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01]Associated Press, Seattle, February 5, 1979.

[11-102]LWMOT, tape 22, p. 14.

[11-103]Carter, Keeping Faith, p. 207. 更完整的日記後來出版，見Jimmy Carter, White House Diar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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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4]Carter, Keeping Faith, p. 207.

[11-105]Carter, Keeping Faith, p. 216.

[11-106]据唐・奧伯多弗，他曾作為記者全程跟隨了赫魯曉夫和鄧小平的訪問。見Oberdorfer, “Teng and Khruschev”; Richard L. Strout,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February 5, 1979。

[11-107]Smith, “The Role of Scientists in Normalizing U.S.-China Relations.”

[11-108]David M. Lampton, A Relationship Restored: Trends in U.S.-China Educational Exchanges, 1978–1984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86), pp. 30–32.

[11-109]Harry Thayer and Arthur Hummel, in Tucker, China Confidential, pp. 326–328. 這些問題以及對中國人權紀錄的關切，也在《基督教科學箴言報》(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1979年1月29日的社論中提出。

[11-110]2008年2月對鄧的英語譯員之一的施燕華——後任中國駐盧森堡大使——的採訪，和2006年11月及2009年4月對鄧小平訪美之行的譯員冀朝鑄的採訪。

第12章

組建領導班子：1979–1980

 

 

鄧小平1978年12月成為中國的頭號領導人時，他自己的領導班子還沒有到位，也沒有形成足以凝聚民眾的有關中國未來的明確構想。當時，他要與仍正式擔任黨主席和總理的華國鋒及其在政治局的四個支持者分享權力。1978年12月，鄧小平已步入權力結構的頂端，但這個權力結構並不是由他創立的。

鄧小平不太在乎頭銜，他更為看重的是建立一個能幹的班子和組織，他能與之一起致力於中國的現代化。還要再用一年時間，他才能取得牢固的控制權，選出關鍵領導人，使他們和他的計劃到位。在這段時間，他要削弱和清除華國鋒及其同盟，用自己的班子取而代之，逐步推進自己的綱領。他成為頭號領導人後，還要想辦法對付毛澤東去世後在黨內仍然無處不在的影響。他在為自己的領導班子和中國人民制定新的路線時，要盡量減少一些人的抵觸情緒——他們仍然崇敬毛澤東，指責鄧小平是中國的赫魯曉夫，要在中國搞「非毛化」和「修正主義」。

1979年春天，鄧小平力求對某些保守派有所安撫，他們擔心鄧小平可能大膽地推動開放。軍隊和政府的很多高層幹部對鄧小平攻打越南的決策是否明智也有所疑慮，並公然表示他們擔心鄧小平正在背叛黨，把國家帶向資本主義道路。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關於「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是很重要的一步，弱化了保守派的批評。但是，他還要與抵制他的勢力周旋數月，才能牢固建立起自己的班底。

鄧小平得到了強大的支持，但對他的抵制也很明顯。例如，軍隊報紙《解放軍報》在5月21日的一篇報道中說，許多部隊單位抵制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據一些單位說，多達三分之一的軍人不支持三中全會精神。有報道很多軍人擁護華國鋒，不是因為他本人的成就，而是因為毛澤東選定了他，因為他們認為華國鋒擁護毛澤東的路線方針。[12-1]城市精英更傾向於批評毛澤東，但農村人普遍更願意接受對毛澤東的崇拜。來自農村的軍人尤其喜歡農村的集體制度，因為它給軍屬提供特殊照顧，很多人退役後有望在農村的集體單位就業，他們覺得鄧小平的改革威脅到了這種制度。

為了對付這種保守派的壓力，鄧小平在1979年春天發動了一場運動，以鞏固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討論的支持，他指示幹部要「補課」，以加強他們對他的改革路線的支持。在公開場合，鄧小平並不批評毛，而是把那個時期的問題歸到林彪和「四人幫」頭上。為了維護黨的團結形象，他小心地不與華國鋒直接對抗，而是只批「兩個凡是」。

雖然華國鋒主席的權力已被削弱，他還是在6月18日開幕的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做了政府工作報告。當時與會者都沒有意識到，這是華在黨或政府會議上的最後一次重要講話。這次講話後不久，鄧小平覺得對黨進行調整的時機已經成熟。

 

登黃山歸來與黨的建設

1979年7月11日，鄧小平啟程前往華北和華中，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出遊。這次出遊從登安徽省的黃山開始。黃山是中國的名山之一，在文學和歷史上一向享有盛譽。鄧小平於7月13日開始登山，兩天後返回。對於任何一個75歲高齡的人來說，這種旅行都是令人驚歎的壯舉。鄧小平登山即將結束時歇腳的照片被廣為傳播，照片中的他捲起褲腳，拿著手杖，一副神采奕奕的樣子。鄧小平回到山下的住處時，迎候他的是他的盟友、安徽省委書記萬里，後者曾解決過鐵路運輸的難題，如今正在為清除農村改革的障礙鋪路。鄧小平在黃山的住處也有記者在迎候，他對記者們說：「黃山這一課，證明我完全合格。」[12-2]

北京一些政治嗅覺靈敏的幹部認為，鄧小平登黃山，就像毛澤東著名的游長江一樣，他要讓人們看到一個健康的領導人，準備在國內政壇上大幹一場。[12-3]不過，毛澤東1966年7月暢游長江，是針對當時人們擔心73歲的主席的健康而刻意安排的，且被中國的宣傳報道過度渲染，精明的讀者很難相信，年邁的毛澤東能夠像宣傳中所說的那樣創下游泳速度的世界紀錄。而鄧小平登黃山則被當作一件平常事來看待，它給人留下的印象是他身體非常健康，要精力充沛地做一些事情。

鄧小平要做的新工作是什麼呢？黨的建設——為關鍵崗位選出高層幹部，選拔和培養新黨員。登黃山幾天後鄧小平就在海軍軍委常委擴大會議上發表講話，他在會上說，國家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是準備接班人。[12-4]鄧小平說，中國的重要政治問題和思想問題已經得到解決，現在需要集中力量抓組織問題——要選拔和培養幹部。三中全會確定了實現四個現代化這一政治的核心目標。鄧小平在3月30日關於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以及他對毛澤東思想的解釋——實事求是——使思想問題也得到了解決。現在則要適時地確立標準來選拔和培養幹部以形成領導班子，要先從上層開始，然後中層，最後是基層；要吸收和培養新黨員。這次講話後不久，鄧小平又視察了上海、山東和天津，在這些地方召開了幾次會議，鼓勵當地黨委制定培養人才的計劃。

鄧小平在選擇黨建的時機時，遵循著歷史慣例。自中共建黨以來，一旦一方在爭論中獲勝並鞏固了權力，其領導人不但要選拔高層幹部，還會開展吸收新黨員的運動，使符合其標準的人進入黨內。1979年大多數老幹部都已復職並身居要位，取代了文革中佔據要職的軍人和造反派。華國鋒在1979年夏天時已經失勢，不可能在黨的建設中發揮重要作用。鄧小平和他的老幹部們處於當政地位，因此他們能夠在培養哪一類幹部上取得相當大的一致。

多年來，在黨內鬥爭中勝出的一方，對於尋找哪一類新黨員各有偏好——或革命者、或軍人、或激進派。而鄧小平需要的是能為四個現代化作貢獻的人。具體說來，鄧小平尋找的幹部要有能力處理外貿、金融和技術問題，這又意味著吸收和提拔那些學歷較高、掌握科技和管理知識的人。對於很多現代社會的領導人來說，這也許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但在當時的中國，這意味著一種根本的轉變。在毛澤東時代，「紅」一向比「專」更重要。自1949年以來，大多數領導崗位都是由「紅色背景」的人擔任，他們多來自工人和農民，而1949年以前受過教育的專家，因出身於有財力供其上學的家庭，被貼上了出身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的標籤。鄧小平宣佈，這些舊階級已經消失，他需要有能力的人，不管他們是什麼出身。為了給新的高層領導人讓路，他要清除認同保守政策的政治局成員，首先是華國鋒的四個擁護者——汪東興、吳德、陳錫聯和紀登奎。他向人們解釋，這些人的解職以及對新領導人的選拔，是按照建設四個現代化的需要作出的。

雖然鄧小平直到1979年底才宣佈了為其領導班子的關鍵崗位所作的選擇，但這一年的大多數時間，他都在進行思考、諮詢和觀察。除了為數不多的人事和軍隊職位外，他在選擇領導人時，首先不是看他們是否對自己忠誠（對軍隊的任命見第18章）。他需要的是最稱職的人，他堅信，只要他們素質高，忠於黨，他就能與他們共事。鄧小平不跟他任命的人搞私人關係，即使對提拔到高層的人也是如此。他跟他們交往愉快，但公事公辦，甚至有些刻板。他們是共同幹事業的同志，而不是私人朋友。對於關鍵崗位，他選擇那些致力於改革開放、才華出眾、精力旺盛而且其才幹是一步一步得到檢驗的人，而不是那些從下面突擊提拔起來的人。[12-5]

鄧小平對人有很好的判斷力，但他還是花很多時間考慮人事任命問題。早在文革前的十年間擔任總書記時，他就熟悉很多中層幹部，這些人在1980年代已經成為黨的高層領導。但是對於關鍵的任命，鄧小平在作出決定之前會私下徵求一些高層幹部的意見，尤其是那些將與被任命者有密切工作關係的人，聽取他們的坦率評價。[12-6]

在鄧小平的班子裏，兩個職位最高的人——陳雲和李先念——並不是由他選定的。他們的地位之高，使鄧小平即使想撇開他們也難以辦到。鄧小平與陳雲、李先念屬於同一代人（分別出生於1904年、1905年和1907年）。他們早在1949年前就彼此認識，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又都在北京在毛澤東和周恩來手下工作。作為公眾人物，陳雲和李先念不能和鄧小平相比，但瞭解內情的幹部把1980年代的權力結構稱為「兩個半」，意思是黨內高層圈子認為陳雲與鄧小平大體旗鼓相當，但李先念也算半個「婆婆」。陳雲雖然比鄧小平小一歲，但是在1930年代中期以後的20年裏，他的地位一直高於鄧小平，在領導經濟和處理歷史遺留的人事問題上，他的權威無人可及。陳雲從1962年到1978年受到冷落時，李先念則一直在周恩來手下負責領導經濟工作。

比鄧小平小十到二十歲的那一代人幾乎都沒有上過大學，但鄧小平選定的高層政治領導是尊重教育並能在工作中自我教育的人。鄧小平為他的班子選出了三個他認為適合、並相信有能力領導中國現代化的幹部：胡耀邦（1915年生）、趙紫陽（1919年生）和萬里（1916年生）。胡耀邦已證明他能領導中國科學院的科學家。趙紫陽在四川開展了很有前途的企業重組試驗。萬里對鐵路秩序進行過成功的整頓。這三人又能提攜那些瞭解中國在現代科技和工程領域所需的年輕幹部，領導他們實行管理創新。儘管他們三人是為鄧小平效力，但他們並不是朋友，而是致力於共同事業的同志，是嚴守黨紀、貫徹黨的政策的同事。儘管與胡耀邦或趙紫陽相比，萬里和鄧小平的關係更密切，但他也不把自己當作鄧小平的朋友，而是他的忠實部下。對鄧小平班子具有很大影響力的另一個人是鄧力群（也生於1915年），他沒有擔任和其他人一樣高的職位，但作為撰寫講話稿和黨內文件的筆桿子，他能發揮很大影響，因為他有堅定的信念，而且得到陳雲和王震的支持。鄧小平班子的另一位是胡喬木（生於1912年），他扮演著指導正統思想的特殊角色。在一個制度變化不定的時代，他們的個人背景、性格、傾向和工作風格，將對1980年代的走向發揮關鍵作用。他們都是頭腦精明、經驗豐富的人，已在黨內擔任了幾十年重要職務。

從1980年到1987年胡耀邦下台的這段鄧小平主政時期，用西方的話說，鄧小平是董事會主席和首席執行官，胡耀邦和趙紫陽則在他手下分別擔任黨、政兩大部門的執行總裁。黨制定大政方針、主管自上而下各級部門人事和宣傳，政府則負責各級行政管理。高級幹部都兼任黨政職務，工作往往重疊，但從原則上說，胡耀邦和趙紫陽在他們各自的領域裏領導各項工作，準備提交鄧小平批准的文件，在黨和政府中抓一線的落實，即所謂的「日常工作」。儘管當時困難不少，但很多幹部後來都認為1980年代初是個黃金時代，當時最高層的幹部齊心協力，發動並落實了中國的「改革開放」。

鄧小平面對的難題是，在這個最高層的領導班子以下，由於文革的斷裂，缺少經驗豐富、訓練有素的下一代領導人。鄧小平把這種局面比喻為青黃不接——春末時分，去年的存糧已近告罄，而地裏的莊稼尚未成熟，使口糧難以為繼。他說，中國很幸運，一些老幹部仍能工作，但迫切需要彌補這個斷層，要抓緊讓地裏的青苗成熟起來，在三四十歲的人中間培養接班人。

鄧小平讓組織部列了一個名單，選出那些特別有前途、有可能提拔到高層的更年輕的幹部。當這一年稍後名單交來時，鄧小平和陳雲很洩氣，他們看到165人中只有31人是大學畢業。儘管鄧小平認為不應把受過教育的年輕幹部突擊提拔到高層，但他認為，只要他們在各級崗位得到了證明，就應抓緊提拔他們。

1979年7月鄧小平指示全國各級組織部，在上級領導的積極參與下，要在兩到三年內培養出新的人才。[12-7]為貫徹鄧小平培養接班人才的努力，從9月5日到10月7日在北京召開了全國組織工作座談會。胡耀邦在會上做重要講話，傳達了鄧小平關於接班人問題是國家面臨的最迫切任務的意見。

鄧小平就像其他中共領導人一樣經常提到「培養」接班人。他們這種說法的含義是，除了選拔和提供正式培訓外，還要親自進行考察。任何單位的高層幹部都要監督自己手下年輕人的全面發展，鼓勵他們讀一些書，表現對黨的忠誠，在工作中取得一定成績。

雖然人事決定要由各單位的上級領導作出，但黨的各級組織部門也承擔著重要職責，它們要搜集有關每個黨員的人事材料，實施培訓計劃，把有關後備梯隊的人員的材料報上級審察。

在忙於黨的建設的同時，鄧小平和其他領導人也要應付公眾因黨把國家拖入大躍進和文革災難而對黨產生的深刻不信任。直到1979年底，中共領導人仍不承認他們對這些災難負有責任，這使黨在談到其他問題時也不可能令人信服。6月的全國人大會議上決定，由葉劍英元帥在中共建政30周年前夕發表一個重要講話，努力解決這些問題。[12-8]

 

葉帥的國慶30周年講話：1979年10月1日

鄧小平在準備葉劍英元帥的講話上發揮了重要作用。他指示起草人說，對1949年以後的歷史要從整體上給予正面評價，但也要坦率承認大躍進和文革中的錯誤，因為中國人從自己的親身經歷中很清楚這些事情。要為中共歷史提供一種大眼光，為未來提供新的方向感。講話由胡喬木和大約20人的寫作班子起草，總共九易其稿，每一稿都經高層領導人過目，由鄧小平監督著整個過程。[12-9]

葉帥是宣讀這篇講話的理想人選。他是有監督政府工作之責的全國人大的委員長，而國慶慶典屬於政府而不是黨的事。再者，他德高望重，沒有個人野心；他與包括鄧小平和華國鋒在內的所有各方都保持著良好的關係；他從未受到過毛澤東的嚴厲批評，跟人們愛戴的周恩來有著眾所周知的密切關係；他與軍隊關係良好。不過葉帥身體很差，他只能唸講話的前幾行和最後幾行，其他內容由別人代讀。[12-10]

在這篇大約16,000字的講話中，葉劍英元帥講述了中國共產黨立足於中國自身的社會和歷史特點，對蘇聯保持獨立性，從而取得了勝利的故事。葉劍英回顧了中國經濟的增長和公共教育的普及。他自豪地談到黨戰勝了外來侵略，但也承認黨在1957年錯誤地打擊了太多的「資產階級右派」，錯誤地吹噓自己的成就，錯誤地刮起「共產風」，企圖不顧現實去實現集體化的高級階段。他承認文革是一個嚴重的政策錯誤，使林彪和「四人幫」等陰謀分子迫害了很多好人。他說，黨為建設發達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努力是不成熟的，它從自己的錯誤中獲得了慘痛的教訓，為了美好的未來，當前要努力建設「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12-11]他在講話中還強調了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同樣重要，胡耀邦後來又對這個主題作了更全面的闡發。

葉劍英明確地說，國家犯下大躍進和文革這些錯誤時，正是毛澤東主政的時期。這是中國官方第一次公開承認——雖然不太直接——毛澤東要為這些錯誤承擔一定責任。他承認，很多黨的領導人「不謹慎了」，因此也要對這些錯誤承擔部分責任：「我們在1957年不謹慎了⋯⋯在1958年違背了深入調查研究、一切新事物都要先試驗後推廣的原則。」關於文革，他說：「我們沒有能夠始終遵循前17年中所確立的正確方針⋯⋯這使得我們後來付出了沉痛的代價，使本來可以避免的錯誤沒有能夠避免，而且犯得更嚴重了。」[12-12]

葉帥接下來就如何從毛澤東的錯誤中汲取適當的教訓提出了指導意見。毛澤東在1927年以後為中國革命找到了一條正確道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把在中國革命中發展起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稱為『毛澤東思想』」。[12-13]他還讚揚了1956年由毛澤東主持召開的中共八大，毛當時宣佈「革命時期的群眾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已經結束」；毛澤東還說，現在極為重要的事情是「團結全國各族人民，進行一場新的戰爭即向自然界開戰，發展我國的經濟和文化」。[12-14]

葉劍英的講話得到了非常正面的反響。受過教育的人很高興看到，中共終於能夠正視自身的問題，邁向得到他們擁護的務實的方向。對於多年挨整的人來說，什麼講話也無法真正彌補他們的苦難，但是黨能承認錯誤，儘管來得遲了一些，畢竟是傳遞出一個令人高興的信息。這是一個重要突破，它使黨能夠結束空洞浮誇的口號，坦率地解決國家所面對的問題。[12-15]

 

著手評價黨的歷史

在葉劍英發表講話之前，鄧小平認為這篇講話可以解決黨的歷史問題，對毛澤東作用的進一步討論可以再拖幾年。他擔心進一步討論毛澤東及其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只能擴大他想結束的爭論。更好的辦法應該是致力於當前的工作。然而一大堆政策問題都與毛澤東的作用糾纏在一起，很多黨內領導人都主張對黨史作出進一步的評價。有人擔心，如果不具體批判毛的一些思想觀念，像文革這樣的政治運動有可能捲土重來。葉劍英的講話得到積極的回應後，鄧小平的心情也平和了一些，他覺得至少可以對一些有爭議的問題進行討論，這並不會造成國家的分裂。他開始跟一些人商量，如何對黨史作出更具體的分析。[12-16]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中共即將進入新階段時召開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中共領導層根據新時期的需要總結了過去24年的黨史。1979年中共走出了文革，就要進入一個新階段，再次總結自身的歷史經驗也十分恰當。當領導層開始起草這個題為「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文件時，討論難免集中到了如何評價毛澤東的作用這個問題上。

為了對黨史進行評價，鄧小平成立了一個由堅定的改革派胡耀邦牽頭的小組，兩個保守的正統思想捍衛者胡喬木和鄧力群分別擔任起草委員會主任和行政負責人。[12-17]像通常一樣，鄧小平首先和起草人開會，向他們交代文件需要涉及的重大問題。他此後又會見了這個小組15次，對每一稿都仔細斟酌，每次都作出具體指示。華國鋒在1979年夏天已開始失勢，這使鄧小平及其盟友比較容易取得共識，其中也包括對毛澤東的負面批評。即使這樣，他們仍然需要一年多的時間才能完成對黨的歷史經驗的全面總結。不過到1980年，鄧小平進一步鞏固了自己的控制權，並削弱了華國鋒的權力基礎，因而就可以更直接地討論毛澤東的錯誤了。

 

為建立新的領導班子作最後準備：1979年的下半年

華國鋒在1979年夏天基本上已經靠邊站。在鄧小平與華國鋒的工作有重疊的領域，鄧小平乾脆接了過來。確實，當美國國防部長哈樂德・布朗1980年1月訪華時，華國鋒主席已無權無勢，他講話時在場的中國官員繼續在一邊交談，不把他的講話當回事。而對於中國領導人來說，這通常是對尊嚴的嚴重冒犯。[12-18]

鄧小平在1979年10月下旬會見了胡耀邦、姚依林和鄧力群。他們為籌備定於1980年2月召開的五中全會，需要考慮很多大事。這次中央全會可以視為鄧小平領導班子的起點，胡耀邦和趙紫陽將在會上當選要職，華國鋒的四個主要支持者——汪東興、吳德、陳錫聯和紀登奎——將離開政治局。鄧小平還打算在這次全會上為劉少奇正式恢復名譽。[12-19]此外，領導人要討論恢復中央書記處的計劃。

在這些重要會議上他們不必面對華國鋒。按鄧小平和李先念的建議，華國鋒已於10月12日動身，去了法國、德國、意大利和英國。他不在時，國務院和政治局的會議都是由鄧小平主持。當華國鋒於11月10日回國時，五中全會的基本計劃——包括將華國鋒的四位支持者清除的計劃——已基本就緒。[12-20]一旦華國鋒的支持者出局，趙紫陽和胡耀邦就位，鄧小平推進有關歷史問題的決議也就容易得多了。

三中全會之後還不到一年，在1980年2月召開的五中全會上，鄧小平已鞏固了權力，並能夠為1980年代制定議程，為協調上層工作調整黨的結構，任命他的高層團隊。用美國人的說法，鄧小平的班底是從1980年初開始主政的。

 

為1980年代提出的「國情咨文」

1980年1月16日，鄧小平發表了重要講話〈目前的形勢和任務〉，提出他為1980年代確定的主要任務，這實際上是他關於未來十年的「國情咨文」。華國鋒在1977年中共十一大的政治報告是以當時的政治鬥爭為重點，在1978年的十年規劃則集中講經濟問題。而鄧小平在1978年三中全會上的簡短講話是改革開放的集結號，他在1980年1月的講話則是毛澤東去世後第一個確定未來十年總體目標的重要講話。

鄧小平的邏輯簡單明確，採用有助於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政策：

全部重要工作的核心⋯⋯是現代化建設。這是我們解決國際問題、國內問題的最主要的條件。一切決定於我們自己的事情幹得好不好。我們在國際事務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們自己建設成就的大小⋯⋯我們的對外政策，就本國來說，是要尋求一個和平的環境來實現四個現代化⋯⋯這不僅是符合中國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一件大事。[12-21]

鄧小平在講話中承認：「現在，特別是在青年當中，有人懷疑社會主義制度，說什麼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中國應該如何顯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首先要表現在經濟發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12-22]當時幾乎沒有外國人能夠預見到，一個由共產黨領導的國家，其經濟增長速度會在隨後10年、更遑論整整30年裏，超過西方國家的增長速度。

鄧小平再次提出了選拔幹部的標準。他告訴幹部們說，想登上重要崗位，就要具備專業素質。他還說，只有經濟強大了，才能更加堅定地對抗霸權，實現統一臺灣的目標：「臺灣回歸祖國，實現祖國統一，我們要力爭80年代達到這個目標。」[12-23]他說：「經濟的發展上也要比臺灣有一定程度的優越，沒有這一點不行。四個現代化搞好了，經濟發展了，我們實現統一的力量就不同了。」[12-24]鄧小平要在十年內從經濟上超過臺灣和實現統一臺灣的目標，事實證明是過於樂觀了。然而，臺灣在此後30年裏取得的經濟成功，完全取決於它跟大陸的經濟關係，這在1980年幾乎沒人能想到。

實現經濟現代化需要做些什麼呢？鄧小平提出了四個要求：（1）堅定不移的政治路線；（2）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3）艱苦奮鬥的創業精神；（4）一支「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具有「專業知識和能力」的幹部隊伍。[12-25]鄧小平講話的要點——堅定的政治路線和社會安定的局面——與他九個月以前有關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以及他作為頭號領導人所始終堅持的立場是一致的。他在1980年1月16日的講話中說：「還有各種流氓集團、刑事犯罪分子。還有同外國勢力和臺灣特務機關聯繫進行地下活動的反革命分子。還有公然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領導的所謂『民主派』，以及那些別有用心的人⋯⋯絕不允許宣傳什麼包括反革命分子在內的言論出版自由、集會結社自由。」[12-26]但是，他也表示，要繼續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放棄「文藝服從政治」這種口號，因為這種口號容易成為對文藝橫加干涉的理論依據，然而他也警告說：「⋯⋯但是任何進步的、革命的文藝工作者都不能不考慮作品的社會影響。」[12-27]

為了降低自1978年12月以來產生的過高期望，鄧小平也談到了未來艱苦奮鬥和保持開拓精神的必要性。在經受了20年的苦難之後，很多人更多地根據願望而不是現實去制定目標。日本首相池田勇人的十年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刺激了日本1970年代的經濟增長，鄧小平對此事念念不忘，但是他也深知大躍進制定無法達到的目標所帶來的嚴重挫折。因此，他不但慎重地徵求中國專家的意見，而且徵求世界銀行等外國專家的意見，然後才確定了他認為現實可行的目標。[12-28]鄧小平逐漸相信，從1980年到2000年中國的收入能夠翻兩番，因而他開始宣傳「到本世紀末收入翻兩番」的口號。當後來看到實現這個目標有一定難度時，他又悄悄將「收入翻兩番」這個說法改為「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這是個更容易達到的目標。但是他提醒民眾，中國在未來十年沒有財力成為福利國家。

1978年三中全會以後，鄧小平深知，很多省級領導幹部急於投資和發展，對陳雲等人限制增長的「調整政策」（見第15章）感到不快，但是他在1980年仍然支持這一政策。鄧小平提醒那些不滿足於目前現代化速度的「某些同志」說，與過去的年代相比，1978年至1980年期間已經取得了多麼大的進步。

實際上，鄧小平在描述執政黨的理想角色時，聽上去更像一個西方的企業主管，而不是一個毛澤東的信徒。他說，中國要努力「提高勞動生產率，減少不合社會需要的產品和不合質量要求的廢品，降低各種成本，提高資金利用率」。[12-29]在權衡「紅」與「專」 哪一個對於幹部更重要時，鄧小平重申了他過去已經表明的觀點：「我們要逐漸做到，包括各級黨委在內，各級業務機構，都要由有專業知識的人來擔任領導。」鄧小平提醒說：「文化大革命期間入黨的新黨員中，有一些是不合格的。」他用對黨的強力肯定，結束了他的「國情咨文」：「沒有黨的領導，就沒有現代中國的一切。」[12-30]

2月29日五中全會最後一天，鄧小平表達了他對黨的期待：提供高效的領導。他的口吻就像一個軍人出身的工廠經理，他說：「開會要開小會，開短會，不開無準備的會⋯⋯沒有話就把嘴巴一閉⋯⋯開會、講話都要解決問題。⋯⋯集體領導解決重大問題；某一件事、某一方面的事歸誰負責，必須由他承擔責任，責任要專。」[12-31]

凡是瞭解鄧小平的人，對於他要維護社會安定的決心不會感到意外。公開攻擊是不能容忍的：使紅衛兵能夠在1966年公開攻擊別人的「四大自由」（即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在修改憲法時應予廢除。鄧小平對他所說的黨內民主的含義作了解釋：黨員有意見可以提出來，這有助於解決問題；黨的領導聽取各種意見後，一旦作出決定，黨員就要執行。鄧小平清楚地說明了應當如何對待不聽話的黨員：「不夠格的黨員」就要開除。[12-32]鄧小平的觀點在1980年已經成型，在他當政的整個時代，這篇講話都可以作為對他的政策的令人信服的概述。

 

就職典禮——五中全會：1980年2月23–29日

在1980年2月23日至29日召開的五中全會上，中央委員會正式批准了鄧小平及其盟友在1979年最後幾周作出的決定。支持華國鋒的政治局重要成員汪東興、吳德、陳錫聯和紀登奎受到正式批評，從政治局「辭職」；陳錫聯和紀登奎也丟掉了副總理職位。汪東興和陳錫聯是真正的激進派，但吳德和紀登奎骨子裏並不激進，他們只是作為有經驗的黨的領導人，長期以來為求自保而順應激進派罷了；他們的政治命運戛然而止，是因為他們1976年4月5日鎮壓了在天安門向周恩來、鄧小平表達敬意的示威者。

鄧小平的三個主要支持者胡耀邦、趙紫陽和萬里接手要職。胡耀邦成了黨的總書記。華國鋒名義上仍是總理，但趙紫陽成為實際上的總理，開始主持國務院日常工作。萬里成為事實上的副總理，並擔任國家農業委員會主任，這為在全國農業生產中實行包產到戶鋪平了道路。他們兩人的副總理職務在4月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和8月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上得到正式批准，同時，在2月已經離開政治局的紀登奎和陳錫聯，被正式免去副總理職務。

這次全會事實上相當於胡耀邦和趙紫陽開始主持黨和政府日常工作的就職典禮。大多數政治局委員現在都是鄧小平路線的熱情擁護者。此事的重要性不在於正式投票，因為這種事極少發生，政治局常委其實也極少開會。但是常委的人事變動在上層形成了一種新的政治氣氛，使下邊的幹部很快意識到上級將要採取新的政策路線。因此在五中全會之後，下級幹部更仔細地解讀鄧小平和胡耀邦在重要會議上的講話和文件，他們不必再兩邊下賭注，不必再密切關心華國鋒說些什麼了。

除了在五中全會進入最高層的幹部，一些有能力並且致力於改革的老幹部也出任了高層職務。鄧小平將那些在文革時期靠打擊富有經驗的老幹部而得到升遷的幹部，從他的領導班子的關鍵崗位上清除出去。對軍隊中的某些重要職務，鄧小平使用與他有著特殊信任關係的二野部下。但是除此之外，在領導背景各異的黨員上，他對自己的能力有足夠的信心，因此認為不必要求個人忠誠。他領導的不是一個幫派，而是全黨，只有那些沒轉變立場接受他領導的文革受益者除外。

鄧小平不需要對宣傳部作出具體指示。五中全會上的宣傳幹部，包括主要媒體（《人民日報》、新華社、《光明日報》和黨刊《紅旗》）的總編，都根據鄧小平的會議講話，撰寫反映其觀點的社論和文章。鄧小平因長期身居要職而嚴於律己，在判斷自己的講話會被人如何解釋方面很有經驗，所以他一向講話慎重。

對於高層發出的信號，下面的人都會十分認真地加以研究。某個省委書記來到北京後，通常先要在書記處找一個熟悉鄧小平眼下關心的事情的可靠熟人交談。各部委和各省也都有一個不大的政策研究室，其主要任務之一便是隨時瞭解和掌握高層領導的最新想法及其對本部門或本省的意義。上邊發的文件如此之多，下級幹部不可能逐字逐句地閱讀。各單位政策研究室的工作，就是讓單位上司及時瞭解哪一條指示最重要，鄧小平、胡耀邦總書記和趙紫陽總理下一步要做些什麼。這使本單位的領導核心對於如何做不會惹麻煩，如何向中央爭取資源，可以做到心中有數。

1980年初的這些人事變動，使鄧小平得以更有效地處理日常工作，推動一些可能受到毛派分子拖延或阻礙的計劃。為劉少奇平反的僵局很快就被打破。劉少奇從1945到1966年一直是僅次於毛澤東的二號人物，後來毛澤東把他打成叛徒和「走資派」。雖然他已在1969年去世，他的冤案卻是有待平反的最重要案件。鄧小平在五中全會上宣佈，為劉少奇平反不一定批判毛澤東。但是給劉少奇平反所造成的效果是使黨員對於修正對毛澤東的歷史評價、承認他的錯誤作好了準備，也使為很多與劉少奇有密切工作關係的中共老幹部平反變得更加容易。[12-33]

五中全會還恢復了1966年被撤銷的書記處。書記處重建之後，領導著各部門一小批領導的政治局要員在那裏都有自己的辦公室。實質上，書記處成了協調黨的日常工作的首要機構。書記處每週都要開例會，在國務院辦公的趙紫陽總理也會參與其中，在黨和政府之間做一些協調工作。

五中全會的變化有助於減少政治局會議的矛盾，使全面改革的道路更加暢通。新的領導班子的鞏固，使鄧小平能在隨後幾個月內就作出指示解散各地農村公社，實行包產到戶。五中全會也為1980年底完成對黨的歷史評價、解除華國鋒的所有職務鋪平了道路。

 

告別毛澤東時代和華國鋒：1980年秋至1981年6月

鄧小平究竟何時決定讓華國鋒靠邊站，至今沒有公佈可靠的紀錄。鄧小平對毛澤東如何拿掉幹部有過多年觀察的經驗，從1978年12月到1981年6月，他有條不紊地逐步削弱了華國鋒的權力基礎，據此有理由推測他事先是有戰略考慮的。即使1978年12月時他還沒有排除華國鋒的明確計劃，他當時至少已經在考慮，如何在不引起同事震驚和避免公開鬥爭的情況下，逐漸減少華國鋒的權力。

毛澤東整治高級幹部時，往往先除掉他們的主要支持者，使他們陷入孤立，從而使批判他們變得更容易。同樣，鄧小平在1980年2月除掉華國鋒的左右手，讓趙紫陽接過了總理的工作。華國鋒在1980年5月出訪日本時已沒有多少權力，但他的出訪可以讓外界放心，中國沒有因權力鬥爭而分裂。[12-34]1980年8月華國鋒正式辭去總理一職。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一致同意華國鋒辭去黨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職務的請求。

以評價毛澤東作為焦點的中共黨史評價，也與解除華國鋒職務同步進行。這兩件事有著天然的聯繫：華國鋒曾肯定毛澤東的所有政策和指示，甚至包括那些毛澤東鑄成大錯時的政策和指示，而對毛澤東時代更誠實的評價已使這些錯誤大白於天下。評價黨史的工作，在1979年葉劍英的國慶講話後不久便已開始，當時鄧小平廣泛徵求意見，以便全黨在評價毛澤東上取得共識。[12-35]在葉帥講話的十幾天後，鄧小平成立了一個以胡耀邦為首的小班子，這個班子於1979年10月30日召開了第一次會議。

至少從1956年開始，鄧小平就在嚴肅思考如何對待毛澤東的問題——這一年他去莫斯科出席蘇共二十大，而赫魯曉夫在大會上譴責了史太林。鄧小平多年來有很多機會認真思考這個問題，尤其是文革期間他下放江西的三年半時間。鄧小平年輕時極其敬佩毛澤東，幾十年忠誠地為他工作，卻被他拋棄了兩次，受到公開批判的羞辱。他的長子由於毛澤東的紅衛兵而造成下肢終身癱瘓。如果他不怨恨毛，那不合情理；儘管鄧小平性格剛強，但他也有常人的愛憎之情。不過，在對待歷史問題上他並不顯露任何個人感情。

評價毛澤東的過程，延續了鄧小平長期一貫的理性分析：如何既能維護黨的權威，又讓手下的高級幹部擺脫毛的路線。1980年8月，評價工作仍處於初期階段的時候，鄧小平就對記者法拉奇（Oriana Fallaci）說：「我們不會像赫魯曉夫對待史太林那樣對待毛主席。」[12-36]當1980年10月出現爭論時，鄧小平對起草人作出指示：「對於毛澤東同志的錯誤，不能寫過頭。寫過頭，給毛澤東同志抹黑，也就是給我們黨、我們國家抹黑。」[12-37]最後的文件對毛澤東表達了充分的尊重，因此不會損害那些包括鄧小平在內曾與毛澤東密切共事的人的權威。但是決議要作出解釋為何現在應當為毛澤東整過的幹部恢復工作，也要對否定毛時代的高度集體化和階級鬥爭作出正當說明。

文件的第一稿於1980年2月完成。據說鄧小平對它並不滿意，他把胡耀邦、胡喬木和鄧力群叫去，建議他們（1）要對毛主席的歷史作用作出積極評價；（2）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說明毛在文革中的錯誤；（3）得出一個全面的結論，使人民能夠團結一致向前看。在這三條中，第一條「最重要、最根本、最關鍵」。[12-38]不管他本人因毛澤東的批判和決定受過多少罪，他對起草人說，要講清楚黨和人民必須繼續堅持毛澤東思想。在毛澤東手下挨過整的很多高層幹部的復出，以及民主牆對毛澤東的大量批評，意味著在核心圈層有很多人支持批評毛澤東。因此，鄧小平可以公開表明他的立場：他要捍衛毛澤東的重要性，但不會回到過去的路線。[12-39]每一次他公開講話，都抱怨最新一稿沒有充分承認毛主席的偉大貢獻。

例如，鄧小平在1980年6月27日說，稿子還是寫得太消極。他不但讓起草人更多突出毛澤東支持過的正面事情，而且要求他們承認毛澤東的錯誤首先是由於體制和制度的原因。鄧小平接受了胡喬木的看法——起草人別無選擇必須承認大躍進的錯誤（與文革不同，鄧小平是大躍進的積極參與者），但他堅持認為，起草人在談到大躍進時，要先講明這個時期的一些積極成就，然後再承認缺點。[12-40]

為了在人民群眾中取得廣泛共識，形成團結而不是對立的局面，鄧小平指示說，要讓北京和各省的高級幹部都有機會給草稿提意見。於是，政治局通過了最新的修改稿後，中央辦公廳於1980年10月12日將它發給大約4,000名高級幹部，讓他們提意見。他們的意見經過匯總之後，交給起草人作進一步的考慮。[12-41]實際上，把中央黨校的1,500名學員也算在內，總共有大約5,600名黨內高層參加了草稿的討論。有些人直言不諱地要求更嚴厲地批評毛澤東。科技專家方毅說，毛澤東就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暴君。早在1967年2月就敢批評文革的譚震林說，毛澤東的做法違背了他自己的教導。但是當黃克誠——他自己的上級彭德懷挨整時，他也受過嚴厲批判——在一次重要會議上為毛澤東的貢獻辯護時，其他人很難再要求更加嚴厲地批毛。

雖然草稿的修改和審議仍在繼續，但是到1980年11月底時，主要的討論便已結束。1981年3月24日，當鄧小平與陳雲商討後期的最新一稿時，陳雲說，要多講建國以前毛澤東的作用，這更能突出毛的積極貢獻。陳雲還說，應特別重視毛澤東的理論貢獻，強調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鄧小平接受了陳雲的意見，並轉告給了起草人。[12-42]

這些廣泛的討論，反映著高層幹部是多麼重視毛澤東的名譽問題，因為毛在歷史上的地位，決定著他們自己的政治前程和他們親屬及同事的待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評價中，毛澤東與劉少奇、彭德懷的分歧不再被認為嚴重到需要用「兩條路線的鬥爭」來形容。這讓每一個人有了喘息的空間，尤其是那些受害者的親友，他們感謝這種措辭上的改變。

最後定稿的文件裏處處可見對毛澤東思想以及對毛澤東這位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貢獻的歌頌，但也批評了他在大躍進和文革中的作用。例如，大躍進的問題是「由於毛澤東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領導同志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於求成，誇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文化大革命「讓黨、國家和人民經歷了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它是由毛澤東同志發動和領導的」。[12-43]文件只是籠統地談到了毛的錯誤，但鄧小平說，15年之後將有可能對毛澤東再作一次評價。他這樣說的意思似乎很清楚，黨如果在1980年過於嚴厲地批評毛澤東，有可能造成分歧，削弱人民的支持；若干年以後，黨能夠與現在的情緒和人事問題拉開距離，也許有可能對毛澤東進行更加具體和坦率的評判。[12-44]

就像蘇聯對史太林的功過三七開評價一樣，對毛澤東功過的評價也是三七開。畢竟毛澤東自己也承認犯過錯誤。鄧小平指出，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錯誤地估計形勢，採用了錯誤的方法，這些錯誤給黨和國家造成嚴重損失。1981年3月19日起草工作接近尾聲時，鄧小平對有關文革期間毛澤東作用的討論表示滿意。

鄧小平深知，必須讓群眾放心，評價毛澤東和華國鋒的過程在有序進行，同時也要向世界表明，中國沒有發生破壞性的「權力鬥爭」，沒有出現「非毛化」。正是在這時，他同意接受意大利記者法拉奇的採訪。法拉奇是採訪高層領導人的全球最著名記者之一，一向以言辭犀利，準備充分，能提出一些令人頭痛的尖銳問題而聞名。鄧小平樂意接受她的挑戰。8月21日上午的採訪進行得十分愉快，鄧小平在採訪結束時開玩笑說：「我們吃飯去吧，我的肚子已經開始鬧革命了。」他還提出兩天後再次接見她。

在法拉奇第一次見到鄧小平的兩周以前，北京已經發出通知，要減少在公共場所懸掛毛澤東畫像和詩詞的數量。因此法拉奇的提問便以「天安門上的毛主席像是否會保留？」作為開始。鄧小平回答說：「永遠要保留下去。」他解釋說，毛澤東犯過錯誤，但是跟林彪和「四人幫」的罪行不同，與他的成就相比，他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他說，毛澤東思想仍然提供了重要的指南，儘管毛在晚年接觸實際少了，違背了他原來提倡的思想。當法拉奇問到大躍進的錯誤時，鄧小平答道，那不是毛澤東一人的錯誤，而是與毛澤東一起工作的所有人犯下的錯誤，他們都有份。[12-45]當她問到毛澤東選林彪做接班人一事時，鄧小平說，領導人為自己挑選繼承人，是封建主義的做法。鄧小平的意思很明確：毛澤東選華國鋒做接班人也是不對的。在問到將來如何避免文革這類事情時，他解釋說，黨的領導人正在改進各項制度，以便建立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12-46]

很多領導人在回答法拉奇的尖刻提問時會變得十分煩躁，鄧小平卻應對自如。後來法拉奇回憶自己漫長的採訪生涯時，將她對鄧小平的兩次採訪作為自己的得意之作。錢其琛外長這兩次採訪時也在座，他還參與過鄧小平的其他很多次會見，他也把鄧小平在這兩次採訪中的表現作為鄧小平最精彩的表現之一。[12-47]

1979年5月之後華國鋒就不再經常公開露面。在1980年9月7日五屆人大第三次會議上，華國鋒作了最後一次重要講話。他沒有明說階級鬥爭已經結束，但他確實表示，階級鬥爭已經不是主要矛盾，黨不應再搞大規模的階級鬥爭。在經濟問題上，他的講話與當時黨的政策一致：他支持陳雲提出的調整要求，強調農業和輕工業的重要性。[12-48]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一些文件，如「指導原則」，實際上也有力地批評了華國鋒的領導。

在一次政治局常委的會議上，常委們討論了黨史文件中是用簡短的六行文字對1976年以後的時期作一總結，還是用較大的篇幅對這四年作出更詳細的評價——後一種做法難免包括對華國鋒的批評。華國鋒當然反對具體說明這四年的細節。與會者同意先把篇幅較短的一稿發給其他領導人討論，看看他們反應如何。[12-49]相當多的領導幹部都批評華國鋒在阻止鄧小平復出上起的作用，主張用篇幅更長的稿子。最後鄧小平同意文件應包括對那四年的討論，這可以使解除華國鋒職務的理由更加明確。[12-50]於是篇幅更長的內容成了定稿的一部分。[12-51]

在1981年5月下旬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大約70名與會者最後通過了決議的修訂稿。起草人員作了一些細微的修改後，最後一稿被提交六中全會，並在6月27日獲得通過。它將在1981年7月1日建黨60周年之際向全國公佈。[12-52]

在11月10日至12月5日連續召開的九次政治局會議上，是否免去華國鋒黨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這兩個主要職務，成了爭議最大的問題。當時辯論的內容十分敏感，以至於黨史研究者在30年之後仍無緣看到大部分紀錄。不過，一份關鍵性的文件，即胡耀邦在11月19日的一篇有關講話被公之於眾。從這個文件中可以清楚看到爭論的大致輪廓。

胡耀邦在退休後說，他最愉快的幾年就是在華國鋒手下的那段歲月。這種說法很可能反映著他對鄧小平讓他下臺的不滿。但胡耀邦在1980年是受命就免去華國鋒職務作出說明的人。胡耀邦在有關這段歷史的說明中首先承認，黨和人民絕不會忘記華國鋒在逮捕「四人幫」上作出的貢獻，儘管他誇大了自己在這一成就中的作用：由於「四五」示威運動後形成的政治氣氛，逮捕「四人幫」並不是難事。胡耀邦又說，毛澤東去世後，華國鋒繼續執行毛澤東錯誤的階級鬥爭路線，他沒有廣泛徵求意見，就迫不及待地出版了《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毛澤東在世時，華國鋒有時也不同意毛的看法，甚至被毛批評過（他曾被毛批為「滿腦子都是生產」），但是毛澤東去世後，他卻用「兩個凡是」加強個人權力。胡耀邦還批評華國鋒搞個人崇拜，給自己添加光環。最後，胡耀邦回憶說，他在「四五」事件後非常失望，因為從那時起直到1977年2月26日，他一直無法得到與華國鋒交談的機會，而且直到1977年3月14日之前他也不能隨便看望鄧小平。

據胡耀邦稱，陳雲（華國鋒一直不讓他回來工作，直到三中全會的氣氛形成，促使華國鋒不得不這樣做）說，從毛澤東去世直到1977年3月，華國鋒對待老幹部非常粗暴。尤其是他拒絕為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門事件平反，害怕老幹部復出干擾他的統治能力。胡耀邦說，葉帥和李先念幾次勸華國鋒讓鄧小平回來工作，陳雲和王震在1977年3月的工作會議上也表示同意，但華國鋒仍然拒絕這樣做，而是只依靠少數幾個人，包括汪東興、紀登奎、吳德、蘇振華和李鑫。對於黨內事務，有時直到最後一刻還把其他幹部蒙在鼓裏。華國鋒還追求經濟的過快增長。胡耀邦承認，這不是華國鋒一個人的錯誤，也是鄧小平和他本人的錯誤，其實，當時只有陳雲認識到了那些計劃太冒進。[12-53]

在1980年底，最強烈反對讓華國鋒下台的人是葉帥。在討論黨史時，葉帥就不贊成強調毛澤東晚年的錯誤。他覺得，為國家利益計，必須比鄧小平更堅定地維護毛澤東的威望。他更願意將責任推到江青和林彪身上。在葉劍英看來，兩個問題是糾纏在一起的：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葉劍英生動地回憶說，毛澤東去世前不久，他去向毛表達最後的敬意，毛向他招了招手。雖然毛已說不出話，但他知道毛想說什麼，他希望葉劍英能夠支持華國鋒，幫助他走上領導崗位。（然而當時一直陪著毛澤東的毛遠新說，根本沒有這回事。[12-54]）據說，葉帥認為華國鋒應當保留職位，鄧小平可以繼續做他的工作，但名義上仍要受華國鋒的領導。

葉帥為何要維護華國鋒呢？有人揣測，葉帥本人想繼續在黨和政府中扮演關鍵角色，所以他支持能夠讓他如願的人。但是葉劍英已經年邁，他不但從未表現出任何個人野心，而且多年來一直不願意插手日常事務。更有可能的是，像另一些黨的幹部認為的那樣，葉帥擔心鄧小平可能變得過於專斷，舉止越來越像毛澤東，所以他想以保留華國鋒作為限制鄧小平的權力、促進黨內民主的手段。

最終，葉帥等人的反對被政治局大多數人的觀點所壓倒，他們都贊成華國鋒辭職，把權力集中到鄧小平及與其共事的人的手裏。這一系列政治局會議一結束，在1980年12月5日一份供內部傳閱的文件中，政治局宣佈，將建議六中全會接受華國鋒辭去黨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的職務，由胡耀邦接替他出任黨中央主席，鄧小平接替他的軍委主席一職。華國鋒將擔任黨的副主席和政治局委員。[12-55]

葉劍英不是為自己的信念而堅決鬥爭的人，他更願意避免對抗。他接受了政治局對華國鋒作出的決定，事實上還為自己支持華國鋒作了溫和的檢討。[12-56]鄧小平成為中央軍委主席之後，葉帥便選擇了不再與他分擔這項工作，而是回到廣東的老家。他的兒子葉選平已在那裏擔任廣州市長和廣東省副省長，他可以在廣東安享晚年。葉帥出席了六中全會的開幕式，但是在會議正式通過黨史決議和批准華國鋒辭職的過程中，他沒有留在會上參與討論。後來當葉帥在1984年和1986年病重時，鄧小平也沒有像過去對待周恩來那樣，禮節性地前去看望他。葉帥死於1986年。

政治局經過這些激烈辯論後最終形成的決議，措辭直截了當而又嚴厲：「華國鋒同志製造和接受對他自己的個人崇拜。⋯⋯1977、1978兩年中，華國鋒同志在經濟問題上提出一些左的口號⋯⋯造成了國民經濟的嚴重損失和困難⋯⋯﹝雖然﹞華國鋒同志也有一些工作成就，但十分明顯的是，他缺乏作為黨的主席所應有的政治和組織能力。而且每個人都很清楚，根本不應當任命他擔任軍委主席。」[12-57]華國鋒的政治生命結束了。雖然他被允許在1981年6月的六中全會之後繼續留在政治局內，但他因受到的指責而喪失顏面，因此極少出席黨內高層的會議。

不論對華國鋒的下台還是對黨的歷史評價的過程及結果，鄧小平都有理由感到高興。華國鋒的下台沒有引發公開的權力鬥爭。同時，在對黨的歷史評價中鄧小平把握住了一種微妙平衡：既對毛澤東給予充分讚揚，以免削弱黨的權威，又批判了毛澤東在大躍進和文革中的作用。黨內高層對毛澤東在晚年犯有嚴重錯誤形成了基礎廣泛的共識，這使鄧小平能夠踏上新的征途。這條征途不會為毛澤東所贊成，但鄧小平相信，這對中國是有利的。

[12-1]蕭冬連：《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10卷：歷史的轉軌：從撥亂反正到改革開放》（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頁194–204。

[12-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1979年7月12–15日，頁535。

[12-3]學者中間孫萬國第一個意到了鄧小平登黃山的政治意義。

[12-4]SWDXP-2, pp. 197–201.

[12-5]例如鄧力群：《十二個春秋（1975–1987）：鄧力群自述》（香港：博智出版社，2006），頁157。

[12-6]2002–2006年對鄧小平女兒鄧榕的採訪。

[12-7]SWDXP-2, pp. 200.

[12-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1979年9月5日–10月7日，頁553。〔出現葉帥的內容在頁554–555，屬於1979年9月12日。——中文版編者註〕胡耀邦在1979年10月5日座談會結束時的講話，見鄭仲兵編：《胡耀邦年譜資料長編》（上下冊）（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上冊，頁412–421。

[12-9]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150–152。

[12-10]LWMOT, tape 29, pp. 7–8.

[12-11]Xinhua General Overseas News Service, September 30, 1979, pp. 1–22.

[12-12]Xinhua General Overseas News Service, September 30, 1979, pp. 6–7.

[12-13]Xinhua General Overseas News Service, September 30, 1979, p. 2.

[12-14]Xinhua General Overseas News Service, September 30, 1979, p. 6.

[12-15]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160。

[12-16]對準備黨史報告的精彩討論，見蕭冬連：《國史・第10卷》，頁249–258。

[12-17]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160。

[12-18]LWMOT, tape 31, pp. 16–17.

[12-19]《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9年10月下旬，頁574。

[12-20]《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9年10月下旬，1979年10月12日，頁566；1979年11月10日，頁578。

[12-21]SWDXP-2, pp. 225–226.

[12-22]SWDXP-2, p. 251.

[12-23]SWDXP-2, pp. 241–242.

[12-24]SWDXP-2, p. 242.

[12-25]SWDXP-2, p. 233.

[12-26]SWDXP-2, pp. 253–254.

[12-27]SWDXP-2, pp. 252–257.

[12-28]作者對林重庚（Edwin Lim）的採訪，他在1980年代初是世界銀行中國部主任，世界銀行駐北京辦事處剛建立時他任該辦事處主任。

[12-29]SWDXP-2, pp. 260–261.

[12-30]SWDXP-2, pp. 260–265.

[12-31]SWDXP-2, pp. 280, 281.

[12-32]SWDXP-2, pp. 273–283.

[12-33]《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0年2月28日，頁604；1980年5月17日，頁634–635。關於平反冤案的大背景，見蕭冬連：《國史・第10卷》，頁258–267。

[12-34]他在日本會談的解密檔案，見〈華国鋒総理訪日：「主腦會談等における発言」〉﹝華國鋒總理訪日：在首腦會談等會議上發言﹞，1980年5月27日（日本外務省亞洲局中國課），日本外務省解密檔案。

[12-35]文件最終的定稿爲〈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年6月27日， 參看“Resolution on Certain Questions in the History of Our Party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une 27, 1981, Beijing Review, no. 27 (July 6, 1981).

[12-36]Oriana Fallaci, “Deng: Cleaning up Mao’s Feudal Mistakes,” Washington Post, August 31, 1980; SWDXP-2, August 21, 23, 1980, pp. 326–334.

[12-37]《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0年10月25日，頁684–685。

[12-38]SWDXP-2, pp. 290–292；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160–162。

[12-39]SWDXP-2, p. 295.

[12-40]SWDXP-2, pp. 295–297；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164–166。

[12-41]很多幹部的意見的詳細總結，見《中直機關討論歷史決議（草案）簡報 》，未公開的文件，藏於Fairbank Collection, Fu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12-42]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103–104。

[12-43]Resolution on CPC History (1949–81)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81), pp. 28, 32.

[12-44]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165。

[12-45]鄧小平以這種籠統的方式承認了自己的錯誤，但他沒有為自己的錯誤舉出具體事例，除非他處在壓力之下。

[12-46]SWDXP-2, pp. 342–349.

[12-47]錢其琛：〈一次極不尋常的談話〉，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回憶鄧小平》（三卷本）（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第1卷，頁35–41。

[12-48]《政府工作報告》，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件彙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979年6月18日，上冊，頁198–222。

[12-49]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166–169；日本外務省亞洲局中國課，1980年5月27–29日，日本外務省解密檔案。

[12-50]SWDXP-2, June 22, 1981, pp. 306–308.

[12-51]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169；Ibid., p. 297.

[12-52]SWDXP-2, pp. 304–305；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196。

[12-53]〈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1982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件彙編》，下冊，頁735–747。

[12-54]2006年1月對毛遠新身邊人的採訪。

[12-55]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169–171。

[12-56]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169–171。

[12-57]Richard Baum, Burying Mao: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16–117.

第13章

鄧小平的治國術

 

 

鄧小平無法忍受令毛澤東感到陶醉的個人崇拜。[13-1]與毛時代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公共建築裏基本不擺放鄧小平塑像，人們家中也幾乎見不到懸掛他的畫像。很少有歌頌他成就的歌曲和戲劇。他也從未擔任過黨的主席或總理。學生們確實要學習鄧小平的政策，也會引用他的名句，但並不需要花時間背誦他的語錄。

然而，儘管不搞崇拜、也沒有令人敬畏的頭銜——他的職位不過是黨的副主席、副總理和軍委主席，鄧小平卻對權力的各個重要層面行使著有效的控制。他充分運用個人聲望，大膽地創建了一套運作良好的體制，把一個國家建設得強大繁榮。他究竟是如何取得這一驚人業績的呢？如果說毛澤東像一個高居雲端的皇帝，博通文史、簽發詔令，那麼鄧小平更像是一個總司令，審慎考察著自己的作戰計劃是否得到正確部署和落實。

 

權力結構

鄧小平在寬街的家中辦公，那裏地處中南海東北方向，到中南海驅車用不了十分鐘。隨著聽力漸差，他很難參加會議。他的聽力問題是由無法治癒的神經退化疾病和不時出現的耳鳴所致，這造成了神經性失聰和耳內異響。[13-2]他的聽力在1980年代後期惡化，講話者必須對著他的左耳大聲說話。這也使鄧小平認為，把時間用在看文件上要比出席會議劃算。他更喜歡讀會議報告、聽機要秘書王瑞林講述會議的情況；王瑞林代表鄧小平出席會議，跟其他高官的機要秘書會面以瞭解他們的看法。

鄧小平的作息很有規律。他八點用早餐，九點到辦公室。妻子卓琳和秘書王瑞林為他準備好要閱讀的材料，包括大約15份報紙、從外國媒體翻譯的參考資料、一大堆來自各部委和各省黨委書記的報告、新華社搜集的內部報道以及送交他批准的文件草稿。為瞭解最新動向，鄧小平主要依靠書記處和中共中央辦公廳整理的情況匯總。鄧小平閱讀時不做筆記。文件在上午十點前送達他的辦公室，他當天就會批覆。他不在辦公室留下紙片，那裏總是乾淨整潔。

陳雲要求自己的機要秘書每天為他選出五份最重要的材料，鄧小平則要瀏覽所有材料，以便自己決定哪些需要仔細閱讀。讀過材料並對其中一些作出簡要批示後，他把全部文件交給王瑞林和卓琳，由他們把他圈閱或批示過的文件轉交相關幹部，再將其餘文件歸檔。鄧小平圈閱或批示文件就是他領導全黨工作的方式。對一些文件他簡單地寫上同意，還有一些文件他會送回，要求作進一步加工和澄清，或提出再做研究的指示。

在上午三個小時的閱讀時間裏，鄧小平很少會客，但中間他會花20到30分鐘到院子裏散步。在家用過午飯後，他一般會繼續看材料，有時會讓幹部來家中見面。如有重要外賓來訪，他會到人民大會堂的某個房間會見他們，有時也與他們一起用餐。

鄧小平自早年起就享有一種聲譽——他善於區分大事小事，將精力集中在能給中國帶來最大變化的事情上：制定長期戰略、評價可能決定長期目標成敗的政策、爭取下級幹部和群眾的支持、宣傳能體現他想實行的政策的典型。在一些重要但複雜的領域，例如經濟或科技領域，鄧小平依靠其他人去思考戰略，然後向他說明不同的選擇，最後由他拍板。在另一些問題上，例如國防、與重要國家的關係和高層幹部的選拔，鄧小平會花更多時間摸清情況以便親自制定戰略。自1952年就擔任鄧小平機要秘書的王瑞林，在向外界說明鄧小平的意見時十分慎重，避免加上自己的理解。很多幹部認為毛遠新剛好相反，他在1975年末到1976年初向外界解釋毛澤東的意見時，往往用自己強烈的成見去渲染甚至補充毛澤東要他向其他幹部傳達的意見。王瑞林對任何事關黨或政府的事都避免作出自己的解釋，儘管他與鄧小平悠久的關係使他更像是鄧家的一員。王瑞林不添油加醋這一點對鄧小平來說很重要。有時在一些重要問題上，為使外界準確知曉他的想法，鄧小平會寫下主要觀點，讓王瑞林傳達他的書面意見。

總書記胡耀邦是黨務的執行官，總理趙紫陽則是政府事務的執行官，他們將所有重要問題交鄧小平最後定奪，但多是以書面形式，很少親自面談。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和政治局例會（但主要是書記處會議），趙紫陽主持國務院的會議。陳雲和鄧小平很少參加這類會議，均由機要秘書代為出席。趙紫陽在其口授的回憶錄中說，他和胡耀邦更像是大秘書而不是決策者，但他們要負責抓落實。鄧小平確實保留著拍板的權力，但通常他不會事必躬親；他定大政方針，讓胡耀邦和趙紫陽以自己認為最好的方式去落實他的指示。在作出最後決定時，鄧小平會考慮政治氣候和其他主要領導人的意見。雖然他做事獨斷而果敢，其實也受到政治局成員中的整體政治氣氛的限制。

1980年，政治局由二十五名委員和兩名候補委員組成。其核心——即權力強大的政治局常委會——有七名成員。一般認為，政治局中較年輕的成員是政治局常委的潛在候選人，常委會的成員是從政治局委員中產生的。[13-3]1980年代初的政治局常委包括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陳雲、胡耀邦和趙紫陽。年邁的葉帥很少參與實際工作。陳雲和李先念只在大事上表明意見，黨的日常決策權主要掌握在鄧小平、胡耀邦和趙紫陽手裏。每個常委和一組特定的政治局委員有自己的辦公室秘書，他們隸屬於書記處，負責收集材料、起草講話、處理文件，並充當常委和其他高官之間的聯絡員。即使觀點不同，鄧小平治下的政治局是個相對有紀律的組織，能夠聽從他的指示。

華國鋒擔任黨主席時經常召開政治局常委的例會，鄧小平則很少召集常委開會。當趙紫陽問他何以如此時，他說：「兩個聾子﹝鄧小平和陳雲﹞能談什麼？」鄧小平要做的是分工明確。他很清楚，建立新的組織結構，要比把一兩個領導幹部派到不配合其政策的舊組織更容易控制權柄。中央書記處恢復後，成了一個處於他明確控制下的全新機構。鄧小平把這個為全黨提供最高領導的新神經中樞安排在中南海北門內，讓他親自任命的胡耀邦領導黨的日常工作。政治局成員在書記處都有自己的辦公室，他們在這裏召開例會。中共中央辦公廳是一個更大的行政單位，負責起草和傳達文件，處理北京黨中央各單位和省一級黨委的來往，書記處則要小得多，它只為最高領導服務，就像一個黨的內閣。

胡耀邦主持書記處的會議。雖然胡也要主持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會，但鄧小平建立起自己的領導班子後，常委會很少開，政治局一個月也開不了一次會。趙紫陽作為總理也會參加書記處的會議，但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和葉劍英不親自與會，而是讓他們的機要秘書代為參加。機要秘書對自己所代表的人都十分瞭解，這一群機要秘書可以進行坦率的交流，避免了領導人本人因排名、權力或面子等顧慮而可能引起的問題或尷尬。

鄧小平的見解有助於形成共識，但在書記處對問題進行深入研究之前，他一般不會作出最後決定。一旦在重要問題上達成共識，書記處就會擬出文件在常委中傳閱。常委們會在文件上畫圈表示同意，或是作出簡短批示。在後一種情況下，文件會送回書記處進行又一輪修改。最後，由鄧小平「拍板」批准一項決策或文件的最終措辭。

數位高層官員，其中大多是接近政治局級別的，被任命為書記處書記。與秘書不同，他們都有管理權。政治局成員以及這些書記處書記下面都有一個「領導小組」，負責協調不同系統的工作。[13-4]比如彭真領導著管政法的領導小組，萬里領導著管農業的小組，宋任窮的小組管人事，余秋里的小組管工業和運輸項目，楊得志的管軍事，胡喬木的管黨史和意識形態，姚依林的管經濟計劃，王任重的管宣傳，方毅的管科技，谷牧的管外貿和投資，彭沖的管長江三角洲地區（上海周邊）的工作。[13-5]

其他最高層領導人有時會不同意鄧小平的決定，偶爾也會因為鄧不跟他們商量而生氣。最初，鄧小平不得不與陳雲的觀點角力，因為陳比他懂經濟，且陳的意見在其他領導人中享有很高權威。在軍事領域，葉劍英退到一邊之後，鄧小平再也感覺不到還有誰的意見能對自己有所制約。在軍事和外交方面，鄧小平有幾十年的經驗，對自己的想法充滿自信，因此很少向別人讓步，儘管在具體事務和起草文件上需要借助於專家。即便其他領導人不同意鄧小平作出的決定，他們也會遵守黨紀，不會公開表達異議。

鄧小平可以同他的機要秘書王瑞林隨意交談，他與胡耀邦和趙紫陽的關係則要正式得多，他也很少單獨會見他們。胡和趙有相當大的自由按自己認為恰當方式處理公務。鄧小平通過他們提交的書面文件，借助於王瑞林的補充，去瞭解他們的觀點。

鄧小平偶爾也跟與他年齡相近的老幹部見面，如楊尚昆、王震和薄一波，他與這些人是幾十年的老相識。這個由多年知交組成的小團體有著高度的個人信任，使鄧小平能夠對政治氣氛和人事問題作出更可靠的估計。鄧小平與楊尚昆有著特殊關係，他們同為四川人，鄧小平擔任總書記時他是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也是鄧小平和軍隊之間可靠的聯絡員。鄧小平與給他寫講話稿和起草文件的筆桿子，尤其是胡喬木和鄧力群，也有著比較隨意的關係。相比胡耀邦和趙紫陽，鄧與他們交往時更為輕鬆。

鄧小平用不少時間準備每年的中央全會，因為這種會議能在二百多名中央正式委員和一百多名候補委員中統一思想。他用更多時間準備每五年一屆的黨代表大會，因為它能在更長的時間內使人數更多的黨代表統一思想。在籌備這些重要會議時，鄧小平會與胡耀邦和趙紫陽一起工作，列出他要涉及的重大問題的議程，然後讓他們和胡喬木等人一起領導文件和講話的起草。對於鄧小平的重要講話，在發表之後通常會進行新一輪的編輯加工，作為能傳之久遠的歷史檔案收入他的文選。

像其他高層領導人一樣，在最寒冷的一、二月份，鄧小平一般會去較溫暖的地方住上幾周。夏天他會去海濱城市北戴河避暑，那裏是高層領導人休假並進行非正式交談的地方。但是對鄧小平來說這些「休假」其實也是處理黨務的機會。例如，1984年他在廣東和福建的經濟特區過冬時，肯定了它們取得的成就，把它們確定為沿海發展的樣板（見第15章）。在1988、1990、1991和1992年，鄧小平視察上海等地，推動了加快上海市發展的計劃。

隨著年齡的增長，鄧小平找到了一些保持體力的辦法。他利用書面文件處理大多數事務，避免參加勞力耗神的會議。他的大多數電話都由王瑞林處理。鄧小平在接見外國要員前不要求別人口頭通報情況，雖然部下們可以看出他對來訪者的近期活動有一定瞭解。只要不是會見大人物，鄧小平通常在家裏和家人一起用餐，晚飯後他一般會放鬆下來，和孩子們一起看看電視。他關注新聞，對體育也有興趣，每週會有一兩次請人來他家打橋牌。但是他與牌友、甚至與家人都不怎麼閒聊。[13-6]鄧小平有「不愛說話」的名聲，即便是在家裏。[13-7]鄧小平晚年時尤其注意保存體力，而會見外人時，人們則看到他機警、活潑，甚至熱烈。

除非在正式場合發言，鄧小平講話一般不需要提綱，而能講得條理分明。通常他唯一的提綱就是關於他講話的主題以及他所要訴諸的對象。1985年過了80歲以後，他避免做需要精心撰寫、編輯和陳述的長篇講話。除了包括1992年南巡講話等少數例外，他的講話不再被加工成有標誌意義的長篇文件。

鄧小平的家人覺得他親切寬厚、言談風趣，但在家人之外，他不是一個和藹可親的人。同事和其他人都對他敬重有加，卻不像對胡耀邦，或當年對周恩來那樣愛戴他。他們知道，在緊要關頭，鄧小平會做他認為最有利於國家的事，而未必考慮這樣做是否有利於自己的手下人。實際上，有些人覺得與周恩來和胡耀邦相比，鄧小平待人就像對待工具，視其是否有用。鄧小平16歲離開家鄉後再沒有回去過，他以此清楚地表明，他要報效的是整個國家，而不是任何地域、派別或朋友。與毛澤東不同，他既不心機複雜，也不懷恨報復，儘管也有極少的例外。下屬認為他是一個嚴厲、急切、要求高但講道理的監工，他們懷著敬畏與他保持距離。他是獻身於事業的同志，不是可以違背組織需要的仗義朋友。[13-8]毛澤東性情多變，而鄧小平作為最高領導人則行為一貫、治國方式始終如一。

 

治國和改革的指導原則

作為有12年戎馬生涯的軍事領導人，鄧小平很看重權威與紀律。置身高位、參與治國後，他更看重國家的權威，因為他知道自鴉片戰爭後的一百年裏，中國領導人在維護治國所需的權威上是多麼艱難。1950年代擔任領導人時，他對毛澤東神一般的權力有親身感受，他知道這種權力能成就什麼。然而他也看到，當這種權威在文革期間被消耗掉之後，再想做成事又是多麼困難。作為頭號領導人，他知道僅僅靠法規並不足以讓群眾服從——中國還不是一個公民對法律具有發自內心的普遍尊重的國家，而其中部分原因又在於長期以來公民們總是看到領導人在隨意改變法律。鄧小平就像中共領導層的其他同事一樣，認為群眾不僅需要在學校，而且需要在一生中不斷接受宣傳，要對他們進行「教育」，使之理解為何要遵守一定的規矩。而這種「教育」，需要輔之以人們對最高領導人一定程度的敬畏，以及對於膽敢蔑視權威可能給個人和家庭帶來的後果的懼怕。

鄧小平知道，他絕無可能讓群眾對他產生像對毛澤東那樣的敬畏。但是，他對如何維持自己的權威也心中有數。他在擔任頭號領導人時已經享有個人威望，其基礎是他有50年擔任中共領導人的資歷、他過去的功績、毛和周曾把他作為可能接班人的培養，以及他為國家作出正確決策的能力。直到1981年，毛澤東的形象一直有著強大的影響，為維護自己的權威，鄧小平必須表明對毛主席的尊重。但是，在1981年他把毛的基本思想定義為「實事求是」而被人們接受，還作出了承認毛澤東1958年以後所犯錯誤的黨史決議。這樣一來，即便他在某些問題上背離了毛的觀點，鄧小平也足以維持自己的權威。

鄧小平支持「黨內民主」的觀點。對此他的理解是：領導人要傾聽「建設性意見」，以減少犯嚴重錯誤的危險；然而，根據「民主集中制」原則，一旦作出決定，黨員就要執行。

鄧小平認為，發展經濟可以加強黨的權威和他個人的地位，這種估計被證明是正確的。當1983年至1984年經濟迅速平穩發展時，鄧小平的權威幾乎不可撼動。當經濟問題嚴重時，例如1980年代後期，中國陷入嚴重通貨膨脹，社會上人心惶惶，鄧小平的地位也因之受損。

鄧小平從未提出過治國原則，但是披閱他的講話、參考他部下的看法以及他實際作過的批示，還是有可能總結出一些可視為其治國模式的基本原則：

言行要有權威性。鄧小平當過十多年嚴厲的軍事領導人，他懂得如何讓風趣的談話也能透出威嚴。做重要講話之前，他會和其他重要領導人及正統思想的捍衛者一起為講稿把關，使他確信自己的講話是在傳達黨的聲音。

決定一旦宣佈，鄧小平不會承認錯誤、削弱自己的權威。在外國客人面前他可以很放鬆，但在黨內他絕不會輕易拿自己的權威冒險，而當他一旦使用自己的權威，就會表現得十分堅定。

捍衛黨的地位。1956年鄧小平在莫斯科親眼目睹赫魯曉夫對史太林的全面批判損害了黨的權威，他決心維護中共的尊嚴。如果他斷定某些批評危及中共的尊嚴或傷及他的領導地位，他會嚴加限制。如果批評得到很多人的回應，他會作出更強烈的反應。當鄧小平認為讚揚西方式民主之類的思想具有嚴厲批評中共的意味時，他會為維護中共的權威而作出堅定的反擊。

與毛澤東不同，鄧小平不會公開迫害批評者，但是對於他認為威脅到社會秩序的人，他也一向毫不手軟。他支持判處江青死刑，他把魏京生這種批評者投入監獄。像王若水、劉賓雁、方勵之這些批評中共的黨員，哪怕他們作出過貢獻，他也會毫不留情地將其開除出黨、撤銷職務。後來鄧允許他們出國，但禁止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回國。

堅持統一的命令體制。鄧小平不相信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分立能在中國行得通。他認為統一的命令體制更好用，效率也更高。中國也許可以有初級的分權制度：黨的代表大會具有準立法功能，書記處有行政功能，紀檢委有監督黨員的準司法功能。但是在鄧小平的領導下，還是單一的強大權威說了算。

牢牢掌握軍隊。和毛澤東一樣，鄧小平努力保留他本人和黨對軍隊的控制。當華國鋒有拉攏軍隊的跡象時，他立刻採取行動切斷他與軍隊的聯繫。即使在放棄了其他職務後，直到1989年11月以前，他一直保留著中央軍委主席一職。在他擔任頭號領導人的整個時期，他通過他的忠實支持者楊尚昆來確保軍隊高層的支持。鄧小平任命真正效忠於他的人——他過去在二野的老部下——擔任北京衛戍區司令員一類關鍵職務，他們反過來又能保證沒有任何異議團體敢於挑戰他在黨內的權威。

得到群眾的支持後，再作出重大政策的突破。鄧小平力求避免草率提出有可能引起很多高層幹部和普通群眾抵制的政策。他最有爭議的措施之一是解散農村人民公社，但他在1979年並沒有公開贊成解散公社。他僅僅說，在農民餓肚子的地方，要允許他們找一條活路，即使是保守的反對者也難以批評這種觀點。看到饑餓的農民因實行「包產到戶」而產量大幅提高的報告後，他讓人們廣泛宣傳這些成就。在很多地方傳出成功的報道、即包產到戶得到廣泛擁護後，他才在1980年5月宣佈支持這種做法，甚至這一宣佈也不是廣而告之。他仍然謹慎地表示，只在得到群眾擁護的地方推行家庭聯產承包制度，而實際上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這種做法會迅速鋪開。

規避罪責。如果鄧小平的政策不得人心或出了問題，通常要由下屬來承擔罪責，就像把毛澤東的錯誤推到林彪、江青和其他下一級幹部身上一樣。在一個最高領導層的紀律仍然嚴重依賴個人權威的國家，鄧小平像其他很多高級幹部一樣，認為有時必須丟卒保帥。在某些極端形勢下，為了完成當前的任務，他也會拿自己的權威冒險，例如1979年攻打越南的情況。但是一般而言，下屬是被指望為錯誤扛起罪責的。某些關鍵問題哪個下屬直接牽涉，就由誰來擔當罪責。

根據長遠目標作出短期決策。鄧小平在1978年成為頭號領導人時已經70多歲了。他經歷過無數變故，他領導的國家有兩千多年的歷史，他自然會對國力的盛衰持一種長遠眼光。鄧小平上台後，不必面對短期選舉，因此他能著眼於長遠目標，例如從1980年到2000年讓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或在21世紀中葉使中國成為小康社會。他也能為香港和臺灣提供回歸之後實行一國兩制、至少50年不變的政策。在考慮制定年度或五年計劃時，鄧小平也把它們放在長期目標的視野之內。

採用有助於實現長遠目標的政策。鄧小平搞四化的努力一旦得到普遍擁護，他就能為實現這個目標的政策爭取到廣泛支持。他培養和聘用專家，用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取代上了年紀、沒受過多少教育的人。他大力精簡吞噬著推動中國現代化所需資源的黨政軍臃腫的官僚隊伍。鄧小平為減少軍隊和黨政官僚的規模耗費了大量精力，因為這一政策受到不願退休者的強烈抵制。鄧小平也認識到，很多新的計劃必須逐步加以實行。他知道提高教育水準需要數十年時間，他必須為實現每一個目標定出標準。

鄧小平很清楚，在新就業崗位出現之前取消國營企業，將造成嚴重的社會乃至政治問題，所以他決定把關閉缺少競爭力的國營企業先放一放，等到有了更多就業機會再說。他知道，強迫那些在革命中打過仗的老幹部退休會遇到廣泛的抵制，他願意動用有限的財政，為同意退休的人提供優厚的待遇，包括住房和休閒設備，一些高幹甚至可以繼續使用公車。完成了這些困難的轉變之後，他才開始建立法定退休年齡的正常制度。

鄧小平大大擴展了有才華的年輕人得到深造的機會，提高了學者的地位，允許知識青年從農村返城。他很快就設立了計劃，使445萬工作素質有待提高的「專業技術人員」得到再培訓；成立了人才交流中心，鼓勵受過教育的人把檔案存放在那裏，以方便人才流往最需要的地方。[13-9]

鄧小平願意採取一些過渡措施，但他心中始終想著長遠目標。1981年文革後的第一批中國大學生畢業時，鄧小平繼續實行畢業生分配制度，把大學生安排到指定的關鍵崗位。直到1980年代末，鄧小平才允許大學畢業生自主擇業。

鄧小平不認為在1978年就能預見到哪些制度最有利於中國的現代化。他授意趙紫陽成立研究機構，研究各地採用的截然不同的體制。如果試驗取得成功，他會鼓勵人們嘗試在其他地方是否也能奏效。

正視令人不快的事實。鄧小平認為，掌握真實情況十分重要。在大躍進期間，浮誇報告使災難變得更加深重。鄧小平會通過不同的渠道驗證自己得到的信息，然後再對它的真實性作出判斷。即使這樣他也會存一份戒心，願意找機會親自看一看。鄧小平尤其願意聽取他所選定的一部分官員的意見，如楊尚昆和他的機要秘書王瑞林，他們能夠對他實話實說。他也仔細聽取外國人向他介紹他們在中國看到的情況。

鄧小平不但避免誇大他認為中國從長遠看能取得的成就，而且盡量降低地方幹部和普通群眾對短期內所能取得的成就的不切實際的期望。此外，他接受專家的勸告，中國不應急於發展大型重工業部門，而應首先集中力量搞好輕工業。

做事果敢。用中國人的說法，鄧小平能做到「舉重若輕」。陳雲同在軍隊中與鄧小平共事12年的劉伯承相似，以辦事慎重而聞名，屬於「舉輕若重」的人。陳雲注重細節，尤其是在經濟問題上，比鄧小平要細心得多。但是在鄧小平看來，想在打仗之前搜集到敵方全部情報的指揮官難免要貽誤戰機。鄧小平確實用很多時間分析自己的決定的潛在後果，但在重大問題上，他往往願意在摸清全部事實之前就大膽推進。

推進、鞏固、再推進。鄧小平認為，對於遇到嚴重阻力的問題，最有效的辦法是不斷施加一定的壓力，然後等待事情得到鞏固後再繼續向前推進。[13-10]例如，為了使華國鋒下台更加順利，鄧小平分幾個階段施加壓力，在繼續推進之前讓其他人作出調整。1980年代初他認為與蘇聯恢復正常關係的時機未到，但仍在這個問題上取得一些有限進展，直到蘇聯因過度擴張而不堪重負，願意與中國恢復正常關係。

加強團結，減少分歧。鄧小平接手的中國是一個因深刻的內在衝突而飽嘗痛苦的國家。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地主被消滅，連續不斷的殘酷政治運動在文革中達到頂點，留下很多「你死我活」的敵對情緒。此外，這些鬥爭遍及每一個村莊和工廠，這意味著受迫害者或其子女往往要和迫害過他們的人一起工作。

鄧小平當政時面對的最基本的問題之一，是如何減少受迫害者的親友想尋機「算賬」的欲望。他經常利用自己身居高位的資格，鼓勵人們讓過去的事成為過去，專心幹好自己的工作。他也經常用「不爭論」一語。他把很多有爭議的問題放到一邊，認為不妨把難題留給後人去解決，他們可能有更聰明的解決辦法。他還全力支持胡耀邦清理文革中的冤假錯案，為受害者恢復名譽，對遭受物質損失的人給予補償。

避免宣傳過去的恩怨。鄧小平指示說，對文革可以作一般性的公開討論，但不要糾纏於細節，這只會揭開傷疤，加重過去的敵意，很可能重新造成冤冤相報。文革期間受到錯誤批判的幹部都平了反，但鄧小平建議，給他們恢復工作時不要加以渲染，以免讓過去的鬥爭死灰復燃。

通過試驗避開保守派的抵制。黨內很多保守的領導人害怕出現資本主義企業。但是當毛澤東時代被迫上山下鄉的青年人大批回城時，鄧小平和其他官員擔心他們找不到工作會造成大的社會動盪。由於當時的財政捉襟見肘，政府無力在國營企業中擴大就業，因此允許家庭搞「個體戶」，以免造成大批人失業。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有資本家僱用八個人就是剝削的說法，這被解釋成親自參加勞動的創業者僱用七人或七人以下就不算資本家。個體戶便如雨後春筍般迅速發展起來。鄧小平得到陳雲的同意後說，「看看再說」。最初企業主對僱七人以上十分小心，但是看到政府並不干預，其他企業主便起而效尤。鄧小平並不與人爭論，他只提到「傻子瓜子」，這是由安徽一個目不識丁的農民及其僱員加工的十分著名的瓜子品牌。「你解決了一個『傻子瓜子』，會牽動人心不安，沒有益處。讓『傻子瓜子』經營一段，怕什麼，傷害了社會主義嗎？」[13-11]鄧小平聰明地解釋了中國為何要進行個體戶試驗，在恰當的時機對保守派作出一點不屑的表示，既機智地避免了意識形態之爭，又鼓勵了更多就業，使更大的私營企業得以立足。

用大白話解釋複雜而有爭議的問題。鄧小平作出基本的政策決定後，會用人們喜聞樂見的俗語對之加以解釋。這些機智通俗的說法不但使人難以反對政策，還能讓人覺得鄧小平平易近人。他並不是第一個運用格言俗語、使之與他的名字聯繫在一起的中央高層領導人，但他運用得很廣。他的「貓論」——「不管白貓黑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就是一種很有創意的方式，它為減少毛澤東意識形態的重要性贏得了廣泛支持，它意味著幹實事要比遵循某種意識形態更重要。如果他直接說「意識形態不重要」，將會引起極大爭議，而他的「貓論」會讓人聽後付之一笑。（事實上，有些企業家甚至生產和銷售以貓為主題的裝飾品。）另一個說法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它有助於降低很多想在改革後快速致富的人的期望值，在改革惠及每個人之前打消人們對致富者的嫉妒。它也是一個承諾，一部分人富起來之後，政府會努力讓更多的人致富。「摸著石頭過河」也是鼓勵試驗的一種方式，它承認在新形勢下不應指望所有的政策都能奏效。

在解釋基本原則的講話中把握好平衡。遵照中共的傳統做法，在重要的政策性文件中，鄧小平專注於使他的計劃保持穩健的中庸之道。他時常批評極端主義的做法，既批左又批右，既批「封建思想」又批「資產階級思想」。此外，在向群眾說明重要政策時，鄧小平認為更有效的辦法是作出解釋，講明大局和行動的長期目標，而不是直接命令。

避免派系，選拔能幹的官員。一些下面的幹部認為，選擇跟自己有特殊關係的人作為同事更安全，例如背景相同、同鄉或受過同樣教育的人。據說北京的三類人有著融洽的關係：（1）「團派」，即過去在共青團工作過的幹部；（2）「太子黨」，指中共高幹子女，其中一些人還有同窗之誼；（3）「秘書幫」，給高級幹部當過秘書的人。但鄧小平願意跟所有這三類人共事，只要他們能幹、忠於上級、不搞幫派活動。他鼓勵其他人也這樣做。

研究和營造「氣氛」。鄧小平作為頭號領導人，在政策的選擇上有相當大的靈活性，然而他也受制於北京最高領導層的政治氣氛。鄧小平在大膽採取行動時，要做到讓其他高層幹部完全支持他。當然，在一定限度之內鄧小平可以通過他的講話、行動以及他所支持的人去營造氣氛。但是他在講話時通常只講大原則，不會觸及細節。最高層的官員，那些政治局裏的人，對國家的問題有足夠瞭解，對於哪些事可以做或至少可以接受，都會形成自己的看法。在重大問題上，例如如何看待毛澤東的威信、廢除城市和農村的集體制度、擺脫計劃經濟、允許外國人在中國自由旅行等等，在鄧小平感到政治氣候完全有利之前，不會採取行動。

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包括高層幹部在內的每一個人都會對當前的政策和領導人表示堅決支持。因此即便高層幹部也不易搞清楚，什麼時候其他人會對當前的政策和領導人產生了嚴重懷疑，從而確信需要作出改變，例如1978年底對華國鋒及其政策就發生過這種情況。由於高層幹部在重要政策問題上從不公開表達不同意見，因此各省都在北京設有辦事處，這些幹部要窺探可能發生政策變動的跡象，猜測省裏正在考慮採取的某些行動是否會被認為正確或至少可以容忍。即便是鄧小平，為了把握這種氣氛，不但要依靠閱讀各種材料作出敏銳判斷，還要依靠敢於向他說出令人不快的真相的人，如鄧力群、楊尚昆、王震、王瑞林和他自己的子女。

最高層的氣氛一向複雜而微妙，因為它的基礎是心照不宣的默契，而不是直接公開的討論。轉變高層氣氛的重要因素，大概莫過於現行的政策、戰略和領導人正在取得的成果。如果事情的效果不錯，政策或領導人就會獲得支持。如果事情搞砸了，人們就會躲避，以免與失敗有染。例如，每年年底公佈的經濟結果會影響到有關現行經濟政策和對其負有責任的幹部的評價。大多數高層幹部都贊成在某些地方搞試驗，假如試驗取得成功，鄧小平等人就會覺得可以放手加以推廣。

不消說，對於政策取得了多大成功、將來的作用如何，不同的幹部有不同的眼光，其中一些人比較保守，一些人比較開明或包容。鄧小平努力維持足夠數量的少數人、最好是多數人的支持，至少是接受。在他感到某些問題上存在著強烈的反對意見，即便是出自極少但具影響力的少數人，那麼，他在提出重大創意之前也會想方設法爭取他們的合作，或至少讓他們消極接受。如果做不到這一點，他會推遲採取堅定的立場，直到氣候變得更加有利。

說到底，民主集中制要求每個人必須加入合唱，表態支持具體的政策。對於他們認為適當的政策，他們會給予認可，因為跟得不緊有可能吃虧。在鄧小平看來，成功的領導人不僅要決定正確的長期戰略方向，還應當知道如何去營造「氣氛」，如何選準時機採取大膽的步驟，在幹部群眾都願意支持時迅速採取行動。

[13-1]SWDXP-2, p. 329.

[13-2]據耳鼻喉科專家Dr. Samuel Rosen的診斷。這是2010年11月我從沈大偉（David Shambaugh）那裏獲悉的。

[13-3]Carol Lee Hamrin, “The Party Leadership System,” in Kenneth G. Lieberthal and David M. Lampton, eds., Bureaucracy, Politics, and Decision Making in Post-Mao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p. 95–124.關於中共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會成員名單，見每年的China Directory, in Pinyin and Chinese (Tokyo: Radiopress, 1979–present)。對於這些機構功能的總體概述，見Kenneth Lieberthal, Governing China: From Revolution through Reform, 2nd ed. (New York: W. W. Norton, 2004)。關於晚近發展的情况，見Richard McGregor, The Party: 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Communist Rulers (New York: Harper, 2010)。

[13-4]關於「系統」（xitong）這個概念〔又見本書第3章的註38。——中文版編者註〕，即「垂直功能等級體系」（vertical functional hierarchy）見A. Doak Barnett, with a contribution by Ezra F. Vogel, Cadres, 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Power in Communist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 另參見Lieberthal, Governing China。

[13-5]Hamrin, “The Party Leadership System,” pp. 95–124.

[13-6]2006年8月、2007年7月與吳明瑜的交談，他是鄧小平的橋牌牌友之一。

[13-7]2002–2006年對鄧小平女兒鄧榕的採訪。

[13-8]對鄧小平部下的採訪；Ezra F. Vogel, “From Friendship to Comradeship: The Change in Personal Relations in Communist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 21 (January–March 1965): 46–60.

[13-9]汪文慶、劉一丁：〈改革開放初期的人事制度改革——訪原國家人事局局長焦善民〉，《百年潮》，2007年第5期，頁42–47。焦善民時任國家人事局局長。

[13-10]這是Leonard Woodcock的觀察，見LWMOT。

[13-11]SWDXP-3, p. 97.

第14章

廣東和福建的試驗：1979–1984

 

 

1977年11月11日，鄧小平在廣東商議在北京召開中央軍事委員會會議的計劃時，有人向他彙報了年輕人試圖越境逃往香港的問題。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青年冒著生命危險從陸路或水路逃往香港。北京過去一直認為這是個安全問題，因此在20公里的邊境上全部架起鐵絲網，派數千警員和部隊在這一帶巡邏。試圖外逃的年輕人被抓住後，就被關進邊境附近的大型拘留中心。鄧小平一向有著坦率承認令人不快的事實的作風，他聽過彙報後說，用警員或軍隊解決不了問題。邊境兩側生活水平的差距才是癥結所在。要想解決問題，中國就要改變政策，改善中國邊境這邊人們的生活。[14-1]

在廣東的會議上，當地幹部還抱怨外匯短缺，而外匯是引進外國技術和保證建設項目的前提。鄧小平支持這樣的觀點：為了賺取外匯，可以成立兩個農產品加工中心（一個在毗鄰香港的寶安縣，後來成為深圳的一部分；另一個在靠近澳門的珠海），加工新鮮果蔬輸往香港。他知道當地的農產品剩餘有限，他說，可以由外省提供一些用於出口的產品。他還說，廣東可以建一些現代化飯店和其他旅遊設施以賺取更多外匯。當時，一些地方幹部想恢復當地的手工業，但鄧小平沒有提到出口工業產品的前景；那時幾乎還沒有生產出口產品的工廠，也還看不到允許外國公司來建廠的可能。外國投資仍不被允許。[14-2]

鄧小平廣東之行後，北京對發展廣東的興趣高漲起來。隨著政府開始考慮購買外國技術，官員們更加關注外匯短缺的問題。知情的計劃幹部知道，由於沒有找到新油田，他們想在1973年石油危機後出口高價石油的希望已經破滅。從1978年4月10日到5月6日，在華國鋒的全力支持下，北京國家計委的一個代表團來到廣東，探討如何增加出口。[14-3]這些谷牧領導下的官員鼓勵當地和鄰近的福建省的幹部發展旅遊業，建議成立出口加工區，將外國貨物和機器運進來，經當地勞動力加工後再運出去。[14-4]

1978年4月國家計委代表團鼓勵廣東進行創新後，剛上任的廣東省委第二書記習仲勳來到廣東，為中國向世界經濟敞開大門作準備。習仲勳離京之前，熱心於家鄉發展的廣東人葉帥對習仲勳說，要想得到海內外廣東人的真心合作，首先要給50年代早期因受到地方主義指責而蒙冤的幹部平反。[14-5]1978年底習仲勳已取代韋國清將軍成為省委第一書記，按葉帥的建議採取了行動。同時楊尚昆也來到廣東任省委第二書記，幫助習仲勳制定廣東省的改革計劃。楊尚昆和習仲勳合作愉快，與習一起為建立出口加工區作準備，並擔任鄧小平的聯絡員。[14-6]

習仲勳剛到廣東時需要學習很多東西。他到任之前仍處在政治烏雲之下，因而上任之初沿襲了當時搞階級鬥爭的官方政治路線。在最初與當地幹部開會時，他重申了北京的官方路線：逃港者是在走資產階級路線，應當給予懲罰。一個大膽的當地幹部說，邊界這邊的廣東人夜以繼日地幹活仍然吃不飽，逃到香港後用不了一年，就能得到他們想要的一切。習仲勳當即宣佈開除這個幹部，這人回答說，不必了，他早就不想幹了。會後習仲勳又聽取了其他人介紹的情況，他們也向他講述了鄧小平去年11月來廣東調查時的態度。第二天與另一些幹部開會時，習仲勳主動作出檢討，向那個當地幹部道歉並挽留了他，而且發誓要搞好邊境這一邊的經濟。從那時起，習仲勳就成了大力支持廣東的人，為改善當地經濟和繁榮出口不知疲倦地爭取北京的幫助。[14-7]習仲勳原籍陝西，但1989年退休後他選擇了住在廣東。他的兒子習近平生於1953年，在2007年當選為最年輕的政治局常委，成為最有可能在2013年接任國家主席一職的人。（對習仲勳的介紹，參見本書附錄〈鄧小平時代的關鍵人物〉。）

習仲勳在1978年12月開完三中全會——鄧小平在這次會議上成為頭號領導人——回到廣東後，向當地幹部通報了改革開放的新政策對於廣東的意義。三十年來廣東幹部一直受到北京的冷遇，因為對於這個靠近外海、毗鄰香港的地方，北京總是擔心它的地方主義、資本主義舊習和安全風險，壓制它的工業發展。現在，急於促進出口的北京，終於願意為廣東幹部提供他們盼望已久的機會：發展地方工業。

1979年1月6日，即三中全會剛過兩周，北京就為習仲勳開了綠燈，讓他準備一個廣東接受外資的方案交北京正式批准。鄧小平在1977年11月的建議中只要求加工出口農產品，而這個方案則是要建立製造業，生產用於出口的工業產品。習仲勳立刻召開了為期兩周的會議，為起草這個方案作準備。與臺灣隔海相望的福建也得到了與廣東相同的地位，不過當時臺灣還不允許與大陸開展貿易，因此廣東將先一步，讓福建稍後再以同樣的方式發展出口工業。就在習仲勳和當地幹部準備這個方案時，谷牧被任命為新成立的部級單位特區辦公室主任，負責協調廣東和北京的工作。谷牧擔任這個新職務後數次前往廣東，協助習仲勳等地方幹部為廣東得到的特殊地位作準備。谷牧熟知外貿和基建，他在北京的聲望，他對改革開放的信念，以及他解決問題的能力，使他成了一個很得力的中間人。[14-8]

1979年1月31日，即三中全會剛過一個月，李先念批准了香港招商局局長袁庚提出的外資第一案。為滿足香港繁榮的建築業對廢舊金屬的需要，袁庚打算拆解不再運營的舊船，把拆下來的金屬賣給香港建築商。他想為這個項目找一個地點已有多年，無奈香港人多地少，於是他建議將地址選在寶安縣中位於深圳最西邊的蛇口。

袁庚的方案是為廣東創新釋放出的一個完美的探測氣球。拆舊船無須建設新工廠，可以立刻上馬。更重要的是，袁庚的公司名義上是「外企」，但他本人早年就加入中共，在廣東和北京都有很深的資歷。他是寶安縣（其中的一部分後來成為深圳）人，國共內戰時在當地的共產黨游擊隊裏打過游擊。1949年後他任職於北京的中聯部，後又去交通部主持國際聯絡工作。香港招商局原為清末朝廷成立的公司，後被共產黨接管，隸屬於交通部，在香港有獨立的分公司，袁庚擔任負責人。

李先念所批准的袁庚方案就是由交通部報給李先念的。交通部部長曾生也是寶安縣人，抗戰期間就是袁庚在游擊隊裏的上級，後又在交通部擔任他的上司。袁庚本想在深圳西南部的蛇口要一塊小地方，李先念卻給了他一塊大得多的地皮，這使袁庚的生意可以不限於拆舊船。蛇口由此成為中國第一個允許外國直接投資的地方，也是中國第一個允許境外人士對位於內地的公司進行決策的地區。對於中國領導人來說，這是一種很安全的「外資」方式，但仍然是一個突破，它為其他外國公司在大陸獲准成立企業敞開了大門。國家的計劃幹部中有一些反對的聲音，他們擔心給廣東這麼多自由會干擾國家的整體計劃，不過廣東幹部的觀點還是佔了上風：不給予更多的自由，他們無法吸引外國公司來建廠。

1979年4月初習仲勳在北京的中央的工作會議上說，廣東和其他省份一樣，缺少足夠的自主權有效開展工作。他大膽地說，如果廣東是一個單獨的國家，幾年之內就能起飛，但在現在這種處境下，什麼改變都難實現。另一些高層幹部十分清楚中國的經濟計劃過於集權。華國鋒像鄧小平一樣贊成給廣東更多自主權以發展出口，他向習仲勳保證，會給予廣東吸引外資必不可少的自主權。[14-9]

習仲勳和廣東的領導班子於1979年4月17日帶著方案草稿赴京，在最後定稿前與鄧小平等人作了進一步討論。習仲勳及其同事根據谷牧的建議提出，允許廣東全省實行特殊政策，使其能夠採取靈活措施，吸引生產出口商品所必需的外資、技術和管理方式。國家為工廠提供必要的土地、運輸設備、電力和勞動力，提供外國人所需的飯店、餐廳、住房和其他設施。北京中央政府支持廣東和福建兩省，除了一般工作外，集中精力抓好廣東的三個經濟特區（毗鄰香港的深圳，與澳門接壤的珠海和廣東東北部沿海地區的汕頭）和福建的一個經濟特區（廈門）。

鄧小平完全支持這個方案。他對習仲勳說：「還是叫特區好，陝甘寧(延安時期對陝西、甘肅、寧夏的簡稱）開始就叫特區嘛！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14-10]鄧小平這番話，是在直截了當地答覆廣東一行人在北京提出的請求：如果不給錢，給權，我們自己籌錢如何？[14-11]

在跟習仲勳談話時，鄧小平同意，要讓廣東和福建享有靈活性，以便吸引和利用祖籍廣東福建的海外華人的資金。廣東的方案於1979年7月15日得到批准，成為中央第50號文件，它同意給予廣東和福建吸引外資的「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14-12]按鄧小平的建議，這些地區稱為「特區」。[14-13]四個特區於1979年8月26日正式成立。考慮到國家計劃的複雜性和計劃幹部的抵制，如果不是有鄧小平、華國鋒、谷牧、習仲勳等人的決心，很難想像這一系列安排能夠在三中全會後僅僅七個月內即告完成。

 

鄧小平的試驗及其反對者

二十年來中國一直在搜集八十多個國家所建立的出口加工區的有關資料。這些國家設立的加工區旨在繞開繁瑣的進出口規章，輸入生產所需要的原料，用當地廉價勞動力生產產品後再將其出口，不必經過一般的正規進出口程式。在中國，直到1978年，建立出口加工區的努力一直得不到必要的政治支持。從1979開始，廣東毗鄰香港的地區實際上變成了加工區。

但是，鄧小平不僅把廣東和福建的特區看成出口加工區，他還有更大的考慮。他要建設的是工業、商業、農業、畜牧業、房地產和旅遊業完備的綜合性大都市。[14-14]這些特區可以對各種辦事方式進行靈活的試驗。現代管理制度不但能改善中國的企業，而且可以為黨政機關所用，使之變得更有效率。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下發的第41號文件說，四個特區將「實行不同於其他地方的制度和政策。經濟特區將主要受市場調節」。[14-15]

鄧小平得不到在全國範圍搞這種試驗的支持，但對於保守派來說，反對這種試驗更不容易。這是因為在一地進行試驗、成功之後再加以推廣的思想，早就是中共慣有的智慧。[14-16]例如，在四川、江蘇、浙江就嘗試過工業管理方面的改革。但是鄧小平允許在廣東和福建的外國企業使用自己的人工和管理制度，這種試驗遠遠超出了其他地方的嘗試。蛇口進行的投票選舉試驗，大大早於其他地方的村民選舉。廣東比任何地方更合適做實驗室。鄧小平鼓勵經濟特區進行市場、工業、建築業、勞動力、金融和外匯方面的試驗。[14-17]由於廣東處在風口浪尖上，也就成了反對者攻擊的目標，他們擔心中國變成資本主義國家，外國帝國主義者會捲土重來，社會主義計劃體制受到破壞。廣東也成了那些反對資源流向沿海地區的內地省份的批評對象。

西方人、甚至一些中國的批評者也說，鄧小平是在搞資本主義試驗，只是不叫這個名稱罷了，但鄧小平並不這麼看。他決心擴大市場，他個人對私人企業沒有意識形態上的反對意見，他同意競爭是工商業的動力。然而他也要讓中共牢牢掌握控制權，防止資本家左右中國政治，他要保留土地公有，維持國有企業的重要作用，繼續國家的經濟計劃。鄧小平說，中國不會變成資本主義；錢進不了他鄧小平或華國鋒的腰包。[14-18]

即便是那些對外國「帝國主義者」沒什麼記憶而只是從黨的宣傳中有所耳聞的年輕幹部，對財大氣粗的外國資本家可能的所作所為還是感到緊張。為何中國在擺脫了外國帝國主義30年以後，現在又要把帝國主義者請回來？國營和集體企業的領導知道，中國的企業在1930年代如何被外國企業的擴張擠垮，他們害怕中國的企業難以與資金雄厚、更加現代化的外國企業競爭。幹部們擔心，在國際貿易中經驗豐富的外國資本家會暗藏禍心，利用國際法律設下圈套，在中國取得壟斷權。鄧小平以十分謹慎的方式，向公眾解釋他的理念。他和別人一起批評對外國制度亦步亦趨的人。他小心地不提外國文化更加優越，只說可以在有限的範圍內向外國文化學習：中國可以學習外國的「現代管理」。但是，對「現代管理」的學習有很大的包容性，事實上可以廣泛學習各種觀念和制度，而又不會惹惱那些堅信中國文化或「中國精神」更優越的愛國主義者。

開放廣東、福建和其他沿海省份的決定，很快導致了工業從內地向沿海地區的大批轉移。從1966年到1975年，遵照毛澤東要避免邊境附近國家安全受到威脅的政策，中國有一半以上的投資被用於「三線建設」，貨物和人員都去了基礎設施很差的邊遠地區。[14-19]但是在1979年2、3月對越戰爭之後，鄧小平認為外來攻擊的危險已大為減少。中國的計劃幹部也明白，在工業發展和國際貿易方面沿海地區佔盡天時地利：那裏交通便利，有更好的基礎設施，擁有大批專家和較低的成本。1979年廣東的出口僅佔全國出口的12%，而到了1980年代後期，隨著出口的增長，中國每年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出口來自廣東。[14-20]鄧小平承認，廣東和福建有可能先富起來，但是他宣佈，這些先富起來的地區以後也要幫助其他地區致富。

北京那些試圖維持細緻有序的計劃體制的幹部力求控制廣東的貨物進出，然而他們面對的卻是廣東的靈活政策造成的夢魘。廣東從國外賺到了更多的錢，可以高價購買貨物，這刺激了其他一些省份把完成本省計劃所必需的物資轉運到廣東。據估計，給予廣東和福建靈活政策的決策至少涉及64家中央政府的單位。在指導各地的計劃與廣東相互協調的幹部中，有來自國家計委、外交部、財政部、國家建委和物資部的人。[14-21]廣東的幹部在1979年說服了北京的領導，廣東與外國公司簽訂的協定不必事先交北京審批，儘管仍要報送中央。但運往廣東的國有物資數量增長並不需要北京有關部委批准。[14-22]由於市場變化無常，計算不同的稅種變得極為複雜，於是北京同意廣東每年將稅收一次性上繳國庫。

為了確保經濟特區不會搞政治試驗，陳雲堅持將特區改為「經濟特區」。1980年3月，面對壓力的鄧小平同意了這一改動。[14-23]他安撫保守派的同志說：「它們是經濟特區，不是政治特區。」[14-24]但是鄧小平並沒有放棄他的想法：特區要在新的管理方式上開展廣泛的試驗。鄧小平以其典型的作風，接受改變名稱以避免爭論，但其實他還是要繼續闖下去的，他並沒有阻止廣東繼續進行廣泛的試驗。

 

中國的南大門

特區的一個可能地點是上海。1930年代那裏企業林立，住著大約30萬外國人，是亞洲最國際化的城市。作為當時亞洲的主要金融和商業中心，上海遙遙領先於香港。它也是亞洲重要的工業中心，只有極少數日本城市超過它。但是在1978年，中國的計劃工作者們擔心把上海搞成試驗區風險太大：它是中國主要的工業中心，對國家財政的貢獻大於其他任何地方；如果上海的工業和財政收入受到負面影響，那將是中國的災難。出生於上海的陳雲也擔心，上海屈從於洋人的「買辦習氣」仍然很重，他反對把上海搞成試驗區，這個意見佔了上風。

廣東和福建不同於上海，它們沒有多少工業，即使走了彎路也不會有多大風險。它們的沿海地區靠近東南亞和香港，因此1949年後被認為有安全風險，北京在1978年以前一直限制它們的工商業發展。此外，即使與外國資本家的交往造成精神污染，由於兩省地處邊陲，也不至於影響到北京的黨中央。更重要的是，移民東南亞和世界各地的華人多來自廣東和福建兩省，他們會講當地方言，很多人仍然與這些地方保持著密切的私人關係，一些人對吸引新的投資會大有幫助。

鄧小平在1978年10月訪日時曾說，他來日本是為中國的現代化尋找「仙草」的。假如有一個地方能找到讓中國起飛的「仙草」，這個地方就是香港。從1979年到1995年的直接對華投資中，大約有三分之二來自或至少經由香港這個中國的「南大門」。[14-25]北京希望東南亞和美國等地的「海外華人」前來投資，但更想得到中國聲稱擁有主權的港、澳、臺的「同胞」的投資。當時，不把臺灣計算在內，官方估計在中國大陸以外大約有820萬祖籍廣東和500萬祖籍福建的華僑。[14-26]兩省在尋找投資時，這些人是爭取資金的首選目標，雖然也歡迎其他來源的投資。1978年後回國的人大多數都是通過「南大門」返回他們在廣東和福建的故鄉。當時臺灣和大陸還沒有直接貿易，還要再等將近十年，臺灣才允許居民去大陸旅行。

鄧小平允許廣東敞開大門，香港就成了投資、創業和外界知識的來源。香港遍地都是企業家，包括1948年中共軍隊攻取大陸後逃過去的成千上萬的人。在1949年以前，香港一直是把中國與外部世界聯繫在一起的貿易中心。中共掌權後關閉了邊境，使香港經濟也受到打擊。當時一些從上海和寧波逃過去的企業主，在香港建立起紡織業和全球航運業。到1960年代時香港已成為國際領先的金融中心。1970年代，早年在香港生活，後去英美、加拿大或澳洲留學的有才華的年輕人開始回到這塊殖民地，他們熟知現代金融、高科技和國際市場。因此，香港在1970年代末為中國提供了一些當年蘇聯絕對稀缺的東西——它是一塊企業家的風水寶地，而這些企業家十分熟悉西方的最新發展，與中國大陸有著相同的語言和文化，而且很樂於提供幫助。

在鄧小平著手改革的最初幾年，香港和大陸之間的大門只打開了一部分。進出這道大門並不總是很順利。邊境檢查仍在繼續，中國居民多年來很難得到出入境簽證。很多非法逃港的人、或邊境另一邊有親屬在共產黨統治下受過罪的，也根本不想再跨過那道邊境之門。1949年以後，內地和三十年來急速發展的香港之間存在著日益擴大的社會差距，彌合起來並非易事。1980年代初期，香港商人言談之間會把邊境另一邊的內地人稱為不知現代世界為何物的鄉巴佬。廣東人和福建人見到來自香港的親屬或同鄉，會忌恨他們派頭十足、財大氣粗，因為他們這些大陸的親戚仍在受窮受苦。即使是大陸官員，當時的生活水平也僅在溫飽之上，他們看到衣著光鮮、洋洋自得的香港商人帶著一班幹練的人馬，擁有現代技術和全球關係網，也不免滿腹狐疑。但是，仍有不少香港企業家熱心於幫助家鄉，利用中國這個幾乎無限廣大的市場。沒過兩三年，通過這個南大門的人流、卡車和資金，便從涓滴之水變為汩汩溪流，然後又變成了滾滾洪流。

在鄧小平時代，廣東和福建的幹部，尤其是經濟特區的官員，從香港這個大都會的人們那裏學到了不少東西——通過日益開放的電視、報紙和個人交往，通過他們在廣東開辦的工廠、飯店、餐館和商店。在1980年代初的廣東街道上，僅憑外表和舉止就能分辨出兩種人，打扮時尚的人來自香港，另一些人則是土生土長的大陸人。然而這種差別逐漸消失了，到1992年鄧小平時代結束時，許多廣東南部的大陸人和香港居民已經難以區分。

從1978年到1980年代初，中共在香港的組織——新華社、中國銀行、華潤集團、工會、「愛國學校」和「愛國」商人——是大陸官員瞭解香港形勢的主要依靠對象。但到1983年鄧小平開始接見更多的香港商業領袖——如船王包玉剛——時，代表大陸的那個小群體已經基本完成了他們作為聯絡員的特殊使命。

在香港工作的中共黨員不屬於香港社會的主流，他們缺少接觸香港精英的渠道，而現在北京急欲得到後者的合作。北京和廣東的幹部開始繞開香港的共產黨同志，直接與香港的主流領袖接觸。1982年，鄧小平把一名前省委書記許家屯派往香港，擔任中共在香港的最高代表，許和鄧本人及北京高層均有直接聯繫；他到港後開始直接和香港精英接觸。

對於香港的工廠主來說，中國的開放可謂恰逢其時：由於香港勞動力短缺，工資和成本上升，他們已經開始在國際市場失去競爭力。而邊境另一邊低成本的勞動力，不但能夠挽救香港服裝廠、玩具廠和電子元件廠的廠主，還可以為他們提供廣闊的機會。轉變迅速出現，而且往往令人吃驚：據香港報載，香港一些工廠的工人早上到了工廠時發現，全部生產設備一夜之間就被運到了邊境另一邊的村莊，那裏已經建起了新工廠。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香港繁榮期掌握了先進建造技術的香港建築公司，突然發現在邊境另一邊有著無窮無盡的機會。

歐洲和北美的商人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去中國時，通常都會取道香港，先乘火車到廣州，再從那兒飛往其他目的地。動身前往大陸之前，他們會向香港商人瞭解情況，而後者有時會成為他們的合夥人或在中國大陸的代表。外國人受到本國法律的禁止不能行賄，便通過受限制較少的香港代理人為自己在廣東的生意鋪路。臺灣商人由於其政府在1980年代初禁止與大陸通商，也通過香港的合作夥伴與內地做生意。鄧小平開放連接廣東和香港的「南大門」的試驗，使這裏成了外來投資、技術、管理技能、觀念和生活方式進入中國的最重要通道。

中國到1980年代末時已經更加開放，內外交往擴展到包括北京在內的中國其他許多地方。香港商人與大陸打交道時使用的語言，就反映著這種交往的變化過程。在1978年後的最初幾年裏，香港和廣東之間的交際語言是粵語，這是通行於香港和廣東很多地方的一種方言。然而到1980年代末時，中國很多地方都越來越開放，於是普通話漸漸成了新的通用語言。深圳和珠海的很多居民來自北方，他們只說普通話，不講粵語。香港繼續扮演著重要角色，粵語也在繼續使用，但是香港商人要與全國的合作夥伴交往，於是他們也開始學說普通話。這種語言上的變化反映著從地區性試驗逐漸變為全國範圍的對外開放的過程。

 

廣東和福建的起飛

在廣東和福建獲得特殊地位後的三十年裏，中國的出口增長了一百多倍，從1978年的每年不足一百億美元增加到一萬多億美元，其中超過三分之一來自廣東。1978年時廣東沒有一家擁有現代生產線的工廠。三十年後來到廣東南部的人，卻可以看到摩天大樓、世界級飯店、高速公路和滾滾車流。

從廣州到香港之間的整個珠江三角洲都發生了巨變。在1980年代，這個地區的村鎮（過去的生產隊或公社）迎來了一些小製造商在此地建造工廠，他們先是來自香港，後來是臺灣等地。到1980年代末時，從香港到廣州一百六十多公里的路段上，道路兩旁的工廠已經連成一片。[14-27]1979年時毗鄰香港的深圳只是一個有兩萬居民的小鎮，二十年後的深圳市則已經擴展到了周邊農村地區，人口接近一千萬，而且還在迅速增加。雖然沒有確切的數字，到1992年鄧小平退休時，估計有一億人次湧入廣東的沿海地區，其中不少人後來又返回家鄉，但也有數千萬人留在了那裏。

習仲勳和楊尚昆設法使北京批准了一系列導致廣東經濟起飛的措施，但是從1980年到1985年間領導廣東經濟起飛的卻是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他的搭檔梁靈光省長以前是輕工業部部長，被派到廣東幫助其發展輕工業。鄧小平退出後，就像全國人民感謝鄧小平搞了改革開放一樣，廣東人也感謝任仲夷的大膽領導。多年以後胡錦濤視察廣東時，曾專程去看望已退休20年的任仲夷，向他表達敬意（關於任仲夷，請參見本書附錄〈鄧小平時代的關鍵人物〉）。

根據1982年1月的一份文件，涉及3,000萬元以上的輕工業項目和5,000萬元以上的重工業項目，廣東必須報送北京批准。[14-28]由於突破額度而受到北京指責時，任仲夷會巧妙地規避，說那不是一個項目，而是恰好相互關聯的若干個項目，而每個項目都在上限以內。任仲夷的部下喜歡他為廣東發展與制度斡旋的熱忱，以及他敢於為他們撐腰的勇氣。其實任仲夷自己就曾說過，他在廣東的任務是作一個變壓器，電流（廣東的政策資源）來自北京，他要使其符合當地需要。廣東幹部的說法則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得到任命的省級領導人在赴任之前，很少受到最高領導層的接見，但任仲夷和省長梁靈光卻應邀與鄧小平單獨見了面，此外還去拜會了華國鋒、萬里、陳雲和葉帥。鄧小平與他們見面時說，他們的任務是為未來探索一條出路。鄧小平瞭解廣東的地方主義問題造成的強烈情緒，關於如何對待這個過去遺留的問題，他向任仲夷和梁靈光說了自己的看法：不可能完全不談過去，但要全面地看問題，不要糾纏於小事。鄧小平說，只要在新的崗位上拿出適宜的政策，工作就能順利進行。鄧小平還表示，他希望廣東和福建的幹部能夠用自己的經驗為其他地方提供指導。萬里在會見他們時則大膽地說，如果北京的指示不適合地方的情況，他們就應當做符合當地需要的事。[14-29]

廣東的試驗走在最前面，很容易被人批為搞資本主義。對於那些害怕資本主義、不願看到對其他各省同樣有吸引力的廣東試驗被推廣到全國的人，任仲夷和他的一班人便成了他們的靶子。任仲夷手下的幹部為他的機智所傾倒，佩服他作出戰略選擇的能力，但是最為贏得他們忠心的，還是他在北京的批評面前敢於承擔責任。

即使沒有來自北京的政治壓力，幹部們也感到難以勾畫出一幅全新的路線圖。例如，在研究建設廣深公路時，他們擔心預算有限，也無法想像汽車增長速度如此之快，便錯誤地採取了謹慎策略，決定建一條雙車道高速公路，結果沒過十年就被一條八車道的高速公路所取代。政治上的顧慮以及缺少經驗，也使得一個十分敏感的領域（即如何與外來商人打交道）產生了不少失誤——他們既想吸引外商前來投資，又不想被人指為對外來資本家示弱。最初，他們不知道如何確定稅收減免的合理數位、需要多少地方基礎設施、應當如何進行計價，以及哪些當地產品在國外有市場，因此犯了很多錯誤。還有些當地人辦事拖遝，甚至欺騙境外投資者。此外，新工廠的建設速度超前於相關管理規章的頒佈，結果新規章並不總是奏效。敢闖敢幹的地方領導走得太快，把較為謹慎的官僚拋在後面，結果反而驗證了持懷疑態度的保守派的噩夢——這類情況並不少見。

 

試驗的教益

廣東和福建的幹部發現，為了吸引外資設廠，必須建立「一站式」的決策中心。早期的外來投資者為了安排電力、運輸、建材和勞動力，拿到各種批文，必須跟不同的官僚機構打交道，這讓他們不勝其煩。到了1980年代中期，最能吸引外來公司的地區都是那些對政府機構進行重組、將決策集中的地方，這使地方官員在一個辦公地點就可以作出所有關鍵決策。

在如何向外來投資者收費方面，人們也獲得了不少經驗和教訓。最初，地方政府對如何在市場經濟中計算成本幾乎一無所知，一開始索取的費用往往不是遠遠高於、就是大大低於國際標準。過了幾年後，他們對海外市場的價格找到了感覺，開始定出更為適當的價格。由於前來打工的勞動力數量幾近無限，勞動力成本仍然大大低於多數工業化程度較高的國家。

此外，為爭取投資而相互競爭的地方幹部早就發現，如果不讓外來投資者得到他們認為合理的投資回報，他們就會另尋他處。最初，幹部們聽說運到海外的產品能賣高價，於是也向外國人開高價，認為不這樣做就是讓中國勞動力受外國資本家剝削。但是漸漸地，中國官員開始接受國際市場的價格，認識到即使工人所得比在海外銷售產品的商人少得多，對政府和工人仍然有利。

做到信譽牢靠也是一個學習的過程。地方幹部認識到要想留住外方合作夥伴，使其擴大投資，就必須講求信譽。外國投資者希望確保在出現問題時可得到公正解決，中國的幹部便以簽訂協定、引入法律程序等方式予以保障。地方幹部發現，過去幾年做得好的地方，都是尊重協議的地方。這其實並不奇怪，如果外國投資者感到一個地方的幹部隊伍靠得住，能在早期野蠻的、不講章法的中國市場上解決不可預期的問題，必要時還能在解決問題時發揮創造性，他們當然願意繼續投資。在外資公司工作的當地經理也學會了按時完成任務是多麼重要，學會了如何有效管理多重任務。還有一些管理人員學會了現代會計制度——如何編制進度表、如何計算成本、如何使用計算器和後來的計算機。

香港的建築師和建築公司曾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香港建築業的繁榮期掌握了建造摩天大樓的技術，他們也開始向廣東的合作夥伴傳授如何在內地組織和管理這類項目。他們還同時帶來了現代建築設備，並教當地工人如何操作。

消費服務業是中國迫切需要發展的另一個領域。在實行對外開放和引入市場之前，國營商店只賣品種單一的必需品。商店的營業員對顧客十分冷淡，他們公開表示既然報酬少得可憐，他們不想傻乎乎地賣力。香港商人經營的廣東第一家現代飯店——白天鵝賓館開張時，為了做好生意，從香港帶來了行銷經理和服務人員，由他們傳授飯店的清潔保養、有效組織以及如何滿足顧客的願望。飯店的餐廳立刻引來大批消費者，另一些餐館為了與之競爭，也開始提供不相上下的服務。

來廣東的工廠和商店打工的農村人，很快就學會了守時以及如何在工作中與他人協作。拿計件工資的人學會了如何在給玩具填充海綿或為各種消費品安裝零件時提高效率。他們養成了洗手和其他衛生習慣。他們平生頭一次跟來自天南海北的工友一起工作，這也使他們的眼界變得更為開闊。他們學會了現代技術和流行時尚，這些知識很多來自於他們生產的那些先是為出口、後來又轉而內銷的電子產品和服裝。溫飽有了保障後，他們學會了如何使用電視機、洗衣機、微波爐和空調。姑娘們追逐香港的時尚，學會了如何使用化妝品，如何梳理新髮型。[14-30]通過給家人寫信、或是時間長短不一的返鄉，這些農民工成了當地另一些嚮往現代生活方式的人效法的樣板。[14-31]

在世界各地設有工廠的新力公司聯合創始人盛田昭夫曾說過，一般而言，沒有現代工業的國家，其官僚機構也效率低下，但是一旦採用了現代工業的效率標準，這些標準會逐漸滲透到政府之中。按國際標準，當時的中國政府機關仍然效率低下，人浮於事。但是，中國工商業一旦提高了效率，包括鄧小平在內的一些黨政領導也會效仿同樣的效率標準。

廣東的進步不能簡單地用「開放市場」來解釋，因為有很多存在著開放市場的國家並沒有取得廣東那樣的進步。不如這樣說，在廣東，不到十年前還在大搞階級鬥爭的中共組織，已經變成了推動現代化的有效工具。黨維持著全面的紀律，鼓勵學習與競爭，而香港和日本也迅速提供了幫助。給予廣東和福建的特殊政策、特區所特有的自由空間，使這些地方成了培養人才的孵化器，這些人才將在大都市的現代工廠、商店和辦公室有出色的表現。從這些企業學到的知識，很快就從廣東擴散到了其他地區。

 

先行者面對保守政治逆風

廣東和福建的試驗一經開始，兩省的幹部就不斷感到來自北京的政治壓力。雖然被賦予了向前闖的責任，但處在前途未卜的環境中，他們需要富有想像力地在無章可循的條件下完成任務，這就使他們很容易受到那些擔憂變革的保守派的批評。北京各部委發出的一個又一個指示，最後都會加上一句廣東和福建也「不例外」。當時廣東和福建的幹部必須盡力保持一種微妙而危險的平衡，既要做好吸引外資的工作，又要避免被人指控為賣身投靠外國帝國主義。為鼓勵外國公司前來開工廠，應當給它們多少減免稅優惠？如果允許一家合資企業生產某種產品，是否也應當允許它生產其他沒有得到批准的產品？有些出口商品是否可以內銷？

由於在公私利益之間並無嚴格界限，可能會誘使當時仍然很窮的地方幹部利用職權中飽私囊。能否接受外企的宴請？能否接受外企商人新年送的紅包？能否用公司的車上下班或接送孩子上學？包括香港公司在內的外國公司在廣東設廠可以得到激勵，可是誰知道有些公司是不是廣東人為了得到稅收優惠而成立的「假洋鬼子」公司呢？保守派的幹部總是伺機阻撓「去計劃經濟」的做法，壓制改革派與外企合作的熱情，他們要找到可供批評的行為也並非難事。

其他地方的幹部懷著忌妒心，也在尋機批評廣東幹部的做法。有人向北京抱怨說，他們本省同樣迫切需要的物資，卻必須送給廣東和福建。有些嫉妒的幹部想方設法拖延對廣東的供應，乃至廣東為確保國家調撥給它的煤炭能夠到位，不得不向各轉運中心派出數百名幹部，以確保計劃用煤已經裝車。

一些北京高官對黨紀在文革中受到的破壞已有認識，他們對賺錢機會可能會進一步侵蝕黨的紀律更是深感憂慮。若要嚴明黨紀，還有比批評廣東和福建一些先行者更好的辦法嗎？陳雲一向對維持計劃體制的有效運轉、維護黨紀極為關注，於是一些有同樣擔憂的人便擁他為後台。與此同時，廣東的幹部則認為他始終是個讓他們頭痛的人。幾乎所有高幹都去過特區至少一次，並對特區的成就予以表揚，只有陳雲和李先念不去。陳雲每年都去南方過冬，比如杭州和上海等地，但他總是說自己的身體狀況不允許他去廣東。

陳雲在1981年12月22日的講話中承認，「要看到特區的有利方面」，但是他接著說，「也要充分估計到特區帶來的副作用」。[14-32]十天以後，他在一次省委書記會議上說，有四個特區就夠了，不要再搞新的特區了。[14-33]一個月後他又說：「現在搞特區，各省都想搞，都想開口子。如果那樣，外國資本家和國內投機家統統出籠，大搞投機倒把就是了，所以不能那麼搞。」[14-34]陳雲還擔心特區設邊界線會使問題複雜化。他尤其反對特區單獨發行貨幣，因為擔心特區貨幣會對投資者更有吸引力，從而削弱人民幣的地位。

陳雲處事堅決，但很少動怒。在他為數不多的幾次公開發火中，有一次就是在聽說廣東發生的嚴重醜聞之後。[14-35]當時有成千上萬名黨員參與了引進外國商品、幫助建廠和銷售產品的活動，走私、行賄和腐敗成了嚴重問題。作為中紀委書記，陳雲對廣東幹部的違反黨紀案件進行了嚴肅調查。他批評廣東和福建的高層幹部沒有採取措施阻止這些現象的發生。

鄧小平超然於紛爭之外，不為受審查的幹部說話。作為總書記的胡耀邦卻一直跟推動改革的地方官員保持著密切聯繫。1980年1月，當地方幹部因走私面對壓力時，胡耀邦前往珠海特區，為那些因阻止走私不力而受到指責的幹部提供支持。幾個月後他從一份來自蛇口的報告中得知，對超額完成指標的職工給予獎勵的制度受到北京官員的阻撓，便對谷牧作出批示，要確保蛇口能夠自由開展工作。當他看到另一份報告說北京官員阻礙蛇口的道路建設時，再次向谷牧作出批示，要制止那些部門的干預。據廣東的幹部說，胡耀邦總是全力支持他們，想方設法提供幫助。

隨著有關特區腐敗的報告有增無減，陳雲與維護特區的人之間的矛盾也在升溫。作為遵守紀律的黨員，陳雲和胡耀邦避免分歧公開化，但是當1982年1月14日中央書記處召開會議，第一次就特區問題進行長時間討論時，陳雲批評了普遍的腐敗現象。胡耀邦沒有對陳雲公開表示異議，但他在討論結束時說：「特區只能前進，不能倒退。」[14-36]

廣東省委、經委和紀檢委的高層幹部都是由北京任命，次一級的省幹部則由省裏的領導任命。北京的官員擔心下面串通一氣封鎖消息，因此要求所有的次一級幹部都須向中央彙報有關省級領導人的情況，包括負面情況。這些廣東幹部雖是奉命行事，卻被當地同事稱為「打小報告的」。

廣東的兩個幹部，王全國和薛光軍，無論從個人關係還是職責上說，都有理由讓北京的計劃派充分瞭解廣東的問題。副省長王全國同時兼任廣東省計委主任，他來自河北，之前在提拔省長時沒能如願。按照常規，當選省長的人應是像王這樣的中央委員，但任仲夷為了獲得當地大批幹部的全力支持，選擇了早年在當地打過游擊、本人不是中央委員的副省長劉田夫。1981年廣東開會貫徹陳雲的調整政策時，王全國給北京寫信說，任仲夷在會上強調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要求，不提陳雲關於緊縮的講話。[14-37]

廣東省委委員薛光軍也向北京彙報了廣東的腐敗問題。延安時期薛就在中央組織部陳雲手下工作，內戰時期在東北也是陳雲部下。薛直接聯繫陳雲，向陳雲投訴說，廣東在搞資本主義，走私、賄賂和腐敗問題正愈演愈烈，廣東的幹部沒有採取足夠的措施控制這種局面。[14-38]建設新工廠的工作已經開始，但與此同時廣東仍苦於財政短缺，外匯不足。北京抱怨廣東對外匯和關稅的徵繳管得太鬆，廣東則抱怨說，它沒有得到足夠的煤炭，北京沒有建設足夠的運輸設施以滿足它在三中全會之後日益增長的需求。[14-39]

1980年10月任仲夷到任廣東時，正值陳雲在大力推行調整政策，減少新建項目，減輕通貨膨脹壓力。而廣東為吸引外資而擴大基礎設施的努力，難免會加劇原材料緊張，帶來通貨膨脹壓力。儘管任仲夷從個人角度十分尊重陳雲，內戰時期他也在東北做過陳的部下，但是他認為自己在廣東的第一職責是吸引外資，為廣東的快速發展作貢獻。

 

「二進宮」

1981年底，北京官員對廣東和福建經濟犯罪的憤怒已經達到頂點。為了平息陳雲對廣東走私和牟取暴利狀況的不滿，鄧小平在1981年12月採取了守勢。他給胡耀邦作出書面指示說，北京要派一個小組去廣東查清情況，並警醒全體黨員注意有關問題。1982年1月5日，陳雲提出了一份嚴厲打擊走私活動的報告，由其領導的中紀委下發；作為回應，鄧小平在報告上批了「雷厲風行，抓住不放」八個字。[14-40]

鄧小平的試驗遇到了壓力。他決定冬天——1982年1月20日至2月9日——去廣東度假。[14-41]他說自己是去廣東休息的，既不想聽報告，也不想談工作。其實他還是用了一個半小時仔細聽取了任仲夷對廣東、尤其是深圳和珠海的真實情況的彙報。鄧小平對任仲夷說，他認為中央在這些地方實行開放政策是正確的，「如果你們廣東也認為正確，就把它落實好」。[14-42]儘管鄧小平的廣東之行及其與任仲夷的見面，表明他十分在意改革試驗，但他沒有用公開支持任仲夷來表明自己的立場。[14-43]

鄧小平去廣東時，在北京的陳雲於1月25日把姚依林和另一些計劃幹部叫去，提醒他們大躍進時期貪大求快造成的後果。他說，各省都想搞經濟特區，如果允許這樣做，外國資本家和投機分子又會冒出來。[14-44]鄧力群也進一步加大了批評經濟特區的火力，他說，特區有可能變得像解放前帝國主義者控制下的通商口岸城市的租界。

當任仲夷和劉田夫奉召進京參加2月13日至15日由陳雲主持的中紀委會議時，形勢到了緊要關頭。地方官員把奉召進京稱為「進宮」（指帝制時代地方官員進京接受訓斥）。[14-45]會議要求兩人對何以未能阻止走私和腐敗作出解釋，並且警告他們改進工作。任仲夷按要求作了自我檢討。他還從廣東帶了68個人來京，意在表明廣東幹部在推動改革、嚴肅對待走私問題上是團結一致的。有這麼多廣東幹部在場，使陳雲的批評任務變得複雜，他無論如何也不會對任仲夷表示同情了。會上，另一些北京幹部也加入了批評的行列，甚至上綱上線，說廣東正在出現階級鬥爭，資產階級正在從中漁利。[14-46]胡喬木說，這種形勢關係到更大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問題，這讓廣東的官員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離京之前，任仲夷私下請教了他在北京的重要支持者胡耀邦，問胡他回廣東後該如何向廣東的部下和工商業界傳達北京的意見，他擔心一旦把北京的嚴厲批評、尤其是階級鬥爭的說法傳達下去，很可能會窒息廣東的經濟活力。胡耀邦告訴他，傳達什麼不傳達什麼由他自己決定。任仲夷回到廣東後召開了省委常委擴大會議，傳達了北京對走私問題的擔憂，但是他沒有將北京的憤怒和盤托出，也沒有提階級鬥爭。他說他們確實犯了一些錯誤，要加以改正，要終止不法活動。但他又說：「不要搞運動，也不要指責哪個人。要堅決反對個人牟利，但也要堅定地支持改革開放。我作為省委第一書記要承擔責任，我的下級就不必了。」任仲夷的部下十分感激，因為他們知道，假如不是任仲夷願意承擔責任，保護大家，廣東的試驗很可能出現大的倒退。[14-47]

北京會議之後，陳雲對胡耀邦說，他對廣東的反應很不滿意。於是胡耀邦給任仲夷打電話說，他們沒有過關，還要再回來接受新一輪的批評。任仲夷問是否可以把劉田夫省長帶上，胡耀邦說可以。中央書記處的辦公會從2月23日開到25日，討論任仲夷在控制走私、腐敗和賄賂上的失誤。任仲夷和劉田夫省長抵京後，在開會之前即與胡耀邦和趙紫陽做了一次長談。支持廣東改革的胡和趙向任仲夷解釋了對他們的批評。胡耀邦讓任仲夷寫一份新的檢討，任仲夷答應了。劉田夫對這份檢查進行了修改，加大了自我批評的力度，任也接受了。

在「二進宮」的正式會議上，到會的黨政幹部比第一次還要多，批評也更加嚴厲。中紀委的一名幹部說，廣東發生了咄咄怪事，廣東的幹部卻見怪不怪。另一名幹部說，廣東的領導是在「放羊」。還有一名批評者說，反腐敗鬥爭就是階級鬥爭。任仲夷作了深入檢討，但他和劉田夫也解釋了廣東為解決這些問題所做的努力。當兩人請求不要取消給廣東的特殊政策時，趙紫陽和胡耀邦保證說，政策不會變，但廣東必須更嚴厲地打擊走私和腐敗。[14-48]

「二進宮」並沒有使事情了結。北京的兩次會議後，從4月到9月，谷牧用大部分時間在廣東搞調查。[14-49]中央紀委也派出一隊人馬，由一名老幹部、中紀委副書記章蘊帶隊，在廣東進一步調查了兩個月之久。兩個月後章蘊得出結論說，任仲夷等人確實為解決問題作了很大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