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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这是五月底的一个早晨，天高气爽，和风暖洋洋地吹拂在罗伯特·乔丹的肩上。雪在迅速融化，他们在吃早饭。每人吃两大块夹肉面包，里头还有羊奶干酪。罗伯特·乔丹用折刀切了厚厚几片洋葱，跟肉和干酪一起夹在面包里。
“你嘴里的洋葱味儿能从树林里飘到法西斯分子那儿去。”奥古斯丁说，自己的嘴里塞得满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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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酒袋给我，让我漱漱口。”罗伯特·乔丹说，他嘴里全是肉、干酪、洋葱和嚼烂的面包。
他从没这样饿过。他喝了一大口皮酒袋里的带柏油味的酒，把嘴里的东西咽下去。他接着又喝了一大口，这次是举起酒袋，让喷出的酒悬空直灌进嗓子眼里，酒袋碰到了掩护自动步枪的松枝上的针叶，他仰脖让酒从喉咙里顺下去，脑袋仰靠在松树上。
“这一块夹肉面包你要吗？”奥古斯丁问他，把它隔着枪身递给他。
“不了。谢谢。你吃吧。”
“我吃不下了。我不习惯早晨吃东西。”
“真的不要了？”
“不要。你吃。”
罗伯特·乔丹接过夹肉面包，放在膝上，从藏手榴弹的外套口袋里掏出一个洋葱，打开折刀切了起来。他把洋葱被口袋弄脏的那一片削去，然后切了一厚片，外边的圈掉了下来，他拣起来一折，塞在夹肉面包里。
“你早饭常吃洋葱吗？”奥古斯丁问。
“嗯，有就吃。”
“你们美国人都这么吃吗？”
“不，”罗伯特·乔丹说，“在我的国家里，人们讨厌洋葱。”
“还好，”奥古斯丁说，“我一直认为美国是个文明国家。”
“你为什么讨厌洋葱？”
“味道不好。没别的原因。不然的话，洋葱就像玫瑰了。”
罗伯特·乔丹嘴里塞满了东西，冲他咧嘴笑。
“像玫瑰。”他说，“真像玫瑰。一朵玫瑰就是-个洋葱。”
“洋葱把你的头脑弄糊涂了，”奥古斯丁说，“当心啊。”
“一个洋葱就是一个洋葱就是一个洋葱。”罗伯特·乔丹兴致勃勃地说，他还想，一块石头就是一块stein [1]就是一块岩石就是一块圆石就是一块鹅卵石。
“用酒漱口吧，”奥古斯丁说，“你很怪，英国人，你和上次跟我们一起干的爆破手完全不同。”
“有一点完全不同。”
“跟我说说，什么不同？”
“我活着，他死了。”罗伯特·乔丹说。接着他想，你这个人怎么啦？怎么可以这样说话？你吃得忘乎所以了？你算什么，被洋葱弄得蒙了？难道你现在活着就是为了这个？他老实对自己说，生活从来就没有多大意义。你想使它有点意义，但从来没做到过，在剩下的这点时间里，不用说假话啦。
“不。”他说，变得认真起来，“他是个受过巨大苦难的人。”
“你呢？你没受过苦？”
“没有，”罗伯特·乔丹说，“我就是没受过苦的人之一。”
“我也没受过什么苦，”奥古斯丁对他说，“有人受过苦，有人没有。我没受过什么苦。”
“那不错。”罗伯特·乔丹又把酒袋倾倒过来，“有了这个，更不错了。”
“我替别人难过。”
“好人都应该这样。”
“我倒很少为自己难过。”
“你有老婆吗？”
“没有。”
“我也没有。”
“可你现在有了玛丽亚。”
“是啊。”
“有件事很怪，”奥古斯丁说，“自从炸火车她到了我们这儿以后，比拉尔就恶狠狠地不准人碰她，好像在加尔默罗会白衣修士的修道院里似的。你绝对想不出她怎样拼命保护玛丽亚。你来了，她却把玛丽亚当礼物般送给你了。你怎么看？”
“不是这么回事。”
“那么是怎么回事？”
“她把玛丽亚交给我照顾。”
“你的照顾就是整夜和她睡觉？”
“我很走运。”
“好一个照顾人的办法。”
“你不知道可以用这种方式照顾吗？”
“知道，这样的照顾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
“我们别谈这些了。”罗伯特·乔丹说，“我真心爱她。”
“真心？”
“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真心的了。”
“以后呢？炸桥以后呢？”
“她跟我走。”
“要这样的话，”奥古斯丁说，“谁也不再说什么闲话了，并且祝你们两个一路顺风。”
他举起皮酒袋，喝了一大口，然后递给罗伯特·乔丹。
“还有一件事，英国人。”他说。
“说吧。”
“我也非常爱她。”
罗伯特·乔丹伸手搁在他肩上。
“非常，”奥古斯丁说，“非常爱她，爱她爱到人们难以理解的程度。”
“我能理解。”
“她给我的印象很深刻，那是无法忘记的。”
“我能理解。”
“听着。我对你说的话十分认真。”
“说吧。”
“我从没碰过她，跟她也没有过任何关系，可我非常爱她。英国人，不要对她随随便便。即使她和你睡过觉，别以为她是婊子。”
“我会爱她的。”
“我相信你。不过还有，你不明白，如果没有革命，这样的姑娘会遭到怎样的结局。你的责任很大，这个姑娘确实受过大苦。她和我们不一样。”
“我会和她结婚。”
“不。不是这意思。在革命中没有这种必要。但是——”他点点头，“那样当然更好。”
“我要和她结婚。”罗伯特·乔丹说，说着觉得喉咙哽塞起来，“我非常爱她。”
“以后结婚吧，”奥古斯丁说，“等到方便的时候。重要的是有这个打算。”
“我有这个打算。”
“听着。”奥古斯丁说，“这件事我无权过问，我的话太多了，不过还想问一声，在这个国家里，你认识很多姑娘吗？”
“有几个。”
“婊子吗？”
“有的不是。”
“有多少？”
“有几个。”
“你和她们睡过觉吗？”
“没有。”
“你明白了？”
“是的。”
“我的意思是，玛丽亚并不是轻易做这种事的。”
“我也不是。”
“要是我把你当那号人，昨晚你和她睡的时候，我就把你毙了。为了这种事情，我们这里可不少杀人。”
“听着，老朋友，”罗伯特·乔丹说，“那是因为时间不够，所以不拘形式了。我们没有时间。明天我们非打仗不可。对我一个人来说，没有什么。可是对玛丽亚和我两个人来说，就意味着我们在这段时间里必须尽量享受生活。”
“是的，一天一夜没多长时间。”奥古斯丁说。
“已经过了昨天一天、前天一夜和昨天一夜。”
“听我说，”奥古斯丁说，“需要我帮忙吗？”
“不用。我俩没事。”
“如果要我为你，或者为这个短头发的丫头出把力的话——”
“不用。”
“老实说，一个人能为另一个人帮的忙不多。”“不。很多。”
“什么？”
“讲到打仗，不管今明两天发生什么情况，你得信任我，哪怕命令看来是错误的，我也会服从。”
“自从骑兵队的事和把马引走的事发生以后，我就服你了。”
“那算不上什么。你知道，我们都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奋斗，打赢这场战争。我们不胜利，一切都完蛋。明天的事极其重要，真的非常重要。我们还会有战斗。战斗时没有纪律是不行的，因为很多事情跟表面现象不一样。必须有信任和信心，才能有纪律。”
奥古斯丁往地上啐了一口。
“玛丽亚和这些事没关系。但愿你和玛丽亚两个人好好利用现有的时间。只要我能帮忙，尽管吩咐。至于明天的事，我一定绝对服从。如果为了明天的事一定要牺牲性命，就高高兴兴地牺牲。”
“我也认为你会这样做。”罗伯特·乔丹说，“但听你亲口讲出来真叫人高兴。”
“还有，”奥古斯丁说，“上面那个人，”他指指普里米蒂伏，“是个可靠而有价值的人。比拉尔比你想象的还可靠。安塞尔莫这老头子也一样。安德烈斯也一样。埃拉迪奥也一样。这人话不多，但是可靠，还有费尔南多。我不知道你对他怎么看。不错，他比水银还沉。他比公路上拖车的小公牛还没趣。可是让他打仗绝对是条汉子。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我们真走运。”
“不。我们有两个不怎么样的家伙，吉卜赛人和巴勃罗。‘聋子’-伙可比我们强得多。我们只比羊屎强一点。”
“这么说问题不大。”
“是的，”奥古斯丁说，“可是我希望今天就打。”
“我也一样，干掉算了，但不行。”
“你以为情况会很糟吗？”
“有可能。”
“可你现在兴致很好，英国人。”
“是。”
“我也是。尽管有玛丽亚这件事和别的事。”
“你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也许是天气的关系。今天天气真好。”
“谁知道？也许是因为我们要采取行动的缘故。”
“我看是吧，”罗伯特·乔丹说，“但不是今天。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最要紧的是我们今天不能行动。”
他说话时听到了什么声音。这个远处的声响盖过了暖风吹过树林的声音。他听不真切，张开了嘴仔细听，同时抬头向普里米蒂伏那儿瞥了一眼。他以为听到了声音，但接着又消失了。松林里风在吹，罗伯特·乔丹聚精会神地仔细听着。他隐约听到了随风飘来的微弱的声响。
“我觉得没什么可伤心的。”他听到奥古斯丁说，“我永远也得不到玛丽亚，这没什么。我可以和以前一样去找婊子。”
“别出声。”他说，他伏在奥古斯丁身边，头转向别处，不听他说话。奥古斯丁望着他吃了一惊。“怎么了？”奥古斯丁问。
罗伯特·乔丹把手放在嘴上，继续听。这声音又来了，低弱而模糊，遥远而单调。但这一回没有听错。正是自动步枪射击时的一连串清脆的嗒嗒声，就像在远得几乎听不到的地方成串成串地放鞭炮的声音。
罗伯特·乔丹抬眼看着普里米蒂伏。普里米蒂伏正伸长了脖子，脸对着他们，用手拢着耳朵倾听。罗伯特·乔丹向他探望时，普里米蒂伏朝那边地形最高的山峦指着。
“‘聋子’那边开火了。”罗伯特·乔丹说。
“我们去支援他们吧，”奥古斯丁说，“把人集合起来。我们走吧。”
“不行。”罗伯特·乔丹说，“我们待在这儿。”
[1]美国女作家格特鲁德·斯坦（1874—1946）从1903年起长期定居巴黎，20世纪20年代中期，主持一个文艺沙龙，美国作家舍伍德·安德森、司科特·菲茨杰拉德及海明威本人都是其成员，在文风上都受到她的影响。她在写作中作了一系列的试验，摆脱传统的进句法，强调词句的音调及节奏。海明威在此处拿她的名句“一朵玫瑰就是一朵玫瑰就是一朵玫瑰就是一朵玫瑰”开玩笑，并引申到石头，用了一连串同义词，其中这个stein和她的姓同出德语，意为石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