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7]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166。

[3-68]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169。

[3-69]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169–170。

广告：个人专属 VPN，独立 IP，无限流量，多机房切换，还可以屏蔽广告和恶意软件，每月最低仅 5 美元

[3-70]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443–465；Frederick Teiwes and Warren Sun,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72–1976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7), pp. 245–251, 274–282; Keith Forster, Rebellion and Factionalism in a Chinese Province: Zhejiang, 1966–1976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0); 2007年10月對紀登奎之子紀虎民的採訪。

[3-71]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445。

[3-72]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445–446。

[3-73]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446。

[3-74]據程中原的採訪，見《歷史轉折的前奏》，頁454。

[3-75]據程中原的採訪，見《歷史轉折的前奏》，頁465。

[3-76]《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5年4月18–26日，頁36–37。

[3-77]《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5年4月18日，頁35。

[3-78]《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5年4月27日。頁38–39。

[3-79]《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5年5月3日，頁40–41。

[3-80]《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5年5月27日、6月3日，頁49–50。

[3-81]《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5年5月12日–18日，頁42–46；外交部檔案館編：《偉人的足跡：鄧小平外交活動大事紀》（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1975年5月12–18日。

[3-82]《中國日報》對希拉克的採訪，2004年8月23日。

第4章

在毛澤東手下規劃未來：1975

 

 

毛澤東在1975年指定鄧小平取代王洪文主持黨的會議時，中共仍然處在文革的爭鬥所造成的混亂之中。鄧小平在黨內的新職務使他得以採取一些重要措施整頓全國的黨組織。在北京之外的第一步整頓工作是在省級層面進行的，三個月之後進一步推向縣和公社兩級。[4-1]7月2日葉帥寫信宣佈了由鄧小平主持黨內工作，兩天之後鄧小平便在很多省委領導參加的中央「讀書班」上做了講話，會議的重點是團結和整黨。

鄧小平知道毛對他盯得很緊，因此他在會上大講毛主席的教導，至少是「毛主席的三項重要指示」——這是他為了配合自己當時的工作目標，從毛的教導中挑選出來、組合在一起的。鄧小平的目的有二，首先是讓毛澤東放心他會反修防修，其次是強調安定團結和發展國民經濟。為了加強黨的團結，鄧小平採用了毛在1945年抗戰結束時召開的中共七大上的做法。在那個鄧小平第一次參加的黨代會上，毛澤東強調必須把抗戰期間佔領山頭跟日本人打游擊的各個單位統一起來。鄧小平結合前一段時期的情況說，各自為戰的打游擊時期自然而然地出現了「山頭」思想，同樣，在文革期間自然也出現了派性。他總結道，現在我們黨要響應毛主席在七大上發出的團結號召，再次克服派性。[4-2]不管什麼人，只要「沒有犯過罪」，願意配合整頓、放棄派性，都要給予善待，包括過去的激進派。

鄧小平小心地避免觸動毛的敏感神經，同時大膽地、策略性地選拔善於治國而不是鬧革命的人。他沒有公然表示要清除黨內的左派或激進派，但他的確更強調對「宗派主義」（即拉幫結夥的左派）而不是搞「修正主義」（即右派）的人的批評。他說，要把領導權交給有十年或以上工作經驗的幹部。雖然他沒有明確反對任命從紅衛兵中提拔上來的人，但這樣一來他就排除了1965年以後即文革期間發跡的人，當時這些人中間有部分是「坐直升飛機」上來的。鄧小平還要求對那些未經適當資格審查就入黨的人重新進行審查。雖然未作具體說明，但他針對的也是1966年到1975年組織程序混亂時期新增的1,600萬黨員，而不是文革之前入黨的1,800萬黨員。[4-3]因「不合格」而被清除出黨的基本上都是堅持派性不改的人。毛澤東沒有阻止鄧小平的做法，這意味著他承認當時國家需要更加穩定的領導班子。

整黨的一項中心任務是讓文革期間由林彪派往地方的軍隊幹部退出對地方政府的領導。鄧小平在1975年8月8日作出指示，除了少數例外，軍隊要退出所有地方職務。軍隊的很多人當時是「革命委員會」的成員，而革委會在一些地方已經成為正規的政府機構。1975年底很多軍人又回到了軍營。

1975年5月5日，毛澤東主持了他的最後一次政治局會議後不久，鄧小平又去醫院看望了周恩來。鄧小平知道自己正觸及毛澤東十分關心的問題，他也知道，周恩來在跟情緒多變的毛澤東打交道方面要比他更有經驗。周恩來告誡鄧小平說，要謹慎行事，只抓具體問題，一步一步來，不要進行全面整頓。鄧小平雖然敬重周恩來，也知道毛澤東有可能不再給自己撐腰，但是他比周恩來更有魄力，他下決心進行全面整頓，攻克那些他認為搞四個現代化必須加以解決的老大難問題。[4-4]

鄧小平當時還沒有談到改革，但是在構建後來能夠實施改革的中共體制的同時，他也開始思考未來改革的內容。為此他需要擴大自己的理論隊伍——能夠幫他思考一些大問題的官僚體制之外的作家、理論家和戰略家。毛澤東讓鄧小平接過中央日常工作的領導權後不久，他徵得毛澤東同意把自己的一批理論人馬擴大為政治研究室這樣一個正式機構。該機構設在國務院下面，其實是由鄧小平親自領導，由過去就是這個智囊團首領的胡喬木繼續負責它的日常工作。

 

政治研究室

在正式擔任了第一副總理後的第二天，1975年1月6日，鄧小平把胡喬木叫來，提議由他和吳冷西、胡繩、李鑫等人成立一個研究理論問題的寫作小組。[4-5]鄧小平和胡喬木都深知毛澤東對理論問題的敏感，因此挑選的都是受到毛器重的人，研究的題目也很合毛的心意，如「三個世界」理論、蘇聯的性質、資本主義危機、批判修正主義和帝國主義等等。鄧小平從一開始就用了不少時間和精力尋找那些毛澤東可以接受的理論觀點，以便自己能有更大的自由去實施他認為有利於黨和國家的政策。1月組成的小理論班子在7月擴充為政治研究室後，鄧小平開始研究一些他個人認為重要（毛澤東也不會反對）的問題，尤其是科學技術和工業發展。

政研室比美國白宮的班子小得多，但除了不負責執行以外，它們的目的是相似的。它實際上就是一個核心內閣，是直接向鄧小平負責的一批獨立的顧問，可以幫他規劃總體戰略，起草政府公告。鄧小平對它的控制權大於對黨的官僚機構的控制權，因為後者過於龐大、多樣，無法成為他本人的工具。

除了非正式的交流之外，政研室的成員每兩周開一次例會。他們將工作分成三大塊：理論（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國內問題和國際關係。最初這個機構只有六名老資格的成員（胡喬木、吳冷西、李鑫、熊復、胡繩和于光遠），很快又增加了第七名成員（鄧力群，參見本書附錄〈鄧小平時代的關鍵人物〉）。即使在鼎盛時期，把助手都算在內，政研室也只有41名成員。有些成員也曾經是鄧小平「釣魚台寫作班子」的成員，1962年至1963年九評蘇共的著名公開信就是他們起草的。政研室的所有成員都是黨內公認的老資格知識分子、有創見的戰略家和寫文章的高手。吳冷西、李鑫、熊復、胡繩和胡喬木具有在毛澤東手下領導宣傳工作的豐富經歷，而胡喬木像鄧力群和于光遠一樣同時還具有深厚的理論功底和廣博的知識儲備。

在準備重要講話和文件時，鄧小平與政研室的人員密切合作。他提供政治指導，說明他們撰寫的草稿中應當包含的思想，但依靠他們的專長來確保講話稿和文件符合歷史紀錄，與毛主席過去的著作和馬克思主義理論保持一致。對於重要的講話和文件，鄧小平會親自看草稿，然後和作者一起修改加工。對於特別重大的問題，文件在下發之前要交毛澤東批示，得到毛的批示後鄧小平還會親自審閱，看看毛的觀點是否被準確寫進了稿子。[4-6]雖然鄧小平與毛澤東有不同尋常的關係，但他和其他人一樣，也擔心善變的毛澤東會像在文革高潮時那樣，認為某份文件不可接受而大發雷霆。

雖然鄧小平掌握著全面負責黨內事務的權力，但毛澤東仍讓「四人幫」保留對宣傳工作的控制權，以防鄧小平偏離他的旨意。事實上，江青也有自己專門的寫作班子，他們在北京大學和北京市委開會，總在伺機對鄧小平的政研室出台的文件進行批判。

江青的宣傳工作難免與鄧小平分管的文教科技工作發生重疊。對於鄧小平來說，文化領域的整頓需要改變大方向，這就需要重新贏得因文革而疏遠的知識分子的人心，把他們安置在能為中國的現代化作貢獻的位子上。因此，1975年政研室在加強科研機構、特別是中國科學院的發展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4-7]

江青和鄧小平爭奪最激烈的領域之一，是《毛澤東選集》最後一卷，即第五卷的編輯工作，它成了一個關於如何定義毛澤東思想的戰場。鄧小平把李鑫調到政研室，就是因為他作為康生過去的秘書，控制著毛澤東的很多文稿；李鑫來政研室工作，強化了《毛選》第五卷的編輯應由鄧小平主管的理由。然而，儘管胡喬木、李鑫、吳冷西以及政研室的另一些人在為《毛選》第五卷準備材料，但他們在一個單獨的辦公室工作，受到另外一個組織的保護。

打算收進《毛選》第五卷的一份文件〈論十大關係〉成了爭執的焦點。這是完成企業集體化和國有化之後毛澤東在1956年4月25日的一次講話，講話中的一些觀點鄧小平可以用來為自己在1975年推動的工作計劃提供依據。毛澤東說，中國在和平時期應當減少軍費和國防開支，把資源用於支持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中國的領導人應當學習各國的長處。鄧小平請求毛澤東批准重新發表這篇講話。毛澤東看過打算重印的稿子後，建議作一些修改。鄧小平將修訂稿再次送呈毛澤東，並在附信中建議，鑒於這篇講話對當前國內和外交工作的意義，宜在《毛選》第五卷出版之前盡快發表。[4-8]毛澤東再次退回稿子並作出批示說，應當把它送政治局討論。當然，「四人幫」反對重印這篇講話，毛澤東也從未同意將它公之於世。直到毛澤東去世和「四人幫」被捕後不久，這篇講話才在1976年12月26日重新發表。[4-9]

鄧小平失去毛的支持後，政研室也於1975年12月停止工作。在它存在的不到5個月的時間裏，只開過13次全體工作人員會議。[4-10]但是在這個短暫的時期內，它協助鄧小平為在20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需要進行的改革提前規劃了長期路線圖。它在恢復高等教育的準備工作中發揮了關鍵作用，拓寬了文化活動的空間，促進了包括社會科學在內的科學研究。1976年，它因為對以下三株「大毒草」的炮製發揮了作用而受到批判：（1）〈工業二十條〉；（2）〈科學院工作彙報提綱〉；（3）〈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政研室在制定前兩份文件上起著主要作用，第三份文件則由它和鄧力群全部承擔。

 

〈工業二十條〉

鄧小平承擔起新的職責後，召集所有主要經濟部門的幹部開了一個會。從6月16日到8月1日，他們出席了討論經濟工作長期目標的國務院計劃工作務虛會。[4-11]會議籌辦方國家計委制定的討論議程，迴避了在對五年計劃的討論過程中難免會產生的爭議，比如詳細規定資源來源、分配給各部門和各個項目的資源規模等。在務虛會之前，十年經濟規劃、五年計劃（1976年–1980年）和1976年年度計劃的制訂工作已經在進行，但是有關這些計劃的最後決定要取決於這次務虛會確定的長遠目標。

這次國務院務虛會把工業作為討論的重心。在大躍進之後的恢復過程中，鄧小平曾在1961年牽頭起草了為工業系統的結構和目標提供整體框架的〈工業七十條〉。這次務虛會討論的也是類似的問題，前後各稿的條目數量不同，1975年的最後一稿共包含20條。

由於統計系統和情況彙報在1975年仍處於混亂狀態，不同領域的與會者首先交流了有關經濟形勢的信息。務虛會的前兩周舉行的是全體會議，由負責經濟工作的領導幹部聽取各主要經濟部門的彙報。各部門的與會者從這些彙報中能夠瞭解到自身部門必須如何設置目標才能跟其他部門的能力和需要相配合。從7月2日開始，谷牧將務虛會分成八個工作組，分別研究理論、組織和幾個要害部門的工作。月底又恢復了全體會議，將與會者的全部結論匯總為〈工業二十條〉。

在1975年，幹部們對「四小龍」（南韓、臺灣、香港和新加坡）的經濟起飛已有所耳聞，它們實行的都是資本主義制度，取得了比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更快的經濟增長。但在當時公開讚揚資本主義仍屬禁忌，因為這將使中國多年來付出的犧牲的價值乃至中共是否應該繼續執政受到質疑。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仍然是為高層決策提供正當性的信條。

但是，經歷了大躍進和文革的破壞之後，領導層想憑主觀意志實現國家現代化的熱情基本上已經消失。大多數與會者認為，中國要想實現經濟增長，需要回到大躍進前的1950年代和大躍進後的1960年代初的恢復時期所採取的那種穩妥的計劃。與會者相信，由於人口龐大、土地短缺和資源限制，中國應當依靠計劃體制。人口少的國家也許能夠承受揮霍性消費帶來的益處，而不必在乎自由市場造成的浪費。黨的領導層認為中國則必須區分輕重緩急，控制對利潤的追求和浪費性的消費。此外，即使這種穩健的計劃也有可能受到毛的反對，因此與會者要以毛的名義為它正名。參加務虛會的通知上寫的會議目的是討論「毛主席關於加快現代化步伐的理論」。務虛會之後產生的十年經濟規劃也被貼上「毛主席的現代化計劃」的標籤。[4-12]

鄧小平先於其他領導人意識到中國需要放寬眼界。他出訪過紐約和法國，經常會見外國官員，這使他對外國發生了哪些變化以及中國已經大大落後的狀況有著遠比其他幹部更清醒的認識。為了急起直追，中國需要作出根本性的改變。

毛澤東去世幾年後，鄧小平可以大膽地解釋說，中國應當借鑒資本主義國家的觀念，這不會威脅到中國的主權或共產黨的統治。但是他在文革中曾被批判搞資本主義，況且1975年時人們對開放市場和向資本主義國家學習尚未形成共識，所以他只能盡量打擦邊球。他推動擴大外國技術的進口；他表示同意另一些幹部認為不應向外國舉債的觀點，但國家可以用「延期付款」的方式把外國的商品和資本引進中國。[4-13]此外，他贊成對工人進行物質獎勵，通過「按勞」而不是「按需」的方式進行分配。但是，對舊體制的這些溫和的改變仍讓一些保守的幹部害怕，他們繼續強烈地主張要嚴格遵循毛主席的教導。

鄧小平並沒有出席務虛會，但他看了總結報告，在8月18日〈工業二十條〉第一稿完成後，他對其中討論的主要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承認在發展工業之前必須增加農業生產，他認為工業要向公社提供農業機械，幫助提高農業產量。當時中國的工業尚不具備出口產品的能力。為了按計劃增加技術進口、改進中國的生產能力，他準備出售石油、煤炭和手工藝品。最初應當先引進一些採礦設備，這樣可以使中國增加石油和煤炭生產。從整體上說，鄧小平強調發展科技、改進企業管理和提高產品質量的重要性。他要求制定新的規章制度、更好地落實措施和組織紀律。他還支持向從事艱苦和危險行業的勞動者支付額外報酬。[4-14]起草者於是進行了修改，把鄧小平的意見吸收到文件之中。

9月5日，20家大型國企的代表被請到會上，讓他們對〈工業二十條〉提意見。[4-15]10月25日完成了新一輪修訂，這恰好是毛遠新首次向政治局會議傳達毛澤東對鄧小平的批評的同一天。雖然起草人小心地把它稱為「毛主席的計劃」，張春橋還是在10月29日指責說，「二十條」只引用了文革之前的毛主席語錄。胡喬木趕緊又搞出一稿，把文革期間的毛主席語錄補充在內。他後來自責說，自己未料到這會招致毛的批評，給了他藉口在年底將鄧小平撤職。「四人幫」成員沒有參加對經濟問題的討論，但是當1976年初鄧小平的問題成為政治問題時，他們立刻加入了批判，把「二十條」稱為三株「大毒草」之一，說它提倡物質獎勵，忽視發動群眾的重要性。

〈工業二十條〉形成的同時還制定了一個十年規劃，用來為11月召開的計劃工作會議作準備。10月5日，鄧小平親自主持召開了第一次國務院會議，討論成稿很快的十年規劃綱要草案。他批准了這個草案並在10月27日將其送交毛澤東。毛同意把它印發給中央和各省負責經濟工作的幹部。[4-16]

經毛澤東批准，全國計劃會議在11月1日召開，專門討論第五個五年計劃（1976年–1980年）和1976年的年度計劃。來自全國各地的幹部對十年規劃提出修改意見，有些意見被納入了修訂稿。同時，對五年計劃和年度計劃的討論仍在繼續，12月底草稿被送交毛主席。[4-17]

新制定的五年計劃和年度計劃是謹慎的計劃派的明顯勝利，多年來他們一直在努力克服計劃工作的混亂局面，現在終於如願以償。[4-18]但是，在這些謹慎的計劃派和制定出更有野心的十年規劃的理論家之間也出現了分歧，這種分歧在1980年代將變得更加嚴重。

 

中國科學院

1975年6月，鄧小平把精力轉向重整中國的科學事業。文革期間，在彙聚了大量高級科學家的中國科學院，每250個科學家中就有1人被迫害致死；中科院上海分院的每150人中有1人死於非命。即使在社會上少數仍然維持運轉的研究機構中，科研工作也受到了極大的干擾。[4-19]在文革前夕的1965年，中國科學院有106個下屬研究單位，科研人員24,714人。[4-20]到1975年時只剩下13個研究所、2個研究室和2,000多名人員，其中有1,800名幹部或科研人員，200名後勤人員。在1975年，很多下放農村的科學家還沒有回來。鄧小平在6月29日對胡喬木說，政研室首先要對中國科學院進行整頓，包括選拔新領導、恢復科學著作的出版。因此，對科學界的整頓是從中國科學院開始，隨後擴大到其他研究機構的。

鄧小平親自決定由胡耀邦（參見本書附錄〈鄧小平時代的關鍵人物〉）領導中國科學院的實際整頓工作。7月中旬，華國鋒代表鄧小平和黨中央對胡耀邦說，黨希望中國科學院在四個現代化中發揮重要作用。胡耀邦首先要對中國科學院進行摸底調查，把情況彙報給中央，然後搞一個整頓計劃。[4-21]中國科學院的整頓完成後，再整頓其他科研機構——隸屬於國防部、分管經濟的各部和地方政府的科研機構。之後要對學校和出版系統進行整頓。

胡耀邦率領一個三人小組，帶著整頓的命令於7月18日來到中國科學院。他宣佈，文化大革命在中國科學院已經結束，工宣隊和軍宣隊都要離開。中科院過去被下放農村的人現在可以回到自己的單位重新工作。要讓科研人員獲得必要的研究文獻，包括外文出版物。[4-22]

幾周之後，胡耀邦召開了有中國科學院人員和各主要部委代表參加的一系列會議，探討中國在未來十年的科學技術需求。這些會議標誌著向制定十年科學規劃邁出的第一步。從8月15日到22日，胡耀邦又和相關的黨委幹部開會，討論中國科學院的重建和主要領導人的選拔。他宣佈，中國的目標是在本世紀末實現包括科學現代化在內的四個現代化。[4-23]在整個9月份，胡耀邦與各研究所的領導開會，討論如何克服他們工作中的具體障礙。在去各研究所之前，他全面研究了有關各所的材料，並與熟悉所內工作情況的人員交談。

胡耀邦能夠設身處地為受過罪的人著想，因為他和他們都是被迫害的倖存者。他十幾歲便加入共產主義運動，不久後險些因某些有問題的社會關係而被判處死刑；文革期間，他在獲准回京重新工作之前也受過迫害。恢復工作的科學家覺得能與他親近，對他產生了信任感：這是一個理解他們苦難的人，因為他也受過苦。此外，經過認真研究，胡耀邦逐漸瞭解了各研究所存在的基本問題，他完全信任中國科學院的科學家團隊。

他還幫助解決中科院人員的個人生活問題，例如改善他們生活條件、把家屬從農村調到北京。事實上，他指示各所的幹部把全部下放農村勞動和「學習」的人員列出一份名單，繞開繁文縟節把他們調回來。他不怕替他們說話，為他們的事業出頭。每次他在某個研究所講話都會成為一件很轟動的事。他很快就成了中國科學家群體心目中的英雄。

9月26日，胡耀邦向鄧小平彙報了中國科學院在撥亂反正、選拔新領導和恢復工作方面的進展，鄧小平充分肯定了胡耀邦的工作。[4-24]10月4日胡耀邦被正式任命為中國科學院「黨的核心小組」第一副組長。他上任之後為各研究所任命了三套領導班子：一套管黨，一套管業務，一套管後勤。他尊重專家，明確表示業務上的事由他們說了算。[4-25]該年年底鄧小平受到批判時，胡耀邦正在為各研究所任命新的行政領導，政治氣候一變，任命進程也隨即停了下來。

在制訂中國科學院的整頓計劃和為成立單獨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制訂計劃的同時，胡耀邦還根據鄧小平的指示，著手制訂了一個由中國科學院牽頭的十年科學規劃。由於倉促上馬，胡耀邦主要利用了1956年批准的現成的十二年規劃（1956年–1967年）。新規劃的第一稿於8月11日完成，即胡耀邦召開一系列中科院研究所會議之前。它肯定了建國後前17年（1949年–1966年）取得的進步，在這個時期大約培養了15萬名科技專家，但後來他們都被「四人幫」打成「資產階級」科學家。文件的起草人為表明政治立場，引用了1962年毛澤東說過的中國要繼續搞階級鬥爭的話，但文件的重點是為促進「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提供穩定的工作條件。[4-26]規劃說明了當前農業、工業和國防急需的技術，也談到了發展尖端技術的戰略，如計算機、鐳射、遙感、仿生學以及在核能、粒子物理和其他領域的基礎科學研究。[4-27]

鄧小平在審閱文件時擔心毛澤東的反應，他指示胡耀邦和其他起草人把分散引用的毛主席語錄集中在一起，以清楚表明文件遵循了毛的總的觀點。他對撰稿人說，要肯定前17年的成績，同時要少談後來的問題。鄧小平還說，文件的篇幅也要壓縮。

鄧小平讓胡喬木負責修訂工作。胡喬木在8月26日給起草人寫了一份有關鄧小平的意見的說明，然後監督了修訂工作，他希望最後的文件能夠更符合毛的口味。9月2日完成的第四稿不再提前17年取得的科學進步，改為講建國後整個26年以來取得的科學進步，這樣就避免了批評文革。文件宣佈，要在2000年實現「毛主席提出的四個現代化」，趕上甚至超過世界科技水平。文件還說，科學工作者要繼續自我改造，與工農相結合。行動部分具體說明了科學家要在基礎研究方面帶頭開創新的科研領域，這是他們支持四個現代化的使命的一部分。報告最後宣佈，為了實現毛主席的目標，需要大批受過高等教育的傑出科學專家。文件指出，雖然不能說什麼都是外國的好，但如果適合於中國，就要以開放的心態向外國人學習。[4-28]

在9月26日討論該報告的國務院會議上，胡耀邦講話時，鄧小平不斷插話。胡耀邦講到追上世界科技水平時，鄧小平強調說，對中國目前的水平還是要謙虛一點，因為我國在科學技術上落後於其他國家太多。鄧小平一再插話，反映了他要振興中國科學的熱情——他一再說，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關鍵一步。鄧小平強調，要支持真正優秀的少數科學家，不要在意他們性情怪僻。解決他們的住房和其他一些生活問題很重要：他們的孩子要送進好的托兒所，還在農村的配偶都應當允許調到北京。鄧小平說，1950年代他在蘇聯時就瞭解到，蘇聯的原子彈的基礎工作就是由三位只有三、四十歲的年輕人完成的。鄧小平批評說，相比之下我們並沒有善待傑出的半導體專家黃昆，如果北京大學不用他，可以讓他來半導體所當所長，給他配黨委書記支持他的工作。

鄧小平接著說，雖然他的法語和俄語說得都不好，但中國的科學工作者必須學習外語，以便能夠閱讀國外文獻。他們也要學習科學理論，如果不懂數理化，不管有什麼文憑都沒有能力搞科研。他還替那些在文革中挨批但仍堅持做研究的科學工作者辯護，說他們「比佔著茅房不拉屎的人，比鬧派性、拉後腿的人好得多」。[4-29]

鄧小平批評說，有些人甚至不敢提「專」字。在他看來，國家應當愛護自己的專家。中國要在工廠引進自動化，要支持能夠從事這項工作的科技人員。他知道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批判仍在持續，因此強調說科技人員也是勞動者。他指示說，十年科學規劃經過修改後要送交毛主席和政治局委員。[4-30]

鄧小平很少像在這次科學會議上那樣激動。他不但不時插話，而且大力主張科研必須在四化中起帶頭作用。但是他又認為，為了發揮這種帶頭作用，不必進行全面整頓。[4-31]科技部門的45,000名幹部不需要像一些人建議的那樣全部調動，只動其中的5,000人就夠了。關鍵是各級領導班子。那些一不懂行、二不熱心做事的人，為什麼還要保留他們的職位？為什麼不能提拔知識水平高的人當研究機構的領導？挑戰是艱巨的，關鍵要依靠四十出頭的科技人員和領導幹部，以及那些年齡更大、在文革前受過教育的人。他說，在中國的教育系統中一些大學只有西方中學的水平，它所面對的危機將阻礙整個現代化工作。[4-32]

胡喬木在9月28日把鄧小平的講話吸收進了第五稿。報告必不可少地歌頌了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但也大膽宣佈政治理論不能代替科學。毛澤東第一次看到的就是這個第五稿。恰恰是在這時，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應毛澤東之邀來北京看望他。毛向侄子表示，他對鄧小平及其在清華大學的整頓工作有意見。毛澤東對科學規劃也很惱火。他的怒氣集中在一句話上：「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是胡喬木在最後一稿加進去的。毛澤東堅信，他從來沒有說過這種話。[4-33]

此時，鄧小平發展社會科學的規劃也有了成果。他本人很重視振興自然科學，但他也同意要為哲學和社會科學注入新的活力。儘管這個領域深具政治敏感性，鄧小平仍大膽提出，社會科學十分重要，需要成立一個單獨的社會科學院。1975年8月30日，在鄧小平的支持下，胡喬木發佈了成立中國科學院哲學和社會科學部的「國務院第142號令」。胡喬木在這個文件中提出成立一個獨立的科學院的計劃，此即後來的中國社會科學院。鄧小平還宣佈，社會科學研究機構要逐漸恢復出版專業刊物，為了給他們的工作打下理論基礎，首先要辦一個面向非專業讀者的綜合性刊物。為了減少受「四人幫」和毛澤東批評的風險，鄧小平指示說，雜誌採用的稿件一律送政研室審查，以避免一切有可能激怒激進派的言論。胡喬木在創辦刊物的請示信中採取了預防措施，宣佈刊物將遵循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

胡喬木在10月4日完成了有關哲學和社會科學工作的請示報告，鄧小平在次日便把它送交毛澤東。毛在10月6日批准了文件，包括出版第一期新雜誌《思想戰線》。很快又召開了研究這個雜誌的座談會。但是10月25日鄧小平在政治局會議上受到批評後，出版雜誌的計劃戛然而止，那些文章從未面世。胡喬木想繼續落實這個計劃，但政研室受到毛的壓力，不得不在1976年1月17日宣佈它不再承擔指導哲學和社會科學的工作。[4-34]恢復中國社會科學這項大事業還沒有真正起步就流產了。

 

文藝界的小「百花齊放」

鄧小平在促進文化領域的任何變化時都要特別小心，因為毛澤東在對文藝工作的控制上特別敏感善變。文革期間，毛澤東讓江青嚴密控制著一切文化活動：除了她的樣板戲之外不允許上演其他任何劇目。所有雜誌也基本上全部停刊，只有很少的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得以出版。書店裏只賣《毛選》、革命英雄故事、為數不多的教科書和少量初級技術教材，書店門可羅雀。很多知識分子被下放到「五七幹校」接受改造，在那裏參加勞動，學習毛澤東思想，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他們沒有機會讀小說和故事。

但是，易變的毛澤東在1975年覺得小說戲劇的創作太少了，他對鄧小平抱怨說：「樣板戲太少，而且稍微有點錯誤就挨批。百花齊放沒有了。別人不能提意見，不好。怕寫文章，怕寫戲，沒有小說，沒有詩歌。」[4-35]得到毛的允許後，鄧小平立刻印發了毛的指示並在黨內傳達。知道自己不熟悉文藝工作，鄧小平當天——就是7月9日——便把政研室裏老資格的人召集起來開了個會，讓他們搜集文化、科學和教育領域的出版物，以搞清楚能在多大程度上落實毛澤東的「雙百」方針。他們的判斷是文化生活死氣沉沉，這就為有限擴大可以允許的文化活動範圍鋪平了道路。[4-36]

在向鄧小平抱怨文化缺乏活力的幾天以前，毛澤東讓秘書交給政治局一封信，宣佈要釋放周揚——他在文革以前相當於中國的文化沙皇。毛說：「久關不是辦法。」周揚的妻子於7月12日得到了丈夫獲釋的消息。很快，受到周揚牽連的很多著名人士也被釋放。幾天以後毛澤東對江青說，他希望看到文藝工作有更大的創作空間，對作家要寬宏大量一些。他表示，作家有思想問題，要本著「治病救人」的態度做工作。[4-37]

但是，毛澤東仍然讓「四人幫」掌管著中宣部、文化部、解放軍總政治部、《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這些文化機構。實際上，從1975年7月起，他讓「四人幫」和鄧小平來回拉鋸。「四人幫」對任何批評毛澤東的言論，無論是公開的還是隱晦的，一向十分警惕；鄧小平則在胡喬木的支持下推動了一場小規模的「百花齊放」。他和胡喬木對毛澤東允許放寬活動範圍的任何暗示都不放過，會隨即採取行動，同時小心翼翼地避免出軌，以防引起毛的注意。

因此難怪周揚的獲釋繼續成為雙方衝突的根源。毛澤東在7月27日宣佈，周揚的問題不是敵我矛盾，沒那麼嚴重。鄧小平在第二天就把毛的話四處傳達。可是「四人幫」仍然想方設法阻止完全恢復周揚的工資和職務。在這場拉鋸戰中，江青還阻撓周揚得到參加國慶慶典的特別邀請。毛澤東後來得知此事，氣憤地表達了不滿。[4-38]

另外一些小衝突因電影而起。胡喬木碰巧看到一些文件，表明「四人幫」在壓制一部對工人和某些老幹部——特別是令江青討厭的余秋里——進行歌頌的電影。胡喬木於是授意電影劇本的作者給毛澤東寫信，請求批准電影的發行。他還為作者出謀劃策，讓他寫信時不要感情用事，要字字有據，不要偏激，以便讓人覺得這部電影確實應該得到公演。劇本作者接受了胡的建議，他在信中表示，他完全是遵照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教導來創作這部電影的，電影表現了工人作出的貢獻，工人們為此感到自豪，他們很喜歡這部電影。[4-39]

擴大文藝自由的一大突破就發生在7月25日毛澤東看了這部名為《創業》的電影之後。該電影歌頌了開發大慶油田的余秋里和一批工人，他們長久以來一直受到毛的讚揚。胡喬木估計，既如此，毛應該會對該片有好感，於是指示收集有關材料。7月25日，剛做完眼部手術而視力大為改善的毛澤東看了電影，心情不錯。[4-40]他因口齒不清，便寫了幾行潦草的大字，每頁有五到十二個字，一共寫了六頁。他寫道：「此片無大錯，建議通過發行。不要求全責備。而且罪名有十條之多，太過分了，不利調整黨的文藝政策。」

第二天鄧小平正在主持政研室開會時接到了毛的信。他中斷開會，把信大聲讀了一遍。毛在信中說，文化部太粗暴，連這樣的好影片也不許放映，還有什麼「百花齊放」？鄧小平很快就把這封信公之於眾，讓文藝界大受鼓舞。自文革以來，這還是「四人幫」的文藝政策第一次受到公開批評。胡喬木關心的是繼續得到毛的支持，因此告誡劇本作者不要誇耀自己的成功；他還建議作者的妻子給毛澤東寫一封感謝信。[4-41]

鄧小平不失時機地利用了這一突破。他批准了另一封致毛澤東的信，內容有關根據小說《海島女民兵》改編的電影《海霞》。後來，胡喬木和鄧力群、甚至鄧小平本人都幫助作者和作曲家給毛澤東寫信，讓他同意擴大文藝創作的自由，在一些事上他們也確實取得了成功。

魯迅被公認為20世紀中國最偉大的作家，毛澤東十分崇敬魯迅也是眾所周知的，然而江青在1970年代卻對出版魯迅的書信之事橫加阻撓。在1975年秋天，魯迅之子周海嬰根據胡喬木的建議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請求他准許出版父親的著作。胡喬木把信交給鄧小平，由他轉交毛澤東。毛回信說：「我贊成周海嬰同志的意見。請將周信印發政治局，並討論一次，作出決定，立即實行。」到1981年時，包括註釋在內的16卷《魯迅全集》得以全部出版。[4-42]

在1975年7月之後的幾個月裏，毛澤東對文化生活的支持使「四人幫」退居守勢。王洪文正在上海和浙江安撫造反派。姚文元被派到上海後發牢騷說自己與普通市民無異，「擠公交車上班」。[4-43]江青仍在北京，但她被管得很嚴，無法阻止人們接二連三地請求毛澤東增加文化作品的供給。

雜誌恢復出版的速度要比小說慢一些。已於1966年停刊的《人民文學》雜誌在1975年夏天宣佈即將復刊。不難預料，「四人幫」試圖阻止《人民文學》復刊，未能得逞後他們又試圖對雜誌的內容盡量施加影響。鄧小平領導著《人民文學》與「四人幫」的鬥爭，但他在10月上旬開始受到批評後，保守的文化部又佔了上風。1976年1月《人民文學》第一期出版時，鄧小平已經控制不了它的內容了。[4-44]

 

周榮鑫恢復高等教育的努力

1975年夏天，鄧小平和他的教育部長周榮鑫等人果敢地開始著手恢復中國的高等教育。文革期間仍在開課的大學寥寥無幾，而它們也不再是真正的高等教育機構。毛澤東在1968年7月21日就作出指示，大學的學制要縮短，要從工人農民中招收學生，學成後還要回到生產第一線。1970年6月又宣佈，要讓工農兵而不是學術人員管理大學。大學都要建校辦工廠，讓學生能夠用一部分時間在工廠勞動。1971年8月13日又發佈正式規定，上大學要通過推薦而不是考試。[4-45]這些改變對中國高等教育造成了嚴重破壞。美國科學家在1973年5月訪問過中國一流大學北京大學後的結論是，該校的科學教育大體相當於美國初等技術學院的水平。[4-46]

鄧小平知道毛澤東和其他激進派很難反對開辦軍事院校，部分是基於這一點，他開始恢復高等教育。在文革期間，中國最好的軍事科技大學——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的很多人被調往長沙加入長沙工學院，以提高該校水平。[4-47]甚至在普通院校恢復正常工作之前，少數有學術前途的知識分子就已經被允許進入這所學校和其他一些軍事院校，理由是他們的研究與軍事有關。

其他大多數知識分子的處境卻很嚴峻。1972年尼克遜訪華後不久，北京大學的行政領導周培源應邀向周恩來彙報中國的科學現狀。周培源鼓起勇氣說，中國在所有32個科學領域都已經大大落後。[4-48]此外，隨著毛澤東在1974年元旦開展「批林批孔」運動，學者們恢復正常工作的一線希望也化為泡影。[4-49]科學的進步仍然有待來日。

周恩來在1974年12月與毛澤東談話回京後，又燃起了恢復高等教育的希望。在這次會面時，他答應讓「四人幫」的人負責文化體育部門，但竭力爭取讓他推薦的人選周榮鑫主管教育，並且得到了毛的批准。周榮鑫過去與周恩來沒有什麼關係，他大部分時間都在從事黨務工作，但是他上過延安的抗日軍政大學，1961年短期擔任過教育部副部長。他在任教育部副部長時開始擬定真正的大學教育計劃，但並未得到毛的批准，第二年他的計劃便無果而終。

1975年1月擔任了教育部長後，周榮鑫在周恩來和鄧小平的支持下，再次計劃恢復高等教育。[4-50]為了減少毛澤東提出反對的風險，他謹慎地重申政治學習的重要性，包括學習馬列主義和毛主席有關教育的教導。但是他也試圖進行真正的改革。從5月到9月，教育部根據周榮鑫的指示，主持召開了多次討論教育工作的座談會。教育部還出版了一個刊物《教育革命通訊》，周榮鑫借此向在高等教育方面真正有經驗的人表達自己的看法。[4-51]他大膽指出，工農兵學員在大學裏上一年學，不可能學到過去的學生在三年裏學到的東西。他還大膽地說，工農兵學員上完大學後再回到原來的工廠或農村，無法滿足國家對受過培訓的幹部和科技專家的需要。[4-52]

鄧小平完全支持周榮鑫。他在9月26日的講話中說，所有的現代化國家，不管是什麼社會制度，都需要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人員，但中國的大學卻下降到只有其他國家的中學的水平。一年以前，美國大學校長代表團小心翼翼地對鄧小平說，在他們看來中國的高等教育存在嚴重問題。令他們大感意外的是，鄧小平回答說，他完全同意他們的看法，他希望他們把這種觀點也講給黨的其他幹部聽一聽。[4-53]

在9月27日至10月4日的農村工作座談會上，鄧小平再次談到要改進中國的高等教育機構。他說，為了響應毛主席實現四個現代化的號召，國家需要受過高等教育的幹部。他還說，大學的主要任務是教學，為了讓教師好好教書，必須改善教師的地位。[4-54]這些話在幾年之後聽起來也許像是常識，但是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鄧小平是很有勇氣的，他冒著讓毛澤東發怒的風險。

鄧小平在1975年甚至建議，學生不必中斷學業參加兩年勞動就可以直接從高中升入大學。實際上，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美籍華人李政道在1972年10月會見周恩來時就提出過這種建議；1974年5月30日李政道向毛澤東提出這個建議時，毛澤東甚至也表示同意。然而，1975年11月，這個當時被稱為「周總理指示」的想法卻成了批判鄧小平想重新使用「走資派」、「刮右傾翻案風」的理由之一。[4-55]只要毛澤東還在人世，鄧小平是無法實現讓大學恢復正常教育這一目標的。

同時，周榮鑫在鄧小平的鼓勵下開始起草一份指導教育政策的文件。11月12日文件第三稿完成時批鄧已經開始，但草稿的基本要點並沒有變：對於從1949年到1966年上學的人，他們所受教育的價值應當給予肯定（不應把他們劃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應當恢復專業化的高等教育，高中和大學教育的時間應當延長；要提高教育的整體水平。兩天以後的11月14日，周榮鑫被叫到政治局會議上，他的建議受到了猛烈批判。[4-56]

對周榮鑫的批判甚至比對鄧小平的批判還要嚴厲。他在1975年12月不斷挨批，直到病倒被送進醫院。儘管如此，他仍被從醫院揪出來參加了五十多場批鬥會。最後，周榮鑫在1976年4月12日上午的批鬥會上昏倒並於次日黎明前去世，年僅59歲。[4-57]中國的教育改革也一時歸於沉寂。

 

將鄧小平撤職的前奏：1975年秋

晚年的毛澤東很少把時間用在治國的具體事務上，而是花大量時間沉溺於他所喜愛的文史之中，而且很留意其中的內容對當前政局的意義。1975年7月23日動眼部手術之前，他幾乎什麼也看不見，從1975年5月29日起，北京大學中文系的女教師蘆荻來給他讀古典小說，並且與他一起討論。蘆荻在8月14日記下了毛澤東對古典俠義小說《水滸傳》的評論，其中包括毛的這樣一種觀點：他認為梁山義軍的故事對當代也有意義。[4-58]毛的這個看法傳到了姚文元那裏，他便抓住機會和江青一起批判周恩來和鄧小平，說他們跟宋江一樣是喪失了革命熱情的投降派。[4-59]

鄧小平雖然察覺到了麻煩，但在8月21日的政治研究室會議上，他試圖使事態得到控制。他說：「就是文藝評論，沒有別的意思。」[4-60]然而毛澤東卻另有打算，他要讓辯論在群眾中大張旗鼓地進行。毛已經在擔心鄧小平會像周恩來一樣熱衷於解放對文革十分反感的大批老幹部。顯然，人們很難阻止毛澤東的疑心日重。[4-61]由於直接談論毛澤東死後鄧小平可能會如何對待毛的歷史遺產在當時還過於敏感，「四人幫」便採取間接手段，討論赫魯曉夫如何抹黑史太林。批鄧的人警告說，他最終可能變成中國的赫魯曉夫。既然鄧小平以「打擊派性」做幌子將造反派撤職，讓老幹部捲土重來，難道他們不會抹殺毛主席的威望，對毛主席和打擊過他們的造反派進行報復？

江青一直在尋找既能討好毛澤東又能批鄧的機會，她抓住了毛澤東評《水滸傳》所提供的機會。從8月23日到9月5日，《光明日報》、《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等報刊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告誡讀者《水滸傳》中的義軍領袖宋江是一個反面教材。江青也開始更囂張地指責鄧小平等人從事的整頓工作。9月15日，她利用一次大型會議（「全國農業學大寨工作會議」）進行了一個小時的惡毒攻擊。她借《水滸傳》指桑駡槐，指責一些高級幹部想架空毛主席。

然而，毛澤東在1974年秋天以後想實現安定團結，一直對江青加以限制。他覺得江青在大寨會議上胡鬧，話說得太過火。唐聞生把江青的講話稿交給毛澤東過目時，他說這個講話是「放屁，文不對題」，沒有允許它發表。他還讓江青以後少說話。[4-62]很多高級幹部猜測毛對不斷批判以前的造反派、繼續為老幹部平反已經有所不滿，但評《水滸傳》的運動當時還是平息了下來。

在這期間，周恩來也感到了評《水滸傳》運動的壓力，1975年9月20日他進手術室之前把自己關在醫院一個小房間裏，仔細閱讀了有關1931年他從事地下工作時一樁案子（「伍豪事件」）的錄音記錄稿，該案稱他涉嫌向國民黨送情報。[4-63]他在進手術室之前對妻子鄧穎超說：「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鄧穎超把他的話告訴了汪東興，請他轉告毛澤東。[4-64]看來周恩來就像毛澤東一樣，在生命的最後幾個月裏也很擔心自己在黨內的名聲。

 

關於清華大學的衝突：1975年秋

1975年7月23日動過眼部手術後，毛澤東開始閱讀以前無法閱讀的文件。他越看越覺得鄧小平走得太快，已經超出了恢復安定團結的範圍。[4-65]10月份毛澤東開始關注清華大學，他早在1969年就把「六廠兩校」——兩校是指清華和北大——樹為全國的樣板，因此心裏一直想著該校。文革早期曾經得到毛澤東支持的人在1975年一批接一批受到鄧小平的批評，毛一直忍著沒有發作。但是鄧小平在清華大學的事情上走得太遠了。[4-66]

鄧小平這一代政治領袖中沒有人上過大學，但是與毛澤東不同，鄧小平和他那個時代另一些聰明的共產黨人，如周恩來、葉劍英、胡耀邦和趙紫陽，本能地願意與知識分子相處，深信他們的幫助對現代化事業至關重要。鄧小平知道毛澤東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很敏感，但是他在其他領域的成功整頓使他對維持毛的支持有了信心，便在1975年末開始嘗試虎口拔牙：把整頓工作推向清華大學，儘管他知道毛澤東對那裏有著特殊的關心。

1975年清華大學的負責人包括黨委書記遲群和副書記謝靜宜，都是文革初期作為「工人宣傳隊」成員來到清華的造反派。遲群原是軍人，當過負責保衛中南海的8341部隊（「中央警衛團」）的政治部宣傳科副科長，在1968年被汪東興派到清華大學。這個鐵桿的造反派後來當上了大學黨委書記。他在清華的戰友謝靜宜從1958年到1968年擔任毛主席的機要秘書，毛一直用通常稱呼晚輩的方式叫她「小謝」。「小謝」後來被提拔為北京市委副書記兼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遲群和謝靜宜雖然有激進派的支持，但清華大學的知識分子都把他們視為難以忍受的意識形態狂。

鄧小平在1975年8月擴大整頓範圍時，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看到了希望。他過去是胡耀邦在共青團中的部下，在校內一些知識分子的鼓動之下，他於8月份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揭發遲群過著墮落的資產階級生活，毒化校園氣氛。劉冰在信中說，遲群既不看文件，也不接見外人，工作不負責任；他經常酗酒，發脾氣，辱駡別人，有時還大發雷霆，往桌子上摔杯子，男女關係上也很不檢點。劉冰向胡耀邦請教有什麼適當的渠道可以把信送給毛澤東，胡耀邦建議他先把信交給鄧小平。鄧小平馬上就大膽地把信轉給了毛澤東。

毛澤東既沒有答覆劉冰，也沒對鄧小平說什麼。可是遲群知道了這封信。他立刻召開黨委會，批判「清華的黨委內部支持修正主義路線的人」，即劉冰及其支持者。不久後劉冰又寫了一封信，把矛頭也指向謝靜宜。他說，身為黨委書記的遲群在謝靜宜的支持下，阻止在校內傳達鄧小平的講話和教育部長周榮鑫的指示（周榮鑫宣佈學生不必再用三分之一的時間從事勞動，要減少低學歷的工農學生的數量，把重點放在培養科技專家上）。李鑫等人勸鄧小平不要轉交劉冰的第二封信，因為毛澤東對兩間樣板學校十分敏感，然而鄧小平不為所動，還是把信轉給了毛澤東。[4-67]

10月19日，毛澤東把李先念和汪東興等人叫去開會，卻沒有叫鄧小平。主席對他們說，劉冰「信的動機不純，想打倒遲群和小謝。信中的矛頭是對著我的⋯⋯小謝在1968年是帶三萬工人進清華大學的」。毛澤東問，劉冰為何不把信直接交給他，還要讓鄧小平轉交？他讓他們「告訴小平注意，不要上劉冰的當」。[4-68]根據毛的指示，鄧小平在10月23日主持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了毛的指示。北京市委的高官又把毛的指示傳達給了清華大學黨委。

也就是在這時，毛澤東注意到了〈科學院工作彙報提綱〉十年規劃第五稿中令他反感的引文。這個提綱引用毛的話說，「科學技術是生產力」。毛看過之後說，他從來沒有說過這句話。他說，這樣說等於把科學技術看得和階級鬥爭一樣重要，他不能接受這種觀點。在毛看來「階級鬥爭是綱」。鄧小平被毛澤東叫去訓了一頓後，讓負責起草文件的胡喬木去查找出處。胡喬木經核對後發現毛澤東是對的——他從未說過那樣的話。胡喬木僅僅是從毛的著作中偶爾看到了一個類似的觀點，他作為編輯稍稍改動了一下措辭。[4-69]毛澤東允許鄧小平糾正文革造成的很多破壞，但他仍抱著遮羞布不放，相信「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現在鄧小平卻向這塊遮羞布動手了。假如毛澤東仍在世時鄧小平就敢篡改他的指示，打擊他在清華大學的寵兒，那麼毛去世之後，說不定他還能幹出什麼事來。

 

毛澤東的新聯絡員毛遠新：1975年10月–1976年4月

毛澤東對鄧小平不尊重其意見的疑心日益增長，同時他對自己的聯絡員「兩位小姐」（唐聞生和他的遠親王海容）的懷疑也有增無減。她們正在變得過於親近鄧小平。[4-70]毛說，她們就像「沉船上的耗子」。[4-71]毛澤東已屆風燭殘年，鄧小平正冉冉上升，不能再指望她們忠實於他這艘正在下沉的船了。確實，即使在失寵於毛澤東之後，鄧小平仍然不時與她們見面。[4-72]

由於1972年尼克遜訪華時唐聞生發揮過關鍵作用，因此當朱麗・尼克遜（Julie Nixon）和大衛・艾森豪威爾（David Eisenhower）在1976年元月1日至2日訪華時，毛澤東仍讓唐聞生擔任翻譯。[4-73]但這也是她最後一次給毛澤東做翻譯。幾周之前毛澤東已經開始依靠另一個聯絡員——他的侄子毛遠新（參見本書附錄〈鄧小平時代的關鍵人物〉）。

毛遠新成為毛澤東的聯絡員時已經是一個成熟的、富有經驗的幹部，熱衷於執行毛的指示。他在前往新疆（他父親成為烈士的地方）參加1975年9月30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成立20周年慶典的途中，於9月27日在毛澤東的北京住所暫住。像往常一樣，他向伯父詳細彙報了東北的情況。他說那裏有兩派意見，一些人認為文革是七分成績，也有人認為文革是七分失敗。他說，否定文革的聲音甚至比1972年林彪死後周總理批極左的調門更高。

參加了新疆的慶典後，毛遠新回東北花一周時間處理自己的事情，然後便到北京當上了伯父的專職聯絡員。毛遠新對伯父心存敬畏，與之有相同的激進觀點。作為一名有經驗的幹部和毛澤東的侄子，他的聯絡員角色要比「兩位小姐」權威得多。在毛澤東部署幾乎每天開展的批鄧運動時，他也比她們發揮了更加積極主動的作用。

一些擁護鄧小平的人後來說，是毛遠新使毛澤東對鄧小平起了疑心。例如，他讓毛澤東注意到鄧小平在毛已經批准的文件下發前對其所作的一些改動。其實毛澤東在毛遠新到來之前就已經對鄧小平起了疑心。[4-74]還有一些幹部確信，毛遠新在傳達毛的指示時塞進了他自己的一些觀點。

不論是否如鄧的擁護者所說，是毛遠新將毛鄧之間的問題升級，毛遠新確實抱持激進觀點。1974年底他在遼寧時就與遲群有過一段合作，兩人一起推廣「朝陽經驗」，目的是向學校提供適合培養農村幹部需要的教材，以此進行思想政治教育。[4-75]因此，毛遠新本人也同意遲群認為思想教育在清華大學很重要的觀點；他像遲群一樣，反對劉冰、鄧小平和周榮鑫重視學術質量的新做法。

 

毛澤東發動批鄧：1975年11月

鄧小平意識到了毛澤東對他的工作日益不滿，於是在10月31日請求與毛澤東見一面。毛第二天便接見了他，批評他支持劉冰。[4-76]但是毛澤東也給了他一些安慰。鄧小平請求毛澤東對過去幾個月中央委員會的工作作一個評價，毛說「對」。這等於承認了整頓的成績。[4-77]毛澤東在過去兩三個月與江青的幾次見面中依然一如既往地支持鄧小平，因此鄧小平雖然明知有一定風險，仍對毛的繼續支持抱有希望。然而事與願違，他高估了自己在未來幾周內能從毛那裏得到的支持。

毛遠新第二天見到毛澤東時，向他的伯父彙報說，鄧小平很少談文革的成績，很少批判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也幾乎不曾稱讚以周恩來作為主要對象的批林批孔運動。毛遠新說，鄧小平幾乎不提階級鬥爭，只抓生產。最後，也是最令毛澤東擔心的，他對伯父說，鄧小平有恢復文革前的體制的危險。[4-78]毛澤東與侄子這次見面後，鄧小平和毛澤東之間的緊張迅速加劇。

鄧小平數次試圖單獨面見毛澤東「向他請示」，但是在11月1日見面之後，毛澤東總是拒絕見他。如果鄧小平只在私下裏對他說擁護文革，那麼在毛去世之後鄧小平可以否認自己說過的話。看過相關文件的黨史專家相信，毛澤東想讓鄧小平擁護文革的話被別人聽到，或是寫成白紙黑字，這樣鄧就無法公開否定文革了。例如，當毛澤東在11月2日與毛遠新見面時，他讓毛遠新當天去見鄧小平，在另外兩個幹部在場的情況下把他的意見轉告給鄧小平。

雖然鄧榕沒有記下日期，但她講述了父親在家裏與毛遠新的一次會面，此事很可能就是發生在那個晚上。[4-79]她寫道，一天晚上，毛遠新奉毛澤東之命來到她家與鄧小平談話。她不清楚他們關起門來單獨說了些什麼，但她敢說毛遠新是「來者不善」，父親則是「絕對不會動搖」。據她判斷，「父親和毛遠新這次談話並不愉快。毛遠新走的時候，父親沒有送客」。[4-80]據說，毛遠新剛擔任聯絡員時，對鄧小平等黨內老幹部多少有些缺乏自信。但是當他講話時有毛澤東在背後全力為他撐腰，他便底氣很足。不難想像，鄧小平為自己取得的很多個人成就而自豪，他堅信自己是正確的，不願意肯定文革，對於這個年齡小他一半的人對自己說三道四自然不會有好感。

毛澤東指定了另外兩個人——汪東興和陳錫聯——在第二天跟毛遠新和鄧小平一起開會，他們對文革都持有和毛一樣的觀點。鄧小平知道毛遠新會向主席彙報，但他並沒有動搖。他直截了當地表明了自己的觀點：「按你﹝毛遠新﹞的描述，是中央整個執行了修正主義路線，而且是所有領域都沒有執行主席的路線⋯⋯這個話不好說。⋯⋯我主持中央工作三個多月是什麼路線，⋯⋯全國的形勢是好一點，還是壞一點⋯⋯是好是壞實踐可以證明。」鄧小平知道自己會觸犯毛澤東，於是又加了一句，說他願意再作檢討。[4-81]

這次見面之後，毛遠新當天就向毛澤東彙報說，鄧小平沒有順從地接受批評。毛澤東對侄子說，馬上再開一個八人會議，原來的四個人（鄧小平、毛遠新、汪東興和陳錫聯），再加上張春橋（「四人幫」成員之一）和三名副總理——李先念、紀登奎和華國鋒，他們都是文革期間維持著經濟和政府工作的人。毛說：「不怕吵，吵也不要緊，然後政治局再討論。」此前毛澤東曾說過文革是九分成績，但他在準備這次會議時作一點讓步：鄧小平和其他幹部必須同意文革是七分成績，「﹝政治局會議﹞一次開不好，兩次，三次，不要急」。[4-82]

第二天，即11月4日，這個八人小組便召開會議，毛遠新當晚向毛澤東彙報了會議的結果。毛遠新要求鄧小平同意文革是成績為主，擁護繼續以階級鬥爭為綱，鄧小平卻不願向毛的侄子直接作出回答。毛澤東顯然對這種反應感到失望，不過他對侄子說，讓他們批評鄧小平不是為了撤他的職，而是要幫他糾正錯誤。毛還告訴侄子，要提醒「四人幫」成員之一的張春橋，這些談話的內容一個字也不要向江青透露，[4-83]因為她總是在伺機公開批鄧。毛遠新給伯父彙報完以後，毛澤東指示八個人繼續開會，他們也遵旨照辦。毛遠新在11月7日又向伯父彙報說，讓鄧小平作出讓步的事毫無進展。

毛澤東接下來採取的策略是逐漸增加開會的人數，使壓力層層加碼，直到鄧小平明確表示擁護文革。因而，他指示毛遠新召集政治局包括江青在內的全部17名成員開會。政治局成員要點名批評文化和科技部門那些支持鄧小平的人：胡喬木、胡耀邦、李昌和周榮鑫。鄧小平的女兒鄧榕說，打擊這些得到鄧小平支持的人是向鄧小平施加更大壓力的手段，因為他知道自己拒不讓步會給他的同道帶來大麻煩。如前所說，教育部長周榮鑫曾任浙江大學校長，長期擔任周恩來和陳雲的助手，他一直大膽直言要通過提高教育水平促進現代化，甚至提出要減少思想教育的作用。[4-84]因此，在11月8日進一步批鄧時，分管教育的張春橋對周榮鑫說，他必須就鼓勵學生只管學習、忽視政治鬥爭的行為作出檢討。

在政治局開會批評鄧小平及其同道的同時，鄧小平的擁護者因其所持的精英教育觀點也受到了公開譴責。當時鄧小平還沒有被公開點名，但是在11月13日，由於毛澤東對鄧小平在前幾次會上不作回答很不滿意，於是給政治局下達書面指示，要他們對鄧小平進行「幫助」。

兩天以後，鄧小平敏銳地覺察到毛澤東的批評的嚴重性，而且他很可能十分清楚毛對王洪文不再抱有希望，因此給毛澤東寫信，建議讓已在浙江完成工作的王洪文代替他領導中央的日常工作。毛澤東當晚就作出了答覆，他說，還是要由鄧小平繼續主持會議。他沒有再讓王洪文恢復以前的工作，兩個月以後他任命華國鋒擔任了國務院代總理並主持中央工作。

11月16日和17日，政治局再次開會批評鄧小平及其在教育和科技領域的主要擁護者。像周恩來一樣，鄧小平無奈地遵照毛的指示，主持召開了批判自己的會議。毛遠新作了關鍵發言，他批評鄧小平不執行毛主席關於肯定「文化大革命」和階級鬥爭的指示，沒有遵循毛澤東的教育方針。當時也被允許到會的江青及其激進派盟友加入了批鄧的合唱。鄧小平除了作為會議主持必不可少的三言兩語以外，幾乎一言不發。他讓批他的人說完後，把同樣受到批評的人——胡耀邦、胡喬木、周榮鑫、李昌和劉冰——也叫到會上來，讓他們說明自己的立場。[4-85]但是，當會議結束要進行總結發言時，鄧小平卻推辭了，他說自己聽力不好。

批鄧的進程在11月的上半月迅速升級，於11月20日達到了頂點，這時的討論已經轉向對文革的全面評價。按照毛澤東的指示，鄧小平再次主持會議。鄧小平很少徵求別人的意見，但是在召開這次會議前的幾天，面對不斷的壓力，他去徵求了周恩來、葉劍英和陳雲的意見。他要力爭以毛澤東最不會反對的方式避免肯定文革。他按紀登奎的建議說自己在文革期間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4-86]毛澤東本人在幾周前提到過陶淵明〈桃花源記〉中的這句隱喻。然而鄧小平這種自作聰明的迴避術並不能讓毛澤東滿意，他要的是對文革的明確肯定。毛澤東和鄧小平都走進了僵局。

四十多年來，鄧小平對毛澤東一直是有令必行，毛喜歡聽什麼他就說什麼。他在文革中成了批判對象，自己的長子跳樓致殘，他對文革無疑抱有強烈的反感，但是長久以來他一直把個人感情與國家大事分開，無怨無悔地聽從毛的命令。那麼，既然他很清楚毛的意圖，為何現在非要拒不服從呢？鄧小平知道，毛的身體一日不如一日，已經不能再像過去那樣操控大局於股掌，事實上他已經來日無多。但是，答案還要從鄧小平對中國未來需要的評估中找。薄一波後來說，如果鄧小平肯定文革，他就無法進行整頓，無法做到「實事求是」，也無法實行新的改革政策，解放人們的思想。[4-87]他會留下擁護過去錯誤政策的紀錄，使他無法去做他認為推動國家前進必須做的事。一些被他撤職的造反派也會捲土重來，使他的工作變得更加艱難，尤其是在教育和科技領域。假如他能在毛澤東死後獲得一定的統治權，他需要與階級鬥爭劃清界線，繼續他的整頓政策，使那些在文革中受過迫害、視文革為一場災難的人與他充分合作。

如果鄧小平聽從周恩來或陳雲的勸告，他就要屈服於毛的壓力，這也許能避免他下台，但是鄧小平沒有屈服。據鄧榕回憶，當父親在年初開始大力進行整頓時，他已經估計到有可能挨批和丟官，他已經作好了精神準備。[4-88]儘管鄧小平在當時處境艱難，前途未卜，但到1977年重新上台時，他在1975年與毛澤東劃清界線、拒不讓步的做法卻為他提供了更大的活動空間。

毛鄧兩人都劃出了自己的底線，但是在準備11月24日政治局的「打招呼會」時，他們的行動仍然有所節制。毛澤東很清楚在鄧小平領導下1975年所取得的巨大進步。他本人也贊成鄧小平做的很多事情。他知道，在恢復安定的能力上，沒有人能比得上鄧小平，況且他也沒有替換鄧小平的更好人選。此外，福特總統（Gerald Ford）就要在12月1日至5日訪華，周恩來重病在身，鄧小平上個月還與基辛格一起為福特的訪華作準備，毛澤東不知道還有哪個熟悉外交的領導人能夠在美國支持臺灣、拖延承認中國、與蘇聯搞緩和這些敏感問題上巧妙而強而有力地表達中方的觀點。

在12月初與福特的第一次會談中，鄧小平借用古典名著《三國演義》中的故事，比喻美國對蘇聯讓步太多的危險。他說，魏王曹操打了勝仗之後，大將軍呂布願意為他效勞，可是曹操疑心呂布不忠，說他「譬如養鷹，饑則為用，飽則揚去」。[4-89]換言之，滿足蘇聯的要求從長遠看是沒有用的，因為它的需要一旦得到滿足，它還是會追求自己的利益。

毛澤東在會見福特時說，中國論武器裝備打不過蘇聯，只能放放空炮，「如果說到罵人，這種本事我們倒是有一點」。[4-90]為了向鄧小平施壓，毛讓江青及其激進派盟友充分施展了「這種本事」。鄧小平知道毛澤東仍然掌握著決定他命運的大權，他必須與那些仍然敬仰毛澤東的幹部共事，儘管文革造成了許多錯誤。由毛澤東準備講稿、仍由鄧小平主持的定於11月24日召開的會議，是要提醒老幹部牢記黨的正確路線。鄧小平在會議召開的三天前給毛澤東寫信，就如何主持這次會提出了具體建議。毛在第二天就批准了他的建議。毛還指示說，也要請一些中青年幹部，他們也要對路線方針有正確的理解。但是毛鄧兩人都知道，大多數「中青年幹部」都是過去的造反派，他們在會上會對鄧小平施展「罵人的本事」。但是毛澤東隨後又改了主意，他在第二天指示說，不必急著給中青年幹部打招呼，這可以等到以後的會議再做。[4-91]此時毛澤東仍然不想開足馬力批鄧。

11月24日的「打招呼會」有130多名高級幹部參加，聽取毛澤東關於如何「避免犯新的錯誤」的指示，也就是說，如何終止對鄧小平的施政路線的追隨。根據毛澤東對會議的指示，鄧小平大聲宣讀了毛的信。毛在信中批評劉冰想搞掉遲群和謝靜宜，他說，劉冰的信其實是沖著支持遲群和謝靜宜的我來的。他沒有點鄧小平的名，但是劉冰的信是由鄧小平轉給毛澤東的，因此開會的人顯然知道這是在批鄧小平。會議要求鄧小平對毛的信作出答覆，鄧小平想找一條脫身之計，既不肯定文革，又服從毛的指示。他說：主席希望幹部對文革有一個正確的態度；主席說，以階級鬥爭為綱是黨的基本路線。[4-92]事實上他只承認了毛主席說的話就是黨的政策，但並沒有說自己同意這些話。〈打招呼的講話要點〉經毛澤東批准後，於11月26日下發給了全國高層黨政軍幹部。文件雖然沒有點鄧小平的名，但是看文件的人都清楚，他遇上了大麻煩。[4-93]

 

擴大批鄧：1975年12月–1976年1月8日

11月26日下發了24日會議的講話要點之後，政治局又在兩個月內召開了一系列會議，批判鄧小平的「右傾翻案風」，這是指他允許太多的老幹部恢復工作的做法。毛澤東繼續讓鄧小平主持以他作為主要批判對象的會議。鄧小平在會上除了宣佈「開會」、「散會」外，就靜靜地坐在那裏聽憑江青及其激進派大肆攻擊他和他的政策。《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等媒體隨即也展開了批判。在這場批判中，堅定擁護鄧小平的「四大金剛」（胡耀邦、萬里、周榮鑫和張愛萍）都因為支持鄧小平的「右傾翻案風」受到批評。國務院政研室以及在那裏工作的老幹部，包括胡喬木、鄧力群和于光遠，也因他們支持鄧小平這一錯誤在批判會上挨了批。[4-94]

12月18日，毛遠新把批評鄧小平、周恩來和葉劍英的材料交給他的伯父，這是10月份以來他在遼寧省委、上海市委和清華、北大的幫助下搜集整理的，激進派在這些地方有著雄厚的基礎。毛遠新還附上一份說明，請求允許下發這些材料，毛澤東立刻同意了這一請求。[4-95]兩天以後，這些材料下發給了黨內和軍隊的高層幹部。[4-96]鄧小平在同一天簡短地作了一個沒有書面紀錄的「口頭檢討」。[4-97]他說，他在1975年初恢復工作時，一些工業部門的生產停滯不前，派性嚴重。為了解決派性問題，他首先抓了鐵路，使問題很快得到解決。然後又以同樣方式抓了鋼鐵工業，使生產有了增長。他說，自己的失誤不是因為文革期間有八年沒做工作，而是由於他對文革的態度。他的檢討，正如他女兒所說，其實是在為自己的政策作辯護，他仍然認為這些政策是正確的。[4-98]

鄧小平希望緩和與毛澤東的關係，在12月21日給他寫了一封信，並且附上自己口頭檢討的紀錄，他說，這只是個初步的檢討，希望能夠得到主席的教誨。不出意料，毛澤東認為他的「檢討」太敷衍。他沒有作出答覆，而是擴大了批鄧運動。[4-99]1976年元旦一過，汪東興就讓鄧小平看由毛澤東批准的元旦社論。這篇社論說，抓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鄧小平知道毛澤東在等待什麼，他立刻動筆又寫下一份書面檢討，於1976年1月3日交了上去。他在書面檢討中重複了12月20日的話，僅僅補充說，自己有時不徵得主席的同意就宣佈政策。在後來受到江青等激進派批判的會議上，鄧小平堅持自己的立場，他寧肯受罰也不說中國要繼續以階級鬥爭為綱。周恩來在鄧小平交出檢討五天後去世，鄧小平很快就被華國鋒所取代。

 

會見基辛格和福特總統的插曲

在這期間，鄧小平曾被批准暫時從受批判當中脫身，因為他要跟基辛格、後來又跟福特總統談判。為了給福特總統訪華作準備，10月20日至22日，鄧小平與基辛格舉行了三天漫長的會談，就國際局勢交換意見。鄧小平幾乎沒有讓基辛格說開場白，就逼著他在關鍵問題上表態：你們賣多少糧食給蘇聯？你們給了蘇聯多少美國現代設備和技術？你們如何評價赫爾辛基會議（美國在這次會議上力促西歐與共產黨陣營搞緩和）？鄧小平然後講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和達拉第（Edouard Daladier）對希特拉（Adolf Hitler）採取綏靖政策的經驗教訓：由於英法兩國向希特拉最初的侵略示弱，導致了希特拉進攻西方。他奉勸說，為了阻止威脅，必須作出強硬反應，而現在美國卻在示弱。他說，蘇聯現要比美國和西歐加在一起更強大。蘇聯有兩個弱點：它缺少糧食和技術，而美國在這兩方面施以援手，幫它克服自己的弱點，這只會增加蘇聯攻擊的危險。[4-100]周恩來曾被指責為投降派，而當這次會談彙報給毛澤東時，他很難找到以同樣的眼光看待鄧小平的證據。

在與基辛格就全球問題舉行的漫長會談中，鄧小平不斷重提美國從越南撤軍後蘇聯形成的威脅。他在整個會談中一再向基辛格施壓，讓美國對蘇聯的威脅作出更強硬的反應，基辛格則試圖解釋美國在對付蘇聯的威脅上已經做了不少事。鄧小平儘管咄咄逼人，但並沒有超出外交禮節的範圍。

基辛格會見毛澤東時有鄧小平作陪。毛澤東像鄧小平一樣，也很重視美國不對蘇聯的挑戰作出適當回應的問題。基辛格在與鄧小平和毛澤東會談後寫給福特總統的報告中說，在訪華期間的會談中，暗含著一些可能讓美中關係降溫的麻煩，這跟中方感到美國面對蘇聯攻勢的退縮態度有關。基辛格認為，中方對美國的反應感到失望，打算依靠自己的力量對抗蘇聯。[4-101]

即使在漫長的會談中也能始終對會談內容保持高度專注，這正是鄧小平面對壓力時堅毅剛強的性格的一種體現。無論基辛格還是他的任何助手都沒有覺察到鄧小平當時正承受著來自毛澤東的沉重政治壓力。事實上，基辛格從會談的情況斷定，由於毛澤東病得不輕，無法過問具體的或持續性的工作，現在「鄧小平是關鍵人物」。[4-102]

11月4日，即鄧小平第一次在八人會議上挨批的當天，外交部長喬冠華召見美國駐京辦事處主任喬治・布殊，建議美方把福特總統的訪華行程推遲到12月份，但是美國要求訪問如期進行。中國在11月13日同意了原定的訪華日程。鄧小平是福特總統的主要東道主，在130多名高官參與的會議上受到批評一周後，他去機場迎接了福特的到來。鄧小平舉行了一次歡迎宴會、一次告別午宴，舉行了三次漫長的會談，並且陪同毛澤東會見了福特。

中方官員對福特的來訪並沒有太多期待。他們認為，面對蘇聯的壓力，尼克遜是個足智多謀的可靠領導人，而福特則軟弱得多，且剛上任，還沒完全從水門事件中恢復過來。尼克遜曾承諾在1976年與中國恢復正常邦交，他們在訪問前就知道福特不會把關係正常化的計劃提前。福特在外交事務上不像尼克遜那樣老練。鄧小平在第一輪漫長的會談中確實又向美國施壓，要求其對蘇聯採取更強硬的行動，他當時對福特說：「我不想冒犯閣下，不過在跟蘇聯打交道方面，我們也許比你們的經驗更多一些。」[4-103]就像六周之前他跟基辛格會談時一樣，他把他對蘇聯的看法又強調了一遍。他說，中國已經作好了單獨對抗蘇聯的準備，儘管中國很窮，缺少技術，但中國準備「挖地道」，「用小米」養活它的軍隊。鄧小平雖然不滿於美國向蘇聯示弱，但他並沒有表示中國要增加自己的軍費。

不過毛澤東和鄧小平對福特總統的態度要比六周以前他們接待基辛格時客氣得多。鄧小平對福特說：「我們相信只要保持交往⋯⋯我們的看法有分歧，有時甚至吵架，都算不了什麼。」除了在蘇聯問題上向美國施壓外，鄧小平還以其迷人且好辯的個性，敦促美國重視中美兩國的國家關係、貿易、文化交流和美國的對台政策。[4-104]鄧小平還發現，福特總統對國際事務的瞭解比他以為的要多得多，其反蘇態度也比他預料的要強硬得多。一周以後他對喬治・布殊說，他與福特會談的成果遠遠超出了他的預期。[4-105]

福特回國後，批鄧的會議也隨即恢復，但是美方一直無人覺察鄧小平受到了批判。福特訪華一周後，當鄧小平為已經結束美國駐京聯絡處主任的任期、就要返回美國的喬治・布殊舉行告別午宴時，布殊把這次午宴描述為「氣氛輕鬆愉快」。[4-106]

毛澤東於1975年12月2日會見了福特總統，這是鄧小平最後一次陪同毛澤東會見外賓，也是他最後一次見到毛。鄧小平被允許在1月1日會見尼克遜的女兒朱麗・尼克遜及其丈夫大衛・艾森豪威爾（David Eisenhower），次日又接見了由瑪嘉烈・赫克勒（Margaret Heckler）率領的美國國會代表團。[4-107]這也是鄧小平在1977年復出之前最後一次會見外賓。幾天後周恩來去世。

 

再次打入冷宮

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在10月25日向政治局傳達了毛對鄧小平的批評後，黨建、科技和文教領域的前進步伐立刻停頓下來。下級單位沒有立刻獲悉毛澤東對鄧小平的批評，但是幾周之後他們都感到，他們想讓上面同意作出一些改變的努力受到了阻礙。鄧小平在1976年1月便無力再為他們提供支持了。

從1975年5月到10月，鄧小平著眼於未來為黨建、經濟、科技和文化領域的長期進步打基礎的工作雖然被凍結，但並沒有死亡。1975年在他領導下制定的經濟計劃，仍然是1976年年度計劃和1976年至1980年第五個五年計劃的基礎。「四人幫」印發了「三株大毒草」並發動批判運動，讀過的人雖然不能公開讚揚，但它們在1977年卻變為三朵「香花」，成了未來幾年政治綱領的基礎。例如，成立獨立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計劃在1975年被終止，但在1977年得到了落實。政研室在1975年底變得死氣沉沉，可是它的很多研究人員在為1978年的三中全會和後來的改革撰寫文件中發揮了作用。

批鄧運動在軍隊中從未形成氣候。除了解放軍總政治部外，「四人幫」得到的支持微乎其微。在軍隊，最明顯的影響是批鄧放緩了讓文革中挨整的老幹部回來工作的進程，軍事院校恢復教學的工作也被推遲。但是1977年老幹部又開始返回軍隊，軍事院校也重新開課。[4-108]

鄧小平的下台在短期內對高等教育造成了顯著影響。提高教育水平和減少政治思想教育的計劃被中止，重建中國科學院的工作也失去了動力。得到允許的文藝活動的範圍大為縮小。作家、音樂家和藝術家又被潑了一頭冷水。

在政治領域，為黨的高級幹部平反的工作也放慢下來。鄧小平一些最親近的擁護者受到批判並被撤職，特別是胡耀邦和胡喬木。他們手下的幹部也丟了官職。

1975年毛澤東是有意願轉向安定團結和經濟發展的，但鄧小平的動作超出了他所能容忍的限度。毛澤東在生命的最後幾個月裏手中仍握有大權，他能收緊韁繩，能撤掉鄧小平或讓他受批判。然而，毛已經沒有精力或勢力去控制他手下幹部的思想了。從短期看，鄧小平是出局了。然而，他在1975年底對自己所支持的事拒不認錯，使他在1977年復出時擁有了一個十分牢固的起點。那時候，他將解凍他在1975年建立並推進的人事安排和工作計劃。

[4-1]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鄧小平在1975》（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頁202–203；于光遠：《我憶鄧小平》（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頁5。

[4-2]SWDXP-2, pp. 24–26.

[4-3]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537–540。

[4-4]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208。

[4-5]有關政研室的這一節的材料來自作者與政研室資深成員于光遠、政研室理論組黨組書記朱佳木的交談。另參見于光遠：《我憶鄧小平》。胡喬木的生平參見本書附錄〈鄧小平時代的關鍵人物〉。

[4-6]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213。

[4-7]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204–208。

[4-8]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212–213。

[4-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1975年7月13、18日，8月8日，頁69腳註；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213–215。

[4-10]這些會議分別召開於1975年6月29日，7月23日，8月26日，9月13、19、25、26日，10月10、14、24日，11月10、15日和1976年1月17日。

[4-11]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233–272；Frederick Teiwes and Warren Sun,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72–1976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7), pp. 324–339.

[4-12]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241–243。

[4-13]《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5年9月20日，頁102。

[4-14]SWDXP-2, pp. 41–44.

[4-15]關於兩份草稿的差別，見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265–266。

[4-16]關於兩份草稿的差別，見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252–256。

[4-17]關於兩份草稿的差別，見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5年12月25日，頁138。

[4-18]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242–243。對收入較高的地方作了一些讓步，允許它們有更多的支出。見頁239–241。

[4-19]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353–357。

[4-20]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353。

[4-21]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353–357。

[4-22]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222–224。

[4-23]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367。

[4-24]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364–365。

[4-25]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366–367。

[4-26]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374–380；于光遠：《我憶鄧小平》，頁68–70。

[4-27]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371–374。

[4-28]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381–386。

[4-29]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390。

[4-30]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390。

[4-31]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389–392。

[4-32]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390–392。

[4-33]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392–394；吳德：《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頁166–173；于光遠：《我憶鄧小平》，頁94–97。

[4-34]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226–232。

[4-35]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275。

[4-36]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282–286。

[4-37]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274–282、341。與江青的談話錄音，後經毛澤東作了一些修訂，收錄在1975年11月15日發表的談話中，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1998），第13冊，頁447–449。

[4-38]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343–346。

[4-39]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291–298。這封信的原文附於頁295–296。

[4-40]毛澤東的私人醫生李志綏講述過毛做眼科手術的背景，見Li, with the editorial assistance of Anne F. Thurston, 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 The Memoirs of Mao’s Personal Physicia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4), pp. 604–605.

[4-41]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296–298。

[4-42]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329–339。

[4-43]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273。

[4-44]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339–341。

[4-45]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471–473。

[4-46]這是美國國家科學院代表團的科學家得出的結論，作者是代表團成員之一。

[4-47]中央文獻研究室、湖南省委、湖南電視台製作的大型電視片《鄧小平十章》（湖南電視台，2004），第3集，《破冰》。

[4-48]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473–474。

[4-49]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477–478、495。

[4-50]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478–480。

[4-51]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480–482、488–490。

[4-52]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490–496。

[4-53]中國問題專家Merle Goldman與該代表團一起參加會見，她友好地讓我看了會談紀錄。

[4-54]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498；SWDXP-2, pp. 45–47.

[4-55]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581–582。

[4-56]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499–502。

[4-57]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499–502、506。

[4-58]對《水滸》事件更具體的描述見Merle Goldman, Chinese Intellectuals: Advise and Diss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4-59]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507–512；史雲、李丹慧：《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8卷：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從批林到批鄧（1972–1976）》（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頁577–580。按後一著作，是蘆狄而非毛澤東挑起了這一討論並記下了毛的觀點，是姚文元和江青而不是毛澤東發動了公開的辯論。但至少毛澤東允許了公開辯論的發生，並且知道它的政治含義。

[4-60]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512–517。

[4-61]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565。

[4-62]關於評《水滸》運動的各種記載，見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p. 363–374; Merle Goldman, “The Media Campaign as a Weapon in Political Struggle: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and Water Margin Campaign,” in Godwin C. Chu and Francis L. K. Hsu, eds., Moving a Mountain: Cultural Change in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79), pp 191–202. Barbara Barnouin and Changgeng Yu, Ten years of Turbulence: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93), pp. 283–285.

[4-63]Wenqian Gao, Zhou Enlai: The Last Perfect Revolutionary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07), p. 166.

[4-64]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512–517。

[4-65]2006年1月作者從一位瞭解毛遠新觀點的幹部那裏得知這是毛遠新的看法。

[4-66]對這場鬥爭的不同講述，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下冊，頁1753–1755；DXPCR, pp. 350-351；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p. 388–399; Jiaqi Yan and Gao Gao, Turbulent Decade: A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 pp. 471–473; 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404–407; 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560–563。

[4-67]史雲、李丹慧：《國史・第8卷》，頁406。

[4-68]《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754。

[4-69]《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754。

[4-70]這一節內容依據的是2006年1月作者對一位瞭解毛遠新立場的幹部的採訪，以及《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752–1758；DXPCR, pp. 350–355; 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p. 374–381, 399–410; 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560–579；史雲、李丹慧：《國史・第8卷》，頁592–598；《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5年11月1–28日，頁125–134。

[4-71]2006年1月對一名知情官員的採訪；另參見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 517.

[4-72]DXPCR, p. 361.

[4-73]《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年1月1、2日，頁139–140；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 516.

[4-74]1980年評價歷史問題時，陳雲、葉劍英等人擔心，如果結論是毛遠新只是簡單轉達毛的意見，會有損於毛的威望。最終毛遠新同意承擔影響毛澤東的責任，因此也得到了比較好的待遇。2008年12月對熟悉黨內文件的歷史學家的採訪。

[4-75]對「朝陽樣板」的討論，見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 340.

[4-76]這一節內容取材自作者2006年1月對一位看過很多有關檔案的黨史學者的採訪。

[4-77]DXPCR, p. 351.

[4-78]2006年1月對一位瞭解毛遠新狀况的幹部的採訪；《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754–1755；DXPCR, pp. 352–353.

[4-79]DXPCR, p. 362;《鄧小平年譜（1975–1997）》，僅提到這次來訪發生在11月初。

[4-80]DXPCR, p. 352.

[4-81]《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5年11月1、2日，頁1；《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755。

[4-82]《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755–1756。

[4-83]《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756。

[4-84]David S. Zweig, “The Peita Debate on Education and the Fall of Teng Hsiao-p’ing,” The China Quarterly, no. 73 (March 1978): 140–159.

[4-85]《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5年11月16、17日，頁31。

[4-86]《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5年11月20日，第131–132頁；DXPCR, p. 361。

[4-87]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下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下冊，頁1249。

[4-88]DXPCR, p. 366.

[4-89]Patrick Tyler, A Great Wall: Six Presidents and China; An Investigative History (New York: PublicAffairs, 1999), p. 226.

[4-90]Henry Kissinger, Years of Renewal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9), pp. 890–891.

[4-91]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574。

[4-92]DXPCR, pp. 364–365；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575–576；《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5年11月24日，頁132–134；2002年4月對唐聞生的採訪。

[4-93]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576–577；DXPCR, p. 365.

[4-94]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583–586。

[4-95]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第579–580頁；另參見吳德：《吳德口述》，頁194–199。

[4-96]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579–582。

[4-97]鄧小平的講話錄音仍保存在中央檔案館，這裏的講述是根據程中原的概括，而程中原的概括則是根據這一錄音的整理稿；《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年12月20日。〔經查年譜中無紀錄。—中文版編者註〕

[4-98]DXPCR, pp. 367–368.

[4-99]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571–579。

[4-100]鄧小平和基辛格的會談備忘錄，DNSA, CH00366, CH00367, CH00369, and CH00373, October 20–22, 1975.

[4-101]基辛格國務卿與毛澤東會談的分析和要點，DNSA, CH00368, October 22, 1975; 基辛格和毛澤東的會談紀要，DNSA, CH00372, October 17, 1975; DNSA, CH00398, December 3, 1975.

[4-102]基辛格國務卿與毛澤東會談的分析和要點，DNSA, CH00368, October 22, 1975; 基辛格和毛澤東的會談紀要，DNSA, CH00372, October 17, 1975; DNSA, CH00398, December 3, 1975.

[4-103]吉拉德・福特和亨利・基辛格與鄧小平會談備忘錄，DNSA, CH00398, December 3, 1975.

[4-104]毛澤東與福特的會談，DNSA, CH00395, December 2, 1975; 吉拉德・福特和亨利・基辛格與鄧小平會談備忘錄，DNSA, CH00396, December 3, 1975; DNSA, CH00398, December 3, 1975; 吉拉德・福特和亨利・基辛格與鄧小平會談備忘錄，DNSA, CH00399, December 4, 1975; 《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5年12月1日–5日，頁134–135；Kissinger, Years of Renewal, pp. 886–894; Tyler, Great Wall, pp. 215–219.

[4-105]喬治・布殊的報告，DNSA, CH00402, December 9, 1975.

[4-106]DNSA, CH00402, December 9, 1975.

[4-107]《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年1月1、2日，頁139–140。

[4-108]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420–422。

第5章

在毛時代終結時靠邊站：1976

 

 

從1975年12月到1976年9月短短一年內，中國有四位高層領導人離開了人世。先是康生，秘密警察頭子，專替毛澤東做見不得人的事，在他佈置下有數百名被控背叛革命的幹部遇害；他於1975年12月去世。接著是總理周恩來，他死於1976年1月8日凌晨。然後是朱德，紅軍締造者，早期軍隊領袖；他死於1976年7月。1976年9月，高居萬民之上的毛主席撒手人寰。隨著這些人的去世和「四人幫」在1976年10月的被捕，一個被奉若神明的革命家隻手就能撼動整個國家的時代結束了。

 

周恩來去世

周恩來走在毛澤東之前，這使毛澤東得以左右周恩來追悼會的安排：他試圖借機抑制群眾對周的懷念，對周一生的成就只給予了以黨的標準而論盡可能低的評價。可是毛這些手段的效果適得其反。很多中國人非但不服氣，反而為深得他們敬仰與愛戴的周恩來沒有得到應有的評價而憤憤不平。

周恩來去世的當天下午，政治局開會籌備追悼會事宜，當時仍名義上擔任副總理的鄧小平於下午6點30分把政治局撰寫的訃告草稿送毛澤東批示。第二天一早毛就批准了訃告，對以毛澤東、王洪文、葉劍英、鄧小平和朱德為首的107人治喪委員會的人選也沒有提出意見。[5-1]毛甚至同意由鄧小平致悼詞，將周恩來安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

但是毛澤東沒有出席追悼會。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三天前，毛不以為然地對他的警衛團團長汪東興說：「為什麼要我參加總理的追悼會？」[5-2]他讓機要秘書張玉鳳簡單解釋說，他行動不便，無法出席（雖然短短幾個星期後，他還有體力會見尼克遜總統，會晤時間長達1小時40分）。他確實給周恩來送了一個花圈，但除此之外沒有參加任何追悼活動。

在周恩來去世前的最後幾個月裏，毛澤東也同樣與他保持著距離。到1975年9月，周恩來的體重已從過去穩定的130斤減少到僅80斤。[5-3]鄧小平、葉劍英等親密同事常去醫院病房看望他，儘管他已經無法說話。1月5日他做最後一次手術時，鄧小平和李先念等人守候在一旁。[5-4]儘管毛澤東的體力要比周恩來好得多，卻一次也沒去醫院看望過周。毛還試圖弱化外國人對周的悼念。周恩來去世的當天下午4點，鄧小平向毛彙報說，很多外國代表請求前來表達敬意。當天下午晚些時候鄧小平在會見阿爾巴尼亞大使時宣佈，根據毛的指示，外國駐京大使可以參加弔唁活動，各國領導人可以前往中國駐該國使館憑弔，但不必派代表團來京。[5-5]

儘管毛澤東態度冷漠，但當電台和廣播喇叭裏傳出周恩來逝世的噩耗後，舉國上下都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在群眾的眼中，周恩來自1973年以來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對待。民眾自發流露的哀痛，堪與1945年羅斯福去世或1963年甘迺迪遇刺在美國引起的反應相比。中國人民還記得一年前周恩來出席全國人大會議時虛弱憔悴的樣子，故而對他的去世並不感到意外。但讓他們擔心的是，再也沒有誰能夠保護國家、使之免於毛澤東和「四人幫」的瘋狂行徑了。一些在文革中受過迫害的領導人，對周恩來如此心甘情願地與毛澤東合作深感不滿；但是在群眾眼裏，是周恩來使他們躲過了毛澤東的極端做法。[5-6]很多人擔心，周恩來現在已經不能再保護他們，接下來不知會發生什麼。

1月11日，北京居民僅僅從小道消息得知為周恩來送葬的車隊將在當天出現，就已紛紛聚集在天安門廣場，表達他們的哀思。這天下午，運送周恩來遺體的靈車在100輛黑色轎車跟隨下，經天安門廣場駛往西山的八寶山革命公墓，周的遺體將在那裏被火化。儘管是數九寒天，估計有一兩百萬人佇立於街道兩側。[5-7]悼念的群眾聽到讓他們擔憂的謠言說，政治局不顧周恩來的遺願，下令將他的遺體火化，他們憤怒地堵住了車隊，直到周恩來的遺孀鄧穎超向他們保證說，遺體火化是周恩來本人的要求。[5-8]

1月12日，《人民日報》刊登了一幅覆蓋著黨旗的周恩來遺體的照片，這意味著悼念活動已得到允許。[5-9]於是成千上萬的人前往紫禁城旁的太廟瞻仰周恩來的骨灰盒。雖然禁止佩戴黑紗，製作黑紗的黑布和紮小白花的白紙還是在北京脫銷。[5-10]到1月12日，大約已有200萬人曾前往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敬獻過花圈和祭文。[5-11]

在1月12日的政治局會議上，張春橋提議由葉劍英元帥在1月15日宣讀政治局為追悼會準備的悼詞。葉帥在一個月前剛讀過康生的悼詞，儘管鄧小平當時正受到猛烈批判，他還是想給鄧小平一個宣讀悼詞的機會。其他政治局成員接受了葉劍英的建議。[5-12]毛澤東雖然有權阻止，但否定政治局的決定也會令自己難堪，因此也同意了由鄧小平宣讀根據政治局指示正式擬定的悼詞。

在追悼會上，鄧小平代表黨中央向精心挑選的5,000名與會者宣讀了悼詞。據經常給周恩來和鄧小平當翻譯的冀朝鑄回憶，很少感情外露的鄧小平「剛開口讀到『我們的總理』時就聲音哽咽，停頓了一下。每個人也都在落淚」。[5-13]半個世紀以來，鄧小平的生活與周恩來難分難解，兩人都在毛手下兢兢業業幹了幾十年，也都在毛手下受過罪。這是鄧小平在1977年春天復出之前的最後一次公開露面。

鄧小平宣讀的悼詞頌揚了周恩來。但悼詞內容是按政治局的指示寫就的，所以毛澤東和「四人幫」也很難不同意。悼詞中說：周恩來為黨、為戰無不勝的人民解放軍、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為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建立、為工人、農民和各族人民的大團結作出了貢獻。他為無產階級專政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在外交事務上他貫徹了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線。周恩來同志一生忠於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他總是顧全大局，遵守黨紀，善於團結絕大多數幹部。他謙虛謹慎，平易近人，為其他領導人樹立了生活艱苦樸素的榜樣。鄧小平又總結道，他以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同疾病作了頑強的鬥爭。[5-14]

追悼會一過，立即宣佈正式的悼念活動結束。儘管報紙上刊登了追悼會的簡訊和鄧小平致的悼詞，但與革命領袖去世時通常的做法相反，版面上幾乎沒有刊登任何介紹周恩來生平的文章，也沒有關於天安門廣場上和運送靈柩時參與悼念群眾人數的官方估計。對於這種淡化周恩來去世的做法，很多人感到憤憤不平，不僅是因為沒有為受到他們崇敬的人舉行適當的悼念會，還因為這暗示著周恩來和鄧小平的對手在政治上佔了上風，他們將實行與周恩來背道而馳的政策。[5-15]

追悼會過後，按周恩來遺孀鄧穎超的請求，由她陪伴周恩來的骨灰前往機場。在那裏，工人將骨灰送上一架飛機，從空中撒向他奉獻了一生的中國大地。[5-16]

 

鄧小平下台和華國鋒當選：1976年1月

悼念周恩來的活動僅僅讓政治局的批鄧會議中止了幾天。毛澤東對鄧小平的兩次檢討很不滿意，在周恩來追悼會的前一天就作出指示說，要把這些檢討印發政治局，作進一步的討論。[5-17]在鄧小平看來毛的意圖不言自明。在1月20日的政治局會議上，當鄧小平第三次作檢討時，他再次表示希望有機會見到毛主席。江青問鄧小平為何要見主席，鄧小平說，他要親自向主席說明自己錯誤的嚴重性，親自聆聽主席的批評和指示，還要對自己工作中的一些問題作出說明。[5-18]但是毛澤東一向拒絕跟他的批判對象見面，這次也不例外。他不想單獨聽鄧小平說什麼，因為鄧小平很容易事後不認賬。[5-19]

鄧小平知道自己無法單獨見到毛澤東後，立刻提筆給他寫了一封信，實際上是宣佈自己準備辭職。他把信交給了毛遠新，請其轉交毛澤東。他寫道：「我首先向主席提出：解除我擔負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責任，懇請予以批准。[5-20]現在，已過去兩個多月，批判還將繼續下去，再不提出會妨礙中央的工作，增加自己的過失。至於我自己，一切聽從主席和中央的決定。」[5-21]

毛在收到鄧小平的信後，第二天又與侄子見面，聽他彙報鄧小平在昨天會上的表現。在毛遠新看來，鄧小平的檢討仍然不充分。毛遠新還向毛澤東彙報說，三位副總理——華國鋒、紀登奎和陳錫聯（這三位年輕的省級幹部分別在1973和1969年調入政治局，日後成為更高職務的主要候選人）——都請求有人牽頭處理國務院工作。毛立刻回答說，可以讓華國鋒帶個頭，並隨即主持黨的日常工作。[5-22]

華國鋒不僅對外國人來說是個新面孔，甚至對中國民眾也是如此，但毛澤東認識華國鋒已有20年。毛第一次見到華是在1955年，當時華在毛的家鄉湖南湘潭任地委書記，大力擁護毛澤東激進的農業集體化政策，給毛留下了良好印象。在過去的20年裏毛澤東一直很瞭解華國鋒，華國鋒在每一場政治運動中都堅決擁護毛澤東，而每一次運動之後也都得到了提拔。在毛1959年批判彭德懷和後來林彪墜機後批判林彪時，華國鋒都證明了自己是毛的可靠擁護者。其他北京領導人是在1973年華國鋒升進政治局後，才有機會對他有所瞭解（參見本書附錄〈鄧小平時代的關鍵人物〉）。王洪文性情固執、難與他人共事，華國鋒則是與觀點不同的幹部也能做到關係融洽。華在文革前就是高幹，因此那些剛恢復工作的老幹部容易接受他。「四人幫」也接受他，因為他們樂觀地以為此人性格溫順，易於操縱。

毛澤東告訴毛遠新讓華國鋒牽頭的同一天（1月21日），張春橋和江青安排召開了清華、北大的黨委會議，會上第一次點名批判了鄧小平。曾經受到鄧小平支持者批評的清華幹部遲群，帶頭組織了更多公開批鄧的會議。[5-23]

毛澤東先公開批鄧，再讓他退出政壇，他作這樣的時間安排自有其考慮。在1975年，群眾都把鄧小平看作領導人，認同他的工作表現。為使華國鋒這個新領導人被人們接受，不因鄧小平的存在而受到影響，最好是讓鄧小平退出公眾視野，降低他在群眾中的威望。

中國民眾和外國媒體是從1月26日的《人民日報》上預感到了華國鋒的高升。雖然這則新聞沒有用通欄大標題，而是放在第三版一條不起眼的報道中，只說華國鋒接待了一個羅馬尼亞貿易代表團。[5-24]1月28日，毛澤東正式讓華國鋒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5-25]2月2日，鄧小平提出辭職兩周後，黨中央向全國高層幹部宣佈：經政治局一致同意，任命華為代總理。[5-26]鄧小平這時已經退出人們的視線。他提出辭職後，直到1977年夏天才回來工作。[5-27]

毛澤東知道，華國鋒不像鄧小平、周恩來那樣出類拔萃，但他實在找不到其他年齡和經驗都合適、又能符合其要求的幹部。至少就當時而言，毛澤東雖然放棄了鄧小平，但他並沒有放棄抓安定團結，而華國鋒（與王洪文不同）既不樹敵，也不搞派系。其實，華國鋒屬於那種鄧小平考慮提拔下級幹部時也會尋找的人：他是一步一步被提拔起來、能夠解決問題的實幹家。雖然他缺少馬列主義理論素養和外交經驗，但毛澤東希望他能逐漸熟悉這些領域。

也許對於毛澤東來說，最重要的是華國鋒是文革的受益者，因此可以確信他不會否定文革。與鄧小平不同，華國鋒沒有自己的勢力基礎，他能掌握領導權全憑毛澤東拔擢。所以毛可以放心，他會維護毛的威望和遺志。[5-28]

但是，在高層缺少經驗的華國鋒只是被任命為代總理：毛澤東在最終任命他之前，仍然要觀察他。1975年1月，毛對鄧小平表現出的領導能力十分放心，才把黨政軍全部頭銜正式交給了他。相反，華國鋒在1976年1月既沒有進入政治局常委，也沒有被任命為黨的副主席，甚至沒讓他擔任任何軍隊要職。但是毛澤東確實把主持政治局會議、領導黨和政府日常工作的全部責任交給了華國鋒。華最初的任務之一是領導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即批判鄧小平為許多老幹部恢復工作的做法。

 

批鄧運動的失敗

即使在撤了鄧小平的職，準備對他進行公開批判之後，毛澤東對批鄧仍是有節制的。他在2月21日選定華國鋒後的講話中說，與鄧小平的分歧還不是那麼嚴重，屬於人民內部矛盾，不是敵我矛盾；對鄧小平的工作以後還要再商量；現在可以減少他的工作，但還是要讓他繼續工作，不能一棍子打死。毛澤東沒有完全拋棄鄧小平，但他決定開展一場公開的批鄧運動。他還盡量減少鄧小平對軍隊的控制，使他難以聯合軍隊反對自己。

1月18日，即鄧小平把辭職信交給毛澤東的兩天以前，大約有七八千名國防科技幹部在先農壇體育館召開了批判「右傾翻案風」的大會。曾與鄧小平在國防科技領域密切合作過的張愛萍將軍此前已受到嚴厲批評，江青甚至說他是國民黨特務。張捎話說自己身體不適不能到會，並稱自己作出的決定由他本人承擔責任，與部下無關。[5-29]

當政治氣候迅速轉為不利於鄧小平及其同事時，張愛萍將軍並不是唯一感到不適的人。除了張愛萍以外，另外三個「金剛」及其親密同事——胡耀邦和他推動科技工作的同事，萬里和他主管鐵路的同事，以及周榮鑫和他教育界的同事——也都受到了批判。兩個月後周榮鑫去世。中央在2月2日宣佈，由於葉劍英元帥生病，由陳錫聯主持中央軍委工作。陳錫聯在遼寧時與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過從甚密，因此毛遠新可以做陳錫聯和毛澤東的聯絡員，確保軍隊維護毛的利益。2月16日中央批准了中央軍委的報告，宣佈鄧小平和葉帥去年夏天在軍委擴大會上的講話有嚴重錯誤，停止傳達他們的講話文件。此報告一公佈，鄧小平和葉帥在軍委的工作也隨之結束。[5-30]毛澤東不想冒任何風險，讓受到批判的鄧小平和葉帥有可能與軍隊領導人聯手跟他作對。

由毛遠新牽頭，中共中央組織召開了由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負責人參加的批鄧會議。這次會議從2月底開到3月初，很多地方領導人都是在這次會上第一次聽說毛澤東批評鄧小平的，而材料又是毛遠新搜集整理的。毛對毛遠新說，鄧小平把毛的「三項指示」（反修防修、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放在一起的行為，既沒有得到政治局的批准，也沒有向毛彙報。毛還批評鄧小平所講的「白貓黑貓」論（即「不管是黑貓、白貓，會捉老鼠就是好貓」），認為這個說法並沒有將帝國主義和馬列主義區別開來，反映出鄧小平的資產階級思想。張春橋插嘴說，鄧小平是資產階級的代表，他對內搞修正主義，對外搞投降主義。

這之前在會上批鄧是不點名的，但是在這次會議上華國鋒點了鄧小平的名，批他搞「修正主義」路線。不過華國鋒和毛澤東一樣，對批鄧運動作了一些限制：不要上街張貼批鄧的大字報，不要在廣播電台上批判。3月3日，毛澤東和華國鋒批鄧的文件傳達到了全黨。[5-31]

江青像通常一樣，沒有那麼節制。她在3月2日召開了一個12省負責人的會議，試圖將鄧小平錯誤的嚴重性升級，把他稱為「反革命」和「法西斯」。在毛澤東看來這太過分了。他批評江青不跟自己商量就開會，並禁止發表她的講話錄音。3月21日，《人民日報》號召「深入批判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但北京的幹部明白，毛澤東仍希望鄧小平回心轉意，這是在給他機會。[5-32]然而鄧小平沒有任何軟化立場的表示。到4月5日時事情已經很清楚，批鄧運動在群眾中是不得人心的。

 

示威支持周恩來和鄧小平——天安門廣場：1976年4月5日

中國的清明節（每年的掃墓日）是每年祭奠亡靈的日子。離1976年清明節4月5日還有好幾周的時候，「四人幫」就預感到有人會利用這個時機上街遊行悼念周恩來。他們的擔心是有道理的。在北京，不僅幹部和學生，很多一般群眾也對1月份沒有為周恩來舉辦適當的悼念活動感到氣憤，他們的確打算在清明節表達對周恩來的崇敬。

清明之前的3月25日，「四人幫」控制的上海《文匯報》發表文章批判鄧小平及其「後台」，稱還有另一個「走資派」。人人都明白這是指周恩來。在這件事上，「四人幫」理解民情的能力極差，因為這篇試圖抹黑周恩來的文章引起了反彈。當年當過紅衛兵的人憤怒了，把他們過去在批判江青的對手時學到的本領反過來用在了江青身上。在上海，一大群人立刻包圍了報社，要求作出解釋。

在距上海三小時火車車程的南京大學，很快就出現了抨擊《文匯報》文章的大字報，示威也從大學蔓延到南京主要街道。人們抬著花圈從南京市中心的街道向雨花台進發，將花圈擺放在陵園內；這裏是為紀念被國民黨殺害的十萬共產黨人而建立的墓地。後來「四人幫」讓自己的人取走花圈，並阻止了進一步的示威。他們不讓官方媒體報道南京示威的消息，卻無法阻擋消息從非官方的渠道傳播到其他城市。[5-33]

3月26日，南京爆發示威活動的次日，鄧小平被叫到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被批判為名聲掃地的黨內資產階級的頭子，並被譴責要搶班奪權、另立中央、最終復辟資本主義。[5-34]實際上鄧小平還受到警告說，4月5日如果發生任何示威，他也要對其負責。

僅僅四天之後，3月30日，悼念周恩來的第一批花圈開始出現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前。人們張貼悼念周恩來的詩文，歌頌周恩來、抨擊「四人幫」的演說開始吸引人群。另一些大字報表示支持鄧小平，還有人拉出一串小瓶子，因為漢語中的「小瓶」與「小平」諧音。

北京的中共領導層試圖阻止民情的進一步宣洩，宣佈各單位可以在自己單位內開展悼念周恩來的活動，但要維護天安門廣場的秩序。他們派出巡邏警察阻止任何示威活動。北京市的官員估計，4月3日星期六那一天，大約有100萬人去過廣場，當天廣場上的人數最多時達到10萬，並一直維持在數萬人以上。[5-35]北京市的領導發出緊急通知說：「不要去天安門送花圈⋯⋯送花圈是舊習俗。」[5-36]但是消息不脛而走，4月4日星期日那天，天安門廣場上人山人海（估計超過了200萬人）。人們向周恩來表達敬意，反對「四人幫」，擁護鄧小平。

為避免讓江青抓住更多的把柄攻擊自己，鄧小平禁止家人去天安門廣場。廣場上的詩文、大字報、小白花、花圈越來越多。[5-37]人們聚集在演講者周圍，聽他們冒著被捕的危險表達對周恩來的愛戴；演講者們表示，不惜犧牲生命也要反對陰謀篡權的「四人幫」。廣場上的人來自各行各業，有幹部、學生、工人和農民。[5-38]幾個最大膽的演說者遭到逮捕。親自觀察過現場的英國大使館官員羅傑・加塞德（Roger Garside）說:

這次人民悼念周恩來的活動，比我見過的任何國家葬禮都要感人。這種政治示威與我在中國見過的任何事情大相逕庭。⋯⋯大批人群的行動是發自於信念⋯⋯表達著多年來暗流湧動的思想感情。這是⋯⋯對周恩來去世後所受待遇的憤怒，是反抗毛澤東的精神，是對中國未來的憂慮，是對那些肯定會懲罰示威者的人的蔑視。⋯⋯人民收回了給毛的授權。[5-39]

4月4日下午，政治局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開會研究如何應對廣場的事態。同情示威的政治局委員葉帥和李先念告病缺席，鄧小平也沒有到會。華國鋒主持了會議，並且有毛遠新到場。北京市委書記兼革委會（它全面負責北京的治安）主任吳德在會上說，廣場上的2,073個花圈分別來自1,400多個單位。一個地方的花圈堆了六米多寬。吳德還報告說，有些示威者早就在策劃這些活動，而且受到鄧小平的影響。江青想要讓示威停下來，她宣佈，清明節已經結束，要在黎明前把花圈清理出廣場，送往八寶山革命公墓。華國鋒指示吳德想辦法落實江青的要求。[5-40]

4月5日星期一的黎明前，北京市派出大約200輛卡車來到天安門廣場，工人們把花圈扔到車上拉走了。天亮之後人群又湧入廣場，人數超過10萬。當他們明白了發生的事情後，群情激奮，開始高呼：「還我花圈，還我戰友！」無畏的人群衝擊人民大會堂，點燃汽車，砸毀自行車，追打一位外國攝影記者，還攻擊了一座駐有民兵的小樓。

當天下午政治局再次開會。已多日不參加政治局會議的鄧小平被叫到會上接受批判。張春橋首先攻擊鄧小平說，他和納吉（Imre Nagy，1956年匈牙利暴動的主使者）一樣。[5-41]毛遠新接著傳達了毛澤東批評鄧小平的書面和口頭指示，鄧小平一直保持沉默。王洪文向政治局傳達了毛澤東要調動10萬民兵鎮壓示威群眾的命令。但是負責民兵工作的倪志福說，頂多可以調動3萬民兵，吳德也補充說，這麼多民兵對付不了廣場上的大批抗議群眾。

接下來，張春橋說，吳德應當向示威人群發表廣播講話。於是吳德寫了一個簡短的廣播稿，把它交給華國鋒等政治局成員過目，他們同意了講話的內容。廣播稿不提抗議的原因，而是轉移人們的注意力，讓他們警惕廣場上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正是這些人在把悼念活動轉變成一場攻擊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政治運動。它還提到不肯改悔的走資派，他們不是團結在毛主席和黨中央周圍，而是大刮「右傾翻案風」。廣播員說，由於反革命分子正在利用這一事件，革命群眾應當立刻離開廣場。

4月5日下午6點30分，政治局的錄音講話在廣場上播出。在《人民日報》次日刊登的這篇講話中，加上了沒有出現在廣播中的鄧小平的名字，特別指出他就是不肯改悔的「走資派」。[5-42]

根據政治局批准的計劃，民兵要在晚上8點出動，但當時在場的北京衛戍區司令吳忠認為，廣場上的示威者仍然太多。他對一直與他保持電話聯繫的華國鋒和陳錫聯解釋說，民兵此時清場為時尚早。晚10點半廣場上打開了探照燈，再次廣播了吳德的錄音講話，要求抗議者離開廣場。最後，夜裏11點吳忠打電話報告吳德，還留在廣場上的示威者大約只有1,000人了，吳德下令出動民兵。當時逮捕了38人（按後來追查，又陸續拘捕了260餘人，先後共拘押388人）。雖然警察沒有使用槍械，但他們確實使用了棍棒，有數十人受傷，清場之後街上留下一些血跡。[5-43]但沒有關於死亡的報道。

幾小時以後，4月6日的黎明之前，部分政治局成員開會評估這一事件。他們斷定示威是有計劃有組織的，因此已經構成一場反政府的陰謀。當天下午，毛遠新與毛澤東會面，一起討論了事件的性質，毛主席同意宣佈這是一場陰謀。沒有證據表明毛澤東本人認為鄧小平是組織示威的幕後黑手（如公開宣佈的那樣），但他確實認為，假如鄧小平繼續掌權，將會把黨帶上一條錯誤的道路。[5-44]當天晚上，江青也與毛澤東見面，再次要求把鄧小平開除出黨，但毛澤東仍然沒有同意。[5-45]

當時在中央檔案館工作的高文謙說，對毛澤東來說，4月5日天安門廣場上發生的事情是「十分令人沮喪的。⋯⋯以往他總是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接受民眾的山呼『萬歲』，而如今竟成為人們聲討的對象，⋯⋯﹝他﹞身後恐怕也難逃歷史的清算。⋯⋯毛澤東內心的沮喪和恐懼的心情可想而知」。[5-46]中國當時並不採用投票選舉方式，甚至連村級選舉也沒有，但是天安門事件清楚地表明，至少在民眾政治覺悟最高的北京，毛澤東已經失去民心，周恩來才是百姓心目中的英雄，鄧小平也有足夠的民意支持成為主要領導人。

 

撤掉鄧小平和提拔華國鋒：1976年4月

4月7日上午，當毛遠新再次向毛澤東報告最新事態時，毛給了他一份書面批示，對如何進行稍後即將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作出了指示。在政治局開會時，毛遠新出示了毛澤東寫的紙條，上面寫著：「一首都，二天安門，三燒、打，性質變了。」簡言之，運動變成了反革命運動，矛盾也不再是人民內部矛盾，而是更加嚴重，成了黨與企圖推翻黨的敵人之間的矛盾。毛遠新還向政治局傳達了毛主席的兩條建議：第一，代總理華國鋒正式擔任總理和黨的第一副主席；第二，當時仍未被正式撤銷黨政軍職務的鄧小平，要免去其全部職務。然而，即便在這時，毛澤東對待鄧小平仍是有節制的，還指示說，對鄧小平要「保留黨籍，以觀後效」。毛的指示傳達後，政治局會議上一片沉寂，隨後便批准了毛的建議。只要毛澤東一張口，結果從來不會有任何意外。

毛澤東把鄧小平徹底趕下了台。但是當汪東興最先向毛澤東透露江青有可能動員群眾批鄧時，毛指示汪東興把鄧小平轉移到一個離他的子女不太遠的安全地方，住處要向「四人幫」保密。[5-47]

毛澤東把權力全部交給華國鋒，免去了鄧小平的一切正式職務，這就為華國鋒領導國家掃清了道路。在毛澤東看來，華國鋒擔任代總理的幾個月裏沒有犯過大錯，況且他也沒有更好的人選能既忠實於他的威望、又能與激進派和老幹部搞好關係。華國鋒在鎮壓「四五」示威時也行動有力。

一些瞭解內情的北京幹部相信，直到4月5日之前，毛澤東一直保留著讓鄧小平和華國鋒共同承擔領導責任的可能。但是4月5日群眾表現出的對鄧小平的擁護程度，使這件事變得根本不可能了：華國鋒將被鄧小平壓倒。毛澤東允許鄧小平保留黨籍，給他留下了重新報效國家的可能，只是現在還為時尚早。這一晚8點，發佈了華國鋒被任命為黨的第一副主席和政府總理的公告。[5-48]

全國各大城市黨的上層負責人紛紛召開表態大會，向華國鋒表示效忠。各個單位和大學也召開了同樣的表態大會。例如北京大學的全體學生就接到通知收聽4月7日晚上8點的重要廣播；到了指定時間，校內的廣播喇叭宣讀了慶賀新上任的第一副主席和總理華國鋒的公告，然後宣佈召開由各系代表參加的全校大會。代表們在會上聲討鄧小平，支持華國鋒。不過，有些人注意到，發言者一本正經地唸稿子，卻幾乎沒有表現出4月5日天安門廣場的抗議者那樣的熱情。[5-49]

雖然華國鋒很少能見到毛澤東，但是在4月30日新西蘭總理馬爾登（Robert Muldoon）訪華期間他與毛澤東見面時，毛拿出一張紙，在上面潦草地塗了幾句話交給華國鋒：「慢慢來，不要著急，照過去方針辦，你辦事，我放心。」[5-50]華國鋒當時沒有把毛澤東這條最後的指示公之於眾，但紙條的真實性和毛澤東的意圖無人質疑。[5-51]毛選定了華國鋒做他的接班人。毛的判斷是，華國鋒會一直忠實於他和他的路線，他這個判斷是正確的。但是他希望華國鋒能夠團結激進派和老幹部的想法卻未能如願。毛去世之後沒過幾天，華國鋒就斷定自己不可能跟江青及其激進派同夥共事。毛澤東還希望華國鋒在葉帥和李先念等老幹部的支持下，能夠形成一個長期穩定的領導班子，這個願望也未能變成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