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二章

就在巴勃罗那一队人马从山里骑马回山洞,再下山到达他们安放马匹那地方的时候,安德烈斯正急速向戈尔茨的司令部前进。他们来到通向纳瓦塞拉达的公路干线,公路上有不少卡车从山区开回来。他们遇到一个关卡。戈麦斯向关卡哨兵出示米兰达中校签发的通行证,哨兵用手电照在通行证上,给跟他在一起的另一个哨兵过目,然后就行了个礼,交还证件。

“往前走。”他说,“可是不准开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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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托车又噗噗噗地响起来,安德烈斯紧紧抓住前座,戈麦斯在车流中小心地在公路上行驶。没有一辆卡车开着灯,长长一列车队在路上迎面开来。路上还有满载货物的卡车向山区驶去,每一辆都掀起了一片尘土,安德烈斯在黑暗中什么也看不见,只觉得尘土随着风扑在脸上,弄得牙缝里都是。

他们紧跟在一辆卡车的后挡板后面,摩托噗噗作响,接着戈麦斯加快速度,超过这辆卡车,然后一辆又一辆地超过去,对面开来的卡车在他们的左侧隆隆地驶过去。这时他们后面开来一辆汽车,不停地按着喇叭,跟卡车的噪声和尘土混在一起;接着车灯倏地亮了起来,把尘土照成了一条黄色柱体,在尖厉的换挡声中,汽车咄咄逼人地狂按喇叭,从他们身边呼啸而过。接着,前面车辆全部都停下来,他们钻空当继续朝前驶,越过了几辆救护车、几辆参谋部用车和一辆装甲车,接着又是一辆,接着是第三辆,所有的车子都停着,停在那尚未落到地面的尘土里,就像一只只笨重的插着枪炮的金属乌龟。他们发现前面又是一个关卡,那里发生了撞车事故。有一辆卡车停下时,后面的一辆没有发觉,因此后车撞坏了前车的尾部,把几箱轻武器弹药撞翻在路上,有一箱落地时摔碎了。戈麦斯和安德烈斯停下来推车穿过那些被阻塞的车辆,当他们向关卡出示通行证的时候,安德烈斯的脚下踩着散布在路面尘土中的成千上万颗子弹壳。第二辆卡车的散热器被完全撞毁。第三辆紧顶着它的后挡板。还有一百多辆车子排在后面。一个穿套靴的军官在路上往回跑,大声喝令司机们打倒车,以便把那辆被撞毁的卡车从公路上拖走。

卡车多得没法倒车,除非那个军官跑到这越来越长的车队的队尾,阻止后面的车子再向前行驶。安德烈斯看到他跌跌撞撞地跑着,打着手电,又叫又骂,而黑暗中,卡车还是不断地向前驶来。

关卡上的哨兵不肯交还通行证。哨兵一共两个人,背上背着步枪,手里拿着手电,他们也在叫喊。手拿通行证的那个跨过公路,朝一辆从山上驶下来的卡车走去,让司机开到下一个关卡时,通知他们在那儿截住所有卡车,直到交通畅通为止。卡车司机听完就继续朝前开。哨兵手里仍然拿着他们的通行证,嘴里叫嚷着,走到那个车上东西被撞翻在地上的司机身边。

“别管它了,看在天主面上,继续开吧,让交通保持畅通。”他冲着那司机喊道。

“我车上的传动器撞坏了。”司机说,他趴在卡车的后边。

“去你的传动器。往前开,听到没有。”

“差速齿轮撞坏了,开不了啊。”司机对他说,又俯下身去。

“那叫人家把你的车拖走,好让我们把他妈的另一辆弄走。”

司机阴沉地望着他,那名关卡人员把手电直射在这卡车被撞毁的车尾上。

“往前开。往前开。”他手里仍拿着通行证大声说。

“我的证件。”戈麦斯对他说,“我的通行证。我们要赶路。”

“拿你的通行证见鬼去吧。”那人说,把证件交还他,然后就横穿公路,跑去阻挡一辆下行的卡车。

“在十字路口拐弯,倒过来把这辆破车拖走。”他对司机说。

“我奉命去——”

“去你的命令。照我说的办。”司机换了挡,在路上直着开出去,消失在尘土里。

戈麦斯发动摩托车,超过那辆破卡车,这时公路右侧一辆车也没有,安德烈斯又抓紧前座,看见关卡上的哨兵又拦住了一辆卡车,那司机从驾驶室里探出身来听他指令。

这时他们飞速行驶,颠簸着顺着盘山道一步步朝山上进发。所有上行的车辆都被阻在关卡那儿,只有下行的卡车在左边不断地开过去。摩托车马不停蹄地迅速往山上开,逐渐追上了早在关卡交通堵塞前就驶过去的上行车辆。

他们仍旧没开灯,又超过了四辆装甲车,接着超过了一长排运载士兵的卡车。士兵们在黑暗中默不做声,安德烈斯刚经过时只觉得在尘土飞扬中高高的卡车上有些模糊的人形。后来,他们后面来了一辆参谋部的汽车,喇叭嘟嘟地使劲地响,车灯一闪一闪的,一亮灯,安德烈斯就看到这些士兵头戴钢盔,手握步枪,机关枪直冲漆黑的天空,在黑夜中显得格外分明,等灯光一灭,就倏地消失不见了。有一次,他们驶近了一辆装载士兵的卡车,这时后面的亮灯了,他在这突然的闪光中看到他们死板而悲伤的脸。他们戴着钢盔,坐在卡车里,在黑暗中驶向前方,他们只知道要在那儿打仗,各自心事重重,耷拉着脸,这突来的灯光照出了他们的神情,要是在白天,他们是羞于给同伴看到的,除非开始轰炸和攻击了,那时谁都顾不上自己的脸色了。安德烈斯和戈麦斯的摩托车超过一辆又一辆装载士兵的卡车,仍旧在参谋部汽车的前面行驶着,戈麦斯可一点也没有想他们的脸色。他想的只是:

“多了不起的军队。多了不起的装备,多了不起的机械化啊。看啊!看看这些人。这就是我们共和国的军队。看他们。一辆又一辆卡车。整齐划一的制服。头上全都戴着钢盔。看那卡车上架着的机枪,是准备对付敌机的。看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军队!”

这些满载着士兵的高高的灰色卡车,车上有很高的方形驾驶室和难看的方形散热器,摩托车超过它们,在尘土中不停地顺着公路朝山上行驶,紧跟在后面的参谋部汽车不停地闪烁着车灯,摩托车经过时在亮光中看见卡车后挡板上的军队的红星标志,当车灯照在沾着尘土的卡车车身一侧时就照着了这个红星。他们不停地向山上行驶,空气变得更加寒冷了,公路开始呈之字形拐弯,卡车艰难地嘎吱嘎吱地爬行,在车灯的闪光中,有的卡车的水箱冒着汽雾,摩托车这时也在艰难地爬行,安德烈斯紧抓着前座。他想,这次乘了太长时间的摩托车了。实在太长了。他以前从没乘过摩托车,现在他们俩正在即将参加进攻行动的调动部队中爬山,当他们向上开的时候,他知道,根本不可能赶回去袭击哨所了。在这种调动和混乱中,他能第二天晚上赶回去就算不错了。他以前从没见过进攻和进攻的准备工作,他们在公路上行驶的时候,共和国的这支军队的规模和力量,着实让他感到吃惊。

他们这时驶上了斜着横贯山坡的一段又陡又斜的山路,快到山顶的时候,坡度更陡了,戈麦斯只得叫安德烈斯下车,两人一起把摩托车推上这最后的一段陡坡。翻过山顶,夜空中出现了一幢又宽又黑的巨大的石头建筑,门前闪烁着灯光,左面有一条汽车可以掉头的回车道。

“我们到那儿去问问司令部在什么地方吧。”戈麦斯对安德烈斯说。他们就把摩托车推向那巨大的石头建筑物,只见大门紧闭,门口站着两个哨兵。戈麦斯把车子靠在墙上,那建筑物的门开了,借着从里面透出来的灯光,他们看见有一个身穿皮上衣的摩托车司机走出来,肩上背着一只公文包,腰后挂着一支有木壳的毛瑟枪。就在灯光消失的时候,他在门口找到了他的摩托车,推着它一直到引擎突突地响起来,接着就在公路上噗噗地开出去。

戈麦斯在门口跟那两个警卫中的一个说话。“第六十五旅的戈麦斯上尉,”他说,“请问指挥第三十五师的戈尔茨将军的司令部在哪里?”

“这儿没有。”警卫说。

“这儿是什么地方?”

“指挥部。”

“什么指挥部?”

“哎呀,就是指挥部嘛。”

“是什么指挥部啊?”

“你是谁,问这问那的?”警卫在黑暗中对戈麦斯说。这里,山路尽头的上空繁星点点,没有了尘土,安德烈斯在黑暗中看得很清楚。他们下面,公路向右转弯,他能清楚地看到卡车和汽车行驶到那里时被天空衬托出来的剪影。

“我是第六十五旅第一营的罗赫略·戈麦斯上尉,要打听戈尔茨将军的司令部在哪儿。”戈麦斯说。

那哨兵把门推开一点,朝里面喊道:“叫警卫班长。”

正在这时,一辆参谋部的大汽车在公路的拐角处拐了一个大弯,朝这个石头大建筑物驶来,安德烈斯和戈麦斯正站在那儿等待警卫班长。车子开到他们面前停下。

一个年老肥胖的大个子和两个身穿国际纵队制服的人从车子后座下来。他戴着一顶和他不相称的大卡其贝雷帽,就像法国军队里轻步兵戴的那种,身上穿着大衣,拎着一只地图包,大衣腰带上系着一把手枪。

他说的是法语,安德烈斯听不懂,戈麦斯当过理发师,能听懂几句。他让司机把车子从门口开到车房里去。

他和其他两个军官进门的时候,戈麦斯在灯光中清楚地看到他的脸,认出了他是谁。他曾在几次政治会议上见到过他,并且经常在《工人世界报》上看到从法文翻译过来的他的文章。他认出他那毛茸茸的眉毛、水汪汪的灰眼睛、肥胖的双下巴,他知道他是当代法国伟大的革命者之一,曾经领导过在黑海的法国海军起义。戈麦斯知道这个人在国际纵队有崇高的政治地位,他—定知道戈尔茨的司令部所在地,并且能够指引他到那儿去。他不知道这个人因为岁月的流逝、失望、家庭和政治两方面的怨恨挫伤了抱负,他不知道向他询问是最最危险的事情之一。他一点也不知道这情况,径直朝这个人走去,握紧拳头敬了个礼,说,“马蒂同志[1],我们带有给戈尔茨将军的急件。你能告诉我们怎么到他司令部去吗?事情很紧急。”

这个高个子胖老头伸出了脑袋望着戈麦斯,一双水汪汪的眼睛仔细打量着他。即使在前线,在没有灯罩的灯泡的照映下,即使他在凉爽的夜晚坐着敞篷汽车刚回来,他的灰脸上还是一副干巴巴的神色。他的脸让你觉得他就像一头十分衰老的狮子爪下的废料。

“你带着什么,同志?”他问戈麦斯,他的西班牙语里带有很重的加泰罗尼亚语[2]口音。他从眼角向安德烈斯扫了一眼,随即又回头看看戈麦斯。

“到戈尔茨司令部给他送一份急件,马蒂同志。”

“哪儿来的急件,同志?”

“从法西斯阵线后方来的。”戈麦斯说。

安德烈·马蒂伸手拿了急件和别的证件,瞥了一眼,就放进衣袋里。

“把他们抓起来。”他对警卫班长说,“把他们身上搜査一下,等我命令再把他们带来。”

他衣袋里装着急件,大步走进那幢石头大房子。戈麦斯和安德烈斯在外面的警卫室里接受一个警卫的搜查。

“这个人怎么啦?”戈麦斯对其中的一个警卫说。

“神经病。”那警卫说。

“不。他是政界要人,”戈麦斯说,“他是国际纵队的第一政要。”

“尽管这样,他还是有神经病,”警卫班长说,“你们在法西斯阵线后方是干什么的?”

“这位同志是那儿的游击队员,”戈麦斯对搜他身的人说,“他给戈尔茨将军带来了一份急件。要保管好我的证件啊。别弄丢了这些钱和这颗穿在带子上的子弹。这是我在瓜达拉马第一次受伤时从伤口中取出来的。”

“别担心,”那班长说,“所有的东西都放在这只抽屉里。你怎么不问我戈尔茨在哪儿?”

“我们原想问的。我问了警卫,他把你叫来了。”

“可是接着这个疯子过来,你问他了。什么事都不该问他,他疯了。你要找的戈尔茨在从这公路上去三公里的地方,在右边树林中的山岩间。”

“你现在能放我们到他那儿去吗?”

“不行,这等于要我的脑袋。我只能把你们带到疯子那儿去,再说,你的急件在他手里。”

“你不能跟别人说一说吗?”

“行。”班长说,“我一看到负责的领导就对他说。谁都知道他疯了。”

“我一直以为他是大人物,”戈麦斯说,“以为他是值得法国骄傲的人物呢。”

“也许他是个值得骄傲的人物吧,”班长说,伸手放在安德烈斯肩上,“可是他疯狂透顶。他现在就爱枪毙人。”

“真的枪毙人吗?”

“是啊,”班长说,“这老家伙杀的人比鼠疫还多。不过,他跟我们不一样,不杀法西斯。不是玩笑话。他不杀平常的人,专杀托洛茨基分子、异己分子、各种各样的不寻常的人。”这些话安德烈斯一点也听不懂。

“我们在埃斯科里亚尔的时候,不知道替他杀了多少人。”班长说,“我们老是派行刑队。国际纵队队员不愿枪毙自己人,尤其是法国人。为了不惹上麻烦,总是由我们代为执行。我们枪毙过法国人、比利时人,各种国籍的人,各种各样的人。他是杀人狂。都是因为政治原因。他疯了,他杀得比六〇六杀灭梅毒还狠。”

“可是你能把急件这事跟谁说一说吗?”

“能,伙计。当然,这两个旅的人我都认得,人人都要从这儿过的,连俄国人我都认得,虽说他们只有少数人会讲西班牙话。我们不能让这个疯子枪毙西班牙人。”

“但是那份急件怎么办?”

“急件也一样。别担心,同志。我们知道怎样对付这个疯子。只有他的部下遇到他才危险。我们现在很清楚这家伙。”

“把两个俘虏带来。”传来了安德烈·马蒂的声音。

“要喝口酒吗?”班长问。

“为什么不?”

班长从食柜里拿出一瓶茴香酒,戈麦斯和安德烈斯都喝了起来。班长也喝了。他用手擦擦嘴,“咱们走吧。”他说。

他们喝了口火辣辣的茴香酒,嘴里、肚子里和心里都热乎乎的,他们走出警卫室,沿着过道走去,来到马蒂的房间里。只见他坐在一张长桌子后面,面前摊着一张地图,手里摆弄着一支红蓝铅笔,做出一副将军的样子。对安德烈斯说来,这只是又一件麻烦事而已。今天晚上的麻烦事够多了。麻烦事总是没完。只要你的证件没问题,心脏没毛病,你就不会遇到危险。他们最终会放你过关,你走你的路。但是英国人说过要抓紧时间,他现在知道,自己不可能回去炸桥了,但是这份急件必须得送到,可桌边的这个老家伙把它装在衣袋里。

“在那儿站着。”马蒂头也不抬地说。

“听着,马蒂同志。”戈麦斯脱口而出地说,茴香酒让他更感气愤,“今天晚上我们被无政府主义者的无知阻挠了一次。接着被一个法西斯官僚的懈怠阻挠了一次。现在又被你这个过分怀疑的共产党员阻挠住了。”

“住口,”马蒂头也不抬地说,“现在不是开会。”

“马蒂同志,这是件极其紧急的事,”戈麦斯说,“头等重要的事啊。”

押他们来的班长和士兵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他们好像在看一出已看过好多遍的戏,但是戏中的精彩部分总能吸引他们。

“样样事情都紧急,”马蒂说,“所有事情都重要。”他这时才抬起头来望着他们,握着铅笔。“你怎么知道戈尔茨在这儿?你难道不知道,进攻之前来找将军本人是很严重的事吗?你怎么知道有这样一个将军在这儿?”

“你对他说吧。”戈麦斯对安德烈斯说。

“将军同志,”安德烈斯开口说,他弄错了头衔,安德烈·马蒂没有纠正他,“我是在火线那边接到这个信件的——”

“在火线那边?”马蒂说,“是的,我听他说你是从法西斯阵线那边来的。”

“给我信件的人,将军同志,是个叫罗伯托的英国人,他到我们那儿来当炸桥的爆破手。明白了吧?”

“把你的故事讲下去。”马蒂对安德烈斯说,他用了“故事”这个词儿,正如用撒谎、胡诌或捏造一样。

“好吧,将军同志,英国人叫我尽快把信送给戈尔茨将军。就在今天他要在这一带山区发动一场攻势,我们只求马上把信送给他,要是将军同志同意的话。”

马蒂又摇摇头。他正望着安德烈斯,但是视而不见。戈尔茨啊,马蒂心里就像一个人听到自己事业上的竞争对手在一次极惨的车祸中毙命,或者一个你所憎恶的你以为品德正直的人却犯了挪用公款罪时的感觉一样,又惊又喜。原来戈尔茨也是其中之一,戈尔茨竟然和法西斯分子这样明目张胆地勾勾搭搭。他差不多认识戈尔茨有二十年了,那年冬天曾和卢卡茨在西伯利亚拦劫运黄金的火车的戈尔茨。曾和高尔察克在波兰作战的戈尔茨,在高加索和中国打过仗,从去年十月以来就在这儿打仗。但是,曾接触过图哈切夫斯基[3]。对,还接触过伏罗希洛夫。但主要接触图哈切夫斯基。另外还有谁?在这儿当然接触过卡可夫,还有卢卡茨。可是匈牙利人都是阴谋家。他过去恨高尔,戈尔茨过去也恨高尔。记住这一点,把这个记下来。戈尔茨一向恨高尔,但是他喜欢普茨,记住这一点。杜瓦尔是他的参谋长。看看发生了什么后果。你听他说过,考匹克是个笨蛋。那没错,那是事实。可现在这份急件来自法西斯阵线那边。只有剪除这些腐朽的枝杈,才能让树木健康成长,必须使枯枝烂叶暴露出来,才能消灭干净。但怎么会是戈尔茨呢?戈尔茨怎么也是叛徒呢?他知道,谁也不能信。谁都信不过,永远不能。即使是妻子、兄弟、最老的同志,也不能信任。谁也不能信任,永远不能。

“把他们带走,”他对警卫说,“小心看管。”班长望望那小兵。这对马蒂的一贯行事来说,算是最温和的了。

“马蒂同志,”戈麦斯说,“你疯了吗?听我说,我是个忠心耿耿的军官和同志。这急件非送到不可。这位同志越过法西斯阵线,把这份急件带来给戈尔茨将军同志。”

“把他们带走。”马蒂这时亲切地对那警卫说。如果非消灭他们不可的话,他还是可怜他们的,毕竟他们也是人。但是,让他受不了的是戈尔茨的悲剧。他想,怎么会是戈尔茨呢?他要立即把这个法西斯的情报向伐洛夫报告。不,还不如把这急件交给戈尔茨本人,看看他看到时的反应。他决定就这么干。如果戈尔茨是其中的一分子的话,他怎么能肯定伐洛夫就不是呢?肯定不了。这是件必须谨慎处理的事情。

安德烈斯转身对戈麦斯说:“你是说他不打算把急件送去是吗?”他简直不相信还有这等事。

“你没看到吗?”戈麦斯说。

“这狗娘养的!”安德烈斯说,“他疯啦。”

“是的。”戈麦斯说,“他疯了。你疯了!听着!疯了!”他冲着拿着红蓝铅笔低头看地图的马蒂大叫:“你是个发疯的杀人刽子手,听到了吗?”

“把他们带走,”马蒂对警卫说,“他们犯了大罪,疯了。”

班长熟悉这句话。他以前听见过。

“你这个疯子,刽子手!”戈麦斯喊着。

“狗娘养的,”安德烈斯对他说,“疯了。”这个人的愚蠢激怒了他。如果他是个疯子,就该把他当疯子赶走。该把急件从他口袋里掏出来。这该死的疯子去死吧。他那西班牙人的烈性,冲破了他一贯冷静的好脾气,不一会儿他就失去了理智。

马蒂望着地图,当警卫们把戈麦斯和安德烈斯带出去时,他悲伤地摇摇头。这两个警卫见他被骂很高兴,但是总的说来,还是感到失望。他们见过比这更加精彩的场面。安德烈·马蒂不在乎那两人骂他。话说回来,也是因为不少人都骂过他。作为人,他总是真心怜悯的。他总这样跟自己说。属于他自己的真正的见解已经所剰无几,这就是其中之一。

他坐在那儿,胡子和眼睛都集中在地图上,集中在这张他从未真正看懂的地图上,集中在那些精心绘制的蜘蛛网般的棕色等高线上。他能从等高线看出高地和山谷,但他始终弄不明白为什么挑中这个高地,为什么要选这个山谷。但是由于有了政治委员制度,他能以国际纵队政治首脑的身份介入总参谋部,可以对着地图上的某一个编有号码的围有棕色细线的地方指手画脚,那里四周有一片绿色,代表那里是树林,上面画着一条条与那始终朝着特定方向蜿蜒曲折的河流平行的道路,他可以说:“这里。这里是防线的弱点。”

高尔和考匹克是有抱负的政治家,他们会同意,可结果呢,那些士兵在离开基地去进攻时根本没看过地图,他们只是听说过这山地的编号,就跑到指定的地点去挖壕沟,然后沿着山坡向上爬去送命,或者被架在橄榄树丛中的机枪拦住去路。在别的阵地上,他们也许可以轻而易举地攀上山头,而处境并不会比这里好多少。但是,当马蒂在戈尔茨的总部里指点地图的时候,这个头上有伤疤的白脸将军就咬牙切齿地想:“不等你把你那灰色的烂指头点在我的等高线地图上,我就枪毙了你,安德烈·马蒂。你干预了你一无所知的事情,害死了多少人?为了所有牺牲的人,你见你的鬼去吧。人家拿你的名字给拖拉机、村庄和生产合作社命名,你就此成了我碰不得的神像了,真是活见鬼。你到别的地方去怀疑、要求、干涉、指责、屠杀吧,别管我的总部。”

然而戈尔茨并没有说这话,却只是朝后靠在椅背上,不再靠近这弯着腰的死胖子,离那伸着指头指指点点、那水汪汪的灰眼睛、那灰白胡子和那口臭的嘴远远儿的,他说:“是,马蒂同志。我明白你的意见了,可是不好接受,而且我不同意。要是你高兴,可以向上级告我。对。你可以像你所说的那样,把它看做党内问题来处理。但是我不同意。”

所以,这时安德烈·马蒂坐在一张空桌子边研究他的地图,没有灯罩的电灯泡光线刺眼,直射在他的脑袋上,过分宽大的贝雷帽搭在前额上,遮住了他的眼睛。他比照着那份油印的进攻命令,在地图上慢慢地、仔细地、费神地比画着,就像参谋学院的年轻军官在解题一样。他在打仗。他正在心里指挥打仗呢,他有权干涉,他相信他有权指挥。所以他就坐在那儿,衣袋里装着罗伯特·乔丹给戈尔茨的急件,而戈麦斯和安德烈斯正在警卫室里等待,罗伯特·乔丹正在桥那边高处的树林里埋伏着。

如果安德烈斯和戈麦斯不受安德烈·马蒂的干扰,可以继续前进的话,安德烈斯的使命的结果是否会有所不同,不得而知。在前线,谁也没有足够的权威能取消这次进攻。机器开动得时间长了,没法使它一下子停下来。所有的军事行动都有很大的惯性,与其规模大小无关。可是,一旦克服了这种惯性,行动开始以后想要加以阻止,就跟之前让其运动起来一样困难。

但是这天晚上这个把贝雷帽拉到前额上的老头儿仍坐在桌边看地图,这时,门开了,进来的是俄国记者卡可夫,带着另外两个俄国人,他们身穿便服和皮外套,头戴皮帽。警卫班长在他们身后不情愿地把门关上。卡可夫是他好歹能联系上的第一个负责人。

“马蒂同志。”卡可夫口齿不清地说,语气还是那么礼貌而轻蔑,脸上堆着笑,露出了他的坏牙齿。

马蒂站起来。他不喜欢卡可夫,但卡可夫是《真理报》派来的,是当时西班牙三大要员之一,他直接和斯大林联系。

“卡可夫同志。”他说。

“你在布置进攻部署吗?”卡可夫傲慢地说,朝地图点头。

“我在研究。”马蒂回答。

“是你领导进攻,还是戈尔茨?”卡可夫圆滑地说。

“我只是个政委而已,你知道。”马蒂对他说。

“不。”卡可夫说,“你过谦了。实际上,你是一位将军。你有地图和望远镜。你不是曾经当过海军上将吗,马蒂同志?”

“我是二炮手。”马蒂说。这是谎话。在起义的时候,他是文书军士。但是他现在总认为自己是二炮手。

“啊,我一直以为你是一等文书军士呢。”卡可夫说,“我总是把事实搞错。记者就这样。”

其他两个俄国人没有插话。他们正从马蒂的肩膀后面望着地图,不时用本国话讲上一句。马蒂和卡可夫在寒暄之后用法语交谈。

“最好别在《真理报》上把事实搞错。”马蒂说。他话说得粗声粗气,给自己鼓劲。卡可夫总是让他泄气,这在法语中叫做degonfler,因此马蒂总被他搞得心烦意乱。当卡可夫说话的时候,安德烈·马蒂就记不住他是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举足轻重的人物,也记不住他是碰不得的。卡可夫似乎总要随意地微微讽刺他一下,他这时说:“我向《真理报》发稿前,通常要核实事实。我在《真理报》上的报道还是很准确的。请问,马蒂同志,你可曾听说我们有一支在塞哥维亚那边活动的游击队给戈尔茨捎来了急件?那边有一位叫乔丹的美国同志,我们差不多该得到他的消息了。听说法西斯阵线后方发生了战斗。他应该已经打发人来给戈尔茨送情报了。”

“一个美国人?”马蒂问。安德烈斯说的是英国人。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他搞错了。这两个傻瓜找上他干什么呀?

“没错。”卡可夫轻蔑地望着他,“一个年轻的美国人,政治觉悟不高,可是善于跟西班牙人打交道,打游击打得不错。把那份急件给我吧,马蒂同志。已经耽搁太久啦。”

“什么急件?”马蒂问。他明知道说这话十分愚蠢,但是他不能马上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样只是为了推迟丢脸的时间。

“就是你口袋里那份乔丹给戈尔茨的急件。”卡可夫从坏牙齿缝中挤出话来。

安德烈·马蒂把手伸进口袋掏出急件,放在桌上。他盯着卡可夫的眼睛。好吧,他错了,这件事他无可奈何,但是他不能忍受羞辱。“还有那张通行证。”卡可夫低声说。

马蒂把通行证也掏出来放在急件旁边。

“班长同志。”卡可夫用西班牙话叫道,班长开门进来。他马上看看安德烈·马蒂。马蒂像头被猎狗围困住的老野猪,也在瞭望他。他脸上没有害怕和屈辱的神情。他只感到愤怒,只是暂时被困住而已。他知道,这些狗绝对制不了他。

“把这个交给警卫室里的两位同志,告诉他们怎么去戈尔茨将军的司令部,”卡可夫说,“已经耽误太久啦。”

班长走了出去,马蒂目送着他出去,然后看看卡可夫。“马蒂同志,”卡可夫说,“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怎么就碰不得。”

马蒂眼睁睁地望着他,一言不发。

“也别想找那班长的麻烦,”卡可夫接着说,“这和班长没关系。我在警卫室里看见了那两个人,他们对我说的。(这是谎话)我希望大家都常来找我谈话。(这是真的,虽然是班长先开口的)”不过也是因为卡可夫平易近人,他相信这样对他有好处,好心帮别人总能给人富有人情味的印象。这件事他绝不嘲讽。

“你知道,我还在苏联的时候,阿塞拜疆的城里发生了不公正的行为,人们就向《真理报》给我写信。你知道吗?他们说,‘卡可夫能帮助我们’。”

安德烈·马蒂望着他,只觉得愤怒和讨厌。他心里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卡可夫在跟他作对。好吧,卡可夫,不管你有多大权力,咱们走着瞧吧。

“这是另一回事。”卡可夫说,“不过原则是一样的。我倒要看看你到底为什么碰不得,马蒂同志。我很想知道,那家拖拉机厂厂名是不是就改不了了。”

安德烈·马蒂扭头不看他,去看地图。

“那年轻的乔丹信里怎么写的?”卡可夫问他。

“我没看。”安德烈·马蒂说,“别打扰我了,卡可夫同志。”

“好吧。”卡可夫说,“不打扰你搞军事工作了。”

他走出房间,朝警卫室走去。安德烈斯和戈麦斯已经走了。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望望高处的公路,望望这时在灰色晨曦中显现出来的山顶。他想,我们必须赶到山上去。时间快到了。

安德烈斯和戈麦斯乘了摩托车又驶上了公路,天开始亮了。安德烈斯又抓住了前座的后部,摩托车在灰色薄雾中弯弯曲曲地驶上山去,他感到摩托车在加速,接着车子慢下来,停住了。他们跳下车来,在一段漫长的下坡路上停下站在车旁,左边树林里有几辆盖着松枝的坦克。这一带树林里到处都是部队。安德烈斯看到有人扛着长杆担架。公路右边的几棵树下停着三辆参谋部的汽车,车身两边覆着树枝,车顶上盖着松枝。

戈麦斯把摩托车推向其中的一辆。他把车靠在一棵松树上,跟背靠树干坐在汽车旁的司机说话。

“我把你带到他那儿去吧,”司机说,“把摩托车遮起来,用这些树枝盖住。”他指指一堆砍下的树枝。

阳光开始照进高大的松树林,戈麦斯和安德烈斯跟着这个名叫维森特的司机跨过公路,在松林中登上山坡向一个地下掩体的入口处走去。掩体建在树木丛生的山坡下,上面布满了电话线。司机进了里面,他们俩站在外面。安德烈斯觉得这个掩体修筑得很巧妙,它在山坡上只露出一个洞口,四周没有乱糟糟的泥土,但是他在这入口处看得出来,这个掩体又高又深,人在那结实的木顶下能够行动自如,不需要低着头走路。一会儿司机维森特出来了。

“他在山上,他们正在部署进攻,”他说,“我把急件交给他的参谋长了。他签了字。给你。”

他把签过字的信封交给戈麦斯。戈麦斯把它交给安德烈斯,他看了一眼,就把它塞进衬衣里面。

“签字的人叫什么?”他问。

“杜瓦尔。”维森特说。

“行,”安德烈斯说,“急件的收件人有三个,他是其中之一。”

“我们要等回信吗?”戈麦斯问安德烈斯。

“最好如此。不过,炸桥之后,我要到那儿去找英国人他们,天主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回去。”

“跟我一起等将军回来吧,”维森特说,“我给你们拿咖啡。你们一定饿了。”

“这些坦克?”戈麦斯对他说。

他们走过那些由树枝遮盖的、涂成泥土色的坦克旁,每一辆都在松针地上留下了两行深深的车辙,看得出这些坦克是从公路上的某个地方拐弯倒进来的。车上的四十五毫米口径的炮筒,从树枝下打横着露出一截,身穿皮外套、头戴有棱头盔的驾驶员和炮手们背靠树干坐着,还有的躺在地上睡觉。

“这是后备军,”维森特说,“这些部队也是后备军。那些打头阵的在上面。”

“人可不少啊。”安德烈斯说。

“是呀,”维森特说,“整整一个师。”

掩体里,杜瓦尔左手拿着罗伯特·乔丹的急件,看看同一只手上的手表,他把这份急件读了四遍,每次都觉得夹肢窝里往外冒汗,汗从两肋往下淌,他对着电话筒说:“给我接塞哥维亚阵地。他走了?给我接阿维拉阵地[4]。”

他不停地打电话,可是没用。他跟那两个旅部都通了话。戈尔茨到山上视察进攻部署去了,到一个观察哨去了。他给那观察哨打电话,可他不在那儿。

“给我接第一机队。”杜瓦尔说,突然决定负起全部责任。他要负起责任来停止这次进攻。应该停止。敌人已经作了充分准备,你还要派他们去突袭,这怎么可以?你不能这么办,这简直就是谋杀。你不能这么办,你千万不能这样做,无论如何不能。他们可以枪毙他。他要直接打电话给飞机场,取消轰炸。可是,如果这不过是一次牵制攻势呢?如果我们的使命只是让他们牵制敌人火力,好转移所有这些军事武装呢?如果这次攻势的目的就在于此呢?要你执行的时候,他们可是不会告诉你这是牵制性进攻。

“别接第一机队了。”他对接线员说,“给我接第六十九旅观察哨。”

他打电话的时候听到了第一阵飞机声。而刚好在这时,他接通了观察哨。

“喂。”戈尔茨冷静地说。

他正背靠着沙袋坐着,两脚踩着一块石头,下嘴唇上叼着一支烟,他一边接电话,一边侧头仰望。他打量着那越来越大的三三编制的楔形机队,飞机在天空中闪着银光,隆隆怒吼,从远处阳光初升的山脊上空飞过来。他望着飞过来的飞机,它们在阳光中显得那么明亮美丽。飞机飞过来时,他看见阳光照射在螺旋桨上形成两个光轮。

“是我,”他对着话筒说,说的是法语,因为打电话来的是杜瓦尔,“我们完蛋了。是的,跟以前一样。是的,太遗憾了。是的,情报来得太晚,真不像话。”

他非常自豪地望着飞来的飞机。他现在看清了机翼上的红色标志,他看着它们隆隆地向前飞去。按照计划是可以成功的,这是我们的飞机。它们装了箱,由船只从黑海穿过马尔马拉海、达达尼尔海峡和地中海,一直运到这儿,小心翼翼地在阿利坎特[5]卸下,精确地装配好,经过试飞,证明性能完美;它们编成紧凑而清楚的队形,正在有规律的震荡声中,高高地银光闪闪地在晨辉中飞来轰炸对面的山脊,炸得它山崩地裂,好让我们能够过去。

戈尔茨知道,一旦飞机在上空飞过去了,炸弹就会像翻腾的海豚一样从空而降。接着,山脊就会轰隆隆地迸裂,消失在一大片爆炸的烟雾中。接着坦克会在铿锵声中滚滚而来,爬上那两个山坡,跟上去的是他的两个旅。如果是出其不意的奇袭,他们可以在坦克的助攻下,继续向前推进,停下来肃清残余敌人,依靠坦克的往返行驶做掩护,好好地大干一场,机智地大干一场,同时把别的进攻部队带上来,顺利地继续向前推进,越过山脊朝下冲。如果没有人通敌,如果大家忠于职守的话,应该是这样。

那两个山脊,由坦克车打头阵,他的两个装备精良的旅从树林里出发,这时飞来飞机。每件事都按照计划实施。

但是,当他瞭望快要飞到他头顶上的飞机时,他感到一阵反胃,因为他从电话中得知,乔丹的急件中报告说那两个山脊里空无一人;他们后撤到下面狭窄的壕沟里躲避弹片,有的躲藏在树林里,等轰炸机一过,他们就带着机关枪、自动步枪和乔丹提到的从公路上运来的反坦克炮回到山脊上,结果又将是一团糟。但这时飞机按照计划,震耳欲聋地飞来了,戈尔茨抬头瞭望,对着电话筒说:“不,没办法了,毫无办法。不用考虑了,只有这样了。”

戈尔茨用他那严峻而自豪的目光注视着飞机,他知道情况原本该怎样而现在却将怎样。他为本该怎样的情况感到自豪,他相信那本来是可行的,即使实际上没成功。他说:“好。我们尽力而为吧。”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但杜瓦尔没有听到他的话。他拿着话筒坐在桌边,只听到飞机的隆隆声,他想,听轰炸机的声音,说不定这-次能把他们全部炸光,说不定我们能突破,说不定他将派上他所需要的后备军,说不定这次机会来了,说不定能成功。继续干吧。来吧,继续干吧。隆隆声大得他都听不到自己在想什么。


[1]法国共产党领导人安德烈·马蒂生于1886年。1919年,他领导法国水兵在黑海起义,失败后被捕,至1923年才被释放。1924年和1936年,两度当选为法国国民议会议员。他是国际纵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但革命意志逐渐衰退,于1953年年初正式被开除出党。

[2]加泰罗尼亚语为西班牙东北端加泰罗尼亚地区的语言。法国南部沿地中海和西班牙接壤的东比利牛斯省居民也讲这种语言,而马蒂的家乡正是该省省城佩皮尼昂。

[3]这里提到的一些国际纵队的领导人,都是西欧各国的共产党人,有的在苏联建国初期曾和红军一起向高尔察克等匪帮作过战。伏罗希洛夫当时为军长,以保卫察里津著名。图哈切夫斯基为旧俄军人,笫一次世界大战中曾被德军俘虏,1917年投身革命,入了党,先后在高加索及西线任红军指挥员,后来担任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1936年得元帅衔。

[4]这是指两个不同的出击点,以瓜达拉马山脉后的两大敌占省会塞哥维亚和阿维拉为目标。

[5]阿利坎特是西班牙东南部滨地中海的一个优良港口,在巴伦西亚南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