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推動國家走上現代化道路的歷史轉折點是「岩倉使團」。從1871年12月到1873年9月，明治政府的51名官員乘坐輪船和火車，考察了15個不同的國家。這個考察團由當時已是明治政府最高官員之一的宮廷右大臣岩倉具視率領，隨行官員來自日本政府的所有重要部門：工業、農業、採礦業、金融、文化、教育、軍事和治安。岩倉使團離開日本的時候，日本基本上仍是一個封閉的國家，日本人對外部世界所知甚少。但是，這些官員考察了各國的工廠、礦山、博物館、公園、股票交易所、鐵路、農場和造船廠，這令他們眼界大開，認識到日本不但要引進新技術，還要引進新的組織和思維方式，唯此方能改造自身。這次出訪，讓使團成員意識到日本與先進國家相比的落後程度是如此之大，也對如何進行變革形成了共識。這些官員沒有因所見所聞而沮喪，反而在回國後充滿幹勁。他們對日本的前景躊躇滿志，並且熱衷於向海外派出更多使團進行更細緻的考察。

中國派出的官員考察團，沒有一個像岩倉使團那樣考察了如此長的時間，但是從1977年到1980年，很多次由高層官員分別進行的考察訪問，也對中國人的思想產生了類似的影響。鄧小平在1975年開創性的五天訪法之行為中國樹立了一個先例，當時陪同他的有負責工業、交通、管理和科技的高層幹部，他們分別對各自的領域進行考察。鄧小平回國後對出國考察的益處深信不疑，開始鼓勵另一些考察團出國。他批評其他幹部不明白中國有多麼落後，並堅信走出國門能打開他們的眼界。華國鋒曾率團出訪過東歐，回國之後也成了派團去現代國家考察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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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幾百年裏，中國人也曾去過西方，並為中國帶回了新思想。例如，19世紀的翻譯家王韜從倫敦回國後，曾著文大力推崇中國可以從西方現代化中學到的東西。[7-1]相比之下，1970年代末的特點在於，身居要職的幹部們一起出國考察，並且在鄧小平和華國鋒的堅定支持下，他們得以大規模地採用所學到的東西。

鄧小平訪法歸國和毛澤東去世之後，將出國願望壓抑已久的幹部們終於有了新的機會。多年來一直告誡群眾資本主義如何悲慘的官員們，開始爭先恐後地親自去看看資本主義國家。已退休的老幹部也爭相走出國門，把這當作對他們多年獻身於共產主義和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補償。在毛澤東去世和「四人幫」被捕後，出國考察的安排工作已經花費了幾個月的時間，到1978年這些準備工作完成後，很多高級幹部第一次有了出國考察的機會。這一年裏有13名副總理一級的幹部出訪約20次，共訪問了50個國家。[7-2]數百名部長、省長、第一書記及其部下也加入了出國考察的行列。同日本的岩倉使團一樣，他們回國之後也對所見所聞異常興奮，對國家的前景躊躇滿志，並且打算派更多的考察團進行細緻的考察。

鄧小平在1978年底總結出國考察的作用時高興地說：「最近我們的同志去國外看了看。看得越多，就越知道自己多麼落後。」[7-3]在他看來，這種對落後的認識是使改革獲得支持的關鍵因素。因此，1978年12月2日，他告訴那些為他起草啟動改革開放政策講稿的人：「基本的要點是，必須承認自己落後，我們的很多做法都不對頭，需要加以改變。[7-4]出國考察使很多高層幹部更加相信鄧小平的看法是正確的：中國必須改弦易轍。

1978年中國所派出的最高級別的代表團，是當年春天組織的四個考察團，他們分別去了香港、東歐、日本和西歐。從1978年3月9日到4月6日，以中聯部副部長李一氓為團長、喬石和于光遠為副團長的代表團出訪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7-5]他們考察了工廠、農莊和科技部門，回國後就中國可以採用的做法提出了一些具體建議。[7-6]但更加重要的是，這次訪問之後，中國領導人不再把南斯拉夫稱為「修正主義」——這是毛澤東批判脫離正確道路的社會主義國家時使用的駡名。中共領導也同南斯拉夫共產黨恢復了關係。[7-7]這些變化擴大了中國能夠考慮的改革範圍；現在可以借鑒東歐的改革經驗，不會再被指責為思想不純了。

國家計委和外經貿部的幹部於1978年4月至5月訪問香港，評估了它在金融、工業和管理方式領域幫助中國發展的潛力。這些幹部探討了在臨近香港邊境的廣東寶安縣建立出口加工區的可能性。這種加工區從國外運進原料，用中國的勞動力進行加工後重新出口，既無關稅也不受任何限制。沒過幾個月，國務院就正式批准建立這個加工區，這就是後來的深圳經濟特區。當時廣東存在著實際的治安問題：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年輕人逃往香港。鄧小平1977年視察廣東時有人向他談到這個問題，鄧小平說，出路不是用更多的鐵絲網和邊境哨所強化治安，而是集中精力發展廣東經濟，這樣年輕人就會覺得沒有必要再逃到香港謀生了。

國家計委的代表團從香港回來後，1978年5月北京成立了一個國務院下屬的港澳事務辦公室。外經貿部副部長李強也在1978年12月訪港，以加強北京和港英政府的關係。他在香港期間促請港督麥理浩（Murray MacLehose）採取措施，使香港在中國的現代化中發揮重要作用。他還邀請麥理浩訪問北京。在國務院官員訪港之前，香港與大陸的交往受到很大限制，這次訪問為使香港成為向中國輸入資本和全球經濟發展知識的主要渠道鋪平了道路。

中國領導人對日本感興趣，不僅因為它是獲得現代工業技術的來源，還因為它提供了管理整個現代化過程的成功戰略。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相當於上海市副市長）林乎加率領的代表團於1978年3月28日至4月22日訪問了日本，代表團成員來自國家計委、商業部、外貿部和中國銀行。日本的特殊意義在於，它成功地克服了中國當時面對的類似難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日本經濟一片蕭條，但在戰後強大的中央政府領導下，日本經濟迅速進步，很快就趕上了西方。在這個過程中，日本也從經濟管制、中央計劃經濟、配給制和價格管制的戰時經濟，轉向更加自由和更有活力的民間經濟，其中消費產業是工業成長的主動力。

林乎加的代表團甫一回國，就向政治局彙報了二戰後日本的經濟進步：日本人大膽引進國外技術，利用外資，大力推動教育和科研。林乎加的考察團彙報說，日本政府和工商界都願意提供援助和技術，幫助中國的發展。代表團推薦了各種項目，其中包括建設一個千萬噸級的鋼鐵廠。儘管由於此後中日關係惡化，中國政府降低了日本對中國振興的影響力，但這個代表團以及稍後鄧小平10月的訪日，使日本在資本、技術和工業管理方面對中國作出了實質性的貢獻。

在1978年的所有出國考察中，對中國的發展影響最大的是谷牧所率領的考察團於1978年5月2日至6月6日對西歐的訪問。它和1978年11月的中共十一大以及同年12月的三中全會一起，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三個轉折點。

 

谷牧的出訪和四化建設務虛會：1978年5–9月

在中國的經濟領導人中，谷牧的地位僅次於李先念和余秋里。從1978年5月2日到6月6日，他率領一個高級代表團訪問了歐洲五國——法國、瑞士、德國、丹麥和比利時。代表團成員在出國前聽過簡單的情況介紹，但他們對西方都瞭解甚少。這些備受尊敬的幹部們在歐洲的所見所聞和所學習到的東西，以及他們回國後在國務院座談會上為中國勾畫的新圖景，使得這次考察產生了不同尋常的影響力。鄧小平在1975年對法國的五天訪問側重於外交關係，只短暫考察了企業。與此不同，谷牧的訪問為期五周，成員包括來自各個專業的幹部，他們深入考察了對中國有用的技術和觀念。谷牧回憶說，出行前夕鄧小平在接見他時指示說，要「廣泛接觸，詳細調查，深入研究問題⋯⋯也看看他們的經濟工作是怎麼管的。資本主義國家先進的經驗，好的經驗，我們應當把它學回來」。[7-8]

谷牧代表團的20名成員是由華國鋒指定的。[7-9]出訪成員中至少有六名部級幹部，包括農業部和水利部副部長，還有廣東省省委書記。就像岩倉使團成員一樣，之所以選定這些官員是希望他們回國後領導不同的經濟部門。[7-10]

谷牧副總理是個經驗豐富、廣受尊敬的經濟幹部。1954年他從上海調到北京擔任建委副主任後，一直是經濟工作的最高領導人之一。在文革期間，他是僅次於李先念和余秋里的「業務組」領導人，為經濟工作提供全面領導。他不但抓經濟計劃，而且分管科技。鄧小平最初因谷牧在文革中得到重用而對他有所懷疑，但是看到谷牧是個幹練而務實的幹部，並支持現代化，鄧便很快打消了疑慮。谷牧與復職的老幹部和文革中發跡的人都能搞好關係。事實上，谷牧受到如此的尊重，在從歐洲考察歸來後，他就被委以指導促進外貿和發展經濟特區的重任。

谷牧的考察團動身時，中美關係能否正常化仍然懸而未決，但是中國與考察團出訪的五個歐洲國家已經實現了正常邦交，這些國家在1970年代都曾派出高級代表團訪華。因此，當中國的第一個國家級代表團出訪這些歐洲主要國家時，谷牧一行也得到了最高規格的接待。除了比利時駐京大使有病在身，其他四國駐華大使都飛回本國，陪同中國代表團訪問他們各自的國家。[7-11]

由於中國剛開始走出冷戰的思維模式，谷牧代表團的成員以為他們會被當作敵人看待。雖然有出國之前為他們準備的情況簡報，但東道主的友好和開放還是讓他們吃驚。當時中國的大多數工廠等設施都是保密的，甚至對一般中國人也不開放，因此對於歐洲人願意讓他們參觀工廠、辦公樓、商店和幾乎所有其他設施，他們無不感到詫異。[7-12]

考察團訪問了五個國家的15個城市。他們參觀港口，乘坐汽車、輪船和火車旅行。他們考察了發電廠、農場、工廠、商場、研究所和生活區。考察團在一些訪問中分成小組，總共考察了80個不同的地點。[7-13]他們一路聽取情況介紹，收集各種資料。[7-14]他們的重點是經濟事務，因此會見最多的是經濟專家，但他們也會見了外交官、政治家和軍官。他們考察了製造硅片、光學儀器和化學製品的工廠。他們幾乎沒有觀光時間，但還是訪問了馬克思的故鄉特里爾，在考察德國資本主義成就的同時，也向共產主義的起源地表達他們的敬意。[7-15]這些國家的機械化和自動化水平以及工人的整體生產效率給他們留下了深刻印象。瑞士的發電廠用計算機進行管理，戴高樂機場則用電子設備引導飛機起降，這些情景令他們震驚。而在不來梅港，中國代表團第一次見到被吊運到貨船上的集裝箱。這些國家的農業生產率之高也超出了他們的想像。就像幾年前的鄧小平一樣，他們得出的結論是：中國需要專心學習科學技術。[7-16]

考察團的成員本來以為會看到工人受剝削的證據，然而這些國家普通工人的生活水平之高讓他們大跌眼鏡。廣東省省委書記王全國在總結考察印象時說：「這一個月多的考察讓人大開眼界。⋯⋯所見所聞使我們每個人都感到吃驚。我們受到了極大的刺激⋯⋯原來以為資本主義國家是落後腐朽的，走出國門一看，才知道完全不是那麼回事。」[7-17]歐洲人願意向中國提供貸款和現代技術，也讓代表團成員大感意外。僅僅在一次宴會上，在座的一群歐洲人就宣佈準備提供多達200億美元的貸款。[7-18]他們還驚奇地看到，歐洲國家允許地方政府自主管理財政和徵稅，並對當地事務作出決策。代表團回國後認為，中國的財政過於集中，沒有給黨的地方領導人留出足夠的工作空間。[7-19]

谷牧的代表團回國後，根據安排立刻向政治局會議彙報了出訪情況。會議由華國鋒主持，於下午3點召開。政治局委員們是如此之興奮，他們決定晚飯後繼續討論，會議一直持續到夜裏11點才結束。[7-20]他們聽過谷牧的彙報後，才知道中國與外部世界的差距是如此巨大。一些中國領導人有些懷疑對西方情況的彙報，但他們瞭解並尊重谷牧代表團的成員，知道這些人是可信的。由於多年來懼怕西方，他們對歐洲人熱情好客的開放態度、以及提供貸款和技術的意願更是感到吃驚。谷牧知道他的同事們對資本家抱有疑慮，他解釋說，歐洲人願意投資是因為他們的工廠開工不足，因此想把產品和技術賣給中國。谷牧提出了外國人能夠幫助中國改進生產的一些可能方式——補償貿易、合資生產和外國投資，並且建議說，所有這些可能的方式都值得仔細研究。為了打消對谷牧在彙報中有所誇大的顧慮，最熟悉國外發展狀況的老幹部——葉帥、聶榮臻和李先念——都稱讚谷牧的介紹既客觀又清楚。這次彙報給政治局成員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們一致同意，中國應該抓住機遇，立即行動起來。[7-21]既然其他國家能夠引進資本和原料從事出口商品加工，「我們為什麼不可以？」[7-22]

在此後的十幾天裏，代表團把彙報材料整理成正式的書面報告，於6月30日提交政治局。鄧小平因為聽力不好，沒有參加政治局會議，而是單獨接見了谷牧。他在見面時說，中國應當根據谷牧的所有建議，盡早採取行動，包括向國外借款。[7-23]中國領導人決定首先集中力量抓紡織業，因為中國的布匹十分短缺，購買任何布料都要憑票。增加布匹的供應，可以向外界迅速展示對外開放的價值，進一步獲得對改革開放的支持。況且由於糧食短缺，難以通過迅速擴大棉花種植來增加衣物的供給。因此谷牧主張抓緊引進化纖工廠，這樣可以生產所需的合成纖維，就像日本、臺灣、南韓和香港一樣，用紡織和服裝業推動中國輕工業的起飛。[7-24]

谷牧的出訪使中國有了和資本主義國家開展合作的新願望，但這不僅需要重新考慮具體的產業計劃，而且要改變政府的規章制度，以便外國企業來華經營。西方資本家是否會利用中國對國際慣例的無知，佔中國的便宜？這樣的疑慮並未消失，但中國的領導人仍然大步前進。他們思考涉及所有經濟領域的新問題：允許哪些中國企業跟外國人打交道？如何防止外國人佔它們的便宜？如何將外貿融入中國的計劃體制？如何決定哪些地方和單位可以接受貸款和技術？

明治時期的日本有寬鬆的時間，岩倉使團用了十多年才出版了21卷《殖產興業建議書》，作為產業發展的指南。與之不同，谷牧出訪之後的幾周之內，代表團就完成了報告，中國領導人立即組織了相關單位對考察的內容進行討論。

報告完成後，國務院立刻召開了四化建設的務虛會。會議從1978年7月6日一直開到9月9日，研究如何利用新的機會引進西方技術和資本。在開幕式上，谷牧做了關於他們考察過程的長篇報告，並談了自己的一些印象。[7-25]會議由當時主管經濟的最高領導人李先念主持。與會者被告知，不要專注於過去的錯誤，要思考國家在未來應當做些什麼。鄧小平因為正忙於教育、科技和外交工作，沒有出席會議，但他一直看會議簡報，並在看過會議總結報告的草稿後提出了修改意見。[7-26]

不同於與會者被關在賓館裏數日的工作會議，務虛會在兩個月裏開了23次上午會。一向很少參加國務院會議的華國鋒認為這些會議很重要，因此參加了其中的13次。[7-27]會議當日的下午幹部們回各自單位彙報上午的討論，並準備其單位對會上所提問題的書面回覆。務虛會讓60名主管經濟的部委代表介紹各自單位的整體工作和計劃。這樣一來，各單位能夠瞭解其他單位的想法，但又不必對具體分配和生產指標進行爭論——這些細節將在以後的計劃會議上討論。

曾在中國幾乎對外隔絕的時期領導著經濟工作的李先念，在9月9日的閉幕會上宣佈，中國已進入對外開放的新時期。他在務虛會的總結報告中說，中國不能再維持封閉的經濟，為了加快發展，必須利用當前的有利條件，引進外國技術、設備、資本和管理經驗。李先念進一步指出，如果中國人能夠充分利用現在的有利條件，中國的現代化可以在20世紀取得重大進展。他宣佈，為達到這個目標，從1978到1985年要進口價值180億美元的貨物和設備。[7-28]

在1978年的夏天，參加務虛會的人剛剛開始瞭解全球經濟體系，中國還未準備好進行市場化試驗。但是在相對寬鬆的氣氛下，與會者得以提出將在未來20年不斷被討論的所有重大問題：市場、放權、價格、外貿、微觀和宏觀管理等等。其中最緊迫的兩個問題是：中國如何在不失控的前提下，擴大外貿和外國人的作用？如何既能調動個人、地方和外國人的積極性，又能保持對全國計劃經濟體制全面的控制？

在務虛會的討論中所形成的對未來十年的展望，反映出谷牧出訪帶來的樂觀主義和興奮情緒。有些設想——例如，中國可以用出口石油的錢為進口新工廠設備買單——後來被證明完全不切實際。在前所未有的機會的鼓舞下，雄心勃勃但缺少經驗的幹部們要為國家搶回失去的20年的願望不免超出了能力所及。不過，儘管存在過度樂觀的傾向，務虛會的幹部們並沒有放棄政府管制。外國人仍然不能不受限制地進入中國的經濟；外國人與中國的經濟交往要通過與外貿有關的特定政府部門，由這些部門中會講外語、對外國人有一定瞭解的幹部來維護中國的利益。

在務虛會期間，樂觀的與會者自然無意聽取陳雲——他代表了一批冷靜謹慎的幹部——所說的話。陳雲自1962年受到毛的排擠後一直沒有官職，但是沒有人比他更清楚盲目樂觀的大躍進給經濟造成的破壞，當時也沒有人能比他更敢於給樂觀情緒潑冷水。務虛會臨近結束時，陳雲得知務虛會上的一些發言後，對自己的老部下李先念說，會議應該延長幾天，聽一聽不同意見。[7-29]陳雲說：「從外國借錢是對的⋯⋯但一下子借這麼多⋯⋯我們管不好。有些同志只看到外國的情況，沒有看到我國的現實。我們的工業基礎沒法跟人家比，我們的技術能力也趕不上人家。他們只看到我們可以借錢⋯⋯如果不注意平衡，只依靠國外貸款，這樣做是不行的。」[7-30]但是與會者都想大幹快上，華國鋒沒有延長會期聽取其他的觀點。

鄧小平沒有參加務虛會，但他一直在看會議通報，對樂觀情緒也未給予限制。當聽說決定借價值180億美元的技術和設備時，他隨口說道：「怎麼不借800億？」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務虛會兩個月前曾與鄧小平見過一面，他準確地觀察到了鄧小平當時的心情（見第11章），他對卡特總統（Jimmy Carter）說，鄧小平很著急。

 

點燃星星之火：1978年9月13–20日

當年毛澤東謀劃點燃中國革命時，曾寫下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與此相對應，胡耀邦說，鄧小平的東北之行（1978年9月13日至19日）也點燃了將使中國發生巨變的星星之火，而這些變化就反映在當年秋天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7-31]或許他還應再加上一句，這些變化也包括鄧小平登上頭號領導人的位置。鄧小平自己後來回憶說，他去各地為改革開放計劃「點燃星星之火」有三個重要時刻。第一次是1977年11月在廣州，他與葉劍英接見解放軍和地方幹部時，讓他們搞活廣東經濟。[7-32]第二次是1978年2月出訪緬甸和尼泊爾時在四川停留，當時他與趙紫陽見面，討論了農村和城市改革問題（在四川時，他曾嘲笑那些說農民養三隻鴨子是社會主義，養五隻鴨子就是資本主義的人。[7-33]鄧小平說，這種抱著僵化教條不放的人應該開開竅，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第三次便是這次他出席北韓勞動黨建黨30周年慶典後歸途中的東北之行。

在最後這次點燃星星之火的東北之行中，鄧小平在東北三省（黑龍江、吉林和遼寧，日本人舊稱「滿洲」）停留了數日，隨後又去了唐山和天津。他在這些地方呼籲更大膽地脫離毛的思想，不要囿於華國鋒的「兩個凡是」。鄧小平去東北時，三個月前發表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和「兩個凡是」之間的爭論剛剛熱起來。就在鄧東北之行的幾周前，華國鋒的宣傳部長張平化去東北各地視察，要求幹部擁護「兩個凡是」。（後來鄧小平在三中全會上獲得更大權力後，張平化成為了最先被他撤職的幹部之一，由胡耀邦取而代之。）因此，鄧小平的東北之行其實是回應張平化意見的一種方式，他要鼓動人們在支持改革開放上作出更大膽的努力。由於華主席控制著北京的宣傳機器，鄧小平為了避免引起直接衝突，在北京時說話比較謹慎。但是在北京之外，他可以向更多的人講話，言論上也較少保留。而且他這些非正式的講話不必通過正式講話的批准程序。鄧小平在講話中沒有直接批評汪東興，但他確實批了「兩個凡是」，支持了「實踐標準」，這等於間接地批評了華國鋒的班子。中國那些有政治頭腦的幹部們認為，鄧小平贊成「實踐標準」，反對「兩個凡是」，是為自己在與華國鋒競爭黨內最高領導職務中爭取更多支持。他選擇在東北開始點火自有道理，因為這裏是他的支持者的根據地——遼寧的任仲夷、吉林的王恩茂和瀋陽軍區司令員李德生都最先宣佈支持「實踐標準」。

在吉林省黨員幹部大會上，鄧小平批評了鼓吹「兩個凡是」的人，說他們沒有領會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是「實事求是」。鄧小平說，馬列主義並沒有告訴中國革命者要農村包圍城市，毛澤東能在軍事上取得成功，是因為他使馬列主義適應了當時的具體情況。鄧小平說，同樣，當外國人拒絕賣貨物給中國時，發展外貿的條件還不成熟，但現在與外國改善經濟關係的條件已經變得有利了。「四人幫」也許會把跟外國人改善關係說成「賣國」，但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的正確方式，正是適應這些變化，促進對外貿易。[7-34]

鄧小平在遼寧時說，中國的領導人，包括他本人在內，必須承認我們辜負了十分有耐心的中國人民。深諳政治複雜性的人都聽得懂鄧小平的言外之意，所以鄧無需再講下面的話：「當『我們』辜負了人民群眾，誰應該對此負責？是誰不願作出改變來糾正錯誤？是誰相信凡是毛說過的話都是正確的？」他還指出：「我國的制度⋯⋯基本上是從蘇聯照搬過來的。它很落後，只解決表面問題，造成機構重疊，助長官僚主義。⋯⋯如果不能比資本主義國家發展得更快，就無法證明我們的制度的優越性。」不難斷定，鄧小平認為，在改變體制、為經濟增長打下堅實基礎方面，華國鋒做得不夠。

鄧小平在東北期間還要鞏固他在軍隊中獲得的支持。東北級別最高的軍事首長、瀋陽軍區司令員李德生，曾是鄧小平在二野的部下。鄧小平視察工廠、農村和部隊時，他一直陪伴在左右，因此兩人有很多機會交談。[7-35]不過，鄧小平對海軍第一政委——常來旅順大連港視察的蘇振華上將——的個人忠誠有所擔心。蘇也曾是鄧小平在二野的部下，但他並沒有表現出足夠的忠誠——1976年幹部們被要求批鄧時，他對鄧的批判在鄧小平看來超出了必要的程度。1978年4月湛江港一艘驅逐艦發生爆炸事故，造成多人死亡，鄧小平認為蘇振華——他是中國海軍最高級別的領導和軍隊在政治局的代表——要對此事負責。蘇振華在受到鄧的批評後不久得到通知，華國鋒從北韓訪問回國時將在東北停留。他知道鄧小平與華國鋒的對立，又對自己挨批心中不快，於是想在大連舉行一次有120艘軍艦參加的海軍檢閱，作為歡迎華國鋒到來的儀式。在獲悉蘇振華要用這種排場支持華國鋒後，鄧小平勃然大怒，他利用自己對軍隊的影響力取消了這次檢閱。鄧小平在視察東北期間，要確保軍隊中沒有人再支持華國鋒。為了做到這一點，他在視察期間和自己過去的忠實部下李德生密切合作。

鄧小平一再對他的聽眾說，要結束對「四人幫」的批判，要把工作重心轉向增加生產需要做的事情。鄧小平已經準備好為增加生產而工作，而聽他講話的人也可以肯定他決心承擔起更大的責任。

 

中央工作會議：1978年11月10日–12月15日

在中共的官方歷史中，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被稱為開始實行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的會議。其實，三中全會僅僅是正式批准了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工作會議上經過熱烈討論後形成的決定。召開工作會議時距離毛澤東去世和「四人幫」被捕已經兩年，對各種觀點都可以重新展開討論，人們不必再擔心被指責為對毛澤東不敬。會議臨近結束時，鄧小平稱讚這次會議說，它標誌著我們黨又恢復了暢所欲言的民主討論傳統。他說，這是自1957年（當時的「雙百方針」鼓勵自由表達）以來黨的會議上最好的討論。[7-36]有人認為，它是自1945年中共七大以來最好的會議，還有人認為，它是自1941年至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以來最好的一次會議。[7-37]

中央工作會議是由華國鋒主席召集的。在他最初的講話中，幾乎沒有跡象表明他意識到這次會議將對他本人意味著什麼。他在11月10日宣佈開會時說，會議的主要議題是農業和1979年至1980年的國家發展計劃，還要繼續討論國務院四化建設務虛會的內容。他的會議計劃，與鄧小平一年前在廣東軍隊會議上倡議的完全一致：結束對「四人幫」的批判，集中精力搞四個現代化。但是會議開始兩天之後，華國鋒的會議計劃卻被更廣泛的政治討論打亂了。

華國鋒和鄧小平都不曾料到，政治氣氛會發生如此徹底而迅速的改變。鄧小平在幾周前就為會議準備好了講話提綱，並安排胡喬木和于光遠幫他作了充實。[7-38]但是11月14日他訪問東南亞歸來後，聽說北京的氣氛已變，又讓他的筆桿子為他寫了一份完全不同的講話稿。[7-39]

葉帥很快意識到環境的變化已經大大削弱了對華國鋒的支持度。11月11日，他與華國鋒談話，勸他準備一篇講話，表示他也接受這些變化。關鍵的戲劇性一幕發生在11月11日到25日之間。當鄧小平15日開始參加工作會議時，會議的焦點已從經濟轉向政治，而政治風向變成開始批判「兩個凡是」。一些黨內老領導後來評價說，就像遵義會議是毛澤東成為黨主席的轉折點一樣，這次工作會議是鄧小平崛起的一次決定性事件。[7-40]

參加這次工作會議的共有210名中共最高層幹部。與會者中有很多黨政軍大員，包括中央各分支機搆的負責人、各省級單位黨委的兩名最高領導和一些退居二線的德高望重的老幹部，還包括一些能夠提供宏觀理論視野的黨員。華國鋒在致開幕詞時宣佈，會議原計劃開20天，但也許要開得更長一些。最後，會議一直開了36天。與會者們把自己關在從中南海步行即可到達的京西賓館，因此討論在晚上、週末和正式會議之外都可以繼續進行。[7-41]會議的形式——包括全體大會和分組會——以及把與會者關在賓館中的做法，都與1977年3月中央工作會議的規定和方式一樣，但是在上次會議的20個月之後，政治氣氛已全然不同。

這種會議的形式便於所有與會者參與。除了四次全體會議之外，與會人員按地區分為六個組（華北、東北、華東、中南、西南和西北）。各組的與會者都要發表自己的意見，每天會有一份各組的會議簡報分發給全體與會者。當某一分組要把它的觀點寫入報告時，成員以舉手表決方式作出決定。[7-42]鄧小平像政治局的其他常委一樣，沒有參加分組會，但他每天都密切關注著會議的報告。[7-43]

華國鋒在會議開始時就意識到，很多與會者不滿於「兩個凡是」和對1976年「四五」運動示威者的嚴厲批判，不滿於他不願為更多文革中挨整的老幹部平反。[7-44]「四五」事件是個特別棘手的問題，華國鋒已經作出的調整仍不足以使眾多參會者滿意——他早在1977年3月的上次中央工作會議上就承認，4月5日去天安門廣場的大多數人都是為了悼念周恩來，然而，這次示威仍被貼著「反革命事件」的標籤。1978年11月的大多數與會者對這種不公正的做法感到氣憤。[7-45]儘管華國鋒再次表示，鄧小平沒有參與「四五」事件，但很多老幹部認為，正是由於這個事件，鄧小平才被再次打倒並為華國鋒所取代。因此對該事件的評價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對鄧小平的評價，很多人堅持要對它重新評價，把它定性為一場「革命運動」。[7-46]

華國鋒在最初的講話中著重於四個現代化，希望以此迴避政治分歧，只討論已經達成高度共識的經濟問題。華國鋒在開幕式上的講話是精心準備的，為安撫他的批評者作了相當大的讓步。他完全不提「兩個凡是」。在說明了會議日程之後，他明確表示準備接受外國的貸款、技術和商品，將其作為經濟計劃的一部分，而這些都是毛澤東不曾准許的。他沒有直接否定政治運動，但是他說，他曾慎重考慮過是否發動一場自上而下的對全社會進行動員的運動，但最後認為這要花費很多時間和精力，還不如用來解決國家面臨的緊迫問題。華國鋒還對與會者表示，他曾經指示在批判大會上不應當遊街。[7-47]很多希望推進改革、加快老幹部復出的與會者也承認，儘管華國鋒沒有直接批判文革和階級鬥爭，但他為結束這些運動裏最惡劣的暴行作出了很大努力。在這一點上，鄧小平也很難不贊同華國鋒講話的主調。

在11月13日下午召開的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當紀登奎副總理就農業問題發言時，華國鋒在表面上控制住了局面。大多數與會者都曾有過負責農村基層工作的經歷，親眼見證過大躍進後的饑荒。雖然中共是依靠農民的支持才得以上台執政，但與會者深知由於政策失誤，造成了數千萬農民被餓死，嚴重的糧食短缺仍在繼續，寶貴的外匯需要用來進口糧食。參加會議的領導人面對忍饑挨餓的農民和六神無主的基層幹部，不得不處理這些災難造成的後果。儘管中共把犯下這些令人痛心的錯誤的主要原因歸咎於林彪和「四人幫」，它仍難以免除施行這些惡劣決策的責任。幹部們越來越願意私下說出當時還不便公開講的話：毛澤東要承擔部分責任。[7-48]

在這種背景下，紀登奎的講話讓與會者感到農業政策的制定又恢復了誠實坦率的作風。他擺脫了毛澤東時代那種浮誇吹牛、盲目樂觀、空話連篇的語言，坦率而全面地強調了問題的嚴重性。他承認，國家的農業政策變化太快，難以預期，常常不符合各地的情況。與會者知道黨必須解決仍然存在的糧食短缺問題，紀登奎提議，為了解決農業問題，要增加農業投資，改善種子和化肥供應，將農民可用的貸款數量翻一番，把糧食收購價提高30%。[7-49]

但是，紀登奎的開放態度和華國鋒的安撫姿態，卻不足以平復對華國鋒的不滿。很多與會者認為，華國鋒已不再能提供黨所需要的最高領導。例如，會議開始後不久，中南組的與會者就一致宣佈，他們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7-50]11月11日，即會議的第二天和分組討論的第一天，很多與會者就群起反對華國鋒和汪東興阻撓進一步開展平反工作的做法。他們要求為那些已故的備受尊敬的幹部正名，並讓自己過去的同事恢復工作。

11月11日，三位威信很高的幹部，陳再道、李昌和呂正操，在他們的小組中發言，要求為更多的人平反。這一天結束時氣氛變得十分緊張。葉帥在當天勸告華國鋒說，要麼接受已經變化的政治情緒，要麼做好被人拋在後面的準備。[7-51]華國鋒很清楚自己別無選擇。包括他在內的所有與會者都知道，赫魯曉夫在1964年是如何被布列茲尼夫等人領導的政變趕出了領導層。

11月12日又有九人在分組會上發言，要求為華國鋒和汪東興此前拒絕糾正的冤案平反，其中最有影響的人是陳雲。有的會議紀錄錯誤地認為，是他那篇由胡喬木潤色的講話改變了會議的氣氛，其實在他講話之前氣氛已經發生了變化。在他之前，已經有人在小組討論裏提出了這一點。不過，陳雲的發言利用人事紀錄，確實提供了全新而詳盡的材料。陳雲做人事工作幾乎可以追溯到40年以前，這使他的發言更有份量。他在東北組的發言中，否定了華國鋒把經濟問題作為重點的做法。他反駁說，為了調動幹部的熱情做好經濟工作，黨的當務之急是處理好懸而未決的政治分歧。具體而言，受到錯誤批判的五類人，必須還他們以清白：

 

　　（1）　以薄一波為首的在文革中受到批鬥的61人「叛徒集團」；[7-52]
　　（2）　在1940年中組部決定中所提到的那些被錯定為叛徒的人，應予恢復黨籍；
　　（3）　1937年入獄的陶鑄、王鶴壽等人，他們被毫無根據地定為叛徒；
　　（4）　已故的彭德懷元帥，應當為他恢復名譽，將他的遺體安葬在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
　　（5）　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門事件，中央應該肯定這次運動。

 

陳雲還說，康生在文革中整了很多黨的傑出領導人，斷送了他們的前途和生命，雖然他已經去世，但仍應該為自己的錯誤承擔責任。[7-53]

不難想像，陳雲是帶著某種情緒講話的：他的怨氣很深。這尤其是因為，華國鋒沒有重新安排他擔任要職，而且汪東興拒絕印發他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會議上關於應當讓鄧小平復出的講話。但是他並非唯一帶著強烈情緒發言的人，在所有的小組中，發言者們長久受到壓抑的怒氣都噴湧而出，他們強烈反對華國鋒和汪東興阻撓那些被冤枉的好幹部回來工作。發言者能夠對那些仍沒有獲准恢復工作的人感同身受，因為很多人都瞭解受到凌辱和肉體摧殘是怎麼一回事。在所有六個小組中，發言者一個接一個要求為受迫害的幹部平反昭雪，並要求譴責已故的康生——他對許多人的死亡負有責任，而且，他的前秘書李鑫甚至當時仍在協助汪東興阻止平反冤案。正是這種情緒，使人們對汪東興乃至華國鋒的不滿越燒越旺。

中央工作會議進行的前幾天，會議氣氛就已經反映在了承擔著維護北京治安責任的北京市委的行動中。林乎加在10月9日成為北京市委書記，取代了曾經負責抓捕「四五」示威者的吳德。他一上任就和北京市委開始考慮何時以及如何釋放那些因參加「四五」示威仍被關押的人；甚至在中央工作會議之前，他們已經在準備可能發表的聲明草稿。

林乎加也參加了中央工作會議，並且是華北組的組長。在葉帥與華國鋒見面和陳雲發言之後，他充分意識到氣氛正在發生變化，並於11月13日召開了北京市委擴大會議；會後他便以北京市委的名義發佈了一個公報，其內容遠遠超出華國鋒有關「四五」示威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的讓步。公報說：「廣大群眾在1976年清明節聚集到天安門悼念敬愛的周總理⋯⋯他們痛恨禍國殃民的『四人幫』犯下的罪行。這⋯⋯完全是一次革命行動。對因此受到迫害的同志應當全部予以平反，為他們恢復名譽。」[7-54]

北京市委屬下、當時由林乎加負責的《北京日報》立刻刊登了這份公告。接著，出席中央工作會議的三位媒體幹部——新華社社長曾濤、《人民日報》總編胡績偉和《光明日報》總編楊西光，他們還同時兼任中宣部副部長——大膽地決定在各自的媒體上報道《北京日報》的文章內容。第二天即11月15日，《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就以大字標題刊登了《北京日報》的消息：「中共北京市委宣佈1976年天安門事件完全是一次革命行動」。新華社也立刻宣佈不僅群眾從事的是革命行動，而且事件本身也是革命性質的。《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又在11月16日轉載了新華社的聲明。

通常，如此重要的政治聲明必須得到政治局的批准。但是這三位大膽的主編覺察到正在變化的政治氣氛，未經上面允許就冒險採取了行動。[7-55]胡耀邦責怪他們三人不但不告訴政治局，甚至沒有事先跟他打招呼。曾濤回答說，他們認為假如請示胡耀邦，他就要為這個決定承擔重大責任。那還不如讓他們來承擔責任，先把它發表出來再說。[7-56]

公告的發表在會議上掀起一股興奮的熱浪。不難理解，林乎加會擔心他的大膽舉動將招來批評。11月16日，文章在兩家報紙上登出後，他打電話問其中一個主編，那個頭條新聞是由誰批准的。當得到答覆說轉載《北京日報》內容的決定只是由主編作出之後，林乎加說，他可以為《北京日報》的文章承擔責任，但其他兩個主編則要為自己報紙上的頭條新聞負責。林乎加害怕華國鋒會生氣，又打電話給華國鋒作出解釋，並請求他諒解。讓他大感意外的是，華國鋒並沒有責怪公告的發表。[7-57]事實上，文章在報紙上發表三天後的11月18日，華國鋒竟然為《天安門詩抄》這本歌頌「四五」運動參與者的新書親筆題寫了書名。報紙還印發了華國鋒題寫書名的照片。一向好奇且政治上敏感的北京人立刻明白了其中的含義：華國鋒同意為天安門事件徹底平反。華聽從了葉帥的勸告：順應正在變化的氣氛，以免被人拋到後面。[7-58]

11月25日華國鋒按計劃做了例行講話。這篇講話並不是檢討，而是宣佈他接受黨內的主流觀點，並打算繼續任職，即使這意味著他要代表與他先前贊成的意見完全不同的觀點。他同意1976年的天安門「四五」事件是一場真正的愛國主義革命運動，對參與者要全部給予平反。

華國鋒承認，他在毛澤東去世後繼續對導致批鄧的「右傾翻案風」進行批判是錯誤的。他建議，給1967年2月因抵制文革而受到陷害的人（「二月逆流」）平反，為他們恢復名譽；將彭德懷的骨灰安放在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為陶鑄案平反；摘掉給楊尚昆扣上的反黨陰謀分子的帽子，恢復他的組織生活並重新作出任命；對康生進行批判。

華國鋒承認，應當從事實出發，按照「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原則解決政治問題。[7-59]他還承認，大多數與會者感到紀登奎關於農業的講話仍不夠充分。華國鋒在講話中也不再提大寨這個樣板。他的講話受到與會者的熱烈歡迎。[7-60]12月13日他又做了一次講話，承認自己也犯過一些錯誤。

通過對已經變化的政治氣氛作出讓步，並在一些問題上完全改變自己的觀點，華國鋒避免了一場內訌。[7-61]如他所說，他要維護黨的團結。但是有不少人認為，由於氣氛的決定性變化在當年夏天和秋天就已形成，並且在中央工作會議的前三天變得十分明顯，華國鋒其實沒有別的選擇。他被允許保留黨主席、總理和中央軍委主席的位子。

通常當新的政策路線被採用時，擁護以往路線（現在被稱為「錯誤路線」）的人需要進行自我批評，宣佈支持「正確路線」。然而，華國鋒的一些親密同事並沒像他那樣圓滑地趕緊調頭。時任黨的副主席和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汪東興就堅決反對為大批幹部平反和打破毛澤東思想的束縛，他當時仍掌管著「專案」和宣傳工作。老幹部們認為，汪原本是作為毛的忠實衛士獲得了他不能勝任的職位；而他在兩年前逮捕「四人幫」時所作出的重要貢獻，又讓他保住了這個本來就不應屬於他的職位，並使他能繼續在這個位置上阻礙進步。華國鋒在11月25日接受了黨內的大氣候以後，有兩名與會者確信風向已變，於是未經協商就開始點名批評汪東興。他們斥責汪阻礙老幹部復出，反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堅持「兩個凡是」，講鄧小平的壞話。其他人也加入了批評的行列，將汪看成給受迫害的幹部平反、擺脫僵化的毛澤東思想的最大障礙。

汪東興拒絕作出口頭檢討，不過他在12月13日會議結束時提交了一份書面檢討。[7-62]他承認自己在處理專案工作上犯了錯誤：「我對糾正冤假錯案重視不夠，行動不快，工作不力。」他也同意遵照中央的決定，將中央專案組和「五一六」專案組的材料轉交中組部：「我不能勝任自己的工作，⋯⋯我懇求黨中央免去我的這些職務。」[7-63]吳德和李鑫也受到了批評，張平化則在三中全會之後不久就被撤職。吳冷西、熊復和胡繩這三個筆桿子——他們跟華國鋒和「兩個凡是」站在一邊——受到了嚴肅但較為溫和的批評。

華國鋒和汪東興暫時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華國鋒的三個支持者——吳德、紀登奎和陳錫聯——也留在政治局內。迅速崛起的頭號領導人鄧小平對工作安排作了一些改變，但是他決定，已經作了檢討的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成員不必撤換。[7-64]他要避免對抗，以免讓國內外的人知道中國正在進行權力鬥爭。

中央工作會議不但為鄧小平取代華國鋒提供了推動力，而且成為一個高層幹部更坦率地檢討以往的錯誤、思考未來新路線的論壇。在小組討論中，一個又一個發言人介紹自己應付糧食短缺的工作經歷，主張國家有必要加大投入，徹底解決這個問題。對於許多領導人來說，這些討論為他們提供了一個精神舒解的機會，他們可以公開承認自己過去不敢正視的失敗，這些失敗造成了他們親眼目睹的大量苦難與死亡。即使他們把主要責任推給上級，自己也不能完全逃避責任；對許多幹部來說，這是一個從未徹底癒合的傷疤。

有關農業的最大膽的發言之一，是胡耀邦在西北組的發言。他認為紀登奎的建議不足以解決農業問題，並仍然反映著思想上受到的禁錮。胡耀邦還大膽主張，政治和經濟活動全部統一在公社這個單位是不行的。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黨必須想辦法提高農民和當地幹部的積極性。他說，如果集體所有制管理不善，調動不起農民的熱情，它也不可能有效率。[7-65]這些話是在表明他的同事對於把農業生產隊分解成生產小組的普遍支持。不過，當時的任何人，包括胡耀邦和萬里（他當時在安徽試驗在生產隊下面搞更小的生產組）在內，都沒有提到包產到戶和解散公社的可能性。他們知道，這種討論將在黨內上層引起很大爭議，動搖那些仍在試圖維持集體所有制的地方幹部的權威。[7-66]

參加分組會的人也討論了各種經濟問題。輕工業部部長梁靈光（後出任廣東省省長）強調了政治穩定的重要。他提醒人們說，1949年以後有三個增長相對較快的時期：建國後的最初幾年、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年–1957年）和大躍進後的調整時期（1961年–1965年），這些也正是政治比較穩定的時期。他還提出，應當優先發展輕工業，更好地滿足對日用品的需求。他多少有些超前地認為，要讓市場發揮更大作用。在他看來，應當引進新的生產技術，並降低出口稅以增加出口。[7-67]

工作會議快要結束時，與會者轉向了另一個共同關心的問題：哪些人應當增補進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中央工作會議無權作出人事決定，但以後將作出這種決定的大多數人都參加了工作會議。由於鄧小平不想撤換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的現任委員，因此與會者同意，為了在短期內補充新成員，只能擴大政治局。他們認為，以後只要有人退休或發現不合適的人，政治局的規模就會再次縮小。與會者接受了鄧小平「只進不出」的意見，以及新委員應當是「敢做事」的人。[7-68]西北組以舉手表決的方式推薦陳雲、鄧穎超、胡耀邦和王震進入政治局。[7-69]在工作會議之後的正式會議上，這些推薦都得到了正式批准。

會議上普遍認為，在經濟工作擺到第一位的時代，應當對陳雲這位經濟上最有智慧和經驗的專家委以重任。陳雲十分清楚，鄧小平在外交和軍事這兩個重要領域裏經驗豐富，而這正是他所缺乏的。他說，就最高職位而言，鄧小平是唯一合適的人。[7-70]但是與會者熱情推薦陳雲擔任黨的副主席。

鄧小平和陳雲能夠在工作會議期間團結一致，是因為兩人都決心給老幹部平反，為他們恢復工作。鄧小平實際上成了集體領導的代言人，尤其是在外交方面；同時他已經和葉帥一起掌握著對軍隊的權力。但是，陳雲獲得了人事問題上的權力，幾周之內又接過了對經濟工作的領導權。就整體政治地位而論，也就是說，在決定政治大方向和挑選關鍵人選方面，陳雲與鄧小平平起平坐。

 

鄧為改革開放作準備

當鄧小平從東南亞回國時，工作會議已經開了五天，葉帥向他簡單介紹了政治氣氛的變化，建議他為自己的新工作作好準備。葉帥德高望重，論資格可以追溯至1927年的廣州起義，但他從不貪圖個人權力，現在則成了「擁立領袖的人」。葉帥深信，大躍進和文革的錯誤，是因為權力過度集中於一人手中所造成的。他促請華國鋒和鄧小平兩人合作共事，一起領導黨和國家。葉帥與鄧小平見面時，鄧小平同意應當加強集體領導，對個人宣傳加以限制。[7-71]華國鋒也接受了葉帥的勸告，在黨的政策內容上作出讓步，並且同意由鄧小平作為黨的主要代言人。儘管沒有舉行任何公開的慶祝，而且華國鋒名義上仍保留著黨政軍首腦的頭銜，但鄧小平按葉帥的建議，已開始為自己的新角色作準備。

在為新工作作準備時，鄧小平必須讓他的同事們放心，所以他要修改他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和三中全會上的發言稿。鄧小平與政治局常委見面，再次向同事們——他們都知道他跟毛的分歧——保證，他不會成為中國的赫魯曉夫：毛主席為黨作出了卓越貢獻，黨不應當像赫魯曉夫抨擊史太林那樣批判毛澤東。他還向他們保證，國家要繼續團結在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下。通過看每天的簡報瞭解情況，鄧小平觀察到了中央工作會議上出現的急切的樂觀情緒。這位老練的政治家提醒他那些資歷較淺的同事不要「被勝利沖昏頭腦」。他告誡說，中國不可能很快解決它的所有問題，不可以想當然地急於求成。[7-72]有一些難題只能留給下一代人解決。為了避免再次揭開文革的傷疤，他建議對此事進一步研究。就像他過去多次講過的那樣，他再次建議首先看大局，然後再想局部；先講大道理，再講小道理。他說，在吸收外國投資和技術之前，首先需要國內的穩定。國家只有穩定了，才能實現四個現代化。[7-73]因此至關重要的是，要避免讓群眾和外界產生中國存在權力鬥爭的印象。鄧小平給政治局常委的這些意見得到了採納，成為了黨的觀點。會議幾天之後，他的講話被印發給全體與會者。[7-74]

鄧小平現在要成為頭號領導人，因此他必須重寫他在工作會議閉幕式和三中全會上的講話。到12月2日，華國鋒在所有重大政策問題上都作出讓步之後，鄧小平把堅定的改革派胡耀邦和于光遠叫來，讓他們負責準備他在工作會議閉幕式上的講話。這也許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講話。他當時正忙於結束中美關係正常化的談判，同時也在準備對越南可能進攻柬埔寨作出強硬反應。不過，至少從1969年到1973年下放江西以來，鄧小平就一直在思考這次講話中所要談到的問題。胡耀邦和于光遠得到了另外一些實際起草人的協助，並且像通常一樣，由胡喬木作最後的潤色。[7-75]

鄧小平很少為講話寫提綱，但是為了這次會議，他在12月2日拿出一份有三頁紙、共計1,600字的說明。他就講話的風格、內容和要點，向負責起草的人交待了他對稿子的要求。他對起草人說，講稿要簡明扼要，句子要簡短，聽起來鏗鏘有力。他要說明中國是多麼落後，多麼需要改革。12月5日鄧小平讀過初稿後，又向起草人逐行逐句提出他的意見。12月9日和11日他又兩次與起草人見面審閱新的草稿，並重複了同樣的詳細過程。

鄧小平在講話中並沒有提出新的政策，因為他既沒有時間，也沒有人手作這樣的準備。他向齊聚一堂的中共領導幹部概述了他在新時代的思路。講話反映著他對自己當時苦苦思索的一些大問題的想法：如何鼓勵新思想，同時盡量減少保守派幹部的抵制；如何既尊重毛澤東，又要擺脫他的路線；如何既保持樂觀，又要避免以後的失望；如何既維護穩定，又開放經濟；如何既給予地方幹部靈活空間，又能維護國家的發展重點。

在他為了與講稿起草人第一次見面而準備的提綱中，鄧小平列出了七個主題：（1）解放思想；（2）發揚黨內民主，加強法制；（3）向後看是為了向前看；（4）克服嚴重的官僚主義；（5）允許一些地方和部分企業先富起來；（6）在經營管理上「加强責任制」；（7）研究新情况，解決新問題。第二次見面時，鄧小平對起草人說，他決定把後面幾個主題合併成一個，在最後的講稿中只談四個問題。

在12月13日下午中央工作會議的閉幕會上，鄧小平一開口就直奔主題：「今天我主要講一個問題，就是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鄧小平稱讚這次工作會議是1957年以來黨內最好、最開放的一次討論會。他說，要允許大家說出對真實情況的看法。「必須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確的集中。當前這個時期，特別需要強調民主。因為在過去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民主太少。⋯⋯應當允許群眾提一些意見，即使有個別心懷不滿的人，想利用民主鬧一點事，也沒有什麼可怕⋯⋯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鄧小平無論在當時還是任何時候，都沒有提倡過不受限制的言論自由。事實上，當人們開始在離天安門不遠的地方把自己的觀點張貼到牆上幾天之後，鄧小平就在11月29日表示，「民主牆」上張貼的一些言論是錯誤的。

鄧小平既要讚揚毛澤東，又要為脫離毛的某些政策留出空間。他說：「如果沒有毛澤東同志的卓越領導，中國革命有極大的可能到現在還沒有勝利。⋯⋯毛澤東同志不是沒有缺點、錯誤，⋯⋯適當的時候作為經驗教訓總結一下⋯⋯但是不必匆忙去做。」他再次重複了自己的觀點，認為毛澤東犯過錯誤，他本人也犯過錯誤，任何想做事的領導人都會犯錯誤。他表達了黨內高層的一種主流觀點：中國的兩次大災難——大躍進和文革，是由於制度造成的，這種制度允許一人統治，容不下不同的聲音。因此中國需要建立法制，這樣的話一個人不管能力有多大，都不能由他一個人說了算。法制一開始可能不健全、不完善，但可以逐步使其變得公正合理。

鄧小平實現現代化的戰略，與毛澤東依靠精神鼓勵搞大躍進的做法截然不同。他說：「調動積極性不能沒有經濟手段。少數先進分子可以響應號召，但這種方法只能短時間內有效。」[7-76]鄧小平認為，必須建立一種制度，通過提拔和改善生活條件，獎勵那些促進科技和生產力發展的人。鄧小平還特別提出，要給地方幹部更大的靈活性，讓他們發揮主動精神。

鄧小平說，集體負責論實際上是「無人負責」。他主張將責任落實到個人，同時承認為此必須給予個人權力。當他在1975年對下級幹部說要敢想敢幹時，幹部們擔心毛澤東會在政策上變卦；而他在1978年再說這些話時，聽他講話的人已經不必再為政策的變化擔心了：他們覺得幹勁十足，要努力為國家做事，即使在這個過程中會犯一些錯誤。

鄧小平支持為文革中的冤案平反：「我們的原則是有錯必糾。」但他堅決反對人們向過去整過自己或自己親友的人「算賬」。為了避免冤冤相報，平反工作要快，不能拖泥帶水。「但是，」他說，「搞清楚每個細節既不可能，也無必要。」不應糾纏於文革，因為他知道這只會造成分裂，可以讓時間去解決問題：「安定團結是頭等大事。」對參與過打砸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決不能重用。但是，對犯過錯誤但作了真誠檢討的人，要給他們機會。然而，鄧小平也特別提到一點：黨對那些今後再犯錯誤的人將更加嚴厲。[7-77]

鄧小平試圖提前考慮一些新政策可能帶來的問題，並淡化那些將會對新政策不滿的人的敵意。他知道不平等會增大——由於即將發生的那些變化的速度和中國人民的多種需求，「一部分人會先富起來」。但是他說，其他人以後也會有機會，先富可以幫後富。他告誡說，可能會出現一些他本人和其他領導人都不熟悉的新問題，但是要以黨和國家的整體利益為重，要「不斷學習」。[7-78]

鄧小平雖然沒有說得很具體，但是他打算開放一部分市場。他對同事們說，不要擔心市場會帶來經濟混亂。他承認，在負責整體計劃的人和獲得更多自主權的地方幹部之間會產生一些矛盾。利益衝突可能比以前更嚴重，但是他認為，從長遠看，生產力的發展會使這些問題得到解決。[7-79]

為了對即將到來的很多變化作好準備，鄧小平建議黨的幹部學習三種知識：經濟學、科學技術和管理。他具體說明了應當如何評價幹部：對經濟單位的黨委進行評價，主要是看它採用的先進管理方法的情況，它在技術創新上取得進步的多少，它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程度，和它的利潤增長狀況——而這是以其工人個人收入及提供的集體福利作為部分衡量標準的。與會者急切地想得到在這種新環境下的更具體的指示。通常每次工作會議最後的重要講話之後，參加者就會散會；但是這次鄧小平講話之後，會議又延長了兩天，以便來自各個地區的小組繼續討論如何貫徹落實鄧小平講話中的新指示。[7-80]

鄧小平講話中的很多思想，對於西方的工商業管理者來說就像常識，其中一些思想甚至能從中國1949年以前和1950年代初及1960年代初較穩定時期的政策中找到來源。但是對於1978年領導國家的人來說，鄧小平這些思想代表著從根本上擺脫毛澤東時代。與會者有理由期待，那個由大規模群眾運動、階級鬥爭、僵化的意識形態、英雄崇拜、高度集體化和全面計劃經濟所構成的痛苦時代終於結束，中國開始進入可控狀態。

 

三中全會：1978年12月18–22日

三中全會於1978年12月18日星期一在京西賓館召開，而中央工作會議上週五剛在這裏結束。在參加中央全會的委員中，有超過一半的人也參加了工作會議。但是參加全會的還包括全體中央委員——他們都擔任黨政軍要職，而出席工作會議的則包括另外一些能夠提供宏觀理論視野的黨內領導人。在星期一的上午和下午，沒有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委員們在其他人到來之前，聚在一起閱讀了鄧小平、葉劍英和華國鋒在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以便能夠統一認識。接下來的三天是中央全會的正式會議和分組會，擔任組長的人與工作會議的分組會相同。

從某種意義上說，三中全會是中央工作會議精神的慶祝會，是向中國民眾和外部世界宣佈新路線得到正式批准的儀式。通常全會的序號是與此前的黨代表大會聯繫在一起的，但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帶來的變化是如此巨大，因此當中國人只簡單說「三中全會」時，聽者都很清楚所指的是哪一屆三中全會。在中國人眼裏，三中全會標誌著使中國轉型的「鄧小平改革開放」的開始。雖然改革開放其實是由華國鋒啟動的，但它是在鄧小平的領導下實現的。

按中央工作會議取得的一致意見，華國鋒保留了他的正式頭銜：黨的主席、國務院總理和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則繼續擔任他的職務：國務院副總理、黨的副主席和中央軍委副主席。但是外國媒體和外交界像中國民眾一樣，很快就明白了副總理鄧小平實際上已經成為頭號領導人。早在11月23日，即華國鋒11月25日講話的前兩天，香港記者就向到訪的美國專欄作者羅伯特・諾瓦克（Robert Novak）說：「鄧小平只是副總理，但他現在掌管著中國的集權政府。」[7-81]

在三中全會上收穫最大的是陳雲。三中全會之前他甚至不是政治局委員，在全會上他卻成了政治局常委。全會最後一次全體會議正式成立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陳雲被任命為第一書記。他取代汪東興獲得了對需要平反的案件最後拍板的權力。不難理解，很多老幹部的案件將在以後幾年得到平反，使他們得以回來工作。

通常最高領導人都要在全會上做主題報告，但是由於華國鋒是名義首腦，鄧小平才是頭號領導人，因此很難決定由誰來做這個報告。全會的組織者解決這種尷尬局面的辦法是取消了報告，但他們實際上把鄧小平之前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看作是給黨的工作定下了基調。雖然華國鋒主持了最後的會議，但與會者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兩個在全體中央委員面前相鄰而坐，真正握有實權並且今後將領導國家的人物身上：鄧小平和陳雲。東北組的組長任仲夷說，就像遵義會議代表著毛澤東思想對教條主義的勝利一樣，三中全會代表著黨內民主討論的優良傳統對「兩個凡是」的勝利。[7-82]在會議結束時的講話中，陳雲用了另一個類似的說法，他認為就像延安整風帶來了團結，使黨能夠在1949年以後領導國家一樣，中央工作會議也帶來了團結，使黨能夠領導國家實現四個現代化。[7-83]

 

沒有加冕禮的權力交接

在世界政治史上，很難再找到這樣一個例子：一個人成了一個大國的領導人，卻沒有任何公開、正式的權力交接儀式。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之前是黨的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和中央軍委副主席，而在三中全會成為頭號領導人之後，他依舊是黨的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和中央軍委副主席。不僅沒有為他舉行的加冕禮或就職儀式，甚至沒有公開宣佈他已經登上了最高職位。是哪一些奇特的環境因素結合在一起，導致了這種不同尋常的情況？它又會帶來什麼後果？

在三中全會期間，中國的領導層想避免讓民眾和外部世界產生中國正在發生一場權力鬥爭的印象。華國鋒在1976年剛剛上台，最高領導層擔心領導班子的突然變化會導致國內的不穩定，損害中國吸引外國資本和技術的努力。在此後的兩年半裏，鄧小平確實把華國鋒排擠到了一邊，並成為了無可匹敵的最高領導人，但他是通過一個相對有序的過程一步步做到這一點的，因而沒有使中國民眾和整個世界感到不安。

黨內高層沒有給鄧小平任何新的頭銜，還因為他們擔心讓一人大權獨攬的危險。他們認為，大躍進和文革的災難，就是由擁有全部正式頭銜的毛澤東專斷行使其不受約束的權力造成的。如果繼續掌權的是華國鋒，就不必有這樣的擔心。在華國鋒當政時，葉帥等人擔心的不是他權力過大，而是他權力不夠、很難有所作為。然而對於鄧小平，他們就有擔心的理由了。鄧小平充滿自信，做事堅決果斷，穩健踏實，因此他們害怕鄧有可能變得跟他的導師毛澤東一樣。於是他們決定不給他全部頭銜，並在他和另一個旗鼓相當的人——陳雲——之間維持權力平衡。給鄧小平實際權力，卻不給他正式的名銜，這種奇怪的安排能夠運轉，是因為大家都明白內情，也因為鄧小平本人更感興趣的是實權，而不是名銜。他願意在沒有正式名分的條件下接過工作，不要求公開張揚。

從1978年12月的三中全會到1979年12月，當鄧小平為了黨和國家的利益開始架空華國鋒時，他和華國鋒在公開場合的發言中談起對方時仍然保持了相互的尊重。他們都想實現國家的現代化，使中國變得強盛，也都願意採取務實靈活的作風。但是在1979年華國鋒畢竟仍是主席，而鄧小平行使著非正式的權力，兩人的關係難免特別尷尬。如果攤牌的話，鄧小平的非正式權力足以壓倒華國鋒名義上的權威，但鄧小平像他的同事一樣，力求避免任何公開的不和。華國鋒繼續主持會議，在公開會議上仍然代表黨和政府。不僅他自己是政治局常委，他的一些支持者也是常委。他擁有葉帥和李先念這兩位老資格顧問的支持，他們擔心一人獨裁，主張集體領導。在1979年，用西方的話來說，華國鋒是個不能當家的軟弱的董事會主席，但他仍有一些支持者，他們的觀點也不能輕視。鄧小平當時還沒有成為高居於華國鋒之上的頭號領導人，他尚未配備好自己的團隊和自己的統治架構。但是鄧小平有權有勢，又具備削弱華國鋒權力基礎的政治技巧。到1979年夏天，鄧小平要收緊控制、建立更有效的統治架構，便開始逐步削弱華國鋒並終於讓他靠邊站了。

當三中全會上開始提升鄧小平的權力時，離天安門數百米遠的地方，示威者們正在往牆上貼大字報，他們直接或間接地支持鄧小平，批判林彪和「四人幫」；有些人甚至大膽抨擊毛澤東本人。沒過多久，一些大字報甚至開始批評中共和鄧小平。這些大字報不只讓鄧小平頭痛，還迫使他處理一個在他擔任頭號領導人期間始終糾纏著他的問題：應當允許多大程度的自由？黨和政府應當以何種尺度和方式為異見的公開表達劃定界線？

[7-1]Paul A. Cohe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7).

[7-2]《李先念傳》編寫組編：《李先念傳1949–1992》（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下冊，頁1049；Nina P. Halpern, “Learning from Abroad: Chinese Views of the East European Economic Experience, January 1977–June 1981,” Modern China 11, no. 1 (January 1985): 77–109.

[7-3]Deng Xiaoping, South China Elites Weekly, August 17, 2004，轉引自林重庚：〈序言：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的對外思想開放〉，載吳敬璉編：《中國經濟50人看30年：回顧與反思》（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8）。

[7-4]李向前︑韓鋼：〈新近發現鄧小平與胡耀邦等三次談話紀錄〉，《百年潮》，1999年第3期，頁4–11，收入楊天石編：《 鄧小平寫真》（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頁192。

[7-5]DXPSTW, pp. 55–56.

[7-6]關於中國經濟學家對東歐改革的看法，可以參見Jinglian Wu,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Mason, Ohio: Thomson/South-Western, 2005), pp. 17–30.

[7-7]Xinhua General Overseas News Service, March 9 to April 6, 1978.

[7-8]谷牧：〈小平同志領導我們抓對外開放〉，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回憶鄧小平》（上中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上冊，頁155–156。另參見谷牧：〈小平領導我們抓開放〉，《百年潮》，1998年第1期，頁4–11，後收入楊天石編：《鄧小平寫真》（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頁203–204。

[7-9]張根生：〈聽谷牧談親歷的幾件大事〉，《炎黃春秋》，2004年第1期，頁3–5。

[7-10]徐璦：〈不看不知道：訪原國家輕工部部長楊波〉，載宋曉明、劉蔚編：《追尋1978：中國改革開放紀元訪談錄》（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頁539。

[7-11]Xinhua General Overseas News Service, May 2 to June 7, 1978.

[7-12]徐璦：〈不看不知道〉，頁540。

[7-13]《李先念傳》編寫組：《李先念傳1949–1992》，下冊，頁1050–1054。

[7-14]谷牧：〈小平領導我們抓開放〉，頁203–204。

[7-15]Xinhua General Overseas News Service, May 2 to June 7, 1978.

[7-16]程中原、王玉祥、李正華：《1976–1981年的中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頁263–266。

[7-17]崔榮慧：〈改革開放，先行一步：訪原廣東省省委書記王全國〉，載宋曉明、劉蔚編：《追尋1978：中國改革開放紀元訪談錄》，頁558。

[7-18]徐璦：〈不看不知道〉，頁541。

[7-19]同上，頁541；崔榮慧：〈改革開放，先行一步〉，頁558。

[7-20]崔榮慧：〈改革開放，先行一步〉，頁559。

[7-21]谷牧：〈小平同志領導我們抓對外開放〉，頁156。

[7-22]張根生：〈聽谷牧談親歷的幾件大事〉，頁3。

[7-23]程中原、王玉祥、李正華：《1976–1981年的中國》，頁70；蕭冬連：〈1979年國民經濟調整方針的提出與爭論：大轉折紀實之一〉，《黨史博覽》，2004年第10期，頁4–10。

[7-24]蕭冬連：〈1979年國民經濟調整方針的提出與爭論〉。

[7-25]谷牧：〈小平同志領導我們抓對外開放〉，頁156–157。

[7-2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1978年9月20日，頁387–388。

[7-27]蕭冬連：〈1978–1984年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思路的演進：決策與實施〉，《當代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4期，頁59–70；DXPSTW, pp. 53–61.

[7-28]《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8年9月20日，頁388。

[7-29]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陳雲文選》（三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3卷，頁235。

[7-30]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陳雲文選》（三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3卷，第3卷，頁252。

[7-31]蘇台仁編：《鄧小平生平全紀錄：一個偉人和他的一個世紀》（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頁625。

[7-32]這時很多地方還有「革委會」，即包括很多擁有軍職的地方幹部和被授予軍職的地方幹部的政府機關。

[7-33]蘇台仁編：《鄧小平生平全紀錄》，第2卷，頁623–624。

[7-34]王恩茂（時任吉林省委第一書記）：〈決定中國命運的「工作重點轉移」〉，載于光遠等：《改變中國命運的41天：中央工作會議、十一届三中全會親歷記》（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頁204–206；SWDXP-2, pp.141–144.

[7-35]李德生：〈偉大的轉折，歷史的必然：回憶十一届三中全會的召開〉，載于光遠等：《改變中國命運的41天》，頁231–235。

[7-36]DXPSTW, pp.131. 于光遠的中文原著是《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十一届三中全會的台前幕後》﹙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李向前、韓鋼：〈新發現鄧小平與胡耀邦的三次談話紀錄〉，頁190–200。

[7-37]DXPSTW, pp.131。另見朱佳木：《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會》（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46–181。

[7-38]《鄧小平年譜（1975–1997）》，10月底，第415頁；蘇台仁：《 鄧小平生平全紀錄》，第2卷，頁625。

[7-39]李向前、韓鋼：〈新發現鄧小平與胡耀邦的三次談話紀錄〉，頁129–148；DXPSTW, pp. 128–148.

[7-40]DXPSTW, pp. 167–168.

[7-41]DXPSTW, pp. 18–22.

[7-42]DXPSTW, pp. 29–32.

[7-43]這一信息來自我與一些東南亞官員的交談，鄧小平訪問這一地區時曾與他們會談。

[7-44]朱佳木：〈胡喬木在十一届三中全會上〉，載于光遠等：《改變中國命運的41天》，頁304；DXPSTW, p. 21.

[7-45]DXPSTW, pp. 65–72.

[7-46]DXPSTW, p. 24.

[7-47]Ibid., pp. 23–28.

[7-48]DXPSTW, pp. 51–53.

[7-49]于光遠等：《改變中國命運的41天》；DXPSTW, pp. 39–42.

[7-50]王全國：〈十一届三中全會與廣東的改革開放〉，載于光遠等：《改變中國命運的41天》，頁198–203。

[7-51]這個信息來自與葉選基的交談，當時他正與他的叔父葉劍英一起工作。另見他的文章：〈葉帥在第十一届三中全會前後：讀于光遠《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有感〉，載《南方周末》，2008年10月30日，D23。于光遠是鄧小平的講話起草人之一，對談話都認真做筆記，但是他不知道11月11日的會議。

[7-52]錢江：〈張聞天冤案是怎樣平反的〉，《縱橫》，2001年第2期，頁4–6。早在6月25日鄧小平就讀了有關61人案件的報告。鄧小平看報告時說，這些案子必須解決，但事實上直到6個月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才得到解决。這61個人是否為獲釋出獄而與國民黨配合過於密切的問題，中央領導人早在1936年4月已有結論，認為他們是清白的。但是林彪、康生和江青在1967年3月再次宣佈他們是叛徒。

[7-53]DXPSTW, pp. 63–65. 另見于光遠：《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頁77–79。

[7-54]DXPSTW, p. 70.

[7-55]DXPSTW, pp. 71–72.

[7-56]于光遠：《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頁85–86。

[7-57]于光遠：《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第90–91頁。

[7-58]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葉劍英年譜（1897–1986）》（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1978年11月10至15日，頁1155–1156；1978年11月12至13日，頁1156。

[7-59]DXPSTW, pp. 72–76.

[7-60]DXPSTW, pp. 46–51, 74–76, 78–79, 166.

[7-61]于光遠：《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頁86。

[7-62]DXPSTW, pp. 80–90, 108; 于光遠：《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頁115–125。

[7-63]DXPSTW, pp. 163–165.

[7-64]《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8年12月22日，頁457。

[7-65]DXPSTW, pp. 39–46.

[7-66]吳象：〈萬里談三中全會前後的農村改革〉，載于光遠等：《改變中國命運的41天》，頁286–287。

[7-67]梁靈光：〈一次劃時代的中央會議〉，載于光遠等：《改變中國命運的41天》，頁273–274。

[7-68]任仲夷：《追尋1978年的歷史轉軌》，載于光遠等：《改變中國命運的41天》，頁216。

[7-69]DXPSTW, p. 127.

[7-70]朱學勤：〈30年來的中國改革，有兩個階段〉，《南方都市報》，2007年12月16日。

[7-71]《葉劍英年譜（1897–1986）》，頁1157，1978年11月中旬。

[7-72]DXPSTW, pp. 76–78收錄了鄧小平評論的原文。

[7-73]DXPSTW, pp. 76–78收錄了鄧小平評論的原文。

[7-74]DXPSTW, p. 78.

[7-75]此處對鄧小平講話稿的準備工作的討論以及所引用的鄧小平講話，同上註，頁129–148。我這裏的討論也利用了于光遠的採訪。見于光遠：《我憶鄧小平》（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另見韓綱：〈一份鄧小平珍貴手稿的發現〉，《百年潮》，1997年第4期，頁4–6，載楊天石：《鄧小平寫真》（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頁186–189；李向前、韓綱：〈新發現鄧小平與胡耀邦的三次談話紀錄〉，載《鄧小平寫真》，頁190–200。

[7-76]DXPSTW, pp. 185–190.

[7-77]DXPSTW, pp. 129–143.

[7-78]〈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SWDXP-2, pp. 151–165.

[7-79]DXPSTW, pp. 132–139.

[7-80]Ibid., pp. 168–172. 梁靈光：《一次劃時代的中央會議》，頁175。

[7-81]Robert D. Novak, The Prince of Darkness: 50 years reporting in Washington (New York: Crown Forum, 2007), pp. 324, 326.

[7-82]任仲夷：〈追尋1978年的歷史轉軌〉，頁215–216。

[7-83]DXPSTW, pp. 205–207.

第8章

為自由設限：1978–1979

 

 

文化大革命其實是一場「反文化的革命」，它攻擊了舊文化，卻並沒有創造出新文化。紅衛兵引用歷史典故和歷史故事，不但打擊在位的幹部，而且批判幾乎所有的小說、故事、戲劇和文章。文革隨著毛澤東去世和「四人幫」被捕而偃旗息鼓，很多多年不敢講話的中國人十分渴望有暢所欲言的機會。有人想反擊迫害過他們的人，有人要保護自己，還有人只是想訴說自己及其親友蒙受的苦難。

有些黨的領導人從這種被壓抑的怨氣中，看到了用來對付其敵人的機會。還有一些人並無政治目的，只想表達個人感情。但是，包括鄧小平在內的對制度有全局思考的中共領導人擔心，如果允許「太多的」自由，允許有組織的抗議，國家有可能再次陷入文革那樣的混亂。在政治運動或大饑荒中本人或親人受過苦的有數千萬人。強烈的敵對情緒不但針對欺壓鄉里的地方幹部，而且針對上一級幹部，因為他們都屬於造成這種災難的體制的一部分。在鄧小平看來，中國社會如此龐大，人口眾多，百姓十分貧窮且相互對立嚴重，在行為方式上明顯缺乏共識，所以必須有一定的自上而下的權威。自由的邊界能夠放得多寬，又不至於使中國社會陷入1949年以前或文革式的混亂？在整個鄧小平時代，這一直是造成分歧的一個核心問題。

在判斷民眾的批評浪潮在何種情況下會導致秩序崩潰這一點上，中共領導人並無公認的標準。因此，對於如何設定和維護這條界線，他們內部也難免發生分歧。主管科學、高教、青年事務和統戰工作的幹部，往往會代表與他們共事的人的觀點，一般會贊成較多的言論自由。負責公共治安的幹部則較為慎重，主張對自由進行更多的限制。宣傳部門的領導者往往搖擺不定：其中有些人受過良好的人文和社科教育，願意為自己和他人爭取更多的自由；但在履行職責的過程中，也有很多人在傳達和實施這些限制時變成了小暴君。

同時，敢於試探可允許的公開討論界線的人，一般說來都不是出身於地主和資產階級的人。那些「階級出身不好」的黨外知識分子多年來已經被嚇得噤若寒蟬，也沒有站在公開批評的前列。實際上，在後毛澤東時代衝擊言論邊界的人，通常都是勇敢的年輕人、黨員和老幹部，或是有當權的親朋好友能夠為他們提供保護的人。

從原則上說，鄧小平贊成擴大自由，他願意在這方面採取實用主義的態度。但是由於他承擔著維護社會秩序的最終責任，當他對秩序能否維持產生深切疑慮時，他會迅速收緊控制。三中全會以後，鄧小平感受到了群眾對於結束文革、開啟改革開放新時代的廣泛支持，因此他允許了兩次重要論戰的開展，這擴大了中國人的言論自由。這兩次論戰一次是在民眾中自發產生並對公眾開放的，它最初出現在天安門廣場附近的一道牆上，即後來廣為人知的「西單民主牆」，後又擴散到全國其他城市。另一次是黨發起的論戰，只局限於黨內，它使一些知識分子和黨內主管文化政策的領導幹部走到了一起，探討他們在新時期工作的指導方針。

 

民主牆：1978年11月–1979年3月

在中國的村鎮、城市社區以及公車站這類人群聚集的地方，在宣傳欄上張貼官方公告和報紙，是一種延續了多年的習慣。北京最受公眾關注的地方，大概是天安門以西幾百米處的西單一面牆上的宣傳欄。這道巨大的灰磚牆有三米多高，二百米長，它旁邊是北京最繁忙的公車站之一，有多路公車交匯於此，乘客熙熙攘攘。在文革期間，西單牆上貼滿了批判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共領導人——他們被稱為「走資派」——的大字報。在1976年4月5日示威期間，牆上又貼了許多譴責「四人幫」、歌頌周恩來和擁護鄧小平的大字報。

1978年11月19日，即中央工作會議召開不到一周後，在新的政治氣氛下，報刊銷售點還尚未開售的共青團雜誌《中國青年》的完整一期，被一頁一頁貼到了牆上。共青團這個培養未來黨員的部門，此刻站在了群眾為擴大自由而努力的前線。這本共青團雜誌在文革期間被關閉，幾個月以前它成為最先獲得復刊批准的雜誌之一。在胡耀邦的鼓勵下，共青團的幹部把雜誌第一期送廠付印，計劃於9月11日發行。但是當時主管宣傳的汪東興看到打算刊出的內容後，立刻下令把它撤回。他批評說，雜誌沒有華主席的題詞、沒有紀念毛主席的文章，却有「童懷周」的《天安門革命詩抄》。

可是雜誌編輯部的人員並不那麼容易屈服。幾天後的9月20日，一些雜誌被送到了報刊銷售點。[8-1]但是到了報刊銷售點後，汪東興馬上又讓人把雜誌全部收回，不許再發售，並禁止它再發行。11月19日出現在西單牆上的，便是這一期被收回和禁止發行的雜誌，這件事發生在北京市委決定給「四五」事件平反的四天之後。

張貼出來的雜誌引起了巨大的關注。這份共青團雜誌中的一些文章強烈要求為那些因參加「四五」遊行仍在蹲監獄的年輕人平反。還有一些文章反對「兩個凡是」，提出的問題不但涉及林彪和「四人幫」，而且直接涉及毛澤東。有一篇文章說：「請大家捫心自問，沒有毛澤東的支持，林彪能獲得權力嗎？請大家捫心自問，難道毛主席不知道江青是叛徒？沒有毛主席的同意，『四人幫』能達到打倒鄧小平的目的嗎？」[8-2]不難理解，毛澤東的前貼身衛士和忠實的維護者汪東興，為何會對這些批評感到惱火。

共青團的雜誌張貼出來以後，幾個大膽的人又開始張貼另一些材料，許多材料批評了1976年清明節的鎮壓。最初，一些路過的人對大字報連看都不敢看，更遑論張貼新的大字報。然而幾天以後，並沒有人受罰，尤其是有傳言說鄧小平支持張貼大字報的自由，於是人們變得大膽起來。經歷了信息受到嚴密管制的十年文革之後，很多人僅僅是好奇。還有些人從過去的經驗中知道，任何「錯誤觀點」都可能引致懲罰和侮辱，甚至被下放農村，所以仍然心有餘悸。然而隨著新的大字報在西單牆繼續出現，那裏開始彌漫著一種興奮感。

有些人張貼詩詞、簡略的個人描述或哲學文章。有的大字報是用毛筆書寫的，也有的是用鋼筆寫在筆記本紙張上的詩文。許多大字報出自年輕人之手，他們是高幹子女，能窺探到當時正在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的氣氛變化。還有一些貼大字報的，是因為突然獲得自由而異常興奮的年輕人，但他們一直生活在封閉的社會裏，缺少經驗和智慧去恰當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在文革的恐怖時期，個人不敢檢驗自己的觀點，群眾運動並不能使他們在策略上變得成熟。此外，鼓吹自由民主的人，和他們的批評者一樣，對國外的情況缺少體驗，知之甚少。他們開始質疑毛澤東思想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又看到另一些國家在經濟上遠比中國發達，於是對西方民主表現出幾近天真的信仰。[8-3]還有一些人寫道，他們被灌輸的一切——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全都是錯誤的。西單牆變成了聞名遐邇的「西單民主牆」，或簡稱「民主牆」，在最高峰時，每天有數萬群眾駐足於這道牆前。類似的牆也出現在了全國其他一些城市。

大字報寫得激情洋溢。有些作者因害怕報復採用了化名；也有些人為了要求得到賠償而採用真名實姓。一些偏遠地區的人，也千里迢迢來到城裏張貼他們的申冤材料。很多在文革中受過迫害或有親人遇害的人，終於有機會訴說他們的遭遇。那些仍有親友在農村、監獄或被監視居住的人，要求為受害者恢復自由。被迫害致死者的親人，要求為他們的家人恢復名譽，以使他們自己能夠脫離苦海。在1967年後下鄉的1,700萬知青中，當時還只有大約 700萬人獲准回城。[8-4]很多抱怨來自於那些失去接受高等教育或得到好工作的機會、仍在農村忍受貧窮的人。還有一些政治上老練的人，隱晦地提到黨內正在發生的爭論，抨擊「兩個凡是」，要求重新評價「四五」事件。

11月26日，即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在「兩個凡是」上公開作出讓步的次日，鄧小平對日本民社黨黨魁佐佐木良作說：「寫大字報是我國憲法允許的。我們沒有權力否定和批判群衆發揚民主、貼大字報。群衆有氣讓他們出氣。」[8-5]鄧反問道：「允許群眾表達自己的觀點，這有什麼錯？」[8-6]此外，葉帥和胡耀邦也表示支持群眾用大字報表達他們的觀點。

同一天下午，當《多倫多環球郵報》的約翰・弗萊澤（John Fraser）和美國專欄作家羅伯特・諾瓦克一起去看西單民主牆時，圍在他們身邊的數百人聽說諾瓦克次日能見到鄧小平，便讓會講漢語的弗萊澤將一些問題轉告給諾瓦克，讓他向鄧小平提出。弗萊澤答應第二天下午向他們報告結果。當弗萊澤在約定的時間和地點回到民主牆時，有數千人已在等著聽鄧小平的答覆。當聽弗萊澤說到黨很快要為彭德懷正式恢復名譽時，喝彩聲響成一片。當他說鄧小平表示「民主牆」是一件好事情時，人們又釋然地報以歡呼。[8-7]

隨著人群每天在西單牆前聚集，異常興奮的中國人渴望瞭解情況，急切地與外國人交談，向他們提出了一大堆有關民主和人權的既幼稚又極為真誠的問題。例如：你們國家由誰來決定報紙電台的報道內容？[8-8]多年來一直希望民眾能表達自己的想法的外國記者，熱情地向本國報道了民主牆前真誠的交談和熱烈的氣氛。雖然中國的官方媒體不向中國人報道西單牆上的內容，但是它們透過美國之音（VOA）和英國廣播公司（BBC），又傳回了中國。

西單牆前的群眾一直很守秩序。但是幾周之後，有些人開始貼出有政治訴求的言論，要求民主與法治。北京的公安幹部報告民主牆附近有一些打鬥情況發生，並擔心那裏有增無減的人群可能會威脅到治安。事實上，鄧小平在11月底與佐佐木良作的談話中就已經警告說，有些大字報的言論不利於安定團結和實現四化。但是，在民主牆出現一個月之後，當三中全會臨近結束時，中國的高層領導仍然願意支持用大字報表達意見的自由。例如葉劍英在中央工作會議的閉幕講話中說，這次全會是黨內民主的典範，西單民主牆則是「人民民主的典範」。[8-9]

中央工作會議結束前夕的12月13日，鄧小平把他的政研室成員、也是為他寫三中全會講話稿的筆桿子之一于光遠叫到一邊，讓他草擬一篇支持西單民主牆的講話。他對于光遠說：「有點兒反對的聲音有什麼壞處？」[8-10]儘管《人民日報》沒有報道西單的事情，但報社裏支持「民主牆」的人在1979年1月3日發表了一篇大膽的社論〈發揚民主和實現四化〉，其中說：「讓人說話，天不會塌下來。⋯⋯真正可怕的倒是聽不到不同的聲音。⋯⋯害怕人民講話，實際是軟弱和神經衰弱的表現。⋯⋯安定團結和發揚民主並不是對立的。」[8-11]

民主牆上的言論在1月中旬變得更加政治化。1月14日，一群人打出了寫有「全中國受迫害的人」的旗幟。他們宣佈「要民主，要人權」，從天安門遊行到中南海的大門口，這裏是中共最高領導人居住和工作的地方。他們要進入大門，但被武裝軍人攔住。目睹這些抗議者的英國外交官羅傑・加塞德（Roger Garside）說：「那是我所見過的最憤怒的一群人。」[8-12]

還有一些群體開始自印雜誌，向那些來看西單牆的人免費發放。1月17日，一群自稱「中國人權聯盟」的抗議者印了一份「十九條宣言」，要求言論自由、對黨和政府領導人進行評價的權利、公開政府預算、允許旁聽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允許與外國大使館自由接觸、為知青安排工作等。[8-13]這些憤怒的抗議發生在鄧小平出發訪美的前幾天，但鄧小平並沒有對此進行限制。他知道，如果他在訪美前夕壓制「民主牆」，這種做法會被西方媒體報道，有礙訪問取得成功。然而，當2月8日鄧小平從美國和日本回來後，他沒有再讓于光遠給他看那篇支持「民主牆」的講話稿。更重要的是，他根本未做過這次講話。[8-14]到3月時，民主牆上張貼了更多抨擊中共統治基本制度的文章。由於政府未加限制，人們變得更加大膽，他們開始批評整個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的政治體制，甚至開始批評鄧小平。

3月25日，曾經當過兵的北京動物園職工魏京生，大膽邁出了突破舊框框的一步，他貼出〈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一文，點名批評鄧小平「走的是獨裁路線」。魏京生沒上過大學，這篇文章也缺乏對民主的深入分析，但是激情彌補了他所欠缺的成熟。他有一個藏族女友，其父被投入監獄，母親被關起來後因不堪凌辱而自殺。魏京生本人曾被安排到新疆的邊遠地區工作，他所見到的乞討者讓他內心不安。他想搞清楚的是，為什麼死了那麼多人，一些幹部卻享受著極為舒適的生活。他抨擊中共用「四個現代化」的口號遮掩這個事實上並未改變的階級鬥爭體制的弊病。他質問道：「今天人民享有民主嗎？沒有。人民不想當家作主嗎？當然想⋯⋯人民終於明白了他們的目標是什麼。他們有了清楚的方向和真正的領導者——民主的旗幟。」[8-15]魏京生的這些公開言論使他立刻成為全球媒體的關注焦點，他被奉為中國要求新的民主制度的頭號代言人。

大約就在這時，中國的對越戰爭（中國稱之為「對越自衛反擊戰」）已經結束，鄧小平可以把更多的精力轉向「民主牆」和理論工作務虛會等國內事務（關於這場戰爭見第18章）。直到那時「民主牆」在政治上對鄧小平一直有很大價值：它使群眾能夠有一個渠道表明他們反對「兩個凡是」，反對「四五」事件的處理方式，反對毛澤東的錯誤；這為鄧小平提供了更大的政治空間，使他可以實行新的路線，而又不必親自參與這種批判。

鄧小平剛剛接過權杖時，可能理論上認為民主很有吸引力；他鼓勵在黨內有更多的民主討論。但是，當抗議者吸引了大批群眾，開始反對中共領導的根本制度時，他斷然採取措施壓制了這種挑戰。正像一個省委第一書記後來所說的，鄧小平對民主的看法就像「葉公好龍」一樣，如果龍真的出現，他就害怕了。雖然華國鋒是黨的主席和總理，但決定壓制批評的是鄧小平。3月28日，北京市政府的幹部根據正在發生變化的政治氣候和鄧小平本人的意見，發出規定宣佈：「禁止一切反對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反對黨的領導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口號、大字報、書籍、雜誌、圖片等材料。」[8-16]

就像在中國的帝制時代一樣，維持秩序靠的是統一命令，對為首者要嚴懲不貸，以儆效尤。3月29日，即魏京生在民主牆貼出要求民主的大字報四天後，他就被抓了起來，鄧小平的壓制也在繼續。魏京生被捕後，去西單民主牆的人一下子少了許多，只有少數大膽的人還在貼大字報。消息靈通的外國人估計，在隨後幾周裏北京大約逮捕了30人——與1957年或文革時期有成千上萬人被捕這一點相比可謂九牛一毛。沒有關於死亡的報道。[8-17]一些剩餘的大字報被轉移到了月壇公園，那裏距西單太遠，步行前往很不方便，遊客相對西單也少得多。媒體開始發表批評民主牆上一些大字報的文章。在月壇公園也派了幹部，查問想貼大字報的人的姓名和工作單位。[8-18]西單的大字報在1979年12月才被正式禁止，但是「民主牆」在3月底就已壽終正寢。據于光遠說，胡耀邦作為一名聽話的幹部公開支持了鄧小平的決定，但是參加過理論工作務虛會公開討論的幹部都知道，胡耀邦個人認為允許更大的自由並不會威脅到社會秩序。

民主牆被禁時，普通群眾中很少有人敢站出來抗議。[8-19]雖然黨內有很多人堅決擁護鄧小平的措施，認為這對阻止文革式的動亂很有必要，但是也有一些黨的幹部，包括許多知識分子，對鄧小平的決定深感不安。[8-20]在于光遠看來，鄧小平從12月中旬支持「民主牆」到三個月後將其關閉，是毛澤東去世後中國的關鍵轉折點之一。[8-21]

 

理論工作務虛會第一階段

1978年9月底，葉帥擔心「兩個凡是」的擁護者和贊成「實踐標準」的人之間的爭論會造成分裂，於是提議開一個會，為黨在文化教育領域的工作確立共同的基本指導原則。[8-22]葉劍英對經濟工作務虛會的成功記憶猶新，他認為通過對理論原則展開自由討論，能夠把進入新時期的中共領導人團結在一起。12月13日中央工作會議結束時，在得到其他領導人的同意後，華國鋒正式宣佈了召開理論工作務虛會的計劃。[8-23]

務虛會的第一階段從1979年1月18日開到2月15日，中間有從1月26日起的五天春節假期，主辦者是中宣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8-24]會議的具體方案完成時，高層領導對「實踐標準」戰勝了「兩個凡是」已形成普遍共識。胡耀邦剛剛擔任了宣傳部長，保守勢力的領導人、主管宣傳的汪東興也作了檢討。負責籌備會議的人多是宣傳領域內思想開放的自由派幹部。胡耀邦在務虛會開幕式的全體會議上說明了會議的目的：檢討過去30年宣傳領域的工作，就黨如何支持對外開放和四化建設制訂藍圖。他讚揚了「四人幫」倒台後在解放思想上取得的巨大進步，指出在倡導「實事求是」的鄧小平的領導下，這兩年的進步在最近幾個月裏有了新的收穫。胡耀邦又說，會議的第一階段一直開到2月中旬，將分成五個小組。[8-25]第二階段是規模更大的會議，有來自全國各地宣傳部門的四百多名領導人參加，他們將為落實第一階段形成的共識制定計劃。

胡耀邦為各小組選定的召集人大都是來自報社、大學、研究機構或宣傳部門的一些思想開放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儘管有些與會者，如吳冷西和胡繩，思想較為保守，但在五個小組的召集人中，有四人——胡績偉、于光遠、吳江和周揚——都是稍早進行的「實踐標準」論戰中的活躍分子，這場論戰間接批評了僵化的毛澤東正統思想；五人中的最後一個是跟于光遠關係密切的自由派童大林。[8-26]到會的兩個最重要的高級幹部是周揚和陸定一，1957年反右運動期間他們在宣傳部門擔任要職，但後來他們都對反右運動十分後悔，因此成了大力主張擴大自由的人。參加務虛會的人來自全國各地。北京的會議之後，很多地方也各自召開了類似的會議。[8-27]

會議開始時民主牆前已經如火如荼，但西單的民主牆是無組織無計劃的群眾運動，而理論工作務虛會則自始至終都作了細心的安排。此外，西單的大字報作者和讀者都是在民主牆偶然相遇的陌生人，參加務虛會的160人則是精心挑選出來的黨員，在一個月的時間裏他們幾乎天天都能相互交流，與民主牆上的大字報相比他們的討論更加細緻，反映著對黨史和世界局勢更全面的理解。儘管如此，這兩個場合也有著共同的基礎：即一種發自內心的願望，要為新時期營造更加開放的思想氣氛。這兩個場合之間也存在著某種聯繫。《人民日報》副總編王若水是務虛會的成員之一，曾奉命彙報西單民主牆的情況。他去那兒看了之後，回來向務虛會的與會者彙報說，民主牆看起來氣氛活躍而平和，大字報上的言論是誠懇的。[8-28]另一些參加務虛會的人根據自己對民主牆的觀察，也表達了類似的看法。

胡耀邦在主持務虛會時，力求同時得到華國鋒和鄧小平兩個人的支持。他在理論工作務虛會開幕式上的講話先請華國鋒過目批准，並在講話中讚揚了在華領導下取得的成績。鄧小平正忙於出訪美國和攻打越南的事，但是在1月27日，即鄧動身前往美國的前一天，胡耀邦向務虛會傳達了鄧聽取會議討論情況彙報時的講話。鄧小平說，現在誰也不清楚哪一種民主適合中國，要對這個問題進行認真思考。他讓胡耀邦組織一個二十到三十個人的班子，搞清楚相關問題，然後準備一篇論述民主實踐的兩到三萬字的文章，在五四運動60周年時發表。鄧小平說，文章要表明社會主義民主將超越資產階級民主。[8-29]

務虛會上的氣氛可以用《人民日報》前總編吳冷西的遭遇作為一個縮影。吳過去一直批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他被要求寫一份檢討，但他的第一份檢討被判定為敷衍了事，他只好又寫了一份。自由派正在佔上風，但他們所採用的手法，與過去為支持極左事業而採用的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達到黨內團結的做法相類似。與會者提醒吳冷西說，鄧小平在1978年8月23日就明確告訴他，《毛選》第五卷的編輯工作要體現「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精神。吳冷西承認，他是因為不想損害毛澤東的威望才贊成「兩個凡是」。他承認自己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8-30]

胡耀邦的會議開幕詞鼓勵與會者解放思想，暢所欲言，這在他們中間引起了熱烈的反響。[8-31]新的氣氛突破了限制，使人們能以前所未有的坦率批評黨內事務。與會者可以批評毛澤東時代的錯誤，思考可接受的新界線，以便提供更大的思想空間。《人民日報》副總編王若水強烈主張更大的自由，他在發言中談到一個問題：毛澤東及其少數幾個追隨者為何能把全國人民帶入大躍進這樣的災難？他指出，1957年對知識分子的打擊讓他們變得噤若寒蟬，因此無法阻止毛澤東犯下可怕的錯誤。人民大學的哲學教授張顯揚走得更遠，他將「四人幫」稱為「法西斯專政」。後來擔任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的嚴家其則提出，為了避免重蹈覆轍，應當對所有幹部的任期作出限制。[8-32]

然而，從務虛會一開始，有些人就擔心一旦政治風向有變，最高領導人再度變得保守，他們就有可能惹上麻煩。一個與會者說，不能再像1957年「百花齊放」時那樣，要提供法律保障，使敢言者不至於受到懲罰。[8-33]

就像這類會議通常的做法一樣，印好的會議總結材料被分送給未出席會議的高層領導。有些高層領導看過報告後批評說，會上的理論家們走得太遠了。同時，香港和外國記者開始談論「非毛化」，這迫使中國領導人要證明他們沒有這樣做。有些領導人甚至擔心，赫魯曉夫實行的非史太林化政策削弱了黨的權威，理論家們有可能步他的後塵。[8-34]黨內的老幹部們確實開始批評說，務虛會上的觀點很危險，理論家們近乎在批評毛澤東時代發生的一切事情。一些在毛時代擔任要職的老幹部擔心，對毛澤東日益高漲的批評有可能使自己也受到牽連。有些人開始懷疑，胡耀邦等人在務虛會上是不是在搞反毛反黨的「修正主義」。

以某些老幹部為一方，以「民主牆」和務虛會上大膽敢言的人為另一方，這些人之間的裂痕被證明是難以彌合的。[8-35]在1978年12月的三中全會上支持鄧小平的陳雲和李先念等人開始表示擔心：對黨的批評正在走得太遠，有可能威脅到黨維護紀律和秩序的能力。胡耀邦覺察到了保守派反擊的危險，他警告與會者說，有些個人的批評超出了善意批評和黨員行為準則的界限。在2月28日中宣部召開的新聞工作者會議上，胡耀邦又說，毛澤東雖然犯過錯誤，「但我們必須客觀地承認毛主席的偉大貢獻」。[8-36]然而這些話並不足以阻止黨內保守派繼續批評他和務虛會。

 

理論工作務虛會第二階段

3月16日，即中國軍隊打了一個月的仗後撤出越南的當天，鄧小平在中央會議上對對越戰爭作出說明。此時他已經完成了訪美和對越戰爭，因此能夠重新關注國內的基本政治問題。他向與會者保證，總的形勢是好的，有利於全國的安定團結，但是他警告說，也存在著一些隱患，因此必須堅定地高舉毛澤東的旗幟。他警告說，不然的話，黨本身也會受到攻擊，這有可能導致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否定，對整個這段歷史的否定。鄧小平認為，為了維護安定團結，黨應當把對一些歷史問題——例如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先放一放。這位中國頭號領導人提醒說，報紙對這個問題必須當心。[8-37]

鄧小平看了務虛會第一階段小組會的報告後，同意其他高層領導人的觀點，認為黨內理論家在批評中共和毛澤東上已經走得太遠。毛澤東在1957年發動「雙百運動」後感到知識分子的批評太過分，鄧小平在1979年也覺得知識分子再一次走過了頭。然而，他接受了毛在1957年進行反擊的教訓，他不想作出過度的反應，失去知識分子的支持。與此同時，支持「民主牆」和務虛會第一階段精神的人私下抱怨說，由保守派的胡喬木和鄧力群監督起草的會議總結報告誇大了對黨的批評，目的是為了刺激鄧小平，讓鄧小平同那些要求更多民主討論的人決裂。[8-38]鄧小平對《人民日報》副總編王若水尤其氣憤，他不但批毛，還讓香港媒體發表了他的觀點。像黨的其他高層幹部一樣，鄧小平始終認為，黨內領導人的意見分歧不應當公之於眾。

在準備務虛會的講話時，鄧小平再次諮詢了胡喬木，胡也出席了第一階段的務虛會。鄧小平在3月27日與胡喬木、胡耀邦等人一起討論了講話草稿，這是在魏京生貼出那張讓黨內老幹部感到恐慌的民主大字報兩天以後。鄧小平想要允許比毛時代更多的自由，但他也希望確立一些原則，明確劃定哪一些政治言論可以接受，哪一些則不可接受。他對胡喬木、胡耀邦和其他講話起草人說，要提出四項基本原則，說明自由的界限。[8-39]雖然準備這篇講話只用了兩三天時間，但它不僅為務虛會第二階段定了調子，而且成為此後二十多年判斷文章、書籍或電影在政治上是否違規的指導原則。

 

四項基本原則：1979年3月30日

在這篇重要講話中，鄧小平闡明了不容挑戰的四項基本原則，在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事情之間劃定了界線。寫作不能挑戰以下四點：（1）社會主義道路；（2）無產階級專政；（3）共產黨的領導；（4）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鄧小平仍然承認，中國在某些領域可以向資本主義國家學習。他也承認，社會主義國家也會犯下嚴重錯誤，也會出現倒退，例如林彪和「四人幫」造成的情況。但是他否認中國的問題是由社會主義造成的；在他看來，中共統治之前的封建歷史和帝國主義才是成因。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已經縮小了中國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差距，而且還會繼續縮小這種差距。此外，儘管允許「社會主義民主」的實踐——這仍然是現代化的基礎，但是為了對付反對社會主義及其社會秩序的敵對勢力——包括反革命分子、敵特人員和犯罪分子——無產階級專政仍是必要的。他說，就像現代化一樣，民主化也只能逐步加以發展。[8-40]

如果鄧小平認為有什麼事物是神聖的，那就是中國共產黨。黨受到批評時他會本能地發怒，強調公開批評黨是不能容忍的。他承認「毛澤東同志同任何別人一樣，也有他的缺點和錯誤」，但是他認為，毛澤東思想是「半個多世紀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經驗的結晶」。他說，歷史不是由一個人創造的，但人民會對這個人表達崇敬。[8-41]民主牆和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氾濫的批評，能幫助鄧小平弱化對毛澤東正統思想的堅持，不再死板地解釋毛澤東說過的每一句話，為批評黨在過去20年的錯誤創造了空間。但是，鄧小平仍不想讓自己以批毛者的面目出現，他仍要在公眾面前維護毛澤東的偉大形象。

葉帥希望統一全黨思想的目標未能達成，因為在自由派知識分子的願望與頑固保守派的擔心之間的裂痕太大，難以用一團和氣的辯論加以彌合。[8-42]最終，鄧小平還是要自上而下地強行貫徹統一——他發表了一篇強硬的講話，並以國家權力作為後盾。鄧小平見過黨內分裂，並對此深惡痛絕，他深信，如不採取一定的強制措施，中國還不足以達成國家團結。在鄧小平3月30日的講話之後，務虛會分成12個小組，與會者就如何貫徹鄧小平的指示討論了3天。

作為一名遵守紀律的黨員，胡耀邦於4月3日在務虛會閉幕式的講話中表示完全擁護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立場。[8-43]但是，在務虛會第一階段聽過胡耀邦講話的人都知道，胡耀邦本人更希望看到一個較為開放的社會，他相信國家不會因為人們更自由地表達不同觀點而陷入混亂。[8-44]儘管鄧小平和胡耀邦都致力於現代化，仍然合作共事，但是在如何劃定自由的界限上，他們的分歧卻愈演愈烈，最終導致鄧小平在1987年決定將胡耀邦撤職。

黨內領導人固然理解鄧小平的講話，但對知識分子來說，隱含的信息是令人沮喪的：自由的範圍已經收窄。民主牆未被正式關閉，但鄧小平的講話如同一盆冷水，再加上魏京生的被捕和對繼續貼大字報者的恐嚇，「民主牆」結束了，文化領域將真正做到「百花齊放」的希望也隨之破滅。期盼更多自由的人，難以忘記「民主牆」那段熱情洋溢的時光和理論工作務虛會上富有洞見的思想探討。中國社科院和其他地方的知識分子不再多言，但很多人對新政策並不服氣。

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所導向的更加保守的新路線，也逐漸反映在官方的媒體上，而參加務虛會的人也開始努力適應新的政治現實。《人民日報》5月5日的一篇社論說：「有人認為民主就是可以為所欲為⋯⋯但我們主張的是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8-45]下級幹部按照更為收緊的新路線開展宣傳。[8-46]很多知識分子對自由受到的限制深感失望，但是與毛澤東在1957年的反右相比，鄧小平的反應要有節制得多。鄧小平知道要實現現代化，他需要知識分子的合作。四項基本原則宣佈之後，知識分子在公開批評中共上變得更加謹慎，不過只有很少的知識分子受到批判、羞辱或被撤職。[8-47]一些最著名的批評者獲准出國居住，在國外繼續發表言論。事實上，從1979年到1992年這個時期，大趨勢是自由討論的空間在不斷擴大。雖然不滿於那些愚蠢而隨意地管制言論自由的做法，但一般民眾和知識分子也在不斷尋機突破自己的自由界限。為言論自由設定一勞永逸的界限是不可能的。只要鄧小平允許嘗試新觀念，讓知識分子與他合作，他就得允許比1978年以前更大程度的自由。

在1979年10月底的第四屆全國文學藝術大會上，鄧小平盡力維持著自由與控制之間的這種微妙的平衡，採取的辦法是支持或至少被動接受大多數知識分子，同時斥責那些他認為可能威脅到中共權威的批評。在準備大會的講話稿時，鄧小平的手下把稿子給了周揚一份——周在1950年代是文化沙皇，1970年代後期卻變成了為知識分子爭取更大自由的帶頭人。周揚建議鄧小平不要長篇大論，鄧按照他的建議唸了一篇簡短的賀詞，他讚揚了中國人民的藝術創造力，肯定了他們在1950年代取得的進步，批評了林彪和江青對創作自由的限制。他說，展望未來，他期待著文化領域的繼續進步。他的講話博得了文學藝術界人士的熱烈掌聲，包括那些仍對他的「四項基本原則」講話感到不滿的人。[8-48]不像1957年的毛澤東，1979年的鄧小平並沒有在知識分子主流中失去人心。很多私下抱怨政府任意作出限制的人，繼續為四化積極工作。但是，在鄧小平統治時期，到1992年他退出政治舞台為止，在自由的邊界問題上他將面對持續不斷的拉鋸戰。[8-49]這場拉鋸戰最終在1989年6月4日導致了一場悲劇。

[8-1]Roger Garside, Coming Alive: China after Mao (New York: McGraw-Hill, 1981).

[8-2]Roger Garside, Coming Alive: China after Mao (New York: McGraw-Hill, 1981).

[8-3]Roger Garside, Coming Alive: China after Mao (New York: McGraw-Hill, 1981), pp. 237, 243–244.

[8-4]Roger Garside, Coming Alive: China after Mao (New York: McGraw-Hill, 1981), p. 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