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页 | 邓小平时代-傅高义 | 阅读 ‧ 电子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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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統治的合法性。毛澤東靠打贏內戰，趕走外國帝國主義和統一全中國取得了統治的合法性。鄧小平獲得合法性，靠的是在文革的混亂之後恢復秩序，以務實的方式處理國家面臨的嚴重問題，實現了經濟的高速增長。在這個新的時代，鄧小平的接班人該如何建立自身的合法性呢？

鄧小平的接班人受到壓力的原因是，他們沒有更加成功地阻止腐敗的氾濫，也沒有為解決不平等問題採取更多的措施。克服這些問題將來有可能變得更為困難：在全球經濟危機中，中國面對的風險是，很大部分人還沒有機會享受早先經濟增長時期帶來的好處，經濟就陷入滑坡。為了應對這種可能性，中國領導人必須從經濟增長以外尋找合法性來源，抓緊在解決某些公眾最關心的問題上取得進展：減少腐敗和不平等，提供合理水平的普遍醫療和福利，想辦法證明在選拔官員時是尊重民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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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超級大國的中國：鄧小平的遺產

在鄧小平的領導下，中國出現了不同尋常的高速發展，他的最後一次努力——南巡——使經濟發展進一步加快。這種增長帶來一個問題：當中國的經濟規模開始與美國匹敵時，中國將如何作為？鄧小平如果還活著的話，他會做什麼？

鄧小平認為，領土糾紛應當先放到一邊，讓更聰明的後人以和平方式加以解決。他所理解的大局是，不要對邊界糾紛過於激動，重要的是和其他國家搞好關係。

鄧小平相信，與鄰國保持和睦關係，集中精力搞和平發展，符合中國的利益。他於1974年在法國的短暫停留和次年的國事訪問中，加強了與歐洲的關係。他不但在1978年改善了中日關係，成為第一個訪問日本的中國領導，而且支持推動文化交流以全面加強兩國關係。他實現了中美關係正常化，通過成功訪美加強了中美關係。他開放了與南韓的貿易，為他南巡後不久兩國建交鋪平了道路。他最大的成就之一是，在經過30年的緊張關係之後，於1989年同蘇聯恢復了正常交往。總之，他改善了中國與每一個重要國家的關係。

1974年，作為第一位在聯合國大會發言的中國領導人，鄧小平說，中國絕不稱霸，如果中國壓迫和剝削其他國家，全世界——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可以把中國視為「社會帝國主義」，與中國人民一道推翻它的政府。1991年8月，聽到蘇聯領導人亞納耶夫（Gennady Yanayev）對戈巴卓夫發動政變的消息後，王震給黨中央發電報，提出中國應當表示支持亞納耶夫的政變，鄧小平回答說：「韜光養晦，絕不當頭，有所作為。」^[24-14]在鄧小平看來，中國不應插手其他國家的內部事務。

在鄧小平之後的年代，由於中國變得更加強大，中國的一些安全專家就像他們的美國一些同行一樣，開始爭論中國在強大之後應當繼續韜光養晦，還是採取更強硬的立場。從2010到2011年，經過幾個月的爭論——其中一些中國領導人主張更多採取攻勢，這場討論以贊成中國繼續與各國保持和諧友好的關係而收場。人們無法預見中國未來的領導人將如何回答這個問題，但是假如鄧小平還活著，他一定會說：中國絕不應當稱霸，絕不干涉別國內部事務，應當與各國保持和睦關係，集中精力搞好國內的和平發展。

[24-1]John K.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Thomas J. Barfield, Perilous Frontier: 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 (Cambridge, Eng.: Basil Blackwell, 1989); Paul Cohen, China Unbound: Evolving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Past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3).

[24-2]轉引自E. Backhouse and J. O. P. Bland, Annals &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Peking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14).

[24-3]Linda Jacobson and Dean Knox, “New Foreign Policy Actors in China,” SIPRI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Policy Paper no. 26 (September 2010), p. 22.

[24-4]關於國際貿易體系，請參見Edward S. Steinfeld, Playing Our Game: Why China’s Rise Doesn’t Threaten the We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24-5]有關中共的一般著作，見Richard McGregor, The Party: 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Communist Ruler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10); Yongnian Zhe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s Organizational Empero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24-6]參見G. William Skinner,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parts 1, 2, and 3,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 no. 1 (November 1964): 3–44; 24, no. 2 (February 1965): 195–228; 24, no. 3 (May 1965): 363–399.

[24-7]關於將城市的先進物質帶到鄉村，可以參考Rachel Murphy, How Migrant Labor Is Changing Rural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and Leslie T. Chang, Factory Girls: From Village to City in a Changing China (New York: Spiegel and Grau, 2008).

[24-8]有關的法律著作見Stanley B. Lubman, Bird in a Cage: Legal Reform in China after Mao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Randall Peerenboom, China’s Long March toward Rule of Law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Jianfu Chen, Chinese Law: Context and Transformation (Boston: Martinus Nijhoff, 2008).

[24-9]Anita Chan, China’s Workers under Assault: The Exploitation of Labor in a Globalizing Economy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1); Chang, Factory Girls.

[24-10]Ezra F. Vogel, 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有關在中國外企工廠曝光的超時用工現象，見Chan, China’s Workers under Assault.

[24-11]Martin King Whyte, Small Groups and Political Rituals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Gail E. Henderson and Myron S. Cohen, The Chinese Hospital: A Socialist Work Uni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Andrew G. Walder,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24-12]Deborah S. Davis, The Consumer Revolution in Urba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Scott Rozelle and Jikun Huang, “The Marketization of Rural China: Gain or Pain for China’s Two Hundred Million Farm Families?” in Jean C. Oi, Scott Rozelle, and Xueguang Zhou, eds., Growing Pains: Tensions and Opportunity in China’s Transformation (Stanford, Calif.: Walter H. Shorenstein Asia-Pacific Research Center, Stanford University, 2010), pp. 57–85.

[24-13]Martin King Whyte, Myth of the Social Volcano: Perceptions of Inequality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24-14]作者2010年12月與中共黨史專家沈志華的交談。

鄧小平時代的關鍵人物

（按姓氏漢語拼音排序）

陳雲

鄧小平和陳雲自1930年代起就結下了不解之緣，當時他們都在上海，都參加了周恩來領導下的中共地下黨。^[25-1]從那時起直到1980年代，他們在黨內鬥爭中大都站在一起。兩人在1953年主動向毛澤東揭發高崗，從而阻止了中共在1950年代可能發生的最嚴重的一次分裂。在1960年代中期，兩人都受到毛澤東的排擠，但也都免於滅頂之災。不過從1981年到1982年開始，這兩位領導人的長期關係開始出現裂痕：他們對發展速度發生了意見分歧。1984年以後，當鄧小平開始推動城市改革和加快發展時，他們的分歧變得更加尖銳。他們分別成為中共高層幹部中更廣泛團體的代言人，成了著名的「一山二虎」。

陳雲和鄧小平繼續為黨的利益合作共事，盡量不讓外界知道他們之間的分歧。但是在1980年代，尤其是1984年以後，這種分歧成為黨內政治路線的分界線。陳雲一向擔心冒進，他不太願意冒險，對遏制通貨膨脹更為堅決；他對蘇聯有較多好感，不願跟資本主義國家加強聯繫，不願擴大市場作用，更堅定地按黨內程序辦事。鄧小平則更喜歡進行試驗，突破條條框框，向西方敞開大門，敢闖敢幹。陳雲和鄧小平都是摸著石頭過河，但陳雲在落腳之前，要搞清楚每一塊石頭是否牢靠。

陳雲在黨內享有崇高的威望，這不僅因為他在經濟上的非凡成就，還因為他在高層長期任職的經歷，1930年代他在使蘇聯接受毛澤東的過程中的貢獻，他在延安建立中共組織系統的工作，他在中共佔領全國的過程中建立起城市管理體制時發揮的作用，以及他為了防止毛澤東在大躍進中走極端所做的努力。有些人認為他過於謹小慎微，但人們普遍尊敬他的政治判斷力和獨立分析能力，以及他堅守原則奉獻於黨的精神。那些擔心鄧小平不顧其他領導人的意見就搞大動作的高層幹部，會從陳雲那裏尋找支持，而在1980年代後期希望進行大膽的市場化試驗的人則把陳雲當作對立面。即使鄧小平想讓陳雲靠邊站，能否做得到卻令人懷疑。1984年以後，儘管路線分歧使兩人沮喪，但他們盡量做到了和平相處。

陳雲出身寒門，這與地主出身的鄧小平形成鮮明對比。他兩歲喪父，四歲喪母，後由外祖母養育。七歲那年外祖母也去世了，此後他與舅舅一起生活到十四歲。他的老師在這一年安排他去上海商務印書館當了學徒，陳雲先是在印刷廠幹活，後來成為店員。

商務印書館作為中國最大的學術出版商，是中國學術生活的一個中心，陳雲利用這個機會進行了自學。他讀書聽課，參加有關外部世界的辯論。他對商務印書館最高層的資本家掙多少錢算過一筆賬，由此推算出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程度。他的計算與共產黨對帝國主義的解釋一致。他在世界觀形成時期是上海的一名店員，他從未失去反帝熱情，總擔心他在上海看到的罪惡資本主義有一天會捲土重來。

1925年5月30日英租界警察向上海的人群開槍射殺了幾名中國人後，陳雲參加了示威活動，同年年底他加入中國共產黨，時年20歲。他發表演說，寫文章，講述帝國主義如何欺壓中國和資本家如何讓工人遭受苦難。

1927年國共決裂後，陳雲被迫轉入地下工作，經常變換姓名和住址。他還在周恩來的領導下，負責暗殺可能殺害過中共黨員的國民黨官員。與在資本主義國家生活過五年的鄧小平不同，陳雲憎惡他在1920年代的上海看到的資本主義，所以他從未去過資本主義國家，後來也不參與和西方領導人的會談。

國共決裂後的1928年，來自蘇聯的共產國際代表指示中共要依靠工人，因為知識分子多數出身於地主和資產階級家庭，不是革命運動的可靠基礎。當時的中國工廠數量極少，也幾乎沒有受過足夠教育、能夠擔起領導責任的工人，中共迫切需要聰明的「工人」進入領導層。陳雲在商務印書館時就是勞工領袖，又在那裏的環境中受過良好教育，因此迅速得到提拔。事實上，儘管他比鄧小平小一歲，但在他1931年當選中央委員後的20年裏，他在黨內的排名一直遠遠高於鄧小平。

1933年在江西，陳雲作為唯一具有「工人背景」的高層幹部，很快就被提拔為政治局常委，從而成了中共的七名最高領導人之一。在1935年長征途中著名的遵義會議前夕，陳雲參加了黎平會議，會議決定擴大參加遵義會議的人數，其中包括更多擁護毛澤東的人，這為毛澤東在遵義取得優勢鋪平了道路。遵義會議之後，勢孤力單的中共為了維持共產國際的支持，需要有人與上海的共產國際重新建立聯繫，向它彙報中共領導層的變動；而陳雲可以裝扮成會講上海話的當地商人，因此被黨的領導選定前往上海向共產國際彙報工作。可是他到了上海後處境險惡：很多投靠國民黨的前中共黨員很容易把他認出來。於是他按照別人的建議乘貨輪去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又從那兒轉赴莫斯科的共產國際，向蘇聯領導人彙報了遵義會議的情況——尤其是毛澤東的崛起。之後，他在莫斯科駐留了兩年。

鄧小平在莫斯科時，那裏正在實行「新經濟政策」；而陳雲在莫斯科時，史太林已經建成社會主義體制並制定了蘇聯的五年計劃。鄧小平去蘇聯時是學生，陳雲去蘇聯時則是中共高層幹部，可以跟蘇聯領導人交往，甚至見過史太林。離開莫斯科後他在新疆住了半年，試圖在那裏建一條中蘇之間的固定運輸通道，但這項工作因為地方軍閥馬步芳及其騎兵隊的阻擾而失敗。

後來，陳雲在1950年代初中國的經濟計劃中發揮了領導作用，他與蘇聯顧問有著良好的關係，在他們的幫助下制定了中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與1960年代初領導過中蘇論戰的鄧小平不同，陳雲一直與蘇聯領導人關係良好。他1937年底回延安成為毛澤東隊伍中的一員後，負責組織部的工作。延安的局勢要比江西蘇區更穩定，這使他得以建立起黨員的人事檔案，由於當時的組織部也管著黨員的個人生活，包括他們的家庭關係和婚姻，所以陳雲十分瞭解所有中共的重要領導人。陳雲積極發展來自城市的青年知識分子入黨；雖然他承認需要清除國民黨的奸細，但在整風運動中他感到很難整肅許多經自己介紹入黨的人，於是請病假休養了數月，被熱心參加運動的彭真所取代。陳雲有商務印書館的經歷，處理過賬目，當過四處奔走的銷售員，因此後來被安排從事經濟工作。他的一項重要任務是打破國民黨的經濟封鎖，他採取的辦法是讓封鎖區外邊的商人用他們自己的貨幣買賣鴉片和共產黨的其他產品以獲利。成功突破封鎖後，他又被指派負責整個西北地方（延安所在地）的經濟發展工作。

抗戰之後，毛澤東派陳雲等中共高幹去了東北（當時稱為「滿洲」）。他們利用這個地區毗鄰蘇聯的優勢和日本人留下的工業設備，為國內戰爭奠定了基礎。隨著東北根據地的擴大，陳雲領導了這個地區的經濟發展。中共在東北取得軍事勝利後，陳雲建立起了糧食和其他物資的供應網絡，為中共軍隊南下提供支援。

當中共軍隊奪取他們的第一座城市哈爾濱後，穩定經濟成為當務之急。富有經驗的陳雲承擔起了向中共統治方式過渡的工作，包括確保當地的各種設施繼續運轉，而這要求他與很多過去在國民黨治下工作的官員合作。當中共軍隊接管了更大的城市瀋陽時，陳雲又負責按中共的原則實行城市管理。他在領導這一困難任務的過程中表現得十分成功，使瀋陽的接管工作成為中共攻佔南方和西部、統一全國的過程中接管其他城市的樣板。

當中共建都北京時，陳雲已經建立了東北的經濟秩序，此後他開始主管全國的經濟工作。他所面對的最迫切問題，是如同脫韁野馬一樣的通貨膨脹—軍閥混戰時它從未被馴服，抗戰後則完全失控。陳雲採用嚴厲的行政處罰手段強迫商人停止漲價，但他們拒不服從，於是他轉而利用市場：他把庫存貨物大量投放市場，使價格直線下降，從而粉碎了商人的抵抗。通過行政管制和市場手段雙管齊下，中共在陳雲的領導下於1952年完成了國民黨和軍閥多年無法辦到的事情：控制住了通貨膨脹。

陳雲接下來的工作是建立社會主義經濟計劃體制——這必然要對重要物資供應進行控制——以及1955年至1956年對大型企業的國有化和小企業與農村的集體化。他的努力使整個經濟都被納入社會主義計劃之中。從1950年代初開始到大躍進以前，陳雲統一了全國的糧食收購體系，確保了從農村徵購足夠的糧食以供應城市。這種進步，再加上從蘇聯引進的工業項目，使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直到1958年大躍進時毛澤東把謹慎的陳雲推到一邊，讓計劃部門失效，重創了經濟。就在災難延續之際，毛澤東又把陳雲叫回來領導恢復經濟。陳雲在1960年代初再次恢復了經濟秩序。毛澤東曾問：為什麼好像只有陳雲能搞好經濟？

陳雲生性敏感，處事穩健而審慎，一遇到壓力，尤其是受到毛的批評時，就會自稱心臟不好，數周甚至數月閉門休養。1962年，當陳雲提出實行包產到戶的可能性而受到毛澤東批評時，他萬分沮喪，以至兩個星期不能說話，過了很久才恢復過來。毛澤東曾說，陳雲太膽小，一片樹葉落下來也怕砸到自己頭上。陳雲也是個不合群的人，他很少接待來客，常常獨自一人吃飯。

鄧小平每天要看15種報紙和很多報告，而陳雲只反復閱讀《人民日報》。他的秘書每天只給他5份最重要的報告，他讀得十分仔細。他當過管賬的店員，當過把一切事情納入正軌並監督這個體制正常運行的計劃官員，這些經歷都加強了他天生細心的特點。鄧小平認為，軍隊如果等到把事情搞得一清二楚、搜集到全部必要的情報之後再行動，就有可能貽誤戰機。陳雲則喜歡說「交換，比較，反覆」。作為中國的計劃經濟之父，陳雲多年致力於把一切搞得井然有序，所以他對這種曾經行之有效的體制懷有可以理解的感情，堅決不允許任何人毀掉他苦心經營的作品，然而它在大躍進時卻毀於一旦。

雖然陳雲的資歷高於鄧小平，但從未被嚴肅考慮過出任黨內最高職務。他沒有任何實際的軍事經驗，與將在新時代發揮重要作用的西方也無任何交往。他身體多病。陳雲的頭腦要比批評他的人所承認的更具想像力、更靈活，但他缺少鄧小平那種能把人們團結在自己身邊的領導魄力。陳雲也缺少領導一個獨立部門或地方的經驗。毛澤東去世後，陳雲本人也宣稱，鄧小平是唯一適合做黨的最高領導的人選。

鄧小平和陳雲都是在革命英雄主義年代的史詩般的鬥爭中倖存下來的人。他們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比在穩定的組織中登上高位的普通官僚自豪得多；如果不是這樣，反而有悖於人之常情。1979年以後，當鄧小平登上《時代》雜誌的封面，成為「年度人物」時，陳雲聽任鄧力群在中央黨校發表了一系列大肆吹捧自己的講話，說他在經濟領域的貢獻可以與毛澤東在政治領域的貢獻相媲美，但並沒有給予鄧小平相應的讚美。《陳雲文選》甚至先於《鄧小平文選》出版。雖然鄧小平和陳雲從未公開鬧翻，但不難理解他們的關係中暗藏機鋒，所以他們也成了吸引兩種有關中國現代化的對立觀點的核心人物：一方主張大膽前進，另一方則主張避免冒險。

鄧力群

鄧力群在1980年以後擔任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的負責人，1982年至1985年任中宣部部長。他並非中共的最高一級官員，但他的影響力卻大大超過他的職位，這不僅因為他主管著來自從中央書記處到最高領導人的重要的、一天兩期的情況簡報，也不僅因為他幫助起草過鄧小平的很多講話，將毛澤東的女兒李訥、陳雲的妻子于若木和陳雲的一個秘書都羅織到自己麾下；鄧力群的影響力，還因為他無懼於表明自己的觀點，精通理論，並且他時常為之代言的陳雲和王震都給他撐腰。只要他認准的事，他會堅持到底，不惜為此丟官、獲刑或勞教。他井井有條，長於戰略安排，愛護和關心部下，所以他們對他心存感激，是他的忠實追隨者。

鄧小平覺得，鄧力群在遏制知識分子對黨的批評上是個可用之材。由於鄧力群頭腦聰明，無所畏懼，說話直率，會寫講話稿，又不是負責一線工作的幹部，所以鄧小平與他的交往要比負責一線工作的幹部更輕鬆。與比他職位高的官員相比，鄧小平更經常徵求他的意見。由於有強大的保守派的支持，鄧力群不但敢於攻擊知識分子，甚至敢於批評胡耀邦總書記。事實上，他成了胡耀邦主要的批評者，充當著那些認為胡耀邦允許過多的自由、沒有盡力維護黨的權威的保守派老幹部的代言人。鄧力群大力提倡維護黨紀的重要性，在攻擊對黨有批判意見的知識分子和幹部時從不手軟。倡導自由的知識分子認為，鄧力群在鼓動老幹部毫無必要地壓制自由時，發揮了很不好的作用。在陰險的康生死後，知識分子和自由派官員最痛恨的人便是鄧力群。

鄧力群1915年出生於湖南省桂東縣，他的出身被劃定為富農，但是他家300年歷史的祖宅有20多間房。鄧力群的父親中過科舉，但從未做官；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後，他在家鄉創辦了第一所西式學堂。鄧力群的哥哥是國民黨統治下的湖南省政府民政廳廳長和國民黨中央委員。鄧力群到北平進入美國傳教士辦的學校讀書，1935年考入北京大學讀經濟學，但他還沒讀完第一年，就發生了「一二・九」反日示威，不久後他便離校去了延安。^[25-2]

在延安，鄧力群於1936年入黨，後進入馬列學院並從事秘密調查工作。當鄧力群秘密調查在延安整風中挨批的李銳時，找到李銳的妻子談話，表面上是在繼續調查，其實是在向她示愛，兩人最終短暫同居。鄧力群後來為此作過檢討。

內戰時期鄧力群被派往東北，他在那裏與陳雲會合，擔任過遼東省委政治研究室主任等不同職務。1949年夏天他被派到新疆任宣傳部長和自治區黨委秘書長。^[25-3]他與被派去平定新疆的王震密切合作。當時要爭取少數民族合作的毛澤東在得知王震將軍過早地開展民族改革，殺了大批維族人後大為惱火。鄧力群告訴毛澤東說，不是王震，而是他鄧力群作出了肅清大批有可能反抗中共統治的當地人的決定。鄧力群大膽保護王震，自擔罪名，為此丟了烏紗，過了一段時間才得以重返官場。但是他贏得了像他一樣講義氣的王震的堅定支持。鄧力群讀過《水滸傳》和幾乎所有古代俠義小說，養成了一種重義氣的信念且畢生信守不渝。^[25-4]

新疆平定之後鄧力群回到了北京，先是在劉少奇手下的中央辦公廳工作，然後受楊尚昆的領導。他幫助起草黨的文件，後來又去了黨刊《紅旗》雜誌。劉少奇在文革中受到批判時，劉的兩個高級秘書立刻與他反目，但第三個秘書鄧力群再次義氣當先，拒絕批劉。他為此受到批評，被下放到五七幹校接受再教育並參加勞動。下放結束後，他為了掌握馬列主義理論而自願留在五七幹校，在那裏又呆了一年才回到北京。

返京之後，鄧力群於1975年應胡喬木之邀，成為鄧小平的政治研究室的第七位、也是最後一位要員。這一年年底鄧小平受到批判時，鄧最親密的助手都被要求加入批鄧行列，他們全都從命，唯有鄧力群除外。鄧力群為堅持這一立場不惜坐牢，但他只是丟了工作。鄧小平在1977年恢復工作後不久，鄧力群便成了為他寫講話稿的圈裏人之一。^[25-5]1980年6月鄧力群擔任了中央書記處研究室負責人，每天編發供高層傳閱的簡報，為領導人搜集調研資料，從事自己的研究，主編四份雜誌，同時寫作理論著作。^[25-6]

像鄧力群這一類寫作班子裏的人，固然要聽從鄧小平和陳雲等人的指示，但是作為精通黨史和理論的專家，他們也有機會影響文件的內容。由於胡喬木和鄧力群被人尊為中共正統思想的衛道士，高層幹部都不敢說由他們兩個人把關的文件和講話會違反黨的理論和先例。

鄧力群既不是「沒頭腦的」保守派，也不是衝動的民族主義者。他和他的兒子鄧英淘都曾在北京大學讀過農業經濟學專業，是農村改革的早期支持者。在農村改革的初期階段，鄧力群主張讓市場發揮更大的作用。鄧小平1978年10月訪日後不久他也前往日本考察，回國後便大力讚揚日本的效率、質量標準以及日本人的精神和組織方式。但是鄧力群也支持陳雲堅持以計劃經濟為主的慎重態度。此外，1980年鄧力群在中央黨校做了一系列有關陳雲經濟思想的講座，聽上去像是在鼓勵對陳雲的個人崇拜。後來，陳雲總是大力支持鄧力群。

中共的宣傳幾十年來一直讚美工人、農民，但這並沒有完全抹去鄧力群對胡耀邦這一類人的輕視——鄧力群曾就讀於北京大學，出身名門，而胡耀邦14歲就離開了學校，處事有失穩重。陳雲和王震等保守派相信鄧力群能夠勝任總書記一職，自由派幹部也不懷疑他有此野心。鄧力群則否認自己謀求這一職位，但他並不掩飾對胡耀邦的輕視，這種強烈的輕視明顯不是只由客觀分析得來的。

胡喬木

胡喬木擔任過毛澤東的秘書，是起草官方文件的「大筆桿子」，最權威的黨史專家，享有比鄧力群更高的頭銜和名望。^[25-7]胡喬木是學識廣博的出色學者。作為中共幹部，他感到有責任維護黨的權威和黨的言論的正統地位；作為學者，他閱讀廣泛，不斷求知；作為朋友，他對想表達不同觀點的人十分體貼周到，為使他們的觀點能被最高領導人接受提出建議；作為正統思想的捍衛者，他會攻擊那些批評黨的知識分子；作為競爭者，他以黨的正統思想最權威的代言人和大筆桿子的身份打壓對手。

他與黨的很多高層領導有私交，這可追溯至他在延安擔任毛澤東秘書的時期。他早年加入共青團，1936年自動成為中共黨員。1949年後的最初幾年，毛澤東把他當作中共觀點的衛道士，讓他主持《人民日報》。他利用自己熟知毛澤東文章和中共文件的優勢，於1951年寫出《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一書，為自己奠定了黨史大家的地位。他也是四卷本《毛澤東選集》的編者之一。

雖然胡喬木比黨的其他高層領導更熟悉理論和黨史，但他在加進自己的觀點時要比鄧力群更慎重。儘管如此，胡喬木在記錄領導人的即興講話時往往也很靈活，以便使他們的講話與黨的理論、歷史和用語相一致。高層領導人都知道他的才能、他廣博的黨史知識以及他的善解人意，因此都尋求他的幫助為自己的言行正名。例如鄧小平就借重胡喬木的才華，讓他領導自己的政治研究室，不斷請他在意識形態觀點方面把關，以使他的講話和文件既能表達自己的觀點，又不會在毛澤東生前及死後招致背離中共正統思想的批評。

鄧力群愛恨分明，為了講義氣不惜接受懲罰；胡喬木則不同，他很圓滑，總想跟任何當權者搞好關係。他認為誰掌握了大權，就會忙不迭地對其表忠心，但是他對政治的嗅覺並不總是靈驗。1975年時他擁護鄧小平，但在1976年反右傾翻案風運動中他又加入了批鄧的行列。鄧小平復出後，胡喬木請鄧力群帶給鄧小平一封道歉信，但鄧小平知道他並未出賣機密，說那不是問題，連看也沒看就把信退了回去。^[25-8]後來趙紫陽擔任總理時，胡喬木不但趕緊前去拜訪，甚至對鄧小平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的作用表示懷疑，而這篇講話正是他本人為鄧小平起草的。

胡喬木考入北京大學讀物理，但後來改學歷史。他在浙江大學學過英語和其他歐洲語言，還學過歐洲的文學與歷史。他也能夠運用自己在政黨史、科學、經濟學和哲學方面的廣博知識，其中一些知識是他通過閱讀中文、俄文和西方語言的文獻獲得的。他在延安時協助起草過第一份《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因此不難理解為何鄧小平在1980年至1981年讓他再次負責起草第二份《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評價毛澤東時代的黨史。作為黨的正統思想的維護者，奇怪的是，他雖然能夠從自己閱讀的很多相互矛盾的著作中看到價值，自己卻從未形成一套前後一致的系統觀點。在私下場合，他有時會表達比很多批評他的人更加自由的立場。他在文革期間受到激進派的攻擊，後來又受到「四人幫」的批評。但在公開場合中他仍是正統思想的衛道士，肩負著維護黨的權威的重大責任，因此更常參與打擊自由派的運動。

胡喬木在壓力之下能夠下筆如流。他手下有一大批從事寫作和研究的人，為他查找歷史文獻，核對先例，搜集當前的信息，寫出草稿，但他通常要對重要文件和講話作最後的編輯，使之首尾一貫，能夠發出平衡不同觀點的權威聲音。由於他擁有深厚的黨史知識，他對某件事與黨的傳統是否一致的判斷很少受到質疑。胡喬木工作緊張而專注，但比較情緒化。他在反駁對手、捍衛黨的正統思想時很教條，對於任何向他的黨內頭號筆桿子地位發起挑戰的人，他會毫不客氣地予以反擊。

胡耀邦

胡耀邦14歲便加入了共青團和紅軍。^[25-9]他充滿獻身精神，率性而又熱情，做事全力以赴，願意盡心盡力地幫助受迫害的同志，因此在1980年代後期，大概沒有其他高層領導人擁有比胡耀邦更多的忠實崇拜者。確實，胡耀邦受人愛戴，被視為中共的良知。當他1987年下台時，很多黨員，甚至與他沒有親密關係的人，都認為他像周恩來一樣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胡耀邦講話時神采飛揚，十分坦率而真誠，任何其他中國領導人都難以像他那樣打動聽眾。例如，當他回顧自己在文革中挨批或1932年被判死刑——因為同事馮文彬代為說情才免遭厄運——的感受時，都能夠深深地感染聽眾。^[25-10]

就連一些崇拜胡耀邦的人也承認，他缺少最高領導人所應有的沉穩與莊重。他講話時手舞足蹈，讓人覺得他是個沒經驗的青年人。批評他的人蔑稱他為「蟋蟀」。趙紫陽在回憶中說，胡耀邦是個致力於改革的理想主義者，但他認為因為胡耀邦從未擔任過獨當一面的地區領導人，所以不能充分估計政治穩定和團結的重要性。^[25-11]其實，胡耀邦曾短暫地擔任過陝西省委書記（1964年11月至1965年6月），在那裏工作時他受到了保守幹部的批評，說他過分強調生產，保護幹部，不抓階級鬥爭。胡耀邦沒有當過軍隊的司令員，但有些幹部說，假如他當過的話，也會是一個隨時準備率軍衝鋒陷陣的將軍，而不是一個能夠權衡所有利弊，作出周密計劃的傑出戰略家。

1952年到1966年胡耀邦擔任共青團中央書記時，他的任務是動員青年人，幫助他們認識政治工作，樂於獻身於黨和國家的事業。他沒有擔負鄧小平所承擔的那種重任：為國家作出全面決定，維護秩序，抵禦外來威脅。甚至敬佩胡耀邦的部下也承認，他不是個有組織能力的行政管理者，他也不善於保護下屬免受別人攻擊。批評胡耀邦最嚴厲的人說，他常常說個沒完，信口開河，不能充分考慮影響。他過去的部下說，胡耀邦能很用心地熟悉政策，按政策辦事，在這方面他要比他的批評者所說的要好得多，但他願意給知識分子更多自由，允許下級幹部以自己的方式去解決問題。澳洲總理羅伯特・霍克（Robert Hawke）問過胡耀邦的副手胡啟立對胡耀邦脫稿講話有何感覺，胡啟立說：「可怕。」^[25-12]

胡耀邦1915年出生於湖南瀏陽縣，在左傾老師的鼓勵下參加了愛國活動。14歲那年他離開學校，越過東部省界去了江西蘇區。他作為「紅小鬼」參加過長征，擔任為老兵服務的工作。在延安他是毛澤東的寵兒之一。離開青年團的工作後，毛澤東安排他去了解放軍政治部。內戰期間胡耀邦在賀龍的第二方面軍（後來的第一野戰軍）當一名低級別的政委，隨這支部隊一起從北路入川。1950年胡耀邦在川北擔任黨委書記時，鄧小平作為上級就認識了他（當時，由鄧小平擔任黨委書記的西南局總部設在四川）。1952年六大區的幹部奉調回京時，鄧小平也回到中央任職，胡耀邦則被任命為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

胡耀邦有一次和客人開玩笑說，鄧小平看上他是因為他身高只有一米五，是唯一比鄧小平個頭還矮的幹部。^[25-13]其實鄧小平有很多理由選中胡耀邦：他在江西和延安蘇區工作過多年，和其他高層領導關係都不錯。此外，鄧小平知道胡耀邦學東西很快，而且很刻苦；他精力旺盛，獻身於改革，凡是能推動國家前進的事，他都會全力以赴地去做。他被公認為那一代人中最能幹的幹部，他從1952年至1966年一直擔任共青團第一書記，其中有十年（1956–1966）鄧小平恰好一直擔任黨的總書記。胡耀邦在1960年代初帶職下放去湖南省湘潭市擔任黨委書記，後又去陝西擔任省委書記，這段時間他也幹得不錯。1967年初紅衛兵搞了一個批鬥鄧小平支持者的名單，排名第一的人就是胡耀邦。^[25-14]

1975年7月胡耀邦恢復工作後，將心灰意冷的科學家又動員起來，因為搞現代化迫切需要他們的幫助。1977年至1978年他在中央黨校時，也鼓勵幹部們為使黨和政府在文革後重新煥發活力作好準備。1977年12月被任命為組織部長後，胡耀邦不知疲倦地投身於平反文革冤假錯案的工作。他還領導著理論工作，推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在1978年12月三中全會之前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胡耀邦在消除不同團體的分歧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促進了在人事任命方面的共識，並協助起草了三個主要發言人——華國鋒、葉劍英和鄧小平——的講話稿。^[25-15]可見，胡耀邦對黨的工作的方方面面都具備廣泛的知識，他在軍隊工作過，還當過黨的宣傳和組織部門的領導。

擔任總書記後，胡耀邦最初得到了所有關鍵領導人的支持。1962年至1964年他和華國鋒同為湖南省的領導幹部，此後一直與華保持著良好的關係。他還得到了葉帥的大力支持，他們都是客家人，在延安時就相互熟悉。陳雲也是在延安時就認識胡耀邦，當時胡是解放軍政治部的組織部長，而陳雲則是中央組織部部長。1978年陳雲曾與胡耀邦緊密配合，從事平反冤案的工作，他在1980年也支持任命胡耀邦為黨的主席。^[25-16]在1982年中共十二大取消「黨主席」一職後，胡耀邦成了總書記。

毛澤東充分利用了周恩來和康生這一類人，他們在受到批評時都比較脆弱，為了避受批判幾乎什麼事都肯幹。胡耀邦沒有這樣的弱點。但是與一向自信沉著、具有權威感的鄧小平相反，胡耀邦缺少相應的自信，總想證明自己有資格進入黨的最高領導層。^[25-17]他喜歡讀書，尤其喜歡深入閱讀歷史、理論和文學著作，努力證明他具備與高層領導人職位相稱的理論素養。工作繁忙時他連家也不回，就睡在中南海辦公室裏，儘管他步行就能回家。^[25-18]

華國鋒

華國鋒就像他那一代領導幹部中的很多人一樣，也是作為反日愛國青年入的黨。他唸完小學後又上了三年中學。他原名蘇鑄，1938年17歲入黨後改名「華國鋒」，取「中華衛國先鋒」之意。他入黨前不久，中共的八路軍剛在他的家鄉山西建立總部。入黨後分配給他的工作是為部隊徵兵，為當地的游擊隊找人手，並負責招募和培養年輕黨員。華國鋒在1937年至1949年的戰鬥歲月中參加過游擊活動，也與正規軍一起工作過，但並未加入其中。內戰結束時他成了當地的一名縣委書記，和趙紫陽和萬里在各自省份的情況一樣。

中共軍隊在1949年執掌全國後，華國鋒被派往湖南，先是在湘陰縣當縣委書記，後於1952年前往毛澤東的家鄉湘潭縣擔任縣委書記。1952年他被提拔為下轄12個縣的湘潭地區的行署專員和黨委副書記，1955年成為湘潭地委書記。他在湘潭大搞集體化，毛澤東有一次回鄉時注意到了他。1956年華國鋒被提拔到省裏工作，先是幹文教，後擔任省委統戰部部長。1958年他擔任湖南省副省長，主管農村工作，1959年秋天成為湖南省委副書記。為避免受到外國可能的攻擊，一批工業企業曾從沿海地區遷移到了湖南，1964年，華國鋒在促進這些工業企業的發展中發揮了一定作用。

1959年夏天華國鋒接待毛澤東回到故鄉湘潭縣。當時中國還沒有空調設備，據說華國鋒因為擔心天氣太熱和毛澤東的安全，在臥室外面通宵為毛站崗，以便使他能夠開著窗戶睡覺。在華國鋒的領導下，湘潭的毛澤東故居實際上成了全國的聖地，華國鋒將周邊一帶也變成了旅遊景點。他還在毛澤東的家鄉韶山興建了水利灌溉工程。

華國鋒早在1967年初已是湖南省第二把手，在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1970年他成為省委第一書記。總之，華國鋒是個多面手，他在官場上步步高升，具備在所有重要部門的工作經驗：農業、工業、財政、文教和科技。^[25-19]

1971年8月27日，毛澤東讓華國鋒擔任了廣州軍區第一政委。華國鋒從1973年到1976年在政治局的工作經歷，使他得以廣泛瞭解全國性的政策問題，同時有機會結識其他高層幹部。他沒有外交經驗，也從未在正規軍工作過。在1975年1月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他當選為副總理和公安部部長。華國鋒不屬於出類拔萃的領導人，但在毛澤東看來華國鋒是他的政治運動的堅定可靠的擁護者。不過與毛澤東這位浪漫主義革命家不同，華國鋒所享有的名聲，來自他親自調查研究並解決問題的實幹作風。

紀登奎

1975年，52歲的紀登奎成了最年輕的副總理之一，並被視為更高職位的可能人選。^[25-20]1952年毛澤東去河南視察時，他一開始對從地方幹部嘴裏聽到的那些含糊籠統的回答頗為不滿，直到他開始與紀登奎談話為止。當時紀登奎只有29歲，是一家煤礦機械廠的黨委書記。紀登奎在彙報時講得十分具體，顯然很熟悉情況；大多數幹部對毛澤東說話時戰戰兢兢，紀登奎卻敢於作出直截了當的回答。毛澤東問了紀登奎一系列問題——他是否參與對別人的嚴厲批判？他是否受過別人嚴厲批判？他是否殺過人？在殺人時是否犯過錯誤？紀登奎一邊對所有問題一概回答「是」，一邊舉出各種例子。毛澤東本來只想跟他談十到十五分鐘，但紀登奎的回答令他產生好感，於是讓紀登奎跟他一起乘火車去武漢，在那裏又談了四個小時。紀登奎是個能幹的幹部，在河南省的黨組織中得到穩步提升，人們認為他的工作能力要強於他在湖南的對手、跟他年齡相仿的華國鋒。毛澤東每次去河南都會把紀登奎叫來談話，有人估計毛澤東總共與紀登奎交談過五十多次。大躍進即將結束時，毛澤東問紀登奎，問題是否很嚴重，紀登奎說，由於政策錯誤，他的幾個家人也營養不良了。毛澤東又問紀登奎，從大躍進恢復過來需要多長時間，紀回答說，如果政策對頭，需要兩三年時間；不對頭的話則需要三到五年。毛澤東曾當眾比較過紀登奎的觀點（後來證明他是正確的）和陳雲的觀點（他曾說需要十年），從那以後紀登奎便與陳雲關係不好。紀登奎在文革開始時也受到迫害，但很快就在官場上轉危為安，1970年，毛澤東把他調到了國務院。

鄧小平在內戰開始前不久的1946年就見過紀登奎和紀的朋友趙紫陽，當時兩人都是鄧小平領導下的冀魯豫邊區的河南幹部。後來紀登奎去莫斯科學習一年，又被派到河南的第一機械工業部下屬的單位工作。鄧小平瞭解紀登奎的能力，曾支持把他派到浙江開展工作。紀登奎具備領導這個派性嚴重的省份政府工作所需要的資格：經驗、技巧以及高層領導人的支持。

李先念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中國權力格局中，李先念的排名僅次於鄧小平和葉劍英。他具有不同尋常的本事，能同時與很多不同的甚至相互對立的領導人相處，如毛澤東和他的對頭張國燾、毛澤東和周恩來、華國鋒和鄧小平、鄧小平和陳雲。自1954年進京後，李先念一直從事經濟工作。^[25-21]他出生在湖北省東部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1927年入黨，國共分裂後他在鄂豫皖根據地打過游擊，後來加入了當時人數遠多於毛澤東的張國燾的部隊。張國燾賞識李先念的能力，提拔他當了紅四軍的團政委。^[25-22]在長征期間，張國燾率領紅四軍脫離毛澤東的軍隊西進，被當地軍閥，尤其是馬步芳的騎兵打得一敗塗地。李先念帶領其中大約1,500名狼狽不堪的士兵穿過西北地方，到達新疆時只剩下了400人。他們在那裏遇到了陳雲，後者為他們提供食物和醫療，使他們恢復了元氣。李先念接著去了延安。毛澤東與張國燾鬧翻後，李先念極其小心地向毛澤東輸忠，避免任何可能引起猜疑的活動。

在國共內戰的後期，李先念率領手下的部隊來到冀中平原離他家鄉村莊不遠的地方。當時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時遇到了嚴重困難，李先念利用自己的當地關係為他們提供了支援，由於這項工作他被提拔為劉鄧大軍的副司令員。1949年中共獲勝後，李先念留在湖北任省委書記。此後幾年他又在武漢市、湖北省和中南局擔任過不同的高層職務，他在中南局時曾與林彪共事。

李先念在武漢時負責處理經濟問題，1954年鄧小平辭去財政部長一職後，李先念便奉調回京接替了鄧小平。在1956年中共八大之後召開的中央全會上，李先念成為政治局17名成員之一。他與陳雲不同，在外交上扮演著積極角色，他曾接待外國代表團，並有幾次出國訪問。例如他在1972年就陪同尼克遜總統遊覽了長城。在外國人的記憶中，李先念是個親切和藹的人，很用心於自己的本職工作。此外，他不會強烈表明自己的意見，避免採取擁護某個領導人反對另一個領導人的政治立場。李先念是個善於求生存的人，總是能夠隨政治風向而動。

在文革期間，李先念被周恩來留在業務組全面負責經濟工作。1966年至1970年經濟工作受到嚴重破壞，甚至沒有開過黨內會議討論未來一年或數年經濟計劃。李先念的任務是在受到各種政治干擾的情況下維持經濟的運轉。不過，1970年以後，李先念得以恢復經濟計劃工作。李先念能被很多高層幹部所接受，是因為他本來就是周恩來手下的一名老幹部，並不是因文革而發跡。在文革中發跡的人同樣能接受他，因為他在業務組時跟他們很合作。鄧小平在1975年掌握著權力，但仍受制於毛澤東，李先念在幫助鄧小平取得對鐵路和鋼鐵工業的控制權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975年底毛澤東開始對鄧小平產生懷疑時，李先念也十分賣力地批判鄧小平。可是當1976年批鄧擴大化時，他本人也受到了批判。在毛澤東去世前的幾個月，即1976年2月到9月，李先念被迫靠邊站。

毛澤東一去世，華國鋒就曾派李先念與葉帥商量如何對付「四人幫」。從鄧小平1976年初下台到1978年，李先念在華國鋒的領導下擔任副總理，負責國務院日常工作。這兩年他在引進化纖和化肥廠的決定中起著核心作用，從1978年開始，他又與「石油幫」的成員一起作出了引進更多外國工廠設備的安排。1978年夏天，在華國鋒的領導下，李先念在制定十年規劃、派代表團出國、進口大量外國工廠設備和生產線的工作中也發揮著關鍵作用。在1978年夏天的經濟務虛會上，雖然陳雲無權與會，李先念還是及時向陳雲通報了會議情況。

三中全會之後，當陳雲批評華國鋒的大幹快上和過於樂觀的計劃時，李先念作為華國鋒手下的負責幹部也受到牽連。他努力保住了自己的職位，但不得不退居守勢。他為自己過分樂觀的估計作了檢討，將全面負責領導中國經濟的工作交給了他過去的導師——40年前在新疆幫他恢復了健康的陳雲。1979年3月李先念和陳雲聯名致信黨中央，要求成立一個由陳雲領導、李先念作為其副手的新的財經委員會。

不論李先念與鄧小平合作關係如何，他不可能完全擺脫自己過去的思想以及他本人與在文革中未下台的領導人的關係。1978年後實行的很多改革，難免要否定他在文革時擁護的政策和他曾為之工作的組織。例如，他支持大寨和大慶樣板，而鄧小平等改革派則認為它們已經不適合新時代的要求。他與推動市場進一步開放的趙紫陽的關係頂多只能算勉強湊合。但是他同陳雲和鄧小平有著特殊的關係，前者是他在1930年代的恩人，後者在大別山的艱難時刻得到過他的幫助；加上他的資格、適應能力和才幹，都足以使他留在高層。在1978年以後的改革派中李先念是比較保守的一位。此外他也不是很贊成鄧小平排擠華國鋒。他的觀點更接近他的老上級陳雲而不是鄧小平。像陳雲一樣，李先念從未去過經濟特區，儘管他曾支持在蛇口成立拆船工廠——蛇口後來成了深圳經濟特區的一小部分。

李先念做人很靈活，這使他能夠加入到鄧小平的改革團隊之中，但他不是一個全心全意的改革家。儘管如此，他擁有的資歷、知識以及經驗對鄧小平和其他更堅定的改革派是有用的，他也從未挑戰過他們的領導地位。

毛遠新

1976年初，只有36歲的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已經擔任了遼寧省革命委員會主任。他與當地的激進派（但不是與「四人幫」）打得火熱。他大概是毛澤東最聰明、最有見識和經驗的晚輩親戚。他有力而自信，毛澤東早就與他有著親密的關係。^[25-23]

毛遠新的父親毛澤民是毛澤東的胞弟，是個堅定的共產黨員，於1943年被新疆軍閥盛世才殺害。毛澤東的二兒子毛岸青患有精神疾病。長子毛岸英死於南北韓戰爭後，因身邊沒有兒子而孤獨的毛澤東便讓正在上中學的侄子遠新與自己住在一起，因此毛遠新在伯父家裏住了好幾年。當時毛澤東並不與他談政治，但是會跟他講一些有關中國歷史和古典文學的話題。遠新逐漸對伯父有了依戀感，與江青卻合不來，他認為江青喜怒無常，不可理喻，有好幾年不曾跟她說話。毛遠新考入了清華大學，隨即他轉學到部隊高幹子女青睞的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文革爆發時他還是一名大學生，後來當上了一個造反派組織的頭頭。

毛遠新在文革剛開始時對老幹部抱有同情，毛澤東把他叫到一邊向他說明了這些老幹部的問題後，毛遠新轉而趨向激進。毛澤東第一次想聽聽毛遠新對政治問題的看法是在1968年，當時29歲的毛遠新在遼寧省當幹部。毛澤東讓他談談東北政治形勢中的具體問題。他回答完畢後，毛澤東對他對問題的細緻瞭解留下了印象。1969年後解放軍試圖讓不同的造反派組織實現大聯合，毛遠新與當時負責這項工作的周恩來建立了良好的工作關係。事實上，在消除東北最有勢力的兩個領導人——陳錫聯和宋任窮——之間的分歧上，毛遠新發揮了核心作用。

1973年，一個叫張鐵生的考生在大學入學考試中交了白卷，他解釋說，自己要下地幹活，根本沒有時間學習。這時已擔任遼寧省革委會主任的毛遠新覺得此事很有象徵意義，也是一個為工人撐腰的機會，於是對他表示支持。此事引起了全國的關注。當毛澤東請他進京擔任自己與外界溝通的聯絡員時，他已經成了有名的激進派。

任仲夷

任仲夷在1980年之前從未在廣東居住過，以前也僅去過廣東一次，但是在領導廣東發揮特殊作用、進行新體制試驗方面，他卻發揮了核心作用。他在1985年退休後定居於廣東，直到2005年去世。他是堅定的改革派、出類拔萃的省級領導人，堪稱領導廣東的不二人選。1978年到1980年任仲夷任遼寧省委第一書記，當時該省是中國工業最發達的省份之一，遠非廣東可比。他在1980年也曾提出將遼寧建成經濟特區。他第一次見到鄧小平是在1977年去遼寧赴任之前，鄧小平1978年9月在東北為改革「點火」時，他也是鄧小平的陪同者之一。從1978年秋天遼寧省黨刊發表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任仲夷是最早贊成鄧小平的改革目標、批評「兩個凡是」的省級領導人之一。在這年年底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任仲夷任東北組組長，陳雲正是在任仲夷這個小組的會議上提出了華國鋒不想加以解決的歷史問題。^[25-24]

任仲夷去廣東省任職，是由趙紫陽總理推薦的。趙是在二人同時擔任省委書記時與任相識的，並且知道任對於改革必要性的看法跟自己一致。趙紫陽曾長期在廣東工作，對那裏的發展有著特殊的關心。

任仲夷是一個很有魅力的領導人，只要他一露面，氣氛立刻就會活躍起來。他晚年拄著拐杖走路，因為癌症動過幾次手術，即使如此，他仍有著令人捧腹的幽默感。做過胃切除手術後他開玩笑說，自己做到了「無畏」，取其與「無胃」同音。他的一隻眼睛失明後，便自嘲能夠「一目了然」。

任仲夷1914年出生於天津附近的河北魏縣，很年輕時就擔任了黨的領導職位。他在北平的中國大學讀過三年政治經濟學，作為愛國青年參加過1935年的「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他於1936年入黨，成為管著50名黨員的支部書記。他一向有著黨內進步知識分子的名聲。他所崇尚的理想，是主張各社會階級之間進行合作的新民主主義，因此，延安時期對真誠的青年知識分子的批評曾經讓他感到困惑。^[25-25]

在抗戰期間，任仲夷加入了在日據鐵路線一帶活動的游擊隊。後來他又擔任了山東西部的泰西區八路軍第六縱隊政治學校校長。1949年他任大連市長，1953年38歲時成為哈爾濱市委第一書記。有人批評他右傾，但是他總能受到喜歡其傑出領導才能的上級的保護。文革之前的幾年，他不但是哈爾濱市委書記，而且是黑龍江省委常務書記。文革期間他被「揪出來」，被批為右派分子和哈爾濱最不肯悔改的「走資派」，戴著高帽遊街示眾，被批鬥了五百多次，有一次批鬥時間超過六小時。他被下放農村在牛棚裏住了兩年，在那裏參加體力勞動。

隨著文革逐漸收場，他的命運也再次發生改變。他被任命為黑龍江省委書記兼省革委會副主任，1978年改革派回到高層後他又擔任了遼寧省委第一書記，交給他的任務是清除陳錫聯和毛澤東侄子毛遠新掌權時給這個省留下的極左思潮。

陶鑄1951年南下廣東擔任該省領導人時，帶去了數千名與當地人格格不入的北方人。與他相比，任仲夷在1980年去廣東時只帶了一名助手雷宇。地方主義在1980年已不再對中央構成威脅。任仲夷按葉帥的建議，充分使用不久前被習仲勳釋放的廣東當地幹部，這讓他們對給自己提供工作機會的任仲夷心存感激。任仲夷與胡耀邦關係密切，保護黨內知識分子。他在退休後曾大膽地公開倡言，問黨為什麼不能像搞經濟特區那樣，也搞一搞政治特區試驗。

任仲夷享有這樣的名聲：他具備出色的戰略決策能力，在無章可循，需要對上級所能允許的尺度作出判斷時尤其如此。在困難條件下，任仲夷不但為促進改革與經濟發展盡心盡力，而且能夠承受任何批評，保護自己那些負責落實新做法的部下，從而贏得了普遍尊重。任仲夷到廣東後，先用幾個月的時間視察全省，瞭解情況，與當地幹部談話，看各種報告。為了加快經濟發展，他集中力量建橋樑、道路和發電廠。他還鼓勵手下的幹部辦事要靈活，大膽招商引資。他對害怕受到北京批評的部下說：「沒有明令禁止的事先幹起來再說，得到允許的事則要用足全力。」^[25-26]

萬里

像趙紫陽一樣，萬里第一次引起鄧小平的注意也是在1946年，當時鄧小平正在晉冀魯豫多山的邊區領導中共的活動。^[25-27]鄧小平注意到，有些地方的部隊的糧食和其他必需品的供應比另一些地方好得多。他經過調查後發現，是萬里在協助動員當地人徵購糧食和其他物品，將它們運送給正在前線作戰的劉鄧大軍。國共內戰期間，由於缺少正常的鐵路和卡車運輸，萬里動員了大約140萬人的運輸隊運送武器和其他物品，有些運輸靠驢車或牛車，大量的運輸則是靠人背肩挑。萬里是個務實、直率和堅強的人，總是願意為群眾辦好事。

萬里比鄧小平小12歲，生於山東西部東平縣山區的一個農民家庭，那裏因傳奇小說《水滸傳》中的綠林好漢出沒而聞名於世。1933年萬里的父親去世後，他的母親含辛茹苦，不但供他在當地讀完小學，而且又讓他去曲阜第二師範學校就讀，1936年他在該校加入了中共。^[25-28]畢業後他到一所現代的綜合小學教書，同時秘密吸收愛國青年入黨。幾年後萬里成了自己家鄉縣的工委書記。他比在鄰近的河北省擔任縣委書記的趙紫陽資歷稍老一些，但他們屬於同一個邊區。萬里的縣有24名黨員，萬里是其中10個人的入黨介紹人。後來他被提拔為下轄幾個縣的運西地區的黨委副書記，同時兼任人民解放軍的軍分區政委。在內戰期間，萬里為劉鄧大軍（後來成為第二野戰軍）提供後勤服務。中共軍隊西進時，幹部們也被派往各地負責中共的接管工作，萬里則被短期派到南京擔任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和建委主任。

1950年鄧小平擔任西南局書記時，萬里擔任西南地區工業部副部長，負責發展當地的工業生產。當時西南地區工業很少，新的工業項目多優先建在東北和沿海地區。萬里的工作是讓西南地區為數不多的設備保持運轉，工廠能夠得到必要的供應。萬里充分瞭解了完成建設項目需要做些什麼，他證明了自己是個嚴守紀律的人，並在動員群眾完成工作時表現出色。1952年11月進京後他擔任建設部副部長，1956年他又同時兼任北京市副市長和市委副書記，負責北京市的重大建設項目和天安門廣場周圍最著名的建築項目，包括人民大會堂和中國歷史博物館。他完成這些項目時所取得的成績，得到了毛澤東的高度讚揚。

萬里上過師範學校，還有過短暫的教書經歷，因此他喜歡與知識分子來往，甚至和一些持異見的知識分子也交情不錯。在高層領導人中，他屬於贊成給予知識分子較多自由的人。

鄧小平很器重萬里組織和完成重大項目的能力。他在1975年任命萬里擔任鐵道部長，很高興地看到萬里成功突破了鐵路運輸的瓶頸，保障了運輸通暢。1977年6月華國鋒又任命萬里擔任安徽省委書記，這裏是饑荒最嚴重的省份之一。萬里同情百姓的疾苦，他去各地視察，親自瞭解情況。鄧小平成為頭號領導人後，鼓勵萬里採用一切最有效的政策消除饑荒。

萬里能勝任會見外國領導人的工作；他是個不錯的網球手，可以和外國貴賓——譬如澳洲總理霍克和曾擔任美國駐北京聯絡處主任的布殊——打網球。他也喜歡打橋牌。1952年以前他在四川與鄧小平做鄰居時，鄧小平就請萬里去打牌；1952年進京後他們也時常湊在一起打牌。通常他們各有一名專業牌手作為搭檔兼非正式的教練；雖然萬里和他的搭檔有時能贏，不過他承認還是鄧小平贏得多，橋牌比他打得好。他們在1980年代繼續一起玩牌，但打牌時他們並不談論人事問題。鄧小平是萬里的上級，萬里從未將鄧小平定位為自己的至交。^[25-29]

王洪文

王洪文第一次引起毛澤東的注意，是1967年7月毛在電視上看到王洪文帶領3,000名工人召開批鬥大會。此前一年，31歲的王洪文是上海一家國營棉紡廠的保衛幹部，在廠裏批鬥過「走資派」。^[25-30]1966年11月9日他當選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的頭頭，幾周後便成了上海市奪權鬥爭中的大人物。1967年2月他擔任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該委員會是後來重新組建的上海市政府的核心。^[25-31]毛澤東在電視上看到的王洪文沉著老練，身材魁梧，領導著上海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組織。毛澤東向上海市黨委領導人張春橋打聽王洪文，張春橋向他作了簡單介紹後，毛對聽到的情況很滿意。

王洪文符合毛的幹部標準。他年輕，是堅定的造反派領袖，出身農民家庭，參加過抗美援朝，又有正宗的工人身份。張春橋覺察到毛澤東看好王洪文，便讓他率領上海代表團參加了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1969年十一國慶期間，王洪文帶領上海代表團進京觀禮時，毛澤東第一次接見了他。^[25-32]

1971年9月13日林彪墜機後，王洪文立刻被召到北京，被委派回上海抓捕林彪餘黨。33王洪文這項工作幹得十分出色，進一步加強了毛澤東對他的好感。^[25-34]一年後的1972年9月7日，毛澤東把王洪文調到北京並親自接見了他。毛知道王洪文文化水平不高，叫他多看包括馬列在內的理論著作，還建議他讀一讀《後漢書》中劉盆子的故事。劉盆子是個放牛娃，15歲時突然扶搖直上當了皇帝，由於他毫無準備，很快便被人拋在一邊。寓意不言自明：王洪文不要像劉盆子那樣，他要加強學習，作好準備，而毛澤東會觀察他的表現。^[25-35]在1972年12月28日北京軍區的黨委會議上，王洪文被推上了顯要位置。周恩來和葉劍英在會上說，要協助王洪文為擔任領導角色作好準備。^[25-36]此後王洪文便遵照毛的指示，每天至少花兩小時學習馬列和毛澤東思想的著作。

1973年3月，時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當時相當於上海市政府）主任的王洪文開始與華國鋒和吳德一起列席政治局會議，他們都是被毛澤東看中的有潛力的領導人。^[25-37]5月，王洪文奉命籌備定於1973年8月召開的中共第十次代表大會。在這次大會上，王洪文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人突然扶搖直上成了黨的副主席，排名甚至在康生和葉劍英之前。雖然王洪文盡量做好毛澤東為他指派的角色，但其他高層幹部並不尊重他。毛澤東在1975年夏天便讓他退出了重要工作。

習仲勳

1934年習仲勳只有21歲時，便已在陝西的一個中共小根據地擔任高崗和劉志丹手下的高層幹部，他們在這裏迎來了由毛澤東率領的長征之後筋疲力盡的部隊。毛澤東認為習仲勳是個很有前途的幹部，他很快就被提拔為西北局黨委書記。在抗戰和內戰期間，習仲勳一直在西北地方工作。

1950年，時任西北局最高負責人的彭德懷奉命率軍赴北韓參戰，習仲勳短暫擔任了西北局事實上的一把手，而當時鄧小平是西南局的最高領導人。同年稍後，習仲勳奉調回京擔任了中宣部部長，1953年他被任命為政務院（後更名為國務院）秘書長。1959年他擔任了副總理兼國務院秘書長。

劉志丹的弟媳在1962年發表了一本有關劉志丹的小說，歌頌劉的事蹟，被認為是替高崗翻案。毛懷疑這篇小說的發表有習仲勳在背後搞鬼，把他貶為洛陽一家工廠的副廠長。這次打擊使習仲勳心理上深受傷害，直到1978年他才得到平反，得以離開洛陽去廣東任職。在那裏，他在把廣東建成全國的試驗區，以及與北京官員的協商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他的兒子習近平於2007年當選為最年輕的政治局常委，成為最有可能在2013年接任國家主席一職的人。

葉劍英

1971年林彪事件之後，毛澤東知道可以依靠葉劍英元帥去團結軍隊，因為葉有把握大局的能力和出色的判斷力，人很忠誠，沒有個人野心。^[25-38]在長征期間，葉放棄了對毛澤東的對手張國燾的忠誠，轉而效忠毛澤東，此後他便一直保持著毛對他的信任。毛澤東說過，葉帥是「大事不糊塗」。他在林彪墜機後對軍隊的整頓中，在毛去世後幫助華國鋒逮捕「四人幫」的工作中，以及1973年和1977年鄧小平的復出中都發揮了關鍵作用。葉帥避免插手具體事務，他更願意把責任交給別人去承擔。他不表達明確的意見，但隨時願意提供建議。

葉帥是個隨和的人，他能夠爭取到並保持背景十分不同的人的信任，這種能力廣為人知。他在文革期間自願選擇了靠邊站，沒有參與到是非之中；文革時他沒有擔任要職，因此也不是受到嚴厲批判的對象。葉劍英常說「伴君如伴虎」，他明白涉足政治的危險，更願意保持低姿態。

葉劍英生於1897年，畢業於雲南軍事學院。他曾與周恩來一起供職於黃埔軍校，當時林彪是該校的學生。他在1927年參加過武昌和廣州的起義，但是在當選為元帥的十個軍隊領導人中，他是唯一沒有率軍征戰經驗的人。雖然打過仗的司令員並不把他視為自己人，但他們尊重他長期作為軍隊高層領導所扮演的談判專家和顧問的角色。在1937至1949年的戰爭期間，葉劍英與周恩來密切配合，將軍事環境中的具體知識運用於同國民黨和外國人的談判中。

葉劍英出生於廣東北部山區的梅縣，這裏是客家人的非正式首府，出過很多將軍和華僑。葉的祖父在馬來亞做礦工，不少家人在那裏經商，葉與他們在馬來亞住過幾個月，因此要比其他大多數軍隊領導人有更開闊的眼光。1949年到1952年，葉劍英在華南分局（轄廣西和他的家鄉廣東兩省）任第一書記時，華南局受林彪的中南局領導，所以他認識林彪手下的很多高層幹部。葉劍英的這種特殊關係，對於他在林彪墜機後使林的親信保持效忠起了很好的作用。1971年10月3日，林彪逃亡失敗剛過兩周，毛澤東和葉帥就成立了一個新的部門「軍委辦公會議」，用他們認為忠於毛澤東的人取代了林彪的追隨者。毛在第二天召開軍委辦公會議，發動肅清林彪在解放軍領導層可能留下的殘餘影響的運動。^[25-39]1972年2月，葉劍英主持召開會議對林彪的錯誤進行清算並向軍隊發出新的指示。會議召開幾天後，按照葉帥的指示下發了一個文件，其中列舉出林彪領導軍隊12年間所犯的錯誤，以及開展軍隊整頓運動的內容和程序。^[25-40]

葉帥一直得到毛澤東的善待，毛澤東去世後他又在逮捕「四人幫」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他後來成為一個擁立新領袖的人，一個為華國鋒出謀劃策的可敬元老。在為鄧小平1977年復出鋪路方面他也起了關鍵作用，但他後來並不支持鄧小平排擠華國鋒的做法。華國鋒靠邊站後葉帥也退了休，在廣東家鄉度過他的晚年。

余秋里

余秋里在長征途中的一次戰鬥中左臂受了重傷，他拖著殘臂行走192天，終於到達一個醫療站，在那兒動了截肢手術。他以剛毅果斷、足智多謀著稱。^[25-41]鄧小平認識余秋里，也知道他能在逆境中完成任務的名聲。1949年余秋里隨第一野戰軍入川，先是在同年年底被派往川西工作，後擔任西南軍區後勤部部長，當時鄧小平任西南局黨委書記兼西南軍區司令員。余秋里一直在部隊做後勤工作，1952年鄧小平回京後，他很快也被調回北京。1961年4月鄧小平視察大慶油田時，余秋里已經離開油田工地，但他過去的得力助手康世恩向鄧小平全面介紹了余秋里的工作。在規劃「三線」工作——在西南內地發展工業和國防產業，以免受到外來軍事打擊——時，鄧小平也與余秋里有密切的合作。鄧小平的作息時間較有規律，余秋里則是個能夠廢寢忘食抓具體工作的人，他和助手一起制定計劃，確保任務的完成；出現問題時余秋里能夠晝夜奮戰，直到把問題解決。

由於1960年代初余秋里在開發大慶油田上取得的成績，1963年12月毛澤東公開把他稱為國家的英雄，使他成了全國的名人。油田一般位於受到軍隊保護的邊遠地區，石油對軍隊的運輸又至關重要，因此軍隊在石油鑽探和生產中起著核心作用。在軍隊擔任負責保障供給要職的余秋里，於1958年被任命為石油工業部部長。1960年蘇聯撤走專家、終止了石油供應後，開發油田成為當務之急，而前景最被看好的油田便是位於黑龍江地區的大慶油田。當時中國缺少開發大慶必不可少的設備、道路、運輸工具、電力和訓練有素的人員。在建設工地上，幹部和工人都住在工棚裏，後來又搬進自己蓋的乾打壘。身為石油工業部部長的余秋里親自到大慶擔任黨委書記，實際上成了項目經理。他想方設法完成石油生產任務，表現出飽滿的幹勁和決斷精神。1960年余秋里去大慶時，大慶生產的石油只占全國產量的9%，經過余秋里的努力，1963年大慶的產量已提高到全國產量的46%。^[25-42]

毛澤東對領導著計劃工作、通常都很謹慎的平衡派感到厭煩，於是在1964年12月任命余秋里為國家計委副主任兼秘書長。不僅余秋里不願接受，那些批評他的謹慎的計劃官員更是反對，因為他們認為余秋里沒有搞全面計劃工作的背景。毛澤東回答說：「誰說他只是一員猛將、闖將？石油部也有計劃工作嘛。」^[25-43]余秋里還主管著「小計委」，這是國家計委內部的一個領導小組。余秋里在這裏主持制定了第三個五年計劃，儘管謹慎的計劃派並不像毛澤東那樣看重余秋里。1965年越南戰爭爆發後，毛澤東指示說，計劃要以國防需要為主，包括與國防相關的工業要進一步遷往內地。余秋里和他的項目管理團隊在逆境中完成了這些「三線」工廠的搬遷工作。當余秋里受到紅衛兵的批鬥時，周恩來安排余秋里住進中南海。雖然不再受到紅衛兵的威脅，但他也離開了自己的家人。1970年他又得到提拔，擔任了國家計委主任。

1971年9月林彪死後，由於余秋里在解放軍總後勤部有很高威望，他又協助中央，回部隊肅清後勤部裏與林彪關係密切的幹部。1972年，隨著進口新技術的前景看好，余秋里在中國獲取這些技術的工作中發揮了一定作用。1975年余秋里訪問日本，為引進日本鋼鐵技術打下基礎。鄧小平1975年1月擔任第一副總理後曾與余秋里密切合作，余秋里不但繼續做國家計委主任，而且也擔任了副總理。1977年8月鄧小平恢復工作後，余秋里又被華國鋒提拔為政治局委員。雖然陳雲和謹慎的計劃官員以渤海灣鑽井平台的倒塌事故為由解除了余秋里國家計委主任一職，但鄧小平又安排他回到軍隊任總政治部主任一職。

趙紫陽

1989年，趙紫陽寧肯接受懲罰也不願動用軍隊來結束天安門示威，由此聞名於天下。^[25-44]儘管他在1986年領導過高層政治改革的研究，但是在1989年以前，他並沒有大力提倡自由民主的名聲。外國領導人所瞭解的趙紫陽，是一個對國際經濟問題有著出色把握的人。鄧小平讓他擔任總理，是因為他是傑出而又堅定的改革家，一個經驗豐富的幹部，他具備銳利的分析能力，能夠為落實鄧小平大膽的經濟改革提供引導。在1980年，中央政府的幹部習慣於按常規辦事，不會主動進行改革，趙紫陽則是早就開始試驗新方法的省級領導人。他在四川時，在北京允許的範圍內，試驗過向工業企業下放自主權，允許農村的生產隊分散經營。任何其他省級領導人在這些方面都不能與趙紫陽相比。

共產黨在1949年控制全國後，鄧小平從未與趙紫陽直接共過事，但他早就知道趙紫陽作為一個出色的省級領導人的名聲。鄧小平第一次遇到趙紫陽是在1946年，當時只有27歲的趙紫陽是河南省滑縣縣委書記和負責周邊幾個縣的區委書記，而滑縣當時歸鄧小平領導的晉冀魯豫邊區管轄。1952年鄧小平回京後，逐漸瞭解了剛過30歲、在廣東擔任省委副書記的趙紫陽的作為。鄧小平也關注著趙紫陽之後的發展，趙於1965年被提拔為廣東省委書記。鄧小平在1975年讓趙紫陽擔任了四川省委第一書記，那是中國人口最多的省份，也是讓鄧小平牽掛的地方：那裏是鄧小平的家鄉，1949年至1952年鄧小平還擔任過那個地區的負責人。

當鄧小平1977年恢復工作並開始認真考慮下一代領導人時，他支持讓趙紫陽成為政治局候補委員，當時政治局的正式成員是17人。這一職位使趙紫陽有資格參加政治局會議，熟悉中央的事務。但是他還需要做出一些有說服力的事情，才能接過這一職務。1978年1月鄧小平取道四川去尼泊爾訪問途中，有機會與趙紫陽交換有關改革的看法。趙紫陽說，「騎老虎」靠近權力中心固然讓人興奮，但也很危險。他知道有很多幹部都是毀在這個過程中——林彪和劉少奇，還有他在廣東的長期導師和後台陶鑄。文革前夕陶鑄被毛澤東調到北京，就要成為權力排名第四的人物，但後來卻被文革大潮吞噬，受到批判和監禁，因得不到適當醫治而於1969年去世。後來鄧小平還是力促趙紫陽進京加入到新時代的改革之中，而趙紫陽在1980年初最終答應了鄧小平。

趙紫陽於1919年生於河南一個富裕的地主家庭，是天生的領袖人物。他具有非凡的遠見卓識，總能表現出自信從容的魅力。他就讀於開封初級中學和武漢高級中學。假如他在美國，他也許能進入私立預科學校和長春藤大學（他的兩個孫子後來都走了這條道路），不必費多大力氣就能成為優等生和學生領袖。趙紫陽在1938年已經擔任了自己家鄉河南滑縣的縣委書記。內戰結束後，32歲的趙紫陽被新上任的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看中，讓他當了自己的親密助手。1951年，當西南最有前途的年輕官員之一胡耀邦在川北搞土改時，趙紫陽也在領導著廣東北部的土地改革。

從1951年到1965年，陶鑄讓趙紫陽擔任過不同的領導職務；1965年，作為中南局書記的陶鑄工作太忙，趙紫陽便成了廣東省委第一書記，是全國擔任此職最年輕的幹部。他也是文革受到批判的幹部中較早恢復工作的人之一：他在1972年就成了內蒙古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的書記，1974年又成為廣東省委第一書記。有野心的地方領導人為了自己的升遷，一般會跟上級「拉關係」，但趙紫陽過去有陶鑄的全力支持，不需要政治上的計謀就得到提升，也從來沒有變成善於耍政治手腕的人。如果說胡耀邦是靠真心和良知得到提拔，趙紫陽靠的則是他的頭腦以及他領會國外經驗和構想新方案的強大能力。

儘管不像胡耀邦那樣熱情洋溢，但趙紫陽同樣受到部下的喜愛。他不拘一格，平易近人，願意傾聽別人意見，不論提出意見的人職位高低。他尤能夠迅速領會某種戰略的意義。他不是政壇上的快拳手，但有著報效整個國家的崇高意識。他個人享受著特權，但他也為照顧窮人、學生和知識分子的利益而努力工作。例如，他在大躍進期間草擬過克服糧食短缺的全國性政策。^[25-45]美國大使伍德科克這個來自資本主義大國的前工會領袖，在第一次與共產中國的無產階級代表趙紫陽會談後，對一名助手說：「你看到他的手沒有？這傢伙一輩子沒有幹過一天活。」^[25-46]

雖然趙紫陽做人和藹可親，但一些同事認為他有點兒不合群，喜歡為自己著想。文革開始時趙紫陽讓他的部下抵抗紅衛兵，可是令部下氣憤的是，趙本人很快就把自己辦公室的鑰匙交給了紅衛兵。

在1950年代，所有的省級領導人都深度參與了農村工作，毛澤東也承認趙紫陽是個很懂農業的幹部。但是，對趙紫陽在後來改革時期的工作來說，更有意義的是他早期領導在香港的市場經濟環境中工作的共產黨組織的經驗，這些組織包括中國銀行、華潤集團、新華社、「愛國學校」和工會。這些組織向北京彙報工作，但也要向廣東彙報，通過與他們的接觸，趙紫陽瞭解了香港的市場氣氛。從1957年開始廣東每年都要舉辦半年一次的廣交會，這也使趙紫陽比其他省委書記對國外的工商業有更深入的瞭解。

1980年，趙紫陽作為受人尊敬的省級領導人進了北京，但他不屬於北京老圈子裏的人。1977年8月他成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後，逐漸熟悉了北京的情況，但直到1979年他才成為政治局正式委員。與大多數在北京共事多年的幹部不同，他和在中南海內外工作的人沒有舊交情。他也不是北京政壇和各種計謀的積極參與者。他的子女都是在省裏長大，也沒有通過上學或社交認識其他高幹子女。他的家人不但在十年文革中因他受苦，也在1989年後跟著他倒楣；趙紫陽在天安門悲劇前夕受到清洗並被軟禁後，北京最高層的政治家庭都未向他們表示過任何支持。

趙紫陽在1980年擔任總理後，除了領導政府各部門的日常工作和會見外國官員，還負責調整政府的政策與機構。過去周恩來在管理政府工作上表現出色，對大量信息掌握得一清二楚，但當時的政策都是出自毛澤東，周恩來不必領導政府進行根本性的方向調整。相反，趙紫陽花了很多時間與智囊團和官僚體制外的人——例如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和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一起工作，以便確定哪一些國外的觀念和做法能被納入中國的現行體制之中。趙紫陽要負責構想新的體制，而這項工作會影響到一些官僚，他們擔心他的改革有可能讓他們丟掉飯碗。

[25-1]對陳雲生平更多的介紹，包括更完整的文獻，見Ezra F. Vogel, “Chen Yun: His Lif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4, no. 45 (November 2005): 751–759.

[25-2]鄧力群：《十二個春秋（1975–1987）：鄧力群自述》（香港：博智出版社，2006），頁540–552。

[25-3]儲峰、盧文華：《蘇聯與新疆的和平解放》，載《黨史縱覽》，2005年第3期，頁53–55。

[25-4]2006年7月對程中原的採訪，他一直在為鄧力群工作，負責給他整理文件和寫傳記。

[25-5]1978年三中全會後不久，胡喬木就被派去負責領導起草黨的文件的工作；鄧力群在政治研究室胡喬木的手下工作。見鄧力群：《十二個春秋》。

[25-6]見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213–215。

[25-7]有關胡喬木的這段記述，部分根據劉中海、鄭惠、程中原編：《回憶胡喬木》（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胡喬木：《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

[25-8]胡喬木在1976年對胡鄧小平的批評收入了他曾經的一位同事所寫的書中，見馮蘭瑞：《別有人間行路難：1980年代前後中國思想理論風雲及其他》（香港：時代國際，2005），頁38–83。

[25-9]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上下冊）（香港：泰德時代出版社，2007）；鄭仲兵編：《胡耀邦年譜資料長編》（上下冊）（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張黎群等：《胡耀邦傳》，兩卷本，未出版，可在Fairbank Collection, Fu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查閱；胡耀邦友人的回憶錄文集見張黎群等編：《懷念耀邦》（四集）（香港：一、二集，凌天出版社，1999；三、四集，亞太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1）。

[25-10]他的女兒滿妹是一名醫生，在黨史專家的幫助下寫過父親的生平，見滿妹：《思念依然無盡: 回憶父親胡耀邦》（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Zhong Mei Yang, Hu Yao Bang: A Chinese Biography (Armonk, N.Y.: M. E. Sharpe, 1988)；筆者2007年7月分別對胡耀邦兩個兒子胡德平和胡德華的採訪；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鄭仲兵編：《胡耀邦年譜資料長編》；張黎群等：《胡耀邦傳》；張黎群等編：《懷念耀邦》。

[25-11]Ziyang Zhao, Prisoner of the State: The Secret Journal of Zhao Ziyang, trans. and ed. Bao Pu, Renee Chiang, and Adi Ignatiu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9).

[25-12]2002年11月對羅伯特・霍克的採訪。

[25-13]2005年11月對Frank Gibney的訪談。

[25-14]Printing Committee of the Canton Area Workers Revolutionary Committee, Thirty-three “Leading Counterrevolutionary Revisionists,” March 1968,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in Current Background, no. 874 (March 17, 1969)； “Disclosure of Teng Hsiao-ping’s Dark Scheme to Form a ‘Petofi Club,’” Tung Fang Hung [Dong Fang Hong], no. 20 (February 18, 1967),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in Survey of China Mainland Press, no. 3903 (March 21, 1967): 1–6；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梅花笑」戰鬥組編：《觸目驚心：鄧小平言行錄》（北京：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梅花笑」總隊印，1967），頁21。

[25-15]DXPSTW, pp. 105–112, 207–208.

[25-16]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鄧小平在1975》（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頁359–361。

[25-17]2007年7月在中南海附近胡耀邦的家中對其兒子胡德華的採訪。

[25-18]2007年7月在中南海附近胡耀邦的家中對其兒子胡德華的採訪。

[25-19]Michel Oksenberg and Sai-cheung Yeung, “Hua Kuo-feng’s Pre-Cultural Revolution Hunan Years, 1949–66: The Making of a Political Generalist,” The China Quarterly, no. 69 (March 1977): 3–53.

[25-20]這一節內容的材料取自筆者2007年10月對紀登奎之子紀虎民的採訪。

[25-21]有關李先念生平的更為具體的官方文獻，見《李先念傳》編寫組編：《李先念傳1949–1992》（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

[25-22]Chang Kuo-t’ao [Zhang G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Autobiography of Chang Kuo-t’ao, 2 vols.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71–1972), pp. 188–189.

[25-23]這些傳記資料來自筆者於2006年1月與一位了解毛遠新想法的官員的交談。

[25-24]關山：〈任仲夷談鄧小平與廣東的改革開放〉，《炎黄春秋》，2004年第8期，第8頁。這裏有關任仲夷的記述是根據他退休後我對他和他身邊干部的幾次採訪。任仲夷對自己的成就很謙虛，對他所取得的成功的評價是來自他手下的人。甚至在退休之後，他也從不批評黨或另一些干部，對他們作用的批評也是來自他手下的人。

[25-25]李銳：〈李昌和「一二・九」那代人〉，《炎黄春秋》，2008年第4期，頁1–4。

[25-26]2003年對任仲夷的採訪。

[25-27]這一節有關萬里生平的資料來自於劉長根、季飛：《萬里在安徽》（香港：開益出版社，2001）；Harrison E. Salisbury, The New Emperors: 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 (Boston: Little, Brown, 1992)；以及2003年10月我對萬里女兒萬叔鵬的採訪和2001年6月、2002年11月對澳大利亞總理霍克的採訪。

[25-28]2003年10月對萬里女兒萬叔鵬的採訪。

[25-29]2003年10月對萬里女兒萬叔鵬的採訪。

[25-30]Elizabeth J. Perry,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256–257.

[25-31]Barbara Barnouin and Yu Changgen, Ten Years of Turbulence: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93), p. 248.

[25-32]史雲、李丹慧：《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8卷：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從批林到批鄧（1972–1976）》（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頁95。

[25-33]徐景賢：《十年一夢：前上海市委書記徐景賢文革回憶錄》（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3），頁276–282，轉引自Frederick C. Teiwes and Warren Sun,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72–1976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7), p. 95.

[25-34]史雲、李丹慧：《國史・第8卷》，頁206。

[25-35]史雲、李丹慧：《國史・第8卷》，頁206–207。

[25-36]Barnouin and Yu, Ten Years of Turbulence, pp. 248–249.

[25-37]Richard Evans, Deng Xiaoping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Viking, 1994)； Parris H. Chang, “Political Profiles: Wang Hung-wen and Li Teh-sheng,” The China Quarterly, no. 57 (March 1974): 124–128； Philip Short, Mao: A Life (New York: Henry Holt, 2000), pp. 608–609.

[25-38]對葉劍英的背景介紹見范碩、丁家琪：《葉劍英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對葉劍英1965年以前的生平以及新史料發佈之前有關他的背景介紹，見Donald W. Klein and Anne B. Clark, Biograph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Communism, 1921–1965, 2 vol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2:1004–1009. 此外資料還來自2002年4月對葉劍英之子葉選廉的訪談，以及2008年12月、2009年9月對葉劍英之侄葉選基的訪談。

[25-39]DXPCR, p. 190；范碩、丁家琪：《葉劍英傳》，頁605–606。

[25-40]范碩、丁家琪：《葉劍英傳》，頁608。

[25-41]這一節的內容依據雷厲：《歷史風雲中的余秋里》（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2008年12月對余秋里女兒余小霞的採訪；同上；Teiwes and Sun,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鄧小平在1975》。

[25-42]Kenneth Lieberthal and Michael Oksenberg, Policy Making in Chin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175–181. 國家宣傳歪曲了大慶發生的事情，將焦點投在英雄般的普通工人如何勘探挖掘油田，而不提康世恩等人的專門知識的作用。不過，余秋里下基層，監督開發油田的事跡，得到了曾揭穿後來的大寨大隊成就神話的學者的證實。

[25-43]雷厲：《歷史風雲中的余秋里》，頁15。

[25-44]除了前面提到的著作，我也參考了2006年10月和2007年7月我對趙紫陽的女兒王雁南的採訪，在趙紫陽被軟禁的16年裏她一直與父母住在一起。我還依靠了2006年8月對杜導正的採訪，他在廣東就認識趙紫陽，並且幫助他把談話錄音帶到香港，我在2006年12月也採訪了宗鳳鳴，他在趙紫陽年輕時就是趙的朋友，寫過《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香港：開放出版社，2007），在趙紫陽軟禁期間他去看望趙紫陽的次數比任何人都多。

[25-45]Ezra F. Vogel, Canton under Communism: Programs and Politics in a Provincial Capital, 1949–196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the Wade-Giles transliteration is used; see index entries under Chao Tzu-yang). See also David L. Shambaugh, The Making of a Premier: Zhao Ziyang’s Provincial Career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84).

[25-46]2003年10月對伍德科克在這次會談中的助手、美國大使館官員William McCahill的採訪。據說，文革期間趙紫陽曾在湖南湘中機械廠的鉗工車間勞動了數年。

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全體會議1956–1992

　　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

　　1956年9月15–27日

一中全會：1956年9月28日

二中全會：1956年11月10–15日

三中全會：1957年9月20日–10月9日

四中全會：1958年5月3日

　　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二次會議：

　　1958年5月5–23日

五中全會：1958年5月25日

六中全會：1958年11月28日–1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