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失控

我走向镇上唯一一家药店，准备来点咳嗽药过过瘾。我很紧张，咳嗽药是重症药，不是吗？并不是不合法，但绝对不是什么好药——如果没弄错的话，喝上一整瓶就能把人完全迷倒。秋季的白天迅速缩短，留下更长时间给夜晚。风警告着严峻的十一月即将到来，而十一月正是单调冰封期的前奏。冬日漫长而空洞，它唯一的可取之处就是标志着这一年的过去，然后缓慢地倒数计时到第二年六月，和泰博学院告别。

我正处于抑郁的状态，和去年一样严重。但它对我的打击早已过去。现在它只是一个熟悉的每日伴侣，像一片平淡的雾气，掺入些许焦虑，时常凝结成自我轻蔑。我讨厌自己的无助，讨厌无法控制自己的生活，但似乎我也没什么能做的了。我把日子分成可以忍受的小段，一个接一个地熬过去。我只需要做完数学作业，然后去吃午饭，吃完午饭可以去岸边漫步半小时。我的心情像一条船，我仔细地掌舵，让它们保持在顺滑的水中，避开石头。我过上了一种富于幻想的生活，一旦需要时就能接通讯号。幻想中的我是个聪明又有能力的科学家兼探险家，好几种武术达到了黑带水平；我发现一种避免核战争的方法，就是掌控东西方两大超级力量集团的军事领导权，我在我岛上的堡垒里远程控制，阻断他们对导弹的使用权；电视直播里我的漂亮女友紧靠着我，而全世界范围内的常规电视节目都中断了——这是另一种电子政变。一旦我有几分钟独处的时间，比如从一栋大楼走到另一栋上课时，或等待食堂开门时，我就会回到这个白日梦，一点点地升级它，并慢慢地玩味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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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冬天和塔尔科特喝醉的那一晚在我们之间产生了一种友谊，于是那年夏天我们在一起待了几个星期。我们开着他爸爸买给他的卡尔曼吉亚跑车（Karmann Ghia）[15]去1967年的世博会[16]，之后我们申请成为室友。但后来塔尔科特变了，短短几个星期之内，他逐渐从朋友变成了敌人。他不再和我多说话了，变得躲闪而疏远。他笑得自鸣得意，甚至有些嘲讽。我每每回到瑞文之家（Raven House）的宿舍，他都在和彼得·莱西（Peter Lacey）说话。莱西的室友是伯德尔（Burdell），他们宿舍从走廊上过去不远[17]。我知道莱西不喜欢我，他说过一些针对犹太人的话，很隐晦，以至于你甚至无法确定是否有恶意。“你喜欢培根和鸡蛋吗，刘易斯？”我去浴室路上碰到他的时候他会转过来对我这样说。“我超爱培根和鸡蛋！但是你不能吃，是吗？”带着嘲讽的关心。莱西这一类的恶意对我来说与以往不同，它不像瑞德的随意侮辱，也不像罗什令人刺痛的打趣，它的温柔之下藏着一些更阴暗的东西，一种难以言说的恶毒。他让我想起电影里纳粹准备严刑拷打的场景，充满微笑而又亲切地、忙碌地准备着。实际上我很确定他和塔尔科特都是某个基督教兄弟会的成员，而我在他们的黑名单上。我无法相信塔尔科特就这样变成了我的敌人。事实再次证明了这世界不仅很危险，还很令人费解。

十月的天气越来越凉，我的担心变成了现实。一晚，我如常在晚祷告后回宿舍学习，然后发现我的吸墨纸上画满了反犹太的十字形涂鸦。这是侵犯，是对我干净整洁的吸墨纸的亵渎：大卫之星[18]的正中是乱写的“哎哟”和“犹太人”。塔尔科特就在那儿，房间另一边的桌子旁。

“这是谁干的？”

他愚蠢地耸了耸肩。“我不知道。”

“什么叫你不知道？你就在这儿。”

“我又不是整天都在这儿，我什么也没看见。”

“是莱西干的吗？”

他又耸肩。“不知道。”他试着一边笑一边耸肩。

过了几天，我的抽屉被翻了个底朝天，再一次没有任何挑事者的迹象，只有我的推断——以及绝望。接下来的一周，我的床单上有黏黏的东西，我不想去猜那是什么，但我真的生气了，我的私人领地被侵犯了。怎样才能阻止这一切？我质问过莱西一次。他亲切而同情地笑着说他会留心，我们会抓到那个人，不管是谁。接下来，我感觉自己的漱口水里有某种东西的颗粒，那时候每个少年都有一瓶漱口水，但我不确定——可能是我想多了。质问他人没有任何意义。

不定时发生的破坏行动一直持续到二月，我和塔尔科特终于打了一架，拳头、指甲和牙齿都上阵了，但还差得远，那时的我毫无防备能力。我渐渐撤退，进入不省人事的状态，情绪远在千里之外，只是偶然出现短暂的复仇幻想。愤怒燃起又消失，像廉价焰火筒一样燃烧，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之后熄灭。没有明确的敌人，塔尔科特和莱西不过是所有令人讨厌的事情的其中之一。我不知道该恨谁，或怎么恨。我只恨自己一开始被送到这里来。然后是羞耻之情——它总是忠实地伴随着没有手段或能力来打击报复的受害者。少女们变得抑郁的原因是觉得自己没有吸引力，少男们变得抑郁的原因则是觉得自己很软弱。而羞耻是构成抑郁的核心特点，是光线渐渐流失的黑暗吊灯。一旦受到攻击，驻扎在内心的羞耻像寄生虫一样吸走我的价值感，只剩下忍耐，在日复一日地自我保护中累积。白天我用幻想来填满千篇一律的日子，晚上我在图书馆里消磨时光以拖延回宿舍的时间。图书馆关门后，恐慌的苦涩滋味四散开来。

但这一天不同。这天下午我告诉自己，我有个计划，仅是不断重复地对自己说着，我淤积的抑郁就都消除了。我拉长了步伐，感到活力十足。

“请给我一瓶超强效咳嗽药（Romilar）[19]。”

药剂师会发觉吗？他肯定知道了。他从柜台后面的高座上俯视着我，我感到汗水从脸上流下来。不过他薄薄的嘴唇没有吐出一个字，大概他也不在乎。而我一出大门，就不紧张了。我坚定地沿着路走，离开药店，握着我的小小宝贝——装着暗红色液体的细长形瓶子，把手插进大衣口袋里。没人能看见我口袋里的瓶子，也没人知道我脑子里在想什么。没人能阻止我。

伯顿说过一次要喝一整瓶，尽量不要品尝它，并且确保接下来的6到8个小时里不用去任何地方。好吧，如果晚上11点之后还待在外面，我可能需要解释一下，但如果待到第二天就不用了，我可以在塔尔科特和莱西睡着之后回去，这样就不用面对他们了。我已经想好了。

我太天真了，我对什么是“毒品”根本没有清楚的认识。我不确定这瓶咳嗽药是不是像大麻或致幻剂一样，属于毒品。杂志里关于大麻和致幻剂有许多争论，但咳嗽药是什么呢？这单词听上去像个古老的王国。这黑暗的万灵药能带我去向遥远的地方吗？它能带我去到另一片土地吗？我还回得来吗？走在倾斜的阳光下，我感到快活、轻盈而自由。尽管还没打开密封，我已经有点飘飘然了，只因为我付诸了行动。

那么计划是什么？我可以在图书馆待着直到关门，然后在码头边坐着直到所有人上床睡觉。未知的事件是很难计划的。微弱的阳光洒在马里昂（Marion）[20]的街道上，我走出只有几家商店的中心城区，经过令人印象深刻的新英格兰房屋，它们有着棕色瓦片屋顶和粉彩墙面，阴沉的屋顶天窗与庄严的形象互补。教堂，有很多教堂，马里昂是个虔诚的社区。人行道上没什么人，我已接近城区的边缘。我把瓶子从口袋里拿出来，扭开瓶盖，闻了闻。这是一个错误。我的决心突然坚定起来，然后把它倒了出来。四盎司非常难喝的液体，几秒之内就被我吞下。

现在我感觉自己很调皮，甚至有点儿恶劣。我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找了个垃圾桶把罪证销毁。凛冽的风断断续续，奇怪的人经过我身边，我们避开彼此的目光，仿佛突然间别处有引人注目的风景。我离开主干道，穿过体育场和其他空旷的地方，朝图书馆的方向走去。我感到一种平静的空虚，空虚的来源却是兴奋。我嗑药了，会发生什么事呢？

45分钟之后，我渐渐觉得没事会发生。我坐在图书馆外的长椅上，天有点凉了。我该怎么办？

放弃计划然后去吃晚饭的念头真令人讨厌。400个男孩坐在20张大桌旁，每张桌子有一位长官和他的妻子坐在尊位上。我们低头祷告，埋头吃着湿乎乎的食物，试着进行无聊的对话以免陷入死一般的沉寂。我才不要。但现在我觉得有点感觉了，不，可能只是我的想象，只是冷。等下，那是什么？我的确感到有点异样，但不确定是什么。倦怠爬上我的双腿，可能就是冷，但现在是别的了。一种饥饿感好像从我的胃蔓延开来，我的身体好像要变僵了，思想开始不集中了，思绪像蹦蹦跳跳的田鼠。这东西对我起作用了。

我从长椅上起来，腿沉沉地抬不动，得费点力气才能像没喝醉那样走路不摇晃。多大点事儿，就这样而已吗？想找个暖和的地方，但图书馆看上去幽闭而又恐怖，于是我走开了，走到斯普林大街（Spring Street）。这条街把校园一分为二，从主干道弯弯地通向树林。一辆接近的汽车吸引了我的注意，它音量过大，声音增大的时间慢得不可思议，经过我时车声轰鸣达到顶点，在车灯远远消失之后，挥之不去的声音还一直填满我的感官。我觉得那车的司机肯定在哪里见过我，他大张旗鼓地开过去就是在向我传递讯息。接着我发现自己在想，这车经过我是件史诗般的壮举，是为我准备的大型演出。多荒谬，但我在笑，发现自己在笑又让我笑得更厉害了。某些奇特的事情发生了，我发觉自己有种奇怪的成就感：我做到了。我改变了自己的大脑！这时我的皮肤开始痒，脑子里有压力的感觉；我注意到很可能是脉搏在隐隐地强力跳动，我感觉脑子在膨胀，像填满了厚厚的棉花；我有点摇晃，但还是加紧了步伐。视线变模糊了，街灯投射出重叠的影像。我有点害怕：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会死吗？我的大脑发生了什么？里面怎么了？

口服400毫升的氢溴酸美沙芬（dextromethorphan hydrobromide）对于神经系统有重大影响。这种药被列为解离性药物或镇静催眠药。想象一下自己被催眠了，你不再受到控制，不再做决定，意识被局限在一条无限延伸的小巷子里，而你平静地沿着它的方向走着。知觉不断地闪现，就像路两边一片片闪过的风景，你漂浮在缓慢而诱人的做梦的冲动之中，不再反复思考现在要怎么做，或过去本应怎么做，只要跟着走就行。夜变得深邃而神秘，我沿着为我准备好的路进入原始森林。这种感觉很像喝醉，但它是彩色的，就像《绿野仙踪》里的桃乐丝（Dorothy）撞到头然后被送入仙境一样，这里某处也有人陪着我，有熟人的感觉，我不是一个人。

美沙芬通过降低谷氨酸的传递速度来减弱咳嗽反应，它的作用方式很像酒精，但更有针对性[21]。首先，它抑制脑干（大脑核心处的杆状组织）和小脑（位于脑干后方的花菜形层状皮质）的正常功能——调节肌肉活动，这就解释了走路摇晃和重影的原因，但它特别瞄准了大脑神经元中位于树突（输入区）的一种特定受体。美沙芬及其同类，如聚会毒品氯胺酮（Ketamin）[22]，阻断了NMDA受体——谷氨酸进入脑细胞并促使其激活的主要途径之一。NMDA受体是大脑中最关键的通道之一：它们是突触可塑性的基本代言人，其实也就代表了学习能力。一旦有重要的东西值得记录，不仅限于当前，而是要记几天、几星期、几个月，甚至一生的时候，蛋白质会对新进入的突触传导进行组织，而NMDA受体就是激活这些微小蛋白质工作群的阀门。由于它们负责学习，因此必须能聪明地辨别什么东西是值得记住的。NMDA受体在做这种决定时会采用一种技巧，称作一致性检测(coincidence detection）——只有当发送和接收神经元同步、共鸣、处于同一频道，即一致时，它们才打开大门。换句话说，NMDA受体允许正在传递信息的神经元之间建立连接。当发送和接收神经元同步时，NMDA受体打开大门，接受谷氨酸的额外帮助。就这样，神经元A和神经元B的偶然接触变成了联姻，它们打上的结把信息原子绑在一起变成了感知(sense).“佩里戴那条围巾看上去很艺术，就像乔说的一样……”“这人是口琴大师，搭配他所投射出来的漫不经心的风格。”是碎片之间的一致性，以及象征着这些碎片的神经元之间的协调，共同组成了皮层中清晰的图像。短暂的联结组合成一个模型，把印象(impression）变成了感知。NMDA受体允许神经元网络快速而灵活地变化，去匹配我们所谓现实的微妙之处——即世上与自身目标有关的不断变化的特性。

当美沙芬阻断了脑中的NMDA受体，感知开始分崩离析，现实不再进入大脑，这就是解离(dissociation)的本质。这也是为什么氯胺酮在战场上被当作麻醉剂来使用，以及许多实验中用氯胺酮来模拟精神分裂症的原因。归根结底，大脑皮层如何保持与现实的联系？当它乱了头绪时会发生什么？大脑皮层在进化过程中形成了获取、编译、记录外部世界精彩细节的功能，为的是我们可以对周遭环境的复杂性有某种程度的了解。蜥蜴几乎没有皮层，生活在一个简单的世界里：只有冷热、运动、饥饿、危险、逃跑……噢，还有性，这便是蜥蜴。但对于我们人类来说，世界结构异常复杂，这使得我们可以根据知识来采取有目的的、精准的行动，我们的智慧使这一切成为了可能。完成这惊人的任务需要感知，以及另一个要素……

感知是由NMDA受体积累而成的详尽而清晰的现实地图，不过我们还需要动机（motive）这一要素。动机也就是所谓的意义(mean-ing）。意义是关于世界与我们如何联系起来的独特的个人见解。但意义不是凭空产生的，我们要培养它：我们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想要什么，需要什么，了解现实中的每一个变化对我们的目标、喜好、恐惧和欲望有何启示。我们从生命的最初就在学习意义——比如母亲怀抱的好处与安全——直到青少年和青年时期趋于稳定，通常变为对爱、尊敬、成功的追寻。意义等于重要性，它给皮层产生的源源不断的感知赋予重要性，它会增长并在大脑中稳固——不在皮层，而在边缘系统——皮层覆盖下的一组器官。边缘系统的主角是海马，负责记忆事实与事件、时间与地点。它的前方是杏仁核，记录感情色彩、体验及期望的强度（如图1）。这些边缘结构不仅共同工作，还与收集身体感觉（肌肉紧张、浅呼吸、掌心流汗、恐惧引起的肚子刺痛）的其他神经组织相联系，因此它们了解什么感受是重要的。而感受(feeling）是意义的基础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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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大脑剖面图，显示了大脑皮层的脑叶以及边缘系统、丘脑、下丘脑、脑干。

边缘系统分为左右两侧，大脑皮层包在外面就像一条有褶皱的毯子包着细金属丝一样。不过事实是：边缘系统和大脑皮层之间必须保持通信，即意义和感知之间的通信——且通信是双向的。皮层需要给边缘系统提供组织好的细节——看到和听到的世界、正在发生什么、可以做些什么。与此同时，边缘系统必须为皮层提供意义——我期望的、想要的、需要的、我记住的、重要的，若没有我的指示，你所做的一切都没意义。指示很简单，就是过去——你所注意或完成的一切，从中提取出一系列熟悉的事件、目的、恐惧、愿望。在一个运转良好的大脑中，边缘系统的意义（由感受和熟悉产生）与皮层的感知（近乎真实）是同步的，无缝地进行简单交换。这个交换就是皮层边缘双向通路，像布鲁克林大桥[23]的车道一样，日夜川流不息。

NMDA受体像是交警或收费站，根据感受性引导大桥上的皮层通路传导。它们提供实时更新的流动精准的世界构成及其所处位置图，并不停把更新的版本送到边缘系统让其变得有意义。之后边缘系统的信息回到皮层，变成了微调版（在枕叶），有了声音（在颞叶），再指挥舌头、四肢（通过运动皮层）行动，以最有利的方式改变世界。问题是，现在我脑中的NMDA受体被美沙芬分子阻塞了！谷氨酸通不过，受体神经元无法激活，或激活得不够快，像傻子一样呆坐在那儿。结果同步的相邻神经元及其所象征的那部分现实，像拼图碎片一样变乱了，仿佛是个陷入瘟疫或暴乱的城市，通讯被阻滞、切断，警察罢工。皮层边缘通路大桥上是混杂的破烂马车，带着印象的大杂烩，却几乎没有感知。不仅如此，垃圾的河流堵住了通向大桥的路，因而大桥的交通状况游离在混乱和阻塞之间。

边缘系统的意义产生器与真实世界的认知地图间的通路还在建设中，但意义还是很鲜活。“佩里很漂亮，他让我想起上帝。”意义仍然在我的边缘系统高唱着熟悉和吸引力之歌。交响乐团似乎从未像今晚这般纯粹，产生如此强烈的共鸣，但共鸣和纯粹的原因在于它没有受到认知输入的限制。没有了感知的注入，边缘系统可以随心所欲地合唱。布鲁克林大桥因为维修而关闭，结果就是解离。

你可能会奇怪这样的神经灾难怎么会吸引人。但美沙芬及其同类氯胺酮是所有物质滥用里最常见的，尤其是对年轻人而言。目前中产阶级的孩子最常把氯胺酮作为聚会毒品（或狂欢毒品），他们大多处于18到25岁之间[24]。它代替摇头丸作为一种社交润滑剂风靡了整个西方世界。氯胺酮在大多数国家是违法的，那为什么还要服用它？总的说来，不管是毒贩还是总经理，人们服食毒品是因为他们感觉不太良好。像美沙芬、氯胺酮、PCP[25]等毒品以及那些极具损害性的物质，如嗅胶（Glue）[26]、能量酒饮料（Gasoline）[27]，它们之所以被称为解离性药物就是因为其作用和毒品完全一样：将感觉与现实、意义与感知分离——这就是它们所起的作用，既不会让你精力充沛，也不会让你精神不济，在生理上也不成瘾。它们只是关闭皮层边缘通路，使你的边缘系统——大脑产生意义的中心——不再与世界有联系。当世界不那么好的时候，这样真是太方便了。而我身为一个抑郁的少年，根本没觉得这世界有什么好。

意义本该随着现实而产生，只有这样，我们的大脑才能在自然选择的艰苦马拉松中获胜。一旦关于世界的意义松动了，一旦边缘系统脱离了皮层，就像巨大的冰山脱离大陆一样，解离性药物给服用者带来一种与众不同的自由。与现实断联意味着重新组合，把你人生中经年累月形成并稳固的所有记忆与连接、愿望与恐惧都拿出来，然后按你喜欢的任何样子放在一起；或者按它们自己喜欢的样子来。由于这些自我碎片有自己的化学作用与联结，一旦皮层的掌控受到破坏，这些碎片会极有创造性地自己组合在一起。它们会聚在一起形成魔法故事或者鬼故事，而那个故事会把你周围的世界呈现在舞台上，内容是糊成一团的持续占据你皮层的感觉物质。它是私人的，完全属于你的。

这时，经过的车声终于退去了——刚好当我想要拿回片刻的控制权，决定该怎么做、该去哪里时，血流中渗出的美沙芬关闭了整个大脑的NMDA受体，在我面前竖起了巨大的充满原生态意义的彩色墙面，阻挡了我的去路。这些咳嗽药分子像疯狂的无首领军队一样占据了主导，我周围世界中的图案和美丽不再有任何意义。我摇晃着走进路边的树林。垫在脚下的树叶有种奇特的、毛茸茸的质地，看上去像布料而不是树叶，树林仿佛被宽阔的地毯覆盖着，真令人震惊，它放射出自己的光，一种不属于黑暗树林的荧光绿；近处的树下有一团物质，让人想起巨大的活体器官，似乎有心跳一样地搏动着。这一切都说不通。

不过让人感到安慰的是奢侈的印象流……以及一种惊人的熟悉感。边缘系统产生的意义使得一切看上去很熟悉——弯曲的枝条，粉刷过的路肩，草上湿润的微光。我的耳内咆哮着现实倾入深海的声音，波浪重重地拍打、侵蚀悬崖的声音。不，这是我的心跳，或是一群非洲鼓手聚集在山腰后浓浓的橘色灯光中。我离路越来越远，慢慢走向树林深处。我不知道双脚要带我去哪里，我一点也不在乎。灰色的天空孕育着意义，灰色浓重得仿佛要融合树林里的所有颜色和声音。对于夜晚来说这太亮了。空气抖动着，聚集成波浪，我瞬间看到一个海绵沙滩球，然后变成了一堆有弹力的腐烂树叶。我迷失在边缘系统的走廊上，卡通形象从过去的拼贴中冒出来。而这时熟悉感占据了我，浓缩成几乎清晰的人声嘈杂的背景，好像一群行人走在繁忙的人行道上，但我看不见，也不怎么听得见，仿佛他们在听力范围之外，这更像是思维而不是真实的声音。这熟悉的印象非常诱人，又无限地令人欣慰。

我走上刚好在面前的一条路，起起伏伏地穿过树林。我的腿很沉，脑子又热又涨。悬在头顶的树既熟悉又善解人意，这时我注意到，它们的枝条组成的绣花图案美得不可思议。树枝伸展开来欢迎着我，我感到它们一直在等着我，这些图案是赠予我的美好供品，能够绑好我的伤口、治愈我。当我闭上眼睛原地站着，存在感从内心涌出：背景再次细语着，绽开成声音，说着稀奇古怪的虚构的东西，白日梦变成了瀑布流。我睁开眼再次环顾四周，我感觉自己是个全新的人，在一个全新的世界，被亲密的、温暖的雨淋得湿透。

几个小时之后，我回到了岩石海岸，坐在瑞文之家后面的码头旁。波浪翻滚着从我身边经过，带着圣经的意义，而我是诺亚（No-ah）[28]，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船员，在唯一的海上的唯一的船上。上帝就在不远处：我伟大而善良的催眠师，慈祥地低头看着我。我的脚在码头边上晃着，进入持久而起伏的波浪之中。我不确定是怎么从斯普林大街旁的树林走到这儿的。我感觉自己在一个长长的梦的结尾，但我还没清醒，也不想清醒。我脑中的压力消失了，恐惧的片刻早已不见，我感到真正的快乐。我坐在离宿舍50米远处，折磨我的人现在肯定睡着了，离下一个无趣的黎明还有好几个小时。我被困在十月，离圣诞节还远得很，更别提明年六月毕业的时候了。我被封死在自己的牢笼里，但我逃亡了。我发现了一个新世界，而且我知道在想要的时候怎样回到这里。我扬扬自得。

我也有了大麻烦。苏克特（Sukert）先生像个部落神兽埋伏在瑞文之家的前门，非常清醒地等着我出现。他问我去了哪儿。

“我不知道。”我说，大约意识到这听上去有多糟。我的声音失真又含糊，负责协调我下巴和舌头肌肉的神经冲动还处于一团糟的状态，很难发出“d”这个音，我不得不试了两三次。

“什么叫你不知道？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

我试着回答，但糟糕的发音和最终没什么好说的战胜了我。我只说了“不”这个漂亮的弱音节，用舌头说出来很容易的。

“现在凌晨两点半了，我一直在等——你还好吗？”

“嗯。”

“你喝醉了吗？”

“嗯。”

“你去哪儿了？”苏克特先生不会真的生气。我开始有些喜欢他了。

“苏——苏克特先生，你知道吗？”休眠的大脑系统开始运转，我阻止了自己。“对不起，我要去睡了。”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我被禁止在晚上外出，那真如地狱一般。但这带不走我个人的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