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雲對胡耀邦的批評

另一個戰場針對的是胡耀邦給予地方幹部靈活性的做法，這場鬥爭因陳雲在1983年3月17日批評胡耀邦而達到頂峰。1983年1月趙紫陽出訪非洲11國，為期一個月，胡耀邦接過了趙紫陽在政府中的部分工作。胡的作風比趙紫陽隨意得多，例如，他知道煤炭短缺後，便跑到礦區鼓勵人們盡其所能增加產量。他沒有考慮到採煤時可能發生的問題，比如對環境的嚴重破壞，也沒有預料到私人礦主經常不採取最基本的安全措施，結果發生了許多礦難。在慎重的計劃工作者看來，胡耀邦是個不守紀律的鼓動家，他不充分考慮行動的後果，也不嚴肅看待他們精心制定的經濟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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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雲聽到胡耀邦不夠尊重經濟計劃的彙報後很不高興。他在3月14日把自己的意見告訴了鄧小平。[19-20]第二天鄧小平便把胡耀邦、趙紫陽和胡喬木叫來，批評了胡耀邦不嚴謹的領導方式。[19-21]1983年3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召開的聯席會議上，趙紫陽沒有點胡耀邦的名，但嚴厲批評了他的活動，認為這干擾了有序的經濟管理。胡耀邦的友人認為趙在1984年5月寫給鄧的信裏對胡的批評大大超出必要，儘管趙後來對此予以否認。[19-22]

在3月17日的這次會議上，陳雲還談到了十個問題：

　　（1）1980年提出調整經濟是對的，沒有調整就不會有今天這樣好的形勢；
　　（2）2000年之前的這個時期要分成兩個十年，頭十年是打基礎，後十年振興。如果前十年不謹慎，後十年就困難了；
　　（3）可以利用銀行貸款或出售黃金暫時彌補預算赤字，但不能年年出現赤字；
　　（4）必須嚴肅看待各部委，尤其是綜合部門，有關經濟形勢的意見；
　　（5）說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的156個項目走了彎路是不對的；
　　（6）與李先念協商後在1973年至1974年購入的黃金儲備是必需的，不算多（陳雲當年年初作出的購買黃金的決定被視為一項極為明智的決定，因為此後十年黃金價格暴漲）；
　　（7）國家計委要從各部委和地方集中資金，搞重點建設；
　　（8）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對財經工作都要管，但重點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
　　（9）對亂上項目、亂用基建投資的現象，必須制止；
　　（10）中央書記處（當時由胡耀邦領導）對經濟問題要研究，但方法要改進，特別要瞭解綜合部門的情况。

仍然支持胡耀邦的鄧小平顯然對陳雲批評胡耀邦感到不安，會議一結束鄧小平就說，今後由趙紫陽領導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全面負責經濟工作，其他人不要插手。[19-23]

雖然陳雲的十點意見都是針對保持對經濟的控制提出的，但最後幾點也是對胡耀邦的強烈批評，而且是在間接批評鄧小平推動經濟過快發展的政策。鄧力群未經授權，當天就把陳雲的講話內容透露給了新聞單位。鄧小平把鄧力群叫去，批評他這種違反黨紀的做法。然而危害已經造成：胡耀邦在黨內的權威被削弱，有些幹部開始懷疑胡在自己的位子上還能呆多久。[19-24]一些和胡耀邦一起工作並且同樣贊成擴大言論自由的幹部對鄧力群十分氣憤。

胡耀邦處境艱難。北京的「婆婆」太多，胡耀邦處在他們的壓力下很難真正控制黨組織。他有名義上的權力，也有鄧小平為他撐腰；他仍在主持會議，領導日常工作。但是他把大量時間用在了北京以外。他去全國各地視察，鼓勵當地幹部努力克服現代化的障礙。在胡當政的幾年裏，他總共走訪了1,703個縣，佔全國全部縣的80%以上；走訪了全國183個地區中的173個。1987年1月被革職之前，他還打算視察餘下的10個地區。[19-25]

在這段時間裏，要避免使陳雲和鄧小平的嚴重分歧被他們手下的要員覺察到是不可能的，兩人不和的謠言也傳到了香港的媒體。對於自己的得力幹將遭到痛批、開展工作的權威被削弱，鄧小平不可能感到愉快。[19-26]陳雲當初是支持任命胡耀邦當總書記的，但當他看到胡耀邦更願意回應鄧和鄧的政策而不是他本人的，心中自然不悅。但是這兩位黨的領導人都知道，公開鬧翻會招致外界的強烈攻擊，這將毀掉黨，因此兩人都很節制，不把他們之間的分歧公之於眾。

 

反對精神污染及其反響

1983年初，敢言的自由派理論家再一次從哲學角度主張擴大思想自由的範圍，令保守派擔心共產黨的權威受到了那些不把對黨的忠誠視為最高信仰的人的挑戰。《人民日報》副總編王若水在1983年1月寫道：「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意味著堅決拋棄十年內亂期間的『全面專政』和殘酷鬥爭；拋棄把一個人神話而把人民貶低的個人崇拜；堅持在真理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嚴不受侵犯。」[19-27]不久後，在3月7日中央黨校紀念馬克思逝世100周年的會議上，周揚也表達了自己的觀點，他說，不但資本主義社會存在著異化，如果缺少民主和法制，幹部濫用權力，社會主義社會同樣存在異化。胡喬木和鄧力群試圖阻止發表周揚的講話，但它還是刊登在3月16日的《人民日報》上，引起了巨大反響。[19-28]將人道主義和異化視為普遍原則的觀點，在鄧小平等中共領導人看來是對黨的最高權威的根本挑戰。在西方觀念中，超驗的神可以批判世俗統治者，但這並不是中國的傳統。

鄧小平沒有匆忙終止一切有關人道主義和異化的討論，但他在1983年9月份決定對寬鬆的氣氛加以限制。他讓胡喬木準備一篇講話，對他稱為「精神污染」的觀點採取了更強硬的路線。[19-29]鄧小平承認社會主義社會也存在各種問題，但是他宣稱，根據馬克思的理論，「異化」是指工人因為其勞動受到追逐利潤的資本家的剝削而產生的一種感受，因此在社會主義社會並不存在這種問題。鄧小平主要針對的是那些攻擊中共權威的人。[19-30]

鄧力群批評胡耀邦把愛國主義放在共產黨之上，但鄧小平本人並未區分兩者的先後。假如讓鄧小平表達自己的看法，他也許會說，在數百年的時間跨度內愛國主義會綿延不絕，但至少近幾十年內沒有什麼可以取代共產黨，對黨的完全支持是絕對必要的。鄧小平說，有些在文革中受過罪的青年知識分子在暗中搞秋後算賬的活動，有些人充滿狂妄的野心，對這些人必須撤職和開除出黨。基本問題是什麼？「黨的紀律鬆弛，甚至保護了一些壞人。」鄧小平的解決辦法是，思想工作者要幫助教育人們「正確看待過去，理解當前，堅定對社會主義和黨的領導的信念」。[19-31]北京的幹部知道，就像陳雲在3月份的講話一樣，鄧小平的講話也包含著對胡耀邦含蓄的批評，因為胡耀邦一直主張為知識分子擴大自由的範圍。

1983年10月12日，在十二屆二中全會上，鄧小平把批評擴大為一場全國範圍的反對精神污染的政治運動。鄧小平很不願意搞政治運動，這會打亂正常工作，讓所有可能受到批評的人產生對立情緒，可是他又找不到政治運動以外的辦法去遏阻「精神污染」。這是鄧小平1978年上台以來發動的第一場政治運動。但是為了避免重蹈過去政治運動極端化的覆轍，鄧小平一開始就警告說：「過去那種簡單片面、粗暴過火的所謂批判，以及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處理方法，決不能重複。」[19-32]

儘管鄧小平發出了警告，一些奉命搞運動的幹部還是採用了他們所熟知的恐嚇式批判。但是也有一些富有同情心的幹部試圖淡化批判。當一些局級負責人開會討論如何反駁「人道主義」以及社會主義同樣會存在「異化」的觀點時，農村問題的重要顧問杜潤生問他們是否知道「異化」的含義。大多數人承認不太清楚，杜潤生對他們說，那麼你們怎麼能讓農民明白什麼是異化？杜潤生說，在農村搞這種批判運動是很荒謬的。萬里也認為不應當在農村搞這種運動。趙紫陽說，不要讓運動干擾經濟。方毅則認為不應讓運動干擾科技領域的工作。當時任總政治部主任的余秋里很快就阻止了在軍隊中開展這場運動。這些幹部成功限制了運動的範圍。鄧小平既覺得有必要限制對黨的批評，又知道對政治運動存在著普遍反感，他想在這兩者之間達到平衡，因此沒出一個月他便讓這場運動偃旗息鼓了。1984年1月3日，胡喬木在一篇長文中對異化作出權威闡述，基本上結束了這場運動，但此文也為言論自由設定了界線。[19-33]

在很多知識分子心中，鄧力群要對這場運動負責。結果是他退居守勢並作了自我批評。他被批評為又一次反右運動的始作俑者。[19-34]像很多知識分子一樣，胡耀邦的長子胡德平以及鄧小平的長子鄧樸方，批評鄧力群把這場運動搞得超出了鄧小平的本意。鄧力群明確表示，發動政治運動的人是鄧小平。他拒絕保護上級領導的行為並未被迅速遺忘：15年後給鄧小平開追悼會時，鄧樸方明確表示不歡迎鄧力群參加。在敢言的知識分子的壓力下，胡喬木後來甚至承認反精神污染運動是一個錯誤。其實鄧力群也認識到反精神污染的鬥爭沒有達到目標，他在1984年3月14日對胡喬木說，「反對精神污染將是一場長期的鬥爭」。[19-35]

為了讓那些被已經終止的運動灼傷的知識分子放下包袱，從1984年到1985年鄧小平採取了比較寬容的態度。因堅定的信念與勇氣而受到很多知識分子敬佩的王若水得以繼續撰寫人道主義的文章，甚至在1984年1月受到批評後，他仍在香港發表了一篇文章為自己的立場辯護。直到1987年夏他才被開除出黨。

鄧小平限制反精神污染運動的寬容態度使作家們受到鼓舞，他們再次信心大增。1984年12月29日至1985年1月5日中國作協召開第四屆全國代表大會，會議組織者竟然敢不邀請胡喬木和當時仍是中宣部部長的鄧力群到會。胡啟立在會上發表講話，照本宣科地表達了黨要限制言論自由的觀點，但他到會的事實本身就給了與會者一定信心。不出預料，胡耀邦與會、加之會議沒有制止直言不諱的批評讓保守派感到憤怒。大膽的作家們選出被胡喬木和鄧力群批評過的、1930年代就已成名的小說家巴金擔任作協主席。著名報告文學作家、過去的右派、也是對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最敢言的批評者之一劉賓雁當選副主席。劉賓雁利用這次會議批評了那些在反精神污染運動中攻擊過他的人。

夏衍在評價這次會議的重要性時宣稱，這次大會堪稱作家們的遵義會議。就像毛澤東在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上擺脫了蘇聯的控制一樣，中國作家在這次會議上擺脫束縛，宣告了自身的獨立。[19-36]這類言論激怒了保守派。出席會議的很多人都是黨員，但李先念從他的女婿、與會的部隊作家劉亞洲那兒瞭解到會議情況後，把它斥為一次反黨會議。胡喬木和鄧力群也被作家們的叛逆精神所激怒。鄧力群稱之為一次「群魔亂舞」的會議。1985年1月2日會議仍在召開時，得知會議進展的鄧小平把胡耀邦叫去作了一次私下談話，要求他對這些風氣加以控制。[19-37]

作協會議對中共權威的放肆挑戰讓鄧小平十分惱火。在鄧小平看來，胡耀邦在爭取知識分子的人心上過於寬宏大量，卻未能使黨的紀律得到加強。此外，胡耀邦的寬容使鄧小平顯得像是一個專橫的、過分嚴厲的專制主義者。[19-38]

同時，為了讓保守派和知識分子取得一定共識，胡喬木協助胡耀邦起草了一篇發言稿（〈關於黨的新聞工作〉），由後者在1985年2月8日中央書記處的報刊工作會議上發言。[19-39]這篇講話稿的基調是保守的，但胡喬木試圖在保守派和知識分子之間取得平衡。胡喬木寫道，既要反對精神污染，又要避免使用或盡量少用「精神污染」這種說法。[19-40]據說鄧小平對胡喬木改變調子，及其在限制對中共權威的挑戰方面作出讓步也感到不滿。[19-41]

在這種更加自由的氣氛中，30年前被打成右派的著名報告文學作家劉賓雁於1985年3月發表了〈第二種忠誠〉一文。他在文中對兩種黨員作了對比，一種黨員對上級領導唯唯諾諾，另一種黨員具有良知、獻身於黨的理想。劉賓雁這篇文章深深觸動了那些曾經為是否執行黨在大躍進和文革時期的政策而受到內心煎熬的人，對試圖擺脫中共的、富於理想的青年也產生了巨大影響。一貫堅信黨的紀律至關重要的鄧小平認為劉賓雁的觀點是在挑戰黨的領導，結果，劉賓雁在1987年被開除出黨。但是與毛澤東不同，鄧小平並不是一個喜好報復的人。他在1988年允許劉賓雁和王若水出國。同時，鄧小平也完全知道鄧力群的所作所為讓知識分子離心離德的程度，於1985年7月撤去了鄧力群的中宣部部長一職，取代他的是當時在家鄉貴州擔任省委書記的朱厚澤。[19-42]

朱厚澤不能完全控制中宣部，因為那裏仍有許多保守派，但是他的任職對於追求更多自由的人來說是一次重大勝利。熟悉中宣部的幹部說，誰當了中宣部部長誰就會變得保守，因為他的職責是維護黨的正統思想——但只有朱厚澤是個例外，他宣佈了新的「三寬政策」：寬鬆、寬容、寬厚，這讓希望表達不同意見的黨員為之一振。

朱厚澤在文革之前和文革期間都挨過整，但由於他在領導貴州這個落後省份上取得的成就，被選定為有前途的省級領導人。1978年中央黨校重新開學後他參加了第二屆為期一年的培訓班，而當時領導中央黨校的人正是胡耀邦（朱在黨校的同學之一，是2002年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的胡錦濤）。朱厚澤到北京上任後，支持思想開放的、有創造性的著名作家王蒙擔任文化部部長。[19-43]鄧力群等保守派理論家認為，朱厚澤允許方勵之、王若望和王若水等人享有更多自由，會讓事情變得更糟。[19-44]他們擔心這終將導致混亂。朱厚澤的做法讓大膽敢言的知識分子歡欣鼓舞，卻讓鄧力群及其支持者心灰意冷。

鄧小平繼續做著一件幾乎不可能辦到的事：既要堅持黨的紀律，又不徹底疏遠知識分子。在1985年9月18日至23日舉行的全國黨代表大會上，鄧小平將社會主義的積極力量與資產階級的自私自利作了比較。[19-45]他說，通過保留土地公有制和企業國有制，中國能夠「消除資本主義⋯⋯所必然產生的種種貪婪、腐敗和不公正現象⋯⋯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宣傳，也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宣傳，一定要堅決反對」。[19-46]但是他仍然試圖阻止對知識分子的全面批判。他說：「我們仍然堅持『雙百』方針，堅持憲法和法律所保障的各項自由，堅持對思想上的不正確傾向以說服教育為主的方針，不搞任何運動和『大批判』。」[19-47]

 

準備交接班：1985

1985年到來之前，鄧小平為了解決已經拖延了一段時間的上層交接班問題，提議在1985年召開黨的第十三次代表大會，這比規定的時間1987年提前了兩年。由於其他人強烈反對更改黨代會的正常會期，鄧在1985年9月18日至23日召開了一次特殊的「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宣佈重要的人事退休與潛在接班人的任命。出席會議的共有992名幹部，規模幾乎和黨代會一樣大。[19-48]由於會議沒有選舉中央委員的正式權力，因此在9月16日，即代表會議開幕之前召開了中央四中全會以接受辭職，又在代表會議閉幕後的9月24日召開五中全會宣佈了新的任命。沒有人公開討論過鄧小平的交接班問題，但是這個問題在四個月前的5月10日胡耀邦接受陸鏗——過去的右派、香港半月刊《百姓》的副主編——採訪時，就已經有各種傳聞了。

採訪刊登出來後，鄧小平讓喬石轉達了他對胡耀邦的不快。他對喬石說，胡耀邦是想把自己打扮成一個開明的領導人。[19-49]此外，當陸鏗問胡耀邦「鄧小平為何不在自己身體尚好時就把中央軍委主席一職交給你」時，胡耀邦沒有斷然否認他想從鄧小平手中接過這一可以使他成為第三代領導人的關鍵職務，而是回答說，鄧小平一句話就能解決軍隊的問題，我得說五句。[19-50]

鄧小平雖然讓胡耀邦知道他正在考慮退休，但他不想讓別人催他退休。他要按自己的步調行事。他知道胡耀邦過於我行我素，不能充分考慮全盤計劃的平衡，因此已經失去陳雲等保守派的支持。在他們看來，胡耀邦以他的寬容大度贏得了知識分子的人心，卻把限制知識分子的任務留給別人去做。胡耀邦的對手私下蔑稱其為「蟋蟀」——「瘦小，機靈，總是上竄下跳」。[19-51]胡耀邦的支持者以為，胡耀邦可能確實在黨的代表會議上被任命為中央軍委主席了，只是他沒接受罷了。[19-52]鄧小平後來對楊尚昆說：「我有什麼錯誤的話，這個錯誤就是看錯了胡耀邦。」[19-53]

在黨的代表會議上沒有明確討論接班問題，但在很多與會者看來，鄧小平當時已經決定讓比他年輕15歲（而胡比鄧年輕11歲）的趙紫陽作為主要候選人。趙紫陽在城市經濟改革上成績斐然，而且他不疏遠保守派領導人，具備領導人的氣質。鄧小平很少公開表揚哪一個幹部，但是他在會議期間接見幾位作家時公開表揚了趙紫陽，還特別提到他擁護四項基本原則。[19-54]

在代表會議之前的四中全會上，總共有64名擔任中央委員或候補委員的老幹部宣佈退休，約佔全部委員的五分之一，其中包括9名政治局委員。這64人中有61人都過了67歲。其中一人是政治局常委葉劍英，由於沒有提名其他人取代他，政治局常委的人數從6人減為5人，除了鄧小平以外，還有陳雲、李先念、胡耀邦和趙紫陽。

在選拔新的高級官員時，主要的考慮一是年齡，二是教育程度。由政治局和書記處操辦的選拔過程十分慎重，從1985年5月份開始持續了數月。在中央委員會新當選的64名委員中76%有大學文憑，平均年齡50出頭。政治局實際上以那些老幹部的更年輕、教育程度更高的追隨者取代了他們本人：姚依林與陳雲關係密切，胡啟立跟胡耀邦關係很好，田紀雲是趙紫陽的人，喬石是彭真的人，李鵬則是鄧穎超的養子。[19-55]

在這些較年輕的新高幹中，58歲的李鵬和57歲的胡啟立，被視為總理和總書記的潛在人選。水利工程專業出身的李鵬確實在1987年11月當上了代總理，後來又成為總理並且一直幹到1998年3月。胡啟立畢業於北京大學物理系，1980至1982年任天津市委書記，後回到北京擔任中央辦公廳主任和中央書記處書記。他會講英語，眼界開闊。[19-56]他於1951年畢業後在北京大學當了五年共青團書記，1977年清華大學恢復教學後他成為校黨委副書記。

在當選候補委員的年輕幹部中，還有江澤民和胡錦濤。他們在1985年後能夠出席政治局會議，只要黨認為他們有前途，不犯大錯誤，就有望登上更高的職位。

鄧小平要求新當選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年輕幹部和其他新領導人學習老幹部們建設黨、團結國家、至今仍在為四化努力工作的精神。他要求他們為人民服務，求真務實，公私分明，學好馬列，研究和適應不斷變化的新情況。[19-57]事實上這些新的領導人成了老幹部的學徒，他們會受到培養和考驗，以便將來擔任更高的職務。

這一次的大輸家是鄧力群，知識分子都把反精神污染運動歸罪於他（雖然有人認為鄧小平才是始作俑者）。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後不久，鄧小平就批准了胡耀邦主張鄧力群不再擔任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主任的通知，通知於1985年9月28日發出。據政治嗅覺靈敏的知識分子推測，這是要讓他為那場不得人心的運動承擔責任。按照慣例，這種人事變動應事先通知政治局常委，可是這一次常委們並未得到通知。[19-58]但由於陳雲的緣故，通知在發出半小時後被撤回。事實上，鄧力群的研究室又過了兩年才終於被解散，在這之前鄧力群一直在位。

 

政治改革：1986–1987

1986年6月10日，在與趙紫陽、余秋里和萬里等人開會時，鄧小平談了三個需要處理的重要問題：農業、外匯和政治改革。這也是1980年以來他第一次談到政治改革。鄧小平說：「1980年就提出政治體制改革，但沒有具體化，現在應該提到日程上來。不然的話，機構龐大，人浮於事，官僚主義，拖拖拉拉，互相扯皮，你這邊往下放權，他那邊往上收權，必然會阻礙經濟體制改革，拖經濟發展的後腿。」他又說，必須精簡政府機構和人員，減輕國家財政的沉重負擔。[19-59]

時機似乎終於成熟。1985年的巴山輪會議標誌著經濟體制改革基礎研究的結束，需要進行一些政治體制的變革以配合新經濟體制的發展。1980年時鄧小平及其身邊的幹部擔心中國會發生類似於席捲東歐的示威。1986年，他們則為亞洲新的一波民主示威浪潮感到緊張。繼年初將馬科斯總統趕下台的「人民力量」運動之後，這股浪潮已驅使蔣經國在鄧小平召開6月代表會議的三個月前宣佈要研究政治體制改革。若在此時向國內外公眾表明大陸和臺灣一樣開放，豈不是明智之舉？

在對待抗議活動時，鄧小平像其他中共領導人一樣，既要嚴加控制，同時也想消除民怨的根源。隨著有關示威活動的消息四處傳播，鄧小平繼續向中國民眾解釋說，社會主義公有制優於資產階級民主；他指出資本家剝削工人，實行三權分立的國家難以及時作出決策。但是鄧小平也決心走在群眾運動的前面，適時進行政治改革，因此他作出指示，要認真研究各種政治體制，搞清楚哪一些體制持久，哪一些體制垮台及其中的原因。

選擇一位能在實施未來政治體制改革中擔當重任的人成為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小組的領導人，是順理成章的。假如胡耀邦是鄧小平的接班人，那麼他自然會是這個小組領導人的合理人選。然而鄧小平在1986年5月告訴胡耀邦，在定於1987年秋天召開的十三大以後他將卸下中央軍委主席一職。不出鄧小平所料，胡耀邦回答說他也會從總書記的位子退下。鄧小平說，胡可以繼續工作，但發揮的作用要小一些。鄧小平解釋說，是否讓胡耀邦擔任中央軍委主席或國家主席，到時候再說。[19-60]

此時，趙紫陽已被指派全面負責為黨的十三大準備文件。很多人預計他大有機會在十三大之時成為主持日常工作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在1986年9月又讓趙紫陽負責研究政治體制改革，人們估計他有可能負責領導未來的政治改革。趙紫陽是一個合適的人選，因為他和他的智囊團已經研究過各種經濟體制。他在領導研究經濟體制上的經驗，使他很適合思考與經濟變化相配合的政治改革。

1986年6月28日，鄧小平在政治局常委會議上指示說，在籌備將於一年後召開的十三大時，中央書記處必須制定一個計劃，用一年時間研究政治體制改革，然後提出行動綱領。他提醒說：「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19-61]趙紫陽和他的部下要在1987年7月拿出文件初稿，在8月或9月召開的七中全會上進行討論，以便最後一稿能在10月的中共十三大上公佈。[19-62]

在為研究政治改革設定進程時，鄧小平強調黨政職能分離的必要性，這是他早在1941年就贊成的觀點。[19-63]事實上，1980年代當時那種黨政重疊的制度是在1950年代形成的，旨在解決一個現實問題：中共掌權後政府中仍有一些高級幹部不是黨員，因此每個政府部門都成立了黨組織以確保黨的控制。但是到了1980年代幾乎所有擔任重要職務的政府官員都是黨員，因此很多人覺得沒有必要再保留黨的監督。此外，很多人認為黨多出來的一層監督使各部委或各省領導人無法以及時、靈活的方式協調各自單位的工作。理順政治體制，正當其時。[19-64]

於是，趙紫陽根據鄧小平的指示，在1986年9月中旬成立了「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成員有胡啟立、田紀雲、薄一波和彭沖。這個小組配備了一班人馬，下設政治體制改革辦公室，趙紫陽給政治局常委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和胡耀邦寫信提出了人選名單。按鄧小平的指示，趙紫陽在信中闡述了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為現代化服務，為長治久安提供保障。鮑彤被任命為體改辦主任，他在1980年由中組部派去為趙紫陽工作後，已經證明了自己是個得力助手。[19-65]

雖然鄧小平所希望的政體改革的目標範圍相當有限，但他給了趙紫陽很大權力，讓他研究各種政治體制，聽取國內不同專家團體的意見。前《人民日報》記者吳國光是體改辦的成員之一，他後來在普林斯頓大學寫的博士論文就是以1986年至1987年的中國政治改革作為題目，他指出了鄧小平和趙紫陽的政體改革觀的不同。鄧小平希望通過高度積極的人員提高管理效率，趙紫陽則想更大範圍地減少黨在經濟和社會單位中的作用。但是，即使是鄧小平較為狹小的目標，也需要政治改革的研究者思考提高人員士氣的方式。作為探討這個問題的小組成員，他們自然而然地開始思考何種機制能讓下級表達意見。[19-66]

從1986年11月到1987年4月，體改辦和不同的幹部專家一共組織了三十多次研討會。[19-67]雖然報告的定稿需要鄧小平批准，但趙紫陽和鮑彤有權力選擇參加會議的專家。他們所選的專家包括瞭解東歐國家的政改、西方政治史和1949年前後中國政治體制的人。體改辦評估了黨、政府和全國人大的作用，聽取了處理過不同地區實際問題的地方幹部的意見。政體改革小組還致電中國駐世界各國的大使館，讓它們收集有關不同政體的信息。新華社和中共駐港機構也協助搜集了世界各國政治實踐的信息。雖然之前討論經濟體制改革時邀請了很多外國專家，但並沒有請他們參加討論敏感的政治體制改革問題。

研討會的發言者對於「政治改革」的涉及範圍持有不同看法。「政治改革」一詞自然而然地吸引了懷抱希望的知識分子和學生，他們回應鄧小平的號召，對政治體制問題進行了廣泛的討論。他們謹慎地重複著鄧小平對效率的強調，但是一些知識分子也提出了一些遠超出行政效率的問題，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嚴家其。鮑彤在公開講話中有意識地引用鄧小平的話，以表明自己是在遵令辦事。但趙紫陽和鮑彤顯然堅信黨應當放棄對政府、企業和學術機構的嚴密監督。他們認為，這樣其實可以使黨更有力地行使全面領導。[19-68]就像政府可以用宏觀調控間接引導經濟一樣，黨可以退出日常管理，只提供總體性的指導。

1987年1月，在學生示威受壓、胡耀邦下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開始後，北京的政治氣氛轉趨保守。為應對這一股寒流，趙紫陽請胡喬木和鄧力群參加了政治改革研討小組的會議，以便讓思想正統的老同志也能在討論中充分表達意見。[19-69]新的氣氛限制了有關政改的討論，但並未使其停滯。趙紫陽在1987年2月4日提議加強工會的獨立作用，給其更大的活動空間以代表工人利益。薄一波還記得在1949年前後的一段時間，工會曾受到鼓勵發揮更大力量抵制資本主義趨勢，因此他預期黨在未來會重新鼓勵獨立工會，以限制新的自由市場經濟中的企業主。研究者也討論了改變全國人大的可能性，希望人大從一個徒具形式而無實權的橡皮圖章轉變為一個能夠代表不同觀點進行有意義討論的權力機關。[19-70]

鄧小平在1987年3月與喀麥隆總統保羅・比亞（Paul Biya）的會談中說，政治體制是否健康，要看政局是否穩定，是否有益於國家的團結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產力能否持續發展。[19-71]他沒有提到擴大自由或傾聽民眾的聲音。但是鄧在1987年4月28日跟趙紫陽見面時明確表示，雖然要繼續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他希望繼續考慮政治改革。趙紫陽對收緊的政治氣氛有所擔心，請求鄧小平同意重印1980年8月鄧支持政改的講話。鄧小平答應了這一請求。

鄧小平在審閱趙紫陽十三大報告的草稿時，更加明確地拒絕了知識分子提出的擴大自由的要求：「我們的改革的主要目標，是保證行政機構的工作效率，不受外界太多的干涉。⋯⋯對民主不要感情用事⋯⋯民主只是手段，民主應該同法制結合在一起。只有依靠法律，我們才能有一個穩定的環境。」[19-72]很多知識分子在1986年底一廂情願地希望可以在政治體制改革上取得突破，但該願望在1987年並未實現。聽過鄧小平的意見後，趙紫陽在5月13日發表了有關中共十三大籌備工作的講話，這次講話標誌著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的結束，表明十三大將把政治改革計劃列入會議內容。但至少就當時而言，政治改革並不包括擴大民主實踐的步驟。

 

學生運動和胡耀邦的落馬

1986年春天，菲律賓的「人民力量」運動把腐敗的馬科斯總統及其妻子艾美黛趕下了台，由此觸發東亞各國的學生示威，中國電視上的這些新聞也點燃了中國學生的抗議活動。中國在1980年初只有大約350萬台電視機，隨著電視機產量的爆炸性增長，到1985年初已超過4,000萬台。[19-73]1986年的中國電視觀眾從電視上瞭解了國內外大事，包括經蔣經國在1986年9月允許反對黨的合法存在。國外的學生運動和臺灣的大選激動人心：中國的學生也開始呼籲「人民的力量」，要求實行西方式的民主。

1986年的學生示威活動是自1976年「四五」運動以來出現的第一次大規模學生示威。1987年5月29日，在學生示威漸趨平靜幾周之後，趙紫陽對新加坡副總理吳作棟說，中國實行對外開放後，過去跟外界沒有多少接觸的學生缺少判斷是非的能力。看到美國和日本更發達，有些人便得出錯誤的結論，主張中國應當全盤西化，不理解這在國情十分不同的中國是不可能的。趙紫陽承認一些學生得出這種結論不足為怪，因為在1978年以前社會主義制度確實有一些失誤。他批評有人放鬆了黨對遊行示威的管制。[19-74]但他並沒有提到要為此負責的人——胡耀邦。

在整個20世紀，中國的學生示威大多發源於北京，可是這一次卻始於安徽省省會合肥以及相鄰的南京和上海，起因是國際知名的天體物理學家、時任中國科技大學（位於合肥）副校長的方勵之在這些地方發表的演講。方勵之是一名充滿活力的演說家，不管他在哪裏發表激進言論都會聽眾如雲。例如，1986年11月18日他在上海同濟大學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沒有哪個社會主義國家是成功的。」他又說，現在的中國政府是現代形式的封建主義。他向聽眾講述了歐洲中世紀的科學家如何衝破教義傳統的束縛，並嘲笑毛澤東稱讚沒有受過教育的人們富有智慧。他斥責了胡喬木，說如果他懂天體物理學，那麼科學家會歡迎他講話，不然的話他還是少說為好。在安徽的一次公開會議上，安徽省前省委書記、最開明的高層領導人之一萬里想限制一下方勵之，說他已經給了方勵之足夠多的民主。方勵之則回答說，萬里當副總理並不是人民選出來的，他無權決定允許多少民主。

如果方勵之只是一名普通的知識分子，不難及時把他打壓下去。然而方勵之是十分傑出的科學家，是中國試圖培養的知識分子的楷模。他16歲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後來成為中國最年輕的正教授。1986年夏末正值他在普林斯頓大學高等研究院訪學數月後歸國，無論走到哪裏都會吸引一大批熱情的追隨者。當時還不是互聯網時代，但聽眾把他的講話錄音和講稿向各地的朋友傳播。1986年12月4日方勵之在中國科技大學講話之後，爆發了大規模的學生示威。

在12月8日胡耀邦主持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胡為了安撫學生，承認大學的條件確實有待改善——這成為後來保守派批評他對示威學生太軟弱的理由。第二天是1935年「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的紀念日，武漢、西安和合肥的學生再度走上街頭。雖然中國的電視台封鎖消息，但學生們熱切地收聽美國之音（VOA）和英國廣播公司（BBC）有關示威的新聞。

鄧小平在搞四個現代化之初就有言在先，一些人會先富起來。但在大多數學生看來先富起來的卻是最不該致富的人——貪婪的個體企業老闆和腐敗的官員——而不是品行正派、勤學多年以後為國家利益而工作的幹部。學生的生活條件往往很糟糕，八個人擠在一間狹小的宿舍裏。他們能通過錄取率極低的高考必是經過多年的艱苦學習。考上好大學的優秀學生，對靠關係得到更好的機會、過著優裕生活的高幹子女感到憤憤不平。[19-75]此外，當時仍不允許大學畢業生自主擇業，而是由國家分配工作，進行分配的部分依據則是分管學生工作的政工幹部所寫的評語。很多學生覺得別無選擇，只能去討好這些政工幹部，而在他們看來這些人往往專橫跋扈、不學無術。[19-76]

在方勵之點燃了喚醒學生的星星之火後，示威活動蔓延至北京和其他大約150個城市。各地領導人承擔著控制學生運動的責任。12月18日，示威蔓延到上海，江澤民市長出現在大批學生面前。他一開口講話就有學生發出質問，還有些學生根本不把他放在眼裏。於是他停下講話，請學生中間的一些人上台陳述自己的觀點。學生講出自己的觀點後，江澤民說，同學們對西方和中國的差別缺乏足夠瞭解，你們對西方民主的瞭解都是通過翻譯過來的東西，你們應當直接從外文材料去更多地瞭解民主。然後他用英語背誦了一段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說，這讓很多學生大為折服。此後幾天，由於學生們忙於期末考試，同時上海市政府宣佈任何示威都要事先得到批准，學生遊行也隨之結束，沒有發生任何意外。[19-77]江澤民在北京高層領導人那裏得了高分，他們讚賞他平息了示威而沒有發生衝突。

12月27日，鄧力群、王震、胡喬木、彭真、薄一波、余秋里和楊尚昆被召集到鄧小平家中彙報學生運動的情況。他們說，形勢十分嚴峻。[19-78]在鄧小平等一些老幹部看來胡耀邦有嚴重缺點，而他控制學生運動的無能成了導火線。鄧小平認為，無論對學生運動還是對胡耀邦的領導職務，最好立刻採取行動。過去他沒等到黨的十二大就讓華國鋒靠邊站，這一次他也不想等到十三大再讓胡耀邦下台。

鄧小平知道讓胡耀邦下台會帶來麻煩，因為胡耀邦得到群眾的廣泛支持。把胡耀邦撤職也會讓人們懷疑鄧小平當初選擇胡耀邦是否明智，就像毛澤東和林彪翻臉使人懷疑毛澤東當初對林彪的判斷是否明智一樣。鄧小平也知道，在獻身改革、爭取知識分子和地方幹部的熱情支持上，沒有哪個人比得上胡耀邦。鄧小平在1986年5月曾問過鄧力群對胡耀邦和趙紫陽的看法，至少從那時起他就開始考慮替換胡耀邦的問題。但鄧沒能預見到對胡耀邦的撤職會在僅僅兩年後胡去世時引發那麼大的騷亂。

1986年12月30日，鄧小平把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啟立、李鵬等人叫來，宣佈必須結束對學生運動的寬容態度。他對他們說：「凡是鬧得起來的地方，都是因為那裏的領導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要旗幟鮮明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否則就是放任了資產階級自由化。」胡耀邦意識到自己要對「態度不堅決」負責，他知道遞交辭呈的時候到了。

鄧小平接著批評方勵之說：

我看了方勵之的講話，根本不像一個共產黨員講的。這樣的人⋯⋯要開除。⋯⋯我們講民主，不能搬用資產階級的民主，⋯⋯美國的當權者，他們實際上有三個政府⋯⋯對內自己也打架，造成了麻煩。這種辦法我們不能採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至少還要搞20年。民主只能逐步地發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否定黨的領導，十億人民沒有凝聚的中心。[19-79]

1987年1月1日的《人民日報》社論強調了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性，抨擊了資產階級自由化。這使群眾對隨後胡耀邦在這兩個問題上受到批評有了心理準備。次日，胡耀邦正式提出辭去總書記一職。鄧小平同趙紫陽、薄一波、楊尚昆、萬里和胡啟立幾個高層幹部作了溝通，他們都同意接受胡耀邦辭職。然後鄧小平讓他們組成一個委員會，作為籌備十三大的領導班子，並告訴他們在對胡耀邦進行公開批評前，馬上在1月8日組織一次「黨內生活會」（實際上是關門鬥爭會）。[19-80]胡耀邦的支持者後來說，利用「生活會」批評胡耀邦，違反了解除總書記職務的正常程序，因為把如此高職位的人解職首先要得到政治局的批准，然後要有中央全會的批准，最後要經黨的代表大會批准。鄧小平則選擇在把胡耀邦的問題提交政治局擴大會議之前，就用「生活會」給他定了案。

從1982年到1986年，每年的中央1號文件都與農業有關，但1987年1月6日發給全黨的1號文件的內容卻是鄧小平關於處理學生示威的指示要點。鄧小平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關係到國家的未來，必須態度堅定。對拒不接受「教育」的人要作出嚴肅處理。[19-81]沒過幾天示威就停了下來，沒有任何有關示威者死亡的報道。[19-82]

鄧小平在1月6日也見了胡耀邦一面，通知他要召開批評他的「黨內生活會」。在組織這些會議期間，鄧小平指示黨內幹部要「軟處理」。[19-83]他說，不要搞成路線鬥爭，也不要提「團派」（共青團），開會不是為了打擊報復。[19-84]但是，胡耀邦在上層的自由派幹部、地方幹部和知識分子中間畢竟有眾多追隨者，鄧小平認為，為了消除胡耀邦的影響，有必要對他的問題作出詳細而全面的說明。批判胡耀邦最堅決的人是鄧力群，他被請來起草這個批胡的文件。同時趙紫陽也與胡耀邦見了面，通知胡說，允許他保留政治局常委一職，但他要對次日召開的批評會作好精神準備。趙紫陽還勸說他，如果再發生學生示威，一定要堅定公開地表明反對立場。[19-85]

1月10日至15日，在由薄一波主持的、根據鄧小平的要求召開的「黨內生活會」上，有二三十名高層幹部對胡耀邦進行了批評。鄧小平和陳雲兩人地位太高不宜到會參與批評，不贊成把胡耀邦撤職的李先念借故留在上海，也沒有參加。有人說，如果葉帥沒有死（他於1986年10月22日去世），他會保護胡耀邦，絕對不會允許開這種批評會。

胡耀邦在會上首先作了自我檢討。他承認自己未能承擔起責任，按鄧小平的指示阻止學生示威。「自1986年11月以來，小平同志曾就這次十年來最大的學潮給我作過三次指示。」此外，他知道自己會在哪一些具體問題上受到批評，對每一個問題都作了嚴肅的交代，他承認自己有錯誤，但也試圖作出辯解：

　　●　關於他未能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我確實講過一些話，也抓過一些事，但沒有嚴格把握這些基本原則」。
　　●　關於資產階級自由化：「我不認為這個問題很嚴重，我覺得只要幹好工作，問題自然會得到解決」。
　　●　關於精神污染：「小平同志講過之後，我沒有及時採取正確的措施制止一些錯誤言行」。
　　●　關於培養幹部接班人問題：「黨中央，特別是一些老革命，一再要求我培養好接班人，大膽提拔德才兼備又有經驗的同志。對此我是堅決擁護的。我在提拔和安排幹部上從來沒有以自己為中心，總是集體開會討論。我沒有提拔過有私人關係的人或支持過小圈子⋯⋯但我也犯了一些錯誤」。
　　●　關於外事活動：「一定要特別慎重。負責接待外賓的部門請我見陸鏗，我沒有拒絕，這是個錯誤。我在同他談話時⋯⋯沒有斷然否定他的一些說法」。
　　●　關於「思想」：「我犯錯誤的主要原因是，文革之後，我在思想鬥爭中總想維護安定，擔心出亂子。我把精力主要用於防左，沒有防右，⋯⋯把一些次要的事情看得太重。⋯⋯在長期任職之後，我變得過於興奮急躁⋯⋯不能冷靜聽取別人的意見」。
　　●　關於答應下面的事太多：「我從來沒有批准過超出自己職權範圍以外的事。」[19-86]

胡耀邦對隨後受到的猛烈批評完全沒有準備。他後來說，如果他知道「黨內生活會」是那個樣子，他就不會交辭職信，也不會作這種全面檢討。[19-87]

鄧力群對胡耀邦的詳細批評佔去了1月12日整個上午和次日的半個上午，總計五個多小時。鄧力群一一列舉了胡耀邦的「錯誤」。他說，胡耀邦最大的失誤是對四項基本原則和反精神污染鬥爭關注不夠。他沒有做到團結全黨，他主要使用跟自己觀點相同的人，在重要的人事任免上沒有充分徵求老領導的意見。[19-88]

趙紫陽在1月15日也對胡耀邦提出了批評。後來，1989年趙紫陽被軟禁後，他在跟別人的交談和錄音中痛心地表示，雖然他和胡耀邦有分歧，但他對胡的批評並不過分，他和胡耀邦對改革有著一致的看法，並曾合作共事。他說自己「沒有對胡耀邦落井下石」。[19-89]當時，在1月15日的生活會上，趙紫陽批評胡耀邦說，他雖然大公無私，但是也有弱點。「他喜歡標新立異，搞些噱頭。他不服從紀律⋯⋯如果他有更大的權力，問題就會更大⋯⋯為什麼他對劉賓雁、王若水這種放肆的人那麼寬容？他大概是想在國內外樹立一個開明形象。」趙紫陽又說：「耀邦同志不遵守紀律。如果條件有了變化，小平同志和陳雲同志不在了，我是無法繼續與他共事的，那時我就要辭職了。他不管你常委會怎麼定的，黨代會怎麼定的，或過去怎麼定的，他想怎樣就怎樣。」[19-90]胡耀邦對這些話很吃驚，他沒有想到趙紫陽會這樣批評他。胡的朋友也覺得趙紫陽確實是在「落井下石」。[19-91]

15日上午的「黨內生活會」結束前，胡耀邦作了最後的檢討，他表示要為自己的全部錯誤承擔責任。但是他也要求組織繼續調查自己是否真有野心，是否搞過派系。生活會結束後，有人看到胡耀邦在會議廳的台階上黯然落淚。[19-92]

1月16日政治局召開了更加正規的擴大會議，與會者包括中顧委的17名老幹部，沒有參加「黨內生活會」的陳雲表明了他的意見。他說，他在1980年完全支持提拔胡耀邦擔任總書記的決定。但是1980年至1981年這段時期他觀察到胡耀邦領導的書記處並沒有把工作做好。胡耀邦讓一百多個部級單位向他提交報告，卻不解決要害問題。此外，他到下面亂跑，一個星期就能跑22個縣，沒有把精力用在他本應深入研究的主要問題上。他也沒有定期召開政治局會議和常委會議，而即使是為了搞好黨內民主，也應當定期開會。陳雲又說，他在1983年3月批評過胡耀邦以後曾希望胡耀邦能改正錯誤，可是胡耀邦顯然沒有完全理解他的意思。選拔幹部應該選來自五湖四海的能人，胡耀邦卻只選自己圈子裏的人。選拔幹部要考慮「德才兼備」，但「德」（對黨的忠誠）是第一位的。不過陳雲強調說，解除胡耀邦的職務要遵守黨內程序，這一點十分重要。[19-93]

未經正式程序胡耀邦就被解除了總書記一職。趙紫陽仍然擔任總理，但接替胡耀邦成了代總書記。趙紫陽說，他不想當總書記，他更適合擔任總理。但是一些知情的觀察者認為，在鄧小平的人中間並沒有既適合這個職位、同時又能得到其他領導人贊成的其他人選。與會者確實普遍認為趙紫陽在經濟工作上表現出眾，因此沒有太大爭議就通過了讓他擔任代總書記的決定。這些決定後來得到了中央全會和十三大的正式批准。胡耀邦仍保留著黨員和中央委員的身分，而且名義上暫時仍是政治局常委，但事實上他完全靠邊站了。

一些思想開明的黨員擔心，胡耀邦下台後保守派可能會取得控制權，放慢改革開放的步伐。但是，繼續領導黨的日常工作的「五人小組」——趙紫陽、楊尚昆、薄一波、萬里和胡啟立——都親近鄧小平，願意聽從他的領導。[19-94]鄧小平和趙紫陽都堅持改革開放不能變。[19-95]

胡耀邦的秘書在1月17日告訴胡的家人說，胡耀邦現在身心憔悴，要在中南海勤政殿休息一段時間，他要求家人不要去看他。兩周以後，胡耀邦經由一條專用通道，從中南海走回了只有幾分鐘路程的家中。他讓助手收拾好他過去十年裏的講話、報告和各種文件，在家裏花了三個月閱讀這些材料，最後斷定自己沒有犯過原則性的錯誤。他在家裏也看電視，重讀馬列全集的一些章節。他很少會客，也幾乎不參加黨的活動，但他出席了解放軍「八一」建軍節的慶祝活動、七中全會和中共十三大。

1月19日中央印發3號文件，列舉了解除胡耀邦職務的原因：[19-96]（1）他抵制黨為反對精神污染和資產階級自由化而作出的努力，縱容全盤西化的要求，導致學潮的發生；（2）沒有充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只批左，不批右；（3）在經濟工作中鼓勵經濟過快增長和消費，造成經濟失控；（4）在政治工作中經常違反程序；（5）在外事活動中說了一些不應該說的話，例如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就邀請3,000名日本青年訪華；（6）經常不遵守黨的決議，未經中央授權就講話。[19-97]

3號文件還附有胡耀邦本人的檢討摘要。他在檢討中承認自己犯了嚴重錯誤，給黨、國家和人民造成重大損失。不過他沒有說自己對思想的寬容態度導致了精神污染、資產階級自由化或學生示威。3號文件中還說，鄧小平、陳雲和李先念這些老幹部只要身體健康，今後仍會繼續為其他幹部——這是指總書記和總理——提供指導。3月和5月又印發了3號文件的補充文件，對胡耀邦擔任領導期間的問題作了更具體的說明。[19-98]

在很多自由派幹部看來，這是一場有失公正的悲劇：像胡耀邦這樣為國家辛勤工作、大公無私的人，其治理方針本可行之有效，卻被他為之忠心效力的人罷了官。[19-99]和鄧小平一起工作過的另一些幹部則認為，假如胡耀邦繼續在台上，社會秩序將蕩然無存，因為胡缺少維護黨和國家的權威所必需的堅定立場。他們感謝鄧小平精心安排，沒有給黨造成損害就撤掉了胡耀邦，保持了黨內高層的團結，使鄧小平的改革得以繼續。兩年後胡耀邦去世時，這兩種分歧嚴重的觀點再次交鋒，並且造成了更加可悲的後果。

胡耀邦下台後，鄧小平曾數次邀請胡去他家打橋牌，都被胡婉言謝絕，只有一次例外：1987年12月30日，即胡耀邦得知自己要被解職那天的整整一年後，他接受了鄧小平的邀請。鄧小平問胡耀邦對自己的問題是不是想通了，胡耀邦沒有回答。[19-100]在1989年4月胡耀邦的追悼會上，鄧小平伸出手去，想跟胡耀邦的遺孀李昭握手，但李拒絕了。她說：「都是因為你們這些人。」[19-101]

 

反資產階級自由化：1987

胡耀邦下台後，鄧小平多管齊下，加強他認為在胡耀邦領導時期日益鬆弛的黨內紀律。為了減少胡耀邦的影響力，鄧小平公開宣傳胡耀邦的「錯誤」，並把批評中共但一直受到胡耀邦保護的一些追隨者撤職。鄧小平還意在遏制對人道主義、自由、民主等西方觀念日益廣泛的渴求，他認為有人利用這些觀念來挑戰黨的最高權威。

鄧小平親自主持的1月16日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宣佈了要開展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運動。鄧小平還同時宣佈，要繼續實行全面改革和對外開放。[19-102]1月28日春節前夕發佈了中央4號文件〈關於當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若干問題的通知〉，對即將開展的運動作了說明。[19-103]

受到胡耀邦保護的知識分子——方勵之、劉賓雁和王若望——被開除出黨；朱厚澤在3月也被撤銷了中宣部部長一職。劉賓雁為自己辯解說，他的報告文學批評的是一部分中共幹部，並不是在攻擊黨；但有些高層幹部認為，他的批評以及對人道主義理想抱「更高忠誠」的呼籲使人們對黨產生了消極印象。還有不少人雖然未在媒體上遭到批判，但受到了內部批評，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嚴家其和一些大學行政幹部中的黨員。[19-104]為避免在知識分子當中造成嚴重的消極反應，鄧小平宣佈運動只限於黨內。

很多在胡耀邦手下工作過的有經驗的黨內高官，如朱厚澤、吳明瑜、于光遠和任仲夷，依然堅信方勵之、王若水和劉賓雁不會危及社會安定；示威活動能夠通過協商加以解決；擴大開放只會加強而不是削弱國家實力；鄧小平高估了國家穩定受到的威脅，作出了過度反應。

鄧小平試圖在主管宣傳工作的高層幹部中加強紀律，要求他們維護社會主義理想。3月29日中央印發了一個改進報刊與出版工作的文件，然後便出現了一篇又一篇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文章，廣播也在不停地宣傳同樣的內容，包括批判主張個人主義和腐化墮落的西方思想。[19-105]媒體還歌頌愛國主義，讚揚中國人民的創造精神和科學成就。[19-106]

鄧力群在推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運動中扮演了關鍵角色。相反，趙紫陽設法限制這場運動對經濟部門的消極影響。他說，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批判不應干擾經濟，群眾對政治運動已經感到厭倦。在為推動運動召開的4月6日至12日的宣傳工作會議上，鄧力群漫無邊界地大批資產階級自由化，引起了很多與會者的憤怒。趙紫陽的助手鮑彤拿到鄧力群的講話文稿後，趙紫陽把它交給了鄧小平。鄧小平作出了趙紫陽和鮑彤所期望的反應：他同意鄧力群走過了頭，疏遠了過多的知識分子和自由派幹部。有些自由派黨員擔心鄧小平可能會考慮讓鄧力群成為胡耀邦的接班人。鄧小平此時的反應標誌著運動的一個轉折點，也標誌著鄧小平不再支持鄧力群了。

在確認了鄧小平對自己的支持後，趙紫陽在1987年5月13日發表講話，含蓄地批評了鄧力群，實際上也標誌著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的結束。幾周後的7月7日，趙紫陽解散了過去鄧力群維護正統思想的根據地——中央書記處研究室，鄧小平並未對此表示反對。政治氣氛的這種變化加強了趙紫陽的地位，削弱了鄧力群的影響，為趙紫陽在十三大提出更開明的工作計劃鋪平了道路。[19-107]

7月10日，曾在1950年代短期擔任過毛澤東秘書的李銳交給鄧小平一封信，信中含有詳細的批評鄧力群的內容。李銳說，鄧力群在延安時代曾濫用職權調查李銳，並不斷找李的妻子談話，隨後又引誘她。李銳還批評鄧力群也整過一些好幹部。[19-108]

當鄧力群受到攻擊時，趙紫陽也感到了來自保守派的壓力，後者將趙視為對保守的經濟政治方針的威脅。趙紫陽後來回憶說，他之前還與保守派維持著比較不錯的關係，但是在他撤掉了鄧力群的根據地（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之後，他與陳雲和李先念的關係受到了傷害。[19-109]趙紫陽還說，十三大之後這些保守派領導人擔心他會利用自己的領導地位在黨的代表大會上推動「政治體制改革」。[19-110]

 

中共十三大：趙紫陽主政

鄧小平很清楚，毛澤東像皇帝一樣至死不退造成了極大危害。所以他決心建立一種新的模式，對高層領導人的任期要有限制，到期就退休。然而就鄧小平本人而言，退休是有附加條件的。趙紫陽在1989年5月向戈巴卓夫透露說，中共的十三大有一個內部約定，即使鄧小平已退出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常委，但在大事上他仍保留著最後拍板的權力。

與鄧小平同齡的那一代老幹部知道，只要鄧小平決定退休，他們也只能跟著退。1985年鄧小平開始提出他可能退休的問題時，有些老幹部請求他留任。就像其他對權力交接的時間和過程並無明確規定的國家中的集權統治者一樣，鄧小平及其同事有理由懷疑一些沒有耐心的年輕幹部甚至在老幹部還不打算退休時就開始為他們的退休作準備，或至少熱切期盼他們退休。1986年11月11日，在為籌備一年後的十三大而召開的小型會議上，胡啟立就提到過鄧小平和一大批老幹部將要退休的事。薄一波聽到這話臉都氣紅了，問胡啟立：「你是不是盼著我們都早點死啊？」[19-111]胡啟立客氣地回答說，他希望他們繼續幹下去。從來不知隱瞞情緒的王震也曾在中央黨校大罵胡耀邦在為老幹部退休作準備，他其實說出了其他老幹部的心聲。[19-112]

在1987年10月25日到11月1日召開的中共十三大上，鄧小平辭去了所有黨政職務，退出了中共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但保留了中央軍委主席和國家軍委主席的職務。[19-113]其他老幹部別無選擇，也只好從正式職務上退下。陳雲獲准取代鄧小平成為中顧委主任，第一線的工作則交給了趙紫陽。

黨的十三大是趙紫陽的大會。鄧小平知道，為了使接班人有效行使領導權，必須給他相當大的活動空間。除非鄧小平認為事態緊急，趙紫陽就是當家人。把胡耀邦解職後，鄧小平讓趙紫陽放手籌備並領導了十三大。趙紫陽在5月13日的報告不但標誌著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的結束，也是趙紫陽為期半年的全力以赴地領導十三大籌備工作的開始。[19-114]為使西方民眾對此變化有所準備，趙紫陽在1987年9月25日接受了美國電視節目主持人湯姆・布羅考（Tom Brokaw）的採訪。在聚光燈下，趙紫陽對自己將在一個月後的黨代會上正式成為新的第一線領導人顯得躊躇滿志。[19-115]

趙紫陽雖然成了當家人，但他仍是在鄧小平劃定的範圍內做事。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表明自己對進一步推動對外開放和經濟改革的信念。鄧小平長久以來一直贊成黨政分家，趙紫陽也緊跟這一路線。儘管如此，趙紫陽還是獲得了相當大的活動空間，因為鄧小平甚至陳雲都清楚，在趙紫陽的領導下經濟和政治體制都會繼續發生變化。

1987年5月29日，在綠燈亮起的兩周以後，趙紫陽對新加坡總理吳作棟說，他正在為十三大準備一個政治改革綱領，改革的長期目標是「建設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趙紫陽說，這個過程需要保持政治穩定，也將經過很長時間才能成功。改革要循序漸進，一個省一個省地進行。趙紫陽說，將來黨不會再插手政府事務，黨內將會有高度的民主。[19-116]

為了反映各級幹部的意見，文件總共修改了八稿。9月27日鄧小平看過文件後決定不再作任何修改，只是簡單地批示說：「看了，沒意見，寫得好。」根據趙紫陽的指示，文件以〈建立健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作為標題提交給十三大。鄧小平在大會前夕發表簡短講話，表明他完全支持這個報告。[19-117]

像鄧小平一樣，趙紫陽也力圖迴避會引起爭議的觀點。十三大的文件既支持繼續改革開放，也避開了容易引起爭議的具體問題。趙紫陽選擇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作為主題，這是這個概念第一次被黨的代表大會所採用。它的好處是既可以讓那些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擁護者繼續堅持中國最終將走向社會主義的信念，又給予了那些相信市場的人發展生產力所必需的自由空間。當有人問到這個初級階段會持續多長時間時，趙紫陽說：「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大體實現⋯⋯至少需要上百年時間。」[19-118]

實際上，趙紫陽是將社會主義高級階段無限期地拖後，他要讓那些希望經過短期整頓後黨會再次邁向社會主義高級階段的人打消這種念頭。十三大為經濟體制提出了「有計劃的市場經濟」這一新說法，反映了市場正在變得更加重要，這與過去宣稱計劃優先的文件相反。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詳細硬性計劃的作用將持續下降。要建立勞動力、技術、信息和房地產市場。趙紫陽說，長遠目標「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備、富有效率、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政治體制」。報告為進一步改革提供了方向：

　　（1）實行黨政分開，減少黨在領導政府事務中的作用。各級黨委不再設立不在政府任職但又分管政府工作的全職書記。
　　（2）進一步下放權力。
　　（3）政府各單位要明確職責，減少職權的重疊。
　　（4）提拔、降職和獎懲要以工作表現作為依據，培訓、工資、福利和退休的權利都要有法律加以保障。
　　（5）在關係到地方群體的問題上，政府要與地方幹部進行協商並向群眾告知結果。
　　（6）加強「社會主義民主」， 要允許各種群眾組織，如婦女、工會和其他團體，表達他們所代表的群眾的意見。要加強民族區域自治，大力培養少數民族幹部。
　　（7）加強社會主義法制。[19-119]

大會還批准了一些程序上的改革。為了能更及時地瞭解情況，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將從一年一次改為一年兩次。政治局會議的重要決定將不再保密，而要在媒體上公佈。對工廠、學校、醫院、企業的黨組織進行精簡，使這些單位能夠更加自主地作出有關自身工作的決定。

在十三大召開前的幾個月裏，趙紫陽全面負責人事上的變動，但在選拔過程中老幹部其實仍發揮著重要作用。政治局的新常委趙紫陽、李鵬、胡啟立、喬石和姚依林都不是極端派。姚依林被公認是精明能幹的管理者，得到陳雲的強烈支持。好在胡啟立和喬石都堅定地支持改革，這就保證了趙紫陽在常委中能成為改革的多數派。和兩年前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一樣，選拔標準強調教育背景、領導業績和相對年輕。經過這次人事變動後，政治局委員的平均年齡降低了五歲。

另外，十三大的中央委員會的產生，是在中共歷史上第一次實行了差額選舉，因此就排除了最不受歡迎的候選人，保證了當選者至少擁有其他人最低限度的支持。大會第一輪投票時，候選人比實際名額多出十人，因此得票最少的十人落選。鄧力群便是落選的十人之一。[19-120]這反映著鄧力群受到普遍排斥，也表明胡耀邦得到普遍同情。[19-121]隨著鄧力群離開中央委員會，兼之他的主要工作單位書記處研究室被解散，趙紫陽不像胡耀邦，他不會再被這個中國最執著的保守派揪住不放了。

十三大避免了害怕改革的保守派和擔心停滯的改革派之間的尖銳分歧。兩個最具爭議、作為對立兩派代表的幹部——總書記胡耀邦和他的批評者鄧力群——都被撤職，這使中間派更容易齊心協力繼續推動市場改革和溫和的政治體制改革。實際上，保守派和改革派所爭論的關鍵問題在十三大之前的幾年裏就已經轉向更開放、更多的言論自由和更多的市場改革。趙紫陽在十三大上進一步推進了這一轉向，儘管鬥爭仍在繼續。鄧小平把他認為過於寬容的胡耀邦成功搞下了台，並沒有破壞中共上層的團結。趙紫陽堅持鄧的四項基本原則，推進鄧的經濟和政治設想，鄧有理由希望在自己退出之後，趙將有效引導中國走向改革的下一階段。

[19-1]SWDXP-2, p. 310.

[19-2]Ming Ruan, Deng Xiaoping: Chronicle of an Empire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94), pp. 93–94.

[19-3]鄭仲兵編：《胡耀邦年譜資料長編》（上下冊）（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1980年9月24日，上冊，頁497。

[19-4]Ruan, Deng Xiaoping, pp. 91–103; “Implement the Policy of Readjustment, Ensure Stability and Unity,” SWDXP-2, pp. 335–355.

[19-5]SWDXP-2, p. 303. 關於這個問題的背景和解決過程見Melanie Manion, Retirement of Revolutionaries in China: Public Policies, Social Norms, and Private Interest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esp. pp. 48–49.

[19-6]SWDXP-2, p. 332.

[19-7]SWDXP-2, pp. 341–342.

[19-8]Richard Baum, Burying Mao: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45.

[19-9]Manion, Retirement of Revolutionaries in China, pp. 55–56; Richard Baum, Burying Mao: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44–145.

[19-10]《紅旗》雜志，1982年第6期，頁5，轉引自Wolfgang Bartke and Peter Scheier, China’s New Party Leadership: Biographies and Analyses of the Twelf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rmonk, N.Y.: M. E. Sharpe, 1985), p. 26.

[19-11]鄧力群：《十二個春秋（1975–1987）：鄧力群自述》（香港：博智出版社，2006），第208頁；楊繼繩：《鄧小平時代：中國改革開放20年紀實》（上下冊）（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下冊，頁479–480；SWDXP-2, p. 368–369; Richard Kraus, “Bai Hua: The Political Authority of a Writer,” in Carol Lee Hamrin and Timothy Cheek, eds., China’s Establishment Intellectuals (Armonk, N.Y.: M. E. Sharpe, 1986), pp. 185–211. 劇本的部分內容見Michael S. Duke, Blooming and Contending: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Post-Mao Er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5); Merle Goldman,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olitical Reform in the Deng Xiaoping Er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88–112; W. J. F. Jenner, “1979: A New Start for Literature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 86 (June 1981): 274–303.

[19-12]這類文學的部分作品見Xinhua Lu et al., The Wounded: New Storie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77–78 (Hong Kong: Joint Publishing, 1979); Perry Link, ed., Stubborn Weeds: Popular and Controversial Chinese Literature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3); Perry Link, ed., Roses and Thorns: The Second Blooming of the Hundred Flowers in Chinese Fiction, 1979–8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Binyan Liu, People or Monsters? And Other Stories and Reportage from China after Mao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3). 對這些作品的背景說明見Link著作的導言 以及 Merle Goldman, Chinese Intellectuals: Advise and Diss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另參見Goldman,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對這位作家的作用和寫作背景的說明見Perry Link, The Uses of Literature: Life in the Socialist Chinese Literary Syste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19-13]Link, Stubborn Weeds, pp. 21–23.

[19-14]Ruan, Deng Xiaoping, pp. 116–117.

[19-15]Ruan, Deng Xiaoping, pp. 120–121.

[19-16]Ruan, Deng Xiaoping, pp. 120–121.

[19-17]Ruan, Deng Xiaoping, pp. 120–121。另據作者在1993年至1994年對阮銘的採訪。

[19-18]楊繼繩：《鄧小平時代》，頁177–179；作者2006年8月對孫長江的採訪。

[19-19]Ruan, Deng Xiaoping, pp.121–130.

[19-2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1983年3月14日，頁859。

[19-2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1983年3月15日，頁859；Ziyang Zhao, Prisoner of the State: The Secret Journal of Zhao Ziyang, trans. and ed. Bao Pu, Renee Chiang, and Adi Ignatiu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9), pp. 115–116.

[19-22]Ruan, Deng Xiaoping, pp. 129–130；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256–25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1905–1995）》（上中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1983年3月17日，下卷，頁322–323。

[19-23]《陳雲年譜（1905–1995）》，1983年3月17日，下卷，頁322–323。

[19-24]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258–259。

[19-25]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上下冊）（香港：泰德時代出版社，2007），1986年11月，下冊，頁1293。

[19-26]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上下冊）（香港：泰德時代出版社，2007），1986年11月，下冊，頁1215。

[19-27]轉引自Goldman,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 117.

[19-28]轉引自Goldman,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p. 119–120.

[19-29]轉引自Goldman,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p. 270–272.

[19-30]SWDXP-3, pp. 47–58. Goldman,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p. 122–127.

[19-31]SWDXP-3, pp. 47–58.

[19-32]SWDXP-3, p. 47; 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274–275。

[19-33]Ruan, Deng Xiaoping, p. 135; Binyan Liu, A Higher Kind of Loyalty: A Memoir by China’s Foremost Journalist (New York: Pantheon, 1990), p. 173; Goldman,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p. 121–128; 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269–312。

[19-34]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338。

[19-35]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315、336–343。

[19-36]Goldman,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p. 137–165; 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320–322。

[19-37]《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5年1月2日，頁1023。

[19-38]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下冊，頁1310。

[19-39]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下冊，頁1080–1086。

[19-40]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320–322、346–347。

[19-41]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320–322、346–347。

[19-42]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336–343。

[19-43]作者2006年8月和9月對朱厚澤的採訪。

[19-44]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370。

[19-45]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370。鄧力群說是鄧小平讓胡喬木準備這篇講話的，但是據編輯過這個文件的胡耀邦的友人說，鄧小平說胡喬木在反對精神污染中犯了一個錯誤，他要自己修改講話稿，而不是請胡喬木去做。見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下冊，頁1085。

[19-46]SWDXP-3, pp. 146, 148.

[19-47]SWDXP-3, p. 148.

[19-48]鄭仲兵編：《胡耀邦年譜資料長編》，1985年9月18日，下冊，頁1042–1045。

[19-49]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下冊，頁1310。

[19-50]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下冊，頁1113、1303–1310。訪談全文見頁1110–1116。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445–446。

[19-51]據唐・凱瑟爾（Don Keyser）報告，2010年2月，他當時是美國駐華使館的官員。

[19-52]Baum, Burying Mao, pp. 187–188.

[19-53]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1987年1月16日，下冊，頁1310。

[19-54]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347。

[19-55]“Younger People Elected to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Xinhua, September 22, 1985; Daniel Southerland, “China Replaces 91 in Party Committee: Move Seen Strengthening Deng’s Control,” The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22, 1985, A17.

[19-56]2001年6月和2002年11月對澳大利亞總理霍克的訪談，他曾陪同胡啟立在澳大利亞訪問。

[19-57]《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5年9月18日，頁1078–1080。

[19-58]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365。

[19-59]SWDXP-3, p. 163; 《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6年6月10日，頁1120–1121。

[19-60]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1986年5月，下冊，頁1212；1987年1月16日，下冊，頁1311。

[19-61]SWDXP-3, p. 167; 《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6年6月28日，頁1125–1126。

[19-62]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香港：太平洋世紀研究所，1997），頁21、27–35。

[19-63]Yizi Chen, “The Decision Process behind the 1986–1989 Political Reforms,” in Carol Lee Hamrin and Suisheng Zhao, eds., Decision-Making in Deng’s China: Perspectives from Insiders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5), p. 135; Guoguang Wu, “Hard Politics with Soft Institutions: China’s Political Reform, 1986–1989,” Ph.D. thesis, Department of Poli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5, ch. 2. 吳國光是政治研究室的成員之一，1989年春來到美國。研究室的成員還有嚴家其和陳一諮。見Guoguang Wu and Helen Lansdowne, eds., Zhao Ziyang and China’s Political Future (London: Rout-ledge, 2008).

[19-64]1986年9月13日鄧小平會見財經領導小組的主要成員趙紫陽、姚依林、田紀雲等人討論經濟問題和十三大的準備工作，鄧小平再次談到要黨政分開，下放權力，理順政府職能。他說，黨應當只管黨員的紀律，法律問題應當留給政府去做。見《鄧小平年譜（1975–1977）》，1986年9月13日，頁1137；SWDXP-3, p.17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研究組編：《鄧小平自述》（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5），頁200–201。

[19-65]Wu, “Hard Politics with Soft Institutions,” ch. 2.

[19-66]Wu, “Hard Politics with Soft Institutions,” ch. 2; 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

[19-67]Wu, “Hard Politics with Soft Institutions,” ch. 2; 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

[19-68]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

[19-69]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480。

[19-70]David Bachman, “Differing Visions of China’s Post-Mao Economy: The Ideas of Chen Yun, Deng Xiaoping, and Zhao Ziyang,” Asian Survey 26, no. 3 (March 1986): 292–321.

[19-71]SWDXP-3, p. 213.

[19-72]Wu, “Hard Politics with Soft Institutions,” ch. 2, n100.

[19-73]電視機數量的數據取自Link, The Uses of Literature, p. 35; and Robin Munro, “Political Reform, Student Demonstrations and the Conservative Backlash,” in Robert Benewick and Paul Wingrove, eds., Reforming the Revolution: China in Transition (Chicago: Dorsey, 1988), p. 71. Munro是當時的駐華記者。

[19-74]2004年10月對新加坡官員的採訪。另見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香港：卓越文化出版公司，2004），頁317–326。

[19-75]Wu, “Hard Politics with Soft Institutions”; 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對當時社會狀况的研究參見 Deborah Davis, Thomas B. Gold, Gail Henderson, Charlotte Ikels, Richard Madsen, 及Andrew Walder等人的文章，載Deborah Davis and Ezra F. Vogel, eds., Chinese Society on the Eve of Tiananmen: The Impact of Reform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0); Ezra F. Vogel, 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403.

[19-76]見Stanley Rosen, “The Impact of Reform Policies on Youth Attitudes,” in Davis and Vogel, Chinese Society on the Eve of Tiananmen, p. 292.

[19-77]Benedict Stavis, China’s Political Reforms: An Interim Report (New York: Praeger, 1988), pp. 89–107. Stavis從1986年9月到1987年1月在上海復旦大學，經歷過這些事件。

[19-78]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1986年12月27日，下冊，第1297頁；鄭仲兵編：《胡耀邦年譜資料長編》，下冊，頁1179。

[19-79]SWDXP-3, pp. 194–196. 《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6年12月30日，頁1160–1162。

[19-80]鄭仲兵編：《胡耀邦年譜資料長編》，1987年1月2日，下冊，頁1182；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1987年1月2日，下冊，頁1302。

[19-81]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1987年1月6日，下冊，頁1302。

[19-82]見Stavis, China’s Political Reforms, pp. 90–96. 又見 Goldman,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p. 194–203; 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下冊，頁1279、1301。

[19-83]《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冊，頁1165，1987年1月13日。

[19-84]鄭仲兵編：《胡耀邦年譜資料長編》，下冊，頁1182。

[19-85]鄭仲兵編：《胡耀邦年譜資料長編》，1987年1月9日，下冊，頁1182。

[19-86]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1987年1月10日，頁1303–1304。

[19-87]鄭仲兵編：《胡耀邦年譜資料長編》，下冊，頁1195–1196。

[19-88]鄧力群批評胡耀邦的全文見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417–445。

[19-89]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頁568–622，此書的摘譯見Qiren Mei, ed., “Three Interviews with Zhao Ziyang,” 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38, no.3 (May–June 2005); 宗鳳鳴：《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香港：開放出版社，2007）；Zhao, Prisoner of the State, pp. 176–182.

[19-90]鄭仲兵編：《胡耀邦年譜資料長編》，1987年1月15日，下冊，頁1185。

[19-91]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447–448。

[19-92]鄭仲兵編：《胡耀邦年譜資料長編》，1987年1月16日，下冊，頁1186。

[19-93]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1986年1月16日，下冊，頁1307–1309。

[19-94]Wu, “Hard Politics with Soft Institution,” ch. 2, n101.

[19-95]鄭仲兵編：《胡耀邦年譜資料長編》，1987年1月16日，下冊，頁1187–1188；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新時期歷史大事記（1978.12–2002.5）》（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修訂版），1987年1月16日，頁224。

[19-96]3號文件見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下冊，頁1313–1314。

[19-97]3號文件見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1986年1月19日，下冊，頁1313–1314。

[19-98]鄭仲兵編：《胡耀邦年譜資料長編》，下冊，頁1189–1190；3號文件見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1986年1月19日，下冊，，頁1313–1314、1319–1320。

[19-99]對朱厚澤（2006年8月、9月）、吳明瑜（2006年8月、2007年7月）、于光遠（2003年2月、10月、2005年6月）和李銳（2006年2月、8月和2007年7月）的採訪。

[19-100]滿妹：《思念依然無盡：回憶父親胡耀邦》（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頁473；鄭仲兵編：《胡耀邦年譜資料長編》，下冊，頁1190–1195。

[19-101]杜導正：《杜導正日記：趙紫陽還說過什麽》（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10），頁151。

[19-102]James Tong, ed., “Party Documents on Anti-Bourgeois Liberalization and Hu Yaobang’s Resignation,” 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21, no. 1 (Spring 1988): 29–38.

[19-103]《中國共產黨新時期歷史大事記》，1987年1月13日，頁224。

[19-104]Stavis, China’s Political Reforms, pp. 111–128; Goldman,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p. 214–225; Baum, Burying Mao, p. 209.

[19-105]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1987年3月29日，下冊，頁1319。

[19-106]Goldman,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p. 204–214.

[19-107]Baum, Burying Mao, pp. 211–215; ibid., pp. 225–232.

[19-108]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467–468；作者在2006年2月、8月和2007年7月對李銳的訪談。

[19-109]杜導正：《杜導正日記》，頁160。

[19-110]杜導正：《杜導正日記》，頁173–174。

[19-111]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1986年11月11日，下冊，頁1290。

[19-112]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1987年1月16日，下冊，頁1306。

[19-113]SWDXP-3, p. 395, n. 117.

[19-114]鄧力群在5月13日講話的觀點見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459–460。

[19-115]Anthony J. Kane, “1987: Politics Back in Command,” in Anthony J. Kane, ed., China Briefing, 1988 (New York: Asia Society, 1988), p. 11.

[19-116]2004年10月對新加坡官員的採訪；《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7年5月29日，頁1191。

[19-117]Chi Huang, “Deng’s Ideas on Political Restructuring,” Beijing Review 30, no. 39 (September 29, 1987): 14–15.

[19-118]Ziyang Zhao, “Advance along the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eijing Review 30, no. 45 (November 9–15, 1987): xv–xxi. 關於事件之後不久寫下的有關政治改革的記述，見Tony Saich, “Reforming the Political Structure,” in Benewick and Wingrove, Reforming the Revolution, pp. 27–47.

[19-119]Saich, “Reforming the Political Structure,” pp. 27–47.

[19-120]Wu, “Hard Politics with Soft Institutions,” ch. 2; 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472–473。

[19-121]鄧力群顯然受到了傷害，他在《十二個春秋》中對這件事的背景作了很細緻的描述，見該書頁467–478。

第20章

北京之春：1989年4月15日–5月17日

 

 

從1989年4月15日到6月4日，在舉世矚目之下，成千上萬的中國青年人走上了北京和其他城市的街頭。[20-1]4月15日胡耀邦驟然離世後的最初幾天，示威者絕大多數是涉世不深的年輕人，他們要向這位剛離世的英雄和他所支持的民主表達敬意。最初開始集會時，他們表現出對中共的尊重，遊行過程秩序井然，並未給交通造成干擾。起先他們也沒有政治綱領，然而，隨著示威日益擴大，要求變得越來越強烈，內容也越來越激進，示威者與當局的緊張關係不斷升級。衝突在6月4日達到頂點，軍隊在這一天向北京街頭手無寸鐵的平民開槍，恢復了秩序。

當時鄧小平已84歲，他沒有去街頭會見示威學生，也沒有插手中共每天作出的反應。但是他身居幕後，一直關注著局勢的演變，是最終的決策者。他並不贊同示威者的言行，他們都是鄧所推動的改革開放和為經濟增長提供基礎的政治穩定的受益者，而現在他們正在威脅這種穩定。

鄧小平試圖避免東歐發生的事情在中國重演，那裏因國家領導人向民眾的要求讓步而導致了失控。鄧小平最初想避免流血，他知道那只會給示威者火上澆油。但是他從事發之初就相信必須立場堅定，尤其是在胡耀邦追悼會之後，他開始更為直接地參與掌控黨對示威者的反應。他要確保幹部能夠落實他認為恢復秩序所必需採取的措施。

在6月4日之前，無論何人，不管是中共領導人、知識分子還是學生領袖，事實上都無法阻止愈演愈烈的亂局。黨內領導層的分裂，對中國當時能容許多少自由的分歧，曾為革命浴血奮戰的老幹部和習慣於舒適生活的學生之間的觀點差異，城市居民擔心通貨膨脹與就業的不安全感，示威運動的浩大規模，以及學生領袖在控制自身運動上的無能，國內外民眾對示威者的同情，中國軍隊在控制群體事件上缺少經驗——凡此種種，使中共領導人在控制局面上一籌莫展。

中共老一代領導人在1949年以前參加的學生運動，有著良好的組織，經過周密思考的計劃和綱領，到1949年時學生領袖們已經共同奮鬥了多年。1960年代後期的學生有參加紅衛兵的經歷，但是在1989年以前的十幾年裏，嚴密的控制阻礙了有組織的獨立學生運動的發展。1989年聚集成群的學生沒有任何組織經驗。能言善辯的演說家可以脫穎而出成為領袖，但他們缺少組織、綱領和確保服從的程序，因而沒有代表其他學生與政治領導人進行談判的基礎。

市民沒有和政府站在一起限制示威者，因為他們贊同學生的批評。即使有些受到多年政治打壓的老知識分子試圖阻止學生採取激進行動，但實際上也讚賞學生們大膽表達了他們自己不敢表達的觀點。最初自發的和平悼念胡耀邦的行動，演變成了遊行、政治辯論、露營、憤怒的示威、絕食和日益失控的衝突。

示威學生要求改善生活條件，他們不滿於自己既有能力又辛苦工作，得到的報酬卻少於沒有受過教育的企業主。不過他們也從1986年學生運動的失敗中汲取了教訓，即爭取廣大群眾的支持對於他們的事業很重要。因此他們在1989年不再抱怨自己可悲的生活條件，而是採用了能引起民眾共鳴的籲求：民主、自由、更加人道和負責任的黨、獻身公益的幹部隊伍。

全世界的電視觀眾被中國青年人這些發自內心的溫和訴求所打動，這反過來又讓示威者更加振奮。外國駐華記者的工作長期受到中國官員的騷擾，他們的活動被監視，敢於揭露問題的受訪人被逮捕，因此外國記者熱衷於傾聽學生的要求。在4月15日之前，大多數學生還不敢跟外國記者公開交談，然而在1989年春天的事件過程中，他們的膽子變得越來越大，記者們將他們對民主社會的憧憬傳播出去，為他們贏得了全世界的同情。

學生一方情緒高漲，不僅因為他們在國內外獲得了巨大支持，還因為政府最初限制示威的努力以失敗告終。當大批學生突破警察的封鎖線時，學生和外國觀察者都產生了不切實際的希望，以為政府最終會向他們的理想讓步。當時學生們很難想像政治領導人會動用武力，人民解放軍會向北京街頭手無寸鐵的市民開槍。

中國的領導層一方能夠看到外國人的關注與支持在鼓舞著學生，但他們很難相信中國民眾對自己的領導人會那麼憤怒，因而易於認為示威有國內外的「幕後黑手」從中操縱。有關這些「幕後黑手」的傳言在高層幹部中間廣為流傳，並被保守派用來作為促請鄧小平採取強硬措施的理由。

 

胡耀邦去世

胡耀邦從南方過冬返回北京後不久，出席了1989年4月8日召開的政治局會議。會議開始還不到一小時，他便因嚴重的心臟病發作而栽倒在地。緊急送往醫院後他似乎有恢復的跡象，但在4月15日凌晨猝然去世。群眾從晚間7點的電視新聞中得知了他的死訊，次日的電視和報紙又發佈了正式的訃告。這一消息令舉世震驚，他的去世完全出人預料，引起了巨大的同情，甚至連一些強硬派也不例外。[20-2]鄧力群是胡耀邦最高調的批評者和1987年1月批胡的帶頭人，但這時他也讚揚了胡耀邦。他後來寫道，胡耀邦從來不搞陰謀，胸懷坦蕩，對人不抱惡意。鄧力群還說，與胡相比，趙紫陽則參與過陰謀和整人。[20-3]

群眾能夠長期被胡耀邦所感動，不僅因為他熱情親切，還因為他做人正派，對黨忠心耿耿。他是知識分子的希望，曾為他們作過勇敢的鬥爭。他是他們心目中好幹部的表率——有崇高理想，無任何腐敗劣跡。他曾長期擔任團中央總書記，能夠與他所培養和提攜的年輕人打成一片。然而他在1987年卻被冷酷地免職，因為他被指責為對1986年的學生示威太軟弱。

1989年的示威活動是對鄧小平無意促進民主和沒有支持胡耀邦工作的含蓄批評。胡耀邦的朋友覺得他受到了不公正的批評。據他們說，胡耀邦為此深受傷害。他曾忠心耿耿為鄧小平工作，鄧的批評尤其讓他傷心。1987年被免職後，胡耀邦不再看電視，人也瘦了下來。[20-4]很多人認為他死於徹底失望，是自由民主事業的烈士。但是，很多參加示威的人關心的並不是胡耀邦個人，而是把他作為推動自由民主的一個契機。事實上，很多知識分子後悔自己在1986年的學生運動中過於順從，使運動輕而易舉地得到平息。現在他們決心更堅定地站出來。

當學生們利用悼念胡耀邦去促進自由民主事業時，1976年4月5日的示威（為悼念周恩來）和1989年4月的示威（為悼念胡耀邦）之間明顯的相似性，足以使學生們受到鼓舞，也令中國領導人感到擔憂。1976年的示威稱為「天安門事件」，而1989年的示威也同樣發生在天安門廣場。像周恩來一樣，胡耀邦努力保護人民，含恨而終。不論1976年還是1989年，群眾對於受他們愛戴的人沒有得到更多的尊重而義憤填膺。1976年的示威者借機抨擊「四人幫」，現在不是也可借機批評鄧小平和總理李鵬嗎？1976年春天被逮捕的人在1978年秋天就得到了平反並被稱為愛國者；那麼1989年的示威者難道不可能以後被稱為愛國者嗎？在那些希望有一個更仁慈的政府的人們中間，胡耀邦已經取代了周恩來，成了當時的大英雄。

 

騷動的根源

1989年春天，高層領導人——特別是趙紫陽與李鵬——之間的政治分歧，加上鄧小平逐漸退出對日常工作的領導，導致了相互衝突的信號和困惑。這種不確定的環境使得引發社會騷動的嚴重問題在下層進一步發酵和加劇。在1980年代末，大多數學生更加關心的不是政治自由，而是他們個人的自由，如自主擇業和擺脫「政治輔導員」的權利。大學生們通過艱難的高考證明了他們的能力與勤奮，覺得有資格獲得他們想要的工作。但是在1989年，由於重要的產業和政府機關缺少訓練有素的大學畢業生，政府的政策仍然要求大學畢業生服從工作分配。由於每個學生的工作分配部分地取決於同學生住在一起的政治輔導員如何在學生的檔案中寫「小報告」，政治輔導員便成為政府監控的象徵。這些給學生寫報告的政治輔導員的教育水平很少趕得上學生，有些輔導員被懷疑有偏向，有些甚至炫耀自己有權影響學生的前程。很多眼界開闊、思想獨立的學生，對於要不斷討好輔導員深惡痛絕。對他們來說，「自由」就是取消這些政治輔導員，使他們能夠自主擇業。學生們其實很少花時間討論選舉制度。

知識分子，不論年輕年長，仍對1983年的反精神污染和1987年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耿耿於懷。大受歡迎的電視紀錄片《河殤》在1980年代末播放了不長的一段時間（後被保守派封殺），它批判象徵傳統中國的黃河，讚揚給中國帶來國外新思想和現代行為方式的藍色海洋文明，引起很多知識分子的共鳴。[20-5]

對普通民眾來說，主要的擔憂則是通貨膨脹。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和國企職工等拿固定工資的人，看到有錢的私人經商者炫耀其物質財富，推高市場價格，威脅到工薪階層獲得基本溫飽的能力，這讓他們感到憤怒。這個問題又因腐敗而加劇：鄉鎮企業的從業者從政府和國有企業獲取短缺的原料和資金以自肥，自主經營的企業家賺到的錢至少部分來自鑽政府的空子。「官倒」想方設法把社會財富裝進自己腰包，遵紀守法的幹部的收入卻停滯不前。[20-6]農民工開始紛紛湧入城市，也加劇了通貨膨脹問題。

官方數字儘管低估了實際變化，仍顯示1987年至1988年北京的消費物價上漲了30%以上，這使那些依靠固定工資、過去30年來一直有著物價穩定預期的家庭感到恐懼。此前為養老和以後生病而攢錢的節儉家庭，卻痛苦地看到自己的存款在貶值。由於物價持續上漲，政府又聲稱要進一步放開價格管制，使憤怒變成了恐慌。

靠固定工資過日子的政府幹部一向受到為社會利益而工作的教育。令他們憤怒的是，中國社會中最不道德的人，只為自己幹活的人，和為謀取私利而攫取公共資源的人，如今能夠出入高檔餐館，住好房子，穿著時尚，買得起摩托車甚至是汽車。沒有哪個城市像北京那樣，集中了如此之多拿工資的機關幹部或將在畢業後靠固定工資過日子的大學生。這些人認為，國營企業應當用它的更多收入給職工加薪或至少提供更多福利。在1989年春天群情激奮的氣氛中，甚至一些憤怒的機關幹部也冒險加入了示威，並且打出自己機關單位的旗號。不過，即使對於普通百姓來說，學生們反通脹、反貪官的口號，也洩放出了他們積蓄已久的憤怒。

中國民眾提到「貪官」時，並不是在說犯法的人，因為當時法制的觀念並不強；他們指的是那些利用別人沒有的職務或個人關係謀取私利的人。對「官倒」怒不可遏的抗議學生要求公佈他們的收支、他們擁有的別墅數目以及他們子女的金錢來源。[20-7]1966年時有很多高幹子女踴躍參加紅衛兵反對「走資派」，但在1989年高幹子女很少加入抗議活動。相反，他們和父母一起因為享有特權而受到抨擊，因為他們把權力地位變成了在新的市場經濟中謀利的資本。

對於國企職工來說，企業被迫進入市場後他們可能丟掉「鐵飯碗」——即得到保障的工作和福利——這比通貨膨脹還可怕。政府已經開始向虧損的國企施壓要求其降低成本。一些企業甚至獲准破產，引起了職工的恐慌。這對工人們有極其重大的利害關係，因為中國當時沒有全國性的社會保障和醫療制度。大的國有企業很像美國的軍事基地，不但是經濟單位，而且是一個完整的社會，它們提供有補貼的住房和醫療，甚至職工子女的教育。對於國企職工來說，失去工作就等於失去一切。 因此，自由市場會把國有企業淘汰出局的前景十分可怕。

在1980年代中期，隨著經濟的增長，很多農民工湧入北京和其他城市打工，尤其是機械的使用尚不普遍、需要大量人力的建築業。但是1988年底為控制通貨膨脹對經濟採取的緊縮政策，使他們中的很多人失去了工作機會。很多失業後仍留在城裏艱難度日的人，卻看到「官倒」和大款們在炫耀財富。總之，對很多人來說，市場力量帶來的巨變讓他們深感不平。

除了這些不滿的來源，還有很多人想得到自由遷徙之外的更多的權利。他們厭倦了生活在因「政治錯誤」而挨整和受罰的恐懼之中。自由民主的呼聲和對胡耀邦的讚美凝聚成了一種訴求，要擺脫國家的監管，擺脫官方強加的批評會。

 

從悼念到抗議：4月15–22日

4月15日傍晚，在宣佈胡耀邦去世幾小時後，北京大學的牆上就貼滿了悼念他去世的大字報。[20-8]次日，大約800名學生從學校遊行到天安門廣場，在廣場中央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前向胡耀邦敬獻花圈。警察對於從大學前來悼念的人並未進行干預。

隨著廣場上的人群越聚越多，悼念活動也開始有了政治意味。4月18日一大早，數百名學生穿過天安門廣場來到人民大會堂，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了幾條要求，包括要求更多的民主自由，停止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推翻1986年懲罰抗議者的決定，公開領導人及其子女的資產。當晚11點左右，數千名憤怒的抗議者從天安門廣場來到幾百米開外的黨政機關所在地中南海的新華門前。他們不斷高呼口號，要求進入中南海。警察請求他們離開但遭到拒絕。人群一直堅持到次日凌晨4點，警察才終於將其驅散。自共產黨1949年掌權以來，這是第一次有示威者要求進入中南海。正如李鵬所說，在4月18日這一天，示威的基調從悼念變成了抗議。[20-9]

中南海裏很容易聽到新華門外人聲鼎沸，這使高層領導很快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得知胡耀邦去世後匆忙從日本回國的李鵬，在採取什麼措施上與趙紫陽發生了分歧。李鵬對趙紫陽說，要作出強硬的反應；作為當家人的總書記趙紫陽則認為，最好不要激怒學生，只要不發生打砸搶，採取強硬行動就是不明智的。[20-10]

4月21日的示威規模進一步擴大，廣場上的演講者也開始要求更多的民主。[20-11]為了使學生平息下來，國家教委主任李鐵映指示大學幹部維持校園的各項正常活動，對學生的示威要加以限制。中南海增加了一個團的兵力，以防學生衝進大門。《人民日報》宣佈禁止遊行示威，並警告學生「不要把政府的容忍誤以為是軟弱」。但是領導層嚴重錯估了形勢，學生們誇示著自己的力量，拒絕平復下來。4月22日胡耀邦追悼會那天，大約有20萬人聚集在天安門廣場，通過廣播喇叭仔細聆聽20分鐘的悼詞。胡耀邦的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遺體被送往安葬高級幹部的八寶山。追悼會過後，三名學生代表跪在人民大會堂的台階上，等了大約三小時要求見李鵬。他們後來抱怨說，他們受到慫恿，相信李鵬或另一名高級幹部會出來見他們，但李鵬和其他官員聲稱李鵬對此並不知情。[20-12]當時李鵬不同意接見任何非官方的學生團體，因為他擔心這會使這些團體獲得他所不願給予的合法性。李鵬還擔心這樣做會削弱黨所支持並具有更強控制力的官方學生組織。

 

李鵬和鄧小平的「四二六社論」

學生悼念胡耀邦時，鄧小平對他們沒有採取任何限制措施。不論鄧小平在胡耀邦掌權的最後幾年如何批評他，胡仍然被認為是一個為改革開放作過貢獻的忠誠幹部。鄧小平知道，壓制學生的悼念活動只會激怒他們，就像1976年4月阻止悼念周恩來逝世點燃了抗議者的怒火一樣。但是，悼念活動一結束，鄧小平已經打算向學生發出警告。恰在這時，主張採取強硬路線的李鵬臨時取代趙紫陽，接過了處理示威活動的工作。

按照早已確定的行程，趙紫陽出訪北韓將從胡耀邦追悼會後的4月23日開始。據趙紫陽說，他動身之前去見鄧小平時，鄧小平告訴他仍然應當去北韓訪問，並且他回國後將被提拔為中央軍委主席，這說明當時鄧小平仍把趙紫陽視為他的接班人。因此趙紫陽按照行程於4月23日準時從北京火車站動身前往平壤。[20-13]李鵬為了平息他與趙紫陽有衝突的傳言，去火車站送趙紫陽離京。趙紫陽對李鵬說，自己不在時李可以自行決定召開政治局會議。

趙紫陽等人希望，胡耀邦追悼會之後人群就會散去，然而他們並沒有散去。就在趙紫陽離京的當天，儘管有不允許學生成立組織的禁令，來自21所高校的學生開會成立了「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他們決定不能像1986年的學生那樣輕易結束示威，現在這個學生團體要更加頑強。學生的組織者早先曾宣佈將在5月4日以後復課，現在他們推翻了這一決定，宣佈將無限期延長罷課時間。[20-14]

趙紫陽出國後，臨時接過工作的李鵬知道責任重大，於是去諮詢楊尚昆。楊尚昆認為，鑒於局勢的嚴重性，應當向鄧小平彙報。當天傍晚李鵬和楊尚昆就向鄧小平彙報了他們的看法，認為對抗議活動要採取堅決果斷的行動。李鵬說，學生已經開始批評鄧小平本人，而且還有另一些令人不安的進展：新華門前的扭打，六萬名學生仍在罷課的報告，交通受阻，有關試圖推翻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幕後黑手」的報告，所有這些都表明了事態之嚴重。[20-15]鄧小平同意要對學生發出警告，說明他們行動的嚴重性。此後，鄧小平便深深捲入了應對示威者的決策之中。

李鵬於次日召集政治局會議，聽取了負責監控首都事態的北京市領導陳希同和李錫銘的彙報。有觀察家認為，這兩人由於害怕為可能出現的問題承擔責任，誇大了示威的嚴重程度，使鄧小平對實際情況產生了誤解。但其他幹部認為形勢確實嚴峻，李錫銘和陳希同對天安門廣場情況的報告是準確的。

4月25日上午10點鄧小平在家裏與李鵬和楊尚昆會面，聽他們彙報情況。李鵬在日記中說：鄧小平在4月23日就決定了必須發出嚴厲警告。[20-16]聽完他們的彙報後，鄧小平說，必須終止這場動亂——像波蘭那樣縱容示威活動的其他共產黨國家，黨的權力垮掉了。因此中國領導人必須明確堅定地結束動亂，控制住局勢。鄧小平還說，要立即發表一篇權威社論向學生發出警告。要告知北京地區的領導人堅定立場，並指示高校的黨政領導把事態平息下去。[20-17]

鄧小平對社論的內容親自作出指示，就像通常作出重要決策時一樣，他認真準備了自己的意見。胡啟立受命負責起草社論，由筆桿子胡喬木定稿。社論於當晚在電台播出，第二天即4月26日刊登在《人民日報》上。[20-18]社論讚揚了大多數悼念胡耀邦的人，但也譴責一些悼念者有不當言行。按照社論的說法，一些示威者攻擊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甚至成立非法組織，試圖從得到政府批准的學生組織手中奪權。他們參與罷課，引發試圖推翻共產黨領導的「動亂」。他們打著民主旗號破壞中國式的民主。不制止這場動亂就會導致社會混亂。鬥爭是嚴肅的，要立刻解散一切非法組織，禁止非法遊行。對任何造謠惑眾的人要追究其刑事責任。[20-19]

李鵬及其支持者指望社論能夠嚇住學生使其屈服，畢竟，社論發出的嚴厲譴責等於政府公開威脅要逮捕很多學生領袖。然而令鄧小平失望的是，結果適得其反，學生領袖非但沒有退縮，反而愈發堅定，並且動員了更多的學生加入他們的行列。李鵬在日記中說，「四二六社論」取得了成功，然而來自廣場的報告認為它不過是激怒了學生。比李鵬更瞭解學生情緒的大學校長和管理人員覺得，社論毀掉了本來可以和平化解學生不滿的對話的基礎。在他們看來這篇社論的語氣太強硬了。[20-20]84歲高齡的鄧小平很少出門，也很少跟人交談，不再能敏銳地感受民眾的情緒。有些幹部相信，倘若周恩來還活著，他會與學生取得諒解。但是在1989年4月，沒有哪個領導人既擁有提出解決方案的權威，又具備在革命老幹部和青年人之間建立溝通渠道的能力。即便是趙紫陽，儘管他後來主張與學生對話，撤銷「四二六社論」，但當時他也是態度疏離，並沒有被學生視為同情他們的盟友。學生指責他的兒子搞腐敗，批評他打高爾夫球。

戰線隨著「四二六社論」的出現拉開。示威領袖把鄧小平和李鵬視為他們的敵人。示威的規模越來越大，輕易便能突破警察的警戒線，因為警察被通知反應要有節制，以免造成流血。[20-21]但是，領導層也不願有絲毫動搖。鄧小平不肯撤銷「四二六社論」，因為他擔心這將削弱黨的權威。雖然李鵬等官員放棄了最初不願與學生對話的態度，但他們在會見學生時仍堅守防線，未能緩解局勢。例如，在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和教育部副部長何東昌4月29日下午會見45名學生時，袁木拒絕承認腐敗是一個嚴重問題，並且否認存在新聞審查制度。學生們離開時比此前更加憤怒。[20-22]

學生獲得了如此廣泛的同情，以至於李鵬很難在下級官員中為鎮壓行動獲得支持。分管宣傳工作的政治局常委胡啟立對他的同事解釋說，很多報社的記者對於他們報道廣場真實事態發展的文章不能發表感到不滿。被告知要平息示威的高校幹部按照要求把上面的指示傳達給學生，但很多人內心並不贊同。[20-23]李鵬甚至無法指望官方媒體支持他。有時候報紙的準時印刷和派送也受到影響。在國家電視台上，報道廣場情況的節目會突然中斷，一度出現黑屏，畫外音也完全消失。有一天，一位播音員說：「今天沒有新聞。」[20-24]6月4日以後中宣部部長和《人民日報》總編被免職，因為他們被認為在示威期間過於同情學生。

 

李鵬和趙紫陽的分裂：4月29日–5月12日

面對規模日益擴大的群眾示威給政府和黨造成的壓力，高層領導出現了兩極分化。害怕混亂的一方認為必須進一步加強控制，另一方則相信應該對學生的要求採取更寬容的態度。李鵬是前一派的象徵和中心人物，趙紫陽則代表後者。李鵬的日記中每天都記錄著對趙紫陽的批評，他說鄧小平在1988年秋天之前就已經對趙紫陽處理經濟工作的表現有所不滿；鄧還不滿趙紫陽在政治上軟弱，沒有堅定支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運動，並且不願意為惡性通貨膨脹和群眾對放鬆價格管制的反應承擔全部責任。[20-25]相反，趙紫陽則說，局勢是在他出訪北韓以及李鵬向鄧小平彙報了示威可能帶來的威脅之後惡化的。[20-26]鄧小平和其他黨內元老以及公安力量都支持李鵬。從北韓回國後即主張撤銷「四二六社論」的趙紫陽，則獲得了知識分子、改革派、學生和廣大群眾的支持。

李鵬和趙紫陽都設法避免使他們的分歧公開化。李鵬4月23日為趙紫陽出訪送行，又照例於4月30日迎接趙紫陽回國。然而，他們個人之間的分歧與對抗，以及各自營壘的影響力，卻遠遠強過他們合作的願望。自1988年夏天以來，兩人之間的矛盾就因為經濟問題的累積和趙紫陽要對中國的高通脹負責而不斷加劇。當時趙紫陽名義上仍是財經領導小組組長，但對政府經濟班子的控制權已經從趙紫陽轉移給了李鵬。責任重疊之處，便成了作為改革派的趙紫陽與李鵬這個謹慎的計劃派之間的戰場。

李鵬是個穩重的幹部，學水利工程出身，有盡責有效的行政官員的名聲。他是革命烈士的後代，也是周恩來、鄧穎超夫婦的眾多養子之一，這使他有著特殊身分。事實上，他想必具有很高的才能，才得以通過嚴格的篩選去蘇聯學習先進科學知識，但他在領導人中間並不以才華著稱。他表達個人見解時總是態度謙遜，對黨十分忠誠，工作勤懇而投入——無論老幹部們的指示多麼不受歡迎，他總是樂於依照他們的意願行事。他的固執而又謹慎的性格，與熱情且富有同情心的胡耀邦、或者超然而具有紳士風度和分析才能的趙紫陽形成了鮮明對比。李鵬難以掩飾他對示威者的輕蔑，因此他與他們見面只能激化而不是平息他們的怒氣。

當4月25日鄧小平向李鵬說明他認為很有必要發表一篇社論時，鄧的講話要點也送達了還在平壤的趙紫陽。趙在一間掛著黑色窗簾的密室裏讀了鄧小平的意見後，立刻發回電報說：「我完全同意鄧小平同志對目前的動亂問題作出的決策。」[20-27]李鵬在日記中強調，趙紫陽對社論是同意的。但事實上趙紫陽同意的是鄧小平4月25日的講話，而不是根據講話寫成的《人民日報》4月26日社論。

趙紫陽訪朝回國後，很快就斷定黨和學生之間已經形同水火，若不撤銷社論，幾乎毫無和解希望。他甚至一度同意，如果撤銷社論，他願意為此承擔全部責任。[20-28]趙紫陽很瞭解鄧小平，他想必知道讓鄧小平撤銷社論的希望很渺茫。確實，鄧小平認為優柔寡斷和推翻決定只會削弱黨的權威，因此拒絕撤銷社論。對於學生一方，趙紫陽盡量緩和矛盾：他強調絕大多數學生都是愛國的，試圖以此讓他們放心不會受到懲罰；他還鼓勵他們離開廣場回到課堂。

5月1日，趙紫陽從平壤回國兩天後主持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會，研究如何應對紀念五四運動70周年時可能發生的示威。他主張發表一個聲明，表明黨支持加強民主，提高政治生活的透明度，以適應時代的變化。但李鵬認為政府的頭等大事是穩定，他批評了非法組織和散佈謠言。他堅持認為，如果放任這些年輕人，中國就會發生大倒退。趙紫陽反駁說，儘管中國確實需要穩定，但學生的口號，如擁護憲法、促進民主和反腐敗，與黨和政府的立場是一致的。[20-29]

與李鵬生硬而嚴厲的語調相反，趙紫陽的態度就像一個寬厚的長者去勸說本質不錯的孩子。5月3日和4日，趙紫陽在兩次重要的公開講話中說明了要正面看待學生要求的理由。他在5月3日紀念五四運動的大會上說，七十年前的示威者推動了科學與民主，今天的示威者也應當重視科學和民主在實現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他強調了穩定和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性，但他同時又說：「廣大群眾包括廣大學生希望推進民主政治，要求懲處貪污腐敗，⋯⋯這也正是我們黨的主張。」[20-30]像往常一樣，黨的領導層試圖表現出他們的一致面。趙紫陽的講話在文字上作了仔細推敲，使保守派無可指責。

在5月4日亞洲開發銀行年會的講話中，趙紫陽也努力向外國投資者保證，中國的社會和經濟秩序沒有陷入混亂，學生示威很快就會得到控制。趙紫陽5月3日的講話在發表之前要送其他領導人圈閱，這次講話則不必經過高層領導的審查，因為他在亞洲開發銀行這樣的經濟機構講話不需要事先得到批准。儘管如此，後來他還是受到批評，說他沒有事先把講話送元老們過目。[20-31]這篇由鮑彤推敲過措辭的講話也對學生進行了廣播。趙紫陽在講話中承認，黨內確實存在腐敗問題，他將之歸咎於社會主義法制不完善、缺乏開放性和民主監督。他重申學生是愛國的。[20-32]學生因趙紫陽的講話而平靜下來，天安門廣場的示威人數驟減。

此時，香港媒體特意點出了趙紫陽講話和李鵬與學生對話的差異，並開始推測兩人之間的分歧。負責向高層彙報示威情況的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是站在李鵬一邊的，他後來在7月6日向全國人大彙報「反革命暴亂」時說，就在李鵬準備更加強硬時，趙紫陽卻擺出了諒解的姿態。陳希同與李鵬和鄧小平站在一邊，批評趙紫陽5月4日的講話背離了「四二六社論」精神。陳希同說，很多和他一樣的基層幹部正在努力控制違法亂紀的學生，他們覺得自己被趙紫陽的講話出賣了。他們正在試圖使學生讓步，在他們看來趙紫陽則過於同情學生。陳希同還說，很多知識分子在趙紫陽講話的鼓舞下，言論變得更加囂張，引起新一輪示威，造成了更大的動亂。[20-33]而趙紫陽的追隨者則認為，李鵬這一派使他們爭取學生合作的工作變得更加困難。

 

為戈巴卓夫訪華作準備和絕食抗議：5月13–24日

對鄧小平來說，戈巴卓夫5月15日至18日對北京的訪問既是中蘇關係的一個歷史轉折點，也是他個人的一次勝利。兩個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之間長達30年的疏遠即將結束，關係正常化露出了曙光。早在1980年代初，鄧小平就提出了中蘇恢復正常關係的三大條件：蘇聯從阿富汗撤軍，同時將軍隊從中國東北邊境附近撤離，越南人離開柬埔寨。他之前曾估計，蘇聯因戰線拉得太長，需要調整自己的外交政策，這一估計已被證明是正確的。戈巴卓夫同意了所有三個條件，將按照鄧小平的條件前來北京訪問。這是鄧小平一生成就的頂峰之一。為了這次勝利，他準備做一個熱情的東道主，歡迎世界各地的記者前來共襄盛事。

隨著戈巴卓夫訪華日期臨近，全世界大批文字和攝影記者齊聚北京，準備全程報道這一事件。很少出國的美國電視新聞主持人拉澤爾（Dan Rather）也像其他西方知名播音員一樣親自來到北京。不難理解，鄧小平打算在戈巴卓夫到達之前竭盡一切手段清空天安門廣場。趙紫陽5月4日的講話後學生開始返回校園，因此有理由期待事態將有所好轉。北京地區較為溫和的學生已經用腳投票，回到了自己的教室。但是那些更為激進的北京學生和外地學生仍然在廣場上安營紮寨。

5月13日上午，離戈巴卓夫訪華還有兩天，激進的學生領袖正發愁如何讓消退的運動保持活力，同時相信政府不會在戈巴卓夫訪華期間抓人，於是他們宣佈了一個中國示威傳統裏前所未有的奇舉：當天下午開始絕食。一千多名學生步行來到天安門廣場，聲稱政府若不答應他們的要求，他們就不吃飯。學生們宣佈：「我們不想死，我們也希望活著，充實地活著⋯⋯但是如果一個人或幾個人的死能夠讓更多的人活得更好，或者他們的死能使祖國更加繁榮富強，那麼我們沒有權利苟且偷生。」[20-34]

大多數絕食者只喝水及飲料。也有假裝絕食、其實還吃東西的人。還有人既不進食，也不喝水，沒過多久就暈倒了。抱定一死的決心使絕食者的鬥爭超越了現實政治並在民眾中獲得了道德優勢。絕食者的電視畫面引起了國內外的同情。一些指責學生阻斷北京交通的旁觀者也開始同情這些決心犧牲生命的學生，把他們看作英勇的受害者而不是麻煩製造者。政府官員從一開始就很清楚，任何絕食者死亡都將激怒群眾，因此在對待絕食者上行動節制。沒有學生受到攻擊或逮捕，政府在雨天給他們提供大客車避雨，為他們提供公廁，派人清掃廣場衛生。同情學生的醫務人員在廣場上治療暈倒的人，把情況嚴重者送往附近醫院。據官方統計，從5月13日到24日，共有8,205名絕食者被送往醫院治療。[20-35]在良好的醫療照顧下，沒有學生死亡，但死亡的危險增加了示威運動的戲劇性。

絕食抗議完全出乎中央領導人的預料。5月13日，即絕食開始的當天，為此憂慮的鄧小平會見了趙紫陽和楊尚昆。他說這場運動拖得太久了。他要求在戈巴卓夫抵達之前清空廣場。當鄧小平問到群眾的情緒時，趙紫陽說，廣大學生知道不能拿國家的榮譽當兒戲，不太可能干擾歡迎儀式。趙紫陽承受著壓力，他要保證戈巴卓夫訪問期間北京平安無事。他也被賦予很大的自由，可以採取他認為必要的任何措施清空廣場。

5月14日，幾位著名知識分子意識到戈巴卓夫到訪之前清場的重要性，同時也擔心發生暴力衝突，因此盡最大努力試圖化解對抗。12名中國最著名的作家和評論家，包括戴晴、劉再復和嚴家其在內，發表聲明批評政府對待學生的方式和不公佈運動真相的錯誤。為了達成和解，他們呼籲政府承認獨立的學生組織，但也敦促仍留在廣場上的學生返回學校。[20-36]他們勸解學生說：「民主是逐步建立起來的⋯⋯要保持十分清醒的頭腦⋯⋯我們懇請你們充分運用學生運動最寶貴的精神即理性精神，暫時離開廣場。」[20-37]

趙紫陽沒有親自來到學生中間，而是派統戰部部長閻明復代替他去了廣場。閻明復在5月16日看望了學生。閻明復雖然身為中央書記處書記，但對學生的要求抱有同情。由於迫切地希望達成一致，他開誠佈公地向學生們披露了黨內的分歧，敦促他們離開廣場以保護趙紫陽。他答應次日再來見他們，並保證只要他們返回校園，就不會受到懲罰。閻明復甚至提出，為了確保他們受到保護，自己可以充當人質。[20-38]然而，他的努力並未奏效。

儘管參加絕食示威的學生是在爭取民主，但是他們自己並沒有遵從多數原則。舉止大膽的學生領袖吾爾開希說，他們有一個協定，哪怕只有一個學生想留在廣場上，運動也要繼續下去。[20-39]學生們一直舉止得體，升國旗時會莊重地起立唱國歌。但是全社會鋪天蓋地而來的同情，也堅定了他們絕不退讓的決心。看到學生顯然不會離開廣場，閻明復明白這對趙紫陽的政治生涯意味著什麼，也擔心由此給國家帶來的後果，不禁傷心落淚。[20-40]

 

戈巴卓夫訪問北京

5月15日戈巴卓夫抵達北京那天，支持學生的人再次增多。5月16日是鄧小平會見戈巴卓夫的日子，政府在凌晨1點作了最後一次清場的努力。廣場上的大喇叭廣播說，政府正在與學生代表對話。官方的廣播敦促學生考慮國家利益，停止絕食，返回校園。學生們在他們製作的歡迎戈巴卓夫的橫幅下聽著廣播，他們把戈巴卓夫視為值得中國效仿的政治改革家。其中一條橫幅上寫著「向民主的使者致敬」。[20-41]但他們仍然拒絕離開廣場，而且有越來越多的人群前來支持他們。政府別無選擇，只好取消原定在廣場舉行的歡迎儀式，改在有重兵把守的機場舉行了一個規模很小的儀式。鄧小平和戈巴卓夫的會見地點是人民大會堂，示威者試圖衝進去，事件過程中打碎了一扇窗戶。

在絕食導致的紛亂中被迫改變歡迎儀式地點，這讓鄧小平和老幹部們臉上無光，他們連自己首都的秩序都維持不了。不過，鄧小平和戈巴卓夫的會談進行得很順利。在中國領導人中間，沒有任何人像鄧小平那樣在中蘇之爭中扮演著核心的角色。他曾在1960年代初負責起草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又在1963年訪問莫斯科，代表中國與蘇斯洛夫交鋒。但是，他也曾兩次親自為改善兩國關係打下基礎：一次是在1979年攻打越南後不久，另一次是1985年他請來訪的羅馬尼亞領導人齊奧塞斯庫（Nicolai CeauŞescu）向蘇聯領導人轉達了中國就中蘇關係正常化提出的條件。中蘇兩國外交官之間的談判一直持續到1989年2月，雙方才就越南停止佔領柬埔寨的聯合公報的措辭達成一致，並宣佈了戈巴卓夫訪問北京、開創友好關係新時代的日期。[20-42]

鄧小平精心地與美國官員保持溝通，以便不使中蘇關係的改善損害中美關係。中蘇雙方一達成協議，鄧小平立即在1989年2月26日會見了參加日本天皇葬禮後到中國進行短暫訪問的美國總統喬治・布殊。鄧小平向布殊保證中蘇關係的改善不會影響中美兩國的友好關係。他首先回顧了中蘇關係史，明確表示中國不會與蘇聯發展出1950年代那樣的親密關係。他說，中國將繼續加強與美國的關係，因為這符合中國的戰略利益。[20-43]5月份，就在戈巴卓夫到訪前夕，他又派萬里去消除美國和加拿大官員——包括在5月23日向布殊總統——的疑慮，與戈巴卓夫的會談不會損害中國與美國和加拿大的關係。中蘇會談之後，他派錢其琛外長向美國通報了會談的內容。

5月16日鄧小平與戈巴卓夫兩個半小時的會談中，錢其琛外長也在座。據他說，鄧小平在會談中興致勃勃，甚至有些興高采烈，因為他是依照自己的條件彌合了與蘇聯的裂痕。鄧小平和戈巴卓夫都是改革家；84歲的鄧小平即將結束他的政治生涯，而58歲的戈巴卓夫才剛剛開始。鄧小平毫無敵意地談到過去與蘇聯的矛盾，他承認親自參與過中蘇之間的意識形態之爭，但是他說，爭論的雙方講的「全是空話」。[20-44]他坦承「我們也不認為當時我們說的話都是對的」。鄧小平不靠筆記，僅憑記憶就清楚細緻地講述了跌宕起伏的中蘇關係。他說，問題的原因在於蘇聯對中國不能總是做到平等相待。但是他又說，中國絕不會忘記蘇聯的援助為新中國打下了工業基礎。鄧小平同意結束過去的爭論，放眼未來，使中國能夠與各個鄰國建立睦鄰關係。戈巴卓夫對歷史背景已有很好的瞭解，他言談謹慎，表示贊同鄧小平的看法，中蘇作為鄰國應當努力發展友好關係。[20-45]

鄧小平對戈巴卓夫發表了具有全局性和前瞻性的講話，但他畢竟年事已高——有人認為他當時也有些緊張，在歡迎戈巴卓夫的宴會上，他面對鏡頭時手有些顫抖，餃子竟從筷子上滑落下來。[20-46]就在這一天，有大約200名絕食者被緊急送往醫院治療，廣場上的絕食者還有大約3,100人。[20-47]鄧小平很難忘記不斷惡化的局勢。

戈巴卓夫在5月16日下午會見趙紫陽時說，他已經見過鄧小平，但現在見到趙紫陽總書記，全部協定才算是得到了正式認可。趙紫陽解釋說，鄧小平仍在工作，中國仍然需要鄧小平的智慧和經驗，「因此1987年的十三屆一中全會鄭重作出決定，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仍要由鄧小平同志掌舵」。[20-48]鄧小平得知趙紫陽這些話後很不高興。趙紫陽的支持者後來解釋說，趙紫陽理所當然要糾正戈巴卓夫的印象，因為他與鄧小平的見面也是正式的官方會見。趙紫陽後來也說，他是想保護鄧小平的形象，而不是損害。[20-49]然而李鵬在日記中提出了不同的觀點，他承認趙紫陽的說法是準確的，但他認為趙紫陽在這種場合說出來，是想把1988年的經濟問題和導致學生示威運動惡化的決策責任推給鄧小平。[20-50]事實上，像李鵬一樣，鄧小平確實認為趙紫陽的話是在指責他要對當前的問題負責。[20-51]

全世界的記者聚集在北京，本來是要報道中蘇和解的過程，卻發現學生運動更加引人入勝。確實，廣場上的大戲很快就使戈巴卓夫的訪華黯然失色，不再是媒體關注的焦點。外國記者們很難不被學生的理想和熱情所打動，而學生也遠比以往的中國人更加大膽敢言。在國際社會的關注下，他們愈加相信解放軍不會對他們動武。有些學生意識到這是向世界展示的機會，便派會講英語的示威者站在遊行隊伍的周邊，向全世界講述他們對民主自由的渴望和消除高層腐敗的必要性。一些連續報道此事的外國記者力求做到不偏不倚，他們說，大多數學生其實對民主自由瞭解很少，對如何實現這些目標也沒有多少想法。[20-52]

在戈巴卓夫訪華期間，廣場上的學生數量日見增長。5月18日儘管下雨，據國家安全部估計廣場上大約仍有120萬人。[20-53]抗議活動也擴散到了其他大城市，另有大約20萬學生從外地湧入北京，路途遙遠的甚至要坐數天火車。有些學生認為自己是為正義而來，因此像文革期間的紅衛兵那樣要求免費乘車。原定於人民大會堂舉行的戈巴卓夫記者招待會，由於車隊無法通過廣場，最後一刻改在釣魚台國賓館舉行。[20-54]但是大批記者並沒有去記者招待會，而是仍然留在天安門廣場。

戈巴卓夫的到訪不僅標誌著中蘇關係的轉折點，也是學生運動的轉折點。在此之前，鄧小平希望學生能夠聽從向他們發出的愛國主義呼籲，在戈巴卓夫抵京前離開天安門廣場。對鄧小平來說，按中國的條件結束中蘇分裂是一件大事，絕不能放棄把天安門廣場作為舉行歡迎儀式的地點。可是學生卻不願讓步。當時鄧小平不想派軍隊進來，讓可能導致的衝突破壞戈巴卓夫的訪華。但是，當學生們在戈巴卓夫訪問期間固執地不離開天安門廣場時，鄧小平認為他們做得太過分了。他準備動用軍隊。

[20-1]來自高層人士的兩個文獻是：Zhao Ziyang, Prisoner of the State, The Secret Journal of Zhao Ziyang, trans. and ed. Bao Pu, Renee Chiang, and Adi Ignatiu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9)，這是根據他軟禁期間的錄音翻譯的文獻；以及李鵬這個時期的日記：《李鵬六四日記》，可在Fairbank Collection, Fu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查閱。關於1989年春天北京示威運動最有用的文獻是：Michel Oksenberg, Lawrence R. Sullivan, and Mark Lambert, eds., Beijing Spring, 1989, Confrontation and Conflict: The Basic Documents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0)，尤其是Melanie Manion, “Introduction: Reluctant Duelists,” pp. xiii-xlii; Suzanne Ogden et al., eds., China’s Search for Democracy: The Student and the Mass Movement of 1989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2); Minzhu Han, ed., Cries for Democracy: Writings and Speeches from the 1989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Orville Schell, Mandate of Heaven: A Generation of Entrepreneurs, Dissidents, Bohemians, and Technocrats Lays Claim to China’s Futur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4); Binyan Liu, with Ming Ruan and Gang Xu, Tell the World: What Happened in China and Why (New York: Pantheon, 1989); Tony Saich, ed., The Chinese People’s Movement: Perspectives on Spring 1989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0); Long Bow Group, 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video recording produced and directed by Richard Gordon and Carma Hinton (San Francisco: NAATA/CrossCurrent Media, 1996); Mike Chinoy, China Live: Two Decades in the Heart of the Dragon (Atlanta: Turner Publishing, 1997); Tang Tsou, “The Tiananmen Tragedy,” in Brantly Womack, ed.,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Richard Baum, Burying Mao: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Melinda Liu “Beijing Spring: Loss of the Mandate of Heaven,” in David and Peter Turnley, Beijing Spring (New York: Stewart, Tabori & Chang, 1989), pp. 44–172. Jonathan Unger, ed., The Pro-Democracy Protests in China: Reports from the Provinces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1); Dingxin Zhao, The Power of Tiananme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James Lilley, with Jeffrey Lilley, China Hands: Nine Decades of Adventure, Espionage, and Diplomacy in Asia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04), pp. 297–392. (李潔明於1989年5月2日到中國擔任美國大使，一直待到1991年5月。)對現有文獻的仔細分析見Robert L. Suettinger, Beyond Tiananmen: The Politics of U.S.-China Relations, 1989–2000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3); 美國政府的《天安門文件》中包括現藏於國家安全局的政府解密文件，帶有導讀，收入Michael L. Evans, ed., “The U.S. ‘Tiananmen Papers’: New Documents Reveal U.S. Perceptions of 1989 Chinese Political Crisis,” A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June 4, 2001, at http://www.gwu.edu/~nsarchiv/NSAEBB/NSAEBB47/, 訪問日期March 16, 2010. Tony Saich和Nancy Hearst所編1989年6月4日之後一年的文獻目錄見Saich, The Chinese People’s Movement, pp.190–196. 最全面的文獻集，包括一個大事年表，是Liang Zhang, comp., and Andrew J. Nathan and Perry Link, eds., The Tiananmen Papers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01) . 這些文件由中國的改革派收集並送給編者用來在西方出版。有些文件肯定是真的，但還有一些文件，尤其是記錄八老開會和電話交談的文件，其真實性受到質疑。據鄧小平的女兒鄧榕說，她父親在討論人事問題時，是與每個人單獨交換意見，而不是像這些文件中描述那樣與很多人一起商量。中文版張良編：《中國六四真相》（上下冊）（香港：明鏡出版社，2001）比英文版更完整。中文版頁988用「韓國」一詞指南朝鮮，但這個說法只在1992年中國與南韓關係正常化後才在大陸使用，過去都是用「南朝鮮」一詞。由於臺灣和香港在1989年使用「韓國」一詞，這至少給一部分文件的真實性帶來疑問。事實上，無論在李鵬和趙紫陽他們對高層政治的可靠紀錄中，還是官方的年鑒文獻中，都沒有提到八老會議，這使人懷疑是否真正有過這樣的會，但也有可能這些會議的機密文件尚未被外界所知，或者李鵬和趙紫陽也不知情。Alfred L. Chan與Andrew Nathan進行交流時也對其可靠性表示懷疑，見 Alfred L. Chan and Andrew J. Nathan, “The Tiananmen Papers Revisited,”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77 (March 2004): 190-214. Nathan和Link在編輯和校對譯文上做了十分細緻的工作，由於這是一本方便的總集，因此我利用了這本書中的很多文件，但不包括其中的八老會議紀錄和電話紀錄，因為材料不完全可靠。

[20-2]TP, p. 21.

[20-3]鄧力群：《十二個春秋（1975–1987）：鄧力群自述》（香港：博智出版社，2006），第466–467頁。

[20-4]李銳：〈胡耀邦去世前的談話〉，張黎群等編：《懷念耀邦》（四集）（香港：一、二集，凌天出版社，1999；三、四集，亞太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1），第四集，頁277–278。

[20-5]對這個時期中國知識分子的深入討論見Perry Link（林培瑞）, Evening Chats in Beijing: Probing China’s Predicament (New York: Norton, 1992). 林培瑞有極為出色的漢語水平，在1988年和1989年一直住在北京，他與中國知識分子的交往沒有哪個外國人能與他相比。一本討論當時一般老百姓看法的出色文集見Perry Link, Richard Madsen, and Paul G. Pickowicz, eds., Unofficial China: Popular Culture and Though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89). 美國駐華大使洛德（Winston Lord）的妻子包柏漪也與許多鼓吹民主的知識分子有來往。在2009年1月為中美關係正常化30周年舉辦的慶祝會上，洛德大使對我說，學生得到了廣泛的支持，包括中國媒體的人員，因此對這個政權會作出一些改變允許更多民主很難不抱有一定希望。林培瑞在回顧往事時說，他們當時低估了最高領導人進行鎮壓的決心。

[20-6]董輔礽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第2卷，頁348。

[20-7]Ogden et al., China’s Search for Democracy, pp. 57–59, 87–88.

[20-8]Nicholas D. Kristof and Sheryl WuDunn, China Wakes: The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a Rising Power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4), p. 78.

[20-9]《李鵬六四日記》，1989年4月18日。

[20-10]《李鵬六四日記》，1989年4月18日、19日、20日。

[20-11]Liu, Ruan, and Xu, Tell the World What Happened in China and Why, p. 9.

[20-12]2006年11月對姚監復的採訪；Ogden et al., China’s Search for Democracy, pp. 95–96 and Oksenberg, Sullivan, and Lambert, Beijing Spring, 1989, pp. 27–28, 都是根據不知道全國人大委員與請願者見過面的學生的說法。另見Baum, Burying Mao, pp.248–249; Saich, The Chinese People’s Movement, pp.165–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