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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罗伯特·乔丹想，这就像游乐场里的旋转木马。不是那种孩子玩的转得很快的旋转木马，这个没有汽笛风琴音乐，没有两角漆成金色的牛。那里有套环游戏，曼恩大街上蓝色的煤气灯一到晚上就点亮，旁边有卖炸鱼的摊子，有像风车似的旋转的摇彩轮[1]，阻力皮片啪嗒啪嗒地刮打着有编号的小木格，一包包堆得像金字塔的糖块是奖品。不，不是那种旋转木马。尽管现在也有人们在等待，就像站在那旋转着的摇彩轮前面等待着的没戴便帽的男人和穿毛衫的、没戴帽子、头发在煤气灯光下闪闪发亮的女人。是啊，人还是那些，轮子却不一样。这是一种不时绕着圈儿朝上转的轮子。
现在它已转了两圈。这是一个倾斜的大轮子，转完一圈又回到起点。—边比另一边高，它旋转着把你带到高处，又送回到起点。他想，可是没有奖品，所以没人愿意跨上这座轮子。每次你都是莫名其妙地跨上去旋转的。只转一圈，顺着一个巨大的椭圆形的轨道，从低处转到高处，再从高处回到低处。他想，我们现在又回到原点了，什么事也没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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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洞里很暖和，外面风停了。他坐在桌边，面前摊着笔记本，他在考虑炸桥的所有技术问题。他画了三张草图，画出他的行动方案，其中两张图说明爆破方法，画得像幼儿园的课本一样清楚，这样，万一在爆破过程中他遇到意外，也可以让安塞尔莫继续完成。他画好了这些草图，认真端详。
玛丽亚坐在他旁边，从后面看他工作，他意识到巴勃罗就在桌子对面，其他人在聊天打牌，他闻到山洞里的气味，这不是烧饭做菜的气味，而是烟火味、人味、烟草味、红酒味和人的汗臭味。玛丽亚看他画好了一张图，就把手放在桌上，他用左手拿起她的手，放在脸上，闻到她洗碗碟时用的劣质肥皂味和刚在水里洗过的皮肤的清香味儿。他没有看她，就放下了她的手，继续工作，他没有看到她脸红了。她把手放在他手的近旁，但他没再拿起来。
他完成了炸桥方案，把笔记本翻到另一页，开始写行动指令。他思路清晰周密，他很高兴写下这些东西。他写了两页，又仔细看了一遍。
他对自己说，就这些了。写得很清楚，看来没什么遗漏。按照戈尔茨的命令，把那两个哨所拔掉，把桥炸掉，这就是我的全部任务。巴勃罗的事不该成为我的包袱，不过这问题总会解决的。有没有巴勃罗都行，我不在乎。可我不打算再上那个轮子了。我上去过两次，两次都转了个圈，又回到起点，我再也不上去了。
他合上笔记本，抬头望着玛丽亚。“喂，漂亮的姑娘，”他对她说，“你看明白了吗？”
“没有，罗伯托，”姑娘说，握住他那仍旧握着铅笔的手，“你弄完了？”
“弄完了。都弄好了，安排好了。”
“你干什么呢，英国人？”巴勃罗隔着桌子问。他的眼睛又迷糊了。
罗伯特·乔丹定睛注视着他。他对自己说，离开这轮子，别上这个轮子，它又要开始转了。
“研究炸桥的事。”他客气地说。
“怎么样？”巴勃罗问。
“很好，”罗伯特·乔丹说，“一切都好。”
“我一直在研究撤退的事。”巴勃罗说。
罗伯特·乔丹看看他那醉醺醺的猪眼，再看看那只酒缸。酒缸快要空了。
他对自己说，离开那轮子吧，他又喝酒了，是的，你现在可别上那轮子。据说格兰特[2]在内战期间不是也常常喝得烂醉吗？他确实是如此。我打赌，要是格兰特见着巴勃罗，他一定会生气的。格兰特还爱抽雪茄。啊，他得想法弄支雪茄给巴勃罗。这副相貌得添上一支雪茄才算完整。一支抽了一半的雪茄。他到哪儿去给巴勃罗弄支雪茄呢？
“结果怎么样？”罗伯特·乔丹客气地问。
“很好。”巴勃罗说，煞有介事地点点头。
“你有主意了？”跟别人一起打牌的奥古斯丁抬头问道。
“对，”巴勃罗说，“很多主意。”
“你在哪里找到的？在酒缸里？”奥古斯丁追问。
“也许，”巴勃罗说，“谁知道？玛丽亚，你把酒缸加满好吗？”
“这酒袋里应该有些好主意吧，”奥古斯丁转身对着打牌的人说，“你怎么不钻进去找找。”
“不用，”巴勃罗随和地说，“我到酒缸里找。”
罗伯特·乔丹想，他也不想上轮子啦。轮子上肯定没人。看来你不能在那轮子上待得太久。也许那轮子会要人命的。庆幸的是我们下来了。我两次被弄得晕头转向。可那些酒鬼和真正卑鄙而残忍的家伙，却会在上面一直待到死。它先朝上面转，每次转得都不同，接着朝下转。他想，让它转吧。他们没法再叫我上去啦。不，格兰特将军，我离开这轮子啦。
比拉尔正坐在炉火旁，她把椅子转了个向，好可以看到背对她的两个人的牌。她正看着。
罗伯特·乔丹想，真是奇怪，刚才还剑拔弩张，-下子变成正常的家庭生活场景了。原来是因为这该死的轮子要往下转，这才把你难住啦。他想，可是我离开这轮子了，谁也别想再叫我上去啦。
他想，两天前，我根本不认识比拉尔、巴勃罗以及其他那些人。世界上也根本没有玛丽亚这姑娘，那时的世界确实是简单多了。我从戈尔茨那儿得到的命令十分明确，尽管有些困难和严重的后果，不过完全可以执行。炸桥以后，我回不回前线都行，回去的话，我要请几天假去马德里。这次战争中没谁休过假，不过我一定要在马德里待几天。
他想，到了马德里，我要买几本书，到佛罗里达旅馆去开一个房间，洗个热水澡。要是莱昂内萨乳品店或者大马路附近的铺子里有艾酒的话，我要让茶房路易斯去买一瓶；洗完澡，我要躺在床上看书，喝两杯艾酒，然后打电话到盖洛德饭店，看能不能到那里吃饭。
大马路饭店的饭菜实在差劲，他不想到那儿去吃，并且还得早去，去晚了什么都没得吃了。而且，那里还有很多他认识的记者，他不想闷不做声。他要喝点艾酒，使自己健谈，然后到盖洛德饭店和卡可夫一起吃饭，那里有好菜和地道的啤酒，他要打听一下战况。
他第一次去盖洛德的时候，并不喜欢这家由俄国人接管的马德里大饭店，因为在一个被围困的城市里，它显得过于奢华，菜肴太好，在战争期间，人们的谈吐也太过玩世不恭。不过我很善变，他想。既然你完成了这样的任务回来，可以吃上山珍海味，那为什么不饱饱口福呢？他当初第一次听到这话时，觉得玩世不恭，结果现在觉得这话说得倒对。他想，等任务完成以后，这个在盖洛德饭店倒是个聊天的话题呢。对，等这任务完成以后。
你能带玛丽亚到盖洛德饭店去吗？不，你不能。不过，你可以把她留在旅馆里，让她洗个热水澡，在那儿等你回来。对，你可以这么办，可以向卡可夫介绍完她的情况之后再带她去，这样他们就会对她产生好奇，想看看她这个人。
也许你根本不会到盖洛德饭店去。你可以在大马路饭店吃了饭，匆匆赶回佛罗里达旅馆，可是你明知道自己是想到盖洛德饭店去的，因为你想再看看那里的一切；你想在炸桥之后再吃吃那里的好菜，看看那里奢华的环境。然后你回到佛罗里达旅馆，玛丽亚会在那儿等你。当然啦，炸了桥以后，她会在那儿的。炸桥结束以后。对，炸了桥以后。要是他干成了，他该有资格去盖洛德饭店吃一顿。
你在盖洛德饭店能遇到西班牙著名的工农出身的指挥官，战争一开始，这些人没受过任何军事训练就拿起了武器。你还发现他们之中不少人会讲俄语。几个月前，他第一次为此感到失望，他自己也由此愤世嫉俗起来，但是等他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也就释然了。他们是工人和农民嘛。他们参加了一九三四年的革命[3]，革命失败后，他们被迫流亡国外，逃到俄国，他们被送进军事学院——共产国际办的列宁学院，接受必要的指挥作战的军事训练，准备下一次战斗。
共产国际在那些地方教育了他们。在革命中，你不能让局外人知道是什么人帮助你的，也不能让他们知道有人了解的情况超过他该了解的范围。他懂得了这一点。如果一件事大体正确，那说谎也就不那么重要了。他起初不愿说谎，他憎恨说谎，可后来，他变得爱说谎了。这是圈里人避免不了的，这也是十分腐败的行径。
你就是在盖洛德饭店知道那个“农民”伐伦廷·冈萨雷斯从来没有当过农民，却当过西班牙外籍军团的中士，后来开了小差，跟阿布德·艾尔·克里姆一起作战[4]，后来跑了。那算不了什么。他为什么不可以呢？在这种战争中，就需要这种农民领袖，而真正农民出身的领袖很可能太像巴勃罗，反而让人受不了。你等不到出现真正的农民领袖，而他一旦出现，他身上的农民习气可能太多。所以你得制造一个。说到这一点，当初他看到“农民”冈萨雷斯时，只见他长着黑胡子和黑人般的厚嘴唇，瞪着眼睛，目光如炬，他觉得这个人可能会像真正的农民领袖一样惹出麻烦来。他上次见到冈萨雷斯的时候，发现他似乎真的相信了自己是个农民。他是个勇敢而坚强的人，谁也没有他勇敢。可是上帝，他的话太多啦。他激动的时候什么话都说得出来，完全不顾后果，而这种后果已经不少了。即使是在看似毫无希望的情况下，他仍然是个了不起的指挥官。对他来说，从来没有毫无指望的情况，即使遇到那种情况，他也会扭转局面。
你在盖洛德饭店还遇见了加利西亚人恩里克·利斯特，那个平凡的石匠，他现在指挥一个师，也会讲俄国话。你还遇见过那个细木工，安达卢西亚人胡安·莫德斯托[5]，最近刚给他指挥一个军团。他在圣玛丽亚港[6]没学过俄语，不过如果他们为细木工开设一所贝里兹语言学校[7]的话，他会去学的。他是个最受俄国人信赖的青年军人，因为他是个真正的党员，“百分之百的”的党员，他们用这美国的词儿很骄傲。他比利斯特和“农民”聪明多了。
当然啦，你想受到全面的教育，盖洛德饭店正是你所需要的场所，你在那儿能了解全部实情，而不是想象中的情况。他想，他还刚开始受教育呢。他不知道自己要不要长期地学习下去。盖洛德饭店就很好，正是他需要的。他在盖洛德饭店的见闻让他有了正确认识事物的信念。他想知道真实的情况，而不是假想中的情况。战争中从来都有谎言。不过关于利斯特、莫德斯托与“农民”的真相可比谎言和传奇好多了。得了，总有一天他们会对大家说明真相的，而现在，他高兴的是能亲自从盖洛德饭店了解真相。
他在马德里买了几本书，躺在澡盆里泡了热水澡，喝了两杯酒，读了一会儿书，然后就打算去盖洛德饭店。不过那是玛丽亚进入他生活之前的习惯。好吧。他们可以租两个房间，他去盖洛德饭店的时候，她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他呢，完事之后从饭店回到她身边。她在山区待了那么长时间，现在在佛罗里达旅馆再等他一会儿也无妨。他们可以在马德里待三天。三天可算是一段漫长的时间了。他要带她去看马克斯三兄弟演的《歌剧院一夜》[8]。这部影片已放映了三个月，看样子再放映三个月也没问题。他想，她会喜欢马克斯三兄弟的《歌剧院一夜》的，她一定会喜欢的。
从盖洛德饭店到这个山洞的路途可不短。不，还不算很长。从这个山洞再回到盖洛德饭店的路才长呢。第一次是卡希金带他去的，他那时不喜欢。卡希金当时说，他应该见见卡可夫，因为卡可夫想了解美国人，他最喜爱洛佩·德维加，他觉得维加的《羊泉村》是世间最伟大的剧作。也许是因为这个吧，反正他，罗伯特·乔丹，却不以为然。
他喜欢卡可夫，可不喜欢那个地方。他遇到过的人里，最聪明的要算卡可夫了。罗伯特·乔丹第一次和他见面时，他的样子很滑稽，穿着黑马靴、灰马裤和灰上衣，手和脚都很短小，脸和身体显得虚弱浮肿，牙齿不好说话漏风。然而，在他认识的人中间，他最有头脑，最有自尊心，外表也最傲慢、最幽默。
盖洛德饭店极度奢华。可是统治着世界六分之一国家的代表们为什么不该享受享受呢？罗伯特·乔丹起初很不屑，后来才接受了，而且很喜欢。卡希金觉得罗伯特·乔丹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卡可夫起初客气得让人难受，可是罗伯特·乔丹并不以英雄自居，却讲了一则有趣自嘲的风流逸事，卡可夫这才如释重负地由客气变为粗鲁，进而是傲慢。他们这才成了朋友。
人们在那儿对卡希金很宽容。显然他犯过错误，到西班牙来将功赎罪。人家不肯说他的问题，不过既然卡希金已经死了，说不定会对他说的。总之，他和卡可夫做了朋友，而且还和卡可夫的妻子做了朋友，她当时在坦克兵团当翻译。她极其瘦，表情呆板，皮肤黝黑，心地善良，神经紧张，逆来顺受，身体瘦削，剪着灰黑相杂的短头发。他也跟卡可夫的情妇做了朋友。她长着两只猫一样的眼睛，一头金红的头发（有时偏红，有时偏金，这取决于理发师），一个懒洋洋的肉感的身体（天生适合被人拥抱），一张天生适合给人亲吻的嘴和一颗愚蠢自大又极度忠诚的心。这位情妇爱讲闲话，喜欢不时地有节制地跟别人搞搞男女关系，这反而叫卡可夫感到高兴。除了这个在坦克兵团的妻子以外，据说卡可夫在别处还有一个老婆，也许两个吧，不过谁也不知道。卡可夫的老婆和情妇，罗伯特·乔丹都喜欢。如果还有一个老婆，而他也认识的话，他认为自己也会喜欢的。卡可夫对女人有良好的鉴赏力。
盖洛德饭店楼下大门外有哨兵，背着上了刺刀的枪，在被围困的马德里，晚上那里要算是最愉快、最舒服的地方了。尽管他们已经让那轮子停住了，这里也不错，而且雪也停了，他还是希望自己不在这里，而是在盖洛德饭店。
他很想把他的玛丽亚带给卡可夫看看，不过他得先问清楚了才能把她带去。他还得了解执行这次任务之后人们怎样接待他。这次攻势之后，戈尔茨也会到那儿去；要是他干得不错，大家会从戈尔茨那儿知道这个消息。戈尔茨也会拿玛丽亚开他玩笑，因为他说过自己没空交女朋友。
他把杯子伸到巴勃罗面前的酒缸里，舀了一杯。“可以吗？”他说。
巴勃罗点点头。罗伯特·乔丹想，他大概在合计他的军事问题吧，不是在大炮口上寻求肥皂泡般脆弱的荣誉，就是在酒缸里寻找答案。这个野杂种只要肯干，肯定能把这帮人带领好。他望着巴勃罗，心想，不知他在美国内战时期会成为怎样的游击队长。这种人很多，可我们不太了解他们。不是匡特里尔，也不是莫斯比[9]那种人，也不是他自己的祖父那种人，而是那种小头目，打游击的。至于喝酒，你以为格兰特真是个酒鬼吗？他祖父总说他是酒鬼，说他一到下午四点钟就醉醺醺的，在围攻维克斯堡兵临城下的时候[10]，他有时一醉就是一两天。但他祖父声称，不管他喝多少，他照样完成工作，只是有时很难把他叫醒而已。不过，如果你把他叫醒了，他的神志还是正常的。
在这次战争中，迄今为止，双方都没有格兰特、谢尔曼、“石墙”杰克逊[11]那样的人。也没有像杰布·斯图尔特和谢里登[12]那样的人，然而麦克莱伦[13]那样的人却多的是。法西斯那边有很多这样的人，我们呢，也至少有三个。
在这次战争中，他确实没见到过什么军事天才。—个也没有，连近于天才的人也没有。克莱伯、卢卡茨、汉斯在国际纵队保卫马德里的过程中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后来，马德里保卫者米亚哈[14]，那个鼻梁架着眼镜、自高自大、蠢得跟猫头鹰似的、死板无趣、固执得像公牛、靠宣传吹捧起来的老秃子，十分妒忌克莱伯的名声，竟然强迫俄国人解除克莱伯的指挥权，把他调到巴伦西亚去了。克莱伯是个好军人，但他也有不足，对自己的工作谈得太多。戈尔茨是个好将军，一个出色的军人，但是他们总是把他当跟班的，从不让他充分发挥才能。这次进攻将是他到目前为止指挥的最大的一场行动，但罗伯特·乔丹不太喜欢自己所听到的有关这次进攻的局势。那个匈牙利人高尔，如果盖洛德饭店传言的关于他的情况有一半属实，他就该枪毙。罗伯特·乔丹想，还不如说如果盖洛德饭店传言的百分之十属实的话，他就该枪毙。
他要是亲眼见到他们在瓜达拉哈拉东部高原上打败意大利人的战斗就好了。可是当时他在南方的埃斯特雷马杜拉。两星期前的一个晚上，汉斯在盖洛德饭店对他讲过当时的情况，他什么都知道了。当时看来大势已去，意大利人突破了特里胡克附近的防线，如果托里哈到勃里胡加的公路被切断的话，第十二旅就将孤立无援[15]。“但我们知道他们是意大利人，”汉斯说，“我们就采取了一次别的部队绝对不会采取的行动，结果很成功。”
汉斯在作战地图上向他解释了那次战役的一切情况。汉斯的文件包里总是随身带着地图，他看起来好像还在为那次奇迹般的胜利而惊喜。他是个出色的军人，是个好伙伴。汉斯对他说过，利斯特、莫德斯托和“农民”的西班牙部队在那次战役中打得很漂亮，得归功于他们的领导和他们的纪律。有些行动是俄国军事顾问教他们的。他们就好比驾驶着装配复式操纵装置飞机的实习飞行员，一出岔子就由飞行教练来接替。哦，可以看出他们这一年到底学到了多少，掌握得好不好。再过一段时间，就不用复式操纵装置了，那时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们独立指挥的水平了。
他们是共产党人，纪律严明。他们的纪律将造就优秀的军队。利斯特的作风凶残，他是个真正的狂热分子，带有完全不尊重生命的西班牙作风。他常常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就处决部下，自从鞑靼人首次入侵西方[16]以来，这种情况已不多见了。但是他知道怎样把一师人马锻炼得富有战斗力。罗伯特·乔丹坐在桌边想，防守阵地是一回事，攻占阵地是另一回事，在战场上如何调动部队更是截然不同的另一回事。根据我所看到的利斯特的情况，如果没有了复式操纵装置，不知道他会怎样行动。他想，不过，也许一直会有吧。我不知道。或者，会不会反而加强？我不清楚俄国人在整个这件事上是什么立场？他想，应该去盖洛德饭店，现在我需要了解的很多情况，只有在那里才能找到。
他曾经认为盖洛德饭店对他有害。它和马德里委拉斯开兹路63号所具有的清教徒式的共产主义气氛完全相反，委拉斯开兹路63号原是座王宫，现已改为国际纵队在首都的司令部。在委拉斯开兹路63号，人们仿佛是清教徒——而在盖洛德饭店，可跟你在分成新军各旅队以前的第五团团部[17]的感觉大相径庭。
在这两个地方，你都会有一种参加十字军的感觉。唯有这个名称才真正合适，虽然它已被反复滥用，不再具有它真正的意义了。尽管有种种官僚主义、工作无能和党内斗争，你依然会感到你首次参加圣餐礼时所希望得到而没有得到的感情。那是一种为全世界被压迫的人们鞠躬尽瘁的感情，这种感情像宗教偈语一样不可言说，但它是真诚的感情，正如你听巴赫的音乐，或者站在夏尔特尔大教堂或莱昂大教堂里，见到从大窗户射进光芒时所产生的情绪，或者如当你在普拉多国立博物馆见到曼坦那、格列柯和勃吕格尔的油画[18]时的感受一样。它使你感觉到你参加了一件你全心信仰的事业，和其他参加的人有一种兄弟情谊。这种感情你以前从来没有过，而现在体会到了，你对它那么重视，认为它是那么合理，甚至连自己的死亡都觉得无足轻重了，只是死亡会阻止你履行职责，所以才不得不避免。不过，其最好的一方面是你可以为了这种感情和信仰而采取行动。你可以为之战斗。
所以你参加了战斗，他想。在战斗中，你不久就对那些幸存的英勇善战的人失去了这种纯真的感情。过了最初的六个月，这种感情就没了。
在战争中保卫阵地或保卫城市时，你会体会到这种纯真的感情。当初在山区作战时就是这样。他们怀着真正的革命同志情谊战斗。在那儿第一次出现加强纪律的必要性时，他理解并赞同。在炮火下，有人吓坏了，拔腿就逃。他看到逃跑的人被枪毙，尸体扔在路边腐烂，人们一点也不在乎，只顾从尸体上取下弹药和值钱的东西。拿他们的弹药、靴子和皮外套是对的。取下值钱的东西，无非是不让无政府主义者得到这些东西罢了。
当时看来逃兵应该被枪毙，这没有什么可非议的。他们逃跑就是自私。法西斯分子发动了进攻，我们在瓜达拉马山区灰色岩石的山坡上的矮松林和荆棘丛中阻击他们。敌机来轰炸，后来把大炮也拉了上来，加上炮火的轰击，我们坚守着那条公路，等到傍晚，还活着的人员发动了反攻，把敌人击退了。后来，当他们穿过岩石和树林，企图从左侧迂回进攻的时候，我们坚守在一所疗养院里，他们已经包抄了疗养院的两侧，我们仍然从窗子和屋顶向外射击，我们尝到了被包围的滋味，直到那次反攻把他们赶回公路的对面去。
炸弹的闪光和轰响，把泥灰都震了下来，一堵墙突然倒塌，真叫人惊慌失措，你把机枪刨出来，把脸朝下埋在瓦砾堆里的机枪手拖开，你脑袋躲在机枪的遮护板后面，排除故障，刨出被砸烂的弹药箱，重新整理弹带，然后匍匐在遮护板后面，把机枪架起再次向公路扫射。整个过程中，你嘴巴喉咙发干，在恐惧中，你做了该做的事，你知道自己是对的。你体会到战斗中那种使人嘴巴发干、战胜了恐惧并排除其他杂念的狂喜。那年夏天和秋天，你为全世界的穷苦人，跟暴政战斗，为你的信仰，为你理想的新世界而战斗。他想，那年秋天你学会了怎样长时间地在寒冷潮湿泥泞的地方挖壕沟、筑工事，不畏艰苦。你感到疲乏、干渴、困倦、紧张和难受，完全感受不到夏天和秋天的美好。但对美好的喜爱一直存在着，而你所经历的一切只是证实了那种喜爱的存在。他想，正是在那些日子里，你怀着一种深刻、健全、无私的自豪——他突然想到，这将使你在盖洛德饭店成为一个非常讨厌的人。
他想，是啊，你当时如果去盖洛德饭店不见得会受人欢迎。你太天真了，你当时仿佛正蒙受上天的恩宠。不过，今非昔比，当时的盖洛德饭店和现在可能完全不同。他对自己说，是呵，事实上不是那样的，压根儿就不是那样的。当时根本还没有盖洛德饭店。
卡可夫跟他谈起过那些日子。当时所有的俄国人都住在皇宫旅馆。当时罗伯特·乔丹还没有跟他们中的任何人结识。那是第一批游击队成立之前，他还没遇到卡希金和其他俄国人。卡希金当时在北方的伊伦和圣塞瓦斯蒂安，并参加了那次没成功的向维多利亚进攻的战斗[19]。他一月份才到达马德里，而罗伯特·乔丹在卡拉万切尔和乌塞拉作战。三天里，他们阻击了法西斯军队进攻马德里的右翼部队，把摩尔人和外籍兵团打回去。在阳光的暴晒下，他们扫荡了灰色高原边上被打得稀巴烂的郊区，沿着高地边缘筑起了一道防线来保卫这个城角[20]。那时卡可夫在马德里。
卡可夫谈起往事时，并没对那些日子冷嘲热讽。那时一切都好像没有希望了，他们同舟共济，如今每个人都还记得当时的行动，比受到的表扬和勋章记得更清楚。当时政府放弃了这城市，撤退时拉走了国防部所有的汽车；老米亚哈只得骑自行车去视察他的防御阵地。罗伯特·乔丹不信这回事。即使他有爱国的想象，也想象不出来当时米亚哈骑自行车巡视的情景，但卡可夫说那是真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他当时在俄国报纸上发表了这件事，所以很可能是写了以后希望那是真的。
可是，另一件事卡可夫可没有写。在皇宫旅馆他照管着三个俄国伤员，两个是坦克手，一个是飞行员，伤势太重运不走。那时千万不能留下俄国人介入的证据，以免法西斯分子借此为公开干涉做辩护，所以万一放弃这个城市的话，卡可夫有责任不让这些伤员落入法西斯分子手里。
如果放弃这个城市的话，卡可夫应当在离开皇宫旅馆之前毁掉一切和他们身份有关的痕迹。一个腹部有三处枪伤，一个下巴被枪弹打掉了，声带暴露在外，还有一个股骨被枪弹打碎，双手和脸部严重烧伤，一张脸变成了一个没有睫毛、眉毛和汗毛的大水泡。光凭这三个留在皇宫旅馆床上的伤员的尸体，谁也没法证明他们是俄国人。你无法证明一个不穿衣服的死人是俄国人。人死了以后，国籍和政治态度就都看不出来了。
罗伯特·乔丹曾问卡可夫，如果他不得不这样做，会怎么想。卡可夫说，他过去没有想到要这样做。“那你打算怎么办？”罗伯特·乔丹问他，还追问了一句，“你知道，突然间要你把人弄死不是件简单的事啊。”卡可夫说：“是啊，不过，如果你总是把毒药带在身边备用的话，那就简单了。”他接着打开烟盒，给罗伯特·乔丹看藏在烟盒底层的东西。
“不过，如果你被俘的话，烟盒最早被人拿走。”罗伯特·乔丹提出异议，“他们会叫你举起双手。”
“可我在这里还有一点，”卡可夫咧嘴笑笑，拉起他上衣的翻领，“你只要这样把领子往嘴里一塞，咬上一口，咽下去就完事了。”
“那要好得多，”罗伯特·乔丹说，“告诉我，它是不是像侦探小说里描写的那样有股苦杏仁味？”
“我不知道。”卡可夫高兴地说，“我从来没闻过。我们折开一小支闻闻好吗？”
“还是留着吧。”
“好吧。”卡可夫说，收起烟盒，“我不是失败主义者，你知道，可是随时都可能再出现这种严峻的局面，而这东西不是随随便便能搞得到的。你看到来自科尔多瓦前线的公报了吗？写得好极了。所有的公报中我最喜欢这个。”
“公报说些什么？”罗伯特·乔丹愣了一下，他是从科尔多瓦前线来到马德里的，有些事情你自己可以取笑却不能让别人取笑，别人取笑时就会这样愣一下，“给我说说好吗？”
“我们光荣的部队继续挺进，没有丧失一寸土地。”卡可夫用西班牙语阴阳怪气地说。
“恐怕不是这样说的吧。”罗伯特·乔丹将信将疑地说。
“我们光荣的部队继续挺进，没有丧失一寸土地，”卡可夫用英语又说了一遍，“公报上是这样说的。我可以找出来给你看。”
你还牢记着在波索布兰科外围战斗中牺牲的战友，而在盖洛德饭店，这只是个取乐的话题。
敢情盖洛德饭店现在还是这个样子。然而盖洛德饭店并不是-开始就这样。革命初期幸存下来的人们，使得盖洛德饭店成了这个样子，如果现在还是这种情况，他倒很乐意再去看看。他想，你的心情跟当初在瓜达拉马山区、卡拉万切尔和乌塞拉时可大不一样啦。你很容易腐化，他想。然而那是腐化，还是不过是丧失了当初的天真？在其他方面不也是这么回事吗？谁能始终保持着青年医生、青年牧师和青年军人初出茅庐时对自己事业的那份忠贞呢？牧师当然保持着，否则他们就不干了。他想，看来纳粹分子也保持着，还有极其克制的共产党人也保持着。可是你看卡可夫的样子。
他一想到卡可夫就想个没完。他上次在盖洛德饭店的时候，卡可夫对一个在西班牙待了很长时间的英国经济学家推崇备至。多年来罗伯特·乔丹经常看这个人的著作，虽然对他一点不了解，但一直很尊敬他。他不太喜欢这个人写的有关西班牙的著作，认为写得太简单、太直接，而且他知道很多统计数字是主观捏造的。但是他想，你真正了解一个国家之后，是不会太关注有关那个国家的新闻报道的。不过，他还是尊敬作者的本意。
进攻卡拉万切尔的那天下午，他终于见到了这个人。那时他们坐在斗牛场的背风处，两条街上有人在射击，大家忐忑不安地等着进攻开始。一辆约定该来的坦克没来，蒙特罗手托脑袋坐着，不断说：“坦克还没来。坦克还没来。”
那天很冷，街上黄色的尘土满天飞，蒙特罗的左臂中了弹，手臂发僵了。“我们必须有坦克掩护，”他说，“我们必须等坦克来，可是来不及了。”他受的伤令他暴躁。
蒙特罗说，他觉得坦克可能停在公寓楼后面电车道的拐角上，罗伯特·乔丹就返回去寻找。果然在那儿。但不是坦克。在那些日子里，西班牙人不管什么车都称为坦克。那是一辆旧的装甲车。司机不愿把车子开出公寓楼的拐角开到斗牛场来。他站在车后，靠在车身的铁板上，戴着有衬垫的皮头盔，头靠在抱着的双臂上。罗伯特·乔丹跟他说话时，他摇摇头，仍旧枕在双臂上。后来，他干脆扭过头去，不看罗伯特·乔丹。
“没有接到命令，我哪儿都不去。”他阴沉地说。
罗伯特·乔丹从枪套里拔出手枪，把枪口抵住装甲车司机的皮外衣。
“这就是给你的命令。”他对他说。司机摇摇头，那顶大皮头盔活像橄榄球运动员头上的帽子，他说：“机关枪没弹药。”
“我们在斗牛场有弹药。”罗伯特·乔丹对他说，“走吧。我们到那儿去上弹药。走吧。”
“没人使机关枪。”司机说。
“人呢？你的同伴哪儿去了。”
“死了，”司机说，“在车里。”
“把他拖出来。”罗伯特·乔丹说，“把他从车子里拖出来。”
“我不愿碰死人，”司机说，“他的身体倒在枪和方向盘之间，我没法从他身上跨过去。”
“来，”罗伯特·乔丹说，“我们一起把他拖出来。”
他爬进装甲车的时候碰了头，眉毛上面撞破了一道小口子，血从那儿流到脸上。尸体又重又硬，没法弯曲，他不得不用力敲尸体的头，把这卡在座位和方向盘之间的脸朝下的脑袋拖出来。他最后用膝盖抵在尸体的头下面，把它顶起来，然后等头一松动，就抓住尸体的腰往外拉，他一个人把尸体拖出车门。
“帮我一把。”他对司机说。
“我不想碰他。”司机说，罗伯特·乔丹看到他在哭。他那沾满尘土的脸颊上眼泪鼻涕横流，泪水从鼻子两边直淌下来，鼻子里也在流鼻涕。
他站在车门旁把尸体摔了出去，尸体倒在电车路旁的人行道上，仍旧保持着死去时的姿势。他躺在那儿，灰黄色的脸贴在水泥人行道上，两手弯在身体下面，姿势和在车里一样。
“上车，他妈的，”罗伯特·乔丹用手枪指着司机说，“上车。”
正在这时，他看到从公寓楼后面走出一个人来。那人穿着长大衣，没戴帽子，头发花白，颧骨宽阔，眼窝深陷，两眼相距很近。他手里拿着一包切斯特菲尔德牌香烟，抽出一支，递给正用枪口推司机上装甲车的罗伯特·乔丹。
“等一下，同志，”他用西班牙语对罗伯特·乔丹说，“你跟我谈谈战况好吗？”
罗伯特·乔丹接过香烟，放进他那蓝色工作服的前胸口袋里，他认出了这位同志，看过他的照片。就是那位英国经济学家。
“一边去。”他用英语说，然后用西班牙语对装甲车司机说，“开到斗牛场去。明白吗？”他砰地一声关上笨重的车门，上了锁，两人就顺着那长长的斜坡驱车直驶。随即，子弹打到车上，嗒嗒的响，像小石子打在铁锅炉上的声音。接着机关枪朝他们开火，像尖厉的锤打声。他们开到斗牛场后面停下。售票窗口旁仍然贴着去年十月份的海报，弹药箱被打开，同志们端着步枪，腰带上和口袋里装着手榴弹，在背风处等着。蒙特罗说：“好。坦克来了。我们可以进攻了。”
那晚他们攻下了山上最后几个大楼后，他舒服地躺在一堵砖墙后面，敲掉了墙上的几块砖当枪眼，他眺望着隔在他们和撤退到山梁上的法西斯分子之间的那片美丽平坦的田野，得意地想着小山上那座被击毁的别墅掩护着敌军的左翼。汗水浸湿了他的衣服，他躺在一堆稻草里，身上裹着毯子等衣服干透。他躺在那儿想起了那位经济学家，不禁笑了，接着为自己的粗鲁感到抱歉。然而，那人伸手递香烟给他，看上去就像要打听消息给小费似的，那时候，他这战斗员对非战斗员的反感使他失去了自制。
他如今想起了在盖洛德饭店卡可夫谈起这个人的情形。“原来你是在那儿遇到他的，”卡可夫说，“那天我到了托莱多大桥[21]就没有上前去。他向前线走出很远。我相信，那是他表现勇敢的最后一天。第二天他就离开了马德里。我相信，他在托莱多表现得最勇敢。在托莱多他出尽风头。我们攻下城堡时，他就是出谋划策的人之一。你看到他在托莱多的神采就好了。我相信多亏了他的努力和建议，我们的围攻才取得成功。那是战争中最蠢的一页。愚蠢到了极点，你跟我谈谈，在美国，人们怎么看他？”
“在美国，”罗伯特·乔丹说，“人们认为他非常像莫斯科。”
“他才不呢，”卡可夫说，“可是他有一副奇妙的相貌，他的相貌和举止很讨人喜欢，我的相貌可什么事也干不成。我取得的一些微小的成绩跟我的脸没有一点关系，我的脸既不动人，也不招人喜欢和信任。但是米切尔的脸，就能使他发财。那是一张阴谋家的脸。凡是从书上见过阴谋家的人立即就会想起他。他还具有真正的阴谋家风度。人们一见到他进屋，马上就知道面前的这个人是一个一等一的阴谋家。你那些自以为出于感情而自愿帮助苏联的有钱同胞，或者是为了共产党万一有朝一日会得势而替自己多少留点后路的人，马上都能从这家伙的脸上和举止上看出他是一个深受共产国际信任的代理人。”
“他在莫斯科没有关系吗？”
“没有。听着，乔丹同志。你知道有两种傻瓜吗？”
“一般的傻瓜和该死的傻瓜吗？”
“不。我是指我们俄国的两种傻瓜，”卡可夫笑笑接着说，第一种是冬天的傻瓜。冬天的傻瓜到你家门口大声敲门。你走到门口，发现他站在那儿，可你以前从没见过他。他的形象使人一见难忘。他是个庞然大物，穿着高筒靴，身披毛皮大衣，头戴毛皮帽子，浑身是雪。他先把靴子上的雪跺下去，接着脱下毛皮大衣抖抖，又有一些雪落下来了，接着摘下毛皮帽子，在门上拍打，又有一些雪从帽子上落下来。接着他又跺跺脚，走进屋里。随后你看看他，发现他是个傻瓜。那就是冬天的傻瓜。
“而在夏天，你看到有个傻瓜在大街上走，他挥舞着双臂，摇头晃脑，离着两百码，人们都能看出他是个傻瓜。那就是夏天的傻瓜，这位经济学家是个冬天的傻瓜。”
“可是在这里人们为什么信任他呢？”罗伯特·乔丹问。
“因为他的脸。”卡可夫说，“他那副漂亮的阴谋家的脸。他还有一个花多少钱也买不到的招数，装得像什么地方的要人，深受信任。当然了，”他微笑着，“要让这个招数奏效，他必须到处奔波。你知道，西班牙人很古怪。”卡可夫接着说，“这个政府很有钱，有很多黄金。他们不肯给朋友一个子儿。你是朋友。很好。你肯不要钱为他们干，那就不给你一分钱。但是对于一个并不友好却必须对之施加影响的重要公司或国家的代表，对这种人，他们却慷慨得很。你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那很有趣。”
“我可不喜欢这样。再说，这些钱是属于西班牙劳动人民的。”
“也不要求你喜欢。只要知道就行了。”卡可夫对他说，“我每次见到你，总要教给你一点道理，有朝一日你就明白了。给一位教授上课多有趣啊。”
“回去以后我不知道能不能当上教授。说不定他们会把我当成赤色分子赶走的。”
“噢，说不定你可以到苏联去继续学习。那也许是你最好的办法。”
“我可是西班牙语专业的。”
“讲西班牙语的国家多的是，”卡可夫说，“别的国家不会全都像西班牙那样难对付。而且，你知道你不当教授已经近九个月了。在九个月里面你能学一门新的行业。你了解多少辩证法？”
“我读过埃米尔·伯恩斯编的《马克思主义手册》。就这些。”
“如果你已读完全书，也相当不错了。全书共有一千五百页，每一页都得花不少时间。不过，你得再读些别的书。”
“现在可没时间读书。”
“我知道。”卡可夫说，“我是说以后。要读的书很多，这些书会使你明白现在这些事情。现在的情况会引发一本重要的著作产生，这本书将解释很多人们应该懂的事情。也许我会写这本书。我希望我是这本书的作者。”
“我知道没人能比你写得更好了。”
“少来奉承我。”卡可夫说，“我是新闻记者，但是跟所有的记者一样，我喜欢写文学作品。我现在正忙于研究卡尔伏·索特罗，佛朗哥和别的那些人都称不上是真正的法西斯分子，而他是，一个真正的西班牙法西斯分子。我一直在研究索特罗的著作和讲话。他非常聪明，杀掉他是非常聪明的办法[22]。”
“我本来以为你是不赞成政治暗杀的。”
“这种事是非常普遍的，”卡可夫说，“非常非常普遍。”
“可是——”
“我们不赞成个人的恐怖行动，”卡可夫微笑着说，“当然也不赞成恐怖分子和反革命组织的那一套。我们非常痛恨布哈林那帮两面三刀、杀人放火、干尽坏事的虎豹豺狼，还有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和他们的走狗那样的人渣败类，我们痛恨厌恶那些不折不扣的魔鬼，”他又微笑道，“但我仍然相信，政治暗杀是非常普遍的。”
“你的意思是——”
“我没有什么意思。但是我们当然要处决并消灭这些恶棍、魔鬼、人渣、奸诈成性的畜生将军，不允许出现海军将领不忠于自己职守的恶劣现象。这些人被消灭不叫暗杀。你明白吗？”
“明白。”罗伯特·乔丹说。
“再说，因为我爱说笑话，你也知道，可即使是玩笑话也危险吗？好。因为我说笑话，就以为西班牙人并不后悔没把某些现在还在发号施令的将军毙掉。我是不喜欢这些枪毙人的行为的，你知道。”
“我无所谓，”罗伯特·乔丹说，“我不喜欢枪毙人，可是无所谓了。”
“这我知道。”卡可夫说，“我听说过了。”
“这重要吗？”罗伯特·乔丹说，“关于这件事，我不过说实话罢了。”
“真令人遗憾，”卡可夫说，“不过这是一个好办法，使人家觉得你是可以信赖的，否则，要达到这种地步得花不少时间啊。”
“我算是可以信赖的？”
“你在工作上算是可以信赖的。改天我要和你谈谈，了解一下你心里的想法，遗憾的是我们从没认真谈过。”
“等我们打赢了再说吧，那时我的思想才会有着落。”罗伯特·乔丹说。
“到那时，你可能好一阵子不用思想啦。但是你应当好好锻炼锻炼思想。”
“我看《工人世界报》。”罗伯特·乔丹对他说。
卡可夫说：“好啊。我受得了人家开玩笑。不过，《工人世界报》上有不少非常有见地的文章。是关于这次战争的唯一有见地的文章。”
“是的，”罗伯特·乔丹说，“我同意你。不过，要了解眼前发生的所有事情，不能只读党的机关刊物。”
“没错，”卡可夫说，“不过即使读了二十种报纸，你也不能了解所有的事情。再说，即使你了解了，我不知道你拿它有什么用。我差不多对所有事情都了解，可我却想忘掉它。”
“你认为那样糟吗？”
“比以前好多了。我们正在清除一些最要不得的分子。但是情况十分不好。我们正在建设一支庞大的军队，有些人是可靠的，像莫德斯托、‘农民’、利斯特和杜兰的部下。他们不仅可靠，还了不起。你会看到这一点的。再说，我们仍然有国际纵队，虽然它们的作用在改变。但是，一支成分有好有坏的军队是打不了胜仗的。所有的人都必须达到一个政治觉悟水平，所有人都必须了解他们为什么而战和战争的重要性。所有人必须对战争结果抱有信心，必须服从纪律。我们正在建设一支庞大的征募的军队，但没时间树立征募的军队所必须具备的纪律，指导他们如何在炮火下行动的纪律，我们称之为人民军队，然而它缺乏真正的人民军队的优秀品质，又缺乏征募的军队所需要的铁一样的纪律。你会知道，这样是十分危险的。”
“你今天不大高兴。”
“是啊。”卡可夫说，“我刚从巴伦西亚回来，在那儿我见了不少人。每个从巴伦西亚回来的人，心情都不好。在马德里，你觉得舒服，觉得一定会胜利，不可能失败。在巴伦西亚是另外一回事。从马德里逃跑的胆小鬼们仍在那儿当统帅。他们心满意足地安于懒散的官僚制度。他们看不起马德里的人。现在人民委员会的削弱让他们感到困扰。还有巴塞罗那。你应该去巴塞罗那看看。”
“巴塞罗那怎么了？”
“就好像是一出滑稽剧。那里曾经是狂想家和浪漫革命家的乐土。现在是冒牌战士的天堂。那些喜欢穿军装、喜欢炫耀的戴着红黑领巾的士兵，他们除了不喜欢打仗之外，对战争的一切都喜欢。巴伦西亚令人恶心，而巴塞罗那令人发笑。”
“那波姆叛乱[23]是怎么回事？”
“波姆根本就是笑话。是狂想家和过激分子的异端邪说的产物，不过是幼稚病而已。有些是误入歧途的老实人。有一个智囊级人物还是相当不错的，还有一点从法西斯分子那儿弄来的钱。没多少。可怜的波姆。他们太愚蠢了。”
“叛乱中杀了很多人吗？”
“没有叛乱后被枪杀的和以后被枪杀的多。波姆，正如它的名称，是不严肃的，笑话一样。它应该叫痄腮或麻疹[24]。可是不对。麻疹都比它危险得多。麻疹会损害视力和听觉。可是你知道，他们搞了个阴谋来杀我，杀华尔特，杀莫德斯托，杀普列托。你知道他们糊涂到什么程度了吗？我们完全不同。可怜的波姆。他们从没杀过敌人。无论是在前线还是别的地方都没杀过。在巴塞罗那倒是杀过一些，没错。”
“当时你在那儿吗？”
“嗯，在那儿。我发了个电报，报道了那个恶贯满盈的杀人犯组织的罪恶，还有他们卑鄙的法西斯阴谋，不过，咱们说句实在话，波姆成不了大事。尼恩是他们中唯一有头脑的人。我们逮住了他，可他又从我们手里溜掉了。”
“现在他在哪儿？”
“在巴黎。他让人开心，可糟糕的是在政治上走了歪路。”
“他们和法西斯分子有联系？”
“谁又没有呢？”
“我们没有。”
“谁知道？但愿我们没有。你经常到他们阵线的后方，”他笑着说，“但是共和国驻巴黎大使馆一个秘书的弟弟，上星期曾去圣让德吕兹会见了布尔戈斯方面的人[25]。”
“我更愿意知道前线的情况。”罗伯特·乔丹说，“越靠近前线的人越好。”
“你喜欢法西斯阵线的后方吗？”
“喜欢。我们在那儿的人不错。”
“噢，你知道，在我们阵线的后方，他们同样也一定派了很不错的人。我们逮住他们就枪毙，他们逮住了我们的人也枪毙。你在他们的地盘上，必须时刻想到他们一定也派了好多人到这边来。”
“我想到过。”
“好吧。”卡可夫说，“今天你要思考的事已经够多了，所以把剩下的啤酒喝完就走吧，我还得到楼上去找人。上层人士。再来看我吧。”
好，罗伯特·乔丹想，我在盖洛德饭店学到不少东西，卡可夫看过他唯一出版过的书。那本书并不怎么好。只有两百页，他不知道看过这本书的人有没有两千个。他在西班牙靠步行、火车坐三等车、搭公共汽车、骑骡马、搭卡车旅行了十年，把所见所闻全写在这本书里了。他对巴斯克地区、纳瓦拉、阿拉贡、加利西亚、两个卡斯蒂尔和埃斯特雷马杜拉[26]非常熟悉。这一类作品中，博罗、福特[27]和其他一些人已经写得很出色了，他写得没什么新意。但卡可夫说那是本好书。
“我之所以关心你就是因为这个，”他说，“我觉得你写的内容绝对真实，这是很难得的。所以我想让你了解一些情况。”
好啊。这次任务结束后，他要写一本书。但是只写他真正了解和知道的事情。他想，可我得成为更好的作家，才能完成这个题材。这次战争让他慢慢了解到事情可没有那么简单。
[1]摇彩轮是游乐场里的一种直立的大轮子，四周有许多编号的格子，玩者对号获得奖品。
[2]格兰特（1822—1885），美国第十八任总统（1869—1877），在南北战争（1860—1865年）期间为北军将领。1864年3月，被任命为北军总司令。
[3] 1933年秋，西班牙各右翼政党在选举中获胜，激进党领袖勒洛于12月担任共和国总理，加强对人民的镇圧。1934年10月4日深夜，工人总罢工开始，全国近一百万人参加，在许多地方发展为武装斗争。眄斯图里亚斯地区首要城市奥维多被矿工占领，成立了工人革命委员会和赤卫队，十五天后被政府优势兵力所镇压，三万人被俘，几百人被处死刑。
[4]阿布德·艾尔·克里姆从1920年起领导摩洛哥的柏柏尔人起义，曾多次挫败西班牙殖民地部队，1926年被法西联军打败，被俘，被流放到法属留尼汪岛。1947年，逃至开罗。摩洛哥独立后，国王穆罕默德五世于1958年给他民族英雄的称号。1962年，他宣称要回国，未果，于翌年去世。
[5]莫德斯托和利斯特一样，也是共产党培养的优秀政府军指挥员。
[6]圣玛丽亚港在西班牙南端重要海港加的斯附近。
[7]美国教育家査尔斯·贝里兹生于1913年，于20世纪30年代创办贝里兹语言学校，分校遍设纽约、巴尔的摩、波士顿、芝加哥等地，并陆续编辑出版有“贝里兹教学法”的各种外语课本、外语自修课本、词典、语言教学用唱片及影片等。
[8]马克斯三兄弟是当时美国的著名喜剧演员，《歌剧院一夜》（1935）是他们主演的影片片名。
[9]匡特里尔（1837—1865）是美国内战期间南军方面的游击队头子，在堪萨斯州和密苏里州一带活动，1862年被授予上尉军衔，三年后在肯塔基州被北军所杀。莫斯比（1833—1916）也是南军方面的游击队领导人，率领骑兵，袭击北军，破坏交通，为南军立下不少功劳，被提升为上校。战后加入共产党，在政界活动，并写了几部关于内战的回忆录。
[10]维克斯堡在美国南方密西西比州西部密西西比河滨，在南北战争中为战略重地。1862年11月，北军将领格兰特拟攻占未遂，第二年中，通过精心策划的水陆联合作战，于7月4日拿下该城，从而切断了南军和密西西比河西部的给养地区的联系。
[11]谢尔曼（1820—1891）为北军将领，在南北战争中最大的功勋为1864年5月开始的向佐治亚州的进军。他于9月初占领该州首府亚特兰大，一直朝太平洋海岸直插，于12月21日进入该州东端的萨凡纳港，从而把南军控制下的地区一切为二，加速了南方的最后崩溃。杰克逊（1824—1863）为南军将领，以精通战略战术著称。1861年7月，在第-次布尔伦河战役中，他坚守左翼岿然不动，赢得“石墙”的称号。
[12]斯图尔特（1833—1864）为南军骑兵将领，为南方立下不少战功，1864年5月，在里士满附近和北军骑兵的遭遇战中受重伤而死。谢里登（1831—1888）为北军骑兵将领。1864年10月19日拂晓，他的部队在弗吉尼亚州西北部谢南多亚河谷雪松溪边受到南军突袭，他在20英里外闻讯飞骑赶回，收拾残部，重整阵容，当天下午打了一场大胜仗。这是南北战争史中著名的一仗。
[13]麦克莱伦（1826—1885）为北军将领，1861年11月当上主帅，但由于在作战时过于谨慎，贻误战机，在第二年被林肯总统两度从作战指挥岗位撤下。
[14]米亚哈生于1878年，在内战爆发时为陆军准将，效忠于共和国政府，在马德里保卫战期间任城防司令。
[15] 1937年3月，政府军在马德里东北的瓜达拉哈拉附近大败意大利派来的侵略军，打破了叛军切断马德里和东北地区交通要道的企图。国际纵队的第十二旅，又名加里波第旅，主要由反法西斯的意大利志愿者组成。
[16]西方人往往把蒙古人泛称为鞑靼人，此处指成吉思汗于1219年第一次西征。
[17]内战爆发时，大部分正规部队都倒向了叛军，在马德里保卫战期间，政府以原有的少数效忠的部队为基础，筹建一支“新军”。委拉斯开兹路63号旧王宫原为第五团团部所在地，第五团被分散编入新军各旅后，该处才成为国际纵队的司令部。
[18]马德里的普拉多国立博物馆是世界最著名的美术博物馆之一。曼坦那（1413—1506）为意大利历史、宗教画画家。格列柯（1548？—1614）是西班牙宗教、肖像画画家。勃吕格尔（1525？—1569）是荷兰著名风俗画家。
[19]圣塞瓦斯蒂安在伊伦西，为著名的避暑胜地，维多利亚在其西南，两地都是西班牙北部巴斯克民族地区的重要城市。
[20]乔丹随国际纵队到了西班牙，即投入马德里保卫战。这里提起的是在首都西南郊区击退叛军的情况。等安然度过了这艰苦战斗的冬天，政府军组成了第一批游击队，乔丹才开始到瓜达拉马山区及西南部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搞敌后爆破活动。
[21]马德里旧城区位于曼萨纳雷斯河的东岸，托莱多大桥在城西南，为横跨河面的主要桥梁之一。
[22]卡尔伏·索特罗，西班牙右派政客。1933年起，作为保皇派的头子，反对人民阵线，并当上右派各政党的统一组织——”西班牙右翼自治派同盟“的领导人。1936年7月内战爆发前夕，共和派中的过激分子为了报复长枪党的政治暗杀暴行，把他逮住并杀害。
[23]波姆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首字母缩略词（P.O.U.M.）的音译，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组织，于1937年5月3日至10日在巴塞罗那发动反共和政府的叛乱。
[24]此处卡可夫有意把”痄腮“和”麻疹“的英语名称念成M.U.M.P.S和M.E.A.S.L.E.S.，听上去好像也是什么政治团体的首字母缩略词。
[25]布尔戈斯为西班牙北部布尔戈斯省省会，在马德里正北约132英里处，内战爆发后，就成为佛朗哥叛军”政府“所在地。圣让德吕玆是法国西南端一个滨比斯开湾的小城，离西班牙边境城市伊伦很近。
[26]这些地名除纳瓦拉为北部比利牛斯山南的一省名外，其他都是历史上的古王国或地区的名字，沿用至今。阿拉贡地区在东北部，老卡斯蒂尔地区在马德里西北，本书背景即在此地区，新卡斯蒂尔在其东南，位于西班牙中部，包括马德里在内。
[27]乔治·博罗（1803—1881）是英国语言学家、旅行者兼小说家，著有多种关于西班牙风土人情、吉卜赛人及其方言的作品。理查德·福特（1796—1858）是英国旅行家兼作家，1845年发表的《西班牙旅游者手册》为一部非常详细的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