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计阅读本页时间：-
PART3 博真情的朋友们
春天——
阿圆是金门金沙市场一家杂货店里打杂的小妹，长得不是很好看，加上老板以吝啬出名，所以跟其他杂货店比起来，他们的生意差很多。
广告：个人专属 VPN，独立 IP，无限流量，多机房切换，还可以屏蔽广告和恶意软件，每月最低仅 5 美元
那年头在金门当兵根本没有机会回台湾，所以不管哪家店，只要有稍具姿色的美眉驻守，几乎不管服务或者商品的品质有多烂、价格有多不合理，也可以让一大群「精子已经满到喉咙，吐口痰连爬过的蟑螂都会怀孕」的阿兵哥蜂拥而至；于是供应全师将近一万人伙食材料的市场摊商当然会运用这种「美人计」，每天清晨灯火通明的市场内，各个鱼肉蔬菜的摊位只要有美女露脸的必然生意鼎盛，阿公阿嬷顾守的永远乏人问津。
采买兵通常是一边跟美女打打嘴炮、吃吃豆腐，一边把各种伙食材料的品类和数量的单子交给她，然后转向另一摊继续哈拉，至于最后被摊商送上采买车的商品斤两和品质好像也没人在乎。
各类生鲜买完，接着买杂货。杂货单价高，所以采买兵喜欢的店除了美眉之外，更重要的是老板要上道，回扣、香烟要舍得给，最好连早餐都帮采买准备好。
不过，也不是每个采买兵都这么屌，人多的部队伙食费高，采买是大爷，至于我们这种二十几个人的小单位，不管生鲜摊位还是杂货店永远把我们隔着门缝瞧。
我跟小包当采买的第一天就碰到这种势利鬼。
那天我们买完菜才进杂货店，看到步兵营的采买要离开，香烟随手一拿就是好几包，小包只不过才拿起老板桌上的烟打出一支要点上，老板竟然就把香烟往抽屉一收，抬头问小包说：「你是哪个单位的？」家族企业第三代的小包大概从没这样被侮辱过，当下把烟往老板的身上一甩，拉着我掉头就走。
市场晃了一圈之后，我们选了一家几乎没什么阿兵哥的杂货店，而从此之后我们单位就成了阿圆和她老板少数的顾客。
阿圆十七岁，应该国中毕业不久，因为她老穿着一件还留着学号的深蓝色旧外套。她话不多，笑的时候老是掩着嘴，有一天我们才发现她缺了两三颗门牙。「怎么不去补？」我们问。她说：「我爸去台湾做工，说赚到钱会给我补。」阿圆的爸爸是石匠，金门工作少，应聘去台湾盖庙刻龙柱。
杂货店老板是她的亲戚，但使唤的语气一点也不亲，有一次甚至还听见他跟别人说：「我是在替人家养女儿！」那年是我们第一次在外岛过年，除夕到初二都加菜，所以除夕前采买的钱是平常的三、四倍，那天小包半开玩笑地跟老板说：「跟你买这么久，也没看你给我们一包烟，一点Bonus！」没想到老板竟然冷冷地笑着说：「我以为你们营部连的比较干净，我看，都一样嘛！」然后打开抽屉拿出一包烟以及两张百元的钞票塞给小包，接着就往屋里走。
我知道小包是憋了一卵泡火，可没想到是临走的时候他竟然随手抓起一打酱油往推车上放，说：这是给连上的Bonus！
阿圆什么都看到，但什么都没说。当她帮着我们把东西推到采买车的路上，小包把那两百元拿给她，她一直摇头，小包说：「拿着，这不是我给你的，这是你那个亲戚给你的过年红包。」谁知道我们的东西都还没装上车，远处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哨音，一回头，我们看到老板带着两个宪兵，正指着我们这头快步地走了过来。
老板揪住我们，把我们推向宪兵，然后走到车尾装货的推车，一把将酱油拎出来，跟宪兵说：「你看！这就是他们偷我的。」停车场上所有人都盯着我们看，就在那种尴尬、不知所措的死寂中，我们忽然听到阿圆的声音说：「他们没有偷啦，是我……放错了。」我和小包转头过去，只见她低着头，指着酱油说：「我以为是他们买的……就搬上推车了。」「那你们有没有看到她搬上车？」宪兵问。
阿圆转头看看我们，我还犹豫着该怎么反应，没想到却听见小包直截了当地说：「没有。」宪兵回头跟老板说：「你误会了吧？」老板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忽然快步走向阿圆，随手就是一个耳光，说：「你是想要他干你，然后带你去台湾啊？你想乎死啦你！」阿圆站在那边没动，捏着衣摆低着头，也没哭，一直到我们车子开走了，远远地，她还是一样的姿势。
车子里小包沉默着，好久之后才哽咽地说：「刚刚，我好想去抱她一下……」我们驻地旁边的公路是金东地区通往「勿忘在莒」勒石和金门名胜海印寺惟一的通道，平常是禁区，每年只有春节的初一、初二对民众开放一次。
对阿兵哥来说，道路开放的最大意义是，在这两天里金东地区的美女们一定会从这边经过，所以两百公尺外那条持续上坡的公路，在那两天之中显然就像选美大会的伸展台，因此初一的早点名草草结束后，我们已经聚集在视线最好的碉堡，把所有望远镜都架好，兴奋地等在那里。
那天天气奇好，阳光灿烂，所以上山的男女纷纷脱掉外衣，可看度以及可想象度都当下增加不少。十点左右是人群的高潮，随着各店家那些驻店美女陆续出现，碉堡里不时掀起骚动，忽然间，却有人回头说：「钦仔、小包，你们的救命恩人出现了。」我们分别抢过望远镜，然后我们都看到了阿圆。
她穿了新衣服，白色的套头毛衣，一件粉红色的「太空衣」拿在手上，下身则是一件深蓝色的裤子，头发好像也整理过，还箍着一个白色的发箍，整个人显得明亮、青春。
我们看到她和身边一个应该是她父亲的黝黑中年男人开心地讲着话，另一边则是两个比她小，应该是她弟弟的男孩。
小包忽然放下望远镜，大声地喊她的名字，可是她好像没听见，碉堡里忽然又掀起另一波忙乱，几分钟不到简便的扩音器竟然就架设起来了。
当小包抓着扩音器朝公路那边喊着：「阿圆，你今天好漂亮！真的好漂亮呢，阿圆！」的时候，整条公路的人都慢慢停下脚步听，然后纷纷转头四处顾盼，好像在找谁是阿圆。
阿圆先愣了一下，看看父亲，然后朝我们这边望着；小包有点激动起来，接着说：「营部连小包跟阿圆说谢谢！跟阿圆爸爸说新年快乐，你女儿好棒，而且好漂亮！」她父亲朝我们这边招招手，然后好像在问阿圆发生什么事。
我看到小包的眼眶有点红，于是拿过扩音器接着说：「阿圆，你是我见过最勇敢的美女……我们营部连所有人都爱你！」公路那边的人都笑了，围着阿圆，甚至还有人鼓掌起来。之后扩音器便被传来传去，「阿圆，谢谢！」「阿圆，我爱你！」「阿圆是金门最漂亮的女孩！」……不同的声音不断地喊着，整个太武山有好长一段时间一直萦绕着阿圆的名字。
从望远镜里我们看到阿圆流泪了，她遮着嘴，看着我们碉堡的方向。
其实她是笑着的，在灿烂的阳光下。
直到现在，每年的春天我都还会想起阿圆以及她当时的笑容。
茄子——
有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吃茄子。多长？算一算大约三十五年。
三十五年前，三年兵役的最后一年，部队从金门移防台湾；许多资深军官和士官长忽然一窝蜂地办婚事，大部分娶的是年纪几乎可以当他们女儿的东部姑娘。
老莫好像一点也不动心，一如往常独来独往。他是空中管制无线电台的台长，和几个兵成天窝在装满无线电器材的拖车里，除了三餐派个人出来打饭之外，跟通信营的其他人好像少有接触，也常让人忘了他们的存在。
我是营部行政士官兼通信补给，挟职位之便倒常到他们那儿厮混。比起其他资深军官和士官长，老莫其实「知识」许多，看英文的保养修护手册像翻报纸，没事看他泡茶读《古文观止》；不过，最吸引我的还是他床铺底下那一大叠书，但坚持只能在电台里头看，绝对不借出，因为大部分是三〇年代作家的作品，还有盗版的金庸、还珠楼主的武侠小说，当年都还是禁书。
问他怎么可能没升官，他的说法有两种，一种是：不希罕！另一种是；不想给笨蛋管！
老是说这种话的这种人，别说在封闭的军队里，即便在社会上也注定孤绝，甚至永远有一堆人等着看他倒楣出错、出糗。
有一天我去电台核对器材账册，随口问他说：「士官长，你没想过跟他们一样娶个老婆以后当老伴啊？」他看了我一眼，很严肃地说：「他妈的，我才不想害人！」那是我跟他之间最后一次的交谈。
几天后电台奉军团的命令到南部支援演习，下午五点应该报到，没想到老莫六点多打了电话回司令部，说车子为了闪避牛车撞到路树，修了很久没修好，显然无法准时报到。
听说司令部的人骂他笨蛋、丢脸，说无法达成任务为什么不早点通报？说他延误军机，事后该怎么办就怎么办等等。
晚上十点多随车的打电话回营部，说老莫失踪了！说他六点多打完电话只交代他们有事情要办，要他们好好看着车、看着电台千万别再出错之后就没看到人了。
我跟营部的长官报告这件事，正在打扑克牌的他们说：「乘机去找女人打炮啦！」当晚刚好是我轮值安全士官，清晨三点多营部的电话忽然响起，那种时间的电话永远不会有好事，我一接果然没错，电话那头是南部某个宪兵队的值星官，说有一个士官长阶级的人在他们辖区被火车撞死了，不过他们找到遗书，所以可能是自杀，姓名是……。
我直觉地回答说：「莫〤〤？」
他愣了一下说：「没错……，你怎么知道？」我叫醒营部长官，说莫士官长找到了。「他不是去打炮，他去撞火车！」我和营部长官坐吉普车一路飞奔到现场时大约六点出头，五月底天亮得早，铁轨两旁的稻田上方笼罩的雾气未散，但当我们跟着宪兵沿着铁轨走向陈尸的地方时，阳光已经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所有人都低着头没说话，只听到脚下的碎石子清脆作响，直到鼻息之间慢慢闻到些许血腥的气味时，才听见宪兵说：「就在前面。」我抬头看到的第一眼是约莫十公尺外一只穿着黑色军用胶鞋的脚，脚踝以上不见了，只剩一些碎烂的皮肉，它的另一侧则是一只手臂，手掌不见了，扭曲得像刚拧干的衣服一般搁在铁轨旁。
所有人没再往前走，宪兵说撞他的是观光号列车，因为前一站是小站没停所以速度快，因此尸体被拉扯、散布的范围比较广；他说检察官大概九点上班后会来现场勘验，勘验完毕之后，我们就可以请人家来帮他收尸。
营部长官看看我说：「你在这边看着，不要让野狗把士官长的肉叼走了！我去宪兵队办文书手续，顺便找个愿意收拾的人，弄完我们直接把他送回去。」后来他们都走了，现场只剩下我和老莫支离破碎的尸体，以及慢慢白热起来的太阳，和逐渐浓烈起来的尸臭。
那是一种无法形容的奇怪气味，或许是因为随着腐败的程度，味道逐渐加强或有所改变，以致你无法像书里说的「入鲍鱼之肆久闻不知其臭」，而是愈来愈浓愈来愈臭，特别是当火车经过，空气被强烈搧动直到缓缓平息的那几分钟，那味道仿佛不只进入你的鼻腔，而是从你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钻进你的身体中。
现场果真有野狗不时来出现，虎视眈眈，甚至还有无聊的路人三三两两掩着鼻子站在铁轨旁边看；于是我不得不在那两三百公尺的范围里来回走动驱赶，有几次甚至不小心就踩到或踢到一些散落在铁轨旁边草丛里的细小尸块，最后逼使自己不得不低着头小心翼翼地注视自己的脚步，也因为这样，我几乎看遍了莫士官长碎裂的身体的每一个部分，包括认得出来的外表局部以及根本无法分辨的内脏部分。
我看到他被撕裂成一半的信，看到他此刻已完全裸裎并且和身体完全分离的阴毛及阴茎，看到苍蝇慢慢聚集在上头，我一走过便一大片嘤嘤飞起，甚至飞到我的脸上、我的嘴边。我看到那些尸块逐渐改变颜色，清楚还可以清晰分辨出来的血或肉，随着我来来回回的脚步一次一次加深颜色，最后都成了一模一样的暗黑或深紫，只有从皮肉里穿透出来的骨骼勉强维持可以分辨的白色。
十点了，但检察官还没出现，我继续来回走着，好像失神一般停不下来，好几次都要听到连续的尖锐鸣笛才发现火车都已经冲到眼前来。
十一点，检察官来了，他和营部长官站在远处，才抬头看了一眼就听见他说：「可以收了！」负责捡拾尸块的是一个六十多岁的沉默老人，他惟一的工具是一个用两片麻竹中间夹着石头做成的夹子；大的尸块他直接用手捡，放进原本装肥料的塑胶袋，小的才用夹子夹。
他一边挥赶苍蝇、一边要我帮他仔细看，说尽量不要漏掉任何一小块，那是我们对亡者最基本的责任；他要我不要怕，说我们以后不管怎么死，最后也都和他一样，「再大块也都变成粉。」他还说：「虽然我不认识他，但可以这样相逢也是缘分。」尸块收全之后，老人自在地用连洗都没洗的手掏出香烟抽，然后点起香要我请士官长跟我们回去，一边帮衬似地用士官长绝对听不懂的台语说：「怎样来就怎样回去哦……，如今做神了，心内不要有怨……，乖乖跟着观世音菩萨走……，不要回头，不要留恋。」然后我们两个一人提着一袋士官长走下铁轨，检察官走过来问说：「都收净了？」然后下了一个指令说：「打开让我看看。」老人看了我一眼，顺从地打开他手上的那一袋，我则打开我的……当塑胶袋一拉开的那一刹那，我只记得里头的颜色和扑鼻而来的温度和气味，之后一如电影的反白效果，只听到检察官说：「好，收起来！」之后完全没有记忆。
回到驻地已经黄昏了，吉普车先放下我，然后直接开去火葬场；我恍惚地从营区大门走向营房，我看到很多人慢慢走向我，远远地问说：「怎么样？」我才一靠近还没开口，没想到他们反而先倒退后几步，说：「你怎么这么臭！」我进浴室把自己刷洗了好几遍，衣服从里到外全换掉，没想到走进餐厅还是有人说：「你怎么臭臭的？」晚餐的菜打上来，有鱼、红烧豆腐以及一盘炒茄子。
军队的大锅菜，茄子炒得烂烂的，暗黑带深紫，中间还有白色的葱段……，我只觉得：啊，该死，士官长的尸体怎么没收干净没收完？但才一回神，我已经忍不住冲到餐厅外大吐特吐，一整天没吃东西的肚子能吐出来的好像只有胃液和胆汁。
夜晚我开始发烧，营舍外的卫兵几次敲我的窗子，说我一直乱喊乱讲话，「还装那种外省腔！」高烧不退连续了好几天，最后和士官长同乡的副营长受不了了，在士官长头七的夜晚，他把全营集合起来，我在床上听见他在念士官长的遗书，断断续续地听到：「任务不成……败军之士……我军之耻……，然后听到副营长开始边哭边飙脏话，说败军要死也轮不到他！操他妈的他以为他是谁？」后来有人进来寝室，说副营长要他们扶我出去集合场，副营长暴怒的吼声倒吓得我差点腿软，我看到他指着天空大骂，说：「是这孩子守着你一天，不让你进了野狗的肚子，是这孩子盯着，一块不少地把你找回来，你不知足、不感恩……，你有不平你他妈的来找我……，你再不让这孩子平安，我明天就把你的骨灰倒进猪圈里喂猪！你看我敢不敢！……。」半夜，一身酒味的副营长走到我床头，跟我说：「我骂他了，你没事了，他这辈子就怕我一个人。」然后把一个东西塞到我枕头下，说：「这人也没留下什么像样的东西，我捡了一样给你，让他保佑你一辈子。」那是一根极其普通的铁梳子，黑色随身型，不过，上头竟然认认真真刻了字，刻了兵籍号码、士官长的名字，以及购于金门阳宅和购买的年月日。
这梳子跟了我好几年，一直到一九八四年我写了一个有关老兵娶少妻一番曲折之后有了圆满结局的剧本，或许潜意识里希望士官长也能有这样的人生吧，所以把男主角的名字干脆取做「老莫」，不久之后，当我有一天忽然想起那把梳子的时候，就怎么都找不到了。
梳子不见了，但某些记忆却始终难忘，尤其是茄子和士官长的尸体与气味的关系。我不否认那种联想几乎成了我一种病态的强迫性反应和行为，总之，只要看到眼前出现茄子这道菜，无论什么煮法，最初的几年是直接反胃，而后几年则是自我说服，我会先跟自己说：「这是茄子，你看，它是很香、很下饭的鱼香茄子，这跟当年士官长那一袋尸块一点也没关系……，然后开始反胃。」五十几岁过后，我好想遗传了妈妈当年的毛病，嗅觉慢慢丧失，或许是这样吧，这两三年来我已经可以安心地接受茄子，虽然只剩下口感和味觉。
或者是……经历过太多亲人的死亡现场之后，我已经无感了……，或是……故意遗忘？
爱——
阿春小我两岁，所以是在我三年兵役的最后一年他才下到我们的单位来，不过，报到之后，也不知道是他「造型惊人」，还是在中心的时候有过逾假不归的记录，各连竟然没人要他。
记得那天营部都已经开饭了，人事官还在大声小声地打电话协调各连「收容」，最后营长开口了，说：「没人要就留在营部吧！可以把没人要的兵带好，那才叫本事！」之后，我们就看到一个戴着太阳眼镜、瘦得像一根签，却偏偏穿着一身改得几乎完全贴身的军服的家伙，走进餐厅。而更令人震惊的是他的行李，除了随身军品之外，他还带来两个大皮箱、一把吉他以及一个质感看起来相当高级的小箱子，后来我们才知道里头装着的竟然是量「手」订做的保龄球一颗。
「啥名字？」营长问他。
「Haru。」他恭敬地答。
全场愕然之下，我连忙跟营长解释，那是日文「春」的发音。
「我操你妈，你当日本兵啊？」营长开口骂，他才紧张地说出他的全名，不过随后又加了一句：「报告营长，我妈不见了！对不起！」这话一出，整个餐厅已经完全严肃不起来了，连营长都笑着骂说：「你这小子不是傻子就是彻底装傻。」后来我们当然知道他不是傻子，也没装傻，他说的是实话，包括他说妈妈不见了也是真的。
阿春的爸爸是船员，一年到头不在家，妈妈呢，则是一天到晚不在家，不是打牌就是到处趴趴走，「善尽母职」的惟一方法就是给钱，要啥有啥；不过，当他入伍进了训练中心，妈妈却给他写了一封信，大意是阿春已经是大人了，她的义务了了，当了一辈子活寡妇之后想过自己的日子了……。
等阿春休假奔回基隆，才发现房子、家具包括他留在家里的摩托车都被妈妈卖掉了，剩下的就是他随身带来的那些家当；至于逾假的原因也和妈妈有关，因为他几乎南北亲戚都找遍了还是没人知道她到底去了哪里，以及跟谁在一起？
既然没有人要阿春，而营长偏偏又说过「把没人要的兵带好才是本事！」所以最后他就当了营长的勤务兵。
阿春这个人……，说好听是勤快、机灵，说难听是很大小眼、朝会逢迎拍马，反正没多久长官们喜欢他喜欢得不得了，小兵们则当面白眼、背后攻讦，知道他和那个女孩的恋爱事件发生之后，小兵们对他才有了另一种评价，当然，我也一样。
女孩是一个831的小姐，据说长得非常像当时的电影明星林凤娇，所以很多人去排她的队；不过，「负面评价」也很多，说她「只会笑」，但在床上「没反应，就一副随便你啦！」的样子。也有人说「她会莫名其妙地哭，却还安慰我说：‘你做，你做，跟你没关系！’」有一天，当营部的士官又七嘴八舌聊起831那女孩的种种传说时，在一旁帮营长擦皮鞋的阿春忽然插嘴了；这一说，不得了，他就像性学大师一般足足开示了我们一整个晚上。
概括地说，反正就是因为从小妈妈几乎成天不在家，所以三餐只好找邻居的众妈妈；也因为这样，他学会了察言观色，学会了讲好话、施小惠，这样不但有饭吃，有时候还有额外的零用钱可拿。某一天，当这群寂寞的妈妈发现阿春已经「转大人」之后，阿春可以做、而且常「吃好逗相报」被要的「小惠」就多了一桩，最后甚至成了重要的任务之一。
那天晚上阿春所讲的正是他累积了将近十年的「实战经验」，而且，大多数的经验都是那些「沙场老将」的妈妈们细心调教出来的。
话题既然是从那女孩开始，当然后来也在那女孩的身上结束，有人就建议说：「既然你这么厉害，那要不要去试试那个女孩？瞧她像你所说的某个妈妈一样，一边颤抖一边哭，一边喃喃地叫你：‘好孩子……好孩子……。’」后来我们好像都忘了这件事，没想到有一天熄灯号过后，他走进我卧室，门一关，说：「我去找那个女孩了。」因为他有外出许可，所以是下午两点多去的。那时候没有人排队，女孩在擦地板，就像大家描述的，她很像电影明星，笑笑的；他说也许军服改得太窄了，弯腰脱鞋子的时候屁股那边的缝线竟然噗一声整个绽开，那女孩就问说：「你是要先做，还是我先帮你把裤子缝一缝？」阿春说看她针线手艺很熟练，随口问她说是不是学过裁缝？没想到她笑笑地点点头。阿春就问说：「那你为什么要来做这个？」她说：「会难过的事，不要问，也说不清。」阿春说也许没事找话题吧，就老实地跟她说：「你是第一个替我缝衣服的女人。」谁知道不知不觉就讲起妈妈从小不管他，以及现在妈妈根本不要他的事。
「讲到最后，我自己都流眼泪，没想到那女的也跟着哭，还抱着我跟我说：‘妈妈不在身边的孩子一定很可怜。’」「然后呢？」我问：「你做了没？」「没有。因为她也跟我说她的事，说她原本在亲戚家学裁缝，被师傅的丈夫骗了，跟他有小孩，亲戚告到家里，她被爸爸妈妈和哥哥打个半死，她生完孩子就出来赚，因为要养小孩，也想存钱以后开裁缝店，说自己反正已经是臭人了，干脆赚这种钱比较快……。都这样讲了，要是你，你做得下去吗？」我听着，没当真，其他人知道后也说根本是糊弄；没想到后来接连发生了两件事，我们才知道阿春对那女的是真的很认真。
第一件事他竟然在莒光日偷溜去831，被宪兵抓到，关禁闭不打紧，还被营长赶出营部，下放到连上的公差班去打杂。
我问他问什么莒光日还敢往外跑？他说莒光日女孩休息，这样他们才可以讲话讲很久、讲很多。
几个月后，发生的第二件事是瘦巴巴的他竟然和一个壮硕的班长打了一架，听说要不是被拉开的话，他差点就拿刺刀捅人家。
我带了泡面去禁闭室看他，问他为什么要打架？他说班长竟然当着所有人的面跟他说：「我刚刚去干了你的女朋友！」原先我们一直以为他会被送军法，没想到有长官出面说：「算了吧，一个人可以为一个所爱的人连不会赢的架都敢打，可见是我们教育成功了，不是吗？我们不是一直教这些兵要爱国，因为爱，所以才会为国牺牲都不怕？」军中三年，这是我听过所有长官们讲过的最动人的一句话。
阿春从禁闭室处来不及之后有一天跑来跟我借钱，说要送那女孩回基隆找工作，说他姑妈愿意帮忙照顾她和她的孩子，我借了。没多久，他又一身汗冲进来，说那女孩在大门口，要跟我说谢谢。我去了，老实说有一大部分原因是好奇。
她如街头所见的青春女子，笑意盎然，一脸自信，而且真的很像林凤娇。
这两个人后来怎样我不知道，但我绝对相信，她一定会是一个坚毅的母亲。
跑片——
阿光和阿华是同乡，苗栗通霄人，是邻居，一起长大，连小学也同班。
阿华小学毕业后就到台北，在中华路、西藏路附近一家摩托车店学手艺，我们认识的时候，他已经是准师傅了，不想和学徒们挤在又窄又闷的阁楼睡，所以出来租了雅房，恰巧和我当邻居。
阿光则是那时候才到台北，是他父亲要他来的，说希望阿华帮他找个像样的工作。阿华说或许是阿光的父亲看到他年节返乡的时候都穿得趴哩趴哩，还一千两千拿给爸妈花，于是觉得年轻人都要到台北才有前途，说不然的话，阿光以后根本没有半个女孩愿意嫁给他。
问阿华，阿光毕业后都在老家干什么？阿华说好像是在阵头当二手，出阵的时候扛大鼓，或者随便拿支乐器混在西乐队里凑人数。也不知道是憨厚还是脑袋原本就比常人钝，阿光的反应老是慢半拍，阿华一旦受不了，习惯的动作就是巴他的脑袋，阿光每次都会说：「我会笨，都是被你打笨的啦！从小打到现在！」不过，阿华对他还真够意思，阿光半年多没找到事，吃、住、零用都是阿华担起来，仿佛理所当然要负责一般，半句闲话都没有。但是唯独一件事不论阿光怎么求，阿华就是不理会，那就是公休日和一堆有车阶级出去泡马子的活动，他的理由其实挺真诚的：「我的车子没你的位子，带你去更没面子。」记得有一次阿光一直吵着要跟，想看女孩子，阿华说：「你去打手枪啦你！」然后竟然过来敲我的门，丢一本破破烂烂的黄色小说要我隔着甘蔗板念给阿光听，说让他自己爽一下。
直到那天我才知道，虽然小学有念完，可是阿光看得懂的字却不及幼稚园的程度，而且那次的「读书经验」也让我挫折到死！记得我挺认真地、加油添醋地念到自己都已经快挡不住了，隔壁阿光竟然全无反应，叫了几声之后，才听见他睡意蒙胧地说：「啊……，刺激的地方快到了没？」后来阿华终于帮阿光找到工作。有个车友的邻居是片商，透过他拉线，阿光当了跑片小弟。
所谓「跑片」，就是一部电影如果有两三家戏院同时演，片商会把第一家之后的放映时间往后延，等第一家放完第一卷之后，马上把影片往第二家送；跑片小弟就是骑着脚踏车运送影片的人。这工作，阿光还算胜任，会骑脚踏车、西门町联线的戏院记得住，可以避开人潮抢时间的巷道带他走几次，让他熟悉也就OK了。
记得第一个月领到薪水那天，阿光竟然拿着薪水袋一直笑，说以前拿到钱套子都是红色的，这一次不一样，是土色的，上面还直接写数字，连猜都不用猜，「而且真的照这个数字给，一块钱都没骗我。」阿华的反应依旧是巴他脑袋，不过加了一句话，说：「赶快寄一点回家给你阿爸，让他高兴一下！懂不懂啦，阿傻！」然后硬要他请我们去美观园吃快餐，另外叫了一大杯生啤酒三个人分。不过最后拿账单去付的依然是阿华。
没想到三个月后，出事了。
记得是一个周末晚上的八点多，忽然有几个长得绝非善类的人杀进我们的雅房，说阿光连人带车还有一整卷影片跷头失踪了。片商落来的人说阿华是阿光的保证人，如果片子没有找回来，所有损失要他负责，至于当天晚上如果观众因此退票，退一张，阿华就得赔一张。
恶煞当前，阿华当然不敢逞强，不过，他希望知道阿光为什么会落跑。
他们说，傍晚的时候，片商老婆要进厕所，门没锁，一推开，竟然看到阿光拿着一张爱云芬芝主演的电影海报在打手枪，老板娘的尖叫声听说连隔壁都以为发生凶杀案；老板问清事情的始末之后，狠狠地巴了阿光的头，说：「等电影散场后，送你去警察局，让警察送你进监狱！」然后，阿光从第一家戏院拿走第三卷影片之后就消失不见了。
我陪阿华和那些人去办公室见片商；片商一直在打电话，好像在问戏院退票的数字。电话讲完之后，老板回头看看我们，跟阿华说：「算你运气好，省掉一大条，戏院说竟然没有观众退票，okasii 呢！不过你最好去把那卷影片给我找回来，找不回来的话，这个档期的损失我全部找你要。」那天晚上我和阿华几乎找遍整个西门町的小巷，还像找小狗一样，阿光阿光不停地叫。阿华说他一定躲在哪里不敢出来，因为阿光什么都不怕，就怕人家叫警察。他说以前他们那边有一个警察很烂，看到人家种的、养的只要喜欢就拿；有一年春节前趁阿华家里的人都在外头忙，竟然把家里养着等过年的鸡挑大的抓，而且还一次抓了两只，家人知道后好像什么也不敢讲。
阿华说他很气，于是大年初二的晚上，就约了阿光跑到警察家，把一堆鞭炮绑在一起，等有人进浴室的时候，把鞭炮点着了，从木板窗子的缝缝里扔进去，结果里头传来的是警察的老婆发疯一般的惨叫声。
阿华说那警察很奇怪，没先去看老婆，反而直接跑出来追人，阿光跑得慢，被逮个正着。那天晚上在警察的家里到底发生什么事，阿华说阿光隔了好久好久之后才敢说。他说警察很变态，竟然叫阿光当着他太太还有两个小孩的面把裤子脱到膝盖，再把鞭炮用橡皮筋束在阿光的鸡鸡上，然后一边喝着酒，一边拿着香烟不时伸向鞭炮的引信，说：「你想炸我老婆的……？」就这样折腾到他过瘾了，阿光整件裤子都尿湿了才把他推出门外。
「我真怕阿光以为只要他让女人尖叫，就要被警察抓去点鞭炮。」阿华讲完这段故事时，我们正好经过阿光跑片的戏院，他看了一下看板说：「外国片！干！我就知道，一定是那种没人看得懂的，所以才没有人退票。」他说：「读书人嘛都这样，外国片看不懂都不敢说，就连少放一卷也要自己骗自己，装懂！」直到现在我都还记得那部电影的名字——CATCH 22 ，中文片名翻作《二十二支队》，多年之后才知道，就连那中文片名根本也是瞎糊弄。
两天过了，阿光还是没回来，阿华竟然骑着摩托车，杀回去通霄找。隔天带着那卷影片回台北，一脸倦容。他说阿光不敢再来了，说那小子当天竟然就连夜踩着脚踏车从台北踩回通霄，但是连家也不敢回，几天来就在海边的碉堡里头睡。
阿华描述见到阿光时的场面其实更像电影。他说阿光领着一群孩子在海边，把影片拉得长长的，一边跑一边对着阳光和那群孩子一起看，阿华说：「在蓝天碧海为背景的沙滩上，我听到孩子们一直兴奋地叫着，你看到什么？我看到飞机……，我看到里面有飞机……」讲完之后，阿华就一直沉默着。
片商拿回影片后也没要阿华再赔什么，因为即便少了一卷影片的那几天，电影继续演，观众继续看，既然没有人抱怨，当然就没有人会退票。
告别式——
阿义和他似乎在开学第一天就已经交上朋友了。
第一堂课的自我介绍，他一开口全班就笑成一团，因为他的国语带着很重的南部台语腔调，听起来很像猪哥亮在主持节目。
没想到他好像也没生气，看了大家一眼之后说：「我是很认真地想跟大家认识，但是如果我的国语让大家觉得这么不正经的话，那我用台语讲好了。」然后他就用流利而且有点古味的台语介绍他自己，不过语气里有掩盖不住的怒气和挑衅。他说其实他不想来北部考高中，因为家里是种田的，土味重，都市没泥巴，怕水土不服；不过，国中校长想拼业绩，说如果他考上北部第一志愿高中的话，三年学费要帮他出，所以才来考。
他说原本以为要进这个学校这么难，学生必定都很优秀，没想到连自己都考得上，所以觉得「咱大家都差不多，不必龟笑鳖无尾，以后就共同学习，共同漏气求进步。」讲完之后全班安静，不过，肯定不是震惊，而是大部分的人根本听不懂，少数听懂的也不能体会那些显然超龄的语意，直到阿义笑出来并且率先鼓掌之后，全班才有点礼貌性地跟随。
他寄住在板桥亲戚家，亲戚做的是承包办公大楼清洁的生意，假日或寒暑假他都跟着帮忙，奇怪的是，每次出去工作他总是穿学校制服；两人混熟了之后，有一天阿义问他为什么不跟其他人一样穿工作服？没想到他的回答竟然是：「那人家不就把我当成跟他们同款的人？」阿义的妈妈很疼他，因为是同乡。阿义的妈妈常邀他到家里「吃好料、补一下」，两个人在厨房讲乡下的过去和现在，讲学校老师谁还在不在等等；妈妈常说阿义国中之后跟她讲的话还没有他多。
两人后来更热络，因为一起编校刊。不过，后来校刊出了大麻烦，因为他访问了几个当年称为「党外」的校友，学校有意见，报纸上还闹了好几天。
阿义常想或许就因为这个因缘吧，他从此和「政治」沾上边；大学时期他花在那几个选上公职的党外校友的办公室的时间好像比在教室多。
阿义和他大学同校不同系，他念历史，阿义念企管。考上大学的时候，阿义的母亲包了一个十万块的红包给他，笑着说是「同乡会」给他的奖助学金，阿义记得他红着眼眶跟妈妈说：「我一世人会记得你和阿义这分情！」阿义的爸爸对他始终没那么热情，有一次还有意无意地跟阿义说：「这种朋友要小心，嘴唇薄的人，比较无情。」记得妈妈还骂他迷信。
毕业后，阿义跟着爸爸从商盖房子卖，而他果真走上政治之路。
第一次参选的时候，阿义赞助了他一大笔钱，总部成立那天他早早到，当看到竞选文宣上他把「校刊事件」也当作过去抗争的资历时，阿义才蓦然想起青春年少时曾经发生过的那件事。
板桥那些亲戚看到阿义全都迎过来，忙着端茶、递烟、递槟榔；当阿义看着那一张一张黝黑、热情的脸的刹那间，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想起当年他说：「那人家不就把我当成跟他们同款的人？」的时候，那种有点不屑的表情。
后来阿义常跟朋友说，那一天他第一次了解什么叫做「选择性记忆」——他记得的，阿义早已遗忘；而他或许已经遗忘的部分，阿义却如此深刻地记得。
那次他当选了，报上说他是少数形象清新的当选人。
八〇年代初期那个全新的政党就像一个孕育已久而终于呱呱坠地的宁馨儿一般，备受宠爱、期待与包容。
阿义还记得在另一次的选举活动中，当这个政党的某个候选人在台上以激情的语言述说民主运动过程的挫折和所遭受的迫害时，底下的听众回应的是同样激情的呼喊和掌声，当有人发现阿义并无类似的热情时，竟然毫不避讳地高声喊道：「没鼓掌的他家死人。」没想到那声激情的咒骂最后竟然成真。
八〇年代初期刚好也是房地产的谷底，阿义父亲的公司之前在郊区所盖的一大批社区型的房子完全滞销不打紧，连当初大量买进的山坡地也因为法令改变有很大的部分被禁止开发，而剩下的部分如果要符合新的法令规范开发则需要增加可观的成本，资金方面银行又遇雨收伞，于是公司当下进退两难，阿义的父亲在心力交瘁之下，有一天竟然就在赶赴银行谈判时猝死在计程车上。
当天夜里，已经一两年没有联络的他竟然出现在阿义家仓促设立起来的灵堂前。阿义只记得他一进门就跪了下来，然后趴在地上一路嚎啕爬了进来，嘴里有一句没一句地呼喊着什么「大恩来不及回报……怎能就这样走了！」之类的话，夸张的动作和声音把在灵堂前帮忙的邻居都吓傻了。
当阿义的母亲扶起他之后，他紧紧地抱着她，喃喃地说：「阿母，对不起，我来晚了，对不起！阿母！」忙碌了一整天的阿义直到那一刹那才发现怎么这整个过程都有镁光灯断续闪烁着，而当镁光灯不再亮起的时候，他随即放开阿义的母亲，走到阿义的面前说：「事情怎么会这样？」阿义虽然看到他满脸通红，闻到他一身酒味，但还是把这几年家里的状况、生意上的压力等说了一个梗概，他身边一个类似助理的年轻人倒是挺认真地记录着。
最后他跟阿义说告别式那天他会来，「我们主席，还有重要的党工和立委我也会请他们来，你的场面，我不能让你漏气！」他说。
第二天一大早，阿义家里来了一大群帮忙打杂的邻居，阿义听见他们都在赞美「那个年轻的议员真有心」，说昨天半夜有人按电铃，开门一看竟然是那个经常出现在电视上的议员来问路，跟他们说阿义的父亲过去对他有恩，知道他老人家过世了，不管多晚也要赶来探视、上香；而且，听起来他好像不只按了一家的门铃，而是连续问了五、六户之后才找到阿义的家。
阿义的母亲狐疑地看着阿义，喃喃地说：「他才几岁记性就这么坏？没几年前来厝里就像在这灶脚咧，怎么现在就要问路？」阿义原本想说：「他在扮戏啦！」但最后还是没说出口。阿义更不想跟母亲说当天的报纸上有她的照片，就在他父亲猝死的报导旁边，她被一脸哀戚的议员抱着，标题是：缅怀昔日恩情，〤〤〤午夜泪洒灵堂！
告别式那天他来了，阿义当然记得，因为在公祭的过程中，阿义瞥见灵堂的外头他站在一堆政治人物的中间，正面对一排摄影机激动地说：「因为他的栽培，才有今天的我，我惟一的报答，就是把悲伤化为为民主持续奋斗的力量。」很多人都知道阿义和他之间曾经有过的友谊，不过，每当人家问起阿义对这个政治明星的看法时，阿义总习惯这么说：「不错，他演技不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