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是天意使然。此年齐国又逢冬旱，整个冬日未曾下得一场大雪，终日艳阳高照尘土飞扬，时有红霾黄霾笼罩临淄，动辄旬日不散。齐国本是天下方士渊薮，神秘诡异之学素有传统。遭逢如此天变，各式流言一时大起，纷纷预言齐国久享一隅之偏安康乐，而今必遭天谴，将有巨大劫难！流言弥漫，各地盗贼蜂拥而生，劫掠世族庄园封地事日日不断。朝野世族惶惶不安，一面纷纷聚结私兵靖乱，一面纷纷上书齐王坚请廓清乱民。后胜手忙脚乱，田建六神无主。左右思忖，君臣两人终是一筹莫展。

“天欲亡齐，孰能奈何！”

田建两手一摊，将国事全数交给了后胜，再也不见大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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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春之时，顿弱的齐国探报已经堆满了秦王书房的整整一张大案。

二月初，嬴政与李斯尉缭通盘浏览了顿弱的所有上书，君臣一致评判：下齐火候已到，只要处置得当，齐国完全可能不战而降。从大局着眼，蒙氏祖居齐国，蒙氏一族至今在齐国尚有声望根基，蒙恬是决齐安齐的最佳人选。然则，便在秦王书命已经拟就之时，九原传来紧急军报：匈奴单于大肆集结二十余万兵力于阴山南麓，欲图春季大举南下，北边危机刻不容缓！君臣连夜密商，嬴政最终拍案：“大秦宁可失之于一统脚步稍缓，也不能失之于匈奴破我华夏！蒙恬立即率军二十万北上！下齐之战，交王贲将军统领！”李斯尉缭没有丝毫异议，小朝会立定决策：蒙毅立即赶赴蓟城宣示王命，秦王亲自赶赴巨野泽部署蒙恬军北上。

嬴政赶到巨野泽幕府时，蒙恬正拿着斥候军报端详九原地图。

蒙恬对朝会的决断丝毫没有感到意外，反倒是因为终可与匈奴大战一场而大为振作。嬴政凝视着这位少时挚友笑道：“身为上将军而无灭国之战，不亦悲哉！”蒙恬大笑道：“五国已下，齐国一根软肋而已，何如大草原数十万大军搏杀，臣不亦乐乎！”君臣两人大笑了一阵，军事便告了结。教蒙恬出乎意料的是，秦王带来了自己的长子扶苏，要蒙恬带着扶苏一起北上磨炼。当一身士兵戎装的一个英武少年赳赳大步走到面前行礼时，蒙恬两眼湿润了。

在秦国的大臣将军中，蒙恬是唯一能与秦王说及家事的君臣友交。蒙恬知道，秦王不立王后，虽然有数十名王妃，已经生下了二十余个王子，但却从来没有将任何一个王子交王室官署，依传统法度获得应有的立身待遇。也就是说，所有的王子都没有在太子傅官署就学，更没有涉及任何国事磨炼。虽然，目下的秦国没有太子傅这一实际就职大臣，然作为职司王族子弟就学的太子傅官署，还是照旧存在的。同样，秦王的所有王妃，也都没有交由王室官署登录名籍并确定爵位。而在任何一个邦国，国君的妻妾都是有法定爵位俸禄的，此前的秦国也不例外。蒙恬知道，秦王之所以如此，为的是彻底根除秦国曾经有过的宫廷内乱。然则，蒙恬还是隐隐觉得秦王如此做法有些过犹不及，几次欲图与秦王坦诚说说，都因军国大事接踵而来终未一谈。今日陡然得见秦王长公子，蒙恬不禁大觉欣慰，心头一热，话语不禁哽咽了。

“长公子大有气象，大秦社稷安矣！”

“邦国之安在大道，何在一王子也！”

嬴政一阵大笑，颇有感喟道：“蒙恬啊，这些王子一直在王室私学发蒙，书读了不少，武也练得些许。然则，至今没有任何历练。扶苏已经将及加冠之年了，还没真正打过一仗……其余王子，更是少不知事。不教他等多多磨炼，日后何以立足也！”

“君上洞察至明！扶苏入军，臣以为当有监军名号。”

“不可。未经历练，何能监军？”

“若无职司，无以历练。”

“不。”嬴政还是摇头，“先历练两年，看是否成器再说。”

蒙恬再不说话了。毕竟，秦王的做法是有道理的。国君的嫡长子监军，在六国固然是公认的传统。然在秦国，在秦王嬴政着力防范宫闱乱权的情势下，扶苏既未加冠，更未明确立为太子，才具亦未有任何展现，监军实在是徒有虚名。蒙恬所以如此主张，自然不是不明扶苏实际情形，而全然是从促使秦王早日明确储君处说话。在秦国大臣中，大约也只有蒙恬知道这位扶苏王子——秉性宽厚，少年持重，文武皆通。若与蒙恬所熟识的当年的少年嬴政相比，雄武勇略胆识志向确实与少年嬴政不可同日而语，然就胸襟开阔平实对人而言，扶苏却另有一番气象。蒙恬确信，这位王子只要经历了真正的磨炼，其与乃父之承接搭配，堪比秦惠王之与秦孝公。唯其如此，蒙恬一闻秦王将扶苏交他麾下磨炼，立即便想到了给这位王子一个展示才具的权力职司。如今秦王既坚执地要看看再说，蒙恬自然不好以种种预想为理由申辩了。

“好。那便先做幕府司马。”

“不。做士卒。还得隐名埋姓。”

默然良久，蒙恬向秦王深深一躬，无言地领受了嬴政的嘱托。嬴政也再没说话，招手重新唤过扶苏，用力在儿子肩头拍了一掌，转身对蒙恬一拱手，便大步出帐去了。扶苏望着父亲伟岸的背影，眼中不期然涌出了两眶泪水。蒙恬低声道：“公子可曾想好名字？”扶苏抹着泪水道：“父王取了，叫伯秦。”“伯秦！好！既表排行又藏姓氏，好名字！”蒙恬一拍掌道，“公子毋忧。你只说，开始想做甚差事？”扶苏一拱手道：“伯秦既入军旅，自当从骑士做起。自今日后，不敢劳上将军照拂。”蒙恬板着脸道：“照拂你甚？本上将军奉命督导长公子历练，莫非连你行踪也不能知晓？你只随我走，到九原军营我自会教你做骑士！之后，你我旬日一会面，只不让军士们知道便是。”扶苏原本打算蒙恬立即指定部属，他立即便去入伍，今见蒙恬深色肃然，无奈一点头，算是答应了。

“伯秦！”背身整理帅案的蒙恬猛然叫了一声。

“啊，啊，在。”扶苏好容易醒悟过来。

“记住，从今后你便是伯秦，要记住这个名字。”

“伯秦明白！”

旬日之后，王贲率十万大军抵达燕齐边境。

扎营当夜，王贲带着一个百人马队飞驰到了巨野泽秦军幕府。蒙恬向王责备细交接了对齐战事与种种军务，留下三万步军，次日清晨率领二十万步骑混编大军隆隆北上了。王贲接手对齐战事，立即下达了第一道军令：所留三万步军原地驻守巨野泽畔，营垒旗帜军灶不减，虚张声势如原先人马！部署完毕，王贲立即赶回了燕南幕府。次日清晨，王贲下令十万大军向南开进，在没有任何齐军阻拦的情势下，公然渡过了济水。暮色时分，十万大军在济水南岸的山塬地带构筑营垒，驻扎了下来。次日清晨，王贲登上山头瞭望，东面的临淄城虽目力不及，但东方天际直冲霞光边缘的一大片灰黄色雾霾，却使王贲确定无疑地知道，临淄城距离他不过五七十里之地，轻装飞骑一鼓作气便可冲到城下。

当夜，王贲接到了顿弱密书。

顿弱知会的情势是：齐国朝野大乱，唯缺促降逼降之有效一击。顿弱给王贲的谋划是：齐军自驻防巨野泽东岸，因朝野陷于混乱，一直没有向济水方向分兵；若王贲能对巨野泽之齐军实施一场突袭战，而后大军进逼临淄城下，百事可定。王贲思忖一番，觉得顿弱谋划与此前蒙恬交代的下一步方略不谋而合，审时度势，齐国也确实需要一战。大国灭亡，真正的不战而降是古今从来没有过的，有的只是大战小战的区别而已。所谓不战而降，寻常只能是庙堂权力与都城军民，真正地举国不战而降，事实上永远都没有可能。

决断一定，王贲做出部署：自己带幕府马队立即南下巨野泽筹划；裨将赵成率三万轻装飞骑随后隐秘南下，三日内抵达巨野泽大营。赵成是赵高的族弟，也是秦军一员年青猛将，王贲很是信赖。赵成领命点兵的时刻，王贲的幕府马队已经飞出了军营。

次日，王贲带着三名司马与一支百人马队，出营绕道三十里，登上了巨野泽东岸北侧的一座山头，将齐军大营的地形察看了整整三个时辰，终于定下了决断。三日后，赵成三万飞骑抵达。王贲下令赵成：兵马开入巨野泽东岸北侧的山林匿形驻扎，军士冷炊不得举火，赵成立即入营候令。

当夜聚将，王贲在烟气缭绕的猛火油灯下指点着地图，对将军们详尽部署道：“齐军三十万，分作两大营，驻扎在巨野泽东岸的这片谷地。诸位且看，这片谷地有三个出口：面对巨野泽一面敞开，是西面出口；大营背后的东北方出口，连接临淄大道；大营东南方出口，连接薛邑大道。我军此战，不求斩首杀敌，只求溃敌乱敌以震慑齐国，促其早降！唯其如此，夜间突袭齐军，便是最佳战法！杀人谷地后，只要齐军不死战，我军便只虚张声势，佯做追杀即可，实则任其溃逃。如此战法，诸位可有疑义？”

“我等奉命！”大将们整齐一吼。

王贲立即下达了将令：三万步军由将军阎乐率领，从巨野泽东岸之南口突入齐营，入营后一万人冲杀，两万人立即摆开弓弩大阵齐射，掩护骑步冲杀；三万飞骑由裨将赵成率领，从巨野泽东岸北口突入，做冲杀齐军之主力；王贲自率三千飞骑，于西口策应各方。末了，王贲道：“明日全军预备，多备火把！初更出兵，三更前隐秘进入巨野泽东岸南北两方。四更末刻，听中军号角开战！”

此夜一战，秦军大获成功。所有的秦军将士都没有料到，三十万齐军会如此恐慌溃逃，六万秦军横冲直撞当真如入无人之境。齐军一旦发现背后两个出口并无秦军封堵，几乎是潮水般涌向了两个山口，与其说秦军杀伤多，毋宁说齐军人马交互纠缠自相践踏而死伤者多。王贲原本预料的战果是，趁着齐军黎明酣睡，猛烈攻杀一阵，搅乱齐军营地便算成功。不料，一突入谷地竟是摧枯拉朽，及至天色大亮，三十万齐军竟全数逃出了巨野泽东岸大营，粮草辎重兵器衣甲旗帜战马尸体，厚厚一层铺满了整个谷地。王贲从伤兵战俘口中得知，齐军主将田垸被紧急召回临淄了，许多将军也被部族秘密召回去了，中军幕府只有一班司马。秦军杀来声势震天，齐军无人号令，又不知虚实，便如此鸟兽散了……王贲来不及感喟，立即了下达军令：全军休整一日，次日兵分两路，进逼临淄西南两方，在城外郊野三里处大张声势驻扎。

临淄大都，真正地炸开锅了。

最大的激荡，来自进入临淄城的各国流亡世族。一闻齐军战败，世族群大为恐慌。已经结成的“义师”原本散居在郊野尚未进城的世族营地里，此时得各世族族领秘密指令，纷纷乔装成齐国民众蜂拥入城。已经等候在城内的族领们早已经秘密联络，谋划好了对策。城外“义师”一经在城内聚结，流亡世族立即潮水般涌向了临淄府库，要抢回被齐国剥夺的财货，然后赶紧逃离这个如今已经是最危险的城池。城内的齐军虽则不多，然临淄官员将军对看护府库却很是上心，一闻流亡世族兵乱，守军立即汹汹开到府库四面各方要道堵截。于是乱兵混战立即爆发，临淄街巷喊杀震天，几无一处平安所在。

丞相府得到消息，正忙着与几个从战场逃回来的心腹将军商议如何劝降齐王的后胜顿时大急，临淄府库若是失守，自家多年心血便全部付之流水。后胜二话不说，立即飞马王城紧急调出三千王室护军赶赴府库。也是府库财货利害太甚，齐军将军个个拼死效力。一个多时辰的混战后，流亡世族毕竟不敌两方齐军，终于丢下满街尸体哄然散了。此时天色将亮，后胜又连忙匆匆赶回了丞相府，顾不得稍事收拾歇息便衣冠不整地驱车进了王城。后胜不知道也是来不及知道，此时的临淄城才开始了真正的大乱。

被杀散的流亡世族气恨攻心恼羞成怒，哄然散开在市井坊区以及没有士兵守护的官署，明火执仗地大肆劫掠商铺民居以及所有看到的有用之物。商家民户大感恐慌，纷纷逃出庭院呐喊着狂奔躲逃。有几处齐军将士聚居的坊区多有兵器，民众便聚拢起来与流亡世族乱纷纷拼杀。此时，王城护军已经撤回。在巨野泽大败的消息传来后，临淄城内的守军已经是惊弓之鸟，纷纷思谋着如何回家与族人相聚逃亡，更兼方才一场府库护卫战多有死伤，早已经没有了战心，任官员将军呼喊，都是装聋作哑。及至天亮，临淄城内烟火处处，哭声喊声杀声骂声连天而起，已经完全陷入无法控制的混乱之中。不久，城门也被汹涌人流撞开，万千人流蜂拥出城夺路四逃……

还在夜间时分，城外王贲便得到了顿弱急报，立即在城外展开了一道横宽数里的扇形军阵。天亮人流出城，秦军游骑纷纷向人群呐喊：“秦军不杀齐人！只拿流亡世族！举发流亡世族者可任意离去！”临淄齐人对流亡世族已是恨之入骨，立即纷纷向秦军指认。混迹人群中的流亡世族一被指认，便被赶到了秦军的马队圈子里。不到一个时辰，城下已经聚集了三四千人，却是老弱妇幼者居多，精壮者少见。

后胜匆匆进了王城，连跑带走气喘吁吁赶到寝宫。守护在宫门的老内侍却说，齐王在太后灵前祷告一夜，方才上榻，丞相不能入内。后胜顿时大怒，拔出长剑便将老内侍刺倒，径自大踏步进了寝宫。一溜侍女大是惊恐，乱纷纷尖叫着逃走。后胜提着带血的长剑走进齐王寝室，对侍寝侍女高声怒喝：“唤起齐王！死睡数十年，该醒来了！”

“你？丞相？你你你，欲图如何？”睡眼惺忪的田建脸都吓白了。

“臣启齐王：大军战败散尽，临淄血火连天，秦军已经到了城下！”

“你你你，你要本王如何？”

“除了降秦，别无他途！”

“丞相……降，降，好，降了，降了……”

话尚未完，田建便软软地瘫倒在了地上。后胜鄙夷地看了田建一眼，向外一挥手，几名心腹将军便走了进来。后胜说声护好齐王，老夫出城，大步匆匆去了。

午后，一面巨大的白旗悬垂在了临淄西门箭楼。一队内侍侍女簇拥着一辆青铜王车缓缓出了城门，之后又一辆高车坐着丞相后胜，车后是两排大臣与将军。齐王田建怀中抱着王印玉匣，一头白发，脸色苍白麻木得好似一座石俑。整个齐国君臣的队列中，只有后胜显出一丝难堪而又惶恐的笑意。在秦国上卿顿弱的宣呼声中，齐王建向秦军统帅王贲献出了传承田氏王室一百三十八年的玉印。齐王建自己，则走进了旁边的一辆没有任何装饰的宽大木车。木车带着两名内侍两名侍女隆隆远去时，王贲下令秦国大军开进了临淄城。

多年之后，齐人中渐渐传开了一则故事——

齐王建降秦后，秦王担心齐人与齐王秘密联结，效法韩国复辟，于是将齐王囚禁在了一座小城邑——共。有人说，这个共是殷商王朝的一个古老方国，在陇西边陲之地，后来被周文王所灭。秦人接手周人地盘之后，共城便成了老秦在陇西的根基之一，最是偏远隐秘。也有人说，这个共不是那个共，是河内的共城，是西周共伯和的那座封邑。无论是哪座共城，总归齐人都说，共城生满了苍苍松柏，齐王在松柏林中被活活饿死了。也有人说，不是秦人饿死了齐王，而是齐王自家绝食死的。

得齐王身死消息，齐人流传出一支哀伤的挽歌：“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这是齐人极其复杂的一种心绪，是怨声，又是指斥，其辞直白说便是：“松林啊，柏林啊，埋葬了建！实际埋葬建的，是那些外来客！”歌儿流传开来，又有了多种解说。有人说，这是指斥齐王建听信外邦间人蛊惑之言，结好秦国，误了齐国。又有人说，这是齐人怨恨自己的国王不早早与诸侯合纵抗秦，以致亡国。还有人说，这个客，是指斥齐王听信后胜而接纳流亡世族，导致了齐国最后的大乱。总归是种种纷纭，至于后世，依然还是纷纭无定。

这一年，是公元前221年，秦王政二十六年，嬴政时年三十九岁。

齐国灭亡了，六国全部灭亡了。天下洪流隆隆转过了一座雄峻的高原，骤然涌向开阔的平野，荡开了浩浩之势，开始了一次亘古未闻的伟大转折。

六、战国之世而能偏安忘战异数也

齐国的灭亡，是战国历史的又一极端个案。

自秦王政十七年（公元前230年），秦国开始统一中国的战争，历时堪堪十年。自灭韩之战开始，每灭一国，都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战。更值得关注的是，每一国的战争都不是一次完结的，抗秦的余波始终激荡连绵。我们不妨以破国大战的顺序，简要地回顾一番。韩国战场规模最小，然非但有战，更有灭国四年之后的一场复辟之战。赵国之战最惨烈，先有李牧军与王翦军相持激战年余；李牧军破后又有全境大战；国破之后又再度建立流亡政权代国，坚持抗秦六年，直到在最后的激战中举国玉碎，代城化为废墟。燕国则是先刺秦，再有易水联军大战，又再度建立流亡政权，直到五年后山穷水尽。魏国则据守天下第一坚城大梁，拒不降秦，直到被黄河大水战淹没。楚国老大长期疲软不堪，却在邦国危亡的最后时刻创造了战国最后的大战奇迹，首战大败秦军二十万，非但一时成反攻之势，且成为战国以来山东六国对秦军作战的最大胜仗之一。再次大战，更以举国之兵六十万与六十万秦军展开大规模对峙，直到最后战败国灭，残部仍在各自为战。六国之中，唯独赫赫大邦的齐国没有一场真正的战争，便轰然瓦解了。

齐国的问题出在了哪里？

论尚武传统，齐国武风之盛不输秦赵，豪侠之风更是冠绝天下。论军力，齐军规模长期保持在至少四十万之上，堪称战国中、后期秦赵楚齐四大军事强国之一。论兵士个人技能，更是名噪天下，号称技击之士。论攻战史，齐国有两战大胜而摧毁魏国第一霸权的煌煌战绩。论苦战史，齐国六年抗燕而再次复国，曾使天下瞠目。论财力，齐国据天下鱼盐之利，商旅之发达与魏国比肩而立，直到亡国之时，国库依然充盈国人依然富庶。论政情吏治，战国的田氏齐国本来就是一个新兴国家，曾经有齐威王、齐宣王两次变法，吏治之清明在很长时间里可入战国前三之列。论文明论人才，齐国学风盛极一时，稷下学宫聚集名士之多无疑为天下之最，曾经长期是天下文华的最高王冠。论民风民俗，齐人“宽缓阔达，贪粗好勇，多智，好议论”，是那种有胸襟有容纳，粗豪而智慧的国民，而绝不是文胜于质的孱弱族群。

如此一个大国强国，最后的表现却是如此的不可思议。

唯其如此，便有了种种评判，种种答案。

在种种评判答案中，有三种说法比较具有代表性：一种是齐人追忆历史的评判，一种是阴阳家从神秘之学出发的评判；一种是西汉之世政治家的评判。其后的种种说法，则往往失之于将六国灭亡笼统论之，很少具体深入地涉及齐国。先看第一种，齐人的追忆评判。在《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中，以三种资料方式记载了这种追忆与评判：其一，民众关于齐王之死的怨声；其二，司马迁采录齐国遗民所回顾的当时的临淄民情；其三，司马迁对齐人评判的分析。齐人的怨声，是齐人在齐王建死后的一首挽歌，只有短短两句，意味却很深长：“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今日白话，这挽歌便是：“松树啊，柏树啊，埋葬了建。实际埋葬建的，是外邦之客啊！”按照战国末世情形，所谓客，大体有三种情形：一种是包括邦交使节、外籍流动士子、齐国外聘官员在内的外来宾客，一种是外邦间人（间谍），一种是亡国后流亡到齐国的列国世族。齐人挽歌中的“客”究竟指哪一种，或者全部都是，很不好说。因为从实际情形说，三种“客”对齐国的影响都是存在的。因此，不妨将齐人的挽歌看做一种笼统的怨声，无须寻求确指。但是，有一点是明白无误的，当时的齐人将齐国灭亡的原因主要归结于外部破坏，对齐王的指斥与其说是检讨内因，毋宁说是同情哀怜，且也不是挽歌的基本倾向。司马迁本人在评论中则明确地认为，齐人挽歌中的“客”是“奸臣宾客”。司马迁的行文意向也很明白，是赞同齐人这种评判的。

《史记》记载的齐国遗民回忆说：“五国灭亡，秦兵卒入临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迁于共。”烙印在齐人心头的事实逻辑是：因为齐民完全没有了抵抗意志，所以齐王降秦了。这里的关键词是：民莫敢格者。国破城破，素来勇武的齐国民众却不敢与敌军搏杀，说明了什么？至少，可以说明两个问题：其一，齐国民众早已经对这个国家绝望了，无动于衷了；其二，齐人长期安乐，斗志弥散，雄武民气已经消失殆尽了。在百余年之后的司马迁时期，齐国遗民尚能清晰地记得当时的疲软，足见当时国民孱弱烙印之深。这一事实的评价意义在于，齐人从对事实的回顾中，已经将亡国的真实原因指向了齐国自己。

第二种说法，是包括司马迁自己在内的以阴阳神秘之学为基点的评判。《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后的“太史公日”，对《周易》占卜田氏国运深有感慨，云：“易之为术，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孰能注意焉！……田乞及（田）常比犯二君，专齐国之政，非必事势之渐然也，盖若遵厌兆祥云。”这里的“厌”（读音为压），是倾覆之意；“祥”，寻常广义为预兆之意，在占卜中则专指凶兆。司马迁最后这句话是说，因为田氏连犯（杀）姜齐两君而专政齐国，太过操切苛刻，不是渐进之道，所以卦象终有倾覆之兆。鉴于此，司马迁才有“易之为术，幽明远矣”的惊叹。司马迁作为历史家，历来重视对阴阳学说及其活动的记载，各种曾经有过重大影响的预言、占卜、星象、相术、堪舆等，其活动与人物均有书录。事实上，阴阳神秘之学是古代文明极为重要的一部分，舍此不能尽历史原貌。

依据《史记》，关于田氏齐国的占卜主要有两次。

第一次是周王室的太史对田齐鼻祖陈完的占卜，周太史解卦象云：“是为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而在异国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孙。若在异国，必姜姓。姜姓，四岳之后。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这段解说的白话是：“这是一则看国运的卦象，利于以宾客之身称王。然则，这是取代陈国么？不是。是在另外的国家。而且，也不是应在陈完之身，而应在其子孙身上。若在他国，其主必是姜姓。这个姜姓，是四岳（尧帝时的四位大臣）之后。然则，事物不能两方同时发达，陈国衰落之后，此人才能在他国兴盛。”应该说，这次占卜惊人地准确，几乎完全勾画出了田氏代姜的大体足迹。因为，这次占卜一直“占至（田氏）十世之后”。

第二次占卜，发生在陈完因陈国内乱而逃奔齐国之后。当时，齐国有个叫做懿仲的官员想将女儿嫁给陈完，请占卜吉凶。这次的卦象解说很简单，婚姻吉兆，结论是：“八世之后，莫之与京。”莫通削，又是暮的本字；而八世之后，恰恰是齐湣王之后。齐湣王破国，齐襄王大衰，齐王建遂告灭亡。这则卦象，同样是惊人地准确。

阴阳神秘之学的评价意义在于，他们认为，国家的命运如同个人的命运一样，完全由不可知的天意与当事人的作为的正义性交互作用所决定，齐国的命运，既是天定的，也是人为的。就问题本身而言，这种评判是当时意识形态中极为重要的基本方面，不能不视为一种答案。列位看官留意，先秦的所有神秘之学预测吉凶，都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前提观念：当事人行为的善与恶（正义性），对冥冥天意有着重大影响。也就是说，当事者的正义行为，可以改变本来不怎么好的命运；而当事者的恶行，也可以使原本的天意庇护变为暗淡甚或灾难。这便是后世的善恶报应说的认识论根基。这便是前述的交互作用。

另外一个前提观念是：正道之行，不问吉凶。这一观念的典型是西周姜尚踩碎龟甲。《论衡·卜筮篇》云：“周武王伐纣，卜筮之，占曰：‘大凶’。太公推蓍蹈龟，而曰：‘枯骨死草，何知吉凶！’”这一事例，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的记载是：“武王将伐纣，卜，龟兆不吉，风雨暴至。群公尽惧，唯太公强之劝武王，武王于是遂行。”如此理念，战国之世已经渐成主流。典型如秦国，司马迁记载了秦灭六国期间与秦始皇时期的多次灾异与神秘预言，唯独没有一次秦国主动占卜征伐大事的记载。因为先秦时代的神秘之学对人的正义善行非常看重，所以其种种预测，往往在实际上带有几分基于现实的洞察，也便往往有着惊人的准确性。太史公所以将韩氏的崛起根源追溯到韩厥救孤，认为因了这一“积天下之阴德也”的大善之行，才有了韩氏后来的立国之命。其认识的立足点，正在于善恶与天命交互作用这一观念。所谓天人交相胜，此之谓也。而自魏晋之后，占卜星相等阴阳之学渐渐趋于完全窥探天意的玄妙莫测的方法化，强调人的善恶正邪对命运的影响则日渐淡薄，故此越来越失去了质朴的本相，可信度也便越来越低。这是后话。

第三种说法，是西汉盐铁会议文件《盐铁论》记载的讨论意见。

《盐铁论·论儒篇》云：“齐宣之时，显贤进士，国家富强，威行敌国。及湣王，奋二世之余烈，南举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国，西摧三晋，却强秦，五国宾从；邹鲁之君，泗上诸侯，皆入臣。（后）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诸士谏不从，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骈入薛，孙卿（苟子）适楚；内无良臣，故，诸侯合谋而伐之。王建听流说，信反间，用后胜之计，不与诸侯从亲，以亡国，为秦所擒，不亦宜乎！”

这段评判，先回顾了齐宣王、齐湣王两代中的一代半兴盛气象，又回顾了齐湣王后期的恶政，指出了百姓不堪与人才流失两大基本面。对齐王田建的作为，则将其失政归结为三方面：听流说，信反间，用后胜之计。而“不与诸侯从亲”，则是信用前述三方的结果。显然，这种观念与齐国民众的说法，与司马迁评判，并没有重大差别。应当说，这些原因都是事实，但也都是最直接的现象原因，而没有触及根本。

那么，根本在哪里？实质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对齐国历史作一简要回顾，我们可以发现，战国时期的齐国有一个所有国家都没有的现象：末期四十余年没有发生过战争，此前十四年也可以说基本没有战争。也就是说，一百三十八年的历史中，齐国的后三分之一多的岁月，是在和平康乐中度过的，五十余年没打过仗。孤立抽象地说，和平康乐自然是好事，也是人类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会生发的基本理想之一，无疑应当肯定。然则，在战国这样一个风云激荡的大争时代，一个大国五十余年无战，无异于梦幻式的奇迹。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史家无疑是注意到了这一基本事实。司马迁在回顾齐国历史时说：“始，君王后贤，事秦谨，与诸侯信。齐亦东边海上，秦日夜攻三晋燕楚，五国各自救于秦，以故，（齐）王（田）建立四十余年不受兵……客皆为反间，劝王去从朝秦，不修攻占之备。”

且略去太史公的诸如“君王后贤”这样的偏颇评价，只就事实说话，首先理出齐襄王时期的轨迹。燕国破齐的第二年，齐襄王被莒城臣民拥立即位，此后五年直到田单反攻复国，是齐国最后一次被动性的举国战争。此后十四年，齐襄王复国称王，权力完整化。这十四年中，齐国只打了三仗：第一仗田单主政初期的对狄族之战，有鲁仲连参与，规模很小；第二仗是公元前270年（秦昭王三十七年，齐襄王十四年）秦国穰侯攻齐，齐军大败，丢失刚（今山东宁阳东北地带）、寿（今山东东平西南地带）两地；第三仗是公元前265年（秦昭王四十二年，齐襄王十九年），秦军攻赵，齐国应赵国请求而出兵救赵，迫使秦国退兵。很显然，这三仗，第一仗是安定边境，第二仗是完全被动的挨打，第三仗则是基本主动的维护邦交盟约（出兵救赵并非全然情愿）。

救赵之战结束，齐襄王便死了。

显然，齐国从国破六年的噩梦中挣脱出来之后，国策发生了重大变化。

此前的齐国，是左右战国大局的超强大国之一。在齐潘王与秦昭王分称东西二帝之时，齐国的强盛达到了顶点。可是，在燕军破齐的六年之后，齐国跌入了谷底。府库财货几被燕军劫掠一空，人口大量流失，军力大为削减。凡此等等，都使齐国不得不重新谋划国策。应该说，这是齐国国策大变的客观原因。在田单、貂勃领政的齐襄王时期，齐国的邦交国策可以概括为：养息国力，整修战备，亲和诸侯，相机出动。然则，田单迅速失势，齐国失去了最后一个具有天下视野的大军事家与大政治家。

从此，齐国开始了迷茫混沌的转向。

齐国转向，根源不在孱弱的田建，而在齐襄王与那位君王后。这双人物，是战国时期极为特异的一对夫妇。齐襄王田法章精明之极，善弄权术而又没有主见。战乱流亡之时，以王子之身甘为灌园仆人；及至看中主家太史敫女儿，立即悄悄对其说明了自家真实身份，从而与该女私通；后察觉大势有变，又立即对莒城将军貂勃说明了身份，于是被拥立为齐王。复国后畏惧田单尾大不掉，便听信九个奸佞人物攻讦之言，屡次给田单以颜色；后得貂勃正色警告，生怕王位有失，又立即杀了九个奸佞，加封田单食邑；及至田单与鲁仲连联手，平定了狄患，终于疏远了田单貂勃，仅仅将田单变成了一个奔走邦交的臣子。田法章的作为，显然是一个权术治国的君主，其正面的治国主张与邦交之道，在实际上深受自己妻子君王后的影响。

君王后是个极有主见的聪明女人，当年一闻灌园仆人田法章（后来的齐襄王）真实身份，立即便与田法章私通了。其父太史敫深以为耻，终生不复见，君王后也绝不计较而敬父如常，由此大获贤名，以至连百余年后的太史公也不见大节，屡次发出“君王后贤”的赞语。《战国策》载：因君王后极力主张恭谨事秦，很得秦昭王赏识，曾派出特使特意赠送给君王后一副完整连接的玉连环，特意申明：“齐人多聪明之士，不知能否解开这副玉连环？”君王后拿给群臣求解，群臣无一能解。君王后便拿起锤子将玉连环砸断，对昭王特使说：“谨以此法解矣！”田建即位的第十六年，君王后病危，叮嘱驯顺的儿子说：“群臣之中，有个人可以大用。”及至田建拿出炭笔竹板要记下来，君王后又说：“老妇已忘矣！”

一个如此聪敏顽强的女人，能在将死之时忘记最重要的遗言，可能么？很值得怀疑。最大的可能是两种情形：其一，平日已经将可用之人唠叨得够多了，说不说已经无关紧要了；其二，陡然觉得有意不说最好，教田建自家去揣摩，以免万一所说之人出事而误了自家一世贤名。后来，田建用了后胜为丞相。从田建的唯母是从的秉性说，田建不可能违背母亲素常主张。是故，第一种可能性最大。

田建是个聪明而孱弱，且有着极为浓厚的恋母情结的君王。在其即位的前十六年里，一切军国大事都是君王后定夺的。而君王后的主意很明确，也很坚定：恭谨事秦，疏远诸侯。也就是说，对秦国要像对宗主国一样的尊奉，绝不参与秦国与其余五国的纠葛，将自家与抗秦五国区分开来，以求永远地远离刀兵战火。这一主张在君王后亲自主持下实际奉行十六年，在君王后死时，早已经成为植根齐国朝野的国策。孱弱而无定见的田建，加上着意而行的大奸后胜，齐国在事实上已经没有了扭转这种国策的健康力量。

当然，偌大齐国，并非完全没有清醒的声音。

《战国策·齐策六》载：君王后死后的第七年，田建要去朝见刚刚即位五年的秦王政，祝贺秦军蒙骜部大胜韩魏而设置了东郡。临行之时，齐国守卫临淄雍门的司马当道劝阻，问了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国家）所以立王者，为社稷耶？为王而立王耶？”田建只能回答：“为社稷。”司马又问了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既）为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田建无言以对，取消了赴秦之行。消息传开，即墨大夫便认为齐王还是可以改变的，于是立即风尘仆仆赶到临淄，对田建慷慨激昂地诉说了齐国重新崛起的大战略。这段话是：“齐地方数千里，带甲数十万。夫三晋大夫皆不便（亲）秦，在阿、鄄两地间者有百数（世族大户）；王收而与之十万之众，使收三晋故地，则临晋关（蒲津关）可以入矣！焉、郢两地不欲为秦，而在南城（齐楚交界之地）有百数（大族），王收而与之十万之师，则武关可以入矣！如此，则齐威可立，秦国可亡！夫舍南面之称制（王），乃西面而事秦，为大王不取也！”可是，这次田建却听风过耳，根本没有理睬。

就当时大局而言，即或田建接纳了，即墨大夫雄心勃勃的大战略也几乎无法实现。然则，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要说的是，这种主张邦国振作的精神与主张，在齐国这样的风华大国并没有泯灭。全部的关键在于，当政庙堂笃信“事秦安齐”之国策，对一切抗争振兴的声音皆视而不见，终于导致亡国悲剧，不亦悲哉！

事实上，从抗燕之战结束，齐国便开始滑入了军备松弛的偏安之道。

田单复国后，齐襄王的十四年只有两次尚算得主动的谋战（挨打的一战全然大败，不当算作谋战）。如此战事频率，尚不若衰弱的燕国与韩国的末期战事，在战国之世，实在可以看做无战之期。果真如此，则齐国末世两代君主的五十八年一直没有战争。不管期间有多少客观原因，抑或有多少可以理解的主观原因，这都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异数！

之所以是异数，之所以不可思议，在于两个基本方面。其一，春秋战国两大时代，对于整军兵备的重要性的认识非常透彻。也就是说，在社会认识的整体水平上，对战争的警惕，对军备的重视，都达到了古典时期的最高峰。而齐国绝非愚昧偏远部族，却竟然完全忘记了背离了这一基本认识，实在不可思议。其二，从实践方面说，田氏代齐起于战国之世，崛起于大战连绵的铁血竟争时代，且有过极其辉煌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全面兴盛的高峰。如此齐国，面对如此社会实践，却竟然面对天下残酷的大争现实于不顾，而奉行了一条埋头偏安的鸵鸟国策，更是不可思议。然则，无论多么不可思议，它毕竟是一种曾经的现实，是我们无法否认的历史。

后世辑录的《武经七书》中，最古老的一部兵书是《司马法》，其开篇的《仁本第一》有云：“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这两句话之所以成为传之千古的格言，在于它揭示了一个冷酷的事实：好战者必亡，忘战者必危；国家生存之道，寓于对战争的常备不懈之中。纵观中国历史，举凡耽于幻想的偏安忘战政权，无一不导致迅速灭亡。夏商周三代以至春秋战国，大国将生存希望寄托于虚幻的盟约之上，置身于天下风云之外而偏安一隅，甚至连国破家亡之时最起码的抗争都放弃者，齐国为第一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