可以使達賴喇嘛得到榮譽地位和一定的宗教自由，但政治權力仍牢牢掌握在漢人手中，因此他們拒絕了。達賴喇嘛決定不回國。鄧小平要促成雙方更親密、更積極的關係的努力落空了。但他和達賴喇嘛都不想把關係搞得更僵。達賴在當年10月派了一個談判小組前往北京，這個小組雖然也未能彌合分歧，但避免了達賴喇嘛和北京領導人公開決裂。[17-115]
1981年至1982年的溝通失敗後，鄧小平把西藏問題放到了一邊，直到1984年中國國市場化進程得到更廣泛的民眾支持，這為處理西藏問題提供了新的前景：經濟增長和西藏與其他省份不斷加深的聯繫——其中也包括市場聯繫——將成為新的著眼點。1984年2月27日至3月6日——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四年之後——北京召開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正值鄧小平在廣東宣佈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肯定了進一步開放西藏的政策。在此之前，獲准去西藏的遊客和外地商人寥寥無幾，而在這次會議之後，商人可以幾乎不受限制地去西藏做生意。鄧小平希望，通過把藏人與全國的經濟聯繫在一起、加快西藏的經濟發展，能像其他地方一樣，增加藏人對政府的擁護。他確實把發展西藏經濟放在了全國重點工作中很優先的位置。中央鼓勵富裕的省份為西藏提供財政援助，派遣懂經濟的幹部幫助推動西藏發展，由此加強西藏和各省政府的聯繫。
作為減少分裂主義危險的一種努力，1985年有4,000名西藏的優秀中學生被送到其他省份的學校以獲得更好的教育機會，俾使西藏和全國其他地方進一步聯繫在一起。1984年北京與西藏流亡團體也舉行過若干次會談，但未取得任何進展。
這些會談失敗後，達賴喇嘛為打破與北京關係的僵局，試圖通過向西方尋求支持對北京施壓。他向各國派出信得過的年輕人介紹西藏的境況，例如洛地嘉日被派往華盛頓，數十年間都在推動藏人的事業。然而這些年輕人沒有一個能與達賴喇嘛本人的影響力相比。達賴喇嘛會講英語，能夠以他深邃的信仰打動西方人，讓很多西方人覺得那正是他們在自己物質化的日常生活中失去的品質。他們把達賴視為一個為爭取民族自由而與中國壓迫者不懈鬥爭的和平主義者。沒有任何其他亞洲領袖贏得過那麼多虔誠的西方追隨者。達賴喇嘛的名望，使只佔中國人口0.3%的藏人引起西方世界的極大關注，超過了中國任何其他少數民族，包括那些人數遠多於藏族的少數民族。不過，儘管有外國對達賴喇嘛的普遍支持，沒有任何外國政府正式承認西藏。而在中國政府看來，達賴喇嘛偶爾高調承諾願意接受中國的主權，卻不願意達成對他有約束力的協定。中國逐漸認為他因受制於流亡印度的八萬極端分子而沒有任何談判的空間。通過中共宣傳工具瞭解西藏的中國漢族民眾則相信，中國政府已經提供了慷慨的財政援助，西藏人卻不知感恩。隨著矛盾的加劇、西藏的漢族幹部收緊控制，藏人更把漢族視為壓迫和反對西藏的人。
達賴喇嘛在爭取歐洲人、美國國會議員、人權活動家和外國非政府組織的支持方面所取得的成功，使西藏的僧人變得頭腦發熱，他們大膽施壓要求更多的自治。1987年9月27日，達賴喇嘛在美國國會人權委員會的聽證會上講話後不久，拉薩僧人的示威演變為一場騷亂。很多藏人樂觀地以為，他們在西方人的支持下能夠強迫中國政府讓步。然而恰恰相反，北京的官員進一步加強了控制。1988年6月達賴喇嘛在歐洲議會演講時重申藏人應當有權決定與西藏有關的一切事務，沒出幾個月，拉薩就在12月又發生了一次嚴重騷亂。1989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了達賴喇嘛，也讓西藏僧人大受鼓舞，再次導致中共領導人收緊控制。
達賴喇嘛在國外的成功使得西藏僧人的反抗有增無減，這促使中國領導人想方設法利用外國團體孤立達賴喇嘛。有些外國團體對中國的壓力作出了讓步，但總體而言，中國的做法反而增加了外國人對達賴的關注，加強了外國對中國的批評。在西藏，僧人日益增多的反抗導致中國官員強化西藏的治安力量，對寺院實行更加嚴厲的管制。
中國官員指責外國人權團體的援助是出於削弱中國的目的。當外國人批評中國不給予藏人更多自治權時，有的中國官員則反唇相譏，說他們的政策要比美國當年驅逐和消滅美洲土著居民的做法人道得多。
鄧小平和達賴喇嘛無法解決他們之間的分歧，但雙方都想避免全面衝突。1988年初北京釋放了數位因從事政治活動而被捕的僧人。中國在1988年4月宣佈，只要達賴喇嘛願意放棄爭取獨立的做法，他就可以回西藏居住。達賴喇嘛則繼續說，他接受中國的主權，他希望以和平的方式使西藏人獲得更多自由。
1989年1月，鄧小平為了控制騷亂，向西藏派了一名新的黨委書記——胡錦濤。胡錦濤和不同的幹部談話，但其基本目標反映了鄧小平的政策：發展經濟，擴大漢語教育，加強外部聯繫，和一些藏人展開合作，保持對分裂主義活動的嚴密控制。1989年春天，在北京學生示威的同時，西藏再次發生了騷亂，對此胡錦濤宣佈實行戒嚴。
1989年初，當西藏的另一位宗教領袖、在藏人中信徒人數居第二位的班禪喇嘛去世時，又出現了一線希望。達賴喇嘛接到了以宗教領袖身份前往北京參加葬禮的邀請。北京的判斷是，達賴總體上比藏人流亡團體態度更靈活，鄧小平或許可以在達賴喇嘛來訪時與他啟動有益的會談。但是達蘭薩拉的流亡團體明白北京的領導人想拉攏達賴，說服了達賴喇嘛不要前往。這次邀請被拒絕後，鄧小平和他後來的接班人便放棄了與達賴合作的努力，使打破僵局變得遙遙無期。有觀察家認為達賴喇嘛錯過了一次在消除分歧上取得進展的良機。此後，雖然達賴喇嘛數次派代表去中國磋商，但雙方都沒有在基本立場上讓步。
1980年代中期以後形成了一種一直延續至今的惡性循環：達賴喇嘛在國外的名望鼓舞著當地藏人反抗，從而導致北京的鎮壓；而外國人知道了鎮壓的情況後會譴責北京，這又鼓勵了藏人的反抗——如此反復不息。但是，藏人和漢人都很清楚始於1980年代中期的對外部市場的開放以及對西藏的經濟援助給西藏帶來的長期後果：生活水平的改善和經濟獨立性的衰落。在1950年代，定居拉薩的外地人多為北京派去的中共漢族幹部和軍隊。1980年代中期以後，居住在拉薩的外地人幾乎全都是商人，他們都想利用中國對西藏的經濟援助所帶來的商機。很多人是來自鄰近窮困省份的回族或其他少數民族。過去外地人幾乎從來不住在西藏的農村，但是到了1990年代末，外地人的數量大有超過藏人之勢。[17-116]由於越來越多的藏族青年為了自己的前程而學習漢語和接受漢族教育，無論是藏人和漢人都能看到，長遠的趨勢是將有更多的藏人學說漢語、上漢族學校、接受漢族文化的方方方面、並融入外部的經濟，雖然他們不會放棄自己的藏族身份和忠誠。
自從鄧小平1980年派胡耀邦去西藏以來，中共再沒有作過重大努力使藏人和北京達成和解。流亡藏人與北京領導人的僵局一直在持續，前者決心建立擁有真正自治權的大西藏，後者則相信通過發展經濟、推動藏人接受漢族的教育和文化，將使西藏進一步融入全國的經濟和文化。一些外國人和北京領導人之間的對立也在繼續，前者想幫助藏人得到更大的自治，後者則因為中國的崛起而對阻止外國人這些做法的能力變得更加樂觀。
[17-1]關於中國領土糾紛的說明，見M. Taylor Fravel, Strong Borders, Secure Nation: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in China’s Territorial Disput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17-2]關於臺灣和中美關係的一般背景，參見Ralph Clough, Island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Nancy Bernkopf Tucker, Taiwan, Hong Kong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45–1992: Uncertain Friendships (New York: Twayne, 1994); Robert S.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969–1989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Richard C. Bush, Untying the Knot: Making Peace in the Taiwan Strait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5); Michel Oksenberg, “Taiwan, Tibet, and Hong Kong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in Ezra F. Vogel, ed., Living with China: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W. W. Norton, 1997), pp. 53–96; Alan D. Romberg, Rein in at the Brink of the Precipice: American Policy toward Taiwan and U.S.-PRC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Henry L. Stimson Center, 2003); and Nancy Bernkopf Tucker, Strait Talk: United States﹣Taiwan Relations and the Crisis with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7-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鄧小平軍事文集》（三卷本）（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第3卷，1979年1月1日，頁141。
[17-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鄧小平軍事文集》（三卷本）（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第3卷，1979年1月9日，頁151。
[17-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鄧小平軍事文集》（三卷本）（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第3卷，1979年1月16日，頁164–166。
[17-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1979年1月9日，頁467–468；Robert 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The Secret Diplomacy of Imperial Retreat (London: John Murray, 1993); LWMOT, tape 19, p.21.奧克森伯格和伍德科克卸任後，在1981年秋天到1982年夏天間聚談了39次，記錄下他們在美中關係正常化過程中的經歷。
[17-7]Robert A. Madsen, “Chinese Chess: U.S. China Policy and Taiwan, 1969–1979,” Ph.D. thesis, Trinity College, Oxford University, 1999, pp. 274–275.
[17-8]Tucker, Strait Talk, p. 108.
[17-9]與英國前首相希思（Edward Heath）的談話，見《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3年9月10日，頁931–932。
[17-10]Tucker, Strait Talk, pp. 132–133.
[17-11]James Lilley, with Jeffrey Lilly, China Hands: Nine Decades of Adventure, Espionage, and Diplomacy in Asia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04), pp. 218–220. 另參見John H. Holdridge, Crossing the Divid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Normalization of U.S.-China Relation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97), pp. 197–198.
[17-12]Deng Xiaoping, Selected Works of Deng Xiaoping, 1975-1982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4; 2nd ed., 1995), pp. 371–372; 《鄧小平軍事文集》，第3卷，頁181–185。
[17-13]Holdridge, Crossing the Divide, pp. 199–201.
[17-14]新華社，1981年9月30日。
[17-15]《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1年6月16日，頁748–749。
[17-16]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 182.
[17-17]Kuan Yew Lee,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The Singapore Story, 1965–2000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0), pp. 527–531.
[17-18]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p. 184–185; Holdridge, Crossing the Divide, pp. 211–215; Alexander M. Haig, Jr., Caveat: Realism, Reagan,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Macmillan, 1984); Patrick Tyler, A Great Wall: Six Presidents and China: An Investigative History (New York: PublicAffairs, 1999).
[17-19]Holdridge, Crossing the Divide, pp. 211–215;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p. 186–187.
[17-20]Holdridge, Crossing the Divide, pp. 215–222.
[17-21]Holdridge, Crossing the Divide, pp. 222–226. Holdridge陪同布殊訪華。
[17-22]類似的解釋見Holdridge, Crossing the Divide, p. 240;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p. 190–258.
[17-23]關於協議具體內容的談判是在恒安石大使和中方對等官員之間進行的，中方將談判結果送鄧小平批准。
[17-24]Holdridge, Crossing the Divide, pp. 230–241;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p. 189–200. 三個公報收入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p. 265–272及Holdridge, Crossing the Divide, pp. 263–279。
[17-25]《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4年4月28日，頁971。
[17-26]2008年12月與美國國防部官員Eden Woon的訪談。
[17-27]Lee,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pp. 677–679.
[17-28]齊鵬飛：《鄧小平與香港回歸》（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頁66。
[17-29]齊鵬飛：《鄧小平與香港回歸》（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頁66。對香港工作的一般介紹，見宗道一等編：《周南口述：身在疾風驟雨中》（香港：三聯書店，2007），頁265–267。我關於香港問題的討論大大得益於衛奕信爵士、Sin Por Shiu和Dalena Wright對香港局勢的深刻見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