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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SWDXP-3, May 31, 1989, pp. 294–299.
[22-5]SWDXP-3, May 31, 1989, June 16, 1989, pp. 302–303.
[22-6]Timothy 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The Military Suppression of the Beijing Democracy Movement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96–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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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Qichen Qian, Ten Episodes in China’s Diplomacy, foreword by Ezra Vogel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5), pp. 143–146; George Bush and Brent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New York: Knopf, 1998), p. 414.
[22-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1989年7月16日，頁1285。
[22-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1989年6月23日至24日。
[22-10]Robert Lawrence Kuhn, 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 The Life and Legacy of Jiang Zemin (New York: Crown, 2004), p. 173.
[22-11]《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9年8月17日，頁1286。
[22-12]《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9年9月4日，頁1286–1287；SWDXP-3, pp. 305–311.他還說，他的喪事也要越簡單越好。
[22-13]《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9年9月4日，頁1287；SWDXP-3, pp. 305–311.
[22-14]SWDXP-3, p. 311.
[22-15]SWDXP-3, pp. 312–313.
[22-16]《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9年9月16日，頁1289–1290。
[22-17]《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9年11月6日至9日，頁1295–1296。
[22-18]Rong Deng, Deng Xiaoping: My Fath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5), pp. 1–5.
[22-19]SWDXP-3, p. 315.
[22-20]據奧克森伯格所說，他陪同尼克遜總統在1989年10月會見了鄧小平。這是奧克森伯格第14次、也是最後一次與鄧小平會談。見Michel Oksenberg, “I Remember Deng,”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March 6, 1997, 35.
[22-21]George Bush, The China Diary of George H. W. Bush: The Making of a Global Presid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461.
[22-22]James Lilley with Jeffrey Lilly, China Hands: Nine Decades of Adventure, Espionage, and Diplomacy in Asia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04), p. 378.
[22-23]Bush and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 93.
[22-24]2010年11月與芮效儉大使的私人交談。
[22-25]John H. Holdridge, Crossing the Divid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Normalization of U.S.-China Relation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97), pp. 225–226; Lilley, China Hands, pp. 222–223, 378.
[22-26]Bush and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p. 91–99. See also Perry Link, Evening Chats in Beijing: Probing China’s Predicament (New York: Norton, 1992), pp. 29–38; Robert L. Suettinger, Beyond Tiananmen: The Politics of U.S.-China Relations, 1989–2000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3), pp. 24–28.
[22-27]Bush and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p. 98–102. See also Bush, China Diary of George H. W. Bush; Lilley, China Hands.
[22-28]Bush and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 102.
[22-29]Qian, Ten Episodes in China’s Diplomacy, pp. 131–146.
[22-30]Bush and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 106.
[22-31]Bush and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p. 106–111; 《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9年7月2日，頁1284；Qian, Ten Episodes in China’s Diplomacy, pp. 131–139. 關於天安門事件對美中關係的影響，見Robert L. Suettinger, Beyond Tiananmen.
[22-32]Bush and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p. 106–107.
[22-33]Bush and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 109; 另見Suettinger, Beyond Tiananmen 中的訪問報告，pp. 79–83.
[22-34]2008年12月對Eden Woon的採訪，他是國防部官員，在這些談判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22-35]Bush and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 128.
[22-36]Bush and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 157.
[22-37]《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9年10月31日，頁1294–1294；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Take the Initiative in Putting an End to the Strains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SWDXP-3, p. 321; Suettinger, Beyond Tiananmen, p. 81.
[22-38]《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9年11月10日，頁1297。
[22-39]Lilley, China Hands, pp. 358–362.
[22-40]Suettinger, Beyond Tiananmen, p. 100.
[22-41]Richard Madsen, China and the American Dream: A Moral Inqui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22-42]Bush and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 157.
[22-43]《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9年12月10日，頁1304； “Sino-U.S. Relations Must Be Improved,” SWDXP-3, pp. 338–339.
[22-44]Suettinger, Beyond Tiananmen, pp. 100–101.
[22-45]轉引自Suettinger, Beyond Tiananmen, p. 51.
[22-46]Bush and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p. 179.
[22-47]Qian, Ten Episodes in China’s Diplomacy, p. 179; 《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5年10月9日，頁1085–1086；James A. R. Miles, The Legacy of Tiananmen: China in Disarra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pp. 46–48.
[22-48]周榮子：〈齊奧塞斯庫和蒙博托表示支持中國平息反革命暴亂〉，《人民日報》，1989年9月23日，第3版。
[22-49]Miles, Legacy of Tiananmen, pp. 47–48.
[22-50]《鄧小平年譜（1975–1997）》，頁1303–1306。
[22-51]“Jiang Zemin and Li Ruihuan Interviewed by Hong Kong Journalists,” BBC Summary of World Broadcasts, FE/0650/B2/1, December 30, 1989.
[22-52]Miles, The Legacy of Tiananmen, p. 41. 這裏的內容以及下面幾段主要依靠此書，該作者當時在北京密切觀察過中國對蘇聯和東歐變化的反應。中國人對東歐和蘇聯變化的較為冷靜的記述，見黃宏編：《硬道理：南方談話回眸》（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2），頁3–38。
[22-53]黃宏：《硬道理：南方談話回眸》，頁44–46。
[22-54]Miles, Legacy of Tiananmen, pp. 59–60.
[22-55]《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91年8月20日，頁1330–1331；SWDXP-3, pp. 356–357; Kuhn, 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 pp. 206–207.
[22-56]《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91年10月5日，頁1332。
[22-57]SWDXP-3, p. 318.
[22-58]Qian, Ten Episodes in China’s Diplomacy, pp. 170–171, 174–177.
[22-59]陳國焱：〈鄧小平對東歐的戰略方針及其意義〉，載《鄧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論文集》（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頁270–275；Qian, Ten Episodes in China’s Diplomacy, pp. 172–174.
[22-60]“Regulations on Construction of Expensive Buildings Issued,” Xinhua General Overseas Service, September 25, 1988. 對官方的措施及支持緊縮政策的分析的評論，見武力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49–1999）》（上下冊）（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9），下冊，頁983–1010。
[22-61]薛暮橋：〈牢記歷史經驗，堅決執行治理整頓的方針〉，見《人民日報》，1989年12月18日，第6版。
[22-62]《新華社內參》，1989年12月26日，見FBIS, January 3, 1990, pp. 12–18。
[22-63]Suettinger, Beyond Tiananmen, pp. 120–125.
[22-64]Richard Baum, Burying Mao: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337.
[22-65]例如參見《光明日報》，1989年12月9日，見FBIS, January 4, 1990, pp. 27–28.
[22-66]Simon Long in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May 1992, 轉引自Miles, The Legacy of Tiananmen, pp. 62, 326.
[22-67]中國的「愛國主義」，字面上的意思是「愛國家」。因為中國是由很多個民族組成的，所以不使用「民族主義」這個詞，該詞在英語裏被譯作nationalism，但字面的意思是「愛自己的民族」。
[22-68]Suisheng Zhao, “A State-Led Nationalism: The Patriotic Education Campaign in Post-Tiananmen China,” Communist and Post Communist Studies 31, no. 3 (September 1998): 287–302; Paul A. Cohen, China Unbound: Evolving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Past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3), pp. 166–169 and n181, n182; Parks Coble, “China’s ‘New Remembering’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of Resistance, 1937–1945,”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90 (June 2007): 394–410; Suisheng Zhao, A Nation-State by Construction: Dynamics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213–247.
[22-69]Coble, “China’s ‘New Remembering,’” pp. 400–402.
[22-70]關於中國作家對上面的提示作出的反應的細微差別，見Perry Link, The Uses of Literature: Life in the Socialist Chinese Literary Syste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68–81.
[22-71]Shuqing Zhang, “Marxism, Confucianism, and Cultural Nationalism,” in Zhiling Lin and Thomas W. Robinson, eds., The Chinese and Their Future: Beijing, Taipei, and Hong Kong (Washington, D.C.: The AEI Press, 1994), pp. 82–109.
第23章
鄧小平時代的終曲——南巡：1992
一代人之前的1965年，毛澤東對自己不能全面控制北京的「資產階級」政策而感到不悅。他無法在中央黨報《人民日報》上傳播自己的觀點，便在上海的《文匯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次日該文又由上海市黨報《解放日報》轉載。然後，71歲的毛澤東乘專列去了南方的杭州、韶山和武漢等幾個城市，為1966年發動的文化大革命點火。
這個故事在1991年又重演了一次。當時鄧小平對北京保守的經濟政策也感到不快，可是他對這些政策又不能完全說了算。他無法在《人民日報》上表達自己的觀點，便把它登在另一家報紙——上海的《解放日報》上。可是1991年這把火並沒有點著，決心已定的鄧小平在1992年又點了一把更大的火。他以87歲高齡，乘專列南下，先去武漢，然後是深圳、珠海和上海，他在這些地方成功點燃了擴大市場開放和加快發展的大火。
1988年通貨膨脹引起的恐慌，北京當局在1989年5月軍事戒嚴失敗後的幾近崩潰，蘇聯和東歐政權相繼垮台的新聞——這一系列事件使北京變得近乎絕望，氣氛高度緊張。陳雲仍是謹慎的計劃官員的核心，鄧小平則吸引著大膽主張擴大開放、加快發展的人。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建設派大多是從事引進新工廠和新技術的中央幹部，到1980年代末時，沿海地方政府已積累起自己的財富，形成了更強大的勢力基礎，使鄧小平能夠用來對抗謹慎的計劃官員。
陳雲手下謹慎的計劃官員認為，1988年的通貨膨脹失控要對1989年的悲劇負責，因此他們更堅定地要把國家控制在他們認為唯一安全的軌道上。鄧小平則認為，不加快國家的發展，共產黨的統治就會陷入危境，因此他同樣堅定地認為，只有加快發展和開放才能維持民眾的擁護，使國家得以生存下去。對政權可能突然崩潰的擔憂讓雙方關係更為緊張。[23-1]
鄧小平受挫：1990–1991
1990年1月21日至2月13日鄧小平在上海度假期間，他已經在爭取能使他壓倒保守派經濟政策的政治力量。他在上海與當地負責人討論了開發浦東的大項目。[23-2]他知道上海的負責人急於開發浦東，但這必須得到北京的許可。浦東是上海境內一片大約500平方公里的區域，靠近地理位置優越的長江入海口。當時這個地區大體上仍是農村，易於進行開發，甚至早在上世紀初，孫中山就曾萌生出在浦東建一個大港口的念頭。上海當地官員希望將它建成金融中心。[23-3]儘管上海一直受到中央政府的制約，但是在長江三角洲一帶，不但上海，而且鄰近的江蘇和浙江，工業已經有了實質性的增長。
鄧小平對如何加快經濟發展有著戰略上的考慮。他知道，鑒於上海的巨大規模和人才儲備，它的任何進步都將對全國的發展產生直接的積極影響，不但能夠惠及鄰近的江浙兩省，而且還有長江流域的數億人口。[23-4]1920年代鄧小平赴法途中，曾在上海停留一周，第一次體驗了這個城市的活力；十年後他又在上海做了幾個月的地下工作；1949年他曾短暫地參與中共對上海的接管；1980年代末，當他為冬季「休假」來到這座城市時，能夠感受到生氣勃勃的上海人有待釋放的能量。即使不像鄧小平那樣頭腦敏銳的幹部也十分清楚，上海的領導人對1930年代上海作為商業大都會的優越地位懷有自豪感，而當時的香港不過是個無足輕重的小城市；1980年代中央為廣東和福建率先進行試驗開了綠燈，卻沒有讓上海這樣做，這使他們十分不快。上海的負責人並不諱言：上海有著比廣東和福建的任何城市更高的教育、科技和工業水平。上海的領導人得到了群眾的全力支持，是鄧小平加快發展經濟的強大同盟。
1984年，作為開放的14個沿海城市之一，上海也獲得了一定的發展空間，但是從1984年到1990年，上海沒有得到北京多少幫助，它的潛力幾乎沒有發揮出來。廣東較易於得到外企投資，在不發達的地區建新廠成本雖然高，但尚可做到。然而，對上海巨大的舊工業進行改造，需要只有政府才能提供的資本來支持。上海肩負的為國家財政作貢獻的擔子如此之重，得到的支持卻很少，這讓上海的領導人感到不滿，他們一直在要求北京改變政策。北京一些部委的領導也願意向上海投資，因為他們已經開始擔心正在失去對廣東的控制，那裏的財政收入主要來自外邊而不是中央政府。假如北京為上海提供資本，國家的計劃官員對上海的控制能力要比對廣東大得多。
1988年和1989年鄧小平在上海過冬時，曾經與江澤民和接替江擔任上海市委書記的朱鎔基作過交談。朱鎔基在北京擔任國家經委副主任時鄧小平就認識他，把他視為一個難得的人才，他既有充滿自信的領導能力，又有發展經濟的戰略眼光和難得的改革魄力。1990年2月，鄧小平會見了朱鎔基和上海其他黨政軍幹部，與他們討論如何為當地的發展點火。[23-5]
2月回到北京後不久，鄧小平對李鵬總理說：「我已經退休了，但有一件事還是要給你講一講，你要更多地關心一下上海浦東的發展。」[23-6]兩周後的3月3日，鄧小平把江澤民、楊尚昆和李鵬叫來，向他們宣講國際形勢和國內經濟：「人民現在為什麼擁護我們？就是這十年有發展。⋯⋯假設我們有五年不發展，或者是低速度發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會發生什麼影響？這不只是經濟問題，實際上是個政治問題。」他然後又說：「要用宏觀戰略的眼光分析問題，拿出具體措施。⋯⋯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條件更好，可以更廣大地開源。比如抓上海，就是一個大措施。上海是我們的王牌。」[23-7]
遺憾的是，1990年，北京的領導人對鄧導師上的課和上海的領導人加速經濟發展的願望無動於衷。他們當時更多地是跟著謹慎的計劃派大師陳雲走。陳雲在上海郊區的青浦長大，經常回上海視察當地情況；在黨內，他在跟上海有關的問題上享有特殊的權威。陳雲反對在上海建經濟特區，不僅因為這有可能給國家既有的重工業和稅收基礎造成風險，還因為作為一個在1920和1930年代在那裏工作過的人，他深知資本主義的罪惡和上海商人那種在他看來對洋人過分卑躬屈膝的「買辦習氣」。因此，陳雲擔心外國租界死灰復燃。可是鄧小平對陳雲的遲疑已經失去了耐心。雖然沒有點名批評陳雲，但他在1990年2月說，上海的發展落後於廣東。圈裏人都知道，他這是在表達對陳雲反對開放上海的不滿。[23-8]
定於1990年12月25日至30日召開的七中全會將要研究五年計劃和十年規劃的草案。在會議前夕的12月24日，鄧小平又把江澤民、楊尚昆和李鵬叫來，再次給他們上課，講明加快發展的道理。他強調在2000年以前讓經濟翻番的重要性，鼓勵他的接班人不要害怕擔風險。[23-9]鄧小平重申，如果中國的經濟增長不夠快，經濟停滯就會變成政治問題，而緊縮政策加上外國制裁的負作用，正在放慢經濟增長的速度。鄧小平認為，只有放棄保守的經濟政策才能避免重蹈蘇聯和東歐的覆轍。[23-10]但是鄧小平的課依然沒有起多大作用。儘管他多次請求，七中全會仍然受到謹慎的保守派主導，他們更加擔心的不是增長速度放慢，而是經濟過熱。
鄧小平於1991年1月28日乘專列去了上海，在那裏一直住到2月20日。他既是為了冬季休養，也是想再次為經濟增長點火。聽過朱鎔基的彙報後，他視察了航空和汽車工廠，還有將要成為世界第三大懸索橋的南浦大橋的建設工地。[23-11]鄧小平重申他在1990年說過的話：1979年開放四個經濟特區時沒有開放上海，是他犯的一個錯誤，他原本應該利用上海的人才優勢。他強調開發浦東不但對上海市，而且對整個長江流域都很重要。他說，金融——他有意避免使用容易引發不滿情緒的「資本」一詞——是現代經濟的核心，中國想在金融領域獲得國際地位，全國都得靠上海。[23-12]
鄧小平在1991年並未能使他的星星之火變成燎原之勢。除夕時他和楊尚昆、李先念一起給上海負責人拜年的畫面上了全國的電視，但並沒有提到他要加快上海發展的努力。鄧小平的意見甚至沒有出現在《人民日報》上。不過，他在1991年也取得了兩個小小的收穫：他爭取到足夠的支持，把朱鎔基調到北京擔任副總理； 他還讓上海的報紙發表了幾篇文章，儘管用的是化名。1991年3月和4月，上海的幹部讓《解放日報》根據鄧小平不久前在上海的講話，整理出了四篇系列文章。[23-13]這些文章沒有暴露與鄧小平的關係，而是署名「皇甫平」（意思是「黃浦評論」，又可指「輔助鄧小平」）。[23-14]第一篇皇甫平的文章發表於3月3日，批評了「一些同志」把市場說成資本主義。文章說，計劃和市場只是利用資源的兩種不同方式，不是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的標籤。政治圈裏的人在猜測「皇甫平」的文章背後究竟為何人，但當時只有極少數人知道那是鄧小平。
中宣部動員《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對「皇甫平」的文章進行了反駁。1991年11月，在雄偉的上海南浦大橋的通車儀式上，替北京的保守派領導人說話的李鵬總理公開批評了皇甫平的文章，他說，這些文章讓人錯誤地以為北京的政治氣氛發生了變化。[23-15]
1991年，黨的幹部開始籌備將於次年年底召開的中共十四大。鄧小平明確表示，假如江澤民致力於加快發展和擴大開放，他會支持他，不然他就要支持黨的其他領導人。但是其他領導人也都受制於當時的主流氣氛。例如，朱鎔基到北京擔任副總理後，仍在忠實執行元老們保守政策的李鵬總理感到了來自鄧小平的壓力——這是要用朱鎔基取代他領導經濟。但李鵬頂住了壓力，朱鎔基在1991年別無選擇，只能執行當時的謹慎政策。
陳雲和鄧小平都避免公開鬥爭，但他們各自的擁護者卻在公開替他們說話。1991年10月，國家主席楊尚昆借紀念辛亥革命80周年之機，支持更加大膽地實行改革開放。[23-16]為另一方說話的鄧力群則在1991年10月23日的《人民日報》上撰文警告說，階級鬥爭很尖銳，存在著「和平演變」——即用資本主義逐漸取代社會主義——的危險，這正是自由派夢寐以求的事情。[23-17]1991年底，當幹部們為即將召開的黨代會作準備時，戰線變得明朗起來。保守派在11月25日至29日的八中全會上仍佔上風，於是鄧小平拿出了他的慣用手段：不把時間浪費在爭論上，他要採取行動爭取支持。
鄧小平南巡：1992年1–2月
當鄧小平的專列於1992年1月17日駛離北京站時，北京的其他中央領導並沒有收到通知，甚至連江澤民也不例外。這次出行完全由武警部隊一手操辦。北京的其他領導人和南方負責接待他的幹部只知道，鄧小平夫妻、他們的四個子女（只有小兒子鄧質方沒有隨行）及其配偶和孩子，一行17人，要出門散心觀光，進行「家庭度假」。誰能反對這個老領導的家庭去度假呢？
鄧小平南行的第一站是武漢，這裏是華中地區的鐵路樞紐，也是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的地點。鄧小平於1月18日上午抵達武昌火車站。儘管只是家庭度假之旅，但對待鄧小平這樣顯赫的人物，湖北省委書記關廣富和省長郭樹言還是前往月台迎接鄧小平的到來。鄧小平只在月台上停留了20分鐘，時間雖短，卻足以讓他發一通脾氣。鄧小平說：「電視一打開，盡是會議，會議多，文章太長，講話也太長，而且內容重複⋯⋯你們要多做少說。⋯⋯周總理四屆人大﹝1974年﹞的報告，毛主席指定我負責起草，要求不超過五千字，我完成了任務。⋯⋯現在文件多如牛毛。」他提到這樣的情況：省委書記去農村考察一個星期回來，文件就堆成了山，讓他頭痛。[23-18]鄧小平一向反對空話、長篇報告和不作認真準備的會議，他曾說過：「沒有話把嘴巴一閉⋯⋯會議和講話是為了解決問題的。」[23-19]發了一通脾氣後，鄧小平說出了他的要點：「誰反對改革，就讓誰下台。」儘管他是在向武漢當地的人說話，他的話也沒有登在公開的媒體上，但很快就引起了江澤民的注意。兩天以後江澤民對手下的幹部說，要加快開放步伐，恢復對外開放政策，減少會議的數量。[23-20]
列車於當天下午抵達長沙火車站，鄧小平花十分鐘時間接見了湖南省委第一書記熊清泉等省級幹部。鄧小平聽到1991年儘管有自然災害，湖南還是取得了大豐收後十分高興。但鄧導師還是給他們上了一課：他指示熊清泉說，湖南「搞改革開放的膽子要更大一些⋯⋯要加快經濟發展」。[23-21]
1月19日星期一上午，鄧小平在廣州短暫停留後，與陪同他的省級領導一起，開始了對最有活力的特區——深圳和珠海——為期11天的視察。當地幹部一周前才接到通知為鄧小平的到來作準備，他們跑到鄧小平要去的所有地方佈置保安，安排包括痰盂在內的必要設施。他們只接到通知要為接待鄧小平一家人前來度假作準備，但是當鄧小平到達深圳時，他們已經收到在武漢和長沙與鄧小平見過面的幹部的詳細報告，他們意識到，這並非一次尋常的家庭度假。[23-22]
廣東省委書記謝非、省委副秘書長陳開枝和其他幾位省裏的幹部與一些當地幹部一起在深圳為鄧小平做嚮導。在迎接鄧小平的幹部中，有些人在1984年就接待過鄧小平，他那次來時肯定了經濟特區的成就。鄧小平到達下榻的賓館後休息了十分鐘，然後與謝非等人在賓館的花園裏散步。鄧小平的女兒鄧楠提醒父親說，八年前他在這裏題過詞。鄧小平隨口便背誦出了他當年的題字：「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這引來高興的東道主一片喝彩，他們把鄧視為最強大的助推器，不同於那些試圖限制他們投資的北京官員。
鄧小平為了保持體力，只在每天上午遊覽三小時，然後與家人一起吃飯，午睡，下午休息。在當地一次外出遊覽時，家人在一塊標識上看到用鄧小平筆跡複製的 「深圳」二字，女兒鄧楠說：「你應該收利息，你有知識產權啊。」[23-23]鄧小平笑了。後來他們在仙湖植物園看到從成都運來的竹子，鄧小平對當地導遊開玩笑說，你們也要給四川支付知識產權費啊。[23-24]鄧小平這個玩笑是深有寓意的：人們都知道鄧小平對西方要求中國支付大筆知識產權費的批評，鄧小平提醒西方人說，其他國家模仿中國的火藥和印刷術一類的發明，中國並沒有為此收過費。但是鄧小平也明白中國需要適應新的國際秩序。在視察深圳一家生產CD光碟的工廠時，他問他們是否從外國買了版權，並提醒工廠經理說：「一定要遵守有關知識產權的國際規則。」[23-25]
在廣東，鄧小平到處都被喜歡和感激他的人團團包圍。在1982年和1983年，他雖然最初沒有為特區辯護，但是當1984年特區受到北京保守派的嚴厲批評時，他卻表揚了特區。廣東人有一個說法：遇到綠燈往前走，看到黃燈抓緊走，碰上紅燈繞著走。然而在1992年，廣東人仍然擔心來自北京的黃燈和紅燈，渴望看到綠燈。鄧小平正在支持他們的事業，支持擴大對外開放和加快經濟發展，反過來，他們成了鄧南巡計劃的啦啦隊。
按照北京為「家庭度假」制訂的官方原則，鄧小平只帶了一名記者和一名攝影記者，也沒有舉行記者招待會。但是當他開始視察深圳時，估計有50到60名攝影記者緊緊尾隨著他的「家庭度假」，很多人甚至買了盒式錄音機，以便能夠捕捉鄧小平的每一句話。[23-26]
鄧小平心情振奮地觀看當時在中國還不多見的高樓大廈，認真細緻地視察新技術，聽當地幹部彙報情況。當地幹部告訴鄧小平，1984年時深圳的人均收入只有600元，1992年時已經達到2,000元。鄧小平不可能不為自己加快發展的夢想可能變為現實的前景而歡欣鼓舞。在為鼓勵加快發展的南行途中，當鄧小平看著那些高樓大廈時，他也是在享受自己用改革開放政策所播下的種子結出的碩果。
鄧小平來訪的消息不脛而走，每當他從工廠和辦公樓走出來時，都有大批普通市民在等著他。他在53層的深圳世貿中心旋轉餐廳俯瞰了這座城市的新建築，當他走出大樓時，有大批群眾向他鼓掌歡呼。[23-27]雖然鄧小平有不善言談的名聲，但在女兒鄧楠的幫助下——她不斷湊到耳邊，把他因耳聾聽不清楚的話大聲告訴他——他完全融入了與當地幹部和充滿感激的群眾的交談之中。在北京的許多幹部眼中，鄧小平是個嚴厲的司令員，深圳的群眾卻親切地向他呼喊「叔叔好」、「爺爺好」，在他們看來，他熱情機智，平易近人，對所有新事物有著濃厚的興趣。
但是，在乘車時的私下場合，他憤怒批評了北京的保守派。他要求隨行的當地幹部——他們都支持他的想法——不要公開他的私下談話。不過即使在公開場合，他也表明了自己的擔心，他說，左的政策會造成可怕的後果，甚至會葬送社會主義。[23-28]他警告說：「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23-29]在與地方幹部的坦率交談中，針對那些把特區說成搞資本主義、受到外國人控制的批評者，他說，只有四分之一的投資來自外國人。他又說，中國在政治上控制著所有外國公司，可以確保它們對中國有益。他不僅不擔心現在的外資水平，還主張增加外資數量，建立更多的合資企業：外國企業不但交稅，還能為工人提供就業崗位和工資。[23-30]
與在北京參加黨內會議的鄧小平相比，已經退休的鄧伯伯和當地幹部的交談要隨意得多。鄧小平心情放鬆，不拘一格，風趣的言談常引起當地領導的共鳴。鄧小平上了他的最後一堂課：他敦促幹部們大膽工作，努力試驗。他重複了他在各地說過的話：堅持改革開放，保持一個精幹的政府，培養年輕人，少說多做。參觀了世貿中心大廈後，鄧小平在返回賓館的大巴上再次談到他的很多基本觀點：計劃不等於社會主義，市場也不等於資本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貧窮不是社會主義。要走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先富起來的地方要多繳稅，用來幫助落後地區。但各地的情況不可能很快拉平，不能搞「大鍋飯」，這會打擊人們的熱情。鄧小平鼓勵幹部進行試驗，敢於冒險，不要怕犯錯誤，有錯改了就好。[23-31]
鄧小平鼓勵深圳在20年內趕上香港、新加坡、南韓和臺灣這亞洲四小龍。他說：「新加坡的社會秩序算是好的。他們管得嚴。我們應該借鑒他們的經驗，而且比他們管得更好。」聽過有關深圳的貪污受賄和腐敗問題的彙報後，鄧小平說：「你們要堅持兩手抓，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打擊各種犯罪活動，兩手都要硬。」[23-32]
在深圳度過五天後，1月23日深圳市委書記李灝向鄧小平介紹了他對司法體制加以改造、規範和擴充的計劃。鄧小平仿佛仍在擔任國家領導人一樣，表示完全同意這些想法，並鼓勵李灝大膽落實。北京的很多幹部批評深圳走得太快，但鄧小平送給李灝的離別語是：「你們要搞快一點。」李灝回答說：「我們一定會加快步伐。」[23-33]鄧小平的下一站是珠海，該市市委第一書記梁廣大來到深圳，陪同鄧小平一家人和省裏的官員，乘船一小時跨過寬闊的珠江三角洲，來到了珠海。當船經過清代海關舊址時，鄧小平再次提到他的離別叮囑的要點：中國過去受到外國帝國主義的欺負，但那時代已經過去了，「落後就要挨打啊。我們已經窮了上千年，不能再窮下去了，如果不重視科學技術和教育，還要挨打」。[23-34]
廣東省委書記謝非和梁廣大十分清楚，鄧小平也擔心日益加劇的經濟不平等現象；他們知道他一直在鼓勵先富幫後富。他們在船上告訴鄧小平，一派繁榮氣象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正在大力幫助廣東北部和西部的貧困山區。鄧小平回答說，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進步，靠的是各地願意搞試驗的人的創造性，靠的是政府將行之有效的做法進行宣傳、把各種新思想推廣到全國其他地區的能力。[23-35]
澳門比香港小得多，也不像香港那樣喧鬧。與此相似，毗鄰澳門的珠海比深圳小，也不像深圳那樣繁忙。在珠海29層貿易中心的頂層旋轉餐廳，鄧小平和家人眺望了建設中的高樓大廈。就像在深圳一樣，鄧小平與群眾熱情相處。在珠海的一家工廠，有人估計他和上百人握了手；在大街上，保護他的警察不得不限制他走進人群和更多的人握手。
鄧小平在詢問當地居民時，想搞清楚沿海城市的經濟發展能以多快的速度向偏遠地區擴展，推測未來的發展對群眾意味著什麼。他已經能夠看到很多跡象，各種消費品——自行車、洗衣機、收音機、手錶等工業製品——正在走進農民家庭。[23-36]他高興地聽到窮困地區的農民工在沿海地區找到了就業機會。海外留學青年回來報效祖國的報告也讓他大受鼓舞。他得知富有創業精神的中國人所領導的工廠已經接近世界技術水平。他表揚了當地領導利用市場推動社會主義事業所取得的成就，而從中受益的社會主義制度又能使市場更加成功。他說，從集中人力抓緊辦事這方面說，資本主義趕不上社會主義。他還指出，如果沒有從1984年到1988年取得的進步，1989年到1992年這個困難時期的事情就不會那麼順利。
從珠海驅車前往廣州的途中，鄧小平在珠海以北的兩個縣——中山和順德——停留了片刻，經濟特區的活力向鄰近地區的快速擴散也使這兩個地方蒸蒸日上。在廣州與省領導層交談了一個小時後，鄧小平登上列車前往上海，途中在江西東部的鷹潭作了短暫停留。[23-37]
到達鷹潭時，鄧小平也在車站會見了當地幹部，他們向鄧小平彙報了去年的大豐收和抗擊洪災取得的成績。鄧小平對他們的工作給予表揚，但也對他們說，要多種樹，這能防止造成洪災的水土流失。鄧小平還說，幹部要走得更快一點，放開膽子進一步開放。鄧楠這時插嘴說，父親一路上老是在重複這些話；她又說，父親很關心江西，六十年前他就在江西蘇區工作過，文革中又在江西生活了三年半。事實上，鄧小平一路上講了不少自己1931年在瑞金和會昌的往事。[23-38]鄧楠提醒父親說，1973年2月19日，在經歷了文革期間「下放」農村的歲月後，他們一家人就是從鷹潭踏上了返京的列車。[23-39]如今他們從鷹潭乘坐列車前往上海，當他們抵滬時，鄧小平在廣東播下的擴大對外開放的種子已經開始結出果實了。
突破
鄧小平在1990年和1991年未能讓國家回到改革開放的快車道上，但是由於香港的媒體和珠海的一次會議，他在1992年取得了戲劇性的突破。
按照行程安排，鄧小平沒有舉行記者招待會，但他在深圳的消息一傳出，香港記者便蜂擁越過邊境前來報道他的南行。1月22日，鄧小平到達深圳三天後，香港的《明報》就爆出了他南行的消息和加快開放的意見。該報還說楊尚昆也在深圳陪同鄧小平。敏感的香港讀者立刻意識到，鄧小平的南行並非尋常的家庭外出度假。
香港左派報紙的編輯仍記得很多同事因支持「六四」示威而被解僱，因此在報道鄧小平的行程和講話時忐忑不安，但他們仍然在1月23日同香港電視台一起報道了鄧小平來到深圳的消息。由於中國的宣傳部門無法在毗鄰香港的大陸地區遮罩掉香港的電視信號，廣東南部有數百萬人在香港電視台上看到了鄧小平在深圳的部分畫面。
北京那些站在謹慎的計劃官員一邊的宣傳幹部面臨著艱難的選擇：儘管鄧小平南行的消息已在華南各地傳開，但他們可以繼續裝聾作啞；或者承認這次南行，但盡量弱化鄧小平對那些在改革開放上立場更保守的人的抨擊。同時，鄧小平的支持者——那些希望允許他們加快發展的南方當地幹部，則願意冒險把鄧小平的意見傳播出去。
由於鄧小平在深圳和珠海引起的關注，保守的媒體負責人很難對他的南行佯裝不知，但他們還是努力這樣做了。2月3日，北京的電視台播出了鄧小平和楊尚昆與上海領導人參加春節團拜會的消息，但隻字未提他的深圳和珠海之旅或推動改革的努力。同一天，英文版《中國日報》登出一幅楊尚昆和鄧小平在深圳拍攝的照片，但並未註明照片日期。2月4日，上海市委下屬的《解放日報》的編輯很聰明，他們沒有提鄧小平南行，但在頭版登出一篇文章讚揚鄧小平解放思想的努力，這是得到三中全會批准的，也可以視為給上海要上馬的大項目助力。[23-40]不過，當時廣東和上海的當地媒體都極想傳播鄧小平南行的消息，加之鄧小平南行在華南已是家喻戶曉，北京的宣傳部門也無法阻擋外界知曉鄧小平南行的目的。
在珠海，鄧小平召開了一個表面上與軍事規劃——在江澤民領導下，這項工作又熱了起來——有關的會議。鄧小平把他在武漢說過的話又重複了一次：「誰不改革，誰就下台⋯⋯我們的領導看上去像是在做事，但他們沒做任何有用的事。」[23-41]鄧小平在珠海出席的這次有關「軍事規劃」的會議是由六名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喬石主持的。由於喬石分管國內治安，開這樣的會也順理成章，但喬石也被很多人認為具備擔任最高領導人的素質，是江澤民的潛在競爭者，所以這次會議也可能和中國的領導層的人事安排有關。對江澤民來說更加意味深長的是，出席會議的還有國家主席兼軍委副主席楊尚昆和另一名軍委副主席劉華清將軍。到會還有楊尚昆的弟弟、解放總政治部主任兼中央軍委秘書長楊白冰。這些幹部都與安全問題有關，但他們對加快改革的必要性的認識也與鄧小平意見一致。[23-42]
中國出版的有關鄧小平南巡的書中沒有提到珠海會議，官方的《鄧小平年譜》中也沒有相關紀錄。這種省略不難理解，中共領導人不想向群眾透露黨內矛盾。但是，會議的與會者和珠海的觀察者所透露出的消息，從江澤民在會後幾周內的反應中得到了證實。出席會議的軍隊領導人的強大陣容表明，如有必要，軍隊高層願意擁護一個新的領導人。
江澤民的反應
亟欲得知珠海會議確切內容的江澤民，說服福建省委第一書記賈慶林給了他一份會議錄音；此後不久官方就宣佈賈慶林入選政治局。江澤民並沒有在春節給鄧小平打電話的習慣，但是在2月3日，即鄧小平離開珠海五天後，江澤民打電話給鄧小平拜年。他後來承認，這次通話並非隨意而為。[23-43]此後江澤民便成了更大膽的改革派。
鄧小平於1月31日到達上海，在那裏休息了三周。與在特區時相比，他邁著更加從容的步伐視察了浦東的開發，審閱了他在深圳和珠海講話的文稿。[23-44]他還遊覽了剛完工的浦東大橋以及楊浦大橋的建設工地。[23-45]他再次作了「自我批評」，說過去沒有把上海建成特區是一個錯誤，但是他提出，上海現在起步可以利用它作為後來者的優勢，從廣東的經驗中學習，能夠把事情辦得更好。
同時，由曾做過華國鋒和胡耀邦秘書的鄭必堅牽頭的一個寫作班子，寫出一個對鄧小平在深圳和珠海的講話作了系統總結的稿子。他們先是拿到了廣東幹部準備的一份兩到三萬字的鄧小平南行講話紀要，和鄧小平一起作了數次修改後，把它濃縮為一個七千字的報告。與鄧小平在行程中的生動講話相比，這個報告看上去官方色彩更濃一些，它在鄧小平離開上海前完成。[23-46]
鄧小平在上海停留期間，陳雲也住在上海，但鄧小平沒有安排與他見面。不過楊尚昆主席和上海市委書記吳邦國親自去給陳雲拜了年。[23-47]像陳雲這樣老練的領導人自不難理解鄧小平這些精心謀劃的動作在政治上的微妙之處，也不難瞭解鄧小平加快改革的努力所得到的軍界的強力支持，以及浦東開發計劃所得到的上海市委的熱烈擁護。
鄧小平十年來一直忙於工作，從未逛過商店，但是他有一天上午去了當時中國最大的零售商店——上海第一百貨公司。他在這裏可以看到琳琅滿目的消費品，這與14年前改革剛開始時消費者在貨架上看到的可憐的供應狀況形成了鮮明對比，這只會使他對中國的進步感到更加自豪。[23-48]在女兒鄧榕的幫助下，他給孫子們買了幾枝筆，作為送給他們的禮物。
當鄧小平踏上回京的列車時，他有理由期待自己的南行達到了目的，現在江澤民要加快發展與改革了。[23-49]確實，從2月20日鄧小平離滬回京到3月6日，《深圳特區報》的人對鄧小平會取得最後的勝利相當樂觀，大膽發表了八篇詳細報道鄧小平南行的系列文章。[23-50]雖然北京宣傳部門的領導試圖阻止這些文章進入北京，但最終仍無法避免它們被全國的讀者看到，當然也包括首都北京的人。
2月中旬，鄧小平回京前幾天，江澤民已經在公開說，他擁護鄧小平進一步改革的呼籲。[23-51]江澤民通過從珠海得到的報告認識到，鄧小平已經下定決心，假如他不大膽推進改革開放，鄧小平就會讓他靠邊站。江澤民從鄧小平的南行中，能夠看到他爭取到了北京和地方重要領導人的很多支持。後來江澤民也承認，當時他斷定鄧小平的觀點會佔上風，他的明智之舉就是支持這些觀點。[23-52]
鄭必堅整理出的鄧小平特區講話概要完成後，江澤民經政治局批准，把稿子發給了人數有限的最高層幹部。與鄧小平的即興講話相比，整理後的講話稿已不那麼咄咄逼人，但依然有力，直截了當。當黨內領導層開始意識到鄧小平南行所受到的關注並讀過報告後，他們認識到鄧小平儘管已經年邁，但他在發動一場決定性的戰役，他的擁護者正在迅速增加。[23-53]上海、廣東等地的領導人希望加快市場開放，對其結果更加樂觀，所以都站在了鄧小平一邊。即使沒有鄧小平的南行，外國制裁的逐漸取消和保守派在降低通脹壓力上取得的成功，也會使中國的領導層提高發展目標。但是鄧小平的南行及其成功地讓江澤民轉變立場，使變化來得更早，並以更快的步伐持續下去。
儘管江澤民開始轉向鄧小平的觀點，全國性的媒體仍遲遲沒有宣傳鄧小平的南行和講話內容。2月20日，鄧小平回京的前一天，保守派的雙月刊《當代思潮》為維護計劃官員的謹慎觀點作出了最後抵抗，發表了鄧力群的一篇無疑是反映陳雲觀點的文章。該文稱，主要危險不是來自左，而是來自右。「信奉自由主義執迷不悟的人，正是打著反『左』的幌子，反對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如不加以反擊，結果必然是各種反共思想的大氾濫。」[23-54]
然而潮流已變。文章登出來之後，保守派的聲音日漸衰落，因為江澤民及其同事開始讓民眾作好準備，他們要回應鄧小平加快發展的呼籲。2月21日，即鄧小平回京當天，《人民日報》刊發了根據鄭必堅整理的講話稿撰寫的社論，題為〈更大膽地進行改革〉。[23-55]社論仍然未提及已被香港媒體大肆報道了一個月的鄧小平南行。但是一周後的2月28日，北京領導人下發了根據鄧小平一周前的講話寫成的中央2號文件，在更多的高層幹部中傳閱。就像大多數黨的文件一樣，它措辭慎重，四平八穩，失去了鄧小平最初講話的力量與活力。文件的標題是〈關於傳達和學習鄧小平同志重要講話的通知〉。它只印發給了全體中央委員和個別團體，例如中央黨校的2,000名學員和教師。[23-56]
在3月9日至10日的政治局會議上，全部15名政治局委員討論2號文件時，形成了一致支持文件的意見。鄧小平以地方幹部的支持作為後盾奮力前行，他利用了香港媒體並動員軍隊的支持。但是他也利用了經濟領域傳來的喜訊。不但通脹在陳雲的努力下得到控制，工業也開始增長，出口強勁，外國開始放鬆制裁。經濟擴張的氣氛已經大為改善。
在政治局會議上，楊尚昆主席首先發言大力支持文件，江澤民隨後也表示完全擁護鄧小平的意見，承認自己在推動改革上行動不力。[23-57]政治局一致肯定了鄧小平南行講話中加快改革開放步伐的觀點，同意把它作為將在年底召開的中共十四大的核心內容。鄧小平後來也同意將2號文件作為三卷本的《鄧小平文選》的最後一篇文章。熟悉鄧小平言行的人，不會對他的意見的基本思想感到意外：更大膽地實行改革和對外開放。
3月的政治局會議之後，鄧小平南行講話的要點就成了官方政策的指導方針。3月11日，政治局會議後的第二天，也是鄧小平開始南行兩個月以後，新華社終於正式報道了鄧小平南行的新聞，並在相關社論中提出要更大膽地實行改革開放。但是直到3月31日，《人民日報》才終於「歸隊」，刊登了鄧小平視察深圳的詳細報道。
氣氛的變化
隨著鄧小平南行的消息得到全面報道以及政策開始發生變化，鄧小平的講話也成了著名的「南巡談話」。「南巡」是帝制時代皇帝巡視南方（指長江流域，不像鄧小平南下那麼遠）時使用的說法。為了消除鄧小平像個皇帝的印象，官方的說法換成了更為中性的「南方談話」。
保守派幹部意識到了鄧小平講話得到的普遍擁護，勉強同意了反映鄧小平講話精神的文件。在3月20日全國人大的年度會議上，人大代表中間的政治氣氛反映著鄧小平南行帶來的幹勁。[23-58]知識分子和軍隊幹部利用已經變化的氣氛，在各自單位向左傾思想發起了進攻。楊白冰在3月23日宣佈，軍隊要「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這是在明確警告那些拖後腿的人。
5月底，黨中央印發了旨在貫徹鄧小平政策的4號文件。文件宣佈開放長江沿岸的5個內陸城市和9個邊境城市，並宣佈30個省會城市一律享有和經濟特區同樣的特殊政策。[23-59]
南行後的幾個月裏，鄧小平並沒有同江澤民見面，告訴他如何進一步推動改革開放，也沒有明確表示支持江澤民。實際上，據江澤民說，他覺得鄧小平仍在考驗他，潛在威脅猶在：假如江澤民不全力支持改革，得到軍隊擁護的鄧小平有可能用喬石把他換掉。
江澤民決心在鄧小平的最後考試中過關。春季，在公開場合，他變成了進一步改革開放的大力鼓吹者。他仔細擬定了6月9日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學員畢業班上的講話。[23-60]在這篇題為〈深刻領會和全面落實鄧小平同志講話的重要精神，把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搞得更快更好〉的講話中，他全面說明了貫徹鄧小平南巡講話精神需要做些什麼，總結了鄧小平自1978年三中全會以來的貢獻。江澤民說，要加快改革步伐，把增長目標提高到每年9%至10%（當時五年計劃的官方目標仍是李鵬在全國人大會議上所說的6%）。江澤民說，要大膽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經驗，沒有必要討論改革姓「資」還是姓「社」。江澤民進而把這些想法概括為一個他估計能得到鄧小平贊成的說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23-61]
6月12日，在作了這次重要講話三天以後，江澤民這位後輩抱著希望去問師傅，是否同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說法，顯然它是被打算用來取代陳雲的「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鄧小平說他喜歡江澤民的講話，這讓江澤民如釋重負；鄧又說：「其實深圳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江澤民的考試過了關。隨後，鄧小平仿佛仍然是最後的決策者那樣，他讓江澤民把中央黨校的講話在內部傳閱，如果反響好的話，可以作為十四大的主題。不出意外，反響果然不錯。
陳雲是謹慎保守的政壇元老，但也是一向擁護中央決策的嚴守紀律的黨員，他接受了政治局關於加快改革開放的一致決定。1992年初他為過冬去上海住了數月，他看到浦東的進步，與負責開發浦東的上海幹部進行了交談。4月26日，陳雲回京的前一天，聽了上海市委書記吳邦國和市長黃菊的彙報，他不但贊成他們搞活上海的努力，而且讓他們膽子更大一些。
大約三個月後的7月21日，陳雲在紀念他的長期同事、一個月前去世的李先念的文章中寫道：他和李先念從未去過特區，但是他們都認為這種試驗是必要的，「我們要從特區的經驗中學習，把它們辦成功」。他說，他對深圳的現代建築、它所取得的出口增長率遠高於進口增長率的巨大成就印象深刻。他還說：「中國的經濟發展變得規模更大，比過去更複雜，很多過去有效的做法已經不能適應當前改革開放的形勢。新的形勢要求我們不斷學習探索，解決新問題。」[23-62]陳雲一直在努力將通貨膨脹降下來，使計劃體制平穩運行。1992年，多虧他在1988年開始實行的緊縮政策，通脹得到了控制，出口克服了外國制裁的影響開始增長。陳雲在他的畢生事業即將結束時，承認中國正在進入一個更加複雜的新時期。實際上他是給下一代領導人投了信任票，他們將帶領中國走上另一條道路，這與他過去為之奮鬥的道路大不相同。
到夏天時，鄧小平已鞏固了自己的勝利。地方幹部獲准提高投資比例，擴大對外貿易，沿海地區的試驗也被推廣到內地。鄧小平可以把精力用於國家在今後幾十年將面對的另一些問題了。7月24日，在看了為即將召開的十四大準備的文件草稿後，鄧小平提出了幾個有待思考的問題：農村體制、他本人在中國的發展中的作用、統治制度、國家安全。
關於農村政策，鄧小平承認，包產到戶和取消公社對於調動農民的積極性是必要的。但是由於新的農業技術的出現和發展，耕作小塊土地的農戶單靠自身財力無法提升技術，到一定時候仍然需要大的集體組織。鄧小平建議領導人在這件事上不要操之過急，要等待農戶主動要求改變體制。
在考慮自己的思想遺產時，鄧小平說，領導人不能誇大本人的作用，要實事求是。推動改革開放是一個宏大而複雜的過程，沒有哪一個或幾個領導人能把所有的事情都想到。例如，誰也沒有事先深入思考過依靠鄉鎮企業，它們卻成了中國發展的重要因素。1978年以來中國取得的成功，是來自廣大人民群眾的經驗。他本人的作用只是把這些發展作了總結，向更多的人推廣。
關於統治和自由的問題，鄧小平說，「民主集中制」仍是「最合理的制度」，要作為治國的基本原則加以堅持。領導人要想辦法鼓勵人們表達自己的觀點，但是決定一旦作出，就應當服從集體決定。
鄧小平還談到中國的安全問題。他說，各國之間的勢力制衡正在發生重大變化，仔細研究這些變化十分重要。在當前形勢下，他認為中國可以繼續縮小軍隊規模，但同樣重要的是提高軍隊人員的素質，增強戰鬥力，準備好在必要時能夠保衛國家。[23-63]
鄧小平審閱並批准了江澤民將在十四大上做的報告。報告的核心內容是他南行時表明的觀點：加快改革開放。
中共十四大：1992年10月12–18日
中共十四大像以往一樣，對有關當前和未來政策的文件作了認真討論，但它首先是對鄧小平及其成功政策的公開頌揚——實際上，是為他的退休召開的歡送會。大會的主要發言，即江澤民所做的政治報告，充滿了對鄧小平及其政策的讚揚，這一政策將成為中國未來五年的指導路線——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當然，江澤民的講話也反映著與保守派的某種妥協。鄧小平原來提出的年增長率是10%，江澤民的報告則建議把目標定為8%或9%，但這仍比李鵬早先提出的6%高出許多。[23-64]
江澤民不但讚揚鄧小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而且把他的觀點上升到「鄧小平理論」的高度。知情人都清楚，鄧小平是個實幹家，不是意識形態宣傳家；與共產黨國家的很多領導人不同，他並不認為擔任最高領導人必須成為理論家。但是對於江澤民來說，把鄧小平的觀點上升到理論高度，能夠加強它的重要地位，使之可以與「毛澤東思想」平起平坐，讓人們能夠像幹革命一樣集中精力搞四化。
鄧小平的功績是，他提出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採用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說法。鄧小平「理論」正是按他所希望的樣子完成的：它們為支持繼續擴大市場的實用主義政策提供了意識形態的合法性。江澤民還重申了鄧小平關於有些事情不要管它姓「社」姓「資」的觀點。公有制仍然是主要的所有制形式，但要繼續使國有企業變成更加獨立的經濟單位。要在試驗的基礎上引入股份制，不但要擴大商品市場，還要發展資本、技術、勞動力、信息和住房市場。科學技術不但是生產力，而且是第一生產力。[23-65]總之，這次大會是對鄧小平基本觀點的明確肯定。毛澤東的基本信念——階級鬥爭和不斷革命——在他去世之前就已經式微，並且隨著他的去世而消失。相反，鄧小平的基本政策和人民的經濟需求與願望產生了共鳴，在後來的十幾二十年裏繼續指導著政府的決策。
在天安門悲劇剛過去三年的這次大會上，江澤民像鄧小平一樣，更加強調穩定而不是政治改革。在十四大上，他沒有再提趙紫陽在上次大會上提出的黨政分開和黨企分開。像鄧小平一樣，江澤民用嚴厲的措詞譴責了1989年的「反革命暴亂」，但他仍然堅持主要威脅不是來自右，而是來自左。[23-66]
雖然鄧小平的精神主導著中共十四大，但直到大會結束時他才到場。鄧小平進入會場時，走到江澤民身邊站了大約20分鐘，讓電視攝錄機拍下他們兩人在一起的鏡頭。鄧小平把衣缽傳給江澤民，這條新聞傳遍了全國，傳向世界。[23-67]江澤民已經表明要堅定地繼續實行改革開放，鄧小平現在表明他完全支持江澤民。從那一刻起，江澤民不再需要回頭看鄧小平是否同意；權杖已傳到他的手裏，鄧小平等人現在把他稱為黨的第三代「領導核心」。[23-68]
在中共十四大之前不久，鄧小平迫使他的長期盟友、與他一起南行的楊尚昆和楊白冰兄弟退休。[23-69]鄧小平指定77歲的劉華清——他能聽從江澤民的領導——和江澤民的親信曾慶紅取代了他們。[23-70]江澤民長久以來一直覺得，比他資格老的楊氏兄弟是礙手礙腳的對手。鄧小平早先曾對江澤民說：「毛主席當家時是他說了算，我當家時是我說了算，如果你當家後也能說了算，我就放心了。」[23-71]鄧小平與楊尚昆和楊白冰關係密切，但是對於他來說，一個強大團結的國家領導班子要比私人友情更重要。他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讓江澤民獲得能指揮一班人為國家提供有效領導所必需的全部權威。
毛澤東去世後，他選出的接班人不是被捕就是被排擠到一邊，而鄧小平退休前選出的接班人繼續領導了國家二十多年。在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上，江澤民再次當選為新一屆領導人，他幹完了十年任期，外加趙紫陽留給他的兩年。儘管鄧小平在1992年春天之前有一些擔憂，但江澤民在天安門悲劇後的艱難時期，面對世人的懷疑和外國制裁，成功維護了國家的團結並領導著國家。他堅定地執行著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表現出傑出的政治才幹。鑒於天安門悲劇和蘇聯東歐共產主義政權全面崩潰後的各種不確定因素，江澤民能成功地掌舵穩定前行，堪稱一項了不起的成就。
1992年6月，被鄧小平在1991年調到北京的可信的經濟領導人朱鎔基副總理，兼擔任了新組建的經貿辦公室主任，這個部門成了在監管經濟工作方面權力最大的機構。[23-72]後來，1993年3月的全國人大會議上宣佈了新的政府人事任命，李鵬再次當選總理，朱鎔基成為第一副總理。李鵬在鎮壓「六四」示威中發揮過重要作用，所以只要有他擔任總理，鄧小平便不必擔心為「六四」平反的問題。朱鎔基在管理經濟上成績卓著，尤其是他既克服了通脹壓力，又沒有使經濟像1988年至1989年那樣硬著陸。朱鎔基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上成為國務院總理。
鄧小平在十四大選定的政治局常委中最年輕的成員是胡錦濤，他成為繼江澤民之後的接班人。那次大會時他只有50歲，比其他成員的平均年齡小8歲。胡錦濤努力爭取其他老領導對他的繼續支持，後來經中共十六大和十七大通過，他作為第四代領導人核心擔任了兩屆總書記。這樣，鄧小平選定的接班人在1992年之後就得到了三屆黨代表大會的認可。
正如鄧小平計劃的那樣，中共十四大也標誌著任期終身制的結束。為老一代革命家表達意見提供正式渠道——因此也緩解了他們從一線退下來後的心情——的中央顧問委員會被正式解散。不但鄧小平，而且包括鄧小平的對手陳雲在內的老一代領導人，全都退出了政壇。此後，包括最高領導人在內的所有任命都有任期限制。1992年當選的另一些擔任重要職務的幹部，都是根據鄧小平的人事政策——把在原來的崗位表現突出的人一步步提拔到更高的崗位——選出來的。
1992年當選的政治局委員，都是與鄧小平的政策完全步調一致的人。進入政治局的兩名政府部長——外交部長錢其琛和外貿部長李嵐清——以外交事務和擴大對外開放作為本職工作。在1992年以前的政治局委員中，有一名代表內陸省份的成員，但他在1992年落選，新增的五名擔任省級職務的政治局成員，都來自在鄧小平開放政策下蓬勃發展的沿海省市：廣東的謝非、北京的陳希同、上海的吳邦國、天津的譚紹文和山東的姜春雲。仍然留在政治局的北京幹部也都是來自沿海地區：喬石、楊白冰和劉華清，他們曾於鄧小平南巡期間在珠海與他一起策劃戰略。這些資深領導人的年齡使他們不會忘記大躍進的失敗。他們多數在1960年代早期就擔任重要職務，在文革中受過衝擊。1978年之後他們成了堅定的改革派，決心貢獻他們的餘生糾正錯誤的政策，推動中國的現代化。
與這些人相比，江澤民手下後來成為第四代領導人的都不是老革命，而是在鄧小平那一代領導人建立的體制下成長起來的好學生。他們出生在戰爭年代，卻是在1949年後共產黨的領導下接受的教育。他們年齡太小，沒有趕上去蘇聯或東歐學習的機會；又因年齡太大，錯過了去西方留學的年代。他們上學時，西方的法學、經濟學和商業管理這些學科還沒有被引入中國，但他們在任職期間通過文件、會議和短訓班的形式學習了這方面的知識。他們是既能幹又眼界開闊的技術官僚，大多數人是學工程技術出身，接受現有體制並希望維持它的有效運轉。作為一個群體，他們的優點是做事負責，與同事和下級都能搞好關係，不會挑戰上級。他們沒有經歷過嚴重危機的考驗，也不準備挑戰現行體制。他們只是在鄧小平那一代人建立的框架內，務實而勤奮地工作著。
南巡的成果
按照中共十四大和1993年3月全國人大會議把增長率定為8%或9%的政策，更多的地方投資和建設項目得到了批准。在鄧小平1992年南巡後的幾年裏，中國取得了世界上史無前例的增長率，其規模也是前無古人的。實際上，從1992年到1999年，每年的經濟增長率都超過了10%。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轉引自Jinglian Wu,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Mason, Ohio: Thomson/South-Western, 2005), p. 373.
天安門悲劇後的1989年至1991年，外國直接對華投資陷入停滯，平均每年只有40億美元；但是從1992年到1999年，由於中國的對外開放政策和外國制裁的逐漸減弱，每年吸引的外資平均為350億美元。快速增長引發了又一輪經濟過熱和通脹壓力，但朱鎔基在1995年以軟著陸方式控制住了這些壓力。
允許一些指定的企業直接與外國公司做生意的決定，使對外貿易突飛猛進。在此之前，從事進出口的企業都要通過國營外貿公司進行交易，這使它們難以及時把握國外市場的機會。此外國營外貿企業也應付不了外貿的迅速擴張。不過，漸漸地，先是某些指定的企業被允許直接與外企做生意，然後這類企業的數量不斷增加。在改革派實行新政策後，住房建設也開始騰飛。1995年以前，住房都是由工作單位或城市的幹部分配，這一年之後政府放開了住房市場，國家僱員得以按補貼價買下自己的房子。由於私人房地產市場的建立和從建房中獲利的機會的到來，新住宅的建設速度令人瞠目結舌。[23-73]
鄧小平的南巡並沒有使謹慎的計劃派和保守的意識形態宣傳家閉口不言，但卻使可以接受哪些目標和手段的爭論再次轉移了方向；不論有多麼勉強，即使最警惕的計劃派也開始逐漸接受讓市場和外貿發揮更大作用。隨著無數中國人從國內外市場中受益，改革開放成了不可逆轉的政策，重新關上1978年後打開的大門已經不可能了。
記住鄧小平
在20世紀後幾十年的時間裏，中國的不斷革命斷送了它的許多英雄。鄧小平本人就經歷過三起三落，但他在晚年要比任何一位同儕更幸運，他們中間的很多人結局淒慘甚至是悲劇。1976年「四五」示威之後，毛澤東在生前最後幾個月所面對的現實是，北京的老百姓拋棄了他的文化大革命和階級鬥爭，他們更喜歡周恩來的四個現代化。周恩來在去世前知道自己仍然受到毛澤東和他為之奉獻了一生的黨的批評。劉少奇在「文革」中受到批判，因得不到適當治療在軟禁中死去。胡耀邦被無情罷免後，最後兩年受到與他共過事的領導人的冷落。趙紫陽在監禁中去世，生前官方對他閉口不談，只允許他接待寥寥幾個經過選擇的客人。華國鋒靠邊站後受到羞辱。葉帥愉快地退了休，在他所熟悉的家鄉安享晚年，但他對北京的變化已不再感到很舒心。
鄧小平知道，他對1989年天安門示威運動的處理方式，會被很多人認為是他一生中的巨大污點。無論國內國外，很多人認為他在1989年6月過分關心維護社會秩序、同意向街頭的無辜百姓開槍是不可饒恕的行為。他們認為他有機會推動民主事業，卻沒有作出足夠的努力。他沒有解決腐敗和不平等的這類根本問題。相反，為鄧小平辯護的人則讚揚他敢於承擔責任的勇氣，他為維持國家的統一做了不得不做的事。
然而，不管對天安門悲劇的看法如何，很多人欽佩他以87歲高齡毅然踏上南行之路以確保中國在加快改革開放的道路上繼續前行的步伐的舉動。確實，在生前的最後幾年裏，鄧小平看到了自己選定的接班人仍遵循著他所制訂的政策，而這些政策推動著中國的進步。最後幾年他與家人一起度過，並受到黨和人民的愛戴。他引導中國完成了從落後、封閉、僵化的社會主義制度走向一個有國際影響的現代化經濟強國的艱難過渡。假如中國人要感謝某一個領導人改善了他們的日常生活，這個人就是鄧小平。在為改善如此之多的人民的生活作出的貢獻方面，20世紀是否還有其他領袖能夠與他相比？20世紀是否還有其他領袖對世界史產生了如此巨大而持久的影響？
鄧小平曾說，他要讓人們記住一個真實的他。他希望人們好好地記住他，但不想讓人們像吹捧毛澤東那樣為他大唱讚歌。毛主席自視為功高蓋世的皇帝，鄧小平則從不自視為「天子」。他只想讓人們記住他是一個凡人，是「中國人民的兒子」。
鄧小平最後一次公開露面是1994年春節。此後他的健康狀況惡化，再也沒有力氣參加會議了。他於1997年2月19日午夜後去世，享年92歲，死因是帕金遜綜合症和肺部感染。[23-74]他要求自己的葬禮簡單樸素。毛澤東的遺體經過處理後被安放在專門建立的毛主席紀念堂供人瞻仰。但不會有鄧小平紀念堂。2月25日，大約一萬名經過挑選的黨員在人民大會堂參加了鄧小平的追悼會。江澤民強忍著淚水唸完悼詞。[23-75]追悼會通過電視做了轉播，有關鄧小平生平的報道在此後數天一直佔據了媒體的主要位置。按照鄧小平的遺願，他的眼角膜被捐出供眼科研究，內臟被捐出供醫學研究，遺體被火化，骨灰盒上覆蓋著中國共產黨黨旗。1997年3月2日，他的骨灰被撒入大海。
[23-1]Joseph Fewsmith, China since Tiananmen: From Deng Xiaoping to Hu Jintao, 2nd 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23-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1990年1月20、26日，2月13日，頁1307–1308。
[23-3]Victoria Wu, “The Pudong Development Zone and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Planning Perspectives 13, no. 2 (April 1998): 133–165; 中央文獻研究室科研部圖書館編：《鄧小平人生紀實》（三卷本）（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第三卷，頁2019–2052。
[23-4]童懷平、李成關：《鄧小平八次南巡紀實》（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頁214–216、220。另一紀錄見中央文獻研究室科研部圖書館編：《鄧小平人生紀實》。
[23-5]《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90年1月26日，頁1307。
[23-6]童懷平、李成關：《鄧小平八次南巡紀實》，頁216。
[23-7]SWDXP-3, pp. 342–343; 《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90年3月3日，頁1309–1311。
[23-8]《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90年2月13日，頁1308。
[23-9]SWDXP-3, December 24, 1990, pp. 350–352.
[23-10]Robert Lawrence Kuhn, 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 The Life and Legacy of Jiang Zemin (New York: Crown, 2004), p. 205.
[23-11]童懷平、李成關：《鄧小平八次南巡紀實》，頁204– 222；黃宏主編：《硬道理：南方談話回眸》（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2），頁127–149。
[23-12]SWDXP-3, pp. 353–355.
[23-13]《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91年2月10、12、14日，頁1327–1328。
[23-14]《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91年2月15日，3月2日，3月22日，4月12日〔年譜中1991年並無這四天的條目。——中文版編者註〕；黃宏編：《硬道理：南方談話回眸》，頁130–136。
[23-15]James A. R. Miles, The Legacy of Tiananmen: China in Disarra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pp. 78–83; Suisheng Zhao, “Deng Xiaoping’s Southern Tour: Elite Politics in Post-Tiananmen China,” Asian Survey 33, no. 8 (August 1993): 748–749.
[23-16]Fewsmith, China since Tiananmen, p. 54.
[23-17]Fewsmith, China since Tiananmen, p. 232.
[23-18]童懷平、李成關：《鄧小平八次南巡紀實》，頁226。
[23-19]童懷平、李成關：《鄧小平八次南巡紀實》，頁226。這話說於1980年2月29日。
[23-20]童懷平、李成關：《鄧小平八次南巡紀實》，頁227–228。
[23-21]童懷平、李成關：《鄧小平八次南巡紀實》，頁228–229。
[23-22]2003年10月對陳開枝和另一些當地幹部的採訪，陳開枝曾陪同鄧小平視察。
[23-23]童懷平、李成關：《鄧小平八次南巡紀實》，頁231–232。
[23-24]童懷平、李成關：《鄧小平八次南巡紀實》，頁243。
[23-25]Miles, The Legacy of Tiananmen, pp. 96–97.
[23-26]2003年10月對陳開枝的採訪，鄧小平南巡時他任廣東省委副秘書長，負責安排鄧小平在深圳和珠海的行程。另參見岑隆業編：《閱愛無價》（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頁182–190；關於攝影記者和錄音機的記述見Zhao, “Deng Xiaoping’s Southern Tour,” p. 750. 記錄這次視察的另一份文獻見黃宏編：《硬道理：南方談話回眸》，頁150–190。
[23-27]童懷平、李成關：《鄧小平八次南巡紀實》，頁234–235。
[23-28]2003年11月在廣州對一位與鄧小平隨行幹部的採訪。
[23-29]SWDXP-3, pp. 362–363.
[23-30]童懷平、李成關：《鄧小平八次南巡紀實》，頁232；Kuhn, 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 p. 212.
[23-31]童懷平、李成關：《鄧小平八次南巡紀實》，頁240、245–246。
[23-32]童懷平、李成關：《鄧小平八次南巡紀實》，頁232–233。
[23-33]童懷平、李成關：《鄧小平八次南巡紀實》，頁246–248。
[23-34]岑隆業編：《閱愛無價》，頁186。
[23-35]童懷平、李成關：《鄧小平八次南巡紀實》，頁248–249。
[23-36]童懷平、李成關：《鄧小平八次南巡紀實》，頁251–253。
[23-37]《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92年1月29日，頁1338。
[23-38]童懷平、李成關：《鄧小平八次南巡紀實》，頁279–282。
[23-39]Miles, Legacy of Tiananmen, p. 95.
[23-40]Miles, Legacy of Tiananmen, p. 95; Zhao, “Deng Xiaoping’s Southern Tour,” p. 749; 童懷平、李成關：《鄧小平八次南巡紀實》，頁286。
[23-41]Kuhn, 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 pp. 212–213.
[23-42]Miles, Legacy of Tiananmen, pp. 95–96; Zhao, “Deng Xiaoping’s Southern Tour,” p. 749; ibid., p. 213.
[23-43]Kuhn, 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 p. 214.
[23-44]鄧小平在1985年去上海時，有機會看到他在1984年前一次去上海的訪問和決定開放14個沿海城市所取得的初步成果，但是1986年冬天他去了桂林和重慶。1987年他因為將胡耀邦撤職而帶來的麻煩沒有離開北京。見《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5年1月31日，1986年1月24日，1986年1月31日，1988年2月10日，1988年2月23日，1989年1月21日，1989年2月16日，1990年1月20日，1990年2月13日。
[23-45]鄧小平在1985年去上海時，有機會看到他在1984年前一次去上海的訪問和決定開放14個沿海城市所取得的初步成果，但是1986年冬天他去了桂林和重慶。1987年他因為將胡耀邦撤職而帶來的麻煩沒有離開北京。見《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92年2月7日，頁1339。
[23-46]2003年10月對陳開枝的採訪。
[23-4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1905–1995）》（上中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1992年2月3日，頁441。
[23-48]我本人曾在1973年去這家商店，當時裏邊只陳列著樸素的棉布和熱水瓶。
[23-49]童懷平、李成關：《鄧小平八次南巡紀實》，頁285–294；《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92年2月21日，頁1341。
[23-50]香港、深圳和外國報道的目錄見黃宏主編：《硬道理：南方談話回眸》，頁192–200；Fewsmith, China since Tiananmen, p. 242, n65.
[23-51]陳毛弟：〈江澤民考察上海時强調全黨要始終不移全面貫徹黨的基本路線進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改革開放步伐〉，《人民日報》，1992年1月20日，第1版；Kuhn, 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 pp. 214–215.
[23-52]Kuhn, 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 p. 214.
[23-53]Kuhn, 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 pp. 213–214.
[23-54]1992年2月20日，轉引自Miles, Legacy of Tiananmen, p. 101.
[23-55]Zhao, “Deng Xiaoping’s Southern Tour,” p. 750; Miles, Legacy of Tiananmen, pp. 100–101; 另參見黃宏：《硬道理：南方談話回眸》，頁195。
[23-56]對這份文件的權威性概述見《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92年2月28日，頁1341。鄧小平在深圳和珠海講話稿的定稿見SWDXP-3, pp. 358–370.
[23-57]Miles, Legacy of Tiananmen, pp. 99–100, n50.
[23-58]Miles, Legacy of Tiananmen, p.102.
[23-59]黃宏編：《硬道理：南方談話回眸》，頁237；Fewsmith, China since Tiananmen, p. 62.
[23-60]Kuhn, 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 pp. 219–220.
[23-6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993），下冊，頁2055–2089。
[23-62]SWCY, 3:370.
[23-63]《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92年7月23–24日，頁1349–1351。
[23-64]Tony Saich, “The Fourteenth Party Congress: A Programme for Authoritarian Rule,”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32 (December 1992): 1141–1142; Richard Baum, Burying Mao: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364–368.
[23-65]Saich, “The Fourteenth Party Congress,” pp. 1142–1146.
[23-66]Saich, “The Fourteenth Party Congress,” pp. 1146–1148.
[23-67]Kuhn, 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 p. 222.
[23-68]例如見《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93年1月22日，頁1359。
[23-69]吳國光：《逐鹿十五大：中國權力棋局》（香港：太平洋世紀研究所，1997）。
[23-70]Kuhn, 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 p. 223; Fewsmith, China since Tiananmen, pp. 67–68.
[23-71]朱健國：〈李銳談「焦國標討伐」：痛感始皇難絕緣〉， http://www.newcenturynews.com/Article/gd/200710/20071005150035.html，2010年8月16日訪問。
[23-72]Saich, “The Fourteenth Party Congress,” p. 1154.
[23-73]Ding Lu, “China’s Institution Development for a Market Economy since Deng Xiaoping’s 1992 Nanxun,” in John Wong and Yongnian Zheng, eds., The Nanxun Legacy and China’s Development in the Post-Deng Era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2001), pp. 51–73.
[23-74]《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97年2月19日，頁1375。
[23-75]《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97年2月25日；Jim Lehrer, host, “Transcript on Deng’s Legacy, February 25, 1997,”On Line Focus, at http://www.pbs.org/newshour/bb/asia/february97/deng_2–25.html, 2010年3月5日訪問。
第24章
轉型的中國
鄧小平於1992年退出政治舞台時，完成了一項過去150年裏中國所有領導人都沒有完成的使命：他和他的同事找到了一條富民強國的道路。在達成這個目標的過程中，鄧小平也引領了中國的根本轉型，不論在它與世界的關係方面，還是它本身的治理結構和社會方面。在鄧小平領導下出現的這種結構性轉變，確實可以稱為自兩千多年前漢帝國形成以來，中國最根本的變化。
鄧小平時代發生的轉型是由多種因素共同塑造的：高度發達的中國傳統，中國社會的規模和多樣性，當時世界格局的性質，共享技術和管理方式的全球體系的開放性，中國共產黨的性質，無數具有創造力和勤奮工作的人們的貢獻等等。但這種轉型發生在一個過渡時期，當時這位最高領導人被賦予相當大的自由去引導政治過程，並擁有最終決定權，所以這一轉型也是由鄧小平這位領導者個人塑造的。當然，這一巨變的思想基礎來自很多人，而且沒有人完全預見到了事情將如何展開。改革開放並非由鄧小平啟動，它是鄧小平上台之前在華國鋒的領導下起步的。鄧小平也不是手持偉大藍圖、主宰著變革的設計師；事實上，這個變革的時代並沒有清晰、完整、現成的設計。
不如說，鄧小平是為轉型過程提供全面領導的總經理。他把各種想法進行梳理和總結，用他的團隊和群眾所能接受的步調和方式展示給他們。他在最高層提供穩定的領導，使人們能夠在經歷巨變時保持信心。他的工作是選拔和指導一個團隊，讓他們齊心協力開創並落實各項改革。他是解決難題的人，努力找出有利於國內外相關各方的解決方案。他幫助培育起強有而力的統治結構，使之得以在中國人努力適應迅速變化的新環境時保持控制。他在確定問題的輕重緩急、制定實現最重要目標的戰略過程中發揮著領導作用。他向民眾解釋政策，以直白的方式講明他們面對的整體形勢和需要採取的具體措施。如果出現爭議，他是作出最終決定的人，並盡量將可能導致國家分裂的分歧最小化。他支持對人們進行激勵，也支持給人們提供建立在切實可行的基礎上的希望，以免讓人們以後失望。他贊成給各種專家——科學家、經濟學家、管理者和知識分子——足夠的自由，使他們能做好自己的工作；但是當他擔心脆弱的社會秩序可能受到破壞時，也會限制他們的自由。在改善同其他大國的交往、與它們的領導人建立切實可行的關係時，鄧小平扮演著核心角色。鄧小平的全部工作都受一種深刻信念的指導：採用世界最先進的科學技術與最有效的管理方式，將給中國帶來最大的進步；而這一嫁接外國科技與管理的過程對中國既有體制所帶來的震蕩不僅是可控的，而且為了全體國民的福祉也是值得大力推行的。
無論中外，在鄧小平謝幕之後長大的人，都很難體會鄧小平踏上這個旅程時面對的是多麼嚴重的問題：一個把全然不同的新思維拒之門外的國家，文革中受迫害者和迫害者之間的深刻裂痕，驕狂的軍隊幹部對裁軍和減少軍費的抵制，民眾對帝國主義和外國資本家的敵視，城鄉社會保守的社會主義結構，城市居民對接受兩億農民工的抗拒，以及因一些人依然窮困而另一些人先富起來所引發的紛爭。
但是，當鄧小平全面接手中國轉型的工作時，也有一些極為有利的條件：他接過了由毛澤東統一起來的能夠有效運轉的全國性的政黨和政府；他有很多經驗豐富、像他一樣贊同深刻變革的老幹部共事；他上台時有一個開放的世界貿易體系，其他國家願意與中國分享資本、技術和管理，並歡迎中國加入國際體系。
鄧小平還有一些令人難忘的個人品質，使他得以引領中國的轉型。很難說除他之外還有哪個人能如此成功地把一系列特質組合在一起：權威、豐富的經驗、戰略意識、自信心、人脈關係和領導中國轉型所需的政治判斷力。那麼，鄧小平領導的這一轉型的性質到底是什麼呢？
從亞洲文明的中心走向世界大國
帝制時代的中國從來不是一個全球大國，甚至不是全球事務的積極參與者，它只是亞洲的一個地區性大國。鴉片戰爭以前，在主導中國對外關係的「天下秩序」中，周邊小的政治實體要向這個「中央帝國」的皇帝進貢。它們以這種方式承認中國文明相對於周邊地區的優越地位。作為交換，中國允許這些政治實體享有自治與太平。[24-1]
中國皇帝極少有興趣向亞洲大陸以外的地區擴張。在15世紀的一段短暫時期裏，中國的皇帝一度允許建造遠洋船舶，七次派太監鄭和遠航，遠抵中東和非洲東海岸。但後來的皇帝不但禁止這種遠洋活動，而且禁止建造遠洋大船。對他們來說，能夠管好中國漫長的邊境就夠麻煩的，更不要說和遠在海外的國家建立聯繫了。1793年當英國特使馬戛爾尼來到中國提議通商時，乾隆皇帝說：「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24-2]
在1839年到1842年和1856年到1860年的兩次鴉片戰爭之後，歐洲列強迫使中國開放了部分沿海口岸，但中國政府幾乎從來不想主動走出它在亞洲的疆域。當工業革命使西方國家崛起時，作為一個國家，中國未能有效地應對挑戰。由於中國回應軟弱，西方帝國主義列強主宰了對華關係，甚至主宰了中國沿海的產業和貿易。
毛澤東在南北韓戰爭時關閉了中西交往的大門，結束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影響。此後中國開始在共產主義國家中發揮一定作用，1950年代和1960年代一度在第三世界也有一定影響。1960年代與蘇聯關係惡化後，中國在共產主義世界的作用陡降。1978年以前，中國政府對境外事務的參與十分有限。例如，在文革期間很長的一段時間內，中國只派出一個大使，駐於埃及。
雖然毛澤東在1969年中蘇邊境衝突後開始向西方開放，中國在1971年也重新取得了聯合國的席位，但是毛澤東在世時中國的大門僅僅打開了一條縫。毛去世後，華國鋒也接受對外開放的做法，但只有鄧小平才真正打開了國家的大門，領導中國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直到鄧小平時代，中國政府的領導人才具備了足夠的政治眼光與魄力去超越帝國主義時代的痛苦記憶，開始跟其他國家發展持久而積極的新型合作關係，從而使中國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形成的世界新秩序中的一員。
在鄧小平領導下，中國真正加入到了國際社會之中，成為各種國際組織以及由貿易、金融和各種公民交往活動所構成的全球體系中活躍的一員。中國成了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成員國。中國開始在世界衛生組織以及其他領域所有重要國際組織的活動中扮演積極的角色。雖然鄧小平退休近十年後，中國才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但是申請加入的準備工作是從鄧小平掌權時開始的。
中國在參與國際組織最初幾年的工作是熟悉這些組織的實際運作。當時中國仍然是個窮國，首要任務是維護自身利益。到了鄧小平接班人的時代，領導人才認識到國際體系對中國的好處，開始考慮中國作為國際體系和全球組織的參與者能夠為加強這些組織做些什麼。在中國加入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一類機構之前，一些成員國擔心中國的加入可能具有破壞性，會給這些組織的運行帶來麻煩。但事實上中國的加入加強了這些組織，儘管它提出了自身的利益訴求；它遵守了這些組織的規則。
鄧小平在1978年成為頭號領導人時，中國的外貿額總共不到100億美元；30年後這個數字增長了100倍。1978年，中國促請美國接受幾百名中國留學生；鄧小平去世十年後，估計有140萬中國學生在海外留學，大約39萬人學成歸國。[24-3]1992年時，中國已經在全球學術對話與全球貿易體系中長期扮演積極角色，而最初的突破都是在鄧小平擔任頭號領導人時取得的。
在鄧小平時代，為適應新的全球角色，中國也經歷了內部的變化，中國領導人將它稱為「接軌」，這個說法來自1930年代中國軌制不同的鐵路之間的對接。在1980年代，中國用這個說法描述為參與各種國際組織和全球體系而作出的調整。
1978年後的最初幾年，中國開始與國際組織建立聯繫時，大力發展各種專門的機構，它們實際上成了對外交往的緩衝器。來華的外國企業被安排在特區之類的特定區域，政府還設置了與外企打交道的整套制度，這樣就人為設置了一道圍牆，阻止外國人與整個中國的接觸。在華外國人只能與各地的政府、大學和大公司中的外事辦公室打交道。例如，外事服務局負責管理在外企工作的國內員工。為了獲得更多中國極為短缺的外匯，外國人被鼓勵用他們的貨幣兌換「外匯券」，在指定的「友誼商店」購物，他們在這裏可以買到普通中國人買不到的外國商品。國營外貿公司控制著與外國人的大量生意，大部分外國人在半年一屆的廣交會上購買中國商品。中國的外貿部在監督這些專門的「外事」機構與外國人交往的政府活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這些機構配備有懂外語並熟悉外國習俗的官員。
在1980年代末，中國的對外交往開始迅速擴大，超出了這些專門機構的範圍。外國人的旅行不再局限於某些區域，更多的中國企業能夠與外企直接做生意。以經濟特區作為起點，後來擴大到1984年開放的14個沿海城市的很多做法，開始向全國傳播。外國人蜂擁而至，使專門的「外事辦」難以處理與之有關的全部事務。外事部門大多仍然存在，但其工作更多限於從事官方數據的收集。
在鄧小平退休之前，中國的各類機構都開始為適應外國的常規而進行「接軌」。外貿企業要學習外國的法律、財會和組織方法。[24-4]向外國教育機構輸送留學生的大學和高中開始為學生設立入學考試和申請程序的培訓計劃。體育教練開始大力培養最優秀的運動員參加各種國際體育賽事。中國興建了能夠接待國內外遊客的、符合國際標準的旅遊設施。國內消費者也可以越來越多地買到為出口而生產的商品。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擴大學術和研究機構以加強其全球大國的角色一樣，在鄧小平時代，中國的學術和研究機構也有了極大發展，從而加深了中國對世界的瞭解。
鄧小平在推動中國的全球化過程中，比印度、俄國和巴西這些大國的領導人更有魄力。這個過程在鄧小平時代之後仍在繼續，但是基本的突破在鄧小平退休時已經完成。
黨的集體領導
中國共產黨在1956年就開始了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可是毛澤東很快又再次將它領入革命。然而在1978年之後，經過老幹部復出、不善治理國家的革命家的退出和新領導人的進入這個過程，在鄧小平領導下，中共向將治理國家作為中心工作的政黨轉變。
美國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分立的制度，是由擔心權力過度集中的領袖們設計的。而由毛澤東設計、鄧小平及其同事作了重大修正的體制，則是為了解決相反的問題：為動亂不已、舉步維艱、地區差異巨大的中國提供統一的領導。與美國人不同，鄧小平及其同事相信，最終決策應以最高領導層對全局的政治判斷力為基礎，這要比以法律規範政府行為的獨立司法制度作為基礎更有益於國家。他們認為，立法機構制定法律但不負責執行法律的體制，不如集立法與執行於一身的體制更有效率。
美國是由保留著獨立權力的各州所組成，而中國千百年來一直有一個控制著地方的中央政府。毛澤東進一步加強了中央集權制，將其深入擴展至全國。鄧小平則要將這種試圖到處滲透的統治結構拉回來。他沒有制定地方必須遵守的嚴密規章制度，而是建立了另一種體制：由上級選拔領導班子，授予他們相當大的獨立性，只要他們的工作能使經濟快速增長即可。
就像毛澤東時代一樣，鄧小平在北京建立的核心領導結構以政治局和書記處為中心。它通過領導班子網絡與地方聯繫在一起，這些領導班子存在於政府各個層級和各個地區的所有主要機構。每個領導班子不但負責本級黨的工作，還要監督它下面的政府機關（或經濟和文化單位）。這個班子要就全局性問題作出判斷，並使其轄區內的工作為四化建設作出全面的貢獻。
黨的上級部門下達有關領導班子如何開展工作的規定，不斷向每一級發佈指示。它們也與下級召開會議，有時讓下級領導參加上級的會議，或是派上級幹部到下面視察。如果上級幹部認為某個問題很重要，他們可以、也確實會進行干預。但是對下面的監督很難面面俱到，因此領導班子在領導本級工作時，一般享有相當大的自由。
北京控制各省的關鍵手段，是任免領導班子成員的權力。領導班子的成員通常有若干年的任職期限，但隨時有可能被上一級領導撤換。黨的領導班子裏各個成員負責不同部門的工作，對他們作出評價的依據，不僅是他們管理相關部門的工作表現，而且還有整個班子及其下級單位的表現。在鄧小平時代和此後的20年裏，這種評價主要基於領導班子對全國的經濟增長作出了多大貢獻。近年來一些次要標準也變得日益重要，如培養下一代幹部、環境保護、處置社會騷亂和對突發事態的反應。[24-5]
就像鄧小平一樣，他的接班人也認為正確選拔、培養和監督幹部能夠使幹部形成服務於國家整體目標的覺悟。由於下級幹部對如何開展自己的工作享有很大自主權，因此在選拔和培養領導班子成員上相當認真。每一級年輕幹部，假如他在整體思想能力、遇到壓力時的可靠程度、判斷力、與同事共事的能力以及服務於黨和國家的獻身精神等方面有不俗的表現，就有可能被選出來進行特別的培養、指導和考驗。
培養各級幹部確實花費了大量時間。指導者的任務是向年輕的下級幹部提供如何提高工作表現和技能的建議。最有前途的年輕幹部可以陪同上級參加各種上面的會議和黨內的非正式聚會。他們還會參加黨校的培訓班。他們中被組織上認為最有前途擔任國家級領導人的幹部，可以進京學習中央黨校的課程；被認為能夠擔任省市級領導職務的人，則去各自地區的黨校學習。並不是所有黨員——鄧小平上台時中共有3,700萬黨員——都能分享通過與上級幹部的聚會或是成為黨校學員而培養出來的同志情誼。進入黨校學習的人不但能瞭解同屆與上下屆的同學，而且能結識來到黨校的上級幹部，後者會借助於黨校幹部的評價，對學員未來的任職進行推薦。雖然組織部的幹部保存著人事檔案，能夠進行推薦，但各級領導班子的成員最終決定著在他們的轄區內哪些人能得到提拔。
然而，讓地方幹部享受較多自由也存在著風險。鄧小平建立的這種延續至今的體制，更重視結果而不是遵循規則，它所培養的幹部要具有評估問題的全局觀和創業精神，能夠支持快速發展。但由於缺少上面的嚴密監督，很多幹部不但能夠想辦法造福國家，而且也能關照自己與朋黨並排擠其他勢力。
這種黨的領導班子體制並不是由鄧小平所創，但他穩定了這種體制，使其工作更加專業化，把評價幹部的基本標準從對政治運動的貢獻變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這一基本體制被他的接班人沿用至今。
現代的精英治國
到鄧小平退休時，年輕的中共幹部為了證明自己的能力，首先必須考上較好的高中和大學。鄧小平重視精英治國的做法在中國有著悠久的傳統。中國是世界上第一個按考試成績選拔官員的國家。早在公元605年，隋朝便把科舉作為決定哪些有抱負的競爭者有資格成為朝廷官員的首要標準。但是在鄧小平出生的第二年，科舉制便被廢除了。自那時起，直到他重新登上權力舞台，中國一直不具備足夠的穩定性，領導人也沒有政治決心為選拔官員重新建立一個全國性的精英主義基礎。毛澤東還在世時，不可能把教育成績作為選拔幹部的主要標準。很多為中共事業作出貢獻、登上高位的人，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戰火紛飛的革命時期根本沒有機會上大學。此外，毛澤東認為「紅」比「專」更重要，他喜歡工人農民甚於受過較好教育但「出身不好」的人（地主和資本家的子女）。因此，考試並未成為選拔和提拔幹部的主要標準。實際上，1949年後，很多幹部都是來自共產黨軍隊或游擊隊的老兵，他們中間有文化的人很少。假如舉行考試，他們和他們的子女不可能勝過「階級出身不好」但受過更多正式教育的人。毛澤東去世後，鄧小平大膽取消了「階級出身好」這條選拔幹部的標準，嚴格依照用入學考試來衡量的辦法。根據鄧小平在1977年採取的新路線，很多「階級出身不好」的家庭的子女得以通過考試進入好大學並當上了幹部。
事實上，鄧小平在各級建立了一套高度競爭性的精英考試制度，從小學到大學直到官場。他的目標不是促進社會平等，而是挑選最有才華的人，為其提供最好的教育機會。小學、初中、高中和大學都舉行入學考試，考入競爭最激烈的學校的學生能夠得到最好的教師和設施。
鄧小平於1977年恢復的統一高考制度，並不是專門為選拔幹部而設，而是一種為各行各業的大機構選拔最有才華的年輕人的制度。但是，所有被選為幹部的人，都要首先在各級教育考試中證明自己。甚至在當上幹部的人中間，出身名牌大學的最優秀的畢業生可以在中央機關就業，入讀較差大學的人則要從較低級別的機關做起。隨著大學畢業生的數量在1980年代末以後的迅速增加，從大學畢業生中選拔政府公務員時又增加了新的重要考試。不過，一個人一旦成為幹部，他的升遷便不再需要通過進一步的考試，而是根據他的工作表現。這種制度在鄧小平的接班人那裏也得到了沿用。
在1980年代中期，很多有抱負有才華的年輕人想通過「下海」經商取得成功，但是儘管存在這種有吸引力的職業選擇，「幹部」身分仍被人們所看重。這不僅因為它所提供的權力和經濟保障，還因為那些被認為既能幹又有志於服務社會的人深受中國人的敬重。由此可見，鄧小平留給他的接班人的，是一種精英主義的幹部選拔制度，它遵循著與帝制時代同樣的通過考試選拔幹部的原則。但是，這種制度在內容和結構上又完全不同於科舉制度。此外，這種體制也把精英治理的原則擴展到幹部選拔系統之外，貫穿了各行各業的人才選拔與培訓體系。
開放的全國性城市社會
中國自有歷史紀錄以來直到1990年代，基本上是一個在方言和文化上有著巨大地區差異的農業社會。1949年以前，落後的運輸系統使大多數商品只能在從當地鄉鎮市場步行可及的區域內生產和消費，很多人幾乎一輩子都生活這個範圍之內。[24-6]毛澤東對人口流動的嚴格管制，使1949年以前就很有限的人口流動變得更加緩慢。在毛1976年去世時，農村人口仍然佔到總體人口的80%以上，農村生活也受到村莊、家庭和集體的控制，很少與外界交往。在毛澤東時代，即使城市中的單位——如政府機關、學校、工廠和軍隊駐地——都是相對自足的大院，很多單位設有傳達室，來客進去之前要向門衛報告。這些封閉的社區為職工及其家屬提供基本必需品，如住房、食品、托兒所、學校、醫療和福利。居民很難在自己的工作單位之外得到這些服務。就像農村居民一樣，大多數城市居民缺少更換工作的機會，幾乎別無選擇地只能服從各自單位的領導。流動受到限制、在農村和城市單位中對上級的依賴、與外界缺少溝通，這一切使生活變得死氣沉沉。毛澤東鼓吹革命的意識形態，可是他對人口流動的控制，卻進一步鞏固了封閉的「封建」社會。
鄧小平退休時，經濟增長帶來的新經濟機會和他所允許的人口流動，已經使中國走上了從農業社會轉變為城市社會的道路。在鄧小平時代估計有兩億人遷入城鎮，而且這一過程此後仍在快速進行著。預計到2015年，即鄧小平退休20年後，將有7億人，即51%的人口成為城市居民。鄧小平退休時，90%的家庭擁有電視，使城市文化迅速進入農村。沿海地區年輕的農民工返鄉探親時，也從城市帶回來最新的時裝、家居用品、電子產品和他們在城裏新見到的食物。[24-7]總之，農村地區在文化上也城市化了。
在1978年改革開始之後，城市的領導人擔心大批流入的農民將使城市設施和食品供應不堪重負，因而保留了城市戶籍制度，這種制度長期限制著人們是否能得到城市住房、就業和子女教育等各種服務。在1980年代初期，糧食和食用油的配給量幾乎只能滿足人們的基本需求，食品供應不足以養活進城投親靠友的農民。但是在1983年以後，隨著食品供應的增加，政府開始允許沒有城市戶口的農民進城。當時，沿海地區的出口產業能夠吸收大量進城務工、希望過上好日子的農村青年。中國歷史上有過戰亂和饑荒導致數百萬人遷徙的現象，但它們從未達到1978年以後那樣的遷徙規模。
在毛澤東時代，儘管缺少社會流動，仍然逐漸形成了一種深層的國家文化——中國人民的共同文化。到1960年代末時，很多城市家庭都有收音機，沒有收音機的城市和農村家庭也能從廣播喇叭裏收聽有關國家大事的新聞和一些音樂。更多的人能看到電影，分享共同的國家文化，人人都在政治運動中學習同樣的口號和歌曲。小學的數量迅速增加，因此在毛澤東去世時，大約有八成年輕人識字。
鄧小平時代教育體系不斷擴張。在1980年代多數年輕人不但可以讀小學，而且能唸完初中。1980年代後期電視的快速普及，用普通話播送官方新聞的全國性電視頻道的建立，大大擴展了民眾共同的信息基礎。到鄧小平退休時，不但學校和政府機關，連國營企業和商店都已普遍使用普通話，大多數人都可以用標準的普通話相互交流。鄧小平時代交通運輸體系的擴展，使工業製品能在更廣的地理範圍內流通，從而擴大了外貿和內需的生產規模。1980年代以前中國只有很少商業品牌，但是到鄧小平退休時，具有國內外認可的品牌的工業產品已出現在全國各地。
隨著城市裏封閉大院的開放和各地人口的交融，地方差異逐漸被共享的國家文化取而代之。在1978年以前，當地人只吃當地飯菜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但是就像在20世紀後期，西方世界一些原本是只在某些國家流行的食品，比如意大利薄餅、甜甜圈、硬面包圈和壽司成了國際食品一樣，在1980和1990年代的中國，很多地方食品開始在全國流行。南方人學會了吃北方的標準主食饅頭，北方人也開始吃南方人的標準主食米飯。同樣，一些過去只有當地人觀賞的地方劇種在全國都有了觀眾。鄧小平退休後，更大規模的人口流動，手機、計算機和互聯網的普及，使國家文化繼續擴張。就像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民一樣，中國人保留著對自己所屬的村莊、縣、方言群體或省份的認同感；少數民族成員總是認同他們自己的族群。但是在鄧小平時代，一種真正的國家文化的成長，以及對異域文化的更多瞭解，大大加強了人們對整個國家的認同。
當鄧小平退出政壇時，大批在沿海地區打工數年的年輕人返回家鄉，他們不但帶回了沿海地區的商品，而且帶來了使他們能夠自己辦企業、為內地建立新標準的觀念和生活方式。這個過程加快了全國性城市文化的傳播速度。雖然內地居民錢不多，但他們仍能緊隨沿海地區居民之後買到一些產品，那往往是以更便宜的方式生產的仿製品。可想而知，昂貴的商品，比如汽車，向內地擴散的速度要比小件消費品慢得多。但是在鄧小平時代結束時，甚至這類商品也開始慢慢進入中國內地。可是在鄧小平退休的1992年，符合國際一般舒適標準的農村住宅的建設才剛剛起步，農村地區的小學條件仍然大大落後於城市中較好的學校。
從農業社會向城市社會的轉型，以及一種更強大的國家文化的發展，並非來自鄧小平或他的同事的計劃。鄧小平確實想打破軍隊中的地域觀念，使士兵能夠服從來自其他地域的司令員。他也確實鼓勵推廣普通話教學，使各地居民能夠與外地人交流。但是城市化和國家文化的成長並不是由計劃所致，更多地來自城市中的新機會和城市生活對眾多農村青年的吸引力。不過，這些變化一旦發生，官員便相應作出調整以適應正在變化的現實。他們開始改進地區管理，將城市周邊的農村地區納入管理範圍，允許鄉鎮和縣城在升格為城市時作出調整。
有意思的是，鄧小平時代開始的開放性的流動，與毛澤東那種為社會設置重重障礙的所謂革命相比，對社會結構產生了更加深遠的革命性影響。從以農村為主的社會向以城市為主的社會的過渡以及共同的國家文化的傳播，是中國自公元前221年統一以來發生的最根本的社會變化之一。
無章法的社會
中國在1980年代實行開放時，食品、醫藥、產品及工廠安全、勞動環境、最低工資、建築規程等領域幾乎沒有任何規則。[24-8]在1980年代初，如果創業者得到一些可口可樂空瓶，再灌進顏色相似的液體，並不存在相關法律來禁止他把這種東西當作可口可樂或類似飲料銷售。在19世紀的美國和歐洲，旨在保護民眾、對公司的逐利行為加以限制的法律法規也是緩慢形成的。鄧小平統治時期的中國，經歷著類似於19世紀美國和歐洲的掠奪式資本主義，當時既沒有反壟斷法，也沒有保護工人的法律。在1980年代的中國，當市場爆炸式地增長時，不可能立刻制定出適合中國國情的完備的法律法規，也不可能馬上訓練出執行這些法律法規的官員。從某些方面看，鄧小平時代的中國類似於19世紀的美國西部，當時那裏的地方法律和法院都尚未建立。就像美國塵土飛揚的偏遠小鎮裏帶槍的地方治安官一樣，中國地方官員管理著地方市場：由於不存在健全的司法系統，法律由他們自己說了算。
從地方幹部和商人的角度來看，這種無章法的狀態有一個好處，就是和那些擁有合乎「法定訴訟程序」要求的精密法律體系的國家中的領導人相比，它可以使少數幾個掌權的領導人更快地作出決定。當鄧小平退休時，在西方受過訓練的年輕法學家幾乎為每一個重要的經濟領域制定了法律法規，但地方官員的執行卻遠遠落在後面，因為很多人認為這些規則過於複雜，也不符合他們的個人利益。在某些領域，例如必須與外方密切合作的對外貿易領域，中國很快就採用了國際規則和法律。隨著經濟交往從相互認識和瞭解的小群體擴展到更大的群體，開始涉及到地區、國家乃至全球的合作者，這時便需要某些法律法規以便使協議能夠得到執行，並培養起相關各方的相互信任。
文革之後，很多人仍然害怕受到搞資本主義的指責，鄧小平在中國建立更靈活、更具活力的經濟並非易事。鄧小平很清楚，如果幹部過於嚴格地執行法規，中國經濟將難以起飛。他一向更加關心取得成果，而不是照章辦事。他認為一定的腐敗難以避免，正如他所言：「窗子打開了，難免會有蒼蠅和蚊子飛進來。」他需要的是敢闖敢幹的幹部，他願意承擔讓一些蒼蠅飛進來的代價。鄧小平的某些子女受到過利用個人關係為自己牟利的指控，但沒有證據表明鄧小平為自己或自己的家人斂財。
鄧小平也知道，為了讓地方幹部積極支持改革和創業，必須使他們得到一定的機會去改善自己的生活條件。蘇聯和東歐的官員阻撓改革，甚至使其半途而廢，就是因為他們看不到改革能給自己帶來什麼好處。鄧小平要讓幹部致力於改革，為群眾謀福利，因此他允許一些地方幹部先富起來，只要他們能為當地帶來經濟成功即可。鄧小平很重視維護黨的地方幹部在群眾中的威信。在鄧小平看來，公開揭露為現代化作出切實貢獻的幹部所犯的錯誤，會讓他們更難以開展工作。但是鄧小平並不想保護激起民憤的幹部，他會隨時對因為無視公共利益而受到當地群眾反對的幹部進行嚴肅查處。死刑在中國的使用遠比其他國家頻繁，以便警告可能犯下類似罪行的人。
在這種無章法的社會中，謀取私利的機會幾乎無窮無盡。掌握土地的幹部在批准土地使用權時經常收禮。國企「私有化」時，本單位職工往往能得到大大低於市場價格的企業股份。國企負責人在完成國家指標後，被允許在市場上出售產品，於是他們常常把大量精力用在這一類生意上。公家的卡車在完成本單位的主要工作後，可以跑運輸做生意，以便改善單位職工的生活。就像俗話所說，毛澤東時代是一切「向前看」，鄧小平時代則是一切「向錢看」。
鄧小平給他的接班人留下的這種體制，沒有對公私利益作出嚴格區分。地方幹部對於能從他們管轄的企業拿多少好處，在看法上千差萬別：收受春節禮物？給親戚朋友找工作？拿紅包？如果能拿，拿多少現金為宜？子女上好學校或出國留學的機會？公車私用？由於司法不獨立，民眾往往不願意冒險向個人撈好處的當權者發起挑戰。對於因建新項目而被迫搬遷的居民，中國所提供的保護極差，開發商能夠和政府官員聯合起來迅速把土地搞到手，而對搬遷戶或原土地使用者的補償充其量也就是中等水平。從中國領導人的角度看，地方政府和建築商的這種勾結未必不當，它可以使企業迅速開工，從而能夠更快地為當地居民提供就業。
一些靠關係或特權發財的官員及其家屬公開炫耀財富，例如美酒佳餚、汽車、高檔服裝或豪宅，這讓反對腐敗的人憤憤不平。經過勤奮學習通過考試並完成工作，真正有資格升遷的人，看到無能之輩因為跟當權者有特殊關係而得到了提拔或更多特權，他們也會怒火中燒。
中國的城市和公共場所的建設步伐要遠遠快於其他大多數國家。例如，在廣州或蘭州這樣的城市，沿江十幾公里的區域，政府在幾年內就能拆掉全部老建築，將其改造為公園。在地鐵建設的高峰期，像廣州和北京這類大城市能夠在幾年內以平均一年一條線路的速度建設地鐵。有一些大學，例如擁有上萬名學生的南昌大學和華東師範大學，能夠在五年內就建起全新的校園，其中行政樓、教學樓、大講堂、學生宿舍、教職工公寓、體育場館和類似公園的校園空間一應俱全。有了這些令人瞠目的成功故事，在鄧小平及其接班人看來，這些土地原使用者的合法權利不應妨礙他們所認為的最大多數人的利益。
對外國專利和版權疏於保護並非中國獨有的現象。類似的問題也曾出現在日本、南韓、臺灣和其他尋求使用國外最新技術的國家和地區。一些中國公司願意尊重西方的專利和版權，支付費用，以不侵犯合作者利益的方式使用外國技術。然而很多中國企業並不這麼認真。有些中國人在受僱於外企後會開辦自己的公司，往往非法使用他們從外企學到的技術。甚至在執行法律比大陸嚴格得多的香港，也難以杜絕盜版歌曲和電影；複製的CD、DVD和唱片的售價僅相當於專利產品價格的零頭，為從事此類非法行為的人提供了極大的利潤空間。當外國公司和政府指責中國侵犯版權法，對其施加壓力時，中國官員會趕緊查封生產和銷售這類產品的企業，搗毀複製機器。可是沒過多久，另一些無所畏懼的中國企業又會在別的地方幹起同樣的生意。
中國工人的勞動條件，包括工作時限、車間環境和安全標準，往往比西方19世紀早期工業革命時可怕的勞動條件好不到哪裏去。有些企業利用相關勞動法規的缺失，讓工人住在擁擠的宿舍裏，為他們提供的勞動環境也幾乎沒有安全或質量標準可言。[24-9]對於數千萬青年農民工來說，能在沿海地區的工廠生活和打工，即使工作很辛苦，報酬也很低，但仍然比農村的毫無希望的貧困生活強不少。他們願意超時勞動，甚至因為害怕被解僱而忍氣吞聲。
利用西方和日本的資本建立並由外國人管理的工廠，儘管也在使用廉價勞動力，但普遍提供了比當地企業更好的工作條件。很多外資工廠空間寬敞，通風良好，在炎熱的夏季，室溫會維持在室外酷熱的溫度以下。這類工廠普遍採用了有關工作日工時、勞動條件以及工人安全的標準，在克服最嚴重的超時工作的問題上也取得了可觀的進展。在這些工廠裏，一些來自貧困地區的年輕人也養成了現代生活的基本習慣，如守時、清潔衛生和遵守紀律等。[24-10]
有大批外國企業在中國建廠。截至2000年，美國商會在海外的最大分會是在上海，日本在海外的最大商會也在上海，其規模是美國商會的兩倍。但上海的美國人、日本人和歐洲人的數量與臺灣商人相比仍然微不足道。為何會有這麼多境外商人湧向一個法規仍不健全、專利保護也很差的國家？吸引他們的是這裏的勃勃生機：決策速度快，落實決策不必受複雜法律程序拖累，規模巨大的市場迅速成長。有些外國企業家抱怨自己被中方合作夥伴和當地政府所利用，但也有一些人發現，一定的法律保護，與精明的、善於解決問題的地方官員的可靠關係，向上級部門投訴的可能，這一切加在一起，足以提供誘人的機會，所以他們願意為此承擔任何可能的風險。
鄧小平接班人面臨的挑戰
鄧小平所帶來的轉型的一個結果是，在他退出權力舞台後他的接班人將在未來很多年面臨一系列嚴重挑戰。這些挑戰包括：
為全民提供社會保障和公共醫療。在鄧小平時代，政府僱員，包括大型國企的職工，都享受單位提供的公費醫療和福利，但這些職工只佔全部人口的一小部分。[24-11]政府預算的規模過小，根本不足以為每個人提供退休保障、醫療和其他福利。在1980年代末，隨著市場作用的擴大，高收入人群能夠購買良好的醫療服務並自己解決福利問題。但是廣大群眾仍得不到醫療和其他福利。
鄧小平的接班人所面對的問題是，享受不到這些福利的人怨聲越來越大。人口流動的增加所需要的保障措施，是單個的工作單位無法提供的，政府預算和合格醫務人員的數量仍不足以滿足日益增長的需要。隨著農村公社的取消，農村不再存在能夠及時提供急救和基本公共醫療服務的單位。隨著住房的私有化和國企在開放的市場競爭中所面對的壓力，連大的工作單位也不再能提供足夠的福利。因此中國領導人面對的挑戰是，增加合格的專業醫療人員的數量，更新設備，建立能夠為包括邊遠地區的窮人在內的全體國民提供醫療和社會保障的體系——所有這一切都受到國家預算的約束。[24-12]達到這個目標可能需要幾十年時間，因此隨之而來的挑戰是，如何以使人覺得公平合理的方式分配現有的資源和設施。[24-13]
重新劃定和堅守自由的界線。鄧小平曾面對的最麻煩的問題，大概就是為自由劃定界線，使其既能滿足知識分子和一般民眾的要求，又能讓領導人維持社會秩序。天安門悲劇之後，民眾普遍害怕要求更多自由，但這種膽怯不會永遠存在。出版物數量的增多，互聯網和移動電話的驚人擴張，使中共更加難以控制官方認定的危險思想的傳播。
和鄧小平一樣，鄧的接班人擔心，如果容忍各種不同觀點的自由表達，就會釋放出公眾反對聲音的狂潮，像1989年那樣再次導致破壞社會秩序的示威活動。中國領導人所面對的挑戰是，如何找到能讓民眾感到合理而願意接受的邊界，然後想辦法守住這條得到認可的界線。如今現代通訊技術日臻複雜先進，力圖逃避控制的人又極具創造力，政治領導人能夠做到控制民眾的思想，避免發生變亂嗎？
遏制腐敗。鄧小平在台上時一直贊成懲辦腐敗大案，但是當地方幹部為了促進四化、加快經濟發展而悄悄違法時，他寧願視而不見。鄧小平接班人所面對的問題是，各級幹部都在想方設法地撈外快。政府官員、醫生和國企領導人都經常收紅包。掌握著土地和建設項目審批權的幹部不但直接拿好處費，還以低於市場的價格購買股份和資產，接受宴請，享用豪車。無論地方還是部隊的幹部，都會向有權提拔幹部的人送好處。年輕人要給徵兵的人送錢才能入伍。高層幹部面對的挑戰是，這些做法現在已到處氾濫，眾多幹部或其家屬牽涉其中，使克服這類問題變得極為困難。
保護環境。在鄧小平時代，雖然他本人確實關心植樹造林和擴大綠地，但普遍的貧困使發展經濟的要求極為強烈，因而對經濟增長的渴望完全壓倒了對污染的防治。自鄧小平時代以來，隨著工業的巨大擴展，煙塵、水資源短缺、河流污染、酸雨、環境污染對健康的損害和食品污染等等問題有增無減，公眾這方面的覺悟也在同步增加。官員面對的問題是，如何改變造成嚴重環境破壞的做法。一些貧困地區出現了極為麻煩的問題，那裏的礦業和煤炭等其他資源的開採與使用造成了嚴重的環境破壞，但是要求這些做法延續下去的經濟壓力同樣巨大。中國現在已經是溫室氣體的最大排放國，全國的道路上每年新增數百萬輛汽車，重工業的發展很可能還會增加對煤炭的使用，中國將如何應對來自其他國家的批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