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

在罗伯特·乔丹睡觉的时候，在他计划炸桥的时候，在他和玛丽亚在一起的时候，安德烈斯那边的进展很慢。他是一个体格强壮的乡下人，加之对地形很熟悉，所以很快就在黑夜里越过了田野，穿过了法西斯防线，最后终于到了共和国的防线。不过，一进入共和国防线，速度就慢了下来。

照理说，他只需出示罗伯特·乔丹给他的盖有军事情报部公章的通行证和急件，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向目的地进发就行了。可是他一开头在前线遇上的那个连长，就像猫头鹰一样对他的整个使命疑虑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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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跟随连长来到他所在的营部，营长听了他谈到的使命后热情澎湃。他在革命前是个理发师。这位名叫戈麦斯的营长骂连长蠢货，拍拍安德烈斯的背，请他喝了一杯次货白兰地，告诉他说，他以前做过理发师，一直想当游击队员。他接着叫醒了他的副官，把营地的工作交给他，派勤务兵去叫醒他的摩托车司机，让他过来。戈麦斯不是要摩托车司机去送安德烈斯，而是他要亲自带他到旅部去送急件。于是，在一条两边栽着大树、道上布满弹坑的山路上，安德烈斯紧紧抓着前面的坐垫，他们一路颠簸前进，摩托车轰隆隆地响，车前灯照亮了刷了白漆的树干，树干上好多地方的白漆都在革命开始后的第一个夏季在这里沿路进行的战斗中，被弹片和子弹刮掉了。他们拐进一个被炸掉屋顶的山区疗养院，旅部就设在那儿。戈麦斯像个赛车运动员一般急刹住摩托车，把车子停在墙边，有个打瞌睡的门卫对他行了一个立正。戈麦斯把他推开，径直走进一个大房间，房间里四壁挂着大地图，有一个打着盹的军官坐在写字台旁，戴着一顶绿色的护目鸭舌帽，台上有盏台灯、两架电话和一份《工人世界报》。

这位军官抬头看看戈麦斯说：“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你不知道有电话这东西吗？”

“我必须见中校。”戈麦斯说。

“他在睡觉，”军官说，“我在一英里外就看见你亮着车灯在路上开着摩托。你想挨炮弹吗？”

“快去叫中校，”戈麦斯说，“有件非常重要的事。”

“我跟你说了，他在睡觉。”军官说，“是什么土匪跟你在一起啊？”他朝安德烈斯点点头。

“他是火线那边来的游击队员，带来一份给戈尔茨将军的极重要的急件，戈尔茨将军黎明时要在纳瓦塞拉达那边发动进攻，”戈麦斯激动而焦急地说，“看在天主的分上，把中校叫醒吧。”

军官抬起罩在绿色赛璐珞帽舌下的睡眼惺忪的眼睛望着他：“你们全疯了，”他说，“什么戈尔茨将军，什么进攻，我都不知道。带这个运动员回你的营部去。”

“我说把中校叫醒。”戈麦斯说，安德烈斯见到他的嘴唇绷得紧紧的。

“滚你妈的蛋。”军官懒洋洋地对他说，转过头去。

突然，戈麦斯从枪套里拔出他那沉重的九毫米口径的星牌手枪，抵在军官肩上。

“叫醒他，你这个法西斯杂种。”他说，“叫醒他，否则我要你的命。”

“冷静点，”军官说，“你们这些剃头的动不动就发火。”

安德烈斯在台灯光中见到戈麦斯恨得脸都变了样，但是他只说：“叫醒他！”

“勤务兵。”军官不屑地喊道。

一个小兵来到门口，敬了个礼，就走出去了。

“他的未婚妻跟他在一起呢，”军官说着又看起报来，“他一定会很乐意见你的。”

“妨碍人们打胜仗的就是你这种家伙。”戈麦斯对这个参谋说。

军官不答理他。他接着一边读报，一边仿佛在自言自语：“这份刊物真古怪。”

“那你怎么不看《辩论报》呢？那才是你们的报纸。”戈麦斯对他说，他指的是革命前在马德里出版的天主教保守党的机关报。

“别忘了我是你的上级，我打你个报告就够你受的，”军官头也不抬地说，“我从来不看《辩论报》。别血口喷人。”

“不。你看的是《阿贝赛报》[1]。”戈麦斯说，“军队里还多的是你这样的职业军人，真是腐败不堪。不过不会总是这样的，我们夹在无知的和冷眼旁观的两种人中间。但是我们要教育前一种人，消灭后一种人。”

“你该用‘清洗’这个词儿，”军官说，仍然没抬头，“这上面报道说，你那了不起的俄国人又被清洗了许多。这年头，他们清洗得比泻盐还厉害。”

“不管什么词儿，”戈麦斯激烈地说，“不管用什么词，只要把你这号人消灭就行。”

“消灭，”军官傲慢而又仿佛是自言自语地说，“又是一个没有西班牙语味儿的新词儿。”

“那么用枪毙吧。”戈麦斯说，“这是西班牙词儿。你懂吗？”

“我懂，老兄，可是别那么大声嚷嚷。除了中校，在这旅参谋部睡觉的，还有别人哪。你的热情叫我厌烦。正因为如此，我总是自己刮脸。我讨厌和理发师谈话。”

戈麦斯望望安德烈斯，摇摇头。他眼睛里闪烁着因愤恨而激起的泪光，但是他摇摇头，什么也没说，同时咽下所有的眼泪，留到将来的时刻。在这一年半里，他晋升为那一山区的营长，他咽下了多少眼泪。这时，穿着睡衣睡裤的中校来到屋里，他马上立正敬礼。

米兰达中校是个脸色灰白的矮个子，一生都在军界，他在摩洛哥得消化不良病的时候，失去了在马德里的妻子的爱情。他发现没法和妻子离婚（要恢复他的消化机能却不成问题），于是参加了共和党，以中校身份参加了内战。他唯一的抱负，就是战争结束时保持同样的军衔。他守卫山区干得很出色，他希望留在那里，在山区遭受攻击时保卫一下。大概是因为战争中没肉吃的原因，他在战争中觉得健康多了，他存了不少小苏打，晚上喝威士忌，他那二十三岁的情妇怀孕了，跟所有那些去年七月当女民兵的其他姑娘一样，都怀孕了。他这时来到房间里，点点头回应戈麦斯的敬礼，伸出手来。

“戈麦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他问，接着对写字台边的军官，他的作战科长说，“给我支烟，佩贝。”

戈麦斯给他看安德烈斯的证件和急件，中校对通行证快速地浏览了一眼，就冲安德烈斯点点头，微微一笑，然后抓紧看急件。他摸摸印鉴，用食指检验一下，然后把通行证和急件一起交还安徳烈斯。

“山里生活很艰苦吧？”他问。

“不，中校。”安德烈斯说。

“他们告诉你在什么地方最可能找到戈尔茨将军吗？”

“纳瓦塞拉达，我的中校，”安德烈斯说，“英国人说这地方在火线后面，靠近纳瓦塞拉达的西南面。”

“什么英国人？”中校静静地问道。

“跟我们在一起的英国人，是个爆破手。”

中校点点头。这恰恰又是这次战争中无法解释的罕见的意外事情：“跟我们在一起的英国人，他是个爆破手。”

“戈麦斯，你还是用摩托车送他去吧，”中校说，“给他们开一张到戈尔茨将军参谋部去的可靠的通行证，我来签字。”他对那戴着绿色赛璐珞护目帽的军官说，“用打字机打，佩贝。这是他的详细情况，”他示意安德烈斯把通行证拿出来，“盖上两个章。”他转身对戈麦斯说，“你今晚得带上有分量的证件。这是应该的。准备发动进攻的时候，得多加小心。我要给你我能给的最有分量的证明。”他接着十分亲切地对安德烈斯说，“想吃点什么吗？吃的，还是喝的？”

“不用了，我的中校。”安德烈斯说，“我不饿。在上一个营地，他们给我喝了法国白兰地，再喝我就要头晕了。”

“你一路过来的时候，见到我方防线对面有什么军事活动吗？”中校客气地问安德烈斯。

“老样子，我的中校。很平静。很平静。”

“三个月前，我是不是在塞尔赛迪利亚见过你？”中校问。

“是的，中校。”

“我觉得也是，”中校拍拍他的肩膀，“那时你跟安塞尔莫老头在一起。他好吗？”

“他很好，中校。”安德烈斯对他说。

“好。我很高兴。”中校说。那军官给他看打好的证件，他看了一遍，签了名。“你们现在必须马上就走，”他对戈麦斯和安德烈斯说，“开车要小心，”他对戈麦斯说，“要把车灯打亮。一辆摩托车不会引起什么麻烦，可你们必须多加小心，代我向戈尔茨将军同志问好。佩格林诺斯战役后我们见过面。”他和他们两人都握了手。“把证件扣在衬衣里面。”他说，“骑摩托车风大。”

他们走后，他走到柜子边拿出酒杯酒瓶，倒了些威士忌，从一把放在墙边地上的瓦壶里兑了点儿水在酒里。接着，他举杯慢慢地啜着，对着墙上挂的大地图，研究在纳瓦塞拉达以北有可能发动进攻的地点。

“幸亏是戈尔茨去对付，不是我。”他看完后对坐在书桌边的军官说。军官没回话，中校的目光从地图上移到军官身上，只见他脑袋趴在手臂上，睡着了。中校走到桌边，把两架电话推到那军官脑袋近前，一边各放一架，紧挨着他的脑袋。他接着走到食品柜边，又倒了些威士忌，在里面兑了水，再回到地图前。

戈麦斯张开双臂驾驶摩托车，安德烈斯紧紧抓住后座，低头顶着风，摩托车噗噗噗地行驶在乡间大路上，车灯在黑夜里劈开一道线，前面的路面在路边两排黑黑的高大的白杨树中间看得一清二楚，但在向下穿过小河河床边的迷雾时有点模糊，呈现出柔和的昏黄色，等到路面升高时，又分明起来了。这时前面出现了交叉路，车灯照亮了从山上开过来的一列灰暗的空卡车。

[1]《阿贝赛报》是西班牙一大报，创刊于1904年，采取保守的保皇派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