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统治失误和汉人的反应

1279年是忽必烈的统治开始走下坡路的一年。在此之前，他的事业一直很顺利。虽然他并没有取得一连串全面的胜利，但也没有遭遇到严重的挫折。在他登上汗位之前，他已经把自己的封地治理得井井有条，并获得了汉地属民的支持。他们甘心乐意向他纳税，并尽所当尽的其他义务。他对中国西南大理的远征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已经网罗了一大批优秀而且忠心耿耿的幕僚到他的封地，帮助他设计了一个合适的政府，从而为他治理更大的版图做好了准备。他曾主持过一次重要的佛道辩论，从而解决了佛教和道教之间长期存在的争执。因此，在他成为大汗之前，无论是作为管理者、军事指挥者，还是作为文化仲裁者，他都取得了成功。而这一切都对他的事业大有裨益。

当他登上皇位以后，他便开始坚持不懈地追求他的既定目标。他击败了所有反对者，包括他自己的亲弟弟。他和他的幕僚一起，建立了一个以中国模式为基础但又不被中国理念和形式所束缚的政府。他的两个首都--上都和大都的设计都很完美，运作良好，而且很壮丽。他精心制定的宗教政策，使他得到了帝国境内大多数宗教领袖的支持。他的军队不仅成功地把高丽纳入蒙古人的控制之下，而且铲除了他在中亚主要对手的军事威胁，并征服了中国的其余地区。他鼓励艺术创造，并吸收了一批帝国内最有才华的工匠。这些工匠创作出了精巧的工艺品，供宫廷和上流社会人士享用，同时也用于对外贸易。忽必烈最明显的失败是入侵日本的失败，但他可以为这次失败找到合理的解释，即把它归咎于天灾，因为正是可怕的飓风摧毁了他的军队。而且，他还打算向日本人复仇，因为他认为第一次征日失败只是一个暂时的挫折。他相信，在日本海岸遭遇的惨败仅仅是因为运气不好。除此以外，其他所有方面在他执政的头二十年间似乎都进行得很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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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合马和财政困难

忽必烈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是财政问题。他执政头二十年所推行的政策使得开支大增。他启动的建设项目，包括上都和大都的营建，每一项都是耗资巨大。忽必烈对艺术的支持，他越来越奢华的宴乐和狩猎活动，消耗了大量的宫廷和国库收入。设立驿站、修筑道路、促进农业经济以及公共工程项目的维护等，都大大增加了朝廷的开支。

而忽必烈的军事活动的花费更令元廷财政吃紧。他对他的弟弟阿里不哥和叛将李璮的镇压，对维护他中国之主的地位无疑是极为关键的。他对于高丽国王的军事支援，他派遣自己的儿子那木罕去对付威胁中亚的海都等等，对巩固边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征服了顽固地拒绝其和平建议并拒绝向其称臣的南宋，从而控制了一个重要地区。这些远征的代价都非常高昂，但是政治上的收获足以补偿过高的花费。然而，他对日本实施的入侵计划却并非那么要紧，而这次跨海远征作战的费用也就不那么容易证明是非常合理的了。但是，作为一位蒙古领袖，忽必烈必须报复日本对自己威望的打击，因为日本拒绝接受他作为其名义上的统治者。公共建设、建筑计划以及军事远征加在一起，使得元廷财政难以承受，因此，增加额外的收入势在必行。

为了获得所需资金，忽必烈不得不寻求回回理财大臣阿合马的帮助。忽必烈这样做，只不过采用了他的先辈所采用的同样政策。窝阔台汗和蒙哥汗都曾雇佣穆斯林作为财政总管和行政总管。我们对阿合马的早年生活所知很少，只知道他是中亚人，出生在离今塔什干不太远的一个小镇。《元史》把他归类为"三奸臣"之一（另外两位是桑哥和卢世荣）。汉文和西方史料一致指责他剥削和压迫汉人。马可·波罗认为阿合马用魔术蛊惑了忽必烈。按照马可·波罗的说法，忽必烈的支持使阿合马能够大肆敛财，并沉溺于自己的性癖好。马可·波罗告诉我们，"凡有美妇而为彼所欲者，无一人得免。妇未婚则娶以为妻，已婚则强之从己。如闻某家有美女，则遣其党徒语其父曰："汝有女如是，曷不嫁之伯罗（"副王"之意）阿合马？则彼将授汝高官显职，荣任三年。""

必须指出的是，阿合马也有他的理由。因为他知道，他的价值在于他为朝廷增加了多少收入。他搜刮的钱越多，他的权力就会越大，声望就会越高，个人收益就会越多。根据汉文史料记载，他曾滥用权力，把苛捐杂税强加给汉人。毫无疑问，他肯定曾以权谋私，中饱私囊，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指责他的人（即汉文史料的撰写者）都是对他的政策决不认同的官员。

简而言之，阿合马的主要财政目标是把所有合格的纳税人登记在册，对某些产品强制实行国家垄断，并且加税。从1262年他被任命为中书省平章政事起，直到他1282年死亡，他一直总理国家财政。他的首要工作之一是将原来未登记在册的应纳税户登记造册。1261年，中国北方大约1 418 499户被列为应纳税户。1274年，该数字增加到了1 967 898户。土地税定期征收系统得以建立。另外，商业税收从1271年的4 500锭银增长到1286年的450 000锭（前一个数字不包括中国南方的商业税，后一个数字则包括南方。但是，南方和北方的税收收入都有显著增加）。阿合马也试图利用国家专卖增加收入。他对某些政府专卖品实行配额制。例如，河南行省的钧、徐州①，获得了1 037 070斤的生铁配额，其中200 000斤将用于加工制造农具，然后卖给农民以换取粮食。食盐专卖收入从1271年的30 000锭银增长到1286年的180 000锭银。1276年，阿合马禁止私人生产铜具，改为由政府专门生产。甚至更早的时候，他就已经建立了国家对茶、酒、醋、金、银的专卖，而且获利丰厚。他还建立了提举司，监督从事专卖品生产和销售的工人和商人，防止私自买卖这些产品。总之，阿合马的政策为国库赚取了大量金钱。

但是，汉文史料一再指责他借这些政策牟取暴利，中饱私囊，即使他没有积极鼓励滥权行为，起码他曾同意地方官员这样做。根据这些史料，他握有生杀予夺大权，故能利用自己的权位谋利。因为金银没有固定价格，因此他可以操纵这两种贵金属的兑率，为自己谋利。他严格限制贵金属私人交易，但自己却囤积居奇。他的一系列政策，其中包括过量发行纸币，迫使许多汉人以及在中国的外国人囤积金银，从而大大损害了人们对纸币价值的信心。对纸币信心的丧失不可避免地导致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又迫使政府进一步增加货币发行量。政府垄断的物价在13世纪70年代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而阿合马则利用价格波动而自肥。茶、盐、铁以及其他专卖商品存在的弊端总是算在阿合马的头上。但是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说，要正确评估对这位回回财务大臣作出的指责还比较困难。实际上，也许根本不可能对这些指责进行核实。即使这些指责可能被夸大了，但是忽必烈对他的理财大臣不断的支持仍然损害了他在汉民中的声望。

汉文资料还谴责阿合马任人唯亲。在他所选择的负责管理国家专卖的十一个人中，有四人肯定是回回，另外还有一人可能也是回回。穆斯林和其他非汉人占据了政府的主要财政要职。也有一些汉人参与了财政管理，但他们一般被安置到较低等的职位上。对阿合马最严厉的指责是他企图把他毫无经验、或许根本不称职的儿子安置在显要的政府职位上。他成功地把他的儿子抹速忽任命为商业中心临安的达鲁花赤，这是一个能带来巨大个人利益的肥缺。但当阿合马提名他的另一个儿子忽辛任大都路总管时，他遇到了反对。右丞相安童表示反对，认为忽辛没有经验，无法胜任这个职位。但是他的反对显然并没有说服朝廷，忽辛一路青云，到1279年时成为江西省的一位高官。1270年，阿合马又用欺骗手段试图把他的另一个儿子安插到一个军事统帅的位置上。名儒许衡表示反对，但阿合马又一次得逞，成功地使自己的儿子获得了任命。

儒士对阿合马政策的反对激起了他的愤怒和报复心。他鄙视忽必烈周围大多数的儒士和佛教幕僚，因为他们在政府政策方面和他的观点严重相左。史天泽、廉希宪以及其他忽必烈最亲近的幕僚都异口同声一再反对阿合马的税收政策，并指出新征税是中国平民难以承受的重负。他们指责他借机自肥，并且"阿谀逢迎、诡诈奸巧"。而他反过来也指责他们中的一些人盗用国家资财，以及个人品行不端等。汉文史料称，阿合马捏造罪名陷害一个名叫崔斌的政敌。崔斌任职于江淮，阿合马诬陷他贪污官粮，并怂恿忽必烈下令将他处决。无论汉文资料对这个具体案件的描述准确与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13世纪70年代，确实有许多阿合马的对手离开了政府职位。和崔斌不同的是，他们中大多数人既未被处决，也未被监禁，有一些人是出于自愿而告老还乡的。由于无法约束阿合马的势力，名儒许衡退出了政坛，成为国子监祭酒。畏兀儿名儒廉希宪在遭到阿合马指责盗用公款、通奸以及其他不端行为之后，也选择了告老还乡。阿合马的确也很幸运，因为忽必烈的不少幕僚在13世纪70年代相继去世。刘秉忠死于1274年，史天泽死于1275年，赵璧死于1276年，姚枢死于1279年，窦默死于1280年。由于这些政治对手的死亡，阿合马在朝廷中变得愈加强大。阿合马与忽必烈的非儒士幕僚的关系也是形同水火。他和忽必烈汗廷中的佛教和道教领袖的关系都很糟糕。因此，1280年八思巴喇嘛的去世使他的对手又减少了一个。忽必烈于1281年发布的限制道教势力的法令（后文将专门讨论）则进一步稳固了阿合马的地位。

波斯史料对阿合马的生平和个性的描述与汉文史料截然不同。拉施都丁写道，"阿合马光荣地履行宰相职责约二十五年。"他称赞阿合马促进了中国与穆斯林世界之间的贸易，并且还可能保护了在中国境内的穆斯林。穆斯林史料没有记载汉文史料中对阿合马的那些指责，比如裙带关系、剥削以及投机行为等等。然而，如果从另外的角度去看这些问题，那么汉人所指控的似乎并不能算是十分严重的问题。安排亲戚和志趣相投的同僚进入政府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为了排除阻力并推行其政策，阿合马需要把自己的支持者安插到重要的位置上。组织这样一个小集团当然受到了传统中国思想家的谴责，但是阿合马认为，如果在官僚系统中没有同情者，他就不可能成功，而这些同情者大多是穆斯林。他也许确实剥削了汉人，正如中国史学家所声称的那样，他曾征收重税，提高政府垄断基本商品的价格。但是，他在元廷的地位取决于他能否满足蒙古人几乎贪得无厌的财政需求。他若想进一步往上爬升，并获得奖励，就不得不想方设法弄更多的钱。假如要为他辩解的话，那么可以这么说，他只不过是急需大量财政收入的蒙古朝廷的一个代理人而已，而他还是一个一心一意而且高效率的代理人。

当然，这并不是说他对个人的晋升和物质奖励没有兴趣。实际上，他曾不遗余力，想方设法增强自己的实力，提高自己的地位。早在1262年，他就接受了中书省的任命，两年后，他成了该机构的一位副丞相。儒士们害怕阿合马借机一路高升，于是成功地游说忽必烈把一个重要人物安置在中书省。此人就是忽必烈的儿子真金，他被任命为中书令，直接管辖中书省。其目的显然是要防范阿合马把这个机构作为自己的权力基地。1271年，阿合马再次试图扩展他的权限，而他则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平章尚书省事。可是针对设立这个机构的反对声浪很大，因此，该机构在设立两年之后便被撤销了。中书省重新得到恢复，并成为最重要的行政部门。毫无疑问，阿合马曾试图利用职权来增加自己的财富。许多汉人肯定也试图用同样的方法自肥，为什么一定要把阿合马单挑出来加以谴责呢？

但是，无论怎样，阿合马的财政政策仍然激起了元廷内部一些重要汉人官员的反对。更为关键的是，太子真金也加入了反对者的行列。真金鄙视而且反对阿合马把自己的儿子和亲戚安插在朝廷重要位置上的做法。蒙古统治精英中有不少人对阿合马的权力膨胀心存恐惧，这些人加入反对阵营，更使得这个回回理财大臣的处境雪上加霜。1282年4月10日夜，当忽必烈离开大都前往他的陪都上都之后，一伙汉人抓住机会密谋诱使阿合马外出，并伺机刺杀了他。忽必烈很快返回首都，并处死了刺客。然而，几个月后，忽必烈的汉人幕僚便说服了他，使他相信阿合马是如何的不忠和腐败。他们的指控部分是根据阿合马死后所发现的证据。比如，本来献给忽必烈用以镶嵌在皇冠上的一颗宝石，却在阿合马的家中被发现。这颗宝石是不是阿合马的政敌为了栽赃而故意放在那里的呢？如果不是，那么为什么他的妻子和儿子没有把宝石转移到一个较不显眼的地方呢？为什么政府官员那么轻易地就在他的家中发现了它呢？为什么阿合马要把它保存在这样一个显眼的地方呢？因此，指控阿合马的证据是大有问题的。他也许的确窃取了政府和皇家物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控告者都是反对他财政政策的汉人。然而，这些证据仍足以使忽必烈大为震怒。大汗命令把阿合马的尸体挖出来悬挂在都城的市场中，然后又把它弃置在地上，任大车来回轧过他的头颅。最后，又让自己的猎犬来撕咬尸体。阿合马的几个儿子也被处决了，他的财产被没收了，由阿合马亲自任命的大多数官员都被解职了。

但是，除掉阿合马并没有解决忽必烈迫在眉睫的财政问题。阿合马死后，忽必烈的资金需求越发紧迫。在此期间，忽必烈接连对日本和东南亚发动了几次军事远征，结果都以惨败而告终。他需要庞大的经费来支持这些军事活动，同时，他也需要资金支持其他公共建设项目。因此，财政问题依然非常严重。不久以后，忽必烈便再次向非汉人求助，以解决财政问题。与此同时，13世纪80年代初，忽必烈经历了重大的人事上的损失。他最忠诚的汉人幕僚在13世纪70年代一个个相继去世，令他十分痛心。他用了那么多心血搜罗和培养的汉人学者几乎都去世了。尽管汉文史料毫无疑问过分强调了这批人的作用及其对忽必烈的影响，但是这批幕僚显然在这位大汗登基前后乃至执政期间都和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的死亡使忽必烈失去了可依赖的汉人幕僚。因此，在此情况下，很少有人能对忽必烈的非汉人幕僚进行钳制了，也很少有人能够约束忽必烈越来越反复无常的举动了。也许亲信幕僚的去世使得忽必烈想到了自己最终必然一死的宿命。因为这批幕僚中的大多数人都是他的同龄人，有的甚至比他还年轻，死亡的阴影一定也开始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了。史料也证实，在这段时期，忽必烈变得越来越冷漠避世。他开始对政府管理失去兴趣，因为没有几个可信赖的幕僚能跟他探讨政策问题。特别是在13世纪80年代末，他放弃了越来越多的管理职责，经常放手让他的手下官员、家庭成员，甚至扈从，做出重要决定。而这些人中有些人并不是十分诚实和有能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