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9]Ross, The Indochina Tangle, p. 154.

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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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日本開放：1978

 

 

鄧小平在1978年10月出訪日本，是要爭取日本與中國合作對抗蘇聯和越南的擴張。但是他也清楚，除了美國以外，或許沒有任何其他國家能像日本那樣有助於中國的四個現代化。日本擁有現代技術和高效的管理；它在如何加快發展、擴大現代工業、從以管制為主的經濟轉型為更加開放的經濟等方面都能為中國提供經驗教訓；它與中國隔海相望，是中國的近鄰；並且很多日本人願意向中國提供慷慨的幫助。鄧小平知道，為了搞好中日關係，需要讓日本人相信中國是穩定的，而且願意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合作夥伴。他還知道，他必須克服國人對於同過去的敵人合作將會產生的抵制。

在鄧小平訪日期間，隨行的中國電影工作者所拍下的畫面將有助於改變中國對戰後日本的看法。他們製作的電影展示了現代的工廠和鐵路，也展示了祥和友好的日本人歡迎中國客人、並表示願意為中國提供幫助的畫面。鄧小平知道，這些畫面對一直接受仇日教育的中國民眾十分重要，能幫助他們將日本人作為客人、僱主和老師來接納——這項任務的艱巨程度不亞於說服日本為中國提供資金、技術和管理技能。日本在1894年甲午戰爭後奪取臺灣，使其成為它的殖民地，自那時以來，它便一直是中國的敵人。1978年時那些40歲以上的中國人還對抗戰的苦難記憶猶新；而且30年來中國的宣傳機器或學校和單位大喇叭裏的廣播，讓所有的中國人都知道一些日本軍隊的戰爭暴行。那些有關日本人侵華期間累累暴行的紀錄，是最有效地激發愛國主義的宣傳方法。

作為根深蒂固的實用主義者，鄧小平個人不難對國家利益作出冷靜判斷並採取相應的行動。他年輕時曾激烈抨擊日本和其他帝國主義者。但是當他擔任要職時，他會依據所看到的國家利益變化而審時度勢。對於資本家和資本主義國家不懈地追求自身利益這一點，他不存有任何幻想；並且在與之合作時，他會堅決捍衛中國的利益。但是在1978年，日本和美國警覺到蘇聯的擴張，都想讓中國進一步疏遠蘇聯，這就為鄧小平帶來了一個可能合作的機會。

對鄧小平而言，要說服中國那些充滿激情的愛國者，讓他們向日本學習，是需要政治勇氣與決心的。尼克遜總統之所以有政治基礎來和曾是舊敵的中國發展關係，是因為他已證明了自己是堅定的反共派；同樣，鄧小平本人是參加過八年抗戰的軍人，他一樣有堅實的政治基礎，能夠採取大膽的措施改善中日關係。

鄧小平在訪日之前首先要與日本談成一個條約，以便為他的訪問鋪路。毛澤東和田中角榮首相在1972年匆忙地推動了兩國關係的正常化，但此後中日關係一直停滯不前。毛澤東和田中沒有處理建立領事館、通商和促進民間交流等一系列必須解決的法律問題。在赴日之前，鄧小平首先要著手解決這些問題。

 

中日和平友好條約

當鄧小平1977年夏天恢復工作時，為了簽訂一個加強中日關係基礎的條約而進行的談判已經拖延多年，其中關鍵的癥結是日本不願接受中方將反霸權條款寫入其中的要求，該條款規定兩國同意不謀求在該地區稱霸，也反對任何其他尋求稱霸的國家。[10-1]中方談判人員想讓日本進一步疏遠蘇聯，他們清楚這個反霸權條款會激怒蘇聯。1976年9月一名蘇聯飛行員駕戰機叛逃到北海道，日本人和美國人一起分析了飛機的性能，並且拒絕將其歸還蘇聯，從而導致日蘇關係的惡化。不過，日本是一個貿易國家，當時它在境外進行軍事行動的能力有限，所以盡量避免與任何國家全面對抗，尤其是在1973年石油危機以後，它不想跟一個石油儲量豐富的國家對抗。

中方最初提議兩國政府通過談判簽訂一個和平條約，但日方回答說，它已在1952年與代表中國政府的蔣介石簽訂過《中日和約》。於是中國又提出建議，就像日本和其他許多國家所做的那樣，兩國簽訂一個和平友好條約。但是直到1977年這一思路仍未解決問題。田中角榮的繼任者三木武夫首相和1976年12月取代他的福田赳夫首相都作出過努力，但日本右翼民族主義者拒絕與立場堅定的中方妥協。無論在國內和國外事務上，鄧小平都對慢吞吞的民主議事過程感到不耐煩，他希望迅速解決問題。不過儘管日本人有國內政治的麻煩，他仍然和他們保持著交往。

雙方仍在僵持不下時，鄧小平於1977年9月和10月分別接待了一些來訪的日本政界領袖，中方認為他們對中國抱有同情，這些人中包括二階堂進和河野洋平。鄧與他們探討了達成條約的可能性。[10-2]同時，日本國內的各種商業團體和地方社團熱心於增加對華交往，也在游說以更靈活的方式簽訂這樣一份條約。[10-3]前財政大臣福田赳夫是個聰明的前大藏省官員，曾經提出過由日本向東南亞鄰國提供援助的「福田原則」，因而得到其他亞洲領導人的讚揚。福田在1977年11月28日組閣時任命園田直擔任外相。作為中國的「老朋友」，園田直是最有可能與中國簽訂條約的官員。[10-4]福田赳夫鼓勵園田直與中國外長黃華舉行談判，早日解決阻礙簽約的爭議。[10-5]

從1977年末到1978年7月中旬，中日雙方幾乎不間斷地舉行了數輪有關條約細節的談判，但反霸權的條款仍然是主要癥結。1978年3月談判出現了進展的跡象，日本似乎願意接受一個稍作修改、措辭更為謹慎的說法。[10-6]日方認為，如果寫入一個緩和語氣的條款，說明條約不針對任何第三方，蘇聯也許能夠容忍。

1978年7月21日，在鄧小平引導下正式談判開始，雙方舉行了第一輪會談。整個談判總共進行了14輪。在隨後的幾輪談判中，雙方交換了若干次條約的修改稿。8月初的時候在北京的日方談判人員已經充分相信，中國會在緩和條款語氣上作出讓步，於是園田直親赴北京加入了談判。後來據日本外務省條約局副局長東鄉和彥說，鄧小平顯然已經作出「政治決定」，當黃華外長接受了日方的措辭時，「我們非常高興，我在桌子下面和我的上司緊緊握了一下手」。採用緩和語氣的反霸權條款措辭如下：「本條約不影響締約各方同第三國關係的立場。」[10-7]該條約於8月12日在北京由黃華和園田直簽署。[10-8]

經過八個多月的談判後，鄧小平為何突然決定打破外交僵局，同意日本把語氣緩和的條款寫入條約？一方面是由於鄧確實急於搞現代化，但當時與越南發生衝突的前景也使加速談判變得更為迫切。此前兩周的7月3日，中國政府宣佈從越南撤回全部中國顧問。當時鄧小平感到越南很有可能入侵柬埔寨，此事一旦發生，中國就要被迫作出反應。為了不讓蘇聯插手，鄧小平希望盡快加強與日本和美國這兩個重要大國之間的關係。不出所料，蘇聯因這一條約而對日本感到不快，但是因為有緩和語氣的條款，蘇聯容忍了它。[10-9]

這個和平友好條約並不需要中國高層領導人親臨日本參加簽訂儀式。不過對田中角榮1972年的訪華，本應有一位中國高層領導人回訪，但六年來還沒有哪位中國領導人訪問過日本。現在很清楚，鄧小平準備出訪這個島國了。

 

鄧小平的成功訪日：1978年10月19–29日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60年裏，有三位訪問過日本的外國政要給日本民眾留下了具有震撼力的印象，並從根本上改變了他們看待對方國家的方式。在60年代初，甘迺迪總統的弟弟羅拔・甘迺迪（Robert Kennedy）與日本的學生和普通民眾團體進行了坦誠活躍的公開對話，這在日本民眾有關外國領導人的經驗中是前所未有的。羅拔・甘迺迪朝氣蓬勃，胸懷年輕人的理想主義精神，真誠地希望服務於全世界的人道主義事業，對他人的觀點表現出十分的尊重。他的訪問加深了日本人對民主含義的理解，增進了日本對美國人的好感。[10-10]

30年後的1998年，另一個外國政要——南韓總統金大中——向1973年救過他性命的日本人表達謝意，給日本民眾留下了同樣難忘的印象。南韓中央情報局曾在東京綁架了金大中，把他放在一條小船上試圖將他淹死，多虧一支勇敢的救援隊他才獲救。金大中試圖克服南韓人對日本的敵意，他滿懷真誠地用日語演講，韓日兩國不應當往回看，只應向前看，走向和平與友好的未來。他這一番話感動了日本的聽眾，在隨後幾個月日本和南韓的民意測驗中，兩國國民對於對方都表現出更加正面的態度。

在這兩次激動人心的訪問之間，鄧小平1978年的訪日之行在日本人民中間同樣引起了震撼性的反響。在中國與這個相鄰島國2,200年的交往史中，鄧小平是第一個踏上日本國土的中國領導人，也是第一個拜會日本天皇的人。[10-11]鄧小平說，儘管有20世紀那段不幸的歷史，但兩國有過兩千年的友好交往，他願意向前看，使兩國走向友好交往的未來。這讓日本人大受感動。他們知道日本的侵略給中國造成了多大災難，非常想表達他們的歉意，伸出友誼之手。鄧小平帶著和解的精神而來，也帶來了兩國人民可以共同生活在和平友好新時代的希望。很多人覺得，二戰結束三十多年後，療傷的時刻終於到來了。

鄧小平訪日期間，很多日本人對日本曾經給中國造成的災難表達了歉意，日本政要也發誓絕不再讓這種悲劇重演。鄧小平接受了他們的道歉，並沒有要求他們詳述那些暴行。對於很多不同領域的日本人來說，幫助中國實現現代化，既是對日本人過去的行為表示懺悔，也是為中國的繁榮作貢獻的方式，這種幫助本身就可以增加兩國和平相處的機會。

鄧小平訪日時，幾乎所有日本家庭都已經有了電視，他們的領導人代表國家向鄧小平道歉時，民眾也能感同身受。在中國雖然電視機尚不普及，鄧小平訪問日本工廠時拍攝的電影和照片，也能讓中國民眾看到日本人對鄧小平的熱情歡迎。此外，人們從影像中看到的那些新技術，也證實了中國其實還多麼落後。

鄧小平曾在1974年和1975年負責接待外國高層領導人，當時他所會見的日本客人，遠多於其他任何一個國家。通過與日本代表團的個人交往，他知道各個階層的日本人都對中國文化抱有好感。日本東道主一再向鄧小平說，他們要感謝中國，它是日本文化——佛教、文字、藝術、建築——的源泉，這在被日本人視為傳統日本的中心的奈良和京都尤其如此。在日本的十天訪問中，鄧小平會見了各行各業的人：政府領導人、執政黨和反對黨成員、大企業代表、不同社區的普通公民和媒體人員。他受到了很多人的款待，他們都是鄧小平在1973至1975年和1977至1978年在北京接待過的人。鄧向他們致以問候，稱他們為「老朋友」，這是中國人對熟人的稱呼。

鄧小平於1978年10月19日抵達日本，當時他尚未成為中國頭號領導人，但已被當作中國的代言人看待。[10-12]鄧小平在日本的行程安排得很滿。作為一個對紀律嚴明深信不疑的前司令員，他對於東道主為其行程所作的精心安排，不可能不留下深刻印象。他們就像日本工廠裏的質量控制工程師一樣，對細節的關注無微不至。

10月23日上午，福田首相和400名日本人在赤阪迎賓館大廳舉行了歡迎鄧小平的正式儀式，然後兩人參加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批准書的互換儀式。出席活動的還有28位主要國家的駐日大使，但是按照中方的請求，蘇聯大使未獲邀請。[10-13]

儀式結束後，鄧小平在與福田舉行會談時打開了一包熊貓牌香煙，遞給每人一枝，氣氛立刻變得輕鬆起來。鄧小平說：「幾年來我一直希望來東京訪問，現在終於實現了。十分高興和首相結識。」福田回答說：「近一個世紀來日中關係的不正常狀態終於結束了。條約的目的是為了建立日中兩國的永久友好關係。這是鄧小平副總理下決斷的結果。」福田說，他只瞭解戰前的中國，希望有一天能再次訪問中國。鄧小平立刻答道：「現在我就代表中國政府邀請首相方便的時候訪問中國。」[10-14]他的東道主當場接受邀請，「我一定要訪問中國」。然後福田談到了要加強兩國關係，鄧小平笑著說：「日本也把窮人﹝中國﹞當朋友，真了不起。」[10-15]

園田直和黃華簽署並互換了正式文件後，鄧小平出人意料地給了福田一個熱情的擁抱，福田顯得有些尷尬，但很快就恢復了正常，將其視為善意的表達（鄧小平通常對外國的共產黨同志才會有這種舉動）。鄧小平說，和平條約將推動「兩國政治、經濟、文化和科技等各方面的交流⋯⋯也將對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和平與安全產生積極的影響。⋯⋯中日兩國要和睦，要合作，這是十億中日人民的共同願望，也是歷史發展的潮流。⋯⋯中日兩國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10-16]

鄧小平還在皇宮花了兩個小時與天皇共進午餐。為保證天皇能夠與客人隨意交談，日方不會保留此類談話的紀錄。但是鄧小平後來說，他們談得非常好。據在場的黃華外長講，鄧小平說，「過去的事情就讓它過去，我們要積極向前看，從各個方面建立和發展我們兩國的和平友好關係」。黃華提到天皇用了「不幸的事情」這個說法，黃華說，這「相當於對戰爭損害作了間接道歉」。天皇和鄧小平都表達了同樣的觀點：現在兩國能夠共享和平友好關係，要把它永遠保持下去。[10-17]

當天下午鄧小平與福田進行了90分鐘的會談，然後福田為鄧小平設宴，大約有100名日本政界、經濟界和學術界的重要人物出席，包括自民黨總裁大平正芳、前外相藤山愛一郎和政壇新星、後來擔任首相的中曾根康弘。福田在宴會的講話中回顧了中日兩國兩千年的密切交往，然後說：「到了本世紀，經歷了不幸關係的苦難。」這時他脫離講稿補充說：「這的確是遺憾的事情。」中方把這看作是一種道歉。福田繼續說：「這種事情是絕不能讓它重演的，這次的日中和平友好條約正是為了做到這一點而相互宣誓的。」[10-18]鄧小平說：「我們兩國之間雖然有過一段不幸的往事，但是在中日兩千多年友好交往的歷史中，這不過是短暫的一瞬。」[10-19]

鄧小平對他的東道主說，他來日本有三個目的：一是互換和平友好條約的批准文件，二是向幾十年來致力於改善中日關係的日本友人表達中方的感謝，三是像徐福一樣來尋找「仙草」。日本人聽後都笑了起來，因為他們都很熟悉徐福的故事。傳說中，兩千兩百多年前秦始皇曾派他東渡扶桑，尋找能使人長生不老的仙草。鄧小平又說，他所說的仙草，其實是指如何實現現代化的秘密。他說，他要來學習現代技術和管理。日本國會下院議長保利茂隨後善意而風趣地說，最好的仙草就是良好的日中關係。[10-20]後來鄧小平參觀京都舊皇宮禦所時，東道主對他說：「這裏的文化，全是我們的祖先向中國學來，而後又以獨特的方式培育起來的。」鄧小平馬上答道：「現在，這個位置﹝師生關係﹞顛倒過來嘍。」[10-21]

鄧小平對自己在國內的權威地位很自信，也熟悉他遇到的很多日本人，因而能輕鬆展示他的自然魅力與率真。當人群聚在他身邊時，他意識到自己可以打動他們，就像一位自知正在贏得聽眾的政治家一樣興致勃勃地作出回應。

鄧小平在日本的主要嚮導是廖承志。在日本、香港和華僑事務上，他在北京與廖承志有過多年的密切合作。廖承志比鄧小平大四歲，很受日本人的喜愛。他們知道他生於日本，在日本唸完小學，又就讀於早稻田大學，多年來在北京接待了很多日本客人。廖承志的父親廖仲愷是孫中山的重要接班人之一，1925年遭政敵暗殺身亡。廖承志像鄧小平一樣參加過長征，1945年成為中央候補委員。他對日本有直覺上的理解力，與日本人有密切的私人交往，在中國又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無論他之前還是後來的中國領導人都難以與他相比。他是鄧小平日本之行的理想旅伴。

在參觀日本的現代化工廠時，鄧小平意識到好的技術需要有效的管理，而出色的管理又同整個國家的制度聯繫在一起。他表示有興趣學習日本的經驗，即它如何從二戰時期的政府指令性封閉經濟向1950年代以來更開放和有活力的經濟轉型。他知道，日本政府在日本的現代化中發揮著核心作用，但又避免了僵化的社會主義計劃。他們是如何做到的？鄧小平對於在工廠、公共運輸和建設項目中看到的現代技術也很著迷。他要想辦法將現代技術和現代管理帶入中國。日本的商人，尤其是日本侵華時期在中國住過的商人，很樂意為中國提供慷慨的幫助。

鄧小平拜會了前首相田中角榮、參議院議長保利茂和自民黨黨魁大平正芳，然後又去國會參加了招待會。當時田中角榮正因洛克希德（Lockheed）醜聞而被軟禁，很多日本人都躲著他，但鄧小平主動提出前往田中角榮的私邸拜會。他對田中說，他來日本的目的之一，就是向那些為發展中日關係做過工作的老朋友表達謝意的。他要感謝田中前首相為兩國友誼作出的貢獻，感謝他簽署了《中日共同聲明》。[10-22]鄧小平說，田中訪華時他還在「世外桃源」裏（指他下放江西的歲月），但是「我們不會忘記你為兩國關係所作的貢獻」。然後，鄧小平正式邀請田中作為政府的客人訪問中國。當天稍後，田中對記者說，《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所帶來的兩國的團結，是明治維新以來最大的喜事。他說，在他見過的外國領導人中周恩來給他的印象最深，「今天會見鄧副總理，使我有當年會見周恩來一樣的感受」。[10-23]

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為維持日中關係發揮過作用的日本人，1978年時多已亡故。10月24日的下午，鄧小平和妻子卓琳在赤阪迎賓館招待了這些人中仍然在世的幾位和其他人的遺屬——主要是在那個困難時期與中國保持交往的已故政治家的遺孀和子女。鄧小平向他們表達了歉意，他說，他沒有時間親自去拜訪他們每一個人；就像周恩來（1917年至1919年曾住在日本）一樣，他想對日本朋友說：「飲水不忘掘井人。」他又說，即使在中日關係正常化之前，他們就相信兩國總有一天能實現正常邦交。鄧小平說，雖然他們不能分享今天的歡樂，但他們的努力不會被人忘記，他們的名字將永遠銘刻於兩國友好關係的史冊，激勵兩國人民繼續前進。[10-24]鄧小平還說，這些人，以及他們的遺孀及子女，都是中國的朋友，使中國人民更加「堅信中日兩國人民一定會世世代代友好下去」。鄧小平然後請他們常去中國看看。[10-25]很多聽到他講話的人都感動得潸然淚下。

這天下午，日產公司總裁川又克二陪同鄧小平，花了一小時時間參觀了公司在神奈川的工廠。該廠剛在生產線引進了機器人，號稱全世界自動化程度最高的汽車工廠。鄧小平參觀了生產線，聽人介紹說每個工人一年平均生產94輛汽車，鄧小平說，這要比中國排名第一的長春汽車廠多出93輛。他在參觀完日產公司後表示：「我懂得什麼是現代化了。」[10-26]

次日鄧小平再次與福田首相會面，出席了日本最主要的工商團體——經濟團體聯合會——舉辦的午餐會，稍後又召開了日本記者招待會，會見了祖籍中國的日本人，並主持了一個晚宴。出席經濟團體聯合會午餐會的有大約320家公司的執行官，超過了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來訪時300人的紀錄。[10-27]

鄧小平在中國從未舉辦過記者招待會，而他在這一天成了第一位舉行西方式記者招待會的中共領導人。來到日本記者俱樂部的記者大約有400人。鄧小平首先談了一些國家謀求霸權的危險和中日兩國共同對抗霸權的重要性。不過，他也感覺到日本有強烈的中立主義情緒，因此他說，中國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解決爭端，中國為了搞現代化，其實也需要和平的環境。之後鄧邀請記者提問。當有記者提出釣魚島歸屬的問題時，氣氛驟然緊張，然而鄧小平回答說，中日兩國看法不同，對釣魚島的稱呼也不同，不妨先把問題放一放，把它留給後人，他們會比今天的人更聰明，能夠解決這個問題。在場的人如釋重負，感歎鄧小平有如此巧妙的回答。最後，在回答毛澤東在文革中給國家造成的災禍時，鄧小平說：「這不是毛主席一個人的錯，而是我們大家的錯，我們很多人都犯過錯誤；我們缺少經驗，缺少判斷力。」他又說：「我們很窮，也很落後。必須承認這一點。我們有很多事情要做，有很長的路要走，要學習很多東西。」[10-28]

在回答有關四化的問題時，鄧小平宣佈，中國已經制定了目標，即到20世紀末要在四化建設上實現突破。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中國需要好的政治環境和正確的政策。「長得很醜卻要打扮得像美人一樣，那是不行的，」他說，「必須承認自己的缺點。我們是個落後的國家，需要向日本學習。」在被問及訪日給他留下的印象時，他對日方出色的接待表示感謝。他說，他受到了天皇、日本工商業和各界人士十分友好的接待。又說，他與福田首相進行了很好的會談，中日兩國領導人以後每年都要見面。他說，訪問時間雖然短暫，但他要讓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日本人很希望聽到這樣的話，他的講話結束時，全場起立為他鼓掌，掌聲持續了好幾分鐘。[10-29]

一個共產黨領導人首次舉行記者招待會，為何能取得這樣的成功？部分答案是，鄧小平具備在國內向不同的人解釋政策的長期經驗。但是他的成功也來自於他對日本國情和觀點的瞭解、談到中國政策時的自信、承認中國有問題時的坦率態度、對日本明顯的善意、輕鬆風趣的語言。此外，出席記者招待會的人普遍認為，鄧小平對日本的訪問標誌著一個歷史性時刻。日本為它所造成的可怕悲劇道了歉，並立誓幫助中國的現代化，日本人希望這次訪問能開創兩國和平友好關係的新紀元。[10-30]

次日，新日鐵社長和日中經濟協會會長稻山嘉寬陪同鄧小平乘氣墊船（當時在中國聞所未聞的一種快船）穿過東京灣，參觀了新日鐵的君津制鐵所。君津制鐵所是一個自動化鋼鐵廠，僅此一家工廠生產的鋼鐵量，就相當於當時中國全部鋼鐵廠總產量的一半。鄧小平參觀完工廠設備之後，立刻宣佈他希望在中國也建一座君津這樣的鋼鐵廠。事實上，在鄧復出之前，以君津為範例的寶山鋼鐵廠已經在籌劃之中。

鄧小平乘坐新幹線「子彈頭列車」從東京前往京都，然後又參觀了鄰近的奈良和大阪。鄧在關西地區的一家飯店走過一個充滿喜慶氣氛的房間，瞧見一個穿著漂亮白衣的女子，便問那裏在做什麼，當聽說正在舉辦婚禮時，鄧問道他是否可以看一看。一對新人很高興他們的婚禮將成為國際新聞，愉快地擺好姿勢和鄧小平合影，旁觀的人都覺得頗為有趣。

鄧小平遊覽了有800年歷史的京都，它的城市規劃、藝術和建築皆模仿唐朝古都長安。他在那裏會晤了京都府知事、京都市長和當地的工商界領袖。然後他從京都乘專列去了奈良，這座城市也是依照中國樣式興建的，建城時間甚至比京都還要早。鄧小平參觀了按南宋寺廟風格建造的東大寺，與奈良市的官員共進午餐。

離開奈良這座古都，鄧小平又去參觀了松下公司在大阪的電器工廠，在那裏會見了松下幸之助。上世紀20年代松下以製造自行車燈起家，帶領他的企業不斷成長，鄧小平到訪時松下已是全球領先的電器公司。就像許多日本企業領袖一樣，松下也對日本給中國造成的巨大災難深感內疚，他表示願意幫助中國人改善生活水平，生產出質優價廉的電視機，讓當時還買不起電視機的中國家庭也能看上電視。[10-31]

鄧小平在松下不但看到了大規模生產的彩色電視機，還看到了尚未進入中國的傳真和微波設備。鄧小平知道松下幸之助的名望，稱他為「管理之神」，並請他把所有最新技術都教給中國人。但松下幸之助接下來的解釋顯然是鄧的顧問未曾提醒過他的，松下說，像他這樣的私人企業要靠開發的技術養活自己，因此不願意轉讓最新的技術秘密。不過此後松下的工廠在中國發展迅速，也確實教給了中國人技術，並在十年之內就幫助中國實現了松下的夢想——生產出中國民眾能買得起的電視機。[10-32]

當晚，鄧小平和大阪政府官員共進晚餐，在座的還有已故的高碕達之助的女兒。鄧請她來是為了向她父親的貢獻表達敬意和感謝的。高碕達之助曾與廖承志合作，在1962年簽署了《中日長期綜合貿易備忘錄》，這個協定使兩國得以互設貿易辦事處，並且在1972年中日建交之前就能進行有限制的中日貿易和新聞交流。

日本廣播公司（NHK）全程報道了鄧小平參觀工廠的經過，展示了一個精力充沛、觀察力敏銳而又自信的鄧小平。他充滿好奇和熱情，但並沒有對他看到的日本新技術一味說奉承話。如果過於謙恭的話，他可能會受到「崇洋媚外」的指責，因此他得把握好分寸。在鄧訪日之後，中國的小學生被教導說，當記者問鄧小平對新幹線列車有什麼看法時，他給出了完美的回答：只是簡單地說了一句「快，真快！」——他既承認外國技術的價值，又沒有傷害中國人的自尊。

日本領導人在鄧小平訪日期間的言行，也對日本民眾起了很好的作用。甚至多年以後，年輕人在評價接待過鄧小平的老一代日本領導人時，都將他們稱為「大人物」——這個稱呼的意思是，他們不同於後來那些陷於財政瑣事和無聊的派閥之爭的人。接待過鄧小平的各界領袖（福田赳夫首相、園田直外相、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會長土光敏夫以及公司領導人稻山嘉寬和松下幸之助）都是大膽的計劃者和建設者：他們引領著一個荒蕪破敗、不敷溫飽的戰敗國，將其建設成為一個在1978年時仍在快速增長的生機勃勃的國家。這些老一代日本領導人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對日本造成的災難都有親身瞭解。他們知道日本給中國造成的破壞無法彌補，但他們希望能讓子孫後代生活在和平之中。他們願意用他們的經驗和技術創新幫助中國的現代化，而不是僅僅看重自己公司的利潤。因此鄧小平在重建自己的國家時，能夠與這一代日本領導人交往，並向他們學習，因為日本從戰爭浩劫中復元時，他們自己也曾面對同樣的挑戰。

稻山嘉寬是在日本招待鄧小平的一位重要的工商界人士。他從1957年就開始向中國出售鋼材；到1971年，他的公司已在改造武漢鋼鐵廠、使之成為中國最現代化的鋼鐵廠上發揮了主要作用。他的一些僱員對他向這家過時的蘇聯式鋼鐵廠轉移如此多的技術、而不是去建新廠賺錢而有所不滿。稻山回答說，他很樂意改造這家工廠，因為1901年他的鋼鐵公司八幡製鐵在日本開辦第一家工廠時，鐵礦石就是從武漢運來的，他很高興現在能回報這個城市。[10-33]

稻山信奉「隱忍哲學」，對其他公司和國家非常大度，甚至不顧自己公司的利益，他為此而受到部下的批評已不是第一次。他並不想讓自己的公司損失錢財，但他也想造福社會。他認為轉移鋼鐵技術對南韓和中國有好處，給其他國家送去這樣的禮物，與它們分享繁榮，對雙方都有利。他甘願冒著日本人所謂「自食惡果」的風險——即向中國轉移技術，然後中國會把更廉價的產品再出口到日本，損害日本國內的生產基地。他表示，他相信中國的市場足夠大，能夠消化中國生產的鋼材。在乘氣墊船去君津的途中，鄧小平和稻山在閒聊中得知他們原來是同年出生，稻山便問鄧小平怎麼把身體保養得這麼好，鄧小平說，因為他「只是一個丘八﹝當兵的人﹞」。[10-34]稻山後來說，鄧小平很感謝那些願意幫助中國的人。

鄧小平希望他的日本之行能推動在中國沿海地區建一座完全現代化的大型鋼鐵廠的計劃，一年前稻山嘉寬和李先念副總理就曾討論過這個項目。在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君津鋼鐵廠，鄧小平參觀了新型的連軋生產線和計算機控制技術，它後來成為了上海以北寶山的中國第一座現代鋼鐵廠的樣板。鄧小平說，為了管好寶山，需要日本人幫助中國人學習管理技能。他還半開玩笑地說：「如果學生做得不好，那就說明老師沒教好。」[10-35]

鄧小平訪日之後，對「管理」一詞的含義有了更深的理解，開始更頻繁地使用它。他的同胞都相信毛時代教給他們的東西，認為西方工人受著剝削，鄧對他們解釋說，其實不是那麼回事：日本工人掙的錢能夠買房子、買車、買那些中國還根本沒有的家電。鄧小平在日本不僅看到了他過去只是讀到過的東西，他還要學習日本人是如何組織工人、如何將他們的敬業精神和效率發揮到最大的——他將其總結為「管理」。他從日本之行得出的結論是：「一定要抓管理，光搞生產是不行的，還要提高質量。」[10-36]百年以前，中國的愛國者堅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鄧小平用「管理」這個中性詞提倡學習西方，並同時表明他對社會主義和共產黨有著堅定不移的信念，這就使他既能夠引進比技術更多的東西，又能減少中國保守派的抵制。他確實認為，社會主義也能運用現代管理，共產黨也可以提倡現代管理。

日本媒體對鄧小平訪日的報道大力渲染這次訪問取得了成功，並加強了日中關係；中國的報道則更為正式和低調，但傳遞的信息從本質上說是一樣的。在中國，鄧小平訪日的電影和照片使中國民眾看到了現代工廠是什麼樣子，使他們明白了中國多麼落後，要追趕世界水平需要做多少工作。

 

訪日的成果

在鄧小平結束訪日之前已經安排了一個經濟代表團去日本進行更具體的考察學習，成員包括北京、天津和上海的主要經濟官員。由鄧力群擔任代表團顧問，團長是國家計委副主任袁葆華，他們在鄧小平離開幾天後就抵達日本，在那裏考察了一個月。考察之後代表團寫了一個非常樂觀的報告，概述中國應如何學習日本的經濟管理。

考慮到讀報告的中共領導人仍然深受馬克思主義觀點的影響，因此代表團的報告裏解釋說，日本對馬克思所描述的早期資本主義作了重大修正。日本的管理人員聰明地學會了如何通過激勵工人獲得利潤，他們努力工作是因為他們得到的待遇要比馬克思看到的那些受剝削的工人好得多。代表團回國後，鄧力群牽頭成立了新的協會，包括質量控制協會和企業管理協會，這些都是以代表團在日本考察過的協會作為樣板的。根據考察中學到的東西，他們為各省負責經濟工作的高層幹部制定了培訓計劃，向他們講授日本的做法，例如如何調整價格使其反映生產成本、如何依據市場需求而不是主觀臆斷的指令性計劃來制定生產指標、如何依靠細緻的生產過程而不是檢驗方式來實現質量控制，以及如何利用指標來評估生產過程的績效。[10-37]一些中國的工廠打出了標語，強調學習日本管理體系和制定培訓計劃的重要性。

鄧小平也啟動了文化交流，使日本文化——電影、故事、小說和藝術——進入中國。比如日本的電影就很受中國觀眾的歡迎，這增進了中國人對日本人民的理解。鄧小平知道，這可以為擴大中日兩國的經濟和政治交往打下堅實的基礎。在鄧小平領導時期，中國人對日本人的態度大為改觀。

可以說，鄧小平在為堅實的中日工作關係打基礎方面取得了巨大進展。他訪問日本之後，由於中國的緊縮政策限制了外國投資，有三年時間裏商業交往受到了阻礙。儘管有波折，但在鄧小平時代的大多數時間裏，中日兩國繼續保持了良好的關係。

事實上，到1980年12月時中日關係已大為改善，使兩國能夠第一次舉行內閣級的聯席會議。[10-38]此外，黃華和日本外相伊東正義在該月還簽訂了協議，由日本海外經濟協力基金（OECF）向中國提供條件優厚的長期貸款。從1979年到2007年，日本海外經濟協力基金向中國提供的貸款多於它對任何其他國家的貸款，總計達到2.54萬億日元（按2007年匯率計算約合250億美元）。[10-39]日本企業在中國各地設廠，日本貿易振興會（JETRO，日本貿易振興機構前身）在上海開設了辦事處，它利用與日本企業廣泛的關係網，尋找願意對中國各部門的培訓計劃請求作出回應的日本企業。在鄧小平時代的鼎盛期，日本在為中國的工業和基礎建設提供援助方面所發揮的作用，超過了其他任何一個國家。

[10-1]中國經常提到的「反霸權」一詞，最初是由基辛格向周恩來總理提出。見Henry Kissinger, “The China Connection,” Time, October 1, 1979。

[10-2]裴華編：《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頁50–54。

[10-3]裴華編：《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頁47–50。

[10-4]園田直的回憶見園田直：《世界日本愛》（東京：第三政經研究會，1981），頁174–185。

[10-5]黃華對中日關係談判的記述見Hua Huang, Huang Hua Memoir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08), pp. 308–342.

[10-6]據布熱津斯基說，1978年5月他訪問北京後在東京停留，給日本人留下的印象是美國贊成「迅速簽署條約」。他說，日本此後很快便「同意了條約」。Zbigniew Br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 Memoir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1977–1981, rev. ed. (New York: Farrar, Straus, Giroux, 1985), p. 218. 日本在3月就決定加快條約的完成，但直到7月才使問題得到解決。5月2日和3日福田赳夫在華盛頓會見萬斯和卡特時，也討論過這些問題。見裴華：《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頁65–66。

[10-7]Kazuhiko Togo, Japan’s Foreign Policy 1945–2003: The Quest for a Proactive Policy, 2nd ed. (Leiden: Brill, 2005), pp. 134–135; 裴華：《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頁80。

[10-8]Chae-Jin Lee, China and Japan: New Economic Diplomacy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4), pp. 26–27.

[10-9]Togo, Japan’s Foreign Policy, pp. 134–135.

[10-10]George R. Packard, Edwin O. Reischauer and the American Discovery of Jap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10-11]一本講述鄧小平拜會天皇的日本著作十分詳細地記錄了此事。見永野信利：《天皇と鄧小平の握手：実錄・日中交涉秘史》天皇與鄧小平的握手：日中交涉秘史實錄﹞（東京：行政問題研究所，1983）。

[10-12]講述鄧小平日本之行的權威中文文獻是裴華：《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頁115–209。

[10-13]講述鄧小平日本之行的權威中文文獻是裴華：《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頁120。

[10-14]講述鄧小平日本之行的權威中文文獻是裴華：《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頁121–122。

[10-15]講述鄧小平日本之行的權威中文文獻是裴華：《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頁122。

[10-16]講述鄧小平日本之行的權威中文文獻是裴華：《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頁125。

[10-17]Huang, Huang Hua Memoirs, pp. 333–334；講述鄧小平日本之行的權威中文文獻是裴華：《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頁137–140。

[10-18]Huang, Huang Hua Memoirs, pp. 334–335.

[10-19]裴華：《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頁126。

[10-20]裴華：《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頁147–148。

[10-21]裴華：《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頁182。

[10-22]裴華：《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頁151。

[10-23]裴華：《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頁150–153。

[10-24]裴華：《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頁154–155。

[10-25]裴華：《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頁150–155。

[10-26]裴華：《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頁156–159。

[10-27]裴華：《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頁202。

[10-28]裴華：《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頁165–174。〔關於毛澤東的一句不見於裴著。——中譯者註〕

[10-29]裴華：《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頁165–172。

[10-30]裴華：《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頁165–174。

[10-31]1979年6月對松下幸之助的採訪。

[10-32]松下幸之助：《松下幸之助は語る：情熱がなければ人は動かん》﹝松下幸之助說：沒有熱情人就不會行動﹞（東京：講談社，1985），頁137；裴華：《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頁194–197。

[10-33]2004年10月對Hanai Mitsuyu 和千速晃（時任新日鐵總裁和日本貿易振興會中國部部長）的採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Hanai住在東北，當時年僅13歲，離家加入了吉林省北部的解放軍，直到1949年後才離開解放軍進入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學習。Hanai 1957年回到日本，1962被八幡製鐵錄用，在公司做翻譯，八幡合並為新日鐵後依然擔任這一職務。

[10-34]2004年10月對Hanai Mitsuyu 和千速晃（時任新日鐵總裁和日本貿易振興會中國部部長）的採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Hanai住在東北，當時年僅13歲，離家加入了吉林省北部的解放軍，直到1949年後才離開解放軍進入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學習。Hanai 1957年回到日本，1962被八幡製鐵錄用，在公司做翻譯，八幡合並為新日鐵後依然擔任這一職務。

[10-35]2004年10月30日對Hanai Mitsuyu, Chihaya和Sugimoto Takashi的採訪。在80年代寶山鋼鐵廠的談判中，Sugimoto擔任新日鐵的中文翻譯和談判代表。另見裴華：《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頁174–178。

[10-36]裴華：《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頁164。

[10-37]鄧力群：《十二個春秋（1975–1987）：鄧力群自述》（香港：博智出版社，2006），頁190–195；鄧力群：〈訪日歸來的思索〉，《經濟管理》，1979年第3期，頁7–14。

[10-38]〈第一回閣僚會議〉，日本外務省亞洲局中國課未公開文件。第二次內閣會議舉行於1981年12月14–17日。

[10-39]Lanqing Li, Breaking Through: The Birth of China’s Opening-Up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318–324.

第11章

向美國敞開大門：1978–1979

 

 

1977年8月24日下午，鄧小平作為政治局常委正式恢復工作一個星期以後，就會見了美國國務卿萬斯（Cyrus Vance）。鄧小平希望能在任職的幾年內完成一些大事，而這次會見的時間安排便反映出他將中美關係正常化看作重中之重。作為黨的主席和總理，華國鋒在鄧小平與萬斯會面後的次日也接見了萬斯，但是美國官員知道與鄧小平見面才是重頭戲。

自從尼克遜1972年訪華以後，中國一直期待很快就能和美國建交，然而美國政治總是橫生枝節，這已經讓中國不耐煩地等了五年。被迫賦閒在家18個月後剛恢復工作的鄧小平，特別希望推動兩國關係正常化，而且他有理由認為萬斯的到訪能夠為此鋪平道路。水門事件早已過去，占美・卡特總統在1977年2月約見了中國駐華盛頓聯絡處主任黃鎮，他對黃鎮說：「我希望我們能夠看到關係正常化取得重大進展。」他還提出請黃鎮看一場音樂會或話劇。[11-1]此外，在鄧小平會見萬斯之前，羅奈爾得・伍德科克（Leonard Woodcock）到北京擔任了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他得到卡特總統本人的授意，要進行中美兩國關係正常化的談判。

此前，當周恩來和毛澤東為改善中美關係而會見基辛格和尼克遜時，雙方的動機都來自蘇聯的威脅。鄧小平在1977年會見萬斯時，其動機也同樣來自蘇聯的威脅。但是鄧小平在1977年也開始思考如何在中國進行現代化。他知道，日本、南韓和臺灣進行現代化時都大大得益於美國的科技和教育；他還發現，歐洲生產的很多產品，其專利都是掌握在美國的私人和公司手裏，所以即便是來自歐洲的技術幫助，也需要有美國的合作。因此，為了與美國建立聯繫，以幫助中國實現現代化，中美關係正常化是重要的第一步。

為了實現同美國建交這個目標，鄧小平準備在很多問題上採取靈活的立場。然而在一個問題——臺灣問題——上，就像毛澤東和周恩來一樣，他有著不可動搖的「原則」。除非美國與臺灣斷交，終止《美台共同防禦條約》，撤出全部駐台美軍，他不會和美國建交。鄧小平希望，隨著「共同防禦條約」的終結，臺灣將別無選擇，只能接受與大陸重新統一。不僅鄧小平，很多美國官員也預期，這種情況會在幾年內發生。

 

萬斯的「開倒車」：1977年8月

鄧小平對萬斯的來訪抱有很高期待，美國政治卻再次從中作梗。卡特曾告訴萬斯，要為與北京在關係正常化上達成協議打下基礎，但是當萬斯動身去北京之前同卡特見面時，卡特卻表示，他擔心《巴拿馬運河條約》（以結束美國對巴拿馬運河地區的控制權）會因得不到國會足夠的支持而無法通過。如果把承認中國這樣有爭議的問題和巴拿馬問題同時提出來解決，支持臺灣的強大游說集團會在國會動員足夠的反對力量，讓《巴拿馬運河條約》泡湯。因此卡特認為，有必要把與中國關係正常化的問題先放一放，等到《巴拿馬運河條約》有了結果再說。一旦巴拿馬問題塵埃落定，國會對中美建交將會給予足夠的支持。

萬斯本人則認為，通過《戰略武器限制條約》談判緩和美蘇關係，在當時是比美中建交更為迫切的任務，此事也佔用了他很多精力。在萬斯看來，如果美國在完成《戰略武器限制條約》談判之前就開始與中國進行關係正常化談判，將會觸怒蘇聯，從而導致條約談判的流產。再者，由於卡特並不急於進一步行動，所以萬斯覺得應該試試看在與中國的談判中，能否為美國在臺灣的官方存在方式這一點上爭取到比中日建交時更好的條件。

在萬斯抵達北京之前，中國對他可能採取的立場就已經察覺到了一些跡象。依照中方慣例，黃華外長首先會見了萬斯，然後將萬斯的打算轉告鄧小平，再由鄧小平與他討論關鍵問題。8月21日在與黃華外長見面時，萬斯解釋說，美國希望推動關係正常化，但要在臺灣保留一些政府人員。他還說，美國願意看到臺灣問題的和平解決。

萬斯預計中方會感到失望，卻沒料到他們會如此憤怒。次日上午萬斯再次見到黃華時，黃華長篇大論地痛斥萬斯關於美國在臺灣保留某種官方代表的提議，甚至說要「解放臺灣」，這是在暗示大陸在必要時準備動武。[11-2]

當天下午鄧小平會見萬斯時，他首先以開玩笑的語氣提醒萬斯，他們最後一次見面是在1975年他馬上就要第三次丟掉所有官職的時候。鄧說：「我是個國際名人，不是因為我有多少能力⋯⋯而是因為我的三起三落。」[11-3]萬斯後來承認，鄧小平在會談中一直「表現著中國人的禮貌」，但他嚴厲批評了美國的對臺立場。

鄧小平在會談中首先縱論國際政治大局，重點是西方和蘇聯之間的力量均衡以及雙方在非洲、中東和東歐的相對力量。他集中談了兩個問題：一是如何對付蘇聯的挑戰，二是如何解決臺灣問題。自從1974年他批評基辛格搞緩和以來，就一直責備美國對蘇聯太軟弱。他尤其不滿美國從越南撤軍後對蘇聯採取的被動姿態。[11-4]他指責美國關於蘇聯問題的第10號總統備忘錄是在姑息養奸。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讓蘇聯控制了德國的三分之一，其實是讓它控制了巴爾幹地區，這又對南歐形成了巨大的影響。雖然他沒有提到圍棋，但他實際上是在告訴萬斯，蘇聯已經在南斯拉夫佈下棋子，也開始在奧地利佈子，它還會在西歐其他地方佈子。他對繼續向蘇聯讓步發出警告：「你們的結局將是敦克爾克。」[11-5]

在臺灣問題上，鄧小平提到了兩份文件：一份是福特總統在1975年12月講話的要點，另一份則是基辛格的一個聲明。鄧小平讓唐聞生把文件的內容大聲唸給萬斯聽。在這兩份文件中，基辛格和福特都表示美國準備接受關係正常化的日本模式，在臺灣只保留非官方代表。鄧小平說，臺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美國現在佔據著臺灣，因此是在阻礙臺灣與大陸的統一。他又說，美國要求中國不使用武力收復臺灣，這等於是在干涉別國內政。在回答萬斯關於美方對臺灣安全的關切時，他對萬斯說：「中國人總比你們美國更關心自己國家的事。」鄧小平說，中國是有耐心的，不過美國也要清楚，中國不會讓這個問題的解決無限期地拖下去。[11-6]鄧小平批評萬斯想在臺灣保留官方人員的建議，他說，這其實是要搞一個「不插國旗的大使館」。[11-7]但是他又補充說，如果美國仍想賴在臺灣不走，中國也會等下去。[11-8]他最後說：「我只想指出一點，你們現在的設想是在開倒車⋯⋯坦率地說，我們無法接受你的設想。但我們仍然寄希望於進一步的會談。」儘管鄧小平否定了萬斯的立場，但當萬斯在8月28日回到美國後，與他隨行的官員還是想讓美國公眾對會談有一個正面印象。他們對記者說，萬斯成功地傳達了美國的觀點。記者約翰・瓦拉克（John Wallach）聽了一位政府官員的解釋後寫道：中國將在臺灣問題上軟化立場。萬斯費盡心機，也未能阻止瓦拉克的這篇不實報道公之於眾，而該報道隨即引起了極大關注。[11-9]鄧小平當然不想在臺灣問題上示弱或容忍這種誤解，他憤怒地駁斥了瓦拉克的報道，稱之為一派胡言。

鄧小平仍想在對美關係上取得進展，因此他又開始嘗試其他途徑。鄧小平認為萬斯不是一個好的談判對象，因此他力求讓白宮參與談判，由布熱津斯基做他的談判對手。他還直接訴諸美國的媒體和國會，為關係正常化尋求支持。當時中國剛剛開始走出孤立狀態，中國大陸在美國還沒有能和臺灣人競爭的游說團體。事實上，中國駐華盛頓聯絡處幾乎還沒開始培養能夠與國會或美國媒體打交道的人員。當時能夠影響美國媒體和國會的最佳渠道，就是鄧小平本人。他充分運用了美國人對中國的好奇心，以及他本人的直率、迷人的機智和旺盛的精力。9月6日，鄧小平接待了一個以美聯社行政總編凱斯・福勒（Keith Fuller）為團長的美國高級新聞代表團，其成員包括《紐約時報》的出版人亞瑟・蘇茨伯格（Arthur O. Sulzberger）和《華盛頓郵報》的出版人凱薩琳・格拉姆（Katharine Graham）。

在內容廣泛的討論中，鄧小平談到了各種話題，從林彪和「四人幫」時期遺留下來的問題，到派遣留學生接受先進教育、幫助中國擺脫落後狀態的必要性，再到給予中國工人物質獎勵的必要性。但是最重要的是，鄧小平把注意力集中指向臺灣問題。他坦言，萬斯關於臺灣問題的提議是在倒退，中國無法接受。要想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美國必須廢除與國民黨的軍事條約，與臺灣斷交，並撤出駐臺美軍。中國將盡量以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但這完全是中國的內政，中國不會接受外來干涉。[11-10]

9月27日，鄧小平又接見了共和黨領袖、後來當上美國總統的喬治・布殊。布殊在1975年擔任美國駐北京聯絡處主任時鄧小平就認識他。鄧小平對布殊重申了他向萬斯說過的話，強調美國的對蘇政策是姑息養奸的政策。《人民日報》的官方社論裏又補充強調說：「美國壟斷資產階級的某些頭面人物已經忘記了慕尼克的教訓。」[11-11]鄧小平對布殊說，在關係正常化談判中，中國在臺灣問題上沒有讓步的餘地。[11-12]民主黨參議員愛德華・甘迺迪（Edward Kennedy）和亨利・傑克遜（Henry M. Jackson）是關係正常化的贊成派，他們也受邀訪問北京。鄧小平在1978年1月4日對甘迺迪強調說，他希望中美雙方能盡快達成一致。他再次重申談判的主要障礙是臺灣，而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問題。不出北京所料，甘迺迪一回到華盛頓，便利用他和鄧小平會談一事，主張加快關係正常化的速度。1978年2月16日，鄧小平又會見了參議員傑克遜，傑克遜的對蘇強硬路線與鄧小平不謀而合。與此同時，鄧小平和他的外交團隊也在繼續批評美國對蘇聯的姑息政策，批評他們在推動中美關係正常化上裹足不前。

伍德科克大使於1978年初短暫返美時，公開表示他對關係正常化沒有進展已失去耐心。在他接受北京的職務之前，卡特曾經給了他好幾個內閣中的職位，都被他謝絕了。他同意擔任駐華聯絡處主任，是因為他知道自己將能夠推動美中建交談判。1978年2月1日伍德科克在華盛頓對汽車工人聯合會演講時說，美國的對華政策是建立在「明顯的謬論」上：二戰結束以來美國一直承認國民黨政府代表全中國，其實它只能代表一個小小的臺灣島。伍德科克指責美國政策荒謬的言論被廣為傳播，讓他開始擔心自己有可能會惹惱卡特總統，因為卡特仍在擔心與蘇聯進行的《戰略武器限制條約》談判。但是當伍德科克在演說不久後與卡特見面時，卡特私下告訴他，自己也同意他的看法。[11-13]

萬斯擔心的是，假如美國和中國開始進行關係正常化談判，是否還能推動與蘇聯的《戰略武器限制條約》談判。與他不同，卡特斷定他的政府既能推動與中國關係正常化的談判，同時也能和蘇聯進行《戰略武器限制條約》談判。但是，另外一個潛在的障礙是美國與越南的關係。卡特政府中的一些人主張，美國應當對越南想與其建交的意願作出回應，但是當時中越關係正變得日益緊張，因此看來美國只能在中國和越南中選擇其一來進行關係正常化談判。卡特平息了這個爭論，他說，與中國實現關係正常化更符合美國的利益，因此批准了首先進行美中建交談判。但是他擔心臺灣在國會的游說團體會讓談判泡湯，因此堅持談判要秘密進行。也就是說，談判必須由白宮的一小批官員，而不是由國務院進行。為了準備建交談判，卡特向北京派出了一名官員，此人對蘇聯的強硬立場以及加快美中建交的願望與鄧小平相同。這個人也正是鄧小平最想要的談判對象：國家安全顧問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

 

布熱津斯基取得進展：1978年5月

1977年11月中旬，布熱津斯基和他的中國問題助手米歇爾・奧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開始與中國駐華盛頓的代表探討他在1978年初訪問北京的可能性。他最初宣佈，他訪華的目的是就廣泛的國際問題與中方進行磋商，而沒有提到建交問題。[11-14]但是當中國駐華盛頓聯絡處被告知布熱津斯基的訪華意願時，鄧小平馬上回答說，中國歡迎他的到來。布熱津斯基立刻著手準備行程；只要美方一作好準備，鄧小平就會接待他。[11-15]1978年3月17日，即國會通過第一份《巴拿馬運河條約》的當天，中國駐美聯絡處得到通知說，布熱津斯基已在為出訪作準備；4月19日，第二份、也是最後一份《巴拿馬運河條約》簽署後的第二天，布熱津斯基便定下了出訪日期。[11-16]卡特授權他為關係正常化的談判鋪路。從卡特總統的角度看，完成談判的理想時間是1978年11月國會選舉之後。他樂觀地相信，成功簽定了《巴拿馬運河條約》之後，在與蘇聯達成《戰略武器限制條約》和就中美關係正常化達成正式協議這兩件事上，他都能獲得國會的支持。

當卡特總統私下告訴國會兩黨領袖，他打算與中國開始建交談判時，他們均作出了正面回應，他們相信這樣做最符合美國的利益。然而這個問題在政治上仍很敏感，正如一位國會議員所說，如果這個問題被公之於眾，他將不得不持反對立場。[11-17]布熱津斯基在北京的會談中將這種擔心告訴了鄧小平，他說：「我想建議會談秘密進行，不公佈任何進展⋯⋯這可以在我國減少一些政治麻煩。」鄧小平回答說：「請放心，中國的保密條件要好於美國。」布熱津斯基答道：「我認為閣下所言絕對正確，這也是談判最好在北京而不是華盛頓舉行的原因。」[11-18]

萬斯本人雖然擔心中美會談會惹惱正與美國進行敏感的裁軍談判的蘇聯，但他是一位服從卡特指示的忠實官員。他讓自己的手下起草了一個美中關係正常化談判的方案。卡特總統在1978年6月13日收到萬斯的這份備忘錄後，在上面親筆批示：「走漏風聲會使全部努力毀於一旦。我們應當嚴格控制來往電報和談判信息⋯⋯避免就進展程度作出任何公開暗示。我不相信（1）國會，（2）白宮，（3）國務院，或（4）國防部能做到保密。」就像過去的共和黨人尼克遜和基辛格一樣，民主黨人卡特、布熱津斯基和萬斯也都認為，即使在民主國家，嚴格的保密工作也是必要的。[11-19]就像基辛格在白宮時一樣，白宮與北京之間高度保密的渠道，加強了白宮國家安全官員在人事和制度上相對於其國務院同行的影響力。[11-20]就鄧小平一方而言，他也贊成利用白宮而不是國務院的渠道。

1978年5月21日，布熱津斯基抵京後的當天上午就會晤了黃華外長。就像基辛格和周恩來過去的做法一樣，布熱津斯基和黃華就有關全球形勢交換了意見，他們討論了各大洲的關鍵問題，重點是蘇聯和西方之間當前的力量均衡。布熱津斯基在回應黃華的講話時說，雙方在廣泛的問題上看法一致，但是也存在著一些重要分歧：美國並不謀求建立霸權，它接受一個多樣化的世界；美國也不認為戰爭不可避免；美國並沒有縱容蘇聯，而是要在全球範圍內與它展開競爭。布熱津斯基知道，他們的會談結果會被告知將在下午與他見面的鄧小平，因此他對黃華說，卡特已經授權他表明，美國接受中國在臺灣問題上的三個條件，但是美國保留作出以下聲明的權利：應當和平解決中國大陸與臺灣的爭端。[11-21]

當天下午，鄧小平與布熱津斯基進行了兩個多小時的會談，晚飯後會談繼續。兩人討論了全球戰略和為建交談判打基礎的問題。鄧小平知道布熱津斯基剛到北京，客氣地對他說：「您一路辛苦了。」布熱津斯基則答道：「我興致很高。」鄧小平和布熱津斯基都堅定地闡明了各自國家的觀點，但是布熱津斯基後來寫道：「鄧小平立刻把我迷住了。他精明而機警，理解力強，有很好的幽默感；態度堅定，直截了當。⋯⋯我對他的目標感和使命感印象深刻。鄧小平單刀直入。⋯⋯中方直截了當講明了他們的觀點和想法。鄧小平說：『理解中國並不難，⋯⋯毛澤東主席是軍人，周恩來是軍人，我同樣也是軍人。』」（布熱津斯基對此回答說，美國人也喜歡直來直去。）和鄧小平的會談讓布熱津斯基十分興奮。5月26日他向卡特作了彙報後，卡特在日記中寫道：「茲比格⋯⋯被中國人征服了。我對他說，他受到了迷惑。」[11-22]

在與布熱津斯基的會談中，鄧小平想探明美國人有多大意願與臺灣斷交。「問題仍然是要有決心。如果卡特總統在這個問題上已拿定主意，我認為它就比較容易解決。⋯⋯你認為實現關係正常化需要做些什麼？」布熱津斯基解釋說卡特決心取得進展，並且接受中方關於美國與臺灣斷交的要求，然後他提議雙方在6月開始關係正常化的秘密談判。鄧小平立刻接受了這一建議，但他繼續詢問美國為落實臺灣問題三原則會採取什麼具體措施。鄧說：「我期待著卡特總統拿定主意的那一天。」布熱津斯基回答說：「我剛才對您講過，卡特總統已經拿定主意了。」[11-23]布熱津斯基沒有細說美國會採取什麼具體行動，只是再次重申美國接受三原則。他接著說，美國計劃發表一個聲明，強調中國大陸與臺灣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重要性。鄧小平回答說，中國不反對美國發表這樣的聲明，但是「我們不能接受把它作為一個條件。臺灣是內政問題，是基本的主權問題」。[11-24]布熱津斯基由此斷定，假如美國作出這樣的公開聲明，中方不會公開反對。布熱津斯基還告訴鄧小平，從7月開始伍德科克會準備與黃華進行一系列談判，探討是否能在雙方都接受的條件下實現關係正常化。[11-25]

鄧小平表達了他對蘇聯軍事擴張的關切，並再次重申他的觀點：美國對蘇聯威脅作出的反應還不夠堅定。他談到蘇聯和越南不斷加強的軍事合作，證據是武元甲將軍最近分別在3月和5月初兩次訪問莫斯科。鄧小平相信，使西方加強在歐洲的軍力符合中國的利益，因為這樣可以促使蘇聯將亞洲的軍隊調往歐洲。像毛澤東和周恩來一樣，鄧小平說蘇聯的主要目標是歐洲而不是亞洲。為了使美國對蘇聯的行動作出更強硬的反應，鄧小平有意刺激布熱津斯基說：「也許你們有點害怕冒犯蘇聯，是不是？」布熱津斯基回答說：「我可以向您保證，我並不怎麼害怕冒犯蘇聯。」鄧小平繼續緊逼，他指出了美國想跟蘇聯達成的《戰略武器限制條約》將對美國產生的不利，並強調說：「只要你們和蘇聯達成了協議，那一定是美國為取悅蘇聯作出讓步的結果。」布熱津斯基回答說：「我願意跟您打一個小小的賭，看誰在蘇聯更不受歡迎——是你，還是我。」[11-26]

布熱津斯基還利用這次出訪在北京和華盛頓的官員之間發展更密切的關係，中方也作出了積極的回應。他帶來了幾個不同政府部門的官員，由他們與中國的同行進行更具體的談判。例如摩頓・阿布拉莫維茨（Morton Abramowitz）就是當時借調到國防部的資深外交官，他和中國的國防官員舉行了會談，就他們各自對蘇聯的分析進行討論。

在與布熱津斯基的會談中，鄧小平敦促對方使美國放鬆對中國的技術出口限制。他提到了高技術進口的三個案例：美國的超級計算機、裝有美國配件的日本高速計算機和掃描器。在這三個案例中，美國企業都很想把產品賣給中國，卻受到了美國政府的阻撓。

鄧小平在會談中還暗示他有意訪美。他說，他擔任最高領導人大約只剩下三年時間了。布熱津斯基斷定鄧小平對發展中美關係有一種緊迫感。他知道除非完成中美關係正常化，鄧小平是不會訪美的。為了表示對雙方迅速完成關係正常化過程抱有信心，布熱津斯基邀請鄧小平到訪華盛頓時去他家用晚餐。鄧小平一口答應下來。[11-27]

布熱津斯基也鼓勵鄧小平深化中日關係。布熱津斯基訪華後，鄧小平快速行動，與日本締結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布熱津斯基在回國途中也作出了他的努力，他在日本停留，向日本官員通報了美國要與中國進行實現關係正常化談判的計劃。布熱津斯基回到華盛頓後，卡特雖然取笑他受到了中國人的迷惑，但仍然斷定訪問取得了成功。談判很快就會開始，關係也已升溫：不久之後，美國要求北京停止對美國政策無休止的公開批評，中國馬上就答應了。

為了繼續向美國施壓，使其加快建交步伐，鄧小平在與布熱津斯基會談一天之後就對一個意大利代表團說，中國樂意跟美國開展貿易和技術交流，但中國將優先考慮與其有正常邦交的國家。[11-28]6月2日，即布熱津斯基與鄧小平會談不到兩周之後，黃華在華盛頓對萬斯說，如果他想請鄧小平訪美，只有在完成關係正常化之後才有可能，所以雙方得加緊工作，因為鄧小平年事已高，年齡不饒人。鄧小平在8月6日再次說——這次是對一個奧地利代表團——中國將優先考慮與那些同中國有正常邦交的國家開展貿易。[11-29]中國駐華盛頓聯絡處主任柴澤民在9月27日又對布熱津斯基說，關係正常化的談判步伐太慢。[11-30]

 

教育交流的飛躍

由於中美兩國有可能在幾個月內實現關係正常化，鄧小平立刻轉向了他對兩國建交最期待的領域：不是貿易，不是投資，而是科學。在鄧小平看來，科學是實現現代化最關鍵的因素，而美國在這方面大大領先。幸運的是，他主管了多個工作領域（外交、科技和教育），這使他有權在三中全會之前就採取行動。在正式建交之前他不會向美國派遣留學生，但是一旦建交，他就準備將年輕的中國科學家派往美國深造。

在1978年3月的第一屆全國科學大會上，中國政府自1950年代初以來首次對科學家們說，政府不但允許、而且鼓勵他們與西方的科學家交往。[11-31]美國華裔科學家那些仍留在中國的親屬，曾在1949年以後無休止的政治運動中受到迫害，現在則由政府為他們提供了更好的住房和工作條件。中國的科學家們也被摘掉了地主、資本家或右派的帽子。雖然他們所遭受的苦難和被迫中斷的職業生涯是無法彌補的，但政府對他們過去受的苦進行了補償，高層官員也確實向他們道了歉——儘管也建議他們說，見到西方科學家時不要談及政府過去給他們造成的麻煩。

鄧小平不但鼓勵美國的華裔科學家訪華，而且鼓勵西方的所有科學家訪問中國。對科學研究的普適性深信不移的美國科學家很樂於回應鄧小平。1978年7月6日至10日，卡特總統的科學顧問弗蘭克・普賴斯（Frank Press）率領一個科學家代表團訪華，這是有史以來美國出訪國外的最高規格的科學代表團。普賴斯過去是麻省理工學院地震科學專業的教授，從1975年至1977年擔任美國對華學術交流委員會主席，因此對於和中國的學術交流有著特殊的興趣。鄧小平對普賴斯的代表團談到中國科學技術的落後狀況，並對美國限制高科技出口表示關切。他也提到了中國需要外國投資。[11-32]

在鄧小平講話後的提問階段，國家科學基金會會長理查德・阿特金森（Richard Atkinson）問鄧小平，他是否擔心中國留學生叛逃。鄧小平回答說，他不擔心這種事。他說，中國學生不同於俄國學生，他們忠於自己的國家，即使去國外留學後沒有馬上回國的人，從長遠來看仍是中國的一筆財富。當時普賴斯預計中國的政治領導人會像過去一樣，繼續嚴密控制科學家前往美國，對擴大科學交流也會十分謹慎。

鄧小平卻讓普賴斯大感意外。鄧建議美國立刻接受700名中國留學生，而他更大的目標是在未來幾年接受數萬名留學生。[11-33]鄧小平希望馬上就能得到答覆，普賴斯將此事視為他的職業發展中最重要的突破之一，於是在華盛頓時間凌晨三點給卡特打電話並把他叫醒，請他同意馬上讓700名中國學生赴美，並在未來幾年接待數量更多的留學生。卡特在擔任總統期間很少被人半夜叫醒，但他給了普賴斯肯定的答覆，儘管他很納悶普賴斯為什麼要把他叫醒，因為他覺得自己已經授權普賴斯答應這一類請求了。[11-34]

普賴斯的代表團在中國引起了極大的關注。《人民日報》很少刊登外國人的講話，這一次卻刊登了普賴斯在宴會上強調全球化發展益處的講話。布熱津斯基的中國政策副手、和鄧小平見過14次面的奧克森伯格說，他從未見過鄧小平在描述他對中國前景的展望時表現得如此求知若渴、專注而投入。[11-35]

事實上，除了尼克遜總統的訪華以外，普賴斯在北京受到了1949年以來美國代表團所能得到的最熱情的款待。[11-36]由於鄧小平不會在兩國正式建交之前派出留學生，因此中國的第一批大約50名留學生，是在1979年初兩國關係正常化不久後才飛往美國的。他們心情熱切，但又擔心自己以後會不會像老一代人那樣，因為自己的美國經歷而遇到麻煩。在此後頭5年的交流中大約有19,000名中國學生赴美留學，而且這個數量將持續增長。

 

建交突破：1978年6月–12月

布熱津斯基訪華後，中美兩國開始秘密協商關係正常化談判的架構。雙方從一開始就認識到臺灣問題是決定談判成敗的關鍵。萬斯在6月28日將美方關於關係正常化談判的建議電傳給伍德科克，讓他轉交黃華外長：如果美國人民和臺灣人民的文化與商業交往能夠得以繼續，同時中國和平解決臺灣問題，那麼總統準備在中國宣佈的三原則框架內實現關係正常化。談判將在北京每兩周舉行一次，依次討論關係正常化之前需要解決的一系列問題。伍德科克還建議，在北京的例行談判中，雙方首先討論關係正常化之後美國在臺灣存在的性質和正式建交公報的性質。這就是說，雙方首先處理比較容易的問題，以便使談判取得進展，然後再處理更棘手的問題，例如美國的對台武器出售。他們的目標是在12月15日之前，即美國國會選舉幾周之後達成一致。[11-37]第一次會談於7月5日舉行，歷時40分鐘，雙方協商了程序，就各自對臺灣問題的立場作了初步的一般陳述。[11-38]

在中國方面，鄧小平雖一直關注著談判過程，但直到最後才直接加入到談判中。最初參與談判的黃華外長在與美國人打交道方面經驗過人。1936年他曾帶著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的作者）從北平去陝北見毛澤東。他在毛澤東、周恩來和鄧小平這三位風格迥異的領導人手下都工作過，文革期間他一度是中國唯一的駐外大使。他對沒有得到授權的事從不多言，能夠如實傳達鄧小平的情緒，不管是憤怒還是善意。1971年他赴紐約擔任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駐聯合國大使。[11-39]在與美國關係正常化的談判中，他有兩個助手章文晉和韓念龍，二人都是擅長跟美國人打交道的出色外交官。

雙方派到談判桌上的都是一流團隊。卡特選擇伍德科克這個勞工領袖和專業調解人擔任大使級的駐華聯絡處主任，是因為他很看重伍德科克的談判技巧，還因為伍德科克在華盛頓政壇人脈甚廣，不管他與中方可能達成怎樣的協議，都將更易於得到國會的支持。伍德科克能利用他和華盛頓政治領袖的個人關係，協調那些一般官僚程序難以解決的政策問題。伍德科克有著強硬而可靠的勞工談判人的威信，素有誠懇正直的名望。萬斯國務卿把伍德科克稱為「天生的傑出外交官」，說他具有「照相機般的記憶力、周全的思慮、以及在這些談判中起著關鍵作用的精準措辭」。[11-40]國務院和白宮都對伍德科克十分信任，因此認為沒有必要讓一名華盛頓高層官員來回奔波。談判開始時，伍德科克已在北京擔任了一年的聯絡處主任，也得到了北京官員的信任，他們願意接受這位談判對象。

芮效儉（Stapleton Roy）於1978年到達北京，接替大衛・迪安（David Dean）擔任了談判團隊的副手。他在南京長大，其父是從事教育的傳教士。他能講漢語，精通中國歷史，被視為國務院最能幹的年輕專家之一。在白宮，卡特總統、副總統沃爾特・蒙代爾（Walter Mondale）、布熱津斯基和米歇爾・奧克森伯格通過高度保密的渠道直接與伍德科克和芮效儉聯絡。布熱津斯基的中國事務助手奧克森伯格是一個大膽而視野開闊的戰略家，也是一個有著無限好奇心與熱情、熟諳中國問題的學者。在華盛頓，白宮之外只有幾個官員是知情人，其中包括萬斯和國防部長哈樂德・布朗（Harold Brown）。美方的談判策略是在伍德科克提供的信息基礎上由白宮制定的，白宮也同中國駐華盛頓聯絡處的柴澤民及其副手韓敘保持著接觸，但談判全部是在北京進行的。

鄧小平一直關注著黃華與伍德科克的談判（7月5日、7月14日、8月11日、9月15日和11月2日）以及黃華生病期間韓念龍與伍德科克的談判（12月4日），後來他又親自與伍德科克進行了談判（12月13日上午10點、12月14日下午4點和晚上9點、12月15日下午4點）。在談判期間，鄧小平繼續會見美國官員，向他們解釋中方的立場，並通過施壓推動談判。例如，7月9日，即伍德科克和黃華舉行第一次會談四天後，鄧小平對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萊斯特・沃爾夫（Lester Wolff）率領的美國國會代表團說，同意與臺灣維持全面民間交往的日本模式，中國是已經作出了讓步的。鄧小平說：「我們會盡量創造條件，用和平方式解決這個問題。」他解釋說：「實現關係正常化，對我們雙方對付蘇聯都十分有利。」鄧小平絲毫沒有向沃爾夫暗示談判已經開始。[11-41]

在談判中，中方通常傾向於從一般原則開始，然後再轉向細節。黃華在7月14日與伍德科克的第二次談判中說，中方建議不再一次只談一個問題，美方可以首先把全部重要問題都擺到桌面上，由雙方作出一攬子的評估。此後幾天，在華盛頓方面美方的意見分歧得到了解決，因為他們接受了伍德科克的建議，即為了給下一步會談創造良好氣氛，美方應當接受中國的提議。隨後雙方準備並互換了一些關於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的文件。在第三次會談中，美方概述了同大陸關係正常化之後美國與臺灣關係的性質：文化、商業和其他交往將會繼續，但是不會派駐美國政府官員。

談判中最大的難題是：美國是否繼續向臺灣出售武器。[11-42]美方明確表示它打算繼續對臺售武，但是每一次提出這個問題，中方都回答說，他們堅決反對。鄧小平本來希望，只要美國同意停止對臺售武，臺灣會感到現實的出路只能是同意與大陸重新統一；他希望這件事在他當政期間就能很快實現。

在表明自己的立場時，中方堅持他們對《上海公報》的解釋，即美國支持「一個中國」的政策。事實上，尼克遜在簽署《上海公報》時只承認了海峽兩岸都堅持只有一個中國，美國對這種觀點不持異議。9月7日，副國務卿理查德・霍爾布魯克（Richard Holbrooke）對韓敍說，美國賣給臺灣的任何武器都僅僅是具有防禦性質的。韓敘則回答說，「對臺售武不符合《上海公報》的精神」。[11-43]卡特在9月19日會見中國駐美聯絡處主任柴澤民時對他說：「我們將繼續與臺灣開展貿易，包括有限地出售一些經過仔細挑選的防禦性武器。」柴澤民說：「美國繼續向蔣經國集團﹝1975年蔣介石去世後，其子蔣經國成了臺灣的領導人﹞出售武器，這不符合《上海公報》的精神。」[11-44]10月3日黃華在聯合國見到萬斯時，又在事先準備好的聲明中重申，繼續把武器賣給「蔣經國集團」違反《上海公報》的原則。[11-45]

鄧小平在10月初出訪東京期間公開宣佈，只要能夠遵循日本模式，他願意同美國實現關係正常化。中國反對美國對臺出售武器的立場沒有動搖，但是他說，他不反對美國和臺灣繼續進行經濟和文化交往。

卡特和布熱津斯基在10月底開始擔心，儘管他們小心地限制談判知情人的數目，倘若問題不能很快得到解決，走漏風聲的危險將變得越來越大。布熱津斯基告訴柴澤民，中國如果不抓住這個機會實現關係正常化，由於政治糾紛，在1979年年底之前將無法再對這些問題進行任何嚴肅的討論。沒過多久，美國就宣佈與臺灣達成協議，美國將繼續向臺灣出售F-5E戰鬥機，但不會出售更先進的戰機。[11-46]

這時雙方已經完成了大部分談判，伍德科克在11月2日交給中方一份計劃在次年1月公佈的建交公報的草稿。然而中國國內正忙著應對在11月10日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出現的戲劇性變化，因此直到12月4日才作出回應。[11-47]鄧小平本人在11月5日後一直在東南亞訪問，14日回國後又立刻參加了中央工作會議，正是在這次會議上他成為了中國的頭號領導人。

11月27日，即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接受了對他的立場的全部批評、並實際認可了會議對鄧小平擔任頭號領導人的共識的兩天之後，鄧小平接見了正在亞洲訪問的華盛頓著名報紙專欄作家諾瓦克。自從1971年周恩來在尼克遜訪華前夕接見詹姆斯・萊斯頓（James Reston）以來，這還是中國主要領導人第一次同意接受美國記者的採訪。鄧小平對諾瓦克說，中美兩國應盡快實現關係正常化，這不但有利於兩國，也有利於全世界的和平與穩定。諾瓦克向美國民眾如實公佈了鄧小平的談話內容，他的結論是：「我相信鄧小平花兩個小時與我在一起，是要向華盛頓傳遞一個信息，他要盡快實現關係正常化，卻不會為此付出很高的代價。」[11-48]諾瓦克當時並不知道鄧小平不久就會訪問美國，而這次訪談有助於美國公眾對鄧的到來有所準備。

12月4日伍德科克與已成為外交部代部長的韓念龍（代替生病的黃華）的談判，是11月2日後的第一次會談。中方已經知道、但美國還被蒙在鼓裏的一件事是，華國鋒在11月25日已將第一把交椅讓給了鄧小平，而且接受了鄧的政策。12月4日中方突然變得十分積極。韓念龍交給伍德科克一份中方宣佈關係正常化的聲明草稿，其中只對美方草稿作了稍許修改，並提出將1月1日作為公佈聲明的最後期限。韓念龍明確地說，美方如果發表聲明，表示希望和平解決臺灣問題，中方不會加以反對。會談結束後，伍德科克正要起身離開，韓念龍對他說：「最後我想告訴您，鄧副總理近日希望見您一面。我們會通知您確切的日期。」[11-49]伍德科克在給華盛頓的分析報告中說，韓念龍仍反對美國對臺售武，但他的結論是這個問題不太可能成為關係正常化不可逾越的障礙。由於美方不知道將與鄧小平見面的確切時間，伍德科克讓芮效儉取消了一次預定的出訪，以便能夠隨時和他一起去見鄧小平。[11-50]

同時，華盛頓時間12月11日下午（北京已是12月12日），鄧小平會見伍德科克的前一天，布熱津斯基在華盛頓接見了柴澤民，交給他一份經過修改的聲明草稿，並對柴澤民說，美方準備接受將1月1日作為建交日期，美方邀請一位中國領導人在達成協議後盡早訪美。當時華國鋒的正式頭銜仍在鄧小平之上，美國估計中國會讓華國鋒或鄧小平出訪。布熱津斯基還提前通知柴澤民，美國可能在1月與布列茲尼夫舉行峰會。[11-51]

鄧小平在12月13日星期二的上午會見了伍德科克，地點是人民大會堂的江蘇廳。彼此寒暄了幾句後，伍德科克交給鄧小平四份只有一頁紙的英文公報草稿。鄧小平沒有等待正式的譯文，而是請譯員做了口頭翻譯，在沒有中文文稿的情況下便直奔主題，他顯然不想拖延取得進展的時間。鄧小平問，既然廢除了美臺防禦條約，美國為何還要一年時間才從臺灣撤軍？伍德科克解釋說，美國打算在1月1日與臺灣斷交，現在的條約規定終止條約要提前一年通知對方，儘管美國事實上打算在4個月內從臺灣撤出軍隊。鄧小平說，這個方案可以接受，不過他希望美國乾脆刪除所有提到第10條（其中規定終止防禦條約要提前一年通知對方）的地方。他還表示，希望美國在這個期間不要向臺灣出售武器，因為如果美國這樣做了，「蔣經國就會翹尾巴，這將增加臺灣海峽發生衝突的可能」。[11-52]

鄧小平注意到，公報的中文稿中有反霸權的條款，美國的稿子卻沒有。他說，美國的稿子令他滿意，但是希望美方在共同聲明中加上反霸權的條款，不然會讓世界覺得雙方存在分歧。伍德科克說，他會將鄧小平的意見轉告華盛頓並等待答覆。鄧小平同意1月1日是宣佈關係正常化的一個好日子。

在答覆美國向中國高層領導人發出的訪美邀請時，鄧小平說：「我們接受美國政府的訪問華盛頓的邀請。具體地說，我會前往。」[11-53]當天下午，由於知道中美建交問題已基本得到解決，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作有關改革開放的劃時代講話時，顯得更加躊躇滿志。

次日，即12月14日，伍德科克和鄧小平預定在下午4點再次見面，但是伍德科克仍未收到華盛頓的指示。因為華盛頓那個小團隊正忙得不可開交，他們在努力配合卡特的新計劃，趕在次日即華盛頓時間12月15日完成關係正常化的聲明。此前由於白宮的人員全力以赴，急於趕在1月1日前完成所有細節，其他官員開始懷疑他們是否正在搞什麼名堂。卡特為了防止洩密突然惹惱國會，致使整個計劃泡湯，遂決定加快行動，提前到12月15日而不是第二年1月1日宣佈中美建交。正式公報將在關係正常化之後的1月1日公佈。華盛頓那個秘密參與談判工作的團隊，需要努力在主要參與者之間取得共識，還要起草文件，籌劃對付國會的策略，並考慮商業、軍事和學術活動所必需的各種調整。為了趕上突然提前的新期限，他們正全力衝刺，已經被推到了崩潰的邊緣。國務院的中國問題專家羅傑・沙利文（Roger Sullivan）也應白宮之邀向國務院告病三天，加入了白宮緊張忙碌的秘密工作，幫助準備所有必要的文件。

美方的北京團隊也在忙得團團轉。30年後，北京的美國大使館搬進一座新建築時，已有1,000多名工作人員，而1978年的駐京聯絡處只有33人，而且其中只有幾個人參與了這項高度保密的準備工作。[11-54]此外，就像華盛頓的團隊一樣，他們本來也預期在1月1日前完成所有關係正常化的談判和文案工作，現在為了在12月15日這個新期限之前將一切準備就緒，他們需要全力以赴。

當鄧小平和伍德科克在北京時間12月14日下午4點會面時，由於華盛頓的指示未到，他們沒有談實質問題，只談了關係正常化的日程表和鄧小平未來的訪美計劃。鄧小平接受美國加快宣佈兩國關係正常化的要求，並同意在1月28日這個美方認為方便的時間動身訪美。然後兩人休會，同意在伍德科克收到華盛頓的指示後，於當天晚上再次見面。[11-55]

在當晚9點的會談中，鄧小平和伍德科克討論了對聯合公報的措辭所做的一些微調，雙方很快便達成了一致，並同意由章文晉和芮效儉共同對措辭進行核查，以確保中英文文本的準確性和一致性。華盛頓接受了伍德科克的建議，同意中方列入反霸權條款的要求，因為《上海公報》中已經包含這一條款。會談的氣氛反映出雙方都相信他們已經達成一致。伍德科克在給華盛頓的會談報告中說：「鄧小平對我們的會談結果顯然十分高興，把它稱為最重要的事件，還希望向總統、萬斯國務卿和布熱津斯基博士轉達他的謝意。」伍德科克向華盛頓報告說，會談「進行得一帆風順」。[11-56]

與此同時，布熱津斯基在與中國駐華盛頓聯絡處交談時，吃驚地聽到聯絡處主任柴澤民仍然認為美國已同意全面停止對台售武，他擔心北京可能誤解了華盛頓要繼續售武的決定。[11-57]美方答應鄧小平的要求，在1979年不向臺灣出售新的武器，但美國打算以後恢復對臺售武。由於卡特、布熱津斯基和奧克森伯格開始集中考慮如何向國會解釋關係正常化協議，他們擔心國會會立即將注意力集中到對臺售武的問題上。如果北京仍然認為未來不會再有對臺售武，那麼美國一旦宣佈出售武器，將會給正在恢復正常化的美中關係造成嚴重後果。

風險之大不言而喻。在這個關鍵時刻，對鄧小平宣稱的不可動搖的「原則」的誤解，足以使兩國關係出軌。因此布熱津斯基發電詢問伍德科克，他是否確信北京已經對繼續對臺售武表示諒解。伍德科克和芮效儉馬上擬好了電文，其中說，雙方已把各自在軍售問題上的立場明確記錄在案。[11-58]伍德科克回覆布熱津斯基說，他們此前已向中方講明：「正式建交不排除美國人民繼續同臺灣人民保持一切商業、文化和其他非官方聯繫，我在12月4日已經就此向代理外長韓敘作了說明。」他在電文中又說，代理外長韓敘確實提出「明確反對建交以後向臺灣出售武器」。收到伍德科克的電文後，卡特總統和布熱津斯基認為，在鄧小平是否明確理解了美國將在1979年以後繼續出售武器這一點上仍存疑問。於是布熱津斯基又致電伍德科克，讓他再去見鄧小平，毫不含糊地表明，假如國會提出對臺售武問題，他們出於政治原因不可能回答說1979年以後不再恢復出售武器，但是美國在出售武器時會有所節制。[11-59]

鄧小平答應了伍德科克要與他再次會面的緊急請求。他們在北京時間12月15日下午4點見面時，伍德科克感謝鄧小平願意這麼快就與他見面。他解釋說，本著完全坦誠的精神，卡特總統「要有絕對把握不存在任何誤解」。他接著宣讀了白宮發來的聲明，其中解釋說，鑒於美國政治的需要，美方會繼續對臺售武。鄧小平勃然大怒，但還是有所克制，他說，這完全不可接受。他發了十分鐘的火，然後怒斥道：「為何又要提出這個售武問題？」伍德科克解釋說，美方不想讓總統在其聲明中說一些讓中國感到意外的話。鄧小平接著說：「這是否意味著總統在回答記者提問時，會說美國將在1980年1月1日之後繼續賣給臺灣武器？」伍德科克答道：「是的，我們會繼續保留這種可能性。」鄧小平說：「如果是這樣，我們不能同意，這實際上會阻止中國以合理的方式，通過與臺灣對話解決國家統一問題。」他說，蔣經國會變得趾高氣揚，「臺灣問題將不可能和平解決，最終的選擇就是動用武力」。[11-60]

這時伍德科克向鄧小平保證，美國將極其慎重地處理這個問題。鄧小平反駁道，中方早已明確表示不接受繼續對臺售武，他昨天就提到過這一點。伍德科克把責任攬了下來，他說，他本人大概有所誤解。鄧小平變得十分惱怒，伍德科克和芮效儉嚴重懷疑鄧小平是否還會同意關係正常化。

經過將近一小時的會談和連珠炮一般的反對後，鄧小平說，臺灣是唯一懸而未決的問題：「我們該怎麼辦？」伍德科克答道，他認為在關係正常化以後，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人會接受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支持中國的統一——當時很多美國官員也和中國官員一樣，認為這會在幾年內發生。伍德科克說，頭等大事是完成關係正常化。鄧小平說：「好。」 話音一落，僵局隨之冰釋。

會談結束時，鄧小平提醒說，如果卡特總統公開宣揚對臺售武，中方將不得不作出反應，任何公開爭論都將有損於中美建交的重大意義。伍德科克向鄧小平保證，美國將盡力讓全世界認識到，中美建交的意義正如雙方共同相信的那樣極其重大。鄧小平說：「好吧，我們如期公佈建交文件。」鄧沒有再和其他任何中國官員協商，中美建交一事就這樣塵埃落定了。

在美國繼續對臺售武的情況下，鄧小平依然決定實現兩國關係正常化。關於他本人在作出一生中這個最重大的決定之一時有何考慮，沒有任何紀錄可考。但他知道，這個決定將使他最珍視的目標之一——在有生之年看到臺灣回歸大陸——的實現變得異常困難。那麼他為什麼還要同意呢？當時他剛剛在其勢均力敵的同事中成為中國的頭號領導人，他可能認為，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可以加強他在中國領導層中的個人地位。或許更重要的是，鄧小平還知道，與美國實現關係正常化，會讓中國更容易得到它在現代化建設中所需要的知識、資本和技術。布熱津斯基幾周前曾告訴柴澤民，美國政治提供了一個短暫的機會，如果他們不迅速行動，下一個機會就得等到1979年底了。多年以來，關係正常化的過程障礙不斷，鄧小平看到機會難得，他不想放過。

鄧小平當時的另一個重要考量，是蘇聯從南部對中國日益增長的威脅。他當時相信存在著很現實的危險：蘇聯有可能進入越南，經由泰國和馬來西亞向馬六甲海峽擴張。他認為，高調展示中美合作可以讓蘇聯變得更謹慎，還可以減少蘇聯對中國攻打越南可能作出反應的危險。鄧小平還知道，布列茲尼夫想在他之前訪問華盛頓，而與伍德科克達成協議很有可能使他搶在布列茲尼夫之前成行。鄧小平作出了深思熟慮的決定，因為他知道自己沒有足夠的力量使美國既同中國建交，又停止對臺售武。如果他想要關係正常化，他就得付出向美國對臺售武作出讓步的高昂代價。他並沒有放棄統一臺灣的目標。他會在中美建交之後，利用一切機會迫使華盛頓減少對臺售武。

中美建交協議在北京和華盛頓同時宣佈。北京時間12月16日上午10時，華盛頓時間12月15日晚9時，雙方發佈了聯合公報：「美利堅合眾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意相互承認，並於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關係。」卡特總統向美國公眾作出宣佈。在中國，名義上仍然是國家元首的華國鋒舉行記者招待會宣佈了這一決定。這條新聞在北京播出後，不論在民眾中還是黨內，都呈現出一派歡欣鼓舞的氣氛。

蔣經國是在半夜被叫醒，得知即將發佈公報的消息的，臺灣人的憤怒一如北京人的欣喜。臺灣官員及其在美國國會的朋友怒不可遏，一些保守派也跟著聲討打算與「共產黨敵人」合作的美國官員。但是，文化差異極大的兩個大國將攜手建立一個更加和平的世界，這一前景無論對美國民眾還是中國民眾都很有吸引力。正如卡特總統本人所說：「我們本以為在全國和國會內部會發生嚴重對立，然而這並沒有成為現實⋯⋯整個世界幾乎都是清一色正面的反應。」[11-61]

 

鄧小平訪美：1979年1月28日–2月5日

六個星期之後，鄧小平和妻子卓琳、伍德科克和妻子莎朗以及鄧小平的隨行人員登上了飛往美國的波音707飛機。隨行人員說，在這次長途飛行的大部分時間，鄧小平處於清醒和警覺的狀態，他既不閱讀也不說話，只是沉思默想。從某種角度說，鄧小平一定感到極其愉快，他不但成功地與美國建交，而且從個人角度來看，他在第三次被撤職後又重新成為中國的頭號領導人，而且即將成為第一位作為美國國賓的中共領導人。

但是鄧小平也肩負重任，他的這次出訪極其重要。他在會見外賓之前，會用幾分鐘時間理清講話的思路。現在他必須思考對很多人將要說的話。他會發表一些事先準備好的講話，但很多講話是即席發言，甚至沒有提綱。並且他已經決定攻打越南，因而存在著蘇聯可能進攻中國的危險。如何確保美國與他合作對抗蘇聯，又不讓正在試圖與蘇聯達成協定的卡特厭煩？關於越南問題他應當對卡特說些什麼？為了推動中國的現代化，他要跟總統、國會和美國民眾建立良好的關係，怎樣做才最為有效？1月9日他曾對薩姆・納恩（Sam Nunn）參議員率領的代表團說，他在美國不會討論人權問題；他說，他對美國在人權上施壓的方式是有一些看法的，但他不會提到它們。[11-62]如果遇到親臺灣的示威者他該如何對待？應當如何應付西方的電視節目主持人？隨行的33名中國記者每天都要向中國觀眾發回新聞和電視報道，他對他們應當說些什麼？如何能夠保持對美國的壓力，使其減少對臺售武，但又不至於引起美國官員的敵意？

萬斯和他的班子為鄧小平抵達華府作準備時，給卡特和其他接待鄧小平的官員準備了有關鄧小平和這次訪問意義的簡報。萬斯在這份13頁的備忘錄中說，鄧小平是一個「非凡人物——急躁、好勝、自信、坦率、直接、強硬、頭腦精明」。萬斯預測說，鄧小平的目標大致包括：幫助卡特說服國會和美國人民接受中美建交；拓寬美中關係，使這些改變變得不可逆轉；激起美國對越南的敵意。但是，緩和美中先前緊張關係的重要意義，遠遠不局限於這些個別的目標，它能夠「對亞洲的政治與戰略格局和全世界造成顯著的影響」。[11-63]

在鄧小平抵達之前，他的訪問已經引起了公眾的極大興趣，超過了自赫魯曉夫1959年訪美以來的任何外國領導人。美國媒體上充斥著有關鄧小平的各種報道：他復出的故事，他推動改革開放的決定，他要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的信念，以及他的這次美國之行。《時代》週刊1月份第一期將鄧小平選為1978年的「年度人物」，理由是他讓一個封閉的共產黨國家步入了新的開放之路。《時代》週刊承認華國鋒仍是主席，但是把鄧小平稱為中國四個現代化的「建築師」。《時代》不知道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已元氣大傷，將鄧小平稱為中國的首席執行官，華國鋒則是董事會主席。

長期以來，美國民眾對地球另一端那個神秘、封閉、古老的文明一直充滿好奇。鄧小平的來訪提供了一道迷人的景觀，引起的關注甚至超過了1972年尼克遜的訪華。這位性格開朗的小個子領導人，會更像是一個刻板教條的「共產黨人」，還是像美國人那樣較為開放？美國工商界盯著中國這個正在開放的潛在大市場，展望能將他們的產品銷往中國的前景，爭著想得到出席國宴的邀請。想在中國設記者站的新聞機構也爭相吸引鄧小平及其代表團的注意。

訪問開始時，卡特總統表現得像鄧小平一樣克制而嚴肅。他為中東帶來和平的努力最初似乎大有希望，但是已經化為泡影；他在民意測驗中的支持率已經跌到了30%左右。他曾對公眾和國會對他決定同臺灣正式斷交、和共產黨大陸恢復正常關係作何反應表示憂慮。國會議員在談判期間一直被蒙在鼓裏，他們是否會對談判沒有徵求他們的意見表示不滿？卡特也很容易受到那些支持臺灣的人的指責，因為他拋棄了老夥伴，而且在通知臺灣總統蔣經國時採用了很不得體的方式——讓美國官員在凌晨把他叫醒，告訴他當天稍後美國將宣佈與臺灣斷交，與大陸實現關係正常化。

鄧小平的訪美安排進行得極快。他在1月28日抵達華盛頓，離12月15日兩國達成協議只有不到六周的時間。雙方為了使訪問取得成功，都工作得加倍努力，而鄧的此次行程總體上也一帆風順。鄧小平的飛機降落在安德魯空軍基地後，他轉乘加長轎車前往首都的布雷爾酒店，美國政府的重要客人一般都下榻於此。美國的東道主知道鄧小平有使用痰盂的習慣，便在布雷爾酒店裏擺放了幾個閃閃發光的新痰盂。其他的細節他們也考慮得很周到。在訪問期間，他們不會把鄧小平帶到有軍事設施或有不能賣給中國的技術的地方。為中國代表團提供的肉食不能是大塊的，而要切成小片，使習慣於用筷子進食的官員易於取用。佐治亞州州長喬治・巴士比（George Busbee）問鄧小平，他在美國有沒有發現什麼特別的事，鄧小平半開玩笑地說，他沒想到美國人居然每一餐都吃小牛肉——原來華盛頓和亞特蘭大細心的東道主此前獲悉鄧小平愛吃的食物中有小牛肉，便連續幾次晚餐都給他上小牛肉。結果，鄧小平下一次進餐時，小牛肉就消失了。

美國的東道主擔心安全問題，尤其是在開放的戶外空間。在白宮草坪的歡迎儀式上，有兩個人在記者席上大呼「毛主席萬歲」，被保安官員迅速帶離，鄧小平則表現得若無其事。[11-64]當時還沒有能在建築物入口處監測攜帶武器者的金屬探測器，因此保安人員盡其所能萬分戒備。還有一個擔心是惡劣天氣妨礙車隊的出行。因此，除了華盛頓之外，在為鄧小平訪問而挑選的另外三個城市中，兩個是氣候溫暖的亞特蘭大和休斯頓，另一個是氣溫適宜的西雅圖。選擇亞特蘭大順理成章，因為它位於卡特的家鄉佐治亞州。伍德科克曾在1月1日問鄧小平，他訪美時想看些什麼，鄧小平立刻回答說，他想看一看太空勘探設備和其他先進技術。[11-65]他在休斯頓參觀了美國太空總署的設施和最先進的油井鑽探技術，然後飛往西雅圖，波音公司正在這裏生產中國剛剛開始購買的新型噴氣式客機。他感興趣的是生產，不是消費。除了在布熱津斯基家中與客人一起用餐，他沒有參觀商店或訪問私人家庭。在亞特蘭大，鄧小平參觀了福特公司的一家最先進的汽車廠，為他導遊的是過去他在北京接見過的亨利・福特二世（Henry Ford II）。

在美國事務上，鄧小平沒有一個高級顧問對美國的理解能夠達到廖承志對日本的精通程度，但是他有已在美國生活數年的黃華外長和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所長李慎之陪伴，後者對美國的歷史和宗教都有深入研究；此外還有鄧小平的主要譯員冀朝鑄，他年幼時在美國生活多年，曾經就讀哈佛，直到1950年大學三年級時回到中國。[11-66]

在鄧小平訪美期間，中國駐華盛頓聯絡處（3月1日即將升格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館）的官員忙得不可開交，甚至無暇接聽電話。這些中國官員都是在中國學習英語，缺少在美國的經驗；各項工作，包括保安、後勤、與美國東道主的協調、準備祝酒詞和講話、應付大約950名西方媒體記者和33名中國媒體代表的要求等等，讓他們不堪重負。他們為了把工作做好而緊張地忙碌著。

中國媒體對鄧小平訪美作了廣泛報道。當時的中國平均每千人才有一台電視機，而且大多是在重要官員的辦公室裏，每台電視機往往都有一大群人同時觀看。中國的城市當時只有一個電視台——中央電視台。鄧小平的隨行人員中不僅包括大報和新華社的記者，還有中國的首席新聞播音員趙忠祥，他在美國負責製作半小時的節目，每天行程結束後傳回國內。此外，中國的一個電影攝製組製作編輯了一部紀錄片，將於訪問結束後在國內放映。對於許多中國人來說，鄧小平的訪美使他們有機會直觀地看到美國，看到它的現代工廠、它的政治領袖和普通民眾。[11-67]鄧小平鼓勵中國民眾對美國的這種興趣，他希望這有助於中國觀眾明白自己的國家是多麼落後，多麼需要變革。

在訪美行程的前幾天，鄧小平仍然很拘謹。他一本正經，態度嚴肅，甚至揮手時也中規中矩。他沒有舉行記者招待會，也很少流露感情。

 

華盛頓

鄧小平在1月28日抵達華盛頓並休息了幾個小時後，便出席了在布熱津斯基——鄧的反蘇和支持關係正常化的盟友——家中的非正式小型晚宴，這是去年5月他就答應了的。經過長途飛行之後，鄧小平看上去難免有些疲勞，但據布熱津斯基說，鄧小平和妻子展示了出色的幽默感，鄧則證明了自己反應敏捷。布熱津斯基說，中國和法國的文明都自認為高人一等，鄧小平答道：「不妨這麼說，中國菜在東亞是最好的，法國菜在歐洲是最好的。」[11-68]布熱津斯基說，卡特要與中國恢復邦交時，遇到過美國國內親臺灣的游說團體的麻煩，他問鄧小平是否在國內也有類似的麻煩。鄧小平敏捷地答道：「我也有啊，臺灣的1,700萬中國人就反對。」[11-69]

席間有人問鄧小平，如果中國受到蘇聯的攻擊，會作出何種反應。鄧小平對在座的人——包括副總統蒙代爾、國務卿萬斯、布熱津斯基、米歇爾・奧克森伯格——說，中國有核武器，可以打到布拉茨克大壩、諾沃西比爾斯克，甚至有可能打到莫斯科。毛澤東曾說過中國能夠打持久戰把敵人拖垮，從核打擊和外敵入侵中挺過來。鄧小平對最壞的情況也有通盤的考慮。在這次非正式的交談中，他很嚴肅地對布熱津斯基說，他希望和總統有一個小範圍的私下會晤，談一談越南的事情。[11-70]

第二天1月29日，鄧小平在上午和下午都與卡特總統舉行了會談，午餐由萬斯國務卿做東，晚上則是正式的國宴。卡特在當晚的日記中寫道：「和他會談很愉快。」[11-71]卡特說，鄧小平聽得十分認真，也對他的講話提出了一些問題。在次日上午他們的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會談中，據布熱津斯基說，卡特和鄧小平坦誠而直率，他們的討論更像是盟友而不是對手之間的會談。

第一次會談時鄧小平請卡特先發言。卡特介紹了他對國際形勢的看法，強調美國感到有責任幫助世界人民改善生活質量，其內容包括政治參與、免於本國政府的迫害、擺脫外來強權。輪到鄧小平發言時他說，中國領導人過去認為最大的危險來自兩大強權，但他們最近開始認為美國的危險要小於蘇聯。接下來當鄧小平談到蘇聯擴張主義的潛在危險時，他變得專注而且極其嚴肅。他承認中美兩國現在結成同盟沒有好處，但他相信兩國應當密切合作對抗蘇聯的擴張。

鄧小平將越南稱為東方的古巴，是蘇聯從南部威脅中國的基地。在鄧小平看來，蘇聯和越南已經建成一個亞洲集體防衛體系，威脅著所有周邊國家。「中國實現全面現代化需要長期和平」，因此中美兩國應當協調行動，遏阻蘇聯。中國現在還不可能與南韓直接接觸，但他希望北韓半島南北雙方能夠舉行走向重新統一的談判。[11-72]中國也可以同日本——他去年10月剛訪問過那裏——合作限制蘇聯的擴張主義。他在赴美之前也曾對《時代》週刊的赫德利・多諾萬（Hedley Donovan）說，中國要同日本和美國一起對付俄國這頭北極熊。[11-73]

下午的會談——1月29日三次會談中的第二次——快要結束時，鄧小平再次要求與卡特舉行小範圍的私下會談，討論一個機密問題。於是卡特、蒙代爾、萬斯和布熱津斯基同鄧小平和他的譯員一起離開了在座的其他人，去了橢圓形辦公室。在那裏進行的一個小時的會談中，鄧小平以嚴肅而又果決的作風，說明了他要對越南進行懲罰性打擊的計劃。他解釋說，蘇聯和越南在東南亞的野心造成了嚴重危險，這將以越南佔領柬埔寨作為起點。鄧小平說，必須打破蘇聯的如意算盤，適當地給越南一個小小的教訓。卡特想讓鄧小平打消進攻越南的念頭，不過他沒有說反對此事。他表示擔心，中國如果進攻越南就會被視為侵略者。他知道這將更難以爭取到國會對中美合作的支持，尤其考慮到，維護和平正是他的行政當局為發展中美關係提出的理由之一。

次日鄧小平又和卡特私下會晤，就中國進攻越南進行了最後的會談。卡特向鄧小平讀了他連夜親筆寫好的紙條，解釋他為何建議中國不要這樣做的原因。卡特說：「中國挑起的武裝衝突，將使美國對中國的普遍政策以及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未來產生嚴重關切。」[11-74]鄧小平解釋了他為何要堅持自己的決定，但是他向卡特保證，即使中國軍隊發動進攻，也會在10天到20天後撤出。鄧小平又進一步堅持說，中國攻打越南的好處將是長期的。如果中國這一次不給蘇聯一個教訓，蘇聯就會像利用古巴那樣利用越南。（鄧小平還預言蘇聯也會進入阿富汗，而蘇聯確實在1979年12月入侵了阿富汗。）然後鄧小平和卡特回到眾人之中。卡特注意到，鄧小平在完成了他真正嚴肅的任務之後，又變得輕鬆愉快起來。[11-75]

美國和中國都擔心蘇聯有可能介入中越衝突。鄧小平訪美後不久，美國官員就發出警告說，蘇聯如果開始利用越南的金蘭灣作為海軍基地，將是嚴重的挑釁行為。[11-76]雖然卡特不支持中國打越南，而且後來將這一點通告了蘇聯，但是當中國在2月對越南發動進攻時，鄧小平已經達到了自己的目的：使蘇聯對於站在越南一邊變得更加謹慎，因為他們現在要擔心美國有可能採取某種報復行動。

鄧小平在華盛頓期間也希望落實向美國派遣留學生一事。然而卡特總統對學生交流卻有自己的顧慮。他首先抱怨說，中國把在華的外國留學生與中國學生隔離開來。鄧小平解釋說，這樣做是因為中國大學的生活條件不好，想給外國人提供一個可以接受的生活環境。卡特接著又說，他不希望由中國來選擇哪一些外國學生可以被接受。鄧小平笑著說，中國足夠強大，可以承受一些背景不同的學生，中國也不會將意識形態作為衡量是否接受他們的標準。他又說，對記者的外出採訪活動仍要加以限制，但不會審查他們的稿件。

在最後的會談中，卡特和鄧小平簽署了有關領事館、貿易、科技和文化交流的協定。鄧小平表示，假如美國和日本敦促臺灣與北京談判，美國減少對臺軍售，它們就能為世界和平作出貢獻。他對卡特說，北京只有在兩種情況下才會對臺灣動武：一是臺灣長期拒絕與北京談判，二是蘇聯涉足臺灣。[11-77]

據布熱津斯基說，為鄧小平舉行的國宴大概是卡特入主白宮四年中最為講究的宴會。[11-78]據卡特本人說，在1月29日的宴會上，由於鄧小平個頭小，興致又高，在他的女兒艾美和其他在場的孩子中間大受歡迎，雙方似乎都十分愉快。[11-79]鄧小平的女兒在講述自己的家庭生活時也說，父親很享受兒孫繞膝的樂趣，儘管他說話不多。

卡特利用國宴的機會，善意地與鄧小平談起兩人對外國在華傳教士的不同觀點。卡特過去當過教會主日學校的教師，年輕時曾把零花錢通過教會捐給在華傳教士。他讚揚了傳教士在中國發揮的作用，指出在華傳教士中有不少好人，還提到他們所建立的學校和醫院。鄧小平回答說，他們很多人都想改變中國的生活方式，他承認一些教會學校和醫院仍在運轉，但是他表示反對批准恢復傳教活動。卡特還建議鄧小平允許發放《聖經》和信仰自由。當卡特後來訪華時，他對中國在這兩個方面取得的進步感到滿意。

尼克遜訪華時鄧小平還在江西的「桃花源」中下放，但鄧訪美時提出希望與尼克遜見一面，代表中國人民向這位在恢復中美邦交上作出貢獻的前總統表達謝意。卡特答應了鄧小平的請求，同意兩人私下見面，卡特也邀請尼克遜出席了為鄧小平舉辦的國宴，這是尼克遜在1974年8月不光彩地離開之後第一次回到白宮。[11-80]這次白宮之行後，尼克遜給卡特寫了一封周到的私人信件，表示支持卡特的建交決定，並就美中關係的未來提出了一些看法。[11-81]

國宴之後是甘迺迪藝術中心的演出，演出向全國電視觀眾做了直播，一位美國官員說它「大概是整個卡特當政期間最風光的一個晚上」。[11-82]佐治亞的花生農場主卡特和軍人鄧小平，他們各自代表著自己的國家，手拉著手站在一起。當他們被介紹給觀眾時，樂隊奏響了英文歌曲〈好想認識你〉。[11-83]包括艾美・卡特在內的一群美國兒童用中文演唱了幾首鄧小平喜愛的歌曲後，鄧小平出人意料地走上台去吻了他們的手。據蒙代爾副總統說，當時大廳裏人人眼中閃動著淚光。他也許並沒有誇大其詞。[11-84]

在與內閣官員的會談中，鄧小平主要談的是貿易問題。他在1月31日和他們的會談中預言，如果中國能得到貿易最惠國地位（事實上是指正常的貿易關係），那麼用不了多久，美國和中國大陸的貿易額（當時與美臺貿易額差不多）就能擴大十倍。在與行政官員的會談中，鄧小平與美方達成了解凍中國在美資產和美國在華資產的協議。美方官員同意，除了將各自的聯絡處升格為大使館，兩國還將在其他城市設立兩個領事館。鄧小平還和美方人員討論了兩國開通直飛航線需要做的事情。中方官員同意制訂一個讓美國媒體在華設立記者站的時間表。鄧小平還參加了一些促進學術和科學交流的會談。

鄧小平並不完全明白逐步提升技術所需的過程，他也不完全理解私人公司要利用專利和版權收回其研發成本的考慮。鄧小平才剛剛開始意識到這些複雜的問題，仍對此懷著過高的期望。他簡單地宣佈，他要的不是70年代的技術，而是最尖端的技術。[11-85]

在與國會參議院的會談中，他的東道主是參議員羅拔・比爾德（Robert Byrd），在眾議院會談中接待他的則是眾議院議長提普・奧尼爾（Tip O’Neill）。對奧尼爾談到的分權制度，尤其是立法和行政部門為權力和影響力而相互競爭這一點，鄧小平很著迷。他本人頗為喜歡奧尼爾，後來奧尼爾又應鄧之邀去北京會晤了鄧小平。但奧尼爾後來寫道，鄧小平絕不懷疑，至少就中國而言，分權制是一種十分低效的治國方式，是中國應當避免的。[11-86]

在鄧小平與國會的會談中出現的一個關鍵問題是，中國是否允許人民自由移民。國會在四年前通過了《傑克遜——瓦尼克修正案》，要求共產黨國家允許希望移民的人自由離開，然後國會才能批准這些國家享有正常貿易關係。當國會議員逼問鄧小平中國是否允許自由移民時，鄧小平回答說：「噢，這事好辦！你們想要多少？一千萬？一千五百萬？」他說的時候不苟言笑，國會議員們再也不敢追問下去。結果中國得到了豁免，得到了最惠國待遇。[11-87]

儘管作了精心準備，一個為美國的「中國通」而舉辦的招待會在地點選擇上還是出了大漏子。招待會的舉辦地點是國家美術館的東展廳，這座漂亮的建築由著名的美籍華裔建築師貝聿銘設計，之所以選擇這裏是為了彰顯華裔美國人的作用。參加招待會的是關心中國的工商界、學術界和外交界人士，主辦方是外交政策協會、美國國家美術館、美中關係委員會、對華學術交流委員會、亞洲學會和美中商會。這是一次各界人士出席的盛大集會，其中很多人已經在香港相識，因為在中國對外開放之前，那裏是政府、新聞界、商業界和學術界觀察中國的主要中心。這是個喜慶的時刻，也是一個很多參加者為之努力並期盼已久的值得慶祝的日子。可是貝聿銘後來聽說這次招待會請鄧小平在那裏講話後，感到十分錯愕，因為那個地方根本沒有為公開演講進行聲學設計。事實上，當鄧小平講話時，儘管有麥克風，參加招待的人仍聽不清他在說些什麼，他們繼續跟朋友們不時地相互寒暄。鄧小平身邊的人知道他不高興，但他繼續唸自己的講稿，沒有流露出任何不快，仿佛是在對黨代會上一群聽話的、坐著一動不動的黨員們講話。[11-88]

 

費城、亞特蘭大、休斯頓和西雅圖

在與華盛頓官員的會談中，鄧小平談的是全球戰略問題。但是在參觀各地的旅途中，他則著重考察現代工業和交通，並鼓勵美國商人對華投資、學術界人士促進學術交流、普通民眾支持兩國建立更緊密的聯繫。[11-89]在與工商界人士的交談中，他強調中國有很多商品可供出口，用來購買他急於得到的技術。[11-90]在他停留的大多數地方都有揮舞著臺灣青天白日旗的抗議者，有些地方還有狂熱的美國左派抗議鄧小平投靠資產階級，背叛毛的革命。不過大體而言，他的聽眾中洋溢著支持的氣氛——其中混合著熱情、好奇與善意。[11-91]

鄧小平在訪美期間沒有舉行公開的記者招待會，也沒有在電視上現場回答問題。但是他給和他同行的美國記者留下的印象是：他平易近人，努力回答記者們和他在旅途中遇到的工商業人士的問題。他確實接見了主要電視台的四位主播。[11-92]其中唐・奧伯多弗（Don Oberdorfer）是一位傑出的外交和亞洲事務記者，他在鄧小平到四個城市參觀時也一路隨行。據奧伯多弗說，在華盛頓的前幾日結束之後，鄧小平就放鬆下來了。他在各地揮手向人群致意，並和他們握手。對於特殊的朋友，如在西雅圖遇到的參議員亨利・傑克遜，他會送上熱情的擁抱。奧伯多弗描述鄧小平時說：「他的眼光中混雜著迷茫與興奮，那更像是年輕人而不是老人的特點。」[11-93]

1月31日，鄧小平在費城的天普大學接受了榮譽學位。他在演講中說：「天普大學也以堅持學術自由而聞名，我認為這是貴校取得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貴校為我這個信仰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人授予了榮譽博士學位，就充分證明了這一點。⋯⋯美國人民是偉大的人民，在短短的二百年時間裏發展出了巨大的生產力和豐富的物質財富，為人類文明作出了傑出貢獻。美國在發展生產的過程中積累的豐富經驗，也可以讓其他國家從中學習受益。」

在亞特蘭大，鄧小平迷住了卡特總統家鄉的人們。儘管他只在那裏呆了23個小時，在幾天內他一直是媒體上的主角。他在有1,400人參加的午宴上發表了講話，讚揚亞特蘭大歷史上的領導人在內戰之後重建城市的表現。[11-94]他把這座城市的過去與中國的現在聯繫在一起：美國南方一直被認為是比較落後的地區，「但現在它已經成了領跑者。我們在中國也面臨著改變我們落後面貌的任務⋯⋯你們的偉大勇氣鼓舞著我們的信心」。[11-95]亞特蘭大的報紙刊登了一幅鄧小平妻子卓琳擁抱艾美・卡特的照片，並報道了她在羅薩琳・卡特（Rosalynn Carter）女士的陪同下，在華盛頓參觀艾美的學校、一家兒童醫院和華盛頓動物園的大熊貓的情況。[11-96]

伍德科克回憶說，在休斯頓，鄧小平鑽進了詹森太空訓練中心一個複製的太空倉，他「很著迷⋯⋯在這個模擬著陸的運載器中他非常開心，我想他大概願意一整天都待在裏面」。[11-97]在休斯頓以西37英里的西蒙頓牛仔馬術表演中，歐威爾・謝爾（Orville Schell）報道說：「鄧小平在他的助手、部長和譯員的簇擁下，就像小鎮上的老練政客一樣用力地揮著手。鄧小平⋯⋯走到圍欄前⋯⋯一個姑娘騎著馬飛奔而至，把自己的寬邊呢帽遞給了鄧小平，口哨和歡呼聲在人群中響成一片。他們高興地看到，鄧小平像表演一樣把他的新帽子戴在頭上。他用這個簡單的動作，不僅結束了中美兩國30年的怨恨，也給了他的人民某種許可，讓他們和他一起接納美國的生活和文化⋯⋯消除中國對西方根深蒂固的抵制。」[11-98]在全美國，鄧小平一臉笑容、戴著牛仔帽的照片，成了他訪美的象徵。它給美國公眾傳遞的信息是：鄧小平不但很幽默，而且不太像「那些共產黨」，而是更像「我們」。《休斯頓郵報》的頭條標題是：「鄧小平不問政治，成了德克薩斯人」。[11-99]

除了參觀福特和波音的現代工廠、石油鑽探設備和休斯頓太空中心，鄧小平還乘坐了造型流暢的直升飛機和氣墊船。在參觀現代工業場所和太空中心時，鄧小平及其隨行人員進一步加強了他們訪日時得到的印象：中國為了實現現代化，在組織與管理上必須進行巨大的改革。[11-100]鄧小平與摩天大樓和高速公路上川流不息的汽車一起，被展現在了中國的電視螢幕上。

行程結束時，鄧小平在西雅圖說：「我們兩國是隔洋相望的鄰居。太平洋不應該是一道障礙，今後應當成為一條紐帶。」[11-101]在就要離開西雅圖飛往東京時，鄧小平患了感冒。（伍德科克回憶說：「我們全都既興奮異常，又筋疲力盡。」）黃華外長代他出席了最後一次記者和主編的早餐會。動身之前，在機場內——因為外邊寒風中飄著細雨——舉行的最後一次通報會上，因發燒而略帶鼻音的鄧小平說：「我們帶著中國人民的友誼而來，滿載著美國人民的情誼而歸。」[11-102]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占美・卡特在他的私人日記中寫道：「鄧小平的來訪是我在總統任內最愉快的經歷之一。對我而言一切都很順利，中國領導人似乎也同樣愉快。」[11-103]卡特對鄧小平的描述是：「聰明、強硬、機智、坦率、勇敢、有風度、自信且友好。」[11-104]卡特也感謝鄧小平能夠體諒美國的政治現實，沒有強調兩國關係的反蘇基礎，因為這樣的言論將有損於美蘇兩國達成軍備控制協議的努力。[11-105]

這次訪問象徵著兩國將攜手創造一個和平的世界，這對美中兩國人民都有巨大的感召力。如果說訪問的成功有賴於鄧小平的個人特質的話，那麼這些特質包括他為改善中美關係所作的真誠努力，他內心深處的自信，以及他擔當這個特殊角色時的游刃有餘。這些素質使他能夠完全表現出自在、坦率和機智，以及在得到聽眾的讚賞時由衷的喜悅。一些敏於觀察的中國人說，鄧小平平時並不張揚自己，但一旦遇到挑戰他就能充分振作起來，這正是他在美國的表現。

20年前，蘇聯領導人尼基塔・赫魯曉夫曾在美國刮了13天的旋風。赫魯曉夫個性張揚、固執己見且很愛熱鬧，鄧小平顯然與之不同。事實上，赫魯曉夫的確更加惹人注目。他和鄧小平都想開創與美國關係的新時代。鄧小平較為拘謹，做事有板有眼，不願改變自己的計劃。[11-106]但是，鄧小平通過他所達成的交流計劃以及同美國工商界的接觸，為穩定的中美關係打下了更深厚的基礎，這是赫魯曉夫沒有為蘇美關係做到的。在各個城市聽過鄧小平講話的美國商人，馬上著手準備去中國尋找商機。在亞特蘭大與他見過面的17位州長中，有不少人計劃與當地商人組團訪華。商務部長冉尼塔・科雷普斯（Juanita Kreps）、農業部長鮑伯・貝格蘭（Bob Bergland）和能源部長詹姆斯・施萊辛格（James Schlesinger）也準備在未來幾個月率團在各自領域內與中國拓展關係。國會議員們，即使很多過去批評過中國的人，也都爭相加入訪華的行列。赫魯曉夫在訪美五年後被趕下了台，而鄧小平在訪美後的十多年裏一直擔任中國的頭號領導人，得以見證他在美國播下的種子結出累累碩果。

鄧小平在訪美期間，於1979年1月31日和國家科委主任方毅一起同美國簽訂了促進科學交流的協定。[11-107]1979年初第一批50名中國留學生抵達美國，他們前途遠大，但準備不足。鄧小平訪美後的一年裏，有1,025名中國人持學生簽證赴美，到1984年時則有14,000名中國學生進入美國大學，其中三分之二所學專業是自然科學、醫學和工程。[11-108]北大和清華這兩所中國的頂尖級大學，被非正式地看作赴美深造留學生的「預科學校」。1979年標誌著中斷了30年的中美交往重新恢復，但是短短幾年之內，中美交流的範圍和規模就遠遠超過了1949年以前的水平。

美國國務院一些有頭腦的官員，雖然完全相信美中恢復邦交的價值，但是對鄧小平訪美期間美國對中國的過度情緒化反應也表示擔憂。他們擔心美國政府和媒體向美國民眾過度推銷中國，就像他們在二戰期間過度推銷蔣介石一樣——當時美中兩國是同盟，美國民眾對國民黨內猖獗的腐敗毫不知情。在鄧小平1979年引人矚目的訪美行程之後，熱情的美國人並不瞭解中國共產黨仍在繼續施行的威權主義、中美兩國在國家利益上的分歧，以及那些仍然妨礙著解決臺灣問題的巨大障礙。[11-109]

鄧小平訪美對中國的作用，甚至比對美國的影響更大。鄧小平的訪問改變了美國人對中國的印象；而在中國，他的訪問使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未來觀發生了一系列的巨變。鄧小平訪美使中國民眾瞭解了現代生活方式，其作用甚至大於他對日本和東南亞的訪問。中國電視上每天播出的新聞和鄧小平訪美期間製作的紀錄片，展現了美國生活十分正面的形象——不僅是美國的工廠、交通和通訊，還有住著新式住宅、擁有各種現代傢俱和穿著時髦的美國家庭。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被呈現給中國人，讓他們趨之若鶩。甚至連在北京的為數不多的美國人與中國人之間的藩籬也被衝破，相互之間到家裏作客不再受到禁止。毛澤東當年說過對革命來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國在1979年以後也經歷了一場革命，其規模和持續時間遠遠超過毛的革命。點燃這場革命的火星固然有許多，但其中迅速形成燎原之勢的火星，當推鄧小平的訪美。

就像美國人對鄧小平作出了過度反應一樣，很多中國人也對鄧向美國的開放作出了過度的反應。有些中國人想一夜之間就能得到一切，沒有意識到在能夠享受經濟增長的成果之前，中國需要作出多少改變。還有一些人急於引進中國的現實還難以適應的制度和價值。在中國和西方道路之間找到適當的平衡並不容易，但是對外開放帶來了中西的雜交優勢和思想的復興，它們隨著時間的推移將重新塑造中國。

1979年2月結束訪美時，鄧小平對他的譯員施燕華說，通過這次訪問，他已完成了自己的任務。最初施燕華並不明白鄧小平的意思。無論在鄧小平的隨行人員還是與他會面的外國人看來，他顯然很享受這次出訪——這個看看外部世界、聽人們對他說些恭維話的機會似乎很讓他愉快。但這並不是他出訪的目的。他出訪是因為他要為自己的國家完成一項任務。他認為自己有責任改善與鄰國的關係，向日本和美國進一步敞開國門。這既是為了遏制蘇聯，也是為中國的現代化爭取幫助。現在他已經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履行了自己的職責，他可以轉向另一些重要任務了。鄧小平在當時的15個月裏5次出訪國外。雖然他又活了18年，但是從此再也沒有邁出國門。[11-110]

[11-1]Memcon, Carter with Huang Zhen, 2/8/77, vertical file, China, box 40, Jimmy Carter Library, Atlanta; Memo, Michel Oksenberg to Zbigniew Brzezinski, no. 17, “The Road to Normalization” （談判完成不久後后寫下的9頁會談總結）, vertical file, China, Jimmy Carter Library, the Fairbank Collection, Fu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也有收藏。

[11-2]Memcon, Secretary Vance’s meeting with Huang Hua, 8/24/77, vertical file, China, Jimmy Carter Library. 關於引導談判和完成關係正常化談判的協商的不同記述，見Cyrus Vance, Hard Choices: Critical Years in America’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3), pp. 75–83; Jimmy Carter, Keeping Faith: Memoirs of a President (Fayetteville: University of Arkansas Press, 1995), pp. 190–197; Zbigniew Br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 Memoir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1977–1981 (New York: Farrar, Straus, Giroux, 1983); Robert S.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969–1989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atrick C. Tyler, A Great Wall: Six Presidents and China: An Investigative History (New York: PublicAffairs, 1999); Jimmy Carter, Zbigniew Brzezinski, and Richard N. Gardner, “Being There,” Foreign Affairs 78, no. 6 (November–December 1999): 164–167; Brent Scowcroft and Patrick Tyler, “Safe Keeping,” Foreign Affairs 79, no. 1 (January–February 2000): 192–194; James Mann, About Face: A History of America’s Curio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from Nixon to Clinton (New York: Alfred Knopf, 1999); Richard H. Solomon, U.S.-PRC Political Negotiations, 1967–1984: An Annotated Chronology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1985)，此文獻原來保密，後被解密; Richard H. Solomon, Chinese Negotiating Behavior: Pursuing Interests through “Old Friends”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1999); Nicholas Platt, China Boys: How U.S. Relations with the PRC Began and Grew (Washington, D. C.: New Academia, 2009); Jeffrey T. Richelson, project director,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From Hostility to Engagement, 1960–1998 (Alexandria, Va.: Chadwyck-Healey, 1999). 有關臺灣問題的記述，見Nancy Bernkopf Tucker, Strait Talk: United States-Taiwan Relations and the Crisis with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及Alan D. Romberg, Rein in at the Brink of the Precipice: American Policy toward Taiwan and U. S.-PRC Relations (Washington, D. C.: Henry L. Stimson Center, 2003)。在撰寫本章內容時，我曾與一些官員交談，如卡特總統、蒙代爾、布熱津斯基、芮效儉（Stapleton Roy）、查斯・弗里曼（Chas Freeman）、理查德・索羅門（Richard Solomon）、温・勞德（Win Lord）、米歇爾・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和尼古拉斯・普拉特（Nicholas Platt）。我也與中國外交官員黄華以及中國譯員冀朝鑄、唐聞生、章含之和施燕華交談。此外，我還利用了「卡特政府對華政策口述史項目」（Carter Administration China Policy Oral History Project, LWMOT），該項目是由奥克森伯格和伍德科克（Leonard Woodcock）離任後，這為記錄他們所参與的中美關係正常化過程這段歷史，從1981年秋天到1982年夏天進行的39次交談的錄音。這些交談的錄音現藏於韋恩州立大學（Wayne State University）圖書館，一部分屬於伍德科克本人的私人文件，他的遺孀莎朗・伍德科克（Sharon Woodcock）慷慨地為我提供了閱讀它們的機會。

[11-3]Memcon, Meeting of Teng Xiao-ping and Secretary Vance, 8/24/77, vertical file, China, Jimmy Carter Library; Vance, Hard Choices, p. 82.

[11-4]Solomon, Chinese Negotiating Behavior.

[11-5]外交部檔案館編：《偉人的足跡：鄧小平外交活動大事記》（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1977年8月24日。

[11-6]轉引自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1977年8月24日，頁188–189。

[11-7]Vance, Hard Choices, p. 82; Solomon, U.S.-PRC Political Negotiation, 1967–1984, p. 62.

[11-8]《偉人的足跡：鄧小平外交活動大事記》，1977年8月24日。

[11-9]Vance, Hard Choices, pp. 82–83;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p. 110–111.

[11-10]《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年8月24日，頁188–189。

[11-11]Robert S. Ross, Indochina Tangle: China’s Vietnam Policy, 1975–1979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人民日報》，1975年11月26日。

[11-12]Memcon, Meeting of Teng Xiao-ping and Secretary Vance, 8/24/77, vertical file, China, Jimmy Carter Library; 《偉人的足跡：鄧小平外交活動大事記》，1977年9月17日。

[11-13]Tyler, A Great Wall, pp. 249–250.

[11-14]14. 1977年11月18日布熱津斯基致伍德科克大使的電文，Brzezinski Collection, Geo file, “Brzezinski’s Trip [11/19/77–5/14/78],” box 9, Jimmy Carter Library.

[11-15]2009年4月對占美・卡特的採訪，以及同芮效儉和伍德科克的遺孀莎朗・伍德科克的幾次交談。這些事件的很多內容可見於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p. 126–132. 有關布熱津斯基與萬斯對立的討論，見Tyler, A Great Wall, pp. 237–239.

[11-16]Memo, Michel Oksenberg to Zbigniew Brzezinski, “Impressions on Our China Policy to Date,” 8/23/78, Jimmy Carter Library, the Fairbank Collection, Fu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亦有藏；Michel Oksenberg, “A Decade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Foreign Affairs 61, no. 11 (Fall 1982): 184.

[11-17]2008年10月對芮效儉的採訪，芮效儉負責向國會領袖通報情况。

[11-18]Memcon, Meeting of Zbigniew Brzezinski and Vice Premier Teng Hsiao P’ing, 5/25/78, vertical file, China, Jimmy Carter Library.

[11-19]Memo, Cyrus Vance to the President on “Next Moves on China” Woodcock’s Approach, 6/13/78, NSA Staff Material, Far East-Armacost, “Armacost Chron. File [6/14–6/30/78],” box 7, Jimmy Carter Library.

[11-20]雖然美方採取了嚴格的保密措施，但華盛頓少數政府官員也參與過幾次討論，包括理查德・霍爾布魯克（Richard Holbrooke），宋賀德（Harry Thayer），羅杰・蘇利文（Roger Sullivan)， 李潔明（James Lilley），Charles Neuhauser，和沈大偉（David Shambaugh）。

[11-21]Memcon, Dr. Brzezinski’s meeting with Foreign Minister Huang Hua, May 21, 1978, 9:52 a.m. to 1:20 p.m., vertical file, China, Jimmy Carter Library; Solomon, U.S.-PRC Political Negotiations, 1967–1984, p. 64; Br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 p. 212. 布熱津斯基寫道，他對黄華說，遠東的和平依靠美國繼續保持信用，他以這種委婉的方式解釋美國要保留繼續對台售武的權利。12月中國對美國打算繼續對台售武表示不解。見他們的談話紀錄和Tyler, A Great Wall, pp. 254–255.

[11-22]Carter, Keeping Faith, p. 200.

[11-23]Br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 pp. 213–214.

[11-24]《偉人的足跡：鄧小平外交活動大事記》，1978年5月21日。

[11-25]Oksenberg to Brzezinski, “The Road to Normalization.”

[11-26]轉引自Memcon, Meeting of Zbigniew Brzezinski and Vice Premier Teng Hsiao P’ing, 5/25/78.

[11-27]Br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 p. 215.

[11-28]《偉人的足跡：鄧小平外交活動大事記》，1978年5月22日。

[11-29]《偉人的足跡：鄧小平外交活動大事記》，2005年8月6日。

[11-30]Solomon, U.S.-PRC Political Negotiations, 1967–1984, pp. 65–69.

[11-31]SWDXP-2, pp. 101–107.

[11-32]《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8年7月10日，頁339–340。

[11-33]Katlin Smith, “The Role of Scientists in Normalizing U.S.-China Relations: 1965–1979,” in Allison L. C. de Cerreno and Alexander Keynan, eds., “The Role of Scientists in Mitigating International Discord,”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866 (December 1998): 120; 作者2005年12月對Anne Keatley Solomon的採訪，她當時是負責安排這次訪問的美國國家科學院成員；Richard C. Atkinson （新聞界代表團的成員之一），“Recollection of Events Leading to the First Exchange of Students, Scholars, and Scientist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t http://www.rca.ucsd.edu/speeches/Recollections_China_student_exchange.pdf, 訪問時間2011年3月22日。我多年擔任對華學術交流委員會成員，參加過1973年5月首個訪問中國的科學家代表團。中國科學家在文革期間受到壓制，但仍抱有希望，儘管直到1978年两國關係才開始升温。為響應鄧小平要派學者去深造的要求，1978年10月中旬北京大學校长周培源率一个中國学者代表團訪美。由於文革時期可憐的教育狀况，第一年的人數不足700，而且很多實際成行者的英語準備不足。美國政府計劃通過政府項目管理雙方的交流，就像處理美蘇交流那样，但是在芝加哥大學拿過博士學位的周培源去華盛頓之前，在西海岸同一些學者私下接觸，發現可以作出大量私人安排，無需正式的政府關係﹙2005年對Anne Keatley Solomon的採訪﹚；Atkinson, “Recollection of Events”; 又見Memo, Frank Press to the President, 10/16/78, Staff Offices Collec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dviser, Jimmy Carter Library.

[11-34]2009年4月對占美・卡特的訪談。

[11-35]LWMOT, tape 15, p. 25.

[11-36]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 159.

[11-37]Vance to Woodcock, 6/28/78, Brzezinski Collection, box 9, doc. 4, China, Alpha Channel [2/72–11/78], Jimmy Carter Library.

[11-38]Woodcock to the White House, 7/25/78, Brzezinski Collection, box 9, doc. 4, China, Alpha Channel [2/72–11/78], Jimmy Carter Library.

[11-39]黄華的自傳是：《親歷與見聞》（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7）。英譯本為Hua Huang, Huang Hua Memoir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08)。

[11-40]Vance, Hard Choices, p. 117.

[11-41]Memcon, USLO Peking, “Transcript of CODEL Wolff Meeting with Teng Hsiao-píng,” 7/10/78, vertical file, China, box 40, Jimmy Carter Library.

[11-42]2008年10月對芮效儉的採訪。

[11-43]Richard Holbrooke and Michel Oksenberg to Ambassador Woodcock, 9/7/78, vertical file, China, box 40, doc. 24, Jimmy Carter Library.

[11-44]Memcon, Summary of the President’s Meeting with Ambassador Ch’ai Tsemin, 9/19/78, vertical file, China, box 41, Jimmy Carter Library.

[11-45]Memcon, Summary of Secretary Vance’s Meeting with Foreign Minister Huang Hua, 10/3/78, vertical file, China, Jimmy Carter Library.

[11-46]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p. 134–136.

[11-47]作者對芮效儉的採訪。

[11-48]Robert D. Novak, The Prince of Darkness: 50 Years Reporting in Washington (New York: Crown Forum, 2007), pp. 324–332; 《偉人的足跡：鄧小平外交活動大事記》，1978年11月27日。

[11-49]Leonard Woodcock to Cyrus Vance and Zbigniew Brzezinski, “Sixth Session: December 4 Meeting with Han Nianlong,” Brzezinski Collection, Alpha box 9 cont. [12/78–1/79], docs. 3A, 4A, 5, and 6, Jimmy Carter Library.

[11-50]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p. 136–137.

[11-51]Solomon, U.S.-PRC Political Negotiations, 1967–1984, p. 71; ibid., pp. 136–137.

[11-52]Leonard Woodcock to Cyrus Vance and Zbigniew Brzezinski, “My Meeting with Teng Xiaoping December 13,” vertical file, China, box 40, Jimmy Carter Library.

[11-53]Leonard Woodcock to Cyrus Vance and Zbigniew Brzezinski, “My Meeting with Teng Xiaoping December 13,” vertical file, China, box 40, Jimmy Carter Library.

[11-54]LWMOT, tape 19, p. 8.

[11-55]Leonard Woodcock to Cyrus Vance and Zbigniew Brzezinski, “To the White House Immediate,” 12/14/78, vertical file, China, box 40, Jimmy Carter Library.

[11-56]Leonard Woodcock to Cyrus Vance and Zbigniew Brzezinski, “To the White House Immediate,” 12/14/78, vertical file, China, box 40, Jimmy Carter Library.

[11-57]LWMOT, tape 18, p. 28.

[11-58]Cable, Woodcock to Vance and Brzezinski, “Full Transcript of December 15 Meeting with Teng,” 12/15/78, vertical file, China, box 40, Jimmy Carter Library.

[11-59]Cable, Woodcock to Vance and Brzezinski, “Full Transcript of December 15 Meeting with Teng,” 12/15/78, vertical file, China, box 40, Jimmy Carter Library.

[11-60]這段話和所有會談中的引語見Leonard Woodcock to Cyrus Vance and Zbigniew Brzezinski, “Full Transcript of December 15 meeting with Teng,” 12/15/78, vertical file, China, box 40, Jimmy Carter Library.

[11-61]Carter, Keeping Faith, p. 205.

[11-62]Telephone Record, Peking to Secretary of State, 1/11/79, vertical file, China, Jimmy Carter Library.

[11-63]Memo, Vance to Carter, 1/26/79, Scope Paper for the Visit of Vice Premier Deng Xiaop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anuary 29–February 5, 1979, vertical file, China, Jimmy Carter Library.

[11-64]出席儀式的理查德・索羅門講述了這件事；據作者2010年10月與他的私人交流。

[11-65]Don Oberdorfer, “Teng and Khrushchev,” The Washington Post, Feb. 5, 1979, A1.

[11-66]Chaozhu Ji, The Man on Mao’s Right: From Harvard Yard to Tiananmen Square, My Life inside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8).

[11-67]Orville Schell, “Watch Out for the Foreign Guests! ” China Encounters the West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0).

[11-68]Carter, Keeping Faith, p. 214.

[11-69]Michel Oksenberg, “I Remember Deng,”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March 6, 1977, 35; Br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 pp. 405–406.

[11-70]Br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 p. 406.

[11-71]Carter, Keeping Faith, p. 207.

[11-72]Carter, Keeping Faith, pp. 209–210.

[11-73]《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9年1月24日，頁473–474。

[11-74]Letter, Carter to Deng, Brzezinski Collection, China, Pres. Meeting w/ Deng Xiaoping, box 9, Jimmy Carter Library.

[11-75]Carter, Keeping Faith, pp. 211–213; Br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 pp. 409–410.

[11-76]Br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 pp. 412–415.

[11-77]Solomon, U.S.-PRC Political Negotiations, 1967–1984, p. 76.

[11-78]Carter, Keeping Faith, p. 211; Br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 p. 407. 出席國宴的人員名單中包括22名國會議員，可見New York Times, January 30, 1979。

[11-79]Carter, Keeping Faith, p. 213.

[11-80]Carter, Keeping Faith, p. 212; The Washington Post, Nov. 1, 1979; New York Times, January 30, 1979.

[11-81]尼克遜和卡特的通信，見“Staff Office on Chinese Normalization” Collection, box 34A, Jimmy Carter Library.

[11-82]LWMOT, tape 21, p. 7.

[11-83]Br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 p. 407; Tyler, A Great Wall, p. 275.

[11-84]Memcon, Mondale and Deng in Beijing, 8/28/79, vertical file, China, box 41, Jimmy Carter Library.

[11-85]Solomon, U.S.-PRC Political Negotiations, 1967–1984, p. 76.

[11-86]Tip O’Neill, Man of the House: The Life and Political Memoirs of Speaker Tip O’Neill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pp. 306–307.

[11-87]Arthur Hummel and David Reuther in Nancy Bernkopf Tucker, ed., China Confidential: American Diplomats and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45–199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329; Carter, Keeping Faith, p. 213.

[11-88]作者也是當時在場的人之一。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副主席白麗娟（Jan Berris）友好地同我分享了她與這一事件有關的文件和回憶。

[11-89]Don Oberdorfer, “Teng Tried But Satisfied, Leaves U.S.,” Th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6, 1979, A12.

[11-90]Karen Elliott House, “Teng to Return to China with Assurances of U.S. Economic, Political Cooperation,”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5, 1979, 6.

[11-91]會講中文的國務院官員安德生（Donald Anderson）曾陪同鄧小平一行遊覽了各地。見Tucker, ed., China Confidential, p. 330; New York Post, January 29, 1979.

[11-92]Fox Butterfield, “Teng Inspects Boeing 747 Factory,”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6, 1979, A1.

[11-93]Don Oberdorfer, “Teng and Khrushchev.”

[11-94]Richard L. Strout,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February 5, 1979.

[11-95]Harry F. Rosenthal, Associated Press, Atlanta, February 1, 1979.

[11-96]Atlanta Constitution and Atlanta Journal, February 1, 2, 1979.

[11-97]LWMOT, Tape 22, p. 6.

[11-98]Schell, Watch Out for the Foreign Guests, p. 124.

[11-99]Houston Post, February 3, 1979.

[11-100]Oberdorfer, “Teng and Khrushche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