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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钢琴协奏曲《黄河》的创作及修改
用钢琴演奏《黄河大合唱》，这个创意是江青提出的。1968年江青在接见陈莲同志时谈到可以用钢琴为京剧伴奏；可以用钢琴演奏《歌唱祖国》《黄河大合唱》。以此为契机，殷承宗大胆尝试为京剧《红灯记》的几段唱腔谱写了钢琴伴奏，得到江青的首肯和推荐，在1968年7月1日为毛主席演出，一时轰动全国，成为新的“样板”。被打倒的钢琴翻身了！喜讯传来，我们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师生连夜上长安街刷写大标语庆祝，虽然累，却心甘情愿。
在初试成功的鼓舞下，殷承宗便计划再利用江青提到的《黄河大合唱》来写一首钢琴协奏曲。江青同意了他的想法，并做了“留曲不留词”的指示。这是殷承宗在12月24日找储望华、许斐星、谢达群、李新陆和我到中央乐团商讨此事时透露的。尽管我们这几位音乐学院的师生在“派性”上与殷承宗是对立面，但在为钢琴闯出一条生路的问题上却是绝对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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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协奏曲黄河》创作组：（由左至右）储望华、盛礼洪、刘庄、许斐星、殷承宗、石叔诚于中央乐团创作室阳台（1969）
1969年2月7日，中央乐团黄河创作组正式成立，殷承宗任组长，成员为：杜鸣心、储望华、许斐星和我。第一步就是学习毛著和江青的有关指示，明确创作的指导思想和现实意义。由当时中央乐团主要领导李德伦传达了“上面”这样的指示：“要为当前的革命斗争服务；要明确作品的现实意义；要用毛泽东思想解释当时的历史，用当时的历史事例对当前革命起指导作用。”我们像听圣旨般记下每一个字，认真严肃地领会讨论，充分认识到这几句话是指导我们创作的“路线”，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这个信条在当时，妇孺皆知。想不到的是，我们这些音乐人的政治水平真是不高，包括向我们“宣旨”的李德伦，在当时都没能领会其中之真谛，致使作品初稿送审后还是被江青扣上了“路线错误”的帽子。
工作开始了，我们一边进行“思想武装”，一边讨论创作提纲，并着手收集有关黄河大合唱的一切资料，包括乐谱、唱片、影片、图片及文字等各个方面。2月23日由李德伦带领我们去天津走访作曲家王莘同志，听他讲述了关于冼星海与黄河大合唱的历史故事和时代背景。王莘同志生动的回忆使我们几位年轻人受益匪浅并深受鼓舞，以致在回程路上就决定马上动笔第一乐章。为了更充实感性认识，还向江青打了一个报告，要求去黄河体验生活。
在这个创作班子里，我和许斐星还是学生，虽有热情，却无经验，只写过一些不成样的小曲子。殷承宗和储望华都是才华横溢的，不仅写出过精彩的独奏曲，还共同创作过一个颇具新意的小组曲《农村新歌》。可他们也还是钢琴系的毕业生，非专业作曲。只有杜鸣心是一位创作过《鱼美人》和《红色娘子军》的专业作曲家，还弹得一手好钢琴。我们几个自然把他当成主心骨。不料，天有不测风云。第一乐章动笔伊始，江青的一纸调令，就将杜鸣心调到芭蕾舞团去修改《红色娘子军》了。大家都很着急，专家走了，将来乐队配器怎么办？为此杜鸣心向殷承宗保荐了盛礼洪，特别赞赏了他配器的水平。好在盛礼洪早已从音乐学院的“黑帮”队解放出来，又是党员，所以很快就调来了。
体验生活 1970年于黄河边
江青批准了创作组去黄河体验生活的申请，定于3月29日出发。我也兴冲冲地准备好了行装。不料一瓢冷水劈头而下，中央音乐学院的工宣队（当时的当权者）不同意我去。理由是我作为应届毕业生必须留校参加运动。其时许斐星因高我一届，已经正式分配到中央乐团。而主宰我命运的音乐学院工人、解放军宣传队与“样板团”不是一个系统，并且正处于不合作状态。记得直到出发当天，殷承宗才通知我去不成了。我只能悻悻地去“欢送”他们五位（包括一位中央乐团军宣队领导）上火车。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不得不在学校参加运动，每天无休止地政治学习，而脑子里转的都是黄河的事，抓空骑车去乐团创作组，成了一名“走读生”。
我们的创作组设在和平里八区五号楼的一个三居室的公寓内。其中两间为盛礼洪和储望华卧室，闲人免进。大间为创作室，内置两台钢琴及一个写字台，还有一个破两用沙发，偶尔我在上面过夜。乐曲的草稿写的是两架钢琴谱，第一钢琴是独奏部分，第二钢琴是乐队部分。
创作讨论中（刘庄、许斐星被遮住）
一部大型的音乐作品由多人集体创作，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如果每人承包一段，再拼到一起，肯定是个大杂烩。然而在那个历史时期，大家没有什么名与利的追求和竞争，能有机会去做一些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最大的满足了。创作组的成员，包括中途加入进来的刘庄，都是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的年轻人，大家的艺术趣味比较接近，相互之间没有什么隔阂，争论起来也没有什么顾虑，工作气氛相当活跃。再加上这个协奏曲属于改编式的创作，使得集体合作成为可能。殷承宗是创作组的领导，工作由他统筹，方案由他拍板。储望华自始至终创作在第一线，如果还能找到全部草稿的话，我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他的手迹。乐队部分的配器，则全部由盛礼洪完成。
江青指示要在元旦前完稿。经过最后冲刺，包括排练和录音，于1969年12月25日将录音带送到了中南海。第二天，江青就召集了“样板戏”的骨干人物开会讨论。所谓讨论，实际上就是江青和姚文元讲话。他们指出我们的创作有路线错误：没有体现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及美化“国统区”，并具体指示加进《东方红》。
至此，似乎才明白了当初要我们学习的那几条指导思想，和江青不止一次说过的“对《黄河大合唱》要留曲不留词”，“对冼星海要一分为二”的真正含义。而此前我们的创作思想还一直是将歌颂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作为作品的中心，与《黄河大合唱》（江、姚曾批判其为王明路线）没什么两样。
尽管“路线错了”，但改写并不太费力。有了如此具体的指示，首先将第四乐章结尾的高潮部分拿掉，换上整曲《东方红》，幻灯字幕打出“毛主席万岁！”；再把第四乐章的前奏加进几个《东方红》的音调，幻灯字幕打出“毛主席党中央发出战斗号召”；第三乐章本来就有一个用笛子吹奏的引子，刘庄只用了一会儿就把调式改成陕北风格，幻灯字幕打出“革命根据地阳光普照”，地点明确，就不能算是美化“国统区”了。殷承宗还把于会泳请来，他提出了一些音乐方面的具体建议，如第一乐章增加一段冲过激流险滩的华彩；第三乐章主题用模仿民族乐器的手法等，使得作品增色不少。
那些时日工作得相当紧张。从修改到配器、抄谱、排练，1月3日开始试验演出，广泛听取意见。然后再修改、录音、剪接，到1月25日，修改后的录音带完成并上送，当天就收到了江青的电话指示：可以了！并安排2月4日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由中央领导审查演出。
那天的审查演出对我们全团都是绝顶重要的大事。殷承宗独奏，李德伦指挥，储望华打幻灯字幕，我们其余几个坐在第二排。出席审查的领导人有周恩来总理、康生、江青、姚文元等。演奏非常成功，审查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样板戏”又增加了一个新品种：钢琴协奏曲《黄河》。
演奏《黄河》李德伦指挥中央乐团（1970）
还有两件事值得一提：第一件是江青特意赠送了一幅毛主席头戴八角军帽在延安窑洞前拍摄的彩色大照片，指示将其悬挂在舞台中央，成为每场演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第二件是江青转达了一条工农兵的意见：建议加进《国际歌》，以表示把无产阶级革命推向全世界。虽然，说是工农兵的意见，可出自江青之口，就不能等闲视之。为此我们绞尽脑汁，总算利用结尾需要和声变化之际，把《国际歌》的最后一句塞到长号上面，与《东方红》的音调同时奏出，插上了“毛泽东思想走向全世界”的标签。
现在的《黄河》，主题明确，“路线对了”。
回顾整个创作过程，可以看出江青的主导思想是把《黄河大合唱》这部经典名作改头换面为一个为自己政治目的服务的御用工具，用自己的《黄河钢琴协奏曲》取代冼星海、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她成功了，为此曾不无得意地说过：样板戏中，只有《黄河》是她自始至终亲自抓的。
粉碎“四人帮”后，这个协奏曲因其身负严重的历史问题，有十年的时间销声匿迹，海内外要求修改的呼声很大。1987年中央乐团党委从保护和爱护这个作品的目的出发，决定进行修改。由李德伦召集原创作组成员刘庄、盛礼洪和我一起开会（当时殷承宗、储望华、许斐星均已移居国外），一致的意见是用冼星海原作中的音乐素材替换《东方红》。开始我们曾考虑恢复被江青否决的以《黄河颂》为尾声高潮的初稿，但翻遍资料室也找不到。我在自己家找到一盘初稿排练的录音带，经过反复聆听思考，觉得用《黄河颂》充当高潮太困难了。于是大家又倾向采用《黄水谣》的主题旋律，由刘庄执笔完成。然而这一修改方案没有成功，大概是因为与第三乐章的再现部太相近之故吧。后来刘庄也移居国外，修改之事就拖下来了。应该说，《东方红》在高潮出现虽然不合逻辑，但从听觉上衔接得尚自然。俗话说做衣服容易改衣服难，更何况修改一个已被听众听习惯和演奏者演奏习惯的音乐作品？
1972年4月在东方红炼油厂为工人演奏《黄河》，指挥：李华德
然而，由于经常演奏这部作品，使我深深感受到它受欢迎的程度和影响力与日俱增。在不断地练习和实践的过程中，加深了我对作品的理解和修改之必要性的认识。特别是李德伦的一句话：“石叔诚，你来吧！”使我终于下了动笔的决心。经过反复思考，我决定采用第一乐章中段“我们看见了河岸”的旋律，将其遥望曙光的幻想性改变为凯歌高奏的辉煌性格，以表现革命航船到达了胜利的彼岸，中华民族终于站起来了的寓意。这样不仅从思想内容上符合原作的精神实质，在音乐结构上亦起到首尾呼应的作用，使四个乐章更多了内在联系。而在表现手法上，诸如结构、织体、配器、篇幅等方面则尽量利用原来成功的因素。在这最重要的难题解决后，去掉《国际歌》和将引子恢复为《怒吼吧，黄河》就比较容易了。
1971年12月在北京远郊平谷县山东庄大队为农民演奏《黄河》
利用这次机会，我索性将乐队的配器做了调整。当初江青几次提出“拆音墙”，即削减乐队，迫使我们使用了不够科学的编制，如将双簧管减为一只，圆号减为三只，长号减为一只等。按正常的编制配齐后，整体音响丰满多了。标题上将第一乐章《前奏：黄河船夫曲》的“前奏”两字去掉；将第三乐章《黄河愤》改为《黄水谣》，这两处都是当初江青出的主意，本没什么道理。
我将修改稿请盛礼洪看，他在配器上提出了几处专业性的改动意见。经过乐队试奏和领导审听，这个修改稿被通过，并正式录音出版。我犹如卸下一个包袱，从此不再演奏“文革版”了。随即在建党七十周年的音乐会上，得到了文化部的嘉奖。
八年来，我一直演奏修改版，计已超过八十场，包括两次出访美国及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我国港、澳、台地区，到处受到热烈欢迎。并为海内外多家公司录制了激光唱盘和视盘。
1974年中国音乐家首次访日演出在西铁城钟表厂参观后演奏《黄河》（没有留下音乐厅的照片，因为只有非正式演出才准许拍照）
平心而论，初演修改版时，自己也有过一个阶段的不适应，毕竟我有过上百场演出“文革版”的经历。特别是在有人向我表示更喜欢“文革版”时，心中常常犹豫和动摇。直到后来听到有人和我谈起：“某某某把《黄河》的结尾改成了《东方红》，太难受啦！”之时，方坚定了我的信心。音乐总是先入为主的，自己在听柴科夫斯基《一八一二序曲》时有过体会，曾认为其结尾的《光荣颂》更好，可如今再听《光荣颂》就很不习惯。
我将修改后的CD寄给许斐星，他听后很高兴，来信写道：“这是还《黄河》应有的面目。原来的《东方红》和《国际歌》完全是江青的指示，是应该被否定的。从音乐上、理论上都是不合理的。我认为，选用‘我们看见了河岸’作为全曲的高潮是很理想的，这样使全曲前后呼应，一气呵成！一开始是看见了河岸，最后是登上了河岸；一开始是一个遥远的理想，最后变成壮丽的成功，有如革命的航船终于到达了胜利的彼岸，使人兴奋无比，情不自禁地要高呼：中华民族万岁！我看，《黄河》是越演越来劲。黄河象征着中华民族，《黄河协奏曲》将与中华民族共存，共壮大。”
黄河以英雄的气魄出现在亚洲的原野，《黄河》乐声以动人心魄的英雄气概震撼着人们的心灵，这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是我们伟大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的骄傲。面对如潮的掌声和好评，我常对自己说：虽然你今天弹得不错，可没什么了不起；这个协奏曲写得成功，也没什么了不起；真正了不起的，是我们民族天才的儿子，不朽的人民音乐家——冼星海！
注：此文发表于《音乐爱好者》1998年第五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