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东方壁垒

第聂伯，命运之河——守卫工业宝藏的屏障——扎波罗热大坝——90行字的一道命令——沿600英里的前线后撤——无尽的队列——焦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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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聂伯河——多么非凡的一条河流！它仅次于伏尔加和多瑙河，是欧洲的第三大河流，也是俄国欧洲部分的第二大河流。它起源于瓦尔代丘陵，向南流经1419英里后汇入黑海，是肥沃的乌克兰的生命线。在其河岸上伫立着俄罗斯的摇篮。这是一条令人印象深刻的河流。四十英尺深，两英里宽。与俄罗斯境内几乎所有的河流一样，它的西岸是一片陡峭的悬崖，因而构成了理想的防御阵地。

这就很容易明白，为何在1943年夏季，这条河流代表了德军总参谋部和战地部队无声的希望。在这道天然屏障后，可建起一片强大的防御区，这就是“东方壁垒”，自库尔斯克战役失利后，OKH便一直梦想着这道壁垒。苏联红军会被这道壁垒所阻，他们将停下前进的脚步。

早在数月前，希特勒便已知道他那些将领们的想法。但由于他的战略信条是“不惜一切代价坚守”，哪怕是战略迟滞行动，在他看来也是种不可饶恕的大罪，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禁止在第聂伯河西岸构建工事、掩体和战壕。“一旦知道在后方有一道构设完善的强化防线，只会让我那些将军和部队脚底抹油，”希特勒这样说道。直到8月中旬，苏军攻势向第聂伯河席卷而来时，他才勉勉强强、不甚情愿地批准沿第聂伯河和杰斯纳河开始构建一道“东方壁垒”。他批准了，但并没为这项工程提供人力资源。

现在，9月中旬，几个月的不作为将在几天或几个小时内遭受到报应。

眼下的形势已变得极其危险。如果不能将逼近中的苏军阻止在第聂伯河防线，那会怎样呢？克里木将失陷。乌克兰也会丢失。苏军将轻而易举地到达罗马尼亚边境。所以，很明显：东线战事的命运全系于第聂伯河。

对斯大林来说，第聂伯河代表着战略、经济和政治方面最具诱惑力的奖品。这条大河不仅是一条军事战线，还是伫立在乌克兰和罗马尼亚重要原材料前方的最后一道屏障。只要德国军队控制住第聂伯河以西的肥沃地区，便掌握了俄罗斯的粮仓，那里有面包和牛奶、鸡蛋和肉类。更重要的是，第聂伯河后方所拥有的不仅仅是肥沃的土地。在那些黑色土壤下，埋藏着工业世纪最梦寐以求的宝藏。在克里沃罗格，蕴育着乌克兰的铁矿石；在扎波罗热和尼科波尔，埋藏着宝贵的锰矿石和有色金属（铜和镍），这对军工生产极为重要。德国方面的需求，30％以上来自这里的资源。

最后，在第聂伯河这道两英里宽的防坦克壕后方，伫立着罗马尼亚的油田，当时，1943年，除俄罗斯的土地外，罗马尼亚油田是欧洲最重要的资源。

罗马尼亚油井满足了德国一半的石油需要。如果没有那里的石油，机动部队和空中力量的大规模行动不可能进行，战争将输掉。只要德国控制住罗马尼亚的石油，就不会为坦克和飞机所需要的燃料而着急。第聂伯河已成为这场战争的命运之河。只要德国军队控制住它，帝国领导层便能继续其军事和经济活动。

这并非一个基于德国方面过度乐观的理论，而是得到苏联官方历史《伟大卫国战争史》第3卷完全支持的观点。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即便在1943年夏季，“狼穴”中的那个人继续对事实视而不见。1943年6月21日，曼施泰因将问题交给OKH：“这一年夏季，是守住顿涅茨地区，还是设法让俄国人在第聂伯河上耗尽其实力更为重要？”OKH的答复是：“元首两个都想要！”

两个都想要。但两个都实现不了。

斯大林早已意识到第聂伯河屏障对战争未来进程的重要性。而且，他认为他那位身处东普鲁士的对手正以同样的冷静评估着局势，并试图在一个恰当的时机将部队撤至那道重要的防御屏障后。这种后撤恰恰是斯大林所担心的。他认为，德军及时撤至强化的第聂伯河防线后，是对他获取胜利最大的威胁。这就是他在1943年春季不停敦促他那些元帅的原因：你们必须阻止德国人在第聂伯河后方组织起防御；你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予以阻止。我们一定要到达第聂伯河！在苏军总参谋部内，这是一种期盼，一种希望，一种压倒一切的想法。

苏军1943年夏季和秋季的作战计划，在理论上便是以这种想法为基础。苏军最高统帅部打算以其夏季攻势彻底粉碎东线德军的南翼，接下来便跨越第聂伯河。为实现这个目标，斯大林投入了手中的一切力量。据《苏联军事史杂志》披露，苏军最高统帅部在其南翼集中了全部步兵部队的40％，全部坦克力量的84％。

斯大林以此获得了庞大的力量集结。与德国人相比，在兵力和物资方面，他都占有六倍的优势。他所准备的，是二战中苏军最强大的攻势之一。所有的一切都被押到这张牌上：军队、武器、游击队、间谍和宣传。部队的士气被提升至一个新高度。第聂伯河被宣布为一个神圣的目标，将其重新夺回意味着胜利曙光的到来。

斯大林呼吁起的不仅仅是他那些将领和指战员的荣誉及爱国热情，还包括他们的虚荣心。9月9日，在一道发给各方面军和集团军的指令中，斯大林答应他的军官和士兵们，如果在攻克第聂伯河与杰斯纳河的战斗中表现杰出，他们将获得最高级别的勋章。

有趣的是，苏军最高统帅部的做法与德国在这方面的原则并不相同，在德国人看来，任何一名军人，无论是将军还是列兵，都能凭其勇敢赢得任何一枚勋章。斯大林指令中透露出的等级结构让人想起德皇时期的德国军队。如果第聂伯河战役取得胜利，集团军司令员将获得一级苏沃洛夫勋章；师长和旅长将获得二级苏沃洛夫勋章；团和营级指挥员将获得三级苏沃洛夫勋章。而在克服这条大河的战斗中贡献出英雄主义决定性壮举的普通士兵，将被推荐获得“苏联英雄”称号。

9月15日，星期三，第聂伯河河曲部的扎波罗热，一派典型的俄罗斯夏末风情。河面上吹来一股凉风。庞大、优雅的水坝，是当时欧洲最大的一座，为士兵们提供了一处理想的浴场。横跨在河上的大坝是一座巨大、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它有2500英尺长，顶部铺设着铁轨和一条双向车道。利用被水坝截住的水流，发电站的涡轮机组能产生550000千瓦的电流。这座发电站为整个西乌克兰工业区提供电力，是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样板工程，象征着整个国家电气化和工业化的共产主义目标。出于这个原因，发电站被授予“列宁”的名字，他曾在1920年提出过这样一句口号：“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上全国电气化。”

1941年苏军后撤期间，根据斯大林的明确指令，第聂伯河上他们这一技术奇迹被炸毁。水电站未能完好无损地落入德国人手中。大坝被炸毁，船闸形同虚设。但由于苏军来不及作进一步的破坏，或者是他们认为破坏的程度已经足够，实际上，发电站完好无损。可是，一发歪打误撞的炮弹引发了大火，消防水灌入到机器中，结果，发电站停工了一段时间。但是，对大坝进行了一番艰难的维修后，发电工作很快得以恢复。尽管如此，还是耗费了三年的辛苦工作，直到1943年初，电力供应才彻底恢复。

从那时起，扎波罗热大坝的军事指挥官基特尔少将便一直认真地守卫着这一工业瑰宝。两个高射炮团护卫着水坝和发电站，以防遭到空袭。这里还设置了栅栏和海军的鱼雷防护网，以防止苏联海军突击队的突然袭击，以及漂流而下的水雷或空投的鱼雷。随着战线愈发逼近，基特尔以“私下招募”的方式加强了对这些设施的保卫力量。出现在扎波罗热的散兵游勇都被他拦下，并被编入一个战斗群中。这是个多少有些乌合之众的战斗群，人员来自六个不同的师，基特尔少将组织起这支队伍，用于保卫扎波罗热和水坝。

 

“南方”集团军群司令部设在这座繁忙、整齐的工业城市西部的一幢行政楼里。1943年9月15日，曼施泰因最亲密的合作者，布塞将军［9］，坐在地图室中，正对撤退命令进行着最后的修改。陆军元帅和他的作训处长舒尔茨·比特格尔上校深夜才从元首大本营赶回。他们再次检查命令。命令以这样的字句开始：“集团军群将撤至第聂伯河上的沃坦防线。后撤速度仅应由保持部队战斗力这一因素来决定。”

保持战斗力，这是令曼施泰因最为焦虑的。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知道这种焦虑有多严重。负责协调一切战略措施的参谋长布塞，对此有过如下阐述：“敌人所需要的仅仅是1-2个多少有些掌握我方坦克战原则的将领，那我们就麻烦了。由于我方退往河上桥梁时会收缩兵力，必然会出现缺口，而敌人将穿过这些缺口，抢在我们之前到达第聂伯河的桥梁。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位古德里安，愿上帝保佑我们！”

“我们只能寄希望于他们尚未学到经验教训，”曼施泰因说道，“最近几周的情况使我相信，他们还没学会。”

曼施泰因指的是阿赫特尔卡和斯大林诺危机状况的发展形势。在那里，苏军错失了一个独特的机会，他们本可以从北面冲向西南方，以无情的坦克推进直奔第聂伯河，将“南方”集团军群压迫成背靠亚速海的形势，并在第聂伯河寥寥无几的渡口的东面将自己的部队歼灭。

尽管苏军将领深深插入到德军防线中，但他们未能对这一突破加以利用。他们当中，还没有出现一位古德里安，一位隆美尔，一位霍特，尤其是没有出现一位曼施泰因。目前还没有。

曼施泰因的后撤令关乎四个集团军的生死，却只有90行字。只有90行。它们代表着一项至关重要的作战计划。命令中的两点，第7和第8点，展示出曼施泰因的领导风格：“⑺所有作出的决定和下达的命令必须基于这样一个认识，只有一支完整的部队才能战胜各种困难，而一支丧失恢复力和士气的部队则无法完成其作战任务，尤其是后撤行动。各集团军不必简单地向下传达列在本指令中的进一步目标，但应执行严格的日常领导。⑻各集团军应上报其意图，不得延误……集团军群将据此协调行动。”

这是整个战争期间，曼施泰因最艰难、最危险的一次行动。他的部队经历着一场激烈的防御战。600英里长的防线已被撕开多处。面对占据优势、信心十足的敌人，他那些虚弱不堪的部队和充当“救火队”的单位饱受着重压。在这种情况下，这支由4个集团军，15个军部和63.5个师所组成的大军及其所携带的一切装备——近100万士兵和在军队中服务的平民——将后撤数百英里，他们将分阶段撤离，且战且退，不能丧失凝聚力，不能发生恐慌。这100万人必须从600英里长的战线上撤下；四个集团军中的三个，所辖的五十四个半师，必须撤向河上的六座桥梁，一个排接一个排地渡过这条欧洲最大的河流之一。

但这只是任务的一半。到达河对岸后，第1装甲集团军、第8集团军和第4装甲集团军，以及他们北面的友邻部队——“中央”集团军群，必须再次散开，赶在穷追不舍的敌军到达西岸前，尽快占据一条450英里长的防线。看看地图便能明白这是军事史上最为大胆的后撤行动。如果成功，一场巨大的危机将被避免；反之，东线德军将面临一场灾难，可能会损失一百万人。战争自身的命运也将处在危险的边缘。

就像后撤行动中纯粹的军事问题还不够困难似的，另一系列额外任务也增加了集团军群的担忧。大约20万名伤员，连同战地医院以及德国、匈牙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乌克兰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也必须一同后撤。另外，还有大批俄国老百姓同样需要疏散。近期实施后撤的经历表明，在被收复地区，苏联红军会立即动员16至60岁之间的健康男人，并将他们编入作战部队中。《伟大卫国战争史》一书中提到，单是苏军的一个集团军，第13集团军，便于9月初在其防区内的被收复地区征召了30000人，从而使其作战部队急剧膨胀。这些人加入部队后被授予武器，通常是在战斗过程中——伤员或阵亡者手中的武器。

但在整个南线，苏军共有25个集团军。所有部队都以这种方式征召补充兵。时任德军第24装甲军军长的内林将军，在一篇对这种做法的评论中指出：“这些人不是真正的士兵，但他们跟着其他人一同奔跑，他们冲过防线上的缺口，将我们淹没。”实际上，这正是这种大规模征兵的意义所在。故此，为防止苏联红军这种危险的实力增加，符合征兵年龄的男子以及各主要工业和食品生产企业的工人必须随德国军队一同后撤。“南方”集团军群的防区内，这些平民的总数约为20万，由于他们的家人也被允许跟他们一同撤离，所以，实际数字大约两倍于此。

就这样，德军部队、乌克兰警察部队和辅助单位、来自高加索部落哥萨克骑兵中队的志愿者、土库曼军团和工人队伍的身后，跟随着庞大、混杂不堪的平民队列。他们被允许携带上自己的财物和家畜。漫长的队列沿着公路和铁路向第聂伯河而去。整个群体都在移动。一名来自汉堡的中尉写信给他的母亲：“这支队列令人激动而又显得不真实，同时还有些奇特和无情。一个国家和一支大军都在移动，所有的一切都朝那条大河而去，我们希望那里能再次给我们提供一条安全的防线。”

但阻止红军得到的不仅仅是人力资源。9月7日，帝国元帅戈林，以“四年计划”负责人的身份代表希特勒签发了一道特别命令，指示各集团军司令带走所有的食物和原材料储备、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所有牲畜以及军工厂的一切工业和农业机械设备。谷物和含油类果实、马匹、牛、羊、猪、打谷机和拖拉机、机床和机械工具，另外还包括各种车辆——所有的一切都要带上，并运至第聂伯河后方。最后，这支庞大的队伍完成后撤所依靠的铁路上的所有车皮也要被带走。部队所过之处，留下的只是空空如也的乡村。

还不止如此。为了在第聂伯河东面的最后一段土地上尽可能延缓苏军的推进，使追击者无法紧跟着后撤的德军渡过河去，第聂伯河以东12至25英里的一片区域将变为一片荒漠。不能运走的东西将被彻底破坏——炸毁、烧毁或摧毁，每一栋房屋、每一座桥梁、每一条道路、每一棵树木和每一个谷仓。敌人进入的将是一片荒野，他们找不到地方休息，没有吃的，没有喝的，没有遮风避雨处，没有任何能帮助他们的东西。焦土！这种做法第一次大规模融入德国的战略计划中；德军第一次采用了可怕的纵火和破坏手段。1941和42年间，斯大林曾多次使用过这种方法，尽管所获成功的程度不一。

就这样，德军从顿涅茨地区和乌克兰东部向西撤去。他们带着200000头牛，还有数量巨大的马匹——总共有153000匹。他们紧紧凑在一起，他们的身体冒着热气，他们笼罩在遮天蔽日的尘埃中，像一大群囚犯那样，走过乌克兰黑色的土地。约有270000只羊被赶向西面，40000辆农用大车颠簸着朝第聂伯河而去。就在太阳消失于无尽的队列所扬起的厚厚的尘云后时，3000辆列车携带着谷物、含油类作物、人、拖拉机、打谷机、机床和损坏的坦克，隆隆驶过斯大林诺与基辅之间的铁路线。

德军统帅部对这些数字感到兴奋，他们错误地认为，一个地区可在一场仓促后撤中被席卷一空，或是变成一片无法通行的广阔沙漠。

几十万头牛、马、羊无法赢得一场战争。被摧毁的工厂和矿山也无法永久性瘫痪一个已下定决心的国家的生产。这种措施并不是胜利的保证，却很容易长期损害一个国家的声誉。

部队本能地意识到这一点。曼施泰因亲自下令，这些措施应被限制在从军事角度看绝对必要的范畴内。于是，集团军群的一道指令规定，必须给留下来的居民保留足够的粮食和牲畜，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直到下一个收获季节。

第6集团军的作战区域内，五分之一的库存粮被留下。但是，集团军作战日志中对这种措施提出抱怨，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结果却导致军事上的损失，因为苏联红军到达后，立即没收了这些粮食。实际上，《伟大卫国战争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尽管有不同的解释。书中指出：当地居民对德国人隐藏了这些粮食，以便在获得解放时把粮食交给红军。

很快，事情变得很明显，“除焦土外不得留下任何东西”的命令只能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得以实施。大多数情况下，军事行动和推迟开始的后撤往往使部队来不及认真准备爆破工作。这一点被许多师的作战日志所证实。一份典型的记录来自第23装甲师：“本师所执行的‘焦土’行动，与友邻部队的情况相同，只进行了很短的时间，因为事实证明这根本行不通。”类似的说法也能在“大德意志”装甲军和其他许多师的官方记录中找到。

内林将军的装甲军被部署在曼施泰因集团军群的重点地带，当时正在基辅东南方参与战斗，他报告说：“在我第24装甲军的防区内，并未实施焦土政策，因为时间不够。大批牲畜被丢下，还包括农作物。个别谷仓被烧毁，但村庄完好无损。”曼施泰因的参谋长布塞将军报告道：“焦土政策只在敌方领土一片狭窄的区域内实行，扩大范围是行不通的。但这些措施无疑增加了苏军准备其渡河进攻时的困难。”

可是，时至今日，德国国防军一直为其在顿涅茨地区的疏散和破坏措施遭受到严厉指责。战争结束后，一些将领、军官和士兵在苏联被判以重刑，有些人甚至被处死。就连陆军元帅冯·曼施泰因也于1949年在汉堡被英国人的军事法庭判处徒刑。诚然，对“焦土政策”起诉书上的17项指控，曼施泰因被宣判无罪，因为法庭承认这些措施在军事上的必要性。只有一项，英国法庭不接受其军事必要性——对一些平民的挟持。这项指控和其他一些罪名使曼施泰因被判有罪。英国军事法庭的判决随后便有所减轻，但这个判决依然在德国和国外帮着确定了这样一种观点：“焦土”是德国人发明的一项不可饶恕的政策。可事实并非如此。没人想掩饰在俄国所发生的事情，但历史真相应该从宣传中脱离出来。

 

“焦土”，这个词让人想到燃烧的村庄，烟雾弥漫的城镇，被炸毁的工厂腾起的黑色蘑菇云等等。这是一幅可怕的画面，但并非苏德战争所独有。“焦土”并不是创造发明于顿涅茨河与第聂伯河之间。这种破坏策略与战争本身同样古老。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斯大林率先宣布了这一举措，并将其作为己方行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41年7月3日，德国人发起进攻的十天后，他在对居民、部队和游击队的首次广播讲话中宣布：“我们必须组织起一场无情的战斗。决不能让敌人得到哪怕是一辆运输工具、一片面包和一升燃料。集体农庄必须将他们的牲畜和粮食全部带走。不能带走的必须予以彻底破坏。桥梁和公路必须炸毁。树林和仓库必须烧毁。必须为敌人创造令他们难以忍受的条件。”

这听上去难道不像剧作家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阿米尼乌斯之战》中，抵抗罗马军团的日耳曼部落首领阿米尼乌斯所说的话吗？公元9年，阿米尼乌斯对他的诸侯说：“要是你们想召集起你们的妻子和孩子，并把他们送至威悉河右岸……要是你们想破坏你们的田地，杀光你们的牛群，要是你们想焚毁你们的家园——那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

他们烧毁了自己的家园，杀光了他们的牛群。正如公元前55年，凯撒的后撤大军渡过莱茵河的第一处渡口后，烧毁了农庄和村落，牵走了牲畜，并将谷物收割一空。

1689年，法国陆军大臣卢瓦侯爵下令将德国的巴拉丁地区夷为平地，因为他想沿法国东部边境设立一片荒芜的保护地带。“烧毁巴拉丁地区！”他敦促那些法军将领。在这片100英里长，50英里深，从海德堡至摩泽尔河，人口茂密的耕地上，火与剑制造出一片焦土。

卢瓦侯爵下达“焦土令”的15年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期间，英国军队在约翰·丘吉尔这位著名的第一代马尔博罗公爵的指挥下，在英戈尔施塔特—奥格斯堡—慕尼黑地区实施了焦土战术，以免让法国和巴伐利亚军队获得任何栖身所。

同一时期，查理十二世带领的瑞典人在俄国沃尔斯克拉河的东面制造了“焦土”区，以保护他们的冬季营房免遭沙皇军队的袭扰。其实，这位瑞典国王效仿的是彼得大帝的战术，前一年，彼得大帝将斯摩棱斯克地区夷为平地，以此来阻止瑞典人杀向莫斯科。

在这方面，苏军当然也是个中好手。几年前，他们曾在涅瓦河以这种战术成功对付过瑞典人，舍列梅捷夫将军当时曾写信给沙皇：“我想告诉您，万能的上帝和最伟大的圣母已满足了您的愿望：我们洗劫并破坏了一切，所以，这片土地上，除了满目苍夷已别无他物。”

一百多年后，另一封寄自俄国的信也谈到了“焦土”。写信的是霍亨洛赫地区一位农民的儿子，他是拿破仑大军中的一名火枪手，从别列津纳将这封军邮寄给他的双亲：“俄国人摧毁仓库，牵走牲畜，并纵火焚烧他们的房屋和磨坊，就连水井也被他们破坏。”他的父母回到位于陶博山谷的家中后，惊恐地读到了这份信件。

欧洲军事学伟大的创始人和指导者，普鲁士将军卡尔·冯·克劳塞维茨，为这幅画面添加了更多的内容：“……他们还摧毁桥梁，并砍断许多路标，这是令敌人迷失方向的好办法。”

即便在西半球，在美国这个现代文明的摇篮中，我们同样看到了破坏策略。亚伯拉罕·林肯，这位黑奴解放者和美国最受爱戴的总统，在1865年的内战中采用“焦土”作为战斗的决定性形式。他的将领们大规模使用这种手段。当时的威廉斯教授，谈到林肯的总司令，被称作“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的格兰特将军时指出：“他知道，破坏敌人的经济资源，与摧毁其军队一样，都是有效且合法的作战形式。”

而格兰特的部下谢尔曼将军，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他烧毁了亚特兰大，焚毁了佐治亚州，破坏了美国南方最富饶的大片土地之一。这种破坏并非以野蛮的名义进行，而是被冠以战争合情合理的逻辑。亚特兰大市长提出抗议时，谢尔曼说道：“战争是残酷的，无法做到文雅。”

战争是残酷的。到处都一样。而且，它仍将这样持续下去，甚至比以往更甚，只要看看我们现代的战争手段就能得出这一结论。任何一个发动战争的人都实施过“焦土政策”［10］。法国人和瑞典人，美国人和英国人，德国人和苏联人，日本人和中国人。

是谁首先创造了“焦土”这个词？在何处？不得而知。但被烧毁的土地，诸世纪来数见不鲜，在我们这个地球上随处可见——莱茵河、内卡河、奥得河、维斯瓦河、多瑙河、布尔的瓦尔河，以及美国的查塔胡其河。但第聂伯河上的焦土令我们的良心最为不安：那些灰烬依然滚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