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忽必烈的晚年

忽必烈在晚年遭遇了一连串打击。他最钟爱的妻子察必于1281 年先他去世。五年之后，他最喜爱的儿子真金，也是他亲自选定的皇位继承人，英年早逝。或许由于这些个人悲剧的刺激，他开始酗酒，并且毫无节制地暴饮暴食。他的体重迅速增加，越来越肥胖，并被因酗酒而引起的疾病折磨得痛苦不堪。与此同时，他的一些政策也遭到了失败。

这个时期忽必烈最大的失败是对外远征的失利。在此之前，他的对外远征也曾遭到过挫折，但却从没有经历过像13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那样完全彻底的失败。1274年他的军队在远征日本时就曾遭受过挫折，但是这次失败是由无法预见的自然灾害造成的，因此还可以解释为一次偶然的事件。而后来的失败则纯粹是由于政策不恰当的改变而造成的，因此他就无论如何也难辞其咎了。新政策完全背离了蒙古人传统的扩张主义观点。蒙古军事力量从未尝试过向海外扩张，因此蒙古人普遍缺乏海上作战的经验。同时，他们也不具备在亚洲南部地区地面作战的经验。由于不熟悉地形，他们的作战遇到了巨大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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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此时突然决定大举兴兵进攻外国，原因只有联系此时国内政策的失败才能做出合理解释。而他在中国国内遭遇的失败也同时昭示着他海外领土扩张政策同样的灾难结局。缺乏对内外政策的有效控制是这一时期忽必烈执政的显著特点。忽必烈一度行使的行政管理的权威似乎不见了。朝政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因为政府的政策总是在左右摇摆，不顾后果的鲁莽政策一个接着一个出台。盲目的决策似乎成了常态而非例外。为这一切激烈变化所作出的任何辩解都难以令人信服。资料显示，决定派遣特别远征军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惩罚曾经伤害过蒙古使节的外国人，而这种远征显然太过于冒险。忽必烈在通过非合法手段登上汗位以后，有时急于发动有勇无谋的对外冒险行动，试图以此证明他继位的合法性。他的不安全感刺激他一次次地企图迫使外国统治者承认他至高无上的权威，以此作为向自己国内臣民炫耀的手段。作为中国皇帝和众汗之汗，他遇到的持续不断的压力，使得他必须通过扩张帝国版图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贤德和智慧。最后，通过征服战争获得经济利益无疑也是他的动机之一。然而，13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两次失败的远征丝毫没有增加忽必烈作为众汗之汗的荣光。

神风

一系列对外远征中最著名的当属对日本的远征。代理日本天皇摄政的北条时宗多次轻蔑地拒绝了忽必烈提出的建立两国正常关系的建议。为了报复日本对蒙古帝国的藐视，忽必烈于1274年发动了第一次征日战争，但是遭到了惨败。1275年，为了避免再次组织对日本的远征，忽必烈再向日本派出使者，要求日本天皇和北条时宗和平地向蒙古称臣。日本人的反应是处死了不幸的使节，并积极备战，对付蒙古人的进攻。北条调遣了大批由武士组成的分遣队，开往南部蒙古人登陆必经之地的九州岛，并且为他们提供打击入侵者的必要装备。他们的主要防御努力是沿着博多湾竖起一道石墙，从沿海城市箱崎，经过博多，稍稍经过今津町。这项工程需要耗时五年才能完成，但它却能在抗击第一波进攻时提供有效的保护。另一方面，如同日本的一位史学家所说的那样，修筑这面墙垣"必然使侵略者明白，他们需要寻找沿海另外的登陆地点，从那里对躲在墙后的日本人发动攻击"。但是至少沿博多湾的中央地带受到了有效保护。而且，日本武士的机动灵活使他们的将领能够迅速地把他们调遣到蒙古人登陆的任何区域。在第一次蒙古入侵以后，日本人得到了七年的喘息时间，使他们有足够的时间设计建造一个虽非坚不可摧、但却足够坚固的防御工事。

忽必烈当然并非有意给日本人七年时间来为应付其再次入侵做准备。起初他是由于忙于征服南宋的战争而无暇兼顾。1279年，当最后一位宋帝蹈海淹死以后，忽必烈终于腾出手来，把他的注意力放在征服日本上。而高丽人作为征日战争的重要依靠力量，也需要时间从1274年的那次远征中恢复元气。那次战争严重破坏了高丽经济。蒙古人不仅强征了大批粮食，消耗了大量的当地居民的物资，而且征召了大批成年高丽男性为这次远征服役，只留下很少壮劳力耕田。因而，造成了粮食短缺现象，以至于忽必烈需要定期向高丽供应食物来纾困。即使到了13世纪80年代末，他仍在向高丽提供救济粮。但是尽管存在这些问题，忽必烈仍决心要进攻日本，而这次行动是失败的，其后果是灾难性的。

1280年，忽必烈已经做好了再次发动侵日战争的准备。他开始征兵，调集粮草。1279年，他最后一次派遣使节去劝说日本人改变态度。然而，北条时宗声称这批使者是由间谍组成的，因此把他们全部砍头。为了报复，忽必烈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远征。在1280年早春以前，入侵方案已经全部布置就绪。远征军的统帅构成也仔细地进行了平衡，包括一个蒙古人，一个汉人和一个高丽人。高丽人洪茶丘担任这次战役的海军统帅，因为高丽国王坚持要由高丽人指挥海军中的本国水手。忽必烈选择不久前刚刚投降蒙古的南宋将领范文虎担任远征军汉军指挥，忻都为蒙古军指挥。在当年年底之前，忽必烈已经指定了十万大军由范文虎和忻都指挥。他向他们发放了军饷，提供了盔甲。高丽国王组织了一支一万人的军队，并提供了一万五千名水手，九百艘船只以及粮食供应等。出于对高丽积极协助的感激，忽必烈特别指示他的军队，在穿越高丽国土开往海岸的途中，不得扰民。第二年，忽必烈又向他的军队补充了大量给养，包括军饷、盔甲和弓箭等。不过，福建安抚沿海都置制使蒲寿庚提供了唯一一条不协调的记录。他说，蒙古人要求他和他的百姓修造两百只船。而实际上，他们只建造了五十只船。他声称，两百只船的建造任务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承受能力。他对蒙古人不合理索求船只的含蓄批评，只不过是众多抱怨征日行动中的一个声音罢了。

元军统帅部组织了对日本海岛两翼夹击的突袭。四万名士兵从中国北部乘高丽船只开往壹岐岛，与从福建泉州开往那里的十万蒙古大军会合。他们计划从那里出发，联合攻击日本其他地区。根据中国方面的报告，这次远征一开始就有不祥之兆。这些预兆包括在海上看见了蛇，并闻到海水中发出的硫黄气味。而事实也正是这样，这次远征计划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偏差。各个方面的将领显然在互相争论不休。从南部乘坐中国船只出发的部队延误了战机，因为他们庞大的队伍要求进行更复杂的后勤准备工作。从北方先期到达的军队，在高丽统帅的指挥下，等待了一段时期，终于"对中国舰队主力部队的到来"绝望了，于是，他们于6月10日攻占了壹歧岛。两个星期之后，他们向九州本岛进发。他们在宗像附近登陆，此处在日本人辛辛苦苦修建的主要防御工事的北边不远处。同时，南部的中国军队终于完成了他们的准备工作，并且在得知他们的盟军已经登陆以后，决定在九州与他们会师。他们在九州南部登陆，打算向北进攻，与其他元军会合。凭借如此强大的军事机器，成功应该完全是唾手可得的。

然而这次远征竟以悲惨的失败而告终。在八月整整一个月期间，日本军人成功阻止了由南、北两路而来的蒙古军队，使他们无法突破日本人用墙垣构成的防线。元军自身的缺陷也使得日本人的顽强抵抗更加有效。蒙古统帅和汉人统帅之间的紧张关系削弱了远征军的力量。占远征军绝大多数的汉人军队士气低落，根本不愿投入到这场艰苦的战斗中去。而且，他们在九州登陆以后，便发现自己处于危险境地，在受到敌人或自然灾害的袭击时无法有效保护自身免受伤害。他们驻扎在开阔地带，没有城堡、要塞或城镇作为屏障。这些屏障一方面可以提供适当的保护，另一方面也可由此向敌人发动突袭。因而，他们很少主动进攻日本人。这两支军队打了差不多两个月，但双方不分胜负。

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使得蒙古人取胜的希望彻底化为泡影。8月15日和16日，发生在东亚的典型仲夏台风袭击了九州沿岸。高丽水手觉察到风暴即将来临，于是试图把船开往公海躲避危险，但他们的努力失败了。四万名北方战士中三分之一被狂风消灭了，而十万名南方部队在试图逃脱时更有一大半葬身大海。被困在九州岛的战士或被屠杀，或被俘虏，或在企图借助留在岸边的小船逃跑时被淹死。

对日本人来说，这次台风绝不是一次意外事件。这是从神那里刮来的保护日本的神风，因为他们的土地是受神保护的。这次蒙古人入侵的失败使得自我膨胀的日本种族中心主义观点一度甚嚣尘上。对日本人来说，这次台风说明，神决不会允许敌人征服和占领他们的疆土。而对于蒙古人和忽必烈汗来说，这次失败则是毁灭性的。忽必烈一生中还从未遭受过如此惨重的损失。

忽必烈并没有汲取教训。相反，他被这奇耻大辱激怒了，并顽固地坚持继续进行第三次征服日本人的计划。1283年，他下令商人在中国南方为再次远征建造战船。1285年，他招募女真人为这次战役建造二百艘战舰。同年晚些时候，忽必烈要求高丽人为这次进攻提供大量大米。但是，当他刚刚开始索要补给品和战船的时候便遇到了反对。1283年，中国南方的商人抗议为这次远征必须建造五百艘战船的沉重负担。1285年和1286年初，忽必烈收到了他的幕僚的几个报告，都是劝阻他再次进攻日本的。1286年，面对巨大的反对声浪，他表示让步，因此，计划中的这次战役被迫中止了。

这次远征的失败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它打破了蒙古人在东亚战无不胜的神话。忽必烈的臣民们发现，蒙古人其实是很脆弱的。维持他们政权的一个重要基础，即对对手保持恐怖心理震慑的策略虽然没有完全破产，但至少是被动摇了。这几次远征的巨大支出带来的后果深具破坏性。战船建造和物资供应费资甚巨，造成了一系列财政问题，迫使忽必烈起用阿合马和卢世荣等遭到汉人鄙视的财政管理官员。忽必烈的声望和财政都因这几次战役遭到破坏。他的举措再次显示出他在13世纪80年代的财政政策同样缺乏有效的管理和控制。

忽必烈的个人丧失

在忽必烈的晚年，他的个人生活也遭遇了一连串的挫折和不幸。他最钟爱的妻子察必在1281的去世使忽必烈陷入孤独和痛苦之中。察必所生的儿子真金早已被立为皇太子。察必还是忽必烈妻子当中唯一在太庙中立有牌位的女人。在忽必烈统治初期，察必是一位不可或缺的助手。也许是纯粹的巧合，但是不可否认，在她死后，忽必烈个人，乃至整个中国都遭受了一系列的激烈变故。察必或许不能防止这些灾难的发生，但是她也许能够发挥自己的影响力，遏制忽必烈当时做出的一些稀奇古怪的决定。

南必在察必去世后成为忽必烈的正妻。她是察必的一个远房亲戚。可能是察必知道自己的健康状况恶化后，亲自选定她做自己的继任者。遗憾的是，我们对她的继任者的了解远不如对她的那么多。据说，在忽必烈日渐衰老的时候，南必曾自己做出重要的政治决定。可能因为对察必和其他亲属去世感到忧伤和失望，忽必烈晚年很少见人，他的朝臣不得不通过南必向他呈送报告，而她则把忽必烈的决定和命令转告给他们。汉文史料显示，忽必烈在病重时，曾允许她以他的名义发布诏令，但他们并没有指出哪些具体决定是由南必做出的。和当时其他许多蒙古皇后和贵族一样，她个人是非常自信的，在政治上是很有影响力的。

关于忽必烈其他妻子的记载很少。传统上，蒙古可汗有四个斡耳朵，忽必烈也不例外。他的第一个妻子帖古伦，在他1260年成为大汗之前就去世了。他的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妻子，察必和南必，同属于第二斡耳朵。察必给他生了四个儿子，南必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察必的儿子真金被选定为忽必烈的继承人，另一个儿子朵儿只，先于他父亲而死。其他两个儿子，忙哥剌和那木罕，都未被选定为继承人。但是，我们看到，忽必烈对他们有足够的信任。忙哥剌被立为安西王（今陕西省），那木罕则是北安王。忽必烈曾派遣他们参加了几次重要的军事远征。他的其他几个儿子，其中包括脱欢，也承担了重要的军事任务，但是他们也受到了被征服地区文化的影响。例如，忙哥剌的儿子和继承人阿难答，就是在一个穆斯林家庭中被抚养长大的。而且，根据拉施都丁的记载，在他成年以后，他使自己率领的十五万军队中的大多数人皈依了伊斯兰教。对于南必的儿子，我们一无所知。同样，对忽必烈第三和第四斡耳朵的妻子，除了她们生了另外七个儿子外，其他方面的情况我们也是一无所知。

察必无疑是忽必烈最钟爱的妻子，她的去世和皇太子真金在1285年的英年早逝，不仅令忽必烈心碎，而且破坏了他的皇位继承计划。察必的突出地位可以由下列事实证实：在忽必烈所有妻子中，只有她的画像留存了下来，这幅画像是由汉人和蒙古画家联合绘制的。这无疑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忽必烈晚年在决策方面会反复无常，那是因为他对察必的去世感到深深失望。

同样使他感到悲哀的还有他最喜爱的儿子真金的去世。真金是他亲自选定的继承人，他曾精心培养他，以便将来承担大汗和中国皇帝的重任。真金的老师由当时一些最著名的人物担任，他所学习的科目从中国历史到佛教，无所不包，这一切使他完全有能力承担统治帝国的重任。然而他刚过四十岁便去世了，这场变故使忽必烈心灰意冷，并使整个朝廷充满阴郁的气氛。真金的儿子铁穆耳后来被选定为忽必烈的继承人，并于1294年成为中国皇帝，号成宗。

忽必烈的女儿只有两位在历史上被提及过，我们不清楚他到底一共有几个女儿。不过，这一代年轻的蒙古宫廷女性对政治的影响微乎其微。从成吉思汗的母亲诃额伦开始，一直到察必，蒙古女性都是很强有力的。然而，忽必烈的女儿在政治上没有发挥过任何作用。或许她们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而汉文化严禁妇女参政，并极力限制她们的政治影响。另一方面，也许忽必烈的女儿根本就对政治缺乏兴趣。不管最后的解释是什么，中国史学家只记载了忽必烈两个女儿的名字。据记载，妙严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她成了一位尼姑，住在北京西山的潭柘寺，死后葬在那里。她拜观音菩萨，"日夜热心事佛，虔诚地叩头，以至于石阶上她的额印和脚印清晰可见"。她的画像曾悬挂于这所寺庙的殿堂上，一本印刷于1935年的北京指南说，当时她的画像还原封不动地挂在那里。忽都鲁揭里迷失是忽必烈的另一个女儿，她也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正如前文所述，她父亲用她达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他把她嫁给了高丽国王，这场婚姻加强了元廷和它的高丽属国的联合。对忽必烈女儿的其他故事我们知之不多，但是可以肯定，她们无法和忽必烈同时代以及以前的那些自信且富有个性的其他女性相比。

个人的不幸加上国内外决策的失败，使忽必烈感到沉重的压力，也使他越来越转向穷奢极欲，寻求安慰和满足。宫廷宴会变得越来越奢华。宴会菜肴是以肉食为主的蒙古菜。为了使忽必烈感到舒心，日常饭食也是精心制作且相当奢侈。煮羊肉和烤全羊是两道必上的菜，再加上其他肥腻食物作为肉食的补充。一顿典型的膳食可能包括烤羊羔肉、鸡蛋、藏红花拌生菜、烤薄饼、糖茶、忽迷思（马奶酒）以及一种用小米做成的啤酒等。宴会饮食自然更加精致。蒙古人从不在乎暴饮暴食，特别在正式场合更是这样。暴饮暴食成了一种习惯而不是例外。蒙古可汗历来都酗酒，而此时忽必烈也养成了这种恶习。他暴饮忽迷思和葡萄酒，使他更无法解决面对的政治危机。

他的饮食习惯也造成了健康问题。在他最后十年的生活中，他一直被肥胖病和由此带来的其他疾病所困扰。1280年刘贯道为他画的像已经显露出他的肥胖体态，但在13世纪80年代末，他的饮食习惯真正使他陷入了麻烦。他胖得不成样子，并开始遭受痛风和其他疾病的折磨。他的酗酒习惯更加重了他的身体疾病。马可·波罗是曾亲眼目睹蒙古宫廷无节制宴饮场面的人之一。忽必烈和其他许多蒙古人一样，无法节制他的酗酒习惯，特别是当他被悲痛和衰老控制的时候，更是如此。他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治疗他的病症，从东南亚的药物和医生到高丽巫师，什么都用过了，但是都没有解决问题，而他暴食暴饮的习惯依然如故。

衰老、倦怠、失望和酗酒无度终于敲响了他的丧钟。汉文资料显示，早在1294年以前，他就极为沮丧消沉。他甚至拒绝接见那些按惯例来向大汗拜年的人们。他的军中老友伯颜到元廷拜访他，希望使他振作起来，但是没有成功。忽必烈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在他八十岁那年的2月18日，他死在他宫中的紫檀殿。亲王和高官纷纷来到元廷表示哀悼，向忽必烈的孙子和继承人铁穆耳即后来的成宗问安。蒙古汗廷接着召开了忽里台选举继承人，但它实际上只不过认可了忽必烈的选择而已。忽里台开始逐渐被中国式的选立皇位继承人的方法所取代，再次显示出忽必烈逐渐适应汉族习惯的努力。

忽必烈驾崩几天之后，一辆肃穆庄严的带篷大车开始向肯特山进发，忽必烈将葬在那里。他的确切埋葬地点未见记录，而且至今仍未发现。资料也未详细说明他的墓地的情况。这位亚洲乃至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甚至没有留下一座宏伟庄严的陵墓。在当年的4月，他的孙子确曾要求有关官员为忽必烈确定一个适当的庙号，选择适当的地点设置祭坛。他们为已故皇帝在大都以南七里的地方修造了一个祭坛，并为他上庙号"世祖"（王朝创建者）。

作为王朝的奠基者，忽必烈的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建立一个井然有序、避免纷争的皇位继承制度。然而，他的继承人却未能继承这一制度。忽必烈成功地安排了政权首次从他自己到他孙子的转移，但随后，权力斗争很快便出现了。政治斗争一直不断地困扰着蒙古皇室。例如，从1328年到1329年，和世与图帖睦尔两兄弟为争夺皇位就演出了一场龙虎斗。1329年2月27日，图帖睦尔逊位，让位于他的哥哥。8月30日，和世被害，很有可能是他的弟弟指使人毒死的。图帖睦尔再次登上皇位，年号至顺。两兄弟之间的冲突犹如忽必烈和阿里不哥斗争的重演。斗争双方也是由于同样的问题而发生了分歧。和世剌代表游牧草原蒙古人的利益，而图帖睦尔则代表了那些立足中原、倾向汉化的蒙古人的政策。皇室内部的权力斗争削弱了元廷的力量，成为导致元朝于1368年最后崩溃的因素之一。忽必烈的元朝在他死后不到七十五年就灭亡了。

然而忽必烈的成就绝不应该被忽视。虽然他的王朝是短命的，但他自己一生的成功已经为他赢得了持久的声誉。当时欧洲和亚洲的史学家和旅行家在谈到他时，总是称赞有加。马可·波罗的报告使得欧洲人了解了大汗的宫廷和他所统治的庞大帝国。而拉施都丁则把他的声望传遍了伊斯兰世界。同时，中国的宫廷编年史家、《高丽史》作者以及希伯来医生巴·希伯尔思等，都热情记述了他的有关政策。

来自各个方面的赞美有利于忽必烈把自己刻画成天下共主的计划，并证明他在自己帝国的不同民族中是广受欢迎的。对儒士来说，他是一位心胸较为开阔的好皇帝。《元史》中写道，他在政府部门中任用儒士，推广儒家经典，并且用汉文化"教化野蛮人"。简而言之，他被描绘成了一位理想的儒君。佛教徒认为他是智慧菩萨的化身。伊斯兰史学家，尤其是拉施都丁，则把他描写成为穆斯林的保护者。马可·波罗则暗示，忽必烈差一点皈依了基督教。这些不同的形象显示出忽必烈有着迎合各种文化和信仰传统的能力，使得每一个民族都相信他们受到了大汗特别的优待。然而，忽必烈仍旧是一个蒙古人，他从未放弃他的民族认同。

和其他蒙古大汗一样，忽必烈发起了一系列军事行动。而他最辉煌的胜利是征服了南宋王朝，从而把这块拥有五千万人口和丰富资源的领土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这场战役与早期蒙古人所进行的许多战役相比，需要更缜密细致的策划和后勤保障，从而使他不容置疑地被列入伟大的蒙古统帅的行列。远征军统帅不能像以前那样，仅仅依靠他们一流的骑兵。相反，他们需要协调步兵、海军和后勤供应线，在一场至少持续了十年的大战中相互配合。忽必烈征宋战争的决定性胜利，是他执政头二十年最伟大的军事成就。

然而他的政策最终造成了蒙古人的分裂。为了统治他所征服的定居文明，他也需要定居下来，并接受定居属民的一些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观念。但是，如果他这样做了，他领导下的许多蒙古人就会反对他。事实上，当他把他的居所迁往位于中原的大都时，他的一些游牧同胞便开始反对他。首先是他的弟弟，然后是他的表兄弟海都和乃颜，纷纷向他的统治权威发出挑战。他们没有能够推翻他，但是他们的行动表明，蒙古世界内部已经开始分裂，而这种令人不安的分裂最后将导致蒙古帝国的崩溃。忽必烈当然还有其他选择。他可以继续保留草原领袖的身份，放弃治理中原和农业社会的打算，那么他的游牧同胞或许就不会反对他了。但是，如果那样的话，他就无法获得定居属民的忠诚和支持，而除了简单地剥削以外，他也无法治理中国。

在他作为中国皇帝和元朝缔造者的统治期间，他一直试图维护他的蒙古统治者形象。他选择蒙古将领带领军队，在行政部门，他也不完全依赖汉人幕僚和官员，而是聘用非汉人帮助他治理。虽然他自己对佛教和其他宗教感兴趣，但是他继续维护萨满教习俗，并且遵守蒙古风俗习惯。还有，他一直坚持蒙古传统的扩张政策。

然而，在他人生的最后十多年当中，他发动了一连串代价高昂的军事远征，损失惨重。对日本和东南亚进行的这些战役纯属冒险行动，对帝国毫无裨益。都城建设、为促进中国经济而进行的公共建设工程，以及忽必烈本人和蒙古宫廷所追求的奢华生活方式，都加重了财政困难。为解决这些财政问题，忽必烈主要依靠非汉人官员，这些人一味加税，加强国家垄断，增加纸币发行量等，以增加所需要的财政收入。这些政策使他疏远了许多汉人。

起初，忽必烈曾试图迎合汉人。他建立了一个类似传统中国王朝的政府，而且通过采用儒家礼仪，赢得了许多汉人的拥戴。虽然他没有采用汉人传统的科举考试取士制度，但是他仍然聘用了许多汉人在他的朝廷担任要职。此外，他还资助了中国画家、手工艺人和剧作家。但是，他的军事远征以及随之而来的财政需求注定了他的努力将以失败而告终，使他不仅失去了对汉人的影响力，也失去了汉人的支持。

同样，他也被迫放弃他统治整个蒙古帝国的梦想。位于俄罗斯的金帐汗国早在忽必烈继承汗位之前就在寻求独立。在中亚，充满敌意的察合台汗国则试图推翻忽必烈。波斯的伊儿汗国是唯一仍然忠于大汗的蒙古集团，但是，由于波斯同忽必烈的大都宫廷之间的联系很少，因此，伊儿汗国实际上是自治的。他们最终陶醉于他们臣民的伊斯兰教文明，和远在东亚的蒙古人越来越疏远。甚至在传统的汉文化影响下的区域内，譬如东北地区，也发生了反对忽必烈统治的叛乱。忽必烈最后十年所遭遇的一系列个人危机，更加重了这些困难。

但是忽必烈确实取得了许许多多值得赞许的成就。他殚精竭虑地治理世界历史上空前庞大、人口众多的帝国，而不是简单地盘剥他的帝国。虽然他是一位背负深厚游牧传统的帝王，但他却又有着独特的眼光，他努力保护帝国境内各种不同民族臣民的幸福安宁，并提升他们的利益，而这样周全的考虑在那个时代是非常罕见的。通过他所制定的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政策，通过对文化和贸易活动的支持和赞助，以及对不同宗教的宽容，他试图把亚洲版图统一在蒙古的霸权之下。然而，和许多伟大的君王一样，他的帝国在他死后并没有存在很久。甚至在他还在世的时候，帝国内部的弱点便已经暴露无遗。忽必烈对外远征的惨败、他的无节制的财政需索，以及他个人健康状况的衰退破坏了他远大的计划。他的蒙古先辈们，包括他的祖父成吉思汗，都没有过他那种统一并统治整个已知世界的梦想，他的后继者中再也没有人曾有过这样的眼光。忽必烈建立世界帝国的梦想最终未能实现，但这并无损于他的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