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征服者

和他的前辈一样，忽必烈清楚地知道，他必须继续坚持领土扩张的政策。因此，他的军事机器一直保持着临战状态。在蒙古人眼中，作为统治者，他的成功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他能够为他的帝国增加多少财富、人口和疆域。同样，汉人的思想观念认为，一个好君主的贤德及其国度的荣耀会吸引外国人来朝，并服膺于华夏文明。为了提高他作为蒙古人和汉人世界统治者的权威性，忽必烈必须采取一种果断的、进取性的甚至进攻性的对外政策。此外，对忽必烈夺取汗位的质疑，也迫使他必须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平息对他统治权力的任何疑问。既然他曾受到自己亲兄弟的挑战，那么肯定还会有人质疑他是否有资格担当蒙古帝国的统治者。对他来说，堵塞质疑之口的最好方法莫过于把更多版图纳入蒙古的政治控制之下。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呢？

忽必烈的首要目标是征服南宋。虽然他已经控制了传统中国的中心区域，但是，他还没有成为长江以南地区的主人。从唐代初期开始，南方的地位便变得越来越突出。那里的土地比北方更加肥沃，海洋贸易使得沿海城市非常繁荣。忽必烈需要征服南宋，以便赢得汉人的尊重，并消除这个敌对王朝对其统治持续不断的威胁。因为南宋仍然念念不忘夺回失去的北中国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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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忽必烈还担心他的边疆的安全问题。与宋朝接壤的南部边陲地区需要稳定，甚至需要平定。在东北边境，与蒙古毗邻的高丽并没有构成威胁，但是高丽只是在忽必烈登基之后才开始接受蒙古的统治。而沿着中亚疆界，忽必烈面临着真正的威胁：窝阔台的孙子海都不断挑战忽必烈的权威，经常骚扰中国的西北边疆。中亚游牧部落的首领甚至对忽必烈疆域最北端的蒙古本土也构成了威胁。所有这些防御方面的问题都迫使忽必烈保持并扩充他的军队数量，并向西北和北方发起军事远征。

征服中国南方

忽必烈最重要的目标是中国南方，他希望占有南宋的资源。而且，尽管南宋的军事实力比较弱，并没有构成一种直接威胁，但是这个地区仍然是一个潜在的麻烦之地。汉人仍希望收复失地，统一国土。如果宋朝能够组织一支比较有效的战斗力量，他们的首要目标肯定是重新夺回北方领土。在蒙哥执政时期，蒙古平定南宋的努力无果而终。13世纪60年代，当忽必烈在蒙古权力之争中胜出之后，便计划在南宋恢复军事实力之前对它发起征讨。征服南宋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是大有益处的。况且，如果征宋战役取得成功，其经济价值也同样是巨大的。南方商人在与东南亚、印度乃至远到中东的贸易中获利丰厚。从这些商业贸易中获得的物品、利润以及税收无疑对忽必烈极具诱惑力。中国南方的土地通常比北方更加肥沃，而在北方，食物供应往往不能满足人口的需求。如果忽必烈向南扩张，他就能保证北方的臣民有充足的粮食储备。

占领中国南方绝非易事。蒙古军队和骑兵不习惯南方的气候和地形，蒙古战马要面对数不清的障碍。温暖的气候和遍布的森林比草原的环境艰难得多，而战马对酷热也难以适应。另外，几乎没有饲料供它们吃，因为在南方，所有可耕地都被用来种植庄稼了。蒙古人自己也对热带和亚热带疾病毫无防备，在那里，寄生虫和蚊子会传播疾病，而他们对此根本没有抵抗力。

除此之外，蒙古军队还需要采取一种他们很少甚至根本没有使用过的战略战术。作为一个大力发展远洋贸易的国家，南宋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因此，要占领它的一些主要城市，必须由海军发起攻击才可能奏效。蒙古人必须学会修造战船，并征募水手，熟悉海上作战。实际上，在汉人、高丽人以及女真人的帮助下，他们的确建立了一支能够征服南宋的海军。当然，他们还和南宋拥有共同的陆地疆界，而一些战役的确是在陆地上进行的，陆上作战是他们所熟悉的，并且在当时他们几乎是战无不胜的。不过，征服南宋需要庞大的财政和军事资源。

在13世纪末，尽管南宋的军事实力比较弱，但它仍不失为一个强大的对手。临安及其他一些大都市有着充满活力而且成熟的文化。这些城市中遍布豪华酒肆、茶馆和戏坊等等。"追求奢华宴乐的风气在临安尤盛，其他城市都没有这样集中的财富。上流社会和富商的富有及其追求高雅的风尚，可以解释为何奢侈品贸易如此重要。"富有异国风味的精细食物，包括"杂货店的甜豆汤，德寿殿前的烤乳猪……米酒炖鲜贝，杏子鹅，莲子汤，用贝类、鱼、李子熬成的浓香汤"等等，在遍布城区的许多餐馆都有供应。南宋拥有的大量财富，主要来自于肥沃的土地，此外还有海外贸易。

但宋廷遇到了导致以往中原王朝灭亡的同样严重的困难。像汉朝和唐朝在其不同历史时期遭遇的那样，宋朝政府也面临着严重的财政问题。大地主通过巧取豪夺等手段拥有了巨大的庄园，这些大地主或者本身就是政府官员，或者有近亲在官僚系统中任职。不管怎样，他们通过和官僚系统的关系而获得了免交税负的权利。随着越来越多的土地从税表中剔除，政府的财政危机也越来越严重了。朝廷无钱支付迅速增加的军事开支。到了1260年，当忽必烈在北方登基之时，地主和官员的腐败行为已经对南宋造成了致命的危害。

在13世纪60至70年代，南宋大臣贾似道试图实行改革，以阻止这种腐败。但是，和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改革家一样，他在正史中受到了严厉的抨击。这些由地主和官僚阶级代言人所撰写的历史，对试图取消其特权并限制其滥权行为的贾似道自然不会有任何同情之心。他们把贾似道描写成一位邪恶的宰相。但只有通过仔细的推理，剥茧抽丝，去伪存真，过滤掉充满偏见的所谓证据之后，才可能看到事情的本来面目。贾似道曾竭力劝谏皇帝发布诏书，遏制官员的投机行为。他还设置了告密信箱，那是一个"人们可以投诉之处"，可以把某些官员的腐败行为曝光。他的建议激起了官僚阶层及其盟友地主阶级的激烈反对。贾对付对手的方法是清洗了一批异己官员，并杀掉了几个。为补充这些腐败官员留下的空缺，他越过一些资历较老的官员，提拔了自己的亲信和低级官员。这些政策措施，反过来使他的反对派阵营愈发壮大了。这样的政治动荡和分裂，使得南宋在面对统一而强大的蒙古人的挑战时显得异常脆弱。

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忽必烈决心入主南中国。不过，最初他并不想通过战争解决问题。，在1260年他曾派遣特使郝经到南宋商讨和平解决方案。如果南宋承认他作为中国天子的统治，作为回报，他会给他们一定限度的自治，并可以继续享受繁荣，因为蒙古人容许并支持商业贸易。郝经自己也写了一封信，作为忽必烈信函的补充。在信中，郝经对忽必烈赞美有加，他把这位蒙古君主说成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皇帝，虚心倾听儒士幕僚的建议，以德治国等等。另一方面，他说明了拒绝与忽必烈合作可能导致的后果。他直率地警告宋廷，蒙古人的军事力量是可怕的，军事抵抗是无意义的。他援引中国历史中的事例说明，许多中原王朝，包括宋朝本身，都曾不得不适应形势，向所谓的北虏进贡。上文已经提到，南宋的反应是扣留了郝经。贾似道和支持他的官员决心抵抗。当忽必烈于1261年春派遣两位使节崔明道和李全义出使南宋，要求释放郝经时，遭到了宋廷的断然拒绝。

忽必烈并未气馁，接着做出了进一步的和解姿态。1261年，他亲自释放了蒙古军人在宋、蒙边界抓获的七十五位宋朝商人，第二年，又有四十位商人被允许返回南宋；两年后，他又大赦了五十七位南宋商人。直到1269年，他又释放了四十五位商人。在1264年，忽必烈严厉斥责了他的军事将领，因为他们未经调查和审讯，便私自处决了俘虏的两位南宋将领。忽必烈正千方百计鼓励南宋军队变节投诚，所以对这样鲁莽和轻率的行动极为不悦。他的这种政策的典型表现是赐给南宋变节者土地、衣物以及耕牛等等。这项政策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在13世纪60年代初期，南宋变节者源源不断北来投诚。其中最著名的是刘整，此人后来积极参加了征宋战役。

可是这些姿态并没有减少双方的敌对行动。汉文史书记载了双方军队之间的多次冲突。在1260年8月、1261年11月、1262年3月、5月和6月，南宋军队跨越边界袭击蒙元；1261年2月和1262年7月，忽必烈的军队向南宋展开了报复性军事反击。1265年初，第一场重大战役爆发了。两军在钓鱼山附近遭遇，忽必烈的军队取得全胜，并且俘获了一百四十六艘战船。

缴获南宋战船显示了忽必烈越来越意识到蒙古军需要建立一支海军。此时忽必烈已经认识到，要战胜南宋，他必须拥有一支强大的水上作战部队，于是开始着手夺取战船或修造战船。他的努力给人以深刻印象，因为正如一位中国海战史学家所写道的那样，"一个不熟悉海洋的马上民族，能够如此迅速地适应海战，真是非比寻常"。南宋变节者刘整是造船计划最热心的鼓吹者之一。他坚持认为，没有战船，蒙古人就无法征服南宋。他的鼓吹得到了忽必烈的支持，蒙古人终于建立了一支由四部或四"翼"组成的海军，并在双方初期的一场决定性战役中显示了实力。

双方交战的地点是在襄阳，这场战役标志着战争的转折点。战事从1268年开始，是征宋战争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场战役，最后以蒙古人的胜利而告终。《元史》、拉施都丁，以及马可·波罗对此都有详细描述。马可·波罗甚至声称亲身参加了围攻襄阳城的战斗，不过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这场围城战在他到达中国两年之前就已经结束了。襄阳和毗邻城市樊城位于今湖北省的北部边界，坐落在汉水两岸，二城隔水相望，汉水在更南部的武昌汇入长江。其重要性在于其独特的战略地位:它们是进入长江流域途中的最后堡垒，守护着通往长江中游江汉平原、东南和西部地区的交通要道。夺取这两座城镇将为蒙古人提供一个基地，可对南部其他地区发起攻击。拉施都丁的受访者后来告诉他说，汉人在襄阳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襄阳有"坚固的城堡、坚实的城墙和很深的护城河"。南宋朝廷任命吕文焕为这座似乎固若金汤的城池的总指挥官。

为了消除南宋襄阳守军的抵抗，蒙古军队不得不展示他们最近刚发明的攻城和海战战术。他们起初希望用饥饿法迫使南宋守军放弃抵抗，但他们很快发现，他们必须切断向襄阳运送给养的水道。他们所需要的是完全控制汉水水域，并尽可能向南延伸到长江。南宋会设法通过水路向襄阳输送物资和增援部队。忽必烈的部队必须设法阻止他们的行动。要粉碎防御者的抵抗，忽必烈的部队最终必须用炮火猛攻这座城堡。但南宋军队占据有利地形，严阵以待，蒙古人意识到他们将为此付出惨重的伤亡代价。因此，他们需要火炮的支持，以避免这种巨大的损失。

忽必烈为这次战役选定的指挥官再次显露了他的用人策略。他所任命的将领并非清一色的蒙古人，也非来自任何一个单一的民族。刚刚投降蒙古并向忽必烈透露南宋政治和军事弱点所在的刘整，在忽必烈登上大位之前就投降蒙古的史天泽，是这次战役中最著名的汉人将领。畏兀儿人阿里海牙被证明是最成功的指挥官之一。阿术是参与围城战的主要蒙古将领。亦思马因和阿老瓦丁则是来自中东的穆斯林，他们设计的火炮在对襄阳的最后攻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高丽人和女真人建造的战船也在围城时派上了用场。在今天看来，参与襄阳攻城战役的其实是一支多国部队。还有一个例子显示忽必烈是如何把"广罗人才，为我所用"的策略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他愿意招募非蒙古人，并将大权，甚至军事指挥权授予他们。这些将领所指挥的部队也是由不同族裔构成的。忽必烈任用的这些将领花了差不多五年时间才占领襄阳。这些将领步步为营，逐渐缩小包围圈，加强对该城的封锁。但即使如此，他们也没有料到将遇到如此漫长的围城之战。襄阳居民储存了大量食物，一些货船偶尔会穿过蒙古人的封锁线，向城中被围困的汉人提供给养。这些都使得围城之战的结束变得遥遥无期。汉文史书很少记载战事的细节，但是，它们确实揭示了围城战是时断时续的事实。在此期间，围城有时被解除、暂停或失效。遗憾的是，这些失误的原因在史料中从来没有被披露过。

作为这次围城战的第一步，忽必烈于1268年初对山西和四川的官员下令，建造五百条小船。刘整计划用这些船只控制通向汉水的水路。几个月后，他便开始在襄阳南部的白河口和鹿门山建筑工事，防止运载货物的小船进入城内。到了10月份，忽必烈又指派蒙古指挥官阿术开始围困樊城。这时，驻守襄阳的南宋守军开始恐慌了。12月6日，他们试图突破蒙古军队的包围，结果遭到失败。据汉文史书记载，忽必烈的军队俘虏并杀死了无数敌军。仍处于包围中的南宋士兵在一段时期内再没有犯同样的错误，相反，他们耐心等候从南方来的物资和援军。果然，没过多久，在1269年8月，南宋将军夏贵率三千艘小船，攻击了鹿门山。然而，蒙古军队不仅击败了他，而且缴获了五十艘小船。

此时，忽必烈显然对围城战役的进展很不满意。在1269年2月，他派遣自己的得力干将史天泽前往襄阳视察军事部署情况，并提出改进建议。紧接着，他又在2月份批准调派两万名士兵增援阿术和刘整。4月，这两位指挥官采纳了史天泽的建议，把白河口和鹿门山的壁垒连成一片，使得进出襄阳城愈发困难。可是，这些步骤仍显不足，因为刘整和阿术在1270年4月再次请求增派七万名士兵和五千艘船只。即便如此，他们仍无法迫使南宋守军投降。于是双方形成了对峙状态。

宋廷依然在坚持，不愿屈服。汉文史料指责贾似道愚蠢地执行了一项错误政策，故意误导宋帝对蒙古威胁严重性的判断。根据这些记载，贾似道谎称在1260年击败了蒙古军队，从而诱使宋廷低估了蒙古人的力量。由于他一直在欺骗南宋朝廷，失去襄阳将会破坏他的信誉。因此，他绝不允许他的襄阳守军投降。还有一些史料说，他一直在蒙蔽宋帝，使之对蒙古人围困襄阳的情况一无所知。这些说法完全是荒谬的。事实上当朝大臣对襄阳被围的情况一清二楚。一位汉学家最近研究发现，"《宋史·本纪》中大量记载了对襄阳和其他地区守军的赏赐，有一份圣旨宣布了对几位勇敢官员的提拔和金钱奖励，他们曾把官方信函送入被围困的襄阳城。"没有人应该为宋廷毫不妥协的立场受到指责，因为在拒绝对蒙古人做出让步的问题上，他们显然是团结一致的。南宋高级官员作为一个整体，都低估了蒙古人的实力，他们决不会轻易地在襄阳投降。他们决心继续向驻守在汉水附近的宋军提供物资供应。

同样，驻守襄阳的守军也决不会不战而降。他们有充足的食物和饮水供应，只是缺乏衣物、盐以及其他非生活必需品。因此，他们能承受长时期的围困。但是，他们偶尔也会派遣独立小分队尝试冲破封锁线。最典型的是发生在1270年3月18日的一次战斗。由一万名士兵、骑兵和一百条小船组成的军队企图杀开一条血路，突破蒙古人的防线。但是蒙古人早有准备。刘整有几百条小船可供调度，鹿门山的堡垒刚刚被加固过。刚刚抵达的战士准备好了迎头痛击匆匆赶来的敌人。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之后，南宋军队遭受惨重伤亡，被迫返回到他们在襄阳的基地。

宋廷明白，它的责任是继续不断地派船只向被围攻的宋军提供物资供应。大多数船只从未到达目的地，因为蒙古人的围困几乎是滴水不漏的。然而宋廷坚持要打破封锁。在1269年8月，南宋将领夏贵率领三千条小船开往鹿门山，但是他被击败了，损失了两千名士兵和五十条船只。第二年10月，范文虎又步夏贵之后尘，而他则损失了共计一千人和三十条船。另一次救援行动发生在1271年8月。这次尝试同样以惨败而告终，两千名南宋士兵失去生命。1272年9月，一支由三千人组成的南宋军队打进城内，但这是一次代价沉重的胜利。两位将领之一的张顺被杀，他手下的士兵被杀死的更多。他们运送的许多给养损失殆尽。当救援部队的残部试图撤离他们刚刚历尽千辛万苦到达的城堡时，才发现自己中了埋伏。许多士兵和将领被俘掳。

蒙古军队的封锁固然很有效，但是仍无法消磨南宋守军的斗志。他们已经把襄阳和樊城同南宋其他地区分割开来了，但他们无法制伏顽强的守军。他们无法杀入城内而不付出惨重的伤亡代价，也没有任何成功的保证。如果蒙古军队只是简单地保持围困而没有任何进攻行动，他们将会被永远地拴在那里。因此，他们需要支援以打破这种对峙状态。

两位穆斯林造炮师向蒙古军队提供了他们急需的援助。忽必烈曾向他的侄子，波斯的伊儿汗国可汗阿八哈汗求助，希望得到军事专家，帮助他粉碎樊城和襄阳的抵抗。1271年，阿八哈给忽必烈送来了亦思马因和阿老瓦丁。在蒙古汗廷做短暂的停留之后，这两位穆斯林在1272年末来到战区，勘测现场，开始着手修造战争机器。他们建造了投石器和弹射器，能把巨石抛掷到很远的地方。12月，蒙古军队开始使用这些装置对樊城发起攻击。有了如此强大的武器支持，阿里海牙终于攻陷了这座堡垒。在石头和炮弹的打击下，残余的南宋守军再也无法阻挡汹涌而来的蒙古军队，几天后，樊城陷落了。吕文焕收到樊城守军溃败的报告后，立刻意识到他自己在襄阳的部队也无法抵抗这种巨型火炮的攻击，但他没有立即投降。于是，两位穆斯林造炮师"视察了现场着力点，决定把火炮架设在城市的东南角。炮弹重一百五十斤，大炮发射时，震天动地，所到之处，皆为齑粉"。第二年3月，自忖无法胜过对方的火力优势，吕文焕投降了。为时将近五年的围城战终于结束了，南宋抵抗"北虏"的一个重要标志突然被拔除了。

宋廷的士气遭受了沉重打击。他们的一个重要防御要冲陷落了。贾似道作为主要战略家和政府决策者，一下子变得灰头土脸，受到普遍怀疑。他想设法挽回一些失去的声望，于是亲临前线督战。他还要筹措额外的资金，以应付急剧增长的军事开支，因此不得不首次向佛寺和道观征税。但是，事与愿违，这两项举措使得他腹背受敌。本来支持他或持中立态度的佛教和道教领袖，现在开始反对他。他的军事冒险以惨败而告终。襄阳陷落后，蒙古人必将向南宋首都临安挺进，贾似道决定在该城的西北边迎战正在向前推进的敌军。

此时，贾似道遇到的对手是一支更加统一、步调一致的蒙古军队和一位极富才华的蒙古将军。在攻克襄阳几个月后，史天泽写信给忽必烈，向他推荐了一个人任南征军的统帅。史天泽说，如果没有这样的统帅，南征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混乱，贻误战机，甚至造成内部冲突。史天泽此时已经病入膏肓，他这样建议决不是为了自己的仕途。他知道，建立一个适当的指挥系统对军事行动的成功至关重要。忽必烈赞同了他忠诚的老友的建议，在1273年夏，选择了当时可以说最有天赋和最成功的将领伯颜担任远征军统帅。伯颜是突厥人，家族世世代代为军事将领，伯颜自己曾效力过几任大汗。在青年时代，他就跟随忽必烈的弟弟旭烈兀远征波斯和中东。在13世纪60年代中叶回到东方以后，他迅速成长为一位出色的官员。忽必烈发现，"每当他（伯颜）参与国事的时候，他的表现总是高出其他朝臣一筹。"忽必烈一步步地给他增加担子，直到最后授予他征宋统帅的重任。从1274年末至1275年初，伯颜坚定不移地向南宋挺进。他采取了几十年来蒙古人屡试不爽的战略战术。每当他到达一个尚未平定的城镇或堡垒时，他会先要求对方投降。如果当地居民或驻军抗拒他的命令，他们便会受到弹射器和发火器的攻击。一些汉人不战而逃或投降了。宋将吕文焕和范文虎等认识到蒙古大军的绝对军事优势，干脆加入蒙古军，避免愚蠢的自杀式顽抗。其他南宋官员因对贾似道的改革仍感到愤愤不平，觉得也许在蒙古人的统治之下会过得更好。还有一些人认为，只有蒙古人能够统一中国北方和南方。无论这些人出于什么动机，随着伯颜大军向南挺进，叛逃者或自愿投降者的数量大大增加了。

伯颜大军势不可挡。1275年1月，他们决定在汉口横渡长江。接踵而来的是一场惨烈的海上和陆上战役，"被枭首与淹死者不可胜数"。南宋军队被迫从长江沿岸后撤。在3月中旬，伯颜终于在丁家洲遇到了他的主要对手贾似道。此处距扬州不远。据说贾似道率领十三万大军迎战，而伯颜队伍的数量无法估计，但是这两支大军的重要区别不在于人数而在于装备。伯颜军队使用的火炮令敌人闻风丧胆，并且给敌人以重创。贾似道的士兵开始逃离他，最后他不得不集合残部撤退。

贾似道在朝廷内部的敌人终于等到了机会。他们没有非难宋军将士的一败涂地。相反，他们批评贾似道早在1259年就试图与蒙古人媾和，而当他决定抵抗"夷狄"之时，竟招募了大批庸碌无能之辈。例如，一个名叫陈文龙的官员不仅要求解除贾的职务，而且连他所任命的军官也都应该解甲归田。甚至贾的门生也反过来反对他。贾似道一手提拔的知枢密院事陈宜中，竟要求朝廷严惩他以前的恩人。方回，这位曾写诗肉麻地吹捧过贾似道的官员，此时竟要求朝廷把他奉承的对象砍头。他们把宋军对伯颜军队的失利归咎于贾似道，致使他被免官。而这仍没有使他的政敌满足，他们又把他放逐到南方的福建省。在途中，负责押送的小分队将领竟把这位被罢黜的南宋前宰相杀害了。

充满争议的贾似道死了。但是无论他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许多人都从幻梦中猛然醒悟，于是便匆匆向伯颜投降。为鼓励更多的变节者，忽必烈通过他的儒臣廉希宪告诉伯颜，禁止蒙古军在新占领地区进行抢掠。忽必烈很少如此告诫他的将领，因为他曾说过，"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乃军事至理名言"。在几番扫荡之后，伯颜逼近了扬州。他命令几位将领围攻这座城市，并向他的最终目标临安推进。

此时位于临安的宋廷一片混乱。1264年登基的年轻皇帝度宗在1274年8月12日突然驾崩。他的三个儿子尚未成人。他的第二个儿子，年仅四岁的赵顯（1270-1323）继位，因为他的母亲全太后是度宗的正宫皇后，而他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则是由妃子所生的。但是，真正的政治权力仍掌握在赵顯的祖母谢太后（谢皇后，1208-1282）手中。不过，她已老迈，疾病缠身，加上自1274年至1275年导致贾似道倒台的政治危机，她在朝中很少有可信赖的顾问。官员的叛逃更使她形单影只。随着蒙古大军不断向临安推进，她越来越担心王朝的存亡。这个时期最有名的文官文天祥（1236-1283）建议皇室离开临安，迁往南方比较安全的地方。南宋最著名的军事指挥将领张世杰（1236-1279）也支持文天祥的建议，但是谢太后显然不愿意放弃都城。然而，随着伯颜大军步步逼近临安，她终于妥协了。她把皇帝的兄弟护送出临安，迁往南部某处，但她和皇帝仍留守在后，集合当地百姓。

与此同时，伯颜的大军一路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在很多情况下，宋朝的军民不经任何抵抗就投降了。南宋王朝正在土崩瓦解。即使如此，谢太后仍希望获得一种适当的平等待遇，而不是作为被征服者向侵略者投降。1275年12月23日，她派遣一位使节劝说伯颜放弃他的远征，以换取宋廷定期的进贡。这位蒙古大将在胜利唾手可得的情况下决不会接受这样微不足道的战果。伯颜列举宋廷的种种背信弃义行为，包括扣留郝经和杀害忽必烈的使节，因此拒绝了这个建议，三言两语便打发南宋特使回去了。吸取了这个教训之后，宋廷决定提出一个更有吸引力的方案。1276年1月11日，它提出了更加具体的条件：南宋每年将向蒙古进贡白银250 000两，丝绸250 000匹。然而伯颜仍不为所动。他唯一的要求便是宋廷无条件的投降，此外别无所求。直到1月下旬，宋朝皇帝亲自向忽必烈称臣之后，伯颜才同意与南宋特使谈判。在双方代表几次毫无成果的会谈之后，谢太后把宋朝的大印交给了伯颜，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投降标志。

然而，还不到一个星期，伯颜便获悉，张世杰正护送宋朝皇帝的两位兄弟逃往南方。伯颜的属下立即发起追击行动，但是没有成功，张世杰等人成功逃脱。伯颜决定暂不管宋廷安排部分皇族出逃的明显的欺诈行为。当宋帝亲自来向这个城市的新主人投降时，伯颜客气地接受了投降。他后来指出，南宋投降的结果是使"南方和北方成为一家人"。他命令他的官员对临安进行人口普查，登记粮仓和银库。与此同时，他命令手下善待宋朝皇族。他下令严禁部下挖掘宋朝皇帝的坟茔，不得掳掠他们的宝物。在反复告诫他的部队之后，伯颜陪同宋朝皇帝和太后北上，回到了忽必烈位于上都的汗廷。

忽必烈对待宋朝皇室相当不错。虽然他没收了一些宋朝皇室的衮冕、圭璧以及其他珍宝，但他并没有存报复心理。他赐给宋废帝赵顯"瀛国公"之号，并向这位习惯了锦衣玉食的年轻人提供他所需的一切奢华生活条件。赵顯最终被流放到了吐蕃，并于1296年剃度为僧。忽必烈也向南宋普通官员和百姓许诺，将以同样的仁爱之心厚待他们。所有主动投诚者将得到宽宥，忽必烈还命令手下将士善待儒士、道士、佛教僧侣等。他承诺，政府将抚恤鳏寡孤独者。如此，他向人们传递了这样一个重要信息：他决不会容忍对被征服地区的任何掠夺行为。相反，他会在南方采取和北方同样的政策，即医治战争创伤，促进经济增长。

《元史》中有一则记载，其真实性已无法考证。这则记载刻画了忽必烈和他的妻子察必对待宋室的不同态度。宋朝的谢太后和全太后在觐见忽必烈之后，被安置在大都（今北京）。她们的两个侍女，一个姓朱，一个姓陈，不忍见其主人受辱，于是双双上吊自杀。忽必烈也许被这种自杀行为激怒了，但更可能是为此感到难堪，于是便把她们暴尸，并且把她们的头颅悬挂在全太后的门口。察必对忽必烈的野蛮行径感到非常生气，她要求把全太后和谢太后送回中国南方去。忽必烈承认他妻子的严厉批评有道理，但他仍然认为，允许宋朝太后回到南方绝不可行。南方的南宋遗民会造反，而且皇太后的安全也无法保证。因此，忽必烈建议把她们留在大都，并且承诺他会很好地关照她们。察必负责照顾她们，而她显然对她们非常宽厚。谢太后一直住在大都，直至1282或1283年去世。而全太后则出家当了尼姑，1296年后去世。蒙古统治者对宋朝皇室如此的优待博得了人们的好感。

尽管占领了临安，但是征宋战役仍未结束。得知都城陷落后，逃往南方的南宋将士于1276年6月14日在福州集合，为年仅七岁的皇帝赵昰（1268-1278）举行登基仪式。赵昰是被俘宋帝的同父异母兄弟。正当大宋王朝急需一位强有力君主的时候，又一位幼主登基了。陈宜中总理一切，张世杰、文天祥、陆秀夫（1238-1279）各司其职。然而此四人皆欲控制朝政，无人能够化解他们之间的分歧。在一次冲突中，陆秀夫因胆敢质疑陈宜中的政策而遭到罢黜。当这些领袖人物继续争吵不休的时候，其他官员厌倦了这种权力内斗，纷纷投奔蒙古。例如，宋将夏贵叛变，把淮南西部和蒙元接壤的三个大州、六个小州、三十六个区拱手送给了蒙古。宋廷内部的不团结使之无法获得自己人民的效忠。

宋廷内部的分裂使得蒙古军更加迅速和无所顾忌地向南推进。畏兀儿人阿里海牙受命平定宋境的西南。他率三万大军，于1276年7月向现在的广西挺进。在途中，他攻下了长沙，到了第二年的4月，他已经一路打到了广西北部。他显然对忽必烈的命令了然于胸，因为在他的军队占领广西几天之后，他便设立了官署，开始着手恢复该地区的经济。与此同时，在东部战场，蒙古军队在唆都的指挥下，一路追击南宋皇室残部，直到中国南部沿海一带。1275年，唆都占领处州港之后，迅速向南推进。到1276年底，他的队伍开始在福州会师。宋幼帝赵昰刚刚逃到这里避难。蒙古大军只需几天就将到达这里，于是宋廷高层再次决定撤退。他们摒弃了任何投降的建议，沿海路向南航行，最后停泊在繁忙的口岸城市泉州。

他们一到达，便立即开始与蒲寿庚谈判。蒲是一位卓越的沿海贸易管理者，出身于阿拉伯富商之家，其祖父最初定居广州。蒲寿庚因协助消灭为害泉州的海盗有功，被授予泉州市舶使。他的位置为他提供了迅速致富的机会。商人和官员的礼物，以及贿款和贪占，使得蒲寿庚腰缠万贯。他的实力使得他成为忽必烈和逃亡中的宋王室争相拉拢的对象。双方都想获得他的效忠，因为双方都认识到，蒲寿庚所掌握的船只将在未来决定胜负的海战中发挥关键作用。当宋朝残部到达泉州之后，他们立刻四处寻找船只和物资供应。但是蒲寿庚发现他们的态度非常傲慢，一副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模样。他们好像是在要求，而不是请求所需要的一切。蒲寿庚强抑着愤怒，邀请他们在泉州多待些时日。同时，他加快了与蒙古人结盟的行动。张世杰和其他宋廷官吏对蒲寿庚的意图和忠诚表示怀疑。有一位学者认为，很可能当蒲寿庚请求宋帝留在泉州城时，就打算扣押宋帝。于是，宋廷在1277年初从泉州出逃。在4月或者更早之前，蒲寿庚正式决定与蒙古人合作，并且把他的意图告知忽必烈的元廷。忽必烈自然喜出望外，因为蒲寿庚的效忠将大大增强蒙古海军的实力。他立即与这位阿拉伯裔官员结盟，任命他为闽（今福建省）、广（今广东省）大都督兵马招讨使。忽必烈确信，用这种方法将能够得到蒲寿庚的优良船只。但是蒲寿庚在该年年末遭遇了一场危机。张世杰组织了一支由精良战舰组成的舰队，封锁了泉州港，蒲寿庚似乎处境非常艰难。两个月后，忽必烈派遣蒙古援军增援蒲寿庚，张世杰被迫退往南方。

宋军残部仍在不断地转移。在离开泉州以后，他们从一个港口转移到另一个港口，首先停留在潮州，然后到了惠州。1277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待在广州，但他们无法安心地苟延残喘。唆都决不会放弃粉碎南宋最后抵抗势力的终极目标。每当遇到抵抗，他便会用穆斯林发明的石弩和其他武器粉碎他们。1277年11月他试图与宋廷谈判，但是张世杰断然拒绝了他的提议。于是，唆都发兵攻占了广州，1278年2月，他的队伍也挺进到了潮州。当宋廷再次出逃时，他们在1278年1月6日遇到了一场巨大的风暴。宋帝的船只沉没了，他和张世杰几乎殒命。压力、严酷的生活以及气候和环境的不适应，使这个体弱多病的孩子（宋帝）再也无法承受，就在他十岁生日到来之前的5月8日死去。

他的死对南宋残部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张世杰仍设法把他们集合起来，做最后一搏。他把刚刚驾崩的皇帝赵昰的同父异母兄弟赵昺扶上皇位，然后与陆秀夫一起，代宋幼帝行政。在此之前，宋军残部一直在中国的最东南方避难。实际上，他们是在雷州半岛外一个名叫碙洲的海岛避难。他们明白，他们这样做只能是在蒙古袭击的威胁下苟延残喘。除此以外，还能做什么呢？陈宜中提议皇帝前往占城（在今越南的南部地区）寻求避难。既然许多占城人最初都是汉人，而且他们也很害怕蒙古的入侵，他们也许会欢迎年轻的宋朝国君，或许还会为自己有幸保卫一个伟大帝国的君主而沾沾自喜呢！陈宜中远航到占城，希望占城国王会接纳宋幼帝来此避难。在等候陈返回时，南宋残部发现已经无法在碙洲继续待下去了。蒙古军队占领了雷州，以防止宋廷逃往占城。宋军再次起程开往海上，并逃往崖山临时避难。此处离已落入蒙古人手中的广州不远。

蒙古大军已经准备好对被围困的南宋军队发起攻击。1279年初，各路蒙军向崖山合围。张世杰知道他无法抵抗蒙古人的火力，于是便试图设法逃出蒙军对崖山的封锁。但是在3月19日，他的舰队中只有十六艘船冲破了蒙古舰队的包围圈。南宋皇帝的船只被摧毁。当陆秀夫意识到船在下沉时，便把宋幼帝抱在手中，跃入大海。宋朝最后一位皇帝葬身大海，大宋江山从此落入了蒙古人的手中。

南宋残部或投降，或自杀，但一些人决心继续斗争，其中最著名的领袖是张世杰，他自称在占城或越南找到了宋朝皇室的一个后裔，此人可以被立为皇帝。抱着这个乐观的想法，他起程前往东南亚。可是，时运不济，1279年6月他的船遇到了一场飓风，他本人在风暴中丧生。陈宜中到达了占城，但是当他获悉宋幼帝死后，就再也无法返回了。他留在了占城，为随后而来的南宋难民铺路。当1283年蒙古军入侵占城时，他逃到了暹国（泰国），并居住在那里，直到去世。文天祥被蒙古兵俘获，但他拒绝与南中国的新主人合作，最终因敌视蒙古人而被处决。

到1279年为止，忽必烈粉碎了南宋王朝的残余势力。他此时面临着或许更加困难的任务，即他必须设法掌握被征服的南宋百姓的行政机构，要赢得他们的信任，他不能表现得像一个"野蛮"征服者那样，只对掠夺中国南方的资源感兴趣。忽必烈需要建立一个既为蒙古人服务又不过分压迫当地百姓的行政机构，保持某些政策的连续性，并留任某些南宋官员以保证政权的平稳过渡。南宋刚刚覆亡，忽必烈便竭力防止他的军队疏远当地百姓。1278年9月，他命令唆都和蒲寿庚必须尊重当地百姓，并且告诫他的军事将领，允许当地百姓在新征服地区从事农业和商业经营活动。他警告，决不可随意没收他们的财产。在他执政的头几年，他就新征服地区的管理多次发布过类似的宣告。这些政策是相当有效的。叛乱很少发生，大规模的起义也不见诸史书记载。有许多富有才华的南人服务于蒙古政权。当然，一些南宋官员和学者拒绝被蒙古人征召，宁愿致力于非政治性的事业，还有不少人在内心里保持着对亡宋的忠诚。但是，忽必烈既然能够统治世界上最庞大帝国的庞大人口，他也就能够在南宋土地上建立蒙古人的统治。而这是最为了不起的。在蒙古人征服的地区，没有哪个地方像南宋那样人口众多，富庶兴旺。我们看到，忽必烈的政策使得蒙古人能够有效地治理这片广袤的土地。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传奇。尽管蒙古人在中国的统治仅仅持续了不到一个世纪便结束了，但我们不应该因此而贬低忽必烈所取得的成就。与他同时代的人，无论是蒙古人还是非蒙古人，都异口同声地认为，他对中国南方的治理是非常成功的。

第一次入侵日本

忽必烈向高丽人提出的或许是最苛烦的要求，是协助他与日本建立联系。在长达四个世纪的历史时期内，日本岛国的大部分地区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与中国完全隔绝的状态。由于9世纪中叶佛教在中国遭受迫害，日本与中国逐渐疏离，直至最后决定几乎完全切断与中国的贸易和文化联系。对于忽必烈来说，如果能与日本重建朝贡关系，就能在汉人心目中树立自己的高大形象，这将是其他任何方法都无法比拟的。正是这种急于博取汉人赞赏的心态，促使他决定一定要与这个日出之国建立联系。但直到那时为止，蒙古将领还从未参加过海战。而此时忽必烈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要跨海降伏这个岛国。虽然他并没有打算发起一场海战，但是他降伏日本的计划最终导致了悲惨的结局。

高丽人不喜欢日本人，但是他们并不热衷在忽必烈控制日本的计划中担当中介的角色。自从1223年以来，高丽沿海地区就一直遭受着被称为"倭寇"的日本海盗的袭击和抢掠。日本海盗利用高丽遭受蒙古入侵而无暇防备的机会，大肆侵扰高丽的沿海地区，直至1263年。但是高丽王室认识到，日本海盗的行为并不是由日本政府或者日本军事政权支持或认可的，因而没有对日本宣战。它仅仅派遣使者抗议日本海盗的袭击。一旦日本海盗获悉蒙古人已经征服了高丽，而朝鲜半岛战事已消除，他们便停止了袭击。因此，高丽人并无特别的兴趣帮助蒙古人与日本建立联系。

然而，忽必烈另有想法。在1266年的秋天，他派遣使节向日本人通报了新朝在中国建立的消息，并请他们向新皇帝进贡。高丽人负责帮助使团横渡海峡。负责接待忽必烈使团的高丽人试图劝阻他们执行使命，并警告他们说，日本列岛附近的海面风急浪高，气候恶劣，异常危险。事实上，高丽人根本不想被卷入蒙古和日本的关系之中。高丽人的恫吓终于奏效，蒙古使者对充满危险的赴日旅程感到气馁，于是匆匆返回中国。他们的报告激怒了忽必烈，他也认为高丽人不值得信赖。在1267年的夏天，他给高丽王廷写了一封措词严厉的信，斥责他的"属民"不仅不协助他的使节，反而阻挠他们前往日本。他决心排除高丽人的干扰，再做尝试。

1268年，他再次派遣使团前往日本，这一次高丽人比较合作。特使中包括一位礼部官员和一位兵部官员。忽必烈指示他们向日本人通告他已经登基的消息，并向他们表明，日本应该向他称臣纳贡。

日本人并不欢迎蒙古使团，他们的行动正好为在政策上一意孤行的忽必烈提供了进攻日本的借口。位于京都的日本皇室实际上非常软弱无力，真正的权力掌握在镰仓幕府手中。幕府里，幕府执权北条时宗是最终的决策者，而他并不打算顺服蒙古。自恃拥有骁勇善战的武士阶层，凭借偏居大洋、易守难攻的日本列岛，他和他的前任执权北条政村一样，断然拒绝了蒙古使者的建议。忽必烈在信函中曾提到日本天皇是一个"小国国君"。在初步讨论了应该如何回复忽必烈这封信之后，幕府决定干脆直接把蒙古使者遣送回国，连只言片语也不回复。虽然朝廷官员已经起草了一封和解信并抄寄了一份给幕府请求批准，但幕府执权没有批准寄出公函。忽必烈并不为日本政府的反应所动，在1271年初再次派遣使团带着同样的信息赴日。负责护送蒙古使节的高丽人秘密地警告日本人，他们将面临蒙古人的军事威胁。可是日本人再次拒绝蒙古使节进入王廷。在返国途中，蒙古使节抓住了两个日本渔民，把他们带回中国。忽必烈热情款待了日本渔民，命令他们请求他们的统治者对中国皇帝和蒙古大汗表示适当的尊敬，尽快派遣使者前来进贡。然后他派人护送他们经高丽返国。可是，日本方面对忽必烈释放被扣留的日本渔民没有任何反应。

此时，忽必烈确实已被日本人的"傲慢"弄得茫然失措，心烦意乱。他决不允许他们一直这样公然蔑视他，反抗他。他的双重角色，无论是作为蒙古大汗还是作为中国皇帝，都不能容忍被一个小国如此羞辱。蒙古风俗要求适当招待外国使节，而中国传统则要求所有国家接受中国皇帝为天下共主。这样明晰的天命意味着，忽必烈不能继续容忍他的使节在日本受到怠慢。然而，在决定动武之前，他再一次派遣使节到达日本。他选派的特使赵良弼（1217-1286）于1272年春出发，并于同年的10月在九州岛东岸的今津町登陆。当他觐见日本天皇的要求被粗鲁地拒绝后，他发出了最后通牒：日本天皇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对忽必烈的信函作出反应。日本天皇愿意对蒙古作出一个平和的模棱两可的回答，但幕府拒绝任何妥协。镰仓的武士占了上风，他们把中国特使驱逐出境。幕府的粗暴无礼被描述为"等同于宣战"。赵良弼于1273年6月返回中国，向忽必烈报告了日本的风土民情，可能还包括防务情况。赵良弼描述了他在日本受到的羞辱，这深深地激怒了忽必烈。他不能再耽延，因为耽延只会使日本人更加肆无忌惮。在赵良弼返回前几个月，蒙古人刚刚在襄阳取得了征宋战役的重大胜利，因此忽必烈可以抽调一小部分军队前去征讨日本。同时，他的对日战役也是他征宋战役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也是必要的。日本人一直积极地与忽必烈的夙敌南宋开展贸易活动。击败日本人，他便能切断两个劲敌之间的联系，从而削弱南宋。

忽必烈的征日准备工作已经进行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他命令高丽人制造船只，运送他的军队横跨日本海，从日本列岛的最南端发起攻击。1274年11月，他派遣了一支由蒙古人、汉人、女真人组成的一万五千人的军队和六千至八千名满心不悦的高丽士兵（他们并不想参加这场战役），由大约七千名高丽水手引导，从合浦（在现在的韩国釜山附近）出发开往日本。蒙古军分乘三百艘大船和四百到五百艘小船，首先在对马岛和壹岐岛登陆，轻易地荡平了驻守在那里的日军。但是，忽必烈派往日本的军队无论规模上还是实力上都不足以彻底扫平日本列岛。他肯定低估了日本人的抵抗能力。

最关键的战斗自然将在九州进行。虽然日本人知道蒙古大军正在开过来，但是他们的准备工作做得还很粗略。他们的经济状况无法在九州维持一支规模可观的军队，他们也没有一个政治统一和中央集权的政权去组织一支强大的军队投入战斗。他们根本无法对付蒙古人的远程武器，包括十字弓和各种各样的弹射器。他们的指挥官缺乏实战经验，与身经百战的蒙古统帅无法相比。日本军队长于肉搏，但是蒙古军队习惯于以组织严密的小组为单位集体作战，这种战术是日本人所不熟悉的。所以，当蒙古军于11月19日在九州东岸的博多登陆时，日本人处于绝对的劣势。蒙古军在进军之前鼓乐齐鸣，其战阵和攻击方法使得日本人毫无招架之力。第一晚的战斗就使日本军队遭受了人员和装备的重大损失。他们的残兵败将更是不堪一击。溃败看来是在所难免了，那天晚上，唯一使他们大难不死的是无边的黑暗。

但大自然为日本人提供了更好的保护。就在同一天晚上，海面突然起了风暴。高丽水手马上对蒙古将领说，他们必须回到船上，把船开往海上，直到风暴消退。否则，他们的船只就会与岸边的岩石相撞而沉没，那样，他们将失去唯一的撤退工具。蒙古人勉强同意了，并开始从博多撤退。一些日本人追击并杀死了一些正在撤退的蒙古兵。然而，那天晚上蒙古兵遭受的大多数伤亡都发生在海上。狂风、巨浪和礁石把几百艘船只击成了碎片。根据一些记载，蒙古军有一万三千人因此丧生。日本人因这场风暴而大难不死。蒙古人的远征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结束，残余的蒙古军驶回了老家，向忽必烈报告了这次惨败。

由于大汗正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征服南宋的战役中，他无法腾出手来立即向日本人复仇。相反，1275年忽必烈又向日本派遣了一个使团，由杜世忠和何文著带领，要求日本称臣，以免再度兴师入侵日本。日本当局正因为最近的军事胜利而趾高气扬，并相信他们的神拯救了他们，于是把不幸的使节处死，进一步加深了与中国王朝的嫌隙。对蒙古人来说，再没有什么比这种行径更可恨的了。忽必烈决不能允许这样一种暴行逃过惩罚。但是，直到好几年后他才腾出手来再次兴兵讨伐日本。

13世纪70年代中叶，忽必烈已经平定了高丽，甚至把他们变成了征日战役中的帮手，尽管高丽人并不情愿这样做。但他无法以同样的手法降伏日本人。他在别处有更多需要操心的事情，特别是对他的帝国领土完整的现实威胁。中亚向他的政治权威提出了更加严重的挑战。他必须首先解决那个地区的问题，然后再回过头来对付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