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忽必烈崭露头角

忽必烈生活于蒙古帝国的黄金时代。他出生之时，蒙古人开始开疆扩土；他长成之时，蒙古大军已经无远弗届，把疆域远远地扩张到了北方和西方。在这段蒙古史（实际上也是欧洲史）上最辉煌的时期里，忽必烈和他的祖父成吉思汗无疑是两个最显赫的蒙古人。欧亚的历史是从蒙古人开始的。在13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间，他们经过不断的蚕食，建立了世界历史上最庞大的帝国。其疆域北部从朝鲜半岛一直延伸到俄罗斯西部；南部从缅甸一直到达伊拉克。他们的军队曾一路打到今天的波兰和匈牙利。在此过程中，他们消灭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王朝，包括统治中东和波斯的阿巴斯王朝①、金朝和南宋王朝、中亚的花剌子模等。在几十年间，蒙古人统治了欧亚大部分地区，并对其他地区形成威胁之势。

虽然蒙古帝国仅仅持续了不到一个世纪，但它已经把欧洲和亚洲紧密地连接起来了，由此开始了一个东西方之间广泛接触和频繁互动的时代。当蒙古人对征服地区的统治稳定下来之后，他们便既不反对也不禁止与外国人的联系。尽管蒙古人从不放弃他们统治全世界的企图，但是他们仍然热情款待外国游人，甚至款待那些来自尚未征服的王国的旅行者。他们鼓励人们在蒙古统治下的亚洲广大地区旅行，并为之提供方便。在蒙古统治下，许多欧洲商人、手工匠和使节首次到达中国。亚洲的商品沿着商道到达欧洲，随之而起的欧洲人对这些产品的需求，最终刺激了欧洲人寻找通往亚洲航线的热情。因此，蒙古时代间接地催生了欧洲15世纪探索世界的时代，这个时代在发现绕过好望角到达亚洲的航线和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寻找由西方通往印度之路而未果时达到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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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和他的母亲

1241年窝阔台逝世，忽必烈开始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忽必烈的父亲未能成为成吉思汗的继承者，而忽必烈本人开始似乎也将步其后尘，在蒙古历史上扮演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几乎没有人能预见到他最终将成为蒙古帝国的最高统治者。

不过忽必烈聪明能干的母亲唆鲁禾帖尼别吉就是有此远见的人物之一。她对她的四个儿子都有很高的期望，并献身于儿子们的前程。而她的四个儿子最终都成了蒙古帝国的君王。她的长子蒙哥从1251年起成为大汗，直到1259年战死疆场；忽必烈接替了其兄的汗位，从1260年开始统治蒙古帝国，一直到1294年；旭烈兀摧毁了从公元750年起就一直统治中东和波斯大部分地区的阿巴斯王朝，并在波斯建立了自己的王朝；而她最小的儿子阿里不哥后来则统治了蒙古本土。

唆鲁禾帖尼别吉是克烈部首领汪罕的侄女。成吉思汗征服克烈部后，把唆鲁禾帖尼赐给了自己的儿子拖雷为妻。我们对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如何知之甚少，但可以推测他们很少生活在一起。因为拖雷总是要跟随他的父亲出征作战。拉施都丁说，"在皇子中没有人征服的国家和他征服的一样多。"这肯定是对那个时代一个蒙古人最高的赞赏了。拖雷是因13世纪初对金作战而出名的，而从1219年到13世纪20年代初，他一直指挥着一支王牌军，参与他父亲领导的对中亚城市的进攻。在1227年成吉思汗死后，拖雷受命于他的哥哥窝阔台，参加军事征讨，主要负责征服金朝的战争。1231年或者1232年，在彻底摧毁金朝的两年前，拖雷死了。

当窝阔台试图安排唆鲁禾帖尼别吉再婚时，她礼貌地拒绝了。窝阔台建议唆鲁禾帖尼别吉改嫁给他的儿子贵由，这将是一桩侄子和婶母结合的婚姻。而这种联姻将把东亚的两个王族联合起来，保证汗位的顺利继承，避免窝阔台的子孙和拖雷的子孙爆发冲突甚至战争。不过，唆鲁禾帖尼别吉礼貌而又坚决地拒绝了窝阔台的建议，并解释说，她想用心抚养四个儿子，不想改嫁给大汗的儿子。

她的政治天赋也许可以用她对各种宗教兼容并包加以证明。尽管她自己是一位景教徒①，但她并不歧视蒙古境内的其他宗教。她甚至资助佛教和道教，以获得中原属民的拥戴。同时她也没有忽略伊斯兰教。她向穷苦的穆斯林提供救济，奖励谢赫（宗教领袖），捐资建造清真寺和神学院，包括在中亚城市不花剌建立的马德拉萨（宗教学院）。但是她从未否认过她的景教信仰，即使马可·波罗在她去世二十年后访问中国，也知道她是一位基督徒。她认为在自己的领地上扶持各种宗教的发展是非常有益的，她应该为此作出努力，而当时整个欧亚大陆的历史学家的著作都证明，她在这方面确实是成功的。

忽必烈生于1215年9月23日，那一年成吉思汗攻克了金中都。有关忽必烈的童年、所受教育以及他早期生活的资料很有限。一直到1251年，忽必烈还只不过是皇室旁支的一员而已。除非发生一场大变故、灾难或者不幸的事件，否则他仍只会是那个贵族集团的一分子，不会在帝国政治事务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所以他的早期生活经历当然也就没有必要详细地记录下来了。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他是在母亲的抚育下成长起来的，因为他的父亲大部分时间都在跟随成吉思汗东征西讨。唆鲁禾帖尼别吉要求?轻的忽必烈必须精通马术和射箭。和所有其他蒙古人一样，忽必烈也积极参加狩猎，而且直到晚年都热衷于这项活动，这可以由现存的为数不多的忽必烈狩猎图所证实。唆鲁禾帖尼别吉还决定，忽必烈必须学习掌握文化知识，并聘用了一名叫脱罗出的畏兀儿人教他读写蒙文。奇怪的是，他从来没有被教授汉文。

忽必烈接触汉文化是由于他母亲的坚持。在她丈夫死后，窝阔台很不情愿地答应了唆鲁禾帖尼别吉的请求，于1236年赐给她一块封地，地点在真定（在中国北部，现河北省境内）。因此她成了汉族农民而不是蒙古草原游牧民的领主。她认为，剥削农民和掠夺区域资源的政策即使不能说是灾难性的，至少也是目光短浅的。她确信，如果她采取促进当地农耕经济的方法，而不是强制实行蒙古式的牧业经济，得到的税收将会更多。

忽必烈最终也采用了他母亲的治理方法。在同一年，即1236年，窝阔台也赐给忽必烈一块有一万户人口的封地，地点在河北邢州。起初，他对他的封地采取了自由放任的政策，自己住在蒙古本土遥控治理这个地区。虽然他不会容忍官员们对汉人的盘剥，但由于他不在当地，因此无法监督他的官员和代理人的行为。他无从了解，也无法阻止他们加重当地农民的负担。税收商人巧取豪夺，向农民征收了繁重的税负，地方官员要求农民服大量的劳役。于是农民们用实际行动来表示抗议，他们干脆放弃了他们祖居的家园和土地，移居到蒙古控制之外的其他地区。当忽必烈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为时已晚，最初的一万户中已有很大部分从他的领地逃走了。为了制止农民的大批出逃，他撤换了原来管理这个地区的蒙古代理人和税收商人，代之以被称为按察使的一般官员，这些官员主要由汉人担任（不过在文献中他们的身份不是很明确）。他对正常税收进行了重估，严厉禁止横征暴敛，并招募了不少汉人帮助管理经济。忽必烈的新政策目的在于重新获得当地居民的信任，并吸引逃亡者回来。这项政策显然取得了成功。到了13世纪40年代末，那些逃亡者便开始陆续回到他们的家乡，该地区重归于稳定。

拖雷家族的崛起

窝阔台于1241年逝世，这是他的家族走向衰落的第一步，同时也给拖雷的后代提供了一个历史契机。窝阔台曾希望让自己喜爱的孙子失列门继承汗位，可是他的独断专行的妻子脱列哥那决心把她的儿子贵由扶上汗位。她不顾丈夫的遗愿，想方设法暂摄国政，直到蒙古贵族集会选举新汗。在贵由西征的四年中，脱列哥那一直占据着摄政者的位子。汗位继承的中断使窝阔台家族的声望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此外，脱列哥那所实施的一系列政策也损害了窝阔台子孙的利益。中国和波斯史家一致谴责她的背信弃义、腐败和对臣民的盘剥。对她的这些指责可能有些夸张，因为它们是在拖雷系取代窝阔台系而成为蒙古帝国统治者之后写出来的。但是脱列哥那在中国北方所采取的行动确实招致了激烈的反对。她所任命的税收官和幕僚奥都剌合蛮和法提玛都是穆斯林，他们在蒙古境内强征高额税负。而她所设计的政府体制根本不适用于治理定居的农业人口。与此同时，唆鲁禾帖尼别吉巧施手段，通过慷慨地赠与蒙古贵族礼物和成功地治理自己的领地，悄悄地收买人心，网罗政治盟友。但是，此时她还不能挑战脱列哥那。

因此，脱列哥那便可以为所欲为了：她的儿子贵由在1246年登基成为大汗。虽然他剪除了那两个不得人心的穆斯林税官和顾问，但是他仍然打算继续执行他母亲的政策，像传统游牧部落酋长那样来治理他的帝国，即以增加财政收入和领土扩张为唯一要务，对定居农业地区的臣民漠不关心。贵由的军队扩张到了吐蕃，并接受了一个名号为"八思巴"（1235-1280）的吐蕃高僧的效忠。此外，他的军队在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也占领了更多的土地。他们甚至威胁到了西欧，因此，教皇派遣约翰·普兰诺·加宾尼去和蒙古人达成协议，并规劝他们皈依基督教。由于贵由汗断然拒绝接受任何协议，反而坚决要求欧洲向他称臣，因此约翰此行的唯一收获便是他所写的名为《蒙古史》的出使报告。

但是贵由在帝国扩张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并没有减轻成吉思汗子孙之间的紧张气氛。唆鲁禾帖尼别吉继续悄悄地在蒙古贵族中寻找盟友，而她最亲密而且最有影响力的盟友原来是金帐汗国的统治者拔都汗。在对俄罗斯的征战期间，拔都和贵由之间产生了深深的敌意。1247年，贵由终于决心和他的对手摊牌。他集结自己的军队，计划对拔都发动突然袭击。唆鲁禾帖尼别吉知道了他的计划，于是冒着极大危险及时向拔都发出了警告。假如被贵由发现，她将面临背叛的指控。然而非常幸运，她的政治豪赌成功了，因为贵由在开往拔都营地的途中突然死去了。由于她及时向拔都发出了警告，因此加强了他们之间的同盟关系，而拔都作为成吉思汗的第三代继承人中最年长的成员，将对新汗的选举产生关键性的影响。

与拔都结盟，加上自己儿子的支持，唆鲁禾帖尼别吉此时可以确信，新汗将从拖雷家族中产生了。1251年，拔都和唆鲁禾帖尼别吉在中亚靠近拔都领地的一个地方召开了忽里台，她的长子蒙哥被选为大汗。蒙哥的弟弟忽必烈、旭烈兀和阿里不哥肯定对争取贵族们对其兄长的支持发挥了重要作用，可是，文献对他们参与忽里台的情况记载很少。唆鲁禾帖尼别吉该心满意足了，因为她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她的一个儿子终于成为广袤无边的蒙古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可是她刚刚享受到胜利的欢乐便寿终正寝了。她死于1252年的正月（2月12日-3月11日）。为了表示对她的感激和崇敬，她的儿孙们分别在大都（即北京）和她的封地真定府为她建了纪念碑。她的一幅肖像在1335年曾悬挂在中国北方一个名叫甘州的镇子的景教教堂内。但是，这幅肖像没有被保存下来，因此我们无法想象出这个出类拔萃的女人的相貌。

虽然她的儿子蒙哥于1251年登基，但是他的对手并未轻易放弃他们的要求。成吉思汗之子窝阔台和察合台的后代们宣称，因为这次忽里台是在中亚，而不是在传统的蒙古土地上召开的，所以蒙哥继承汗位是非法的。接下来发生的冲突标志着汗位争夺的第一次激烈斗争开始。贵由的寡妇斡兀立·海迷失和察合台的儿子不里相互勾结，打算推翻蒙哥，以窝阔台的孙子失列门取代他。但是，在大多数蒙古贵族的帮助下，蒙哥汗在两三个月之内便击败了他的对手，并立即展开可怕的报复。曾协助过窝阔台和察合台家族的七十七位将领被处以极刑，其中几人的嘴里"塞满了石子，直到他们死去"。斡兀立·海迷失也被处死。失列门被交给忽必烈惩处。他曾伴随忽必烈旅行过几次，后来忽必烈发现他动机可疑，于是也把他处决了。

在肃清政敌之后，蒙哥成了蒙古帝国无可争议的统治者。他继续了他母亲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资助清真寺和佛教寺院。比如，一位波斯历史学家指出，蒙哥曾"给予伊斯兰教徒最大的荣誉和尊重，并且送给他们大量的礼物"。蒙哥还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设计了税制。他的税制与脱列哥那和贵由强加给农民的苛捐杂税相比要轻得多。在他的计划中，赋税将由国家机构负责征收，而不是由贵族征收。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减轻对臣民的盘剥。

和他的前辈一样，蒙哥也在积极拓展蒙古帝国的版图。他效法他的祖父成吉思汗和父亲拖雷，招募其他民族具有专门技术的士兵加入蒙古军队，这些专门知识是蒙古人所不具备的。他命令部队不得任意破坏被征服地区。另外，他命令他的军队在攻击之前，要先给当地统治者发出投降令。只有当这些要求被拒绝后，他们才可以动用武力。

蒙哥任命他的弟弟旭烈兀为西征军指挥官，率军西进去"平定"伊斯兰国家和地区。从1256年开始，旭烈兀率领他的军队开往伊斯兰世界坚固的伊斯马里（即著名的"刺客教派"①）的堡垒。在里海南部厄尔布尔士山上的阿拉穆特要塞，伊斯马里人"加固了防御工事，修筑了一个储存供应物资的巨大仓库"。他们自信有能力抗击蒙古人的强攻和围困，因此断然拒绝了旭烈兀的投降令。于是，旭烈兀用石炮猛烈轰击阿拉穆特，并在1257年初迫使伊斯马里人投降。由于他们曾抵抗过他，因此旭烈兀没有心慈手软，听任他的部队屠杀了绝大部分当地居民。另外，巴格达阿巴斯王朝的哈里发也曾经拒绝过旭烈兀的投降令，并进行过抵抗，因此他也领教了蒙古人愤怒的力量。1258年，旭烈兀击败了阿巴斯王朝，掳掠了巴格达，并处死了哈里发。

蒙古西征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在东方，蒙哥和他的弟弟忽必烈则遇到了更强硬的对手。然而，正是在这些远征中，忽必烈建立起他的声望，使他积累了问鼎蒙古大汗宝座的足够实力。

大理之战

当旭烈兀向西方扩展蒙古势力时，蒙哥正在继续进行着征服南宋王朝的计划。他之所以急于征服南宋，部分原因是由于南宋正在不断蚕食蒙古控制的土地。例如，在他继位之前不久，南宋军队刚刚袭击了位于今河南省的洛宁县。因此，蒙哥和他的军事幕僚决定采取一个新的战略，从东到西同时开辟几条战线。直接由北向南实施攻击是不够的，很可能导致失败，从西部发起进攻则将对这个汉人王朝造成威胁。但是，位于现云南省的大理王国构成了一个障碍。蒙古人需要首先平定这一地区，然后以它为基地，对南宋发起突袭。1252 年，蒙哥选派他的弟弟忽必烈率领一支远征军深入偏远的大理。

大理是由形形色色的少数民族组成的王国，但几个世纪以来，汉人不断地向那里迁徙。这是中原王朝扩张的合乎逻辑的步骤，因为只要控制了这片疆土，他们就能够畅通无阻地与缅甸、南亚通商。因此，征服大理不仅仅是蒙古人的目标，它肯定也会是任何一个中原王朝的重要目标。

虽然忽必烈在1252年7月就接到了蒙哥汗的命令，但是直到1253 年9月他才动身向大理进发。忽必烈为这次军事行动做了非常详尽的准备工作，不敢有丝毫麻痹大意。他相信，他的军队必须做好一切准备，克服遇到的任何障碍，而物资供应一定要充分，要保证做到应有尽有。进攻大理的准备工作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这是他的第一个重要任务。在他年届三十六岁的时候，他终于承担起了一个军事重任。他的父亲和哥哥都是在十几岁或者二十岁刚刚出头便担任了远征军的领导任务。由于忽必烈直到成年才得到一个展示自己领导才能的机会，因此他绝不希望失去这个机会。

蒙古领土上两位最有才能的人物跟随他开往大理，一个是兀良哈台，成吉思汗四杰之一速不台的儿子，他接受命令，将率领一支军队进攻西南；而儒学老师姚枢则与他的保护者和主人忽必烈一起前往大理。兀良哈台的作战经验远比忽必烈丰富，而他在战斗中的表现证明了他的价值。汉文资料将此次胜利归功于姚枢，认为他的建议对减少杀戮、促使大理投降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即使他的忠告对这次战役的成功起到了一定作用，中国史学家很可能夸大了他的作用和他的建议的效力。

1253年夏末，忽必烈认为他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可以去完成他的使命了。于是他在临洮（今陕西省西北部）集结军队，然后开始向南进军。在到达云贵高原之前，他和他的军队必须横越崎岖不平的山地。他们需要穿越四川才能到达大理王国的河谷地带。三条大江环绕着大理王国，它们是萨尔温江（中国境内称"怒江"），湄公河上游（澜沧江） 和长江（金沙江）。从临洮出发前，忽必烈派遣了一个由三位使节组成的使团前往大理，要求大理国王投降。大理国王段兴智实际上只是一个傀儡，实权掌握在大臣高泰祥（又名高祥）手里。如何回应忽必烈的要求取决于高。可惜的是，高的决定对他个人和大理都是很不幸的，他竟然把三个使者全部处决了。

在这种情况下，忽必烈别无选择，只能采取报复行动惩罚大理。使者的被杀更加刺激他下定决心，一定要严惩这些西南人。他征服大理的战略既简单又富于欺骗性：兀良哈台率领他的军队从西部开往大理，忽必烈则直接与敌人交战，几位亲王则率领部队从东部发动攻击。这三方的攻击开始于1253年10月下旬，忽必烈估计肯定得经过一场血战才能迫使大理投降。高泰祥坚决拒绝向蒙古军队投降，他集结他的部队，在金沙江岸边迎击敌人。忽必烈的队伍在11月到达了江对岸。他并没有为貌似强大的敌方军队所吓倒，命令士兵制造羊皮筏子横渡大江。负责监造羊皮筏的是这次随行出征的一位将军伯颜。这是忽必烈和伯颜之间的第一次联合行动，伯颜后来成为忽必烈最信赖和最能干的军事助手。在这关键时刻，伯颜率领他的队伍在夜幕掩护下勇敢地渡过了金沙江。蒙古军迅速地击败了惊慌失措的敌人，迫使高泰祥仓皇逃回都城，并消灭了高的大部分军队。他的最强大的敌人现在已经陷入混乱之中，忽必烈可以集中力量对大理发起最后的攻击了。

根据汉文资料，这次战役中真正的英雄当属姚枢。作为一位优秀的儒士，他希望能使当地居民避免一场蒙古人的大屠杀。他以典型的儒家方式，用历史事实向忽必烈证明采取非血腥策略的重要性。姚枢对忽必烈说，曹彬（930-999）是宋朝的一位著名将领。宋朝建立之初，急于加强对全国的统治。公元975年，宋太祖派遣曹彬去平定南唐。在途中，曹彬佯装生病。当他的下属聚集在他周围询问病因时，他告诉他们，只有他们保证不抢掠江宁府（今南京），不屠杀百姓，他的病才会好起来。他们同意了，于是江宁府以和平手段被征服了。姚枢敦促忽必烈效法曹彬的模式，并建议派遣一个先遣队到大理，宣告他们不会肆意杀害和抢劫，他们所要求的只是大理王国接受蒙古人的统治。姚枢认为，这种非暴力的策略肯定会使大理放弃抵抗，向蒙古人称臣。

但是，事实上这不过是一个中国式的神话而已。姚枢所建议的这种战术实际上蒙古人早已用了几十年了。每当他们到达一个城镇，他们总是向当地居民保证，如果他们和平地投降，他们就不会摧毁这个城镇。忽必烈肯定不需要别人教导他，在充满敌意或尚未平定地区的居民向他和平地投降时该怎样做。在他之前，他的祖父曾一再用恐吓的办法迫使外国人向他屈服。通过最残酷的方式击败所有顽固抵抗的敌人，成吉思汗希望一路所向披靡，人们望风而降。而忽必烈用的正是同样的技巧。他果断地击败了大理最精锐的军队，因而已不需要对残余的抵抗者大肆屠戮，或者对大理的都城发动一次全面进攻，那样只会徒增蒙古人的伤亡代价。

此外，大理投降的真相也被这种中国式的神话掩盖了。汉文资料说，忽必烈遵从姚枢寻求大理和平投降的原则，命人制作了一幅丝绸旗帜，上书止杀令，向都城的人们保证，只要他们投降，他们的性命将得以保全。由于得到了这些保证，大理选择了投降。忽必烈履行了他的诺言，只处决了对杀害他的使节负有责任的人，余者盖不追究。但是这个说法不能不使人产生诸多疑问。假如旗帜上的止杀令是用汉字写成的话，大理人能读得懂吗？即使他们能读懂，那么，蒙古人会使用这种中国式的战术，而放弃他们传统的屡试不爽的"投降令"政策吗？实际上，蒙古人的政策和策略与姚枢的策略是十分相似的。因此，蒙古人并不需要姚枢的策略。忽必烈完全可以直接派遣使节命令大理国王投降。这个解释应该比汉文资料中的描写更可信。

无论如何，忽必烈的军队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便占领了大理王国的都城。高泰祥趁着夜幕掩护逃出城外，但没跑出多远便被擒获了。忽必烈的两位大将抓住了他，但高决不愿向敌人低头而使自己受辱。忽必烈被高的傲慢激怒了，于是命人在通往大理南门的塔下将他砍头，然后把曾参与杀害他的使节的人处决。忽必烈命令厚葬三位使节，并且令姚枢为他们撰写颂词。虽然他处死了高泰祥，但是他饶恕了高的家族。事实上，高的孩子后来接受了汉式教育，并未受到歧视。

总之，在兀良哈台的协助下，忽必烈的首次军事征伐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他完成了蒙哥汗托付给他的任务。他的军队并未遭受重大伤亡，然而他却使得蒙古的控制深入到了一个重要区域--既可以作为对南宋发动进攻的基地，同时又是一条与缅甸和印度拓展贸易的通道。他用蒙古人的传统方式，即通过军事行动一举成名。他的哥哥蒙哥是在13世纪30年代的西征中首次参战的。忽必烈的远征，虽然不是一次全方位的远征，但是其成就是不可埋没的。要想成为蒙古领袖，他首先必须显示出他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家的才能。忽必烈此时已经迈出了一大步，他将赢得蒙古贵族们的尊重。

忽必烈对领地的管理

忽必烈已经在作战中显示了他的胆略，现在他需要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北方的管理上面。作为大理之战的一个成果，他的领地扩大了，包括了今天陕西省和河南省的大部分地区。这样广阔的土地，稳定有序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忽必烈任命当时只有二十岁的畏兀儿人廉希宪为关西路（在京兆地区）的宣抚使。这是他的领地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地区，他要廉希宪创建一套井然有序的政府管理系统。京兆地区包括陕西和四川的一部分，这里民族众多，很难治理。套用中国历代的一个常用术语，廉希宪的任务是"抑强扶弱"。作为一位典型的儒士，他首先把教育看做达到他的目标的重要手段。他邀请名儒许衡负责学校事务，并选拔有才能的学者进入政府部门做官。许衡后来成为忽必烈政府中的重要人物。不仅如此，廉希宪还十分注重保护学者的利益。从窝阔台到忽必烈，蒙古大汗一直遵守一条规定：禁止把儒士当做奴隶使唤。然而，一些显贵仍然不遵守这条规定，强迫儒士做一些下贱的工作。廉希宪命令地方政府把儒士登记造册，以防止他们被虐待。他惩处了剥削平民的巫师，并加强了对他们的管理。他任命有文化的官员，促进农业发展，发行纸钞以促进商业贸易，征收赋税以满足忽必烈之需。简言之，他为忽必烈领地的繁荣和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他的领地得到有效治理的前提下，忽必烈可以着手制定更长远的计划了。从这时起，他非常倚重一个名叫刘秉忠的精明僧人，经常向他请教，寻求指导。汉文文献中有很多关于他们之间关系的描述，但是这种关系显然被理想化了。据一位最近撰写刘秉忠传记的作者称：

要想分辨出真实的状况，必须首先克服传统的思维模式和流行传说的双重障碍……在元朝的正史中，刘秉忠被描绘成一个具有完美品格的理想的帝王幕僚。君王和大臣之间的亲密关系一直是儒家政治哲学中的一个主题。当受命于天的君主以贤德实行统治时，他就会依赖他贤明的大臣的协助和建议。这就是二重观念的"明君"和"贤臣"。贤臣和明君一样，都成了英雄。他们被吹捧得很高，甚至被偶像化了……只有在剔除传统的思维模式和流行传说之后，我们才能客观地评价刘秉忠。

即使剔除汉文文献中的夸张不实之词，刘秉忠显然曾对忽必烈早年的事业和政策产生过显著的影响。刘的多才多艺一定给忽必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刘秉忠不仅是一位出色的书画家，而且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此外，他还是一位杰出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事实上，他和其他一些学者合作，曾为蒙古人设计出了一个新的比较精确的历法。这个在他死后才颁布的授时历异常精确，因而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刘秉忠还精通道教、佛教以及儒教的教义和礼仪。他这方面的知识在他1258年参加佛教徒和道教徒之间的正式廷辩时第一次显露了出来。后来他在为蒙古朝廷重新制定礼乐和其他礼仪时更显示出了这方面的才华。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忽必烈要把这位饱学之士延揽进他的幕僚团队。

刘秉忠在一份呈给忽必烈的长达一万字的谏言中，试图将他理想的执政方略彻底表达出来。他以儒家一贯的习惯，首先从史前传说中的中国皇帝开始讲起。乞灵于过去的英雄往往是论说的一部分，目的是使中国君主相信作者建议的政策的效用。刘秉忠说，如果君主想要创造明君所创造的黄金时代，那么就需要听从他所提出的建议。刘秉忠的忠告包括一系列具体的建议，所围绕的主题只有一个，即培养和保护儒士，把他们当做国之瑰宝。刘秉忠建议忽必烈依靠儒士来实现他的计划，在他的领地广设学校，为年轻人参加科举考试进而入仕创造条件。刘秉忠不仅主张恢复传统的中国科举考试，而且还试图恢复古代中国的礼乐仪式。此外，他还建议固定税率，建立法制，以免加重汉地属民的负担。他以典型的汉人学者的方式，恳求忽必烈招揽一些学者，准备着手编纂被推翻的女真金朝的历史。

事实上，忽必烈几乎同意了刘秉忠所提出的所有建议，只有两个例外。他反对恢复科举考试，因为这样做意味着必须任用汉人，或者至少要用说汉语的人充当政府官员和幕僚。忽必烈想要有更大的灵活性，不想过分依赖汉人。此外，他也暂时搁置了编纂前代史的建议。忽必烈此时毕竟既不是蒙古帝国的统治者，也不是中国皇帝。编纂前代史一事他做不了主。假如一定得有人出面的话，那么只有蒙哥汗才有权推动这一学术事业。刘秉忠当然了解忽必烈无权实现他的这一提议，因此他的动机令人颇费思量。是不是他认为可以通过忽必烈从而影响他的哥哥蒙哥汗呢？还是他相信忽必烈最终一定会成为大汗呢？

在跟随忽必烈远征大理以后，刘秉忠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更长远的计划上。汉文文献记载说，刘秉忠与姚枢一起，对制止滥杀和掳掠当地居民发挥了作用。我在前面已经对这个说法表示了怀疑。无论如何，现在忽必烈和他的幕僚们得到了几年的战后休整时间，因此，他们可以启动一个规模宏大的工程，以显示忽必烈对汉地属民的依赖和关心，那就是，在他位于农耕世界的新领地建设一个都城。一些汉文文献把这个计划归功于刘秉忠，但其他史料则根本没有提到他曾经参与制定这个计划。在此，忽必烈的贡献不应该被忽略。他并不需要通过别人劝说才能认识到建设这样一个中心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也许忽必烈和刘秉忠都曾为此作出过贡献。

他们选择的都城位置在滦河之北，在后来的清朝（1644-1911）多伦诺尔（七湖）镇以西约六十公里处。从北京骑马，沿着汉地农业区和蒙古草原的边界地带，大约要走十天才能到达此地。传统的蒙古人没有什么理由指责忽必烈抛弃传统，站在汉人一边，因为事实上，已经有一些蒙古亲王在大草原上建造了一些城镇。然而，当忽必烈在1256年命令刘秉忠按照中国传统的"风水"原理选址建城时，他实际上是在发出一个信号，即他将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汉地属民身上。

忽必烈的新定位所激起的反对声浪。支持传统价值观的蒙古人对忽必烈表面上讨好汉人的态度感到不安，而且从这个时候起，他们开始反对他的政策。这种分歧削弱了蒙古人的力量，破坏了他们统治广大被征服地区的努力。忽必烈似乎已经被中原文明所吸引。蒙古保守主义者把他可能"转向"认同汉人价值看做是对他们自己生活方式的威胁，其中一些人决心把他除掉，以免他颠覆他们传统的游牧经济。

蒙哥当然有理由听信别人对他弟弟的指控，有人告他亲近汉人，说他甚至有可能采取叛逆的态度和政策。蒙哥可能对忽必烈在大理所取得的完全彻底的胜利感到不满。忽必烈青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生活在别人的阴影下，而现在却正变得越来越显要。蒙哥也可能是嫉妒他弟弟突然蹿升的声望。他对忽必烈在开平所建的华丽住宅恐怕也不会感到很舒服，因为其宫殿足以与大汗在哈剌和林的豪华宫殿媲美，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认为，建在蒙古心脏地带的首都才应该是帝国的真正代表。忽必烈用他新造的开平城掠美是不应该的。

但是这些担心也许还只能算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更值得担心的是忽必烈对汉人的认同。蒙哥的官员屡次试图让蒙哥对他弟弟产生怀疑。他们指控忽必烈使用汉法管理他的领地，而抛弃了传统的蒙古法规。蒙哥仍然认为哈剌和林是他的首都，而蒙古国则是蒙古帝国的中心，因此忽必烈在定居社会建立主要居所的做法是对传统蒙古社会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肯定有人极力怂恿蒙哥及早消除他弟弟造成的威胁。

无论如何，1257年，蒙哥派了两个最信赖的助手阿蓝答儿和刘太平，到忽必烈的领地调查税收。一些汉文资料暗示这次任务的最终目的是找到一个借口，搞垮忽必烈。如有必要，这两个密使甚至会编造谎言陷害忽必烈。在匆匆检查了一遍账簿之后，他们便发现很多所谓的违法、逃税事件。他们立刻抓捕了几个高官，没有经过审讯就处死了他们。但是与最显赫的蒙古贵族关系特别密切的官员逃过了一劫。最著名的汉将史天泽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声望及其强有力的支持者使他免于受害，但其他人则没有这么幸运了。不过，并没有证据显示曾发生过一次可怕的大屠杀。阿蓝答儿在初步的整肃结束后，建立了一个名为钩考局的机构，稽查税收记录并仔细审查忽必烈官员的活动。他们处心积虑地削减地方政府机构中的汉人人数。整肃毫无疑问还要继续下去，直到威胁到忽必烈本人。忽必烈的一些权力，包括在税收方面的重要权力，已经被削弱，它表明忽必烈在蒙古权力阶层中的地位很不稳定。

忽必烈的选择很有限。如果他选择藐视他的哥哥，想办法驱逐密使，然后静候由此带来的后果，那么蒙哥或许会采取报复行动，发动军事征讨，惩罚胆敢反抗的弟弟。这场兄弟之战肯定会削弱蒙古人的力量，而且最后的失败者很可能是忽必烈。忽必烈根本不可能指望从蒙古贵族那里得到什么支持，因为在他们眼中，他是一个傲慢无礼、叛逆的弟弟。因此这个选择对忽必烈来说是不切实际的。

汉文史料把功劳归于忽必烈的儒士和僧侣幕僚，他们劝他另谋他策。据说儒士姚枢恳求忽必烈，切不可鲁莽行事，而蒙哥任命的蒙古帝国的佛教领袖那摩，则极力建议忽必烈要更加尊重他的哥哥。他们两个都在暗示，如果忽必烈心怀敌意，只会坐实蒙哥身边的臣僚对他品格的恶语中伤。他们建议他采取有效措施，消弭忽必烈的政敌在蒙哥汗廷中散布的种种诬蔑不实之词，从而纠正蒙哥对忽必烈的不良印象。忽必烈采纳了这个忠告，派了一个名叫谭澄的汉人和一个名叫阔阔的蒙古人到蒙哥汗廷中代他陈情。不过，这项使命显然不太成功，因为直至1257年12月，蒙哥仍然对忽必烈充满敌意，不愿宽恕他。因此忽必烈有必要采取更进一步的妥协和安抚行动，使蒙哥释怀。忽必烈的幕僚建议他亲自前往哈剌和林蒙哥汗廷为自己辩解。他们建议他绕开政治话题，不谈他们争论较大的问题，只诉诸兄弟之间的情谊。汉文史料说，忽必烈完完全全地照着他们的建议做，两兄弟之间的会面非常成功。据记载，在两兄弟彼此张开双臂拥抱对方之后，他们便尽释前嫌了。

但是这种解释可信度如何呢？我们知道，蒙哥和忽必烈都是坚定的现实主义者，很少会让个人感情影响他们的决策。即使是涕泗横流的兄弟团圆场合，情绪通常也不会动摇他们在关键政策上的决定。家族感情显然没有阻止蒙哥争夺汗位，也没有阻止他随后对他的堂兄弟、婶母以及远房亲戚的无情清剿。兄弟阋墙在蒙古人中绝不鲜见。仅仅两三年之后，忽必烈自己为了争夺汗位，也卷入了一场和自己亲生弟弟的血腥斗争。汉文史料中所描述的动人和解场面也许曾经发生过，但是这种和解不能仅仅用兄弟之爱来解释。

1258年1月，蒙哥遇到了两个重要问题，虽然各不相同，但足以影响甚至削弱他的统治。首先是发生在僧人和道士之间的宗教冲突，升级为械斗、摧毁寺庙和道观以及抢掠珍贵宗教艺术品等。为了实现他的政治和经济目标，蒙哥需要各宗教间达成和解，或者至少要使局势获得稳定。第二个问题是征服南中国，那里显然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征服南方不仅会使汉人更敬畏他，而且，将中国重新统一起来，也会提高蒙哥汗在汉人官僚和儒士中的地位。蒙哥碰到的这两个问题都和汉地有关，更涉及忽必烈的辖区，因此，如果没有忽必烈的协助，蒙哥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便会困难重重。忽必烈已经赢取了许多北方汉人的信任，而他的汉人幕僚在解决佛、道争执以及在收买南方汉人人心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因而蒙哥根本无法舍弃忽必烈，并因此疏远他弟弟的汉人盟友。蒙哥固有的实用主义思想决定了他决不会采取一种激烈的手段把事情搞砸。于是他便眼泪汪汪地与忽必烈和解。我觉得这个解释比汉文史料中所描写的更符合实际。虽然我并不排除确实可能发生过汉文史料中所描述的那种戏剧性的场面，但是我认为这种场面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会发生，那就是蒙哥和忽必烈经过理性评估，都认识到了他们之间的分裂将会是多么的愚蠢。

蒙哥亲征南宋

蒙哥交给忽必烈的任务的确是一个挑战，他要率领蒙哥汗四支军队中的一支去征服南中国。如果蒙古人想要巩固对中国北方的控制，防止中国北方的民族主义者聚集在南方的旗帜下，他们就必须迫使南宋王朝投降。南宋的存在会使汉人觉得他们的民族还有救，因而对蒙古人的统治造成威胁。蒙哥也可能急于使他的军队兴奋起来，使他们有事可做，并保持他们的战斗力。因此他决定发动一场征服南方汉人的战役，而忽必烈将在这场战役中发挥关键作用。

蒙哥的计划引起了争论。他的一些将领表示反对，认为南方气候炎热，疾疫流行，暗示蒙古军队在这样的环境中作战会遭受更多损失，因为他们比较习惯凉爽的气候。批评者认为，蒙古军队会因为不适应陌生的环境而陷入战争泥潭。然而，蒙哥强硬地回应道，他希望完成他的先辈未竟的事业。他以此回答所有的反对声音，显示出征服南中国的强烈愿望。

要战胜南宋，需要更先进的军事技术。中国长江以南地区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例如，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城市，保守估计人口大约有一百五十万。而威尼斯作为欧洲的商业中心之一，当时只有十万居民。蒙古人在中国北方发展出来的围城战术现在面临真正的考验。围攻这些城镇需要重型火炮，尤其急需可抛射巨石的发射机。而蒙古人最擅长的骑兵作战却不适合中国南方的地形和居住区。在这里，他们的成功只能依赖步兵和对主要城市的围攻。为了规划和进行这些战役，他们转而求助于他们的汉人幕僚和回教徒。

最后，蒙哥认为，他的军队能够击败并占领中国南方，于是决定让他的军队同时开辟四条战线，使南宋军队不能专注于防卫任何一个区域。为了阻止蒙古人的攻击，他们将不得不把军队分散在一片广阔的疆土上。尽管形势有利，蒙哥仍然丝毫不敢大意，对战役做了严密的部署。他的弟弟阿里不哥留守在哈剌和林保卫首都，并处理蒙古国的日常事务。依据蒙古习俗，家中最小的儿子负责看守灶火①或土地，蒙哥按照蒙古习俗把这项工作分配给了阿里不哥。

当一切准备就绪，1257年六七月间，蒙哥前往成吉思汗旧殿朝圣。在那里，他举行了祭奠仪式，祈求这次新的军事冒险能够成功。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他又进行了祭天活动，在他宫殿周围的圣地上洒了马奶，这种马奶产自专属于他的马群。

这一切都是作为一个优秀的蒙古大汗必须履行的职责，在举行了这些仪式之后，蒙哥便率军开赴南方。到1258年5月，他已经跨过黄河，在今宁夏固原县南部的六盘山集结他的军队。他所统率的军队数目不详。波斯史学家提供的数字显然是被夸大了。有一份史料说蒙哥率领一支六十万人的军队，另一份史料则说忽必烈率领九个"万户"（大约九万人）的分遣队。但是汉文史料中的数字一般比较小。当蒙哥成功地攻占了四川的一个重镇后，他留下了三千士兵守卫。假如他真的像波斯史料所说的那样指挥着一支如此庞大的军队，他肯定会安排一支较大的部队保护他好不容易才取得的胜利果实。

蒙哥为四支部队分配了具体的任务，规定了所要达到的特定目标。蒙哥亲自指挥的军队将从他的西北基地出发，向南挺进，占领西南方的四川省，然后向东进攻。忽必烈的军队将从他新建的开平向南方进军到华中，渡过长江到达鄂州（今湖北省武昌），他们要在那里击败南宋军队。在那里他们还将与兀良哈台率领的从云南开来的第三支军队会合。第四支军队由成吉思汗兄弟的孙子率领，从蒙哥六盘山的基地向位于鄂州西北部的襄阳进攻。这支军队最终也要与忽必烈和兀良哈台的军队会合。这个计划显然是要把南宋的东部和西部分割成段，使之首尾难顾。蒙古人打算先集中优势兵力平定西南和中原，对偏安东部的南宋小朝廷的兵力形成压力。他们也希望在西部战役中迅速取胜，迫使宋廷有条件投降，从而减少蒙古人的伤亡损失。

起初，蒙哥的军队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他的进军路线是最艰辛的，要么道路尚未开辟，要么人迹罕至。西南地区的酷热令人窒息，山峦起伏的地带易守难攻。天然环境对防御者十分有利，他们利用熟悉地形的有利条件，成功阻止了蒙哥的进军步伐。骑兵作为蒙古人的主要力量在这次远征中作用不大。相反，包围据点，围攻城镇成了这次军事行动的主要内容。虽然蒙古人已经相当熟悉围城战，但是这种军事战术毕竟不是他们的长项。而且，防御者可能比蒙古人预料的更难缠。蒙哥虽然很不情愿，但仍不得不在西南耽搁了较长的时间。

然而他的进攻一开始却很顺利。到1258年3月，他的军队已经攻陷了四川重镇成都。他们的下一个目标是重庆周边地区，这里主要的障碍是合州。南宋将领王坚决心保卫这个城镇，击退蒙古侵略者。他没有被来势汹汹的进攻所吓倒，宁死不投降。结果，蒙哥的军队推进缓慢。1259年3月，在占领成都一年后，蒙哥召集高级军事将领举行宴会，讨论将来的策略。酒足饭饱之后，他们开始了讨论。蒙哥最信赖的幕僚再次表达了保留意见，认为这些地区和蒙古人较早成功占领的地区实在太不同，他再次强调了疾病和酷热的威胁。然而蒙哥力排众议，表示要坚决推进他的计划，不惜一切代价占领合州。不幸的是，他的努力注定要以失败告终。

蒙哥在合州打了五个月。从3月下旬到5月初，他的军队反复攻击这个城镇，但是一点作用都没有。根据史料，双方的伤亡都很惨重。然而，蒙哥并没有灰心。虽然他坚持继续进攻，但是在五月和六月初，他的军队被暴风雨所阻，无所作为。他的战役在这阴雨连绵的季节里停滞不前。雨季一结束，他的军队立即发动进攻，但是王坚的军队岿然不动。在一次进攻中，一个叫汪德臣的人率领他的人马搭起云梯要摧毁城墙。当他爬上梯子的时候，他看见了王坚并催促这个宋将赶快投降。王坚搬起石头砸向侵略者，其中一块砸死了汪德臣。

这次血腥战斗持续了很长时间，8月11日，蒙哥死于钓鱼山下。有史料认为他的死是由于进攻合州时所受的箭伤。其他史料，包括《元史》，则断言他死于痢疾。拉施都丁则声称蒙哥死于霍乱。不管原因是什么，蒙哥的死震撼了整个蒙古帝国，并对其未来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