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治愈

你可能会觉得被捕、监禁、被研究生院开除、忍受某种痛苦而又难以掩饰的声名狼藉，这一切以及重新做人的愿望，足以让我停下来。然而并没有。我回到多伦多，感到无所依靠。我的人生变成一个开放的通往虚无的大道。我编了个借口告诉亲朋好友，让他们认为我是主动离开学校的，只有几个密友知道真相。不过人们当然有所怀疑，尤其是我所在的温莎大学的系里。我不想回到那里，去年春天我已将公寓的东西都打包好了，接下来没什么事需要我去做。

我住进了一个合住宿舍，然后开始找工作。我的室友都是友好又聪明的人，我和我所预期的一样快乐。我和一个朋友开始做洗窗户的生意，我们也做一些油漆的副业。它虽没有漫步学术殿堂那么光鲜，但也是个生计。我又从零开始了，但有种向前走的感觉，然后几乎同时发生了两件事。我有资格申请一份在困难孩子之家的工作，而申请表上出现了一个琐碎的问题：你是否曾犯过罪？因此我不得不把事情写出来，自然没有得到这份工作。但我得到了一份新的油漆工作，一个远房表哥在多伦多市区有个药店，那里的天花板需要油漆。我对于自己在精神卫生领域的前景很绝望，因此在药房工作几天可能不是个好主意。在我混放油漆、刷子的地下室里，有大量的药品，大部分是旧的和过期的，但它们仍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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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就这么又开始了，它断断续续持续了两年多。解脱期甚至是平静期，往往夹杂着抑郁发作，导致了更多的入室盗窃，又导致了更深的抑郁，周而复始，但我从未放弃。我戒除毒瘾的努力不断泛化，比如心理治疗、杂志写作、冥想、和朋友聊天，以及某些残酷时刻里，强烈的自我惩罚。有次我喝了一杯自己的尿，试图证明自己是在饮鸩止渴。许多我对自己写下的誓言都是用自己的血来书写的，这是为了强调自己受伤的程度。有些朋友背弃了我，但也有一些仍然很忠诚。他们看着我与恶魔挣扎，只希望能够做些什么帮助我。

我与蒂娜的关系渐渐转为友谊，我开始到处与其他女人约会。然后我恋爱了——严重而无助地陷入了爱情——与一个叫翠西（Tr-ish）的女人。在我眼中，她聪明、活泼、极度脆弱，而又非常性感。她比我小八岁，我们觉得这有趣又甜蜜。我理应是那个成熟的男人，但我对翠西没有秘密，至少最开始是这样。她了解我的缺陷，她对此并不陌生。她父亲是个酗酒者，我是个“瘾君子”。至少我努力要戒毒，而且有时连着一两个月我都是成功的。只不过之后我又会重蹈覆辙，这让她很受伤。她不会对我发怒或反感我，但她会感到受伤。我的毒瘾在感觉上太像她父亲了——极具威胁性，毁人一生。她很担忧：担心我——尤其因为我还在盗窃毒品，担心我们。

两年过去了，我和翠西的感情越来越深。她的孩子气和反复无常的心情让我感到无休止地挫败，但我全身心地爱着她。我和她的朋友成了朋友，她了解了我的家庭，然后我们聊到要搬到一起住。此时我住在城区一个高档社区的一居室公寓里，一棵巨大的榆树占据了我二楼窗前的大部分景色，还有一个陡梯通往底层的小厨房。我记得翠西蜷缩在浴缸里，她纤细的四肢泡在水中，聊着某天与我生个小孩的梦想。

”

一个犹太爱尔兰人的小孩，”她大声说出她的想象，“我们可以叫他帕特里克·摩西（Patrick Moses）。”

我喜欢自己的小公寓，尤其当它被翠西填满的时候。她经常在我这里过夜，我也经常在她家过夜。然而，在某种程度上，光有翠西还不够。对毒品的渴望会涌上来——几乎总是在她想要独处的那些夜晚——有时我无法控制。越来越多的毒品，带来了越来越多的风险和对彼此的伤害。翠西警告了我，她不知还能这样承受多久。确切来说这不是警告，更像是一个无法持续下去的预兆。因此我会在吸毒的事上撒谎，吸上一两个星期之后，戒掉，然后告诉她我撒了谎。她会听我说完，然后离我远一点儿。事情对于我们变得越来越艰难，有一段时间她都不愿意和我一起过夜，这只会让我更加渴望她，而这种渴望让她感到害怕，又让她离我更远了。

最终我清醒地认识到翠西想“只做朋友”的时候，我的愤怒蔓延开来，就像受伤后的瘀青。我离开她，愤怒而又绝望；我重新开始吸毒，吸毒让我重整旗鼓。这以大规模的狂欢告终：轮换吸食杜冷丁和可卡因，我可以达到几小时的木僵、幻觉、妄想。我最好的朋友找到半清醒状态的我，带我回家，把我放在床上。我不知道睡了多久，但我醒来时，世界寂静无声，了无生趣。

此时我发现自己一个人躺在这里，我断断续续地醒来有几个小时了，而在这期间我孕育出一个非常实际的幻觉：自杀。有很多方法可以完成它，我现在应该是个专家了。最终，我起身开始踱步。我公寓里的气氛很厚重，厚得我要努力才能喘上气，呼吸点缀着燃烧的内在发出的刺鼻气味。攻击的意象出现，然而无人在旁。翠西走了，我的朋友们走了。他们脸上的惊恐在记忆里变得鲜活，羞耻的感觉让我无法忍受。现在我该做什么？如何熬过今天？我必须要搞到更多毒品，但这又会继续这愚蠢而又乏味的循环一周或两周，直到我逼自己停下来，然后我又会再次开始。而我这次真的不能面对了，这太痛苦，太无聊，太无意义。

我应该给翠西打电话告诉她我这次的放纵吗？企图引起一点儿同情？这就等于在告诉她，我们之间不会再有任何机会。我可以保持一个月，甚至两个月不吸毒。但永远？你在想什么，翠西？而这一切都不再重要了，翠西早就不感兴趣了。

我摇头想摆脱这些声音，它们越来越刺耳，指责着我，毫不留情。阴郁如此之深，我几乎无法穿过它。我记得上次她和我在一起待了一天：有风、有飞盘，还有树叶在步道上神奇地打转。而这一切都没意义了，没有丝毫意义。我不在乎午饭，也不在乎晚饭，我不在乎翠西，并不是这样，我只在乎得到更多。旧的发动机开始在下面轰隆作响，是熟悉的、无止境的、无聊的、轰鸣和嘶吼。

我用柔和的动作数了数我的伤口，为了不撕裂它们。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朋友们脸上的表情。我可以不断地许愿、许愿再许愿，但永远也不会好。而翠西走了，真的走了，已经一星期了，相当于永远。而我必须接受，因为我对她亏欠太多，因为我足够尊重她，希望她在自己的人生路上成功，而不是让她经历这已经毁掉我的无止境的堕落的肮脏，因为我如此爱她。一瞬间，这里面有种类似解脱的东西，然后我又被孤独的洪潮席卷了，没有翠西的生活真是种巨大的煎熬！

此刻我坐在厨房的餐桌旁哭泣，陌生的声音从我身体里传出“这太糟糕了。太糟了，太糟了。”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毒品，都是因为我停不下来，因为我不能停下来，因为我不愿停下来。它会杀了我，是的，杀了我。这不公平。

但某个东西瞬间改变了，一个声音——我的声音之一——听上去似乎站在我这边。

你不能这么对我！我值得拥有活下去的机会。它又来了。这声音不是我熟悉的那个。
我值得从你这里得到自由。你不能这么对我！你不会！我不会让你！我不会……

有一瞬间似乎是某人——可能只是我自己——来帮忙了。

一个曾经的治疗师的话从地底下冒了出来：“一个存在主义者所能说出的最有力的话就是‘不’。”

我会说“不”。

我用与以往不同的方式思考着。

如果我真的做到……？如果我真的真的真的戒掉呢？如果我不再接触毒品，永远，一辈子？也不会比现在更糟糕，没什么能比现在更糟。

我起身在厨房里走来走去，想象着未来的可能性。我接着想象戒掉——不只是一个星期或一个月，而是永远。而我发现每时每刻说“不”是可能的。好吧，如果这是可能的，就意味着我可以做到。我不断重复着，这简单的逻辑开始连贯了。然后是下一步，如果我能做到，就意味着我可以说我会做到。我同样不断重复着。之后我把它缩短成四个字：我会做到。而这个想法的某处包含着温暖的呼吸、不熟悉的融雪，和一缕自爱。

我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空白的纸，画了一个复杂的形状，介于花和曼陀罗之间的形状，在纸的正中写上“不”这个字。然后我画从中心延伸出的线条，一直延伸到纸的所有边缘。于是纸上的每个部分都被一条线分割，这条线带回到中心的“不”。我画了半小时，毫不费力地点缀上精美的设计。我的心脏缓慢、坚定地跳动，带着一点可能性的感觉。除了这个目标我不敢想别的：我需要整天说不，每时每刻说不。“不”是我的朋友；“不”是我的中心。最终我看了看自己的成果，泛起一丝微笑。这微笑是温暖的另一种品尝，这微笑让我放松，开始给我力量。然后我告诉自己，是的，我可以做到，我可以说不，只需要向自己证明。

我把曼陀罗放在木相框中，把它挂在通向厨房的过道一旁。我注意把它放在与视线水平的位置，这样我就不可避免地一天中多次看见它。我感到焕然一新，这次与以往任何一次都不同。

一周以后的一个星期天早晨，我在床上辗转反侧，阿片类物质戒断反应像恶鬼一样流向肚子和四肢。我不想要在没有阿片类物质的世界里……单独一个人。我的眼睛闭着，企图进入最近的梦境。我不想要醒来，暂时不要，不要开始眼前这漫长而空虚的一天。

但这恶鬼缠着我、戏弄我，通过唤醒的星星之火，最终把我拉入意识状态。而我爬出床，怒视着它们的坚持。现在我起来了，我冲进厕所，小便，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不太糟，本来可能会更糟的。我穿过卧室，走进小小的客厅。窗户外面的那棵树巨大而气势磅礴，一瞬间我迷失在羡慕里，而后我把思维转回了自身。我该拿自己怎么办？我如何填满今天的空虚？然后我惊讶地意识到此刻的空虚并不那么深。抑郁……在某种程度上消散了，在一个充满浓雾的地方减弱了，阳光几乎照了进来。我漂浮在属于自己的早晨，而我……我还好。我并不是很棒，但我还好。光在这儿，不明亮，不耀眼，不是那种从药片中心发射出的圣光，但这光足够生存，足够看看四周和想象。没有绝望，一天在眼前展开了。没有一直以来的让人受伤的绝望和自我仇恨，没有绝望到感到自杀的重量。然后我想：“之前有那么糟吗？之前真的那么糟？”我回答自己：“是的！真的有！你一刻也不要忘记！因为如果你忘了……如果你敢小看、合理化、玩耍、探索、敲那扇门，哪怕只是看一眼，哪怕只是一次……你就迷失了，再一次迷失。”

除非……除非，看别处。如果你看别处，入口不会让你进入。如果你可以……保持……选择……人生，你可以待在这里。这个世界并没有那么糟糕，它确实有些阴暗面、不确定性、令人厌烦的规矩、寂寞的吞噬——可能仅仅只是蚊虫叮咬。只要保持向前走，之后会有别的事发生，之后再有其他的。这个世界……意味着变化、不确定、无聊、自由和可能性，是的，可能性。一个星期以前，可能性这个东西还完全不知所踪，只有必需和更糟的：绝对的、完全的重复。

到了第二、三个月的时候，情形变得没那么艰难了，我不再需要命令自己——连想都别想它！我不再需要避开某条街、某个区，在那里，诱惑可能会开始滚雪球般累积。我发展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自己。毫无疑问，我仍然是个“瘾君子”，但我现在是戒断的“瘾君子”。我唯一的化学缓刑是酒精，我允许自己晚上喝酒——不超过两三杯——它能帮助我，为我的日子提供一点支撑。毕竟没人能那么正直。当日子似乎漫长而单调的时候，它也给我一些向前看的东西。尽管如此，让我惊讶的是，这么多年的成瘾之后，对毒品的渴望消退得如此迅速。我不再需要对伤口施压，它已经不流血了。

那么多的神经连接是如何迅速断裂的？我混乱而上瘾的大脑怎么还是那么有复原力？

我也并不真的知道答案，我相信未来针对成瘾的神经科学研究会帮助我更好地找到答案。我能做的是讲完我的故事并且分享一些简单的建议。

这就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

戒毒几个月之后，我开始了一个更高强度的心理治疗课程：洞察治疗。我持续了好几年，学到了许多关于羞耻和悲伤、孤独和愤怒的事，以及为什么我有时感到受到驱使去惩罚和伤害自己。我在流浪儿童危机中心找了份工作，现在我是其中的一名员工，是好人中的一员，而我帮助着那些曾经和不到一年前的我一样陷入麻烦的青少年。之后，过了一年，我重新申请了研究生院。我非常不确定自己有没有机会重新回到心理学专业，因此申请了竞争性没那么大、不太费力的项目——包括社会工作的本科项目——以及我真正想去的：多伦多大学的儿童临床心理学项目。为了这个项目，我字斟句酌地把申请信修改到每个字都完美，并且和我想要一起工作的教授——奥托·魏宁格（Otto Weininger）见了面。我告诉了他我过去生活中一些骇人听闻的细节，他似乎没有很反感，实际上他似乎很感兴趣。两个月后我拿到了官方信函，让我惊喜的是，我被接受成为硕士研究生，并且能够参与到我第一志愿选择的项目中。

我开始上夏季学期的课。我还记得第一次试卷的反馈。我的教授，一个大而笨拙，但很聪明的男人，有个少见的名字叫艾德·苏利文（Ed Sullivan），慢慢地从过道走过来，在空中挥着试卷。

他停下来大喊：“我想这个成绩是A+！”

“你确定吗？”我问，我只能想到这句话。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开始从不同的角度看自己：一个戒断的“瘾君子”，只要用尽全力，还真有可能成为一个好学生。在多年的自我贬低之后有这个改变不容易。但我的考试卷持续收获了赞扬。我开始跟着一个叫罗比·凯斯（Robbie Case）[10]的教授学习认知发展。他是我遇过最聪明的人，而且他的理论是个王国，我可以住在里面生长，帮助建造、扩展、延伸它。罗比认为我的硕士论文堪称典范，而且它真的得了个奖：安大略省心理学论文第一名。这种名声比上报纸头条令人愉快得多。

凯斯成了我的博士生导师，不过我仍然一有机会就向魏宁格学习。我仍然对儿童的情绪动力以及帮助他们的可能性深深着迷，但我更喜欢理论的世界，而凯斯的理论是不断发展的洞察与逻辑兼具的大厦，我作为他的助手可以一直跟进。某天，在午餐时，罗比用他经典的漫不经心的方式说我天生就应该成为教授。不知为何这些话不断地回响了几个月，不论白天夜晚，直到我下定决心这就是我想要的。思考、写作、研究，把接力棒传给继续沿着这条轨迹走下去并进一步推动它发展的学生们，哪还有比这更好的生活？在毕业之前，我开始申请学术界的职位。我与一些顶级学者竞争，而我并不认为自己的机会很大。但我的专长——结合儿童的认知和情绪发展——对于雇佣方来说很有竞争力。我收到了很多录用通知，最终我接受了多伦多大学我自己所在的系里的职位。

我的过去仍时不时地回来纠缠着我。为了得到临床心理学家的执照，哪怕是在两年的实习和训练之后，我还是不得不解释自己的犯罪记录。但现在已经过了好几年，我已尽我所能地把过去抛之脑后。我拿到了执照，为儿童和青少年进行评估和心理治疗，然而这些兴趣随着我对理论和研究的追求占用更多的时间而减弱了。还有家庭生活的变化，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女儿和两个继子。我向心理学期刊投长文章，学着修改稿件让审稿人满意，最终开始规律性地发表论文，尽管我的想法已经和我的导师们有了一定的距离。我建立了自己的理论模型，并教给我的学生们，之后我如期获得终身教职的奖励，还升职成为副教授，这意味着我在自己喜欢的工作上得到了终生保障。在我挣扎了九年终于成为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好教授之后，我的妻子决定放弃这段婚姻，我很受伤，很愤怒，之后直接抑郁了。绝望击倒了我，但我要照顾我八岁的女儿。在剑桥度过了几个月时间的休假期后——这很有帮助——我恢复了，没有再吸毒。

又过了几个月，我爱上了自己的研究生，伊莎贝尔·格兰妮可（Isabel Granic）。我很高兴地把导师的责任转给另一个教授，这样我就可以和伊莎贝尔自由地追寻我们非学术的兴趣。这些兴趣包括旅行、马丁尼酒、电影、高级餐厅用餐、本地夜店里玩台球，当然偶尔会遭遇人们轻蔑的表情。我们还进行激烈的理论争论，以及在她老旧的沙发上做爱。我和伊莎贝尔对彼此诚实，以我们都没有想到的方式——以前我会偷瞄其他女人，但现在不会了。这次我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人让我分心。

最后是升职成为教授。那是2000年，这个职位给我提供的灵活性，让我觉得是时候改变了。我已经做了11年的发展心理学家，但现在我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取得爆炸性发展的情绪神经科学领域。这种方法通过对神经系统——真正产生一切心理过程的组织——的研究来研究儿童在成长过程中的思维、感觉、人格发展，这是一条带我穿过心理学的抽象性而通往更坚实的生物学基础的路，直到今天我还继续在这些学科的交叉处工作。

对于我来说，毒瘾的魔咒在30年前就破除了。在中间这些年里，我经历过诱惑、经历过挑逗，我必须对疼痛药非常小心，但我再也没有堕落回到年少时的恐怖生活。你可以说我的生活变得太充实，以至于没时间思考去重新吸毒，但这无法解释一切，完全不能。我二十多岁时的突触的成形是无法挽回的，毒品的意义，它们所代表的想象的价值，仍然刻在我的眶额皮层上：有共鸣天赋的多巴胺仍然可以点燃我的腹侧纹状体，至少某种程度上是这样的。这些都是我神经系统的情况，而且它们无法逆转。关于成瘾的知识众所周知，没有最终的治愈，只有恢复、戒除以及自我意识。但有圆满的结局，我的就是圆满结局。我的大脑尽管有伤疤，却如我所期望地带我过完一天又一天——不，比我所期望的更好。

【注释】

[1] 原注：彼得斯博士和贝斯·芬伦都是化名。

[2] 译者注：美国恐怖小说与情欲书的代表作家。

[3] 原注：关于自我损耗的首个研究是由鲍迈斯特（Baumeister）及同事进行的，于1998年发表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第74卷中。自我损耗的神经学指标的证据由因兹利奇（Inzlicht）和噶特赛尔（Gutsell）发表在2007年的《心理科学》第18卷，以及由赫什（Hirsh）和因兹利奇（Inzlicht）发表在2010年的《心理生理学》第47卷中。

[4] 原注：瑞德什（Redish）、詹森（Jesnson）、约翰逊（Johnson）于2008年在《行为与脑科学》第31卷中发表了一个关于成瘾选择的统一框架，强调了认知缺陷和错误的作用。

[5] 原注：加拿大心理学家布鲁斯·亚历山大（Bruce Alex and er）在1981年的《药理、生化与行为》第15卷上发表了他的“老鼠乐园”实验结果。他的发现对成瘾的传统观点极具挑战性，因此遭到了一些知名杂志的拒稿。

[6] 译者注：刺激中枢神经的药物，比甲基安非他命温和，但药效相似。

[7] 译者注：加拿大南部城市。

[8] 原注：我于2002年在《理论与心理学》第12卷中发表了关于内部对话的神经机制的探索性文章。

[9] 原注：在《枪声之夜》中［西蒙和舒斯特（Simon＆Schuster）出版社2008年版］，大卫·卡尔（David Carr）强调了对自制力失去信心与立即复发之间的直接联系。

[10] 译者注：新皮亚杰学派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