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罪与罚

1978年4月，我的生活向两条延伸得越来越远的不同轨道疾驰。我被温莎大学（University of Windsor）研究生院的临床心理学专业录取，那里离多伦多有四个小时的火车车程。我成为一名心理学家的梦想就要实现了。与此同时，吸毒和婚姻问题的交织让我和莎伦的生活都不堪重负，我清楚地知道，如果不想毁灭自己，不想破坏即将体验到的崭新未来，我就必须要解决这些问题。我决定和莎伦分开一阵子——不是永久分居，只是自己单独生活几周。我想戒毒，但我们永无止境、周而复始的争吵似乎让戒毒无法成功。并不是说我在与莎伦一起生活之前非常成功，而是现在可能会不一样。无论如何，无论有没有毒品，我都需要远离莎伦。在非防御性的状态下去散步、冥想、学习，找到自己的样子，成为自己可以成为的样子。事实上，这大概也是我们婚姻的唯一希望。

但是没有任何作用。征得了莎伦的同意后，我飞到波士顿休假一个月，这将是我们的“生长期”。五天之后，她给我打电话，绝望地求我回家。在一个半小时的电话里，她倾诉了她对我的强烈需要。她哭着、啜泣着，说她感觉多么孤单，而她也没放过因此埋怨我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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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年里我都期盼着和你一起过夏天，可现在夏天到了，我却一个人。”她开始恸哭。

“可是只有一个月而已。”

“你只是随心所欲地去做，这完全是自私。我的痛苦呢？”

“但我们已经说好了……”

“好吧，我错了。我不得不一个人坐在这里等着你甩了我，我感觉你对我们的关系什么也没做，这种痛苦我受不了。”

我把电话远离耳朵，审视着自己的感受。莎伦对我来说似乎完全陌生了，这不是我所爱的那个人，我对她的怜惜像是一种情感上的习惯，但我几乎没有感觉到真正的关心。我想知道自己到底对她还有多少爱意，而我开始意识到自己真的陷入了困境。我不只是感觉到自己陷入了困境——我是的确陷入了困境：她的需求像煤矿一样塌方，我被压垮了。终究，我们不会有一个美满的结局。

我返回多伦多后情况变得更糟，我们一周要吵好几次架。莎伦越要求我证明自己的爱，我对她的爱就越少。我的态度在无言的回避、明显的愤怒、一直以来的愧疚之间不断切换，但之后，偶尔空气中的硝烟退去，我又发现自己对她仍有感情。我仍然想试着维持这段关系，这似乎是可能的，只要她痛苦的负担没有完全加在我的身上，只要我能找回自己的意志，坚持自己的立场：我所能给你的就这么多，这已经超出我本来所能提供的了。

我们开始会见婚姻顾问。莱纳德（Leonard）人很好，有着长长的鬓角，灰白相间的头发向后梳得一丝不苟。可莱纳德不是魔法师，我仍继续吸毒，虽然不是每晚都吸，但很频繁。这一年里我一边完成心理学课程，一边在当地一家精神病院做志愿者的工作。我被委托开展另一个实验，拥有了另一套钥匙，以及又一次在夜晚漫步走廊的机会。随着我的吗啡储备日渐减少，我的创造力日渐增长。我用万能钥匙打开一间又一间办公室，我利用处方笺帮助自己。伪造处方并不太难，我从一个医生的处方上复制了各种符号，成功地获得了各式各样的药物：氢可酮——一种麻醉剂，没有解离性——以及我的老朋友复方羟可酮。

带着假名字和假地址走进一家药店真的很伤脑筋。有一次，我化名为约瑟夫·特舍（Joseph Tesher）（一个不存在的人），编了一个叫巴瑟斯特大街（Bathurst Street）的地址。药剂师很友善，他一边聊着天，一边把一大瓶氢可酮镇咳药——一种强效止咳糖浆倒入一个四盎司的瓶子里，这瓶子很快就会属于我。他负责地将地址打到标签上，然后慢了下来，抖动着，就像一辆换错了档位的汽车，间歇性地摇晃着，最终停了下来。

“这是……这是……这是西边的那个公寓？”他问道。“但是巴瑟斯特大街上没有这样的门牌号，没有这样的房子。”

“肯定有的。”我的声音保持着镇定，但我的心突然猛跳起来。

“不……啊……不，真的，那里没有。我住在……我就住在那附近，而且……”

“呃，可能是我弄错了门牌号。你看，我只是暂时住在那儿，只是来探亲，和我的祖父母一起。可能是——”

“可能你说的是巴瑟斯特大街2100号吧。”他提醒道。他希望不要有事，他也真的这么做了。我对他感到抱歉，但此时的我无法停止。

“对，就是那儿！抱歉。”他继续工作，但没有再抬头看我。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停下来把我赶出去，或者打电话叫警察。我一点威胁性也没有，但他看上去好像比我还害怕。他低声咕哝着：“特是特舍，氢是氢可酮镇咳药……特是特舍，氢是氢可酮镇咳药。”一种无意识的重复。我很害怕他当下会在那儿崩溃。

经过这样那样的冒险，我找到了在自己特别想要毒品时获取它们的方法。而现在，我努力和莎伦一起在从未停息的狂风骤雨中穿行。驱力、手段、机遇乱作一团，有时它们连起来长到足以产生另一片海面；有时它们蒸发，让我一无所有、失望、抑郁。在那些夜晚，我会去拿一瓶可待因阿司匹林（Codeine Aspirin）药片，不需要处方就能买到。我找到了一种滤掉阿司匹林的方法，确保自己能通过可待因产生的快感得到暂时的休息。有时莎伦也会跟我一起吸，没人能对毒品的诱惑免疫。

莎伦和我准备搬去温莎，我准备开始研究生的学业，而她要开始社工的工作。搬家的计划似乎是把我们的生活连接在一起，让婚姻继续的最后一次机会。

但还是没有作用，它拒绝起作用。气氛完全不对。我一度对一切感到厌恶，而且对自己戒毒的失败感到十分抑郁，因此我决定参加一个六周的住院康复治疗项目。莎伦连听都不愿听，对她来说，这只是另一个假期，另一个忽视她的需要而专注我自身的借口。

“我只是在告诉你，”她说，“如果你去了，我也不会在了。”

“好得很！”我回击道，“只要我一直在你身边，你就根本不会在乎我内心的想法。”我的困惑迅速生长。难道她不想让我戒掉吗？她的威胁让我退缩。我还没准备好要放弃这段婚姻，可是我的一部分愤怒肯定已经转变成了怨恨。

在八月的一个暖和的夜晚，我们的争吵升级成一场全面战争。情况怎么会变得如此糟糕？我再也无法忍受。我告诉莎伦我必须离开……去某个地方，任何地方。

“不，你不能就这样走了！”

“就一晚！”

不过我很快意识到，我并不准备获得她的许可，我必须单方面行动。我把她留在了她母亲家——位于多伦多的一个高档住宅区，她在餐桌旁啜泣。没有其他人在家，但我告诉自己她会没事的，我没有回头，也没有想过打包东西。我拿了钱包和钥匙走向自己的车，一辆老旧的方背式大众汽车，就停在街边。

这时事情才开始变得无法挽回。我试了好几次才发动引擎，但我还没能启动，莎伦就打开副驾驶的车门，在我旁边坐了下来。她很震怒，她坐在那儿，嘴里喷出我从未听她说过的最侮辱人的话：你是个懦夫！是个自私的混蛋！是个怯懦的“瘾君子”！这就是你处理问题的方式。不是交流，不是妥协，而是毒品！当我受够了的时候，我命令她下车，那个时候我也在大喊大叫。终于，她下了车……然后躺在了车轮前。我简直无法相信。我下车看到她躺在街上，躺在车子前保险杠的正下方。我恳求她站起来，我的声音像是在舞台上，回响在寂静的街道上。我说这太荒谬了，我没法倒车，因为有一辆车正好停在我后面，而我也不能往前开，除非杀了她。最终她站起来，坐回副驾驶的位置，再次开始长篇大论的攻击，她说她不会让我离开。她又一次地躺在车子前面，然后再坐回来继续痛骂我。我为什么不把车门给锁上呢？

最后我失控了。我人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打了一个女人。事情发生得太快，我还没意识到自己打了她，就看到了她脸上的震惊，感觉到了手背上的刺痛。一时无言，没什么好说的了。她捂着脸，眼睛周围的皮肤开始肿了起来。我急忙带她回到家，做了人们在有人受伤时都会做的最普通的事——拿出浸过冷水的毛巾和一袋冰块。随后我们打电话给婚姻顾问：紧急会议，莱纳德！你必须过来……

我比莎伦还要震惊，可是我的怒气已经消退了，有好几分钟，我几乎感受不到任何事物。我没有感到真正的怜悯，而是某种表面的后悔和盘旋的困惑。我知道有些事错得太多，但我不确定是什么事。肯定已经快到午夜了，不过莱纳德说他45分钟之内就赶到。我变得焦躁不安，无法安静地坐着。我想吸毒。我向莎伦道了十几二十次的歉，然后跟她说我得出去走走，我得清空自己的大脑。她似乎并不在意，她知道我会及时回来见莱纳德。

我推开门，感觉到暖和的空气拥抱着我，带着我像个孩子一样远离此地。微风中洋溢着某种熟悉的香气，一种无形的存在在轻声细语，仿佛是在泰博学院我漫步穿行于黑暗街道的那些夜晚，仿佛是我去到空荡的教堂，坐在黑暗里，感觉不真实的那个夜晚。我走过街区，向左转，又走过好几个街区，街道上空无一人。我丧失了所有的理智，仿佛自己只是戏剧中的一个角色。

这第一次的冲动和计划从何而来？可以肯定的是，我的背侧前扣带回因为自我疲劳的破坏已经彻底停工了，自我控制的回路无法继续工作。这么久以来，我已经花费了太多的努力去控制太多的事情：感受、冲动、行为。背侧前扣带回与大脑皮层的许多其他区域相连接，而且直接与负责动机和记忆的边缘模块相连接：杏仁核与情绪有关，海马与情景记忆的存储有关（见图5）。背侧前扣带回从海马提取选项，而它与背外侧前额叶皮层的连接对这些选项进行修改，并将其保持在工作记忆中。背侧前扣带回中用于选择和决策的工具可以对有限的选项进行操作，还能通过这些工具来控制位于杏仁核和眶额皮层的情绪波动。与此同时，背侧前扣带回的连接向上经过前运动区通往运动皮层，将意图转化成行动，将不做某事的意图转换为制动操纵：肌肉握紧；而手，不论是握拳还是摊开，都回到身旁；舌头僵硬，羞辱的话戛然而止。这就是背侧前扣带回实现控制行为表现的固有能力。而同样的工作机制也是道德产生的前提，这绝非巧合。十诫（Ten Commandments）中大部分的规则都是以“汝不应……”的基调开头的。

可是这对我不起作用，至少今晚没起作用，自我损耗已经超过了某些不可逆的临界值，我已失去了克制的能力。我的背侧前扣带回组织已经耗尽了其神经递质，我的边缘系统正在自行运转，缺乏引导。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解离状态的版本之一。解离性药物可以瓦解大脑皮层和边缘系统之间的桥梁，而背侧前扣带回就是其中一座桥梁。这就是背侧前扣带回如何将理智赋予意义，用以实现其克制冲动的功能。可是今晚，我没有通过药物的作用就关闭了这座桥梁。我在梦里，进入了边缘地带。

我看见一栋黑暗的房子，一栋巨大的黑暗的房子，让我想起童年时代的一些事。房子旁边有一个类似电视天线的东西，在那个年代很流行，它有三角形的脚蹬，你可以像爬楼梯一样容易地爬上去。我没有多想就爬了上去。我所感受到的唯一情绪就是一种释放感。我爬上第二层，看见窗户开了一条细缝，我推开它走了进去。我发觉自己站在一条黑暗走廊的尽头，走廊很空旷，除了一种微弱的像是炖了好几个小时的肉味，一种美妙的气味。我沿着走廊前进，听着是否有任何声音，但什么都没有。我在一栋不属于我的房子里，甚至不知道它里面是否有人，然后我走向厕所，走到药柜旁。没有人在那里阻止我。

有一扇门从厕所通往卧室，我觉得自己听到了某人睡觉时发出的绵长而有规律的呼吸声。我无声地关上门，等待眼睛适应从街上洒进来的光。我轻轻打开柜门，清楚地看见复方羟可酮的瓶子放在架子上。我并不奇怪能发现它，因为这似乎是我梦境中的自然发展。我把它放进口袋，踮着脚走下楼梯。我走出去，温柔地在身后合上前门。就是这样。

吃下几片复方羟可酮之后，那晚我得以顺利地与莱纳德和莎伦完成两小时的会谈。我平静而优雅，愿意尽我所能地去妥协。我并不感到懊悔，事实上，我觉得有些得意扬扬。我的奖励在我的血液和大脑中，没人能找到它、夺走它。我们列出了规则，调整了之前的尝试，更新了合同与保证，之后莱纳德离开，又剩下我们两个人。我无法相信那一晚我所犯下的任何一个罪行，但我并不难过。不只是因为吸毒，我真的已经放弃控制了，所以再也没有什么好后悔的。

我和莎伦在九月初搬到了温莎。到了十月中旬，我决定必须离开，至少离开几个月，因此花了两周时间租了个公寓。此时已是十一月中旬，而我还没搬出去。这个沼泽地，这个把我往回拉的黏性物质到底是什么？我的能量和动机去哪儿了？连租住的地方需要油漆，我都几乎找不到动力去买。有醉酒的混蛋在门框上乱画了一个纳粹符号，好得很，怪不得这公寓这么便宜。上一任租客是当地某个黑帮的成员，好得不得了，万一他们又回来了呢？不，这里更安全。和这个女人在一起，这个我爱的女人，我对她撒谎，我恨她。我知道我必须离开，只是迟早的问题。她当然想尽量拖延。她用的每一个花招书里都有，但现在我根本不在乎她做什么。据我所知，她是……她是恶魔。

大中午的我还躺在床上，两点的时候我有一门课要上，但我还没决定要不要赶着去上课。我闭上双眼，昨晚的画面在密布的乌云中闪现。昨晚，我的天啊，我做了什么？我去了办公大楼中低矮的平房——所有医生的办公室都在那儿——基本上都破旧不堪，由胶合板建成。这样更好，我想。而且外面的一扇门没有上锁！于是我走了进去，那时至少是晚上11点。我很肯定当晚没人会来这里，可是我该怎么进入办公室呢？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门都真的非常脆弱，上面的锁也都是些毫无作用的小锁，连个固定插销都没有，所以如果我重重地撞开它……噢！这主意不好，肩膀疼得发烫。不过过道很窄，也许我躺在地上用肩膀顶着对面的墙，用脚用力地踹门，门就会……打开？疯狂的笨蛋，我的天，成功了！门连带着铰链向里打开，它看上去甚至都没受损，这真好，因为……我已经在第一间办公室里了。为了不引起注意，我把桌上的灯放到地上，开了灯。只需几分钟，没关系的。可是这里除了一些劣质镇静药之外，根本就没有毒品。他妈的！这办公室是谁的，精神科医生之类的？不过我因此找到了窍门。我回到走廊上，查看前门展示板上的专家科室示意图。家庭医生、牙医、皮肤科医生……嗯，我看看……啊！“内外科医生”——太好了，我喜欢这个。对我来说，这个听上去就像是杜冷丁。办公室的门像上一间一样打开了，我走了进去，但我好像听见一个杂音。糟了，外面有辆车慢慢地减速停下来。我赶紧回到走廊上，我还没准备要放弃。即便如此我也能不被发现地离开。我确定刚才那两扇门看上去都像没被动过的样子，然后回到外科办公室，关上门，上了锁。它看上去很正常，只是有一些缝隙，但要仔细看才能看得出。糟糕！窗户上有光。如果是警察，我就走不了了，于是我躲在办公桌下面，看着手电筒的光慢慢地交叉从窗户外照进来，之后就……不见了？我坐在那儿，纠结了15分钟。但是那辆车开走之后就没声音了。依然什么都没有，就这样了，他们不会再回来。也可能他们还会回来，带着加派的人手，那么我被抓到的机会是——多少？三分之一？不，他们不会检查每一间办公室的……我等了很久，逐渐恢复平静，却又不只是平静。因为我在这个黑暗而温暖的地方，还知道这里有毒品。我能感觉到它。在某人的办公室，某人想把所有毒品占为己有。一个浓眉大眼、父亲般的人物形象（不是我父亲）在脑海中盘旋着，但它们现在是我的了，都是我的，液体中的温暖让我安定下来，那混合着图像、黑暗与熟悉的汤汁，我几乎感觉到了他的祝福。没关系的，孩子，我理解。他理解才怪，他会非常生气的，我是个到处翻东西的小男孩，翻了一个又一个抽屉。毒品就在这里，有好多，绝对够了，满满一抽屉的盒子，堆得很高，是免费的样品。肯定是。噢，这里有杜冷丁，是多剂量玻璃瓶装：每毫升50毫克！这东西效力强劲，几乎是满满的一瓶。接下来我开始找吸毒工具——满满一抽屉的注射器和针头，每个都包装完好。我高兴得咯咯地笑出了声。我正在冒充海德（Hyde）先生，或者我不是在冒充。我对自己说，你完蛋了。可我依然在笑，指责的声音此刻没有任何力量。没有母亲或父亲的指责，哪里都没有。看啊，一个叠好的塑料袋。我开始塞东西进去，像是在毒品世界里过万圣节，我的心情已经爆表了——强烈的兴奋、欢快、力量、胜利以及期待……是啊……注射杜冷丁的感觉太棒了，没有什么事能比得上。我曾读到过，如果宇宙中还有什么更好的东西，上帝一定留给自己了。看啊——这是什么？右旋苯丙胺（Dexe-drine）[6]，拿着吧，为什么不呢？把它们混在一起会非常非常棒。这人甚至有复方羟可酮，他用这东西干吗？都放进袋子里。我关上所有抽屉，准备离开，把一切放回原位，使布置显得干净而整洁。这会不会很怪？我偷了他的毒品，却不想弄得乱糟糟的。但他自然会注意到杜冷丁已经不见了，大概明天吧。好吧，他总能拿到更多杜冷丁的。

又要回家了，又要回家了。不过回哪个家呢？我的公寓，对，我的公寓——这是个笑话——我用钥匙开了门，让自己不去看那个纳粹符号。里面非常冷，那又怎样？我用湿纸巾擦了擦餐桌，把袋子放下。我吞下三片右旋苯丙胺，把三毫升杜冷丁注入注射器，哼着歌，像是在低空飞行。多巴胺嗡嗡作响，因为此时离目标越来越近，图像的碎片如同尘埃微粒，在我的意识中汇聚成云，而我的腹侧纹状体在谷氨酸与多巴胺、意义和动机的波浪中被高高举起。去甲肾上腺素的水平更高，我因为兴奋而感到疯狂。不只是期望，还有一种焦虑与胜利的美味混合物，就像蛋糕上的糖霜。我脱下外套，绷紧手臂，把针头扎入血管，就扎在几天前留下的那个略痛的红色针眼上，针管中有一点回血之后，所有系统开始运转。准备好，全程要稳稳地推注射器的活塞才行。在活塞还没有推到底时，温暖而密集的愉悦波浪就开始按摩我的全身。之后，过一会儿，它们就没那么温柔了，它们像洪水一样淹没了我。啊啊啊啊，太棒了！杜冷丁完全是合成物质，是科学的奇迹，它击中我的阿片类物质受体并将它们灌满。在这半梦半醒的状态中，除了梦的低语，都是沉重的透明液体。这状态几乎和一氧化二氮引起的意识中断一样严重，但却更加丰富饱满，柔和地冲入海底，而且一波又一波，越来越深。

我在这即将属于我的公寓里漫步了三个小时，大约每半个小时就注射更多杜冷丁。一旦波浪开始退去，渴望就迅速地积攒，为再一次大量摄入毒品留下空间，直到我几乎不省人事。我处于木僵状态，我不能这样回家去见莎伦。又吃了几片右旋苯丙胺后，我的脉搏快得足以让我从迷惑中醒来。我能开车吗？我根本不在乎。不过离合器是个狡猾的装置，注定要迷惑我，于是我小心翼翼地把车开了出去，最好保持用二档的速度开，笨蛋，如果警察看我开得这么慢，肯定会让我停车检查的。

但我顺利地回到了家，莎伦已经睡着了。我窝在客厅的沙发上又注射了一次，然后躺下，意识四处漂流：太多的右旋苯丙胺让我无法入睡，太多——多得离谱的——杜冷丁让我无法做任何别的事。

凌晨四点半时，莎伦发现了我，她应该是起来上厕所或担心我，或做些我不在身边时她做的其他事。她把我拖到了床上，早上免不了又是尖刻的言辞，好像我会在乎似的。我把枕头盖在头上，直到她终于离开去上班。之后我不断入睡，再醒来。我不得不去上厕所时，看到镜子里的脸并不太美观。这张脸不是我希望出现在《心理学1250：认知过程》课上的脸。此时的我本应感到无比糟糕，只不过……只不过那袋好东西可以帮我度过这一天，光是这么想想都让我豁然开朗，一切都会好的。

那四个月——从九月到十二月——漫长、痛苦而扭曲的分居生活——是我堕入深不可测的犯罪旋涡的时期。那不是我，我不是罪犯；可那就是我，我就是个罪犯。白天我是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而晚上我是小偷。这种模式逐渐有了自己的逻辑——这种逻辑逐渐变成了必然，甚至几乎是自然。起初我闯入多伦多某家人的房子——这种犯罪会被判处多年监禁——而这使得一部分的我变得软弱，那个部分的我已受到永久性损伤。之后通过某种离奇的方式，我开始承认那个部分的我的存在，并有意地利用它，通过尝试错误不断地调整它。第一晚——在莎伦母亲家优雅的客厅里，我舒服地坐在莎伦对面，莱纳德匆忙从前门进来，随后看到莎伦的黑眼圈顿时呆住。这时我和他打了个招呼——那一晚将一连串的情感收获转化成了强烈的意义，产生了良好效果，以至于结束之后也没有完全消散。意义不但完好无缺，通过事件的强烈程度深深地刻入我的突触之中，而且还持续结晶，与每一次入室盗窃连接起来。我发现了反抗的某种极端行为，一种表达抗议的方式，它被克制了太久，以疯狂吸毒所带来的满足和抚慰感作为结束——这是通过切断连接的方式来获得重新连接。目前为止我寻求毒品的所有属性都体现在这种极端行为中。我没有征得同意就拿走药品，没有通过任何人的爱或支持作为媒介而得到了所需要的温暖。但是也有一个新的因素：纯粹的、野蛮的反抗。它是一条把所有东西系在一起的金色绶带。我的罪行，和那些年幼的孩子所犯的一样，将对温暖、联系、安全感的需求诉诸抗议的咆哮：你不能那样对我！你不能阻止我！我会做给你看！

我从小和隔壁的三个表姐妹一起长大，我暗自想成为她们家的一员，这样我就能永远和她们生活在一起。她们家里有种温暖和富足在召唤着我。我自己的家很柔和，像一团即将熄灭的火焰，但明登（Minden）家的这团火焰每日每夜地燃烧生辉——每晚我上床睡觉时，都能从她们家溢满黄色灯光的窗子里看到。我肯定不满足于停在窗外看里面，因为在一个夏天午后，当时只有四岁的我干了点坏事。我在后院捡到一根金属棒，她们开车出去时，我用它打碎了她们家的窗户。每个我能够得着的窗户都被打碎了。我的叔叔阿姨和表姐妹们回到家，看到地下室和一楼的地毯上全是玻璃碎片。我早已藏好了金属棒，因此我不明白是怎么怀疑到我的。但我自然还是被怀疑了，还被前所未有地打了屁股。没有人明白我怎么会做出那样的事，连我的母亲，最了解我的母亲，都不理解我的不满、冲动、鲁莽，以及我想毁掉把我挡在温暖房门之外的围墙的强烈欲望。

抗争反败为胜，可对我来说这代价太可怕了。它完全取决于我所能恢复的解离状态，通过扳动一个开关，切断我的背侧前扣带回连接变得越来越容易，而背侧前扣带回几乎早已不工作了。我要么在抑制自己对毒品的欲望，要么在抑制从我和莎伦之间的裂痕中喷涌而出的愤怒、悲痛、恐惧和罪恶。太多东西需要被抑制，而此时我的背侧前扣带回已被严重损坏了。它的功能坏了又修，修了又坏，直到像一个被修过太多次的架子，无法再承重，所以我会重蹈覆辙。但下一次入室、下一次盗窃又让我感到比之前更加孤独、羞愧、恐惧。于是我对抚慰的需求逐渐增强，而抑制的任务愈发艰难，最终我放弃了，穿上外套，抓起一个螺丝起子，跑向我的车。

然而反抗是有回报的，潜行、破门、盗走毒品给我带来了异常的兴奋和力量感，这和吸食甲基安非他命的效果是一样的。我们回忆一下，甲基安非他命所提供的是多巴胺（带来专注、能量、精力）、去甲肾上腺素（意味着新奇和兴奋，每秒刷新）和五羟色胺（滤掉负荷、放松、调节）的神奇混合物，这就是我所感受到的。我犯罪的神经化学成分是甲基安非他命和阿片类物质的混合物，而这种由自我控制抑制、背侧前扣带回解脱所引发的快感，有着瞬间消除羞愧和恐惧的效果。我花了好几个小时努力克制，阻止自己，强行压下不断涌上我喉咙的痛苦情绪，随着自我疲劳越来越沉重，随着不可避免的投降将我可悲的坚持分裂成碎片，终于，我放弃了挣扎，而羞愧和恐惧也消失了！夜晚的空气把它们溶解了。

我的罪行还有另一个好处，每次我重复这个循环，那两三天里我都会快活得像只风筝。之后我会耗尽、坠落、榨干自己，而且会感觉很糟：宿醉、迷糊、空虚、抑郁，通常还附带躯体戒断症状：眼睛流泪，过度刺激，呼吸短促。我的胃部一旦重新开始工作，也会有自己的报复方式：上厕所弯腰时灼热绞痛。不过最大的冲击是对我的精神。我从镜子里看向自己的那张脸：苍白、干枯、空洞、老化，眼睛下方脆弱的皮肤上出现了无法褪去的皱纹，有种特定的情绪近乎永久地刻在了那张脸上，那种情绪我从未见过，就是恐惧。我让自己生病了：心理软弱，身体残破，没有意志、没有温暖、没有任何象征着自尊的东西。“这是好处吗？”你可能会问。正是这种自我毁灭偿还了我的一些愧疚，如果我正在遭受这么多痛苦，我如何能为莎伦的痛苦负责？除此之外，我还能让自己重新依赖莎伦，至少依赖一阵子，因为现在我真的需要她，好让自己重新振作。我可以给予她似乎想要的东西：相互需要。

在我看来，我的罪恶似乎比别人眼中的更难以置信和古怪。有一次，我从学生会休息室的沙发上醒来，某个东西烧着了，闻起来像是橡胶和头发——令人恶心——而且我躺着的那个沙发上也冒烟了。过了很久我才意识到，我的烟还在沙发的洞里燃烧着。注射了太多杜冷丁之后，我的脑子失灵了，周围人的脸上写满了警觉、迷惑和厌恶。一个朋友来帮我油漆新住处，当着他的面，我每过几个小时就注射杜冷丁，这件事之后他再也不是我的朋友了。我学会了如何用塑料物品撬开上锁的门，我从一个很薄的特百惠（Tupper-ware）保鲜盒上切下一块，大小是信用卡的两倍，强度和弹性绝佳，可以挤入门与门框之间，然后压住上了锁的锁舌。大多数医疗中心都不使用固定插销和电子警报器，于是我变得越来越从容，越来越熟练。以前我会在夜晚破门而入，留下陈旧的门把手或木屑，想象着第二天早上发现被盗的医生肯定会感到惊恐和厌恶，而现在我会在下午五六点时进入大楼，用我的特百惠工具进入已上锁的办公室，然后等在那里。到七点的时候，除了清洁人员以外就没有其他人了，只有我。我伪装得很好，清洁人员或警卫看到我的时候，会以为我是一个工作到很晚的医生。甚至在我快速翻抽屉时也是如此。一天晚上，门突然有些急促地打开，我的访客并没有警觉地大喊，而是说道：“不好意思，医生，不想打扰你的，不要工作到太晚。我的意思是，尽管你是医生，但也可以放轻松点。”这种躁狂抑郁的状态一直持续着，但我仍然抱有希望。日子会过去的，只要莎伦和我不再吵架，而是让彼此感到快乐。我们一起看电影、做爱、聊天、努力。可是这样的阳光灿烂不会永远持续，当希望之光一闪而过，失望的感觉更强烈了。

到了十二月末，我仍然没有搬出去。循环继续着，而且越来越糟，似乎无法停下来。沉重的抑郁在每次入室盗窃之后变得更严重，把我击垮，让我虚弱。此刻我独自躺在莎伦的床上，每当我移动自己的身体，哪怕只是一只手或一条腿，黑暗的糖浆就会包围新的位置，填满短暂打开的细小空间，赶走可能进入的空气和平静的碎片。根本没有任何事情可做。移动、阅读、继续睡觉或保持清醒，去外面或留在这里都毫无意义。我的身体被黑暗填满，一个巨大的血块占据了我的身体内部。外面，什么都没有；里面，是厚厚的毫无生气的血。而此时我的双腿颤抖着，焦虑像静电一样在我体内流窜。多么令人愉快啊，一个讽刺的声音说：一个小小的霓虹灯惊慌地点亮了我心灵的空旷街景。

昨晚的争吵中，莎伦暗淡、饱受折磨的脸庞在愤怒中扭曲。是我的错，还是她的错？谁能说清楚？有什么用？这里什么也没有了。没有婚姻，没有束缚，没有共同的希望，没有可以在一起的地方。现在她去上班了，房子里回荡着空旷的声音。我一直等着门被砰的一声关上才从床上起来。我忽略了膀胱的不适感，直到确定从床到浴室的过程中不会看见莎伦。想着莎伦让我如此不愉快，但想着独处的感觉也并没有更好。

这导致了在这个早晨，我有了一个想法：应该？不应该？应该？不应该？我非常抑郁，无法承受指责。不可能指望所有人都能有截然不同的行为。假如能做到，知道有方法可以缓解，我会去尝试的。可是此后的四到五天里，当我耗尽精力，当戒断症状再次出现时，会和现在一样糟糕。可我又能做些什么呢？怎样才能让这一天过得多姿多彩、动力十足？只有计划又一次的盗窃，重复那些动作，为了黑暗季节之中的那些短暂光明的几个小时而活。

我终于在一月初搬进了自己的公寓，过了好几周，莎伦才收到我不会再回去的消息，她很痛苦。她的需要无边无际。我已经不再内疚，我们已经尽力了。而乌云开始散去，自我躲在抑郁和焦虑的迷雾之下。公寓里很冷，客厅里有一个暖气——一个小火炉，暖气必须从一边的卧室传到另一边的厨房。但我的内心很温暖，我的生活变得清晰而简单，沉积物飘落谷底，留下了一片学习和阅读的空间。我在清晨冥想，一直远离毒品。大概有四个月我完全没有吸毒。当我感到悲伤孤寂的时候就喝威士忌，而这似乎如此……正常。对此我几乎感到骄傲。我坐在冰冷的客厅里写歌，小口地喝着黑麦威士忌酒（rye）。我感觉自己再次完整了，对这种感觉我很珍惜。

但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当渴望或机遇出现时，我必须快速无情地将它们打压下去。我一周看一次心理医生：一个善良而帅气的男医生，名字叫巴伦斯（Balance）。（这是他的真名！）他帮助我走上正轨。我在学校表现得相当好。学期快结束了，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搞定了暑期实习。接下来的六月，我就要在桑德贝市（Thunder Bay）[7]

的湖首大学精神病院（Lakehead Psychiatric Hospital）进行心理学实习，从温莎或多伦多去桑德贝开车大概要20个小时。我偶尔和莎伦见面，不过那种可怕的撕扯已经结束了，她也重新振作了。我们偶尔可以在一起吃午餐。我开始和一个叫蒂娜（Tina）的女人约会，不过我们俩都害怕联系过多。我也和其他的女人约会。我去酒吧疯狂地喝酒，这是大学生应该做的事。终于，重新吸毒的潜在威胁开始减弱。

可是到了学期末，我开始晚上聚会，白天宿醉不醒。我卸下自己的防御稍微久了点。在某个聚会上已经喝到第三杯时，我去厕所小解，然后一阵冲动之下，打开了药柜。那里放着一瓶氢可酮镇咳药，它正在看着我。噢，我的老朋友。五秒钟之后，我把大半瓶倒入了我的喉咙。在我制止自己之前，我要快速做完这件事。接下来的24小时里，我感觉很快活，而我喜欢这种感觉。我当然喜欢这种感觉，一直都很喜欢。接下来的两个月，想要再次入室盗窃的欲望又强势回归了，我让自己不知不觉地陷入其中。抑郁又带着它的黑暗力量回归了，每一次堕落之后都愈加强烈。

我搬回多伦多住了一个半月。有一大批新的医学中心可以入侵。我开始有自杀的念头。在一间医生办公室里，我找到了液体盐酸可卡因（Cocaine hydrochloride），我注射了它。当流速加快了好一会儿之后，我还按着注射器的活塞。我不断把这种未消毒的溶液注入血管，直到我的意识晕眩、感到恶心、心跳加快、毛细血管肿胀，这意味着我离死亡不远了。那晚之后我乞求自己停下来。我盛怒着写下日记、祈祷，想努力找到一种可以与自我毁灭的逻辑相抗衡的另一种逻辑。我感到我的人生彻底崩溃了。我给自己写了遗言：马克有很大的潜力。他本可以成为一名心理学家、作家、音乐家、学者，或许能同时胜任这几种角色，但他没能取得成功。我对自己的人生负有难以承受的重责，这种重责压倒了我早已被毒品削弱的意志力，投射出本应辉煌的未来在一蹶不振的当下渐渐走向灭亡的画面。

然而对毒品的强烈渴望没有减弱，它从自身的满足感中生长出来，直到它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压倒我用来与之对抗的每一种理性思维。无疑，我的大脑正在被重新调整，它正在变成单维的：黑暗的抑郁与明亮的抚慰相对。但我从内部是看不见这种变化的，我试着用寓言来描述它。它是一种死亡愿望？一种对不朽的渴望？某种畸形的对自由的追寻？但是一次次地想要停止、放下，告诉自己这是最后一次，却一次次地失败。我的生活被彻底击垮，只剩下自我厌恶、彻底的自我憎恨、停止活下去的愿望和世界末日般的孤寂，只有魔法通道重新开启的时候，孤寂才会消失。只要我一离开房子，开车去寻找新的宝藏，抑郁就转化成了一种力量感。因为说“不！”的声音似乎来自他人，而我说的“去你的！”让我摆脱了随之而来的谴责和藐视。在我找到自己想要寻找的东西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又没事了。

这种冲动是如何突然出现，并且如此有力地突然增长的？我们已经了解渴望在心理和大脑中是如何运作的；我们也已了解突触的窄化是如何排除其他可能性，只剩下反复练习过的那一种的；我们知道自我控制如何被自我疲劳消耗殆尽，而反抗如何将失败转变为某种不自然的自由感。可是我的成瘾中的最后一个要素——可能是任何人成瘾的要素——就是自我责备（self-accusation)和自我轻蔑(self-contempt），它们折磨着我，一小时又一小时，直到除了离开无路可走。我正在表现自己：我应该要感觉良好，可我却感觉很糟，很孤单。经过前两晚而残留下的是破败不堪的身体，大量的黑暗思想，以及令人惶惑的不满。失望的感觉令人崩溃。失败的信息发展成声音，填满空虚：“你说过不能做的那件事——注射毒品——你就是无论如何都要去做。再一次！就在两晚之前你几乎害死了自己。现在你又想再来一次？”斥责的声音把散发着讽刺的污泥从废弃的管道里挖了出来。这讽刺是熟悉的老生常谈，是我母亲的声音？不太像，那是谁的？

如果你去问人们是否会对自己说话，或是否会听到自己脑中的声音，他们的第一反应一定是试着搞清楚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是指字面意义上的声音？还是指大声说出来的声音？不，就是想象的声音。你知道它们并不真的存在，但你能听见。还有，它们也不是大声说出来的。人们都说，它们在你的脑中，只不过有时它们会被大声地说出来。很多人报告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会把与自己的对话大声说出来[8]。但他们没疯，他们的行为只是我们大多数人或所有人所做的略微极端一些的版本。偶尔，我们大多数人会发现自己出声地自责：“你在做什么！这太蠢了！”或出声地称赞自己：“做得好！”

当你是发声的那个人时，很容易就能发现那是你的声音，而不是其他人的。但是当声音朝着你而来，当你是被指责的收听者时，那么是谁的声音就不太明显了。有时听上去像父母、老师、配偶，或是他们声音的某种结合；有时听上去像自己严肃的时候，批评指责着什么人，也许是个小孩：“哎呀，你就不能做点符合年龄的事吗？”有时听上去不像任何人，只是那个熟悉的存于你脑中的实体——它只存在于你的脑中。那么这声音的本质是什么？当你大声说出赞美或反对的话语时，这些话语是……好吧，它们就是话语。但是当责备（是的，通常是责备）向着你而来，它就并不一定——甚至极少——表现为完整语句中的完整话语的形式，通常它更像是一种声音语调，而不是真实的声音，更像是一种责备的形态或感受、一种味道、一种声音，传递着一种信息。因此，内部声音的问题从整体上难以阐明，除非通过观察我们的大脑。

眶额皮层及其附近的前额叶皮层区域对传入的信息进行采样——这是它们的职责——对其进行快速评估和情绪意义的破译，然后组织某些对信息早期阶段的反应：接近、停止或撤回。为了更好地进行这项工作，眶额皮层从大脑皮层的后部获取信息，那里是产生视觉和听觉的地方，是由神经冲动模式建造的丰富的感官世界。这些视听觉的感觉信息在向前传递的路上被修改了，它们沿着颞叶前行，从单纯的感觉转化成意义。它还被过滤、结合、同质化，从而变成由世界传递给你的连贯信息，它是有意义的，告诉你某些关于事物本质的重要信息。

杏仁核正好位于这条信息通道中，它把感觉图像与过往的情绪内容连接在一起。杏仁核中的情感连接非常强大，我们可以认为它们在流经的一切事物上刻下了印记，所有感觉信息都带上了情感色彩，而这种情感色彩和意义决定了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杏仁核向上与眶额皮层连接，而眶额皮层负责合成情绪意义以及开始准备行动。杏仁核向下与下丘脑连接，而下丘脑负责激活古老的反应模式，它已存在于我们祖先的脑中至少几百万年。这种反应模式如同暴怒反应：露出牙齿，向前推进身体来击退敌人。杏仁核再向下与脑干连接，此处的组织至少可追溯到爬行动物时期，它们协调着最原始的情感渴望。这些过程都发生得非常迅速，在二十分之一秒之内开始，意义、记忆、联想、本能、冲动从最初的感觉瞬间被激起，像石子击水后从中心点向四周荡起波浪。在大脑皮层有机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之前，它们早已发生。

不过有一点，颞叶中所产生的意义——为眶额皮层提供关于期待什么和如何去做的建议的信息，不一定需要输入，做梦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意义可以只是边缘系统的记忆，它可以通过重复来训练、合成、沉淀。因此我们“听见”责备的声音是由眶额皮层产生的解释——不断发生的拒绝、背叛、孤立的信息，基于其与杏仁核的联系，并受到一系列不同大脑组织的调节，可能根本不用费力——只用一句“哎呀，我又这么做了”做引子，就能开启意义的机器，安装好并让其运转。而这意义会募集各种细节对我们的不道德行为施加压力。你总是这么做是因为你的脆弱、恶劣、自私。这有道理，这是个连贯的故事，它在更多边缘输入的帮助下，快速充满了前额叶回路。但它并不来自于任何特定的说话者，它只是被一两个连接激活的合成独白，这连接对我来说就是毒品和愉悦，毒品和危险，毒品和惩罚。不意外的是，这些连接募集了大部分大脑和组织，形成了一个表面上的对话，一出完整的戏剧，戏中一个角色负责批评，另一个角色负责被批评。

因此我就这样被内部生成的谴责大火轰炸，我的孤立无援、最近入室盗窃的记忆、想要再次吸毒的冲动就是让这大火继续燃烧的充足弹药。失败、成瘾、拒绝的丰富联结是我的杏仁核中熟透的果实，将内部声音涂上责备的色彩。这并不需要真实的语言。我的眶额皮层的职责就是期待坏事如此发生，而这些坏事就是语言组织还不到一半时就已开始形成的指责。然而坏事一直发生，并且不断变糟，随着夜晚的流逝变得越来越糟，而这指出了最后一个要素：没有人，哪怕是毫无自尊的成瘾者，可以承受这种指责和鄙视的冲击而不发疯。因此愤怒也夹杂在其中了。愤怒的联结向下进入我的下丘脑，在此激活了反击和抵抗敌人的本能。此后一切都失控了。神经化学物的激流，如肾上腺素、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和大量缩氨酸被释放进入我的大脑和血液中。我的交感神经系统被激活，以至于整个身体变得紧绷。攻击的原计划立即启动，被边缘和皮层的化学物质充满，在上游等待。但还少了一样东西，就是攻击对象。我们到底对谁生气？谁是作恶者和敌人？我的杏仁核、眶额皮层、下丘脑回路不会等在那里让我想清楚，它被设定为立即运转，它选出附近的某人作为敌人，某个应该承受暴力的人。它选出了附近的唯一一人，而这刚好就是我。因此现在，我的脑海深处，我真的很生气，但愤怒绕了一圈又回到了自己身上：指责变成了醒目的怨恨，防御变成了更多的攻击，而武器就是那几乎可以听见的声音，意义的污点，内隐的，像是杯子底部浮动的毒药。

那声音并不来自于任何人。那声音是有组织的前语言攻击模式，被每时每刻滋长的羞愧和愤怒点燃，从它们自己造成的伤口里盘旋上升：你又要去做这事？继续通过肮脏的毒品来贪婪、放纵地寻找愉悦感，然后失败？难怪你一屁股坐在这儿。噢，我们应该做什么（用做作的音调说着）？我们应该对自己做什么？其实只有一件事可做，只有一条可以逃出这个地狱的路：不再做自己，不再做接受者。换个环境，从被动到主动，让愤怒在反抗的火焰中净化自己。我要说的只有去你的！坐进车里，开车离开。我走了很远，远走高飞，我不再是我了，批评的声音像苍白的鬼魂四处游走，紧紧相随。此刻的受害者不是我，受害者在夜晚之中。

不知为何我强迫自己再次停下来。我告诉自己我无法再忍受回到那种状态，它太强大，而我却太弱小，而必然产生的抑郁会将我洗劫一空。当诱惑努力阻碍我的时候，我迅速做出了反应。我转身，说绝对不行！然后让我的心智赶快转移到其他事务上去。生活貌似回归了正常，暂时的正常。

春天转入夏天，是时候开始我在湖首大学精神病院的实习了。我打包好自己的财物放进我的大众汽车里，花了两天开了20小时的车，中间停在某个叫作瓦瓦（Wawa）的荒僻小镇里过了夜。第二天晚上，我开过一个山岗，看到桑德贝的景色在我眼前展开，这个城市人口约十万，位于苏必利尔湖（Lake Superior）的背面。桑德贝的冬天非常冷，但在这温和的夏夜里，它似乎是无害的。然而我也立刻感受到这里离我所熟悉的那些地方有多远，蒂娜远在温莎，她说她爱我，或许是真的，但有了这样的距离，我没法和她接触。无论如何，我有一份不错的工作，而远离温莎和多伦多也许是一件好事。这里自然也会有医疗中心和医生办公室，但我不知道它们的位置在哪儿，也许会一直都不知道。

我带着包穿过长长的走廊，我的焦虑并没有因为这医院的布局而减轻。这家医院在市郊，里面有一栋巨大的中心大楼立在大片的草坪和花园上，每隔几百米就分岔出一些病区和突出的隔离病房，全都由同样的红砖砌成。每个病区里都住着不同类型的精神病患者：躁狂的、抑郁的、精神分裂症的（偏执及其他），以及心智迟缓的——旧称“智力障碍”。病区之间有庭院——像公园一样围起来，患者们可以在外散步，只要不离开就行。我的房间在员工住宅区，离大楼主入口最远。房间很简单：一张靠着外墙的床铺，上方有一扇窗，一张书桌，一把椅子和一个衣橱，就这样。大厅里有间公共休息室，精神科住院医师、心理学实习生以及其他专业人士可以在此集会、聊天、增进了解，只不过这里几乎总是空着的。晚上大家都去哪儿了？这一切尽管不是让人特别愉快，但似乎还能生存下去。最让我烦躁的是，从我的窗户穿过庭院看过去是住着严重智力障碍的成人隔离病房，他们中的大部分也被诊断为精神疾病。这些人几乎不会说话，或者会说话但你无法理解他们在说什么。他们可以很暴力，但是是无意的而非故意的，他们体验着可怕的、一阵阵的挫折和绝望，通过啜泣或恸哭表达出来，缺乏动机和希望。他们中大多数人的体重过重，如果你近距离仔细观察，会发现他们的外貌都下垂或凹陷了，呈现出一种婴儿般的精神不振，这让他们显得懒惰、吃力、困惑，像被困在畸形身体之中的流口水的成年人。我为他们感到特别悲哀——悲哀中还有一点点害怕。

前三周过得还行。我的工作很有趣，我被分配去照顾那些有严重心理创伤的病人，但我认为我能用某种方式帮助他们，至少我可以陪着他们闲逛、胡言乱语、听他们讲恐怖或受虐的故事。大多数日子里，我会在六点钟左右去食堂吃晚饭。我也会开车去城里的餐馆吃饭。我结识了一些其他的实习生，他们人都很好，但也没有完全合得来的，我更喜欢一个人边吃饭边看小说。我认识了一位心理学同事，他邀请我去他家与家人一起吃晚饭，但他的大方邀请只是客气一下。在笑脸背后，没有人是可以相信的，因此我在大多数时间是独处的，我感到很孤独，而这孤独感开始干扰我的决心。孤独几乎成了声音，含蓄地谴责我是一个大家都不愿意与之相处的人。而吸毒的想法又在这些阴影下开出了花朵。之前的几周里我还能抵抗这些想法，之后有了变化。不知怎地，这里的一切悲伤都向我涌来，让我的孤独感愈加壮大，直到我因此感到窒息，窒息而且焦躁，夜复一夜。这种混乱滋生了一种绝望感，一部分的我不再相信自己能继续拒绝诱惑，而任何一个成瘾者都知道，这就是通往复吸的门票。如果无论如何它都会发生，那么不妨就在今晚。

于是我又开始重操旧业。首先是一间私人办公室，它沿街的窗户没有锁牢。接着是一家有十几间办公室的医疗中心，是栋老旧的砖混建筑，每间办公室的锁都可以用我的特百惠工具强行打开。每周入室盗窃三四次，即便对我而言，这也太频繁了。我身体之下的地面正在融化，我开始恐慌。这里没有我能说话的人，没有朋友，没有熟悉的地方，而住在对面的患者的哭号似乎在我睡着时进入了我的身体和大脑。

这场必然的堕落由独特的奇幻历险开始，一天天变得愈加匪夷所思。在我所偷的毒品之中，有一大瓶脱氧麻黄碱（Desoxyn）——口服甲基安非他命，有减肥需要的人应每日服用一片。我回到房间后吞了三四片，然后混合了一些镇静剂，躺在天花板下度过了这个夜晚，在梦的云朵中翱翔。清晨来临时我仍处于快感之中，但我没有睡着，疲劳开始乘虚而入，于是我又服了五片。我有一篇报告要写，没问题，就是一篇简单的心理评估报告。我已经做了测试，计算了数值，做了一堆笔记。“大卫的学习困难是由以下几个方面的认知薄弱造成的……”这是心理学入门课的内容。可是这一整天似乎是在一连串拖延中度过的[9]。五点钟的时候，霍普金斯（Hopkins）医生，我的老板，建议我先休息一晚上，明天再完成报告。

甲基安非他命会一直让人处于快感状态，持续约18个小时。难道我忘记了？当晚我根本没机会睡觉，于是我又服了甲基安非他命，读书、弹吉他，尽情享受。第二天有很多话要说，我停下来和每一个我认识的人聊天。但当我终于坐下来写东西的时候，我能看出自己的思绪已不再清晰，是的，现在我已经有两晚没睡觉了。疲劳的大军在我的门前聚集，但我拥有所需的巩固自身防御的武器。那天早上我吞了很多安非他命，感觉自己完全处于平稳状态，于是静静地准备完成写作。可是并不太容易。我想我可能还得吃点东西，我已经不记得上一餐是什么时候了，但我并不饿。排队站在食堂柜台旁，人们似乎一直在看我，要不然就是很快地就移开了视线。我试着减弱眼中的亮光，它在镜子里看上去似乎确实特别地亮。不过我确定我的表现不错——实际上比不错还要好。我几乎轻快地跳起舞来，说出貌似相当聪明却无礼的话。我到书桌前再次开始写作，我很喜欢自己的用词。我所达到的洞察的深度像是真相的钢铁巨石，费力地由晦涩的证据碎片构建起来，不可逆地装配上逻辑的水泥，上升穿过不确定的迷雾，成为我锋利思维的纪念碑。看得出来，我的第一份报告将会非常出色。

但是下班时我还没有完成报告。霍普金斯医生冷静地看着我：“你可以在心理学办公室继续工作。”他说，“我会给总机留言，你做完了再锁门。”然后，他顿了顿又说：“写完它。明天一早我就让辛迪（Cindy）把报告打出来。”

我又服了很多甲基安非他命，接着一直写到深夜。当我突然意识到这份报告的目的在于稍微拓展一下测试结果并且做出建议时，已经差不多凌晨三点了。这份报告本来只要写一两页，而我写了15页！我痛苦而强烈地开始意识到我搞错了重点。我不仅把论述的重点放在了某种幻想的知识论坛上，而且我捏造的一切都基于毫无价值的推测——这正是我所受的培训让我避免在心理报告中做的事。

我必须重新写，但我已经有三晚没睡觉了。花了一整天和半个晚上写出这篇可笑的报告之后，我怎样才能在早上八点半时重新写完？我又服了脱氧麻黄碱，感觉有一股能量涌上来，但比我期望的要少一些。我对甲基安非他命的耐受性快速地增长。我觉得我还是能完成的。但当清晨来临，霍普金斯和秘书们吃惊地发现我还待在15个小时之前所在的地方。带着大家的关心，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只剩两段了，可是和过度疲劳作斗争使我无法思考。于是我又吞了18片药片，继续我的任务。我费力挤出一个又一个单词，我努力让它们连成简单的句子，但每个句子都有自己的思想，漂浮着变成离题的细节，与任何东西都无关。到了下班的时候，霍普金斯医生看上去很担心我。

“到底……是什么问题？”

“我只是……我差不多完成了。真的！”

“马克，我明天早上需要这份报告，病人家属会来向我咨询。出什么事了？”他眼里的和善已经消失殆尽。

“我因为发烧彻夜未眠，霍普金斯医生，我睡不着。如果我不每小时喝一杯咖啡的话，我出去会弱不禁风，我只是无法清晰地思考。”

“我只是不明白有什么问题，这只是一份简单的报告，关于一个有学习问题的男孩。”

“嗯，我确定我可以在一小时内完成报告。”

“那你就在这里继续写，直到完成。我叫辛迪等一下，你完成报告后她就可以打出来了。”

“谢谢，这——”

“你还一直在增加更多内容，马克。只要写完它，写简单一点。”

我坐在一张桌子前，辛迪坐在另一张桌子前。其他的心理学实习生进进出出，丢下一句鼓励的话，然后很快就紧张地离开。每个时刻似乎都充满戏剧性：交替出现怀疑的否定与同情的画面——同情这部分是令人欣慰的。还有人相信我说的咖啡的借口吗？我的衬衫被汗浸湿了，上面满是褶皱。但辛迪安静地坐等我的每个句子，开始打字，然后尽可能温和地让我知道，我似乎完全没有抓住重点。在几乎能被听见的低声建议中，梦境剥夺升级了。我知道这些声音在我脑中，但我感觉辛迪一定也听到了。几个小时过去了，我眼角闪烁的动作越来越难以被忽视。每隔几分钟，我的整个视野似乎就会倾斜摇晃，像信号不良的电视频道，梦境意象开始侵入每个思维和句子。此时辛迪正带着毫不掩饰的焦虑看着我。

之后错觉真正开始产生了。至少在一个小时里，我试着想弄明白为什么辛迪今晚会在这里打我的报告，我们明明已经在昨晚做过同样的事了。她一定对我很生气，因为要重新再做一遍。我已经完全相信这是先前事件的重复。窗户上闪着浅浅的光，紧迫性，尤其是耻辱感产生了，完全和昨天一样。接着，在冰冷的冲击下，我意识到这是一种似曾相识感，我迷失其中并相信它就是真的。我开始觉得我无法完成报告了，我崩塌了并进入一种由安非他命引发的精神障碍。绝望和难堪把一切都淹没了。辛迪试着帮助我，她抬头看我，等着下一个句子，然后大声地读我写的东西。然后我说：“我懂了。”接着口述了一个句子，当说到一半的时候，句子的开头已经模糊不清了。真令人绝望。

这样的状态直到霍普金斯医生晚上九点钟打电话来确定我们是否完成时才结束。真的只剩三四句话要写了，但这种情况下至少还要一个小时才能写完。他坚持让我今晚先回去睡觉，明天早上再来完成报告。我同意了。

我步履蹒跚地回到房间，被丢脸的画面弄得头晕。他们不会再以同样的眼光来看我，我已声名狼藉。他们知道，他们一定知道我在吸毒。昨晚的清洁女工已经知道了。“我以前看过这种样子。”她说，“我儿子过去也吸毒，但现在他已经好了。”自那以后，情况变得更糟了。我打开门，面对着空荡荡的床铺，我的头开始上下晃动，但我没有屈服。我仍在追寻某种放任的象征——甲基安非他命的狂欢及其固有的谎言。我需要它不停止、不后退、不接受睡与醒的惯常循环破坏错觉的能量。我来到抽屉前，拿出了一个苯丙胺吸入器（另一种形式的甲基安非他命）——仍然是上一次入室盗窃所得的战利品。我打开容器，把里面的物质浸在水里几分钟之后喝了下去。我不知道我摄取了多少剂量，也不知道在三晚没睡之后它会对我产生什么作用。但无论如何我把它喝了下去，我的神经系统摇摇欲坠，像一条掉落在人行道上的电线，断断续续地向前延伸。没事的，我能应付得来，但我需要服用更多的镇静剂来平衡这疯狂的能量。我找到了剩下的药丸，强迫自己全部吞下去。之后我躺在床上，等待着镇静缓缓而来……终于，它慢慢地爬上了我的脊椎。它来了，我真的再次感觉良好。于是我朝窗户走去向外看，而我所看到的东西毫无意义。庭院那边，三个严重智力障碍和身体畸形的患者回望着我。他们不可能是真的，但他们就是真的。我偷溜到休息室，从那里的窗户向外望去。那几个患者没有移动，他们还在看着我。我盯着他们看，觉得很尴尬。但他们怎么能看到我呢？他们晚上怎么能出来呢？还有，为什么他们看起来这么大？我回到自己的房间，躲在窗框边上偷窥。怪异的病人，有正常人的两倍大，他们从窗户爬到外面然后攀到墙上，肩膀上扛着他们的床。他们进入庭院，然后离开，奔向自由。我看着他们，带着羡慕、害怕和一种愉快的骄傲。谁曾有过这样的快感？

那一晚我最终还是睡下了。接下来的三天里，我远离了所有人。霍普金斯医生完成了那份报告。我们一致认为我正在遭受神经衰弱的折磨——这个临床标签已经沿用了100多年。“休息一下。”他说。狂欢之后的身体和情感残骸似乎是难以克服的，抑郁像雪堆一样越积越多，掩盖了一切。我花了两天时间试着阅读——和睡觉。接着，第三天的夜晚缓慢而又悲伤地到来了，而我知道如果不内省的话，我还会再次入室盗窃的。我足够坚强可以内省，而又太过抑郁以至于无法完成。

现在外面天已经黑了，我在这家大型诊所里已经徘徊了一个多小时。我看过每一层楼，但是办公室里几乎什么也没有。随后我找到一家街边的药房，它的货架召唤着我。我能看见天花板上装了某种动作探测器，但我还是走向了货架并开始搜寻。我告诉自己我可以迅速从这里离开，只要我不逗留就不会有问题。我找到了一大瓶氢可酮镇咳药，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然后我就看到了窗外的灯光——车头灯的灯光。我依然没有恐慌。我像是在糖浆中缓慢移动，如此之慢，以至于像在梦里。我还没拿到它，然后我听见门被甩开的声音。我的胸腔终于害怕地收缩着，我起身，跑到大楼另外一端的尽头，瓶瓶罐罐都装在我的大衣口袋里。我听见开门声和喊叫声。我走下一段楼梯，发现走廊里的一扇窗户向外看去对着大楼后面的一口井，从地平面算起，它的顶部在我的头上方1.5米。我对自己说我能行。我爬上去，抓住窗户边，让我的身体穿过窗户，此时的我在肾上腺素的帮助下移动着。终于，我到了井里，我想我可能可以在他们找到我之前跑过草坪。我伸长手臂，开始把自己拉上去。之后我感觉到有力的手抓着我的双臂，帮我向上爬。你们真好，警官，帮助一个处于如此困境的家伙爬出来。我几乎大声地说了出来。他们并不粗暴，但也不是特别友善。他们掏空了我的口袋，用手电筒照着搜出来的东西，在书写板上写了些东西，给我铐上手铐，然后带我走向了等在那里的车。

在警局里，事情像流水线一样一步步进行着，我被采集了指纹，每只手的大拇指和其他手指都被扣紧，一个接一个地压到印台上，然后坚定地按到了一张白色表格上的一系列小方格里。我没有反抗。我被采集了照片。我的头和身体被另一双手移正位置。我几乎没有感觉，有种带点悲伤和焦虑的呆滞，但没有真正的恐惧。为什么我没有更加害怕？最终我被押送到了一间牢房，这是一个小房间，其中一面墙是栏杆，就和电影里一样，我将在此度过这一夜。我坐在唯一的一张小床上，这次真的很严重，但我的思绪仍在继续飞驰，我的感受在小小的旋涡中变换。这次你是成年人，而这是个重罪。之后，随着时间的拉长，一种意想不到的平和开始沉淀下来。总有一天它会发生的，而现在它已经发生了。终于结束了。

我从监狱里打电话给另一个实习生，她就住在桑德贝，然后她打电话找了律师。那律师用某种方法让我第二天就被释放了，我们在法庭上见了面，他请求一个月以后进行庭审。我回到了医院，但当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时，我看见门被黄色的警戒带封上了。我觉得自己无处可去，然后我意识到这里的每个人一定都知道了。我开始明白被捕将不再是我自己的小秘密，羞耻和懊悔开始从伤口里渗漏出来，这种渗漏好几个月、好几年都没有结束，有时它会扩大成激流。就在那天晚些时候，我见到霍普金斯医生，他没有什么话好说，但他的眼睛因为厌恶而眯了起来。我被告知要打包好自己的行李，随后被一个保安护送回房间。不到半小时我就打包好了，我环视着空荡荡的房间，和刚来时一样，仿佛我从来都没有来过这儿，而我真希望那是真的。我闭上眼睛，试图让它成真，我真希望我从来都没有来过。

庭审之前我一直住在一个熟人的家里。我把头缩进壳里，我知道自己不是特别受欢迎，但我必须去做这件事，去完成这项任务。我的律师在与我短暂会面时已经说得很清楚，我能不坐牢的唯一方法就是一堆展示自己闪光点的推荐信。我要给每一个我认识的人打电话或写信，每一个权威人士、导师、教授、心理学家、有受人尊重的工作的朋友，请求他们为我写一封信。你看，我被指控入室盗窃了，我有吸毒的问题，如果你能说一些我的好话，那就真的太好了。

而他们真的写了。一封又一封信件，都是对我有利的话。问题是，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了，每一个我尊重的人，每一个尊重我的人。我在温莎大学的导师，罗恩·弗里希（Ron Frisch）写了我所做的工作，写了我当初为了进入研究生院学习所做的刻苦努力，以及尽管我很努力，我的吸毒问题仍没有解决是一件令人感到耻辱的事。之后他打电话告知我被开除了，要么我自愿离开系里，要么他会开除我。我很崩溃，也很生气。尽管我知道事情很棘手，但我觉得应该再给我一次机会，而他不同意。

“你知道我们的实习机会多珍贵吗？你觉得我们的学生还能再被邀请去湖首大学吗？”

“是的，可是——”

“除此之外，你不适合去帮助别人处理他们的问题。在你想要成为一名心理学家之前，你最好先把自己的问题解决好。”毫无疑问，弗里希说得有道理。

我的庭审终于到来了，那些信件肯定起了一些作用。我被判处一年缓刑，并被命令要接受更多治疗。我不觉得自己会介意去监狱里待上一段时间，我不确定自己还能做些什么。可是我回到了借住的房间，睡了12个小时，打包好行李，然后沿着街区走着去买点早餐。报亭里的《纪事日报》的头版吸引了我的眼球：

杰出学生的未来被庭审定罪终结

一名来自多伦多的男子本可以在心理学领域大有前途，却被指控入室盗窃并被定罪判刑，现在他将面临一个惨淡的未来……今年夏天，刘易斯在湖首大学精神病院实习，他的生活看似前途无量。随后在7月21日，警察接到一个警报……

……我没法读完，它让我感觉不舒服。我忘记了早餐，找到自己的车，把自己的行李扔进车里，然后开车离开。这再也不是我自己的小秘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