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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
《山海经》是一部富于神话传说的古籍。旧时相传为夏禹所作，后来学者多持不同看法。据查证，本书大约出于周秦间人的记载，成书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到西汉刘向校书之时才合编在一起。全书共18篇，约31000字。由《五藏山经》（5篇）、《海经》（分海内经和海外经共9篇）、《大荒经》（4篇）三部分组成，其中以《五藏山经》最有价值，它以周都洛阳为中心，共记载400多座山。
它是一部富于神话传说的上古地理书，主要记述的是古代地理、物产、神话、巫术、宗教等，包括古史、医药、民俗、民族等方面的内容。其中《大荒经》和《海外经》中关于夔龙、应龙、烛龙、相柳的记载，并非荒诞的神话，而是对于原始历法中龙星纪时制度的真实写照，夔龙、应龙、烛龙、相柳分别是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的龙星，四者在《大荒经》和《海外经》图式中分居东、南、西、北四方，正好对应于龙星在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方位。这一记载，为证明《山海经》与上古文学之间的关系以及《山海经》其书的史料价值提供了有力的线索，同时也为理解龙崇拜及其神话与龙星纪时制度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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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是一部什么样的史书
《国语》为国别体史书，相传为春秋时左丘明所撰，现一般认为是先秦史家编纂各国史料而成。全书共21卷，分《周语》《鲁语》《齐语》《晋语》《郑语》《楚语》《吴语》《越语》八个部分，《晋语》最多。全书起自周穆王，终于鲁悼公，以记述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各国贵族言论为主，因其内容可与《左传》相参证，所以有《春秋外传》之称。
《国语》的思想比较复杂。它重在纪实，所以表现出来的思想也随所记之人、所记之言不同而各异。如《鲁语》记孔子语则含有儒家思想；《齐语》记管仲语则谈霸术；《越语》写范蠡功成身退，带有道家色彩。《国语》与《左传》《史记》不同，作者不加“君子曰”或“太史公曰”一类评语。所以作者的主张并不明显，比较客观。
就文学价值说，《国语》虽不及《左传》，但比《尚书》《春秋》等历史散文有所发展和提高，主要表现为：作者比较善于选择历史人物的一些精彩言论来反映和说明某些社会问题。如《周语》“召公谏弭谤”一节，通过召公之口，阐明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著名论题；在叙事方面，亦时有缜密、生动之笔。如《晋语》记优施唆使骊姬谗害申生，《吴语》和《越语》记载吴越两国斗争始末，多为《左传》所不载，文章波澜起伏，为历代传诵之名篇。
《战国策》是一部什么样的史书
《战国策》是一部国别体史书。它是汇编而成的历史之作，作者不明。其中所包含的资料，主要出于战国时代，包括策士的著作和史臣的记载，当在秦统一以后。原来的书名不确定，西汉刘向考订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策》。总共33篇，按国别记述，计有东周一、西周一、秦五、齐六、楚四、赵四、魏四、韩三、燕三、宋、卫合为一、中山一。记事年代大致上接《春秋》，下迄秦统一。以策士的游说活动为中心，反映出这一时期各国政治、外交的情状。全书没有系统完整的体例，都是相互独立的单篇。
《战国策》既体现了时代思想观念的变化，也体现出战国游士、侠士这一类处于统治集团与庶民之间的特殊而较为自由的社会人物的思想特征，不完全是为了维护统治秩序说话。由于《战国策》突破了旧的思想观念的束缚，又不完全拘泥于历史的真实（当然从历史学的眼光看这是缺陷），所以就显得比以前的历史著作更加活泼而富有生气。
《史记》是一部什么样的史书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巨著，为汉代司马迁所著，记载了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帝，总括三千余年的史事。它纵贯了三皇五帝至秦皇汉武的历史全程，包罗万象，而又融会贯通，脉络清晰，叙事完整，作者写这部书的目的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是一部百科全书，把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伦理、道德、宗教、文学、艺术、天文、医学等都包容在历史学的研究范围之内。作为纪传体史书，《史记》又不同以前史书所采用过的编年体或国别体，而是以人物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内容。这是史学体例上影响极为深远的创举。此后，从班固的《汉书》到民国初期《清史稿》，近两千年来所修正史，基本上都沿袭《史记》体例。总之，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
《史记》的文学价值也很高。它成功地描写了众多人物。它笔下的人物，几乎包括了各阶级、各阶层、各集团、各行业，大都写得栩栩如生。主要是通过人物的重要活动、事迹，予以表现。《项羽本纪》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郑板桥说：“《史记》百三十篇中以《项羽本纪》为最，而《项羽本纪》中又以巨鹿之战、鸿门之宴、垓下之围为最。”作者正是抓住这三件事、人物活动的三个场所，以同情的笔触，淋漓尽致地刻画了这个叱咤风云、不可一世，在八年之间骤起骤灭的悲剧性人物，突出了他的主要性格特征。同时，《史记》注意选择一些生活小事，精细描述，以使人物形象更为丰满。《史记》中塑造了一大批既有史实性又有艺术性、既有个性又有典型性的人物形象，其数量之多，形象之美，可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媲美，这是十分难得的。《史记》在运用语言方面也有着突出的成就，司马迁是我国古代语言大师之一，他的语言感情充沛，精炼准确，通俗传神。
《史记》以其卓越的成就，在史学和文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对后世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在文学上，司马迁把我国的历史散文创作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唐宋古文家无不标举《史记》为典范，明清古文家无不熟读《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鲁迅先生对《史记》的巨大史学价值与文学价值的高度评价和精辟概括。
《汉书》是一部什么样的史书
《汉书》是著名的历史散文集，也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记叙了上起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29年的历史，即西汉史。体制上承袭《史记》，只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有十二帝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共一百篇。在“表”与“志”中，作者有不少创造，尤其是《古今人表》《艺文志》和《地理志》，不仅开拓了更广泛的史学领域，还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它是东汉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班固所著。班固（32～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他年9岁，能作文。长大后，擅长辞赋，博览群书。
班固修书基本上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上缺乏司马迁那种进步的观点，提倡崇儒尊王，维护封建正统，贬低人民的反抗斗争，对司马迁歌颂的游侠和鞭挞的酷吏如张汤、杜周，持有不同的态度。但由于作者比较重视客观史实，在一些传记中揭露了统治阶级的丑行，揭示了人民的苦难，对司马迁的不幸寄予极大的同情，对坚持民族气节的苏武予以热情的歌颂，因而思想上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但是《汉书》也存在不足之处。在思想上，班固批评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而他本人是“《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这和班固所接受的儒家封建正统思想是分不开的，这种“唯圣人之道”的历史观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落后性。在叙述历史人物及事件上，《史记》和《汉书》相比，在刻画人物形象方面更胜一筹。此外，《汉书》的少数篇章还略带有一些封建迷信思想的糟粕。但瑕不掩瑜，总体来讲，《汉书》有很多值得世人肯定和称赞的地方。它与另一部史学巨著《史记》被并称为“史汉”。《汉书》作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在中国历史学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后汉书》是一部什么样的史书
在范晔写《后汉书》之前，后汉史书已经有了很多种，从东汉的明帝到灵帝，经过班固、刘珍、伏无忌和蔡邕等几代人的努力，写就纪传体的《东观汉记》，主要记载光武帝到灵帝之间的东汉历史。后来，吴谢承、晋薛莹、司马彪和刘义庆等人都有著作面世。有了前人的成就，范晔便参考各家内容，融会贯通，写成《后汉书》。范晔原来想学习《汉书》，写成十志，因为被害而未如愿。由于范晔的著作叙事简明扼要，内容全面，所以其成就超过了前人，受到后世的重视。《后汉书》纪、传的编次和《汉书》有不少区别，纪的最后一篇是《皇后纪》，相当于《汉书外戚传》。皇后从传入纪，就是来自范晔的《后汉书》。此外，在《汉书》以外还创立了七篇类传，有《党锢传》《宦者传》《文苑传》《独行传》《方术传》《逸民传》《烈女传》，这些都是根据东汉现实与风俗所写，有的类传成为后来人们学习的楷模。在《汉书》中有《百官公卿表》，内容是西汉的职官制度，司马彪将“表”成为“志”，创立了《百官志》，记述东汉的职官制度，对后人也有重要影响。
《三国志》是怎样的一部历史巨著
《三国志》是一部记述魏蜀吴三国兴亡的历史巨著。为西晋史学家、文学家陈寿所著。全书共65卷，包括《魏书》30卷，《蜀书》15卷，《吴书》20卷，主要记述了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历史。
《三国志》尊魏为正统。这是因为陈寿是晋臣，晋是承魏而有天下的。在《魏书》中为曹操写了本纪，而《蜀书》和《吴书》则只有传，没有纪。记刘备则为《先主传》，记孙权则称《吴主传》。这是编史书为政治服务的一个例子，也是《三国志》的一个特点。
《三国志》虽然名义上以魏为正统，实际上却是魏、蜀、吴三国各自成书，如实地记录了三国鼎立的局势，表明了它们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地位是相同的。就记事的方法来说，《先主传》和《吴主传》，也都是年经事纬，与本纪完全相同，只是不称纪而已。陈寿这样处理，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足见他的卓识和创见。
《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寿的《三国志》可以同《史记》《汉书》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一直流传到现在。南朝人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讲：“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
《晋书》有何特点
《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记载了从司马懿开始到元熙二年为止，包括西晋和东晋的历史，并用“载记”的形式兼述了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兴亡。《晋书》主要有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作者众多。《晋书》作者共二十一人，而且都留下了姓名，这在历代皇朝修史工作中是不多见的。《晋书》编者共二十一人。其中监修三人为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天文、律历、五行等三志的作者为李淳风；拟订修史体例为敬播；其他十六人为令狐德棻、来济、陆元仕、刘子翼、卢承基、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崔行功、辛丘驭、刘胤之、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李安期和李怀俨。有这样一支作者队伍，是《晋书》之所以能够超过以往各家晋史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个特点是体例创新。上面讲到，《晋书》有“载记”三十卷。载记是记述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权即“十六国”史事的形式，这是《晋书》在纪传体史书体例上的一个创造。早先，曾经写过载记，但并不是用来记少数民族政权的史事，也没有把它作为一部史书的组成部分。《晋书载记》作为全书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仅丰富了纪传体史书的体例，而且对于表现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历史面貌有深远的意义。
《资治通鉴》是怎样的一部史书
《资治通鉴》是一部系统完备的历史资料书，它是一部编年体通史，全书共294卷，共计三百余万字，记载了上起战国时期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后周士宗显德六年（959年）五代灭亡，前后长达1362年的历史。作者是北宋大臣司马光。
在这部浩瀚宏博的编年体通史中，记述了1300多年的中华史话。像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役赤壁之战、淝水之战，就被记述得精彩纷呈。在记述赤壁之战时，司马光并没有正面去描写战争的具体情况，而是从人物着手，把鲁肃与孙权合谋定计、吴蜀构筑同盟及诸葛亮智激孙权等故事分别道来，从独特的视角诠解了这场决定魏、蜀、吴三足鼎立局面的关键战役。既有战争的完整过程，又有人物的深刻雕镂，给人留下了鲜明的印象。而文中的一些语言，也成了后人惯用的成语掌故，像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等均已为众人耳熟能详。
《资治通鉴》的卓越成就及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编年体史书领域，《资治通鉴》创立了我国第一部叙事翔实完备的编年体通史，推动了编年史的发展。在这部史书的编撰过程中，司马光制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编纂方法，即集体编写、分工协作、环环相扣、主编把关的方法，这种编撰方法科学地组织和利用人力，既提高了编写的效率，同时又保证了书稿的质量。
第二，思想价值方面，《资治通鉴》所反映的许多思想观点，都对当时及后世的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的指导思想是“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这就决定了这部史书在记述的内容上必然会侧重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史事。
第三，历史认识论上，《资治通鉴》反映出了司马光所具有的客观、公正的辩证思想。司马光虽然谨守君臣之礼，但并没有因此而隐讳封建君王在政治上的过失。换言之，司马光不但对明君歌功颂德，而且也本着求实的精神披露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存在的黑暗和腐朽，将昏君“习于宴安，乐于怠惰，人之忠邪，混而不分，事之得失，置而不察”的昏庸无能形象暴露无遗。司马光也能保持不偏不倚的政治立场，从客观事实出发，将他们的史事一分为二。再依据他们对国家所做的贡献或祸害，分清功过，裁定善恶。譬如对汉武帝的评价，司马光在肯定汉武帝功绩的基础上，也指摘了他“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移宫室，外事四夷”的过失和不足。
第四，在文学成就方面，司马光可谓是一代语言文学大师，从《资治通鉴》的历史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领略到他驾驭文字和语言的非凡能力。他的语言既详细周全，又不失简洁明了；他的文笔既精湛优美，又不流于高深古奥；他的风格既博采众长，又独树一帜。
《通典》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通典》是我国第一部典章制度专史。作者是杜佑。杜佑（735～812年），字君卿，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20岁左右步入仕途，40岁以后任岭南、淮南等地的长官，近70岁时任宰相。杜佑出生于具有悠久历史和显赫地位的名门大族。所著《通典》是我国第一部，也是成就最高的一部典章制度专史。
《通典》分为《食货典》《选举典》《职官典》《礼典》《乐典》《兵刑典》《世郡典》《边防典》8类，全书共200卷。它的结构具有极强的内在逻辑联系。所记上起远古时期，下至唐代天宝末年，唐肃宗、代宗以后的史实多以夹注的形式补入。基本包罗了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等主要方面。它的《食货典》12卷，叙述历代的土地、财政制度。对历代土地形态的变迁、租税的轻重、户口的盛衰、货币的变革、盐铁的管理、杂税的兴起等情况都作了详尽的考察。《职官典》22卷，叙述历代官制的沿革变化。把从中央到地方，从文官到武官，从员额到官阶的情况，都叙述得清清楚楚。《兵刑典》23卷，叙述兵略、兵法和历代的刑法制度。它把唐以前所有战争的胜负经验，兵法上的原理原则，统一归纳起来，各标以适当的题目，成了一部有系统的军事理论著作。《边防典》16卷，叙述历代的边防与四境各族政权的情况，交代了丰富的民族地区历史发展变化情况，为民族史和国防史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通典》中《礼典》有100卷，占了全书卷数的一半。它详记了古代礼制情况，材料相当丰富。在封建政权建设中，礼是关键环节之一，杜佑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与他的身份地位和他对封建制度的理解，有着直接的关系。《通典》为人们研究、了解典章制度，提供了系统的知识和材料。
从总体看，全书编排得整齐有序，条理井然，眉目清楚，便于读者阅读、查考。《通典》在历史编纂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典章制度专史的开创之作。
《通志》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通志》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史书。作者是南宋史学家郑樵。据《宋史·郑樵传》记载，郑樵好著书，自比不下汉的刘向、扬雄。每搜奇书访古，遇藏书家必借留，读尽其家之书而去。他一生著作甚丰，有《氏族志》《动物态》《图书志》等80余种。但其代表作，乃是一部包罗各代历史的《通志》。
典章制度的书，一般称为“政书”。它专讲我国古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和演变，保存历代的文化、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资料，使用价值很大。我国古代最早涉及典章制度的，当推典谟训诰一类的文字记载，以及“三礼”专著。到汉代，司马迁作《史记》，以八书——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的形式记述了汉武帝以前历代典章制度的原委；东汉班固写《汉书》则改《史记》中的“书”为“志”。此后，各代凡涉及典章制度的，修史者均依前例散记于有关史书的各“志”中。这自然不可能是很有系统的。到唐代，刘知几的儿子刘秩作《政典》，遂有典章制度的专著，但它叙述十分简陋，不被人重视。后来杜佑在“志”的基础上更详细地论述了历代典章制度，有《通典》问世，由于它编排得体，条理分明，记叙完备，在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发凡起例者。
《通志》是郑樵毕生心血的结晶，他说是“五十载总为一书”。它共有200卷，记上古至隋唐的制度（二十略记上古至唐，纪传记三皇至隋）。全书分为：帝纪18卷，皇后列传2卷，年谱4卷，二十略51卷，列传125卷。它实际上是继承《史记》的传统体裁，不过在改“表”为“谱”、易“志”为“略”，以及全书纲目体例的统一、史事的考订改编、二十略的创作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识，也有所创新，所以，《通志》有很高的史学参考价值。
《越绝书》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
《越绝书》又名《越绝记》，是记载我国早期历史、地理的重要典籍，又称《越绝》《越录》《越记》等。书名之“绝”，旧有“断灭”等说，今人考证，当为上古越语“记录”的译音，是越国史记的专名。
《越绝书》所记载的内容，以春秋末年至战国初期的历史事实为主干，上溯夏禹，下迄两汉，旁及诸侯列国，对这一历史时期吴越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历法、语言等多有所涉及。其中有些记述，不见于现存其他典籍文献，而为此书所独详；有些记述，则可与其他典籍文献互为发明，彼此印证，因而一向为学者所重视。在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过程中，曾有不少人，从不同角度、在不同程度上利用《越绝书》，来考察中国古代史、中国文学史、中国民族史、汉语语言学史、中国历史地理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并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这说明此书对于以上诸学科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吴越春秋》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吴越春秋》是一部展现吴越争霸历史轨迹的历史作品。作者是东汉学者赵晔，他少时为县吏，奉檄迎督邮，因耻于厮役，遂弃车马去。至犍为资中，诣杜抚受《韩诗》，穷究其术，二十年不还，家人为之发丧。后座业乃归，州召补从事，不就，又举有道。卒于家。
《吴越春秋》一书，极翔实而系统地展现了春秋末期吴越两国争霸的历史轨迹，记载了从太伯创吴到专诸刺王僚、要离刺庆忌、孙武伐楚、伍子胥掘墓鞭尸、申包胥一人复楚，直至勾践卧薪尝胆、西施惑吴、范蠡隐遁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精彩史实。
《吴越春秋》历叙吴越两国的史事，从记载史实这一点来说，它是一部史书，但又不同于严谨的史家之实录。从记载的内容与风格来说，它实是一部介于史家与小说家之间的作品。因此，它虽然一向被列入史部，但读起来却比一般史书更为生动，更富于情趣，因而更受读者的喜欢。
《洛阳伽蓝记》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作者是北魏永安年间一位秘书监，感于多年战乱之后洛阳之残破，撰《洛阳伽蓝记》。
《洛阳伽蓝记》主题是记叙北魏都城洛阳佛教的寺庙和园林，实际上，着重记述的是当时的政治、人物、风俗、地理以及传闻故事。全书共写了44个大寺、旁及47个小寺，用文字绘出了一张洛阳城的佛寺、宫殿、官署及名胜地图，堪称一部城邑志。
这本书以洛阳寺院为纲目，广泛地涉及了当时社会政治、风俗习惯、人情风貌、地理沿革以及社会传闻等，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它不仅是一部北魏洛阳的佛教志，更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为历代诸家著述所引用。作者在《洛阳伽蓝记》中曾两次记录了菩提达摩的行迹，一是永宁寺，二是修梵寺。
永宁寺为北魏孝明帝时灵太后胡氏于熙平元年（516年）所建，是洛阳规模最大的一所寺院。《洛阳伽蓝记》中所记菩提达摩所到的第二所寺院是洛阳青阳门内御道北的修梵寺。寺内雕墙峻宇，此屋连甍，亦是名寺。修梵寺内有金刚，鸠鸽不入，鸟雀不栖。菩提达摩赞叹说：“得其真相也。”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洛阳伽蓝记》还详细地记载了北魏神龟元年（518年）西行取经的宋云、惠生所写的《宋云、惠生西行记》的史实。宋云、惠生是受北魏王朝指派，以“使者”的身份去印度取经求法，经历10多个国家，所到之处均受到隆重的接待和欢迎。回国时，带回大乘佛经170部，摹写了犍陀罗佛图之仪状大小，详记了天竺佛迹佛塔之方位所在，对于当时佛教在中原内地的发展、佛典翻译以及犍陀罗佛教造像、雕刻、绘画艺术的传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宋云、惠生还各自撰写了一本记载西行见闻的书籍。宋云写《魏国以西十一国事》一卷，惠生写《惠生行传》也是一卷。这两部行记在唐、宋时期还流传于世，迄后皆失散不见。所幸这两本书的内容均被作者进行综合记录和整理，以《宋云、惠生使西域》为题，编入《洛阳伽蓝记》中，成为后世研究中西交通史、佛教史的极其宝贵的参考史料。
《贞观政要》是一部什么样的史书
《贞观政要》为唐代吴兢所著。吴兢（670～749年），是唐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年轻时就立志从事史学事业，武则天时，经友人推荐，开始担任史官。所编《贞观政要》共10卷，40篇。
《贞观政要》是一部8万余言的政论性史书。这部书以记言为主，所记基本上是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与臣下魏征、王硅、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关于施政问题的对话以及一些大臣的谏议和劝谏奏疏。此外也记载了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
《贞观政要》虽记载史实，但不按时间顺序组织全书，而是从总结唐太宗治国施政经验，告诫当今皇上的意图出发，将君臣问答、奏疏、方略等材料，按照为君之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教诫太子、道德伦理、正身修德、崇尚儒术、固本宽刑、征伐安边、善始慎终等一系列专题归类排列，使这部著作既有史实，又有很强的政论色彩；既是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历史记录，又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民的政治观点和成功的施政经验。这部书是对中国史学史上古老记言体裁加以改造更新而创作出来的，是一部独具特色、对人富有启发意义的历史著作。
《南齐书》是一部怎样的史书
《南齐书》，记述萧齐王朝自齐高帝建元元年（479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502年），共23年史事，是现存关于南齐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它记载南朝齐政权23年的历史，起于齐高帝萧道成立国（479年），终于齐和帝被废（502年）。原名《齐书》，到了宋代为了区别于《北齐书》，改称为《南齐书》，撰著者为梁萧子显。全书60卷，现存59卷，含本纪8卷，志11卷，列传40卷，佚失的1卷大约是含有作书义例和目录的序录。某些传中也有缺文。
《南齐书》很多内容是在追叙萧道成在刘宋末年的政治活动，此外，主要记萧齐皇朝（479～502年）二十三年间的史事。因为作者是贵族子弟出身，他是齐高帝的孙子，所以，在叙述过程中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他既是萧齐皇朝的宗室，又是萧梁皇朝的宠臣，所以他撰《南齐书》时一方面要为萧道成避讳，一方面又要替萧衍掩饰。例如，他写宋、齐之际的历史，就不能直接写他们之间的篡夺之事，只能闪烁其词，微露痕迹；他写齐、梁之际的历史，则用很多篇幅揭露齐主恶迹，以衬托萧衍代齐的合理。这是他作为齐之子孙、梁之臣子的“苦心”，也反映出他在史学上的局限性。另外，《南齐书》同《宋书》一样，都宣扬神秘的思想、佛法的深远，又都过分讲究华丽的辞藻，这是它们的缺点，也是那个时代留下的印记。
《梁书》是怎样的一部史书
《梁书》包含本纪6卷、列传50卷，《梁书》无表、无志。它主要记述了南朝萧齐末年的政治和萧梁皇朝（502～557年）五十余年的史事。其中有26卷的后论署为“陈吏部尚书姚察曰”，说明这些卷是出于姚察之手，这几乎占了《梁书》的半数。姚思廉撰《梁书》，除了继承他父亲的遗稿以外，还参考、吸取了梁、陈、隋历朝史家编撰梁史的成果。它有很多优点值得后人借鉴：
第一点，是它叙梁朝史事在内容上比较全面。它全面记述梁朝五十多年历史，这对后世研究梁代史事是很重要的。侯景之乱是梁朝历史上一件大事，书中用一万八千字详细记载了事件的经过。《范缜传》则收入了这位思想家的杰作《神灭论》，突出地反映了姚氏父子的识见。《梁书》对当时的门阀制度、崇尚修道等社会特点，也有突出的记载。它的不少传记里还反映了当时阶级斗争的情况。书中一些学者的传记，更有特殊的价值，为修道的陶弘景立传，可以了解他对于医学及科学的贡献；为文学批评家钟嵘和刘勰立传，介绍了《诗品》和《文心雕龙》这两部在文学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著作。
第二点，是文字简练。清代史学家赵翼称赞《梁书》对历史的表述“行墨最简”，文字“爽劲”。“尚简”，是中国史学在文字表述上的优良传统，刘知几的《史通》特别强调了这方面的经验。梁书在这方面做得也很出色。
第三点，是它的史论除一般评论人物的功过、长短之外，往往还顾及对于社会风气和时代特点的概括。在这方面，姚察的见解比姚思廉更凝重、更具有历史的纵深感。在叙述五后论时，是通过齐、梁二朝在对待“前代宗枝”上的不同态度的比较，来说明这是一个关系到全局的问题的。类似于这样的史论，是二十五史中的佳品。
《陈书》是怎样的一部史书
《陈书》是陈朝的纪传体断代史著作，唐姚思廉所著，记载自陈武帝陈霸先即位至陈后主陈叔宝亡国前后33年间的史实。《陈书》共36卷，其中本纪6卷，列传30卷，无表无志。成书于贞观十年（636年）。封建政权只存在了33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没有特别的，或许与此有关。《陈书》内容比不上《梁书》那样充实，本纪和列传都过于简略。
《陈书》具有以下两个特点：虽然《陈书》在内容上和文字上都赶不上《梁书》，这一方面反映了姚氏父子在史学功力上的差距；另一方面也多少反映出陈朝时期各方面状况的江河日下。北宋人说：陈朝的特点就是苟且偷安，它没有什么“风化之美”“制治之法”可以为后世效仿的。这话说得大致是不错的。但是，《陈书》所记载的历史内容，有些还是有意义的。唐朝的魏徵、宋朝的曾巩、清朝的赵翼都认为：《陈书》在记述陈朝“其始之所以兴”“其终之所以亡”方面，尤其是在揭示陈武帝的“度量恢廓，知人善任”和陈后主的“躭荒为长夜之饮，嬖宠同艳妻之孽”方面，还是有它的历史价值的。另外，《陈书·皇后传》记后主张贵妃干预朝政，“内外宗族，多被引用”，这对于后人了解陈朝末年的政治腐败，提供了生动的材料。总之，《陈书》在总体上虽不如《梁书》，但它在编次上却有超过后者的地方，显得更加严谨、合理。以上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魏书》取得的突出成就表现在哪几个方面
首先，《魏书》是我国封建社会历代“正史”中第一部专记少数民族政权史事的著作。这是它的重要性之所在。以前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古代的史书都是记载汉族的历史的。其实，这个看法不是很妥帖。自《史记》《汉书》开始，历代“正史”中都有少数民族历史记载的专篇。十六国时，出现了许多记述各个割据政权史事的专书，可惜大部分都失传了。《魏书》记述了我国北方拓跋部从4世纪末叶至6世纪中叶的历史，内容涉及它的发展兴盛、统一北方、实现封建化和门阀化的过程，以及北魏、东魏与南朝宋、齐、梁三朝关系的历史。《魏书·序纪》还追叙拓跋氏的远祖至二十余代的史事，虽未可尽信，但却大致阐述了拓跋氏的历史渊源。因此，研读《魏书》，对于认识我国历史是由多民族共同缔造的这一客观事实，必定会有很大的收获。
其次，《魏书》的作者在反映时代特点方面具有自觉性。除了它的列传具有比《宋书》更突出的家传色彩以外，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志。《魏书》的志，新增《官氏志》《释老志》两篇。魏收在《前上十志启》中说，这两篇志所记述的内容是“魏代之急”“当今之重”。《官氏志》首记官制，后叙姓族，是反映北魏统治封建化、门阀化的重要文献。《释老志》记佛、道二教，以记佛教为主。它叙述了佛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详细记载了它在北魏的兴衰史。重姓族，崇佛教，这正是当时的社会风尚和历史特点。
这些成就，也可以看作是《魏书》的主要特点。
《北齐书》主要讲述了什么内容
《北齐书》一书集中揭露了以高洋为代表的北齐统治者的淫逸残暴，总结了北齐灭亡的教训。如文宣帝高洋是开国之君，建国之初，还留心政务，注意兴利除弊以安定天下。过了六七年之后，他原形毕露，肆行淫暴。他征集妇女在宫中与从官淫乱，观之以取乐，又昼夜酗酒，酒后则以杀人为戏。为了满足奢欲，他不惜劳扰民众，使百役繁兴，民不聊生。对于臣下他肆行杀戮，结果把自己弄成了孤家寡人，把天下搅得不得安宁。高洋以后的政治状况也是“政塞道丧”“主暗时艰”，结果等待高齐政权的就只能是败亡的命运了。《北齐书》详记了当时阶级斗争的情况，很值得后世借鉴。
另外，书中还涉及科学技术方面，记载了信都芳和其母怀文的事迹。从《北齐书》的记载中我们了解到，信都芳是个发明家，他明习算学，为发明之事常常废寝忘食。通过《北齐书》，我们知道灌钢技术的发明在我国约有1500年的历史，比欧洲的炼钢法要早上一千多年。此外，在学术思想方面，书中记载了佛、道二教在当时的流传情况，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此的一些看法。《樊逊传》记载樊逊评论二教：“淮南成道，犬吠云中，子乔得仙，剑飞天上，皆是凭虚之说。又末叶以来，大存佛教，写经西土，画像南宫。昆池地黑，以为劫烧之灰，春秋夜明，谓是降神之日。”这些材料都是很宝贵的。
《周书》有何主要特点
《周书》虽然只是记述西魏，北周皇朝史事的史书，但它着意于反映当时的历史全貌这一显著特点，该书的作者具有很开阔的历史视野。它有两个主要特点：
第一，体例特殊。本纪中有“传”，传中有“本纪”的特殊记录方式。在《周书》中有两个重要人物在体例上不好处理，一个是文帝宇文泰，一个是后梁创建者中宗萧詧。宇文泰在西魏时虽然没有废帝自立，但已把持西魏朝政实权，可以说是没穿“龙袍”的皇帝，且战功政绩卓著，使西魏和东魏足以相峙始终，为北周立国打下了坚定基础。因而，孝闵帝追尊之为文王、庙号太祖，明帝又追尊为文皇帝，所以宇文泰实为北周的开国皇帝。但未登位，无年号。《周书》的编修者就统一以西魏年号来反映和记录宇文泰的活动情况。
第二，史料丰富。全书只有50卷，但是信息包容量很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他叙述了南朝的史事。北周是北朝的，在当时那种狭隘的地域思想之下，一般都只是把自己一方写得很详尽、很好，很少提到对方，即使提到也是写它不好的一面。但令狐德棻比较公道，他讲了东魏、西魏、北齐，还有南朝梁、陈二朝的很多历史事实，进行连带介绍。
另外，它还保存了很多重要的文献。比如在列传里保留了“八柱国、十二大将军”的制度，可以知道周代的授勋情况；《苏绰传》里有六条诏书和《大诏》全篇，可以见到周代创制的事情；《宇文护传》记载其母子往来的书信，今天读来，母子之情如在眼前；庾信的文学巨作《哀江南赋》更是赖《周书庾信传》得以保存。因此，《周书》在保存珍贵文献上是有功的。
《隋书》是一部什么样的史书
《隋书》是现存最早的隋史专著，也是二十五史中修史水平较高的史籍之一。这是因为《隋书》的作者都是饱学之士，具有很高的修史水平。全书共85卷，其中帝纪5卷，列传50卷，志30卷。本书由多人共同编撰，分为两阶段成书，从草创到全部修完共历时35年。
首先，《隋书》是一部有明确指导思想的史书。全书贯串了以史为鉴的思想，这主要受当时主要编者魏徵的影响，魏徵在给唐太宗上书时曾经说过，“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臣愿当今之动静。以隋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唯其想到以史为鉴，所以对隋是如何灭亡的，对隋君臣上下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可谓有淋漓尽致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揭露。其次《隋书》还是一部隐晦较少的史书。比如，尽管虞世南在唐朝已成为唐太宗十分信任的大臣，但纪传中写到他哥哥虞世基的罪恶时，丝毫不加掩饰。另外，《隋书》另一个内容是保存了南北朝以来大量的典章制度，为后人研究隋朝以及前几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保留了丰富的资料。南北朝时期，留下来的典章制度方面的史料极少，而《隋书》的史志部分，多达30卷，包括礼仪、音乐、律历、天文、五行、食货、刑法、百官、地理、经籍10志。这10志不仅叙述了隋朝的典章制度，而且概括了梁、陈、北齐、北周的政治、经济情况，有的甚至追溯到汉魏，对后世的研究有重要影响。
《南史》是一部怎样的史书
《南史》，记载了上起刘裕元年（420年），下至陈叔宝三年（589年）包括宋、齐、梁、陈四国170年的历史。为唐朝李延寿所撰，中国历代官修“二十四史”之一。纪传体，共80卷，含本纪10卷，列传70卷。《南史》与《北史》为姊妹篇，是由李大师及其子李延寿两代人编撰完成的。
它有以下特点：《南史》没有采取编年体，而是把南朝各史的纪传汇合起来，删繁就简，以便阅读。列传中不同朝代的父子祖孙，以家族为单位合为一卷，对于了解门阀制度盛行的南北朝社会，有一定的方便。对各朝正史以删节为主，但有应删而未删的，如宋、齐、梁、陈四朝受禅前后的九锡文和告天之词等官样文章；有过求简练以致混乱不确切的，如把都督某某几州诸军事、某州刺史的官衔，一律省成某某州刺史加都督；也有由于对原书史文未能很好领会而把重要字句删去的。《南史》中也有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等书中所未载的材料。虽然细微琐事较多，而且杂以神怪迷信，但也不乏有意义的史料。《宋书》未立文学传，《南史》以因袭为主，因而文学传不包括宋而从南齐开始。这说明李延寿撰写《南史》《北史》的体制是汇集正史的纪传，因而拘泥于原书，没有达到李大师横则沟通南北，纵则贯串几代，综合成为新著的意图。
《南史》文字简明，事增文省，在史学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不足处在于作者突出门阀士族地位，过多采用家传形式。例如将不同朝代的一族一姓人物不分年代，集中于一篇中叙述，实际成为大族族谱。以王、谢等大家为主，《列传》多附传，附传的人物多属家族成员，例如《南史传》附传人物达12人，《北史传》附传多至20人，前后相去百余年，乃至于有大量的神怪迷信，王鸣盛批此甚谬妄。
《北史》是一部怎样的史书
《北史》100卷，其中本纪12卷，列传88卷。《北史》主要在魏、齐、周、隋四书基础上删订改编而成，但也参考了当时所见各种杂史，增补了不少材料。
《北史》上起北魏登国元年（386年），下迄隋义宁二年（618年），记北朝北魏、西魏、东魏、北周、北齐及隋六代233年史事。应当指出的是，最初的九年即开皇元年至开皇九年（581～589年）的历史，可以作为北朝历史看待；至于开皇九年隋灭陈统一全国以后的历史，本是统一的封建王朝的历史，把这一段历史看成北朝史而写入《北史》是不恰当的。当然，也许是作者考虑到编纂上的困难，不得不作这样的安排，但我们今天来看待和叙述北朝史，则不应沿袭《北史》的这个做法。
总的来看，《北史》虽有内容偶呈芜杂之弊，但毕竟体例完整、材料充实、文字简练，在后代颇受重视，魏、齐、周三代史书唐以后皆残缺不完，后人又多取《北史》加以补足。作为研究北朝历史的资料，《北史》与魏、齐、周、隋四朝史书有互相补充的作用，不可偏废。
《旧唐书》是一部怎样的史书
五代后晋时官修的《旧唐书》，是现存最早系统记录唐代历史的一部史籍。唐代（618～907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时期，因此《旧唐书》在研究我国历史时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它原名《唐书》，宋代欧阳修、宋祁等编写的《新唐书》问世后，才改称《旧唐书》。《旧唐书》共200卷，包括本纪20卷，志30卷，列传150卷。
《旧唐书》在如实保存史料方面，有着它巨大的功劳。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是在《旧唐书》里，保存了唐朝的第一手史料。唐朝近300年历史中，屡经战乱，原始史料经过几次大的浩劫，尤其是唐末的混战，致使“向时遗籍，尺简无存”。幸而有肃宗时韦述编纂的国史，到后晋时，便成为修撰唐史的主要依据，肃宗以后，史料留存更少。特别是唐武宗以后的宣、懿、僖、昭、哀五代，连“实录”也都没有存下，只因有张昭远和贾纬等人在“丧乱之际”，杂采各家传闻和小说编出的《唐年补录》和《唐末三朝闻见录》诸书，使史实略有所补。编撰《旧唐书》时离唐亡仅三十多年，许多史料直接从唐人得来。《旧唐书》使这些难得的史料保存了下来。这是它的一大好处。正由于《旧唐书》有上述长处，司马光等在修《资治通鉴》时，隋唐部分便大量采用了其中的材料。另一方面，唐朝是我国一个强盛的朝代，多民族统一，国家有所发展。书中记录了大量我国少数民族的史料，以及他们和中原的唐王朝相互交往的亲密关系。比如，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婚姻的纪实，金城公主入藏的史迹等都在《旧唐书》里有较多的记载。在唐朝和邻国日本、朝鲜、印度的关系史方面，《旧唐书》记载也较为详细。其分量比起别的同类正史要多得多，史实也较可靠。《旧唐书》在研究我国土地制度、赋税制度等方面，也是一部十分重要的史书。关于唐朝的均田制、租庸调制和两税法，都有比较翔实的记载，给后人的研究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此外，在《旧唐书》的志里，保存了内容相当丰富的我国科技史的资料，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
《新唐书》是一部怎样的史书
《新唐书》记载中国唐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225卷，包括本纪10卷，志50卷，表15卷，列传150卷。北宋宋祁、欧阳修等撰，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全书完成，由曾公亮进呈。《新唐书》所增列传多取材于本人的章奏或后人的追述，碑志石刻和各种杂史、笔记、小说也都被采辑编入。
修撰《新唐书》的指导思想，在《进新修唐书表》中说得非常清楚：唐有天下，近三百年，其君臣行事之始终，所以治乱兴衰之迹，与其典章制度之英，宜其粲然著在简册。而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盖又百有五十年，然后得以发挥幽沬。补缉阙亡，黜正伪缪，克备一家之史，以为万世之传。商、周以来，为国长久，唯汉与唐，而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气力卑弱，言浅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贤臣、俊功伟烈，与夫昏虐贼乱、祸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恶以动人耳目，诚不可以垂劝诫、示久远，甚可叹也！
《新唐书》总结了唐代的典章制度，为宋王朝参考这些制度提供了条件，《新唐书》对志特别重视，新增了《旧唐书》所没有的《仪卫志》《选举志》和《兵志》。其中《兵志》是《新唐书》的首创。《选举志》与《兵志》系统地整理了唐朝科举制度和兵制的演变资料。《食货志》增加为5卷，不仅比《旧唐书》分量大而且比较有系统、有条理地保存了大量社会经济史资料。《地理志》着重叙述地理沿革，记载设置、分布、兴废等情况，补充了不少《旧唐书·地理志》所没有的资料。《天文志》和《历志》在篇幅上超过《旧唐书》3倍以上，记载了唐代流行的7种历法，特别是保存了历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大衍历》的《历议》，反映了唐代历法理论的水平和发展高度。文采和编纂上也比《旧唐书》好一些。
《旧五代史》主要讲述了什么内容
《旧五代史》，原名《五代史》，也称《梁唐晋汉》，后人为区别于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便习称《旧五代史》。原书已佚，现行本是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时的辑本。
在我国历史上，唐朝和宋朝之间曾有过封建社会中最后一次的大规模分裂割据时期。从公元907年朱温代唐称帝到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立的53年间，中原地区相继出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五代王朝，中原以外存在过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南平、北汉等十个小国，周边地区还有契丹、吐蕃、渤海、党项、南诏、于阗、东丹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习惯上称之为“五代十国”。《旧五代史》记载的就是这段历史。
《旧五代史》共150卷，本纪61卷，志12卷，传77卷。按五代断代为书，梁书、唐书、晋书、汉书、周书各十余卷至五十卷不等。各代的《书》是断代史，《志》则是五代典章制度的通史，《杂传》则记述包括十国在内的各割据政权的情况。这种编写体例使全书以中原王朝的兴亡为主线，以十国的兴亡和周边民族的起伏为副线，叙述条理清晰，较好地展现了这段历史的面貌。对于南方和北汉十国以及周围少数民族政权如契丹、吐蕃等，则以《世袭列传》《僭伪列传》《外国列传》来概括。因此这部书虽名为五代史，实为当时整个五代十国时期各民族的一部断代史。
《新五代史》是怎样的一部史书
《新五代史》，宋欧阳修撰，原名《五代史记》，后世为区别于薛居正等官修的五代史，称为《新五代史》。全书有本纪12卷、列传45卷、考3卷、世家及年谱11卷、四夷附录3卷，共74卷。记载了自后梁开平元年（907年）至后周显德七年（960年）共54年的历史。它是唐代设馆修史以后唯一的私修正史。
五代是一个封建分裂割据的时代，中原有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小王朝的相继更替；中原以外的地区分裂为吴、南唐、前蜀、后蜀、吴越、楚、闽、南汉、南平、北汉等十国。各个王朝统治的时间都比较短促，用欧阳修的话来说，“于此之时，天下大乱，中国之祸，篡弑相寻”，作者对于这种分裂割据现象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另外，他采取了和编写新唐书不同的做法。在新唐书中，他重视典章制度，不厌其详地加以记载，而在新五代史中，由于他认为五代时期“天理几乎其灭”，是一个“乱极矣”的时代，根本没有什么礼乐制度可谈，因而他说：“五代礼乐文章，吾无取焉，其后世有必欲知之者，不可以遗也。”因此，他除写了司天考、职方考以外，其他的典章制度一概没有写。
在编撰体例方面，新五代史改变了旧五代史的编排方法。旧五代史分梁书、唐书等书，一朝一史，各成体系；新五代史则打破了朝代的界限，把五朝的本纪、列传综合在一起，依时间的先后进行编排。旧五代史不分类编排列传，新五代史则把列传分为各朝家人传、死节传、死事传、一行传、杂臣传，等等。
就历史资料方面而言，新五代史和旧五代史是可以互为补充的。《新五代史》仿《春秋》笔法，用不同的字句表现微言大义，个人好恶往往影响了史实的记述，终于招致了后人的批评。但是，欧阳修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大家，古文运动的领导人和集大成者，所以《新五代史》文笔简洁，叙事生动，当时人就认为它的笔力与《史记》不相上下。《新五代史》的文笔之出色，的确在史书中是罕见的。
《宋史》是一部什么样的史书
《宋史》于元末三年（1343年）由丞相脱脱和阿鲁图先后主持修撰，《宋史》与《辽史》《金史》同时修撰。全书共计496卷，约500万字，是二十五史中篇幅最庞大的一部史书。
《宋史》的特点是史料丰富，叙事详尽。两宋时期，经济繁荣，文化学术活跃，雕版印刷盛行，编写的史书，便于刊布流传。科举制的发展，形成庞大的文官群，他们的俸禄优厚，有很好的条件著述。加之统治者重视修撰本朝史，更促成宋代史学的发达。修撰本朝史的工作，在北宋前期由崇文院承担，王安石变法改革官制后，主要由秘书省负责。官修的当代史有记载皇帝言行的，记载宰相、执政议事及与皇帝问对的，根据起居注、时政记等按月日编的日历，详细记载典章制度的会要，还有编年体的“实录”和纪传体的“国史”。元末修撰的这部宋史，是元人利用旧有宋朝国史编撰而成，基本上保存了国史的原貌。
宋史对于宋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关系、典章制度以及活动在这一历史时期的许多人物都做了较为详尽的记载，是研究两宋三百多年历史的基本史料。例如，从食货志中，不仅可以看到两宋社会经济发展的概况和我国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经济联系的加强，还可以看到劳动人民创造的超越往代的巨大物质财富和他们所遭受的残酷剥削。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等，保存了许多天文气象资料、科学数据以及关于地震等自然灾害的丰富史料，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宋书》是一部怎样的史书
《宋书》是一部记述南朝刘宋王朝自刘裕建基至刘准首尾60年的史实。为梁代的沈约所著﹐含本纪10卷﹑志30卷﹑列传60卷﹐共100卷。今本个别列传有残缺﹐少数列传是后人用唐高峻《小史》《南史》所补。志原排在列传之后﹐后人移于本纪﹑列传之间﹐并把律历志中律与历两部分分割开。《宋书》收录当时的诏令奏议﹑书札﹑文章等各种文献较多﹐保存了原始史料﹐有利于后代的研究。该书篇幅大﹐一个重要原因是很注意为豪门士族立传。
全书以资料繁富而著称于史林，为研究刘宋一代历史的基本史料。各志工程巨大，内容详备，篇幅几占全书之半。志前有《志序》，详述前代修志情况，并上溯各志所记制度源流，可为考补前史缺志之助。《州郡志》记南方地区自三国以来的地理沿革及东晋以来侨州郡县情况，有补于史事考证。《律历志》全载景初、元嘉、大明三历文字，为律历法学的珍贵资料。《乐志》记叙汉魏及两晋乐府情况，乐府诗章分类开录，并保存有汉魏以来大量乐府诗篇及乐舞文辞，其中“古辞”多为汉代遗篇，是研究乐府及诗史的重要文献。纪传叙事详密，列目入载230余人。纪传中收录的大量诏令、奏疏、书札及文章，虽冗长，但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
《辽史》是一部什么样的史书
《辽史》记载了上自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下至辽天祚帝耶律延禧的辽朝历史（907～1125年）。《辽史》为元代脱脱等人所撰之史书，中国历代官修正史“二十四史”之一。从元至正三年（1343年）四月开始修撰，翌年三月成书。
辽是10～12世纪在我国北部、东北部以至西北部辽阔地区建立的强大王朝。辽也曾用国号契丹。契丹的名字，最早见于《魏书》，它的含义据《金史》上说是“辽以镔铁为号，取其坚也”。现代史学界虽有不同看法，但多数仍持此说。契丹族的祖先属东胡的一支，后又为鲜卑一部分。原居辽河上游一带，在悠长的岁月里，纵横于千里草原上，“草居野次，靡有所定”，“生生之资，仰给畜牧”。从东晋到隋唐之际，契丹有八个；到唐朝末年，契丹开始强大起来；10世纪初，契丹称帝，建立契丹国，都城设在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到辽朝第二代皇帝耶律德光时，改国号为辽，以后有时称辽，有时称契丹。辽朝与北宋、西夏并立，比北宋的疆域还要大。
辽在较短的时间内从部落氏族社会过渡形成奴隶制社会，并在向封建社会跃进的同时统治了中国北部，密切了各族人民之间的联系，为我国北部社会发展和民族融合做出了贡献。辽朝受汉族文化影响很大。早在辽太祖时，就设有“监修国史”的官职。从辽圣宗时起，仿照五代和宋朝，编修了“实录”。辽末天祚帝时，又让监修国史的耶律俨修太祖诸帝“实录”。辽朝时，也沿用唐及五代各国的制度，设立有国史馆，修纂起居注、日历、实录、国史等，但这些原始材料大部分已经散佚。元后期修《辽史》依据的主要是辽、金、宋人的著作中的第二手资料。《辽史》是研究辽代历史的重要资料。
《金史》是一部什么样的史书
《金史》撰成于元代，全书135卷，其中本纪19卷，志39卷，表4卷，列传73卷，是反映女真族所建金朝兴衰始末的重要史籍。
《金史》是元修史书之一，最早议修于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以后在至元元年、十六年，以及仁宗朝、文宗朝都分别议论过修史的事，都因义例难定未付诸实行，直到至正三年（1343年），才决定“各与正统”，《辽》《金》《宋》三史分别撰修。翌年十一月，《金史》告成，前后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元朝脱脱等主持编修的《金史》，是宋、辽、金三史中编撰得最好的一部，记载了上起金太祖收国元年（1115年）阿骨打称帝，下至天兴三年（1234年）蒙古灭金，共一百二十年的历史。
在编写体例上，《金史》也有创新。书中的本纪第一卷，不是从金太祖阿骨打开始，而是以《世纪》为开始，追述阿骨打以前十代的事迹，便于读者对女真先世在氏族部落时的社会情况有个大致的了解。本纪的最后一卷，又增加了《世纪补》，用以记述熙宗的父亲景宣帝、金世宗的父亲睿宗、金章宗的父亲显宗。这三人原来都是大臣，只是由于他们的儿子做了皇帝，不便列入诸臣传，所以又立《世记补》。后人对《金史》的评价很高，认为它不仅超过了《宋史》《辽史》，也比《元史》高出一筹。《金史》编得好，是由于原有的底本比较好，及金朝注重史书的编纂工作。
学者们一般认为，《金史》在史书中虽谈不上是上乘之作，不能与《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媲美，但是，在元末所修三史中却是最好的一部。
《元史》是一部怎样的史书
《元史》是系统记载元朝兴亡过程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成书于明朝初年。由宋濂（1310～1381年）、王濂（1321～1373年）主编。全书210卷，包括本纪47卷、志58卷、表8卷、列传97卷，记述了从蒙古族兴起到元朝建立和灭亡的历史。
《元史》主要由本纪、志书和列传构成。本纪，以记载忽必烈事迹的《世祖本纪》最为详尽，达十四卷之多，约占本纪篇幅的三分之一；接下来是《顺帝本纪》，有十卷之多。这主要是由于元世祖和元顺帝在位时间都长达三十多年，原始史料丰富，所以对他们的记述就比较详细。这体现了《元史》编纂中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材料多就多编，材料少就少编。志书是对元朝的典章制度比较详细的记述，保存了大批珍贵的史料。其中以《天文》《历志》《地理》《河渠》四志的史料最为珍贵。《天文志》吸取了元代杰出科学家郭守敬的研究成果。《历志》是根据元代历算家的《授时历议》和郭守敬的《授时历经》编撰的。《地理志》是根据《大元一统志》编撰的，《河渠志》是根据《海运纪原》《河防通议》等书编撰的。而今，《大元一统志》等书已经散佚，《元史》中保存了这些书的内容，史料价值就更为珍贵。《元史》的列传有类传十四种，大多沿袭以往的史书，只有《释老》一传是《元史》的创新。《释老》是记载宗教方面的列传，从中可以了解宗教在元朝所居的地位和发展情况。类传中《儒学》《列女》《孝友》《忠义》四种所记的人物占了大多数，也从一方面说明了宋以来封建思想统治在逐步加强。《元史》列传还有个特点是所叙述的事，都有详细的年、月、日记载，这就更增加了参考价值。
《元史》的体例整齐，文字浅显，叙事明白易懂，还保留了当时的不少方言土语，这同朱元璋提倡浅显通俗的文字是分不开的。宋濂修《元史》时，遵照朱元璋的意图，强调“文词勿致于艰深，事迹务令于明白”，因此《元史》称得上是一部较好的正史。
《明史》是一部怎样的史书
《明史》是一部明代史，记载了自洪武元年（1368年）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百多年的历史。是二十四史最后一部，共332卷，其卷数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宋史》，但其修撰时间之久，用力之勤却大大超过了以前诸史。修成之后，得到后代史家的好评，认为它超越了宋、辽、金、元诸史。清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31中说：“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唯《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在二十四史中，《明史》以编撰得体、材料翔实、叙事稳妥、行文简洁为史家所称道，是一部水平较高的史书。这反映出编者对史料的考订、史料的运用、对史事的贯通、对语言的驾驭能力都达到较高的水平。虽然它的篇幅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宋史》，但读者并不感到冗长而生厌。
《清史稿》是一部怎样的历史作品
《清史稿》是研究清代历史的重要资料书。作者是清末民初官僚赵尔巽。他是同治进士，入选翰林院，任监察御史时，以直言极谏著称，以后调任地方官，从知府、道台、按察使、布政使升任湖南巡抚。1914年袁世凯设立清史馆，任命赵尔巽撰成《清史稿》。
《清史稿》共536卷，为中华二十五史最后一史，是赵尔巽在大量史实的基础上，倾心研究和编撰的一部历史性著作，对于研究清代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清史稿》有本纪25卷，记载了12个皇帝。在各本纪中，以乾隆的本纪分量最重，为书6卷，占本纪部分的四分之一。应该指出的是，当时编修清史的多为旧文人，不少还是顽固的清朝遗老，所以即使在辛亥革命之后，写书时仍对清朝皇帝大力歌功颂德。《清史稿》有志135卷，分为16目。它的志与《明史》15志相较有不同的地方，如把《五行志》改为《灾异志》，把《历志》改为《时宪志》，还将《仪卫志》并入《舆服志》，新增加了《交通志》和《邦交志》。《地理志》分量最多，有28卷。《艺文志》四卷，分经史子集四部，完全按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名称次第进行编排。新增加的《交通志》记载了当时的铁路、轮船、电报、邮政等四个方面的内容，反映了近代交通情况。《邦交志》是以前史书所没有的，主要记载了近代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外交关系。
《清史稿》建立在大量史实的基础上，是经过了一番研究和整理的历史性著作，体系比较完整，条目比较详备，比较系统详细地提供了清代史事素材，因此，不失为一部研究清史的极其重要的文献。
《太平御览》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
《太平御览》共1000卷，本名《太平编类》，后改称今名。为李昉等于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奉宋太宗之命编撰的，历时七年。全书分55类，4558小类，以征引广博见称。所引书并不都来自原书，以北齐的《修文殿御览》，唐《艺文类聚》《文思博要》等为基础编成，因而不免有混乱错舛之处，但卷帙庞大，引用佚书很多，是辑佚家的宝库。1960年中华书局影印了《四部丛刊三编》本的《太平御览》，以日本所藏庆元五年（1149年）蜀刊残本及另一宋残本，加上日本安政三年（1855年）活字本补配而成，为目前较好的版本。
《册府元龟》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
《册府元龟》由北宋大臣王钦若主修，共1000卷，目录10卷。书成于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册府”是收藏典籍的地方。“元龟”即大龟，古代用于占卜的宝物。古时卜史不分，此处喻指史书。由此可以看出本书是侧重收集史料的类书，断限为上古至五代。全书分31部，下分1104门。各部有总序，各门有小序以概括本部内容，体例一致，去取谨严。取书以正史为主，间及经、子，不录小说、杂书。原有《音义》10卷，孙奭（ｓｈì）撰注，已佚。本书所引多是宋以前古本，尤其保存了很多唐五代历朝实录，因而对于研究唐五代历史有很大价值。
《册府元龟》与《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并称为宋朝四部大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