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泰博学院记

第一章　改变状态

我第一次醉酒是和惠特尼·塔尔科特（Whitney Talcott）一起，那是个三月的夜晚，很冷。那时我刚来泰博学院（Tabor Academy）[1]不到半年，明显感到抑郁每天如影随形，让人难以应付。日子时好时坏，好的时候我还能忍，坏的时候差点让我送命。我讨厌这学校，它比我大，也比我强。岩石密布的海湾和成排的枫树，构成了看上去再寻常不过的新英格兰风景，我不属于这里，来这里就是个错误。我高中的前两年在多伦多一所美丽而普通的郊区学校，离家只有几个街区。我可能不是班上最受欢迎的孩子，但似乎也没人说过不喜欢我。我有几个朋友，会受邀去一些聚会，还有一个交往数月的女友。而且关键是，我晚上可以回家。在泰博，一天结束之后我无家可归——除了宿舍。可我讨厌宿舍。我讨厌那些粉刷的白板、嘶嘶作响的暖气、抛光实木地板间的裂缝，我讨厌我的房间和室友，我讨厌住在隔壁的那哥们儿。我还讨厌我的学长们，那些高年级男孩的职责是监管和照顾我们，同时引导我们融入这个怪异的准军事化氛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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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是准海军。泰博学院是个准海军学院[2]，但这对当时的我来说没太大意义。海军术语像是个冷笑话，努力再现着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好莱坞式英雄主义。我们偶尔能看到貌似海军上将的人和校长一起在路上散步，他的深蓝色袖口上有金色条纹。在这里，晚课有特殊的祈祷；海军制服要熨好，一年里有几个星期要穿；还有带枪的训练课和军乐队。没错，我们学院坐落在水上，而且还有很多船：帆船、划艇、停在港口的纵帆船。前一年春天在多伦多的时候，最初吸引我的就是这些船。

“马克（Marc），我们想跟你谈谈你明年的去向？”我母亲的语调直接而又带点侵略性。

“什么去向？”我被召唤到厨房桌子前和父母一起坐着。桌子上摊满了各种私立学校的宣传小册子，大多数是新英格兰的学校。

“你似乎有点厌倦上学，”我妈继续说，“还对什么都有点不满？”那双有穿透性的眼睛扫描着我以得到精准解读，清澈的褐色眸子，眉毛微弓。她中年却美丽的脸庞环绕着散布得恰到好处的头发，发色随着年岁增长渐渐变成金色。她坚定地盯着我，似乎在用自己的第六感看穿我并发现一些什么。一如往常，我很快意识到必须把她想要找到的东西藏起来，不管那是什么。

“我很好，妈妈。一切都好。”爸爸坐在她旁边，驼着背，坐得不太舒服。他的容貌和蔼可亲，头发薄而黑，棕色的眼睛认真严肃，可能在家庭经营的皮革生意会上他会更自在。爸爸很少参加情感主题的家庭讨论，如果这是这次谈话的目的的话，没准他和我一样一无所知。他半微笑着，表现得不以为意。但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我知道一切都好，”她说，“但记不记得我们曾讨论过寄宿学校？你说你可能会有兴趣？记住，我们两年后就要搬到旧金山去，上美国学校可以让你省掉一年的高中时间，你可以在我们到美国的那年就直接上大学。所以……”她的笑带着鼓励，“我已经研究过了，拿了一些非常好的学校的宣传册。我们觉得……”她看了一眼爸爸，“你可能想看一下。”

这一切似乎令人兴奋，但想起来却很遥远。我们一起看着面前堆积的宣传册，爸妈指出这个或那个学校的这个或那个特点。我试着集中注意力，但我的思绪飞得很远。想到未来很可能要离开家，我的脑子被某种可怕的迷失感占据了。此外还有一种无形而又强烈的恐惧感。他们是想要摆脱我吗？我做错了什么吗？

现在我的世界就是泰博：其他没什么要想的。每天早晨我和另外400个少年一起，在冷雾中踏过砖砌大楼之间的木质步道，解决早饭，逼近集合大厅，想着如何才能不被注意到。我们的校长维特斯坦（Wi the rstein）先生[3]看上去像是从老电影里走出来的一样。他的头发几乎在正中中分，像个阴沉易怒的庄严的海军上将。他在讲台那儿等着我们，流露出不自然的热情。他高兴地宣布一系列的规章制度，紧接着会庄严地诵读出来。我按照指定的位置坐下。每个座位后面挂着的小铁架里装着一本赞美诗。我自动地拿出自己的那本，我们一齐打开赞美诗，纸张的沙沙声充斥着会堂，然后我们开始唱诗。

“上帝是我们坚固的堡垒！永不动摇的保障！”上帝对我来说从来不是什么堡垒或保障，也许因为我是犹太人，不过我不介意唱赞美诗，因为它能麻痹我。在这激昂的礼堂里，在男孩们堆叠的人群的海洋之中，有种令人欣慰的默默无闻感。那个当下的我是安全的。

回到宿舍，就是适者生存了，而我却不太适应。社会等级在最初的几个月固定下来，而我的地位接近最底层。一开始我的室友托德（Todd）受到几乎所有人恶毒的戏弄，特别是比尔·瑞德（Bill Reed），那个住在隔壁的帅高个儿。瑞德是足球前锋，尽管只念高一，他依然是人人羡慕的对象。托德晚上会在脸上涂一种乳液，可怕得像吸血鬼一样惨白，更糟的是他的黑色胡须从中长出来。很快大家都叫他蝴蝶夫人[4]。起初我很同情他，但我不太喜欢他。他很刻薄、爱抱怨又不友好。我试着去喜欢他，去对他好，但我暗暗地希望他的受害能够保证我的安全，让我有些喘息的空间。同时，瑞德很快得势。他自己的室友兰迪（Randy）是个长相可笑的人，瘦长、耳朵突出，天生完美地扮演着一个乡下白痴的角色。而他的室友是瑞德！我为兰迪感到难过，他会受到怎样的折磨？但我又感到宽慰，因为瑞德周围的人都适合成为受害者。尽管我知道这样很自私，但这是我所需要的，我需要对我有利的环境。

可让我惊恐的是，事情向不利的方向转变了。统治的等级最后波动了一次，而后兰迪和托德变成了瑞德的副官和奴隶。瑞德要什么兰迪就给他带什么，他甚至就站在那儿等瑞德发号施令。托德则在一旁奉承讨好，对着他的残酷笑话满脸堆笑，拼命嘲笑瑞德所欺负的人。

下一个受害者是我。

“嘿，刘易斯（Lewis）！”瑞德站在连接我们房间的门廊上，几乎是温和地对着我笑。外貌粗犷、充满男人气概的他笑逐颜开。

“嗯？”

“过来啊，加入聚会。”

“好啊。”我无法拒绝。

“你看过我的衣橱了吗？”

“没有……”

“看一下。”

“我什么也没看到。”

“靠近一点。”他的邀请很诱人。我几乎要相信自己是真的被接纳了。但我没看到任何不寻常的东西。

“近点！”

“我没看见……”

“把你的头放到这里的边缘，对啊，笨蛋！你要从一个刚刚好的角度去看。”我按照他说的做了，把我的脸移到距衣橱表面接近一米的距离，那里似乎有一摊水。

“我看到有水。怎么会呢？”

然后砰的一声！他的手掌用力地拍那个小水滩，我的脸湿透了。从我的脸颊上流下来的不知道什么东西刺痛了我的眼睛，我立刻开始流眼泪。须后水？盐酸？酒？我的眼泪才是最糟的。

“怎么回事？”瑞德装腔作势地重复着。“怎么回事？”他在房间里跳起来，声音里带着难以置信，“你哭了，刘易斯？可怜的宝贝儿，我们应该给你妈妈打电话。”然后他们爆发出笑声，除了瑞德、兰迪、托德，还有另外一个男孩。我透过眼泪看着瑞德咧着嘴像鬣狗的样子，轻蔑地抿着嘴，想钻到地底下去。我怎么了？！

我开始尽我所能地避免回宿舍，作息也与其他男孩同步，这样瑞德就无法在我单独的时候找我。我交了些朋友，这很管用。也有其他人不适应这种运动员统治的等级制度，他们对此不感兴趣，也没有地位。到了圣诞节，我大部分时间与施瓦兹（Schwartz）和伯顿（Burton）待在一起。乔·施瓦兹（Joe Schwartz）[5]和我一样是高一，但他在某些方面有种独特的坚韧，非常自负而又十分聪明。伯顿就是个大型泰迪熊，粗鲁又淘气，没人会不喜欢他。我渐渐认识了他们的朋友，盖尔斯索普（Gelsthorpe）、佩里（Perry）、诺里斯（Norris），都是高年级的学生，他们都是年底就要毕业的男生，住在另一个叫庞德之家（Pond House）的宿舍。我大部分时间待在庞德之家，而且我想换宿舍。但到了晚上我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宿舍。为了不引人注意我常悄悄地爬后楼梯。有时候在回到自己房间面对托德之前，我会去看看劳伦斯·卡尔（Lawrence Carr）[6]，泰博仅有的两个黑人孩子之一，另外一个黑人拉瓦尔（Lavalle）被所有人瞧不起：他走到哪儿都充满心酸。但是卡尔保持冷静且独来独往，在我眼中他很了不起。

“你是怎么应对的？”我想知道。

“我把一切当成理所当然。”他回答。他的笑容很温柔，带着责备。“你指望什么呢，哥们儿？泰博不是友情的神殿，它就是它所呈现出来的样子。”

“是啊，但是……”

“耐心等待，保持自己的本色。”

对他来说似乎很简单。

当我终于学会怎么避免瑞德展示他的“善意”时，麻烦又来了——住在走廊对面的叫罗什（Roche）的男孩，每次经过他门口我就头痛。

“犹太人！犹太人！不好意思！我是说阿嚏！保佑我！嘿，刘易斯，你听到有人打喷嚏了吗？”他的声音响起，带着做作的疑惑。罗什又圆又胖又滑头，眼睛小小的，说话飞快。他深陷在房间里对着门的椅子上，一动不动的，连下巴都看不见，等着新鲜的诱饵在无须他从窝里移动的范围内经过。我就是诱饵，毫无防备的诱饵。

“别让他们觉得你被打倒了。”妈妈在电话里建议。“如果你没有反应，他们就会停止。”这大概是我从别人那里得到的最糟的建议，也可能我只是不知道怎样执行这个建议。我不能想象自己怎样才能装出没有受到打击的样子，我明明很崩溃！我匆匆经过时罗什看得到我的样子，他也能发现我在低头避开他的目光。

可是我很快就从一个不大可能的来源得到了强有力的建议，有一个叫麦尔斯（Miles）的男孩，他和卡尔一样独来独往，也和卡尔一样自信——事实上是蔑视发生在他周围的一切残酷。某天晚上我坐在他床边，看着他那神秘莫测的南方腹地的大家庭的照片。

“刘易斯，”他靠着床头板像个国王一般问道，“你为什么要容忍罗什挑你的刺？”他仔细地审视着我，想要找出那个必然存在的奇怪缺陷。

“我不是……有意的。我还能有什么选择？”

“什么选择？”他略微嫌弃地哼了一声。“刘易斯，你的问题在于缺乏常识。你是个聪明的孩子，但你不知如何运用自己的才智。”

“我应该怎么做？”我真想知道有什么行得通的办法。

“你看罗什，他有弱点吗？”

“呃，没有。事实上他有很多朋友。”

“是啊，但他有什么事情是……他不那么骄傲的？他不想让朋友们看见的？”

“那只有他的胖了，我猜。”

“那就对了。他不喜欢胖，不是吗？”他像对着一个六岁的孩子那样说。“所以你可以像他伤害你一样地去伤害他。”

麦尔斯开始训练我唇枪舌剑的技术。我每天练习，假装对决，说“嘿，罗什，你这么胖，你妈妈需要用炸弹来把你轰出去。”“嘿，罗什，你这么胖，擦屁股都够不着，怪不得你这么臭。”“嘿，罗什，你从来都不出房间是因为你胖得穿不过门。”我无法想象真的大声地说出这些话来，直到某个周末早晨，简直不可思议的是，我莫名其妙地怒了。然后正好在我经过他门口的时候，对着他脱口而出说了上面的话。他轻蔑的傻笑突然瓦解成了愤怒和一丝害怕（可能吗？），就像他被蚂蚁咬了一样。

由于我时不时对他说些刻薄的话，罗什变得好对付了，他只会窃笑和瞪眼了。但我还是没法反抗学长们，他们有终极权威和自信，而且似乎很享受惩罚我。我一度需要擦亮他们的鞋子然后整整齐齐地摆在他们的门边，整整两周，每天如此。这让瑞德和罗什很高兴。又一个星期我需要帮他们铺床——铺得毫无瑕疵，作为我自己因为赶时间没有铺好自己床的惩罚。就这样我学会了迅速和秩序，但比惩罚更糟的是他们随之而来的嘲弄。

“不够好啊，刘易斯。重做。”

“你究竟在这儿干什么呢，刘易斯？是不是因为你太娘娘腔才被赶出加拿大？”

“嘿，这鞋擦得挺亮！你看，你还是可以把事情做好的。”

他们为什么折磨我？肯定是我有什么问题，但是是什么呢？我目不转睛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看到的只是一个正常长相的15岁男孩，棕色鬈发，黑色的胡须楂不太整齐，和妈妈一样的褐色眼睛，过得去的鼻子——有点像犹太人，但并无不妥之处。妈妈甚至说过我很帅，但她又能说啥？而且不管怎样，我也不是唯一的少数人士。我不是唯一的犹太人也不是唯一的外国人，尽管我们人数确实不多。一种黑暗的沉思周而复始地蔓延。上课来回的路上、吃饭的时候、躺在床上无所事事时，这种沉思就浮出水面，像零星流动着的地狱般的毒素。零星的对话中夹杂着焦虑、羞耻和恐惧，自我批评盘旋着，你为什么不能做好？你为什么不能学会？你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你为什么这么无能？自我责备不断进行着长篇大论，就像不断入侵的广播电台。有何不可？我离家千里，周围的小伙伴都不太喜欢我，而父母似乎失去了我的消息。

在圣诞假期前的一晚，我无比绝望地敲开了住在我们楼下的沃顿（Wharton）先生[7]的大门，他是房东。他和妻子以及两个可爱的女儿住在底层的大套房里，有客厅、厨房和卧室，是个真正的家。但房东的家是禁止入内的，事实上房东一家也几乎见不到人。我们能在教室、体育场、食堂里看到他们，和他们一起做晚课唱诗，仅此而已。现在是晚上十点，一棵巨大的圣诞树占领了我面前的房间，但沃顿先生像个足球守门员一样把它挡住了。他的目光严厉、冰冷、明亮得让人毛骨悚然，他双臂交叉地斜靠在门上，问道：“什么事？”起初我一吐为快地说得很悲惨，不过后来即便我自己听着也觉得可笑、可怜、懦弱，慢慢地不再开口。沃顿先生笑得像个假冒的慈父一样，呼吸里都是伏特加味，向我保证我会没事的。男孩们有时候会闹着玩儿，但他们只是孩子。我才刚来，而且我的成长环境……不一样。我很快就会坚强起来。

可我并没有坚强起来，而是越来越多地待在庞德之家。那儿只住了五个男孩，不过其他人会定期来玩。庞德之家是泰博边缘人的天堂——我们几乎做什么都失败，除了写作。证据是我们希望通过写长篇存在主义论文来保证英语水平不跌入谷底。在二月的一个寻常的周六下午，我爬上侧楼梯，喝着酒听着迪伦（Dylan）[8]的专辑和佩里（Perry）房间传来的对话。我推开门，一股暖流包围了我。周围都是友善的面孔。男孩们坐在桌子上、架子上、衣橱上、床上，聊着泰博文化的愚蠢和下一年重生的愿望。我坐在地板上。巨大的九重葛从墙上的洞中穿出来。床上方的海报里阿伦·金斯伯格（Al-an Ginsberg）[9]标志性地笑着。可乐罐散布在房间里，大多是空的，花生酱、三明治在手中被传来传去。我感到安全。晚些时候，当我们无法在播放哪张专辑上达成一致的时候，就抓起外套跑到海岸边堆满雪的草地脚下。我们爬上港口边的岩石，然后依次跑着穿越被冰覆盖的地方，一直跑，一直跑，直到看见黑漆漆的水面就在脚下。你可以感觉到水在向上挤压着脆弱的冰膜，等着你一旦选错路线就把你吞没。我们为彼此欢呼，疯狂地不顾生死，在逃亡的狂喜中迷失。

最终我释放了自己。要是我能一直待在那儿就好了。

青少年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来打造自己，他们发现在自己身处的世界里，社会比较意味着一切——远远不只从五岁就开始的人气比赛。现在是一分定胜负锦标赛，如果输了，你的整个自我会受到冲击，而且没有家长在一旁拯救你。有太多方法让你不快乐，发现自己是局外人，失去来之不易的社会基础。性格的支撑物时常需要通过努力工作和令人痛苦的自我检查来修复和重建。青少年时期是心理上最脆弱的时期，这绝非偶然。在13岁到16岁之间，每种情绪障碍的发生率从直线变为上升曲线，这包括抑郁症、自杀倾向、心境恶劣、品行障碍，当然还有物质滥用。青少年时期是脆弱期，自我更新的急剧变化使得自我这个建筑留下了许多湿砂浆和接缝，可能危及整个自我的建构。一旦断层线触到了表面，自我的核心就会受到感染并坍塌。

我到泰博的时候，新打造的人格面貌正要开始定型，它具备男性的力量、幽默的元素——我可以把人逗乐——而且我希望它既低调又机智。我是个聪明的孩子，令人喜爱、大方随和、强健勇敢，就像电视剧里的英雄一样，有着女孩们喜欢的迷人的细腻。至少那是我想要成为的样子，而且我在为此努力。和其他同龄的孩子一样，我的任务是继续摆弄这些人格面貌的碎片，直到我能一一抓住它们并粘好，逐渐积累成自我。

这个任务很艰难，但我正在努力完成，直到我去了泰博。在那里我失去了自我这个建筑物的一个重要部分——用来支撑其他部分的水泥地，那个水泥地就是安全感。我的世界里没有了安全感，没有家，没有安宁。焦虑像水流一样粉碎了所有心情。我的床是唯一的天堂，就连这个避难所也不定时受到托德的侵犯。这个长着鲜嫩白皙的脸、龇牙咧嘴的小混蛋晚上被瑞德从他的残忍小屋里赶出来，在我假装睡着之前过来发出剪刀的咔嚓声。没过多久我就意识到来泰博是个巨大的错误，这是一次错误的转学，而某种程度上我认为是自己的错，这意味着我必须忍耐，必须坚持到底。我试着不去想为什么我会被送来这儿，宁可想着怎样用男人的方式去面对挑战。日复一日，向所有人证明我足够坚强。

但我没那么坚强。抑郁摧毁了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没有指南和处方来缓解思乡之痛，更糟的是我身边还有不可预测的陷阱。终于，也许不可避免地，绝望撬开了我心中某种反抗的迫切愿望。在冬日最后的灰暗岁月，我准备要抗议了。

大多数在通往成人的路途上迷失了自我的男孩会开始参与“反社会行为”，我当时也那样。我人生中第一次认真地准备要打破陈规。我们晚上被明令禁止离开住所，禁止去森林，无论白天还是晚上，更别提喝酒了……！如果被抓到身上有酒味你就是亵渎了圣经或者国旗。所以当惠特尼·塔尔科特主动提出带我去喝酒时，我的神经系统兴奋得要爆炸了。

当时我们正在食堂排着队，等着去拿装着烧煳了的肉球、豆子和土豆的餐盘，这时他对我耳语：“我有酒。晚上在树林里和我见面，我们一起喝。”我和他不太熟，但他看上去很孤独，有点被遗弃的感觉——无聊而又散漫，可能不合群——这让我在接近他时感到温暖。他的邀请好像来得很突然，不过我不在乎。“好啊！只要告诉我在哪儿。”

他说到做到，站在利拉德大厅（Lillard Hall）对面的森林入口，为了避免被发现而躲在路的后面。天黑已经很久了。我小跑着去见他，然后我们迅速躲进树林里。起初我们被树林所包围，然后我们一直走，艰难地穿过湿雪，雪下面是冻住的落叶，像没铺过的床一样。我们的路线很不明晰，只能通过两侧深色树丛间稍浅的阴影来确定一条空出来的路。我们发现一片小空地，有掉落的树枝可以作为凳子，然后我们就一致同意坐下来。我们肯定已经离其他人好几公里远了。惠特尼从口袋里掏出一瓶苏格兰威士忌，我们的罪恶无人看见，无人听见，无人知晓。

我们彼此无话可说。于是没有任何多余的形式，塔尔科特扭开瓶盖喝了一口，试着不做鬼脸，并露出他的假笑。他把瓶子递给我，我喝了，味道很糟，但是酒经过的灼烧感让我感到温暖，我很喜欢这温暖。我递回给塔尔科特，他又递给我，我再递给他，他又递给我。然后我就忘了递回去。我凝视着我们的小空地边缘的一团黑色物体，而这个注视向我的身体反馈发生了什么：我们在这儿干什么？我们在喝酒——就是这样。我的思绪开始累积偷偷潜入每种感官的变化。寂静越来越浓，越来越清晰，黑暗释放成了光与影的拼接。我想真切地分享这样的变化。

“惠特尼，我想我感觉到什么了。”

“我希望如此。”他用模糊的讽刺语气回答，“如果没感觉才丢人呢。”但通常伴随着他的讥讽而来的焦虑还没开始就迅速融化了。

“确实丢人，惠特尼。不过幸好我感觉到了。感觉很强烈，真的。”

他又大喝了一口然后咧嘴笑了，第一次直勾勾地看着我：“幸好我也感觉到了，幸好我们都感觉到了。”

我们突然开始笑。这可能是最好笑的评论了。我们来回地递瓶子，扮鬼脸，说愚蠢的笑话，假装我们不是不快乐的高中生。当然酒精很快起作用了。我的身体感到异样：轻松而愉快，但在快速伸手接瓶子时十分笨拙。我被这变化惊呆了。我的思维迟钝不清，却异常集中，就像一个放大镜放大了一些无意义的垃圾碎片，这怎么可能？

我愉快而又头晕，寒冷似乎开始变得清晰而不是危险。事实上再也没有什么是危险的。我很兴奋——头晕眼花又开心的兴奋。我是个特别的人在做特别的事：喝酒！喝醉！

但我也想弄清楚自己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的思维从一个流动到下一个，连接，融合。我感到越来越清晰，越来越自信，我感到特别。塔尔科特和我分享着，就像直接传染一样，对于此时此刻此地有种不可置疑的热情，在这片小空地，不顾寒冷，不顾泰博的黑暗污点。

“惠特尼，我觉得我醉了。”

“是啊，马克，我也觉得你醉了。事实上，我觉得我们都醉了。”

“我觉得我想更醉一点，如果你不介意把酒递给我。”

“我的老朋友马克，非常乐意。”

“非常乐意，惠特尼，我都没发现你人这么好！”

我们的对话尽是胡话，话也说不清，这太好笑了，然后我们又突然大笑。我们夸张地踢着正步，模仿我们在训练课时学的动作，在那小空地上为对方表演。我们是海军！我们愚蠢无比的生活现在变得可以忍受了，甚至很有趣。但最让我惊讶的是我惯常的那些忧虑似乎也消失了。通常我会很在意对像惠特尼一样的新朋友所说的话。我够不够酷？是不是太热情了？友善过头了？急于得到赞许？我让他反感了没？但这些全都不见了。没有丝毫犹豫的迹象，我的话像连珠炮一样从嘴里蹦出来，然后我看到它们消散在我们的对话四周——无忧无虑而又自信。我一点儿也不顾虑世界如何回应我，而此刻的世界具体来说就是模糊版的惠特尼·塔尔科特。

我变勇敢了。

我们在树林中跳舞，我感到不可否认的明明白白的快乐。我兴奋不仅仅是因为自己变成了树林中的一个坏孩子，我兴奋是因为在一整个漫长冬天里这是我第一次感到真的快乐。

这种魔法，这神秘的变化为什么会出现？它是如何起作用的？即便此刻我还是一个在黑暗中摸索的少年，我仍想要了解这样的蜕变。在不友善的对待之下生活，导致我一直被关在抑郁的棺材里。然而突然间我完全摆脱了这一切。我的心情像从盆中洒出又在某个完全不同的地方着陆。我醒来，眨了眨眼，发现自己既放松又敏捷，像只站在篱笆上的猫回头看着过去的我。那是怎么发生的？改变感受的秘诀是什么？

酒精进入到我的身体，通过胃黏膜进入到血液，嗖嗖地经过黑暗的通道，直抵分隔大脑与身体的关卡——血脑屏障。一旦通过了它，这些酒精分子就四散开来，从脑中的大血管到小动脉，再到毛细血管，最后到脑组织——这伟大物质就是我们所有体验的来源。脑细胞或神经细胞通过氧的帮助吸收这些分子，然后……它们产生变化。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分子研究脑中的化学过程，研究神经元本身[10]。上瘾的关键在于一个简单的等式：大脑变化=心情变化。成瘾的所有科学原理也始于此，即体外分子与我们生来就有的细胞产生交流[11]。大脑已是习惯的奴隶，安卧在忧愁的自造洞穴之中，被一群来自苏格兰木桶中的分子[12]叫醒。而我们不知怎地已学会分辨、培育、种植、蒸馏、贩卖而后大量地消费它们，这些外来分子对我们与生俱来的细胞有特殊的亲和性，于是导致醉酒的罪恶结合开始了。于我而言，这结合是必需的。

酒精是最无聊的药物，但它的效果和所有药物一样，且功效又快又好：它会改变你的感受。正因为从本地商店的货架上就能容易地买到，酒精成为西方世界的年轻人滥用最多的物质。截止到2000年，绝大多数美国高中生报告最近一年内使用过酒精，其中32%报告最近一个月内至少喝醉过一次[13]。这是我第一次尝试酒精，第一次意识到身体内环境可以像湍流中的飞机一样颠簸，只一眨眼的工夫。而这肯定不是最后一次。

大脑皮层有着世上最复杂的结构。如果把哺乳动物的神经系统比作皇冠，大脑皮层就是这皇冠上的宝石。它像盘绕的细胞地毯一样覆盖了大脑的全部，有着特异化的功能，如思考、计划、沉思、想象、观察环境、控制冲动，而后在恰当的时刻促使肌肉精准而有技巧地行动。大脑皮层中包含着由200亿神经元彼此连接形成的最复杂回路，也就是灰质。而这纤维状的连接网络（每个神经元有成千上万的连接）正是大脑运转之处。大脑皮层是个超级网络，神经元在其中交流信息、喋喋不休、产生脉冲，这一生理基础决定了我们是谁、我们的所思所为和我们的体验。我们的技能、分析判断和感知世界的能力，我们的白日梦和沉思也都来源于此。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特定视角、一种心理结构、一种“模型”，像翻滚的情绪海面上凝聚的一个巨大气泡。这就是家。我们真正生活的地方不是周遭不断变换的人与事的风景，而是这电流的海洋。

大脑皮层的神经元通过向相邻神经元的突触释放微量化学物质来共享信息。在突触中，一个神经元的分支轴突向下一个神经元的树突（接收端）传递信息。这些化学物改变每个接收它们的神经元的电位，促进或抑制它在下一刻的激活。也就是说，它们改变了神经元的激活程度。这看似没什么大不了，但由于神经元是团队协作的，每个神经元的贡献迅速在毫秒水平内积累起来。一个神经元影响周边神经元的激活模式，神经元们再影响它们的周边神经元，如此类推，不到半秒内，信息就像海浪一样席卷整个大脑。整件事就是如此，当你每次思考、感受，或动动胳膊去抓东西的时候，它们就发生了。多么奇特啊，我们的知觉和动作复杂如交响乐，竟然可以简化成一堆灵敏好动的神经元细胞的激活变化，真的这么简单吗？

并非如此。神经传导还有一些其他的花招，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原始代码，也就是让整个系统工作的机器语言。一个神经元对下一个神经元的影响有两个方向：要么提高它的激活程度，称为“兴奋”；要么降低它的激活程度，称为“抑制”。事实上，每个皮层的神经元都可以被认为是兴奋了或抑制了，只取决于它的职责是什么。穿过突触传递信息的分子被称为神经递质。药物，包括酒精，常常通过改变这些神经递质的行动来改变大脑的激活模式。有两种主要的神经递质，对应于两种神经传导模式。兴奋的神经元通过突触传导、发送谷氨酸（glutamate）——一种葡萄糖分子的衍生物；而抑制的神经元发送GABA——这是一个复杂化学词的缩写。这两个信使扮演着截然相反的角色。谷氨酸产生兴奋作用，GABA则产生抑制作用，相当于我们大脑的阴和阳、电子计算机的0和1.但和电子计算机的二进制一样，兴奋和抑制可以产生各种复杂的结合。简言之，兴奋集合了激活的神经元，成为自我放大的同步波浪，仿佛体育赛事中响起的自发合唱。这些神经元集合形成的时间不足二十分之一秒。抑制不仅能减少这些波浪，还能减少神经元对谷氨酸输入的响应，使得同步的波浪变得不一致，变得有组织而单调。抑制的神经元确保神经元群保持缓冲状态，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集中于当前任务，无法形成类似于癫痫发作的巨大电流海啸，像是人群喧闹而不是合唱。

酒精对这如同交通信号的脉冲系统起了什么作用？它增加了GABA的传导，压制了谷氨酸的传导。换句话说，酒精使神经元抑制的化学物受到了提振，而使神经元兴奋的化学物被封口了，仿佛一个对称的神经学悖论。当然，16岁的颤抖着的我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直到几年后我才明白，当威士忌在我的腹中积累，我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大脑皮层已经开始同时通过两条途径产生功能紊乱。每吞下一口，就有更多的乙醇分子流入我的突触之中，这个原本是谷氨酸和GABA时常穿来穿去的地方。然后一切都变了，谷氨酸传导的地方变得麻木而无效，信息流变得迟滞，大信号刚一进入小信号就已静止。这意味着我的注意、知觉、记忆和感觉都减少了。而这是件好事——因为我所注意的、记住的和感受到的都没什么乐趣。同时，GABA传导得到了额外的提升，让电流变小、变窄，被选择。GABA的职责就是微调思维和知觉，让它们变清晰，但现在一切达到了像漫画一样清晰的程度。我眩晕着，空洞地确定我喝醉了，愚蠢的动力让我不断地重复说着：“惠特尼，这真是个好主意。好主意啊，惠特尼。”神经元的抑制和社交上的抑制不一样，它并不是压抑了什么，而是，它通过抑制外部的一切，清理了大脑活动。一直以来像背景音乐一样的嘶嘶的不确定的声音被静音了，而随着我的GABA通道打开，那些琐碎的不确定的正常知觉像背景噪音一样几乎完全被关闭了，剩下的是思维闪现之间的呆滞寂静。换句话说，我思考的内容微乎其微，但我的思考却异常清晰。多亏了塔尔科特给我的威士忌，我现在思维清晰却毫无内容。我喜欢这感觉！我赞赏而又感激地看着塔尔科特，就是他给我带来了这种新鲜干净的心理麻醉之光。我太喜欢了！我的感觉越来越棒！我很开心！

是啊，我开心了。因为我喜欢我所失去的，正如我喜欢我所获得的。一直以来那些丰富的结构化的沉思，反复咀嚼我的缺点、弱点，我不被喜欢的倾向，我所不需要的自我批评的电波声终于安静了，就好像我突然跳进了一个深深的地道。而我是通过威士忌的洗礼才到了这儿，覆盖了所有信号后，我终于可以完全地、彻底地休息。这一切，像蛋糕上的糖霜一样有归属感，我终于感到自己生活在这儿，拥有这个身体，属于这个星球。

当然，随之还要付出一个代价。我醒来时冻僵了，呕吐物厚厚地粘在身上，我发现自己躺在树林里的地上，而天正要亮起来。之后的几天我都病得很厉害，塔尔科特也是。但除了回到现实的感觉一团糟之外，我想，某天我要再尝试一次。

在泰博学院的日子持续过了四月和五月，然后六月终于来了，接着就是暑假的到来。我回到多伦多，却已经和离开时的那个我大不一样了。我的父母发现无法跟我交流，而我也确实与他们无话可说。我只想独处。我在一个墓地里当园丁，我看书、睡觉、听唱片。我一直不知道我的父亲是否注意到了随着夏天过去，酒柜里的酒味变得越来越淡。我躺在客厅地板上，头放在音箱之间，听着《奇幻之旅》[14]。但大多数时候我在一个岛的岸边漫步，搁浅，等待，积蓄力量准备回去的又一次旅途——在泰博学院的又一年。我并没有考虑放弃学业留在家里，已经过了一半了，我必须完成它。

我学习了基础代数和高级代数，美国历史和元素周期表。我了解到大脑是可以被影响的，是可变的。我可以改变它的化学过程和平衡，如果我去尝试找到对的物质，就可以让它脱离现在的轨道，转换到另一条轨道上。这不是我有意识的思考带来的东西，而是在表面之下的某处愈合。我感知到的可能性变丰富了。这是一个安全阀，一个逃离舱，一个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