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飘来飘去

第十章　旅行开阔心胸

每隔几周我就哀求妈妈，让她过来和我一起骑摩托车，这样求了她大概一年。1971年6月的一个晚上，她终于同意了。我骑车飞驰到她和弗雷德（Fred）的住处，就像以前那样，我感觉自己在一定程度上是受欢迎的。这不仅是我妈的家，也是弗雷德的家。弗雷德是个好人，但谁会愿意让一个令人幻灭的20岁小伙子在你的爱巢里闲晃呢？而且我和妈妈的关系很复杂。她那连珠炮似的提问，令人苦恼的加油打气，以及苦口婆心让我做个好人、做个好男人的劝说，都让我感到局促不安，有时甚至是惊慌失措。她希望我能舒服地做自己，可我就是做不到。她希望我比现在更坚强诚实，于是我试着让自己坚强，至少看似坚强，可这让我既不诚实又不坚强，一个标准也达不到。在母亲眼中，变坚强是我从大概5岁起就需要不断追求的目标。柯达相机记录着那时的我，身穿白色浴袍站在后院攀爬架顶，模仿着人猿泰山。即便那时，我也是在装作比真实的我更坚强。而现在，变坚强意味着远离毒品。我真的有那么坚强吗？讽刺的是，我们那晚的摩托车之旅竟成了我渐渐重蹈覆辙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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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周之后我就要离开，并前往马来西亚。爸爸在那里找了一份为中部高地居住的原住民看病的美差。他和康妮已经先过去了。他们租了一栋房子，是一栋位于丛林郊区的别墅。他们邀请我去那里住上个一年半载，一来为了帮助我回归正常生活，二来为了让我完成家庭教育，学习如何变得负责、成熟、为人正派。顾不上合同细节、工作专业、生活方式怎么样了，因为我实在想不出比在亚洲待一年更美好的事了。不过这意味着我要和加州说再见了：再见了我的摩托车，再见了妈妈和弗雷德，再见了艾比（Abbie）。

我离开汉娜之后没多久就爱上了艾比，突如其来而又认真地爱着。我在埃奇伍德有几个月都沉浸在持久的爱慕中飘飘然着。艾比看上去美极了，可爱、真诚、纯粹。她身材修长，几乎有点男孩子气，胸部坚挺，头发是暗金色，而且她会吹长笛。她的嘴唇看上去像是时刻准备着绽放微笑，微微地张开像是要去演奏，她那轻柔的女低音在我眼中成了少女魅力的缩影。而且她还是个女孩，还不是一个已满18岁的女人。她被一些不愿或不能提起的往事伤害过，这给了我拯救她的机会，让我可以扮演一个坚定成熟的男人，将她从恶魔手中拯救出来。但我还不能为了她对马来西亚说不，而且反正她计划几个月之后去纽约读大学。我会去马来西亚，但我们会在一年后重逢。回来时，我将经历了风吹日晒，皮肤古铜、聪明老练，有许多不平凡的经历要倾诉。我的魅力将无人能挡。

我发动了我的凯旋牌摩托车，妈妈小心翼翼地爬上后座。弗雷德在温暖的夜晚空气中和蔼而又戏谑地微笑着。我们出发了，冲下一条街，又爬上另一条，然后爬到了一个更高的绚丽曲折的大路，这条路围绕着伯克利山的顶部，勾画出穿过其中的峡谷轮廓。风吹动着头发，妈妈高兴地笑着、叫着，海湾那边的天色渐渐变红。这太棒了！正如我所愿。之后在回家的路上，我们开到了一个没有停车标志的十字路口。我们先到了那里，但是一辆从右边驶来的汽车开得太快了，它迎面撞向了我们。

几秒钟后，我在母亲的尖叫声中醒了过来。我吓坏了。她蜷缩地躺着，我爬了过去。她的膝盖碎了，后来发现她的情况并不是很糟。我安慰着她，她停止了呻吟，然后指着我的右脚，就在那时我意识到我也应该呻吟的。我的脚正以一种不自然的角度挂在我的腿上，然后才开始感到疼。我的意识时而清晰时而模糊，人们聚集在我们周围。我在震惊和疼痛中抬头看了他们一眼，弗雷德不知怎么也混在人群中，由于我的脚和脚踝开始肿胀，他用园艺剪刀剪开了我的靴子。我没意识到我们离家只有不到一个街区。然后我和妈妈在救护车里并排躺着，呻吟、哭泣，还傻笑了一会儿。真的太奇怪了。

手术之后，我被告知我的腿、脚踝、脚多处受伤，骨头现在被重新接了起来，植入了钢板，接下来的几周是愈合时间。就只是愈合。我回到妈妈和弗雷德的住处，拖着那条石膏一直打到腹股沟的腿。我打算在去马来西亚之前一直待在这里。我住客房，妈妈和弗雷德负责我的日常起居，这让我想起我小时候生病都是靠茶和烤面包来缓解疼痛。艾比每隔几天就来看我一次，无数次地给我打气。但我在这个房子里仍然只是个客人：这一点很肯定，我并不生活在这里。我从15岁起就没在母亲的屋檐下生活过，而且毫无疑问，弗雷德才是这个房子的主人。因此，虽然理论上我从不怀疑妈妈的爱，但我觉得我察觉到了我和他俩之间的距离。我的摩托车惊喜最终只有惊，没有喜。

那段日子我唯一清晰记得的就是复方羟可酮（Percodan）[1]。那些黄色的大药丸，需要每隔四五个小时吃两粒。它们能缓解疼痛，同时给我带来一丝快感，这种感受在我和吉米的冒险之后再也没有过。恢复期的第二周，我对复方羟可酮的需求变小了，但是我对它的期待却在不断地增加。它的主要成分羟考酮（Oxycodone）是一种强效的“半合成”麻醉剂。它像是海洛因快感的打磨版本，确切地说是温和版本，而且边缘更平滑，这多亏了现代化学的神力。我开始在白天积攒药丸，这样我就能在下午或者傍晚早些时候一次性多吃几粒，然后在晚上10点多的时候慢慢进入梦乡。我的眶额皮层遇到了他的老情人，或者是年轻时髦的情人，虽然冲击力变小了，但却更有品味。我的纹状体因为期待下午的来临而温暖起来。我知道我正在滑向深渊，我觉得妈妈也知道，但我觉得我有权这么做。疼痛为我每天都去得到快感提供了入场券。

在做了六个月的完美天使之后，我告诉自己这是我应得的。但我没有告诉自己的是，我津津乐道的借口正如我对毒品的喜爱。为了能在监护人的眼皮下偷偷完成麻醉剂的奖赏，我告诉他们我不需要太热情的招待，我不需要时时刻刻的关怀，我不需要进入内心圣地来体会深深地被包容，我有自己供暖的设备。

马来西亚人矮小、苗条、棕皮肤、外貌柔和，温柔漂亮的双眸经常在微笑的时候皱作一团。当我从飞机里走出来时，他们看到的是一个高大的白种人，留着嬉皮士风格的爆炸头和胡子，身穿笨重的白色工装裤，撑着拐杖往前走。我在机场蹒跚而行时，很多人盯着我看并朝我微笑，然后我看见了爸爸，他看上去很困惑。我们爷们儿式地简单拥抱了一下，然后他就拎起我那粗呢布的行李，朝出口走去。门外等待着我们的是一股热浪，然后我们坐上车出发。

爸爸的房子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Kuala Lumpur）的郊区。吉隆坡是一个大城市，有一些拔地而起的摩天大厦，小商小铺点缀其中。但是市郊的房子都是昂贵的小别墅，白墙红瓦屋顶，被繁茂的草坪和一些我从来没见过的花丛依次隔开。苍白的天空下，是树梢勾勒成的华盖，对称地向四面铺展开，像是翠绿色的烟火，在一些枝干杂乱、含苞待放的矮树上空绽放。这里空气芬芳。我们慢慢开上一条小路，驶近一个富丽堂皇的别墅车道，它和周围其他别墅并无异样，尽管每栋都是半掩着，直到你开到它的正前方。我挨着爸爸站在巨大的前院里，旁边延伸出去的是一片香蕉树。

“这是我们的果园。”爸爸骄傲地说道。

我跟着他，单脚跳着进了屋。他带我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参观，他的讲解让我昏昏欲睡。康妮和阿金（Ah-Kin）去了菜市场，阿金是我们的阿妈（amah）：“阿妈既是厨师又是保姆。”他告诉我，“是的，我们有厨师了，她会帮助康妮。”

“帮她？”

“帮她购物，让她知道东西都到哪里去买……帮她学会砍价。他们只要看到白人面孔，价格就会翻倍，甚至更多。”

“好吧，那阿金为什么不自己去呢？”

“因为康妮想学会。而且阿金不知道我们喜欢什么。”然后过了一会儿，“而且我们有这个钱。”又是那副骄傲的表情。爸爸享受着他的新角色。

卧室把客厅和餐厅分了开来。爸爸和康妮的房间在最前面，然后是劳拉的房间，然后是我的，萨拉的房间在最后，靠近厨房。当时劳拉16岁，萨拉8岁。阿金的房间在屋子的后面，穿过厨房，在一个看上去边界模糊的地方。我对这房子的精致感到惊奇。我光着双脚（实际上几个星期里都是单脚）站在冰冷的地板上，脚下是抛光石材，墙壁是庄重的白色，一个拱道分开了客厅和餐厅。家具都是木头或竹子做的，配上装饰精美、颜色鲜艳的靠垫。一切都新鲜而干净。天花板吊扇在头顶慢慢地转着，我感受到些微的兴奋，期待着全新的生活。这里没有什么是我所熟悉的，除了我和爸爸之间的一丝尴尬。我没法分辨这丝尴尬是来自于我还是他，这是真实的还是只是湿润空气中泛起的一丝涟漪。当我们无话可说时，爸爸建议我在长途飞行之后去休息一下。我躺在蜡染的床单上，看向屋顶吊扇的中心，它像是一个微型的飓风眼。

适应日常起居并没有花费我太多时间，没什么事需要我负责，只要读读书，弹弹吉他，晚上关门坐在床上，小心翼翼不要去打扰他人即可。大家会在吃饭的时候齐聚在餐厅。阿金是个出色的厨师，我喜欢她端上来的食物所散发出的香气。但是和家人一起吃饭和在旧金山时一样令人紧张，甚至更紧张，因为这里无处可逃。每个人对其他人的讲话都不太感兴趣。萨拉非常可爱，让人想抱抱她。她给我们通报她的兔子从笼子里逃走之后阿金和她紧追不舍的最新消息；劳拉是个阴沉的青少年，完全信奉天主教原教旨主义，她的沉默是严肃的，有时是批判性的；康妮总是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她告诉我们她在吉隆坡的各种新发现：新开的商店和小摊、中国市场、争吵的阿妈们、成桶的却不知道是什么的腌制品，到处人山人海。她自己边说边笑。康妮对我很好，她在努力对我好，但当我想要分享私事的时候，她却不太能理解我。康妮似乎缺少了点什么，也许是因为她厌倦教养孩子，而父母的教育也不是我所渴望的，我想要的是与人倾谈。

爸爸会在傍晚时回家，洗澡换衣服，然后穿着纯白色的短裤和T恤站在那里，暗示鸡尾酒时间到了。他和康妮准备了材料：金汤力（gin and tonic）[2]、盐津脆坚果、大豆味薄脆饼干。我拄着拐杖站着，感觉帮不上什么忙，只是流着口水期待着第一口金酒带来的那种嘶嘶灼烧的感觉。我们在露台坐下，越过草地和灌木丛，盯着镶着粉红边的云彩，它们在一场倾盆大雨后再次变得温良。爸爸开玩笑说，我们这是在追随着祖先的殖民脚步。当一切就绪，晚餐时间到了。

他告诉我们他今天看到或做过的所有有趣的事，每开始说一段，他都看着我们，确保我们都在听。我把脖子扭成一个注意听的角度，并且会深思熟虑地提问，我希望表现成一个善于倾听的听众。康妮只是盯着他，恰到好处地点头和微笑。我不知道轮到我的时候我该说什么，其实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轮到我说话，以及我应该说多久。那些日子里，我几乎没做什么事，我生命中真正的大事要么发生在千里之外，比如关于艾比或即将发生在我身上的未来；要么是躲在我的幻想中，大多数我都不想对自己承认，更别说分享出来了。于是我只好狂想一气。我是一个充满崇高想法的诗人，或是一个吟游诗人，抱着我的吉他驻足休息，等待着我的伤疤痊愈。我是哲学家、思想家、梦想家。我在读新世纪的自助大师克里希那穆提（Krish-namurti)[3]的书，他颂扬自我意识，提倡详细分析自己本身的想法和动机。自我分析对我来说已经成为习惯，它的优点显而易见，但却不怎么能吸引听众。而且我猜，由于故事脉络不足，在我展开讲之前，爸爸就会明显不耐烦了，毕竟他还有他自己的故事要讲。

为了增强信心，我一有机会就将我的酒杯填满，只要看上去不明显就好。我会从别处回来时路过冰箱，在我的杯中加入更多金酒，然后再快速倒入奎宁水（Tonic）掩盖酒量。我会回到露台坐下，把腿搭在别处。没事吗？我还好吗？爸爸发现我开始口齿不清了吗？我们的眼神不会长久地接触。这意味着什么吗？我回到卧室，试图从窗外蟋蟀的疯狂叫声中寻找某种节奏。我读书，写作，听音乐，编新歌，或者画钢笔画，这些简单线条对我来说充满了魅力。

每隔几天，我都和爸爸一起去医院。尽管我的石膏和拐杖让我很难走来走去，但这个地方实在太令人着迷了。鹅麦（Gombak）[4]医院只对原住民开放——马来原住民（Orang Asli），或称“原始人”——这个种族的人瘦小结实，有着精雕细琢的外貌，卷发，肌肉发达。病人成群结队地到来，送自己所爱的人到首都，坐着吉普车颠簸而来或被直升机送来，这是残忍而无法想象的，更是令人恐惧的，尤其是生病的时候没有家人的保护和陪伴时。马来原住民通常不会或只会讲一点马来语，当然更不会讲英语。他们依赖彼此，依赖会说他们特殊语言的护士和看护。我们依赖于翻译来了解他们的一切。可以想象，医患对话不会特别准确，但是每个人都团结在一起努力工作，让这个地方充满温暖。

病房是色彩鲜艳的类似宿舍的建筑，连成一排穿过医院主楼的一个综合建筑，那里是存放药物和做手术的地方。这地方看上去像夏令营营地。为了向马来原住民提供更深的关怀，病房内部时刻准备要被翻新。病床被拖到一起重新排放，三四个并排形成一个小营地，上面铺着看似用过的床单。病人躺在上面，身旁是配偶、父母，可能还有阿姨、兄弟姐妹在旁保证安全。因为疾病而疏远家庭里的一员，无论是因为肺结核还是令人神志不清的疟疾，对于他们来说都是闻所未闻的，所以细菌根本不成问题。各个家庭被他们之间的空间分开，而后一切又在新家庭到来的时候重新编排。病人坐着或睡着，家人们围着巨大的火坑走来走去，在那里做饭、社交。这些人不吃土豆泥和豆子，他们带回热气腾腾的炖肉和其他佳肴，这些食物对于康复的帮助可能不亚于任何一种治疗方法，它给了病人活下去的理由。病房成了一个熙熙攘攘的区域，喋喋不休的孩子们在家庭用品、纺织品、手工艺品环绕之中嬉戏。不像线条笔直、肃静且毫无特色的医院走廊，这里充满了色彩和温暖。在所有喧嚣之上传来了鼻笛的甜美颤音，这是某个满脸皱纹的老人坐在那演奏他一小时前雕刻出来的乐器。

爸爸给人看病的时候，我在医院里瘸腿走着、观察、学习、聊天。我认识了其中一些实习生、美国和平队（Peace Corps）的人、马来护士，我对他们来说也变成了熟面孔。和平队的医生们住在河对岸的营地，正好有一棵大树人为地倒在了本应需要有桥连接的地方，他们由此跨河来工作大约需要三分钟。他们逗我：能不能靠一条半腿过河？站着肯定不行，但我跨坐在原木上过了河，这让大家取乐的同时也给我带来了些许尊敬。

回到家，在所有人都回房之后，我开始给艾比写信。我可以毫不吝惜笔墨地描述医院和马来原住民有多么奇妙，但我很难说清我在这里做什么，感受到了什么。我们像是陌生人组成的家庭，我会这么写，试着积聚某些存在主义的重力，代替我切实体会到的青春期焦虑。但是不管我怎么描述，我的生活感觉上都不像是我的生活。他们为什么要照顾我？我是不是要反过来报答他们？自注射海洛因和大谎言之后仅仅过了六七个月，可我现在比在埃奇伍德大街住的时候更感到内疚和羞愧，因为我又重新开始吸毒了，这无可否认。我从爸爸的药柜里偷了一些可待因（Codeine）药片。多少？多频繁？我真的没有去记录。我可以假装这些药是用来帮助我缓解伤腿所带来的疼痛，但我知道疼痛并不是问题所在。我可以感受到那种热情，每周都在变得更加强烈。这一部分是由于复方羟可酮所带来的影响，一部分是对父亲家中暗藏汹涌的回应，我已经准备好了。

到目前为止，我所有过分的举动几乎都还停留在幻想层面上。但是越是对毒品抱有幻想，我就越觉得我需要藏起来；而越是想藏起来，我就越难与爸爸和康妮沟通。羞耻感和疏远感一齐涌来。我所能做的就是找个盖子把事情掩盖起来，日复一日地提醒自己，我承诺过要“好好的”。我向很多人发过誓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会保持好好的。为了妈妈我会好好的，她会认为这是一项成就，是坚强的象征；为了爸爸也会，他会觉得这是独立和成熟的标志。然而当我在晚上想到这些的时候，为了父母而“好好的”缺乏真正的满足感，没什么可骄傲的，也没有成就感，因为这不是为了我自己，一切都与我无关。这不过是再次强调了我缺乏独立性。我尽最大的努力坚持下去，我听爸爸讲他的故事，全神贯注，充满热情；我问康妮这一天过得如何，她的生活如何。而我越来越少谈及自己凌乱的思绪。

这些想法就像草地上的蘑菇一样突然冒出来。我的好孩子人格表面上长出了脓疮，半成形的计划、堕落的画面，最初它们令我烦恼，而此时的我表现得规规矩矩。我知道到处都有毒品，毕竟鹅麦是个医院，而且吉隆坡有无数个看上去破破烂烂的药店。但我还能坚持，表现得低调冷静，直到我从一个关于海洛因的梦中醒来：我窜来窜去，想要寻找一个可以注射的地方……在什么东西阻止我之前，让海洛因进入我的血管，进入我的体内，快，在梦醒之前。这些梦境不可避免地让某些轮子转了起来，足以让我反复回味一整天。这太不公平了，一个反抗的声音开始嘀咕说整个康复的理念就是一个骗局。一旦恢复吸毒，你不就能自由地向前了吗？一切不都是为了自由吗？为了达到自由的状态，从有记忆起我已经试过各式各样的方法。此外，我往自己的身体里注射什么东西是我自己的事，不是吗？这么久以来我都好好的，因此我确定我知道如何去做，如何让它受控，最主要的是：让它受控。偶尔的失足不会造成伤害，只要它还在我的掌控之中。

在吉隆坡住了快两个月的时候，三件事情接连发生了。首先是和艾比通信这条救生索中断了。她的信总是充满了爱的宣言，这些信也为我提供了一个宣泄的场所，让我可以焦躁不安地喃喃自语。可是现在我该向谁倾诉？我有一个抽屉装满了蜡染图案封面的笔记本，用来记录我的心情以及随之而来的混乱想法。我分析每一件事，我把艾比放在我心中的一个密室里，一个小小的熔炉间，向每个神经末梢散发温暖。但安全感是个陷阱，不是吗？克里希那穆提说过，安全感是把你困在过去的监狱，让你被已知包住，不让你进入难以言喻的现在和空灵的当下。我分析了向父母证明自己的需要，对妈妈的分析最简单，或许是因为她现在离我很远，没有实时的新数据来搅乱我的理论；然后我分析了我对艾比的需要。也许没有通信往来，没有持续的做梦般的陈述，我会更好，也许她和别人约会也没关系，只要等我回去。我们都需要探索未知。

其次，几周前我拆掉了大石膏，现在换上的小石膏也被拆掉了，我可以自由地走动了。但我的腿还是很脆弱，我的肌肉松懈懒散。大多数工作日我都待在家里，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而这种时候家里多半空无一人。这是个诱惑之城！爸爸的药柜不断呼唤着我，它总是在那，始终存在，等待着，轻声低语着。于是我小小地搜寻了一下，四五片可待因，可以持续几个小时。爸爸的供给似乎很多，所以不会发现偶尔少了一些。可待因让我从艰难的一天中获得片刻歇息，但这没法和复方羟可酮的丝滑感相比。于是我继续寻找，自然在架子后面发现了一些我之前没有见过的：一瓶美沙酮（Methadone）药片，这个麻醉剂里久负盛名的成员在当时并不常见，我不知道为什么爸爸或者康妮会需要它。为了止痛？为了缓解某个朋友因家人不在身旁而出现的戒断症状？美沙酮起效缓慢，分解也慢，这意味着服用时会有数小时令人恍惚的镇静状态。我某天试了一次，然后一周后又试了一次。

接着第三件事发生了：艾比寄来的最后一封信，是分手信。尽管克里希那穆提建议要摆脱对安全感的一贯追求，但我还没准备好。

“我很爱艾瑞克（Eric）。”信中这些字跳到了我眼前。

艾瑞克？艾瑞克他妈的是谁？

我扔下信匆忙从椅子上跳起来，像是被人扇了一巴掌。我所练习的分离还没达到这种程度，但我下定决心，要迎头面对，这几乎是一种惩罚。我一遍又一遍地迫使自己接受，我只是失去了唯一真正爱着的女孩。我在亚洲的美好旅居像一首青少年口水歌戛然而止，而这都是因为我自己的愚蠢！哪有人会离开一年，然后以为自己漂亮的女朋友还在原地等你。我强迫自己写作，尝试去记录当下，我告诉自己，即使你明天就飞到纽约，也不可能挽回她了。我哭了，我在日记里写了更多，我想找回克里希那穆提式的智慧，在没有打包安全毯的情况下继续前行会更好，不是吗？自由地去周游世界，哪怕没有返程票？我已经丢掉了我有形的拐杖，现在我要摆脱我情感上的支撑。我是一个崭露头角的佛教徒、一个探索者，突然从依恋的纽带中解放出来。但下一刻我仍是个心碎的孩子，在黑暗中哭泣。

现在的我真的是只身一人。当女孩们从学校回来时，我会把房门关上。我会回到桌前重读一遍艾比最后的那封信，从中找寻被忽略的情感碎屑，或表明她还在等着我的隐藏暗示。但我并未遗漏任何信息。我会再次开始踱步，在一片被毒品浸泡过的画面里，它们渗入我的幻想，像是鸟儿离开鸟群，散开，然后形成自己设计的形状。我想吃点强效而邪恶的东西，来超越我与世隔绝的生活边界。我想把一些东西放入针筒，然后感受它抓住我，像《绿野仙踪》里桃乐丝的龙卷风一样把我拉起，然后扔在一个全新的地方。我的内心对话愈发刺耳和充满报复性：“你上瘾了，你是知道的，不是吗？快去行动吧，‘瘾君子’。”与其一整天都在烦恼：应该？不应该？应该？不应该？那太愚蠢了。就这么干吧，刺破伤口，让它流干。

最终，在一个不眠之夜后，我来到鹅麦，准备去猎食。一路上我和爸爸没说几句话，我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没有人能阻止我，我也没有理由阻止我自己。我对他说了声“再见”然后走向主楼，爸爸则朝病房走去。我非常警戒，眼睛和心灵都紧张地眯成了一条线，多巴胺驱使我加快了步伐。感谢CRF（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兴奋注入了我的喉咙，激活了我的交感神经系统，比赛开始了。我困惑地观察自己，为什么你会对全然未知、不确定的事物如此兴奋？这里除了阿司匹林之外可能什么都没有，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发现自己也比过去的几天甚至几周里的感觉更好。在这小小的越轨行为中，有种几乎是高尚、泰然自若、快活的东西，我再也不用试着让自己好好的。

思维奔逸着，策略形成又消退，我穿过大门，世界突然由晴转阴，然后我走到中心走廊，经过行政办公室，脸上呈现出我是因公事而来的表情。他们将药品保存在哪儿？穿过繁忙的行政区域，我开始试着推开一扇又一扇门。我发现空房间里放满了木橱，矮矮的，是过时的废弃物，看样子是殖民时期的。在每个门口，我都回头看一下，确定没有人，然后进屋关上门。我系统地一个抽屉一个抽屉地翻找，与我脑中的清单一一核对，却没有发现我感兴趣的东西，除了医用设备，导管、钳夹、支架、绷带、分流器、针头。针头？我抓了一些，把它们塞到一个小包里。现在要是找到能放入针头的东西就好了。这些针头很大，样式古老——玻璃圆筒配以置于钢质把手中的活塞，它们看上去像是20世纪50年代的恐怖电影——《化身博士》中的道具。我在脑中想象着，让整个冒险变得更加戏剧化，而这确实是一场冒险，我已经受够了“好好的”。

大厅里，护工和护士从我身边经过，可是没有人怀疑我。没有怀疑的迹象，只有礼貌地点头微笑。我肯定是个医生或咨询师或实习生，我在这里肯定有公事，白皮肤带来了多少方便啊，尽管我对此早有预料，但我还是感到吃惊。我的免疫斗篷随着步伐延展，我的搜寻也更大胆了，我不再在意是否有人看到我进入那想象中的天堂。

这里有个房间看上去有希望：空无一人却有几个大托盘和玻璃器具在阴暗处闪烁。是毒品吗？我关上门巡视四周，发出释然的低吼声，夹杂着一些欢快。在一个桌子上，几个大盘子和分装器交错地放着，小药瓶们按名字或类别分开放着，好多瓶。我的心跳在加速，手伸进饼干罐时被抓到会很尴尬的，尤其是万一传到高级医师刘易斯耳朵里。你订了这些吗，医生？真奇怪啊，让你儿子来取药……一排排硬纸板把托盘分成了很多小隔间，每个隔间里面放着一瓶可注射的液体。我仔细地搜寻着，一排接一排。我以为我可以找到吗啡或杜冷丁（Demerol）[5]，或其他麻醉剂。我真的想要这些。我的沮丧和失望随着每一次的错误结果不断滋长，镇静剂、抗生素、抗组胺药、抗凝血剂，各种各样的，都不是我感兴趣的。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如果有人好奇过来看的话……直到，几乎是最后一排——这是什么？梅太德林（Methedrine），梅太德林是什么？

我花了一点时间回忆。噢，对，梅太德林，甲基安非他命的一个品牌，甲基安非他命啊，药物提纯的甲基安非他命。我曾经试过一次甲基安非他命，那是一年前，我吸过这种白色粉末，而且我很喜欢。服用后我仿佛在飞翔，这种感觉持续了12个小时，但最后到来的是不平稳的坠毁，因此焕发活力的甲基安非他命所引起的兴奋并不那么有趣，除非着陆时有一个软垫，一种镇静剂，最好是麻醉剂，就像……梅太德林的发音让我想到了爸爸的美沙酮——样子平凡的白色药丸。也许做个甲基安非他命三明治，梅太德林放上面，美沙酮放下面……也许这样能行，也许这样会很棒。

我脑中充满了疯狂的期待。但有个悬崖就在附近，恐惧、不顾一切、误入歧途、冲动……什么？不能在这里！我不要在储藏室里注射。我不知道注射这些药瓶中的任何一种会对我产生什么作用，我要把它们带回家，晚上在其他人都睡了之后再拿出来。我打开我的小包，轻轻放入四小瓶药剂和几个用来锯开瓶子封口的小钢片，几瓶蒸馏水，酒精和棉棒。我骄傲地拉上了包，这个举动中有种难以形容的英雄气概，一种不正直带来的英雄气概。从鹅麦医院偷药品是可悲的违法行为，但这毫无疑问的错误行径却是我通向自由的入场券。

直到晚上，一切都顺利地进行着。我坐在餐桌前，重复着这些动作，正当的反抗感更强烈了。它从晚上的家庭表演秀中汲取燃料，这场表演秀似乎很重要，我必须要参加——现在到了反抗的时候。爸爸自我满足地吸着鼻子，当劳拉上钩开始说教宗的事情时，他倾斜着看向康妮，康妮肤浅地赞扬以掩饰她的漠不关心。不管别人说什么，或者接下来是什么，我要离开你们，我亲爱的家人们，玩你们的手势猜字谜游戏吧，我要在我自己的世界里冒险！

到了9点，大家陆续回到自己的房间，10点时我道了晚安然后关上房门。我很久没注射毒品了，那种期待像是抓住我领口的拳头，拖着我向前。我把注射工具放在桌边，然后开始准备。和注射海洛因的惯常步骤相比，几乎没什么要准备的。我用灭菌水清洗了注射器，用酒精棉棒擦了针头，然后我把两瓶药物注入注射器。我不知道合理剂量是多少，甲基安非他命为什么会是临床用药？我猜是为了让停止跳动后的心脏再次恢复活力。我从来没注射过甲基安非他命，我知道它很危险，一次摄入太多可以导致……什么？心脏病发作？中风？恐惧涌了上来，超越了兴奋。恐惧和兴奋是天生一对，两者都驾驭相同的神经递质流，尤其是去甲肾上腺素，赋予每个想法和行动明亮而脆弱的色调。不管是兴奋还是恐惧，我注意到我的嘴巴变干了，手指在微微颤抖。

我坐在床边的椅子上，怀着几乎是野蛮的决心继续注射，将我的保留意见和恐惧置之不顾。我用浴袍的腰带缠住我的上臂，露出血管，握住拳头，看着皮肤像初次勃起一样变紧。我把样子可怕的针头刺进鼓起的蓝色血管，竟然感受到了阻力。这个针头太钝！而且它太大了。我之前没有意识到这个模样神秘的设备连着这么大块的金属。好吧，它很钝，所以要推得更用力些，我照做了，然后终于刺破了皮肤，针头戳进柔软的肉里。我试着刺入第二块皮肤，也就是血管壁，我疼得几乎要哭出来，我要反抗，而且充满决心。几次刀刺般地推进之后，血管终于被刺穿了。我稍微向后拉活塞，一小股血回流到了针筒里，我感觉回家了。我慢慢推进活塞，当我感到第一阵强烈的兴奋涌向内脏的时候，大约注射了一半的液体。我此时可以停下来，但我不想错过任何一点，不想冒险失去势不可当的感受。于是我继续推活塞，我的体内被轻盈的感觉填满。我靠后坐着，闭上双眼，感觉爆发了。

我的体内充满了明亮干净的愉悦，过度唤醒的感觉出现在我的脚趾，向上爬到我的双腿，通过我的生殖器散开，撬开我的内脏。然而不再有恐惧了，只有快乐，我的胃里充满了强烈而又惊人的能量，我开始瓦解。我闭眼之后的黑暗里充满了跳动的红光。此时我的眼睛突然向外跳出，感觉要包不住了。我用目光扫视着房间里每一件家具的每一寸表面和每一个角落，它们厚颜无耻而又不自然地闯入这现实中，宣告着自己特殊的存在和绝对的独一无二。每一个角落，每一寸表面，每一种颜色，都闪烁着它们独有的本质。世界变得异常清晰，而且是安静的、静止的，闪烁着意义的光，世界就是终极的当下。我所有的感知都处于高警戒状态，一种超现实的感觉布满了我周围的物理空间。海洛因带我进入了更深的自我，而甲基安非他命则增加了我的离心力，把我向外推出去，向着外面那迷人而令人叹服的世界。我感觉我像是从椅子上被推开，倾身向前去做……一些事，可我无事可做，除了纵情于这充满喜悦的潮流之中。我滚到床上，同时凝视着自己的内在和外在。

这种兴奋和效力，这种效能感和令人愉快的热情来源于聚集在腹侧纹状体突触中的大量多巴胺。我们已经了解了多巴胺如何为纹状体的主要功能提供能量：追求目标。多巴胺提高奖赏的显著性，突出奖赏的特殊性和吸引力，使其完全占据注意，从而使奖赏发光，并将光芒化为动机和推力——一种迫切想要行动、追求、取得成功的冲动。安非他命通过一些分子过程在腹侧被盖区-纹状体回路的不同部位释放多巴胺。一方面，它通过欺骗清洁分子让其反向工作来实现从储存区中释放多巴胺，即安非他命起效后，清空多巴胺让其回到突触，而非回到储存区中；另一方面，当安非他命从腹侧被盖区细胞中释放时，它关闭了抑制多巴胺释放的主动制动机制。安非他命使得多巴胺很难被重吸收。它就待在那儿，待在突触里，激活，激活，激活，尽其所能地延长时间。而多巴胺的增强还不是安非他命的唯一作用[6]。去甲肾上腺素和5羟色胺水平也会升高，因为它们也没有被重新吸收而是留在突触中游荡。这就是为什么甲基安非他命——所有兴奋剂类药物中最强效的一种，安非他命之王——不仅给你带来不受控的吸引力，还带来了愉悦。甲基安非他命提供的神经调质鸡尾酒同时包括了你所需的一切，参与感、警觉感、刺激感、放松感。

但是像甲基安非他命这类药物的诡计会在一个绝妙的花招中达到顶点：甲基安非他命所传递的信息是，目标不再重要了。一旦塞满多巴胺，腹侧纹状体表现出好像在追求目标，在辉煌、宏伟地实现目标。然而根本没有目标，兴奋是伪造的，它是自由的，它与一切真实的内部渴望或外部成就都没有联系。多巴胺的洪流是持续性的，而不针对具体事件，去甲肾上腺素和5羟色胺的次级洪流也同样如此。这些化学物质正常情况下基于严格的兑换率少量支付，在瞬间的迸发中传递，与感知和动作的元素交织在一起，但此时它们在不间断的爆发中涌出。不过我没有像服用麻醉剂那样在自身中迷失，相比之下，这种令人愉悦的充沛是与世界相连接的，先是与我房间中物品的闪亮表面相连接，然后是我窗外夜晚的诱人黑暗。我想要冲出大门，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去分享在这夜晚、这充满生命力的奇妙国度所聚集的强大能量。

爸爸和康妮房间里的灯光从房门下的缝隙里透了出来，但我迅速经过了它，走进黑夜。在这里，才华横溢的超现实主义被流动的黑暗软化。我的脉搏有力地跳动着。我是蒸汽，可以毫不费力地移动，可以存在于我所看到的一切物体中。像是挂在枝头的一簇吐露水汽的花朵，像是羽毛球网网格的结晶。我对这一切怀有强烈的热情，我被多巴胺及其连接的礼物充满。我真希望我能告诉别人这有多美好。

夜晚没有尽头，我从一条黑暗的街道走到另一条，腿一直都不累。我查看那些召唤过我，我却从来不敢进去的小巷和花园。我走到大路上，右转朝着市区的方向，驱使自己沿着宽阔的路肩走着，油灯突然照亮了蹲在黑暗中的男人女人，他们在卖芭蕉叶包着的食物。他们突然冒出来，然后又在我经过后消失。我敬畏地凝视他们片刻，他们也回看我，毫无疑问地因为我这张突然从黑夜中出现的白人面孔而感到震惊。没有人阻止我，没有人质疑我，街上的其他声音都来自于幻影。

我的目标很宏伟，我的计划是追寻如神话般的东西。夜晚在我眼前展开，只对我展开。对于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重要的，我有着深刻而有影响力的理解，这彻底背离了我几周以来的冷漠。困惑被驱逐出境，有了多巴胺，一切都清晰了，所有事物都在我的注意焦点上，没有周边，没有背景，只有不断显现的绝对相关。

清晨时我回到家，我知道我根本睡不着，于是我开始画墨水画。这花了我好几个小时，我也没有感到无聊和疲惫。之后黎明开始破晓，照亮我的百叶窗边缘。我该如何完成剩下的部分？我得想办法装作我是个正常人，一个有睡眠的人，在一天开始的时候和家人一起正常地醒来。我一直等到我的正常起床时间7点半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关上灯，躺进被窝里。我躺在房间里的晨曦之中，异乎寻常地安静，像是按了暂停的动画片。我闭上双眼，感受到胜利的感觉：我可以这么做，没有人会知道。当爸爸敲门并把头伸进我房间的时候，我抱怨着翻了个身，陷入这戏剧化的一刻。一小时后，我出来吃早饭，但我吃不下，我不想和其他人一起坐在餐桌前。于是我拿了些烤面包走到外面的露台，自己安静地坐着。之后我把它们都扔掉了。我的眼睛像闪着异样光芒的空心灯笼，一定不能让人看到我这个样子。

家里的最后一个人离开了，喧嚣终于退去，我又能奢侈地独处了，但我纯净的状态现在被疲劳拖累。我保持着全面警觉，但现在肌肉因为过度使用而僵硬。能量的碎片持续地发光，但阴影在它们之间聚集起来。于是我给自己定的下一个任务是度过这漫长得像48小时的一天。我走到瓶子后面，从爸爸的柜子里拿出美沙酮。它们还在那里，感谢上帝，还有很多。我数了四粒药丸，每粒10毫克，这个量应该差不多。

它起作用了，和我想象的一样，甚至更好。轻柔的麻醉镇定作用像日落一样缓缓布满我昏醉的神经系统。我能感受到它令人舒缓的温暖、柔软、动人，让开始积累的不适感渐渐消失。不久空气变暗，聚集起来的自我怀疑的碎片凝结成齐声的低语，越来越像卡通片，越来越温和，像个欢乐的迪士尼式的演奏会，从幻想世界而来。我闭上双眼，然后立刻陷入梦境，这是个醒着做的梦，有想象的舞蹈和瀑布。在这清醒的梦中，在这被一丝异常光彩照亮的黑暗中，我不断排列着我私人王国的图案和形状，无法预测、神奇、强有力而又平静。

接下来的一个月中，我从鹅麦药房拿了其他药物来试验。但是没什么能和甲基安非他命一样有趣。两三周之后，我在深夜里又来了一次甲基安非他命狂欢：这次不是一瓶半而是两整瓶，那种坐火箭的感觉甚至比之前还令人晕眩，快乐的能量风暴在我体内上蹿下跳。我以为我使用的剂量刚刚好，直到我开始头疼。疼痛来得很快，一瞬间就头疼欲裂，我很害怕，头疼盖过了一切，我以为我做了不可挽回的事。是中风吗？有一小会儿我只能煎熬着。之后头疼开始消退，我开始觉得我依然不错。

还是说，我已经毁掉了半个大脑，只是因为我吸毒过量才没有发现？即便如此，这难道不是我活该吗？我对于从医院偷药，躲藏，撒谎习以为常，而这只会变得更糟，每一次的欺骗都建立在上一次的基础之上。自我轻视的乌云在当晚很快地聚拢，除了名声不好之外，我的死亡会对任何人有影响吗？但随后是暂时的缓解：一股强烈的叛逆感促使我做了某种决定。我完美化了我的孤独感，它给予我一种纯粹感，一个保护罩。爸爸有他自己的生活，他是个大医生，拯救着当地人；艾比晚上可以和自己的男人拥在一起。我的人生路与他们无关，它取决于我，我带着漫画书式的故作勇敢对自己说，去探索黑暗的边界吧。而且我确实将自己视作某种反传统意义的英雄。噢，不，你的言语阻止不了我，我对躲起来的反对者进行回击。我不在乎你怎么想，我有自己的想法，你的话不能触动我。这个旅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不会回头看。

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不能从内疚和羞耻的阴影中逃出来。那个想象中的声音责备着我，大声训斥着我，发自内心。它们依赖我自身的愤怒得以生存，而为了感觉到强大有力、自由和光彩照人，我显然愿意对自己发怒。我继续重建自己的监狱，一有机会就吸毒，漠视自己的安全和人生，最后导致我回到狭小黑暗的愤怒和沮丧中。毒品起了作用，因此我根本没办法抵抗，但它们并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它们不可避免地诱发了更深的失落感。

这个特别的狂欢在第二天晚上以注射麻醉剂而告终。这一切的混乱让我渴望海洛因，或其他类似的东西。但我只能拿到爸爸的可待因药丸，于是我把它们碾碎，将棕色粉末倒进一个大勺子里，加入灭菌水，用蜡烛的火苗加热这混合物。我肯定是没插进血管，才形成了一个肿块或淤青，之后我往里注射了更多液体，血在我的胳膊上形成一条深紫色血痕，然后滴落在浴室地上。我充满了厌恶的感觉，并且开始恐慌，有人会发现这些污迹的，我可能会在一滩凝结的血块中醒来，或许我根本不会醒来。不，这种体验在那一刻一点也不神圣。尽管我的初衷是好的，我还是无法从那令人作呕的虚弱和恐惧的气味中逃离。终究我没能胜过它，自从泰博以来，自从旧金山以来，我都没能胜过它。这整个扭曲的情景让我得到一个毫无疑问的结论，我被击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