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據1993年12月16日與趙紫陽交談過的楊繼繩的說法。見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香港：卓越文化出版公司，2004），摘要譯文見Qiren Mei, ed., “Three Interviews with Zhao Ziyang,” 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38, no. 3 (May–June 2005). 另見與趙紫陽有密切工作關係的孫長江的文章：〈趙紫陽口述與胡耀邦關係〉，載《動向》，2006年第5期，頁28–32。另見Zhao, Prisoner of the State, pp. 6–7.

[20-14]TP, p. 55; Oksenberg, Sullivan, and Lambert, eds., Beijing Spring, 1989, p. xvi. 關於廣場上不同時間的人數沒有官方紀錄，對人群規模的估計以及當天事件發生的確切時間和聯合會所代表的學校數量也有差异。我所採用的人群的估計數是與幾位目擊者的共識最為接近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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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李鵬六四日記》，1989年4月23日。

[20-16]《李鵬六四日記》，1989年4月23日。

[20-17]《李鵬六四日記》，1989年4月24日。

[20-18]《李鵬六四日記》，1989年4月25日。TP, pp. 78–79; Larry M. Worzel, “Review: Quelling the Peopl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31 (January 1994), p. 125; Timothy 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The Military Suppression of the Beijing Democracy Movement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39–40; Kristof and WuDunn, China Wakes, p. 79.

[20-19]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報》社論； Domestic Radio 0930 GMT, FBIS, April 25, pp. 23–24.

[20-20]TP, pp. 76, 80–81.

[20-21]Saich, The Chinese People’s Movement, p. 167; Long Bow Group, 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20-22]TP, pp. 95–96.

[20-23]TP, pp. 86–95.

[20-24]1989年6月採訪劉賓雁。

[20-25]《李鵬六四日記》，1989年4月23日。

[20-26]Zhao, Prisoner of the State, pp. 5–9.

[20-27]TP, pp. 74.

[20-28]Zhao, Prisoner of the State, pp. 8–14.

[20-29]Zhao, Prisoner of the State, pp. 100, 107–108.

[20-30]這篇講話收入Oksenberg, Sullivan, and Lambert, eds., Beijing Spring, 1989, pp. 244–251.

[20-31]對外國人講話不要求經過其他領導人圈閱，但考慮到當時的緊張局勢，趙紫陽不徵求別人意見的做法加重了外人覺得他不按政治局常委中其他成員的意願行事的印象。據TP, p. 108, 趙紫陽其實在5月1日已將講話稿送交政治局常委其他成員。

[20-32]原文見Oksenberg, Sullivan, and Lambert, eds., Beijing Spring, 1989, pp. 254–256.

[20-33]原文見Oksenberg, Sullivan, and Lambert, eds., Beijing Spring, 1989, pp. 69–70.

[20-34]TP, p. 154.

[20-35]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 37.

[20-36]Ogden et al, China’s Search for Democracy, pp. 215–217。

[20-37]關於這份聲明和簽名者，見Han, Cries for Democracy, pp. 207–208. 相關分析見 Tsou, “The Tiananmen Tragedy,” pp. 308.

[20-38]David Zweig, “The Hunger Strike: From Protest to Uprising,” in Ogden, ed., China’s Search for Democracy, pp. 194–195, 尤見 footnote 29; TP, p. 176.

[20-39]TP, p. 202.

[20-40]2006年11月採訪姚監復。

[20-41]Lilley, China Hands, p. 301.

[20-42]Qian Qichen, Ten Episodes in China’s Diplomacy, foreword by Ezra F. Vogel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5), pp. 1–31.

[20-43]George Bush and Brent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New York: Knopf, 1998), pp. 91–9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1989年2月26日，頁1266–1267。

[20-44]沈志華仔細評估過他們的會談，認為這確實是鄧小平對戈巴卓夫說過的話。官方的會談紀錄稱，鄧小平說最初的辯論包含著「一些空話」。

[20-45]Qian, Ten Episodes in China’s Diplomacy, pp. 29–31。

[20-46]Tsou, “The Tiananmen Tragedy,” p. 306.

[20-47]TP, p. 173.

[20-48]Oksenberg, Sullivan, and Lambert, eds., Beijing Spring, 1989, p. 261.

[20-49]Zhao, Prisoner of the State, pp. 35–44.

[20-50]《李鵬六四日記》，1989年5月16日。

[20-51]Zhao, Prisoner of the State, p.48.

[20-52]2007年8月與王丹和其他學生運動領袖的交談。

[20-53]TP, p. 194.

[20-54]TP, pp. 163–175.

第21章

天安門悲劇：1989年5月17日–6月4日

 

 

當鄧小平開始準備調動軍隊的方案和宣佈戒嚴令時，趙紫陽等一些自由派官員也在為避免暴力鎮壓作最後一次絕望的努力。5月16日會見戈巴卓夫之後，趙紫陽在晚上10點召開政治局常委緊急會議，再次表明了他的看法：除非黨撤銷「四二六社論」，不然不可能使問題得到和平解決。但這只得到胡啟立的支持。在政治局之外，中央顧問委員會的一批自由派的退休幹部——包括李昌、李銳、于光遠和杜潤生——也聚在一起，為發表一份把學生運動宣佈為愛國主義的聲明作最後安排。第二天一早，已經沒有退路的趙紫陽給鄧小平辦公室打電話，希望私下面見鄧小平，或許能說服鄧不動用軍隊。趙紫陽被告知可以下午來。但他去了之後才知道，他將不是與鄧小平單獨見面，其他政治局常委也都會在場。鄧小平顯然不想接受他的意見。[21-1]

 

戒嚴令和趙紫陽離職：5月17–20日

在戈巴卓夫到達北京之前，鄧小平已經在考慮如果學生不撤離廣場的應急方案。4月25日，鄧小平決定發表警告學生的社論的當天，就下令解放軍進入戰備狀態。5月初就取消了一切軍人請假外出的許可。[21-2]後來，當戈巴卓夫訪問結束、外國媒體的最重要人員也都離開後，鄧小平準備採取行動。5月17日下午4點，鄧小平召集政治局常委（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和姚依林）和他在中央軍委的聯絡人楊尚昆，決定下一步的行動。與會者都可以表達自己的看法。趙紫陽解釋說，局勢很嚴峻，每天仍然有30萬到40萬人在示威。他認為除非撤銷嚴厲的「四二六社論」，學生們不會自願離開廣場。[21-3]

聽過其他人的意見後，鄧小平說，解決全國的問題，必須先從北京開始，因為首都的任何騷亂都會影響全國。他們必須立場堅定。例如匈牙利，國家領導人的讓步只會導致更多要求。假如中國領導人也作出讓步，中國就完了。鄧小平又說，上海的江澤民採取強硬的自上而下的措施查封了不聽指示的《世界經濟導報》（這對平息那裏的學生示威很有幫助），成功恢復了秩序。鄧小平相信，現在需要的就是這樣的鐵腕措施。但是鄧小平認為，現在北京的警察已不足以恢復秩序，需要動用軍隊。軍隊的調動要快速果斷，在行動之前部署軍隊的計劃要暫時保密。[21-4]當會上有人表示擔心，外國人可能對動用武力作出負面反應時，鄧小平回答說，行動要迅速，「西方人會忘記這件事的」。[21-5]

李鵬和姚依林馬上表示支持鄧小平的意見，儘管胡啟立也表達了一些顧慮，但只有趙紫陽明確反對。趙紫陽發言時，有人提醒他少數要服從多數。趙紫陽回答說，作為黨員他接受，但他仍要保留個人意見。[21-6]趙紫陽意識到，作為總書記，將要由他來宣佈實施戒嚴並監督它的執行。他擔心這種動用軍隊——即使是不帶武器的軍隊——的決定只會給衝突火上澆油。

會議一結束，趙紫陽就請他的助手鮑彤為他準備一份辭職信。趙紫陽知道，他無法強迫自己執行戒嚴令，而這一決定意味著他政治生涯的結束，但是他也堅信自己的決定將使他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在與家人吃晚飯時，他告訴妻子梁伯琪和女兒王雁南他打算辭職，他的決定可能使全家人受連累。之後家人打電話告訴了趙紫陽在澳門和海南的兒子，他們都理解並接受父親的決定。[21-7]

當天晚上趙紫陽尷尬地主持了政治局常委會，在沒有鄧小平在場的情況下研究如何貫徹鄧小平實行戒嚴的決定。趙紫陽在會上宣佈，他不能執行戒嚴決定。他清楚自己的政治生涯已經結束，他說，告別的時候已經到了。

次日凌晨5點，趙紫陽來到天安門廣場表達了他對學生的關切。在負責監視他的李鵬的陪同下，趙紫陽拿著手提擴音器說：「我們來得太晚了⋯⋯你們說我們，批評我們，都是應該的。」全世界的人都在電視上看到了趙紫陽聲音顫抖、眼含淚水的情景。他說，他也年輕過，也參加過遊行，並不想後果會怎樣。但他勸說學生放棄絕食，愛惜身體，以便積極參加四化建設。[21-8]有些聽眾把趙紫陽的講話解釋為警告，表明他已不能再保護學生。這是趙紫陽的最後一次公開露面。

5月17日被迫決裂之後，趙紫陽對計劃戒嚴的會議不再知情，他也拒絕向公眾宣佈實行戒嚴。5月19日趙紫陽致信鄧小平，再次試圖勸說他軟化「四二六社論」的立場，儘管此時他已經知道幾乎沒有成功的機會。他一直沒有收到回音。

當楊尚昆最先得知趙紫陽要遞交辭職信時，他勸趙紫陽將其收回，以免向公眾暴露領導層內部已經公開分裂——儘管對趙在廣場上出現很不滿的鄧小平覺得這種分裂已經顯而易見。趙紫陽拒絕主持宣佈戒嚴的會議，但他確實同意收回辭職信。儘管沒有辭職，但他以身體勞累為由，請了三天病假。[21-9]正是在這三天內實行了戒嚴。

5月28日趙紫陽又給鄧小平寫信，試圖就他對戈巴卓夫說的那些令鄧小平氣憤的話作出解釋。同一天他被軟禁在家中。他的助手鮑彤被捕並被送入關押高級囚犯的秦城監獄。雖然鄧小平又活了八年，但他從未回覆過趙紫陽的信，他們也再沒有見過面。

從5月24日到26日，北京的黨中央把各省的黨委書記和省長以及港澳負責人叫到北京，向他們解釋了實施戒嚴的理由，以期得到支持。[21-10]而正式處理趙紫陽的程序是在6月4日以後才開始的。趙紫陽瞭解胡耀邦在1987年承認錯誤的後果，因此他拒絕認錯，他說，他沒有做錯任何事。在軟禁期間，他享有舒適的生活條件，但直到2005年去世，能去拜訪他的人一直被嚴格限制，他本人出門時也受到嚴密監控。[21-11]

5月17日鄧小平與政治局常委見面後，戒嚴計劃迅速開始實施。第二天上午中央軍委召開擴大會議，楊尚昆宣佈了實行戒嚴的決定。當天下午中央軍委又召開工作會議，最終確定了實施戒嚴的細節：戈巴卓夫將在5月19日上午離開北京，當晚將有五萬軍人快速行動，於5月20日星期六早晨到達天安門廣場。[21-12]19日晚10點，李鵬在一個有大批高層黨政軍幹部參加的大會上講話，把調動軍隊的情況對他們作了說明。次日上午9時半李鵬宣佈戒嚴將從10點開始。[21-13]楊尚昆指示軍隊的指揮官說，士兵即使受到挑釁也不要開槍。大多數士兵甚至沒有攜帶武器。

 

戒嚴失敗：5月19–22日

鄧小平和軍隊領導人堅信軍隊很快就能到達目的地，不會發生任何意外，因此甚至沒有告知士兵假如遇到抵抗該怎麼辦，也沒有為他們提供路線圖，以便在道路被封堵時可以選擇其他路線。同時，學生們在5月19日下午獲悉運送軍人的坦克、卡車和裝甲車正在進入京郊。廣場上的學生預計軍隊將在黎明前到達，他們的心情既緊張又害怕。一些北京的學生回到了校園，但是有更多激進的學生，以及從外地來的學生（鐵道部的報告說，從5月16日下午6時到19日上午8時，共有56,000名學生乘坐火車抵達北京）仍堅持留在廣場上等待最壞的情況發生。[21-14]

不論廣場上的學生還是高層領導，都沒有預料到接下來的一幕：大批北京市民蜂擁走上街頭，徹底堵住了從東南西北各個方向進城的五萬名軍人，六條主要道路和其他幾條小路概莫能外。李鵬在5月20日的日記中簡單地寫道：「我們沒預料到會有大的抵抗。」他又記述道，各處的部隊全被擋住。有些軍人試圖通過地鐵進入天安門廣場，但地鐵入口也被封死。有些部隊想利用郊區的鐵路線，但市民躺在了鐵軌上。有一支2,000人的部隊從外地乘火車到達火車站，一下車就被團團圍住動彈不得。[21-15]當時還沒有行動電話，人們用普通電話聯絡熟人，而有對講機的人守候在主要的十字路口，看到軍隊到來便發出警報，使人們能夠一擁而上將他們堵住。人們組成摩托車隊及時傳遞軍隊進城的消息。有些官員指責趙紫陽的助手鮑彤向示威學生透露了部隊前進的路線和目的地。然而，即使鮑彤是個再傑出的組織者，他也無法通報或組織街頭上洶湧的人潮。

那天夜裏皓月當空，照亮了北京城。外國記者看到人群從四面八方湧上街頭，人數有幾十萬之眾。據記者報道，整個城市都加入了示威，形成北京城裏史無前例的景觀。不僅學生得到普遍的同情，而且大多數人都反對戒嚴。[21-16]第二天凌晨4點半，被學生控制的天安門廣場上的大喇叭興高采烈地宣佈，各個方向的部隊都已被堵住，無法到達廣場。廣場上的示威者歡呼雀躍。

進城的士兵大多是農村青年，與城市大學生相比沒有受過多少教育，遠不如他們見多識廣，對自己遇到的事情毫無準備。外國記者報道說，他們中間有很多人顯得手足無措。他們被告知不要對辱駡作出回應，不能造成流血。他們遵守了命令。士兵幾乎都沒有攜帶武器。學生們很快就組織起來，同被堵住的卡車上的士兵交談，試圖讓他們相信學生們在從事正義的事業——他們要爭取更多的自由，結束腐敗。有印刷機可用的圍觀者很快印出了反對戒嚴的宣傳頁到處散發。有些士兵既不瞭解情況又準備不足，顯得有些同情學生們的訴求。[21-17]

李鵬在5月22日的日記中承認，軍隊在50個小時裏無法移動。他還說，鄧小平擔心有可能「軍心不穩」。對於鄧來說，這成了一個嚴重的問題。有這麼多青年人反對他們，軍隊還能維持秩序嗎？士兵是否會受到學生的影響，失去遵守紀律的決心？有些士兵看上去又累又餓。[21-18]

5月22日星期一早上7點，部隊接到了撤退的命令。然而開始撤離時卻發生了混亂。有些市民認為軍隊只是想換一條路線進入市中心，因此繼續阻止他們移動。不過到5月24日，部隊都已撤到市郊駐紮下來。戒嚴令並沒有被正式取消，但是隨著部隊的離去，示威群眾開始慶賀勝利。[21-19]自1949年以來，甚至在文革期間，在北京也從來沒有這麼多人自發地示威反對黨的領導。鄧小平現在面對的是一場毛澤東有可能引以為傲的群眾運動，如果運動的矛頭不是指向他自己的共產黨的話。

 

準備武力鎮壓：5月22日–6月3日

5月20日一過，鄧小平讓軍隊暫時撤退的同時，立刻指示楊尚昆準備坦克、裝甲運兵車、卡車和足夠的武裝部隊，以便克服一切抵抗。這時北京的最高領導人已十分擔心軍隊和高層在面對市民反抗時能否保持堅定的立場。5月20日，八位在實施戒嚴時未被徵求意見的退休將軍交給鄧小平一份反對使用武力的聲明。鄧小平和楊尚昆派了兩名最高層的軍事領導人逐一拜訪這些將軍，向他們解釋實施戒嚴的原因。[21-20]

在此後幾天，李鵬努力爭取全國高層幹部的支持。在5月20日以後幾天的李鵬日記中，滿是與全國各地領導人進行電話交談的紀錄。他在電話中解釋發生的事情，希望能得到他們的贊成，並記下他們對北京領導層的決定表示擁護的聲明。[21-21]據李鵬的紀錄，到5月21日時已有22位省級領導表示支持戒嚴。鄧小平則一直忙於和其他高級領導人協商，以確保得到他們的支持。陳雲在這場危機中也支持鄧小平，他說，堅定立場絕不後退，這一點很重要。[21-22]鄧小平也會見了李先念、彭真等老幹部，以確保上層不發生分裂。

5月中旬萬里正在北美訪問。由於擔心他可能支持趙紫陽，中央領導人通知他不要直接回北京，而是先去上海。5月26日凌晨3點萬里到達上海機場，迎接他的是江澤民和丁關根。丁是政治局候補委員，他向萬里通報了形勢。第二天丁關根根據北京的指示，向萬里作了更全面的彙報。江澤民交給了萬里一些北京準備好的文件，解釋為何要讓趙紫陽下台。[21-23]雖然萬里在北美時說過一些贊成民主的話，但是回到上海後，這位一貫忠誠的中共黨員表示支持鄧小平的政策。[21-24]然後他才獲准回到北京。

 

籌備新的領導班子

甚至5月20日實行戒嚴之前，鄧小平已經忙於考慮新的領導班子，準備在恢復秩序後立刻向社會公佈。在宣佈免去趙紫陽職務之前，鄧小平先花時間重申了1987年召開的十三大的決定，因為他要向群眾表明趙紫陽所執行的政策仍會繼續：不但要繼續開放市場，而且要進一步擴大。外國公司正在進行的項目，甚至引起很大爭議的海南洋浦項目（由日本商社熊谷組牽頭），都要繼續。他另外還宣佈，將要花大力氣解決官場腐敗問題。[21-25]

為了重新贏得民眾支持，鄧小平需要與天安門鎮壓無關的新領導人，並在軍隊佔領天安門後向社會公佈。實行戒嚴的前一天即5月19日，鄧小平、陳雲和李先念就已選定江澤民做總書記，他們打算在四中全會後立刻宣佈對他的任命。[21-26]鄧小平表揚了江澤民的果斷行動：他以巧妙的方式關閉了《世界經濟導報》而沒有引起過激反應。江澤民從1983年到1985年當過電子工業部部長，曾在1985年向鄧小平彙報工作。鄧小平、陳雲和李先念冬季去上海度假時，江澤民作為市委書記接待他們，所以他們對江都很瞭解。他已經作為較年輕的政治局委員工作了三年，因此熟悉中央的事務。此外，他立場堅定，致力於改革，瞭解科技，有處理外交事務的經驗，這些都是鄧小平認為領導國家所需的重要品質。

鄧小平、陳雲和李先念還在考慮新的政治局常委成員。天津市委書記李瑞環也是一位能幹的改革派領導人，他將進入政治局常委分管宣傳，取代與趙紫陽走得太近的胡啟立。宋平既有經驗，人緣也好，善於處理困難的組織問題，根據陳雲的建議將進入政治局。李鵬已經證明自己能夠堅定貫徹鄧小平的意願，將繼續擔任總理，姚依林仍擔任副總理。新的任命將立即宣佈，並在下一次中央全會上正式確認。[21-27]趙紫陽將離開政治局。鄧小平沒有指責趙紫陽鬧派性，但是他說，趙紫陽和胡耀邦一樣，都只與一個小圈子的人共事。[21-28]

決定了新的領導班子後，鄧小平與政治局常委兩個留任的人——李鵬和姚依林——見了面。如果說他們對把總書記這一最高職位讓給別人感到不滿，這也屬於人之常情，因此鄧小平耐心地向他們解釋說，為了維持國家的秩序，需要新的面孔。他還鼓勵他們採取切實措施打擊腐敗，向群眾表明黨的領導人在嚴肅對待這個問題。鄧小平說，江澤民等新領導人上台後的頭幾個月，需要採取一些大力的行動來證明他們致力於改革的決心。鄧小平認為江澤民不應該帶著他在上海的班子來任職，相反，他要求大家團結在江澤民周圍，形成一個堅強的領導集體。[21-29]新的領導班子一到位，鄧小平就會宣佈他徹底退休的打算。即使沒有任何頭銜，鄧仍具備一定的影響力；但江不同，他缺少革命領袖的個人威望，需要授予正式頭銜以提供領導國家的權威。

江澤民並不知曉這些有關他的未來角色的高層討論。5月31日李鵬打電話通知江澤民立刻飛到北京，但沒有解釋理由。江澤民抵京後，李鵬對他說鄧小平要見他。第二天鄧小平便通知他已被正式指定為最高領導人。江澤民在北京私下拜見了另外兩位元老陳雲和李先念，並立刻開始為自己的新工作作準備。

江澤民的背景使他有足夠的資格成為下一代領導人的人選。他生於1926年，經考試入讀揚州中學和上海交通大學，後者是中國當時最好的工程類高校之一，這說明他有很高的智力。他在上學期間學過一些英語和俄語，作為交流生在蘇聯生活過兩年。他還學過一點羅馬尼亞語。江澤民13歲那年父親去世，他的叔叔——一個中共的革命烈士——成了他養父，這一變化使江澤民本人有了革命背景。他於1949年之前加入中共地下黨。1980年後在谷牧手下擔任外國投資領導小組的書記，獲得了改革開放方面的經驗。他又在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中國最大的工廠之一）當了六年黨委書記，在重工業領域有了堅實的基礎。他於1985年擔任上海市長，次年成為市委書記，1987年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中共最高領導層在選拔接班人時偏愛出身中共革命者的家庭、特別是烈士家庭的人，因為他們在緊要關頭能夠靠得住，絕對忠實於黨。鄧小平需要完全忠誠於改革並理解改革的人，而江澤民正是這樣的人。鄧所需要的人也必須能果斷嫻熟地處理危機，江澤民則在處理學生示威和查封《世界經濟導報》時表現出了這種素質。鄧小平所尋找的人還必須能與各種人搞好關係，而江澤民在上海和北京都證明了他能夠同其他幹部和睦相處。在開朗的外表背後，江澤民其實是個聰明成熟的政治人才。雖然他沒有在北京黨的權力結構內部工作過，但他利用在政治局的三年熟悉了黨的領導人和中央事務，並被公認為能有效處理政治問題的人才。[21-30]

 

強硬派學生的堅持：5月20日–6月2日

5月20日軍隊在北京實行戒嚴失敗後，有越來越多的人蜂擁回到了廣場，群眾的支持和對實行戒嚴的憤怒使他們士氣高昂。雖然有些學生因疲倦或害怕回到了校園，但不斷湧入的外省學生填補了他們的位置。

5月29日晚，面對著天安門上毛澤東的畫像，豎起了一尊巨大的仿照美國自由女神製作的「民主女神」石膏像。學生們還舉行了一個簡短的儀式，引起了國內外的廣泛關注。[21-31]這個塑像是由中央美術學院的學生在三天內倉促完成，分拆後用腳踏三輪車運到廣場的。本來打算作為中國民主事業的永久紀念物，但在6月4日清場後被搗毀。

同時，運動的進程也開始發生變化。據鐵路官員估計，在這段時間有大約40萬學生乘火車到達或離開北京，但到5月30日離京的人要多於到達的人。[21-32]很多示威者擔心受到懲罰，希望通過談判軟化當局立場。到5月底時，學生領袖就像他們所反對的宣傳部一樣，開始限制記者接觸普通示威者，以便對群眾所能得到的消息進行控制。但是消息很難控制，因為學生本身就不團結；那些脫穎而出的學生領袖作為大膽的演說家可以做到一呼百應，卻不是能夠制定長遠的統一計劃的戰略家。學生們無法就行動達成一致。為了取得最低限度的團結，仍留在廣場的學生接受了如下誓言：「我願用我全部的生命和忠誠，誓死保衛天安門，保衛首都北京，保衛共和國。」[21-33]

 

鎮壓：6月3–4日

沒有證據表明鄧小平在決定向天安門派出武裝部隊時有任何遲疑。6月3日凌晨2點50分，他命令遲浩田「採取一切手段」恢復秩序。當時在北京的西方學者、很有眼光的墨寧（Melanie Manion）解釋了鄧小平的理由：「即使為了控制騷亂而在6月3日清空街道，也極有可能無法結束抗議運動⋯⋯抗議者只會暫時撤退，然後又會積累起更大的力量⋯⋯6月4日動用武力，確實立刻一勞永逸地結束了這場運動。」[21-34]據鄧小平的家人說，不管鄧小平受到多少批評，他從未懷疑自己作出的決定是正確的。[21-35]很多觀察者看到五月底廣場上的人越來越少，認為不使用暴力清空廣場也是可能的。但鄧小平不僅擔心廣場上的學生，而且擔心國家權威的普遍弱化，他斷定為了恢復政府的權威，必須採取強硬行動。[21-36]

此時距蘇聯瓦解還有兩年，但是鄧小平在1989年就堅信，蘇聯和東歐領導人沒有為維護黨和國家的權力作出足夠的努力。在波蘭，1989年4月4日的圓桌會議使團結工會取得了政治控制權，將總統一職改為由選舉方式產生，隨後便是共產黨的解散。巧合的是，波蘭定於6月4日舉行大選，而中國軍隊則在這一天佔領天安門廣場。曾在蘇聯留學的江澤民後來讚揚鄧小平行動果斷，使中國沒有像蘇聯那樣分崩離析。[21-37]

總數大約15萬人的部隊已經在京郊集結待命。[21-38]他們大多數是乘火車來的，但也有一些士兵是在6月1日乘十架飛機從更遙遠的成都和廣州抵達北京。為了預防需要更多的軍隊，廣州機場從5月31日開始有六天沒有售票。軍隊來自七大軍區中的五個，不過所有軍區司令員都表示贊成動用軍隊控制廣場，因此並不存在某軍區事後反對鎮壓學生的風險。無論結果好壞，他們都在一條船上。

在鎮壓過程中，軍隊的謀略家為了不使道路被封堵，早在5月26日就派出小隊士兵滲透到北京市內。保密是關鍵。有些部隊乘坐的是沒有標記的卡車，武器也被藏了起來。有些部隊為避免受到注意，穿著便裝步行或騎自行車三五成群地進城。有些士兵守在交通要道附近，戴著墨鏡，穿得像是地痞流氓。還有些人被允許穿著軍裝，但扮成外出進行常規跑步訓練的樣子。[21-39]幾天內，他們不斷以小規模分頭進城，但在6月2日即星期五，進城士兵的數量增加了。尤其是一大批士兵逐漸集結到了天安門廣場以西約四英哩的軍事博物館，這裏將成為部隊和裝備的重要集結地之一。很多受過特別良好訓練的部隊也開始通過地下通道到達天安門廣場旁邊的人民大會堂內，他們將以訓練有素的方式幫助天安門清場。還有一些穿便裝的士兵被佈置在全市一些重要地點，負責提供有關道路封鎖狀況和示威者動態的情報。

5月19日軍隊第一次試圖實施戒嚴時是在夜間行動，他們錯誤地以為人們都在睡覺，沒有想到北京市民會借著月光湧上街頭。軍隊領導人第二次採取行動時選擇了6月3日夜間，按陰曆這應該是最黑的一個夜晚。這個日子還有一個好處，因為6月4日是星期日，如果秩序能在這一天得以恢復，那麼混亂就基本上被控制在週末而不是平常的工作日。

鄧小平在6月3日承認，即使天安門廣場和整個北京的秩序大體得到恢復，也需要幾個月甚至數年時間才能改變人們的想法。他並不著急，並且覺得沒有必要譴責那些參加絕食、示威或請願的人。他命令軍隊只把違法者和試圖顛覆國家的人作為目標。他告訴他們，鎮壓的理由是，為了繼續改革開放，實現國家的現代化，中國需要和平穩定的環境。

在解釋動用軍隊的理由時，鄧小平承認需要進行政治改革，但是他也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他說，如果讓示威和貼大字報的現象繼續下去，就沒有精力把事情做好。他說，黨的領導人要解釋恢復秩序的決定，說服各級幹部，讓他們相信對抗議者採取行動是正確的。[21-40]

在6月3日之前的幾天裏，學生開始覺察到軍隊調動的一些跡象，但是他們不清楚已經有多少士兵滲透進市中心。此外，大多數學生無法想像他們的抗議會導致開槍。在6月3日之前，學生有幾次投票表決是否繼續佔領廣場。大多數人都投票贊成留下，因為主張離開的人已經用腳投了票。但是在6月4日前的幾天裏，一些學生領袖害怕受到懲罰，試圖與政府談判。他們說，離開廣場的條件是保證他們不受懲罰，並且學生組織得到正式承認。[21-41]但他們沒有獲得這樣的保證。

6月2日夜裏，街頭傳出了一些部隊正在開進北京的傳言。示威者及其支持者到處傳話，結果，軍隊試圖進城時有很多部隊車輛遭到堵截、推翻甚至燒毀。同時，政府官員則要求繼續推進。6月3日下午喬石召開緊急會議研究清場的最後方案。楊尚昆把方案交給了鄧小平，立刻得到批准。[21-42]領導人在6月2日估計會遇到示威者一定程度的抵抗，但是他們低估了對抗的強度。據陳希同說，人們「圍困並毆打解放軍。⋯⋯還有暴徒搶奪槍支彈藥和其他軍用物資。中央機關和一些重要部門遭到衝擊」。抵抗的規模和決心讓李鵬十分焦躁，他第一次使用了「反革命暴亂」的說法，這意味著要像對待敵人那樣對付抵抗者。他說：「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去鎮壓首都這場反革命暴亂。我們對付這一小撮暴亂分子不可手軟。授權解放軍戒嚴部隊、武警、公安必要時運用任何方法去對付阻撓這項任務的人。」[21-43]

6月3日各集團軍司令也在北京軍區司令部開會，研究了進攻計劃的細節：將用機動車把士兵分三批運進北京，每一批部隊都從東西南北四個方向同時行動。第一批將在下午5點到6點半之間從三環和四環出發，第二批在7點到8點之間出發，第三批在9點到10點半之間出發。早到的卡車上有些並不會配備武器，但前三批軍隊之後將有兩批武裝軍人趕到：一批將在10點半出發，另一批午夜後出發。[21-44]士兵要在黎明前清空廣場。

行動按計劃進行。6月3日下午6點半，廣播和電視發佈了緊急通告，為了保護生命安全，工人要堅守崗位，市民要留在家裏。中央電視台不停地播放這條通告，廣場上的大喇叭也同樣廣播。[21-45]但是通告沒有具體說明部隊就要進城。由於政府已多次發出其他警告，很多人並沒有足夠重視「保護你們的生命」這句話。

6月2日和3日，抗議的學生採用了他們自5月19日以來學會的策略。儘管有對講機的人很少，但他們很好地利用了摩托車來傳遞部隊移動的消息。數百名稱為「飛虎隊」的騎摩托車者向各個地點傳送消息，告知部隊的動向，使人們能夠及時設置路障。當路障迫使領頭的卡車停下來時，人們便一擁而上，割破輪胎或放氣，使卡車無法繼續前進。然後人們又割斷線路或拆卸零件，開始嘲弄車上的士兵，並朝他們扔磚頭石塊，有時候還攻擊坐在卡車後面的士兵。路障在一些地方很有效，不但擋住了第一批卡車，而且使後來出發的卡車也無法繞過前面不能動彈的車隊。[21-46]

最激烈的抵抗和暴力發生在6月3日夜晚到4日凌晨天安門以西四英哩的大街上，這裏離木樨地不遠，附近的高層住宅樓居住著很多退休的高幹。38軍的部隊在晚上9點半到達木樨地時，看到數千名市民聚集在這裏阻止他們前進。公車被拖到木樨地的路中央，擋住了裝甲車前行。解放軍先是放催淚瓦斯和橡膠子彈，但沒有多大效果，人們大膽地向部隊投擲石塊和雜物回應。有個軍官用擴音器命令人群散開，也沒有奏效。由於38軍軍長徐勤先以身體抱恙為由拒絕帶兵，這支從西面開過來的軍隊就像在中國內戰中向解放軍投誠的國民黨軍隊一樣，承受著需要證明自己忠誠的特殊壓力。大約10點半前後，木樨地附近的部隊開始朝空中鳴槍，投擲眩暈手榴彈，但並未造成死亡。

夜裏11點時，仍然無法前進的部隊開始直接向人群射擊，使用的是每分鐘能發射90發子彈的AK-47自動步槍。有人中彈時其他人就會將傷者搬離危險區，把他們抬上救護車或放在自行車和三輪車上，迅速送往最近的復興醫院。解放軍的卡車和裝甲車也開始全速前進，壓過任何敢於擋路的人。[21-47]即使開始使用真槍實彈、以致命武器對付同胞，部隊仍然用了大約四個小時，才走完從木樨地到天安門大約四英哩的路程。[21-48]

在天安門廣場，雖然半夜之前到達的部隊人數有限，但一些警察和便衣早在幾小時前就已經來到這裏。晚8點，燈光照亮了廣場和東長安街，到晚9點時這條大街上已幾乎空無一人。裝甲車和坦克開始載著部隊進入廣場。在數英哩之外，當軍隊從東邊向廣場開進時，一些步槍子彈擊中外國攝像師和記者們所在大樓的窗戶——軍隊這是在警告他們不要靠近視窗，因為那裏可以拍攝到廣場附近的屠殺畫面。一些穿便衣的軍官擋住外國人，告訴他們離開大街以免受傷，並警告他們不要拍攝軍事行動的照片。很多拍攝者的照相機和膠捲被沒收。[21-49]

在部隊開始進入廣場之前，廣場上仍有大約10萬名示威者。6月4日即星期日凌晨1點，軍人們開始從不同方向到達廣場。在廣場四周、長安街和人民大會堂前，士兵開始朝著向他們謾罵、扔磚頭並拒絕離開的平民開槍。抗議者沒有想到士兵會用真槍實彈對付他們，當一些被打死或打傷的抗議者被抬走時，剩下的人才變得恐慌。

到凌晨兩點時廣場上只剩下幾千人。學生領袖柴玲宣佈，想走的就走，想留的就留。臺灣流行歌手侯德健和劉曉波等幾位著名知識分子早在6月2日就來到天安門廣場，當時他們都認為這可能是學生佔領廣場的最後幾天。[21-50]侯德健用麥克風警告仍然留在廣場上的人說，武裝部隊正在向廣場推進。他說，現在聽他講話的人已經證明了自己是不怕死的，但是血已經流得夠多了，留在這裏的人應該和平撤離，不要留下任何可以被當作武器的東西。

當部隊步步逼近時，侯德健和另外三個人於3點40分左右與戒嚴部隊見面，協商和平撤離天安門廣場。經過簡短的談判之後，解放軍軍官表示同意。凌晨4點廣場燈光關閉。侯德健返回後不久就通過話筒宣佈了他們達成的協議，讓留在廣場的學生馬上離開。大約3,000人跟隨著侯德健匆匆離開了廣場。4點半軍隊和軍車向前推進，留下來的學生往西南方撤退。早上5點20分時大約只剩下200名無畏的示威者。他們被部隊強行趕走時，是黎明之前，5點40分，正如清場命令所要求的那樣，廣場上沒有剩下一個示威者。[21-51]

據一些目擊者說，廣場上有人中彈，但政府發言人否認凌晨4點半到5點半之間廣場上有任何人中彈，這是含蓄地承認了此前和此後可能有人遭到射殺。[21-52]政府也不否認廣場附近的長安街上有人遇害。很多人想弄清楚那天晚上的死亡人數，但各種估計數目出入極大。中國官方在6月4日幾天後的報告中說死了200多人，包括20名軍人和23名學生，大約2,000人受傷。[21-53]李鵬在7月2日對布蘭特・斯考克羅夫特說死了310人，其中包括一些解放軍戰士和36名學生。[21-54]遇害人之一的母親丁子霖後來試圖搜集當晚所有遇害人的姓名，截至2008年為止她總共搜集到近200個姓名。據38軍政委李志遠的報告，除了死傷的士兵外，有65輛卡車和47輛裝甲運兵車被毀，另有485輛軍車受損。[21-55]認真研究過這一事件的外國觀察家所作出的最可靠估計是，遇害的示威者大約在300人到2,600人之間，有數千人受傷。最初一些外國的報道說有上萬人死亡，但後來都承認這是嚴重的誇大。當時在北京的加拿大學者卜正民（Timothy Brook）根據外國武官的估計以及來自北京所有11所大醫院的數據報告說，這些醫院中至少有478人死亡，920人受傷。[21-56]有些人相信死亡人數可能高於這些醫院紀錄的數位，因為一些家庭擔心傷者或家人受到長期政治迫害，或私下治療，或通過非常規渠道處理了死者的屍體。[21-57]

解放軍和警察在清場之後，花了幾天時間清掃示威期間遍地垃圾的廣場並搗毀了民主女神像。雖然與當地市民發生了少量扭打，但那晚的流血鎮壓之後，北京和天安門廣場很快就恢復了令人不安的平靜。

示威的學生領袖受到追捕：有些人被短期拘留，還有一些人被投入監獄。甚至一些著名知識分子，譬如在廣場上勸說學生撤離的戴晴，也遭到逮捕和監禁。鄧小平親自決定將趙紫陽的秘書鮑彤判刑七年，但他服刑期滿後仍然處在嚴密的監控之下。趙紫陽的另外一些部下也被監禁，一些示威者在20多年後仍未獲釋。通過「地下通道」提供的藏身處以及勇敢的友人的幫助，包括柴玲和吾爾開希在內的一些學生領袖，以及像嚴家其和陳一諮那樣的知識分子領袖，設法成功逃往國外。而王丹被監禁幾年後獲釋，他流亡到西方，在那裏繼續自己的學業。

 

溫室中的一代和被推遲的希望

參加1989年示威的學生以及較年長的知識分子，像中國歷史上的文人一樣，對國家的命運懷有一種很深的責任感。然而，這些學生是溫室中長大的一代，沒有多少校園之外的經驗。與1940年代後期的學生不同，他們沒有用多年時間建立奪權組織；也不同於1980年代初的學生，他們沒有經歷過政治運動和文革的鬥爭，也沒有經受過上山下鄉的鍛煉。他們是這一代人中最有才華的學生，但卻只接受過考試的訓練，而缺少人生歷練。他們是在中國最好的中學和大學裏備受愛護的教育改革的受益者。

此外，這些學生成長的這段歷史時期，並沒有為獨立的政治活動者提供空間，讓他們形成組織並檢驗自己的思想。示威者不是政治組織的成員，只是一群人中的一分子，領導者不斷變化，參與者鬆散結合。在運動中脫穎而出的人，不是因為他們展現了傑出的判斷力和戰略規劃能力，而是因為他們的即興辯才和敢作敢為。留在廣場上的人始終抱著一種幻想，以為國家領導人會承認他們的愛國熱情和高尚情操，與他們對話，認同他們對國家的關心是正當的，並解決他們所提出的問題。[21-58]

這些溫室中長大的一代學生就像孫中山所描述的1920年代的中國一樣：一盤散沙。趙紫陽的對手指責趙煽動學生，使他們把矛頭對準鄧小平；趙紫陽的擁護者則反過來指責對方激怒了學生，使趙紫陽陷入尷尬的境地。趙紫陽的支持者和對手或許都想引導示威學生，但事實上他們都無法做到。學生們踏著自己的鼓點前進。甚至學生自己的領袖也只能鼓動他們，卻不能控制他們。

「六四」之後，學生及其家人為死傷者而悲痛，也為失去了中國在不久的將來變得更開放、更文明的希望而悲痛。當學生領袖們思考「六四」之後該往何處去時，他們彼此承認自己挑戰國家領導人，期待他們放棄權力的做法太幼稚。這一代和後來的學生們，都從這次可悲的經驗中汲取了教訓：跟國家領導人直接對抗很可能引起暴力反應，付出不必要的代價。

因此，與蘇聯和東歐的抗議學生不同，中國的學生在「六四」之後不再跟共產黨對著幹了。很多學生逐漸相信，只有通過緩慢地建立基礎，通過改善更多人的經濟生活，通過加深人們對公共事務的理解，逐漸形成對民主和自由的經驗，才能取得進步。甚至很多不是黨員的學生也承認，領導人當時面臨著國家失控的危險，只有共產黨才能維持促進經濟發展所不可缺少的穩定。很多人相信，儘管有腐敗和自私的幹部，但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所實施的改革開放政策——以及它所帶來的人民生活的改善——要比其他可能的選擇更可取。他們希望，接下來幾十年的穩定和經濟發展，能為自由社會形成一個更牢固的基礎。同時，絕大多數學生運動活躍分子都放棄了集體行動，專注於追求個人前程。

很多知識分子、甚至一些黨的高級幹部也認為，向無辜的人們開槍的決定是不可饒恕的，黨遲早要為這場運動翻案。儘管在決定動武中起積極作用的人仍然在世的時候，「六四」還很難平反，但政府的立場已經有所軟化。在鎮壓後的20年裏，很多坐牢的人都被釋放，官方對這一事件的說法也逐漸變得溫和：先是稱為「反革命暴亂」，然後改為「暴亂」，後來又成了「政治動亂」，最終變成「八九風波」。

 

天安門意象的力量

1989年6月4日的殘酷鎮壓，讓我們所有關心人類福祉的人瞠目結舌。天安門廣場的悲劇在西方掀起的抗議聲浪，遠大於亞洲過去那些規模相近的悲劇。[21-59]例如，1947年2月28日，已經接管臺灣的國民黨為了消滅任何有可能抵抗的地方領袖，由國民黨將軍陳儀殺害了上千名當地的重要人士。這一事件幾十年來一直使「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間心懷怨恨，但在臺灣之外並沒有引起多大注意。南韓總統全斗煥在1980年為消滅光州的反抗勢力也進行過血腥鎮壓，屠殺的人數遠遠多於1989年的天安門，但西方電視台並沒有報道光州事件，國際社會對南韓領導人的譴責也無法與天安門悲劇後中國領導人受到的譴責相比。

美國學者趙文詞（Richard Madsen）對這些事件進行分析比較後，提出了一個問題：西方民眾為何對天安門悲劇作出如此強烈的情緒反應？他給出的回答是：這既與電視將該事件戲劇性地同步展示於觀眾眼前有關，也與學生認同西方理想有關。簡言之，趙文詞認為，北京的鎮壓觸動了人們的神經，因為它被解讀成對美國神話——即經濟的、思想的和政治的自由終將勝利——的攻擊。很多外國人以此把鄧小平視為自由的敵人，因為他鎮壓了捍衛他們信念的英勇的學生。[21-60]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儘管被野蠻行徑所傷害的人數遠遠多於「六四」事件， 但當時能去中國採訪的外國媒體的數量無法與後來相比。弔詭的是，鄧小平使中國向外國媒體開放，卻使外國記者得以把他在天安門廣場的鎮壓行動向全世界報道。

在1989年春天之前，外國記者在中國的活動和與中國人的接觸都受到極大限制。幹部們迫於不允許洩露「國家機密」的壓力，很少與媒體對話，即使對話時也心存戒備。直到1989年4月以前，如果記者要會見想發佈消息的異見人士，只能秘密見面，以免給這些人帶來麻煩。

因此，對於試圖一窺幕後真相的外國記者來說，北京之春為他們提供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確實，對於大多數駐京的外國記者來說，報道1989年4月15日到6月之間的學生示威，是他們職業生涯中最興奮的時刻。在這段時間裏，他們在不利的環境中以達到體力極限的強度工作，捕捉著學生對自由民主的渴望，並在本國的電視和平面媒體上報道這幕激動人心的大戲。

同時，和記者們熱衷於報道學生一樣，學生們也熱切希望自己的觀點讓更多的人知道。北京市民對學生毫不掩飾的大力支持，使記者和學生都難以想像政府會向自己的人民開槍。很多記者事後自我批評說，他們像自己所報道的學生一樣沉浸在興奮之中，以至於看不到潛在的危險，未能讓西方觀眾對後果有所準備。

到5月底時，西方的電視觀眾和報紙讀者已經完全認同為民主而戰的學生，因此他們把血腥的結局視為鎮壓「我們的」學生，學生的立場就是「我們的」立場。民主女神像尤其讓美國人感到親切，因為它顯然是對自由女神像所代表的一切的渴望。在西方觀眾看來，無畏的青年示威者是被冷酷的獨裁者射殺的。記者看到自己剛剛結識的學生被打擊和槍殺，無不感到義憤填膺，以至於情不自禁地誇大了恐怖。有人報道被殺害的示威者多達5,000人甚至10,000人。6月4日之後，有關中國已處在內戰邊緣的說法，仍然頻頻出現在西方媒體上，甚至直到6月9日鄧小平會見各大軍區領導人時仍是如此。但對於客觀的觀察者來說，局勢此時顯然已經穩定下來。[21-61]

在極力控制事態的中國領導人看來，外國媒體成為了推波助瀾的「黑手」， 因為中國的酒店職員、靠近香港的南部城市的居民以及海外華人，都能夠收聽收看到這些節目。確實，很多中國人都熱切收聽美國之音、英國廣播公司和美國有線電視（CNN）的報道。中國的專業記者羨慕那些能夠自由報道他們所見所聞的西方記者，並在自己寫報道時試圖擴大自由的尺度。

天安門事件之後，那些相信美國出於國家利益需要與中國政府合作的商人、學者和美國政府官員，很容易就會被指責為跟北京的「邪惡獨裁者」沆瀣一氣。在冷戰就要結束之際，很多敢言的美國自由派主張:我們的政策應當反映我們的價值觀，我們不應當縱容獨裁者，而是應當站在民主和人權一邊。表達西方人對這些理想的信念，還有比譴責天安門鎮壓的責任人更好的方式嗎？因此，鄧小平在「六四」後所面對的敵意，不但來自義憤填膺的中國年輕人和市民，而且來自與示威者秉持同樣價值觀的西方官員。

 

假如？

這場造成如此嚴重的人道災難並被全世界所見證的巨大悲劇，使所有關心人類福祉的人都會提出一個問題：這場大災難是否可以避免？尋找悲劇直接原因的人將其歸咎於鄧小平採用一切必要手段清空廣場的決定。批評鄧小平的人說，假如他在1989年4月26日沒有以如此強硬的態度對付「動亂」，假如他更願意聽聽學生的意見，或者，假如他能夠用盡一切非暴力手段，那麼天安門清場就不會發生如此嚴重的暴力，造成生命的喪失。批評趙紫陽的人認為，假如他對學生少一些鼓勵，以更果斷的方式對待他們，假如他不那麼關心自己的「開明領導人」形象，最後的悲劇也許能夠避免。批評李鵬的人稱，假如他沒有如此頑固地拒絕與學生對話並體諒他們的關切，如此急迫地譴責他們，如此斷然地推出「四二六社論」並給學生貼上「動亂」分子的標籤，如此僵化地輕蔑學生且缺乏起碼的同情心，那麼悲劇可能就不會發生。批評陳希同和李錫銘的人則說，假如他們向鄧小平等老幹部彙報時沒有誇大事態的嚴重性和外國勢力捲入的程度，鄧小平等老幹部也許不會覺得必須作出如此強硬的反應。

批評學生領袖的人說，假如他們不那麼虛榮，不那麼自視過高，對他們造成的危險不那麼無知，悲劇可能不會發生。還有人認為，假如學生和北京市民在5月20日沒有阻擋試圖以和平方式恢復秩序的部隊，政府也許能夠避免在兩周之後開槍。批評西方人的中國人認為，假如沒有西方人對學生的抗議煽風點火，沒有外國「黑手」試圖顛覆中共和社會主義制度，示威活動絕對不會失去控制。

尋找深層原因的人將矛頭指向鄧小平和趙紫陽在1988年放任通貨膨脹加劇和放鬆對消費品價格控制的決定，這個決定使群眾感到憤怒和焦慮。還有人批評高層官員濫用權力和特權，恐嚇群眾，毫無必要地嚴密監控個人生活，讓自己的親友大發不義之財。有些保守派譴責市場改革走得太快，從而助長貪婪，導致了官場腐敗。還有人相信，鄧小平沒有使國家更快地走向民主，在1986年沒有支持胡耀邦，才是那場衝突的最終原因。鄧小平確實認為，處於最高層的幹部有責任作出決定，儘管要傾聽建設性意見，但最終必須做他們認為對國家長遠利益有幫助的事。有些人說，假如鄧小平進行更多的選舉試驗，削弱集權主義領導體制的禁錮，引入法治，懲治貪官，國家也許能夠進步得更快，從而避免來自學生的挑戰。

還有一些幹部讚賞鄧小平處理天安門示威的方式。他們認為，當1989年5月底天安門廣場的形勢開始失控時，鄧小平採取的強硬措施是中國人民得以維護國家團結的唯一選擇。很多幹部認為，在鄧小平無法用不向人群開槍的戒嚴令恢復秩序之後，他已經別無選擇，只能以他最終所採用的方式來維護國家的統一。當很多中國人把鄧小平對北京學生騷亂作出的反應與戈巴卓夫和東歐領導人對付本國動亂的做法加以對比時，他們認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今天的情況要好得多。他們堅信，中國仍然處在早期發展階段，假如領導人讓知識分子享有他們所追求的自由，中國不可能維持統一。他們也承認1989年悲劇的嚴重性，但是他們相信，假如鄧小平在1989年6月未能終止持續兩個月的混亂，中國有可能發生更大的悲劇。

作為學者，我們和其他關心人類生命和自由的人一樣，都很想找出這場悲劇的明確原因，然而事實是我們誰也無法斷定，假如採取另一種做法會發生什麼。畢竟，這一事件才過去20年，對鄧小平的決策所造成的長期影響蓋棺定論是不可能的。假如中國人民在未來歲月裏獲得了更多的自由，這條通向自由的路是否要比前蘇聯的道路少一些曲折？1989年春天的事件是不是一個重要因素？我們必須承認，我們不知道答案。

但我們確實知道的是，在天安門事件後的20年裏，中國人享受著社會的相對穩定和經濟的快速增長，甚至是奇跡般的增長。小規模的抗議不計其數，領導層為發生更大抗議的可能危險而緊繃著神經，但是中國在「六四」之後的20年裏避免了大規模的騷亂。今天，億萬中國人的生活要比他們在1989年時舒適得多。與中國歷史上任何時期相比，他們都得到了更多的國際信息和觀念。教育水平和人均壽命也在繼續迅速提高。由於諸如此類的原因，中國人對民族成就的自豪感遠超上個世紀。

我們也知道，中國人對更多的個人自由和更能代表他們的政府仍然懷著深切的渴望。官場腐敗引起的民怨自1989年以來有增無減。很多中國人擔心，沒有更加獨立的媒體和司法制度，很難在控制腐敗上取得進步。很多中國領導人顯然認為，鄧小平把經濟的快速增長與老百姓支持的增強聯繫在一起是正確的，但他們也擔心一個終極的「假如」：假如在增長的步伐放緩之前，他們無法在解決這些問題上取得進展，那將會發生什麼？

[21-1]Ziyang Zhao, Prisoner of the State: The Secret Journal of Zhao Ziyang, trans. and ed. Bao Pu, Renee Chiang, and Adi Ignatiu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9), p. 27.

[21-2]Timothy 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The Military Suppression of the Beijing Democracy Movement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34.

[21-3]Zhao, Prisoner of the State, pp. 27–28.

[21-4]《李鵬六四日記》，1989年5月17日，現藏Fairbank Collection, Fu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21-5]James Lilley with Jeffrey Lilly, China Hands: Nine Decades of Adventure, Espionage, and Diplomacy in Asia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04), p. 309.

[21-6]Zhao, Prisoner of the State, pp. 28–29. 李鵬對這些會議的記述，則是從一個批評趙紫陽不願為恢復秩序採取必要措施的觀點來闡述的，見《李鵬六四日記》，1989年5月17日、18日、19日。

[21-7]Zhao, Prisoner of the State, pp. 25–34; 2006年10月、2007年7月採訪趙紫陽的女兒王雁南。

[21-8]據Beijing TV Service, reported in FBIS, May 19, pp. 13–14, reprinted in Michel Oksenberg, Lawrence R. Sullivan, and Mark Lambert, eds., Beijing Spring, 1989, Confrontation and Conflict: The Basic Documents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0), pp. 288–290; Mike Chinoy, China Live: Two Decades in the Heart of the Dragon (Atlanta: Turner Publishing, 1997), p. 217; 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p. 42–43.

[21-9]Zhao, Prisoner of the State, pp. 27–34.

[21-10]TP, p. 277.

[21-11]Zhao, Prisoner of the State, pp. 48–87.

[21-12]《李鵬六四日記》，1989年5月18日。

[21-13]《李鵬六四日記》，1989年5月19日、20日。

[21-14]TP, p. 222.

[21-15]《李鵬六四日記》，1989年5月20日。

[21-16]據Sandra Burton接受Amy Zegert採訪時所言。Amy Zegert允許我查閱她為哈佛大學肯尼迪政治學院修倫斯坦中心所做的23次採訪，採訪對象是1989年在北京做報道的記者。在此對她深表謝意。

[21-17]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p. 48–78. 卜正民（Timothy Brook）6月4日之前一直在北京，6月4日之後對軍隊在天安門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做了大量採訪。當時駐北京的一位美國武官對卜正民的書所作的評論見Larry Wortzel, “Review: Quelling the Peopl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31 (January, 1994), pp. 123–126.

[21-18]《李鵬六四日記》，1989年5月22日。

[21-19]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p. 43–77.

[21-20]TP, p. 265.

[21-21]《李鵬六四日記》，1989年5月21日。

[21-22]《李鵬六四日記》，1989年5月19日，25日。

[21-23]TP, pp. 277–279, 291.

[21-24]TP, p. 305.

[21-25]《李鵬六四日記》，1989年5月31日。

[21-26]《李鵬六四日記》，1989年5月19日。

[21-27]TP, pp. 297, 308–314.

[21-28]《李鵬六四日記》，1989年5月31日。

[21-29]TP, pp. 323–328. 對鄧向李、姚解釋的另一個譯文見Oksenberg, Sullivan, and Lambert, Beijing Spring, 1989, pp. 333–338.

[21-30]Robert Lawrence Kuhn, 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 The Life and Legacy of Jiang Zemin (New York: Crown, 2004). 雖然這不是一本學術著作，但它所報道的情况大多準確。

[21-31]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p. 87–88。

[21-32]TP, p.319.

[21-33]TP, pp. 288–289.

[21-34]Melanie Manion, “Introduction: Reluctant Duelists,” in Oksenberg, Sullivan, and Lambert, Beijing Spring, 1989, p. xl.

[21-35]作者在2007年7月對鄧小平女兒鄧林的採訪。

[21-36]當我在5月最後一周見到劉賓雁時，他預見到了流血事件，因為他相信鄧小平要嚇住群衆。

[21-37]2006年11月採訪江澤民。

[21-38]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p. 73–74, 80.

[21-39]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p. 89–91.

[21-40]TP, pp. 359–362.

[21-41]TP, pp. 353–354.

[21-42]《李鵬六四日記》，1989年6月3日。

[21-43]TP, pp. 368–369。

[21-44]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p. 108–113。

[21-45]TP, p. 368–371; Andrew Scobell, China’s Use of Military Force: Beyond the Great Wall and the Long March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50–151.

[21-46]TP, p. 365; 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p. 114–120.

[21-47]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p. 121–122.

[21-48]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p. 114–130; TP, pp. 372–377.

[21-49]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p.118–120.

[21-50]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 94.

[21-51]Long Bow Group, 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video recording, produced and directed by Richard Gordon and Carma Hinton (San Francisco: Distributed by NAATA/CrossCurrent Media, 1996); 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 145; TP, pp. 377–382, 389–391. 雖然這些文獻的記述大體一致，但對事情發生的時間估計有所不同。

[21-52]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p. 133–148.

[21-53]TP, pp. 383–385。

[21-54]George Bush and Brent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New York: Knopf, 1998), p. 109.

[21-55]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 130.

[21-56]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 161.

[21-57]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p. 151–169.

[21-58]很多領袖人物都出現在Long Bow Group的電影《天安門》（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中，這部電影多年來一直受到人們的認真研究。

[21-59]這一部分內容我使用了Amy Zegert對當時記者們的採訪，但是她不對我這裏任何解釋承擔責任。關於美國有線電視（CNN）的報道見Chinoy, China Live.

[21-60]Richard Madsen, China and the American Dream: A Moral Inqui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pp. 1–27.

[21-61]例如《紐約時報》記者Nicholas D. Kristof和Sheryl WuDunn的報道：「[6月4日的]這些屠殺行動可能標志著結束中共統治的起點。」見Nicholas D. Kristof and Sheryl Wudunn, China Wakes: The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a Rising Power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4).

第22章

站穩腳跟：1989–1992

 

 

「六四」之後北京的氣氛一片肅殺，鄧小平所面對的民眾比共產黨掌權以來任何時候對黨都更加疏遠。到5月20日，情況就已變得很清楚，政府失去了城市居民和年輕人的支持，領導人都擔心政權難保。6月4日動用武力威脅致使群眾屈從，但此舉只不過加深了黨與人民之間的鴻溝。軍隊也士氣低落——軍人為了替黨保住權力而槍擊無辜平民，他們無論如何不會覺得這是英雄壯舉，徵兵也因此陷入低谷。在經歷了1988年的通貨膨脹，胡耀邦之死和調動軍隊清空天安門廣場這些事件之後，民眾對鄧小平和中共的擁護跌至最低點，這與1984年時高漲的民意支持有天壤之別。

鄧小平相信，為了重新贏得群眾的擁護，黨迫切需要立刻加快經濟發展。然而，在1988年的通貨膨脹之後，控制著經濟政策的謹慎的保守派卻在抑制增長速度。蘇聯和東歐共產黨受到的挑戰也使很多中國人懷疑，共產主義在中國是否還有未來。

同時，西方的人權團體和海外的中國留學生都支持中國的異見人士，西方政治家也對中國政府實行制裁。在西方人看來，在北京發生的殺害那些進行自由民主抗議的無辜學生的行為，是比他們自己國家那些導致越南、柬埔寨等地大量平民死亡的決定更加惡劣的罪行。西方人權團體開始向中國人宣講自由和對生命的尊重。西方高官停止了訪華，並對出口技術、尤其是軍事技術加以限制。中國的外貿和旅遊業都蒙受了損失。西方人沉溺於天安門悲劇的戲劇性場面，西方電視台不斷播放搗毀民主女神像、搬運鮮血淋淋的屍體、試圖孤身一人擋住坦克的青年人這樣的畫面——所有這一切只會加強外國政府的反華情緒。外國對異見人士的支持和對華制裁是難以輕易消除的。

鄧小平相信，外國對示威者的支持和對中國的制裁，使得在中國維持控制變得更加困難。他知道外國人的批評會在中國贏得一些追隨者。但是在這個關鍵的交匯點，就像他下手鎮壓和頂住外國制裁一樣，鄧小平重新肯定了堅持對外開放的重要性。在6月4日幾天之前他打算讓解放軍採取他認為必要的措施恢復秩序時就說過：「我們要開放，不能收，要比過去更開放。」[22-1]為了重新贏得人們的信任，他說，必須幹出點兒實事，要抓緊調查和懲治腐敗大案，不管涉及到誰。他重申了第三代領導人必須繼續改革開放的政策。[22-2]

 

對首都戒嚴部隊軍級以上幹部的講話：1989年6月9日

「六四」過去之後的幾天裏，鄧小平和領導層仍忙於抓捕他們眼中的「動亂」分子、清理城市和恢復秩序。由於鄧小平未在公開場合露面，很快就傳出了領導層發生嚴重分裂、政府面臨解體危險的流言。鄧小平在6月9日打破沉默，向領導鎮壓行動的軍級以上幹部發表了講話。講話的部分內容在電視上播出，使民眾在鎮壓之後第一次看到一位高層領導人。鄧小平感謝軍隊幹部在恢復秩序中發揮的關鍵作用。他還利用這個機會對群眾說，他們也應當感謝解放軍的貢獻，政府是穩定的，政策不會改變。

鄧小平首先說，他要向在這場鬥爭中為英勇捍衛黨和人民利益而犧牲的指戰員和公安幹警表示哀悼。他說，從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來看，這場衝突是不可避免的。鄧小平說，幸運的是發生衝突時很多有經驗的軍隊老同志還健在，他們有解決問題的能力和勇氣。他承認有些同志不理解這次行動的必要性，但是他表示相信，他們最終會支持這一行動。鄧小平說，麻煩在於一些壞人混在學生和圍觀的群眾中間，他們的最終目的是推翻共產黨，顛覆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成為西方的附庸。鄧小平問道：「以後我們怎麼辦？我說，我們原來制定的基本路線、方針、政策，照樣幹下去，堅定不移地幹下去。」[22-3]他重申了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重要性。[22-4]

 

對黨的領導人的講話

一周以後，即6月16日，鄧又對中央委員會的領導成員說，由於他本人就要退出日常工作，新的第三代領導人要完成平息「暴亂」的任務。要利用這次暴亂，注意過去的錯誤並加以改正，但基本原則不能變。「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經濟不能滑坡。⋯⋯我們要用行動證明，我們的改革開放政策不但不會變，而且會進一步得到貫徹執行。」[22-5]鄧小平再次肯定了黨的戰略目標是正確的，即從1980年到2000年使經濟翻兩番，到下個世紀中葉使中國成為中等發達國家。

在北京看過鄧小平講話的外國人說，他的語氣沉著自信，對自己採取的行動沒有絲毫悔意，對可能發生的情況沒有驚慌。[22-6]鄧小平似乎相信，6月4日的武力展示已經讓反對勢力安靜下來，使黨和解放軍能夠建立牢固的控制。他宣稱，軍事行動為中國贏得了十到二十年的穩定。鄧小平的頑強與堅定，讓很多擔心中國可能陷入內亂的人感到放心。

鄧小平顯示出自信：中國有1950年代和1960年代幾乎與外界完全隔絕的經歷，一定能夠挺過1989年之後外國的制裁。他說，民主國家的政治變化很快，嚴厲的制裁最多只能延續幾年。他認為外國商人會向他們的政府施壓改善對華關係，以便他們能夠進入中國市場；外國政府也會重新認識到需要中國的合作。中國要站穩立場，鼓勵外國友人終止制裁，為好好利用將來的每一個機會作好準備。

鄧小平的估計被證明是正確的。美國國務卿詹姆斯・貝克（James Baker）在1990年11月為使要求伊拉克從科威特撤軍的決議在安理會獲得通過，便與中國談判達成協議，以布殊總統會見錢其琛為條件來換取中國的支持。[22-7]雖然在這個協議之後大多數制裁措施仍在繼續，但此事是向恢復中美工作關係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在6月的兩次公開講話後，鄧小平很少再公開露面，有關他生病或去世的謠言不絕於耳，報紙不得不時常刊登聲明予以否認。其實，鄧小平在6月中旬出席了四中全會，7月初，會見了布殊總統的特使斯考克羅夫特，隨後便去了北戴河，那裏是高層官員夏季療養的地方。[22-8]

 

四中全會： 1989年6月23–24日

天安門悲劇過去三周後，中央委員會召開了十三屆四中全會。會議肯定了過去兩個月為制止動亂採取的措施是必要的和恰當的。全會公報讚揚了鄧小平等老幹部面對動亂時發揮的作用，讚揚了軍隊和警員的貢獻。全會還正式批准了高層的人事變動。趙紫陽被免去一切職務，任命江澤民為黨的總書記，宋平和李瑞環得到提拔，與江澤民、李鵬和喬石共同組成了政治局常委會。新的領導班子表示，要繼續沿著鄧小平及其同事開闢的道路前進。江澤民在全會的講話中再次肯定了要堅持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的目標：實行改革開放，推動經濟發展。[22-9]

然而大問題依然如故：很多中國人想得到更多自由，而黨內元老則毫不動搖，認為維持秩序必須收緊控制，如何彌合雙方的鴻溝？對於瞭解鄧小平的人來說，他採取的戰略一點也不令人意外：他要推動經濟發展，加強「思想教育」。也就是說，他對知識分子實行西方式民主改革的呼籲不予理睬，並且他要讓群眾相信現行的制度最適合當前的中國。

 

向江澤民交班

對於如何能使接班人維護團結，繼續實行改革開放，鄧小平有過很多思考。鑒於群眾對「六四」悲劇的反應，鄧很高興他們選擇了一個沒有參與鎮壓的接班人，這可以讓群眾感到有一個新的起點。雖然江澤民在6月4日之前就來到了北京，但鄧小平要確保江澤民的名譽不因天安門事件而受損。為此，他個人承擔了在北京恢復秩序的責任，並且直到6月24日江澤民在四中全會上正式當選為總書記，才宣佈了對他的任命。[22-10]鄧小平在這時宣佈自己的接班人，也是要向黨和群眾表明，他是按正常程序 果斷移交了權力，並不是在匆忙推出一個接班人。黨內元老似乎也同意要有一個強而有力的中心人物——雖然他們在1978年不願授予鄧小平最高的頭銜，擔心這會使權力過於集中，但是他們在1989年願意給江澤民這種頭銜，以便他能夠得到作為有效的國家領導人所必需的權威。

在「六四」後的幾周裏，鄧小平有理由對江澤民的表現感到滿意。江澤民學得很快並與推選他的黨內元老——除鄧小平之外，還有陳雲和李先念——建立了良好的關係。他表現出良好的政治直覺，並利用曾慶紅為他出謀劃策。曾慶紅在黨內政治中人脈極廣，過去就在江澤民手下擔任上海市委副書記，隨他一起來到北京後，擔任了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曾慶紅的父親曾山在黨內多年從事組織和安全工作，曾慶紅通過他知道了很多黨內的人事內幕；他母親鄧六金是延安幼稚園的園長，許多現在的領導人都是當年從那裏出來的孩子。曾慶紅很好地運用他的個人關係網，協助江澤民在北京政壇上周旋。江澤民難以與根基深厚的鄧小平相比——鄧在北京有幾十年的經驗，對同事有廣泛而深入的瞭解——所以江澤民要依靠曾慶紅等精明的部下來處理好這些關係。

1989年8月17日上午，仍在北戴河休養的鄧小平把楊尚昆和王震叫來，他對他們說，他打算在11月的五中全會上把自己仍然擔任的軍委主席一職交給江澤民。[22-11]黨內領導人明白，這不僅意味著把軍隊的控制權交給江澤民，而且是交出了對中國的全部責任。

鄧小平等人從北戴河回來後，又在1989年9月4日把黨內的高層領導人——江澤民、李鵬、喬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環、楊尚昆和萬里——叫到自己家中商量他的退休計劃。剛開會，鄧小平就提醒他們，他過去多次說過，自己最後的責任之一就是建立硬性的退休制度，使老幹部能夠自動把權力交給更年輕的領導人。鄧小平向他的同事表示，退休年齡沒有硬性規定是制度上的一個重大缺陷，不但在毛澤東晚年是這樣，而且是帝制時代的通病。（批評鄧小平的人可能會補充說，他們讚賞鄧小平的退休決定，但是假如他再早幾年退休也許更好。）鄧小平說，假如他死在任上，有可能引起國際麻煩，最好還是在他仍然在世時交出職務。但是，儘管如此，他覺得自己仍可以通過會見他所熟悉的外國客人發揮一定作用。

鄧小平指示說，預定於1992年召開的下一屆中共代表大會要解散中央顧問委員會。這個由陳雲擔任主任的委員會，只是作為一個「利用老一代革命家智慧」的臨時機構成立的。鄧小平宣佈，他在11月的五中全會上退休時，就像政府其他部門的退休過程一樣，要越簡單越好。[22-12]然後鄧小平說出了他的離別寄語：一定要讓群眾和外國人明白，中國領導人將堅持對外開放，這一點十分重要；他的接班人要維護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權威，如果沒有這種權威，中國就無法在困難時刻解決問題。[22-13]

鄧小平還指示他的接班人如何應付西方仍在繼續的制裁和可能的指責。他說：「概括起來就是三句話：第一句話，冷靜觀察；第二句話，穩住陣腳；第三句話，沉著應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靜、冷靜、再冷靜，埋頭實幹，做好一件事，我們自己的事。」[22-14]

同日，鄧小平又與中央負責幹部談了話，然後給全體政治局成員寫了一封信。他說：

以江澤民同志為首的領導核心，現已卓有成效地開展工作。經過慎重考慮，我想趁自己身體還健康的時候辭去現任職務，實現夙願。這對黨、國家和軍隊的事業是有益的。⋯⋯作為一個為共產主義事業和國家的獨立、統一、建設、改革事業奮鬥了幾十年的老黨員和老公民，我的生命是屬於黨、屬於國家的。退下來以後，我將繼續忠於黨和國家的事業。⋯⋯我們的改革開放事業剛剛起步，任重而道遠，前進中還會遇到一些曲折。但我堅信，我們一定能夠戰勝各種困難，把先輩開創的事業一代代發揚光大。[22-15]

鄧小平決心繼續進行科學技術的對外交流和新技術的引進。他知道華裔美國人有強烈的愛國心，儘管天安門悲劇之後有外國的制裁，他們依然願意與中國保持聯繫，因此他邀請諾貝爾獎得主李政道訪華。媒體在報道9月16日鄧小平與李政道的談話時，宣佈了鄧小平的退休決定。鄧小平知道，「六四」之後民眾惶恐不安，擔心國家的命運。他也記得毛澤東在大躍進帶來困難後曾一度隱退，有關他生病或死亡的謠言滿天飛，為此報紙上有意刊登了毛澤東游長江的照片。同樣，不管鄧小平對「六四」之後中國的困難多麼擔憂，他與李政道的合影向世人展示出一副泰然自若的樣子。在向公眾公佈的照片中，鄧小平站在北戴河的海水裏。在這場被充分宣傳的會見裏，鄧對李政道說：「最近在北戴河每天游泳一小時。我不喜歡室內游泳池，喜歡在大自然裏游泳。」他承認中國最近的事件使人警醒，但他接著說：「現在我可以肯定，經過動亂，中國的四個現代化和改革開放事業可以搞得更好。」[22-16]鄧小平的基本意思明白無誤：他對中國的前途仍然很樂觀，儘管有外國政客的批評，外國科技進入中國的大門仍然敞開著。

在11月7日的五中全會上，鄧小平將中央軍委主席一職交給了江澤民。楊尚昆成為第一副主席，他的弟弟楊白冰取代他成為軍委秘書長。政治局表彰了鄧小平作為第二代領導人作出的偉大貢獻。[22-17]11月8日全會結束後，鄧小平來到人民大會堂與他過去的同事合影留念，他們一個接一個地走上前來與他握手。然後他回到家中，與家人一起舉行他的退休宴會，飯菜是由為他做了30年飯的廚師準備的。兩天以後，《人民日報》發表了鄧小平致中央委員會的信：「我感謝同志們的理解和支持，我衷心感謝你們接受了我的辭職請求。我衷心感謝全體同志。」[22-18]鄧小平退休的這一天柏林牆被推倒，但他的退休並沒有引起任何麻煩。

鄧小平把權力交給江澤民一年後，新加坡總理李光耀也指定了自己的接班人吳作棟。此後李光耀盡量約束自己不去干涉接班人的工作，但是他說，自己仍然是個守門員，如果出了問題，他認為自己仍然有責任為維護新加坡的成就做一些必要的事情。同樣，鄧小平也對李政道說：「我主要就是希望完全退下來，但是動亂我要管。」[22-19]

鄧小平把權柄交給江澤民後，不再為重大事情拍板。他已經85歲高齡，行動不便，聽力也進一步下降，他把更多的時間用於休息。兩三年前他還以做事專注著稱，但現在已經做不到了。[22-20]1989年11月以後，鄧小平不再主導政治舞台，他不再參與重大問題的確定、大政方針的制定、作出最後決定或控制媒體內容。不過，他確實繼續會見重要的外國客人，他仍能在全局性的重大問題上發揮影響——如果必要，他還會使用這種力量。

 

維持中美交流

天安門事件後不久，喬治・布殊做了一件過去的任何美國領導人都沒有對中共領導人做過的事情——他試圖與鄧小平通電話。「六四」事件發生後，布殊總統也立刻宣佈了暫停與中國的軍事訂單和高層交往，並為在天安門悲劇中受到傷害的中國人提供人道主義與醫療幫助。他在6月5日還接見了中國留美學生，為他們提供政治庇護，並對他們那些受到迫害的中國同學給予支持。但是，與美國的輿論、尤其是主張嚴厲制裁中國的報紙相反，布殊說，他不想為了中國政府的行動而懲罰中國人民。布殊瞭解中美關係的艱難歷程，他要避免將來有可能給恢復中美關係造成更大困難的任何對抗。他說，從長遠看，繼續接觸能夠加強中國內部爭取更大自由的壓力。幾年後他回憶1989年的事件時說：「假如我沒有同那個人﹝指鄧小平﹞見過面，我也許不會那樣自信地認為，我們在天安門廣場事件後還應當同他們保持聯繫。」[22-21]布殊擔任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的時機（1974年9月26日至1975年12月7日）很有利：他是在鄧小平開始接過周恩來會見外國領導人的工作不久後上任的，而他離開北京時，恰好也是毛澤東再次讓鄧小平靠邊站的時候。布殊的中國問題專家、在他擔任總統後派往北京當大使的李潔明說，布殊和鄧小平「在1970年代建立了一種不同尋常的親密關係，部分原因是他們都預感到對方將是他們各自國家未來的領導人」。[22-22]李潔明認為，事實上，在毛澤東、周恩來、尼克遜和基辛格退出政壇後，鄧小平和布殊繼續維持著過去的領導人為兩國建立的工作關係。他們兩人的關係輕鬆而友好：在1975年12月6日為祝賀布殊離開北京轉任中央情報局局長的告別宴會上，鄧小平對他開玩笑說：「你是不是一直在這裏搞間諜活動呀？」[22-23]布殊篤信私人外交，他會偶爾給鄧小平遞送信件。鄧小平對這種私人交往方式並不作出回應，但他願意隨時與布殊見面。[22-24]

鄧小平成為頭號領導人後，兩人繼續保持著聯繫。鄧小平在1979年1月訪美時，要求在休斯頓與布殊進行私人會面，見面時鄧小平把他仍然保密的攻打越南的計劃告訴了布殊。鄧小平去德克薩斯時，布殊也邀請他到母親家裏作客。後來，列根總統打算跟臺灣建立正常關係時，鄧小平和布殊副總統努力不讓中美關係出軌。確實，當兩國關係變得十分緊張時，鄧小平和布殊的會談使兩國關係轉危為安，從而為穩定兩國關係的1982年聯合公報鋪平了道路。[22-25]後來當布殊準備競選總統時，他的妻子芭芭拉去亞洲訪問期間被遣往北京親自將丈夫的打算告訴了鄧小平。1989年2月，鄧小平向布殊坦率說明了中蘇關係的改善和中國準備迎接戈巴卓夫訪華。[22-26]幾年後，當布殊在電視上被問及他遇到的最偉大的領導人是誰時，他先是說沒有哪個人特別傑出，然後又補充道，鄧小平是個不同凡響的領導人。

但是，當布殊在1989年6月想與鄧小平通電話時，鄧小平並未接回應。回應外國領導人的電話不合中國領導人的慣例。於是布殊在1989年6月21日給鄧小平寫了一封親筆信：

寫此信時我心情沉重。我本想與您親自討論此事，但很遺憾沒有做到。首先，我是本著真誠的友誼寫這封信的，因為我相信您一定知道，寫這封信的人強烈地認為美中之間的良好關係符合兩國的根本利益。⋯⋯我寫此信是想請您幫助維護這種我們雙方都認為十分重要的關係。⋯⋯我請您⋯⋯記住我們這個年輕的國家的立國原則。這些原則就是民主和自由。⋯⋯這些原則難免會影響美國人看待其他國家的事件和作出反應的方式。這不是傲慢自大的反應，也不是想強迫別人接受我們的信念，這僅僅是對那些原則的持久價值及其普遍適用性的信仰。[22-27]

布殊接著又解釋說，作為美國總統，他不得不實施制裁。「當朋友之間遇到麻煩時，例如現在的情況，我們必須想辦法把它說清楚。⋯⋯在我們這樣一個開放的制度中，常常不可能做到事事保密；但這是一封沒有副本的特殊信件，在我的私人檔案之外沒有任何副本。」[22-28]布殊在信中提議向北京派出一名私人特使。

布殊發出此信的次日，就收到了鄧小平回覆。他說，他準備接待派來的特使。布殊很清楚，「六四」剛過就派出特使會激怒美國民眾，因此他對派特使一事進行保密，即使是美國駐北京的大使館也沒有接到通知。（中國方面對訪問保密並無困難。）國家安全顧問斯考克羅夫特和副國務卿勞倫斯・伊格爾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飛往北京，於7月2日會見了鄧小平。在會見斯考克羅夫特和伊格爾伯格之前，鄧小平對李鵬和錢其琛說，今天和美國人的會談只談原則，不講具體問題；中國要改善與美國的關係，但中國領導人既不怕美國人，也不怕制裁，外交人員要牢記這一點。[22-29]

據陪同斯考克羅夫特的美國人說，鄧小平親切問候了斯考克羅夫特和伊格爾伯格，他說：「我把布殊總統當作朋友，是因為自從我與他交往以來，我覺得他是個說話算數的人。⋯⋯他很少說空話假話。」[22-30]但是鄧小平在評價中美關係時，態度仍很強硬，極其嚴肅。談及「六四」時，他說，那個事件「是一次地震，十分不幸的是美國人也涉足太深⋯⋯美國對外政策的各個方面實際上是把中國逼入牆角。⋯⋯那場反革命暴亂的目的是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如果讓他們得逞，就會天下大亂。坦率地說，這有可能導致戰爭。」鄧小平接著譴責了美國幫助那些試圖推翻中國政府的人，並且說，美國的媒體誇大了暴力程度，干涉中國內政。

鄧小平把布殊決定向中國派出兩名特使看作一件好事。「看來仍有希望維持我們原來的良好關係。⋯⋯我相信這是布殊總統的願望。我本人也有同樣的願望。但這種性質的問題是不能從兩個人做朋友的角度加以解決的。」鄧小平說，兩國之間的分歧是由美國引起的，美國「在很大程度上侵犯了中國的利益。⋯⋯解鈴還須繫鈴人，這取決於美國不再火上澆油。」鄧小平又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是打了22年仗、死了2,000萬人才換來的，任何力量都無法取代中國共產黨統治中國。這是一個感到他的國家的命運處在危險之中的人發出的嚴厲信息，他認為美國對中國的抗議者持續的支持加劇了這種危險。

斯考克羅夫特在答覆時重申，布殊總統堅信應當與中國維持良好關係，這樣做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布殊也希望鄧小平理解美國總統當時受到的政治限制。[22-31]鄧小平回答說，請斯考克羅夫特轉達「我對我的朋友布殊總統的友情⋯⋯無論我們兩國政府之間在這個問題上談的如何，只要他繼續把我當朋友，我也會同樣對待他。」[22-32]斯考克羅夫特試圖向鄧小平解釋美國為何對個人自由有如此深的感情，但他適可而止。鄧小平在會談結束時說，他不同意斯考克羅夫特的很多說法，「為了結束中美關係的這段不幸插曲⋯⋯要看美國採取何種行動。」[22-33]然後，據斯考克羅夫特說，鄧小平就和他道別。

當時，美中關係受到的傷害之一是關於美國向中國提供軍事裝備的協議的連續性。從1983年到1989年期間，作為反蘇同盟，中美軍方作出安排由美國向中國出售航空電子設備、導彈和魚雷。其中最大一筆生意是F-8戰鬥機的雷達系統；中國還購買了西科斯基公司的黑鷹直升機。對於處在當時經濟發展水平的中國來說，這是一筆開支很大的訂單。1989年以後，由於美國的制裁不允許向中國供應零配件，也包括西科斯基直升機的零件，這使中國無法使用已經購買的許多裝備。

從1989年到1993年，中美軍方實際上沒有任何高層接觸。軍方的交往在1993年恢復，但雙方的信任關係從未恢復到1983年至1989年的水平。事實上，1989年以後，中國轉而向蘇聯購買蘇-27戰機，從以色列購買軍事設備和物資。中國不再願意從美國購買任何重要的軍事設備。[22-34]

天安門悲劇發生的一個多月後，在7月14日法國召開的七國峰會上，主要的問題不是是否制裁中國，而是應當採取多麼嚴厲的制裁。與其他領導人相比，布殊總統和日本首相宇野宗佑主張較溫和的制裁。布殊總統確實支持取消世界銀行新的對華貸款，同意為美國的中國留學生提供永久居留權，但他反對採取他認為可能導致美中關係徹底破裂的更強硬的制裁手段。[22-35]

布殊在7月28日再次致函鄧小平，重申了他要維持兩國工作關係的願望。針對鄧小平所說的「解鈴還須繫鈴人」，布殊寫道，他認為問題是由中國的行動造成的。鄧小平於8月11日對布殊作出了誠懇的答覆，他對布殊維護和發展兩國關係的願望表示感謝，但他再次表示，是美國在制裁中國，傷害中國的利益和尊嚴。他說，希望這種局面能夠很快得到改善。[22-36]布殊知道鄧小平對美蘇交往很敏感，他在答覆鄧小平時建議，12月1日布殊和戈巴卓夫的瑪律塔峰會之後，斯考克羅夫特可以飛往北京向他和江澤民通報會談結果。

在這期間，由於美國和日本決定不派高級官員訪華，鄧小平接待了一些美國前官員。他會見了美國民主黨特使伍德科克，還會見了前總統尼克遜以及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後者其實擔任著布殊政府的牽線人。日本不存在強大的反對黨或能夠充當使者的前政治家，因此鄧小平會見了與日本政府有密切關係的日本商界領袖。這些客人來到北京時，鄧小平鼓勵他們與他的接班人江澤民合作，但他仍然主導著關鍵性的會談。

鄧小平在1989年10月會見了美國前總統理查德・尼克遜，陪同他的是卡特的中國問題助手米歇爾・奧克森伯格。尼克遜強調說明了美國為何要對「六四」鎮壓作出強烈反應，但雙方也探討了打破僵局的途徑。鄧小平說，中國處於弱者的地位，不能採取主動；他堅持認為，處於強勢地位的美國應當先邁出第一步。[22-37]

不到兩周之後，11月10日，也是鄧小平正式退休和柏林牆倒塌的第二天，他會見了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鄧小平向他保證，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將會繼續。他請基辛格把他的一封信轉交布殊，其中提出了一攬子外交設想：（1）中國允許正在美國大使館避難的異見人士、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前往美國；（2）美國取消一部分對華制裁；（3）雙方設法簽訂一到兩項重要的經濟合作計劃；（4）江澤民訪問美國。[22-38]幾個月後的1990年5月，布殊宣佈批准給予中國貿易最惠國待遇以及中國已經同意讓方勵之離開美國大使館出國的決定。[22-39]

斯考克羅夫特和伊格爾伯格在12月10日第二次會見鄧小平時，事情已經取得了一定的進展。斯考克羅夫特受命公佈這次訪問，美國有線電視則在12月18日爆出了前一次秘密訪問的新聞。[22-40]許多美國人仍然對「六四」事件深感悲痛，在他們看來，美國政府的代表秘密飛往這個在街頭槍擊手無寸鐵的民主擁護者的共產黨領導的國家，是對道義的踐踏，尤其是這件事發生在布殊宣佈停止高層交往之後。[22-41]但是布殊和斯考克羅夫特著眼於兩國的未來和兩國領導人之間密切的個人關係，他們認為這次訪問有助於避免與中國關係的破裂，這顯然符合美國的戰略、文化和經濟利益。[22-42]

在第二次訪問中，鄧小平對斯考克羅夫特和伊格爾伯格說，他們來北京訪問是一件好事，因為如果沒有牢固的中美關係，也難以維護世界的和平與穩定。他又說，並不是中國在威脅美國，而是美國的政策威脅著中國；此外，如果中國發生更多的動亂，對全世界都有很大危害。鄧小平用和緩輕鬆的語氣，請斯考克羅夫特轉告布殊，中國有一個退休老人相信中美關係很重要，雙方必須想辦法解決問題。[22-43]這次訪問剛過，美國就宣佈同意售賣三顆通信衛星給中國，美國將支持世界銀行向中國發放用於人道主義目的的貸款。不久之後，中國在1月初宣佈北京解除戒嚴並釋放1989年春天時被拘留的573人。[22-44]

在這些初步的變化之後，美中對話又陷入僵局大約一年。錢其琛外長抱怨說，美國已經失去了與中國會談的興趣。斯考克羅夫特則表示，中國領導人不再表現出靈活性。但雙方都認為產生僵局的原因是東歐和蘇聯的動亂。

 

東歐和蘇聯共產主義制度的崩潰

1989年到1991年發生在蘇聯和東歐的政治劇變，再加上1989年春天北京的示威運動，不但使外國人、也使很多中國人懷疑中國共產黨能否繼續存在下去。柏林牆的倒塌、東歐國家共產黨統治的結束和蘇聯的解體，讓很多西方人興高采烈，他們希望中國的民主派也能讓共產黨的統治壽終正寢。同時，中國領導層竭力控制住國內的問題，但他們的媒體向民眾所作的報道被那些發生在東歐和蘇聯的出人預料的事件所壓倒，一次又一次讓他們陷入尷尬的境地。通過《參考資料》上每天從西方媒體翻譯過來的材料，中國的官員要比一般群眾更加瞭解真相。

讓中國人和鄧小平本人尤其感到震驚的，是發生在羅馬尼亞的、反抗中國的老朋友尼古拉・齊奧塞斯庫及其妻子的日益高漲的群眾運動，它在12月25日以兩人被槍決而達到頂點。齊奧塞斯庫是東歐領導人中唯一下令軍隊向平民開槍的人，中國領導人不可能不想到七個月以前北京類似的軍事行動。確實，羅馬尼亞的事態急轉直下，導致了齊奧塞斯庫被處決，這讓中國領導人擔心自己能否免於和齊奧塞斯庫——他曾表示贊成北京6月4日的鎮壓——同樣的命運。

這種擔憂的程度，大概可以從政府對中國民眾掩蓋羅馬尼亞動亂的做法中看出。當齊奧塞斯庫在12月17日下令軍隊向平民開槍時，中國媒體未作報道，只是在四天以後簡單地報道說，齊奧塞斯庫為了保衛社會主義制度，對抗恐怖活動，宣佈國家進入緊急狀態。當無法避免報道羅馬尼亞的大規模衝突時，中國媒體僅僅承認了新華社駐布加勒斯特辦事處的一些窗戶被子彈擊碎。12月27日齊奧塞斯庫被槍決兩天後，《人民日報》在第四版下方發佈了一則只有一句話的報道：「羅馬尼亞電視台12月25日宣佈，羅馬尼亞特別軍事法庭判處齊奧塞斯庫及其妻子死刑，這一判決已經得到執行。」[22-45]斯考克羅夫特當時正在北京，據他說，中國領導人過去經常讚揚齊奧塞斯庫，說他證明了共產黨能夠頂住自由派的猛攻，當他們聽說羅馬尼亞的事變後感到了驚恐。[22-46]

齊奧塞斯庫遭到處決尤其令鄧小平感到不安。齊奧塞斯庫在1985年10月訪問北京時，曾向鄧小平頒發羅馬尼亞的最高勳章「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之星一級勳章」。早在1965年7月，當中國和華沙條約組織仍有一些交往時，在如何爭取對蘇聯和華約組織保持更大獨立性的問題上，鄧小平與齊奧塞斯庫觀點一致。齊奧塞斯庫在1982年和1985年訪華時，曾獲准在群眾大會上講話。也正是在齊奧塞斯庫1985年訪華時，鄧小平請他向戈巴卓夫轉達改善中蘇關係的條件，這為戈巴卓夫1989年的訪華鋪平了道路。[22-47]《人民日報》在1989年9月引用過對齊奧塞斯庫的一次採訪，他當時宣佈「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國家應當比過去更加緊密地合作」。[22-48]同時，《參考資料》詳細翻譯了西方有關齊奧塞斯庫的反對派日益壯大的報道，但一般群眾是看不到這類報道的。[22-49]

12月，羅馬尼亞反對派運動的嚴重程度大白於天下之後，鄧小平暫時停止了公開會見的活動。據官方的《鄧小平年譜》，他在12月的前半個月有六次會見活動，但從12月17日——齊奧塞斯庫下令向人群開槍的那天——到來年的1月18日（這一天他會見了香港商界領袖李嘉誠）之前，沒有任何會見的紀錄。[22-50]因此，在羅馬尼亞危機期間的12月21日是江澤民接見了香港記者，以便平息港人的擔憂，他們自「六四」以來對八年以後香港回歸大陸時會發生什麼一直憂心忡忡。和鄧小平一樣，江澤民要在緊張的局勢中表現出鎮靜；他解釋了為何中國的情況與東歐有著根本的不同。他說，中國共產黨能夠在1949年建立政權，是依靠自己的軍隊而不是蘇聯軍隊取得勝利的結果；中國沒有受到資本主義國家的包圍，中國一直以來都在改善人民的生活。江澤民解釋說，在中國實行戒嚴不是為了對付不守規矩的學生，而是為了維護秩序。就像1957年時的鄧小平一樣，江澤民肯定了民主是一個可取的目標，但能做到多大程度的民主，取決於國家的政局穩定。[22-51]

從1989年到1991年底蘇聯解體，北京負責宣傳工作的幹部感到很難處理從東歐和蘇聯傳來的消息。儘管作了很大的努力去掩蓋、淡化、拖延甚至歪曲新聞，但事件本身畢竟還是時常讓他們感到頭痛，因為這些事件使他們不可能取信於民。1989年6月4日，鄧的軍隊鎮壓天安門廣場示威者的同一天，波蘭公民以民主投票方式選出了議會，這也是二戰之後蘇聯佔領東歐以來，東歐國家第一次舉行這樣的選舉。但是《人民日報》直到6月10日，即鄧小平向戒嚴部隊幹部發表講話之後，才向民眾報道了這一選舉的消息，但仍然隻字不提反對黨候選人以壓倒性優勢擊敗了共產黨候選人。早在1980年代中期，當雅魯澤爾斯基（Woyciech Jaruselski）取締深得民心的團結工會時，北京的媒體曾為之拍手稱快；而在1989年11月雅魯澤爾斯基被趕下台時，深感震驚的北京官員並沒有向中國民眾及時報道這一消息。[22-52]

從1989年9月底到10月初，當成千上萬的東德人湧入西德避難時，中國的報紙卻在繼續讚揚東德。例如，10月7日（東德共產黨統治40周年紀念日）東德爆發大規模抗議時，《人民日報》不但隻字不提，反而誤導人們說：「東德人民在黨的領導下，現在已經加強了團結。」然而，這種向中國民眾掩蓋東歐事態真相的做法只會對北京的領導產生不良影響。當11月11日柏林牆被推倒時，《人民日報》再也無法掩蓋這一消息了。[22-53]

1990年2月的蘇共全會討論了放棄黨對權力的壟斷的問題，《人民日報》沒有作任何報道。全會結束那天，《人民日報》根本沒有提到蘇聯，而是宣佈「在中國，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肯定會發生新的動亂和戰爭，國家將陷入分裂，人民將遭受苦難，更談不上國家建設」。第二天報紙才登出莫斯科的蘇共全會同意放棄壟斷權力的消息。[22-54]蘇聯解體後，中國一些知識分子像很多西方人一樣高興。有人甚至向可靠的朋友重新提起1950年代中國採用蘇聯式工業化時的一句著名口號：「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但涵義卻非常不同。

鄧小平在1989年底辭職後不再積極參與處理東歐和蘇聯問題，但是他不可能迴避這些事態發展的後果。從1989年到1992年，他試圖加強群眾的信心：中國共產黨不同於東歐或蘇聯共產黨，它能挺過去。他沒有預言蘇聯或東歐會發生什麼事情，但他從1989年底開始使用「不管東歐或蘇聯發生什麼」作為開頭語，以表明中國的情況不同。鄧小平堅信加快發展經濟是保持人民擁護的關鍵，因此他一再表示實行能使經濟不斷進步的政策的重要性。

在一個特別敏感的日子，即1991年8月20日，蘇聯保守派發動政變將戈巴卓夫軟禁在克里米亞的一幢鄉間別墅裏的第二天，鄧小平把高層領導人——不久前才從莫斯科回來的江澤民，還有楊尚昆和李鵬——叫到一起，讓他們增強決心，團結一致做好工作，避免發生分裂。鄧小平重申，儘管發生了動亂，由於改革開放取得的成功，中國能夠頂住外部壓力。他承認中國有可能波浪式前進，快速進步時期之後會進入調整期。他還指出，世界形勢的巨變給中國提供了前進的機遇，但是如果不抓住機遇，其他國家就會迎頭趕上，又把中國拋在後面。最後，鄧小平向他的同事重申，強調經濟增長不意味著中國要忘記馬克思、列寧和毛澤東。[22-55]

1991年10月5日，在愛沙尼亞、立陶宛和拉脫維亞脫離蘇聯、開啟了蘇聯解體的過程幾個星期之後，鄧小平接待了碩果僅存的幾個共產黨國家之一北韓的領導人金日成。他對金日成說，中國仍將堅持經濟上改革開放，同時也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為證明中國需要共產主義體制，他說，中國今年發生水災時沒有哪個國家能為中國解決問題。中國能夠有效應對水災，是因為有共產黨的領導。[22-56]1989年10月26日，鄧小平就曾宣佈對黨的體系的信念，他對泰國首相差猜說：「中國搞社會主義，是誰也動搖不了的。我們搞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22-57]

儘管中國領導人在向民眾報道蘇東巨變時動作遲緩，但他們很快就根據新的現實調整了中國的外交政策。當巴爾幹幾個共和國宣佈獨立時，中國立刻給予承認；1991年12月25日蘇聯總統戈巴卓夫宣佈辭職，俄國國旗取代了克里姆林宮上的蘇聯國旗時，中國很快就從外交上承認了俄國和其他獨立國家。[22-58]

鄧小平在試圖說明蘇聯犯下的錯誤時宣稱，蘇聯沒有及時進行經濟改革，高層領導人沒有堅定地維護共產黨。相反，蘇聯領導人與美國搞軍備競賽，錢花在了這種競賽上，而沒有用來改善普通民眾的生活。蘇聯的領導層享受著優越的生活，但蘇聯人民並不是這樣。在天安門悲劇之後的困難時期和蘇聯解體的時期，鄧小平不斷重複著一句口頭禪：「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有所作為。」[22-59]

無論鄧小平本人在「六四」後對中共的前途有何疑慮，沒有紀錄證明他對中共有能力克服東歐和蘇聯共產體制崩潰帶來的困難有過任何懷疑。他在公開場合總是表現得鎮定自若，他相信中共能夠挺過去，並最終取得勝利，經濟也將繼續增長。他記得自己三次受到批判，丟了官職，但每一次又都回來了；他見證過自己的部隊打了敗仗但取得了最後的勝利；他見證過中國在大躍進和「文革」之後的復元。鄧小平在1989年「六四」之後的三年中，向公眾展示著他的毅力、堅韌和十足的自信，在這種環境中能有如此表現的世界領導人並不很多。

 

對保守的經濟政策失去耐心：1989–1991

黨內的氣氛不允許鄧小平扭轉1988年放開物價後為消除通貨膨脹和民眾恐慌而實行的保守經濟政策。但是鄧小平由衷地認為，只有經濟的快速發展才能維持民眾的支持以避免東歐和蘇聯的命運。從1988年9月26日的十三屆三中全會正式開始實行的緊縮計劃是陳雲的得意之作。為了結束通貨膨脹，政府降低了增長目標和支出，減少了貨幣供應，收緊和強化了財政控制，努力消除財政赤字。此外，為安撫對腐敗的民怨，政府發言人袁木宣佈緊縮計劃也包括禁止政府興建樓堂館所。[22-60]

富有經驗的經濟顧問薛暮橋為緊縮計劃中的「整頓」政策提供了全面解釋。他說，1984年之後，新的體制和宏觀調控手段還沒有到位，以價格、稅收和信貸來調控經濟的行政手段就被削弱了。隨著權力的下放，地方政府和企業，包括鄉鎮企業，過快地擴大投資，造成了原料和能源短缺以及基礎設施不足的瓶頸，從而導致了通貨膨脹，為避免後者的失控才採取了緊縮措施。[22-61]李鵬總理在1989年底的計劃工作會議上忠實地推進了緊縮計劃，他說，黨要集中力量提高質量標準，改善商品流通，加強黨對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的領導。他提出，儘管實行緊縮方案，黨仍然要繼續推動改革。工廠的管理者要作好有關技術和生產的關鍵決策，中國要堅持實行對外開放政策。[22-62]

「六四」之後西方國家對中國政府領導人的抨擊，導致一些人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和「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擊以及對市場開放的抵制。[22-63]已經在1987年靠邊站的保守派意識形態宣傳家鄧力群，又開始批評資產階級自由化和精神污染。陳雲的部下則認為過分開放市場導致了紀律鬆弛和學生示威。江澤民讓正統思想的捍衛者胡喬木為他起草了1991年7月在慶祝中國共產黨建黨70周年紀念活動上的講話。[22-64]

1988年實行的保守政策有助於緩解通脹壓力、加強投資控制和預算平衡。當時預計，1989年到1992年這個時期結束時，一旦調整完成，便可以用較溫和的步調重新開始各項改革——包括物價改革、企業管理權和所有權的分離、稅制改革以及銀行業改革。[22-65]但是，1989年「六四」之後西方國家的制裁進一步限制了中國的經濟增長，更何況經濟官員還在繼續實行謹慎的經濟政策。即使很想與鄧小平保持良好的個人關係的江澤民，在經濟政策上也感到只能接受主流氣氛，而這種氣氛現在更有利於陳雲的慎重立場。結果是，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率從1988年的11.2%降至1989年的3.9%。為防止在這種急速的下滑中出現政治騷亂，沒有讓大城市的國營企業職工丟掉工作，工資也沒有受到觸動；但是在小鄉鎮和行政村一級，從1989年到1990年有將近2,000萬人丟了飯碗。[22-66]這時鄧小平想不顧一切加快發展以維持民眾的支持，然而他在黨內缺少足夠的支持。

 

愛國主義教育

「六四」後幾周的危機時刻過後，鄧小平等領導人開始處理一個更大的問題，即年輕人對政府和共產黨的疏遠。在談及導致「六四」事件的問題時，鄧小平提到了沒有對青年進行「教育」，他這樣說的意思和毛澤東一樣，是指政治教育。但是鄧小平的這種教育觀並不集中在「意識形態」上，他認為那種教育過於僵化；他要提供的是公民和道德教育。在「六四」之後這意味著什麼？

東歐和蘇聯共產體制的崩潰表明，共產主義世界的年輕人已經失去對馬列主義、社會主義經濟和共產黨正統學說的信仰。鄧小平和他的黨內元老們認識到，不能再指望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政治教育去打動中國的年輕人了。儘管鄧小平本人支持過反對地主資本家的階級鬥爭，但它也無法像毛澤東時代那樣引起年輕人的共鳴了。

為了贏得中國年輕人的心，需要用什麼來取代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呢？答案似乎不言自明：愛國主義。67強調西方帝國主義造成的百年屈辱史的愛國主義教育在1940年代就是宣傳的主題，而且從未消失過。但是它在1950年代開始的社會主義建設中只起著次要作用。當鄧小平在1980年代試圖加強與西方的關係時，它已經趨於沒落。然而在1989年之後，面對西方國家的制裁，出現了針對外國制裁的普遍的愛國主義反應。在很多西方人看來，對中國的制裁是對在「六四」中使用武力的中國領導人進行抨擊的一種方式，但是對於中國人來說，制裁傷害的卻是全體中國人。就像抗戰時期共產黨人訴諸於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結合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一樣，此時的愛國主義「教育」把民族主義和共產黨聯繫在一起；反過來說，批評共產黨事實上就是不愛國。[22-68]

出現這種意識形態轉變的時機很有利。在鄧小平時代，正如學者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所指出的，有一種「對中國歷史的逐步的重新肯定」。被毛澤東視為剝削者的地主和資產階級曾是受批判的歷史人物，而在鄧小平時代逐漸被重新解釋為「那個時代的進步力量」。換言之，在鄧小平時代，更易於用較客觀的方式研究中國歷史了；過去被定性為階級敵人的歷史人物，又成了具有優秀或至少可以理解的品質的人。在1980年代末，甚至國共內戰時的頭號敵人蔣介石也開始得到更加同情的對待，雖然毛澤東使他的成就黯然失色。[22-69]1989年之後，中宣部利用這種趨勢，鼓勵年輕人以中國歷史為榮。[22-70]

正如一位中國知識分子在談到中國思想狀況時所說，即便在1980年代中國人批判自己的傳統、崇拜西方時，「在叛逆的言辭背後⋯⋯也跳動著新一代熱血青年躁動不安的心，他們懷著急迫的使命感，要重新找回作為中國人的自豪」。[22-71]即使沒有愛國主義教育，到1980年代末時很多中國人已經認識到，1978年開始實行對外開放以後，中國人過於美化西方了（就像一些宣傳幹部所說，有些年輕人認為「西方的月亮都比中國的圓」）。但是隨著中國的快速發展和現代化，中國人自然而然開始對自己的國家有了更多的自豪感。

「六四」之後外國人的制裁和批評，為鄧小平及其同事提供了強化這種愛國主義的有效手段。天安門悲劇後的幾周內，鄧小平開始強調他的愛國主義教導。中宣部巧妙地宣傳外國人的反華言論，使很多中國人、甚至包括主張民主的學生感到憤怒。西方國家阻止中國加入關貿總協定（1994年後改為世界貿易組織）的做法被廣為宣傳，將民眾的怒火引向外國人對中國的偏見。外國拒絕向中國提供現代技術，被說成是不公正地阻止中國分享現代化成果。外國人批評中國對待藏人、維吾爾人和其他少數民族的做法，被說成是外國列強企圖削弱中國的陰謀。西方對臺灣的支持和對中國主張南沙和東海島嶼主權的抵制，在政府向中國民眾作出的解釋中，被說成是遏制中國的例證。諸如此類的宣傳取得了預期的效果。1989年後的幾年裏，當初高呼口號反對政府腐敗和爭取更多的民主自由的學生，也開始支持黨和政府。他們喊出了反對外國人的口號，因為他們認為外國人是在不公正地指責中國。

在喚起年青人的愛國主義方面，特別成功的一件事是，官方媒體巧妙地宣傳外國人因「六四」事件而反對北京主辦奧運會的言論。國家主席楊尚昆在1990年向國際奧委會宣佈中國將申辦奧運會後受到外國的抵制，這讓年輕人怒不可遏。1989年時反政府的年輕人，現在又熱烈支持政府有關中國受到其他國家苛待的說法。

在這些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努力中，最有效者莫過於重拾抗戰時期的反日宣傳。當日本政客參拜供奉著日本在二戰中陣亡官兵的靖國神社時，或是當極右翼政客否認南京大屠殺時，即使這種事在日本並沒有多少人在意，他們的言論仍會被公佈在中國的媒體上，引起強烈的反日情緒和對中國領導人的支持。

1991年底，中宣部還制訂出一套更加系統的愛國主義教育方式——利用教科書、講演和媒體。1991年11月發佈了〈充分利用文化遺產進行愛國主義和革命傳統教育〉的文件。後來又下發了〈關於在全國中小學開展愛國主義教育的通知〉。這兩份文件的重點都是教育那些沒有經歷過抗日戰爭或內戰的青少年。

天安門悲劇之後鄧小平批評外國實行的制裁，沒有紀錄表明他在1992年退休前反對宣傳部門激發愛國主義的做法，即使其中包含排外傾向。中國存在著像東歐和蘇聯那樣陷入分裂的危險，因此需要作出認真的努力重新贏得年輕人的支持。愛國主義、經濟發展和經濟機會的增加，共同構成了解決問題的手段。但是，鼓動排外情緒的做法也遠遠超出了鄧小平所鼓勵的範圍，而且在他退出政壇後愈演愈烈。隨著外國在1990年代逐漸減少制裁，中國必須在這種排外的愛國主義與努力恢復鄧小平在1977年以後建立的對外友好關係之間取得平衡。

[22-1]SWDXP-3, May 31, 1989, p. 289.

[22-2]SWDXP-3, May 31, 1989, p. 291.

[22-3]SWDXP-3, May 31, 1989, June 9, 1989, p. 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