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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多年来我关心的主要事情之一是人们怎样能够预防和消灭独裁。这种关心一部分是受一种信念所支持：人不应当被这样的政权所统治和消灭。通过阅读有关人类自由的重要性、独裁统治的本质(从亚里士多德到对极权主义的分析)和独裁政权(特别是纳粹和斯大林体制)的历史，增强了我的这种信念。

这些年来我有机会认识一些在纳粹统治底下生活过和受过罪的人，包括一些从集中营活过来的人。在挪威，我遇到过曾经抵抗法西斯统治而存活下来的人，也听到人们提起因此而丧生的人。我同曾经逃脱纳粹魔掌的犹太人以及曾经帮助和拯救他们的人交谈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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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某些国家共产党统治的恐怖的了解，更多的是来自书本，较少来自同个人的接触。这些体系的恐怖对我来说显得特别尖锐，因为这些独裁统治是以从压迫和剥削底下争取解放的名义强加于人的。

近几十年来，通过访问来自受独裁统治的国家如巴拿马、波兰、智利、西藏和缅甸的人士，当今独裁统治的现实对我来说变得更真实了。从同中国共产党的侵略战斗过的西藏人、战胜了一九九一年八月强硬派政变的俄罗斯人以及用非暴力阻止复辟军事统治的泰国人那里，我增加了对独裁统治的阴险性的视角。这些新的视角往往令人忧虑。

通过访问那些面临很多危险，而勇敢的人们却继续反抗的地方，增强了我的悲情和对这些暴行的愤恨，以及对无比勇敢的男女的平静的英雄主义的钦佩。

这些地方包括诺列加（Manuel Antonio Noriega）统治下的巴拿马、受苏联持续镇压的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北京天安门广场在喜庆似的自由示威的日子里和首批装甲车进入的那个灾难性的夜晚，还有位于「缅甸解放区」马那布罗（Manerplaw）的民主反对派的丛林总部。

有时我访问了人们被害的现场，如维尔纽斯的电视塔和公墓，里加的公园──人们在那里被枪杀，义大利北部费拉拉的市中心──法西斯在那里成排枪杀抵抗份子，还有马那布罗的一个简陋的墓地──那里填满了死得太年青的男子的尸体。每一个独裁政权都留下如此的死亡和破坏，这是令人悲痛的现实。

出于这些忧虑和经验，我逐渐生长了这样一个坚定的希望：预防暴君也许是可能的，可以成功地对独裁政权进行斗争而避免大规模互相杀戮，可以消灭独裁政权同时防止新的独裁政权从灰烬中再生。

我曾试图仔细思考如何以最少的苦难和生命为代价成功地瓦解独裁政权的最有效的办法。为此，我以自己多年来对独裁政权、抵抗运动、革命、政治思想、政府制度，特别是现实的非暴力斗争的研究作为我思考的源泉。

这本出版物就是这些思考的结果。它肯定远远不够完善。但是，它也许能提供一些指导原则，有助于思考和筹划，产生比原本更强有力和有效的解放运动。

出于需要和特意选择，本论文着重于如何消灭独裁和避免产生新的独裁。我没有能力针对某一特定国家提供详细的分析和药方。然而，我希望这个一般性的分析

能对不幸在许多国家里目前仍面临独裁统治的人们有所用处。他们需要检验我的这一分析对他们所处的现实的适用性，以及本文的一些主要建议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或能使之适用于他们的解放斗争。

在写这篇论文的过程中，我应当对一些人表示感谢。我的特别助手布鲁斯·詹金斯（Bruce Jenkins）指出了内容和表达上的问题，并且提出有关更严格和清晰地表达比较困难的概念(特别是有关战略)，文章结构的重组，编辑上的改善等方面的深刻建议，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我也要感谢斯蒂文·寇地（Stephen Coady）在编辑方面的协助。克理斯多福·克吕格勒（Christopher Kruegler）博士和罗勃特·赫尔维(Robert Helvey）提供了很重要的批评和意见。海泽尔·麦克费尔逊（Hazel McFerson）博士和葩特理霞·帕克曼（Patricia Parkman）博士分别给我提供了有关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斗争的信息。本文深深得益于这些善意和慷慨的支持，然而本文所含的分析和结论由作者负责。

在本文的分析里，我绝没有假设反抗独裁者会是一件轻易或没有代价的尝试。一切斗争形式都有它的复杂性和代价。跟独裁者斗争当然会带来伤亡。但是我希望本文的分析将促使抵抗运动的领袖人物考虑能够提高效能而同时又减少相对伤亡水平的那些策略。

同样，不能把本文的分析解释为当某一特定独裁政权结束时，所有的问题就都消失了。一个政权的垮台并不带来乌托邦。它是为建设更正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以及消灭其它各种形式的非正义和压迫而艰苦工作和持久努力开辟了道路。我希望关于如何能够瓦解一个独裁政权的这一简短考察对凡是生活在受人控制而又渴望自由的地方的人们会有用处。

吉恩·夏普（Gene Sharp）

一九九三年十月六日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

纽伯理街 427 号

波士顿，麻萨诸塞州 02115-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