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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疾病与健康
第十三章 老鼠乐园的夜生活
晚上七八点之后，生命科学大楼的地下二层里几乎没有其他人，只有动物和我。我打开通往动物那一侧房间的大门，最先听到的是猴子的长声尖叫。这刺耳的声音是在齐声欢迎我？是对开门声的一种反应？还是它已持续了好几个小时，甚至是一整天？猴子们是突然受惊？还是好奇？甚至可能是感到了希望？我无法想象这些猴子的头骨里被插入电极、等待着被手术刀解剖的情形。我从未鼓起勇气进入那些关着它们的房间和手术区域，它们将在那里接受各种可怕的实验干预。我工作的地方在走廊的另一边，右边第一间，那里养着彼得斯（Peters）博士的老鼠们。我打开门，办公室里的一切和前一晚离开时一样。进门后，我的右手边是一张旧沙发，一张桌子紧挨着远处的墙，几把椅子分散在各处。桌子的左边有另一扇门，打开就是操作间，我们在这里做着费力不讨好的苦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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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的苦差事里不包括手术，也不涉及看起来和人类很相似的动物。老鼠和人类的亲缘关系没那么近，但它们是我的朋友，是我活泼的小伙伴，能帮助我拓展心理科学的视野，这通常被称为行为科学。老鼠是彼得斯博士及其博士后和学生们组成的团队所进行的行为实验中的被试。它们是我的朋友，但不是我的祖先。而我对待它们算不上特别温柔，不过没有动过刀子，除了我们强行对它们进行隔离之外，似乎没什么特别残忍的行为。毗邻操作间的那个房间里，放置着用于把它们关起来的隔断间。其实是一条很长的走廊，分支出一系列壁龛。第二个壁龛里是我的老鼠们，被用于贝斯（Beth）——现在是芬伦（Fenlon）博士了——的研究中[1]，我为了本科毕业论文正在帮她进行这项研究。每只老鼠一个笼子，每个笼子放在巨大铁网格的一个凹槽中，可以轻松地放入取出。笼子只有朝外对着房间的那面是网眼的，所以这些小家伙看不到它们的邻居，它们也许可以通过尖叫或抓挠来进行交流，但它们肯定很孤独。相邻的老鼠们离得这么近，也许它们从笼子的铁丝网后发出的声音让它们更加孤独。我不知道，它们也没说过。
贝斯训练了我，而我要训练老鼠。我走进去，挂起外套，打开进入内室的门，走向笼子。我的老鼠们都在那儿，一如往常地无所事事。它们抓挠、低语、狂奔、躲藏，可能在用老鼠的语言互相聊着天。它们没注意到我来了。我是一道熟悉的风景线，或更像是一种熟悉的气味，漫漫长夜，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探访。
“嗨，小家伙们。今晚谁想先来？”为了给生活增加点趣味，我从网格的中间拉出一个笼子，并把它带到操作间，全程像老鼠一样轻声细语。然后我温柔地抓着老鼠的后颈，把它放在实验箱旁边待了一会儿，它将在此履行它的夜间义务。
“饿了吗？好吧，这儿有很多吃的，但你要工作才能获得食物。”我把我的啮齿类伙伴丢到了称重盘上。我填满排泄槽，灌满水瓶，确认一切毫无瑕疵。我在全新的数据表上记下了日期——1977年2月12日和被试编号，以及它进食之前的体重。之后我拿起老鼠，把它放在实验箱的左侧，在这儿它能看见另一侧的杠杆、灯光和食物投放器，却无法触及它们。最后，我升起实验箱左右两侧之间的滑片并观察着，让我又惊又喜的是，这只老鼠十分完美地遵循了由其大脑和胃部所发出的指令。它做了天生就会去做的事，表现得完美无缺。
我接着对更多老鼠进行了实验，但仍然只完成了一半。不到午夜时分我不想回家。又是一个漫长、寂寞、无聊的夜晚，这个夜晚尤其寂寞，因为我和莎伦再一次吵架了。我们总是吵架，我长时间的工作让她有被遗弃的感觉，仿佛她的存在与否并不重要，尽管我一再保证——“你当然是很重要的！”——可这远远不够。
“但我别无选择！”我反驳道，“如果我完不成这个研究，就拿不到成绩，或者只能得不及格，这样我就念不了研究生了……”每当事情变得艰难时，就像现在，我希望从她那里得到理解和力量，如果这些她做不到，那我希望她至少不要批评我。我不想感觉自己是个固执无理、不听话、不友善、不公平的人。我希望她能在我回家时抱住我，哪怕我凌晨两点才回来。不要再吵架了。但此刻我在实验室走来走去，她愤怒皱起的眉头仿佛漂浮在我的头顶和身后，她鼻音的回声仿佛从冰箱的嗡嗡声中传了出来。
实验室里的旧冰箱，立在操作室的角落里。
我可以吗？我应该吗？
不！一次就够了。有人会发现的。不，他们不会发现。那玩意儿是棕色的，天啊，可以肯定，没有人留着它给老鼠做实验用。它快要变质了，大概有五年了。是啊，但它有药效，它仍然有药效。噢，可不是嘛。是啊，它很可能有毒性了。如果你做了想做的事，你很可能会死，连想都不要去想。
但我正在想，我无法停止这么想，而且上一次也没产生什么不良后果……
狂响的铃声把我拉回了现实，如果这是现实的话。我最初的反应是一阵羞愧：这是可耻的——往自己的血管里注射某种不明液体。好吧，这是吗啡（Morphine）。吗啡，神奇之药；吗啡，完美的麻醉剂。吗啡是纯粹的精华，而其他一切毒品——甚至海洛因——都是它的衍生物。但注射冰箱里那已经腐坏的东西真是恶心。从冰箱里某处射出熟悉的刺眼光芒。我抓起此时已吃饱且训练好的小家伙，它似乎在对我微笑：“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不，你不知道！我又称了它的体重，这次略微粗暴了点，然后把它放回笼子里。你不知道我在想些什么，你这笨老鼠，反正那吗啡不是给你的。
为了不去想冰箱和莎伦，我把下一只老鼠放进实验箱之后拿出小说，倒在发霉的沙发上开始阅读。周围没有任何人，不光实验室，整个地下二层都空无一人。没有任何声音，除了仍在等待着属于它们的光荣时刻的老鼠们狂奔的声音，而那些吃饱了的老鼠正心满意足地舔着自己的毛。我的脑海中有个声音越来越大——是老鼠们清理自己的白色软毛时，柔软舌头的抓挠和刮擦声。它们很平静，我也可以这样，如果我……不，不，别这样，不可以再这样。
我是个大男孩，我正在学习，想要成为一名心理学家。但我有时还喜欢看恐怖小说，尤其是最近。而安妮·赖斯（Anne Rice）[2]的作品激起了我最强烈的想象。一个新来的人进入了客厅，一个年长的吸血鬼非常快速地穿过房间以至于没人能看见。他温柔地抓住访客的领子，半诱惑半警告地对他低语：“所以你想成为我们中的一员？但你是否足够坚强，能忍受始终伴随你的孤独诅咒？要不要尝一口我的血？”然后我又再次想起了冰箱里的吗啡，因为它就像吸血鬼的血：肮脏、有毒性，却能给予我非凡的能量。它将使我陷入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那里居住着被放逐的人，他们昼伏夜出，所做的就是满足自己可耻的饥饿。而此时又有其他的想象被唤醒了——我对希普三人组又爱又恨的记忆——拉夫让吉米服用速可眠入睡，这药总有一天会害死他。尽管毁灭的征兆一直在那里盘旋，我仍幼稚地希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还要做大概15只老鼠，我一定做不完。时间太长了，诱惑太大了。
不要去想，不要去想冰箱里的那些小瓶子。如果不是为了找一罐汽水，你可能永远不会注意到它们。不要去想橱柜里那些摆放整齐的纸包装注射器，不要去想它们！但我看着手臂上的血管快速地跳动着，我无法让它停下来。到上周为止，我已经有两年多没有注射过毒品了，一切都结束了，那是年轻时的荒唐事，伴随着切切实实的恐惧。没人知道我所遇到的困难，没人知道……除了上帝。我一边哼歌一边起身去换下一只老鼠。我一边哼歌，一边对自己微笑，微笑中带点狡猾，像小老鼠一样的狡猾。这个笑不为任何人，也没人会看见。但我的脉搏加速了，一部分的我已经放弃了。
成瘾者在放弃上面花的时间很长，但在试着坚持、试着不放弃上面花的时间却更长。此时的我已经试着坚持了好几个小时，而我的大脑渐渐败下阵来。为什么会如此艰难？为什么失败变得似乎不可避免？我们已经知道，腹侧区域——尤其是眶额皮层和腹侧纹状体——是由价值而形成的渴望，以及多巴胺刺激周围神经元并产生对愉悦和释放的期待的地方。然而前额叶皮层的背侧区域也对成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正是这些区域对期待进行约束。人类大脑最为令人瞩目的成就——判断和选择、计划和自我控制——依赖于位于前额叶皮层正中处的弓形组织：前扣带回的激活。背侧前扣带回，掌管着选择、自我监控和目标冲突的解决，是环境与判断相结合产生意志的地方，这种自我引导使人可以有意识地选择并且有道德地行动。背侧前扣带回激活附近的区域为决策创造支点，这也是智力的关键所在。我应该向左还是向右？我应该战斗还是逃跑？我应该立刻行动让自己当下感觉良好，还是隐忍不睬让自己第二天一早感觉更好？我该不该去做？这类决策与背侧区域直接相关：工作记忆位于大厅转角处的背外侧执行部门中（如图5），背侧前扣带回从工作记忆所保持的可能性中选择要做的事。我必须从工作记忆的元素中进行选择：这些是选项，那么计划是什么？
今晚我受到背侧前扣带回的影响，做出了一个伟大的决定，替代了由眶额皮层、腹侧纹状体、杏仁核合伙安排产生的渴望，这些腹侧组织的强制力如同黑手党。不，不要去拿吗啡！看别的地方，看别的地方。读你的书，再做一只老鼠，回家，只要能避开那个冰箱就行！我的背侧前扣带回正因为它而忙碌地运转着。但是有一个问题：这个选择我不是只要做一次，我必须一次又一次去做这个选择，每次我经过冰箱的时候，每次它刺耳的嗡嗡声打断我幻想的时候，每次莎伦的愤怒引起我焦虑的时候。一而再，再而三。但那又怎样？当你做出了一个决定，为何再次做出同样的决定会变得这么难？任何一个成瘾者都会告诉你：它就是这么难。不过现在心理学家给这个问题命了名：称作自我损耗，或自我疲劳。大脑在完成日常琐事时耗费了巨大的能量——比身体所有其他部位加起来耗费的都多。而这些能量大多来自葡萄糖或其他糖类，它们是谷氨酸和GABA的重要来源，而谷氨酸和GABA正是在神经元之间传递信息的神经递质的主力军。当背侧前扣带回必须不断工作以控制不断循环或无法消失的神经冲动时，它便耗尽了能量供给。它无法补充神经递质的储备，它累了。这和肌肉非常像，试着向身体一侧展开手臂并保持半小时，最开始五分钟很容易，但之后会变得越来越难。只是一个简单的身体动作，若维持得太久，很快便会耗尽最初的力气。
图5 ：前扣带回是图中带状组织的前半部分（实际上是两个相连的带状组织，前后各一），它沿着大脑皮层中线形成一个弓形。背侧前扣带回为该弓形的上部。该区域的箭头指向显示了它与其他组织的连接通路，包括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和海马，二者均参与工作记忆。
对于自我损耗的研究已开展了十年有余，心理学家们用来研究它的实验与成瘾的核心机制有直接关联[3]。在最初的一项研究中，被试们被要求空腹来到实验室。一半的被试可以随意去拿放在碗里的巧克力饼干，但不能拿碗里的萝卜；另一半被试可以去拿萝卜，但不能拿巧克力饼干。那些不得不抵抗饼干诱惑的被试在一小时后，出现了思维能力下降：他们在一项拼图任务中的表现更差，而且更容易放弃。他们耗尽了自己背侧大脑的心理资源。他们的背侧前扣带回被简单地对诱惑说“不”的行为弄得精疲力竭。在另一项研究中，一些被试被要求在看电影时控制自己的情绪，而另一些被试则可以大哭大笑，尽量表达他们的感受。那些必须控制自己的被试在紧随其后的拼图任务中再一次地失败了。控制情绪和控制冲动一样，让背侧前扣带回非常疲劳，因为这会耗尽它的化学储备，而失去了这种能力的人很难继续控制自己，很难去思考、判断、监督自己的行为。
失去自我控制能力一直是成瘾的标志之一。如今科学家们已经找出了导致这个问题的神经环路中的薄弱环节[4]。大脑失控，人们也失控，听上去似乎又是一个心理大脑的并行机制。不过就像上一个机制一样——神经灵活性随着突触和习惯的僵化而下降——这里有更深层次的意义：神经行为的规则和大脑本身的缺陷是因，人体机能的崩溃是果。我们再一次地发现成瘾是由神经系统的易感性所引起的。而通过了解背侧前扣带回的缺陷，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成瘾者失去的不仅仅是节制，他们是失去了自我引导、解决问题、个性坚强、正当行为的心理能量。
背侧前扣带回是聪慧的。背侧前扣带回可以忽略当前的诱惑，对全局做出判断，它想要——即我想要——安全地回到家，不管莎伦是否会为我祈祷。我的背侧前扣带回就是我的船长、我的指挥官和意志，但是这艘船正在倾斜、下沉、坠落。每次冲动产生时，我都能感觉到船上的绳结正在变松。我每抓一块巧克力饼干，选择萝卜就变得更难。在花了一个半小时抑制自己的感受、在老鼠实验室里观看自己的脑内小电影之后，我的控制力此刻软弱而无力。我无法再压抑自己的感觉，我无法再解开这个拼图，太困难了。
当我从笼子那儿返回时，我的身体微微前屈，我是饥渴的。我从一个青年心理学家、一个有实验室钥匙的人的云端，堕落到无拘无束的、渴望的沼泽地。我觉得会没事的，因为必须如此，因为我无法再阻止它。而我可能根本不在乎，可能我就是要为所欲为。放弃让人感到激动，屈服让人感到异常愉悦，从努力自控到去他的让人感到非常满足。我的腹侧纹状体突然开始行动，引起了兴奋感。目标信手拈来，多巴胺汹涌澎湃。全都是你的，去吧，没有人阻止你。当我的手触到冰箱门的时候，只有这里的老鼠们在轻声表示反对。
就在那，打开了。装着硫酸吗啡液体的小瓶子放在架子上，和之前我看到的一模一样。就在黄油的旁边，我的天啊！还有一些以前实验的残留物，现在没有人需要它们了，除了我以外没有人。问题来了，我的眶额皮层现在只关心这个。此刻任何其他的东西都没有价值。这种对其他事物价值的窄化和消除使得我的背侧前扣带回孤军作战，失去了一直以来的同盟：关于世界的意义、目的和兴趣。张力过于强大，所有聚集起来的欲望都在和软弱的自控力作对。要求太高了。我拿起一个瓶子检查了一下，发现它已经变质了，它已变成棕褐色。那是……？是的，毫无疑问：它的质地有点呈烟雾状。这可不太好。我又拿了一瓶，也是如此。我要把它注射进血管里吗？最后一次求助于腹侧的控制，仿佛伸手去抓救命的浮木。但我坚持不住了，我掉了下去。
我从笼子里拎出下一只老鼠，让它开始实验，然后再一次打开了冰箱，心不在焉地数了数瓶子的数量，估算着还有多少次……我的思维在飞速地运转。1973年和1974年在伯克利的影像碎片，第一次从加尔各答回来后遇到的毒贩，我的朋友艾迪（Eddie），说得好像真的能和毒贩成为朋友似的。都是大眼睛，大眼睛和谎言。但我与他变成哥们儿是因为那次开车去奥克兰市中心，他的供货人在那里的砖砌贫民窟或附近某地躲起来了。我一直不确定，因为白人男孩是不允许踏上那里的楼梯的。我在车里等，艾迪上了楼，待了非常久。当他回来时，我知道他已经骗了我：我尝了几口海洛因试了试“味道”——只为确认货是真的，你懂的。他的大眼睛里的瞳孔小小的，在虹膜的衬托下几乎看不见。为了弥补和真货的差距，他又在里面加了些什么？即便如此我依然不在乎，我的渴望是那么强烈。但是曾经有一次，就那一次，我被允许上楼了。有四个身形高大的黑人在桌子周围站着：是大毒贩，一次注射了价值50到100美元的毒品。我被吓到了，他们可能转过身就会拿刀捅了我。但我一直待在背后，直到他们叫我。“嘿，兄弟，你要货吗？就剩下那些了。”另一个人用放在勺子里的一片棉花吸了价值80美元的海洛因之后，我拿走了剩下的不明液体。那个人有着亮黄色的眼睛，那眼睛似乎在尖叫着说他有“肝炎”。即便如此我依然不太在乎，也没有停下来，即便共用勺子甚至针头意味着感染疾病。
电话把我从回忆中震醒，是莎伦——还能有谁？白日梦以难以置信的速度消散，美妙的狼吞虎咽像泡泡一样在此刻被戳破，欲望退回到我的思想地平线。
“你做完了吗？”
“没，还没做完。”我快速地回答，可能听上去有些狂躁易怒。“还有三分之一左右要做。”
“为什么要这么久？”
“莎伦，一直都是这么久。”
“不是的。如果你像你说的那样从七点开始做，那现在就做完了。你什么时候开始的？”此刻，那熟悉的愤怒和羞耻混合的情绪涌上了我的胸腔，我想朝她大喊：“别管我！”
“我开始得有点儿晚。”
“多晚？”
“我不知道，我没注意。”
“你知道这样会让我感觉——”现在她在发牢骚，而我则结巴了。
“我知道，不过……”
“要不我们见面喝杯咖啡吧？我下楼去甜甜圈店等你。”
“不，莎伦，我不想去……那会浪费我一小时的时间。我只想做完然后回家。”
这时我不结巴了。怎么我突然变得这么勇敢？冰箱里的小瓶子，是因为它吗？想要不惜一切取得胜利的那个我，像个吞没一切的巨影逐渐靠近。肯定会没事的，对吗？当你拥有一切的时候，根本没什么好沮丧的。
莎伦继续发牢骚：“为什么我需要你的时候你从来都不在？为什么你为了让我高兴连这点小事都不能做？”
“好吧，我会尽快回家。”我说，此刻的我有种奇异的冷静。因为我根本不想和莎伦见面喝咖啡，这是我最不想做的事。而且不只是因为那会耽误我的工作，不只是因为我跟她没什么好说的，该说的早就说过一千遍了。原因是，我放弃了，不再挣扎了。多巴胺此时如同一股元气在我体内升起，通过了闸门，错失了所有停下来的机会。药物要起作用了，会没事的，之后我就去见她。按我自己的规矩来。
老鼠警报器响起时，我不得不挂了电话。我不得不打断她，半是请求地对她说：“科学需要我。”在这种情形下有些过于漫不经心，但此时的我基本不在乎了。所有的事物都开始转变，我不再孤单，不再沮丧、恼怒、焦虑，甚至不再羞愧。这是最令人惊喜的事，我的羞愧不见了，我释放了自己，不是因为吸了毒，而是因为放弃了自我控制。仿佛自我控制是严厉的父母，是我母亲的审视目光，它始终存在着……直到此刻。
我自由了。
我温柔地托着我的老鼠走向天平，把它放入小隔间，调整了配重物，认真地听着。周围没有人，现在没有，一直都没有。然后我把它放回笼子里，转身离开。下一只老鼠只能等一会儿了，一切都在加速，在我的血液、喉咙、呼吸之中，快速而微弱。当那一刻来临之时，我能感觉到自己开始流汗，两股波浪汇合达到顶点，一波来自海岸，一波来自海洋——一波是谷氨酸，携带着眶额皮层所产生的意义，一波是多巴胺，携带着腹侧被盖区产生的驱力——波浪越来越高，直至汇合于腹侧纹状体中……而后跌得粉碎，身处波浪中的游泳者们既高兴又害怕地尖叫着。
我剥开了一个注射器的纸包装，它能装下三毫升，足够了。我又剥开了针头的包装，把它安了上去。大小正好，不会痛的。我摇了摇瓶子，转头看向别处。那些……粒子……在里面吗？我把针头扎入瓶盖上的橡胶靶心，把瓶子倒过来，把液体抽入注射器。够了。我把液体注入一个小汤勺，加上一些脱脂棉作为自制过滤器，再把液体抽回注射器里，为了省事我都没有用绳子或皮带勒紧手臂。我要迅速做完这件事，免得想太多。我只要握紧拳头和绷紧前臂肌肉就能让血管很好地显现出来。液体进入我的身体，如此轻易。我看着，几乎游离在外，几乎是抽离的，如痴如醉。我在做什么？而后它开始起效了。
当你注射吗啡时，会立即发生两件事：你的头皮开始感到疯狂的刺痛和发痒，你的腿变得不由自主。接下来，一切都变得软绵绵的。这样没事，这样很好，没有副作用，唯一的作用是非常……愉悦。
一年多时间里，我一直在心理上对吗啡成瘾。有一次冰箱里的瓶子不见了，我在动物实验室那边的另一个房间里找到了两大罐硫酸吗啡粉末。第一次找到它们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自己如此幸运。这毒品的数量之大实在可恨，又大又圆的罐子，像花生酱的罐子，装得快满到瓶盖了。头几次我拿了一点儿，告诉自己这是最后一次。但“最后一次”总是变成下一次，又再下一次。之后我就再也不说大话了，只是顺其自然：渴望、宽慰、烦恼、自我控制，然后同样的循环再次发生。我从未一连好几天服用吗啡，因此一直没有太多的生理依赖。我有的只是不断增长的需求、欲望、渴望的浪潮，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服用更多吗啡。
我并不总是注射吗啡，有时我会用鼻子吸入，有时我会喝下去，但注射是最令人愉悦的。到目前为止，这个方法提供的多巴胺最多：仿佛过山车从第一个坡上急速下落之后，渐渐可以预见剧烈的兴奋从过山车爬坡到顶端停住的过程中会越来越强。我变成了期望与执行的大师，通过不断增强的技巧设计出充满戏剧性的情节，以增加趣味性，从背景到舞台道具，尤其是表里不一、合法与违法的复杂交织。我享受着这些场景，因为我就是用这种方式对世上的其他人说“去你的”。我会坐在大学图书馆里的马桶上注射吗啡，然后穿过书架，并对这个诡计感到满意。我是全神贯注的学生还是卑鄙的“瘾君子”？谁能知道？谁能猜到？我也会在浴室里注射。“马上来，亲爱的！马上就好！”有时我会告诉莎伦，有时我会保守着自己的小秘密。我经常想告诉她，但我没法经常面对接踵而来的炮轰般的指责。尽管我向莎伦承认——毕竟这很明显——我是那个讨厌的人，那个应该受到谴责的人，但我不确定哪个是因哪个是果。究竟是我们艰难的婚姻刺激我形成了毒瘾，还是我的毒瘾破坏了我们的婚姻？最后我渐渐明白，二者皆有。
老鼠时常会消耗吗啡及其他阿片类物质，但大多数心理学家从未想过要究其原因，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了一个著名实验[5]。在这个实验里，一些老鼠被关在普通笼子里，笼子用冰冷的铁丝所制，老鼠是被分开的，一只老鼠一个笼子；另一些老鼠被关在“老鼠乐园”里：一个大型的露天木箱，里面满是木屑和其他可供娱乐的东西，最重要的是，一大群老鼠待在一起。给所有的老鼠提供水或吗啡供其饮用，它们要自行选择。但是，老鼠乐园里的老鼠所饮用的吗啡，比那些同等条件下的独居老鼠所饮用的要少得多。可能的原因是它们在日常生活中能获得乐趣及同伴。该研究的作者们将成瘾视为一种缺乏刺激的环境的产物，而非一类特殊种类的药物的特征。他们认为，若陪伴能让生活足够愉快，那么不再需要摄入外界的阿片类物质。而他们很可能是对的。
我在实验室的漫漫长夜里非常孤独，但最让我痛苦的并不是孤独，而是与莎伦无止境的争吵，以及随之爆发并萦绕在心的羞愧与焦虑。社会依恋，无论是母亲与婴儿之间、爱人之间、朋友之间，还是同窝动物之间，都由内在的阿片类物质提供能量：衡量它的就是那些小小分子所提供的放松与温暖的程度。依恋的主要支撑物是对自身的良好感觉——心理学家们将它称作“积极自我意象”。如果你自我感觉良好，别人也认为你还不错，那么社会的温暖就能经久不衰。但当你感觉不佳，当你所做的一切似乎都无法满足你所关心的人时，内在的阿片类物质就大幅下降。我当时感觉很不好，除了服从莎伦的要求，我不知道如何寻找温暖和与人连接的感觉。而另一部分的我对此感到退缩，我的内在阿片类物质供给不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管我是否吸毒，我都处于一种回避的状态，而我所能找到的解决此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找到另一个阿片类物质的供给渠道——在实验室的架子上。不管你说什么或做什么，我都能让自己感到温暖，哪怕窃取毒品以及在浴室注射并没有让我感觉特别正直。当药物离开我的身体时，轻蔑的苦涩刺痛又袭上心头：我是一个骗子，一个小偷，而这并不能为我赢来与莎伦或其他任何人的依恋分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