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吐温和“贫民村”

查尔斯·沃伦上尉，这个年轻的考古学家，在穿过雅法门时惊奇地目睹了一次死刑执行的全过程。这场处决因刽子手技术的拙劣而变得更加可怕，当行刑者在犯人脖子上砍下第十六刀时，受害者大声喊道：“疼死我了！”然后行刑者爬到这个不幸的人的背部，在其脊柱上来回拉锯，就像在用一只羊献祭一样。耶路撒冷至少有两张面孔和一个多重特性的混乱：闪闪发光、气派恢宏的大厦与古老的奥斯曼城市并存，前者是由戴着木髓制的太阳帽、穿着红色大衣的欧洲人建造的，他们很快就把穆斯林区基督教化了；而在后者那里，黑人苏丹卫兵保护着女眷内室，看守着那些受到谴责的囚犯，那些囚犯的头颅仍会在众目睽睽的死刑执行中来回滚动。城门在每个日落都依然会关闭，贝都因人进城时都要交出他们的矛和剑。城市的三分之一都是废弃的土地，有一张照片（由亚美尼亚主教拍摄）显示，圣墓大教堂周围全是疏旷的乡村，这两个世界频繁地发生着碰撞：1865年，当第一根电线在耶路撒冷和伊斯坦布尔之间拉起时，一个阿拉伯马夫对设立电线杆进行了指责，后来他遭到拘捕，并被吊死在电线杆上。

1866年3月，蒙蒂菲奥里，这个八十一岁的鳏夫，第六次来到耶路撒冷，他对这里发生的变化简直不敢相信。当他发现西墙附近的犹太人不仅在雨天无处可躲，而且还不时受到来自圣殿山上的人的攻击时，他设法获得了在那里修建一个雨篷的许可。此外，他还试图将西墙买下来，这是犹太人争取拥有他们自己神圣场所的许多努力之一，但是失败了。离开耶路撒冷时，蒙蒂菲奥里感到“比其他任何时候都印象深刻”。这并不是蒙蒂菲奥里最后一次耶路撒冷之行，1875年，他以九十一岁高龄再次返回耶路撒冷，他说：“我看到了一个有着各种建筑的、几乎全新的耶路撒冷拔地而起，这些建筑中有的和欧洲的建筑一样优良。”最后一次离开这座城市时，他禁不住若有所思地说：“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离见证上帝对锡安的神圣许诺实现的日子越来越近了。”[4]

旅游手册经常告诫人们要警惕那些“肮脏的波兰犹太人”以及“污秽不洁的空气”，但是对一些人来说，那些朝圣的新教教徒才是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的真正玷污者。塞缪尔·克莱门斯（Sammul Clemens）注意到：“麻风病患者、跛子、瞎子、白痴，这些人从各个方面困扰着你”，他是来自密苏里州的新闻记者，写作方式像马克·吐温。被赞誉为“狂野的幽默作家”的马克·吐温乘着“公谊之城”号在地中海航行，他参加了一个号称“伟大的圣地欢乐游”的乘船朝圣游览活动，但是他却将其改名为“伟大的圣地葬礼考察”。马克·吐温将朝圣视为一个闹剧，对那些美国朝圣者的虔诚进行了嘲讽，称这些人是“无知的异国人”。他写道，在见到下一个“景观”之前“偷偷地走上一百码真是一种放松”。当听说位于世界中心的圣墓大教堂里有一根柱子使用的就是当初上帝用来造出亚当的泥土时，他感到非常荒唐可笑。他说：“没有人能够证明污垢不是从这里产生的。”总的来说，他对教堂里那些“虚有其表，华而不实，以及俗丽的装饰品”非常反感。至于这座城市，他说：“声名远扬的耶路撒冷，这个历史上最庄严高贵的名字，已经变成了一个贫民村——阴沉凄凉，毫无生命地令人感到伤心——我一点也不想生活在这里。”[5]不过，即使是这个“狂野的幽默作家”也悄悄地给他的母亲在耶路撒冷买了一本《圣经》，而且他有时还这样想：“我正坐在上帝曾经站过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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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旅游者，无论是笃信宗教的还是世俗的，无论是基督徒还是犹太人，无论是夏多布里昂、蒙蒂菲奥里还是马克·吐温，都很善于发现神灵曾经站立的地方，但是他们对耶路撒冷那些真实存在的人们却熟视无睹。在整个历史长河中，耶路撒冷只存在于那些热爱它的、远在美洲或欧洲的人的想象当中。既然现在这些成千上万的访问者乘着汽船来了，他们就期望在此寻找他们过去借由《圣经》建立的想象，印证维多利亚时代赋予他们的种族刻板观点，他们想看到充满异域风情的、惊险的、风景如画的、真实可信的世界。抵达之后，他们希望有翻译和导游相陪。他们只看到街道上服饰的多样，却拒绝考虑他们不喜欢的一些东西，比如耶路撒冷东部地区的污秽，以及贝德克尔（Baedker）所称的“野性的迷信和狂热”。实际上，他们本应来建设一个他们期望找到的“真正的”伟大圣城。很可能正是这些因素激发了一些帝国对耶路撒冷的兴趣，至于其他事物——阿拉伯人和塞法尔迪犹太人那充满生气的、半露半掩的生活世界——他们却很少留意，而这才是耶路撒冷的真实面貌。

注释

[1] 俄国人在这块地皮上修建的建筑包括领事馆，医院，多圆顶的、带有四个钟楼的圣三一教堂，修道院长的住所，前来耶路撒冷参观的贵族们的公寓，以及能容纳三千名朝圣者的小旅馆等。这些建筑看起来就像是巨大而优雅的现代堡垒。在英国托管期间，它们曾被用作军事要塞。

[2] 爱德华·罗宾逊是个传教士，同时也是纽约圣经文学专业的教授，他热切希望能够验证《圣经》中关于地理地形的记述。他利用对诸如约瑟夫斯等知识的了解，得出了一些惊人的发现：1852年，他在地平线上发现了被他猜想为穿过峡谷进入圣殿的具有深远意义的一个拱门的顶部，从那以后该拱门便被称为“罗宾逊拱门”。另一个美国人詹姆斯·巴克利博士既是一个试图让犹太人改宗的传教士，也是一个工程师，他建议土耳其人要好好保护马木鲁克王朝的建筑。巴克利发现了希律王时代一个大门顶端的门楣，今天这个大门被称为“巴克利门”。这两个美国人也许一开始只是基督教的传教士，后来却无心插柳成为考古学家，证明了穆斯林的谢里夫圣地是希律时代的圣殿。

[3] 耶路撒冷的挖掘行动结束后，沃伦因其在伦敦警察厅长一职上的无能而再一次声名远扬，因为他没能抓住“开膛手杰克”，后来在布尔战争中沃伦作为指挥官也表现平平。他的继任者查尔斯·康德和赫伯特·基奇纳（后者随后征服了苏丹）对巴勒斯坦进行了极为成功的勘察，艾伦比将军后来就是用了他们绘制的地图才在1917年征服了巴勒斯坦。

[4] 蒙蒂菲奥里于1885年逝世，享年百岁有余。他和朱迪丝葬在拉姆斯盖特他们自己的“拉结墓”里，墓里有取自耶路撒冷的土壤。蒙蒂菲奥里磨坊现在仍然还在，而广为人知的被称为“Yemin Moshe”的蒙蒂菲奥里区则是耶路撒冷最优美的郊区之一，也是以其名字命名的五个地区之一。蒙蒂菲奥里的准男爵爵位由其侄子亚伯拉罕世袭，亚伯拉罕没有孩子，他的妻子在新婚之夜就疯掉了，蒙蒂菲奥里因此将其财产留给了在摩洛哥出生的侄子约瑟夫·塞巴格，此人即后来的塞巴格-蒙蒂菲奥里。蒙蒂菲奥里在拉姆斯盖特的豪宅于20世纪30年代毁于一场大火。在以色列之外，蒙蒂菲奥里是一个几乎被遗忘的人，他的墓地很长一段时间都被忽视了，还受到城郊建筑物杂乱无序拓展及在其外墙上乱涂乱写的威胁。不过到了21世纪，他的墓地成了一个圣所，成千上万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在其离世纪念日里都会去那里朝拜。

[5]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吐温当时住的穆斯林区的地中海酒店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被以色列利库德集团首领沙龙将军买了下来，目的是将穆斯林区犹太化。现今，这个建筑是一个犹太神学院。吐温的《傻子出国记》一书对那些怀疑基督的人来说是个永恒的经典，美国前总统尤利西斯·格兰特在访问耶路撒冷时，就是以这本书作为他的导览手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