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5]DXPCR, pp. 19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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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DXPCR., pp. 201–202.

[2-47]〈鄧小平同志的信：1972年8月3日〉，未公開，現藏於Fairbank Collection, Fu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2-48]DXPCR, pp. 209–210.

[2-49]史雲、李丹慧：《國史・第8卷》，頁202。

[2-50]《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650。

[2-51]史雲、李丹慧：《國史・第8卷》，頁202。

[2-52]DXPCR, pp. 214–239.

[2-53]舒惠國：〈紅色大地偉人行〉，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回憶鄧小平》（上中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下冊，頁199。鄧小平說：「我還可以幹二十年。」

[2-54]DXPCR, pp. 242–243. 江青後來說，她當初並不反對鄧小平回來，而且是支持他的（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p. 180, 202），但黨史專家同意鄧榕的觀點，她認為江青反對讓他回來。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650。

[2-55]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504–505；DXPCR, pp. 246–247.

[2-56]DXPCR, pp. 242–243.

[2-57]《鄧小平年譜（1904–1974）》，1973年3月28、29日，頁1973。

[2-58]《鄧小平年譜（1904–1974）》，1973年3月29日，頁1973。

[2-59]DXPCR, pp. 244–246. 西哈努克宴會的情况見外交部檔案館編：《偉人的足跡：鄧小平外交活動大事記》（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

[2-60]《偉人的足跡：鄧小平外交活動大事記》，頁71–81；《鄧小平年譜（1904–1974）》，頁1974–1990。

[2-61]高文謙：《晚年周恩來》，英譯縮寫本是Zhou Enlai: The Last Perfect Revolutionary; A Biography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07).

[2-62]2006年10月、12月作者對章含之的採訪，她是毛澤東的英語教員和英語翻譯之一，她第一次見到毛澤東是在1963年。另見Gao, Zhou Enlai, pp. 237–240.

[2-63]2006年10月作者對章含之的訪談。

[2-64]這裏的敍述主要據《晚年周恩來》和該書英譯本。高文謙在中央文獻研究室擔任副主任長達10年，有評論者認為，高文謙的一些解釋有悖於史實，還可以作出更合理的解釋。例如，高文謙說毛澤東放鞭炮慶賀周恩來去世，但人們過春節時都會出來放鞭炮，這才是毛澤東放鞭炮的原因。

[2-65]高文謙：《晚年周恩來》。

[2-66]DXPCR, p. 210.

[2-67]《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655。

[2-68]Barbara Barnouin and Changgen Yu, Ten Years of Turbulence (New York: Kegan Paul Internatioanl, 1993), pp. 248–249.

[2-69]DXPCR, pp. 252–254; Richard Evans, Deng Xiao Ping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Viking, 1994), pp. 196–197.

[2-70]《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 頁1661。

[2-71]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 97.

[2-72]《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654。對這次大會更完整的紀錄見同上, pp. 93–109.

[2-73]《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976–1977。

[2-74]《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661。

[2-75]Evans, Deng Xiaoping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p. 197.

[2-76]Patrick Tyler, A Great Wall: Six Presidents and China; An Investigative History (New York: PublicAffairs, 1999), pp. 159–164. William Burr, ed., 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 The Top Secret Talks with Beijing and Moscow (New York: New Press, 1998), pp. 124–128.

[2-77]Tyler, A Great Wall, pp. 168–169. 另見Burr, 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 pp. 166–169. 基辛格與毛澤東的會談見該書頁179–199。

[2-78]DNSA, CH00277, Kissinger and Zhou Enlai, November 11, 1973. 該檔案中的很多會議紀錄也見於Burr, 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

[2-79]DNSA, CH00278, November 12, 1973; DNSA, CH00284, November 14, 1973.

[2-80]基辛格本人後來對這些訪問的記述見Kissinger, Year of Renewal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9), pp. 136–166. 很多帶有評註的文件後收入Burr, 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

[2-81]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461。

[2-82]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502。

[2-83]很多在文革中挨過整的幹部對一直跟毛澤東做事的人——包括周恩來在內——心懷怨恨。鄧小平對基辛格說：「周恩來確實改善了很多人的命運，但他從未想過改變那些造成痛苦的政策。」見Kissinger, Years of Renewal, p. 160.

[2-84]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472；Gao, Zhou Enlai, pp. 242–247.

[2-85]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505–506；Gao, Zhou Enlai, pp. 247.

[2-86]《鄧小平年譜（1904–1974）》。

[2-87]Salisbury, The New Emperors, p. 296.

[2-88]Evans, Deng Xiaoping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p. 197.

[2-89]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473–474。

[2-90]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p. 131–139.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473–474、531–533。

[2-91]Gao, Zhou Enlai, pp. 256–259, 262.

[2-92]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531–533。

[2-93]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506–507、527–528。

[2-94]DXPCR, pp. 264–265.

[2-95]2006年12月作者對章含之的採訪。外交部長喬冠華的第一個妻子去世後，她於1973年嫁給了喬冠華。

[2-96]DXPCR, pp. 264–265.

[2-97]DXPCR, pp. 266–268.

[2-98]2002年1月作者在中央黨校對姜長斌的採訪。

[2-99]Kissinger, Years of Renewal, p. 164.

[2-100]Kissinger, Years of Renewal, pp. 869–886.

[2-101]Kissinger, Years of Renewal, p. 868.

[2-102]Kissinger, Years of Renewal, p. 164.

[2-103]Kissinger, Years of Renewal, pp. 163–164.

[2-104]Kissinger, Years of Renewal, p. 163.

[2-105]2007年12月作者針對這次訪問對鄧小平的随行翻譯施燕華的訪談。

[2-106]2006年10月和12月作者對喬冠華妻子章含之的採訪，她也是代表團的翻譯。

[2-107]DXPCP, pp. 268–270.

[2-108]《偉人的足跡：鄧小平外交活動大事記》，頁88–117。

[2-109]1974年11月4日鄧小平與美國大學校長代表團的談話。我要在此感謝Merle Goldman, 她是代表團的一員，讓我分享了她的筆記。

[2-110]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鄧小平在1975》（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頁1。

[2-111]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鄧小平在1975》（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頁1–16。

[2-112]DXPCP, p. 274.

[2-113]Short, Mao, A Life, p. 618.

[2-114]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528–530。

[2-115]高文謙：《晚年周恩來》。另參見DXPCP, pp. 276–277；史雲、李丹慧：《國史・第8卷》，頁377–409。

[2-116]DXPCP, p. 281.

[2-117]Evans, Deng Xiaoping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pp. 202–203.

[2-118]DXPCP, pp. 275–280.

第3章

在毛澤東手下整頓秩序：1974–1975

 

 

1974年12月，周恩來離開病床飛往長沙去見毛澤東，兩人要商定北京關鍵領導崗位的人選，他們都知道自己已經來日無多，因此這項工作十分緊迫。周恩來在6月1日剛動過癌症大手術，身體十分虛弱，無法每天正常工作，他飛往長沙時乘坐的飛機就像個小型醫院，有醫生陪同。[3-1]毛澤東則患有心臟病和葛雷克氏症，醫生告訴他剩下的日子不足兩年了。他的視力也嚴重衰退，說話含混不清。不過，兩位領導人雖然重病纏身，頭腦都還清楚。他們兩人雖有分歧，但也有一項共同的任務，就是為黨和國家選定繼承他們畢生事業的領導人。

當時負責黨內日常工作的是年僅39歲的王洪文，他也來到長沙加入了他們。雖然沒有正式的規定，如果他們選定的人表現不錯，就可以在毛周之後繼續主政。他們所決定的黨內職務的人選，將由定於1975年1月8日至10日召開的二中全會正式批准；政府職務的人選則要由隨後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准。周恩來的身體狀況不允許他每天開會時間過長，因此三個人的會議持續了五天，以便留出充足的休息時間。他們從12月23日到27日每天都開會，只有26日除外，這一天是毛澤東81歲生日，毛和周單獨會面。

為了給長沙的會面作準備，周恩來花了幾周時間徵求政府其他領導人的意見，篩選出一個他們認為最適合擔任高層職位的人員名單。他和手下人員對建議的人選名單三易其稿，同時擬定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日程。在周恩來去長沙幾天以前定稿已送交毛澤東，作為他們商討的基礎。

毛澤東儘管年老體弱，仍然握有左右國家命運的大權。但是他在1974年12月擺在頭一位的工作是安定團結。他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對周恩來的嚴厲攻擊已經結束，兩位最高領導人現在又像過去一樣合作共事了。[3-2]毛澤東與周恩來見面時，表示他仍要致力於繼續革命，但事實上他批准了周恩來及其在北京的部下提出的他們認為最有能力領導政府和管理經濟的人選。[3-3]毛澤東支持能夠提供更穩定的政治環境、使經濟得到有序發展的高層幹部，這使周恩來大受鼓舞，他回到北京時已是精疲力竭，但也很寬慰。

 

毛周的接班計劃：1974年12月

毛周二人在見面之前已經內定王洪文繼續擔任黨的第一副主席。他們也同意把領導政府的主要工作正式交給鄧小平。6月1日周恩來動手術後，鄧小平接手周恩來的工作幹得不錯，因此毛澤東宣佈支持讓鄧小平在10月份擔任第一副總理，將在全國人大得到正式任命。除了領導政府的主要工作外，鄧小平還將被提拔擔任黨和軍隊的要職。

王洪文和鄧小平將正式接過黨和政府最高領導人的工作，但事實上仍是給毛澤東和周恩來當下手，他們在去世之前會一直保留主席和總理的頭銜，王洪文和鄧小平要繼續接受這兩位老資格領導人的指示。毛澤東保留著他的權力，只要對他們的表現不滿意，他隨時能撤換他們。

因此，1975年1月5日的中央1號文件仍把毛澤東列為黨的主席和軍委主席，任命鄧小平擔任軍委副主席和總參謀長。在1月8日至10日的中共十屆二中全會上，王洪文被確認為黨的副主席（排名在毛澤東和周恩來之後），鄧小平被任命為黨的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在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鄧小平又正式擔任了第一副總理。

在毛澤東看來，王洪文和鄧小平是個很有前途的組合。王洪文原是造反派頭頭，對毛澤東感恩戴德，又沒有自己獨立的權力基礎，因此可以認為他將領導中共繼續沿著毛澤東的革命道路走下去，忠實於毛本人的路線。鄧小平有豐富的知識和經驗，又有可靠的領導能力，能夠領導外交事務和複雜的政府工作。

凡是瞭解王洪文和鄧小平的人都知道，王洪文沒有多少擔任要職的經驗，他的權力事實上要比鄧小平小得多。鄧小平當過十年黨的總書記，一直負責黨和政府的日常工作，在運用權力上從不含糊。但是，通過把王洪文放在更高的位置，把宣傳工作交給以江青為首的激進派，無論鄧小平可能有何種偏離毛澤東路線的傾向（例如像他在1960年代初的表現那樣）都會受到控制。毛澤東雖然批評江青好走極端，有野心，但他知道江青在支持他的宣傳路線上十分堅定，完全可以放心。[3-4]此外，江青手下的激進派在姚文元的幫助下掌管著黨報《人民日報》和理論刊物《紅旗》雜誌，另一個激進派張春橋掌握著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3-5]

 

周恩來的謝幕：1975年1月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1975年1月13日召開，這是自1965年1月以來第一次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當時毛澤東仍在長沙。已是癌症晚期、面黃肌瘦的周恩來，在他最後一次重要的公開露面中，宣讀了政府工作報告。鄧小平在幕後主持起草了周恩來的報告。為了不使周恩來過度疲勞，他叮囑起草人講稿不要超過5,000字，篇幅要遠小於正常的政治報告。鄧小平深知毛澤東依然大權在握、一言九鼎，因此報告中充斥著毛的文革語言。周恩來在講話中讚揚了文革及其模範典型大寨和大慶。當他唸到「我們的首要任務是深入、廣泛、持久地開展批林批孔運動」時，想必會讓代表們感到特別心酸，因為周恩來本人正是那場運動的主要批判目標之一。[3-6]

周恩來做報告時，很多人大代表都為他痛苦的表情落下了眼淚；唸完報告後，他們全體起立，向他熱烈鼓掌達數分鐘之久。這種情感上的反應，是他們向這位臨終前的領導人表達的敬意，他把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了黨和國家，工作出類拔萃；他在文革中保護了他們中間很多人，卻在毛的手下蒙受不白之冤。瞻望未來，很多人盼望文革浩劫早日結束，國家能夠最終致力於周恩來在11年前首次宣佈、在這次報告中又重新提出的任務——在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3-7]

1975年2月1日，在國務院各部委領導人的小型會議上，周恩來說，他以後不會再參加他們的會議了：「主席指定副總理第一名是小平同志，主席稱讚小平同志有能力，他政治思想强，人才難得⋯⋯這樣的會，我不可能常來參加，將來這樣的會，請小平同志主持。」其實，將近一年以前，從1974年5月鄧小平赴美參加聯大會議時起，他就主持接待外賓、替周恩來做一些其他的工作。但是直到1975年2月，權力才被穩固地移交給鄧小平，使他能夠全面負起責任，只要別惹毛澤東生氣即可。鄧小平很敬重周恩來，常去醫院看望他。他以恰當的謙虛態度解釋說，由於總理有病，他才協助總理工作。[3-8]但事實上他已經成了負責人。

 

整頓黨的領導班子

鄧小平在1975年面對的難題是既要得到毛的支持，又要撥亂反正，使中國走上發展的正軌。為了不失去毛澤東的歡心，他十分留意毛的喜好。他不斷為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唱讚歌，避免批評文革。1975年初，他頗具創意地把毛的幾句話聯繫在一起，為自己的工作提供依據。在1975年5月29日的一次講話中，他第一次提出了毛澤東本人從未放在一起的「三項指示」：一，反修防修；二，安定團結；三，把國民經濟搞上去。[3-9]第一條「反修防修」的說法是再次向毛澤東公開保證他決不會走資本主義道路，他在文革中就是為此而受到批判的。然而，這也是使苦藥更容易下嚥的糖衣。他接著便強調毛澤東支持安定團結和發展國民經濟，這使毛澤東也難以反對他採取那些頗為激烈的措施，他要通過這些措施使倦怠於文革的極端做法的中國恢復安定，重新煥發活力。

勇士鄧小平以毛澤東的「三項指示」作掩護，大刀闊斧地撥亂反正，著手帶領國家步入現代化的軌道。但他面對的問題是巨大的。就像其他國家內戰之後的領導人一樣，他必須把文革的加害者和受害者團結在一起。同時，中國經濟停滯不前，計劃一團混亂，統計報告皆不可靠。農業生產不足以養活人口，更不用說種植棉麻等工業作物。運輸系統陷入崩潰，一地物資無法運往另一地的工廠。軍隊因為無休止的政治鬥爭和承擔管理全國地方工作單位的無限責任而超負荷運行，荒廢了訓練，軍事技術遠遠落後於潛在的敵人。簡而言之，中國對軍事衝突毫無準備。另外因為知識分子在文革中受到殘酷打擊，整整十年基本上沒有培養任何技術專家。因此，鄧小平在領導四化工作時，缺少訓練有素的必要人才。

自1941年以來，毛澤東就用「整風」運動來實現黨的團結。「整風」是一個強大武器，用來打擊那些不夠服從毛澤東的個人領導和立場的人。在漫長的調查期間，要求受害者為自己的忠誠作出詳細的辯護，使同事相信自己的清白。受批判的人承受著巨大的精神壓力，結局也很悲慘：有些人被處死或被送去勞教，有些人因不堪重負而自殺。在1940年代和1950年代初，通過整風形成的紀律對中共在內戰中戰勝國民黨、統一全國起到了關鍵作用。但是從1957年開始的歷次嚴酷的整風，也讓很多過去忠誠的知識分子和黨員疏遠了黨。

1975年，鄧小平把他為加強團結而開展的工作稱為「整頓」，這在過去一直是中共軍隊裏的一種說法，周恩來在1972年也曾用過這個詞來表示與鄧小平相似的主張。軍隊的「整頓」是指一場戰鬥或戰役過後，對各單位剩餘的部隊進行整編，以便為下一場戰鬥作好準備。整編的關鍵工作是為各單位確定新的領導班子，以取代受傷或死亡的人員。在整頓中要對以往戰鬥中的錯誤提出批評，但重點是恢復補給和重建領導班子，使之能夠迎接下一場戰鬥。

在1975年進行整頓時，很難阻止下面的幹部重施故技，用他們在整風運動中學會的方式進行更惡劣的迫害，尤其當他們有機會向過去迫害過自己親友的人算賬時。鄧小平要結束過去25年來政治運動中的冤冤相報，他不斷表示，目的不是算舊賬，而是要通過整頓為迎接新的挑戰作好準備。

鄧小平認為，組織一個有效率的國家政府的關鍵不是改變法律法規，而是為各級行政單位配備一個領導班子，交給他們實權。為了在熟悉基層情況的基礎上提供有力的領導，各級幹部為下一級選出可靠能幹的領導人便至關重要。在鄧小平看來，從組織的可靠性上說，一個領導班子要優於一名領導人，不管後者多麼能幹。一名領導人說不定會出事，但如果是一個小班子，一旦出了問題，其他人可以隨時接過工作。理想的安排是：領導班子的成員不但能提供必要的全面領導，而且能掌握各自分管領域的專業知識，例如工業、文化和政法等等。大單位的領導班子可以有七八個成員，小單位也許只需要兩三個人。對於領導應當如何開展工作，要給予他們足夠的活動空間，只要他們能完成上級下達的目標即可。

1975年鄧小平排在第一位的工作，就是為全國各級單位選出領導班子。他這項工作在1975年10月以前一直能夠得到毛的全力支持，包括不再重用過去的革命造反派，讓在文革初期挨過整的更有經驗的幹部取代他們。在1974年底和1975年，毛澤東支持為六百多名老資格的領導幹部平反。

鄧小平著眼於長遠，在1975年底也開始改善教育系統，以便將來有可能以知識和管理能力而不是人脈關係為標準選拔新幹部。這在當時必然只能是一個遙遠的夢想。鄧小平在1975年接手的體制是一個爛攤子，很多最能幹的幹部沒有任何學習機會。他們經歷各異，標準統一的考試派不上用場。要到十年以後，大專院校才能提供足夠的畢業生，使學歷能夠作為選拔領導班子的標準，甚至應用於中層單位幹部的選拔。事實上，政府在很多年裏只能依靠個人評價去選拔幹部。

能否得到選拔對幹部來說是大有差別的。得到選拔不但意味著飯碗，還有特權和榮譽，他們的家人也有更好的就業、住房和教育前景。此外，由於文革給社會造成的分裂，選拔領導班子必然是一個明爭暗鬥的過程。為了使體制變得更加精英化，鄧小平只能先從最上層做起，讓可靠的老幹部去選拔領導班子，然後再層層選拔，直到最基層。鄧小平的整頓首先從軍隊抓起。[3-10]

 

整頓軍隊

鄧小平擔任總參謀長後，便不失時機地採取了他認為對於整頓軍隊最為重要的一些措施：恢復紀律，裁減兵員，改善訓練，為每個單位建立新的領導班子。1975年1月25日，他在毛澤東的全力支持下，召集總參謀部團級以上幹部開了一個會。前政委鄧小平直言不諱地列舉了軍隊的問題。解放軍在文革期間承擔起地方的許多職能後，變得臃腫不堪，很多幹部變得「腫、散、驕、奢、惰」。他說，最上層的紀律渙散導致了派系林立。部隊幹部在文革時期有權管治平民，這使他們變得傲慢自負，很多人利用這種權力住大房子，大吃大喝，耽於享樂，給朋友送高級禮品。上級幹部作風懶散，對下面的問題不聞不問，執行命令拖泥帶水，不願意承擔有危險的任務。[3-11]結果是儘管軍隊規模龐大，保衛國家的能力卻十分低下。很多部隊單位成了一個個小獨立王國，就像抗戰時期各佔山頭的游擊隊一樣。[3-12]

有「鋼鐵公司」之稱的鄧小平清楚地表明了他將如何對付那些不服從命令繼續搞派性的人。他說：「今後軍隊幹部的使用、提升，一條重要的原則，就是不能重用派性嚴重的人，不能重用堅持派性不肯改正的人。」他明確說，這種警告也針對最高級別的人。他發下誓言：「無論牽扯到多少人，都要做到底。⋯⋯我們是人民軍隊，我們的任務是打仗。」[3-13]很多仍在搞派性的人過去參加過紅衛兵和革命造反活動，但是鄧小平沒有指責他們以往參加過這些組織。重要的是他們現在做什麼。無論過去打過什麼派仗，只要願意與新領導人一起工作，都會受到歡迎。

鄧小平和葉帥很幸運，他們為恢復軍隊紀律和樸素作風所作出的努力得到了中央軍委常委11名成員中大部分成員的堅定支持。中央軍委的常委會1975年2月5日才正式恢復，承擔著領導軍隊日常工作的職責。常委中的激進派（王洪文和張春橋）在數量上完全被鄧小平和葉帥的支持者所壓倒。

在常委的支持和毛的批准下，兩位領導人陸續使25,000名前軍隊幹部中的很多人重返工作崗位，鄧小平說，他們是在林彪時代受到了誣陷。他指示說，要讓受到誣陷的人回來工作，有病的要給看病。他說，清查工作要盡快進行，但不必公開。[3-14]

在接手新的工作之前，鄧小平已經在明確思考軍隊現代化的問題。1975年1月14日，即上任剛過一周，他就指示部下著手制定改進軍事裝備和軍需物資的五年規劃和十年規劃。[3-15]規劃內容包括修理和改造舊裝備，以及生產缺失的零部件，這些都是在文革中被嚴重忽視的工作；還要研發導彈和其他現代裝備。[3-16]

像毛澤東一樣，只要一提到美國撤出越南後蘇聯日益增長的威脅，鄧小平就會動怒。他擔心美國失去民意支持，不再願意堅定地對抗蘇聯。他也擔心1974年8月取代尼克遜的福特總統缺少尼克遜對戰略問題的深刻理解，不能像尼克遜那樣隨時準備對蘇聯的任何新威脅作出妥善的反應。因為美國如果不向蘇聯施壓，蘇聯在亞洲就可以隨意進行擴張，它已經在中蘇邊境部署了100萬軍隊。

鄧小平深知，美國是唯一能夠全面抑制蘇聯的大國，因此每一次會見美國官員時他都會敦促他們對蘇聯採取更強硬的立場。毛澤東不必擔心鄧小平會像周恩來那樣在跟美國打交道時示弱。1974年4月和11月鄧會見基辛格時，不但提醒基辛格注意蘇聯的侵略行動，還不斷諷刺他在對付蘇聯的攻勢時縮手縮腳。[3-17]事實上，鄧小平指示他的外交部官員，特別是中國駐聯合國及其安理會代表黃華，每次見到美國人都要批評他們對蘇聯的立場不夠堅定。

在1975年，佔用鄧小平最多精力的軍隊問題是裁員。軍隊的臃腫造成預算緊張。現役軍人超過600萬，比1966年多了20%。[3-18]中國需要對文化水平不高的軍隊高層幹部進行裁減，培養瞭解現代技術的新一代領導人。裁軍是一支現代、穩定的軍隊能夠長期發展的最關鍵的第一步。但是鄧小平也知道，如果戰爭迫在眉睫，那就不可能大幅裁軍。毛澤東說過戰爭不可避免，鄧小平並沒有挑戰這個觀點，但是他確實說過，中國能在未來若干年裏減少戰爭的危險。

軍隊的任何問題都不像裁軍那樣引起了強烈的抵制，一個領導人假如沒有鄧小平在部隊裏的地位和強硬作風，就會知道這項工作幾乎不可能完成。每年都有大量復員軍人回到地方後找不到工作。當時還沒有新的市場機會，政府財力也有限。安置工作也一團糟，造成大批轉業老兵抗議他們沒有得到適當的安置。

鄧小平裁軍工作的要點是制訂新的編制表，然後把需要裁減的名額分配到全軍各個單位。早在1975年1月14日，鄧小平就在總參一次幹部座談會上宣佈，要制定出規定各單位人數的新編制表。[3-19]新的編制表完成後，空軍和海軍不會減少員額，但是陸軍要裁員。此外，技術專業的崗位也不會減少。有些地方的軍隊人數要大幅減少，但是像新疆一類敏感地區，軍隊編制還要增加。[3-20]新的編制表完成後，由各單位負責實施具體的裁軍工作，確定哪些人要保留，哪些人要裁撤。[3-21]就像他一向處理有爭議的問題那樣，鄧小平不但下達指示，而且說明他的理由。他解釋說，國家財力有限，能讓錢用於現代武器系統的唯一辦法就是減少人員開支。即便是那些擔心自己被裁掉的人也很難反對鄧小平的這個理由。

為了減少對裁軍的抵制，鄧小平加大了為復員和轉業軍人找工作的努力。盡量安排退休的部隊高層幹部在地方黨政機關或國營企業工作。普通軍人主要安排到農村擔任公社幹部，還有一些人轉業去了工廠。[3-22]要求政府幹部負責在當地為老兵安排工作。

鄧小平利用1975年6月24日至7月15日召開的軍委擴大會——這個大會因林彪事件而拖延了四年——為裁軍計劃尋求支持。一些軍官為避免削減自己單位的人員而提出特殊要求，但計劃並未發生多大改變。[3-23]會議確定了三年內減少兵員160萬的目標，其中包括大約60萬名軍官。[3-24]

新的編制表一完成，軍隊立刻開始選拔各級領導班子。鄧小平為新領導班子的面貌定出基調，他說：新當選的幹部要能夠運用新技術改進常規裝備和先進武器，能夠通過科學分析提高指揮和管理水平；要增加訓練和學習，以便提高幹部素質，幫助他們制定適應未來條件的戰略；需要有關心部隊、能夠改進軍民關係的政治幹部。[3-25]中國的武器已經嚴重落伍，財力十分有限，因此鄧小平要求把錢花在刀刃上。軍委擴大會剛一結束，來自400多家國防工業大廠的領導幹部就在7月20日到8月4日召開會議，根據提高技術水平的新工作重點對他們的工作責任進行評估。[3-26]

軍委擴大會召開幾周後，宣佈了中央軍委的新成員。毛依然允許激進派控制宣傳工作。「四人幫」中最老練的張春橋任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但鄧小平仍然擔任總參謀長，葉劍英保留了對軍委的領導權。大多數中央軍委常委都是能與鄧小平和葉劍英合作共事的有經驗的軍隊幹部：聶榮臻、粟裕、陳錫聯和梁必業。

鄧小平及其盟友有效控制著激進派。在軍委擴大會上，級別最高的激進派王洪文和張春橋都沒有公開發言。「四人幫」試圖控制人事任命權，把他們以後可以用來打擊對手的人事檔案搞到手，但是沒有得逞。張春橋仍擔任總政治部主任，因此控制著宣傳，但他完全不掌握人事任命權。鄧小平和葉帥在軍隊中得到的支持要大大高於張春橋，由他們決定工作日程，並且在下級的任命中起著主導作用。[3-27]

鄧小平也恢復了部隊的培訓計劃。1966年之前的101所軍事院校，在文革中大多數都被關閉。有些院校破敗不堪，無法重新開學。但是也有一些院校雖然不再教學，但教員仍住在校園裏。還能教學的有經驗的教員又被請了出來，讓他們修訂教材，重登講台。

與學校相比，大多數高級軍事技術研究所在文革中受到了保護（甚至一些民用研究所也被置於國防科委的保護之下）。但是，由於既沒有大學的支持和新畢業生的輸入，又缺少民用研究機構提供的相關支持和與國外的技術交流，中國的軍事技術已遠遠落後於它的潛在敵人。研究機構需要重整旗鼓，葉帥在1975年勸說已退休的張愛萍重新出馬幫助他工作，在組織軍事科研方面，張愛萍是最有經驗的高級軍官之一。

兩個研究和開發機構鬧派性十分嚴重，因此需要給予特別關注：一個是主要從事核武器開發的二機部，另一個是研究彈道導彈的七機部。在1974年，發射洲際彈道導彈的三次試驗均以失敗告終，這使得批評這兩個部的領導很容易得到政治上的擁護，但是對激進派的支持並沒有消失。[3-28]「四人幫」的追隨者在其中一個部下面的一個工廠中仍很活躍，他們貼出了聲討張愛萍只抓生產的大字報。

5月19日，鄧小平在訪法回國後的次日參加了負責軍工技術的領導幹部聶榮臻（他也是鄧小平在法國勤工儉學時的同志之一）在七機部召開的會議。鄧小平的講話十分強硬，他說，政府不能再容忍派性，領導人必須在6月30日以前消除一切派性，7月1日之後大家要合作共事，不然就對他們不客氣：堅決調開。

得到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同意後，鄧小平和葉帥監督著這兩個問題嚴重的部門進行整頓，仍然鬧派性的人被開除，建立了組織科研工作的新領導班子。[3-29]從1975年第四季度到1976年，作為裁軍工作的一部分，編制表中正式取消了46.4萬個崗位。當然，有些人想方設法留在了自己的崗位上，但葉帥和鄧小平已經盡其所能落實了他們的裁軍計劃，新的領導班子也已選出，待時機到來便能在他們的部門和隊伍中應用現代科技。[3-30]

總之，在1975年，鄧小平和葉帥在毛澤東和中央軍委大多數人的支持下，在恢復紀律、裁軍、為改進部隊的教育和技術水平鋪平道路方面，都取得了可觀的進步。

 

地方整頓的戰略：徐州鐵路局

為了在地方整頓上取得突破，鄧小平採取了抓典型的方式，這既能迅速增加生產，又能鼓勵其他單位。他在打游擊的年代就認為，打一些勝算在握的小仗，可以鼓舞部隊準備打好大仗。1975年，很多因為不能完成生產指標而受到批評的工廠都抱怨它們的物資供應不足。運輸是一個明顯的瓶頸。假如能在交通運輸領域初戰告捷，是不是既能增加生產，又能為其他領域樹立成功的先例？

中國在1970年代中期還沒有現代高速公路系統，貨運基本依靠鐵路。因此當鄧小平致力於改善運輸時，便將注意力集中在了江蘇北部的城市徐州，這裏是東西鐵路大動脈隴海線和南北鐵路大動脈津浦線的交匯點。在1975年3月之前，徐州鐵路局已經有21個月沒有完成裝貨和發車指標。自1967年1月起，那裏的造反派之間的武鬥幾乎從未間斷。

1975年的形勢既糟糕又麻煩。擔任徐州鐵路分局局長的造反派頭頭顧炳華能搞到武器，頑固抵制外人對他的控制。自1966年以來，顧炳華和造反派就佔據著火車站附近的物資局大樓，將其作為他們個人的物資儲備和供應倉庫。當公安局前來抓捕一些工人時，顧炳華的同夥強行拘留了公安幹警。顧炳華的同夥甚至一度奪取了徐州市黨委的辦公樓，把市委幹部拘禁起來。[3-31]

毛澤東堅定支持鄧小平整頓鐵路的工作，部分原因是他本人經歷過一次因混亂而造成的延誤。1975年2月3日他要乘專列從長沙前往杭州，但保衛幹部無法保證專列的安全，使他直到2月8日才得以成行。[3-32]前造反派頭頭王洪文現在也贊成打擊造反派。他支持壓制徐州，是因為他作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明白上海需要鐵路的供應。

毛澤東和王洪文的支持使鄧小平能夠對徐州採取迅速果斷的措施。此時萬里已經擔任了鐵道部部長（參見本書附錄〈鄧小平時代的關鍵人物〉）。作為他早先採取的步驟之一，鄧小平早在1975年1月上任之前便推薦了素以攻克難題聞名的萬里擔任鐵道部部長。萬里在早年負責領導包括人民大會堂、中國歷史博物館和中國革命博物館在內的天安門廣場周邊建設項目時就曾受到毛澤東的表揚。[3-33]「萬里」這個姓名的意思是「一萬里」，所以毛曾開玩笑說，這個人「真是日行萬里啊！」因此，當1974年12月毛澤東和周恩來在長沙開會時，他們很快就同意了對萬里的任命。

1975年1月萬里上任時，鄧小平對他說，要「盡快採取最有效的手段」改變鐵路現狀。[3-34]他讓這位新鐵道部長抓緊準備一份有關徐州問題的報告，在他擔任副總理十天後，就聽取了萬里的彙報。萬里說，關鍵問題是派性，問題太複雜，解決起來需要半年時間。鄧小平說，形勢太嚴重，不能等那麼長時間。

幾周後的2月6日，鄧小平召集紀登奎和王震聽取了萬里有關盡快解決徐州問題的方案彙報。在這次會議上，粗魯莽撞、對鄧小平忠心耿耿的王震將軍提出派軍隊過去。萬里說，徐州很多幹部擔心口頭指示可能很快有變，因此他請求中央發一個書面文件，授權他鎮壓控制著徐州鐵路樞紐的革命造反派。鄧小平下令馬上起草這樣一份文件。

為了響應鄧小平發出的制定文件解決鐵路難題的號召，29個省市自治區負責工業和交通運輸的書記從2月25日到3月5日在北京召開了會議。與會者一致認為徐州的問題最嚴重，必須首先解決。他們希望當年第二季度就能讓鐵路貨運恢復通暢。[3-35]會議結束後，立刻根據會議的討論出台了中央9號文件，標題是《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鐵路工作的決定》。[3-36]這份得到毛澤東批准的文件全面分析了當前的問題，概要說明了解決方案。最重要的是，這份文件表明，包括毛澤東在內的北京領導層完全支持萬里在徐州的工作。

9號文件把必要的政治和軍事權力集中到了萬里和鐵道部手中，從而打破了徐州鐵路樞紐管轄權重疊的死結。當時，位於江蘇西北角的徐州鐵路樞紐靠近山東、安徽和河南邊界，管理權涉及所有這四個省的幹部，他們分管著從治安到鐵路管理與維護的不同部門。

9號文件還規定，必須消除派性，鐵道部的幹部要對發生的任何事故負責。反對這些措施的人（搞派性活動者、停工者和毀壞財物者）一經發現，要立刻予以懲處。鄧小平為了搶佔意識形態高地，宣佈說，對抗鐵道部領導的人——就算那些已經加入了激進團體的——也要被定性為違反組織紀律、搞個人主義的「資產階級」。此外，破壞鐵路財物的人要一律定為「反革命」，迅速給予嚴懲。[3-37]

鄧小平在省委書記[3-38]會議結束時的講話簡短扼要、切中要害，既表明了他態度堅決，採用的方式又讓毛澤東很難反對，儘管他要限制一些革命造反派。他引用毛語錄說，必須「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一旦發生戰爭，交通運輸的地位十分重要，可是現在它運轉不良。有些領導人擔心，過於重視經濟，會像文革期間那樣繼續挨批。為了讓他們放心，鄧小平說：「聽說現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產。說什麼『抓革命保險，抓生產危險』。這是大錯特錯的。」他明確表示，毛主席現在支持抓經濟，「怎樣才能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分析的結果，當前的薄弱環節是鐵路」。[3-39]

由於把鐵路作為地方整頓的典型，鄧小平親自講到全國鐵路問題的細節。他說，全國鐵路的日裝載能力估計為55,000個車皮，但現在只能裝40,000多個車皮。「現在鐵路事故驚人。去年一年發生行車重大事故和大事故755件。」（與此相比，1964年只有88起。）紀律很差，規章制度得不到執行。例如，「火車司機隨便下車吃飯，經常誤點」，值班時間不能喝酒的規定也得不到嚴格遵守。「對這些人不及時處理﹝打擊投機倒把、升官發財的壞分子﹞⋯⋯等到哪一年呀？⋯⋯對鬧派性的人要再教育，要反對鬧派性的頭頭。」對於那些鬧過派性但已改正錯誤的人，鄧小平說:「教育過來，既往不咎，再不轉變，嚴肅處理。」同時，「要把鬧派性的人從原單位調開」。鬧派性的頭頭不服從調動怎麼辦？「不服從調動不發工資。」他又用更加積極的語氣說，「我想絕大多數人是擁護這個決定的」，「鐵路工人是中國工人階級最先進、最有組織的一部分⋯⋯把這些問題講清楚，理所當然地會得到絕大多數鐵路職工的擁護。⋯⋯解決鐵路問題的經驗，對其他工業部門會有幫助」。[3-40]這充分顯示了鄧小平的特色：講清大局，說明為什麼需要做某些事，把注意力集中在任務上面，打好思想基礎，為撤換無所作為的幹部爭取公眾支持。

為了貫徹鄧小平的計劃，萬里在會議結束後的次日就召開了鐵道部全體駐京單位大會，向與會者傳達了9號文件和鄧小平的講話要點。第二天又召開了全國鐵路系統電話會議，向地方幹部說明9號文件和鄧小平講話的重要意義。王震在電話中說，他將從鐵道部向問題嚴重的地方派出工作組。幹部們都知道王震將軍的工作組中會有軍隊，他們在必要時會動用武力。[3-41]自土改以來，由上級派工作組一直就是保證國家政策在地方得到落實的基本手段。

萬里整治鐵路運輸不暢的工作有全國的支持，又有中央文件撐腰，他於3月9日率領北京的工作組會見了江蘇省和徐州市的黨政領導。[3-42]他到達的當天就宣佈，根據鄧小平親自批准的逮捕令，對四天前被鄧小平點名批評的徐州鐵路分局局長顧炳華予以逮捕。[3-43]萬里知道，不把顧炳華抓起來，有些幹部還是不敢帶頭對他進行批判。他還明白，很多人就像鄧小平在講話中所說，仍然心有餘悸，擔心被打成右派。老練的革命領導人萬里知道，為了讓人們放心地批判顧炳華，需要召開一次群眾大會，以此顯示行動得到了廣泛支持，並表明上面的大人物也在公開譴責顧炳華。9號文件的發佈起著關鍵作用，表明他的鎮壓措施不只是一個不久就會下台的領導人的意見，而是得到了黨中央和國務院的全力支持。

萬里到達徐州的第二天，在徐州鐵路分局職工和家屬萬人大會上發表了講話。他傳達了9號文件的內容，敦促他們在3月底前讓鐵路局成為促進交通運輸順利運行的模範。次日，萬里等人又在徐州體育館召開的徐州市黨員幹部大會上講話，傳達了鄧小平所強調的毛主席的三項指示，重申毛主席對「安定團結」的號召。在另一次群眾大會——這次是機務段的職工——上講話之後，他們的領導作出了讓貨運暢通的保證。[3-44]

顧炳華被捕後，他的同夥繼續負隅頑抗，直到最後鋃鐺入獄。和其他派下去處理類似情況的工作組一樣，萬里和北京的工作組把那些帶頭搗亂、必須逮捕或至少撤職的人與通過「教育」仍能和新領導班子合作的幹部區分開來。他們對基層領導說，要解散派系，承認錯誤；很多人聽從後得到了留用。在隨後召開的小組會上，每個人都表態不再加入派別，保證貨運暢通。[3-45]

為了加強對新的領導路線的支持，使當地的人們不計前嫌，也為了向當地群眾保證激進派的追隨者不會捲土重來，工作組宣佈為徐州地區在文革初期受到迫害的大約6,000人平反，釋放在押人員。同時對派系鬥爭中遇害者的親屬做了道歉，對倖存的受害者進行了賠償，[3-46]並為過去受到冤枉的很多人重新安排了工作。[3-47]為了讓鐵路工人完成指標，萬里鼓勵當地領導班子改善工人的生活條件。在接見新選出的領導班子之後，萬里和工作組一起離開了徐州，距他們到達時只過了12天。他們讓當地領導班子接手工作並向上級彙報。到3月底時，徐州平均每天辦理的車皮數從3,800個增加到7,700個，日均裝載量翻了一番，從700個車皮增加到1,400個。[3-48]

中共領導人在全國推行新方案時，經常說「由點到線，由線到面」。在徐州實現了重大突破後，鄧小平決心把這個在點上取得的整頓經驗推向其他鐵路樞紐，然後再利用鐵路的經驗去整頓其他部門。3月底，負責整頓的幹部從徐州轉道南京和江蘇等地方的鐵路樞紐。[3-49]鄧小平首先集中精力抓問題嚴重的鐵路樞紐，如太原、昆明和南昌等等。他聽說太原有個黨委副書記阻撓當地鐵路運輸暢通，便指示迅速進行調查，如果情況屬實，在月底以前要把這個副書記調離，如果他在上面有後台，也要一併調離。[3-50]

萬里繼續奔波於有問題的鐵路部門，隨後又視察了所有的貨車製造廠——洛陽、太原、成都和柳州——以保證鐵路設備的及時供應。4月24日鄧小平陪同金日成訪問南京時，萬里趕到南京向他彙報了整頓鐵路取得的進展。[3-51]對於鐵路的其他老大難單位，萬里採取和徐州相同的策略：召集小型會議聽取有關當地情況的彙報，宣傳9號文件，重申毛澤東對安定團結的重視，召開群眾大會爭取他們對改革的支持，在必要時還會搬出軍隊作為後盾。經過選拔，新的領導班子得到了任用。自然，被撤換的領導都是以前的革命造反派。

從6月30日到7月7日，萬里在北京主持召開工作會議，總結了9號文件下發後幾個月以來整頓鐵路的經驗。這幾個月的變化顯然是一項很大成就。據萬里的報告，全國二季度的貨運量比一季度提高了19.8%，客車利用率提高了18.4%。[3-52]

鄧小平不可能像解決徐州鐵路局的問題那樣，對另一些問題付出同樣多的精力，但是這個案例鮮明地體現著鄧小平克服混亂、為其他地方樹立典型的方法：他盡量讓毛澤東站在自己這一邊；依靠有成功經驗的幹部；發文件，召開群眾大會，利用軍隊使群眾相信文革的政策不會輕易回潮；把阻礙進步的人抓起來，並督促建立新的領導班子。而且，他做起這一切來雷厲風行。

 

把徐州的典型推廣到煤礦和鋼鐵業

徐州的整頓大獲成功後，鄧小平又利用徐州的典型經驗推動其他地方的整頓。他在3月25日讓萬里彙報徐州的進展，但不是向鐵路幹部，而是向國務院的全體幹部大會。鄧小平在這種彙報會上一般不說話，但這一次他卻表現得很急切，數次打斷萬里作一些補充說明。

此後，鄧小平的部下從打擊徐州的派性轉向打擊徐州所屬的整個徐海地區的派性，然後又擴大到江蘇全省。江蘇省在1975年是全國最亂的省份之一，1974年末全國的國民生產總值有所增加，江蘇卻下降了3%。萬里得到支持從鐵路轉向對江蘇全省進行整頓，就像在徐州一樣，他打擊派性，選拔能夠帶來穩定和發展的幹部。不到三個月，萬里就報告說，在整頓江蘇的新領導班子上取得了重大進展。6月2日中央發佈12號文件，它實際上是在9號文件的基礎上通報了在徐州、海州和江蘇其他地區取得的進展。鄧小平讚揚這個報告說，江蘇的經驗也可以用於指導其他地方的工作。[3-53]於是改革又從江蘇推向浙江。儘管浙江的造反派仍在負隅頑抗，問題特別棘手，但是到7月17日就基本得到了解決。根據浙江的經驗出台的16號文件，使這一經驗又成了其他各省開展整頓的樣板。[3-54]

鄧小平在7月4日概述了「由點到線，由線到面」的整頓任務，即從鐵路和地方政府擴大到其他部門，首先是煤炭和鋼鐵行業，然後是其他行業和其他運輸業，接下來是商業、財貿和農業，最後從經濟部門轉向文教部門、從國防科技轉向整個科技部門，從軍隊轉向地方政府。

中國的基本能源供應是煤炭，房屋取暖、發電廠和工廠都離不開煤。運輸是關鍵：煤炭運輸大約佔到鐵路總運量的40%。但是在文革期間由於運輸拖後腿，大量煤炭只能被堆積在礦區附近，使煤炭生產失去了動力。

鐵路運輸的難題在1975年夏天已開始得到克服，這使北京可以把更多精力轉向煤炭生產。實際上，9號文件出台後，鄧小平就給煤炭部長徐今強打氣，讓他利用運輸條件改善的前景增加煤炭生產。1975年春天，徐今強把工作重點放在了鐵路運輸便利的產煤區：陝西、河北、河南、安徽和東北。

在鄧小平的領導下，徐今強對派性發起打擊，首先針對問題特別嚴重的省份。這些省份的煤礦所供應的煤炭數量佔華東地區的40%，對這些省份鋼鐵廠的煤炭供應至關重要。整頓工作使它們的生產大為改觀：1975年二季度的煤炭生產迅速增加，上半年結束時煤炭運輸量完成了全年計劃的55.5%。[3-55]

在這個時期，化肥、輕工產品和電力生產也有所改善，但是鋼鐵生產仍然停滯不前。鋼產量在1973年達到2,530萬噸的峰值後，由於批林批孔運動的干擾，1974年降至2,110萬噸。1975年初確定的當年生產指標是2,600萬噸。[3-56]在3月25日鄧小平主持召開的國務院會議上，萬里報告了如何把徐州經驗運用於其他領域之後，鄧小平說：「現在解決鋼鐵問題是頭等大事。」[3-57]

在當月召開的鋼鐵工業座談會上，副總理余秋里直言不諱地說：「搞了26年，花了五六百億投資，職工300萬人，只搞2,000萬噸鋼。」他說，為了增加鋼產量，必須做到（1）保證煤炭的長期供應，要專列直達，定點供應，必要的重油和電力供應也要得到保障；（2）發動群眾，要讓懂技術的管理人員擔任負責人；（3）克服薄弱環節，特別是鞍鋼、武鋼、包鋼和太鋼四大鋼鐵廠。不幹工作的要免職，「不要佔著茅坑不拉屎 」。[3-58]

5月初，李先念副總理把12家大型鋼鐵廠和當地政府的黨委書記召集到一起，召開了鋼鐵工業座談會。[3-59]未完成指標的鋼鐵廠的領導要向一群嚴厲的與會者解釋為何沒有完成指標；他們說，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挨批的幹部害怕犯政治錯誤，他們擔心毛的政策會有反覆，如果不抓政治只抓經濟和生產，他們又會挨批。

5月21日，鄧小平結束為期一周的訪法之行回國三天後，主持召開了由國務院牽頭的全國鋼鐵工作座談會。[3-60]鄧小平不能公開談論讓很多幹部擔心的事——毛澤東有可能變卦，在「四人幫」的慫恿下再次打擊那些注重抓經濟的人。張春橋和姚文元就曾在1975年3月和4月分別發表文章，公開批判「經驗主義」，這是指只重視經濟生產，忽視意識形態的做法。鄧小平當時心中明白卻不宜公開說明的是，毛澤東曾在4月18日讓他放心，並就姚文元4月23日的文章寫下批示，進一步表明他現在反對批判經驗主義，支持鄧小平的整頓工作。

鄧小平在5月份的這次國務院座談會上說：「鐵路一通，就會暴露出冶金、電力、各行各業的問題。各部都要自己打算打算，怎樣工作，解決老大難。下一步的中心是要解決鋼的問題。」[3-61]谷牧開始向與會者介紹鋼鐵問題的嚴重性，但鄧小平插話說：「這樣講還不夠。應該說，這樣繼續下去，對鋼鐵工業是破壞！」他又說：「谷牧說每年增加250萬噸鋼沒問題，我說每年增加300萬噸也不難。⋯⋯不管是哪一級的領導，不能總是怕這怕那。現在，幹部中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怕字當頭，不敢摸老虎屁股。我們一定支持你們。」[3-62]

鄧小平說，有四五十年資歷的人也沒什麼大不了，「如果鬧派性，管你是老虎屁股，還是獅子屁股，都要摸⋯⋯如果鬧派性嚴重而又不改正的，就堅決調開。一年調他三百六十次。7月1號以後就不客氣了。⋯⋯必要的話就把你調到烏魯木齊，妻子一鬧離婚，他就聽話了。」[3-63]他說，「更重要的是，要嚴格，該批的批，該鬥的鬥，不能慢吞吞的，總是等待。鐵道部已採取了堅決的措施，但在這裏我看到很多人不喜歡。」他接著又說：「允許你們犯錯誤。要找那些敢於堅持黨的原則、有不怕被打倒的精神、敢於負責、敢於鬥爭的人進領導班子。⋯⋯我是維吾爾族姑娘，辮子多，一抓一大把。」他說，像鞍鋼這樣的大企業，那麼複雜，雜事很多，但是高層管理人員不能每天只抓技術性的小事。「公司必須單獨有一個班子，不是管油、鹽、醬、醋、柴，而是指揮生產的。」[3-64]

在5月29日召開的關於鋼鐵工業的會議上，鄧小平強調企業要有一個強而有力的領導核心。他把重點放在鋼產量佔全國一半的八大鋼鐵廠上，並批評四家最大的鋼廠——鞍鋼、武鋼、太鋼和包鋼——都沒有完成指標。他說，鞍鋼的問題最大，關鍵是領導「軟、懶、散」。[3-65]

1975年6月4日，經毛澤東同意和政治局批准，向地方的鋼鐵主管部門下發了13號文件，內容與整頓鐵路的9號文件相似。文件重申了1975年2,600萬噸的目標產量。國家計委從各部委抽調人員成立了一個小組直接向國務院彙報，保證鋼鐵生產指標的完成。為了給鋼鐵廠所需物資提供保障，電力、煤炭、交通、石油等各有關部委都向這個小組派出了人員。要求各省市黨委履行對鋼鐵廠的領導責任，確保它們完成指標。[3-66]

各大鋼鐵廠都召開了貫徹13號文件的職工大會，有些大會的參加者多達四萬人。[3-67]直屬國務院的最高領導小組也每週開會，討論各項計劃，確保指標的完成。[3-68]不過領導小組在8月1日開會評估鋼鐵生產時，與會者承認，要完成之前定的高額指標頗有難度。其中一個阻力是余秋里的突然病倒——春天他還在大膽領導著推動鋼鐵行業的工作，可是夏天生病以後，他無法再提供一貫的堅強領導後盾了。幹部們仍然擔心如果只抓生產，忽視極左政治，他們以後有可能遇上麻煩。確實，「四人幫」當時已經開始批評鄧小平正在犯這種錯誤了。

中國在1975年生產了2,390萬噸鋼，與1974年的2,112萬噸相比顯著增加，但並未達到2,600萬噸的目標。鄧小平接受了這一進步幅度，宣佈工作取得勝利。從12月15日到23日（此時鄧小平已在上層受到小範圍的批判），谷牧主持召開了一個會議，與負責鋼鐵生產的省級幹部討論各種問題。雖然會上仍在唱高調，但高層幹部們已經知道，在12月新的政治氣氛中，鄧小平受到圍攻，地方幹部對繼續致力於抓增產已變得心有餘悸。果然，鄧小平在1976年第三次下台並被撤銷一切職務後，當年的鋼鐵產量下降到2,046萬噸。

1975年中國鋼鐵生產的改善與當時日本的鋼產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鄧小平在三年後參觀一家現代化的日本鋼鐵廠時就會明白這一點，僅這一家工廠的鋼鐵產量就是1975年中國鋼鐵增產後總產量的數倍。鄧小平在1975年的努力，是他通過政治動員增加鋼鐵產量的最後一次嘗試。他在1978年10月參觀了日本的大型現代鋼鐵廠以後，在提高鋼產量的問題上採取了十分不同的方式。他不再搞整頓，而是轉而依靠科技。這一戰略轉變帶來了巨大收穫。1980年代中國從日本引進現代鋼鐵技術後，鋼鐵產量從1982年的3,716萬噸猛增到1989年的6,159萬噸，1996年又進一步增加到1.12億噸，使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的鋼鐵生產國。[3-69]到2010年，擁有現代技術的鋼鐵廠在中國遍地開花，不用進行政治動員，中國就能達到6億噸的鋼鐵年產量，幾乎相當於1975年鋼鐵產量的25倍。

 

浙江問題和王洪文的失勢

1975年毛澤東支持鄧小平選拔新的領導班子，讓過去鬥來鬥去的人能夠在一起工作。當時，分裂最為嚴重、最須下大力氣恢復團結的省份是浙江省。[3-70]1974年，隨著秩序得到部分恢復，除了江蘇和浙江以外，各省的經濟都有增長。浙江是一個人口多、比較發達的沿海省份，有很好的工業基礎。但是它的問題在1975年一季度仍很嚴重，工業生產比1974年一季度下降20%，全省財政收入下降28.5%。由於鄧小平和萬里等人的努力，1975年全國前八個月的工業生產比上年平均增長17%，浙江卻下降了6%。[3-71]

毛澤東1975年2月8日從長沙來到浙江杭州美麗的西湖，在回京接待北韓領導人金日成之前，在那裏一直住到4月中旬，對浙江產生了特殊的興趣。他在杭州時有很多機會與省裏的幹部談話，特別是黨的老幹部譚啟龍和軍隊老幹部鐵瑛，他們都在文革中受到過衝擊。毛澤東這時有恢復秩序的想法，因此覺得他們都是很能幹的人。相反，他在杭州時對翁森鶴印象不佳，翁過去是造反派頭頭，從1973年到1974年一直有王洪文為他撐腰。1974年的批林批孔運動中，浙江的問題變得日趨嚴重，因為王洪文支持造反派，而譚啟龍又控制不了他們。毛澤東和王洪文之間在1974年也開始出現不和，1974年10月18日王洪文飛到長沙時，毛已經對他過分緊跟江青感到不快。

1975年春，毛澤東對王洪文的懷疑進一步增加。浙江問題的嚴重性引起了北京的注意，於是派王洪文分別在1974年11月和1975年3月與浙江領導人協商解決問題，但他一無所獲。從4月27日到6月3日的幾次政治局會議上，王洪文和江青一起受到批評，部分原因就是他未能解決浙江的問題。王洪文為此作了檢討。[3-72]

1976年10月王洪文作為「四人幫」成員之一被捕後，有人說他是個無能的激進派，既魯莽又下流，沉溺於錦衣玉食的奢華生活。實際上，王洪文曾作過一系列的努力以承擔起主持黨的日常工作的職責；有些瞭解他的人覺得，他並沒有參與「四人幫」犯下的罪行。但是北京城裏有眾多有經驗的優秀幹部，像王洪文這樣一個年輕的新貴，突然之間竄升到更有經驗、更能幹的幹部之上，很難贏得一個高層領導人不可缺少的尊重。

1975年6月下旬宣佈，王洪文暫時不再主持北京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被先後派往上海和浙江。毛澤東支持周恩來和鄧小平的建議，讓王洪文作為紀登奎副總理領導的工作組的一員，去解決浙江的問題。實際上，王洪文是被派去接受教育和改造，他和紀登奎一起批評那些他過去支持過的造反派，這使他的處境頗為尷尬。但是他的到來也有助於解決浙江的問題，因為這能使他過去支持的造反派看到，即使地位顯赫的激進派王洪文也幫不了他們。[3-73]

紀登奎在浙江的工作跟萬里在徐州的工作相似。他和工作組會見當地幹部，瞭解問題，召開群眾大會，選出以譚啟龍和鐵瑛為首的新領導班子，用正式文件支持他們的工作。雖然鄧小平是這項工作的主角，但是與徐州的問題相比，當時仍在浙江、與現有負責同志談過話的毛澤東對浙江問題的解決發揮著更積極的作用。祖籍浙江、對那裏很有感情的周恩來也提供了意見。

紀登奎在浙江的最後幾天，和其他幹部一起起草了16號文件，它對浙江的作用類似於9號文件對鐵路系統、13號文件對鋼鐵工業的作用。1975年7月14日，紀登奎、王洪文、譚啟龍和鐵瑛帶著文件草稿飛到北京，鄧小平第二天主持召開會議討論文件草稿，並作出了有關浙江省和杭州市領導班子的決定。鐵瑛坐在鄧小平的左邊，使右耳聽力嚴重下降的鄧小平能夠聽清他在會議上的發言。[3-74]文件於次日送交毛澤東，毛批准了這個文件和人事決定，次日就下發了16號文件。

浙江的整頓工作因為毛澤東和中央領導的堅決支持，達到了在這個最混亂的省份恢復秩序、增強團結的目的。譚啟龍在講話中為自己過去一年的領導不力道了歉；並宣佈得益於北京最高層的大力支持，已牢牢控制住了造反派。浙江的幹部在1975年底宣佈，1975年下半年的工業產量比上半年提高了4%。[3-75]

毛澤東並不想突然宣佈解除王洪文的正式職務，以免搞得黨內人心惶惶。王洪文去浙江後又保留了半年已有的頭銜，直到那時，社會上對他的失寵仍然一無所知，但是毛澤東再也沒有讓王洪文回到北京的領導崗位上。

 

重用鄧小平

毛澤東打算進一步重用鄧小平的第一個明確跡象出現在1975年4月18日，這一天他讓鄧小平陪同他一起會見金日成。他對金日成說：「我不談政治，由他來跟你談了。此人叫鄧小平。他會打仗，還會反修正主義。紅衛兵整過他，現在無事了。那個時候打倒了好幾年，現在又起來了，我們要他。」[3-76]

在金日成訪華期間，毛澤東與鄧小平單獨做過簡短的談話。鄧小平提到了他對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等人大批經驗主義的擔心。鄧在恢復秩序和經濟發展上取得的成功，使他們害怕鄧對毛的影響力增加，於是開始批他只抓經濟不管基本原則——這種論調曾經很合毛的口味。然而1975年4月毛澤東安慰鄧小平說，這些批評太過分了。他說：「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這也是不懂馬列的一種表現⋯⋯此問題請提政治局一議。」[3-77]在知情者看來，毛的這些話意思很清楚：「有些人」是指「四人幫」，他們管得太寬了，現在更應該受到批評的是他們。

確實，政治局不久後便開會討論毛澤東在4月25日對「四人幫」寫文章批經驗主義的意見。在政治局會議上，葉劍英元帥批評江青和「四人幫」其他成員攻擊經驗主義。江青不得不作出檢討。想幫著江青阻止鄧小平擴大權力的王洪文在會後立刻寫信給毛澤東告狀說，周恩來對形勢一貫抱有悲觀情緒，現在有人替他說出來了。[3-78]讀到這封信的人都清楚，所謂「有人」指的就是鄧小平。但此時毛澤東對鄧小平的信任沒有發生動搖。

5月3日深夜，毛澤東在自己的住處召集政治局開會。毛親自主持政治局會議說明他有不同尋常的大事要商量，因為很久以來他都是讓別人主持這種高層會議。周恩來艱難地離開醫院的病床去參加會議，這是前一年12月以來他第一次見到毛澤東，雖然此後周恩來又活了八個月，但這是兩位領導人的最後一次會面。以毛的身體狀況而論，他是能夠去醫院看望周恩來的，但他並沒有去過。

在5月3日的會議上，毛澤東批評江青等人只批經驗主義，不批教條主義。毛從未與江青斷絕關係，但在這次會議上對她很嚴厲。他說：「不要搞『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為什麼照樣搞呀？為什麼不和二百多個中央委員搞團結？⋯⋯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他又說：「有意見要在政治局討論，印成文件發下去；要以中央的名義，不要用個人的名義，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義，我是從來不送什麼材料的。」然後他指著鄧小平說：「你就是毛派的代表。」這也是毛澤東最後一次出席政治局會議。[3-79]

在政治局會議上，鄧小平和葉帥等人也附和毛的意見，進一步批評了「四人幫」。他們說，毛主席5月3日的指示很重要，教導他們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他們還批評江青誇大與周恩來的分歧，借批林批孔打擊葉帥。

在5月27日和6月3日，鄧小平第一次取代王洪文主持了政治局會議。江青和王洪文在6月3日的會上被迫作了檢查。[3-80]幾天後，鄧小平陪同毛澤東接見菲律賓總統馬科斯（Ferdinand Marcos）時，把會議情況向毛做了彙報，毛對鄧在會議上的做法表示認可，因為他沒有對江青過於嚴厲。鄧小平向毛澤東證明了他能按毛的意願做事，會繼續和江青一起工作。

毛澤東從未完全放棄王洪文，王洪文後來還協助華國鋒籌備了毛澤東的追悼會，但是，自從去了浙江之後，王洪文在黨內的協商中事實上已經不起作用。王洪文被派往浙江時向毛澤東提議，請葉帥或鄧小平代他主持黨的會議。體力衰退的葉帥在7月1日寫信給毛澤東說，自己年紀太大了，還是讓鄧小平領導黨的日常工作吧，毛澤東立刻表示同意。葉帥在7月2日起草了一個正式文件，宣佈鄧小平除了作為事實上的總理領導政府工作、作為軍委副主席領導軍隊以外，還要主持黨的日常工作。最重要的是，大約就在這時，毛澤東還交給了鄧小平一項外交領域的新任務：鄧小平將成為第一位對西方國家進行國事訪問的中共官員。

 

與西方關係的突破：中法關係

鄧小平於1975年5月12日至17日對法國進行了國事訪問，這是中共領導人首次出訪一個西方國家，這使他有機會著手為中國向西方學習作準備——就像1950年代學習蘇聯一樣。[3-81]毛澤東選派鄧小平進行這次重要的出訪，使「四人幫」起了疑心，他們正確地看出這是鄧小平權力增加的又一個跡象。這次出訪對於作為領導人的鄧小平確實有重大影響。與他一年之前路過法國時不同，這次訪問提供了一次機會，使他能夠更具體地瞭解這個他在半個世紀以前所熟悉的國家發生了多大變化，思考中國為實現四個現代化需要做些什麼。

為何是法國呢？毛澤東在一年前提出「三個世界」的理論，他把歐洲的發達國家看作第二世界的一部分，也就是說，它們是中國應該與之聯合共同對抗蘇美兩大霸權的國家。在第二世界的所有國家中，法國又是最先主動與中國建立友好關係的國家。它在1962年就與中國實現了關係正常化，而當時沒有幾個西方國家願意這樣做。法國總統龐比杜（Georges Pompidou）在1973年9月正式訪問北京，並受到良好接待，成為第一個訪華的歐洲領導人。因此，當1975年法國向中國發出國事訪問的正式邀請時，中國很願意把這個機會作為對龐比杜訪華的回訪，並表明自己正在從文革的自我封閉中走出來。

在1975年訪法期間，鄧小平受到吉斯卡爾・德斯坦（Giscard d’Estaing）總統和希拉克（Jacques Chirac）總理的接待。希拉克後來回憶說，鄧小平直率而熱情，十分瞭解國際關係。[3-82]在訪法期間，鄧小平表現了他個人對法國生活的讚賞，遊覽了里昂和巴黎等半個世紀以前他去過的一些地方。

鄧小平要向法國傳遞的主要外交政策信息是，請求西方繼續給予支持，共同對抗最具侵略性的超級大國蘇聯。他對同蘇聯搞緩和的價值表示懷疑，贊成西歐各國團結一致堅定對抗蘇聯。但是對於鄧小平來說，學習現代化的經驗至少和磋商外交政策問題同樣重要。他參觀了一些農業和工業場所，就如何擴大中法貿易舉行會談。這是鄧小平第一次訪問一個現代西方國家，在這裏他看到了五十年前他離開之後法國發生的驚人變化，對中國已經變得多麼落後感到震驚。這些見聞體驗和成功的國事訪問帶來的連鎖反應有著深遠的影響。三年以後，谷牧率領的中國經濟官員將延續鄧小平的訪問，在喚醒中共領導人對國外經濟和外交機會的意識，為中國進一步向西方開放提供支持力量等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3-1]參見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 鄧小平在1975》（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頁25；張化：《鄧小平與1975年的中國》（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

[3-2]高文謙：《晚年周恩來》（Carle Place, N. Y.: 明鏡出版社，2003）。

[3-3]高文謙：《晚年周恩來》（Carle Place, N. Y.: 明鏡出版社，2003）。

[3-4]對能看到毛澤東和江青之間通信的黨史專家的採訪。

[3-5]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178。

[3-6]周恩來：〈政府工作報告〉，1975年1月13日。見Documents of the First Session of the Four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5).

[3-7]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44–45；2002年4月作者對唐聞生的訪談。

[3-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1975年2月1日，頁14–16。

[3-9]《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5年5月29日，頁50–51；另參見 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45–47。

[3-10]張化：《鄧小平與1975年的中國》，頁70–74。

[3-11]《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5年1月25日，頁10–11；SWDXP–2, pp. 11–13.

[3-12] Jonathan D. Pollack, “Rebuilding China’s Great Wall: Chinese Security in the 1980s,” in Paul H. B. Godwin, ed., The Chinese Defense Establishment: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1980s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83), pp. 3–20; Paul H. B. Godwin, “Mao Zedong Revised: Deterrence and Defense in the 1980s,” in Godwin, ed., The Chinese Defense Establishment, pp. 21–40; June Teufel Dreyer, “Deng Xiaoping: The Soldier,”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35 (September 1993): 536–550.

[3-13]《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5年1月25日，頁10–1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鄧小平軍事文集》（三卷本）（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第3卷，頁4–6，1975年1月19日。

[3-14]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424–425。另見《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5年1月12日，頁4–5。

[3-15]《鄧小平軍事文集》，第3卷，頁1–3。

[3-16]鄧小平：〈當前軍事工作的幾個問題〉，此文是1975年1月14日鄧小平聽取總參謀部工作人員的彙報後的批覆要點，見同上，頁1–3；鄧小平：〈國防工業和軍隊裝備工作的幾點意見〉，此文是1975年5月4日對軍委常委會彙報的批覆，見同上，頁20–25；鄧小平：〈要建立嚴格的科學管理和科研生產制度〉，此文是1975年5月19日聽取科學技術委員會和七機部（主管導彈研發和製造）的彙報後對軍委常委會的講話，《鄧小平軍事文集》，第3卷，頁26–27。

[3-17]William Burr, ed., 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 The Top Secret Talks with Beijing and Moscow (New York: New Press, 1998), p. 308. 關於此次會談的背景和談話備忘錄，見 pp. 265–321.

[3-18]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398。

[3-19]例如在總參謀部的一次座談會上，鄧小平明確宣佈，軍隊不必急著備戰。見《鄧小平軍事文集》，第3卷，頁9。

[3-20]例如在總參謀部的一次座談會上，鄧小平明確宣佈，軍隊不必急著備戰。見《鄧小平軍事文集》，第3卷，頁9–13。

[3-21]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404–405；《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5年1月19日、25日，頁8–9、10–11；《鄧小平軍事文集》，第3卷，頁6–8；SWDXP-2, pp. 27–28。

[3-22]《鄧小平軍事文集》，第3卷，頁1–3。

[3-23]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407–408。

[3-24]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415–417。

[3-25]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416。

[3-26]《鄧小平軍事文集》，第3卷， 1975年5月19日，頁26–27。

[3-27]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408、412–415。

[3-28]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94。

[3-29]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107–108；《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5年5月19日，頁46–47。

[3-30]2006年對當代中國研究所副所長張星星的採訪。

[3-31]Harrison E. Salisbury, The New Emperors: 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 (Boston: Little, Brown, 1992), p. 334.

[3-32]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55–56。

[3-33]Salisbury, The New Emperors, pp. 333–334; Salisbury1987年10月7日對萬里的採訪。

[3-34]王立新：《要吃米找萬里：安徽農村改革實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頁22。

[3-35]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57–59。

[3-36]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54–56。

[3-37]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57–61。

[3-38]中國各省省委書記（省一級黨的最高職務）的稱謂經常變動，各省也不盡相同。一般說來，1982年之前各省都有數名省委書記，其中一名稱為「第一書記」。有時其他書記也有排序，有時則都稱為「副書記」，有時又稱為「書記處書記」。每一名書記分管一個「系統」，如政法、工業運輸、商業或文化教育。頭銜的變化往往並不反映工作責任的變化。即使中國的作者也不總是採用準確的稱謂。1982年中共十二大重新强調集體領導以後，大多數省份都逐漸放棄了「第一書記」的稱謂，1985年後不再使用，但仍有一名書記全面負責。我在本書中提到指職位最高的書記時，都用「第一書記」，不考慮時間因素，其他書記簡稱省委書記。

[3-39]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62。

[3-40]SWDXP-2, pp. 14–17. 鄒讜在評論《鄧小平文選》時說，與原始文稿相比變動很小。見Tang Tsou, “Review: The Historic Change in Direction and Continuity with the Past,” The China Quarterly, no. 98 (April 1984): 320–347.

[3-41]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58、67–68。

[3-42]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64、68。

[3-43]DXPCR, pp. 298–299.

[3-44]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68–69。

[3-45]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69–70。

[3-46]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70。

[3-47]DXPCR, p. 299.

[3-48]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70–71。

[3-49]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71、77。

[3-50]《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5年3月22日，頁28–29；《歷史轉折的前奏》，頁73–74。

[3-51]《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5年4月18日–26日，頁36–37。

[3-52]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81–84。

[3-53]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429–445、465。

[3-54]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456。

[3-55]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76、82、126。

[3-56]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113–114。

[3-57]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125。

[3-58]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118–120。

[3-59]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126–133。

[3-60]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142–153。

[3-61]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125。

[3-62]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147–149。

[3-63]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150–152。

[3-64]《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5年5月21日，頁47–48。

[3-65]《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5年5月29日，頁50–51。

[3-66]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163–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