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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4月7日以後的鄧小平
1976年4月8日，鄧小平被撤銷一切職務的次日，鄧請汪東興把他的一封信轉交毛澤東。鄧小平在信中明確表示自己仍會遵守黨紀。他寫道：「我完全支持黨中央讓華國鋒同志擔任第一副主席和總理的決定。」他知道江青想把他開除出黨，又說：「我對於主席和中央能夠允許我留在黨內表示衷心的感激。」[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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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鄧小平不被准許參加黨內討論或公開會議，也不能參加紅軍司令朱德（7月6日去世）和毛澤東（9月9日去世）的追悼會。[5-53]在毛澤東逝世當晚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江青再次試圖把鄧小平開除出黨，但不僅遭到葉帥的反對，也被恪守毛澤東命令的華國鋒拒絕。[5-54]
被批判和孤立的壓力即使對鄧小平這麼剛強的人來說也是一種重負，何況很多人沒他那麼飽受折騰。4月5日之後，批判周榮鑫的會議愈演愈烈，連負責清理天安門廣場的吳德也承認，是「四人幫」和遲群「把他鬥死了」。[5-55]
毛澤東不僅保護鄧小平，允許他留在黨內，還為他提供了一些特殊的關照。例如，鄧小平在6月10日讓汪東興把他的一封信轉交華國鋒和毛澤東，他說自己的妻子為了治療眼疾住進醫院，最好能有一位家人在醫院看護她。毛澤東批准了他的請求。鄧小平在6月30日也接到通知，他可以從東交民巷的臨時住處搬回寬街的老住所。即使在彌留之際，毛澤東也沒有完全放棄鄧小平。
鄧小平一家人搬回原來的家九天以後，北京一百多公里外的唐山發生大地震，官方統計有24.2萬人死亡。北京也有強烈震感，估計有三分之一的建築結構受損。如同帝制時代一樣，有人認為這場災難是上天對統治者不滿的徵兆。鄧小平一家人和其他許多人一樣，在院子裏搭了一個帳篷，一直住到他們不再擔心房子倒塌為止。鄧小平一家人搬回原來的家之後，從1976年4月5日直到1977年初恢復工作，他在寬街的生活就像在江西的三年一樣，又變成了以家人為中心，並只能從報紙和電台上瞭解新聞。
1976年4月7日後的政治制衡
華國鋒被選為總理和第一副主席意味著他在政治上的排名第一次超過了「四人幫」。華國鋒想跟「四人幫」搞好關係，可是他們卻要唱自己的戲。大體而言，他們是激進派的宣傳家，華國鋒則是解決問題的實幹家。此外，華國鋒的晉升也使「四人幫」有理由把他視為勁敵。
華國鋒從一個謙遜的中層幹部到突然身負大任，在把握緊張的政治氣氛上格外小心。很多老幹部支持他，是因為至少在短期內他們找不到另外一個能維護國家團結的人，還因為華走的是溫和路線，更因為華主動和他們合作。
直到4月7日以前，毛澤東仍然大權在握，仍有精力操縱上層政治，但是他也知道，人們都覺得他最多活不過一年。他已經看到耗子們正在棄沉船他去。2月23日他會見尼克遜總統時，提到了自己念念不忘的「六廠兩校」，他說：「我也只能管得了北京附近幾個地方。」[5-56]高層幹部因為他早年取得的成就仍然尊重他，但是他們也在考慮還要在多大程度上服從他。他已經不再能把自己的威名變為實權，像1958年或1966年至1967年那樣動員全國了。
毛澤東選定了華國鋒，並在4月7日進一步明確地把統治權交給他，但無論在這之前還是之後，兩人之間都很少直接來往。在這之前，即使臥病在床，毛仍然積極部署批鄧運動，挑選未來的領導核心。而4月7日之後，尤其是5月11日第一次心臟病發作之後，他就既無心也無力積極指導華國鋒了。與此相反，江青依然精力充沛，猛批鄧小平和其他老幹部。她盡力鞏固自己的關係網，重點首先放在黨和軍隊的宣傳部門上，並且恫嚇那些畏懼在毛死後由她掌權、不敢得罪她的人。
1976年5月，葉帥的至交之一王震將軍去西山軍區大院葉劍英的住處看望葉。王震提出了如何對待「四人幫」的問題。當時還很少有人敢於說出很多人的心裏話：其實「四人幫」本是一個以毛主席為首的「五人幫」。的確，據說當王震小心翼翼地問葉帥對「四人幫」的看法時，葉帥擔心可能有人竊聽，便展開右手的四個指頭，並把拇指彎向掌心，他的意思是，等毛澤東撒手人寰之後再說吧。哪怕這個故事是捏造的，北京也有很多人相信它，它也符合葉帥的風格。
身為毛澤東聯絡員的毛遠新，在部署批鄧和提拔華國鋒上扮演著核心角色，但是4月5日之後，隨著毛澤東不再積極問政，毛遠新的角色也變得不那麼重要了。
儘管華國鋒在4月7日擔任了更高的職務，他並沒有獲得對軍隊的控制權，這使他不能像鄧小平那樣行使權力。華國鋒指導行動的治國方針並沒有遠離鄧小平的做法：即以務實的方式推動四個現代化。上面的決策仍然懸而未決，下面的官僚系統則每日每天繼續運行著，儘管缺少大方向；同時不安地等待著毛澤東之後新的權力格局的出現。
毛澤東去世：1976年9月9日
1976年5月11日，天安門示威剛過去一個月，毛澤東犯了心臟病（心肌梗塞）。他仍然有意識，但身體已變得十分虛弱。此前毛澤東還一直能審閱政治局的文件，在政治局的決定向下傳達和落實之前給予最後的批准。但是在5月11日之後，他就不再能看文件了。6月26日他的心臟病第二次發作，9月2日又發作了一次，並於9月9日零時10分去世。自動成為黨的代主席的華國鋒當天清早馬上召集政治局開會，批准了宣佈毛澤東逝世的訃告。訃告將於當天下午4時公佈。
毛澤東的去世讓舉國陷入受政府引導的悲痛之中。這是一個領導了中共40年、領導了國家27年的傳奇人物；政治上一無所知的普通群眾一向接受著熱愛毛主席的教育，為他們頂禮膜拜的領袖的去世而落淚，表達著他們的崇敬之情。即便是那些參加「四五」遊行的人也在擔憂毛的去世將對國家的未來、甚至對自己生活產生何種影響。中國是否會回到1966年至1969年的混亂狀態？政府是否會崩潰，使得國家陷入內戰？
不管高層幹部有多少類似的擔憂，眼下他們得做非做不可的事——準備追悼會、處理遺體、寫公告、接待國內外各種團體、維護首都的治安。以華國鋒為首的377人的治喪委員會立刻宣佈成立，名單序列說明了官員的地位高低及其對黨和國家的貢獻多少。
北京和各省都在精心籌備追悼會，人人都在表達對毛的崇敬，政治角力也被暫時放在一邊。各級負責人各就各位，再次明確了他們在官場上的位置。華國鋒牢牢控制著追悼活動，他全面領導悼念活動的工作後來得到了很高評價。從9月11日到17日，人民大會堂每天都在舉行悼念活動。
9月18日，按照常規仍由王洪文——他不再負責日常工作，但仍保留著正式職務——主持追悼會，但最高榮譽給了華國鋒，他在天安門廣場上宣讀悼詞，讚美毛澤東是「當代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估計有100萬人出席了追悼大會。同日，全國的工廠和列車鳴笛三分鐘致哀。華國鋒還宣佈，毛澤東的遺體在解剖之後 ，將被保留並供人瞻仰。後來天安門廣場上建起一座紀念堂，參觀者在外面排隊進去瞻仰毛的遺容。鄧小平和1975年與他密切共事的幹部——胡喬木、張愛萍、萬里和胡耀邦——被排除在參加悼念活動的黨政領導人之外，這對於他們是一個打擊。不過鄧小平在家裏設了一個靈位，與家人一起私下祭奠毛澤東。[5-57]
追悼活動一過，高層政治領導人又恢復了各種政治運作，以樹立和維護他們的公共形象，為必將來臨的權力鬥爭作準備。
抓捕「四人幫」
江青曾對她的西方傳記作者洛葛仙妮・維特克說：「性愛在最初幾次是很迷人的，但能長久使人著迷的是權力。」[5-58]毛澤東去世後，她曾驕傲地宣佈自己是毛澤東最忠實的一條狗。也許她還應當在「狗」前面加上「會咬人的」，這更能說明她的特長：她在肆無忌憚地毀滅毛認定的打擊目標這一點上無人能比。清楚她來歷的有教養的人，私下嘲笑她是一個專門和上層人物打交道的蕩婦和不正當地發跡的二流戲子。她缺少那種自然而然獲得權力的人所具有的自信和風度，表現出急於登上高位者的傲慢。即使為她工作的人也認為，她蠻橫無理，從來不體貼別人。她對1940年代以來一直躲著她的那些黨內老幹部恨之入骨。通過為毛澤東辦事，她得到了反擊的權力。作為毛澤東最壞的一面的化身，她很容易在中國為千夫所指。毛澤東從1974年開始要恢復安定團結，因此把她視為需要加點約束的炮筒子。但毛澤東仍然喜歡她的忠誠，關心她的生活，對她加以保護，以備自己的不時之需。
沒有跡象表明毛澤東曾經想讓江青掌握大權。而每當她暴露出這種野心，毛就會管束她。毛正式任命華國鋒擔任第一副主席和總理之後，她登上權力頂峰或在領導層扮演重要角色的可能性事實上已不復存在，雖然她的野心並未隨之消失。
江青從未培養出政治眼光、組織才能或與其他掌權者積極合作的能力，而這都是真正的權力角逐者不可或缺的品質。她幹了太多過河拆橋的事，迫害了太多高層幹部，疏遠太多同僚。她缺乏作為忠誠反對派的自制力。她缺少遠比她有組織能力的黨內老幹部的擁護。在軍隊中，除了總政治部以外，她實際上得不到任何支持。
在毛澤東在世的最後一年，江青力求鞏固自己的地盤。她借助於黨的宣傳機器和解放軍總政治部，繼續開展毛澤東的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她與上海民兵中能搞到武器的激進派保持著聯繫。將軍們並不擔心她有可能在任何關鍵性的軍事較量中取勝，他們擔心的是一些軍隊幹部會出於畏懼同她合作，擔心她煽動激進派鬧事，造成長期的爭鬥與混亂，這只會放緩中國前進的步伐。
江青知道，最能幫上她的就是找到、甚或是修改一些毛的文件，以使她確保更多的權力，並由她來闡釋毛的遺志。毛澤東一死，她便天天去找毛的機要秘書張玉鳳，要求她把毛的全部文件轉交給自己。她確實得到了一些文件，把它們留在自己手中數日，但當華國鋒堅持全部文件要由汪東興保管時，她不情願地把文件交了回去。其後她又對紀登奎施壓，想查看原來由林彪收集和保管、當時還封存於林彪在毛家灣住所的材料。[5-59]
華國鋒致悼詞後的次日，江青要求立刻召開政治局常委會，研究如何處理毛的文件，常委會中要有她的盟友王洪文和張春橋，但不許葉帥到會。[5-60]華國鋒感到別無選擇，只好在當天下午召開會議。江青把姚文元和毛遠新也帶到會上，她要求由毛澤東去世前十個月裏一直負責管理主席文件的毛遠新繼續掌管他伯父的材料，並準備一份相關報告。由於其他人對此表示反對，會議無果而終，結果材料仍然留在黨中央。[5-61]
江青還試圖加強對宣傳部門的控制，她在文革早期個人權勢達到巔峰時就控制著那裏。此外她還動員年輕人繼續搞階級鬥爭，批判官僚主義。10月1日在清華大學的一次講話中，江青鼓勵年輕人立下戰鬥到底的誓言。
當華國鋒聽說「四人幫」在一些會議上告訴他們的盟友10月7日、8日或9日會有好消息時，他斷定必須立刻採取行動。雖然沒有江青正在策劃政變的證據，卻有另外一些不祥的徵兆。10月4日遲群向江青發誓效忠，而10月4日《光明日報》重點推出一篇署名「梁效」的文章（北大和清華一些激進派的筆名）——〈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聲稱「任何修正主義頭子〔影射華國鋒〕，膽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是絕然沒有好下場的」。出於對這些事態的擔憂，葉帥當天便去找汪東興和華國鋒商量，他們已經在擔心「四人幫」會很快採取某種行動。[5-62]
沒有人懷疑江青屬於「你死我活」的政治傳統的一部分，她會一拼到底。任何逮捕「四人幫」的決定，都需要華國鋒代主席的果敢領導，和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帥及時任中央警衛團（負責保衛黨中央）負責人汪東興的配合。一切都要面對面地商量，而且要行動迅速。毛澤東一死，當時擔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兼國防部長的葉帥就向華國鋒保證，他將全心全意支持華國鋒向後毛澤東時代順利過渡。毛去世幾天後，華國鋒就曾派李先念去葉帥那裏探聽如何對付「四人幫」的口風，李、葉二人都認為有必要抓緊採取行動。汪東興後來講述如何為逮捕「四人幫」作準備時說，華國鋒和葉劍英都是戰略家，他本人僅僅是執行了他們的命令。[5-63]
葉帥力求避免在採取抓捕行動時軍隊之間發生衝突，造成進一步的混亂。「四人幫」在釣魚台的住所都有自己的警衛，因此應該避免在那裏交手。但是時機的選擇也至關重要。華國鋒、葉劍英和汪東興這三位策劃者一致認為，必須搶在「四人幫」之前動手。在看過10月4日的社論，又聽說「四人幫」告訴其同黨到10月9日就會有好消息之後，華國鋒、葉帥和汪東興三人準備迅速採取果斷行動。同時，汪東興從他可以信賴的警衛團中逐個挑選了一小批可靠的人。
10月5日下午葉帥分別與華國鋒和汪東興商量，他們決定由華國鋒發出通知，在第二天10月6日晚8時在中南海懷仁堂臨時召開政治局常委會（這也有常例可循）；宣佈的會議內容包括三個重要問題：出版《毛選》第五卷，籌建毛主席紀念堂，研究毛主席在中南海過去的住所的用途。通常參加政治局常委會議的只有華國鋒、葉劍英、王洪文和張春橋。這些議題都是王洪文和張春橋不肯錯過的。姚文元雖然不是政治局常委，但一直是《毛選》第五卷出版工作的關鍵人物，請他到會參加討論也順理成章。
10月6日晚，汪東興的一小批警衛人員已埋伏在室內，但是樓外一切如常。將近8點時王洪文從東門邁步走進房間，立刻就被警衛扭住。他怒斥道：「我是來開會的，你們這是幹什麼！」警衛把他摁倒在地拖進了大廳。華國鋒起身說道：「王洪文，你犯下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中央要對你進行隔離審查。」王洪文被押出大廳後，張春橋也提著公事包準時到達。他正要從東門進入大廳，也被警衛抓住銬了起來。華國鋒向他宣佈要對他的罪行進行審查，他也乖乖就範。姚文元一到，在樓外就被逮捕了。
與此同時，一小隊警衛前往中南海中央委員會辦公樓江青的住所，向她宣佈要對她進行特殊審查。江青說她要去一下衛生間，於是一名女警衛陪同她前往。回來後她便被押上一輛轎車帶走。35分鐘之內，沒放一槍一彈，沒流一滴血，「四人幫」的威脅就被消除了。[5-64]
大約在同時，華國鋒和葉劍英還派出一隊特別人馬前往廣播電台、新華社、《人民日報》等新聞單位，以確保「四人幫」餘黨無法向社會傳播消息，不公佈任何新聞，直到把「四人幫」骨幹分子全部抓起來為止。「四人幫」被捕後的第二天，北京市委的謝靜宜和清華大學的遲群也被隔離審查。[5-65]
接下來要抓緊解決的問題是，「四人幫」作為政治局委員一直抵制華國鋒成為正式的國家最高領導人——因為江青也在覬覦這個位置。為此，葉劍英在西山自己家中召開了一次沒有「四人幫」的政治局會議。會議從晚10點一直開到凌晨4點，會上一致推舉華國鋒擔任黨的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他們還討論了需要採取哪些措施，以防「四人幫」餘黨製造麻煩。[5-66]這次政治局會議之後還立刻宣佈，將在華國鋒的領導下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鄧小平曾與「四人幫」極力爭奪此事的控制權；它為華國鋒提供了闡釋毛澤東遺志的重要機會。[5-67]
「四人幫」餘黨製造動亂的最大危險來自於上海的武裝民兵。[5-68]事實上，葉劍英和華國鋒等人對「四人幫」被捕一事嚴加保密，直到他們確定已經控制了上海的問題。據說曾長期擔任南京軍區（上海地區亦歸其管轄）司令員的許世友飛到北京向幾位領導人保證說，部隊對上海可能爆發的戰事已作好充分準備。這種擔心是有道理的。「四人幫」被捕兩天後，上海的餘黨因為與他們聯繫不上懷疑出了麻煩，開始為武力反抗作準備。
北京為了對付這種威脅，電召江青在上海的同黨馬天水等人去北京開會，這些人一到北京，就稀裏糊塗屈服了。到10月14日，仍打算在上海策劃抵抗的人感到黨的高層幹部和群眾普遍反對武裝反抗，他們自知處境無望，沒打一仗就放棄了掙扎。中央隨即派遣蘇振華將軍為首的一批老幹部去上海穩定局勢。[5-69]
同時，安全部門的幹部也在甄別「四人幫」過去的部下中哪些人是最危險的。抓捕「四人幫」後的第二天，北京大約抓了30名「四人幫」的鐵桿親信。公安幹部繼續監視那些可能構成安全威脅的人。[5-70]毛遠新也被逮捕。
「四人幫」被捕的消息突然公佈，讓已經厭倦了無休止鬥爭的民眾欣喜若狂，也消除了他們對那些人會捲土重來的顧慮。10月18日消息公佈時，全國各地爆發了自發的慶祝活動。據觀察到這些事件的外國記者報道，所有大城市都有異常興奮的群眾湧上街頭慶賀。[5-71]
華主席尋求黨內支持
但是，對於是否應當逮捕「四人幫」，甚至對於毛澤東是否真心選擇華國鋒做接班人，黨內是有懷疑的。毛澤東事實上從未公開批評過江青，人們先前也從未聽說過「四人幫」一詞。高層幹部認為，毛澤東從未想過要逮捕「四人幫」，即便不喜歡「四人幫」的人也覺得應當服從毛澤東的遺願。
為了鞏固對華國鋒統治的支持，葉帥和李先念在各省和各大軍區的主要負責人在北京召開的會議上力挺華國鋒。他們歷數「四人幫」的罪行，解釋抓捕他們的必要性。大多數高層幹部都同意有必要逮捕「四人幫」，並且承認華國鋒、葉帥和汪東興在行動中表現得機智而果敢。
正是在這次會議上，華國鋒第一次出示了毛澤東在4月30日新西蘭總理馬爾登訪華期間給他潦草寫就的紙條：「你辦事，我放心」。[5-72]此舉有助於使各軍區黨委書記相信毛澤東確實選擇了華國鋒。與會者向他表明了支持他當選的態度。華國鋒與「四人幫」的鬥爭後來被一再說成善惡之間的偉大鬥爭，是追求正確路線的黨與「四人幫」反黨集團的鬥爭。就像中國歷史文獻中記錄的很多故事一樣，這其實屬於成王敗寇的老生常談。不過，這一次就像1949年一樣，獲勝者確實得到了真誠而普遍的擁護。
為了進一步鞏固自己的地位，華國鋒決定繼續批鄧，拖延恢復鄧小平的工作。他在10月26日宣佈，當前要批「四人幫」，可以附帶批鄧。[5-73]黨內對鄧小平的批判雖然沒有像當初「四人幫」那樣極端，但仍持續了數月。華國鋒還沒準備好讓鄧小平回來。鄧太有經驗、太自信，也隨時能夠掌控大局。葉帥也認為，華國鋒需要時間鞏固自己的領導地位，還是讓鄧小平晚一點回來為好。臨近1976年年底時，葉劍英元帥和李先念等老幹部才提議恢復鄧小平的工作。[5-74]
鄧小平一向願意接受權力的現實，他是最早表示擁護華國鋒的領導人之一。10月7日，鄧榕的丈夫賀平從葉帥的家人那裏聽到「四人幫」被捕的消息後，立刻騎自行車飛奔回家，向鄧小平一家報告了這個喜訊，因此他們是先於公眾知道此事的。[5-75]鄧小平在10月10日寫了一封信，請汪東興轉交華國鋒。他在信中祝賀黨在華國鋒同志領導下採取果斷行動，取得了對陰謀篡權者的偉大勝利。他說：「我衷心地擁護中央關於由華國鋒同志擔任黨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的決定，我歡呼這個極其重要的決定對黨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意義⋯⋯華國鋒同志是最適合的毛主席接班人。」[5-76]
12月10日，即抓捕「四人幫」兩個月後，鄧小平因前列腺疾病住進了解放軍301醫院。12月14日黨中央通過決議，允許鄧小平閱讀中央文件。住院期間他拿到的第一份文件是〈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和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這也是為了使他擁護華國鋒逮捕「四人幫」而預備的一系列文件中的第一份。鄧小平看過第一份文件後說，大量證據已經說明採取行動是正確的，他不需要再看更多的材料了。[5-77]儘管如此，華國鋒與葉劍英還是親自請鄧來玉泉山，向他通報了粉碎「四人幫」的經過。[5-78]
這時，另一些領導人已經開始推斷鄧小平將在某個時點回來工作。有些領導人認為，可能會給他安排類似於毛澤東在1974年設想的，讓鄧小平取代周恩來領導政府、同時配合王洪文的工作。或許鄧小平可以利用他的豐富經驗和能力，在黨的首腦華國鋒的領導下負責政府工作。其他人認為，可以讓鄧小平擔任更有限的角色，只抓外交。還有一些人則認為，可以在某個時候讓鄧小平完全接過黨的工作，就像1975年夏天那樣。為鄧小平恢復工作的決定於1977年1月6日作出。而實際情況是，華國鋒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又拖了半年才讓鄧小平恢復工作。
毛澤東激進路線的終結
學者約瑟夫・列文森（Joseph Levinson）談到儒家思想在帝制末年的命運時說：當儒家思想喪失活力時，它雖然仍被供奉於廟堂之上受到人們祭拜，但是它已經和人們的日常生活失去了聯繫。同樣，毛澤東去世和「四人幫」被捕之後，毛仍被供奉在神壇上，到天安門廣場中心的毛主席紀念堂參觀的人仍然絡繹不絕，但是他的激進思想、他的群眾運動和階級鬥爭，已經不再是中國人日常生活的內容了。
其實，毛澤東激進思想與人們日常生活的分離過程，早在1974年毛澤東宣佈支持安定團結時就已經開始了。1975年在鄧小平的領導下，以及1976年初華國鋒掌權時期，這個過程一直在繼續。「四人幫」被捕後，激進的毛主義終於失去了最後的有力擁護者。宣佈「四人幫」被捕之後自發的歡慶，以及先前「四五」運動時的民意宣洩，都是強大而明顯的象徵，表明群眾憎恨給國家帶來嚴重混亂和破壞的毛澤東的激進思想。
後來的審判「四人幫」成了一次全民觀賞的廟堂祭典，這次審判中對毛澤東激進思想的譴責沒有針對毛，而是被轉嫁給了「四人幫」。其實，包括一些慶賀「四人幫」被捕收審的幹部在內，很多人過去都曾信奉毛的激進理想，甚至參與過實現這種理想的努力。儘管如此，「四人幫」的覆滅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一種想通過不斷革命和階級鬥爭去改造世界的希望的破滅。中國人在這種局勢的轉折中表現出的興奮和釋然，後來將會變成支持改革開放務實政策的深厚基礎。
[5-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1976年1月8日，頁141。
[5-2]毛澤東對汪東興的評價，見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紐約：明鏡出版社，2003），頁7–8、602–604。
[5-3]Jiaqi Yan and Gao Gao, Turbulent Decade: A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96), p. 482.
[5-4]《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年1月5日，頁140–141。
[5-5]《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年1月9日，頁141–142。
[5-6]關於周恩來晚年與毛澤東的關係，參見《晚年周恩來》。
[5-7]吳德：《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頁203–204。
[5-8]加塞德（Roger Garside）是1976年至1979年的英國駐華外交官；David Zweig是加拿大交流學生，兩人都會講漢語，那幾天的大多數時間他們都在天安門廣場。參看Roger Garside, Coming Alive: China after Mao (New York: McGraw-Hill, 1981).
[5-9]吳德：《吳德口述》，頁203。
[5-10]關於不允許佩戴黑紗的禁令，吳德：《吳德口述》，頁204。
[5-11]Garside, Coming Alive, pp. 10–13.
[5-12]《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年1月12日，頁142–143。
[5-13]Chaozhu Ji, The Man on Mao’s Right: From Harvard Yard to Tiananmen Square, My Life Inside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8), p. 285；2002年4月對冀朝鑄的採訪。
[5-14]《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年1月15日，頁143–144；Ji, The Man on Mao’s Right, p. 285.
[5-15]Garside, Coming Alive, pp. 12–13.
[5-16]《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年1月14日，頁143。
[5-17]DXPCR, p. 372.
[5-18]《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年1月20日。
[5-19]對黨史學者的採訪，無日期。
[5-20]DXPCR, pp. 372, 380–388; Frederick Teiwes and Warren Sun,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72–1976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7), pp. 414–415.
[5-21]《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年1月20日，頁145。
[5-22]《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年1月21日，頁145–146。
[5-23]《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年1月21日，1月–4月，頁146。
[5-24]《人民日報》，1976年月1月26日。
[5-25]《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年1月21日，頁146。
[5-26]《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年2月2日，頁147。
[5-27]DXPCR, pp. 380–388；《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年1月15、21日，2月2日，頁143–147。
[5-28]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p. 443–447.
[5-29]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鄧小平在1975》（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頁584。
[5-30]《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年2月2日，頁147。
[5-31]《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年2月25日–3月初，頁147–148。
[5-32]Garside, Coming Alive, pp. 18–24.
[5-33]Garside, Coming Alive, pp. 110–115. David S. Zweig, “The Peita Debate on Education and the Fall of Teng Hsiao-p’ing,” The China Quarterly, no. 73 (March 1978): 154.
[5-34]《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年3月26日，頁148。
[5-35]吳德：《吳德口述》，頁204–206。
[5-36]Garside, Coming Alive, p. 115.
[5-37]關於鄧小平告訴家人不要去天安門廣場，見《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年3月下旬—4月初，頁148–149。
[5-38]Zweig, “The Peita Debate on Education and the Fall of Teng Hsiao-p’ing,” pp. 154–158; Garside, Coming Alive, pp. 125–128.
[5-39]Garside, Coming Alive, pp. 125–126.
[5-40]吳德：《吳德口述》，頁207–211。
[5-41]《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年4月5日，頁149。
[5-42]吳德：《吳德口述》，頁210–214。據Garside說，廣播是從下午6點半開始，9點35分時打了探照燈，在紫禁城裏集結待命的民兵向廣場進發。見Garside, Coming Alive, pp. 128–135. 「四人幫」被捕後，吳德多次為污蔑鄧小平作過檢討，但他也替自己辯解說，4月5日那天他別無選擇，只能服從毛主席和政治局的決定。儘管有人說4月5日那天有大量流血，但對這一事件的3份調查報告，包括在醫院和火葬場及其他幾處的調查，都沒有找到有任何人死於鎮壓的證據。吳德說，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所編的《中共黨史大事年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中一些記述的混亂，是由於中央政治局在4月4日和5日兩次會議被混在一起，讓人以為這兩次會議都是在4月4日召開的，還因為一些「四人幫」作出的批評沒有被記錄在案。見吳德：《吳德口述》，頁218–221。
[5-43]2006年10月21日對章含之的採訪。
[5-44]2006年1月對一位熟悉毛遠新觀點的幹部的採訪。
[5-45]《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年4月6日，頁149。
[5-46]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308。
[5-47]即使是高層幹部也不知道鄧小平的去向，因此在外國人中間謠言四起，說鄧小平避走廣州，被他的老友和支持者、1974年1月至1980年2月擔任廣東軍區司令員的許世友將軍保護起來。不僅香港的報紙，連一些西方分析家也報道過這些傳言。見Garside, The Coming Alive, p. 140; Harrison E. Salisbury, The New Emperors: 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 (Boston: Little, Brown, 1992), p. 367. 鄧小平的女兒後來糾正了這些誤解。
[5-48]《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年4月7日，頁150；吳德：《吳德口述》，頁216–218。
[5-49]Zweig, “The Peita Debate on Education and the Fall of Teng Hsiao-p’ing,” p. 158.
[5-5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下冊，頁1778。
[5-51]毛澤東的醫生李志綏說毛澤東是在4月30日給華國鋒寫下這些話的。見Zhisui Li, with the editorial assistance of Anne F. Thuston, 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 The Memoirs of Mao’s Personal Physicia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4), p. 5.
[5-52]《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年4月7日、8日，頁150。
[5-53]《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年7月6日，9月9日，頁151。
[5-54]《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年9月9日，頁151。
[5-55]吳德：《吳德口述》，頁197。
[5-56]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 390.
[5-57]《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年9月9日，頁151。
[5-58]Roxane Witke, Comrade Chiang Ch’ing (Boston: Little, Brown, 1977), p. 449. 關於「四人幫」被捕的背景和過程的簡要記敍，見史雲、李丹慧：《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8卷：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從批林到批鄧（1972–1976）》（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第647–716頁；武健華：〈粉碎「四人幫」策劃實施過程〉，《中華兒女》，2001年第10、11期，後收入李海文：《中共重大歷史事件親歷記（1949–1980）》（上下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下冊，頁248–281；范碩：《葉劍英在關鍵時刻》（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吳德：《吳德口述》。英文文獻見Yan and Gao, Turbulent Decade, pp. 519–528; 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p. 536–594; and Richard Baum, Burying Mao: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40–45.
[5-59]范碩：《葉劍英在關鍵時刻》，頁363–364。Li, with the editorial assistance of Thurston, 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 pp. 3–30, 615–625；2007年10月對紀登奎之子紀虎民的採訪。
[5-60]范碩：《葉劍英在關鍵時刻》，頁367。
[5-61]范碩：《葉劍英在關鍵時刻》，頁369–370。
[5-62]Yan and Gao, Turbulent Decade, p. 524; 程中原、王玉祥、李正華：《1976–1981年的中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頁4–5；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p. 551–594.
[5-63]范碩：《葉劍英在關鍵時刻》，頁368。是華國鋒還是葉劍英首先提議採取行動，以及兩人中誰發揮了更重要的作用，在西方和中國學者中有不同看法。華國鋒掌權時，中國媒體强調他起的作用更大，他下台之後同一批媒體又强調葉劍英的作用。兩人顯然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對這個問題討論可參見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p. 536–594.
[5-64]范碩：《葉劍英在關鍵時刻》，頁377–380。
[5-65]Garside, Coming Alive, p. 154 與 Salisbury, The New Emperors, p. 274 都提到未經證實的報道，稱毛遠新本想逃跑，在試圖登上一架去東北的飛機時被捕。但是看過很多黨內文件的范碩沒有提到這些傳言，香港《明報》和《爭鳴》雜志曾經將這條傳聞和關於捉捕江青的戲劇化報道一同刊出，相關的概要介紹見Garside, Coming Alive, pp. 152–167。黨史專家也沒有證實這些傳言。另參見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 580。
[5-66]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 582.
[5-67]Roderich MacFarquhar, The Politics of China: The Era of Mao and Deng, 2nd 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312.
[5-68]關於這些工人民兵的背景，見Elizabeth J. Perry, Patrolling the Revolution: Worker Militias, Citizenship, and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6).
[5-69]程中原、李正華、王玉祥：《1976–1981年的中國》，頁11–14；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p. 582–590.
[5-70]Garside, Coming Alive, pp. 154–167.
[5-71]《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年10月21日，頁152；Garside, Coming Alive, pp. 165–166.
[5-72]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p 586–587.
[5-73]《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年10月26日，頁152–153。
[5-74]《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之後，頁153。
[5-75]DXPCR, pp. 440–441.
[5-76]《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年10月7、10日，頁152。轉引自Baum, Burying Mao, p. 43.
[5-77]《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年12月7、12、13、14、24日，頁153–154。
[5-78]《鄧小平年譜（1975–1997）》，頁154。
第6章
在華國鋒時期復出：1977–1978
1976年4月華國鋒被任命為總理和黨的第一副主席後不久，美國駐京聯絡處主任湯瑪斯・蓋茨（Thomas Gates）與華國鋒有過一次1小時45分鐘的會談。蓋茨手下的人根據會談寫了一份評價華國鋒的報告，上有蓋茨的簽名。這個報告頗有先見之明，它得出結論說，華國鋒是個「耳聰目明卻平淡無奇的人，他的突出特點是謹慎。他對材料掌握得還算充分，但沒有表現出絲毫超常的智慧或魅力。華看起來是一個理想的過渡人物，在內政外交領域都不太可能採取不同尋常的舉措。⋯⋯我懷疑華缺乏長期主政必不可少的眼光和領導能力，⋯⋯我認為將會出現更有能力的新領導人，⋯⋯單調乏味的華國鋒先生在完成他的歷史使命之後，將被迫靠邊站」。[6-1]中國的幹部們絕不會有這樣的公開評論，但美國駐京聯絡處的官員無疑感覺到，他們中間也有人持類似觀點。
按中國政治史寫作中成王敗寇的悠久傳統，鄧小平一向被譽為改革開放政策的啟動者，華國鋒則因事事緊跟毛澤東的決定和指示而受到指責。華國鋒過去一直在省一級工作，沒有北京的經歷，毫無外交經驗，在軍隊事務上也沒有多少資歷，這樣一個人登上最高領導人的位置，確實有些勉強。華國鋒在會見外國人的第一年裏謹防出錯，因此不難理解，他只好空泛地講講政策，說些語焉不詳的話，喊幾句不會出問題的口號。華國鋒是個聰明的好幹部，但就整體能力和領導素質而言，他無法與鄧小平相比。此外，他不主張讓鄧小平先前屬下的老幹部全面復出，他也不能提供穩健而大膽的領導，或是像鄧小平那樣與外國建立良好的關係。
但是，很多人低估了華國鋒和他的改革信念。後來的官方歷史對華國鋒脫離毛的路線的意願和支持中國對西方實行開放，沒有給予充分的評價。其實，在華國鋒當政的過渡期——從1976年9月毛澤東去世到1978年12月的三中全會——他不但逮捕了「四人幫」，而且拋棄了毛的激進思想，減少了意識形態和政治運動的作用，更加強調現代化而不是階級鬥爭，將毛澤東時代不夠常規化的黨內會議轉為正常。華國鋒還派一個又一個代表團出國學習現代技術。是他——而不是鄧小平——啟動了中國的經濟特區，並進行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的試驗。華國鋒確實想拖延鄧小平在1977年的復出，但他並沒有推翻鄧小平在1975年取得的進步，他贊成鄧小平1977年復出後採取的改革措施。他不但推動了國家的迅速開放，甚至因為在他的「洋躍進」中走得太遠而受到尖銳批評。[6-2]
華國鋒的權威：有名無實
華國鋒的權威完全來自於毛澤東的選擇和他在黨政官僚體制中的官方職位。可是在1976年的中國，體制內的名義權威仍然是根基不牢的。毛澤東位居黨政軍之首，統治了中國27年，使別人很難向他發起挑戰，但他權力的核心一直是個人性的。他的權威不是來自他的官方職位，而是源於他在領導革命取得軍事勝利上的非凡成就，源於他對權力純熟的使用、恢弘的想像以及借助於紀律嚴明的黨和受到控制的宣傳工具在人們心中激起的希望和敬畏。
華國鋒缺少毛澤東和鄧小平那種英雄般的革命經歷、宏大的歷史眼光、解決問題的穩健意識以及他們的沉著與自信。他對黨的工作的很多方面都有瞭解；他當過公安部長，1971年（獲邀參加政治局會議）和1973年（被升任政治局正式委員）之後，他有大量機會瞭解全國的政治。但是，若論個人成就、眼界以及在中國人心目中的整體地位，他都難以跟那些經歷豐富的老革命家——鄧小平、葉劍英、陳雲或李先念等人——相比。
毛澤東去世後，為了使華能夠治國，政治局給了他相應的頭銜：黨的主席、國務院總理和軍委主席。葉劍英及其同僚宣佈，黨應當加強正式制度的重要作用，而不再依賴某個領導者的個人人格。早在1950年代中期中國開始建立穩定的政權結構時，各部門便已制訂出各種制度化的程序；在大躍進這場災難後的1960年代早期和鄧小平領導下的1975年，中共又恢復了正常的組織程式，以限制領導人任意作出決定。[6-3]然而，要使這些正常程序和正在形成中的政府組織結構取得像在西方國家那樣的法律效力，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相反，下級幹部在閱讀上面發來的文件時都知道，只要一出問題，上面又會造出新的文件，使過去的文件變成一紙空文。
在1976年底和1977年初，葉帥和汪東興努力樹立對華國鋒的個人崇拜，以便加強其脆弱的個人權力基礎。華抓捕「四人幫」取得的非凡勝利被大肆吹捧，把他抬到普通優秀幹部之上，也被大家廣泛慶賀。在1976年10月以後的幾個月裏，湧現出成百上千讚揚華國鋒領導的書籍和文章。[6-4]大量歌頌他的領導的詩詞歌曲被創作出來廣為傳播，全國各地都能看到他的畫像和毛澤東畫像並排放在一起。當時電視尚不普及，但是從收音機和各個工作單位、農村的廣播喇叭裏，可以聽到對他領導國家的才能的歌頌。
不過，宣傳華國鋒的做法也引起了反彈。很多曾為國家浴血奮戰的黨內革命老幹部，都瞧不起華國鋒這種1938年以後才入黨的年輕暴發戶，認為對他的大吹大擂既過頭又冒失。況且黨內不少有影響的領導人也不想看到個人崇拜，擔心這會破壞黨內民主。到1978年底時，華國鋒因為允許他人將自己的成就吹得太高而退居守勢。人們對他並不信服，認為他的領導職位只是被任命的而已，他實際上並不具備與之匹配的個人威望。
華國鋒溫和的領導風格是他對北京這種環境的自然反應。不過他在湖南時就有這樣的名聲：和其他同級別的幹部相比，他是個謹慎的、瞻前顧後的人。[6-5]人們覺得與他共事順心舒服，因為知道他不會冒犯他們。誠然，華國鋒認為「四人幫」及其同夥做事太極端，但除了這些人以外，他盡量與大家搞好關係。
在1949年中共掌權之前，毛澤東和他的同事已經花了20多年時間籌劃掌權之後應該做什麼，華國鋒卻幾乎沒有準備的時間。過去白手起家建國和制定政策的革命家有寬廣的視野，為華國鋒和他這一代人所不能及，因為他們的成長過程是學習如何貫徹而不是制定大政方針。華國鋒在1976年1月突然得到提拔，取代王洪文成為接毛澤東班的第一候選人之前，他對擔任最高領導人毫無準備。即便是在1976年1月成為代總理之後，他也一直忙於應付一些緊迫的問題——周恩來逝世、天安門事件、毛澤東之死、逮捕「四人幫」，幾乎無暇考慮重大的戰略問題。1976年10月以後華國鋒面對這些重大的問題，就像剛登基的勤勉的小皇帝，需要兩位元老臣——葉帥和李先念——的輔佐，而他們也願意為他出謀劃策。
華國鋒在1976年之前就認識葉帥和李先念，不過，在為實施抓捕「四人幫」的秘密計劃而結成相互信任的小團體之前，他與他們並無特別密切的交往。葉、李兩人像華國鋒一樣，在文革期間沒有受到多大傷害，相對而言也沒有那些被罷官並受到迫害的老幹部的情緒和怨恨。葉帥在文革前就未受重用，因此不屬於文革初期受到毛澤東打擊的當權派。李先念是「業務組」成員，文革初期的派仗打得熱火朝天時，這裏的幹部一直在從事管理經濟之類的政府日常工作。華、葉和李在文革前就與老幹部有不錯的共事關係，而且他們三人都能同時與文革的受益者和老幹部一起工作。
葉帥和李先念既不是整過人的激進派，也不屬於要求更多民主、在經濟領域進行更大膽嘗試的人。與此相反，他們打算協助華國鋒，以務實的方式在失去航圖的後毛澤東時代平穩航行。具體而言，葉帥能夠為華國鋒與軍隊的關係鋪路；李先念則能在經濟問題上為華國鋒提供指導。
華在毛的遺志和中國的開放之間尋找平衡
從毛澤東去世的那一刻起，華國鋒就面對壓力要向激進派證明自己遵循著毛澤東的遺志。但後者不難看到，華國鋒雖然自稱毛的追隨者，卻不搞政治運動和階級鬥爭。西方媒體報道說，中國在毛澤東去世後開始了一個「去毛化」過程，這給華國鋒造成了更大的負擔要去證明自己忠實於毛的遺志。
逮捕「四人幫」在黨的多數幹部和廣大群眾中大快人心，但是這激怒了那些認為自己追隨的才是真正的毛主義的激進派。他們知道，毛澤東在去世之前，一直想在黨內最高領導層為「四人幫」保留一席之地。這種異議使華國鋒和他的兩個老顧問葉帥和李先念處於守勢。他們得竭力證明抓捕「四人幫」與繼承毛的遺志相符。華國鋒搜集各種材料歷數「四人幫」的罪名，他下發的三份材料為逮捕「四人幫」符合毛的觀點提供了證據。
自從毛澤東去世後，華國鋒一直宣稱自己在繼承毛的遺志，繼續遵行他的政策。但是，一些宣傳家和毛澤東的堅定追隨者，卻不斷批評他偏離了毛澤東為黨制定的路線。為了回應這些批評，華國鋒授意他的擁護者寫一篇理論文章，以證明他忠實於毛的遺志。由此而出籠的文章，便是1977年2月7日的《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和《解放軍報》社論。這篇社論宣佈，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都要執行，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要照辦，此即後來著名的「兩個凡是」，它成了華國鋒表明自己完全忠實於毛主席遺志的標誌。[6-6]華國鋒顯然沒有料到它會成為一些人攻擊的靶子，他們認為中國應當脫離毛在人生最後20年所奉行的路線。
對於華國鋒來說，為了在新時期全面領導國家，他需要召開一次黨的代表大會，就像毛澤東在1956年召開八大、林彪在1969年召開九大、林彪死後毛在1973年召開十大一樣。一般需要數月時間才能制定出經濟計劃、在重要領域的政策上取得共識、為黨代會準備必要的文件。毛澤東剛去世不久華國鋒就立刻開始了這項工作，並於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召開了黨的十一大，隨後又在1978年3月召開了旨在提供全面政府領導的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由於華國鋒在掌權之後召開的這次黨代會過於倉促，他只能把許多問題先放在一邊。在向十一大做的四個小時的報告中，他用意識形態和黨的套話來掩蓋政策分歧。但確實存在著一些需要領導人給予關注的實質問題，華國鋒也試圖對其中一部分作出說明。像周恩來和鄧小平一樣，華國鋒繼續強調四化建設。在選擇最可靠的經濟顧問時，他選的是「建設派」（builders），即那些希望抓緊擴大新的基建項目並從國外引進工廠的人，而不是較為謹慎的計劃派（cautious planners）和財政幹部（關於「建設派」和「謹慎的計劃派」詳見第15章）。華國鋒尤其倚重大慶油田的傑出領導人余秋里，讓他領導用更高的指標去充實鄧小平的十年規劃的工作。華國鋒也十分倚重國家建委主任谷牧，毛澤東和周恩來在1974年10月就選他擔任了副總理。
最初，華國鋒在外交方面很外行。1976年春天他在北京會見李光耀時，由於不瞭解中國的政策細節，他在回覆對方的意見和問題時，只能說些大而無當的套話和口號。但是接過毛澤東的位置後，他非常努力抓緊掌握外交政策問題：當1978年8月他率團訪問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和伊朗時，與1976年時相比，對外交事務已經有了更好的瞭解。
鄧小平在1974年和1975年出國時，仍要受到毛的控制。與此不同，華國鋒在1978年作為中國最高領導人出訪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是1957年（毛澤東去莫斯科）後中國最高領導人第一次出國訪問。華國鋒回國後，對中國能向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學習什麼做了報告：這兩個國家都接受外國貨幣，與外國公司開辦合資企業，開展補償貿易，引進外國技術——所有這一切絲毫沒有損害兩國的主權。華國鋒表示，他在東歐看到的工廠論規模比不上中國的工廠，效率卻要高得多。結論顯而易見：中國應當以東歐為榜樣，引進更多的外國技術。
改進農村組織的問題，是華國鋒有豐富個人經驗的領域，他不但盡力保留人民公社和生產隊這種社會主義制度，而且開了幾次學大寨會議。大寨是被樹為全國農業集體化樣板的村子，它投入大量人力從事生產勞動，並鼓勵興建大型引水渠這樣的農業工程項目。華國鋒把全面改善農業的希望放在技術上。和鄧小平一樣，他也要搶回被浪費的時間，加快發展，然而他在判斷取得這些進步所必需的制度建設的速度上卻經驗不足。他急切地要在四年內（到1980年）實現農業機械化的技術突破，這不過是一種幼稚的樂觀主義。
鄧小平在1978年底成為頭號領導人之後，華國鋒對自己的冒進做法作了自我批評：他沒有考慮到中國外匯短缺，沒有能力迅速吸收國外技術，中國的預算也不平衡。一些批評是有道理的，例如，華國鋒鼓動余秋里考慮在幾年內開發十個大慶油田，這是完全不切實際的目標。但是，他要推動中國快速發展、加快引進外國技術的整體目標，與包括鄧小平在內的其他許多領導人是一樣的。
時常有人說，中國的對外開放政策——包括願意學習國外經驗和急迫地想要引進外國技術——源於1978年12月鄧小平領導下的三中全會。其實這些做法始於1977–1978年華國鋒的領導，而華國鋒提出的政策也並非由他首創。華國鋒和鄧小平所推行的，是被很多中共幹部視為中國必由之新路的政策。
安排鄧小平復出：1976年10月–1977年4月
鄧小平是否回來工作，以及回來之後幹什麼，從「四人幫」被捕那一刻起就是個議論紛紛的話題。黨的領導層一致認為鄧小平是個難得的人才，已恢復工作的老幹部則把他視為他們認可的領導人。毛澤東去世的消息一公佈，香港和西方媒體就開始揣測華鄧兩人之間即將發生權爭。不過，在當時的中國，還無人敢向毛澤東挑選接班人或華國鋒擔任中共主席的權利提出嚴肅挑戰。當時的共識是，至少在一段時間之內，華國鋒有權保留毛澤東為他安排的位置。
毛去世後的幾個月裏，高層圈子一直拿不定主意，鄧小平回來後是讓他在華國鋒主席手下當總理呢——就像當年周恩來效力於毛澤東、或1974年鄧小平在王洪文手下工作一樣，還是讓他成為頭號領導人？華國鋒的資深顧問葉帥和李先念主張讓鄧小平在某個時候回來擔任一定的職務，但是要在華國鋒的領導之下。逮捕「四人幫」後不久，李先念去看望當時在北京西山療養的鄧小平時，鼓勵他為回來工作作好準備。[6-7]葉帥和李先念這兩位擁立領袖的人也一再向其他人表示，他們支持鄧小平復出。[6-8]
華國鋒從未明確說過不應讓鄧小平回來工作。但是他在1976年10月26日——「四人幫」被捕剛過兩周之後——作出指示，要繼續批判鄧小平及其讓更多老幹部恢復工作的做法（即所謂的「右傾翻案風」）。[6-9]
然而，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華國鋒已經不再鼓勵批鄧了。鄧小平曾受到不公正對待，被認為要對「四五」抗議活動負責，很多幹部對此都有意見。華國鋒指示宣傳部不要再提「四五」事件，他還承認，參加抗議的絕大多數人都不是反革命，鄧小平也沒有參與策劃此事。
1976年12月12日出現了有利於鄧小平的另一個突破。葉帥收到他的長期部下、時任中聯部部長耿飆的一封信。耿飆在信中附了一份材料，證明「四人幫」篡改天安門事件報告中的證據，欺騙毛主席和黨中央。葉劍英立即對他的部下說，這個新的證據很重要，應當為「四五」事件平反。[6-10]葉帥收到這些材料兩天後，鄧小平便重新獲准看中央文件。這時有很多人認為，鄧小平的復出僅僅是個時間問題，儘管葉帥仍在說時機尚不成熟。1977年1月6日的政治局會議討論了為鄧小平恢復工作的問題，決定應當讓他重新擔任一定的職務。
《人民日報》的「兩個凡是」的社論——標題是「學好文件抓住綱」（「綱」指階級鬥爭）——在2月7日一發表，立刻就成為高層幹部爭論的焦點。假如毛澤東批准的所有政策和他的全部指示都要遵守，那麼對於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的定性，以及撤銷鄧小平職務的決定，也就不能再有二話。「兩個凡是」的社論刺激了批評華國鋒的人，而是否讓鄧小平復出則成為爭論的中心。《人民日報》總編胡績偉後來說，「兩個凡是」一文堵死了讓鄧小平等一批老幹部復出的道路，也使參加過「四五」天安門事件的人無法得到平反，另一些冤假錯案無法得到糾正。[6-11]鄧力群是奮起反對「兩個凡是」的人之一，他把這個問題向王震提出，王震又提請政治局給予注意。[6-12]
按照慣例，在預定召開的黨代會之前要舉行中央工作會議，會上允許比較自由的討論，取得共識，以便獲得參加黨代會的人一致擁護。1978年11月至12月召開的著名的中央工作會議是一個轉折點，它加強了鄧小平的地位，鞏固了對將在1978年12月三中全會上得到批准的改革開放政策的支持。1977年3月10日至22日，在為籌備8月的中共十一大而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反對「兩個凡是」的人也開始大聲疾呼。
在離中南海只有幾個街區的京西賓館召開的這次工作會議上，華國鋒宣佈了會議議程：（1）研究處理「四人幫」的下一步措施；（2）討論1977年的經濟計劃；（3）籌劃1977年下半年黨的工作，包括提前召開黨的代表大會。[6-13]
這是在毛澤東去世半年後，中共領導幹部召開的第一次大型座談會。但與1978年11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相比，1977年3月的會議氣氛仍受到那些認為坦率討論毛澤東的錯誤還為時尚早的人的限制。即便如此，在某些問題上還是取得了共識：把黨的工作重心從文革轉向四化，維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繼續高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旗幟，增加對外國資本和技術的利用。
但是，在文革期間經受過身心折磨的老幹部與這一政治運動的受益者之間，仍然存在著根深蒂固的分歧。許多在文革中靠整人發跡的領導人，托庇於「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不想讓權力落入受過打擊的人手中；已經恢復工作的老幹部則更願意讓他們仍未獲准恢復工作的朋友回來。
這兩派人之間的力量對比在1972年就已經開始向老幹部一方傾斜，毛澤東本人在這年年初開始允許開展平反工作。在1975年1月召開的第四屆全國人大上，有10名在文革中受過嚴重迫害的人擔任了部長。[6-14]這個趨勢一直在繼續。在1973年中共十大上當選中央委員、1977年8月仍在世的174人中，有59人在十一大上沒有重新當選（其中很多是在文革中發跡的人）。在十一大上當選中央委員的201人中，除了19人之外，都是1949年以前入黨的老幹部。[6-15]相比之下政治局的變化更緩慢一些。政治局常委的四個人都在逮捕「四人幫」中發揮過關鍵作用，但其中只有葉帥和李先念贊成讓鄧小平復出，華國鋒和汪東興則拖延著。
1977年3月，華國鋒在向中央工作會議做的冗長報告中解釋了為什麽抓捕「四人幫」之後他還要繼續批鄧，他說：「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決定的，因此要繼續進行。」[6-16]他暗示鄧小平不會完全擁護毛主席，並且又加了一句尖銳的話：「我們要記取赫魯曉夫的教訓。」[6-17]人人都知道鄧小平經常被批為「中國的赫魯曉夫」，他有可能效仿赫魯曉夫對史太林的全面批判。華國鋒想進一步維護毛澤東的遺產，他也意識到了處理「四五」事件引起的消極反應，因此對代表們說，對天安門事件要避開不說。然而他並不具備毛澤東那樣的權威：陳雲和王震兩人廣受尊敬，論資歷和個人威望也遠在華國鋒之上，他們仍然敢於在自己的小組會上大膽直言，表示支持鄧小平復出。
陳雲是個冷靜審慎的人，對黨一向忠心耿耿，他由於為黨作出的巨大貢獻而享有崇高威望。當時他在西南組做了有力的發言，倡議鄧小平復出。陳雲在準備自己的發言稿時一向很認真，他讓胡喬木撰寫草稿，發言之前，還在耿飆家中與王震等人見面，以便確定講話稿中是否還有任何可能的問題。他在發言中說：「鄧小平同志與天安門事件是無關的。為了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需要，聽說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讓鄧小平同志重新參加黨中央的領導工作，是完全正確、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擁護。」[6-18]
「王鬍子」（王震）暴躁粗魯，但也是個講義氣的直脾氣，在很多忠誠的黨員看來甚至十分可愛。他在另一個小組也表示支持鄧小平復出。他的發言援引毛曾經對鄧小平的讚揚，讓毛派的處境尷尬，極難反駁他。他引用毛的話說，鄧小平政治思想強，人才難得；他是個能幹的戰士，堅決反對修正主義。王震接著又說，在1975年領導中央和國務院的工作期間，鄧小平貫徹執行毛的路線，取得了巨大成功。他是跟「四人幫」做鬥爭的先鋒。王震說，現在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都熱切盼望他早日回到黨的領導崗位上來。[6-19]
在小組討論中很多人支持陳雲和王震的意見，可是負責整理會議報告的汪東興沒有把陳雲和王震的發言以及隨後的討論收進去。汪東興對他們說，只要修改一下發言，就可以收進會議簡報。陳雲和王震長期為黨工作，資格遠在汪東興之上，他們回答說，不把他們的講話收進簡報，那就隨你的便。他們未經修改的發言雖然未被收入正式簡報，但在會上會下廣為流傳。[6-20]
開會期間，華國鋒對很多想為1976年4月天安門事件平反的人說了幾句安慰的話。他承認，是「四人幫」在1976年4月壓制群眾悼念周恩來去世，鄧小平沒有插手天安門事件，人民群眾聚集在天安門廣場是合情合理的。然而他依然把它稱為「反革命事件」，並且說，有極少數參與者是反革命分子。他又說，反擊右傾翻案風——人人都知道鄧小平贊成翻案——是正確的。[6-21]
華國鋒意識到了人們普遍支持鄧小平復出，他說，要做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他的意思很清楚，時機一到，鄧小平的復出之路自然會暢通，但不必操之過急。不過，華國鋒對鄧小平的支持者也作出一些讓步，他說，（十屆）三中全會和十一大（將在這一年夏天舉行）適合作出讓鄧小平復出的正式決定。
在發生著變化的政治環境中，華國鋒力求掌控《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編輯工作，以便加強他對毛澤東思想的解釋權。4月7日，中央傳達了華國鋒關於如何學好《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指示，其中提到毛澤東號召將革命進行到底的一段話。一周後的4月15日，經華國鋒正式批准，《毛選》第五卷出版。[6-22]但不論華的指示還是《毛選》第五卷的出版，都未能阻止人們對鄧小平重新擔任要職的不斷增長的支持。
在這期間，鄧小平明確表示他不支持華國鋒的「兩個凡是」。在4月10日寫給華國鋒、葉帥和其他中央委員的信中，鄧小平表明了他對那篇有爭議的社論的看法。他說，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6-23]鄧小平以這種聰明的說法承認了毛澤東的權威，但實際上他是在說，華國鋒並不是解釋毛澤東的觀點的唯一權威；任何具體問題都要放在更大的背景裏去看待，而與華國鋒相比，那些長期跟毛澤東一起工作、與毛關係密切的中共領導人，更有資格從這個「更大的背景」對毛的觀點作出判斷。鄧小平隨後感謝中央為他洗清了名聲，承認他沒有參與天安門事件。他說，至於他個人的工作安排，「做什麼，什麼時機開始工作為宜，完全聽從中央的考慮和安排」。他還建議把他這封信，連同1976年10月10日他寫給華國鋒表示支持其領導的信一起，印發全黨。[6-24]
華國鋒在收到鄧小平的信時意識到，必須對日益高漲的支持鄧小平復出的力量作出回應，於是他派忠實於自己的高層幹部汪東興和李鑫去跟鄧小平商量他復出的事。[6-25]此時華國鋒已經肯定了「四五」示威活動的積極意義，因此鄧小平對自己的好友說，他堅信天安門事件不久就會被看作一場革命運動。[6-26]在這個背景下，鄧小平沒有心情滿足汪東興和李鑫兩人向他提出的要求：在為他的復出作準備時，他要肯定「兩個凡是」。鄧小平告訴他們，如果把「兩個凡是」奉為教條，為他平反的事就說不通，對天安門廣場示威的肯定也說不通。[6-27]
鄧小平又解釋說，不能把毛澤東在某個場合做的事拿來解釋他在不同場合和時間做的事。毛澤東本人也承認自己犯過錯誤，不管什麼人，只要做事就會犯錯誤。一個人能做到七分正確就很不錯了。鄧小平說：如果我死後人們能給我三七開的估計，我就很高興、很滿足了。[6-28]
人們估計鄧小平為了重返工作崗位，會寫信公開表示接受華國鋒的領導。鄧小平也遂了他們的心願。他在1976年10月10日的信中就已說過：「不僅在政治上思想上華國鋒同志是最適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齡來說可以使無產階級領導的穩定性至少可以保證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6-29]4月14日鄧小平對信作了稍許修改後，華國鋒同意將其印發黨內。5月3日這些信在黨內印發，一直下發到縣團級。[6-30]華國鋒一度盡可能合理地拖延鄧小平的復出，但最終，當鄧小平寫信表示接受他的領導後，華還是向勢力強大的老幹部所形成的氣氛作出了讓步——他們都希望鄧小平回來。
雖然直到三中全會才正式宣佈鄧小平的復出，但是印發他讚揚華國鋒領導的信等於向黨內中層以上幹部發出通知，鄧小平的復出已是指日可待。[6-31]黨內人士對飽經考驗的鄧小平抱有很高期望，認為他能在維護秩序和實現現代化上發揮重要作用。黨內人士也在私下議論華國鋒和鄧小平兩人將來的關係，外國媒體則在公開討論此事。
到5月12日時已經很清楚，鄧小平將恢復的一切職務，包括接過軍隊和外交工作。他將像過去一樣擔任副總理。鄧小平還自告奮勇承擔起科技和教育工作，因為在他看來科學是四個現代化中最關鍵的一環，能夠促進另外三個現代化（工業、農業和國防）。鄧小平的請求被接受後，他把方毅和李昌叫到自己家中，討論如何促進科技發展的問題。[6-32]在中國當時的大氣候下，他必須首先對付一些殘留的反知識分子觀點。他對方毅和李昌說，必須強調要把腦力勞動者也視為政治上受尊重的工人階級的成員。[6-33]
5月24日，鄧小平為了給自己的復出作準備，把他的密友王震和鄧力群請到家中，討論恢復他的寫作班子以及如何促進科技和教育的發展。鄧小平依然很看重他當年網羅到政研室的那個寫作小團隊，他要跟其中一些過去的成員初步討論一下如何組建寫作班子。在批鄧運動中，有為數極少的人極其堅定地不參加批判，鄧力群便是其中之一。他為此受到了懲罰，被下放農村從事勞動。鄧力群帶來了鄧小平寫作班子前負責人胡喬木的一封檢討信，胡為自己參與批鄧表示道歉。鄧小平沒有看那封信，而是讓鄧力群把它退了回去。他說，胡喬木的批評我不介意，胡喬木只是講了一些套話，這可以理解；沒有必要為這種裝樣子的事道歉。鄧小平還稱讚胡喬木為毛澤東起草的講話〈論十大關係〉（此文已收入《毛選》第五卷）。他說，他歡迎胡喬木回到寫作班子。
葉帥和鄧小平見面後，這兩位中央軍委副主席同意共同負責軍隊工作。鄧小平重新拾起了他在1975年要解決的問題：推動裁軍，徵召受過更好教育的兵員，改進訓練和紀律，提升軍事科學技術，使軍隊為現代戰爭作好準備。他在軍隊會議的講話中這些仍是中心話題，但他也講到了更大的政治問題：要「實事求是」。[6-34]不過，他用於軍隊工作上的精力要比用在科技教育上的少得多。
鄧小平也沒有把很多時間用在外交上。他同意參與重要決策，但他表示不想承擔對日常外交工作的領導，他說那讓他感到厭倦。鄧小平還說，他真正想抓的工作是科技和教育，他認為這是現代化最重要的領域。
鄧小平估計，中國的科學技術已經落後世界20年。例如，他提到中國當時大約有20萬名科技人員，而美國是120萬。他說，為了急起直追，中國必須承認自己已經大大落後，也要著手培養自己的人才。他重新提出了他在1975年支持的政策，他說，必須通過考試選拔中小學的尖子人才，讓他們在最好的大專院校接受最好的教育。[6-35]
鄧小平提出接手科技工作，也是在表明他不會很快就在關鍵的政治領域挑戰華國鋒。但是，為了促進科學的發展，鄧小平毫不猶豫地觸及仍然敏感的政治問題。與那些堅持「紅」比「專」更重要的毛派分子相反，他大膽宣佈，對政治不感興趣的科技人員也是有用之人，軍隊也需要培養人才。[6-36]
鄧小平的復出
7月17日，十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決議》。決議需要得到一個月後召開的黨代會的正式批准，但鄧小平在全會上已正式恢復了他在1975年4月5日以前的全部職務：中央委員、政治局常委、黨的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副總理和解放軍總參謀長。政治局常委的五人中鄧小平排名第三，位於華國鋒和葉帥之後，李先念和汪東興之前。[6-37]
7月21日，在實際上是他的復職演說中，鄧小平說：「出來工作，可以有兩種態度，一個是做官，一個是做點工作。」沒有人對鄧小平的選擇感到驚訝：他是想做點工作的。但是，由於毛澤東去世後依然揮之不去的大氣候，鄧小平在規劃自己的事業時仍要當心。他首先重複了一句套話：「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的指導思想。」然後他才談到他認為需要完成的工作，首先是改善知識分子待遇，其次是黨的建設。他再一次提出，學習毛主席的教導要有靈活性。他說，有人歪曲毛主席的思想，把一些話與當時的情況割裂開來，說它們同樣適用於其他場合，但毛澤東對不同的情況是有不同的解決辦法的，必須準確完整地理解毛澤東，把他的教導正確運用於每一種實際情況。他還說領導集體要促進黨內民主。[6-38]四年後鄧小平的權力得以鞏固時，批評者說他對黨內民主已經不感興趣，而是把權力全都集中到了自己手裏。
7月23日，鄧小平講話兩天後，《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和《解放軍報》的社論宣佈了他的新職務。社論說：「會議決定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內外一切職務，體現了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的願望。」[6-39]民眾在1976年清明節時的感情宣洩和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辯論，都證明這句話並非誇大其辭。鄧小平復出之後第一次在公開場合露面，是在7月30日大陸和香港之間的一場足球賽上。當廣播喇叭宣佈他來到體育場時，全場起立對他報以經久不息的掌聲。[6-40]老百姓顯然覺得，鄧小平扎實穩健的領導讓他們放心，基於他在1975年取得的成績，他讓他們感到有希望。
在1977年8月12日至18日舉行的中共十一大上，代表們歡迎鄧小平的復出，也有一些毛派分子對此感到不安。當時代表們對於如何看待毛的歷史遺產，以及實行哪些具體政策，仍未達成明確的共識。黨的領導層試圖掩蓋分歧，展示團結，採用了一些肯定毛澤東遺產的口號，也泛泛地提到了現代化目標。大會宣佈文革已經結束，但也肯定了它的意義；儘管中國要學習國外的新技術，但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要繼續批判右傾主義。一些代表在小組會上表達了對華國鋒領導的不滿，因為他在四個小時的報告中用套話來掩蓋分歧。當然，大會文件並沒有把這些批評意見記錄在案。[6-41]
為迎合政治氣氛，鄧小平也講了一些套話，以便安撫那些仍然堅持毛澤東路線的人。他在8月18日簡短的閉幕講話中說，大會要「把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推向一個新的發展時期。我們一定要恢復和發揚群眾路線」。但是他也試圖創造一個更加靈活的空間。他又說：「我們一定要恢復和發揚毛主席為我們黨樹立的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和作風」。[6-42]鄧小平談到毛的「真正路線」，以此表明他忠於毛澤東；但也強調「實事求是」，這就為自己留出了迴旋餘地，使他可以採取符合當前形勢需要的政策，主張毛的具體教導不會自動適用於一切情況。
鄧小平此前在8月初的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作出保證說，他將在華國鋒主席的領導下工作。他借用了一個軍事術語，把自己的工作稱為搞「後勤」。代表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要為司令員華國鋒當助手。具體來說，他要「協助華國鋒主席和葉劍英副主席」抓好科技和教育工作。[6-43]鄧小平不想威脅華國鋒的領導，至少暫時不想。
事必躬親抓科技教育
中共十一大閉幕幾周後，鄧小平在對教育部幹部的一次講話中說：「我知道科學、教育是難搞的，但是我自告奮勇來抓。不抓科學、教育，四個現代化就沒有希望，就成為一句空話。」[6-44]鄧小平打算繼續1975年他在胡耀邦幫助下開始的工作，重新贏得科學家的好感。1977年他對一名來華訪問的美籍華裔科學家說，只要「馬克思不召見」，他打算在科技領域幹十年。他說，他希望五年小見成效，十年中見成效，十五年大見成效。[6-45]
鄧小平知道中國亟須提高普通民眾的文化和科學知識水平，但他關注的是更高的目標：能夠取得科學突破，推動工業、農業和國防現代化的基礎研究。在他看來，「我們國家要趕上世界先進水平」。[6-46]
鄧小平不斷會見獲諾貝爾獎的美國華裔科學家李政道、楊振寧和丁肇中。提問的焦點始終如一：中國能為提高自身的科學水平做些什麼？鄧小平對科學在中國的復興中所起的作用持有一種近乎著魔的信念，並因此批准了一些相關項目。有人問過他，中國的現代化努力剛剛開始，為什麼要花那麼多錢搞離子加速器？他說，為了促進中國科學的發展，必須向前看。
1957年毛澤東打擊知識分子時，鄧小平曾是毛的得力助手。但是他不像毛澤東那樣本能地厭惡知識分子。毛把他們稱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一再想方設法羞辱他們，讓他們下放勞動接受再教育。鄧小平從來沒有機會上大學，但是他曾走過接受更高等的教育這條路，盡過最大努力想進一所法國大學唸書。他的妻子曾在中國最好的大學北京大學學物理學，他的五個孩子中有三個上大學，一個在北大學物理，一個學醫，還有一個女兒因病不勝課業繁重的理科轉而學了藝術。此外，鄧小平逐漸認識到，打擊知識分子是在摧殘中國的科學技術，而科學技術是國家現代化的根基。1973年回到北京後，他再也沒有像在1957年那樣整過知識分子。有些領導人還會不時說「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但鄧小平不再如此。他認為科學沒有階級屬性，可以為所有階級和所有國家所用，無論是什麼樣的政治和經濟制度。
鄧小平很快就提出了提高中國科學水平的計劃：
要從科技系統中挑選出幾千名尖子人才。這些人挑選出來之後，就為他們創造條件，讓他們專心致志地做研究工作。生活有困難的，可以給津貼補助。現在有的人家裏有老人孩子，一個月工資幾十元，很多時間用於料理生活，晚上找個安靜地方讀書都辦不到，這怎麼行呢？對這些人的政治要求要適當。他們在政治上要愛國，愛社會主義，接受黨的領導。⋯⋯一定要在黨內造成一種空氣，尊重知識，尊重人才。要反對不尊重知識分子的錯誤思想。不論腦力勞動，體力勞動，都是勞動。[6-47]
鄧小平認為，當中國需要青年知識分子推動科學發展時，把他們送去參加體力勞動是嚴重的浪費。雖然他沒有用過「精英治國論」的說法，但其實他是相信這種觀點的。他力求吸引最好的人才，為他們提供條件，使其能夠為國家貢獻最大的才智。
鄧小平重用教育和科技精英的做法遇到很多抵制。當他對知識分子待遇表示不滿時，明智地不提毛主席的角色——毛是那些政策的始作俑者，而是只講「四人幫」。他說，必須擺脫「四人幫」的惡習，不要搞給知識分子扣「帽子」的「帽子公司」和打擊知識分子的「棍子公司」。[6-48]
鄧小平復出之前，很多保守派仍然認為，建國後的前17年（1949年到1966年）實行的是「資產階級」教育政策，應當進行批判。鄧小平復出前夕，在1977年6月於山西太原召開的「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座談會」上，與會者就未來的政策究竟應該以文革期間、還是文革之前的政策為基礎展開了熱烈辯論，辯論的結果是仍然要以文革期間的政策作為指導。[6-49]很顯然，鄧小平任重而道遠。
鄧小平後來上了年紀，開始減少工作量，但1977年復出時，72歲的他仍然精力充沛地投身於工作。鄧小平一般只抓大事，只對他認為的頭等大事才會事必躬親。在1977年到1978年他認為科學和教育就是頭等大事。他第一次談到這項工作時說：「教育要狠狠地抓一下，一直抓它十年八年。我是要一直抓下去的。我的抓法就是抓頭頭。」[6-50]
鄧小平不斷會見各地領導，駁斥激進派對待知識分子的觀點，就如何養成尊重人才、促進國家進步的新風氣提出具體建議。從1977年7月27日開始，即三中全會正式讓他分管科技工作還不到一周，他用數天時間與中國科學院院長方毅、副院長李昌和教育部長劉西堯進行了一系列談話，向他們提出加快科技現代化的工作計劃。鄧小平說，現在的計劃還遠遠不夠，要把各專業最有學問的科學家列一個名單，確保他們得到必要的設備和生活條件，使他們能夠專心工作。1964年和1965年畢業的大學生仍沒有合適的工作的，要給他們安排更好的工作。[6-51]鄧小平又說，對那些去海外留學的中國學者，要想辦法鼓勵他們回來，即使不想回來，也要把他們當作愛國人士，請他們回來講學。學者要搜集國外的教科書，用來更新自己的教材，教材必須做到簡明扼要。教育部要選出水平最高的學校，通過考試錄取分數最高的學生。鄧小平還說，要把國防科技作為整個科學規劃的一部分，幹部不必擔心是否和其他科研工作發生重疊。[6-52]
如今，鄧大司令成了事必躬親的人。他下達命令，並對執行命令的幹部說，我們不要「放空炮」。[6-53]儘管鄧小平言辭堅定，但反對的勢力依然強大，因此在8月3日至8日有三十幾位著名科學家和教育工作者參加的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他感到有必要再次批駁當時仍佔上風的觀點，該論點將教育視為「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他認為，不能再置理論專家於不顧，只讚揚那些生產第一線的技術人員。在鄧看來，從生產單位固然可以選出一些科學家，但是從事尖端科學和基礎研究的大多數人肯定是出自大學。要想培養優秀的科學家，必須從小學就打好數學和外語基礎。大學應當減少校辦工廠的數量，增加實驗室。[6-54]
鄧小平認為，應當把中國一些最有才華的年輕人送到國外留學，他為此設立了出國留學計劃。他堅信，發明了指南針、火藥和印刷術的中國有大量的聰明人。但是中國現在已經落後，必須向西方學習。為了向國外學習，中國可以購買其他國家的教材（用來改進中國的教科書），派學者去海外學習，邀請外國科學家來華訪問。
9月份，已經是鄧小平敦促教育部幹部採取行動兩個月以後，他的努力仍然受到阻撓。毛澤東曾說部隊裏的人都怕鄧小平，現在鄧大司令又把槍口對準了教育部：「教育部要爭取主動。你們還沒有取得主動，至少說明你們膽子小，怕又跟著我犯『錯誤』。⋯⋯要有具體政策、具體措施，⋯⋯你們要放手去抓，大膽去抓，要獨立思考，不要東看看，西看看。⋯⋯贊成中央方針的，就幹；不贊成的，就改行。」[6-55]他又說教育部還需要20到40個人：「要找一些40歲左右的人，天天到學校裏去跑。搞40個人，至少搞20個人專門下去跑。要像下連隊當兵一樣，下去當『學生』，到班裏聽聽課，瞭解情況，監督計劃、政策等的執行，然後回來報告。⋯⋯不能只講空話。」[6-56]
通過推行受學術界熱烈擁護的政策，鄧小平重新贏得了知識分子的好感——他曾因1957年領導反右運動而在他們中間失去人心。這種好感對鄧小平的公共形象大有好處，因為知識分子中有不少人為宣傳部門起草文件，給報刊寫文章。儘管他們要在領導人劃出的界線內工作，但仍有機會巧妙地潤色文件和講話——它們隨後會出現在報刊、廣播和電視中。有這些人的支持，對鄧小平有益無害。
恢復高考
不論對鄧小平還是其他人而言，提高教育質量的一個關鍵問題是恢復高考。鄧小平早在復出之前就認為，好的學校錄取學生，不能根據「階級出身好」和「思想覺悟高」（這是毛的標準），而應根據學習成績，必須通過有競爭的入學考試加以判定。1950年代的孩子是在學校進行考試，但成績高低並不十分重要——幹部們不想令成績較差的農民和工人子弟難堪，因為其分數大多不如地主和資產階級子女，後者在1949年以前享有更好的教育機會。
1970年代初，一些大學在小範圍內恢復教學後，也不是根據考試分數，而是根據工作單位的推薦，接受「階級出身好」的工農兵子女。幹部們固然不能明目張膽推薦自己的子女，但他們可以寫信推薦別人的孩子，再讓別人推薦自己的孩子。「階級出身好」的人即使考試成績不錯，那些關係硬但能力不濟的人仍能取而代之被學校錄取。推薦制度變得徹底腐敗。
鄧小平認為，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已不復存在，因此「出身」不再是問題。他強烈感到，越早恢復從小學到大學的各級入學考試，越能使中國領導層盡快著手改善國家的教育。鄧小平尤其想恢復文革期間被終止的「大專院校統一入學考試」。但是在1977年8月3日召開的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正在制定的大學秋季開學計劃中錄取學生仍然是根據推薦。在秋季學期開學前的幾周之內還有可能恢復高考嗎？當這個問題在座談會上提出來時，鄧小平轉身問教育部長劉西堯是否還有可能。從劉作出肯定回答的那一刻起，鄧小平就下定了決心，無論如何要在1977年舉行高考。他在會議結束前宣佈：「應當結束推薦制度，直接從高中錄取學生。這是一個能夠迅速培養人才、見效快的好辦法。」[6-57]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完成這一巨變並非易事。要確定考試科目，挑選出考題的人員，公佈考試計劃，為數百萬人舉辦考試，組織和完成評分，確定哪些大學招生以及錄取多少學生——這是一項令人瞠目的任務。因此不可避免的是，大學的開學時間比預期晚了幾個月，也不是事事順利，但確實重新開學了。
1977年以前，高等院校招生委員會從未在一年內開過兩次會。8月13日，鄧小平作出決定沒過一周，他們就為籌備秋季入學考試召開了第二次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在這次會議上，鄧小平對他的政策變化作了進一步解釋：「過去我⋯⋯也講過，中學畢業後勞動兩年如何如何好。實踐證明，勞動兩年以後，原來學的東西丟掉了一半，浪費了時間。」[6-58]鄧小平指示說，當年進入大學的學生，要有20%到30%直接從高中錄取，將來大部分學生都要直接來自高中。是要對學生進行熱愛勞動的教育，但不必讓他們中斷學業。他正式下令在1977年舉行全國統一高考。但有些幹部抱怨說，這很難甚至根本不可能辦到。鄧小平不耐煩地回覆：政策已定，就在1977年舉行高考，不能再變。[6-59]根據會議內容準備了一份文件，政治局在10月5日進行討論並予以批准，10月12日經國務院同意後，刊登在10月21日的《人民日報》上，同時刊登了如何報名參加考試的說明。[6-60]
共計約578萬在過去十年裏達到上大學年齡的人——其中很多人當時仍在農村勞動——在那年冬天參加了高考，但大學的錄取名額只有27.3萬。在1977年和1978年，參加高考者的實際錄取率只有5.8%。[6-61]自中共統治中國以來，大學第一次不把階級出身作為錄取學生的因素，錄取完全根據考試成績。
對大學來說，即使最終在年底開了學，為迎接新生作準備仍然是一個負擔。要把已在大學安營紮寨的「工宣隊」請出去，要抓緊修好年久失修的設備，已經多年無法從事專業研究的老師要編制課程、準備教材。第一批入學的學生抱怨說，由於大學倉促上陣，生活條件和授課經驗都不盡如人意。按一些學生的說法是：「80年代的學生，用著70年代的教材，聽60年代的老師上課。」
鄧小平在1977年採用的制度一直沿用至今，給中國帶來了源源不斷的成果。就像日本、南韓、臺灣和新加坡一樣，中國的高考提高了大學生和就業人口的素質。[6-62]尤其是在恢復各級教育的考試之後，望子成龍的父母都開始為自己的獨生子女（因為城市人口只允許生一個孩子）學好數理化和外語而操心，希望他們能進入重點小學、中學和大學。中小學也開始為學生參加考試作準備，使他們能夠在教育階梯上更上一層樓，大學則開始幫助一些尖子生去西方接受更好的教育。
落在後面的人——文革期間下放農村的失落的年輕人中未能通過考試、或考分不夠上重點學校而只能就讀一般學校的人——對這種新制度未必高興。但是，很多考試過關的人，以及重視教育素質的人——父母、老師和用人單位——一直萬分感激鄧小平迅速恢復高考和堅決提高教育質量的做法。
推動科學進步
鄧小平在1977年復出不久後便說：「我總覺得科學、教育目前的狀況不行。」[6-63]儘管有胡耀邦在1975年的不懈努力，很多知識分子並未獲准回來從事有用的工作，因為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而受批判的科學家與批過他們的年輕造反派之間仍然存在著尖銳衝突。科學家就像大學教師一樣，生活條件仍很惡劣。
科研人員幾乎完全是在各自的科研單位從事自己的工作，而文革期間被派到大學「支左」和批判「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工宣隊和軍隊，仍然佔據著校園並對科學家發號施令。鄧小平認為這種局面太不像話。他宣佈：「工宣隊的問題必須解決。他們和派去『支左』的軍隊都要撤出來，沒有任何例外。」[6-64]
鄧小平對科學家不斷發出的怨言也作出了回應。科學家們認為專業工作應當由內行來領導。鄧小平作出指示，每個科研單位要有三個最高負責人，黨的領導抓全面的政策，但單位的基本工作要交給懂科研的人領導，還有一名領導要管「後勤」，負責改善生活條件，保證科研人員的工作有充足的供應。鄧小平知道知識分子對仍要花大量時間參加勞動和政治學習感到不滿，因此作出一條規定：科技人員每週六個工作日中至少要有五天用於基礎研究。
由於國家科委在十年前被撤銷，1977年時沒有一個全面管理科學研究的部門。需要優先考慮恢復哪一些領域？如何培養人才以滿足不同領域的需求？對此，鄧小平1975年曾讓中國科學院的一個小組起草有關科學發展的文件。但他在1977年又指示說，要重建科學技術委員會，以便協調科學發展的工作；還要制定一個七年規劃，取代第六個五年計劃（1981年–1985年）中有關科學的內容。1975年按鄧小平的指示制定完成、曾被激進派打成「三株大毒草」的文件又被拿了出來，成為新規劃的基礎。
1975年的規劃可能是鄧小平的起點，但是在賦閑期間，他對國家的夢想又有所提高。他認為，中國已經增加了與外部世界的交往，這使規劃的制定者能夠、也應該為科學發展確定比1975年更高的目標。為了雄心勃勃的新戰略，他不斷從傑出的美國華裔科學家中尋求建議，並且與全面負責科學和教育發展的政治局委員方毅密切合作。方毅和國家科委被指定負責抓工業、軍事和其他部門的科學發展，但他們最主要的工作重點是大學以及獨立科研院所的基礎研究，尤其是中國科學院和新成立的中國社會科學院。[6-65]
與社會科學相比，鄧小平更加重視自然科學，但是他相信社會科學——包括經濟學、哲學、馬克思主義和對不同社會的研究——也是引導現代化所必不可少的。1977年5月，華國鋒同意了根據鄧小平1975年的指示成立獨立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計劃。1977年秋天中國社科院成立時有2,000人，鄧小平復出後指派1975年擬定這項計劃的胡喬木擔任了第一任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為了直屬國務院領導的部級單位。[6-66]它獨立於教育部，使之可以相對擺脫宣傳的壓力，學者們得以集中精力從事研究，不必去做傳播現成知識這種相對普通的工作。
新的科學發展七年規劃的初步方案包括108個項目，提交給了1978年3月18日至31日召開的全國科學大會。鄧小平在科學大會的開幕詞中說，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個說法曾在1975年給他帶來麻煩，毛澤東認為這是把科學看得和階級鬥爭一樣重要。然後他介紹了從美國華裔科學家那裏學到的東西。他說，世界上正在進行一場科技革命，出現了一些全新的領域：高分子、核能、電子計算機、半導體、航天和激光等等。然後鄧小平以他的典型方式，安撫並提醒那些信奉馬克思主義的聽眾說，勞動總是與科技知識聯繫在一起的，科學的進步具有普遍性，可以為全人類所用。鄧小平承認，一些科學家有必要從事工程學之類應用領域的研究，這可以使工業自動化等領域加快進步。但是他關注的重點是科學，他一再強調要學習國外的尖端科學。[6-67]
鄧小平的講話表明他得玩點花樣——在與專家共同制訂該領域具體發展規劃的同時，還得打一場政治戰。甚至在領導挑選項目及計劃工作時，他也必須繼續挑戰一些舊式毛派領導的認識。他說，科學十分重要，應當把它看作生產力，應當把腦力勞動也視為勞動，要允許科學家專心從事專業工作，不必受政治活動的干擾。他雖然沒有提到「紅」與「專」哪一個更重要的爭論，但他的回答是明確的：「專」更重要。為了能讓專家去做對實現四化最重要的事，他隨時準備打一場政治戰。
1977年7月鄧小平恢復了中央軍委副主席的職務後，他的正式排名在華國鋒主席之後。但作為總參謀長，他要負責軍隊的規劃工作。[6-68]此外，他有多年領導軍隊的經歷，他要維持他個人對軍隊的控制權，以免落入華國鋒手中。和毛澤東一樣，鄧小平希望軍隊的領導幹部嚴格服從自己，他也隨時準備要求他們嚴格服從。軍隊很清楚鄧小平與華國鋒相比，對軍隊握有更大的權力。
「實踐標準」挑戰「兩個凡是」
中央黨校在1977年重新開學後，很快就成了黨內立意革新的學者和學員的一個中心。研究黨的理論和黨史的學者從1977年3月開始工作，學校則是在10月迎來它的第一批學員。這一級學員共有807人，其中大約有100名學員是由各部委和各省選送的特別有前途的中年以上幹部。他們要在一個「高級班」學習半年。[6-69]
在頭幾批畢業後有望躍升要職的學員中，有一種特殊的興奮感。高級班的100名學員中，大多數人都在文革中受過罪，他們既想分析過去20年出了什麼問題，也想討論對中國未來的看法。當然，這些學員的批評和設想受到了限制，但是在界限之內，他們對各種新思想持十分開放的態度。黨校的教員和研究人員也分享著他們的熱情，急切地想為確定新時期的理論和政策方向作出貢獻。[6-70]
這種探索新思想的願望得到了胡耀邦的全力支持。中央黨校的名義校長是華國鋒，第一副校長是汪東興，但是作為第二副校長的胡耀邦要比他們更經常地到學校裏來，對學員、教師和他們的思想也有著更大的興趣。他鼓勵新思想，教師學員對他的鼓勵也反應熱烈。中央黨校很快就成了黨內創新思想的中心，一些老幹部也偶爾放下日常工作，來這裏跟教師和學員一起探討新思想。
第一批學員來到中央黨校之前，胡耀邦的部下就在7月15日創辦了一份名為《理論動態》的期刊，它只供一小批高級幹部閱讀，旨在探討新思想，提出新解釋，在形式上要比黨的其他出版物更加自由：它是每隔幾天就出一期的帶有序號的簡報，不對外發行，只供內部傳閱；但是它引起了人們的極大興趣，因為它代表可以被黨接受的新思想的最前沿。
《理論動態》在1978年5月10日出了第60期簡報，標題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6-71]該文已經醞釀了數月，是由南京大學哲學系青年教師胡福明、中央黨校理論教研室孫長江和《光明日報》總編楊西光——他是中央黨校1977年秋季入學的學員——數易其稿而完成。[6-72]楊西光在1978年初擔任了《光明日報》總編，他一向注重為讀者提供新思想，在5月11日的《光明日報》上轉載了這篇文章。為安全起見，文章的署名是「特約評論員」。5月12日《人民日報》和軍隊報紙《解放軍報》也轉載了這篇文章，隨即又被許多地方報紙轉載。
這篇文章認為，評價真理的唯一方式是人民群眾廣泛的社會經驗。馬克思主義不是一成不變的思想體系，而是必須根據經驗不斷重新作出解釋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在某些情況下，對真理的認識有可能出錯，但是如果經驗表明它是錯誤的，就應當加以改正。這樣一來新的經驗和實踐可以帶來新的理論。如果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現有表述帶有局限性或造成了災難，也應當加以糾正。[6-73]
文章問世後立刻引起了軒然大波。有些讀者大加讚揚，但是政治局中負責抓宣傳工作的常委汪東興和《人民日報》前主編吳冷西卻十分惱火。一周前的一篇題為「按勞分配」的文章就曾讓汪東興光火，他要求查清發表這篇文章得到了哪位中央領導的同意（後來他才知道是鄧小平及其部下支持這篇文章）。
胡耀邦和幾位自由派幹部利用了一項規定的空子，才使這篇文章得以面世。這項規定是，《理論動態》由「特約評論員」撰寫的文章，可以不經汪東興及其手下人的常規審查就由報紙轉載。[6-74]否則，汪東興及其手下一班保守派人馬在文章見報前就會將其扼殺。汪東興和吳冷西準確地意識到，此文是在鼓勵對他們所信奉的正統毛澤東思想提出質疑：如果階級鬥爭和繼續革命造成了災難，那就應當加以拋棄。汪東興和吳冷西也正確認識到，文章批判「僵化的教條主義」和「個人崇拜」，是在攻擊「兩個凡是」，並且是在暗指應當對此負責的人——華國鋒和汪東興。汪東興認為，沒有共同的信條就無法維護黨的團結，他親自給胡耀邦打電話，批評他同意發表這種文章。[6-75]
鄧小平後來對胡耀邦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剛發表時，他並沒有注意，爭論熱起來以後他才找來看了看。他說，這是一篇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好文章。他表揚了胡耀邦組織的《理論動態》理論班子，並且說應當讓它繼續工作。胡耀邦希望跟汪東興等領導人搞好關係，鄧小平安慰他說，在這個問題上，因為另一些領導人支持「兩個凡是」而發生一點鬥爭也是難免的。鄧小平在爭論的關鍵時刻給予了支持，這讓胡耀邦大受鼓舞。如果沒有這種支持，胡耀邦和其他很多人也許會心灰意冷地屈服。[6-76]
「實踐標準」和「兩個凡是」這兩篇文章成了磁鐵的兩極，各自吸引著持有兩種不同觀點的人。雙方的爭論暴露和加劇了華國鋒支持者和鄧小平支持者之間的矛盾，前者擔心正統思想鬆動的後果，後者則要極力擺脫頑固僵化的教條。辯論使用的是意識形態語言，其熱情卻是源於政治背景。在中共內部，公開直接批評領導人一向屬於禁忌，但文革的受益者普遍支持華國鋒，文革的受害者則普遍支持鄧小平。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團結了這樣一批幹部——他們認為華國鋒不足以擔當領導國家大任，但又不敢明說。它也有助於軍隊領導人站到鄧小平一邊，其中包括中央軍委秘書長羅瑞卿，他是文革中最早受迫害的人之一，也是一位極為幹練的領導人，曾與鄧小平共事多年。[6-77]在此後的幾個月裏，隨著圍繞兩篇文章的論戰如火如荼地進行，它也日益成為雙方的一場政治鬥爭：一方贊成「實踐是唯一標準」，認為鄧小平才是最好的領導人；另一方則堅持「兩個凡是」，擁護華國鋒。攤牌似乎無可避免。
[6-1]U.S. Dept. of State, “Ambassador Gates’ Discussion in Peking,” DNSA, doc. CH00407, Secret, Action Memorandum, April 22, 1976.
[6-2]對華國鋒當政兩年的深入分析，見程美東：〈1976–1978年中國社會的演化：兼論華國鋒的時期政治環境的變動與十一届三中全會的召開〉，《學習與探索》，2008年第6期，頁32–41。感謝孫萬國提供給我的有關華國鋒支持改革的證據。
[6-3]在另一些層級和部門，例如經濟部門，個人權力仍然很大。參見Andrew G. Walder,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6).〔該書有中譯本：《共產黨社會的新傳統主義：中國工業中的工作環境和權力結構》，華爾德著，龔小夏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6。——中文版編者註﹞
[6-4]葉劍英的傳記作者認為葉在籌劃逮捕「四人幫」上起著首要作用。一些黨史研究者相信葉的作用大，另一些人則認為華的作用大，泰偉斯和孫萬國研究了這些看法後認為華的作用更大一些；他是領導人並採取了主動。見Teiwes and Warren Sun,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72-1976 (Armonk, N. Y.: M. E. Sharpe, 2007), pp. 591–594. 類似的結論見高原明生：〈現代中國史の再檢討——華國鋒と鄧小平、そして1978年の劃期性について〉﹝再論中國現代史：華國鋒與鄧小平，及1978年之劃時代意義﹞，《東亞》，2008年9月，第495期，頁32–40。
[6-5]例如參見于光遠：〈我對華國鋒的印象〉，《領導文萃》，2008年第16期，頁68–70。
[6-6]「兩個凡是」有多種英文翻譯，作者採用的是SWDXP-2一書第137頁中所用的官方譯法。
[6-7]2005年10月對程中原的採訪。
[6-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1976年10月逮捕「四人幫」以後。
[6-9]Richard Baum, Burying Mao: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43.
[6-10]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葉劍英年譜（1897–1986）》（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1976年12月12日。
[6-11]沈宝祥：《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始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頁331–332。
[6-12]2005年10月對程中原的訪談。
[6-1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傳》（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下冊，頁1447–1450。
[6-14]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p. 238–240.
[6-15]程美東：《1976–1978年中國社會的演化》，頁34。
[6-16]程中原、王玉祥、李正華：《1976–1981年的中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頁43。
[6-17]程中原、王玉祥、李正華：《1976–1981年的中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頁44。
[6-18]《陳雲傳》，下冊，頁1447–144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1905–1995）》（上中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1977年3月17日。陳雲對上海代表團也說過同樣的話，见《陳雲年譜（1905–1995）》，1977年3月13日。另參見程中原、王玉祥、李正華：《1976–1981年的中國》，頁44；《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年3月10日至20日。沈寶祥：《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始末》，頁4。
[6-19]程中原、王玉祥、李正華：《1976–1981年的中國》，頁44–45；另參見《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年3月10日至20日。
[6-20]《陳雲年譜（1905–1995）》，1977年3月17日。
[6-21]《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年3月10日至20日，頁156；程中原、王玉祥、李正華：《1976–1981年的中國》，頁45–46。
[6-22]《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年4月7日，頁156–157。
[6-23]鄧小平在1977年7月21日的三中全會上更全面地闡明了這些觀點。見他的〈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一文，SWDXP-2, pp. 55–60.
[6-24]《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年4月10日，頁157。
[6-25]《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年4月10日後，頁157。
[6-26]例如李德生：〈偉大的轉折，歷史的必然：回憶十一届三中全會的召開〉，收入于光遠等編：《改變中國命運的41天：中央工作會議，十一届三中全會親歷記》（深圳：海天出版社，1988），頁230。
[6-27]程中原、王玉祥、李正華：《1976–1981年的中國》，頁46。
[6-28]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年5月24日，頁159–160；SWDXP-2, pp. 51–52.
[6-29]〈中發十五號——鄧小平致華國鋒的兩封信（一）〉（1977年5月3日，鄧小平由汪東興轉華國鋒），未出版文件，藏於Fairbank Collection, Fu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6-30]《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年4月10日，頁157。
[6-31]程中原、王玉祥、李正華：《1976–1981年的中國》，頁44–45。另參見《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年3月10日–20日，頁156。
[6-32]《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年5月12日，頁157–159。
[6-33]《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年5月12日，頁157–159。
[6-3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鄧小平軍事文集》（三卷本）（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第3卷，頁53–87。
[6-35]《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年5月24日，頁159–161；SWDXP-2, pp. 53–54.
[6-36]鄧力群，《十二個春秋（1975–1987）：鄧力群自述》（香港：博智出版社，2006），頁86–96。
[6-37]《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年7月16–21日，頁162–163；程中原、王玉祥、李正華：《1976–1981年的中國》，頁47。
[6-38]程中原、王玉祥、李正華：《1976–1981年的中國》，頁47–48；《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年7月16–21日，頁162–163；SWDXP-2, pp. 55–60.
[6-39]程中原、王玉祥、李正華：《1976–1981年的中國》，頁47–48；《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年7月16–21日，頁162–163。
[6-40]《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年7月30日；與一些當時在場者的交談，無日期。
[6-41]沈寶祥：《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始末》，頁10。
[6-42]“Closing Address at the 11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in The Elev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1977), pp. 189–195.
[6-43]《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年7月23日，頁164。
[6-44]SWDXP-2, p. 82.
[6-45]《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年10月10日，頁221–220。
[6-46]SWDXP-2, p. 61.
[6-47]SWDXP-2，54頁；《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年5月24日，頁160–161。
[6-48]《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年7月23日，頁165。
[6-49]吉偉青：〈教育戰線推翻「四人幫」兩個估計前後〉，《炎黃春秋》，2003年第5期，頁40–42。關於鄧小平在1997年努力推動教育的概述，見夏杏珍：〈鄧小平與教育戰線的撥亂反正〉，《當代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4期，頁50–58。
[6-50]SWDXP-2, p. 85.
[6-51]《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年7月27日，頁166。
[6-52]《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年8月1日，頁169。
[6-53]《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年7月29日，頁167。
[6-54]《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年8月4日，頁172–173；另見他在1977年8月8日的講話；英文版可見於SWDXP-2, pp. 61–72.
[6-55]SWDXP-2, p. 82–83.
[6-56]SWDXP-2, pp. 83.
[6-57]程中原、王玉祥、李正華：《1976–1981年的中國》，頁55–56；中央文獻研究室、湖南省委、湖南電視台：大型電視片《鄧小平十章》，第3集《破冰》（湖南電視台，2004）。
[6-58]SWDXP-2, p. 82.
[6-59]第3集《破冰》。
[6-60]程中原、王玉祥、李正華：《1976–1981年的中國》，頁56–77。
[6-61]程中原、王玉祥、李正華：《1976–1981年的中國》，頁57。
[6-62]這遵循了日本、南韓、臺灣和東亞各國的社會模式，那些地方的統一高考也起著類似作用。參見Ezra F. Vogel, Japan’s New Middle Class: The Salary Man and His Family in a Tokyo Suburb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pp. 40–67; Thomas P. Rohlen, Japan’s High School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Denise Potrzeba Lett, In Pursuit of Status: The Making of South Korea’s “New” Urban Middle Class (Cambridge, Mass.: Asia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1998).
[6-63]SWDXP-2, pp. 64.
[6-64]《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年9月19日，頁204。
[6-65]他的很多思想在1977年8月8日有關教育和科學的講話中有闡述，見SWDXP-2, p. 61–72.
[6-66]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頁223–230。
[6-67]SWDXP-2, pp. 101–116.
[6-68]《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年7月23日，頁164–165。
[6-69]對中央黨校和其他黨校的概述，見David Shambaugh, “Training China’s Political Elite,”The China Quarterly, no. 196 (December 2008): 827–844.
[6-70]2006年8月對孫長江的採訪。另參見馬立誠、凌志軍：《交鋒：當代中國三次思想解放實錄》（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頁49–61。
[6-71]我在正文中用“Practice is the sole criterion for judging truth”，但更直接的翻譯應是：“Experience is the sole criterion for testing truth”。
[6-72]2006年8月對孫長江的採訪；沈寶祥：《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始末》；Michael Schoenhals, “The 1978 Truth Criterion Controversy,”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26 (June 1991): 243–268.
[6-73]沈寶祥：《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始末》，頁107–108；Party History Research Center, comp.,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 Chronology of Events, 1919–1990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1), May 11, 1978.
[6-74]Schoenhals, “The 1978 Truth Criterion Controversy,” 252–260; 沈寶祥：《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始末》。
[6-75]沈寶祥：《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始末》，頁122。
[6-76]沈寶祥：《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始末》，頁127–129；《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8年7月22日，頁345–346。
[6-77]馬立誠、凌志軍：《交鋒》，頁41。
第7章
三個轉折點: 19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