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文化保护者

忽必烈在坐稳中国皇帝宝座之后,便开始努力确定或者转换自己的身份。可是,要他一下子摒弃蒙古文化传统并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如果他希望被接受为汉家天子,便不能表现得好像一个粗鲁、不明事理的"野蛮人"。中国皇帝要通过充当文学艺术的保护者来建立自己的声望。可是,尽管蒙古人从很早时起就非常珍视优秀手工艺者的作品,但是他们并没有类似中国那样的传统。好在蒙古人很欣赏美观实用的工艺品,而这使忽必烈有可能支持中国艺术尤其是工艺品的发展。但是,即便如此,他仍要努力在高度发达的汉文化和蒙族人淳朴粗陋的文化之间维持一种平衡。

而实际情况其实更加复杂,这是由于忽必烈还怀有一颗成为天下共主的雄心。作为众汗之汗,他当然有责任促进不同地区和不同族群的文化形式,而决不能完全依赖于汉文化。否则,这样狭隘的视野可能会损害他把自己刻画成蒙古帝国所有地域最高统治者的努力。他需要支持一些并不单纯反映蒙古帝国某一具体地域的文化项目。过于亲近汉文化,将会和过分热心促进他的本民族传统文化一样有害无益。维持各种文化之间的微妙平衡涉及无法忽略的细节问题,而忽必烈也不得不经常变来变去。他所做出的文化选择在深层意义上实际上是政治问题,因为这些选择要么会提高他在臣民中的威信,要么则反之。

广告:个人专属 VPN,独立 IP,无限流量,多机房切换,还可以屏蔽广告和恶意软件,每月最低仅 5 美元

新书面语言的创造

当忽必烈夺取政权,并有意选择立足中国统治其帝国时,书面语言就变得更加重要了。现有的蒙古字是根据畏兀儿文字创制的,而畏兀儿文字是从粟特文演变来的,其源头则是阿拉姆语。畏兀儿文字并不能非常精确地记录蒙古语音,因为它总是不能清楚地区分不同的语音,而有时却用同一个符号代表不同的语音。某些蒙古语音无法用畏兀儿文字准确地表达出来,而一些畏兀儿字母又很难分辨。畏兀儿文字的这些特点使它无法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忽必烈打算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推广这种官方文字。他首先需要一种蒙古文字来翻译汉语,音译汉语中的名字、官衔、机构等。然而畏兀儿文字根本无法胜任,因其不能准确地音译汉语。它缺乏汉语中的一些语音,因此有时只能很模糊地表示汉语语音。受命翻译中国经典、史籍以及较实用的治世经纶的学者们很快便发现了这些问题。这样一种有局限的文字体系将成为忽必烈实施其计划的绊脚石。

忽必烈计划使用新的官方文字帮助他统一他的帝国版图,并维护他天下共主的地位。他打算抛开当时已有的两种文字系统,即汉字和畏兀儿文字,另起炉灶。汉字和畏兀儿文字是前任大汗们一直使用的两种文字,但是从音韵学的角度来看,两者都不能令人满意。然而,忽必烈并非因为这些技术上的不足而反对使用它们。作为一个多民族杂居、多种语言并存的帝国之君,忽必烈需要一种可以记录各种不同语言的文字。简而言之,他希望创造出一种普遍通用的文字。这样一种文字将不仅能促进他的帝国内部的交流,而且将有利于不同语言之间的整合和不同种族之间的和谐相处。他计划依靠这种新的文字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然而,他没有料到,无论这种文字多么准确或者多么有效率,人们还是不愿意接受任何生造的文字。

然而,忽必烈仍然决心创造出一种更好、更通用的文字。在授予八思巴喇嘛国师头衔几年以后,忽必烈把创制新文字的任务分派给了这位吐蕃喇嘛。八思巴与其他僧人和学者一道,设计出了一个字母表,并于1269年呈给了大汗。这个字母表是以吐蕃语为基础的,包含有四十一个字母,其中许多字母呈方形。因此这个字母表有时也被称为"方形字",不过更常用的名字是八思巴字,以纪念它的创制者。这种字被描述为"适应蒙古语音需要的吐蕃字母表"。这套新字母除了像旧的畏兀儿文字一样是竖写的以外,与吐蕃字母表并没有明显的不同。它在表现13世纪蒙古口语语音方面比畏兀儿文字精确得多。这套字母比畏兀儿文字所含的符号多得多,当然应该比旧字母更具有竞争优势。同时,它还能更加准确地反映忽必烈治下其他语言的语音,包括汉语的语音。由于这套字母强调口语,并且源自于蒙古语口语,因此便与忽必烈所提倡的在书面文件中广泛使用口语的努力很好地结合起来了。忽必烈曾要求,中国正式的政府文件要大量使用汉语口语。总之,八思巴字母表似乎是一种记录忽必烈统治下各种语言的理想工具,无论这种语言是以字母为基础还是以字符为基础的。作为一种通用文字,它应该能够对促进蒙古统治下各民族的统一作出贡献,这些民族长期以来一直互相敌对。

忽必烈非常喜欢这些新字母,并对它寄予了厚望。1269年,他为此发布通告,表达了他对这种通用文字所寄予的希望。大概是为了解释他之所以热情推动八思巴字的必要性,他说道,侵略中国的女真人和契丹人(曾分别建立金朝和辽朝)在统治中国的过程中都创造了他们自己的文字,现在蒙古统治者也可以取得同样的成就。忽必烈自豪地宣布确定八思巴字母为蒙古文字(汉语叫蒙古字),后来则称其为"国字"。他命令,这种文字将用于起草朝廷文件,但他还是比较现实地补充道,它应该与汉字并行。忽必烈当然希望八思巴字最终取代汉字,但是他承认,这需要一个过渡阶段,直到这种基于藏语的文字取得至尊地位。他显然对八思巴字能否最终成为一种通用文字抱怀疑态度,但他仍然不遗余力地推广它。在发布诏令之后不久,他特意建立了一批学校,专门为推广这种新文字做准备。在1272年和1273年,他数度重申前令,要求朝廷文件一律用国字书写。最后,在1275年,他的两位最有名的幕僚建议设立一个与汉人的翰林院同级别的特殊的蒙古学院(蒙古翰林院),研究和教授蒙古字,并翻译大汗的诏令。

然而忽必烈的期望并未实现,原因是人们不愿意采用新文字。他对此显然过于乐观了,以为这种文字在他的帝国境内会被采纳。甚至连他自己的官员也不按规定办事,不顾忽必烈的具体指示,即使正式文件也不用新文字书写。忽必烈对此所能做的只是不断重申他的命令。1279年,他要求秘书处(中书省)用方形字书写所有正式报告和文件,但是,在1284年,他又被迫针对同一个政府机构发布同样的指令。很明显,他早先的诏令没有人理会。不仅如此,他在1269年创办的学校也不像他所希望的那样有效。他的一个官员在1272年提交的一个报告中表明,他的汉人官僚的孩子和亲戚都没有学习新文字。于是,他再一次请求他的官员把他们的儿子送到教授新蒙古字的学校学习。

尽管他付出了很大努力,并不断重复他的训令,八思巴字从未取代畏兀儿文字或汉字。现存用八思巴文字书写的资料很少。有几部汉语著作,包括《孝经》和中国历史记录的经典之作《资治通鉴》被翻译成了八思巴文字,但它们的流通范围很有限。其他用八思巴字书写的材料包括记录蒙古皇室发布的法令和规定的铭文。这些法令和规定被雕凿在石碑上,内容包括对忽必烈官员和军队的禁制和限制等。还有一些佛教经典,其中两部被雕刻在中国北部门户居庸关的石壁上。还有一些八思巴字刻写在"牌子"上,这是一种安全通行蒙古帝国,相当于通行证或担保证明的铁牌。另外,印章、硬币、纸币以及瓷器上也常混有方形字,大多数只显示非常简略的身份证明。这种铭文最典型的是烧制在元代著名的酒坛上的"赛因达剌酥"(好酒)。这个酒坛子现存于大英博物馆东方典藏部。但是,这些用八思巴字雕刻、描绘、铭写的文字只占元代作品总数的很小一部分,多数作品仍是用中文或畏兀儿文书写的。

八思巴字的失败不是由于它的技术缺陷,而是由于它的推广方法。尽管八思巴字的优点明显,但是它仍然遭到了强烈反对,部分原因是由于它是由官方设计批准的,并是自上而下推行的。因此,尽管忽必烈和他的高级官员一再发布命令、颁布法令,甚至恳求人们使用这种文字,但是抗拒并未减少。这种新发明的蒙古字只在官印、石碑以及硬币上使用过。一般的汉人和蒙古文人并未采用它。忽必烈的计划可以说是失败了。但是它表现了他希望创造出一种普遍通用的文字,一种能反映当时口语的书写语言的良苦用心。

元曲及其他艺术形式

元代戏曲在忽必烈及其继承者执政期间繁荣起来了。宋、元之际城市的发展为戏曲的发展创造了适当的环境,准备了观众,并为各种表演提供了资金。假如没有都市文化,没有从政府到市民的赞助和光顾,戏坊便不可能如此兴旺。元代的确是中国都市大繁荣的时期,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元曲是中国戏曲艺术的巅峰。至少有一百六十种元代戏剧存留下来,元代还诞生了另外五百种戏曲,其中不少曾上演过,但只有曲名保留了下来。戏子在过去总是被看做社会的贱民,而在元代,至少在忽必烈执政期间,他们的地位很令人羡慕。元朝统治者"似乎把艺人视为对实现他们的某种计划非常有用的人"。以家庭为单位的马戏团经常从一处到另一处,演出各种各样的节目,包括唱戏、舞蹈、哑剧以及杂技等广大观众喜闻乐见的表演。一位著名的西方学者把元曲描写成"多元娱乐",因为其风格包括了小品,并穿插有歌舞。"法庭剧"(汉语叫"公案剧")是其中最流行的,但悲剧、喜剧以及其他剧目的创作也很盛行。

关于元曲的社会意义的传统看法后来受到了质疑。传统的解释一般把元曲发展的原动力归功于科举考试的废除。由于失去了通过科举考试向上晋升的重要社会渠道,中国知识分子转向了其他文化追求,包括戏剧创作。由于他们读书做官的抱负受到阻碍而无法实现,他们便利用他们的渊博知识和文艺才能从事戏曲创作。但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过去不能从政的专业剧作家在元曲中留下了他们的印记。剧作家们不再受到科举考试和儒家思想的束缚,因此在作品中反映了不同的主题。

元曲还大量使用口语。一位17世纪的批评家这样说道,"元曲剧作家们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即总是使用粗俗语言),这个缺点源于他们对人为雕琢的纤细风格的矫枉过正。"但是这位批评家没有认识到,口语语言已经越来越成为剧作家创作的自然风格。专业剧作家更精通白话,甚至连官员也使用口语。既然忽必烈和蒙古人要求官员在工作中使用口语,那么,担任官职的剧作家很自然地也就非常熟悉白话,使用起来也很得心应手。从某种意义上说,蒙古人的规定促进了剧作家的创作,并对元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忽必烈和他的蒙古汗廷很少干预元曲的创作,这在一定意义上也促进了元曲的发展。他们在很多问题上都奉行折中主义,因此剧作家们可以触及各种各样的主题,而不必担心政府的干涉。这使得最近一些中国剧评家认为:"许多公案剧作家描写的罪犯都来自特权阶层,正常法律程序对特权阶层无可奈何,这实际上是对蒙古统治者隐讳的攻击。"但是这种解释似乎也比较牵强,因为批评家"并未提供具体证据支持这种观点"。蒙古人的形象一般并不出现在元杂剧中,他们也没有被象征性地刻画为剥削者。剧评家无法令人信服地证明元杂剧代表了一种社会抗争,也没有证据显示蒙古人被描写成了压迫者。

再则,如果反蒙情绪果真在元曲中有所表现,那么忽必烈便可能不会再支持戏曲的发展了,而他大概也不会对此采取仁慈的不管不问的政策。没有证据显示在他执政期间曾经审查过戏剧创作和演出。虽然他可能不会阅读或者书写中文,但是他能理解,也能说这种语言。他命令在他的皇宫中演出戏曲,并且亲自观看过几场,欣赏其中的情节。他并没有干涉或限制剧作家的创作活动。官员们继续支持戏曲,在忽必烈统治的后期,乃至在他的继任者执政期间,杂剧或滑稽剧曾在宫中演出,而杂剧后来还发展成为严肃剧。另外还有一些证据显示忽必烈对戏曲的支持,虽然可能是些题外话,但也很能说明一些问题。那就是最著名的剧作家的背景。许多剧作家的出生地都在真定,而这个地方恰恰是忽必烈以前的封地。元朝最著名的四十五位剧作家中竟然有七位出自真定这个小地方,在数量上仅次于大都,而大都则出了十七位剧作家,居于首位。

当然,这并不是说,元曲的发展和成功应该完全归功于忽必烈及其下属官员。汉人剧作家及其观众当然对这种艺术创作的贡献最大。但是忽必烈的贡献在于他为元曲的孕育和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环境,至少他没有试图阻挠元曲的发展。他知道,在汉人心目中,一个好皇帝应该促进这个国家的文化发展,而戏曲作为一种发展中的中国艺术形式,应该得到扶持。由于忽必烈强调在写作中使用口语,因此,他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这种戏曲的发展,因为提倡使用白话正是元曲的特点。小说的发展当然也不能归功于忽必烈,他对当时中国印刷的大量书籍也没有直接襄助。但是,也许可以这样说,和戏曲一样,他的文化和文艺政策为它们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他对口语的强调对小说家非常有利,他们经常在小说中刻画出身于社会底层的人物。白话的使用使小说家能够再现普通人的话语模式,塑造不同的人物形象,更加自由地表达情感。元代实际创作出的小说数量并不多,成熟的小说多创作于后来的明代和清代。

在忽必烈及其继承者执政期间创作的作品流传很广。在元代,"书籍印刷从数量上看已有了很大增长,但是质量和技术还有待提高"。1269年,忽必烈创办了一个特殊机构,由官方资助印刷书籍。1286年,他又划拨土地给一些学校,将其土地收入用于印刷书籍。印刷书籍的增长为阅读提供了便利条件,为明清文学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汉人对戏曲和小说这种相对比较新的艺术形式,并不像对著名的传统艺术形式如诗歌和散文那样重视,他们也不太愿意把自己等同于剧作家或小说家。诗歌在元代没有达到唐宋时代那样的高度。元代诗歌成就不高,是否因为古典语言这种最佳诗歌表现载体的衰落而造成的,倒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蒙古人并没有试图削弱或推翻诗歌艺术,但是他们确实遇到了实际困难,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在试图理解中国诗歌时存在难以克服的语言障碍。中国诗人所用的古典语言是忽必烈有限的汉语知识所无法理解的。但是诗人在忽必烈及其继承者的宫廷中仍然得到了很好的待遇,甚至连穆斯林诗人,譬如阿里耀卿和他的儿子阿里西瑛,也得到了赞誉。不仅诗歌,甚至连汉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擅长的杂文艺术形式在元代也势微了,不像以往朝代那样吸引有才华的文人。当然,忽必烈的确招募并资助了一批儒士学者名流,比如许衡,也许期望他能写出漂亮的散文,而许衡也确实写出了不少美文。但是,元代散文家所创作的散文在数量上是无法与唐宋时代相提并论的。此时,蒙古统治下的知识分子非常特殊的社会地位可能很不利于产生优秀的散文家。忽必烈和他的蒙古同胞们不懂得这种强调精练语言和隐讳用典的古典杂文形式。也许他们曾试图理解,但最终不得不放弃。他们也没有为诗歌和散文艺术形式提供以往朝代学术精英所需要的适当环境。

手工艺

蒙古人对手工艺的影响更加明显。从很早时起,蒙古人就十分重视工匠,并制定了特殊的规定保护和扶持他们。当忽必烈取得中国政权之后,他继续奉行其蒙古先辈的政策,以保证充足的工匠数量,使他们能生产出他和他的人民所珍爱和需要的工艺品。他在工部之下设置了一些机构监控中国的工匠。"诸色人匠总管府"作为主要的行政机关,下辖三十个分支机构。在这些分支机构内部又设有分管不同具体行业的部门,不同的部门管理诸如金属、皮革、纺织品、陶瓷等行业。将作院拥有自己的工匠,制造大汗及其扈从所需要的物品。忽必烈的官员雇佣的工匠包括汉人和非汉人。元廷选定了某些家庭作为世袭工匠家庭,从而限定了年轻人的职业选择机会。但是工匠享有许多特权,包括豁免大多数税负,而且他们享有比以往中国朝代更高的社会地位。因此,毫无疑问,蒙古人曾影响了这个时期的技术和艺术进步,或者说,他们至少间接地对这个时期的技术和艺术进步作出了贡献。

忽必烈很重视中国瓷器,不仅因为宫廷的大量需要,而且因为对外贸易的需要。但是一位研究中国陶瓷的著名学者指出,"在中国陶瓷史上,以前一直把元代看做是一只丑小鸭……有一种观点一直认为,蒙古人对艺术并无真正的兴趣,他们觉得中国艺术风格不合他们的口味,其结果是他们忽略了创造性艺术。"然而,她断言,"再没有比这种判断更不符合事实的了。"忽必烈认识到了出口瓷器将会增加收入,于是便开始规范陶瓷生产。他命令所有瓷窑都要登记注册,并向它们征税。皇宫在得到所需要的瓷器以后,把余下的瓷器拿去与外国人进行贸易,尤其是与东南亚和中东地区开展了广泛和活跃的贸易。东南亚、波斯以及阿拉伯穆斯林都十分欣赏中国陶瓷,并大量进口,主要供他们的国王和贵族阶层消费。中国瓷窑的地点分布对开展对外贸易非常理想。他们多位于东南部,距当地的良港不远。德兴、安福、德化、龙泉以及最著名的景德镇,从这些地方很容易进入南部口岸,可以从临安经温州,最后到达泉州。

忽必烈及其继承者对陶瓷艺术所作出的主要贡献,是给予陶瓷工匠创作的自由。在宋代,陶瓷工受制于宫廷和士大夫的严格规定,而在元代则允许陶瓷工在形式和装饰上进行尝试。严格的标准使得宋代生产出了许多陶瓷精品,但一味地坚持标准则会妨碍创造性的发挥,导致生产出不少平庸的产品。元代陶瓷工匠由于不受宋代艺术标准的限制,可以进行一些创新,而这样的尝试使得他们创作出了一些新颖漂亮的瓷器。明朝著名的青花瓷实际上起源于蒙古元代,当时汉人已经发现可用于生产优良蓝色釉的钴。白瓷以及新式的青瓷也在此期间出现了,其品质远超宋代的白釉瓷器。

蒙古人对其他行业也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他们垄断了纺织品制造,为对外贸易专门生产纺织品。中国工匠设计出了美丽的长袍和外衣,其中一些是专为欧洲高级教士设计的。一些早先认为属于明代的漆器也许实际上源于蒙古时代。石雕艺术,特别是佛教题材的石雕,在元代和以往朝代一样,仍然很兴盛。元代给人印象最深刻的石雕作品是在中国北部门户居庸关和在临安飞来峰的石刻,二者都是在元末创作的。虽然忽必烈本人并未具体地介入这两个项目,但是他支持佛教艺术,并雇佣了吐蕃僧侣和工匠,而正是这些人监督这些石刻的创作。

忽必烈对中国建筑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邀请到的一位尼泊尔工匠。这位尼泊尔工匠是八思巴喇嘛推荐给忽必烈的。在八思巴喇嘛返回故土的一次访问过程中,这位吐蕃僧侣被一个刚建成的佛寺深深地吸引住了,这个寺庙是由尼泊尔工匠阿尼哥(1244-1306)设计的。尽管阿尼哥极不情愿,而且急于返回尼泊尔,但是八思巴喇嘛还是在1265年把他带到了元廷。他很快安排阿尼哥觐见忽必烈,大汗和这位尼泊尔工匠对彼此的印象颇佳。忽必烈对阿尼哥的第一次能力测试是命他修补一个损坏了的练习针灸用的铜人。测试结果非常成功,因为阿尼哥把铜像修复得非常完美。忽必烈为阿尼哥的非凡才能所倾倒,于是让他承担了一系列的建造计划。阿尼哥设计修建了一个佛教寺庙--大护国仁王寺,并且在大都一个公园内修建了一座亭子,在涿州修建了一个庙宇,在上都修建了一座寺庙。他还设计出了一些美丽的金玉首饰。忽必烈显然非常喜欢阿尼哥,厚奖了这位年轻的尼泊尔人。1273年,又任命阿尼哥为诸色人匠总管府的总管,使之成为中国所有手艺人的总监。后来又把大都咸宜里的一处漂亮宅院赐给他,另外还赐予他土地等。忽必烈的妻子察必也被这个年轻的尼泊尔人迷住了,她安排他与一位宋朝皇室女子结了婚。忽必烈及其家庭都欢迎这位杰出的工匠,认可他的才华,并对他的努力进行了奖励。因此,非汉人工匠和汉人工匠一样拥有同样的成功机会。

当然,说忽必烈或蒙古人对中国艺术和工艺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直接贡献是不妥的。但是,他们对艺术的支持是不容置疑的。由于这样的支持,忽必烈促进了艺术的进步。同样,由于他允许艺术家和工匠享有较大的自由和灵活性,从而激发了他们更大胆的艺术创新和尝试。他对强迫艺术家采用古典或传统形式不感兴趣,相反,他给予他们充分发挥想象力的空间。在这样的政策之下,画家、剧作家和陶瓷工匠等职业在元代都很兴旺发达。作为外族人,忽必烈当然不反对把外国艺术形式和思想观念引进中国艺术之中。比如,他对阿尼哥的支持就使得中国建筑形式中出现了吐蕃和尼泊尔风格。而且,他对汉人、非汉人一视同仁的支持和帮助,也符合他作为天下共主的身份要求。

保护蒙古文化遗产

忽必烈念念不忘他既是中国君主,又是蒙古人的大汗,同时也是蒙古控制之下其他非汉人地区的统治者。因此,面对汉人,他必须表现得像是一个汉化了的蒙古人。但是他又不能采纳太多的中国风俗习惯和信仰,担心因此触怒保守派蒙古人。忽必烈在选择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和方式方面不得不走钢丝。作为蒙古大汗,他需要继续奉行他的游牧先人的风俗礼仪,并遵守他们制定的规章制度。而在另一方面,作为一位追求大一统的君王,他又不能把自己限制在他的帝国境内某一种文化(即汉文化)的范围之内,相反,他必须对不同地区的文化一视同仁,认可他们的文化特色和风俗习惯,哪怕这些地区仅仅是他理论上控制的区域,他也必须这样做。忽必烈竭力避免被汉文化吞噬掉。他防止同化的一个方法是把蒙古人和汉人严格区分开来。他的政策旨在保护蒙古的文化特色和民族认同。虽然他和以后的大汗有时会让蒙古公主与外国统治者结婚,但是他们一直试图限制蒙古人与汉人通婚。他尽可能不让汉人学习蒙古语。作为中国皇帝,他继续持守儒家礼仪、节庆以及祭祀等。实际上,他指派他最亲近的密友之一安童,和其他高级幕僚一道,审查和选择可以在他的宫廷使用的汉人礼仪规范,但他却一再试图限制举行这样仪式的开销。

在政府管理问题上,他把他自己的习惯做法和那些汉人传统区别开来。科举考试被废除了,因此切断了知识精英进入官僚阶层最传统的途径。汉人一般不能担任地方监临官(蒙古语叫达鲁花赤)。中国的财政管理权也掌握在非汉人手中。一些学者认为,元朝政府管理方面的这些变化可以证明,忽必烈及其继承者所采用的制度更加专制独裁。他们断言,元朝使用暴力和体罚解决问题的情况比较常见。这种看法认为,皇帝获得了更大的权力,因为没有独立的文职机关限制他。朝廷中暴戾残忍的军事气氛较浓厚。监察官员遍布全帝国,作为间谍监视着官员的一举一动。一些蒙古皇帝,包括忽必烈的直接继承者,曾鞭笞他们的高级官员,这种羞辱是以往朝代的官吏所未曾遭遇过的。但是,做出这些指责的学者没有提供充分的文献资料,证明蒙古人的确开启了一个中国历史上更加专制和更加残暴的时代。而初步研究和证据所显示的情况却似乎和他们的观点恰恰相反。元朝中央政府似乎并不比以往朝代更加专制。某些地区的地方政府似乎实际上是自治的。因此,元朝的专制主义问题至少是有争议的。同样,将暴力行为的增加归罪于蒙古统治很难得到证实,因此这种观点也将面临挑战。以往的(即汉人)皇帝也曾虐待他们的下属官员。因此鞭笞和虐待官员并不是突然在蒙古时代才出现的。忽必烈的确努力把蒙古人和汉人区别开来,以此保存蒙古风俗习惯,同时防止汉人官员控制政府。一些人可能因此对忽必烈提出了批评。

忽必烈还采取积极措施保存蒙古礼仪和风俗,这主要表现在定期举行的蒙古传统仪式上。每年八月,在离开上都前往大都度过秋冬之前,他都会举行酹洒马奶的仪式。这种仪式由四个萨满共同主持,据说能保证来年的好运气。牺牲则包括马和羊,仪式中要祝天,呼唤成吉思汗的名字,酹洒特殊的马奶等。忽必烈以此表示对其祖先的敬仰,希望得到他们的祝福,在即将到来的冬天里有好运气。每年年末举行的仪式则是为了驱走他们的坏运气。致祭者向一个稻草人和稻草狗射箭,前者代表蒙古人的敌人,而狗则是一个吉祥符号。然后,萨满为人民的幸福和解除人民的痛苦而祈祷。当皇室成员生病的时候,病人就会被安置在一个帐篷里,每天用两只羊献祭,直至病人康复为止。在忽必烈出征作战之前,他会酹洒忽迷思(马奶酒)祭天,祈祷上天帮助他战胜敌人。萨满则念咒祈求上天护佑。忽必烈及其继承者一直坚持举行蒙古传统的祭奠山川和林木的仪式。忽必烈经常性地使用萨满致祭,显示了他坚决维护蒙古传统的态度。同时,他也鼓励举行佛教和儒教仪式,甚至有一次曾向一位高丽萨满请教。

忽必烈对蒙古传统习惯的坚持还表现在实质性的方面。蒙古妇女保留有自己的权利;她们没有采用中国的缠足风俗。许多蒙古人继续穿着本民族的毛皮服装,当然,忽必烈也经常穿一穿典型的中国皇帝服装。每年在忽必烈的生日和新年开始,都要举行豪华盛宴,宾客们几乎吃喝无度,也让人回想起游牧人的庆祝方式。根据马可·波罗的记载,数以万计的客人出席了这些持续时间颇长的庆祝活动。马可·波罗提到的所有食物都是肉,显然忽必烈及其扈从依然保持着游牧生活的传统习惯。从客人消耗的大量酒类来看,早期蒙古人中盛行的酗酒习惯在忽必烈时代仍然盛行。

对狩猎的迷恋也许是忽必烈坚持蒙古生活方式最显著的标志。忽必烈把狩猎季节从秋季改到春季。根据马可·波罗的记载,忽必烈狩猎时总是有受过训练的狮子、豹子和猞猁伴随,他用这些野兽追猎野猪、野牛、熊以及野驴等等。他还带着五百只鹰隼抓捕天空的飞鸟。大批鹰户、猎户和士兵作为扈从参加了忽必烈的狩猎活动。忽必烈自己总是"坐木楼甚丽,四象承之。楼内置金锦,楼外覆狮皮……大汗恒为痛风所苦,故每放鹰隼皆居于此楼,……大汗在楼中卧床观之,甚乐"。

忽必烈在个人生活中也一直坚持自己的民族传统。他的四位妻子都是蒙古人。但他的性伴侣并不限于他的妻子。他有一个规模庞大的后宫,马可·波罗对此进行了生动的描述:"鞑靼有一部落名称弘吉剌,其人甚美。每年由此部贡献室女百人于大汗。命宫中老妇与之共处,共寝一床,试其气息之良恶,肢体是否健全。"总之,即使选择性伴侣他也坚持一定要蒙古女子。

忽必烈制定的文化政策一方面保护了蒙古民族的文化遗产,另一方面也接受了某些汉民族的风俗习惯,同时也竭力维持文化多元性。他在这些方面取得了令人敬佩的成功。至于他的宗教政策,忽必烈面对不同的民族则有不同的表现。对蒙古人来说,他是他们民族传统的坚定守护者。他参与狩猎,只娶蒙古女人为妻,并努力保持蒙古人的婚姻价值观。对汉人来说,他则充当了艺术赞助人的角色。他给一些汉人画家、陶瓷工匠以及其他工匠发津贴,给予汉人剧作家和小说家按照自己民族传统进行创作尝试的自由。他经常自比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唐太宗,因为他充分地认识到,这样的联系将会改善他在汉人心目中的形象。对于他的帝国的其他地区来说,他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他赞成采用一种世界通用文字,并鼓励外国工匠在中国发展。他在元代文化中激发出来的世界主义无疑增添了他作为天下共主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