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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咱们歇歇吧，”比拉尔对罗伯特·乔丹说，“过来坐下，玛丽亚，咱们躺一会儿。”
“我们得继续赶路，”罗伯特·乔丹说，“咱们到了那里再休息。我必须见到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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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见着。”那妇人对他说，“别着急。在这里坐下，玛丽亚。”
“走吧，”罗伯特·乔丹说，“到山顶上再休息。”
“我现在休息。”妇人说着在小溪边坐下了。姑娘挨着她坐在石楠丛中，阳光照耀着她的头发。只有罗伯特·乔丹还站着，在这高山上的草地上纵目远眺，草地上有条小溪，流贯其间，溪水里有鳟鱼。他站着的地方长着石楠。比较低的草地上长着黄色的羊齿植物，不是石楠，一块块灰色的大圆石兀立在羊齿丛中间，山坡下面是一排黑魆魆的松树。
“到‘聋子’那儿还有多远？”他问。
“不远了，”妇人说，“穿过这一片空地，走下前面那个山谷，到这小溪源头那片树林高处就是。你坐下吧，别那么心事重重的。”
“我要见他，把事情安排好。”
“我要洗脚。”妇人说着脱掉绳底鞋，扯下一只长筒厚羊毛袜，就把右脚伸进溪水，“天哪，真冷啊。”
“咱们骑马就好了。”罗伯特·乔丹对她说。
“走走对我有好处，”妇人说，“这是我一直想望的。你这是怎么啦？”
“没怎么，不过，我得抓紧时间。”
“别着急。有的是时间。今天天气真好，离开了松林心里真痛快。松林有多讨厌，你哪里想得到。你不讨厌松林吗，漂亮的姑娘？”
“我喜欢松林。”姑娘说。
“松林有什么好喜欢的？”
“我喜欢松树的香味和踩在松针上的感觉。我喜欢大树树梢间的风声和树枝碰擦的响声。”
“你什么都喜欢，”比拉尔说，“如果你饭菜烧得稍微好一点，哪个男人娶了你真是有福气呢。可是松树林子叫人烦得要死。你没见过山毛榉、橡树或栗树的林子。那才叫树林。那种林子里有各种各样的树，各具特色，各有各的美。成片成片的松树叫人讨厌。你说呢，英国人？”
“我也喜欢。”
“瞧你，”比拉尔说，“你们俩一唱一和。其实我也喜欢松林，不过在松林里待得太久了。这些山，我也讨厌。山里只有两个方向，下山、上山，而且下山只有一条路，通到法西斯分子占领的城镇。”
“你去过塞哥维亚吗？”
“什么话，带了这张老脸去？这张脸出了名的难看。你愿意长得丑吗，漂亮的姑娘？”她对玛丽亚说。
“你不丑。”
“拉倒吧，我不丑！我生来就丑，我一辈子都丑。你这个英国人一点也不了解女人。你知道丑女人的心情吗？你知道一辈子都丑的人心里却自以为长得很美是怎么回事吗？是很古怪。”她把另一只脚也伸进溪水里，马上又缩回去。“天哪，真冷。瞧那只鹡鸨。”她说，指了指一只在溪水上游一块石头上蹦蹦跳跳的圆滚滚的灰色的鸟。“这种鸟百无一用。叫得不好听，肉又不能吃。就知道一上一下地翘尾巴。给我一支烟，英国人。”她说着接过烟来，并从衬衣袋里掏出火刀火石，点着了烟。她抽着烟，望望玛丽亚和罗伯特·乔丹。
“生活真是奇怪，”她说着从鼻孔里喷出烟来，“我换成男人准是条好汉，可惜我是个女人，长得丑死了。可是有不少男人爱我，我也爱过不少男人。真怪。听着，英国人，这事怪有趣的。你看，虽然我长得丑。仔细看看，英国人。”
“你不丑。”
“怎么不丑？别撒谎。难道说，”她深沉地大笑起来，“你也动心了？不。这是笑话。不。看看这副丑样。可是，你心里有一种感情，使男人爱上你的时候不辨美丑了。有了这种感情，你就让他迷糊，也让你自己迷糊了。然后有一天不知为什么，他看出了你本来的丑相，不再迷糊啦，于是你跟他一样，也看出了你自己的丑相，你就失去了你的男人和你自己的感情，你明白吗，漂亮的姑娘？”她拍拍姑娘的肩膀。
“不明白，”玛丽亚说，“因为你并不丑。”
“用你的脑袋，可别用你的心，好好听着，”比拉尔说，“我跟你们讲的这些事很有趣。你觉得有趣吗，英国人？”
“有趣。可是我们得走啦。”
“走？那是什么话？我在这里很舒服。”她这时接着对他们说，仿佛在教室里讲课，“要不了多久，等你变得跟我一样丑，变得要多丑有多丑的时候，依我看呀，要不了多久，这种感情，这种自以为漂亮的白痴一样的感情又会在心里慢慢滋长。就像棵大白菜似的长起来。到那时候，等到这种感情长起来了，另一个男人看中了你，觉得你长得很漂亮，于是一切就重新开始了。我现在觉得自己已经过时了，不过，说不定以后还会动痴情，你很幸运，漂亮的姑娘，你长得不丑。”
“我，丑呢。”玛丽亚坚持说。
“问他吧，”比拉尔说，“别把脚伸到溪水里去，会冻僵的。”
“罗伯托说我们该走，我看我们还是走吧。”玛丽亚说。
“看你说的。”比拉尔说，“这件事对我跟对你的罗伯托关系同样重大，可我说咱们在这儿溪边歇息歇息不挺舒服的嘛，时间有的是。还有，我喜欢聊聊天。这是我们仅有的一点文明的东西。我们还有什么别的消遣呢？我说的，你不感兴趣吗，英国人？”
“你说得不错，可是除了议论美不美之外，还有别的事使我感兴趣。”
“那我们就来谈谈使你感兴趣的事吧。”
“革命开始的时候，你在哪里？”
“在老家。”
“阿维拉？”
“什么阿维拉？”
“巴勃罗说他是阿维拉人。”
“他吹牛，他想把自己说成是大城市里的人。他的老家是一个镇子。”她讲了那个小镇的名字。
“当时出了什么事？”
“多着呢，”妇人说，“多着呢。可全都是恶劣不堪的。哪怕本来该是光荣的事。”
“跟我讲讲吧。”罗伯特·乔丹说。
“太惨啦，”妇人说，“我不想当着这姑娘的面讲。”
“讲吧。”罗伯特·乔丹说，“不该她听的，不听就行了。”
“我可以听。”玛丽亚说。她把手搁在罗伯特·乔丹的手上。“没有什么是我不该听的。”
“问题不在你该不该听。”比拉尔说，“而是我该不该对你讲，让你做噩梦。”
“我不会听了一段故事就做噩梦的。”玛丽亚对她说，“我们经历了这么多，你以为我听了故事还会做噩梦吗？”
“说不定会叫英国人做噩梦。”
“那就试试看。”
“不，英国人，我不是说笑话。你见过革命开头时小城镇的情况吗？”
“没有。”罗伯特·乔丹说。
“那么你根本没有见过世面。你看到了巴勃罗现在垮了的模样，可是你该看看巴勃罗当日的威风。”
“讲吧。”
“不。我不想讲。”
“讲吧。”
“那好吧。我要把事实的真相讲出来。可你，漂亮的姑娘，假如讲到你受不了的地方，跟我说。”
“假如我受不了，我就不听。”玛丽亚对她说，“不见得会比那许多的不幸事更糟吧。”
“我看说不定，”妇人说，“再给我一支烟，英国人，咱们就开始吧。”
姑娘仰靠在长着石楠的小溪岸上，罗伯特·乔丹摊手摊脚地躺着，双肩着地，脑袋枕着一丛石楠。他伸手摸到了玛丽亚的手，把它握在自己手中，在石楠上擦着，直到她摊开手掌，平放在他手上，两人就这样听着。
“兵营里的民防军在大清早投降。”比拉尔开始讲。
“你们袭击了兵营？”罗伯特·乔丹问。
巴勃罗乘黑夜包围了兵营，割断了电话线，在一堵墙的墙脚下放了炸药包，命令民防军投降。他们不肯。天亮时他把那堵墙炸开了。接着就开火。两个民防军被打死了，四个受了伤，四个投降了。
在朦胧的清早我们大家伏在房顶上、地上、墙脚和建筑旁边。爆炸引起的尘土还浮在空中，因为扬得很高，没风吹散它。我们大家朝着建筑被炸开的那一面开火，边装子弹，边向烟雾里开枪，屋里仍有步枪发射的闪光，接着烟雾里有人叫喊别再打枪了，四个民防军举着手走了出来。屋顶已经坍下了一大片，那一边的墙没了，他们便出来投降。
‘里面还有人吗？’巴勃罗喊着。
‘有伤员。’
‘看住他们。’巴勃罗对从我们射击的地方走过来的四个人说。‘靠墙站在那儿。’他对民防军说。四个民防军贴墙站着，灰头土脸的，给硝烟熏得漆黑，那四个看守用枪口对准了他们，巴勃罗和别的人就进屋里去结果那些伤员。
他们干了这个之后，就此再没伤兵的声息了，没有呻吟，没有呼喊，兵营里也没有枪声了。巴勃罗一帮人从里面走出来，他背上背着猎枪，手里拿着一把毛瑟手枪。
‘瞧，比拉尔。’他说，‘一个自杀的军官手里拿着这家伙。我还从没开过手枪呢。你，’他对一个民防军说，‘把这枪开给我看看。不。你别开。给我讲讲。’
兵营里在枪杀伤兵的时候，那四个民防军靠墙站着，满头大汗，一句话也不说。他们都是高个子，一副丘八相，跟我的脸形差不多，只是他们的脸上长满了胡子楂，在他们一生的最后一个早晨，没有时间刮。他们靠墙站着，一句话也没说。
‘你，’巴勃罗对离他最近的那个人说，‘给我讲讲，这枪怎样使。’
‘把控制杆往下扳，’那人干巴巴地说，‘把反弹器向后拉，让它朝前弹。’
‘反弹器是什么？’巴勃罗问，望着那四个民防军，‘反弹器是什么？’
‘扳机上面的那个活动帽模。’
巴勃罗往后一拉，但卡住了。‘现在怎么办？’他说，‘卡住啦。你骗我。’‘还得往后拉点，让它轻轻地朝前弹回去。’那民防军说。我从没听到过那样的语气。那语气比没有太阳的早晨还要阴沉。
巴勃罗照那人讲的扳了一下，然后一松手，活动帽模向前弹回到原处，击铁处在击发位置。那把手枪真难看，枪把又小又圆，枪筒又大又扁，使起来非常不方便。这段时间里，那几个民防军一直望着巴勃罗，一声不吭。
‘你打算怎么处理我们？’其中一个问他。
‘毙了你们。’巴勃罗说。
‘什么时候？’那人用同样阴沉的语气问。
‘现在。’巴勃罗说。
‘在什么地方？’那人问。
‘这里。’巴勃罗说，‘这里。现在。就在此时此地。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的？’
‘没有，’那个民防军说，‘没什么要说的。不过这样做太卑鄙了。’
‘你才卑鄙，’巴勃罗说，‘你们杀害老乡。你们连自己的亲娘都会杀掉。’
‘我从没杀过人，’那个民防军说，‘别提我娘。’
‘去死吧。你们这帮杀人成性的家伙。’
‘不要侮辱我们。’另一个民防军说，‘我们知道该怎么死。’
‘脸朝下，脑袋顶着墙。’巴勃罗对他们说。这些民防军你望望我，我望望你。
‘跪下，听着。’巴勃罗说，‘蹲下，跪在地上。’
‘你看怎么样，巴柯？’有个民防军朝那个长得最高，刚才告诉巴勃罗怎样使用手枪的人说。他衣袖上佩着班长的条纹，尽管清早还很凉爽，他却满头大汗。
‘跪就跪，’他回答，‘无所谓。’
‘这就跟土地更接近一些啦。’第一个说过话的人说。他想说句笑话，但是大家都没有开玩笑的心情，谁也不笑。
‘那我们就跪下吧。’第一个民防军说。四个人都跪下去了，脑袋顶着墙，双手垂在身体两侧，样子很别扭。巴勃罗走到他们背后，用枪口逐个抵着他们的后脑勺开了枪。枪声响处，一个个倒下去。我现在似乎还能听到那尖厉而被闷住的枪响，还能看到那枪筒猛地一弹，那人的脑袋就向前耷拉下去。手枪抵着后脑勺的时候，有一个人的脑袋一动不动。有一个人脑袋向前一冲，前额紧贴在石墙上。有一个人浑身直打哆嗦，脑袋直晃。只有一个人用双手捂住了眼睛，那是最后一个。巴勃罗握着枪，转身向我们走来时，那四具尸体都倒在墙脚边。
‘替我拿着枪，比拉尔，’他说，‘我不知道怎么放下击铁。’他把手枪交给我，望着倒在墙脚下的那四个民防军。我们这伙人也都站在那儿里，望着死人，谁都不说话。
我们拿下那个小镇时还是清早，都没吃东西，也没喝咖啡；我们互相望望，炸了兵营之后，大家都弄得一身尘土，像刚打完谷子的人。我站在那儿，手枪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望着墙边民防军的尸体，我觉得恶心。死人和我们一样，浑身是土，灰扑扑的，只是每个死人都在淌血，把他们身边墙脚下的干泥地都浸湿了。我们站在那儿，太阳从远方的山上升起，照在我们脚下的土路上，照在兵营的白墙上。空中的灰尘在旭日中变得金灿灿的。我身边的那个农民望望兵营的墙，望望倒在墙边的尸体，再望望我们，望望太阳，然后说：‘瞧啊，一天开始了。’
‘我们现在去喝咖啡吧。’我说。
“‘好，比拉尔，好。’他说。于是我们进了小镇，来到了广场上。那些是这小镇上最后一批被枪杀的。”
“其他的人怎么样？”罗伯特·乔丹问，“镇上没有别的法西斯分子了吗？”
“什么话，怎么会没有别的法西斯分子？还有二十多个。可是一个也没被毙掉。”
“那是怎么回事？”
“巴勃罗下令用连枷把他们活活打死，然后把他们从峭壁上扔到江里。”“二十个都这样？”
我跟你讲。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我这辈子再也不想看到那种情景了，在江边峭壁顶的广场上用连枷把人活活打死。
那小镇建在江边，江岸很高，那里有一个广场，广场上有喷泉，几条长凳和给长凳遮阴的大树。住家的露台都对着广场。六条街会向广场，周围有一条和每座房子相通的连拱廊，太阳毒晒的时候，人们可以在廊荫下走路。广场有三边都是连拱廊，另外一边是峭壁边上的一条树木遮阴的小路，下面是相距三百英尺的江面。
“当时一切都由巴勃罗一手包办，就跟安排袭击兵营时一样。他先用大车把通各条大街的路口堵住，仿佛在广场上准备举行民间斗牛戏似的。法西斯分子全部被关在镇公所里，那是广场一边最大的房子，墙上有一口大钟，法西斯分子的俱乐部就在那连拱廊下的房屋里。在连拱廊底下，俱乐部门前的人行道上，他们摆了一些桌椅。革命以前，他们常在这里喝开胃酒。柳条编制的桌椅让酒馆看上去像是咖啡馆，不过更雅致些。”
“俘虏这些人的时候难道没有发生战斗吗？”
在袭击兵营的前一晚，巴勃罗就把他们逮住了。不过，当时是把兵营包围了。袭击开始的同时，他们全都在家里被逮住。干得真聪明。巴勃罗有组织才能。不然，他在袭击民防军兵营的时候，敌人就会在他的侧冀和背后向他进攻了。
“巴勃罗是聪明，不过也残暴。他把镇上的事安排得面面俱到、井井有条。袭击得手以后，最后四个民防军投降了，他在墙脚下把他们枪毙了，然后我们在拐角上早班公共汽车终点站边那家最早营业的咖啡店里喝了咖啡。随后，他就动手布置广场，把大车给架在一起，就跟准备民间斗牛戏时一模一样，只留出面江的一边不堵住。巴勃罗接着命令神甫给法西斯分子忏悔，还给他们做必要的法事。”
“在什么地方干的这事？”
我说过了，在镇公所里。神甫在里面做法事，外面人山人海，有的嘻嘻哈哈，有的骂脏话，不过大多数人还是十分认真、恭恭敬敬的。开玩笑的是那些庆祝拿下兵营而喝醉的人，还有一些整天都喝得醉醺醺的游手好闲的人。
神甫在做圣事的时候，巴勃罗吩咐广场上的人们排成两行。
他叫大家排成两行，好像叫人们排好队准备来一场拔河比赛似的，或者像人们在城里看自行车比赛到终点时那样，只给运动员留出一条狭路从中通过，或者像人们站着让路给圣像仪仗队通过一样。两排人之间空出两米宽的一条道，人们从镇公所门口排起，通过整个广场，一直到峭壁边上。从镇公所大门出来的人一眼就能看见广场上排得很紧密的两行人在等待着。
他们配备了打谷用的连枷，两排之间的空地足够把连枷抡开了。因为搞不到太多连枷，不是所有的人都拿着连枷，不过大多数是从堂·吉列尔莫·马丁的铺子里搞到的，这个人是法西斯分子，卖各种各样的农具。没有连枷的人就拿着粗大的牧羊棍，或赶牛棒，有的拿着木制的干草叉，那是打谷后把干草和麦秆往空中扬的木叉，还有的拿着镰刀。不过，巴勃罗把这些人安排在队伍中靠近峭壁的那一头。
两排人很安静，天气跟今天一样晴朗，天高云淡，广场上没有灰尘，因为前一晚露水很重，两排人站在树荫底下，你能听到泉水从那狮子塑像嘴里的铜管里喷出来落到水池里的声音，妇女们平时就用水罐在这里舀水。
只有神甫在给法西斯分子做圣事的镇公所附近，有人下流地叫骂着；那些人，是喝醉了的游手好闲的人，他们挤在窗外，隔着窗上的铁栅栏，对里面大骂粗话，开些低级下流的玩笑。站队的两排人大多数不声不响地等着。这时，我听到有人在问另一个人：‘里面有女人吗？’
“另一个回答：耶稣保佑，但愿没有女人。”
这时还有一个说：‘巴勃罗的老婆在这里呢。喂，比拉尔。里面有女人吗？’
我望着他，那是个农民，穿着礼拜服的外套，满头是汗。我就说：‘没有，华金。没有女人。我们不杀女人。我们怎么会杀他们的女人呢？’
他说：‘多谢耶稣，没有女人。那啥时候动手啊？’
我说：‘等神甫做完祷告就开始。’
‘那么神甫怎么办？’
‘我不知道。’我对他说。我看见他脸部痉挛，汗水顺着前额淌下来。‘我从来没杀过人。’他说。
‘那么你得学学啦。’他身旁的一个农民说，‘不过依我看，这家伙揍一下是不会叫人送命的。’他双手握着连枷，怀疑地望着。
‘妙就妙在这里，’另一个农民说，‘一定要揍几下才行。’
‘敌人攻占了瓦利阿多里德。他们拿下了阿维拉，’有一个人说，‘我们进镇前，我就听到这个消息了。’
‘他们攻不下本镇。这镇子是我们的。我们先发制人。’我说，‘先下手为强，巴勃罗可不是那种婆婆妈妈的人。’
‘巴勃罗真行啊，’另一个说，‘不过在结果民防军的时候，他有点自私。你说是不是，比拉尔？’
‘是呀，’我说，‘可现在大家都能伸伸手了。’
‘不错，’他说，‘这次安排得很好。不过怎么没有战争的消息了？’
‘突袭兵营前，巴勃罗把电话线割断了。电话线还没有接好。’
‘噢，’他说，‘原来如此，怪不得没消息了呢。这个消息是我今天早上在养路站那里听来的。’
‘干吗这样对他们，比拉尔？’他问我。
‘为了节省子弹，’我说，‘还有，每个人都应该尽一份力。’
‘那就动手吧。该动手了。’我望着他，只见他哭了。
‘你怎么哭了，华金？’我问他，‘这有什么好哭的。’‘我是情不自禁，比拉尔，’他说，‘我从没杀过人。’
镇子上互相都知道底细，你要是没见过小镇上革命开头时的情景，你就没见过世面。那天，广场上那两排人里，大多数都穿着在地里干活的衣服，他们是匆匆赶到镇上来的。不过也有人不知道革命头一天该怎么打扮，穿了礼拜或者过节时的衣服，后来看到别人，包括那些袭击兵营的人，都穿着最旧的衣裳，发觉自己穿得不对头，觉得很尴尬。不过他们不愿意脱下来，生怕弄丢了，或者怕被二流子们偷去。他们就这样满头大汗地站在太阳底下，等着动手。
起风时广场上的土都干了，大家在广场上来回走动，泥土被踩得又干又松，被风刮起来，弄得广场上满是灰尘，于是有一个穿藏青色礼拜服外套的人喊道：‘洒水，洒水！’每天早晨用皮管在广场上洒水的管理员便走上前来拧开水龙头，从广场旁边向中间洒水，把尘土压下去。两排人向后退去，让他在广场中间洒水；水管子大幅度地挥动着，喷出的水在阳光中闪闪发亮，大家拄着自己的连枷、棍子或者白木草叉站着，望着那喷射的水。等广场变得潮湿，灰尘不再飞扬了，两排人重又站好队伍，有个农民大声喊道：‘我们啥时候收拾第一个法西斯分子啊？第一个啥时候从畜栏里出来呀？’
‘快了，’巴勃罗在镇公所的门里提高了嗓门说，‘第一个马上就出来了。’在袭击兵营时，他大声吆喝，硝烟又呛人，所以现在他的声音哑了。
‘有什么好磨蹭的？’有人问。
‘他们还在忏悔自己的罪孽呢。’巴勃罗提高了嗓门说。
‘是呀，总共有二十个呢。’有人说。
‘不止。’另一个说。
‘二十个人的罪孽讲起来可不少。’
‘是呀，我看，他们是在搞鬼，在拖时间。在这紧要当口，除了穷凶极恶的事之外，一般的罪孽谁还会记得？’
‘只能耐心点了。这二十多个人穷凶极恶的罪孽也够多的，讲起来时间可不短啊。’
‘我有耐心。’另一个说，‘不过最好还是快点干完得了。对他们，对我们，都好。现在是七月份，事情多着呢。收割完还没打谷呢。现在可还不是赶集过节的时候。’
‘今天就相当于赶集过节。’另一个说，‘今天是自由节，从今天起，这些家伙干掉以后，这镇子和土地就是我们的了。’
‘这些法西斯分子就是我们今天要打的谷子，’有一个人说，‘打掉粃槺就有了本镇的自由。’
‘我们必须管好镇上的事，不能丢人。’另一个说，‘比拉尔，’他对我说，‘我们什么时候开组织大会？’
‘这件事办完就开，’我对他说，‘就在镇公所的房子里开。’
我觉得好玩，把一顶民防军的三角漆皮帽戴在头上。我把手枪上了保险，那当然是扣住了扳机，同时用大拇指把击铁轻轻地朝前推。我把手枪插在腰上，长长的枪筒插在束在腰上的绳子里。我戴帽子的时候，觉得这个玩笑很有意思，尽管后来我想，当初拿民防军的帽子还不如拿枪套的好。两排人里有个人对我说：‘比拉尔，好闺女。你戴这顶帽子，我心里觉得不得劲。我们现在已经把民防军这些败类消灭掉了。’
‘那，’我说，‘我就摘下来了。’我把帽子摘了下来。
‘把帽子给我，’他说，‘该毁了它。’
我们当时正站在这两排人的最尽头，在沿江峭壁边缘的小路上，他顺手就把帽子从峭壁上扔了下去，就像牧人不抬手扔石块儿赶牛似的。帽子远远地飘到空中，越来越小，漆皮在清澈的空中闪闪发亮，一直落到江里。我回过头来看广场，只见所有的窗口和露台上都挤满了人，那两排队伍从广场一直排到镇公所门口，大楼窗前也全是人，推推搡搡的，七嘴八舌，那时只听得一声大叫，有人说：‘第一个出来啦。’却是镇长堂·贝尼托·加西亚，光着脑袋从大门里慢吞吞走出来，走下门廊，静悄悄地走到两排拿着连枷的人中间，还是没有动静。他从两排队伍中间走过，两个、四个、八个、十个，依然没有动静。他昂首走着，胖脸蛋上面色惨白，眼睛先是向前看，接着左瞅瞅右望望，步履很稳。还是没有动静。
有人在露台上叫喊：‘怎么回事，你们这些胆小鬼？’堂·贝尼托仍旧在两排人中间走着，没有动静。当时离我三个人的地方，有个人脸上的肌肉在抽动，他咬着嘴唇，使劲握住连枷，握得两手发白。我看他朝堂·贝尼托的方向望着，等他走过来。仍旧没有动静。堂·贝尼托刚走到他面前的时候，他高高抡起连枷，还碰到了身边的人，然后一下子往堂·贝尼托砸去，打在他脑袋一边，堂·贝尼托对他瞅了一眼，这人又是一下子，同时嚷道：‘给你点颜色看看，王八蛋！’这一下打在堂·贝尼托脸上，他双手捂住脸，于是大家纷纷动手，把他打倒在地，最早动手的那人叫别人帮忙，他一把抓住堂·贝尼托的衬衫领子，别的人抓住他的胳臂，他的脸擦着广场的泥地，大家就这样把他一路拖着，越过走道，拖到峭壁边，扔到下面的江里。第一个动手的人跪在峭壁边上看他往下掉，说：‘王八蛋！王八蛋，王八蛋！’这个人是堂·贝尼托的佃户，他们早就结了仇。堂·贝尼托把江边一块地从他手里收回来给别人种，他们为此吵过架，这个人就恨上他了。这个人后来没有回到人群里，只是坐在峭壁上，望着堂·贝尼托掉下去的地方。
堂·贝尼托之后就没人肯出来了。广场上鸦雀无声。因为大家都等待着，要看看谁下一个出来。这时有个醉汉大声嚷嚷：‘把牛放出来。’
这时镇公所窗边有人嚷道：‘他们不肯出来！他们还在祷告呢。’
另一个醉汉叫嚷：‘把他们拖出来。来，把他们拖出来。祷告时间过啦。’
不过一个也没出来，过了一会儿，我看到大门里出来一个人。
是堂·费德里科·冈萨雷斯，他是磨坊和饲料铺的老板，是头号法西斯分子。他又高又瘦，头发是横着梳的，好遮住秃顶，他穿着长睡衣，下摆塞在裤子里。他光着脚，仍是他在家被逮捕时的样子。他两手举过头顶，走在巴勃罗前面，巴勃罗在后面用猎枪枪口顶着他的后背，一直逼他走到两排人中间。可是等巴勃罗把他撇在广场上，自己回到镇公所门口的时候，他却站着不动了，眼睛望着天空，两手高举，像是要抓住老天似的。
‘他没腿走路了。’有人说。
‘怎么啦，堂·费德里科？你走不了路了吗？’有人对他大叫。堂·费德里科却举起两手站在那里，只有嘴唇在动。
‘走呀。’巴勃罗在石阶上对他嚷道，‘走。’
堂·费德里科站在那儿不会动了。有个醉汉用连枷柄戳他屁股，堂·费德里科像匹执拗的马那样突然蹦了一下，可是仍旧站在原地，举起两手，翻着眼睛望天。
于是站在我身边的那个农民说：‘这太丢人了。我对他没什么仇，不过这场戏该结束了。’他向这排人的前头走去，挤到堂·费德里科站着的地方，说，‘对不起啦。’然后就朝他的脑袋猛打一棍。
堂·费德里科把举起的双手按在头上，挡住秃顶，他低下头用两手蒙住脸，手指间露出了盖在秃顶上的几根长头发，他在两排人中间飞奔，可是连枷接二连三地落在他背上和肩上，最后他一头栽倒在地。队伍尽头处的那些人把他拽起来，扔到峭壁外头。自从巴勃罗用猎枪逼他走出大门之后，他还没开过口。他唯一的困难就是无法往前走。两条腿仿佛不听他使唤了。
在堂·费德里科之后，我看到最狠心的人都聚到队伍尽头的峭壁边来。我就离开那里，走到镇公所的拱廊前，推开了两个醉汉，朝窗里张望。在镇公所的大厅里，大家围成半圆形跪在那里祷告；神甫跪着和他们一起祷告。巴勃罗一伙拿着猎枪站着，其中有个叫‘四指儿’的皮匠，当时总跟巴勃罗在一起的，另外还有两个人。巴勃罗对神甫说话，谁知神甫只顾继续祷告，并不答理他。
‘你听着。’巴勃罗粗声粗气地对神甫说，‘现在谁去？谁准备好了吗？’神甫不愿跟巴勃罗说话，只当没有他这个人在身边。我看得出，巴勃罗很恼火。
‘我们大家一块儿出去。’堂·里卡多·蒙塔尔沃抬起头，停了祷告对巴勃罗说道。这人是地主。
‘什么话，’巴勃罗说，‘准备好了，一次去一个。’
‘那我去，’堂·里卡多说，‘我永远不会比现在更有准备了。’他说这话时神甫替他祝福，他站起身的时候，神甫又替他祝福。神甫不停地祷告，举起十字架，让堂·里卡多亲吻。堂·里卡多吻了十字架后转身对巴勃罗说：‘并且再也不会比现在更有准备了。你这个孬种。咱们走吧。’
堂·里卡多矮个子，灰头发，粗脖子，穿了一件没硬领的衬衫。他常骑马，所以有点罗圈腿。‘永别了，’他对所有跪着的人说，‘不要悲伤。死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倒霉的是死在这个浑蛋手里。别推我。’他对巴勃罗说，‘别用枪推我。’
他走出镇公所大门，一头灰头发、灰色的小眼睛、粗脖子，看起来人很矮，也很愤怒。他看看站成两排的农民，然后往地上啐了一口唾沫。在当时的处境下，你知道，英国人，他居然真的啐了唾沫，这太罕见了。他说：‘西班牙万岁！打倒假共和国！我操你们的祖宗！’
他这么一骂，很快就被大家揍死。他刚走到第一个人身前时就被打了，他抬起头还想往前走，边走边挨打，最后栽倒在地，他们用镰钩和镰刀砍他，大伙儿抬着他，把他从峭壁边扔了下去。当大家的手上和衣服上都沾上了血迹时，他们这时才觉得，出来的人是他们真正的敌人，应该杀掉。
在堂·里卡多凶巴巴地走出来骂娘之前，我敢说，不少人是不愿意站在这队伍里的。要是有人大叫‘得了，我们饶了其余的人吧。他们已经受到惩罚了’。我敢说，大多数人是会同意的。
可是堂·里卡多那副拼了的架势给别人帮了倒忙。因为他惹怒了这队伍里的人，本来大家只是为了走个样子应付公事，对这种事劲头不大，可是现在冒火了，情绪明显有了变化。
‘把神甫放出来，这样干起来就快了，’有个人大叫，‘把神甫放出来。’
‘我们干掉了三个强盗，我们把神甫也干掉得了。’
‘两个强盗，’一个矮个子农民对那个大叫的人说，‘跟我们的主一起钉十字架的是两个强盗。’
谁的主？[1]那人说，他的脸气得通红。
‘习惯上来说，是我们的主。’
‘他不是我的主，绝对不是，’另一个说，‘你要是不想在这两排人中走的话，最好管好你自己的嘴巴。’
‘我拥护自由、拥护共和国，并不比你差，’那个矮个子农民说，‘我打了堂·里卡多的脸。我打了堂·费德里科的后脊梁。我打了堂·贝尼托，可是没打中。我说，我们的主，那个人的正式称呼就是这个，跟他一起只有两个强盗嘛。’
‘你他妈的拥护什么共和国，老是堂长堂短地说个没完。’
‘这里就是这样称呼他们的嘛。’
‘我可不这么称呼，他们是王八蛋。还有你的主——嗨，又来了一个。’
那时，我们看到了一幕丢人的景象，因为从镇公所大门里出来的是堂·福斯蒂诺·里维罗，也就是地主堂·塞莱斯蒂诺·里维罗的大儿子。他是高个儿，一头黄发，头发刚往脑后梳理过，因为他口袋里老是揣着一把梳子，出来之前也梳了下头发。他老是和姑娘们纠缠不清，还是个胆小鬼，并且一直想当个业余斗牛士。他常和吉卜赛人、斗牛士和养牛人混在一起，爱穿那种安达卢西亚[2]式斗牛服，可是他没有那胆量，让人瞧不起。一次传言他要在替阿维拉孤老院募捐而举行的业余斗牛表演中出场，照安达卢西亚的方式骑在马上把牛杀死，他已经练习了很长时间。他事先挑了一头腿力不行的小牛，到场上发现被换成了一头大个头的，马上就推说自己恶心不适，据说他还把三个手指伸进自己的嗓子眼里，让自己呕吐。
两排人一看是他，就大叫起来：‘喂，堂·福斯蒂诺。当心别呕出来呀。’
‘听我说，堂·福斯蒂诺。峭壁下面有的是漂亮姑娘。’
‘堂·福斯蒂诺。等一下，我们牵头更大个儿的牛来。’
另一个喊道：‘听我说，堂·福斯蒂诺。你听过死吗？’
堂·福斯蒂诺站在那里，还在充好汉。他一时冲动，对别人说他准备走出镇公所。同样的冲动曾使他宣布要去斗牛。那种冲动使他希望并相信自己能成为一个业余斗牛士。堂·里卡多的榜样给他打了气，他站在那里显出既帅气又勇敢的样子，脸上还摆出一副不屑的神气。不过他说不出话来。
‘来吧，堂·福斯蒂诺。’队伍里有人叫道，‘来吧，堂·福斯蒂诺。这里有头最大的牛。’
堂·福斯蒂诺站着朝前望。我觉得他在望的时候，那两排人中间没有人怜悯他。他还是要显得漂亮、不可一世；可是时间不等人，他只有一条路可走。
‘堂·福斯蒂诺。’有人喊着，‘你等什么呢，堂·福斯蒂诺？’
‘他要呕吐呢。’有人说。那两行人都笑了。
‘堂·福斯蒂诺，’有个农民喊道，‘你觉得呕吐有趣就呕吐吧。我一点也不在乎。’
我们等着的时候，只见堂·福斯蒂诺望望那两排人，望望广场尽头的峭壁，接着，等他看到峭壁和峭壁之外广大的空间，他飞快地转过身，往镇公所门口退回去。
两排人全都吼叫起来，有个人扯着嗓门大喊：‘你到哪儿去，堂·福斯蒂诺？你到哪儿去？’
‘他去呕吐。’另一个叫道。大家又都哈哈大笑。
我们看到堂·福斯蒂诺又走出门来，巴勃罗拿着猎枪在他身后。现在他的架子全没了。看到那两排人，他一点派头也没有了，巴勃罗跟在他后面走出来，好像在扫街似的，前面的堂·福斯蒂诺就是他往前扫的垃圾。堂·福斯蒂诺走出门口，一边画十字，一边祷告，接着，他用手挡住眼睛，从石阶上下来，向两排人走去。
‘让他去，’有人叫，‘别碰他。’
两排人心领神会，没人碰堂·福斯蒂诺，只见他两手颤抖，遮住眼睛，嘴唇微微抽搐，在两排人中间向前面走去。
没人说话，没人碰他；他走了一半路，再也迈不开步了，双膝跪在地上。
没人打他。我顺着队伍走去，想看个究竟，只见一个农民弯下腰，把他拖起来，说：‘站起来，堂·福斯蒂诺，接着走吧。牛还没出来呢。’
堂·福斯蒂诺自己没法走路，这个穿黑衣裳的农民就在一边架着他，另一个穿黑衣裳和牧人靴的农民在另一边架着他，堂·福斯蒂诺捂着眼睛，嘴唇一直在抖，头上的黄头发在阳光中油光锃亮，他在两排人中间向前方走去。他路过的时候，农民们说：‘堂·福斯蒂诺，祝你好胃口，堂·福斯蒂诺。’有的说：‘堂·福斯蒂诺，听您吩咐，堂·福斯蒂诺。’有一个自己也没当成斗牛士的人说：‘堂·福斯蒂诺。斗牛士，听您吩咐。’另一个说：‘堂·福斯蒂诺，天堂里有的是漂亮姑娘，堂·福斯蒂诺。’他们在两旁紧紧架着他在两排人中间走，而他只顾用手遮住眼睛，脚几乎不着地。不过，他一定从指缝中偷看，因为给拖到峭壁边时，他又双膝跪下，扑倒在地，抓住青草死也不肯起身，他说：‘不。不。不。求求你们。千万不要。求求你们。求求你们。不要。千万不要。’
架着他的农民和队伍尽头的那些狠心人，趁他跪下的时候，突然地蹲在他身后，猛地把他向前一推，于是他没挨一拳一脚，就掉下峭壁了，只听见他摔下去时在半空里的喊叫声。
那时候我知道这两排人杀红眼了。使他们变成这样的，先是堂·里卡多的咒骂，后是堂·福斯蒂诺的怕死相。
‘再给咱们来一个。’一个农民叫道，另一个农民拍了一下他的后背说：‘堂·福斯蒂诺，真是个活宝！堂·福斯蒂诺！’
‘他现在终于见到大牛啦，’另一个说，‘呕吐也帮不上他忙。’
‘我这辈子，’另一个农民说，‘从没见过堂·福斯蒂诺这样的活宝。’
‘后面还有呢，’另一个农民说，‘别着急。谁猜得到我们还会见到什么样的家伙？’
‘有大个子，有矬子，’第一个农民说，‘说不定还有黑人和非洲来的稀有动物。不过，我看不会再有堂·福斯蒂诺那样的活宝了。再来一个呀。再来一个！’
醉汉们从法西斯分子的俱乐部酒吧里拿来了一些大茴香酒和法国白兰地，大家一个传一个，当葡萄酒来大喝。队伍里有不少人，因为干掉了堂·贝尼托、堂·费德里科、堂·里卡多，特别是堂·福斯蒂诺，而激动得有点晕头转向。不喝瓶装烈酒的人，传递着盛葡萄酒的皮酒袋。有人把皮酒袋递给我，我因为渴极了而喝了一大口，皮袋里的酒顺着喉咙流下去，凉丝丝的。
‘杀人令人口渴。’拿酒袋的人对我说。
‘怎么，’我说，‘你杀人了？’
‘咱们杀了四个啦，’他神气地说，‘民防军不算在内。你杀了一个民防军，是吧，真的吗，比拉尔？’
‘不是，’我说，‘我跟别人一样，墙倒时朝烟尘里开枪。就是这么回事。’
‘你那把手枪是从哪儿搞来的，比拉尔？’
‘巴勃罗给的。他杀了民防军，就把手枪给我了。’
‘他就用这把枪杀掉民防军的？’
‘正是，’我说，‘之后他就把这枪给我当武器了。’
‘我看看行吗，比拉尔？让我拿拿这枪，行吗？’
‘有什么不行，伙计？’我说着从束腰绳里把枪拔出来递给他。不过，我正纳闷怎么没人出来了，突然，堂·吉列尔莫·马丁就出来了。偏偏是他。那些连枷、牧羊棍、木草叉，都是从他的铺子里拿来的。堂·吉列尔莫是个法西斯分子，除此之外，人们对他没有什么不满。
没错，他给制连枷的工人的工钱不多，可他卖的东西价格也不高。如果不想买他的连枷，也可以只付木头和皮革的价钱定做。他说话很粗鲁，肯定是个法西斯分子，而且还是他们俱乐部里的成员。他总是在中午和傍晚坐在俱乐部的藤椅上看《辩论报》[3]，一面叫人擦皮鞋，一面喝着苦艾酒和矿泉水，吃着炒杏仁、虾干和鳀鱼。人们可不会因为这点而要他死的，我敢说，人们的情绪要不是给堂·里卡多·蒙塔尔沃的吵骂和堂·福斯蒂诺那副德行惹起来的话，就不会喝得醉醺醺的，也就肯定会有人喊：‘放这个堂·吉列尔莫安生地走吧。我们手里的连枷还是他的呢。放他走吧。’
“这镇子上的人心眼还是善良的，虽然也能凶狠起来，但他们生而就正义公道。可那时这两排人的心已经狠起来了，再加上喝得醉醺醺的，人们的心情已不像堂·贝尼托走出来时那样了。我不知道别的国家怎样。我最喜欢喝醉时的乐趣，不过在西班牙，除了酒之外，别的什么东西引起的醉意是十分糟糕的，人们会干出在一般情况下干不出来的事情。你的国家不是这样吧，英国人？”
“也一样，”罗伯特·乔丹说，“我七岁那年，有次跟母亲到俄亥俄州去参加婚礼，我担当拿花的小傧相。”
“你当过小傧相？”玛丽亚问。
“真好！”
“城里有个黑人被吊在灯柱上，后来被火活活烧死。灯柱上是一盏弧光灯，点灯时把灯光从灯柱上照到人行道上。这黑人先被人用吊弧光灯的滑车吊了上去，可是滑车断了——”
“烧死黑人，”玛丽亚说，“真是残忍！”
“这些人是不是喝醉了？”比拉尔问，“他们是不是醉得太厉害，才烧死黑人？”
“我不知道，”罗伯特·乔丹说，“因为我只是在屋子里从窗帘底边的缝里看到的，那房子就在弧光灯柱子的拐角上。当时街上人山人海，他们第二次把黑人吊上去的时候——”
“你那时才七岁，又在屋子里，你没法知道他们醉没醉！”比拉尔说。
“我刚才讲到，他们第二次把黑人吊上去，那时候，我母亲把我从窗口拉开，所以后面没看到，”罗伯特·乔丹说，“反正后来我还碰到过类似的事情，说明人们给冲昏了头脑的情况在我的国家里也是一样的。真是残忍野蛮。”
“你才七岁，你太小，”玛丽亚说，“不该看见这些事。我只在马戏团里看到过黑人。除非摩尔人也算是黑人的话。”
“有的是黑人，有的不是，”比拉尔说，“我可以给你们讲讲摩尔人。”
“你可没有我了解，”玛丽亚说，“可不，你不及我清楚。”
“别扯这些了，”比拉尔说，“这些事听了不舒服。我们刚才讲到哪儿啦？”
“讲到那两排人醉了，”罗伯特·乔丹说，“继续讲吧。”
“说他们醉是不公平的，”比拉尔说，因为他们离喝醉还远着呢。不过他们的情绪已经起了变化。当堂·吉列尔莫走出来时，他站得笔直。他眼睛近视，头发灰白，中等个子，身上的衬衫有硬领扣子，但没有硬领，他站在那里，在自己身上画了一个十字，望着前面，不过他不戴眼镜什么也看不清，但还是平静地一步步往前走，他那样子真叫人可怜。可是有人在队伍里叫道：‘过来，堂·吉列尔莫。到这里来，堂·吉列尔莫，过这边来。我们这里全是你铺子里的东西。’
他们刚才把堂·福斯蒂诺耍得够戗，所以没有想到堂·吉列尔莫是不一样的。假使要弄死堂·吉列尔莫的话，应该让他马上就死，不要伤他的面子。‘堂·吉列尔莫。’另一个叫道，‘要我们派人到您府上去取眼镜吗？’
堂·吉列尔莫家不是大户人家，他没有多少钱，只得开一家木制农具铺子，挣几个钱，当上法西斯分子无非是想可以谄上欺下，并且为自己的心灵找些安慰。他当法西斯分子另有一层原因，是为了讨好他老婆对法西斯的宗教般的虔诚情感。他住在广场上三家门面那边的一套公寓房里。堂·吉列尔莫站在那儿，眯起一双近视眼望着那两排人，他知道自己必须得从这两排人中间穿过去。这时，有个女人在他住的公寓露台上大声尖叫。是他的老婆，她从露台上能望见他。
‘吉列尔莫，’她喊道，‘吉列尔莫。等等，我要跟你一起去。’
堂·吉列尔莫朝喊声传来的方向转过头去。他看不见她。他想说话，却说不出声。他朝他老婆叫喊的方向挥挥手，然后走进两排人中间。
‘吉列尔莫！’她喊道，‘吉列尔莫！吉列尔莫呀！’她抓住露台上的栏杆，身体前后摇晃，‘吉列尔莫！’
堂·吉列尔莫又朝喊声方向挥了挥手，抬头走进两排人中间，你无从知道他的心情，只能从他的脸色看出一二。
两排队伍里有个醉汉学他老婆，尖声喊了一句，‘吉列尔莫！’堂·吉列尔莫的脸上流下泪水，拼死地向那人冲去，那人对准他的脸就是一连枷，这一下下手很重，把堂·吉列尔莫打倒在地。他坐在地上哭起来，倒不是因为害怕。醉汉们一齐打他，还有一个跳到他肩上，用酒瓶砸他。随后，不少人离开了队伍，接替他们的是那些原来在镇公所窗外胡闹和说下流话的醉汉。
“看到巴勃罗打死民防军，我很激动，”比拉尔说，那件事虽不光彩，可是如果非这么干不可的话，也只能这样干了，至少还不算残忍，只是杀了人而已。这些年来大家都明白，杀生不是件光彩的事，不过为了胜利，为了保住共和国，也不得不这么干。
当广场被人群堵住的时候，我很佩服也很理解巴勃罗的这个主意，尽管我认为这有点异想天开，但我觉得如果非这么干不可的话，那就干得体面些，省得叫人难受。当然，如果法西斯分子由百姓来处决，最好大家都动手；我希望跟大家一起承担良心责备，正如我希望等这个镇子归我们的时候跟大家一起分享胜利果实。可是，堂·吉列尔莫被杀之后，我觉得羞耻、难受，再加上队伍里面来了醉汉和二流子，有些人又因为看到堂·吉列尔莫的情况，离开了队伍表示抗议，我希望自己也和那两排人完全脱离关系，便穿过广场，走到一棵大树荫下，在长凳上坐下。
队伍里有两个农民，一边说话，一边走来，其中一个叫我：‘比拉尔，你怎么啦？’
‘没什么，伙计。’我对他说。
‘肯定有事，’他说，‘说吧。怎么了？’
‘我受够了！’我对他说。
‘我们也一样。’他说，他们俩一起在长凳上坐下。其中一个手里拿着一个皮酒袋，他把皮酒袋递给了我。
‘你漱漱口。’他说。另一个继续他们俩刚才的谈话，‘最糟的是，这会给我们带来厄运。谁都没法保证，那样把堂·吉列尔莫整死，不会给我们带来厄运。’
另一个接着说：‘我不相信非把他们统统弄死不可，即便非把他们弄死不可，也该让他们死得像个样，别作弄他们。’
‘作弄堂·福斯蒂诺还情有可原，’另一个说，‘他本来就油腔滑调，不是正经人。可是作弄堂·吉列尔莫这样的正经人，就太不公道。’
‘我受够了！’我对他说，这是实在话，我感到五脏六腑都不舒服，头上出冷汗，胃里折腾，好像吃了不新鲜的海货。
‘没关系，’这个农民说，‘我们别再参与就行了。不过我不知道其他地方的情况怎么样。’
‘他们还没接好电话线，’我说，‘这是疏忽，得补救。’
‘正是呢。’他说，‘咱们与其这样拖泥带水而残暴地大批杀人，倒不如把力气花在加强这个镇子的防守上面。’
‘我去跟巴勃罗讲。’我对他们说。我从长凳上站起来，朝通往镇公所大门的回廊走去。从门口排到广场上的队伍已经变得弯弯曲曲，乱糟糟的，很多人已经醉得厉害。有两个人仰天栽倒在广场中央，还把酒瓶传来递去。一个呷了口酒，躺在地上发疯似的朝天空喊：‘无政府万岁！’[4]他脖子上围着一条红黑两色的领巾。另一个大叫：‘自由万岁！’两只脚在空中乱踢，接着又吼了一声，‘自由万岁！’他也有一条红黑两色的领巾，他一只手挥舞领巾，另一只手摇着酒瓶。
“有一个离开了队伍的农民，站在回廊的阴影里，厌恶地望着他们说：他们该喊”醉酒万岁才对。他们只信这个。
‘他们连这点也不信吧，’另一个农民说，‘这些人啥也不懂，啥也不信。’
就在这时，有个醉汉突然站起来，高举双拳，大叫：‘无政府万岁！自由万岁！我操你奶奶的共和国！’
另一个仍旧仰天躺着的醉汉抓住那个大喊万岁的醉汉的脚踝，翻了一个身，连带着把那个叫嚷着的家伙也弄跌倒了。他们俩打了一个滚，又坐起来了，那个把人拖倒的醉汉搂着那个大喊大叫的人的脖子，把酒瓶塞给他，亲吻围在他脖子上的红黑两色的领巾。他们俩一起喝酒。
突然间，队伍里响起一声狂吼，我在回廊里抬头望去，镇公所门口挤满了人，看不清是谁走了出来，那人的脑袋被别人挡住了。我只看见有人被拿着猎枪的巴勃罗和‘四指儿’推了出来，但看不清究竟是谁，我朝着拥挤在大门口的那两排人走去，想看清楚些。
人挤得很厉害，法西斯分子俱乐部里的桌椅全翻了个个，只有一张桌子没翻个，一个醉汉躺在上面，脑袋耷拉在桌边，咧着嘴巴；我把一把椅子拖到柱子边，然后踩到椅子上，这样才能掠过人群的头顶，望过去。
被巴勃罗和‘四指儿’推出来的人是堂·安纳斯塔西奥·里瓦斯，他的确是个法西斯分子，是城里最胖的胖子。他收买粮食，是好几家保险公司的掮客，还放高利贷。我站在椅子上，看见他走下石阶，朝那两排人走去，脖子上的肥肉在衬衫硬领后面鼓起来，阳光照得他的秃头闪闪发亮，可是他终究没有走进那两排队伍中去，因为大家一齐——而不是几个人——大声喊了起来。那喊声很难听，是两排醉汉一齐狂吼的声音。大家向他身上扑去，队伍没了形。我只看到堂·安纳斯塔西奥两手抱住脑袋，倒在地上。然后就看不到他了，因为大家都压到他身上去了。等他们从堂·安纳斯塔西奥身上爬起来时，他已经死了，脑袋躺在回廊里铺着的石板地上，被砸得稀烂，队伍乱了套，他们变成了一群暴民。
‘咱们冲进里面去。’他们开始大喊，‘到里面去宰了他们。’
‘这家伙太沉，拖不动，’有一个人踢踢趴在地上的堂·安纳斯塔西奥的尸体，‘让他待那儿吧。’
‘咱们干吗费力把这口肥猪拖到峭壁边去？就让他待在那儿得了。’
‘咱们现在进去宰了里面的那些家伙，’有一个人喊道，‘冲进去。’
‘咱们干吗一整天在太阳底下傻等？’另一个狂叫，‘来呀！冲进去。’
这群暴民挤进回廊。他们像野兽一般叫喊、挤撞；他们一齐喊着：‘开门！开门！开门！’队伍乱了套时，看守们把镇公所的门关上了。
我站在椅子上，隔着装有铁栅栏的窗子，看见镇公所的大厅里面和刚才一样。神甫站着，其余人跪在他前面，围成一个半圆形，每人都在祷告。巴勃罗坐在镇长坐椅前的大桌子上，背上挎着猎枪，两条腿垂在桌边，他正在卷烟。‘四指儿’坐在镇长的椅子上，两脚搭在桌上，正抽着烟。看守他们的人手里都拿着枪，坐在镇公所大厅的椅子里。大门钥匙放在桌子上离巴勃罗不远的地方。
暴民一遍遍地喊道：‘开门！开门！开门！’声音整齐得像是大合唱，可是巴勃罗坐在那里，像没听见似的。他对神甫说了几句话，可是那伙人闹得动静太大，我听不清他说的什么。
那神甫还和刚才一样，不理会他，仍旧在祷告。很多人在后面推我，我也和他们一样，端起椅子朝前面推，把椅子移到墙边。我站在椅子上，抓住铁条，把脸紧贴着窗户上的铁栅栏。有人踩到了我的椅子上来，两条手臂从我肩膀两侧围过来，抓住了旁边的两根铁条。
‘椅子撑不住要塌啦。’我对他说。
‘那又怎样？’他说，‘看啊，看他们祷告。’
他嘴里呼出的气，喷在我脖子上，带着那伙暴民的气味，就好像石板地上的呕吐物和喝醉的人的酒气那样酸臭，接着他把脑袋伸到我肩膀前面，嘴巴贴着铁栅栏的缝里，大喊：‘开门！开门！’我当时觉得就像是那伙暴民全都压在我背上似的，像做噩梦被魔鬼压在背上一样。
那伙人使劲顶在门上，前面的人快被后面的人挤扁了。广场上有个大块头的醉汉，身穿黑罩衣，脖子上围条红黑两色的领巾，他跑过来往拥挤的人群身上猛撞，倒下去再站起身，往后倒退几步，又向前猛冲，撞在那些拥挤的人的背上，大喊：‘老子万岁！无政府万岁！’
我正望着的时候，这个醉汉转身离开人群，走过去坐在地上端着瓶子暍酒，他往下坐的时候，看到堂·安纳斯塔西奥仍然脸贴着石板趴在地上，身体已被踩得一塌糊涂。这个醉汉站起来走到堂·安纳斯塔西奥身边，弯腰把瓶里的酒倒在堂·安纳斯塔西奥的头上和身上，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火柴盒，想点火烧堂·安纳斯塔西奥，可是擦了几根火柴，都给风吹灭了。不一会儿，这醉汉在堂·安纳斯塔西奥身边坐下，摇着脑袋，拿着酒瓶喝酒，不时地探过身去，拍拍堂·安纳斯塔西奥的肩膀。
那伙暴民一直在大叫开门，站在我椅子上的那个男人，使劲抓着铁栅栏在我耳边大叫开门，喊声震得我什么也听不到，他嘴里呼出的臭气喷在我脸上。我转过脸去，不看那个想烧堂·安纳斯塔西奥的醉汉。我又望望镇公所的大厅里面，仍然和刚才一样，他们仍旧在祷告，全跪在地上，敞着衬衫，有的耷拉着脑袋，有的昂着头，看着神甫和他手里的十字架，神甫祷语念得铿锵有力。越过他们的头顶，我看见了他们身后的巴勃罗，他这时点上了烟卷，坐在桌上，晃着两腿，背着猎枪，手里摆弄着那把钥匙。
我看见巴勃罗坐在桌子上，弯腰又对神甫说了几句话。可是人声嘈杂，听不清他说些什么。神甫仍旧继续祷告，不理会巴勃罗。接着，半圆形祷告的人里有一个人站起来，看上去他想走出去。那是堂·何塞·卡斯特罗，人们都叫他堂佩贝。他是马贩子，一个坚定的法西斯分子。他站起身来，看上去个子很矮，虽然胡子拉碴的，样子却还干净，穿着一件睡衣，下襟塞在灰条纹的裤子里。他亲吻了一下十字架，神甫为他念诵祝福。然后，他站直身体，看看巴勃罗，还向大门那边摆摆头。
巴勃罗摇摇头，继续抽烟，我看到堂佩贝跟巴勃罗说了几句，可是听不见说些什么。巴勃罗没答话，只是又摇摇头，朝大门那边点头示意了一下。
接着，我看到堂佩贝盯着大门，才明白过来他之前不知道大门已经上锁。巴勃罗拿钥匙给他看，他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然后又转身回去跪到地上。我看到神甫扭头看着巴勃罗，巴勃罗对他咧嘴笑笑，给他看看钥匙。神甫这才知道门锁上了，他看上去像是想摇头，不过却又低下头祷告。
我不明白他们怎么会不知道门锁上了，看来他们只顾着祷告了，现在他们当然知道怎么回事了，还知道外面为什么在大喊大叫，他们肯定知道情况变了。不过他们的神情还和之前一样。
此时人群的叫喊声大得让人什么也听不到了，跟我一起站在椅子上的那个醉汉两手摇晃窗子的栅栏，吼叫：‘开门！开门！’嗓子都喊哑了。
我看到巴勃罗又跟神甫说了几句话，神甫还是不理会。然后，巴勃罗取下肩上的猎枪，用枪头戳了戳神甫的肩膀。神甫没理会他，我看见巴勃罗摇摇头，然后扭回头去对‘四指儿’说了几句。‘四指头’对那些看守说了几句，接着，他们就都站起来走到房间另一头，提着枪站在那里。
巴勃罗又对‘四指头’交代了几句，然后‘四指儿’就搬了两张桌子和几条长椅，看守们提着猎枪站在桌椅后面。他们在房间的一角搭了一道屏障。巴勃罗又探身去用猎枪戳了戳神甫的肩膀，神甫根本不理睬他。别人都在专心地祷告，只有堂佩贝望着巴勃罗。巴勃罗看见堂佩贝在看着自己，就对堂佩贝摇摇头，举起手来，让他看看手里的钥匙。堂佩贝知道他的意思，就低下头，飞快地念诵祷文。
巴勃罗两腿一晃，从桌上跳下来，绕过桌子，走到长会议桌后面讲台上那把镇长的大坐椅边。他坐下来，卷了一支烟，盯着那些和神甫一起祷告的法西斯分子。你根本看不出他脸上是什么表情。他面前的桌子上放着那把钥匙。那是一把一英尺多长的大铁钥匙。巴勃罗接着对看守们喊了几句，我听不清楚，只看见一个看守朝大门走去。我看得出他们祷告得越来越快，我想他们现在全明白了。
巴勃罗对神甫说了几句，神甫还是不理会。巴勃罗向前弯下身体，拿起钥匙，丢给门边的看守。看守接住钥匙，巴勃罗对他笑笑。看守把钥匙插进门锁，转动一下，然后猛地把门向后拉开，自己躲在门后，放那伙暴民进去。
我看见他们冲了进去，就在这时，跟我一起站在椅子上的那个醉汉突然大叫起来：‘哎呀！哎呀！哎呀！’他脑袋往前探，弄得我没法看了，他接着又大叫，‘宰了他们！宰了他们！用棍子揍他们！宰了他们！’
他用胳膊把我推到一边，我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我用胳膊肘捅他的肚子，说：‘醉鬼，这是谁的椅子？让我看看。’
但他只顾用手捶打着窗户的铁栅栏，大叫着：‘宰了他们！用棍子揍死他们！用棍子揍死他们！对，用棍子揍呀！宰了这些王八蛋！王八蛋！王八蛋！’
我使劲用胳膊肘顶他，说：‘你这个王八蛋，醉鬼，给我看看呀。’
他双手按住我的脑袋，好让自己看得更清楚些，他把全身重量都压在我头上，不停地大叫：‘用棍子揍他们！对，用棍子揍他们！’
‘揍你自己吧！’我说着狠狠地撞了一下他最不经打的部位。这一下可够他受的，他把两手从我头上松开，捂着自己的小肚子，说：‘太太，你可不能这么干啊。’这时，我从铁栅栏中望出去，只见厅里一片混乱，人们用棍棒和连枷一顿乱打，用折断了的露着尖齿的沾满鲜血的白木草叉又戳又刺。厅里到处都在打人，而巴勃罗就坐在大椅子里观看，膝盖上搁着他那支猎枪。人们叫喊连天，挥舞棍棒草叉，被打的人尖叫着，像马儿遇火受惊时的嘶鸣。我看到那神甫撩起了袍子，想爬上一条长凳，追赶他的人用镰刀和镰钩砍他，接着有个人抓住了他的袍子，只听连着两声尖叫，我就看到那两个人用镰刀砍进他的背脊。神甫举起手臂，他死命抱住一把椅子的靠背。就在这时，我站的椅子坍了，那醉汉和我一起跌在臭烘烘的石板地上，地上满是洒翻的酒和呕吐物。醉汉指着我说：‘你可不能这样干啊，太太，不能啊。你把我害苦啦。’人们踩在我和他的身上，争先恐后拥进镇公所大厅，我抬头只能看见往门里跨的腿，那醉汉坐在我对面，用手捂着刚才被我撞疼的部位。
我们镇上杀法西斯分子的经过就到此结束了，幸亏后面的事我没见到，不过要不是那个醉鬼捣乱，我肯定能从头看到尾。这一点倒是谢谢他，因为镇公所里的惨况看了叫人难受。
那另一个醉汉更是古怪。我们爬起来时，人们仍然不断地往镇公所拥，这时候，我看见广场上那个围着红黑两色领巾的醉汉又往堂·安纳斯塔西奥的尸体上浇东西。他的脑袋左右摇晃，身体也坐不直，可他却在浇着什么东西，划火柴，然后再浇，又划火柴。我走到他身边问：‘你干什么呢，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
‘没什么，太太，没什么。’他说，‘不用管我。’
大概是因为我站在那儿，腿挡住了风，火柴才终于点着了。一道蓝色的火焰沿着堂·安纳斯塔西奥肩部的外衣烧起来，一直烧到他的颈背。那醉汉抬起头扯着嗓门大喊：‘有人在烧死人！有人在烧死人！’
‘是谁？’有人问。
‘在哪儿？’另一个大叫。
‘这儿呢，’那醉汉狂喊，‘就在这儿呢。’
有人用连枷朝他脑瓜边上狠劲砸了一下，他仰天跌倒在地，抬眼瞅瞅揍他的人，然后闭上眼睛，双手交叉搁在胸口，躺在堂·安纳斯塔西奥的尸体边上，像睡着了似的。那人没继续揍他，他就在那儿躺着。当天晚上打扫完镇公所，人们抬起堂·安纳斯塔西奥的尸体，把他和别的尸体一起装上大车，开到峭壁边把他们全扔了下去，那醉汉还躺在那个地方。如果把这二三十个醉汉也一并扔下去，尤其是那几个围着红黑两色领巾的醉汉，那这个小镇就更太平了。如果再闹场革命，我看，一开始就得把这种人干掉。不过，我们那时还不明白这一点。后来我们就得到了教训。
那天晚上我们不知道会出事。镇公所大屠杀之后，就不再杀人了。不过我们当晚没法开会，因为醉汉太多，弄得没法维持秩序，只好推迟到第二天再开会。
那天晚上我跟巴勃罗睡觉。我不该跟你说这个，小美人，不过，另一方面，让你知道也好，至少我对你讲的都是真话。听着，英国人。这回事情很奇怪。
我说，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吃饭，感到情况很奇怪。就好像经过了一场暴风雨、一场水灾，或者一场战斗，大家都筋疲力尽，谁也不多说话。我自己觉得空落落的，身体不好受，感到丢人缺德，心上仿佛压了一块大石头，有一种倒霉的预感，就跟今天早上飞机飞过后的心情一样。不出所料，倒霉事三天之后就来了。
吃饭的时候巴勃罗很少说话。
‘刚才的事你喜欢吗，比拉尔？’他终于问道，嘴里塞满了烤小羊肉。我们在公共汽车起点站那儿的一家小客栈里吃饭，里面挤满了人，大家在唱歌，挤得连端菜端汤的地儿都没了。
‘不喜欢，’我说，‘除了对付堂·福斯蒂诺的那一段，别的我都不喜欢。’
‘我可喜欢。’他说。
‘都喜欢吗？’我问他。
‘是的，都喜欢。’他边说边用刀切了一大片面包，去蘸抹盘子里的肉汁，‘除了那个神甫，一切都还不错。’
‘那样对神甫，你不喜欢？’我知道，他恨神甫比恨法西斯分子还厉害。
‘他叫我大失所望。’巴勃罗伤心地说。
唱歌的人太多了，我们几乎得喊着说，才能听见彼此说什么。
‘为什么？’
‘他死得非常窝囊，’巴勃罗说，‘他一点也不体面。’
‘暴民在追他，你还能指望他上哪儿体面去呢？’我说，‘在我看来，在这之前，他都是很体面的。世上的体面他享尽了。’
‘对，’巴勃罗说，‘不过到了最后关头，他害怕了。’
‘谁能不怕？’我说，‘人们拿着什么东西在追他，你没看见？’
‘怎么会看不见呢？’巴勃罗说，‘不过我觉得他死得窝囊。’
‘碰到这种情况，谁都死得窝囊，’我对他说，‘你指望什么？镇公所里发生的每件事都叫人恶心。’
‘是的。’巴勃罗说，‘一点组织也没有，不过神甫的事另当别论。他该做出榜样。’
‘我以前一直以为你恨神甫呢。’
“不错。”巴勃罗说着又切了块面包，‘不过，西班牙神甫不同，他应该死得漂亮。’
‘我看他死得够漂亮的了。’我说，‘当时没法讲究了。’
‘不，’巴勃罗说，‘我觉得他叫人大失所望。我整天都在等那神甫死掉。我本以为他会最后走进那两排人中间。我满心希望地等着高潮出现的场面。我从没见过神甫是怎么死的。’
‘机会有的是呢，’我挖苦他说，‘革命今天刚开始。’
‘不，’他说，‘我很失望。’
‘得了，’我说，‘我看你要没信心了。’
‘你不懂，比拉尔，’他说，‘他是一个西班牙神甫。’
“‘西班牙人是什么样的人啊？’我对他说。他们的自尊心多强，嗯，英国人？什么样的人啊。”
“我们得走了。”罗伯特·乔丹说。他看看太阳，“快中午了。”
“好吧，”比拉尔说，“我们走吧。不过我得跟你说说巴勃罗。那天晚上他对我说，比拉尔，今晚我们什么都别干了。”
‘好。’我对他说，‘正合我意。’
‘我觉得，杀了那么多人之后，干那个不合适。’
‘这怎么说的，’我对他说，‘你成了圣徒？我和斗牛士待了那么多年，你以为我不知道他们斗牛之后心里想什么吗？’
‘真的吗，比拉尔？’他问我。
‘我何时骗过你啊？’我对他说。
‘真的，比拉尔，今晚我不行。你不会怪我吧？’
‘不会，伙计，’我对他说，‘不过可别天天杀人呀，巴勃罗。’
那天晚上，他睡得像个孩子，等早上天亮了，我才把他叫醒。不过那晚我没睡着，爬起来，坐在椅子里望着窗外，我看到白天站着那两排队伍的广场现在却沉浸在月光里，看到广场对面的树和黑魆魆的树荫在月光下闪烁，长椅和散布在地上的酒瓶在月光下泛着白光，还有把法西斯分子从那里扔进江里的峭壁。夜晚静谧无声，只有潺潺的喷泉声，我坐着想，我们一开始就错了。
窗户开着，从广场上喷泉那边传来女人的哭声。我光着脚走到露台上，站在铁板上，月光照在广场一侧房屋的墙壁上。哭声是从堂·吉列尔莫家露台上传来的。那是堂·吉列尔莫的老婆，她跪在露台上哭泣。
“我随即回到房里，坐在那里不想动脑子，因为另一天来到之前，我这辈子从没那么不痛快过。”
“另一天怎么了？”玛丽亚问。
“那是三天后，法西斯分子占领这个镇子的时候。”
“别说那天的情形了。”玛丽亚说，“我不要听。够啦。太叫人难受了。”
“我早对你说你不该听。”比拉尔说，“看看。我不想让你听的。这下你可要做噩梦啦。”
“不。”玛丽亚说，“不过我不要再听了。”
“我倒希望以后有机会你给我讲讲。”罗伯特·乔丹说。
“我一定讲，”比拉尔说，“不过玛丽亚受不了。”
“我不听，”玛丽亚可怜巴巴地说，“求你啦，比拉尔。我在场的时候别讲，因为我会忍不住要听的。”
她颤抖着嘴脣，罗伯特·乔丹觉得她要哭了：“求你啦，比拉尔，别讲了。”
“别担心，短头发的小东西，”比拉尔说，“别担心，不过我以后讲给英国人听。”
“可我要跟他在一起，”玛丽亚说，“比拉尔，你还是别讲了。”
“等你干活的时候，我再讲。”
“别，别。求你了。千万别讲了。”玛丽亚说。
“既然我讲了我们干的事，讲讲他们干的事也是应该的，”比拉尔说，“不过，不会让你听到的。”
“难道没有愉快的事情可讲了吗？”玛丽亚说，“我们老是得讲骇人听闻的事吗？”
“今天下午，”比拉尔说，“让你和英国人在一起。你们俩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吧。”
“但愿下午快点到来，”玛丽亚说，“下午快点来吧。”
“会的，”比拉尔对她说，“会快快来的，同样也会快快地去的，明天也会快来快去的。”
“今天下午，”玛丽亚说，“今天下午，今天下午快点来吧。”
[1]《圣经·马太福音》第27章第38节里写道：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
[2]安达卢西亚是西班牙南部地一个地区。
[3]《辩论报》，是天主教保守党的机关报，革命前在马德里出版。
[4]人民阵线也包括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组织，这里写到的就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组织在地方上的狂热信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