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飞蛾扑火

现在是十一月，我渐渐有种奇怪的错乱感，尤其是在早晨和夜晚。早晨我会配合地坐着听维特斯坦先生不停地唠唠叨叨，努力地置身事外。我试着让自己变得疯狂一点。“你们这些孩子很清楚关于自习时间上厕所的规矩。”如果突然疯了会怎样？会完全不在乎了吗？“希勒（Hiller）议员将在本周末来访，泰博是他的母校。”希特勒议员，他说的是希特勒议员吗？“看着你们，我感到无比地骄傲。”如果我只把注意力集中于事件之间的空白，我能让现实消失吗？我盯着前座的椅背，直到视线模糊，声音汇成一片轰鸣。我在模拟美沙芬兴奋后的第一个小时的状态。“周日晚饭前会有一个特别的晚祷仪式。希望每个人都要穿正装，就是说不能穿灯芯绒的，知道吗，斯蒂威尔（Stillwell）先生？”我们的上帝是强大的堡垒，这膨胀的声音像动画片里的一样。亲爱的上帝，请让我解脱吧。

几个星期以来我一直练习着放空，去上课的路上在放空，吃饭时又回到放空状态。我那个统治世界的白日梦像从久远小镇传来的无线电信号一样渐渐消散。晚上我在街上游荡，寻找一切不寻常的事物。我沿着岸边的岩石走着，脚又湿又冷；我走进没锁门的教堂，坐在中间的长凳上，在几乎完全的黑暗中，假装礼拜这个基督徒之神；我缓缓地走在空旷的街上，想象着自己是地球上仅存的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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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泰博没有消失。法语课上，四五个大废物占据了主导。他们都是足球队员，他们的身体下垂，腿向前伸到前排，懒懒地靠在座位上，像巨型的爬虫。巴克（Barker）先生[29]的愤怒让他们感到扬扬得意。我害怕他们，因为他们有权势而又冷漠。他们不会好好念法语单词，巴克先生也没法强迫他们念。他们又笑、又耸肩、又打呵欠，让他屡屡受挫。最终他会红着脸辱骂他们，畸形的牙无助地凸出来。他们把巴克先生的生活变成了对教学的嘲弄，不过他已经比彼得斯（Peters）先生——我的英语老师幸运多了。彼得斯先生的一只胳膊发育不良，如果没有小心地把手别在身旁，它会像鱼鳍一样摆动起来。我很崇拜彼得斯先生，他教我们如何在康拉德（Con-rad）[30]、劳伦斯（Lawrence）[31]、梅尔维尔（Melville）[32]等人的作品的叙述表层之下发掘深层的含义。我觉得这技巧很棒，它用视觉和智慧填满了世界的空白。但其他人叫彼得斯先生“爪子”，这让我反感。他会听到的，他肯定能听到。他们没有小心地去确认他是否在听不见的地方，他们为所欲为。但有些老师不一样，他们属于泰博。一旦察觉到有人反对，他们严厉的眼中只有武力解决。一天，塔奇（Tudge）先生在数学课上因为我和同桌说话，拎着我的衬衫领子拽我出来。我不是有意不敬的，我忘我了，先生。但大多数老师都是不同年龄的可怜人，除了受排挤之外毫无共同点。他们所处的阶层比教练们要低，这让他们饱受折磨。

我在庞德之家的朋友们去年春天都毕业了。伯顿在某处做树木砍伐的工作，佩里去了一所大型中西部大学，诺里斯也走了——不知道去了哪里。诺里斯在五月末就消失了，每日三餐和上课时都不见他的踪影。由于他气色不好，身体瘦弱又毒舌，似乎没人热心要找到他。终于，校长助理德克（Decker），我们最害怕的人，有天早上去他房间了。相传，德克发现他躺在床上读尼采，而且和尼采一样，他疯了。施瓦兹说诺里斯在学校最后的三个月里疯了的事不可能被公开，最好让他自生自灭，等待他的是悲惨的未来。诺里斯赢了，他的胜利传递出一条宝贵的教训：一旦一切都失败了，就会发疯。然后就没人动得了你。

现在只剩我和施瓦兹了。高尚的小型文明在掠夺来的钱财面前化为乌有，而我和施瓦兹像是这个文明余下的残渣。这一年，我们都高三了，轮到我们在明年六月到来时离开。

托马斯·盖尔索普（Thomas Gelsthorpe）是唯一保持着联系的庞德之家毕业生，很快他就会成为带我去另一个世界的向导。他去伯克利（Berkeley）了。是的，伯克利，那个嬉皮士的圣地。他第一次给我和施瓦兹写信是在十一月中旬，信很长，字母没有大写也没有句号，极少有标点符号，内容是一首赞美西海岸的意识流诗。乔一边读，我一边想象着他矮胖的形象，戴着学术范儿的眼镜：“阳光洒在一个又一个女孩身上让人晕眩照出她们的可爱她们的胸部她们的身材她们的胸部胸部胸部女孩们没穿内衣你问在哪里听好了听好了在加州听好了听好了没有内衣每个人都在抽大麻每个人无时无刻不在抽大麻和嗑药可怜可悲的发霉的你们我真希望你们也在这儿你们一定要来！”

我们也想去啊，托马斯。噢，什么时候呢？

我经常去施瓦兹的住处。他会像《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的毛毛虫一样躺在床沿，我会坐在他书桌旁的椅子上。没有其他地方了，没有其他家具，我会靠在椅背，听乔·施瓦兹这个哲学家高谈阔论是什么神秘力量带我们来到了这里。这是社会的严峻考验，他解释着，下一代军队-工业领袖就此炼成。当所有人性被瓦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回家了，但那时已经太晚了。施瓦兹是大师，是青少年文风的悲观主义桂冠诗人，可是他有种我所羡慕的冷漠而又自信的含蓄。他住在波多黎各，父母都是大学教授。这些在我看来都太棒了。他编织了一个天堂岛的场景，在那里我们可以自由地喝朗姆酒、骑摩托车、抽大麻、追女人。我不知道追女人会是什么样的，仔细想想好像很可怕，但乔应该知道怎么做。

他放下盖尔索普的信认真地看着我，“我们必须去。”他说。

“当然，但怎么去呢？”

“我有个主意，我觉得能行。”

“什么主意？你什么意思？”

“听着，马克，我们要有点创造性。”他耐心地解释，“我们可以申请去波多黎各读完高中。我知道那个学校，在我爸妈教书的大学附近。我们可以住在我爸妈那儿，反正他们有半年都不在家，他们不会介意我们住在那儿。我们可以去学校，白天很早就放学，然后环岛骑车，寻找沙滩，漂亮的沙滩。我们能行，这不是不可能。”

“施瓦兹，你真是疯了。他们会让我们中途入学吗？”

“我们可以转学，有人这么做。圣诞假最适合转学了……”他看着我，有点不悦，仿佛我自己本应该想到这些。

我和施瓦兹开始构建一个梦，在接下来的几周里进展迅速。我们经常聚在一起拟定计划。他负责联系学校和父母，我的角色像是魔法师的学徒，提出种种细节，乔会熟练地把它们安排到位。我的抑郁某种程度上减退了，我停止放空，开始感觉到未来有些美妙。我给父母打了电话，说我过得很好。我总是在电话里这样说。打电话之前我会花几分钟时间练习怎样听上去状态很好。我说我有个惊喜要给他们，妈妈很好奇——也有点儿怀疑。爸爸照例说了祝我好运。我跟施瓦兹报告说我已经让他们做好准备了，我觉得他们会同意。施瓦兹精明地点点头。

三周之后，我去他房间，既兴奋又害怕——这种状态我很熟悉。他抬头看看我，带着一抹忧郁的笑。

“怎么了？”我问。

“我们必须早点儿去，不能晚于……”

“什么意思？”

“我还没收到学校的回复，还有两周就是圣诞，我爸妈在亚洲，唯一能离开这儿的办法就是靠自己。”他静静地说着，听上去比我认为的成熟多了。“你圣诞假期能过来吗？有可能我们就不用待着了。”他冷笑着总结道。

“我必须回家！我必须见我的家人……”

“所以呢？你回家之后，我们在纽约见面，只是不回到泰博，而是继续去……圣胡安（San Juan）[33]。如果你觉得行的话。”他咧嘴笑了。

学校一放假我就立刻飞回多伦多。晚饭前我在车库里排练语句和更重要的语调：我是个坚定、自信、成熟的16岁少年——这是《年轻爱好者》里的一段。我宣布了转学的计划。但是20分钟紧张的即兴演说之后，我开始意识到他们几乎没怎么听。

“妈，已经全安排好了……”我坚持着，击退一闪而过的呜咽。

“什么安排好了，马克？”

“学校。是个非常好的学校，尤其是对国际学生。偏向于艺术和政治之类的。”

“你还没告诉我们学校的名字。”她说，然后我试着回想，但想不起来。我不确定施瓦兹究竟有没有告诉过我。我避开她的目光，波多黎各的微光开始闪烁不定。她直言不讳：“我们不能冒险让你浪费这一年时间，马克。今年换学校太晚了，你同意吗？再有几个月你就可以离开泰博了。”

这个计划一直以来是真实的吗？施瓦兹能让它起死回生吗？当晚我就想登上飞机，但我已定在五天后离开多伦多。再在泰博过一个冬天的画面侵入我的遐想。在欢快飞过的逃亡念头之下，抑郁在我胃中翻滚。我还没准备好，绝望来得太快，我感到恐慌。

于是我从一个小学时的朋友那里买了一包大麻。

我第一次尝试大麻是在三四个星期之前。在十二月初的冷风中，我和施瓦兹还有另一个男孩挤在一起，从三支细长大麻卷里吸着刺鼻的烟。直到最后一支吸完，我的喉咙因为咳嗽而疼痛，我才开始感觉有作用。据说第一次要吸很多才有感觉，但我很兴奋……不可思议的瀑布般的思维和图像，每个都完美成形，漂亮、详尽、精致，而它们是我想象出来的。只要想着一个念头，我就在遍布纵横交错的走廊的大厦中创造出新的侧翼。我很开心。毒品再一次让我跟随着自我不断创造出来的路径，从绝望的现实转换到了一个惊人的新天地。我可以再一次让某物进入自己的身体并改变自己的感觉。于是在我的波多黎各幻想开始垂死挣扎之前，我已被大麻所带来的可能性深深吸引。此时我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它。

在多伦多剩下的日子里我又吸了几次。我坐在家里，既不因为我们做的糊涂梦而感到羞耻，也不生气，再无悲伤。我可以自由地改变我的感受。只要我有大麻，我就可以与抑郁保持安全距离，摆脱羞耻所带来的恶心。

在十二月末的一个下雪的晚上，我与施瓦兹按计划在拉瓜迪亚（La Guardia）机场[34]见面，但他似乎没有买去圣胡安的机票。我很失望，我觉得我本应该更失望的，当我告诉他我父母的反对时，他只是耸了耸肩。

“你不难过吗？”我问。

“永远都不会成功的。”他说，“而且反正今晚所有的航班都取消了。”广播中有暴风雪警告。“我们要在曼哈顿过夜了。”他总结道，好像这就是他一直以来的目的，我不理解他在想什么。

不到两小时，我们到了曼哈顿附近的霍华德·约翰逊（Howard Johnson's）饭店。我来回地盯着吧台，被纽约人迷住了：穷人，街头流浪的人，黑人，这些人你永远不会在多伦多或新英格兰见到。

饭店里面温暖湿热，阻隔开了外面的暴雪，温暖让我平静下来。我不断告诉自己：我们不去波多黎各了。今晚不去，明天不去，永远都不去了。突然间我想试试我的大麻，我想确定它的作用是否够强劲。因为如果作用够强，我就有了自己的遥控器，我小小的心情调节器啊，它能给我多么强大的力量！这力量可以盖过即将到来的，和泰博一起席卷我沉重的绝望。

此刻我坐在楼下洗手间的马桶上。离开多伦多前我卷好了两支大麻，我拿出其中一支，另一支和价值25美元的散大麻一起放在袋子里。我缓慢安静地抽着，尽量不咳嗽。施瓦兹肯定在想我在做什么需要这么久。烟雾飘过我，温暖着我。我想着波多黎各，想着家——爸妈模糊的面容。厕所门上的涂鸦吸引了我的注意。“最棒的口活儿”和一个电话号码。这东西多奇怪啊，听上去像什么高级东西的广告：百老汇音乐剧之类的。我无法把眼睛从这上面挪开，因为它似乎很有趣，尽管它让我惊讶。接着我意识到我正在换个方式体验世界。我的注意力在物体周边环绕，它拉长了，变成一个可伸缩的地道，我的路线留下的痕迹吸引着我。我不禁一边回头一边前进，这不是地道，而是墙上有蚀刻的过道。我检视着这些蚀刻——我的思维——发现每个迷宫都进一步展开，通往新的过道，我的思维形成新的蚀刻，每个都吸引我的注意停留好几分钟。

我跟着走，不断迷失在不断产生分支的过道中。这些房间是什么？上一个里面有什么我怎么都不记得了？一切变得如此迅速，而这种即时性创造出一个没有转向标记的迷宫。“最棒的口活儿”在那儿像个明灯。我笑着，但我也很吃惊：为什么每个思维有自己的世界？这个迷津的主动脉，那个称为“我”的主动脉在哪儿？

大脑如何从协调合作的管弦乐团切换成这系列的独奏？就好像一种乐器宣布独立脱离指挥，按照自己的乐谱演奏，甚至创造自己的乐谱，然后被首席女高音所取代？这种深刻而戏剧性的兴奋，是否由某种损害而产生？我疑惑了：我是在毒害自己吗？抑或是我挣脱了内心独裁者的控制，而释放了自己？

我之前服用过的药物、酒精和美沙芬，对主要神经递质如谷氨酸和GABA有巨大影响，但这些苦涩液体中的分子与我们身体中的分子毫无相似之处，它们的作用来自于蛮力，而非模仿。大麻不同，与大多数我还没尝试过的违禁药物一样，大麻中所含分子——大麻素类物质（cannabinoids）——与我们人体自身产生的分子十分相似。大麻素是自然产生的大脑化学物质，但那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大脑被设计成一个无止境的大麻聚会。自体产生的大麻素在体内循环，远远小于我从大麻卷里吸入的分子数量。其他许多毒品也是一个道理，包括鸦片（opiates）和安非他命（amphetamines）。大多数让我们兴奋的毒品会激活已存在于脑内的化学传递物，或模仿它们的作用，但毒品中的分子数量之大——或性能之夸张——远超进化之目的。

大麻素是由刚被激活的神经元所释放的特定神经递质。通常神经元会在激活后短暂休息，在几毫秒内变得不应答，这是大脑阻止更多神经元激活的方法，免得它们在传递了信息之后还继续狂欢。不过大麻素干扰了这项规矩，它们宣告“同样的多来点儿！”至少在脑中有某些部分，大麻素通过它们施加到前一个神经元上的影响，增加刚刚释放大麻素的神经元的激活率。想象一下你是个懂礼貌的保守主义者，通常等其他人说完话之后再说话，这样对话才能正常、平衡、稳定地进行。现在你受神奇的大麻驱使不停地说话，以至于别人没法插话。通过增加已经激活的神经元的动作，大麻素使得每种思维、反应、知觉动作、想象都放大了。其他的声音都被毁了！这是神经可塑性的一种形式——即神经元增加其反应力的趋势[35]。这几乎是美沙芬关闭机制的反作用。大麻素使活动的神经元敏感化，这更像是NMDA受体的正常功能。它使已经发声的神经元具有可塑性，增加它们的影响力，却忽视了合作这个更重要的规矩。

大麻素让当前演出的影响成倍地增长，思维和知觉在自我放大，心灵探险中不断分岔的走廊由此而来。你看不见全景，因为你被困在当下，被无法停止的对当前映射的渴望牢牢吸引了。就是这个！这就是重要的！这是史上最重要的、最惊人的、最有意义的、最深刻的东西！但若大脑本身就产生大麻素，哪怕数量有限，它所造成的心理失真一定有其意义。进化不会浪费几百万年的时间打造一个主要目的是自我毁灭的神经递质系统，除非这样是有好处的……

大麻素受体系统成熟最快的阶段，既不是童年，也不是成年，而是青少年阶段，因此大麻素在青少年阶段的功能性，多于在人生其他阶段的功能性，这不意外。就进化而言，青少年按照自己宏大的思维、目标和计划行事很可能是有益的。这样做忽略了堆积在他们面前的现实的重量——或严苛的考验，可能会大大增强他们去探索、尝试、有信心地实施计划的倾向。青少年的进化目标就变得独立，产生新的联系，找到新的领域、新的社会系统，最重要的是新的伙伴。青少年的思维失真可能正是为了促进这些目标的实现。

实际上，青少年思维与大麻兴奋带来的深度幻想异曲同工。青少年不怎么在乎父母的话和绝大多数的传统智慧，而是完全被自己的想法所主导。他们遵循的逻辑链没人觉得有逻辑，他们过度地忠于自己所预期的事情进展。青少年往往活在自造的理想世界里，跟随着思维的列车驶向极端结论，不管有多么强大的证据表明他们完全是错的。实际上，这种自我放大和高度私人的幻觉正是我和施瓦兹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做的白日梦，我们神圣地构建着波多黎各学校的画面，在它的精致中迷失，忽略了几乎渺茫的可能性，直到圣诞假期时这个泡泡终于破灭。可以说施瓦兹和我创造了属于我们自己的解离状态，但这并非美沙芬式的冲昏头脑的、与现实分离的状态，我们是在世界的可能性里迷失，而不是在脱离现实的黑暗中。鲁莽的计划可能随大麻素受体的成熟被支撑起来，我们自体产生的大麻素又推波助澜。若大麻素能帮助青少年绘制自己的现实，那么我最近对大麻入迷也许就不算太失常了，这只不过是又一次某种程度上为了保留我选择权的绝望的努力。

但此时是1967年，大麻是完全违法的。我坐在霍华德·约翰逊饭店的马桶上，跟随着内心野性的召唤，我这青少年的大脑有点超出进化学目的地东摇西晃着。可我不觉得这有多疯狂。我的神经元在释放自我催眠的信息流，这些信息有自己的目的。每个思维都有巨大的重量，我的感知大开，但我被推上一个又一个认知泄洪道，沉思之路上的每个转弯都让我着迷。直到下一个思维，下一个神经连接建立起的火力强到能掌控舞台，之后可能性的迷宫开启了一个新的走廊，我走了下去。而我不记得刚才在想什么，因为我所在的泄洪道太大了，没有回头路，我甚至不记得我是在纽约的一个饭店里。我没法减缓前进，定下来或把东西拼起来。波多黎各……我欢快地笑了。那是什么意思？我坐在那儿傻笑，“最棒的口活儿”在背景中闪烁，只不过现在，不可思议地，厕所里某处有个可怕的重击声。肯定发生了令人兴奋和可怕的事情，有人在重重地击墙啊。过了好几秒，我才意识到是我这个隔间的门在随着击打而摇晃。为什么有人这样做？

“开门，年轻人！”是电视里警察的声音。我有片刻觉得这很搞笑，不过万一是真的警察呢？我的想象冻结成了脆弱而恐怖的画面。现实闯入视线，就像火车旅行到站一样。我是不是睡过去了？我在纽约，我在吸大麻。这是违法的！我愚蠢地把那袋大麻塞进了大衣口袋。为什么警察要逮捕我呢？我只是个孩子。我正要开始站起时，门被向内撞开，进来两个壮实的纽约警察。一个警察进来了，几乎是温柔地把我推着走。他把我带离隔间，站在我旁边，另一个警察负责搜还挂在钩子上的我的衣服口袋，然后拿出我的宝贝。我恐慌地感到马上会失去它，但我不明白即将还有更糟的后果。

当两个警察护着我穿过饭店出去时，所有人都转过来看我。有些人在笑，但施瓦兹面如死灰，他的表情混杂了害怕和同情，我永生难忘。我的汉堡和薯条就放在那儿等着我，我多希望我只是坐下来和施瓦兹一起吃饭，但我现在明白我要去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不是波多黎各，不是在城里过一晚，而是没有返程票的意外旅程。

我在纽约市看守所度过了我首次被捕的第一个小时。黑人穿着粉色套装斜着眼调笑着，猥琐地争吵着；白人像死尸一样惨白，靠着栏杆，目光呆滞。这些人是谁？我不能动也不能说话。偶尔有人用像鱼一样的眼睛看看我，我的目光惊恐地看向别处。一排人像动物园里的野兽，每个都如此不同，如此独特，却又如此不可思议。一个肥胖的、身材走样的、皮肤起皮的白人盯着我，越靠越近。每次我抬头，他的目光就等在那儿。恐惧像持续的电流将我击倒在地；但之后还是那两个警察凭空出现将我带走，穿过一个又一个走廊，坐上了一辆警车的后排座位。一段短暂的颠簸之后，他们打开门，带我穿过另一栋大楼的走廊，之后我被告知这是少年犯看守所。我停下来，吐在这座监狱迷宫的过道的一个角落，他们奇迹般有耐心地等我吐完，他们比我更明白我的恐惧。最终我被带到一个单间，倒在床垫上睡着了。

第二天，我被告知我的父亲来了。他的到来似乎很英雄，很神奇。有一刻我想象他是来拯救我的，不只是从警察手里，而且从泰博那里。不过之后我明白这又是一个愚蠢的幻想。我坐在小而封闭的无窗等待室里，想要把事情说清楚。被捕了等于生病了，或发疯了吗？可能会有用。他们现在是不是必须带我回家了？我听见施瓦兹说：“别傻了。”爸爸肯定很生气，肯定；妈妈肯定非常非常失望。门开了，我被护送到一个大休息室中，父母、孩子、律师一小群一小群地聚集在这里。爸爸就在那儿，他粗暴而迅速地抱了我，他问了我还好吗，然后我们就不说话了。很快有个律师来了，我们换到回荡着男声的走廊上。我试着在直饮喷水池除掉嘴里的味道。穿着得体的人在愉快地争执，爸爸现在看上去是这里的一分子，明显地放松了。但我不能看他，我也不想要他看我。

法官同意了六个月的缓刑，然后是各种握手和交换文件。我不知道该感到失望还是轻松，爸爸也不知道。我们并排坐上纽约的出租车，看着经过的曼哈顿商店门面，对话像连载漫画里的气泡一样。他告诉我我很幸运——可以回到学校，而不是坐牢。对我来说，这二者的区别暂时毫无意义。

“我想我应该坐牢。”

“呃，你做的事情真的很蠢。”

“我知道，我非常非常抱歉。”

“那也没用。”

我悲惨、羞耻、畏缩地坐在座位上，想要掉进座位和门的缝隙中。低贱，这就是我的样子。难以置信地愚蠢、不负责任：自私，自私，自私！但不全是如此。这个描述着我、指责着我的内心的声音，并不完全是自私和懦弱，还有包含了两者的自我责备，以及肮脏、恶心……可能只是坏。

我像个自虐狂般严厉地指责着自己，为接下来一个月的自我厌恶做热身。我使家人蒙羞，给他们带来损失与担忧；我让自己蒙羞。在泰博存活下来的全部目的在于在相对黑暗处完成换毛期，像个蜥蜴在窝里蜕下儿童时期的皮，然后生出强壮、自由、独立、自信、男子气概。但现在我被爸爸送到机场，回到学校——而他回家。过去的两年里被筛出的、被沉淀的坏，现在凝聚成了纯粹的实质。我被审判了，被定罪了，不是我和施瓦兹经常玩的文字游戏。我真的被定罪了，我是个罪犯。

回到泰博，我努力去变好，我向父母、老师、缓刑监督官展示他们想象出来的那一面，展示我有多好。我感觉自己被一个幽灵观众观察着，我清除了懦弱，避开了大麻。但我的内心被冻住了，被羞愧吓晕了。因此我设法静止不动，我设法不去引起注意——不只是被人注意，也不被自己注意，静止到没有什么能激活待机图像。

然而另一个我闪烁不定地存在着，从崩塌的悲惨粒子中收集物质。某种程度上我会打败他们——我的父母和老师，我不会服从地走向绞刑架，我会让他们看着。等着瞧。还有第三个我的碎片实体化了——不反抗但爱管闲事。这个我扫视着地平线寻找出口，一个没有守卫的出口，准备从真实或想象的守卫处逃跑，踏上新的冒险。如果我生在一百年前，我可能会去航海。但泰博的海里全是冰，船都被锁住了。而我看向加州——世界的另一边，在那里，毒品运动在地下进行，征召入伍进展顺利并接收新的应征士兵，还有女孩们——不穿内衣的女孩们……托马斯·盖尔索普让人毫无疑问地相信女孩们会在那儿等着。

在那个长长的冬季学期，我的成绩令人惊讶，班上120个高三学生中我排第二。我举重，我当餐厅服务生。我把抑郁压成煤团，再把煤团压成钻石。我读康拉德和劳伦斯，我写关于生与死的诗，我梦想着明年进入大学。我申请了伯克利大学[36]、斯坦福大学，以及UCLA[37]。我想要去和托马斯·盖尔索普生活，和女孩们嬉戏。我想要尝试LSD[38]。我可以坐上家人护送的车，然后在到太平洋时下车。

之后我会和父母及弟弟告别，并且找到我的自由。

我晚上尽量晚地回到瑞文之家，但来自莱西和塔尔科特的攻击每隔几周便发作。然后有一天我爬上床关掉从塔尔科特的无聊音响里传出的废话时，他拉了我的腿，这激怒了我，一种完全不熟悉的暴怒突然冲上来，我拉住他的衬衫把他的头撞向床柱。他拉着我的脖子，企图把指甲戳到我脸上。我们一直打一直打，都没法老练地做出决定性的一击。但房间被毁了，最后我们脸上都是血和淤青。当时是二月份，之后攻击彻底停止了，没人来管我了，我不再觉得自己是个消极的受害者，但这世界似乎是个危险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