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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他们从高山坡的草地上径直朝下走，走进树木葱茏的山谷，又爬上一条与小溪平行的山路，随即在浓浓的松树荫里离开山路，登上一个陡峭的圆形山顶。这时，只见从树后闪出来一个手握卡宾枪的男人。
“站住，”他喝道，然后接着说，“是你啊，比拉尔。跟你一起的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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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英国人。”比拉尔说，“不过他倒有个天主教的教名——罗伯托。到这里的路真他妈陡。”
“你好，同志。”哨兵朝罗伯特·乔丹伸出手来。
“哦。”罗伯特·乔丹说，“你好吗？”
“我也好。”那哨兵说。这个人很年轻，身材瘦小，高高的鹰钩鼻，高颧骨，灰色眼睛。他没戴帽子，头发漆黑浓密，握手有力而友好。他的眼神也是友好的。
“喂，玛丽亚，”他对那姑娘说，“你没累坏吧？”
“哪有的事，华金！”姑娘说，“我们坐着聊天的时间比走路的时间长。”
“你就是爆破手吗？”华金问，“我们听说你到这儿来了。”
“我们在巴勃罗那儿过的夜，”罗伯特·乔丹说，“对，我就是爆破手。”“很高兴见到你，”华金说，“准备炸火车吗？”
“上次炸火车你在吗？”罗伯特·乔丹微笑着问。
“怎么不在？”华金说，“我们就是在那里收留她的，”他对玛丽亚咧着嘴笑，“你现在变漂亮了。”他对玛丽亚说，“有人跟你说，你多漂亮吗？”
“算了，华金，谢谢你，”玛丽亚说，“你剃了头也漂亮的。”
“是我背的你，”华金对姑娘说，“我把你背在肩上。”
“好多人都背过。”比拉尔用低沉的声音说，“谁没背过她？老头子在哪儿？”
“在营地。”
“昨晚他在哪儿？”
“在塞哥维亚。”
“他带消息了吗？”
“带了，”华金说，“有消息。”
“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我看是坏消息。”
“你看到飞机没有？”
“唉，”华金摇摇头说，“甭提啦。爆破手同志，那些是什么飞机？”
“海因克尔111型轰炸机。海因克尔和菲亚特驱逐机。”罗伯特·乔丹告诉他。
“那些低机翼的大飞机叫什么？”
“是海因克尔111型。”
“管它叫什么名字，反正都一样糟糕，”华金说，“我耽误你们的时间了，我带你们去司令那儿。”
“司令？”比拉尔问。
华金一本正经地点点头：“我喜欢叫司令，不喜欢叫‘头儿’。”他说，“叫司令更有部队的派头。”
“你越来越部队化了。”比拉尔取笑他说。
“没有，”华金说，“不过我喜欢军事术语，可以使命令更明确，纪律更严明。”
“这里有个和你对路的小伙子，英国人，”比拉尔说，“很较真的小伙子。”
“要我背你吗？”华金问姑娘，并把手放在她肩上，冲着她笑。
“背一次就够啦，”玛丽亚对他说，“不过还是谢谢你。”
“你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华金问她。
“我记得有人背我。”玛丽亚说，“不记得你背过我。我记得那个吉卜赛人，因为他把我扔下好几次。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华金，以后有机会我来背你。”
“我记得很清楚。”华金说，“我记得，我抓着你的两条腿，你肚子贴在我肩上，你的脑袋和手臂垂在我背后。”
“你的记性不错。”玛丽亚对他笑着说，“我一点也记不得了。你的手臂、肩膀、背，我都不记得了。”
“有件事，你想知道吗？”华金问她。
“什么事？”
“我高兴的是，当时子弹从我们背后打来，你的身体正好挡住了我的背。”
“你这个畜生。”玛丽亚说，“吉卜赛人背了我好久，难道也是这个原因？”
“也是这个原因，而且还可以抱住你的大腿。”
“这就是我的英雄们，”玛丽亚说，“我的救命恩人？”
“听着，小美人儿，”比拉尔对她说，“这小伙子背了你好长时间，在那个时刻，谁都不会对你的大腿动心的。那时候只听到嗖嗖的子弹声。要是扔下你，他早就跑出子弹的射程了。”
“我谢过他了。”玛丽亚说，“我以后一定也背背他。咱们说点笑话吧。我总不该因为他背过我而哭吧？”
“我原本想把你扔下的，”华金继续逗她，“可是我怕比拉尔枪毙我。”
“我没枪毙过人。”比拉尔说。
“没有这个必要。”华金对她说，“你一开口就能把人吓死。”
“油嘴滑舌，”比拉尔对他说，“你以前一直是个懂规矩的小伙子。革命前你干什么，小伙子。”
“什么也没干。”华金说，“那时才十六岁。”
“到底干什么。”
“偶尔收拾收拾几双皮鞋。”
“做皮鞋吗？”
“不是。是擦鞋。”
“什么话，”比拉尔说，“不只是擦皮鞋吧？”她看着他那棕色的脸、矫健的身材、蓬乱的头发和那矫健敏捷的步伐，“你为什么不干了？”
“什么？”
“什么？你自己知道。你已经在留头发好扎斗牛士的小辫啦。”
“我看是因为害怕吧。”小伙子说。
“你身材不错。”比拉尔对他说，“只是相貌平常一些。那是因为害怕，是吗？炸火车的时候，你干得不错嘛。”
“我现在不怕牛了。”那小伙子说，“什么牛都不怕了。比牛更加凶猛危险的东西，我们都见过了。当然，什么牛都比不上机关枪危险。不过，只是不知道现在上斗牛场去斗牛，两条腿还打不打哆嗦。”
“他原本想当斗牛士，”比拉尔对罗伯特·乔丹讲，“不过他害怕。”
“你喜欢看斗牛吗，爆破手同志？”华金笑着，露出了洁白的牙齿。
“非常喜欢，”罗伯特·乔丹说，“非常非常喜欢。”
“你在巴利阿多里德看过斗牛吗？”华金问。
“看过。九月份过节的时候看过。”
“那是我老家，”华金说，“我的老家可好啦，可是那些善良的乡亲在这次战争中吃了不少苦啊。”他的脸色凝重，“他们在那里杀了我爹、我妈、我姐夫，后来又杀了我姐姐。”
“杀人不眨眼的畜生。”罗伯特·乔丹说。
这些话他听过多少次？多少次他看见人们难受地说着这些话？多少次他看见人们满眼泪水哽咽地说“我爹，我兄弟，我妈，或者我姐妹”？听人们这样讲到死去的亲人，他记不得有多少次了。人们讲的和这个小伙子讲的一样。一提起家乡，话匣子一下子就开了，而你呢，总是这么一句话“杀人不眨眼的畜生”。
你只不过听人们提起家人亡故罢了。你没看到他们的父亲死去，不像比拉尔在小溪边向他描述法西斯分子死去的情形时那样生动，像亲眼所见似的。你知道那父亲死在某个院子里，某堵墙的墙脚下，某片地或果园里，或者晚上死在某条公路边的卡车灯光下。你从山里望见那卡车的灯光，听见了枪声，然后你来到公路，发现了尸体。你没见到那母亲、姐妹或兄弟被枪杀的情景。你听见过，你听见了枪声；你见过尸体。
比拉尔让他看到了那镇上杀人的情景。
要是这女人能写作就好了。他要把这些事写出来，如果运气好，他记得住，也许他能照着她讲的写出来。天哪，她真会讲故事。他想，她比大诗人克维多讲得还好。克维多从没像她那样生动地描写过堂·福斯蒂诺之死。他想，希望我能写得好，把那个故事写出来。把我们的所作所为写出来。不是写人家对我们干的事。那方面他很了解。战线后方的这一类情况，他知道得很多。但是你必须先了解这些人。你必须了解他们原来在村里是干什么的。
他想，由于我们的流动性，我们事后不会留下来遭到报复，所以我们不知道事后究竟是什么样。你跟一个农民和他的家人待在—起。你头天夜里来，跟他们一起吃饭。你白天躲起来，第二天夜里就走了。你完成任务一走了事。下次你又照老样子来，然后听说他们被枪杀了。就是这么简单。
他们被枪杀时，你从来不在场。游击队搞完破坏就撤退了。留下来的农民就遭到报复。我只是知道一个方面，他想。只知道开头时我们怎样对待他们。我只是知道这些，感到很可恨，我听到人们厚颜无耻地提到时，总是夸夸其谈，强词夺理，辩解，否认。可是这该死的女人使我看到那场景，就像我当时也在场一样。
唉，他想，这是一个人所受教育的一部分。经历了战争，真的很受教育。要是你注意倾听，在这场战争中能学到不少东西。肯定能学到。他幸亏战前十年断断续续在西班牙待过不少日子。他们主要是由于你会讲西班牙语才信赖你的。你完全掌握这种语言，讲得很地道，又了解不同地方的情形，他们就信赖你。说到底，西班牙人只真正忠于自己的家乡。当然，首先是西班牙，然后是他的种族，他的省份，他的村镇，他的家庭，最后是他的行业。如果你会西班牙语，他就喜爱你，如果你了解他的省份，那就更好了，而如果你熟悉他的村镇和行业，你这个外国人就能和他们打成一片了。在西班牙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个外国人，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也不把他当外国人，除非他们跟你对着干。
他们当然会跟你对着干。他们常常跟你对着干，不过他们也跟别人对着干。他们连自己都对着干。如果有三个人在一起，两个人会联合起来跟第三个人对着干，然后这两个人再相互拆台。也不总是这样，不过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你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足以论证这个结论。
可不该这样想啊；但谁来指责他的这种想法呢？除了他自己没有任何人。他不能老往失败方面想。首要的事是打胜这场战争。如果我们胜不了这场战争，一切都完了。但是他注意观察、留心倾听，并记住一切。他在战争中服役，在服役期间，他绝对忠诚并且尽可能把任务完成好。可是什么也占据不了他的心灵，他的观察和听取的能力，如果他要作出判断，那是以后的事。作出判断所根据的材料少不了。已经够多啦。甚至太多了一点。
看这个叫比拉尔的女人，他想。不管以后发生什么，只要有时间，我一定要她讲完那个故事。看她在那两个年轻人旁边走路的样子。你再找不到比他们三人更好看的西班牙儿女了。她像座山，这青年和姑娘像两棵小树。老树全被砍倒了，小树在茁壮成长。尽管这对年轻人遭到过厄运，他们还是显得那么清新、干净、纯洁、完整，仿佛从来也没听到过灾难这种事情似的，不过，听比拉尔的口气，玛丽亚才刚刚康复。她当初的情况一定很糟。
他记得十一旅有个比利时小伙子，是和村里另外五个青年一块儿入伍的。全村大约有两百人，这小伙子以前从没离开过家乡。当罗伯特·乔丹第一次在汉斯旅[1]旅部看到他的时候，同村另外五个人全都牺牲了，那小伙子失魂落魄，他们让他当勤务兵，在旅部伺候饭食。他长着一张红扑扑的佛兰芒人[2]的大脸，和一双农民的粗手，他端盘碟走动的样子就像拖车的马儿那样笨拙。他不停地哭，吃饭时也不出声地一直在哭。
你一抬头就看到他在哭。你要酒，他哭；你递过盘子要炖肉，他撇过头哭。他也能停住，但要是你抬头望他一眼，他的眼泪就又涌了出来。上菜空当时间，他在厨房里哭。大家都很体谅他。但这不管用。他要想清楚自己会怎样，能不能从打击中恢复过来，适不适合再当兵打仗。
玛丽亚现在相当健康。至少外表看起来是这样。可他不是精神病专家，比拉尔才是。昨晚一起过夜对他俩也许是好的。是啊，除非就到此结束。这对他当然是好的。他今天觉得舒畅、身体健康、无忧无虑、精神愉快。这件事开头很糟糕，不过他运气好。他以前也遇到过表面很糟糕的事情。表面很糟糕，那是用西班牙语思考的说法。玛丽亚是可爱的。
看她，他对自己说。看看她。
他看着她在阳光下愉快地迈着大步，她的卡其衬衫敞着领子。她走路的样子像匹蹦蹦跳跳的小马驹，他想。这种事情不容易碰到。这种事情不会发生。也许根本没有发生过，他想。也许这是在做梦，或者在异想天开，它根本没有发生过。也许正像你过去那些梦中的情景。你在电影里看到的女人，夜里来到你的床上，那么亲切，那么可爱。他在床上熟睡的时候，和她们都那样睡过觉。他还记得嘉宝，还有哈罗[3]。是啊，好几次都是哈罗。这一回也许跟那些梦一样吧。
他还记得进攻波索布兰科[4]的前夜，嘉宝在他床上的情景，他用力搂着她，她穿的是一件柔软光滑的羊毛衫，当她俯下身子的时候，头发披在前面，轻拂在他脸上。她说她一直爱着他，而他为什么从没向她表达过爱意？她一点也不腼腆、冷漠、可望而不可即。她可爱得叫人想搂着她，亲切而可爱，就像当年和约翰·吉尔伯特一起时的那样[5]，情景真实得仿佛真有其事。他对她的爱情远远超过了对哈罗的爱情，虽然嘉宝只梦见过一次，而哈罗——现在这一回也许就跟那些梦一样吧。
现在也许并不是梦，他对自己说。我现在伸出手去也许能碰到玛丽亚，他对自己说。也许你不敢这么做，他对自己说。也许你怕的是发现这事从来没有发生过，是假的，是你自己异想天开，正如梦中出现的那些电影明星，还有你以前所有的女朋友，晚上钻在睡袋里，躺在光光的地板上，在干草仓的稻草堆、马厩、马栏、农舍、树林、车库、卡车和西班牙的群山里。当他熟睡时，她们都到那条睡袋里来，比她们本来的面貌还要漂亮得多。也许这一回也是这样。也许你不敢碰她以证明是真是假。也许你敢，但这很可能是你异想天开或者是梦中的情景吧。
他一步跨过山路，把手放到那姑娘的胳膊上。他的手摸到她那件旧卡其衬衫里光滑的手臂。她望望他，笑了。
“喂，玛丽亚。”他说。
“喂，英国人。”她回答。他看着她棕褐色的脸，灰黄色的眼睛，丰满的带着笑意的嘴唇，还有那金褐色的短发。她抬起脸来望着他，看着他的眼睛微笑。是真的，没错。
这时，他们能望到松林尽头“聋子”的营地了，那是峡谷的尽头处的一个圆形凹地，像个口朝天的脸盆。他想，这些石灰岩的盆形高地一定有很多岩洞。前面就有两个，被岩石上的矮树丛遮蔽得很好。这地方和巴勃罗那里差不多，甚至比那里更好。
“你家里人怎么会被枪杀的？”比拉尔对华金说。
“别说了，太太，”华金说，“我家里人跟巴利阿多里德许多人一样，都是左派。法西斯分子血洗我家乡的时候，先枪杀了我爹。他投过社会党的票，然后杀了我妈。她也投过社会党的票。她这辈子还是头一回投票。后来，他们杀了我的一个姐夫。他是电车司机工会的会员。很显然，不参加工会就不能开电车，他是为这个。不过，他从不问政治的。我很了解他。他甚至有点不知廉耻。我看他也算不上一个好同志。后来，另一个姐夫，也是在电车上干活的，跟我一样到山里去了。他们以为我姐姐知道他的去向。其实她不知道。他们就把她杀了，理由是我姐姐不肯告诉他们我姐夫在哪儿。”
“杀人不眨眼的畜生，”比拉尔说，“‘聋子’在哪儿？我没见着他。”
“他可能在山洞里，”华金回答，他停下，把步枪托支在地上，说道，“比拉尔，听我说。还有你，玛丽亚，要是我讲了我的家事让你们不好受的话，你们得原谅我。我知道大家都有类似的伤心事，还是别提的好。”
“你应该讲出来，”比拉尔说，“如果我们不能互相帮助，活在世上干吗？光听不说也算不上帮助。”
“可是这会使玛丽亚心里难受。她自己的不幸已经够她受了。”
“没有的事，”玛丽亚说，“我的不幸就像只大水桶，你的苦水永远也灌不满它。我很难过，华金，但愿你另一位姐姐可以平安。”
“到目前为止她还没事，”华金说，“他们把她下了大牢，看样子没怎么虐待她。”
“你家里还有人吗？”罗伯特·乔丹问。
“没啦，”小伙子说，“只剩下了我，没别人了。还有那个到山里去的姐夫，我想他也已经死了。”
“他也许没事。”玛丽亚说，“说不定他和一帮游击队在别的山区。”
“我看他准死了，”华金说，“他的身子一向不好，不适合走南闯北，他是电车售票员，没有受过锻炼，在山里打游击不行。我看他是活不到一年的。他的肺也有点毛病。”
“他可能很好。”玛丽亚用手臂搂住他肩膀。
“是的，姑娘。那当然啦。”华金说。小伙子站在那里，玛丽亚踮起脚，双臂搂住他的脖子，吻了他一下。华金把头转向一边，哭了。
“我把你当哥哥，”玛丽亚对他说，“我把你当做哥哥那样吻你。”
小伙子摇摇头，不出声地哭着。
“我是你妹妹，”玛丽亚说，“我爱你，你有家啦。我们都是一家人。”
“包括这个英国人，”比拉尔声音洪亮地说，“是不是，英国人？”
“是。”罗伯特·乔丹对小伙子说，“我们都是一家人，华金。”
“他就是你的兄弟，”比拉尔说，“是吗，英国人？”
罗伯特·乔丹搂着小伙子的肩膀。“我们都是兄弟。”他说。小伙子摇摇头。
“我真不该讲出来，”他说，“讲起这种事，叫大家更难受。我真不该叫你们心里难受。”
“去他妈的什么该不该的，”比拉尔用她那低沉而悦耳的声音说，“玛丽亚要是再吻你，我也要吻你了。我好多年没有吻过斗牛士了，即使是你这样一个不中用的斗牛士，我倒要吻吻一个成了共产党的不中用的斗牛士。抓住他，英国人，好让我好好吻他。”
“放开我，”小伙子说，转身就躲开了，“别管我。我没事，我不该那样。”
他站在那里，竭力控制脸上的表情。玛丽亚伸手让罗伯特·乔丹握着。比拉尔双手叉腰望着那小伙子。
“我吻你的时候，”她对他说，“可不会像你姐妹那样。姐妹那样吻兄弟的把戏我可不会。”
“别开玩笑啦，”小伙子说，“我跟你说我没事的，说了刚才那些话，对不起。”
“好吧，我们去看老头儿吧。”比拉尔说，“这种动感情的事叫我心烦。”
小伙子望望她。他的眼神里流露出他的伤心。
“不是你的感情，”比拉尔对他说，“是我自己的。你这个人太脆弱，当不了斗牛士。”
“我本来就不是，”华金说，“你何必老是讲个没完呢。”
“可是你在留斗牛士的发辫。”
“是呀，那又怎样？从经济上来说，斗牛最有利。它使许多人有机会就业，国家可以正常运行。现在我也许不害怕了。”
“未必。”比拉尔说，“未必。”
“你说话为什么那么损，比拉尔？”玛丽亚对她说，“我非常爱你，可是你太不近人情。”
“可能不近人情。”比拉尔说，“听着，英国人。你要跟‘聋子’说些什么，心里有数吗？”
“有数。”
“他这人话不多，跟我和你不一样，也不像这些爱动感情的小家伙。”
“你怎么这样说？”玛丽亚生气地又问。
“我不知道，”比拉尔大踏步走着说，“你干吗这样想？”
“我不知道。”
“有时候，很多原因让我烦躁，”比拉尔气愤地说，“你明白吗？其中一个原因是四十八岁。我的话你听到了吗？四十八岁，一张丑脸，另外一个原因是，我开玩笑说要吻这个有共产党倾向的没有成才的斗牛士的时候，他脸上显出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
“这话不对，比拉尔，”小伙子说，“你没看到惊慌。”
“什么话，你在说什么话。你们全是王八蛋。噢，他来了，喂，圣地亚哥，你好吗？”
比拉尔招呼的是个矮个子敦实的汉子，棕色脸盘，高颧骨，灰头发，黄褐色的眼睛分得很开，长着一个印第安人那样的窄鼻梁鹰钩鼻，一张阔口，上唇又长又薄。他的胡子刮得很干净。他迈着罗圈腿，这是因为他穿的牧牛人的马裤和马靴，这人从山洞口出来迎接他们。天气很暖和，他却穿了件羊毛衬里的短皮外套，纽扣一直扣到脖子。他向比拉尔伸出一只褐色大手：“你好，太太。”他说。他向罗伯特·乔丹也打了招呼，还和他握了握手，定睛望着他。罗伯特·乔丹看到他的眼睛像猫的眼睛一样黄，又像爬虫的眼睛那样呆滞。“漂亮的姑娘。”他招呼玛丽亚，并拍拍她的肩膀。
“吃了吗？”他问比拉尔。她摇摇头。
“吃饭吧，”他说，看着罗伯特·乔丹，“喝酒吗？”他问，一面伸出大拇指，做了个朝下倒酒的手势。
“喝，谢谢。”
“好。”“聋子”说，“威士忌吗？”
“你有威士忌？”
“聋子”点点头。“是英国人？”他问，“不是俄国人？”
“美国人。”
“这里美洲人很少。”他说。
“现在多起来了。”
“不坏。北美还是南美？”
“北美。”
“和英国人一样。何时炸桥？”
“你知道桥的事？”
“聋子”点点头。
“后天早晨。”
“好。”“聋子”说。
“巴勃罗呢？”他问比拉尔。
她摇摇头。“聋子”咧嘴笑了笑。
“你离开一下，”他对玛丽亚说，又咧嘴笑了，“回来，”他从上衣内口袋里掏出一块系在皮带上的大表，看了看说，“半小时。”
他做个手势叫他们在一段削平了的木头上坐下，那就当是椅子了，然后望望华金，用大拇指猛地指了指他们来时走的那条山路。
“我和华金去一会儿再回来。”玛丽亚说。
“聋子”走进山洞，拿了一瓶苏格兰威士忌和三个玻璃杯走出来。他一边胳肢窝下挟着一个瓶身上有三个大凹痕的酒瓶，那只手的三个指头夹住了三个杯子，另一只手握住一个陶制水壶的颈口。他把杯子和酒瓶放到那段木头上，水壶放在地上。
“没有冰块儿。”他对罗伯特·乔丹说，把酒瓶递给他。
“我不喝。”比拉尔说着用手蒙住杯口。
“昨晚地上有冰，”“聋子”咧嘴笑着说，“都化了。那上面有冰，”他说，指了指光秃秃的山顶上的积雪，“就是太远了。”
罗伯特·乔丹动手替“聋子”倒酒，可是“聋子”摇摇头，做了个手势，让他往自己的杯子里倒酒。
罗伯特·乔丹在杯子里倒了多半杯威士忌，“聋子”盯着瞅他，等他倒好了，就把水壶递给他。罗伯特·乔丹提起水壶一倒，冷水从陶壶嘴里流了出来，把杯子填满。
“聋子”自己倒了半杯威士忌，再用水加满一杯。
“来点葡萄酒吗？”他问比拉尔。
“不。就来水。”
“喝点吧。”他说。“不好，”他咧嘴笑着对罗伯特·乔丹说，“我见过不少英国人，他们老是喝威士忌。”
“在哪里？”
“牧场上，”“聋子”说，“场主的朋友。”
“你从哪儿弄到这些威士忌的？”
“什么？”他听不清。
“你得扯着嗓门喊，”比拉尔说，“对另一只耳朵喊。”
“聋子”指指自己那只比较好使的耳朵，咧嘴笑笑。
“你从哪儿弄到威士忌的？”罗伯特·乔丹大声说。
“酿的。”“聋子”说，他看见罗伯特·乔丹刚要把杯子送近嘴边却停住了。
“不是，”“聋子”拍着他的肩膀说，“开开玩笑。是从拉格朗哈弄来的。昨晚听说来了个英国爆破手。我很高兴。弄了点威士忌请你喝。你喜欢吗？”
“非常喜欢。”罗伯特·乔丹说，“这威士忌非常好。”
“那就好。”“聋子”咧嘴笑了，“今晚有情报。”
“什么情报？”
“很多部队在调动。”
“在哪里？”
“塞哥维亚。你看见飞机了？”
“是呀。”
“不妙啊，是吗？”
“不妙。部队在调动？”
“在维利亚卡斯丁和塞哥维亚之间很多。在巴利阿多里德公路上。在维利亚卡斯丁和圣拉斐尔之间也很多。很多。很多。”
“你怎么看？”
“我们准备行动？”
“有可能。”
“他们知道，也在准备。”
“有可能。”
“干吗不今晚把桥炸了？”
“等命令。”
“谁的命令？”
“总参谋部的。”
“和炸桥的时间有关系吗？”比拉尔问。
“非常有关系。”
“可是，他们要是把队伍开来呢？”
“我要派安塞尔莫去送全部调动和集结的情报。他正在守望公路。”
“公路上有你的人？”“聋子”问。
罗伯特·乔丹不知道有多少内容他能听清楚，一个聋子你可说不准。
“是的。”他说。
“我也派了人。为什么不现在就炸？”
“我得听命令。”
“不喜欢。”“聋子”说，“我不喜欢这样。”
“我也不喜欢。”罗伯特·乔丹说。
“聋子”摇摇头，咂摸了一口威士忌，“你我干什么呢？”
“你手下多少人？”
“八个人。”
“先把电话线割断，然后把井攻下来，占领养路工小屋边的哨所，再回过来向桥靠拢。”
“这好办。”
“这些都要记下来。”
“不用操心。巴勃罗呢？”
“他把山下的电话线割断，把锯木厂那边的哨所攻占下来，然后回过来向桥靠拢。”
“然后掩护撤退？”比拉尔问，“我们是七个男的，两个女的，五匹马。你们有多少人马？”她对着“聋子”的耳朵大声说。
“八个男的，四匹马。马还不够。”他说。
“十七个人，九匹马，”比拉尔说，“驮东西的牲口还没有算呢。”
“聋子”什么也没说。
“搞不到马吗？”罗伯特·乔丹对着那个不太聋的耳朵说。
“打了一年的仗，”“聋子”说，“才搞到这四匹。”他伸出四个指头，“现在，你明天就要用八匹。”
“是的，”罗伯特·乔丹说，“你要明白，就要从这儿撤出去了。不用再像以前那样小心翼翼的了。现在在这里不用提心吊胆了。你就不能豁出去偷八匹马吗？”
“也可能吧。”“聋子”说，“可能一匹弄不到。可能搞到更多。”
“你有自动步枪吗？”他问。
“聋子”点点头。
“在什么地方？”
“山上。”
“什么型号的？”
“不知道牌子。有子弹盘的那种。”
“子弹有多少？”
“五盘。”
“谁会用？”
“我。会一点，不经常用。不想在这里弄出太大的动静。也不想浪费弹药。”
“我过会儿看看这支枪，”罗伯特·乔丹说，“手榴弹你有吗？”
“有，很多。”
“每支步枪有几发子弹？”
“很多。”
“很多是多少？”
“一百五十发。也许更多。”
“其他小组的情况怎么样？”
“什么？”
“我炸桥的时候，要有足够的兵力来攻占哨所，并掩护那座桥。我们的兵力要比现在多一倍才行，”
“攻占哨所的事不用担心。白天什么时候进攻？”
“天刚亮。”
“不用担心。”
“再加二十个人，做到万无一失。”罗伯特·乔丹说。
“靠得住的没有。不太靠得住的要不要？”
“不要。有多少靠得住的？”
“大概四个吧。”
“怎么就这么几个？”
“不可靠。”
“是指要给他们配马的吗？”
“配马的必须很靠得住。”
“我想再要十个靠得住的，如果行的话。”
“四个。”
“安塞尔莫跟我说这山里有一百多个呢。”
“没可靠的。”
“你说过有三十个，”罗伯特·乔丹对比拉尔说，“三十个比较可靠的。”
“埃利亚斯手下的人怎么样？”比拉尔对“聋子”大声说。
他摇摇头：“没可靠的。”
“十个你都搞不到吗？”罗伯特·乔丹问。
“聋子”用他那呆滞的黄眼珠看着他，摇摇头。“就四个。”他说，伸出四个指头。
“你手下的人可靠吗？”罗伯特·乔丹问，话一出口他就后悔了。
“聋子”点点头。“要看情况危险不危险。”他用西班牙语说，咧嘴笑笑，“这次行动挺危险吧？”
“也许吧。”
“我无所谓，”“聋子”直率地说，不是吹牛，“宁缺毋滥，宁要四个可靠的，不要不可靠的。这次战争中总是不可靠的多，可靠的少。可靠的越来越少。巴勃罗呢？”他看看比拉尔。
“你知道的。”比拉尔说，“越来越坏。”
“聋子”耸耸肩。
“喝酒呀，”“聋子”对罗伯特·乔丹说，“我带上我的人和另外四个。一共十二个。今晚我们仔细商量一下。我有六十包炸药。你要吗？”
“什么成分？”
“不知道。普通炸药。我带上。”
“好得很，咱们就用它来炸上游的那座小桥，”罗伯特·乔丹说，“今晚你下山吗？把炸药带上，行吗？虽然我没得到命令让炸小桥，不过该把它炸掉。”
“今晚我来。然后去弄马。”
“希望大不大？”
“不好说。吃饭吧。”
罗伯特·乔丹想，他跟谁都是这样简短地说话吗？还是为了让外国人听懂才这样的呢？
“炸了桥，我们去哪儿？”比拉尔对着“聋子”的耳朵大声说。
他耸耸肩。
“一切都得安排妥当。”那妇人说。
“那当然。”“聋子”说，“为什么不呢？”
“事情很棘手，”比拉尔说，“一切都要好好布置。”
“没错，太太。”“聋子”说，“你发愁什么？”
“什么都发愁。”比拉尔大声说。
“聋子”咧嘴朝她笑笑。“你一直跟巴勃罗干吗？”他说。
罗伯特·乔丹想，原来他对外国人说西班牙语才那么别扭。好。听到他直截了当地说话很高兴。
“你看我们去哪儿好？”比拉尔问。
“哪儿？”
“对，哪儿。”
“地方不少。”“聋子”说，“地方不少。你知道格雷多斯山脉吗？”
“那里有我们不少人。人家一旦腾得出手来准会把这里全都扫荡了。”“没错。不过，那地方很大，很荒凉偏僻。”
“去那儿可不容易啊。”比拉尔说。
“干什么都不容易，”“聋子”说，“我们去哪儿都行，格雷多斯也行。白天不动晚上行动。这里现在很危险。我们能在这里待这么久，真是个奇迹了。格雷多斯要比这里安全得多。”
“你知道我想到哪儿去吗？”比拉尔问他。
“哪儿？帕拉梅拉？那地方不好。”
“不是。”比拉尔说，“不是帕拉梅拉山区。我要到共和国[6]去。”
“那好办。”
“你手下的人愿意去吗？”
“愿意。只要我发话。”
“我手下的人可不一定。”比拉尔说，“巴勃罗不会愿意，其实他到了那里也许会觉得安全些。他年纪大了，不用去当兵，除非他们扩大征兵范围。那吉卜赛人是不愿去的。不知道别人怎么样。”
“这里一直太平无事，所以他们就察觉不到危险了。”“聋子”说。
“今天来了飞机，他们会明白一些的，”罗伯特·乔丹说，“可我看你在格雷多斯山区能干得很不错。”
“什么？”“聋子”说，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他的语气一点也不友好。
“你从那里出击更有效。”罗伯特·乔丹说。
“这样啊。”“聋子”说，“你对格雷多斯了解吗？”
“了解。从那里可以袭击铁路干线。我们在更南部的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就那么干的，你可以经常切断铁路。在那里打游击要比回共和国好，”罗伯特·乔丹说，“你在那边会有更大作为。”
他说这话的时候，对面两个人的脸色都沉了下来。
“聋子”看看比拉尔，比拉尔也看看“聋子”。
“你了解格雷多斯吗？”“聋子”问，“真的了解吗？”
“当然了解。”罗伯特·乔丹说。
“你要去哪儿呢？”
“到阿维拉省的巴尔科城北去。那地方比这里好。可以袭击公路主干线，还有贝哈尔和普拉森西亚之间的铁路线。”
“那可不容易。”“聋子”说。
“我们在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那些更加危险的地方切断过同一条铁路。”罗伯特·乔丹说。
“我们是谁？”
“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游击队。”
“你们人多吧？”
“四十人左右吧。”
“那个神经紧张名字古怪的人就是从那儿来的吧？”比拉尔问。
“没错。”
“他现在在哪儿？”
“死啦，我跟你讲过了。”
“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比拉尔问他。
罗伯特·乔丹心想，我犯错误啦。我竟然对西班牙人说我们比他们能干，而原则是绝对不要提自己的功绩或能耐。本来应该拍拍他们马屁，而我却指点他们干这干那的，现在他们恼火了。噢，他们说不定不会记在心里，也说不定会。他们显然在格雷多斯山区要比在这里更能施展得开。证据是，自从卡希金组织炸火车以来，他们在这里毫无成绩。虽然炸火车也没什么了不起。这一炸使法西斯分子损失了一台机车，死了几个人，可是他们全都把它说得好像那是战争中的高潮。也许他们会感到羞愧而撤退到格雷多斯去。不错，也许我也会在这儿被撵走。反正看起来光景不大妙。
“英国人，听着，”比拉尔对他说，“你的神经怎么样？”
“很好，”罗伯特·乔丹说，“没问题。”
“上次他们派来和我们一起干的爆破手，虽然他是个很棒的爆破专家，可是却很神经质，所以我问问。”
“我们中间是有神经质的人，”罗伯特·乔丹说，“我不是说他是胆小，他干得很不错。”
比拉尔接着说：“可是他说话怪里怪气的，总是夸夸其谈。”她提高了嗓门，“上次的那个爆破手，炸火车的那个，有点古怪。圣地亚哥，你说是不是？”
“是有点古怪。”这聋子点点头，目光在罗伯特·乔丹脸上扫了一下，那样子使他想起真空吸尘器那条软管顶端的吸嘴，“对，有点古怪，不过是个好人。”
“他死了。”罗伯特·乔丹贴着“聋子”的耳朵说。
“怎么死的？”“聋子”问，目光从罗伯特·乔丹的眼睛移到他的嘴上。
“我开枪打死的，”罗伯特·乔丹说，“他伤势太重，赶不了路，我开枪把他打死了。”
“他一直说非这么干不可，”比拉尔说，“他就是摆脱不了这样的念头。”
“是呀，”罗伯特·乔丹说，“他老是说非要这么干不可，他就是摆脱不了这样的念头。”
“怎么回事？”“聋子”问，“是炸火车的时候吗？”
“是炸完火车撤退的时候，”罗伯特·乔丹说，“火车炸完了。我们趁夜黑撤退，遇上了法西斯巡逻队，背上中了一枪，他跑了一段，但是带着伤跑不动。他不愿意留下来，我就开枪把他打死了。”
“这样也好。”“聋子”说。
“你能保证你的神经没问题吗？”比拉尔问罗伯特·乔丹。
“能。”他对她说，“我保证自己的神经很健全，而且我认为，等我们炸完了桥，你们最好还是到格雷多斯去。”
他这么说的时候，那女人连珠炮似的臭骂起来，就像温泉突然喷发似的，一股白花花的热水直朝他身上喷溅过来。
“聋子”冲着罗伯特·乔丹直摇头，高兴得咧开嘴笑。比拉尔骂个没完，他乐得直晃脑袋。罗伯特·乔丹知道，现在又平安无事了。最后，她终于住了口，伸手拿起水壶倒水，喝了一口，平静地说：“我们今后怎么干，不用你管，你闭上嘴好不好，英国人？你回共和国去，带着你的宝贝儿，我们自己来决定要死在这带山里哪个地方。”
“哪个地方？”
“活在哪里？”“聋子”说，“你镇静点儿，比拉尔。”
“活在哪里，死在哪里，”比拉尔说，“最后怎样，我看得清清楚楚。我喜欢你，英国人，可是别说等你的事办完之后我们该干什么。”
“这是你们的事。”罗伯特·乔丹说，“我不插手。”
“你插手了。”比拉尔说，“带着你那剃光头的小婊子回共和国去吧，可是你别把人家关在门外，人家又不是外国人，你还在吃娘奶的时候，人家就爱共和国了。”
他们正说话的时候，玛丽亚从山路上回来了，刚好比拉尔又扯着嗓门对罗伯特·乔丹咆哮，最后的一句被她听到了。玛丽亚对罗伯特·乔丹使劲地摇头，还晃着指头警告他。比拉尔看到罗伯特·乔丹望着那姑娘，并看到他在微笑，于是她转身说：“是吧。我说是婊子就是婊子。依我看，你们会一块儿去瓦伦西亚，而我们到格雷多斯去吃羊粪。”
“你爱这么说就说吧，我就算是婊子吧，比拉尔，”玛丽亚说，“我看，你只要说了，我怎么都是了。不过你镇静些。你怎么啦？”
“没什么，”比拉尔说，在长凳上坐下，她的声音平静了，再也听不出那种喷火的怒气了，“我不是存心叫你婊子。可是我真想到共和国去。”
“我们可以一起去。”玛丽亚说。
“是啊。”罗伯特·乔丹说，“看来你不大喜欢格雷多斯。”
“聋子”咧着嘴对他笑。
“我们走着瞧吧，”比拉尔说，这时，她的怒气消了，“给我来一杯那种怪酒。我气得喉咙都冒烟了。我们走着瞧吧。看情况怎样发展吧。”
“你知道，同志，”“聋子”解释说，“早上可不好办。”他现在讲的不是那种别扭的西班牙语了，他平静而坦诚地盯着罗伯特·乔丹的眼睛，不是探查或怀疑，也不是之前摆老资格、居高自傲的那种目光了，“我明白你需要什么，我知道在你执行任务的时候必须拔掉哨所，掩护桥头。这些，我全懂。天亮之前，这些才好办到。”
“对，”罗伯特·乔丹说，“你走开一会儿，好吗？”他对玛丽亚说，看都没看她。
姑娘走到听不到他们谈话的地方，双手抱着脚踝坐下。
“你看，这方面没有问题。”“聋子”说，“不过，事后要在大白天从这里撤走，倒是很难办。”
“当然啦，”罗伯特·乔丹说，“我也考虑到了。对我也一样是大白天。”
“可你只是一个人。”“聋子”说，“我们人多。”
“也许可以先回到营地，等晚上天黑了再撤。”比拉尔说，把杯子举到嘴边又放下。
“那也很危险，”“聋子”说，“也许更危险。”
“这我能明白。”罗伯特·乔丹说。
“晚上炸桥就容易了，”“聋子”说，“可你的条件是必须在大白天干，这后果就严重了。”
“我知道。”
“你不能在晚上干吗？”
“我晚上干要被枪毙的。”
“白天干，我们大家很可能都要跟你送命。”
“对我个人来说，只要炸掉桥，送命不送命不要紧，”罗伯特·乔丹说，“不过我理解你。你想不出白天撤退的法子吗？”
“当然能，”“聋子”说，“我们是得想出在这种情况下撤退的法子。不过我要跟你解释的是，为什么一个人心事重重，另一个人大发脾气。你说什么到格雷多斯去，好像不过是完成一次军事演习。能到格雷多斯才是奇迹呢。”
罗伯特·乔丹没说什么。
“听我说。”“聋子”说，“我话说了不少。不过多唠叨可以互相了解。我们在这里站住脚跟完全是奇迹。这多亏法西斯分子懒惰愚蠢，不过，到时候他们是会补救的。当然，我们也非常小心不在这一带山里惹麻烦。”
“我知道。”
“可是现在要炸桥，我们就不得不撤走了。我们必须多考虑撤走的法子。”“完全正确。”
“那么，”“聋子”说，“我们吃东西吧。我的话说得多了。”
“我从没听你这样唠叨过。”比拉尔说，“是因为这个吗？”她举起杯子。
“不，”“聋子”摇摇头，“不是因为威士忌。是因为以前从没这么多事好说。”
“我感激你的帮助和诚意，”罗伯特·乔丹说，“我明白炸桥时间所引起的困难。”
“别提这个了，”“聋子”说，“我们尽力而为。不过，这件事不容易。”
“纸上谈兵容易，”罗伯特·乔丹大笑起来，“纸上的计划是进攻一开始就同时炸桥，这样可防止增援从公路上通过。纸上谈兵很容易。”
“那他们也该让我们在纸上行动，”“聋子”说，“让我们在纸上制订方案执行。”
“纸是割不出血的。”罗伯特·乔丹引用了一句谚语。
“可是非常有用，”比拉尔说，“但愿你的命令在纸上能完成。”
“我也这样想。”罗伯特·乔丹说，“可是这样打不了胜仗。”
“是啊。”这大个子女人说，“我看不会。不过你知道我喜欢干什么吗？”
“到共和国去，”“聋子”说，比拉尔说话的时候，他把他那只不太聋的耳朵凑过去，“你快去吧，太太，但愿我们这一仗能打胜，都去共和国。”
“好。”比拉尔说，“看天主面上，我们吃饭吧。”
[1]国际纵队由五十多个国家的志愿者组成，当时共分五个旅。第十一旅主要为德意的流亡者，又名汉斯旅。第十五旅主要为美国和加拿大人，其中的林肯营和华盛顿营作战英勇，最负盛名。
[2]佛兰芒人为比利时两大民族之一，居该国北部地区。
[3]格兰泰·嘉宝和琴·哈罗都是20世纪30年代好莱坞的红女星。
[4]波索布兰科在西班牙南部科尔多瓦省，内战初期乔丹在南方前线参加战斗。
[5]嘉宝曾和男明星约翰·吉尔伯特主演过《肉体与恶魔》（1927）和《琼宫恨史》（1933）等爱情片，是当时著名的银幕情侣。
[6]指到共和国政府军所管辖的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