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在國內問題上革命浪漫派和務實的執行者之間的裂痕在1960年代初日益加劇，但毛澤東仍全力支持鄧小平主持中蘇論戰。鄧小平率領中共代表團，分別於1960年8月和10月至11月兩次前往蘇聯，為中國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爭取更大的自由。他還主持了中共「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寫作。1963年7月，毛澤東對鄧小平與蘇斯洛夫的交鋒——這次激烈交鋒削弱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大為欣賞，乃至親自前往北京機場迎接鄧小平回國，給鄧小平以殊榮。確實，中蘇論戰中毛對鄧的信任使兩人的關係依然牢固，儘管他們在國內政策上存在分歧。[1-34]

1964年10月，赫魯曉夫在一次政變中被他的同事趕下台。毛澤東本來就對那些不對他言聽計從的部下感到不放心，這一事件後更多地談到接班人問題，也越發堅定地要求對他個人的徹底效忠。1965年2月，毛澤東讓妻子江青引發批評，說黨的幹部沒有完全擁護毛的革命路線，並在1966年5月中旬發動了文化大革命，親自帶頭批判「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毛澤東看來，「走資派」就是那些我行我素、沒有完全服從他領導的人。他動員紅衛兵和造反派批鬥當權派，在高級幹部中巧施離間計，同時依靠林彪控制軍隊，將一大批老幹部整下台，讓他們下放勞動接受再教育。

對大躍進的普遍不滿讓毛澤東怒氣衝天。例如，劉少奇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指責毛澤東要為大躍進的失敗負責，並且拒絕為自己當初的支持承擔全部責任。這使毛澤東十分氣憤，決心把他除掉。鄧小平在這次會議之後繼續和劉少奇一起密切工作，也讓毛澤東感到不快。因此當1966年毛澤東整劉少奇時，也把矛頭指向鄧小平，說他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第二號人物」。[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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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的攻擊猛烈且具有報復性。從1966年底開始的批判日復一日地持續了數月，報紙廣播對劉鄧的批判鋪天蓋地。劉少奇是黨的副主席和毛澤東指定的接班人，卻與家人天各一方，病中得不到任何必要的治療，在軟禁中死於開封；他的妻子也被關進了監獄。

1967年，毛澤東把鄧小平夫妻軟禁在中南海（緊鄰天安門，是黨的高層領導生活和辦公的地方）的家中。子女被趕走以後，他們便同外界失去了聯繫，兩年間不知孩子們的下落。他們把時間用於讀報、看書和聽廣播，每天打掃門前的道路。他們的處境比很多挨整的幹部要好得多：在中南海裏，他們得以免受紅衛兵的批鬥，並被允許保留自己的廚師和一名警衛，還能夠用節餘的工資購買必需品。毛澤東既要在鄧小平的個人效忠問題上給他點教訓，也為日後重新啟用他留有餘地。

鄧小平的子女卻沒有得到同樣的保護。他們受到紅衛兵的批鬥，被迫交代父親的罪行。大女兒鄧林在藝術學院受到批鬥，在北京大學唸物理的長子鄧樸方也在校內受到迫害。1967年，兩個年齡較小的孩子鄧榕和鄧質方（和鄧小平的繼母夏伯根一起）被趕到北京擁擠的工人宿舍，不許和父母見面。紅衛兵經常不事先通知就闖入家門，強迫他們低頭彎腰站著，搜羅有關其父罪行的材料，向他們大聲喝斥，在他們的牆上貼大字報，有時還摔東西。後來，三姐妹和鄧質方都被下放農村參加勞動。

1968年，成立了一個調查鄧小平「罪行」的「專案組」。他們向認識鄧小平的人提問，調查他脫離紅七軍、與被毛澤東批判的彭德懷繼續保持良好關係等罪行。作為調查的一部分，鄧小平寫了一份自己八歲以後的履歷，一一羅列出他的全部個人交往。幸運的是，他早就養成了不留任何字跡的習慣，而他的工作也從未使他與國民黨官員有過密切接觸。在1969年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上，江青要求把鄧小平開除出黨，被毛澤東拒絕。毛繼續保護鄧小平，以防他受到激進派的攻擊。

1969年3月第一次中蘇邊境衝突後，10月毛澤東發出指示，要把一些高級幹部疏散到地方去，以便蘇聯一旦入侵時他們可以在當地組織抵抗。朱德和董必武被派往廣東，葉劍英去了湖南，聶榮臻和陳毅去了河南，陳雲、王震和鄧小平分別去了江西的不同地方。事實上，他們下放農村後，並沒有在組織地方作抵抗準備中發揮任何作用。一些敏銳的北京觀察家認為，是林彪害怕潛在的對手，而以蘇聯進攻的危險為藉口說服了毛，把可能對其權力構成威脅的北京高幹流放到外地。確實，1971年林彪墜機身亡後，這些領導人紛紛獲准從地方返回北京。

鄧小平在去江西時已經深信，中國的問題不僅是由於毛澤東的錯誤，也是由於體制的深層缺陷——是它造就了毛澤東，導致了大躍進和文革的災難。1949年中共掌權時，作為革命家的鄧小平成了建設者，致力於建設新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當他動身去江西時，他已經開始思考中國需要進行哪些改革。此時，他已經在最高層積累了有關黨政軍各方面工作的不同尋常的深厚經驗，熟知所有重大的內政外交問題，這構成了他反思中國如何進行改革的基礎。

[1-1]鄧小平出生時，牌坊村這個小村落叫「姚坪里」，屬於更大的行政村望溪鄉。後來它們分別改為「牌坊村」和「協興鎮」。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上中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1904年8月22日，頁1。

[1-2]鄧小平的女兒鄧榕（毛毛）在Deng Xiaoping: My Fath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5)中，記述了她的家庭背景。這部分內容也利用了我對廣安縣的兩次訪問，其中一次去過鄧小平的家和當地的博物館；還有與當地歷史學家和鄧榕的交談，時間為2002年至2006年。

[1-3]《鄧小平年譜（1904–1974）》，1915年，頁5。

[1-4]同上，1919年11月17–18日，頁7。

[1-5]Geneviève Barman and Nicole Dulioust, “Les années Françaises de Deng Xiaoping,” Vingtième Siècle: Revue d’histoire, no. 20 (October–December 1988): 19; 《鄧小平年譜（1904–1974）》，1920年10月19日，頁10。鄧榕也講述過父親在法國的學習和工作經歷，見Deng Rong, Deng Xiaoping: My Father, pp. 58–79。

[1-6]《鄧小平年譜（1904–1974）》，1921年1月12日，頁11。

[1-7]《鄧小平年譜（1904–1974）》，1921年4月2日，頁12。

[1-8]《鄧小平年譜（1904–1974）》，1923年2月17–19日，頁17。

[1-9]《鄧小平年譜（1904–1974）》，1923年3月7日，頁17–18。

[1-10]《鄧小平年譜（1904–1974）》，1923年6月11日，頁18；1924年2月1日，頁19。

[1-11]《鄧小平年譜（1904–1974）》，1924年7月13–15日，16日，頁19。

[1-12]Marilyn Levine, The Guomindang in Europe: A Sourcebook of Documents (Berkeley, Calif.: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2000), pp. 90–93; Barman and Dulioust, “Les années Françaises de Deng Xiaoping,” p. 30; interviews with Marilyn Levine, n.d.

[1-13]Barman and Dulioust, “Les années Françaises de Deng Xiaoping,” p. 34.

[1-14]關於中國學生在法國的生活和活動的記述，見Marilyn A. Levine, The Found Generation: Chinese Communists in Europe during the Twentie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3); Genevieve Barman and Nicole Dulioust, “The Communists in the Work and Study Movement in France,” Republican China 13, no. 2 (April 1988): 24–39; Deng Rong, Deng Xiaoping: My Father.

[1-15]Alexander V. Pantsov and Daria Alexandrovna Spuchnik, “Deng Xiaoping in Moscow: Lessons from Bolshevism,” trans. Steven I. Levine, 譯稿現存Fairbank Collection, Fu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Pantsov和Spuchnik可以看到有關留蘇中國學生的全部蘇共檔案。另見對Alexander Pantsov的訪談，無日期。

[1-16]Pantsov and Spuchnik, “Deng Xiaoping in Moscow.”

[1-17]Pantsov and Spuchnik, “Deng Xiaoping in Moscow.”, p. 12.

[1-18]Pantsov and Spuchnik, “Deng Xiaoping in Moscow.”, p. 11.

[1-19]Pantsov and Spuchnik, “Deng Xiaoping in Moscow.”

[1-20]Deng Rong, Deng Xiaoping: My Father.

[1-21]Teng Hxiao Ping [Deng Xiaoping], “Economic Reconstruction in the Taihang Region,” in Stuart Gelder, e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Westport, Conn.: Hyperion Press, 1946), p. 201.

[1-22]作者對太行山區黨史專家的採訪，無日期。

[1-23]Jay Taylor, 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2009).

[1-2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研究組編：《鄧小平自述》（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5），頁1。

[1-25]對這一過程的詳細描述見Ezra F. Vogel, Canton under Communi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1-26]《鄧小平年譜（1904–1974）》，頁1065。

[1-27]《鄧小平年譜（1904–1974）》，1953年9月16日，頁1133。

[1-28]Vladislav M. Zubok, “Deng Xiaoping and the Sino-Soviet Split, 1956–63,”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no. 10 (1997): 152–162; Jian Chen, “Deng Xiaoping and Mao’s ‘Continuous Revolution’ and the Path toward the Sino-Soviet Split: A Rejoinder,”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no. 10 (1997): 162–182.

[1-29]關於鄧小平在中共八大各項活動中發揮的作用，見《鄧小平年譜（1904–1974）》，1955年8月17日，頁1249–1250；1955年10月14日，頁1261；1956年2月6日，頁1272；1956年8月10日–9月28日，頁1303–1318。大會文件見Eigh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6), pp. 1–390.

[1-30]Khrushchev Remembers: The Last Testament, trans. and ed. Strobe Talbott (Boston: Little, Brown, 1974), p. 253.

[1-31]Khrushchev Remembers: The Last Testament, trans. and ed. Strobe Talbott (Boston: Little, Brown, 1974), p. 281.

[1-32]Jasper Becker, Hungry Ghosts: Mao’s Secret Famine (New York: Free Press, 1996); Frank Dikötter, Mao’s Great Famine: 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1958–1962 (New York: Walker, 2010); 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上下冊）（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8）。

[1-33]對鄧榕的訪談，2002–2006年。

[1-34]Zubok, “Deng Xiaoping and the Sino-Soviet Split, 1956–63,” pp. 152–162; Chen, “Deng Xiaoping and Mao’s ‘Continuous Revolution’ and the Path toward the Sino-Soviet Split,” pp. 162–182.

[1-35]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第2章

從放逐到返京：1969–1974

 

 

1969年10月26日，鄧小平與妻子卓琳、繼母夏伯根一起，離開了他們居住了十多年的中南海。一架專機把他們送到江西南昌，鄧小平要在那裏參加勞動，接受毛澤東思想再教育。他們獲准攜帶一些個人物品和幾箱書。鄧小平離京前請求見毛澤東一面，但未得到批准。不過，他被告知可以給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寫信，他有理由相信汪東興會把信轉交毛澤東。鄧小平登上飛機時，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在江西呆多久。

在江西，鄧小平不能看機密文件，除了專門指派的當地幹部，也不准跟其他幹部有來往。但是他的黨籍被保留了，這使他對毛澤東有朝一日還會讓他回去工作抱有希望。1969年4月，他在離京前不久寫了一份檢討，儘管毛澤東依然堅持鄧小平需要接受再教育，但此後他和家人便不再被當作階級敵人看待。鄧小平在離京前一晚與汪東興的談話也為他提供了一線希望：汪東興告訴他，他和妻子最終還是能回到中南海家中的，他們不在時那所房子會一直空著。所有這一切肯定給他帶來了希望，因為他到達南昌後對自己專案組的當地代表說：「我還會出來工作，我還能為黨工作10年。」[2-1]事實上，鄧小平回京後，又為黨工作了將近20年。

在鄧小平下放江西之前，周恩來打電話給江西當地幹部，指示他們安排鄧小平的生活。為了確保安全，不使鄧小平一家人受到造反派的攻擊，他們被安排在一個軍事駐地，住所在南昌市附近，以便必要時有方便的交通。附近有一家工廠，使鄧小平和卓琳能參加勞動。當地幹部選了此前由南昌步兵學校校長居住的一座二層小樓，鄧小平一家住二樓，保衛人員和其他幹部住一樓。以當時的標準而論，這房子給一個高幹住還算合適：雖然簡樸，但寬敞舒適。巧的是這所房子離著名的南昌起義的發生地只有幾英哩，那裏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誕生地——1927年8月1日共產黨人（包括周恩來、朱德、陳毅、劉伯承、賀龍以及其他很多後來的領導人）就在那裏展開了對國民黨的第一次武裝反抗。

在江西安家之後，鄧小平和卓琳每天六點半起床。戰爭年代鄧小平每天做的頭一件事是往頭上澆一桶冷水，在江西時他用一塊浸了冷水的小毛巾洗臉洗頭，他認為這可以增強禦寒能力。然後他跟卓琳一起，在別人的監督下讀一個小時毛主席著作，這是他們接受再教育的一部分。鄧小平不與當地幹部談政治，只有在聽他們上毛澤東思想教育課時除外。

吃過早飯後，鄧小平和卓琳步行前往縣拖拉機修造廠，在那裏幹一上午的活。分配給鄧小平的工作是對體力要求較輕的鉗工，很像50年前他在法國工廠幹的事情。修造廠離家只有一公里，當地人修了一條安全的專用路從他家通往工廠，使鄧小平夫婦每天步行上下班時不會遇到外人。[2-2]工廠職工們都知道鄧小平的身分，但鄧小平告訴他們叫他「老鄧」就行，這是中國人對年長同事的常見稱呼。鄧小平幹活時，除了眼前的工作和他在當地的生活外，不跟工人談論任何別的事情。

鄧小平的繼母夏伯根在家裏為他們做飯和料理家務。午飯後，鄧小平夫妻小睡片刻，然後閱讀他們帶來的書，有中國歷史典籍、《紅樓夢》和《水滸傳》之類的小說，還有翻譯的俄國和法國文學作品。當時還沒有電視，但是他們可以收聽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新聞。他們晚十點上床，鄧小平還要讀一個小時的書，然後睡覺。孩子們的陸續到來，為他們帶來了一些外界的消息。鄧樸方在1971年夏天來後修好了一台收音機，使他們能夠聽到短波電台。

除了在工廠勞動，鄧小平和卓琳也在自己的菜園裏幹活。鄧小平也在家裏幫著擦地劈柴。[2-3]他們夫妻兩人的工資比過去要少，因此日子過得很節儉。夏伯根養了一些雞，使他們仍然能夠吃上雞蛋和肉。鄧小平減少了吸煙的數量，幾天才抽一包煙。他上午在工廠裏不吸煙，只在下午和晚上抽幾枝。他也不再喝紅酒，只在午飯時喝一杯便宜的當地酒。[2-4]長女鄧林和次女鄧楠仍能從工作單位領到一點工資，她們到來後便和沒有工作的兄弟姊妹一起分享這點錢。

文革對國家、對鄧小平本人和家庭的影響讓他感到痛心。但是，據在江西最後兩年的大多數時間跟父母住在一起的鄧榕說：「他沒有意氣用事，沒有情緒消沉，沒有放棄哪怕是最後的一線希望。」[2-5]在這一點上鄧不像他的一些老同事，譬如1949年至1958年任上海市長、1958年至1972年任外交部長的陳毅元帥。陳毅是鄧小平在法國時的老友、淮海戰役的同事，他被迫下放河南後變得意志消沉，情緒低落。[2-6]

曾當過周恩來助手的李慎之，後來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當幹部時是隨同鄧小平訪美的顧問之一，據他說，毛澤東沒有意識到鄧小平在江西期間發生了多大變化。[2-7]鄧小平回京後，仍要做一些在毛澤東手下不得不做的事，但是他堅信中國需要更深層的變革，他對中國應當向何處去有了更清晰的認識。

 

反思的歲月

不論毛澤東對身在江西的鄧小平有何打算，對鄧小平來說這是一個機會，使他得以擺脫北京嚴酷的政治亂局——那裏，受到懷疑的人還在處心積慮地招架隨時可能不期而至的致命迫害。就像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和林肯（Abraham Lincoln）這些經歷過大權旁落和東山再起的國家領袖一樣，鄧小平發現，這一段退出日常政治的在野歲月使他能夠對國家的重大和長遠目標形成清晰的認識。倘若鄧小平沒有對中國需要進行的改革的性質以及如何加以落實作過長期思考，很難想像他在1977年以後能夠採取那些熟練而有力的措施。毛澤東曾經利用他在延安那段被封鎖隔絕的時間思考中共奪取政權後全國的整體戰略，鄧小平也利用了他在江西的時光，思考著他所要進行的改革的大方向。不過，毛在延安時每天都與他的同志和助手討論，在他們的幫助下著書立說，鄧小平在江西時卻只能獨自一人思考，他的想法只有他自己知道。

下放江西使鄧小平能夠很快讓自己的情緒平靜下來。雖然他不輕易流露感情，但據女兒鄧榕說，父親其實是個有感情的人。她說，父親在北京挨批的三年裏身體消瘦，面容憔悴，到了江西後體重又開始增加，恢復了健康。他服用安眠藥已經多年，文革期間更是增加了用量。但是1970年1月1日，即來到江西還不到兩個月，他睡覺時就完全不必服用安眠藥了。[2-8]鄧榕說，父親每天步行大約5,000步，圍著小樓轉40圈。用她的話說，鄧小平「一圈一圈地走著，走得很快，⋯⋯一邊走著，一邊思索，⋯⋯一步一步、一圈一圈地走著，日復一日，年復一年」。[2-9]他將在北京重新擔當重要角色的前景，使他的思考有了目標感。鄧小平從來不跟妻子兒女談論高層的事，但是妻子和女兒鄧榕整天跟他生活在一起，又瞭解北京的政壇，所以能夠覺察到他的心情與關切。[2-10]據鄧榕說，他們知道父親散步時在思考著自己的前途和中國的未來，以及回京之後要做些什麼。[2-11]

鄧小平無法預見什麼時候能回北京、回京後毛澤東會讓他幹些什麼，也無法預見那時候國家將面對怎樣的具體形勢。他可以思考如何讓毛澤東批准他回去工作，也可以回顧自己與同事經歷過的那些大起大落的生死鬥爭。但是，他還可以思考一些根本性的問題——黨如何對待已步入晚年的毛澤東的歷史遺產？如何既讓毛的接班人改變路線，同時又能維持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威望？基於他在中共領導層的廣泛個人交往，他可以評估不同領導人可能發揮的作用。他還可以思考如何實現由周恩來提出的四個現代化目標，為此他和自己最親密的同事已經做了大量艱苦的工作。

中國的當務之急是在災難性的文革之後恢復秩序。鄧樸方是鄧小平五個子女中最後一個獲准來江西的。1968年，鄧樸方不堪紅衛兵無休止的迫害而跳樓自盡，結果摔斷了脊椎。由於父親正在受批判，醫院最初不敢給他治療，結果導致病情惡化。後來他獲准轉到北京第三人民醫院，醫生發現他脊骨斷裂，胸骨多處骨折，而且發著高燒。鄧樸方在醫院裏昏迷了三天。醫生保住了他的性命，但沒有做手術來避免嚴重癱瘓，這使他的腰部以下失去知覺，喪失了控制大小便的功能。他後來被轉到北京大學附屬醫院，但院方仍沒有給他動手術改善病情。鄧樸方的妹妹鄧榕和鄧楠搬到醫院附近輪流看護他。1969年夏天鄧榕獲准去看望仍住在北京的父母時，把鄧樸方的遭遇告訴了他們。據鄧榕說，知道兒子鄧樸方已經終身癱瘓後，卓琳哭了三天三夜，鄧小平坐在一邊一言不發，一枝接一枝地抽煙。[2-12]

鄧樸方是孩子中與父親最親近的一個。當他在1971年6月終於獲准來到江西父母身邊時，由於他自己不能走動，為了方便他進出，在小樓的一層給他安排了一個房間。他需要躺在硬板床上，為了避免生褥瘡，每兩個小時要給他翻一次身。鄧小平在鄧榕、卓琳和夏伯根的幫助下，負責白天為鄧樸方翻身。鄧小平還幫他洗澡按摩。後來有一位外國客人提到文革時，鄧小平情緒激動地稱之為一場災難。

毛澤東無論作為個人還是作為領袖，都是個強勢人物：他功高蓋世，整起好同志來也毫不留情；他精於權謀，任何人在對他的評價上都很難做到不偏不倚。鄧小平的一生與毛澤東難分難解，就更難以做到這一點。他十分崇敬毛澤東取得的豐功偉業，忠心耿耿地為他工作了將近40年。然而毛的政策卻重創了這個國家。他不但發動紅衛兵把鄧小平打成第二號「走資派」，而且殃及他全家。說他沒有被出賣的感覺，那不合人之常情，而他恰是個不免常情的人。他一定會思考若是有機會回京，他該如何與毛澤東相處。對鄧小平來說，問題不僅是毛在世時如何與他共事——只要毛還活著，就一直是老大；他還要思考如何盡量擴大毛澤東所能容忍的決策空間。鄧小平下放江西時毛澤東已經75歲，而且身體不好，他不可能萬壽無疆。因此，最重要的事情是深入思考如何對待毛的聲名，在他撒手人寰之後應當採取什麼路線。

當1956年鄧小平在莫斯科看到赫魯曉夫譴責史太林時，他充分感受到了赫魯曉夫那種感情用事的抨擊給蘇共和曾為史太林工作的人造成的重創。雖然中國的報刊廣播對鄧小平的批判鋪天蓋地，把他說成是中國的赫魯曉夫，但是遠在去江西之前很久他就下定決心，自己絕不做中國的赫魯曉夫。問題是如何對待毛澤東在群眾中培養出來的對他的敬畏，那些被他毀掉一生的人對他的仇恨，以及很多黨內幹部對他犯下錯誤的嚴重程度的認識。鄧小平如何才能維持人們對黨的信心，相信黨能夠提供正確領導，避免傷害那些曾經為毛澤東工作的人，即使他改變了毛的經濟和社會政策？

有充分證據表明，當鄧小平離開江西時，他對處理這一問題的基本方式已經成竹在胸。中國領導人應當頌揚毛澤東，繼續尊敬他。但是在解釋毛澤東思想時，不應把它當作僵化的意識形態，而應看作對時代環境的成功適應，這樣理解毛的思想可以為毛澤東的接班人提供適應新環境的迴旋餘地。

鄧小平去江西時，已能覺察到中國與西方的關係將發生劇變的曙光。自南北韓戰爭以來，即使是在鄧小平主持「九評蘇共公開信」的1960年代前期，中國對西方都一直大門緊閉。然而，由於布列茲尼夫（Leonid Brezhnev）在1968年9月提出威脅性的理論，主張在共產黨國家的根本制度受到威脅時干涉其內政是正當的，加之第二年中國又跟蘇聯在烏蘇里江打了一仗，所以中國為對抗蘇聯的威脅需要其他國家的合作。毛澤東在1969年曾讓四位老帥——陳毅、聶榮臻、徐向前和葉劍英——就如何對付蘇聯的危險出主意，他們對毛澤東想讓他們說什麼心知肚明，便回答說，中國應當主動與西方修好。

鄧小平在江西可以看報紙，鄧樸方到來後他還可以收聽到外國電台的廣播。當他在1970年獲悉中國和加拿大實現了關係正常化時，立刻便意識到基辛格後來承認的當時美國官員尚未搞清楚的事情：毛澤東邀請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出席1970年的國慶典禮，是中國準備跟美國發展關係的信號。1971年，仍在江西的鄧小平又獲悉：北京取代臺灣成了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又有11個國家正式承認中國，基辛格訪問北京是為1972年尼克遜總統（Richard Nixon）的訪華作準備。第二年他又獲悉日本正式承認了中國。

鄧小平知道蘇聯在1950年代的援助對提升中國的經濟和技術有多大幫助，他自然會思考如何擴大對西方的開放，幫助中國實現現代化。但是他也要深入思考在對外開放時如何應付國內保守力量的反對，如何維持一種強大而具靈活性的政治結構。

日本是一個因與西方建立密切關係而受益的亞洲國家。鄧小平去江西時已經知道，日本人就要走完人均收入以兩位數增長的十年，閉關鎖國的中國將被進一步拋在後面。西方願意轉讓新技術和設備是日本實現現代化的關鍵。中國應如何跟美國發展關係，從而也能獲得類似的好處？

亞洲其他一些地區的經濟在1969年時也已開始起飛，當中不僅有南韓，還有同樣以華人為主的地區——臺灣、香港和新加坡。有些中國人看到中國大大落後於歐洲，懷疑中國的傳統不利於現代化。但是，既然文化和族群相同的華人地區能夠實現現代化，為何中國就不能有同樣快速的發展？

鄧小平在江西時更加堅信，中國已經大大落後，迫切需要改革。他的經驗使他深知大躍進的失敗是多麼嚴重，由於其他領導人總是閱讀有關地方成就的浮誇報告，很難對此作出評價。例如，據鄧榕說，當鄧樸方1971年6月來到江西時，父親想給他找點兒事做，就問自己的工人同事有沒有需要修理的收音機。一個工人回答說，工人的錢根本買不起收音機。鄧榕說，這讓父親很傷心，社會主義已經搞了20年，工人家庭仍然連個收音機也買不起。[2-13]

鄧小平的另外一些想法來自於孩子們的經歷。除了癱瘓的鄧樸方，鄧小平的四個孩子都被下放農村參加勞動，接受再教育。鄧榕從陝西北部的農村完成勞動回到江西後告訴家人，農村地區仍然沒有廁所和豬圈。幾個孩子也都向父母談到農民不得溫飽的處境。他們描述了經濟的衰敗和由他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黨組織所受到的破壞。鄧小平顯然被這些事情所觸動，在聽孩子們講話時一言不發。[2-14]

得到允許前來江西看望鄧家的第一批朋友是李井泉的三個孩子，他們在1972年春節獲准來江西住了五天。鄧小平任西南軍區政委時，李井泉在他手下當副政委，1952年又接替鄧小平擔任了西南局書記一職。當時李井泉的三個孩子在江西老家工作。他們告訴鄧小平，父親受到批鬥，被罷了官，母親被逼自盡。總是希望瞭解真相的鄧小平很關心西南地區紅衛兵鬥爭的細節，對李家三個孩子之一下放的農村地區的有關描述也很感興趣。當時他本人幾乎什麼也沒有講，只說了一句話，農村需要更多的教育。[2-15]鄧小平離開江西時，他對中國問題的嚴重性和進行深刻改革的必要性已經不存在任何幻想。

 

家人相濡以沫

鄧小平在文革中受到批判後的幾年，五個孩子也不斷受到紅衛兵的攻擊。鄧林和鄧楠在工作單位挨整，另外幾個孩子則在學校裏受迫害。他們只要敢走出家門，紅衛兵就有可能認出他們，把他們攔住進行辱駡。一家人在文革以前就和睦融洽，受迫害後孩子們更是同舟共濟有甚於以往，他們堅信父親的清白，從未有過動搖，堅信一家人要相濡以沫，共度時艱。鄧小平深知孩子們因為受到自己的牽連而受苦。對於家庭以外的幹部，鄧小平是同志，黨的政策高於私人關係，但是他與妻子卓琳以及他們兒女的關係卻不以政策為轉移。他們之間忠心耿耿，相互關愛，總是以家庭為重。鄧小平從未置任何子女於不顧，他們也沒有一個人與鄧小平斷絕關係。對給他家做事的人——司機、廚師、勤務兵和他的秘書王瑞林，他也保持著親密的友情。王瑞林除了1966年至1972年與鄧小平分開的那段日子外，一直擔任鄧小平的秘書，從1952年他20歲起到1997年鄧小平去世。鄧小平視其為鄧家的一員而更甚於一名同志。

文革期間，孩子們的麻煩是從1966年10月1日一篇批判中國「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社論開始的。這篇社論雖然沒有點名，但顯然是針對鄧小平的。他的三個女兒立刻斷定那些指責全是不實之辭，她們也從未向紅衛兵或其他人提供過可以用作批判父親的證據的新材料。[2-16]卓琳後來表揚自己的孩子說，即使受到壓力，所有的孩子都沒有譴責過自己的父親。

鄧小平在江西寫的大多數信件都是為了請求允許孩子回家探親、安排他們在南昌附近工作、讓鄧樸方得到必要的治療。鄧榕說，他一生中除了為孩子以外，從來沒有寫過這麼多信。[2-17]鄧小平估計這些信會轉給毛澤東，因此也是在向毛提醒自己還在江西、準備接受對他任何方式的安排，但信的內容都是跟孩子有關的事。北京的答覆有時拖延很久，但孩子們最終都被獲准前來江西探望父親，每次至少兩周，不過鄧榕得到允許住更長的時間。1969年12月，先是鄧榕，然後是鄧質方，都獲准在冬季農閒時間住在家裏，但春耕開始之前兩人還要回到農村的生產隊。接著回家的是當時在國家科委工作的鄧楠及其丈夫，兩人於1971年春節獲准回家探親。鄧楠在江西生了一個女兒，這是鄧小平的第一個孫輩。長女鄧林也獲准在春節時回家探親。這些探親之所以可能，是因為毛澤東仍然覺得，與劉少奇和其他幹部相比，他同鄧小平的關係要更親密一些。

五個子女中鄧樸方最瞭解上層的政局變化。[2-18]他在江西的出現使父親有機會聽到更多關於學生政治鬥爭的細節、感受到北京的政局。後來，一些瞭解鄧小平的人說，他在權衡如何懲罰人時，絕大多數情況下都不會讓個人感情影響決定，然而他特別嚴厲地堅持要判聶元梓十年徒刑，因為正是聶在北京大學發動的政治批鬥導致了鄧樸方的癱瘓和大約60名教職工的死亡。

文革之後，甚至在1997年鄧小平去世後，他的五個子女及其配偶和孩子仍然同住一院。鄧樸方投身於殘疾人的工作，自己也經商。鄧楠從事科技管理工作，後被提拔為國家科委副主任。在江西時，根據鄧小平的請求，女兒鄧榕在離鄧小平住處不遠的南昌學醫，鄧質方在那裏學物理。鄧榕後在1980年到中國駐華盛頓使館任職了兩年，擔任促進文化交流的工作。由於這項工作，她成了撰寫家史的作者，還領導著一個促進中外領導人交流、幫助贊助西方音樂演出的基金會。鄧質方在美國留學八年，拿到了羅徹斯特大學的物理學博士學位。隨後他進入一家從事技術進出口的公司，後來又搞了一個從事房地產和通信裝備的分公司。1994年以後鄧小平的頭腦已不太清楚，據說卓琳因鄧質方受到貪污指控大受刺激，試圖服藥自殺，但被及時搶救過來。鄧質方最後沒有受到懲罰。

1973年鄧小平離開江西時，他的聽力已開始下降。他平時不參與兒孫湊在一起的聊天，不過有孫兒繞膝，看看電視節目，也讓他十分開心。如果他參與孩子的聊天，他們會直接衝著他耳邊說話，告訴他自己的見聞，說出自己的看法。但是據鄧榕說，父親對自己的經驗和判斷力十分自信，很少受到他們意見的影響。[2-19]

 

林彪墜機，鄧小平致信毛澤東

在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毛澤東把林彪元帥和鄧小平視為他的兩個最有前途的接班人。[2-20]確實，周恩來在1965年秋天曾對他的至交王稼祥說，毛澤東正在考慮兩個可能的接班人：林彪和鄧小平。[2-21]故也不難理解，他們兩人會因爭取毛澤東的青眼相加而相互視為對手。

據鄧榕說，父親跟十大元帥中的九人都有來往，唯獨林彪除外。毛澤東本人也注意到了兩人的對立，鄧小平曾說，毛澤東在1966年把他叫去，讓他跟林彪見一面，與林合作共事。鄧小平同意去見林彪，但交談並沒有解決兩人之間的問題，反而使他們各行其道。[2-22]毛澤東在1966年選定了林彪作為自己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以確保解放軍對他的擁護，因為林彪自1959年取代彭德懷之後一直領導部隊。但是儘管如此，毛澤東在1967年仍然私下說，如果林彪的身體不行了，他還是要讓鄧小平回來。[2-23]

林彪在抗戰時脊椎神經受傷，從此變得性格內向而多疑，他很清楚跟毛澤東走得太近有危險，在毛澤東實際任命他之前曾三次拒絕接受。自從成了毛的「親密戰友」後，林彪對自己與老謀深算的毛澤東之間的關係憂心忡忡——他的擔心也確實有道理。到1970年，歷來疑心很重的毛澤東已經懷疑林彪有可能在他還活著時就計劃篡權，在1971年夏末開始準備把他除掉。他首先接見了林彪手下的主要軍隊領導人，以確保他們對自己的忠誠。1971年9月初毛澤東乘火車從杭州回北京時，列車在上海停下。由於他對林彪深懷戒心，擔心個人的安全，因此沒有離開火車，而是讓上海的前造反派頭頭、時任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的王洪文和與林彪關係密切的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登上他的火車。毛澤東在確信得到他們的支持後告訴他們，他一回到北京就會解決林彪的問題。當林彪之子林立果在9月12日得知毛澤東已經回京後，林家人立刻變得惶惶不安。林立果調來飛行機組和一架飛機，載著林彪夫妻、他自己和幾個追隨者連夜逃往蘇聯。但是飛機並沒有抵達目的地，它墜毀於蒙古，機上無一人生還。[2-24]

鄧小平最先是從用短波收音機聽新聞的兒子鄧樸方那兒得知了墜機事件。但是他等了將近兩個月，直到這條消息正式公佈之後，才採取了行動。11月6日，當林彪墜機的文件傳達到縣一級時，鄧小平、卓琳和他們上班的工廠裏大約80名工人得到通知，要花兩個小時去聽有關林彪罪行的中央文件。鄧小平聽力不好，所以被允許坐在前排，而且可以帶一份文件回家閱讀。林彪死後有不少人認為，毛澤東很快就會讓鄧小平回來擔任要職。鄧小平本人肯定也這麼想。聽過關於林彪的正式文件兩天後，雖然此前被告知不要再給汪東興寫信，他還是鼓起勇氣給毛主席發出了一封信。[2-25]

鄧小平很清楚什麼樣的信最能打動毛澤東，他在請求把自己的兩個兒女安排在江西他的身邊工作後，又寫道：

林彪〔的暴露〕是非常突然的，我對那些罪該萬死的罪惡行動感到十分的震驚和憤慨。⋯⋯如果不是由於主席和中央的英明的領導和及早地察覺，並且及時地加以解決，如果他們的陰謀得逞，不知會有多少人頭落地。⋯⋯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過勞動和學習自我改造。⋯⋯我個人沒有什麼要求，只希望有一天還能為黨做點工作，當然是做一點技術性質的工作，⋯⋯使我有機會能在努力工作中補過於萬一。[2-26]

話雖然說得謙卑，但是鄧小平心中有數，毛澤東對於像他一樣敢作敢為、善於應變的幹部，不可能不委以重任。

鄧小平數月沒有得到回音，而且即使得到答覆後，毛澤東顯然仍未決定是否以及何時讓他回來，更談不上讓他擔任什麼職務了。此時的毛澤東身心交瘁，況且他的精力也沒有用在林彪之後的領導班子上，而是忙於為1972年2月尼克遜訪華作準備。

 

毛澤東任用周恩來和黨的老幹部：1971年9月–1973年5月

假如毛澤東能按部就班地實施除掉林彪的設想，他或許能安排好接班問題。突如其來的墜機事件打亂了他使黨內高層接受他除掉林彪的計劃。被毛澤東當作接班人和「最親密的戰友」的人神秘死亡，轉眼間成了陰謀奪權的叛徒，即使普通人也會因此懷疑毛的判斷力。毛澤東為此身心交瘁，有兩個月的時間很少起床。[2-27]後來他又逐漸下床，但在1972年2月12日輕微昏迷過一次，肺裏的毛病也影響到心臟，不時的咳嗽使他難以入睡，只好躺在沙發上睡覺。雖然他已行動不便，但至少在某些時候，在大事上，他的頭腦依然清楚。[2-28]

在毛澤東手下受過罪的人，以及對他帶來的災難感到痛心的人，都知道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是多麼強大，假如直接批毛，將會使國家陷入更大的混亂。1958年12月，毛澤東在大躍進中的蠻幹所造成的錯誤已是昭然若揭，當時他在政策上作出讓步，允許其他領導人享有更大的決策空間，但他仍然想方設法繼續掌舵。林彪死後毛澤東故技重施，他在政策上作出讓步，給予別人更多的決策權，但自己仍是當家人。

毛澤東需要抓緊建立一個林彪之後的新領導班子。按規定黨要在1974年——即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五年之後——召開十大，但他想在兩年以內讓新領導班子到位，以便能在1973年8月召開十大，比原定日期提前一年。為此，他必須到自己的圈子以外物色人選，他雖然能依靠妻子江青及其同夥去批判別人，可是他們都缺少必要的經驗、良好的判斷力以及同其他人合作治理國家的能力。他的現實選擇只能是啟用富有經驗的老幹部，而他們大多數都是文革的受害者。他們在文革之前能夠身居高位，至少部分原因是他們的領導能力。毛澤東需要他們老練的治國才能。[2-29]周恩來向他彙報了很多老幹部的遭遇，毛澤東說，沒想到會有那麼多人受到如此嚴重的迫害。

此時此刻，其實只有一個人能管好黨和政府，而且由於多年磨煉，他也不會威脅到毛的權力，此人就是周恩來。在1970年8月組成政治局常委的五個人中，林彪已死，其同黨陳伯達也鋃鐺入獄，康生因患癌症失去了工作能力，剩下的只有毛澤東和周恩來了。毛澤東幾乎別無選擇，只能給周恩來更大的空間去恢復黨和政府的秩序，他不但讓周恩來主持政治局工作，而且讓他管著政府和黨的機關。

有觀察家認為，周恩來對林彪之死會幸災樂禍，其實他深感不安。他一向以個人感情上的強大自制力聞名，可是在林彪墜機後不久，當他向副總理紀登奎說明國家面臨的困難局面時，不禁潸然淚下，必須停頓片刻以控制個人的感情。他一邊說一邊哽咽。據說周恩來一生只哭過三次，一次是因為他遲遲才聽到父親去世的消息，一次是因為葉挺的犧牲，他們在1920年代就是革命戰友，還有一次就是林彪之死。

周恩來對林彪之死的這種情緒反應，可能有若干原因。他知道，林彪雖然是個著名的激進派，但他務實、重秩序，周恩來很容易與他共事。此外，周恩來在毛澤東手下鞠躬盡瘁幾十年，如今國家在經歷了大躍進和文革破壞後，再次面臨大動盪，這讓他憂心忡忡。他深知每邁出一步都是艱巨的任務。[2-30]有人認為周恩來也是在為自己落淚。到那時為止他尚能避免毛澤東對他的猜忌和懲處——兩個二號人物，劉少奇和林彪，都因此而喪命。他一直設法只當三號人物，現在自己卻也成了二號人物。他知道毛澤東會疑心。確實，毛在兩年之後便開始批他。

除了依靠周恩來以外，毛澤東也把葉劍英叫回來整頓軍隊。葉是一位老資格的軍事領導人，德高望重，沒有個人野心。毛還悄悄地開始允許另一些文革初期被打倒的人重新回來工作。在林彪墜機後他休養的兩個月裏，毛不止一次承認，很多老幹部受了太多的苦。在對這個錯誤作出解釋時，他說那是因為他錯誤地聽信了林彪的讒言。[2-31]

林彪墜機兩個月後的1971年11月14日，有更多跡象表明毛澤東的想法正在發生變化。這一天，他接見了一個座談會成員，其中包括當時已在著手重建軍隊領導班子的葉劍英元帥。毛擺出一副對文革中受迫害的高層給予鼓勵的姿態，指著葉劍英對座談會成員說：「你們不要再講他『二月逆流』了〔指1967年2月一些老帥和副總理試圖抵制文革〕。」[2-32]他又說，那次逆流是林彪操縱的，不要再用「二月逆流」這個說法了。[2-33]毛澤東想以此盡量撇清他同批判1967年「二月逆流」的參與者的干係。他還作出為譚震林、陳再道等在1967年挨過整的老幹部平反的指示。

1972年1月10日陳毅元帥的追悼會為毛澤東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使他能夠與文革期間挨過整的一批老幹部和解。離追悼會開始只有幾個小時，他才說他也要參加。這是自林彪四個月前墜機後他的第一次公開露面。陳毅是鄧小平在淮海戰役中的同事，中共掌權初期上海的第一任市長，後又擔任外交部長，是最受群眾愛戴的領導人之一。幾年後上海黃浦江畔為他豎起了一座塑像，便反映了民眾對他的崇敬。然而他在文革期間卻受到了殘酷批鬥。儘管他最終在軍隊醫院得到治療，但為時已晚，他由於缺少及時醫治而病故。此外，在他彌留之際，很多軍隊幹部前去看望他，他們很清楚是毛澤東發動的文革導致了他的死亡。

在追悼會上，毛澤東以三鞠躬表達他對陳毅的敬重。他說：「陳毅同志是個好人，是個好同志。⋯⋯要是林彪的陰謀搞成了，是要把我們這些老人都搞掉的。」毛澤東用這些話把迫害陳毅的責任推給了他過去「最親密的戰友」林彪。毛澤東在數九寒天身穿睡衣，披著一件外套，顯而易見的帶病之軀拖著顫抖的雙腿。他虛弱的身體和言辭打動了參加追悼會的人。為了跟文革的受害者和解，他以這樣的狀態前來向一個受人愛戴的同志表達歉意和尊重，還有比這更好的方式嗎？

所有的高級幹部都心知肚明，如果毛澤東不點頭，陳毅也不可能受到批鬥。但是他們願意暫時接受林彪要對陳毅之死負責這種不實之辭。他們不指望毛澤東會承認自己的錯誤，毛對老同志的態度有了轉變，利用這種轉變對他們有好處。毛把政治看得高於經濟，但他從未放棄改善國民經濟的願望。再說，儘管他具有從感情上操控中國人民的非凡能力，但他仍然需要精明能幹的中共領導人。甚至在文革期間被毛澤東留用的幹部也承認，為了國家的穩定和發展，需要那些文革前任職的幹部的強而有力的領導。毛澤東在1972年已經打算讓有經驗的老幹部回來工作，讓1960年代末林彪主政時被派到地方任職的軍隊幹部——他們大多數都無所作為——回到軍營。不久之後的1972年3月，周恩來交給中組部一份有400多名需要恢復工作的老幹部名單，毛澤東很快就批准了，讓他們回來。[2-34]在1975年和1978年，這些老幹部在幫助鄧小平恢復安定團結的工作中將發揮關鍵作用。

周恩來在1972年5月查出患了膀胱癌，但從這時直到1973年年初，他依然從事著繁重的工作。[2-35]在林彪墜機後的混亂時期，周恩來利用他與另一些幹部之間獨一無二的密切關係，使國家避免陷入更嚴重的動亂。[2-36]在罹患癌症的早期，周恩來殫精竭慮，繼續想辦法讓不同背景的人一起工作。在需要個人高超的協調手腕才能應對的形勢下，無人能夠取得周恩來那樣的成就。[2-37]

在一些重大的任命和敏感問題上，周恩來繼續爭取毛澤東的同意，他盡量作出能夠得到毛澤東支持的決定。而毛澤東的讓步，以及他承認需要進行整頓，也使周恩來得以更有力地去解決更大範圍的問題。他致力於處理好老幹部之間的關係，恢復經濟秩序，阻止激進派在農村中的極端做法，擴大與西方的外交接觸。[2-38]他甚至能夠讓著名物理學家、北京大學校長周培源提出推動理論研究的規劃。[2-39]周恩來這些撥亂反正的努力預示了鄧小平在1975年推行的範圍更大的整頓。因此，毛澤東在1973年年底批周恩來預示了他在1976年初的批鄧也就不足為奇。

跟善於抓大放小的鄧小平不同，對細節有著驚人把握能力的周恩來是大事小事一起抓。毛澤東一給他活動空間，他便運用自己過人的記憶力，對很多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表達了特別的關照。受迫害者及其家屬都萬分感激周恩來救了他們的命，減輕了他們的痛苦。周也對鄧小平及其家屬給予了相同的關照。1972年12月，周恩來覺得會得到毛澤東的同意，便敦促汪東興加快給鄧小平安排工作的進程。

但是，周恩來對文革受害者的幫助是有限的，因為他擔心這會觸怒毛澤東，而他的擔心看來也很有道理。周恩來在1956年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之後曾惹惱過毛澤東，他當時私下對毛說，自己從良心上不能贊成毛的冒進的經濟政策。自那次受到批評後，他在長達15年的時間裏一直小心翼翼，避免讓毛澤東找到理由懷疑他沒有全心全意貫徹毛的意圖。[2-40]儘管如此，毛澤東在1958年1月還是對周恩來大發脾氣，他說周恩來離右派只有五十步遠，這一斥責讓周恩來進一步退縮。

周恩來在文革期間使出渾身解數，痛苦地執行著毛的指示，同時也盡力保護他覺得自己能夠保護的人。[2-41]在充滿感情糾葛的環境中，他是平衡這些相互衝突的利益的大師。大概無人能比周恩來更懂得揣摩毛澤東不明言的心思。有些人盛讚周恩來融政治技巧、對黨和國家的忠誠、一貫的沉著老練、翩翩風度以及為受迫害者提供誠懇幫助於一身。很多瞭解形勢的人認為，周恩來在緩和毛澤東的極端做法上已經盡了最大努力。但是並非人人都把周恩來視為英雄。例如陳毅的家人就對他沒有保護陳毅很氣憤，一些沒有得到周恩來幫助的受害者家屬也有同樣的心情。還有一些人則說他助紂為虐，對於文革的浩劫難辭其咎。有人問，倘若周恩來沒有阻止政權的垮台，那些罪惡難道不是能提前結束嗎？

無論人們對周恩來和文革有何看法，有一點是清楚的，在處理當時毛澤東議事日程上的一件大事——打開中美關係的大門——上，沒有任何人具備周恩來那樣的高超技巧。1971年7月9日，即林彪墜機兩個月以前，周恩來第一次會見了美國國務卿基辛格。10月20日至26日，墜機事件發生一個月後，基辛格再次來到北京，為次年2月的尼克遜訪華作準備。基辛格後來寫道，他認為周恩來是他遇到過的兩三個最令人難忘的人之一。據基辛格的助手約翰・霍爾德里奇（John Holdridge）描述，基辛格在與周恩來見面之前的心情，就像期待著參加由兩個世界頂級大師進行的冠軍爭奪賽一樣。[2-42]

 

毛澤東和周恩來，基辛格和尼克遜

中美之間有過兩百年的貿易交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做了四年盟友，後來是二十年的冷戰對手，兩國在1969年開始考慮恢復邦交。1969年發生珍寶島戰役後，毛澤東擔心受蘇聯入侵的危險，自南北韓戰爭以來第一次決定擴大與西方的交往，並指派周恩來進行談判。尼克遜正在設法解決越戰問題並尋找對抗蘇聯的長期合作對象，便指派基辛格與周恩來談判與中國修好。基辛格1971年從巴基斯坦飛往北京為尼克遜訪問打前站的戲劇性之旅，以及1972年2月尼克遜的訪華都是激動人心的事件，它們為鄧小平時代美中交往的迅速發展搭建了舞台。

1966年至1969年的中蘇關係惡化，以及由此導致的1969年的中蘇邊境衝突，都與鄧小平無關。但是他在1961年至1963年曾率領一班人馬寫下反駁莫斯科的九封著名公開信；他還在1963年親赴莫斯科，發表了中方最後一次重要講話，使中蘇交惡達到頂點。中國重啟中美交往也與鄧小平無關，當時他還在江西，雖然他在1973年底陪同周恩來參加過談判。鄧小平的貢獻還有待於來日。

 

緩慢的復出：1972年1月–1973年4月

直到1973年2月，即林彪死亡16個月以後，毛澤東仍沒有讓鄧小平回京。他曾在1966年嚴厲批鄧，所以他不能指望別人會很快接受鄧小平，況且他尚未決定如何使用鄧小平。鄧小平曾因走「資本主義道路」受到猛批，毛澤東要向人們解釋為何請他回來，這並非易事。毛採取的伎倆是，他說鄧小平這位十分受人尊敬的總書記「受到了林彪的迫害」。在1972年1月的陳毅追悼會上，他就曾對陳毅的家人說，鄧小平跟劉少奇不同，他的問題不那麼嚴重。周恩來示意陳毅的家人把毛對鄧小平的評價讓更多的人知道。[2-43]毛的話也傳到了鄧小平的耳朵裏，這是說明毛澤東讀過他在1971年9月的信的第一個跡象。隨後又出現了更多的跡象。江西省革命委員會1972年4月初通知鄧小平，根據他給毛澤東的信中提出的請求，同意他的小兒子鄧質方進入江西工學院讀書，小女兒鄧榕則獲准去了江西醫學院。[2-44]

受到這些積極信號的鼓舞，鄧小平在1972年4月26日又給汪東興寫信說，由於他的兩個孩子已去上學，能否讓他僱一個人幫他和卓琳一起照顧鄧樸方。他在信中最後說：「至於我自己，我仍然靜候主席的指示，使我能再做幾年工作。」[2-45]鄧小平沒有收到直接的答覆，但是一個月之內他和卓琳的工資便都恢復到了原來的水平。[2-46]

鄧榕後來說，這些表明鄧小平的政治處境有所改善的信號讓一家人大為振奮。從鄧家人如此期盼積極的信號可知，儘管毛澤東疾病纏身，被林彪事件搞得心煩意亂，但他仍然左右著手下人的命運。實際上，陳雲已經在1972年4月22日獲准從江西回京，但是毛澤東讓鄧小平在江西又呆了將近一年。

1972年8月3日，在數月沒有得到毛澤東或汪東興的答覆後，鄧小平再次致信毛澤東，試圖打消他估計毛仍然對他抱有的疑慮。他首先說，他已經聽過向他所在工廠的全體工人傳達的有關林彪和陳伯達罪行的文件。他表示，林彪雖然當將軍有一套，但在長征期間曾秘密夥同彭德懷反對毛主席。他還回顧往事說，林彪在抗美援朝時拒絕了毛主席讓他率軍作戰的要求。鄧小平承認，林彪比他更能理解毛的意圖，但他不同意林彪只講「老三篇」、把毛澤東思想簡單化的做法；還有更多的毛主席著作應當得到運用。鄧小平又說，林彪和陳伯達欲置他於死地而後快，他感謝主席在文革期間保護了他。鄧小平毫無愧疚地講著他認為毛澤東愛聽的話。

鄧小平在信中強調說，他認可在1968年6、7月的自我檢討中所說的所有內容。他再次檢討了1931年自己在廣西離開紅七軍的錯誤，另外還承認自己在擔任黨的總書記期間工作也有缺點，有時候不徵求毛主席的意見。他在1960至1961年沒有消除自己的資本主義思想。他沒有有效貫徹毛主席關於抓好在內地建立關係到國防的「三線工業」的工作的決定。他也沒有在做報告前及時地向主席請示。鄧小平承認，文革揭露他的錯誤是完全應該的。他在信中還試圖打消毛澤東在一個關鍵問題上的擔憂：他說自己絕不會對文化大革命進行翻案（「再次肯定我對中央的保證，永不翻案」）。他表示，他要回到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來。[2-47]

鄧小平信中所言顯然也正是毛澤東想聽到的話。1972年8月14日，收到鄧小平的保證書沒過幾天，毛澤東就向周恩來總理作出書面指示，讓他安排鄧小平返京。毛澤東再次說，鄧小平的問題不同於劉少奇，他沒有歷史問題，沒有投降過敵人。此外，鄧小平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還為黨和國家做過其他一些好事。[2-48]周恩來在收到毛批示的當天就把它轉發給了中央委員會。[2-49]可是由於毛的妻子江青百般阻撓不讓鄧小平回來，事情一時沒了下文。[2-50]

1972年9月，鄧小平覺得可以得到更大的自由，便請求走訪包括瑞金在內的江西蘇維埃老區，並且得到了批准。這是他三年來第一次走出家門。他花了五天時間外出訪問，得到省部級領導人規格的接待。鄧小平還被允許用兩天時間探望從1952年起就給自己擔任機要秘書的王瑞林，王當時在江西進賢縣五七幹校勞動。後來鄧小平返京時，王瑞林也被允許回到了原來的崗位。1972年12月18日，周恩來問汪東興和紀登奎，為何還不落實8月份毛澤東讓鄧小平回京的指示。他們在12月27日請示了毛之後答覆說，鄧小平可以回京。[2-51]一個月後，即1973年1月，江西省委書記白棟材給鄧小平帶來了這個好消息。2月20日工廠的工人來給鄧小平道別後，鄧小平與家人乘汽車前往鷹潭，在那兒登上了返京的列車。[2-52]離開江西時，鄧小平說：「我還可以幹20年。」[2-53]確實，一直到19年又8個月以後，鄧小平才在黨的十四大上退出政治舞台。

 

鄧小平返京：1973

讓受過批判的人重新擔任要職，中共通常的做法是先暗示他已重新得到愛護，這可以使其他人更容易接受新的任命。鄧小平在1973年2月22日從江西回京後並沒有立刻得到任命，儘管他在北京的露面已經暗示著他會重新扮演重要角色。鄧小平回京的消息傳開後，他看望了一些故交，但數周時間內既沒有出席任何正式會議，也不承擔任何工作，甚至沒有與毛澤東和周恩來見面。

毛澤東讓周恩來召開了幾次政治局會議，商量鄧小平將來的工作。文革小組成員張春橋（在接替周恩來的總理職務方面，他是鄧小平的潛在對手）及其支持者江青強烈反對讓鄧小平擔任要職，但毛澤東堅持讓鄧小平恢復工作，參加黨的組織生活。[2-54]協商的結果是，政治局提議把鄧小平安排到國務院的業務組，這是周恩來和副組長李先念手下的一個領導小組，在文革動亂期間維持著政府的日常職能；並且允許鄧小平參加黨的每週例會。[2-55]3月9日，周恩來把彙報這些決定的文件交給毛澤東並得到了他的批准。文件向鄧小平做了傳達，同時下發縣團級以上黨委。[2-56]

鄧小平回京後與周恩來的第一次會面是在1973年3月28日晚上，在場的還有李先念（參見本書附錄〈鄧小平時代的關鍵人物〉）和江青。見面結束後，周恩來立刻向毛澤東彙報說，鄧小平精神很好，身體也很好，隨時準備重新工作。次日下午毛澤東便接見了鄧小平，這是六年來的第一次。他對鄧小平說：「努力工作，保護身體。」鄧小平回答說，他身體一直很好，這是因為他相信主席，他一直在等候主席的調遣。[2-57]當晚，周恩來遵照毛的指示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會上宣佈了要讓鄧小平擔任負責外交的副總理。鄧小平不是政治局正式成員，但討論重大問題時他可以列席政治局會議。周恩來給毛寫信彙報了政治局的討論，得到毛的批准後，鄧小平便正式上任了。[2-58]

1968年以後鄧小平第一次在官方場合露面，是在1973年4月12日為柬埔寨國王諾羅敦・西哈努克（Prince Norodom Sihanouk）舉行的宴會上，他以副總理的身分出席。鄧小平和其他人表現得若無其事，但有些人向他致意時還是很謹慎。這次露面之後，中共幹部和外國記者議論紛紛，都在猜測他將扮演什麼角色。[2-59]

毛澤東顯然要對鄧小平委以重任。正如我們所知，鄧小平在1973年逐漸成為地位更加顯赫的領導人，先是獲准出席最高層的會議，接著成了周恩來的助手，然後在1973年8月10日的中共十大上當選中央委員。他在證明了自己對毛的忠誠以後，12月又成為政治局委員和中央軍委委員。

作為周恩來的助手，鄧小平從1973年4月開始，陪同周恩來在機場送往迎來，會見了柬埔寨、墨西哥、日本、北韓、馬里、尼泊爾、剛果、菲律賓、法國、加拿大、澳洲和其他國家的客人。他還參加了一些會見外賓的活動，但尚未擔負起與他們會談的工作。[2-60]

 

毛澤東培養王洪文：1973–1974

毛澤東像中國的其他年邁的領導人一樣，也很注重培養年輕幹部作為接班人。林彪死後他的健康每況愈下，接班人的問題也變得日益緊迫。毛澤東熟諳千百年來中國統治者如何處理繼位的問題，並利用了這些知識謀劃自己的戰略。他的做法是，先不把話說死，對自己的意圖給出暗示或信號，靜觀其變，既維持著自己的大權，又能隨時改變主意。從1971年到1972年9月，他把三個有前途的省級年輕幹部調到北京在黨中央工作：先是華國鋒，然後是王洪文和吳德。他在1972年底選中了王洪文作為最有前途的人。王洪文是個年輕力壯的造反派，對毛澤東和共產黨忠心耿耿。毛澤東喜歡他是工人出身，又參過軍，有大膽潑辣的領導作風（參見本書附錄〈鄧小平時代的關鍵人物〉）。

毛澤東知道王洪文缺少領導政府的知識和背景，但他相信王洪文有可靠的左派立場和領導潛力，能夠成為中共最高領袖的第一人選。事實上，毛澤東開始萌生出這樣的想法：讓王洪文擔任黨的領導人，同時物色人選接替周恩來的政府首腦一職。

 

毛讓鄧小平協助周恩來

縱觀中國歷史，皇帝年事已高、精力不濟之後，往往不再理會朝內袞袞諸臣，只跟內宮善於阿諛奉承的太監打交道。林彪死後，毛澤東也很少接見任何幹部，包括鄧小平在內。他與外界的溝通主要依靠三位女士，一個是隨時陪伴於他左右的生活秘書張玉鳳，還有所謂的「兩位小姐」：他的譯員唐聞生（「南希」）和他的「外甥女」王海容（其實是毛的表兄的孫女）。毛是在自己的專列上與張玉鳳相識的，當時她被安排做毛的服務員。張玉鳳長得頗具姿色，又有心機，政治上也很精明，雖然她沒有多少經驗，理解不了複雜多變的上層政治。「兩位小姐」本來是外交部派去的人，在毛澤東接見外賓時做他的助手。毛在接見外賓之前和之後常跟她們交談，兩人也開始逐漸扮演起更重要的角色，成了毛澤東與外界溝通的聯絡員。不管她們個人有什麼想法，她們在跟外界打交道時別無選擇，只能完全效忠於毛澤東，而外界也逐漸把她們視為毛澤東左傾思想的代言人。例如毛澤東批判周恩來時，便是由「兩位小姐」負責傳達毛的意見。當毛澤東對周恩來有意見時，這種情況給她們和周的關係造成了嚴重問題，因為她們實際上成了毛澤東對付周恩來的傳聲筒，而且毛澤東也期望她們向自己彙報周恩來言行中所有可能的問題。毛在1973年患上了葛雷克氏症（又稱「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直起頭來都困難，口齒也不清。1972年2月他曾一度神智昏迷，但九天之後他仍會見了尼克遜。他沉溺於中國的文史典籍，但對於他所關心的問題，例如重大人事安排、自己的聲望以及各種關係的處理，他仍然像過去一樣成竹在胸，老謀深算。在這些事上他仍然大權在握，也很會算計如何利用他的聯絡員。

過去的皇帝上了年紀後，除了培養繼位者，也都十分在意自己的身後事。毛澤東也一向很看重自己的歷史地位。1945年他與蔣介石會談期間曾公佈先前在1936年寫下的〈沁園春・雪〉一詞，後來成為他最著名的詩篇之一。詩中寫道：「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接下來他又說：「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以妄自尊大和權力欲而論，他在世界領袖中堪稱翹楚。在達到權力頂點時他參與各種領域的活動，但隨著健康狀況的下降和年歲增高，他開始更加關心自己的歷史地位以及能夠維護他的遺產的接班人。

在世界領袖中毛澤東同樣堪稱翹楚的另一件事是，他生性多疑，總覺得有人要陰謀篡權。但是，他對周恩來的疑慮也並非毫無道理，他害怕周恩來如果活得比他長，會拋棄他的階級鬥爭和不斷革命的事業，貶低他在這個時期黨的歷史上的光輝地位。[2-61]周恩來在領導政府和外交工作方面能力非凡，記憶力過人，是當時幾乎不可缺少的人物，尤其是在恢復中國與美國和西方各國關係方面。高層人士都知道，毛澤東不喜歡周，但又離不開周。1930年代周恩來在上海工作時，培養了一批為他工作的內部諜報人員，這些人的身分一直保密，而且仍然效忠於周恩來，毛澤東對於除掉這樣一個掌握著如此巨大的秘密支持者網絡的人是有所顧慮的。周恩來不同於劉少奇和林彪，他多年來一向謹小慎微，唯恐威脅到毛的權力。但是到了1973年，雖然沒有人公開說，毛澤東還是不難察覺很多高級幹部認為周恩來是個好領導——他竭力維持秩序，關心別人，盡量減輕壞領導的狂熱計劃帶來的後果。

毛與周的問題不是擔心周恩來有可能篡權，而是周的聲望超過自己的聲望，還有就是他同美國打交道時可能太軟弱。一旦周恩來活得比毛長，這些問題會變得尤其嚴重。因此，當唐聞生和王海容向毛澤東彙報國外媒體充斥著對「周恩來改善美中關係的外交政策」的讚揚時，毛面露不豫之色：[2-62]那本是我毛澤東的外交政策，不是他周恩來的。此後，毛便想辦法削弱周的威望，他要確保當周恩來的癌症惡化時，接班的人忠實於他而不是周。[2-63]

儘管毛澤東妄自尊大，偏聽偏信，犯下各種路線錯誤，但他的部下也承認，他不但是大戰略家，而且有發現人才的眼力。被毛澤東看上的另一個政治領導人證明了自己能夠嫻熟處理包括外交事務在內的大量複雜問題，此人便是鄧小平。[2-64]半個世紀以前鄧小平在法國時，就和他的上級周恩來有密切的工作關係。但是1930年代初鄧小平在贛南蘇區又與毛結下不解之緣，他在後來的歲月得到提拔，也因為他是毛而不是周的人。[2-65]周恩來在1973年處理著大量異常複雜的外交政策問題，使鄧小平在這年春天成為周恩來的助手後獲益匪淺。毛澤東在1960年代曾因鄧小平疏遠自己親近劉少奇而對他感到失望，所以他有理由懷疑，假如對鄧小平委以重任，鄧會不會像文革前的幾年那樣，不再那麼聽他的話，而是跟著周恩來走？他會不會批判文革，撤掉毛澤東任命的關鍵人物，讓毛的錯誤任由歷史評說？[2-66]整個1973年，毛澤東一直緊盯著鄧小平的表現。

 

中共十大：1973年8月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召開了中共十大。雖然毛澤東主持了大會，卻是他自1949年以來第一次因病情加重沒有親自講話的黨代表大會。毛在大會閉幕時無法起身，要等到代表們離開大會堂之後他才離去，以免讓人看出他的行動已是多麽不便。他仍保留著決定大方向和重要人事任免的權力，但是由於他的病情，代表們不可能不想到接班問題。按照慣例在大會之後立刻召開的宣佈人事任免的一中全會，也因健康不濟，毛澤東宣佈缺席。從此後，毛不再參加任何中央全會。

時年38歲的王洪文在中共十大上平步青雲，向國內外的政治領袖們表明了毛澤東已選定他作為接替自己的中共首腦的主要候選人。[2-67]王洪文的重要地位在兩個月前他被任命為選舉籌備委員會主任時業已凸顯，因為新的中央委員都要由這個機構提名。他還被委派準備新黨章，在大會上做有關新黨章的報告，這曾是鄧小平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負責的工作，當時他也是準備接毛澤東黨的領袖的班的最有前途的候選人。[2-68]在十屆一中全會上，王洪文又被任命為黨的副主席，排名僅在毛、周之後。其他領導人以及外國的外交官和媒體也開始把他視為毛澤東最可能的接班人。[2-69]

鄧小平在中共十大上的角色無法與王洪文相比。他重新當選中央委員，但並沒有扮演領導角色。十大的目的是為了在林彪死後組成新的領導班子和清除林彪餘黨，因此與正常的黨代會相比開得十分匆忙。大會不像1956年的八大那樣對所討論的問題作了全面總結，甚至也不如林彪扮演主角的九大。與為期24天的九大相比，十大的會期只有5天，王洪文和周恩來在會上做了兩個重要報告，時間加在一起也不到1小時，大大短於中共黨代會上通常的報告。[2-70]這次大會推出了新的領導成員，象徵著林彪時代的結束，但並沒有提出新的綱領。大會集中在三個議題上：批判林彪、林彪倒台後的清查運動和1973年的經濟計劃。[2-71]周恩來的政治報告中有將近一半內容是批林的，經濟計劃沒有談到具體內容，因為當時的經濟仍處於一片混亂，領導層也無暇為當時的五年計劃中還剩下的兩年——1974年和1975年——作出具體部署。

十大最重要的變化也許是很多老幹部重新回到中央委員會，在鄧小平於1973年底掌握了更大權力時，他們將為其提供重要的支持。他們取代了很多在林彪主導的九大上提拔進來的軍隊幹部。在新的中央委員會191名委員中，有40人是文革期間受過批判又重新工作的老幹部。[2-72]經毛澤東同意回來工作的人中有副總理譚震林，他在淮海戰役期間是鄧小平領導下的總前委的司令員之一，曾在1967年2月毅然站出來批評文革；這些人中還有王震和鄧小平。鄧小平過去僅被允許陪同會見外賓，但從7月中旬他開始參與會談。[2-73]

毛澤東決定提拔王洪文這個既年輕又無經驗的造反派頭頭，老幹部們很生氣。8月21日十大前夕的最後一次政治局會議上，老幹部們斗膽提出了反對任命王洪文的意見。許世友將軍表達了不太敢說話的老幹部們的心聲，他說，有周恩來一個副主席就夠了。受到壓力後他又改口說，可以再加上康生和葉帥。[2-74]不過毛澤東最後還是堅持己見，任命了王洪文。文革期間曾在選擇要批鬥的老幹部方面起過陰險作用的康生也得到了任命。不過，另外兩個副主席，周恩來和葉劍英元帥，則是既富有經驗又立場溫和的領導人。

雖然讓周恩來在大會上做政治報告，起草報告的卻是江青的兩個支持者張春橋和姚文元，九大的重要文件也是由他們起草的。因此，大會文件雖然批判林彪，但基本肯定了林彪掌權時的九大所取得的左傾成果。事實上，十大之後的政治局成員仍然受到激進派的控制。十大後的21名新政治局委員中有4個激進派——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和姚文元；他們雖然不是一個一起工作的小團體，但有著相似的觀點，後來變成了臭名昭著的「四人幫」。政治局的另一些成員，包括吳德、陳錫聯和紀登奎，雖然算不上激進，卻傾向於左派。毛澤東想用「群眾代表」——農民和工人代表——平衡那些回到中央委員會的老幹部，儘管他承認「他們的思想水平低一些」，但可以依靠群眾代表去支持主張繼續革命的激進派。

鄧小平有了新的職務，但並沒有為他指派具體工作。不過敏銳的政治觀察家看得清楚，毛澤東已開始考慮讓鄧小平和王洪文一起工作。他派他們一起出去視察，使他們能夠更好地相互瞭解。[2-75]

 

批判周恩來：1973年11月–12月

基辛格在1973年2月第一次見到毛澤東時發現，毛對美國以損害中國的利益為代價同蘇聯合作很不高興。同年11月基辛格再次來到北京時，毛澤東不但對美蘇合作有意見，而且不滿於周恩來跟美國打交道時太軟弱。他在夏天時嚴厲批評美國「踩在中國的肩膀上」，想利用中國跟蘇聯達成協定。1973年6月布列茲尼夫訪美並在加州聖克萊門特市與尼克遜會面，雙方共同出席簽署《防止核戰爭協定》的儀式之後，毛澤東的懷疑變得更加嚴重。中方在布列茲尼夫訪美後立刻向白宮發出正式照會，指責美國幫著蘇聯表演和平姿態，等於是幫著蘇聯掩蓋它的擴張主義。[2-76]毛澤東懷疑，美蘇兩國達成的協定將使蘇聯騰出手來把武器瞄準中國，而美國對此不會作任何反應。

毛澤東指責周恩來和外交部太遷就美國，使美國得以利用中國去改善與蘇聯的關係。他對美國在減少與臺灣的交往、跟中國恢復邦交上無所作為也很生氣。尼克遜曾經許下諾言要在1976年實現美中關係正常化，但是不管作何解釋（對水門事件的調查削弱了尼克遜的實力，使他無法讓國會批准中美關係正常化），美國現在都是在利用中國去改善與蘇聯的關係。

基辛格於1973年11月抵達北京時發現周恩來的權力已被毛澤東大大削弱。周恩來對「現代大儒」（太溫和、不為中國的國家利益而戰）這樣的指責十分敏感，因此當基辛格說中國仍然受到孔子的影響時，周恩來勃然大怒。據基辛格的回憶，在他們長達幾十個小時的會談中，周恩來發脾氣這是僅有的一次。周恩來顯然承受著壓力，而「兩位小姐」會向毛澤東彙報他的言行。基辛格到北京時，美國剛任命了安克志（Leonard Unger）為新一屆駐臺大使，並同意向臺灣提供新的軍事技術。這令毛澤東十分惱火。

11月，基辛格和周恩來會談了一天之後，周恩來和唐聞生一起去向毛澤東彙報情況。周把基辛格的建議告訴了毛澤東：如果中國表現出比中日建交模式更大的靈活性，允許華盛頓跟臺灣保持（比中日模式中）更近的關係，華盛頓也許就能得到國會的同意，進一步推動中美關係正常化。這時唐聞生對毛說，這聽上去像是「兩個中國的政策」。[2-77]（周恩來後來對基辛格承認：「我們跟主席在一起時，我不敢解釋這種說法，她卻敢作出解釋。」）毛澤東聽到周恩來居然認真看待基辛格的建議，讓美國同臺灣和大陸都保持較為密切的關係，對周恩來勃然大怒。

基辛格告訴周恩來：「中國核武力的增長是蘇聯無法接受的。」[2-78]他還建議設一條熱線，以便美中兩國在蘇聯可能採取行動時能夠迅速交換情報。（「彌補你們軍隊的弱點，延長預警時間。」）周恩來對基辛格說，如果能就分享情報達成協議，「這對中國有很大幫助」。在基辛格訪華最後一天（11月14日）的上午，他們交換了有關分享情報的文件草稿。[2-79]

毛澤東聽完基辛格和周恩來會談的彙報後，認為這種建議與蘇聯在1950年代末要為中國提供聯合艦隊的建議如出一轍。正是蘇聯這種建議使毛澤東與蘇聯絕交，因為他擔心向蘇聯出讓權力有損中國的主權。現在在毛澤東看來，周恩來要向美國出讓搜集情報的權力，這將損害中國的獨立地位。

江青很會揣摩毛的心情，而且一直在伺機整周恩來。這時她覺得時機已到，便發動了對周的批判，說他喜歡對美國人低頭哈腰。她把周稱為「投降派」。[2-80]毛澤東想讓中國外交的腰桿兒更硬，因此也樂意狠批一下周恩來。

基辛格訪華後不久，從1973年11月25日到12月5日，毛澤東組織政治局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了一系列批周的會議。林彪死後，毛澤東對日常工作的細節已不感興趣，但他對批周一事卻作了具體部署，包括選哪些人參加，讓他們大體說些什麼，為會議定調子等等。在他看來，周恩來差不多已經成了右傾投降主義者。[2-81]政治局全體成員都被要求對周進行公開批判。周恩來寫了一份詳細的檢討，但毛澤東認為不夠，要求他再寫一份更深入的檢查。在1973年11月這些會議之後，基辛格本來可以再次會見周恩來，但是周恩來表示得很清楚，自己已不被允許與他舉行談判。會見再也沒有進行。

 

毛讓鄧小平接手工作：1973年12月

基辛格11月訪華後，毛澤東為了與美國打交道，轉而依靠鄧小平這個在對抗蘇聯時十分堅定的人。1973年12月，鄧小平遵照指示參加了政治局批周的會議。無論在法國、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期間還是1950年代初在北京一起工作時，周恩來就像鄧小平的兄長。但是毛澤東有理由希望鄧小平會和自己而不是周恩來站在一起。鄧小平在1940年代的整風運動中就站在毛澤東的一邊，周恩來卻沒有。自從1931年鄧小平被批為「毛派頭子」後，他就一直緊跟毛澤東，並在1950年代得到了毛的重用。1956年以後鄧小平成了黨的總書記，他和周恩來的關係在黨內事務上有時變得很尷尬：周恩來在黨內排名上高於鄧小平，可是他要向負責黨內日常事務的鄧小平彙報工作和接受指示。[2-82]周恩來在文革期間也沒有保護鄧小平。[2-83]

鄧小平心裏很清楚，「兩位小姐」會把他在批周會議上的發言彙報給毛主席。會議臨近結束時，鄧小平對周恩來說：「你現在的位置離主席只有一步之遙，別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卻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夠十分警惕這一點。」[2-84]這些話表面上並不惡毒，卻暗藏殺機。鄧小平實際上是在暗示，周恩來想架空毛澤東，篡奪毛的地位。「兩位小姐」把鄧小平的發言和態度彙報給毛澤東後，毛非常興奮，立刻把鄧小平叫去談話。

幾天以後，毛澤東召開政治局會議，要求讓鄧小平成為政治局正式委員和軍委委員。毛澤東不報請中央全會批准就要通過這樣的任命，這在歷史上還是頭一次。[2-85]周恩來名義上仍是總理，但鄧小平開始參與他跟外國人的會談。雖然周恩來的身體條件在七個月後——即1974年5月——仍能允許他坐十幾小時的飛機代表中國出席聯大會議，但毛澤東卻讓鄧小平替他去了美國。周恩來為動手術在1974年6月1日住院後，鄧小平開始主持接待外賓。[2-86]

 

加強軍隊建設：1971–1974

林彪墜機身亡後，毛澤東需要確保軍隊領導班子的團結和忠誠。他在林彪墜機之前已經預先採取措施加強了軍隊對他的支持以防範林彪。例如，1971年8月他親自視察了華中和華南地區的部隊，公開談到他和林彪的分歧。他還撤換了一些軍隊領導人，削弱了林彪的勢力。[2-87]墜機事件後，政治局中的四名軍隊幹部，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和邱會作，被要求在十日內表態與林彪劃清界限。其實這些人在幾天之內便被抓了起來，直到1980年代末才得到釋放。

毛澤東撤掉彭德懷後，在1959年依靠林彪團結部隊；同樣，林彪死後，他也需要有人來加強中央對軍隊的領導。毛澤東先是依靠在軍隊中德高望重、從不樹敵的葉劍英元帥，他比林彪大十歲，沒有權力野心（參見本書附錄〈鄧小平時代的關鍵人物〉）。但是在1973年底，毛澤東開始依靠手腕更強硬的鄧小平去處理中美關係時，他也轉而利用鄧小平幫助他加強對軍隊的控制。

據說，在中共十大後不久，毛澤東為了考驗王洪文和鄧小平，曾經問過他們，自己死後會發生什麼情況。王洪文說，主席的革命路線將會繼續。鄧小平深知各大軍區司令員的權力，他說，可能「天下大亂，軍閥混戰」。毛澤東認為鄧小平的回答更好，同年年底各大軍區司令員就進行了大規模的對調。[2-88]

毛澤東在中共十大後不久獲悉，剛當上黨的副主席的軍隊領導人李德生在林彪還在世時給他寫過效忠信。這件事讓毛澤東大為震驚，他擔心其他大軍區司令員也可能與林彪的關係過於密切，於是決定對他們進行調換；為了減少他們調換職位後網羅親信的風險，他們在調動時不能帶走自己的人馬。

當毛澤東又發現其他軍隊領導人寫給林彪的一些效忠信後，對曾為林彪工作的北京的領導班子愈發懷疑，於是決定把跟林彪沒有密切關係的軍區領導人調到北京。林彪大權在握時鄧小平一直在江西，所以毛澤東知道鄧小平不可能和林彪關係密切。他還知道，軍隊的兩個關鍵領導人——已被調往瀋陽軍區的李德生和擔任北京軍區司令員這一最敏感職務的陳錫聯——都在鄧小平的第二野戰軍任過職，所以他相信鄧小平能夠管住他們。

軍區司令員大換班後不久，毛澤東宣佈他請來了一個軍師——鄧小平。他要讓鄧小平擔任政治局委員和中央軍委委員。用他本人的說法：「我想在政治局添一個秘書長，你不要這個頭銜，那就當總參謀長吧。」[2-89]鄧小平一向重實權不重虛名，他客氣地謝絕了那些頭銜。毛澤東心裏清楚，任命鄧小平可以讓軍隊上層鬆一口氣，這不僅是因為鄧小平在軍隊的資歷，還因為他們確信鄧小平不會進行打擊報復。雖然鄧小平為了向毛主席表忠心，嚴厲批評受林彪影響的幾位大軍區司令員。但這些人都是經驗豐富的老幹部，很清楚鄧小平這樣做出於無奈。任命鄧小平後，並沒有明確葉帥和鄧小平兩人誰排名在前。但兩人相互尊重，在與軍區司令員開展工作時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

在清除林彪對軍隊影響的同時，毛澤東還在社會上開展了一場批判林彪餘黨的政治運動。有人發現林彪在讀過的書的頁邊上寫有尊孔的話，於是這場批判林彪和另一個被指責有中庸傾向的人——周恩來——的運動，便被稱為「批林批孔」運動。運動以1974年的元旦社論作為起點，一直持續了半年。它最初的目標是軍隊中與林彪關係密切的李德生等人，但是到了1月底，江青開始利用這場運動批判周恩來。除了批林批孔以外，他們還把矛頭對準「周公」。周恩來雖然受到傷害，但他度過了風暴。他繼續擔任總理，甚至主持批判自己的會議，儘管不再讓他主持敏感的中美談判。

然而就在這場運動前後，毛澤東不時又從煽動者搖身一變成了胸懷大度的人。他指責「兩位小姐」在批周時就像小兵冒充大帥，還批評江青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做得太過火。他甚至對江青說，不要再整人了，她不代表他的觀點。毛還說，她宣稱周的問題十分嚴重、應當叫作黨內第十一次路線鬥爭，這一點是錯誤的；她說周恩來迫不及待想篡權，這一點也是錯誤的。[2-90]

在1974年7月17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警告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和姚文元不要搞「四人幫」。這是他第一次用這個詞來稱呼政治局常委中的四個激進派。這四個人並不是一個有嚴密組織和周密計劃的幫派，但他們確實扮演著批周的核心角色。

「四人幫」的名稱及其所表示的他們是危險分子的意思後來廣為人知。江青繼續批判周恩來和老幹部，同時她和另外三人也成了知識分子和老幹部的批判對象。但是當時還不可能觸及那個能讓「四人幫」整人的人——毛澤東。事實上，有些大膽的人只在與可靠的朋友的私下交談中會豎起四個指頭，然後晃動大拇指，意思是不光有「四人幫」，還有第五個人：毛澤東。

受到批判的周恩來癌症病情加重。為了做手術他於1974年6月1日住進305醫院，之後大多數時候都住在醫院一個舒適的套房裏，直到1976年1月去世。周恩來很能體諒人，他知道鄧小平在1973年底批他是因為有毛的壓力。1974年初他已經開始和鄧小平密切合作處理外交問題。當時周恩來已住進醫院，但名義上仍保留著職務，在他的親自指導下，鄧小平成了事實上的代總理。[2-91]鄧能回來工作是得益於毛澤東而不是周恩來，但是在1974年和1975年，他和周恩來再次緊密合作，就像之前在法國、在上海的地下工作，以及在文革之前的北京那樣。

鄧小平知道毛澤東也要求他與江青共事，他努力做到這一點。但是隨著周恩來的身體日漸虛弱，江青開始擔心毛澤東想把更多的工作交給鄧小平，於是把批判的矛頭轉向了他。[2-92]江青的感覺沒錯，鄧小平在黨內的地位正在上升。毛澤東日益信任鄧小平的最突出的標誌，是他選定了鄧小平作為第一位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的中國領導人。

 

鄧小平在聯大的歷史性發言

毛澤東在1974年春天派鄧小平出席聯合國大會第六次特別會議，使鄧小平在國際上名聲大振。中國大陸在1971年就取代臺灣取得了中國的席位，但是還沒有一位中國領導人在聯大會議上發過言。

聯大會議的一個多月以前，北京以為中國代表在聯大的第一次發言是以經濟問題為主，於是安排對外貿易部而不是外交部為中國領導人準備發言稿，由主管外貿政策的李強出席大會。但會前不久才發現聯大會議將集中關注中國的對外關係，於是準備發言稿的工作又從外貿部轉給了外交部。

毛澤東決定派鄧小平去紐約，是因為他考慮到周恩來太軟弱，不是一個能讓他放心的代表。王洪文則不夠老練，可能會碰到難題。毛澤東一定要讓一個老資格的領導人站在聯合國的講台上。

為落實這項計劃，毛澤東充當了幕後操控人，他讓王海容和唐聞生給外交部傳話，要讓鄧小平擔任赴聯大代表團團長。外交部很快就答應下來。江青不知道毛澤東已在背後決定讓鄧小平去聯合國，激烈反對這個人選。她很清楚，鄧小平的聯大之行將加強他在國內外的影響，早因其強硬而被稱作「鋼鐵公司」的鄧小平很可能對她的活動加以限制。[2-93]1974年3月27日，與江青分居的毛澤東寫信警告江青，不要再對鄧小平的出訪有意見，因為這是他本人的選擇。除了江青以外，政治局一致贊成由鄧小平擔任中國代表團團長。[2-94]

毛澤東派鄧小平去聯合國的決定是在最後一刻才做出的。外交部長喬冠華只有一周的時間準備發言稿，幸虧他對毛的想法瞭解得很透徹，寫完講稿後就把它送給了毛澤東，毛批示說：「好。贊同。」[2-95]喬冠華的這篇由鄧小平在聯大上宣讀的發言稿，基本上反映著毛的新世界觀，他認為國家關係的遠近不是以共產主義革命而是經濟的發展程度作為標準的：他稱之為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從這個大背景出發，毛澤東通過喬冠華和鄧小平表明，儘管他希望美國和中國一起對抗蘇聯，但最近的不利事態——尤其是布列茲尼夫的訪美——讓他相信美蘇正在相互勾結。毛澤東現在希望聯合第二世界的發達國家和第三世界的發展中國家共同對抗兩個超級大國。

喬冠華外長是個老謀深算、很有見識的外交官，他的家庭相當富裕，能夠供他在德國的大學讀哲學。他擔任了名義上的代表團團長，但不管是國內還是國外，明白人都知道掌握實權的是鄧小平。中國的領導層把這次聯大之行視為一次重大突破，是在世界各國聚會的場合嶄露頭角的一次機會。儘管病魔纏身，周恩來還是和大約2,000人一起到機場歡送代表團，後來又在4月6日和一大群人去機場歡迎代表團的歸來。[2-96]

鄧小平在聯大的發言博得了非同尋常的、經久不息的掌聲。中國以其幅員和潛在實力，被視為代表著發展中國家的力量。發展中國家特別高興地聽到鄧小平說，中國絕不稱霸，如果中國也欺負和剝削他國，世界人民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就應當給它戴上一頂「社會帝國主義」的帽子，同中國人民一起打倒它。

在聯合國期間，鄧小平還與來自各國的領導人舉行了雙邊會談。他在回答問題和講話時都十分謹慎，因為他目睹過毛澤東對周恩來的嚴厲批評，況且他的訪問只有一周的準備時間。他把難題推給外交部長喬冠華去回答。鄧小平本人受到了一些外國領導人和媒體的友好對待。[2-97]由於在他的發言中關於第三世界的基本思想全是來自毛澤東，也由於美國人並不喜歡有人把自己跟蘇聯聯繫在一起，所以這篇發言並沒有收進他後來出版的「文選」。[2-98]

鄧小平發言兩三天以後，在紐約和基辛格第一次會晤。他們初次見面時，基辛格對鄧小平直來直去的風格有點兒摸不著頭腦。鄧小平雖然很客氣，卻帶著毛澤東的強硬指示。他知道周恩來因為向美國示弱而挨了批，他要確保自己不會受到同樣的指責。鄧小平轉達了毛澤東對美國的不快，毛認為美國想踩在中國的肩膀上與蘇聯達成導彈控制協定，以緩和美蘇關係。他還重複了毛的觀點，說蘇聯的戰略是「聲東擊西」，意思是美國應當重點防範蘇聯。鄧小平對基辛格說，蘇聯現在雖然反華，但它的真正目標是西方。[2-99]鄧小平表示，他擔心美國不再把蘇俄視為主要對手，並可能鼓勵中國與蘇聯開戰以起到削弱兩個社會主義對手之效。[2-100]基辛格後來比較過鄧小平的直率作風和周恩來巧妙優雅的風度。他說，鄧小平不太熟悉會談中提出的一些全球問題，他不時引用毛澤東的話，把一些問題交給喬冠華去回答，但是基辛格說，鄧小平似乎是處在「訓練期」。[2-101]他在1974年謹小慎微的風格與1978年夏天之後會見外賓時所表現出的自信形成了鮮明對比，那時他在會見外國領導人時已很有經驗，而且毛澤東已不在人世，無法再聽人向他彙報鄧小平的言論。

基辛格還說，毛澤東和周恩來希望改善中美關係主要是基於安全考慮，鄧小平與他們不同，他更重視國內的發展，並且已經在考慮改善中美關係能給中國的現代化帶來哪些好處。基辛格後來對鄧小平代表中國的能力給予了很高評價。[2-102]

中國聯大代表團的任何成員都隻字不提周恩來。基辛格幾次善意地向鄧小平提到周，都沒有得到回答。鄧小平說，孔子是個保守派，為了使人們解放思想，必須消除孔子的影響。基辛格問，這是否實際上在暗指今天的某個人，鄧小平回答說，批判保守思想，當然要涉及代表這種思想的某些個人。[2-103]話雖然說得隱晦，意思卻很清楚。鄧小平已經不再是周恩來的助手，而是就要取而代之了。[2-104]

星期天，鄧小平在紐約的行程有一些空閒時間，手下人問他想做點兒什麼，鄧小平乾脆地說：「去華爾街看看。」在鄧小平看來，華爾街不但是美國資本主義的象徵，而且是美國經濟實力的象徵。他具有一種尋找實力的真正來源並理解這種來源的本能。華爾街在星期天都關門歇業，鄧小平還是讓下屬把他帶到了那裏，這樣他至少可以對此地有一個印象。[2-105]鄧小平只領到了十來塊美元供旅途之用，他的秘書王瑞林在沃爾沃思連鎖店替他為孫子買了幾個39美分的玩具。唐明照（唐聞生的父親，曾是紐約一家左派中文報紙的主編）用自己的錢為鄧小平買了一個既會哭又會吃奶撒尿的玩具娃娃。他把這個玩具帶回家後，它一時成了家人的最愛。[2-106]

鄧小平取道巴黎回國時，在那裏的中國大使館住了幾天。這是他從1926年離開後第一次訪問法國。他在那裏喝咖啡，吃牛角包，就像半個世紀前一樣。出於安全的原因，沒有讓他到市區轉一轉。他的隨行人員想找到他以前住過的地方，但一無所獲。回國之前，鄧小平買了兩百個牛角包和一些乳酪，回國後分送給周恩來、鄧穎超、李富春和聶榮臻等人，他們都是1920年代他在法國時的革命戰友。

毛澤東認為鄧小平的聯大之行非常成功，便繼續讓他在接待外賓上唱主角。毛在會見外賓時也讓王洪文陪同，但他並沒有積極參與會談。事實上，王洪文在1973年以前從來沒有會見過外國人。[2-107]

6月1日，即鄧小平在紐約聯合國大會發言幾周後，周恩來再次住院動手術，此後他便不再會見外賓。這段時間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某個省的大廳裏會見大多數外賓，並安排他們在漂亮的釣魚台國賓館下榻。像周恩來一樣，他招待外賓的方式讓基辛格半開玩笑地說：「我來自一個在待客方面欠發達的國家。」

鄧小平在1974年秋天會見了各大洲很多不同國家的官員，包括日本、巴基斯坦、伊朗、也門、剛果、羅馬尼亞、南斯拉夫、越南、北韓、土耳其、德國、法國、加拿大和美國。他會見了政治領導人、工商界領袖、記者、科學家和運動員。他的談話中不斷重複某些主題。他尤其關心日本領導人如何領導經濟發展，日本如何使它的科學技術實現現代化。

他同一些外國領導人就國際事務——特別是在蘇美爭霸的背景下——進行廣泛的討論。他強烈贊成歐洲各國之間以及歐洲同美國加強合作的努力，視之為一股抗衡蘇聯的力量。他對軍備控制協定對蘇聯軍力增長的控制能力表示懷疑。他支持土耳其解決跟希臘的爭端，以免蘇美兩個大國從中取漁翁之利。他解釋說，中國當年跟蘇聯的關係出現了問題，是因為赫魯曉夫要加強對中國的控制。他還向美國的工商界明確表示，兩國外交關係正常化能夠使經濟交往迅速發展，而這又將取決於美國是否終止與臺灣的邦交。

他會見的美國人中包括時任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喬治・布殊（George H. W. Bush）、參議員曼斯菲爾德（Mike Mansfield）和傑克遜（Henry Jackson）以及一個美國的大學校長代表團。[2-108]他與心領神會的曼斯菲爾德和傑克遜交換意見，討論如何對抗蘇聯的擴張。他在接見大學校長時對他們說，還要繼續促進和擴大學術交流。[2-109]

 

毛澤東要求安定團結

毛澤東是個大無畏的革命家，可以在短期內不顧現實。儘管如此，他也不能長期忽視嚴重的問題。他一度壓制對大躍進的抵制，但是在1958年底和1960年，他也同意針對已造成的破壞作一些調整。1974年時文革已經造成了普遍的混亂，連他本人也認識到需要有所作為。經濟其實止步不前，到1974年夏天時已經有報告說，「批林批孔」運動造成了更大的混亂。鋼鐵產量下降，鐵路運輸也在滑坡。毛澤東顧及自己的身後評價，並不想讓人記住他是個讓經濟陷入災難的人。

1974年8月，毛澤東把各大軍區的司令員和政治部主任叫到他在武漢東湖梅嶺的住所，這是他最喜歡去的地方之一。他對他們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2-110]毛澤東雖然生性善變，但他在1974年底不斷提出需要安定團結。他在這一年的年底跟周恩來見面時，同意把「安定團結」這個提法作為次年1月8日至10日召開的二中全會的口號。

 

執行者和看家狗的衝突

到1974年後期時已經很清楚，毛澤東要讓鄧小平在恢復安定團結上扮演主角。[2-111]他在1974年10月4日宣佈要讓鄧小平擔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這項任命表明他對鄧小平的表現很滿意，也是給黨內領導人的第一個明確信號：他有意讓鄧小平接替周恩來的總理一職。

毛澤東決定結束文革亂局，讓鄧小平恢復安定團結，這使江青及其激進派同夥坐立不安，卻讓務實的老幹部感到高興。毛澤東讓負責黨內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宣佈這項任命，王卻拖延時間，首先把消息透露給了江青，以便她有機會作出反應。另一些高層政治領導人知道，江青和王洪文想讓張春橋接總理的班。江青試圖勸說毛澤東改變任命鄧小平的主意，但未能得逞。兩天之後，不應該拖延如此之久的王洪文別無選擇，只能按毛的指示辦，宣佈了對鄧小平的任命。[2-112]

毛澤東雖然讓江青和他分居，但是直到去世之前，他一直認為江青忠實於他的繼續革命的事業，也是唯一堅定不移和其他黨內高幹——包括鄧小平這個他們中間最頑強的人——對著幹的人。但是，毛澤東對江青可能在自己死後奪權的跡象也很生氣。早在1972年，他對江青花一周時間跟打算寫一本江青傳記的美國學者洛克珊・維特克（Roxane Witke）談話（就像當年毛澤東與埃德加・斯諾談話希望宣傳他本人的崛起一樣）就十分不快。[2-113]

提拔鄧小平一事使兩人的關係進一步惡化。江青後來在1976年3月批鄧時說，鄧小平1973年春天剛回京時，她和毛澤東之間的問題並不像後來那樣嚴重。這也許要歸因於毛澤東，他在1974年夏天要恢復安定團結，因此讓江青少鬧事，他還告誡王洪文，不要老是看江青的眼色行事。

江青挖空心思想挑起毛對鄧的疑心。在宣佈鄧小平出任第一副總理兩周後，她恰好看到報紙上有一篇讚揚中國製造的輪船「風慶輪」的文章。鄧小平這時想擴大外貿，因此支持交通部關於中國尚無能力建造大型貨輪、若想在短期內增加外貿就只能購買外輪的結論。江青讀到報上那篇文章後給報紙撰文說，中國已經造出了萬噸巨輪「風慶輪」，周恩來和鄧小平卻要浪費國家的錢去買外國船。她又說，鄧小平一直想買外國船，這說明他和交通部的幹部有買辦心理，崇洋媚外。她說，自己造的船同樣很好，「我們不是也造出了『風慶輪』這樣的萬噸巨輪嗎？」[2-114]

第二次炮轟發生在10月17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江青再次指責鄧小平支持購買外輪，說他是在搞洋奴哲學。她宣稱中國自己也能造大船。鄧小平通常能夠保持冷靜，但江青的不斷指責讓他失去了耐性。當時他對江青試圖提拔立場搖擺的楊成武擔任總參謀長也很生氣。他心想，50年前他出國時，乘坐的是一艘西方製造的五萬噸輪船，這樣的大船在當時就已經不稀奇。總之，中國在船運方面已經大大落後，而江青對外面的事一無所知。鄧小平發火後，在李先念勸說下滿臉通紅地憤然離去。[2-115]他後來對周恩來說，江青在政治局會議上批了他七八次，讓他忍無可忍。[2-116]

10月17日鄧小平在政治局會議上發脾氣後的第二天，王洪文代表政治局飛到長沙。他奉江青之命前去告狀，讓毛澤東懷疑鄧小平的能力不足以擔當大任。可是見面的結果只是使毛澤東更加懷疑王洪文能否勝任自己的工作。[2-117]兩天後的10月20日，毛澤東在長沙會見丹麥首相哈特林（Poul Hartling）時，鄧小平也被叫去參加了會見。

當時王海容和唐聞生已經向毛澤東彙報了江青和鄧小平在北京吵架的事。毛對江青很生氣，他叫她不要在政治上攻擊別人，她卻跟人鬥個沒完。[2-118]他在11月批評江青，說她到處插手，批評政府文件（例如關於購買外國輪船的決定），以及不經商討就發文件，還想違背大多數人的意見自己組閣。毛澤東借用《西廂記》中的人物對江青說，要做厚道的崔老夫人，不要做搞小動作的紅娘。但毛澤東並沒有拋棄江青。她已經證明自己是個堅定的盟友，只要毛想整誰，她一定會整誰；況且他有可能還需要她整人的本領。但是至少在那時，由於毛澤東正在為即將到來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準備，他壓住了江青，他要讓鄧小平擔任更重要的角色。

[2-1]DXPCR, pp. 108, 117.

[2-2]DXPCR, pp. 106–115；另據作者2008年11月訪問這家工廠以及與工廠當地人交談的筆記。

[2-3]DXPCR, pp. 133–147.

[2-4]DXPCR, pp. 148–154.

[2-5]DXPCR, p. 185.

[2-6]為鄧小平和陳毅擔任過翻譯的冀朝鑄曾對鄧小平和陳毅作過比較。作者在2002年4月、2006年11月和2009年4月對冀朝鑄的採訪。

[2-7]2001年3月和2002年1月對李慎之的採訪。

[2-8]DXPCR, pp. 120–132；巫猛、 熊誠、李小川：〈鄧小平在江西新建縣的日子〉，《百年潮》，2003年第1期，後收入楊天石編：《鄧小平寫真》（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頁55；另據作者2002–2006年對鄧榕的採訪。

[2-9]DXPCR, p. 179.

[2-10]2007年7月作者對鄧林的採訪。

[2-11]作者2002–2008年對鄧榕的採訪。

[2-12]DXPCR, p. 103.

[2-13]DXPCR, p. 181.

[2-14]DXPCR, pp 140–145.

[2-15]DXPCR, pp. 191–194；2007年12月作者對申再望的採訪，他是去看望鄧家的李井泉三個子女之一。

[2-16]2007年7月作者對鄧林的採訪。

[2-17]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頁223。

[2-18]Benjamin Yang, Deng: A Political Biography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8), pp. 215, 267. 楊炳章（Benjamin Yang）是鄧朴方在北京大學的同學。

[2-19]2002–2006年作者對鄧榕的採訪。

[2-20]DXPCR, p. 244.

[2-21]史雲、李丹慧：《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8卷：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從批林到批鄧（1972–1976）》（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頁197。

[2-2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研究組編：《鄧小平自述》（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5），頁125。

[2-23]DXPCR, p. 192.

[2-24]Philip Short, Mao: A Life (New York: Henry Holt, 2000), pp. 588–599.

[2-25]關於鄧小平被告知不要再寫信的事，見DXPCR, p. 187。關於他所發的信件，見DXPCR, pp. 182–184。對林彪墜機前後事件的記述，見Harrison E. Salisbury, The New Emperors: 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 (Boston: Little, Brown, 1992), pp. 275–306. 另見Frederick C. Teiwes and Warren Sun, The Tragedy of Lin Biao: Riding the Tiger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71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 泰偉斯（Frederick C. Teiwes）和孫萬國（Warren Sun）認為林彪本想疏遠政治，是毛澤東把他拖進了政治，林彪並沒有偏離毛的政策，林彪死前最後一年的緊張關係是毛澤東為削弱林的勢力而主動出擊造成的。

[2-26]DXPCR, p. 184.

[2-27]毛澤東的私人醫生李志綏說，毛「在林彪事件後身體突然垮了，他一整天躺在床上⋯⋯在床上幾乎躺了兩個月」。見Zhisui Li, with the editorial assistance of Anne F. Thurston, 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 The Menoirs of Mao’s Personal Physicia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4), pp. 542–543. 關於林彪墜機前一年毛對林彪的日益猜疑，見Short, Mao: A Life (Henry Holt, 1999), pp. 588–599.

[2-2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下冊，頁1610、1616–1618。關於毛澤東的醫療條件，參見Li, with the editorial assistance of Thurston, 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

[2-29]高文謙：《晚年周恩來》（Carle Place, N.Y.: 明鏡出版社，2003），頁356–357。據毛澤東的醫生說：「只要毛澤東因逆境病倒在床，他總會想出一套新的政治戰略。」見Li, with the editorial assistance of Thurston, 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 p. 543.

[2-30]作者2002年4月、2006年11月和2009年4月對周恩來的翻譯冀朝鑄的採訪。

[2-31]DXPCR, pp. 191–192.

[2-32]DXPCR, pp. 191–192.

[2-33]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363–364。

[2-34]DXPCR, p. 242.

[2-35]《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621。

[2-36]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362。

[2-37]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356–357。

[2-38]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359–368。

[2-39]Frederick Teiwes and Warren Sun,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72–1976 (Armonk, N.Y.: M.E. Sharpe, 2007), p. 59.

[2-40]泰偉斯和孫萬國記述了周恩來要修改一張他與尼克遜合影的照片的事，周要把譯員冀朝鑄從照片上去掉，換上王海容的照片。王海容是得到毛澤東信賴的親戚，但事實上她並不是出色的翻譯。見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p. 29–30.

[2-41]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356–358。

[2-42]與John Holdridge的私人通信，無日期。

[2-43]DXPCR, pp. 192–193;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364–368。

[2-44]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頁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