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计阅读本页时间：-
•23•
加尔维斯顿
从约翰逊城的孩提时代起，约翰逊就展现了非凡的才能，能给有权有势的长辈留下极好的印象，而且动作迅速，令人啧啧称奇。像艾德•克拉克这种观察政客时眼光极其敏锐的内行，都不得不叹服：“他就那么跟谁聊个天……五分钟后他就能让对方这么想：‘我喜欢你，小伙子，我会支持你。’”
在圣马科斯，林登•约翰逊的才能帮他牢牢吃定了校长。现在，他的才能又要在另一位“长”身上施展了。
广告：个人专属 VPN，独立 IP，无限流量，多机房切换，还可以屏蔽广告和恶意软件，每月最低仅 5 美元
公布选票的过程中，他的选票超过了斯通，一直保持领先，胜局已定的几分钟后，他就给华盛顿众多通讯社的记者朋友发电报，不仅通知他们自己获胜的消息，还叮嘱他们如何来定义这次获胜，因为在丘陵地带帮了他大忙的因素，在华盛顿也能对他很有助益。新闻给出的定义正如他所愿。美联社刊登的新闻稿在那周六晚上传遍了全美，撰稿人是艾德•杰米森（他寄了一份报纸给约翰逊，附言说“尊敬的阁下，愿这文章符合您的心意”）。文章这样开头：“年轻的林登•B.约翰逊，在整个得州第十区，奔走宣扬他对罗斯福总统法院改组计划的支持。今天，他赢得了选举……他说，投票结果显示了民众对罗斯福先生及其项目的信心。”周六晚上通常都没什么新闻，这篇稿子就上了全国报纸的头版，包括华盛顿的报纸。《华盛顿邮报》用醒目的大标题写着“法院改组计划的得州支持者胜选”。当时的白宫很少能收到什么鼓舞人心的新闻，因为罗斯福的法院改组计划受到众议院和参议院两方的反对和打压；约翰逊胜选后的两天，最高法院也亲自出了重拳，维持对新政《瓦格纳法案》的原判。为了加强这种印象，约翰逊请本地的支持者们直接发电报给白宫，其中一份“富兰克林•D.罗斯福收”的电报中写道：“约翰逊入选国会……是对您的伟大领导的高度褒扬……您对最高法院的改组计划，是他竞选中的主要议题……”这个策略收到了预想中的效果，而且恰逢其时。因为总统很快就要去墨西哥湾度假垂钓，还刚刚宣布，要在航程终点的得州港市加尔维斯顿上岸，乘火车跨越整个得州回到华盛顿。四月二十日，白宫的人在总统的“旅行文件”中加了一份备忘录：“到了得克萨斯，我们一定要安排支持新政、支持法院改组计划的新议员，和总统见个面。”
离开奥斯汀去卡纳克之前，约翰逊请求奥尔雷德州长尽全力确保这次会面，还要确保有人在场拍照，并且请总统先生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力保他做众议院农业委员会的委员，这可是所有农业选区的议员垂涎的位子。总统游艇“波多马克号”在美国海军驱逐舰的护航下，沿着得州海岸线，与成群结队的银色海鲢追逐巡游了十一天。中途在阿兰瑟斯港修整一小时，奥尔雷德就抓住机会上船，安排加尔维斯顿的会晤事宜。和罗斯福见面后，他致信在卡纳克休养的约翰逊，说总统先生“很高兴能在加尔维斯顿会见你……他对你竞选的种种细节非常感兴趣，他还自己提起了你我讨论过的委员会事宜。我向他建议，下周你们应该合影，他非常乐意”。（对约翰逊颇为喜爱的州长竞选后去医院看他，对他糟糕的健康状况很担心，他在信中建议，最好是提前两天“你就过去”，“周六和周日都在那边休息”。）五月十一日，“波多马克号”和护卫的驱逐舰停在了加尔维斯顿港，白色制服的船员们一字排开，踏板从船甲板上伸向码头。仍然瘦削虚弱的约翰逊西服领上插着一枝白色夹竹桃（加尔维斯顿的标志），看上去很精神。他、州长以及来自附近的克罗基特要塞、穿着绶带的少将在船下站成一个三人组，领着一群达官显贵，列队欢迎总统。
他们等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接着甲板上有了动静。站在船两侧的列队海员吹响了尖锐的号角，突然，就在踏板的最高位置，也就是几米远的地方，出现了那颗硕大的头颅，那个总是在自信摆动的大下巴，还有那灿烂的笑容，林登•约翰逊过去只在新闻影片或者报纸照片上看到过，偶尔也在看台上远远地崇拜过此人的演讲。这张脸被墨西哥湾的太阳晒成了古铜色，他为这个男人摇旗呐喊了整整四十天。踏板比较窄，总统可以同时两手撑着扶手，他自己支撑着，摇摇晃晃地往下走。他的脚刚刚踏上甲板，海湾对面的克罗基特要塞就轰鸣起欢迎礼炮，乐队指挥挥棒，奏响《向统帅致敬》的激昂旋律。奥尔雷德州长说：“总统先生，我向您介绍新任国会议员。”富兰克林•罗斯福握了林登•约翰逊的手。
拍照环节是约翰逊梦寐以求的：总统耐心地站着等照相机尽情地“咔嚓咔嚓”，他脸上笑容灿烂，古铜色的大手紧握住约翰逊的手。（罗斯福的身体遮住了他撑着踏板栏杆的左手；第二天，各大报纸都在报道：“总统先生……在没有人辅助的情况下走下踏板，笑得很开心。”）按照安排，约翰逊没有和奥尔雷德以及加尔维斯顿的少将艾德里安•F.勒维一起乘坐总统的敞篷房车，而是上了后面跟着的一辆车，这些车属于没那么高阶的达官显贵，但也是总统车队中的一员。加尔维斯顿的人群可谓史无前例，挤满了大街小巷，车队过处，雷鸣般的欢呼和掌声如影随形。路上还专门修了个斜坡，总统的车就这么开上去，这样他可以坐在车里发表讲话。（市长介绍了总统，说：“开车过来时，我对总统说，知道自己如此受到全民的爱戴，一定是件特别美好的事情……伯利克里时代被称为雅典的黄金时代，那么罗斯福的时代就是民主的黄金时代。”）车队中约翰逊不算显眼，但上午十点总统的专列从加尔维斯顿火车站离开的时候，约翰逊就站在列车后面的一个站台上，和总统站在一起。罗斯福微笑招手，另一只手则支撑着栏杆。（其实，栏杆上有两只手，另一只就是约翰逊的。他和总统之间隔着奥尔雷德，但使了个微妙的小手段，减少了自己和罗斯福之间的距离，保证了自己在报纸照片上的一席之地。总统和奥尔雷德都站在他的右边。约翰逊的右手离总统最近，一直握着自己的白色礼帽。摄影师开始照相时，他把礼帽放到左手，右手握住栏杆，并往总统的方向挪了一点，这样他的身体既能稍稍挡住一点奥尔雷德，又没那么明显地要去抢镜头。）他和奥尔雷德都被邀请去了总统的私人车厢。总统离开站台走进车厢，三个人，再加上白宫助手马尔文•麦金太尔和艾德文•M.沃森，在三个小时的旅途中亲切交谈。他们的下一个目的地是学院车站，总统要在那里检阅三千名来自得州农矿学院，穿着卡其色军装的后备军官。
那场旅途中的谈话，外人只知晓一个细节：选举之后，约翰逊拜访了伯勒森将军，感谢他的支持；这位老人给了约翰逊从棕色纸袋上撕下来的纸片，那是约翰逊第一次拜访他之后，他写下的预测竞选排名，约翰逊名列榜首。众所周知，罗斯福总统曾经在威尔逊时期担任军队的助理秘书，而那些年伯勒森也在同一个政府担任邮政总长。就算罗斯福不认识伯勒森，也肯定知晓其人其事。约翰逊给他看了那张皱巴巴的纸。谈话的其他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不过回到华盛顿后，总统说起这个年轻人不顾选区所有保守思想根深蒂固的政治领袖，毅然参选，在八个强大的对手中，单枪匹马地支持法院改革法案，而且他恰巧也和年轻时的自己一样，对海军很感兴趣）。但谈话的结果是很清楚的。约翰逊本来是在学院站就下车的，罗斯福却邀请他一直坐到了三百多公里以外的沃思堡，晚上九点，列车驶进那座得州北部的城市，新当选的国会议员已经和总统待了一整天。分别之前，总统说，只要约翰逊愿意，农业委员会委员的位子他是坐定了。但他还有个建议，让他去海事委员会。他很欣喜约翰逊这样的年轻人对这个领域感兴趣。他说，海事现在就已经非常重要了，按照世界趋势，以后可能会更为重要。约翰逊接受了他的建议，罗斯福非常高兴，说一回华盛顿就会亲自督办此事。他还说，约翰逊要是需要其他任何帮忙，就打给“汤米”，并且在一张纸上写下“汤米”的电话号码，交给约翰逊。
当然，“汤米”就是三十六岁的托马斯•G.科科伦，人称“木塞”汤米，粗壮结实，开朗直爽，擅长手风琴演奏。这位政治谋略家在当时是总统进行最高法院改组抗争的关键人物之一，正处于权力与影响力的人生巅峰。
乘坐专列的罗斯福比约翰逊先期到达华盛顿。他亲自给汤米打电话。科科伦回忆总统当时的话：“他说：‘我刚见了一位最最优秀的年轻人。我喜欢这孩子。你能帮他的就尽量帮帮他。’”
罗斯福自己也帮了他。约翰逊刚进议会的头几天（做议员秘书时，他还从来不被允许踏足这议员席一步），肯塔基代表弗雷德•M.文森，众议院筹款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民主党说了算，并且决定给各个委员会分配什么任务）的民主党力量，找到约翰逊，说：“年轻人，我欠你一顿晚饭和一次长谈。”他解释说，自己被邀请去白宫参加晚宴：“总统和往常一样，非常热情好客。而我却一直在想，他到底想要我做什么呢？我知道他有目的。最后他不经意地，非常不经意地说：‘弗雷德，有个很优秀的年轻人要来众议院了。弗雷德，你知道那个叫林登•约翰逊的小伙子吗？我觉得他在海事委员会能大展拳脚。’”
除了国会委员会的分配（约翰逊当然是欣然接受），总统还通过其他途径为林登提供了帮助。这些途径可能没有委员会分配那么正式，但对于一个年轻的政客来说，却更为重要。他会跟那些比汤米甚至弗雷德•文森更有权有势的人谈起这个小伙子。比如市政工程局的哈罗德•L.伊克斯和公用事业振兴署的哈里•L.霍普金斯。他说起这个“优秀的年轻人”，要求他们去见他，帮助他。来自西南部的年轻人，需要在纽约建立人脉，总统对霍普金斯如是说，而后者在纽约相当吃得开，不仅结交了各种和他一样有社会事业背景的人，还有纽约政治金融家艾德温•威斯尔。
早在见这位年轻人之前，科科伦就对他赢得总统喜爱的速度印象深刻。“就坐了趟火车这么简单。”他说。约翰逊用这项成就赢得了科科伦的最高褒扬。他说，不管这年轻人是谁，他一定是个“行家”。见到他之后，目睹他在伊克斯与霍普金斯身上施展“行家”技能，科科伦对他就更添欣赏之情。林登•约翰逊的大学同学觉得他在长辈面前无非就是溜须拍马，“卑躬屈膝，多么谄媚奉迎，大拍马屁”，到了“语言都无法描述”的程度。但科科伦本人，作为“溜须拍马之王”，明白其中奥妙绝不止这么简单。他一看就知道眼前这个人是个中大师。“他（约翰逊）总是面带笑容，恭敬谦卑，但是，面带笑容，恭敬谦卑，很多人都能做到啊，”他说，“林登在跟长辈相处之道上，有着特别令人难以置信的能力。那是我前所未见的。他能跟着中心人物的思路一直走，在其他人都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思路的走向。我看见他和年长的上级谈话，对方一转话题，林登早就比他先想到了，说出了他想听的话，而这之前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听什么。”
以伊克斯、霍普金斯和科科伦往下发散，白宫的枝叶上是一个新政内部人员的网络，都是些权倾一方、影响力很大的重要人士。很快，华盛顿权力网络那些外人不知的暗道上，将闪烁着一个新的名字，传播速度太快，有时甚至发生混淆弄错的情况。但提到这个名字的是职位最高的那些人。已经打入这个网络的纽约年轻政治经济学家艾略特•詹韦，有一天在华盛顿和伊克斯吃饭，首次听到了这个名字。“伊克斯告诉我，罗斯福说，因为这个小伙子，他心情有些低落。要是他不去上哈佛，就应该是这种无拘无束的年轻先锋。下一代，权力重心会向南部和西部转移，这个年轻人很有可能成为第一位南部总统。”伊克斯说，他已经见了这个小伙子，詹韦也应该见一见，“你会喜欢他的。”詹韦说，午饭后，“我坐国会专列回了纽约。”一到家，电话就响了，是艾德•威斯尔打来的。“哈里（霍普金斯）刚给我打了个好玩的电话。你有没有听说过国会有个小子，叫什么林迪 (1) •约翰逊的？”
* * * * * *
霍普金斯和伊克斯相当于新政的“陆军元帅”，本•科恩是新政的主要理论家之一，而汤米•科科伦，在一段时间内不仅是新政的“招兵总长”，还是主要参谋。这些人下面，就是新政的得力兵将们，都是些年轻能干的自由派，心中升腾着理想主义的熊熊火焰，从全美各地拥入华盛顿，加入这场伟大的征途。这些年轻人级别都不高，不是什么内阁要员，甚至连副手都没有几个，只是这些领导的下属和助手。他们自己手中毫无权力可言。没有什么重要的官位头衔，没有白宫的人脉，在款项分配上没有任何发言权。但对议员来说，他们还是很重要的。“政府是什么？”科科伦曾经发问，“不仅仅是最上面的那个人或者十个人。政府，是最上面的一百个人、两百个人。真正发挥重要作用的，是重大决策之前和之后自上而下发生的事情。”约翰逊已经见了元帅和将领，赢得了他们的欣赏；收服下级兵将时，他照样是屡战屡胜。
他特别专注于收服其中的一群。
这些人的共同之处，就是都跟公众权力有关。他们都是政坛老将，要么参加过一九三五年重要的《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案》（“雷伯恩-弗莱彻尔法案”），要么为接下来法案的实施做出过努力，要么就是争取过那些大坝的修建，这些大坝能够创造新的水电资源，打破旧公用事业集团的垄断权。约翰逊在国会新官上任，要烧的第一把火就是马歇尔浅滩大坝，就是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他遇见了大多数的年轻兵将，和他们打上了交道。
另一个共同之处是知识水平。这一两百位年轻的新政支持者中，有很多杰出人才，约翰逊关注的那几个又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的领导人是主要法案的撰写人，科科伦和科恩，说得更准确一点，只有科科伦。因为善良温柔的科恩，正如一位朋友写的那样：“一言一行都像极了狄更斯笔下总是思绪飘忽的教授。”他很羞涩，总是神情恍惚，很难称得上是一位领导。他就是那种独行侠一般纯粹的知识分子，拥有这方面的天赋。而科科伦在哈佛法学院表现极为出色，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大法官给了他当时自己权限范围内最好的工作：最高法院大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的秘书。尽管如此，但凡和两人有些深交的人都知道，科科伦的头脑比不上他那位沉默的伙伴；山姆•雷伯恩曾经跟两人会面，基本上是科科伦在说话，之后，山姆向一位朋友直言：“科恩是军师。”
约翰逊关注的那群人里面，有一个是接替科科伦继任霍姆斯秘书的詹姆斯•H.罗，高个子，热心肠，戴着眼镜的律师（一九三七年他和林登•约翰逊一样，都是二十八岁。）他通往华盛顿的路从蒙大拿州的布特开始，到哈佛大学，再到哈佛法学院。一开始他是几个低阶助手之一，帮助科科伦和科恩起草《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案》，还帮市政工程局跟电力公司打官司。其间科科伦注意到他，把他安排到白宫做另一份低阶工作——总统儿子詹姆斯的秘书，而总统也很快注意到了他。
这群人还包括威廉•O.道格拉斯，三十八岁，卡其色头发，原耶鲁法学院教授，作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委员，他是《控股公司法案》的关键人物（“公用事业领域的控股公司已经成为一个怪兽，”他后来写道）；还包括道格拉斯召到华盛顿协助他的第一人，瘦小个子，沉默内敛的年轻犹太人，来自孟菲斯，橄榄色的皮肤，水汪汪的大眼睛，另一位耶鲁教授评论说，他是“耶鲁法学院有史以来最具有法学头脑的优秀学生”，他就是二十六岁的阿贝•福塔斯。还包括詹韦，二十四岁就已经成为《时代》《生活》和《财富》几大杂志驻华盛顿的商业记者；还包括二十四岁的阿瑟•E.戈尔德施密特，来自圣安东尼奥，绰号“小得”，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就被带来华盛顿，在哈里•霍普金斯手下做事。除了詹韦，科恩、道格拉斯、罗、福塔斯、戈尔德施密特经常在工作中见面。事实上，有一段时间，科恩、福塔斯和戈尔德施密特的办公室就连在一起，同属于内政部六楼公共权力分部使用的一间套房。他们下班后也形影不离，科科伦和科恩同住一套公寓，而年轻点的罗、福塔斯和戈尔德施密特的住所都在一两个街区的范围内，都是小小的出租房，在华盛顿的乔治敦，不久前还是个黑人聚居的贫民窟，但正在迅速被年轻的白人新政支持者占领并翻新。“我们算是个小团体，”戈尔德施密特说，“并没有什么组织。但我们互相认识，经常见面。”
他们开始经常和林登•约翰逊见面了。
他见他们，主要是因为马歇尔浅滩大坝的公事。之后他会打电话叫上他们共进午餐。他和“小瓢虫”在康涅狄格大道上的肯尼迪-沃伦公寓楼租了个一居室的小公寓。周日下午，约翰逊常常把这群人叫去家里喝鸡尾酒。
很快他们开始回请他。这个小团体的人经常聚在一起，举行没那么正式的晚宴或者后院野餐会，林登和“小瓢虫”成为这些场合的常客。
他培养他们的好感。至少在开始，他是非常谦虚的，很关注他们的观点。汤米•科科伦讲起过去的事情，说一九三三年，他们在努力思考拯救银行的计划，财政部的灯亮了通宵。约翰逊一脸认真地听着，还露出敬畏的表情。他经常送些小礼物，比如谁有小女儿，他就送一个小盒子吊坠。礼轻情意重，总让收礼人感激。“那时候我们还不常收到礼物。”吉姆•罗说。“虽然您警告过，不要写什么肉麻的感谢信来烦您，”伊丽莎白•罗写信给约翰逊，“我仍然不可能对您这漂亮的小盒子吊坠视而不见。真的，您真是要宠坏我们这小女儿了……我也想不出对女儿更好的愿望，只愿您能做她的干叔叔。那么……从现在起，您就是林登叔叔了。”有的礼物小，有的礼物大，最大的是得州火鸡，从一九三七年起，每年的圣诞节都由约翰逊的秘书们亲手送给小团体中的所有成员。收到第一只火鸡时，罗夫人被这体积震惊了。“我从没见过那么大的火鸡，”她回忆，“当时我都没有足够大的厨具能装的。”她电话向约翰逊道谢，还说：“这是火鸡和牛杂交出来的吧。”成员们晋升时，会收到他热烈的祝贺。罗成为罗斯福总统六个行政助理之一时，约翰逊写信给他：“亲爱的吉米：就算我有搬家公司那么大的卡车，能让我在急切时到处跑，也装不完这封信里想要表达的对你今日高升的祝贺。我与你共享这份喜悦。也与我们的总统共享喜悦，因为他有了你这样能干的左膀右臂，有了你这样出色聪慧的头脑，能够帮他缓解一些沉重的负担……”
他给予他们帮助。五月十三日，他作为新当选的国会议员来到华盛顿的第一天，造访的第一个办公室属于新当选的多数党领袖，他在那个办公室弯下腰，亲吻了一颗光亮的头颅，头颅下面那张阴沉的脸顿时破冰，展露了灿烂的微笑。山姆•雷伯恩很高兴看到林登•约翰逊重回华盛顿。约翰逊请求他，要在自己宣誓就职议员的时候站在他身边，做他的保证人，雷伯恩深受感动。约翰逊那套公寓里的家具被前面的房客用得有点旧了，但就从那个周日开始，这个矮壮的人物经常造访，用华盛顿权贵阶级的眼光来看，实属贵人到来、蓬荜生辉，比任何奢侈的陈设都要珍贵。雷伯恩对两夫妻热情的招待可谓涌泉相报。他当选为多数党领袖后最先发起的几个行动之一，就是重建杰克•加纳的“教育委员会”，每天众议院休会后，几个国会议员就在国会大厦底层的一间房子里见面，在午后迟暮的时光中喝几杯，“为自由而战”。这是个“大隐隐于市”的地方，只有几把轻便的黑色皮椅，一张长长的黑色皮沙发，一个壁炉，雷伯恩坐的一张桌子，还挂了一张罗伯特•E.李的肖像。被邀请来这里的几乎都是众议院的领袖，唯一的例外是赖特•帕特曼，在雷伯恩眼里，他的品质比年资更重要。他曾属于得州议会那一小撮从未被收买的人。有一天，雷伯恩邀请约翰逊休会后下去喝杯酒。那之后，每天工作结束从议员席离开时，领袖就会对约翰逊低声说：“下来。”在这隐蔽小房间高而窄的门背后，与这位二十八岁的国会新人举杯的有议长班克赫德，少数党党鞭麦科马克，法规委员会主席萨巴斯，等等，他也由此对众议院的内部机制和规矩了解良多。那些坐标在宾夕法尼亚大道尽头的白宫的年轻新政支持者，总是需要了解国会山这边的信息，要了解某些对自己机构至关重要的法案是否有通过的可能，了解法案的处理进程：到底被扣押在哪里了？是委员会，还是附属委员会，或者还在法案起草员办公室？什么被扣押？谁能把这法案给放出来？他们的上司经常叫他们去打听国会的相关消息。
科科伦要了解这些信息是没什么问题的，他直接找白宫的国会联络员就好（有时候，他自己就是联络员）。证券交易会的道格拉斯也不用费什么功夫。但职位较低的罗、福塔斯和戈尔德施密特只能自己去搜集信息。而国会山消息比较严，各种关系又错综复杂，很难区分哪是流言、哪是事实。但约翰逊因为进入了雷伯恩那个小圈子，总能得到很多准确信息。另外，这些人也亲眼见证了他和雷伯恩的熟悉程度。这位多数党领袖权倾国会，样子又那么吓人，他们自己是没法接近的。但雷伯恩喜欢和那些小得能做他儿子的年轻人做伴。他跟科科伦和科恩已经相识很久，在他们面前也能稍微放松了，所以偶尔会邀请他们（也许一两个月一次）去他的小公寓吃个不带女伴的周日早餐，他会亲自系上围裙下厨。不过，就算是这样的社交场合，领袖还是一样的内敛矜持。这些年轻人没有一个觉得和他已经熟悉到能够问想问的问题了。但这些年轻人震惊地发现（就和林登在圣马科斯的同学目睹他拍人人敬畏的埃文斯校长的背一样震惊），林登•约翰逊弯下腰亲吻了领袖光秃秃的头顶。他们清楚，就算约翰逊本人不知道他们想要的信息，也能从雷伯恩那里打听到。在一些小事上，他甚至还代表他们，请领袖不仅提供信息，还要搭把手帮个忙。另外，他很快掌握了这里的办事之道，是大多数国会议员一辈子都没搞清楚的。“他很快掌握了国会的各种杠杆。”罗说。他也很乐意用自己的所知为这一小群人效劳。“我给他打电话问：‘这事儿怎么处理？’”罗说，“他就说：‘我马上回你电话。’然后他就回电话说：‘你应该找这个人谈谈。’”福塔斯说：“他和雷伯恩走得很近，在国会山上结交的圈子也是越来越大。他会帮我们。他会帮我们处理些国会山上的杂事。他对我们用处很大。”
他赢得了他们的喜爱。
“聚会时，他很有意思，”伊丽莎白•罗说，“这是大家都不知道的林登•约翰逊，他很有意思。”
事实上，他是这些聚会的灵魂。聚会上充满各种急智，脑子转得最快的就是他。“想起那时候的林登，我就想起那些老派的玩笑啊，插科打诨啊。”戈尔德施密特的夫人伊丽莎白•威肯登说。“跟他闲聊特别开心，”吉姆•罗说，“他总能讲个很应景的得州小故事。”约翰逊所了解的三个世界，一个是国会，他们知之甚少，另两个他们更可谓一无所知：一个是得州政坛，一个是他的出处，得州丘陵地带。他把这些世界向他们一一道来，其娓娓动人，是他们永远难忘的。他的声音时而轻柔诚恳，时而振聋发聩，真是一个天生的讲述者。他总是张口就能说出国会最新的内部事务。他们很喜欢听，既因为其中的信息对他们至关重要，又因为讲故事的时候他会模仿相关人物，惟妙惟肖又令人捧腹。他在各家小小的客厅里来回走动，瘦高的个子特别引人注目，让戏剧化的效果填满了每一个角落。
“他最棒的故事，”罗夫人的评价得到圈子里其他人的首肯，“是关于得克萨斯的。”他讲起弗格森家族的男女候选人，大块头吉姆•霍格，吉米•奥尔雷德，这些政治人物他们几乎从未听说过，却因为他绘声绘色的生动描述，急切地想了解更多。说起丘陵地带的时候，罗夫人说：“他口才实在是太好了。”他说起赶牛北上的日子，还有那里人民的贫穷。比尔•道格拉斯已经算是很有口才的人了，他喜欢聊土壤保护的话题，他的故事比起佩德纳莱斯河与科罗拉多河下游奔流的波涛都要苍白不少。而汤米•科科伦，本身就有爱尔兰人的健谈，再加上弹得一手好手风琴，他几乎是每一场聚会的灵魂。但当约翰逊谈起丘陵地带的贫穷，谈起新政的项目对那些地方的意义时，就连科科伦也会沉默地认真倾听。
让他赢得大家喜爱的，不止是故事。他很擅长搞恶作剧。福塔斯家举行了一场露天餐会，约翰逊和布朗&路特公司的乔治•布朗都是座上客。当时布朗喝了点酒。第二天早上，卡萝尔•福塔斯收到一束署名布朗的花，卡片上写着：“要是我有什么不当言行，很抱歉。”布朗当时并未失态，所以福塔斯夫妇很是困惑。福塔斯问约翰逊，布朗是什么意思。约翰逊说他那天早上发现布朗不怎么记得清前晚的事情了，就逗他说，他把一块浇满了伍斯特辣酱的牛排，掉在福塔斯家客厅的地毯上了。
他还表演节目，娱乐大家。一天晚上，在一家西班牙餐厅，伴随着欢快的弗拉门戈舞曲，高高的约翰逊拉着瘦小的威利•霍普金斯，跳上一张桌子共舞起来。“跟他在一起，永远不会无聊，”福塔斯说，“要是林登•约翰逊在场，聚会就会更活跃。他一进门，气氛就点燃了。可能跟他来之前的气氛有点不同，但就是很热烈……他特别有意思，是很棒的玩伴。”伊丽莎白•罗说：“他是这么热爱生活，让周围的每个人都更开心起来。只要有他在，一群人就更欢快更活跃。”
随着与他的交往日渐加深，大家在喜爱之外，又有了越来越多的欣赏。他们是专业从政的，大多数都擅长此道。这个小圈子里的人，都已经或者即将成为这个时代的政坛大师。大师见到大师，总是电光石火间就能辨认出来的。他们很清楚，眼前这位就是其中之一。罗越来越频繁地向约翰逊询问关于国会的信息，他发现这些信息无一例外，全都准确无误。只要跟着这个国会新人，在国会山这个迷宫里，你就很少会转错弯。他们全都发现“他知道事情怎么发生，是什么原因”，福塔斯说：“他深谙政治的具体细节、基本要素。我们或多或少可以说是技师，而他就是最优秀的技师，最最出色的。”聚会上，大家经常提起对他们很重要的法案，并且估计在国会能得多少反对票、多少支持票。“他估计得很准确，”罗说，“比如有人说，我们有多少多少票，约翰逊就说：‘去你的，要减掉三票。你算了这三个人，他们会投反对票的。’”“他很擅长数票，”福塔斯说，“他能详细地说出个一二三，谁谁谁会怎么投，谁是摇摆票。在具体情况下，到底什么能让他们动摇。”福塔斯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道，“我这么解释，你也许还是不能完全了解他是个多么优秀的政客。他真的是最出色的。”
他们欣赏他事无巨细都亲自打理，不知疲倦。他将自己投入到政治的各个方面，投入到一切事务中，仿佛带着无限的热情与努力。他吸收和记忆信息的能力惊人，对各个议员和相关的选区已经是了如指掌，令人啧啧称奇。“他简直就是个信息库，”福塔斯说，“而且他非常非常聪慧。他从不忘记任何事。他工作起来比任何人都要努力。我从来没见过谁像他一样，这么能注意到细节。”对于这些最有头脑的年轻新政支持者来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进行推荐，他们都在努力地把朋友亲信安插进政府机构的关键位置。林登•约翰逊也在做这样的事。“他总是在推荐谁去某个职位。”罗回忆。而约翰逊的推荐是有特别效果的。罗回忆起自己成为白宫行政助理后最先负责分配的一份工作，首席检察官助理。“名单上有威利•霍普金斯。”罗想，他就随口问问约翰逊这个人的情况好了。“就因为他也是得州人嘛。”他当时完全没想让约翰逊这个国会新人在这件事上有什么发言权。但是，罗回忆：“我打给林登，他说：‘我过来！’”惊讶的罗问：“你什么意思？”“我十分钟之内赶过来！”约翰逊回答。约翰逊从坎农大楼的办公室跑出来，跳进车里，飞奔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十分钟内就出现在了白宫旁边陆军与海军部大楼中罗的办公室里。“他用让人喜欢的方式敲打我的桌子，说：‘他是最好的人选！’”（“林登啊，”罗提醒他，“你还不知道别的人选都有谁呢。”但霍普金斯得到了这份工作。）
罗和科科伦这两个霍姆斯法官的追随者，把他们所欣赏的这种不知疲倦与热情称为“活力”。“霍姆斯经常说，归根结底，最重要的就是活力，”科科伦说，“林登真是充满了活力。”福塔斯的语言更为具体准确：“就是一种不停歇的强度，全神贯注地关心当下讨论的话题，全神贯注地处理手里的问题。”但不管怎么定义，他们都很欣赏，而且是高度欣赏，甚至于在自认为（用福塔斯的话说）是“技师”的情况下，觉得约翰逊可能比他们更高一筹。福塔斯长相显小，而且年纪轻轻就担任要职，所以他总是比较谨慎内敛，带着点稳重的气度。也许这种气度是天生的，“我生来成熟。”有一次他对戈尔德施密特说，语气都有点悲伤了。有时候，他好像时时刻刻都在字斟句酌，回答问题之前，总是喜欢慢慢地摸摸下巴，也似乎很坚定地让自己永远不要显露什么热情。因此，詹韦听到福塔斯对他坦陈自己对约翰逊的感觉时，十分震惊。福塔斯还补充说：“这人就是有气场。”听吉姆•罗说起约翰逊，能很明显地感觉到他的挣扎，作为一个本身个性很强的人，他努力不让另一个更强的个性来吞没自己。“听着，我想说，我是为罗斯福和霍姆斯工作的。他们是两个完人。约翰逊永远不可能（成为我的偶像），我俩是同龄人——但我从未厌烦过他。他没让任何人厌烦过。从外表上来说他就已经很有吸引力了，而且你永远摸不透他下一步要干什么，他是人中豪杰。”
在这个优秀年轻人的小团体中，他不仅慢慢融入，而且渐渐成了中心人物。很快，小小的约翰逊公寓就越来越频繁地举行聚会：以莫里•马弗里克的名义举办（哈罗德•伊克斯决定来参加约翰逊家的聚会，而推掉了“英国大使馆的一个大型花园派对”，他很高兴自己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他真是把每个人都照顾得高高兴兴的。相比那种正式的场合，我肯定是在那儿玩儿得更开心……”）；还有伊克斯本人的生日聚会，约翰逊请时任市政工程局总顾问的福塔斯发表关于伊克斯的演讲。（“这举动说明他有多聪明。”威利•霍普金斯说。办派对的是他，却让“阿贝来发表颂扬上司的演讲”，这样就能“两边都讨好”。）派对不一定特别正式。“他特别擅长组织那种说来就来的聚会，”伊丽莎白•罗回忆，“他会打电话说：‘我就要下班了。你叫上老吉姆，一起来吧。’”罗夫妇到了约翰逊家后，发现他临时打了几个电话，就又叫来了两三对夫妇。
现在，不管聚会场地在哪里，他都越来越多地成为场上的主宰。
一是因为他的个头。毕竟，他身高超过一米九二，而且双臂很长，手也很大。他拼命甩着长长的手臂时仿佛要把小小的房间填满。一是因为他的怪异，讲“得州往事”时，他来回踱步，步子很大很猛，又带着笨拙；讲到激动处双臂挥舞，再加上随时都坐不住，动来动去：坐下，跳起来，走一走，说话，没有一刻是安静的。超越个头与怪异，他外表的那种戏剧性也是因素之一：苍白的肤色与深黑的头发、浓黑的眉毛形成鲜明对比；巨大的鼻子和耳朵；闪闪发光的微笑，炯炯有神的双眼。
但不只是体型与外表。只有二十八岁的他已经对别人发号施令很久了，指挥着L.E.琼斯、吉恩•拉蒂默以及克雷博格办公室的其他下属，还有青管局那几十号人。他早就习惯了说出来的话有人认真听，他身上有种种气派，其中一种，就是领导气派。
还有信念的坚定。他不只是个天生的讲述者。他经常谈到的那些话题，各种趣闻轶事所表现的话题，很多都关于他那个选区的贫穷，以及采取措施扶贫的迫在眉睫。小团体的成员们说起林登•约翰逊，用的词都是“活力”“生气”“紧迫”“紧张”“精力”，还有“激情”。“他对自己所抗争的东西的信念，感觉就要从身体里溢出来，”伊丽莎白•罗说，“真是让人印象深刻。”他在各家的小客厅里迈着大步子走来走去，用他们的话来说，此时的他“口才了得”“扣人心弦”。他们经常被他彻底吸引。
当然，也不是回回如此。如果他们没被吸引，约翰逊的行为仍然很惊人。当然啦，从孩提时代起，他就不能忍受只是团体中的普通一员。用玩伴的话来说，“他无法忍受，就是无法忍受自己不是领头的”，他要领导的不仅是和自己同龄的男孩子，还有年纪更大的那些。“要是他当不了领头的，好像就不太想玩儿了。”在乔治敦的客厅，这种掌控别人的需求和在约翰逊城的空地上一样明显；与阿贝•福塔斯、吉姆•罗，甚至“木塞”汤米在一起时，这种需求和与鲍勃•爱德华兹以及克赖德兄弟在一起时一样明显。这群人中的大多数，比如福塔斯、罗、戈尔德施密特以及他们的妻子，在他滔滔不绝时都会全心全意地倾听，但有时候他们就不会。有时候来了别的客人，不怎么被他吸引的客人。在华盛顿，一个人能吸引多少注意力，通常要看他手里握着多少权力，一个初级国会议员，手里什么权力都没有。罗说：“他是个年轻的国会议员，也很有趣，但人们听着听着还是会走神，各自聊起来”，或者打断他，自己讲起来。如果他不是舞台中心，林登•约翰逊就完全拒绝“参演”。他就去睡觉了，是真的睡觉。一群人聚在客厅里，林登在说话，要是有别人也开始说话了，他就下巴垂在胸前，闭上眼睛，就这么睡着了。他可能好一会儿都这样，二十分钟，半个小时。说不定要等“小瓢虫”用胳膊肘捅捅他才醒过来。他醒过来的时候，罗说：“马上又滔滔不绝地说起来。”要是周围的人仍然没注意到他，他就又睡着了。伊丽莎白•罗如此描述：“他开始表演，然后把大幕落下，接着又把大幕拉开。”
小团体里的人原谅他这种行为。福塔斯觉得这是因为他比较累，可以理解：“一个工作强度这么高的人……”伊丽莎白•罗根本不想解释，直接就原谅了。被问到作为女主人，是否不喜欢客人之一在她客厅里睡觉时，她回答：“我觉得他做什么都没关系……因为他真的是个好朋友。”当然，她补充道，醒着的时候，他是“那么妙趣横生那么有趣的一个客人”。威利•霍普金斯的妻子艾丽斯说：“他要求大家关注他，要求，而他也会得到。”现在，他要求关注的那些人，基本上很少会关注谁，只服他们的上级和大权在握的年长之人。基本不可能去关注一个没有权力的同龄人（而和他们同龄的林登•约翰逊，手里还一点权力都没有）。罗总结林登•约翰逊和福塔斯、罗、道格拉斯、戈尔德施密特和科恩的关系，也得到了很多成员的肯定，他说：“罗斯福和雷伯恩对他的喜爱，给了他底气。剩下的就靠他个人的气场。肯定是这样，因为也没其他的了。他没权，没钱，一无所有。他就是有那种个人的气场，很强大、很特别的个人气场。”
他利用他们。
霍索恩评价安德鲁•杰克逊说：“他身上那股天生的力量……能够让每个人成为他唾手可得的工具；任何人，越是人精，就越是他趁手的工具。”这些都是人精中的人精，约翰逊让他们成为了十分趁手的工具。
当然，他们自己是没意识到的。事实上，还激烈地否认。他们觉得，林登•约翰逊在利用他们，他们也同样在利用林登•约翰逊。这种感觉很重要。都是些聪明人，也骄傲于自己的聪明；是讲求实用的人，也骄傲于自己的实用主义。他们要在任何关系中占上风，这很重要。他们很难接受谁在利用他们这种想法，很难接受那个人从他们身上得到比他们从那人身上得到更多的好处。（事实上，四十年后，他们还是很难接受这样的想法。笔者很快发现，只要稍稍暗示一下，林登•约翰逊对他们的利用比他们对林登的利用要多，就能让他们眉头紧皱。）
但他的确是在利用他们。当然了，利用是相互的。用福塔斯的话来说，约翰逊在帮他们办国会山上的“杂事”。告诉他们国会办事进程的信息，还有在国会如何办事的建议。但约翰逊这边显然要利用得多得多。他为他们做的都是些小事，但得到的回报却不小：其实，这可是他在国会头几年政治生涯中最大的事情，因为他从他们那里得到了马歇尔浅滩大坝。
为了建成大坝，他不仅对这每一样尖利趁手的武器善加利用，还经过了完善的判断布局，把每个人用在了最适合的地方。
国会山上，他是不需要他们帮忙的。因为他已经有了冷面雷伯恩，当上多数党领袖后，气场和权力都更强大了。还有罗伊•米勒，他还在国会大厦的走廊里推着约瑟夫•杰斐逊•曼斯菲尔德来来去去。
时间已经所剩无几，要尽快得到国会对大坝项目的授权。按照安排，曼斯菲尔德的河港委员会要在五月二十四日发布针对该工程的报告，也就是约翰逊到达华盛顿的十一天后。但就是这么短短的十一天，约翰逊已经得到了需要的东西：不仅是授权，而且还是阿尔文•维尔茨期待的那种授权。报告中说，之前，马歇尔浅滩大坝“从未得到过国会的具体授权，因此合法性受到质疑”，因此，援引参议院《河流与海港法案》第三款，“‘马歇尔浅滩大坝’，即得州科罗拉多河工程，在此得到授权……和该工程有关的已执行的合同与协议因此有效，获得批准……”
有效，获得批准。布朗&路特公司签订并执行的那个合同本来有可能作废，法案一通过，他们就吃了一颗定心丸。
但约翰逊需要宾夕法尼亚大道另一头那些年轻新政支持者的帮助，非常需要。
获得国会授权的第一步已经走了，但前路仍然漫长，比如要取得整个众议院对委员会报告的许可，取得参议院对《河港法案》的通过，要有一个协商委员会对两个法案进行协调。取得了这些，才能让授权成为铁板钉钉的事实。而欠债五十万美元的赫尔曼•布朗，钱快要用完了，根本等不起。他需要新的资金。本来，之前都做好了安排，可以继续打款了。但总审计长办公室和预算局迟迟不批，非要等上述步骤都完成以后再说。更重要的是，就算众议院通过了法案，适用于布朗&路特之前签订的合同，使其具有了国会授权的法律效力，但这座大坝是修建在非联邦政府所有的土地上的，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只是稍微模糊了人们的视线。各级部门之间开始对大坝议论纷纷，非常困惑，而流言已经传到了一两个共和党议员的耳朵里。要是展开调查，大家就会注意到土地所有权的问题，总审计长办公室和预算局要名正言顺地拨款就难了。必须尽快结束这种拖延的状态，也必须平息各级部门对这座大坝的好奇和议论。要成功，只能借助最上层的力量。
为了得到这力量，约翰逊用了他最钝的武器，就是科科伦，宽肩大背，精神饱满，却又暴躁傲慢的爱尔兰人，正如约瑟夫•阿尔索普和特纳•卡特利奇所写，一九三七年，他比任何年轻新政支持者“都离王座更近”。而他充满热情地利用这种亲近，让各个部门为他所用，服从他的意志，在华盛顿已然是个传奇。总统对他喜爱有加，亲切地称他为“木塞汤米”，而别人都叫他“白宫汤米”，因为他电话的开场白总是“我是汤米•科科伦，从白宫打来”。阿娃•约翰斯顿写道，他打电话的时候，“内阁官员、参议员和各位委员都会屏息肃立……想在白宫办成事的聪明人，不会在意那些什么秘书助理，而会直接跳过内阁，直接去跟白宫汤米培养感情。他是能办成事的人。”
约翰逊自己倒也给罗斯福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他发现，这还不足以让一个新人议员在白宫畅行无阻。于是约翰逊就用了科科伦的方便，请他在总统面前提一提马歇尔浅滩大坝。科科伦寻找了合适的时机，罗斯福的回复正中了约翰逊下怀。科科伦回忆：“罗斯福说：‘把这大坝给那孩子。’”
这边约翰逊不断催促，那边科科伦把总统的话以总统的名义发挥到极致。可能从来没人提醒过罗斯福注意其中的合法性问题。科科伦自己可能都没完全意识到。不过，不管有什么问题，由科科伦执行的总统命令，都是可以解决的。也不知道科科伦到底用了什么具体手段，让之前不合作的总审计长办公室和预算局转变心意。科科伦不想谈，只是说：“为了那座大坝，我真是打了好多电话。”但这两个部门突然就不拒绝按照原先的安排继续拨款了，之前对大坝愈演愈烈的种种好奇和猜测也戛然而止。总统随口说出来的话，被科科伦加以强调渲染，就让马歇尔浅滩大坝的许可存在的各种问题被掩盖了，永远被掩盖了。
授权终于在手，但第二批的五百万美元拨款（赫尔曼•布朗能从中赚取两百万）还是很难拿到。这个钱应该从以工代赈的基金里出，而涉及金额在十五亿美元的《紧急以工代赈法案》正在国会推进。但以工代赈部部长哈里•霍普金斯指出，马歇尔浅滩大坝的承建方不是政府机构，而是私人承包商，各种材料的花费已经远远超过规定的“非人力”款项，而且其中的劳动力也都是价格高昂的高等技工，那么这项拨款至少违反了三条基本的以工代赈条款。
这些反对意见出现在七月，不到两个月，第一批拨款就要用光了，而赫尔曼•布朗还负债五十万美元。布朗在奥斯汀国家银行的代理托马斯•H.戴维斯给约翰逊写了封信，说布朗已经开始“准备后事”了。“马歇尔浅滩大坝上的活动……已经基本停滞。”七月二十日，布朗和维尔茨飞到了华盛顿，还由整个科罗拉多河下游管理局的人员陪着壮胆，至少气势上不能输。汤姆•康纳利本来打算在参议院的《以工代赈法案》上加个修正案，来规避霍普金斯的反对。但协商委员会提出反对，说修正的条款明显和法案的初衷相违背。康纳利虽然已经在参议院有了一定的权力积累，对这个问题还是束手无策。但白宫汤米就有办法，只要比尔•道格拉斯肯帮忙。约翰逊请科科伦和道格拉斯出面调停。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不得而知，但吉米•罗斯福（他的秘书是小詹姆斯•H.罗）打了几个电话，康纳利被要求收回修正提案，因为没那个必要了。霍普金斯静悄悄地收回了反对意见，七月二十二日，约翰逊、维尔茨和科罗拉多河下游管理局的高层们应邀前往白宫。总统的儿子在那里递给他们一份文件，批准了剩下的五百万美元拨款，并且着重强调说，总统“很高兴能帮到你们的议员”。害怕他们没抓住重点，霍普金斯又趁这群人都进入自己办公室的时候强调了一遍。“我们这么做，”他说，“都是因为约翰逊议员。”
那座大坝，那座对阿尔文•维尔茨和赫尔曼•布朗有着重大意义的大坝，终于尘埃落定。阿尔文•维尔茨在约翰逊身上的投注有了大回报。
汤米•科科伦只是约翰逊最钝的武器。而阿贝•福塔斯，年纪很轻，人脉还没有建立起来，但天生有律师的头脑，让同行自叹弗如。他就是最锋利的武器，现在也要被用起来了。
赫尔曼•布朗的大坝已经定下来了，所以他想修得更大。
约翰逊拿到至关重要的国会授权，一千万美元的马歇尔浅滩大坝可以继续修建了，布朗才摆脱了一场财政上的灾难。而短短四个月后的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布朗的建设总监，罗斯•怀特在德里斯基尔酒店一家奥斯汀扶轮社举行的午餐会上，就要求大坝要修得更高，这需要额外花费一千七百万美元。接下来发言的霍华德•P.邦杰，是垦务局的工程负责人，他说这座大坝必须修得更高，因为目前计划高度“不能控制大规模的洪水”，他还号召“所有关心此事的人都联系代表本区的国会议员，并要求……建设更高的大坝”。跟在他后面发言的人又提出动议，要求这个扶轮社的理事会准备一份对该大坝的背书。到此一切昭然若揭，安静地坐在观众席上的布朗，显然是今夜的幕后主使。当晚，雷•李致信约翰逊：“看上去这肯定是精心策划的一场局，要让这件事变成公众的要求。”
约翰逊和维尔茨的第一反应是暴怒。其中有政治原因（说大坝防洪“能力不强”，此话虽然令人难堪，却非常正确：因为维尔茨显然从未想过要让这大坝承担防洪的责任；他虽然做出过相关声明，内心一直打算的却是让这大坝生产电力，从中获取政治权力），也有个人原因（两个人都觉得布朗利用了他们，想获得更大的利益）。维尔茨的怒气因为恐惧而更胜一筹。科罗拉多河下游管理局未偿清的债务要从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开始付利息了，而筹到这笔钱的唯一途径，就是从管理局主持修建的大坝卖电力出去。大坝只有建成了，才能开始售电。布朗提出的这个建议意味着，马歇尔浅滩大坝至少是不能及时完工了。根据债务契约，要是没有按时支付利息，债券持有人有权关闭并接管工程。而债券持有人是“复兴金融公司”，老总是休斯敦的杰西•琼斯，长期与维尔茨为敌，巴不得从他手里抢走这个项目。维尔茨催促约翰逊立刻面见相关的联邦官员，确保大坝不扩建。（扶轮社午餐会之前，布朗兄弟和这两位政客的联盟就已经有点动摇了。维尔茨本来打算利用马歇尔浅滩大坝的两千个工作机会来扶植一个维尔茨-约翰逊政治组织，结果布朗拒绝合作，他的计划落空。邦杰从垦务局的上司那里接到了低调的命令，只有拿着“维尔茨和约翰逊批复的许可文件”的人，才能获得雇用。但布朗拒绝接受这个条件。“他把这些人都撤了，”邦杰回忆，“赫尔曼是很强硬的。赫尔曼•布朗安排的工作，说一不二。”）
但和赫尔曼•布朗产生分歧不符合约翰逊的利益。要实现抱负，必须避免分歧。而他一向是唯抱负行事的。扶轮社午餐会之后一个星期，他写了第一封关于加高大坝的信（是写给奥斯汀国家银行T.H.戴维斯的回信。对方来信说：“不知道……为什么目前各项建设工作进行得好好的大坝，要是没什么用，还要签合同做什么”），那时候怒气已经被压抑下去，信中充满了外交辞令。赫尔曼•布朗的支持对他实现最终目标十分必要，他那时就已经意识到了吗？
不过，大坝加高，似乎面临着无法克服的难题。科罗拉多河下游管理局不可能拨付这额外的一千七百万美元：因为管理局不仅已经用尽了所有的放权，而且就算能求到更大的权力，需要钱就得举债，举债就有利息，而这利息是付不起的。销售电力能得到的每一分钱都用来付现有债务的利息了。而这钱又怎么可能从垦务局来呢？垦务局只能用自己的资金修建大坝的防洪部分；如果要为大坝的水电部分拨款，这笔钱之后必须偿付。而且垦务局怎么能够坚持说加高的大坝不是为了供电呢？之前就表示过，修建大坝是为了防洪，已经拿到了拨款。那再多申请拨款，肯定就是为了发电。这些钱都是要报销的，但是根本没有报销渠道。
“老狐狸”维尔茨在想解决办法。有了这个方案，目前这个六十米高的大坝就不再是防洪大坝了，轻轻一笔，就能把它变成水电大坝。而防洪的部分，也就是要加高的那二十四米则还未修建，这样垦务局就能名正言顺地合法拨款了。但维尔茨的解决方案虽然绝妙，却没有提供对已修建的六十米大坝性质做出改变的有力依据，而且又遗留了一个大问题，说明事实上这大坝一开始就是为了供电而修建的。这不是能打打马虎眼就能忽略过去的事实，因为这大坝多少用于防洪，多少用于供电，早已是各方达成的共识、制定好的标准。按照之前的计划，马歇尔浅滩大坝的花费中，最多只能有一千四百八十五万美元用于防洪，剩下的可用于供电。但也没法供电了，因为供电这部分的花费是要偿付贷款的，科罗拉多河下游管理局在已经答应支付的九百五十一万五千美元之外，已经没有偿付能力了。而两个数字，一千四百八十五万美元与九百五十一万五千美元相加，总和是两千四百三十六万五千美元，大坝的总花费将至少高达二千七百万美元。也就是说，至少有二百六十三万五千美元的资金短缺，和工程有关的两个机构都填补不了。阻挡赫尔曼•布朗伟大抱负的，是一场错综复杂的法律纠纷。布朗看不到任何理清这团乱麻的途径。维尔茨和科科伦也束手无策。所以，科科伦说：“这（问题）就交给了阿贝•福塔斯。”
约翰逊电话布朗兄弟通报情况。乔治•布朗回忆：“垦务局的事情落到了他（福塔斯）手上……他是整件事情的关键……要是他说（维尔茨的计划）是违法的，那就是死路一条。”布朗很清楚他们自己的弱点，觉得情势危急。但约翰逊说，要是这世界上有哪个律师能解决这个问题的，那就非福塔斯莫属了。
事实上，福塔斯也做到了。他为维尔茨的计划制定了非常详细的后备依据，也为二百六十三万五千美元的资金短缺做好了筹划。鉴于大坝的两个主持机构都无法提供这笔钱，福塔斯建议，由另一个机构来拨款：市政工程局。初看起来，这个方案也存在很多法律障碍。市政工程局无权修建防洪建筑，也无权修建供电大坝。但福塔斯撰写了一份条理清晰、说理详尽的备忘录，呈交给市政工程局局长伊克斯，说该局可以承建这座大坝的一部分，因为该大坝可以说既不光是为了防洪，也不光是为了供电，因为这座大坝的目的是既防洪又供电。要实现这一双重目的，就要在原来的六十米基础之上，先加高十米，作为“共用部分”。在防洪闸关闭的情况下，这十米拦截的水就可做供电之用。而防洪闸通常都是关闭的，所以大多数时候这些水都用来发电。因此，这加高的十米（成本刚好是两百五十万美元）基本上就是为了供电，而科罗拉多河下游管理局又不用为其建设付款。管理局理事会成员汤姆•弗格森解释：“垦务局说会为（总高度为八十二米中）最高的十四米付款，但除此之外无法拨付更多的款项。这样市政工程局就负责其中的一段。垦务局就从市政工程局资金用完的部分开始拨款。”
伊克斯照单全收。他早就发现了福塔斯的法律才能。后来伊克斯任命他为市政工程局总顾问兼首席法务官时，他才二十八岁。当时尽管伊克斯还没准备好（他很快就准备好了）跟一个比自己儿子们还年轻的小伙子走得太近，但也很信任这个人的头脑了。福塔斯告诉伊克斯，这个方案是合法的。“我觉得重点不是要说服伊克斯，”福塔斯说，“重点是要把法律理论讲清楚。”
布朗兄弟明白福塔斯帮的这个忙意义重大。“要是没有阿贝……”乔治•布朗说，“他是我们要克服的第一道障碍。要是他没说这是合法的，那就是不合法。（但是）阿贝写了备忘录给伊克斯，让一切走上了正轨。”
见过约翰逊和福塔斯共处的乔治•布朗，认为自己知道福塔斯这么帮忙的原因。他列举了好几条。“他（福塔斯）来华盛顿，就是想帮忙的。”他说。另外，也是出于友情（“友情在这些事情上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经常去他家，脱掉鞋袜，喝上几杯”）。但起关键作用的，不是福塔斯对他的友情，他说，而是福塔斯对林登•约翰逊的友情。“他喜欢约翰逊，”布朗说，“约翰逊让他喜欢上了自己。”
戈尔德施密特不是最锋利的武器，他在华盛顿没有坐到多高的位置。但他性情随和，不像小团体中的其他人一样那么野心勃勃，对约翰逊是言听计从，任他差遣。除此之外，他还是个充满激情的理想主义者，激情最盛之处就是公共权力。约翰逊从这样的角度来阐释马歇尔浅滩大坝，戈尔德施密特无条件地相信他，愿意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做任何事情来推进大坝的修建。
约翰逊深谙如何利用这样的意愿。他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培养克拉克•福尔曼，内政部公共权力分部的部长。他这个机构是专门对如此巨大复杂的工程进行审批的，可能需要批复成千份相关文件。他对福尔曼描述很悲惨的图景，说科罗拉多河下游管理局的项目被困在错综复杂的繁文缛节中无法顺利进行，请福尔曼指派一名官员，来熟悉和处理管理局的问题。约翰逊说他有个最佳人选，“我们就让‘小得’来做怎么样？”他问。福尔曼同意了。大坝的修建还需要三年。这段时间内，内政部对管理局很多要求的批复都是戈尔德施密特来处理的，有了听话的他，一切自然是畅通无阻，高效迅速。
约翰逊融入的这个小团体是个非同一般的小团体。其中的两个人，道格拉斯和福塔斯将坐镇全国最高法院。另外的科科伦和罗在未来几十年内，都是全国各个最高政治委员会的成员（道格拉斯和福塔斯做过委员）。约翰逊来华盛顿做议员的最初几年，他们就已经是冉冉升起的年轻新星了。但，正如其中一个（科科伦）微笑着所说：“渐渐地，这些人都发现，他们在为林登•约翰逊做事。”科科伦说，是帮林登解决“他选区那些项目的问题”，特别是其中一个项目：在遥远的得克萨斯一条偏僻河谷上修建的巨型大坝。
要加高大坝，约翰逊需要国会山的帮助。这是个大忙，那群年轻的新政支持者没有一个提供得了。福塔斯制定的项目资金文件，过得了哈罗德•伊克斯这关，是因为伊克斯是支持这项工程的，但到了那些对这个项目完全无感的议员那里，可能就通不过了。这些文件一旦摆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的附属委员会面前进行审核，其中逻辑的欠缺与合法性的问题就变得引人注目起来。附属委员会主席，华盛顿州的代表议员查尔斯•H.勒维（很显然他都没能全面了解其中的问题，就被分配了审核大坝项目的任务）在作为全体委员会的整个众议院面前，介绍了增加马歇尔浅滩大坝资金所需要的修正案，要把这些增补的资金变成不用偿付的拨款，附属委员会的一些成员打算把这些问题公之于众。
修正案是针对《河港法案》的，法案里面有很明确的条款要求，垦务局主持修建的所有项目，都应该“按照垦务法，进行报销”。工作人员公事公办地读出以下字句：“勒维先生提出的修正案，是要在‘报销’这个词后面加上‘得州科罗拉多河的项目除外’。”
马上就有人反对，来自纽约的保守共和党议员约翰逊•泰博尔。“主席先生，”他说，“我要对这项修正案提出反对……这项修正案把科罗拉多河的项目排除在要向政府偿付借款的项目之外。但所有的复垦项目，都要向财政部偿付借款，这是全体适用的条款啊。”
勒维回复说：“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讲，这都不是一个复垦项目，这是一个防洪项目，是由《防洪法案》来授权的。”
旁边早就有人跃跃欲试要发言了。宾夕法尼亚的共和党议员罗伯特•F.里奇 (2) 开始询问一些问题，逐渐暴露了这项工程各种的自相矛盾。难道政府不是已经拨款一千万美元给了科罗拉多河上的项目，“并且预期这些钱会从销售电力上赚回来吗？”勒维说此话不假。那么，里奇追问，现在难道不是要求政府继续为同一个项目再拨款两百万美元吗？“如果借出去的一千万美元必须用后来发电的利润来偿付，那么告诉我，为什么这两百零五万美元就不用偿付了呢？之前他们已经同意偿付那一千万美元了呀。如果这位先生能够向众议院和整个国会的成员解释清楚这个问题，那我请你畅所欲言。”
“时间有限，我不知道是否能做到。”勒维说。事实上，他根本做不到，因为这个修正案不但违反了法律（按照法律规定，垦务局的所有项目都必须偿付借款），还不合逻辑。勒维想解释，却有心无力，语无伦次。
但约翰逊对这种情况早有准备。他后来告诉维尔茨，如果要公开投票表决，“至少得州的十九名代表是站在我这边的”。如果“提出任何质疑，曼斯菲尔德法官会列举过去几年来科罗拉多河上危险的洪水”。而且得州那位尽职尽责的马尔文•琼斯是听证会主席。这些准备也许不算充分，因为修正案实在是严重违背了法律和逻辑。但在国会山上，法律和逻辑是斗不过赤裸裸的权力的，而权力是站在约翰逊这边的。
多年后，另一名众议员，密苏里的理查德•博林说起他所进行的一场重要抗争，那是在一九五一年，他初入国会的头几个月，议题是他自己选区的一座大坝。大坝的提案在委员会就被否决了。而博林又在整个众议院面前提出了，但也清楚得不到多少支持。当时，雷伯恩和密苏里的哈里•杜鲁门交好，所以也和博林关系不错。但这位新人议员没有认识到雷伯恩友谊的重大意义，没有请他在有关大坝的法案上帮忙。但是，博林说，他紧张地坐在议员席上时，“感觉到有人坐在了我身边，我根本没注意到是谁”。但博林站起来发表支持大坝的言论时，他身边那个人也站起来了，是山姆•雷伯恩。雷伯恩一言未发，博林回忆。他根本不用说话。他只要站在博林身边，就表示山姆•雷伯恩希望这个法案通过。于是众议院通过了这个法案。
一九五一年，山姆•雷伯恩已经成为了众议院议长。而一九三八年，他还只是多数党领袖。但他还是山姆•雷伯恩。勒维惊慌失措地解释时，雷伯恩站起来，走到他身边。勒维说完一句话，山姆•雷伯恩说：“这位先生说得对，是的。”他就一直站在勒维身边，直到马尔文•琼斯挥舞小槌，宣布问题结束。议员们表示同意，勒维是对的。
“之后……作为主席的马尔文•琼斯挥了槌，”当晚约翰逊致信维尔茨，字里行间难掩喜悦，“我们知道已经赢了，所以话说得越少越好。我们让山姆•雷伯恩回答了里奇的一个问题，好向所有的民主党人暗示，多数党主席是支持这个修正案的。山姆完事之后，我们就举行投票，就这么成了。”同样欣喜若狂的维尔茨回信给约翰逊，说他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维尔茨还收到了另一封信。“亲爱的阿尔文，”山姆•雷伯恩写道，“林登能够为马歇尔浅滩大坝争取到额外拨款，我万分高兴。不管我为他提供了什么微小的帮助，我都很高兴，并且不求回报。因为我认为林登是国会中最优秀的年轻人之一。如果选区能够维持上佳的判断力，一直让他留在国会，未来多年，他将继续积累更多的智慧与影响力。”）
(1) 原文写的是“Lydie”，应该是文中说到的传话传错的情况。
(2) 后来林登•约翰逊给乔治•布朗写信说，要是他出席了听证会，“我想里奇先生的话会踩中你的痛脚”。——原注
•24•
清账
数十年后，忆往昔的汤米•科科伦会说：“林登•约翰逊的一切成就都是建立在那座大坝上的。”
科科伦指的是这座大坝对约翰逊与赫尔曼•布朗关系的影响。约翰逊发现布朗这位长辈竟然罕见地对他的魅力免疫。政治嗅觉敏锐的他，在奥斯汀上任青管局理事后不久，就看出了布朗在华盛顿的重要性，于是找了各种借口到尼尔斯路上那栋大白房子里去寻求建议。但他只得到了建议。讨好奉承（甚至是林登•约翰逊的讨好奉承）是买不来赫尔曼•布朗的友谊的。尽管议员竞选中，这位承包商对艾弗里的支持只是形式上的，只提供了资金，没有完全施加自己的影响力，尽管他还在约翰逊身上小小投注了一笔资金，但这些全都是在维尔茨的授意下进行的。布朗并不认同维尔茨的观点。他坚定地相信经验是最重要的。所以，当“参议员”告诉他这个二十多岁的毛头小伙子能够胜任老“布克”布坎南的位子，从未目睹过约翰逊在华盛顿行事的他根本难以置信。更有甚者，赫尔曼•布朗还心怀深重的痛恨。他痛恨黑人，痛恨工会。个中原因有所重合。他这一生是艰苦奋斗、辛劳工作的一生，所以他痛恨懒惰，而又认为黑人都很懒惰，工会也鼓励了白人的懒惰。二战之后，他将在阿尔文•维尔茨和艾德•克拉克的帮助下，在得州议会蛮横地通过很多美国历史上最恶意的危害劳工利益的法律。布朗还痛恨那个人，坐镇白宫的那个人，因为他的政策是偏向工会与黑人的。他说新政那些项目可以一言以蔽之：“给我，给我。”他说懒人们总是在说：“给我。”而现在美国总统也是纵容他们，想要什么给什么。光是想起那些项目会让有些人不劳而获，就让布朗那张强硬的窄脸涨得通红，令观者恐惧。他还看到，这些项目导致了税收增加。一想到政府这些从不工作的政客（收买了很多政客的赫尔曼•布朗其实是很瞧不起政客的），要把他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拿去供养那些懒得不想工作的人。“嗯，”乔治•布朗说，“赫尔曼真是恨得牙痒痒。”他痛恨罗斯福，所以面对一个满选区跑着高呼“罗斯福，罗斯福”的候选人，他也是反感至极。而且他口号喊得那么响，就算阿尔文•维尔茨信誓旦旦地保证，约翰逊私下里是不支持新政的，布朗又怎么能信呢。事实上，约翰逊把可恶的新政里那些字字句句说得那么好听，他这个人简直就象征着布朗厌恶的一切。乔治•布朗回忆，每次约翰逊上门离开后，“赫尔曼就会说，他永远也干不成大事，他特别不切实际”。而约翰逊在布朗家也没受到什么热情的招待。
但赫尔曼•布朗有自己的荣誉准则。“他有债必还，”艾德•克拉克说，“他总会想办法清账。别人为他做了什么，他必然回报，绝不欠对方人情。”现在林登•约翰逊帮他争取到了大坝的授权，让布朗&路特的合同合法了，布朗知道自己欠了他多大人情。一九三七年八月国会休会以后，约翰逊回到奥斯汀，布朗让克拉克把约翰逊请到尼尔斯路上的家中，克拉克说：“林登就每晚造访赫尔曼家了。”
有那么一段时间，由于赫尔曼的妻子玛格丽特，气氛依然有点紧张。这是个胆子大、脾气暴的女人，受过良好的教育，也很有头脑，总是抓住时机来表现自己。她和丈夫平起平坐地争论，也得到对方平等的对待。她很抵触约翰逊只跟丈夫说话而忽略了自己。另外，用乔治•布朗的话来说，玛格丽特•布朗还是一个“很讲究教养的人”。约翰逊的一些习惯，比如吃东西时狼吞虎咽，在她家客厅里也经常梳头发，都让她觉得恶心。“玛格丽特真是很不喜欢他。”克拉克说。
不过，一个气氛紧张的夜晚之后，约翰逊从尼尔斯路开车离开，他问克拉克：“我和布朗夫人相处得不好，是不是？”克拉克回忆：“我说：‘很高兴你终于问了。我不想提的，但既然你问了，我就有责任告诉你。’那时候，林登有一把蓝色的小梳子……他经常拿出来梳头发，而且经常蹿到镜子面前去照照自己。玛格丽特特别受不了这一点，我跟他说了。我还说：‘如果你不要一直停不下嘴，稍微听别人说说话，你会跟她相处得好些。’他照我说的做了。那把小蓝梳子再也没现身。他和玛格丽特关系好些了。”（不过她和他交谈越多，就越被他的没文化而震惊。有时候他离开了，玛格丽特会发表评论，一个历史知识这么贫乏的人，怎么可能当国会议员呢？）
而对玛格丽特的丈夫，约翰逊学会了揣摩他的心思，也意识到，他要和大多数人区别对待。因为，和大多数人不同，他想要的不是奉承讨好。
赫尔曼•布朗喜欢谈论政治与管理，这是他十分着迷的话题。谈论政治的时候，他不希望别人附和、顺从自己的意见。所以他和玛格丽特聊天永不厌倦，因为妻子是“女如其父”，在政治理念上是很激进自由的，所以和他从来都是争论不休。（“哦，都是些可恶的激情派教授教你的！”赫尔曼会朝她大喊大叫。“不，亲爱的，”她会平静却坚定地回复，“这是我在父亲的早餐桌上学到的。”）他想要争论，要激烈狂热的争论，而他很难如愿。在得州，对政治感兴趣的人很清楚赫尔曼•布朗在得州政坛的地位，足以跟他争论一番的人，都清楚这一点，所以害怕跟他争论。
林登•约翰逊却遂了他的愿。“他们会进行严肃的争吵，”乔治•布朗回忆，“互相质疑挑战，不停打击对方的观点。”其中一个会问另一个“他对市长、议会之类的有什么看法，然后就此展开争论。赫尔曼会说……”说到这里，乔治开始模仿赫尔曼，愤怒地出拳，重重地捶在桌子上，“赫尔曼会说：‘哦，他妈的，林登，你明知道不是这样的！’”
有时候，就连乔治都觉得哥哥和约翰逊要动手了。“我会去劝架，让他们和好。”但乔治知道，赫尔曼只有在“他真正喜欢的人面前”才会表现得这么暴力。“要是赫尔曼喜欢你，他就话很多，还会捶桌子。要是赫尔曼不喜欢你，他就笑一笑，不说话。”（“说得对，”赫尔曼旗下的一个游说者说，“天哪，要是你看到他那样笑了，可要小心了！”）乔治说，赫尔曼反应这么激烈，说明他有多喜欢林登•约翰逊。
不但喜欢他，而且越来越尊重他。毕竟，这两人中，并非只有约翰逊一人洞若观火，善于操纵人。他们经常讨论各个议员，后来成为赫尔曼•布朗旗下游说者的弗兰克•C.奥尔托夫说，如果在场目睹他们的讨论，“就看得出来，两人是互相理解的”。
如果讨论的重点不是议员而是议会事项，两人同样也是知己。布朗一直担心约翰逊不够“实际”，但现在他发现维尔茨不打诳语。“基本上，林登比大家认为的要更保守，更实际，”乔治•布朗说，“深交一下，你就知道，他是很实际的。他支持黑人，支持劳工，支持弱势群体，但是我向上帝发誓……他是特别实际的一个人。”而他哥哥也很快意识到这一点。就连约翰逊为罗斯福所作的辩护，其措辞有时都让赫尔曼哑口无言。“赫尔曼怒气冲冲地抱怨新政花费过多，林登就会说：‘你担心什么呢？又不是从你口袋里掏。他们在新政项目上花的那些钱，都是东边在给。我们得州又不用交什么税……是他们在给我们的项目掏钱。’”大概也是在这个时期，乔治开始频繁前往华盛顿拜访约翰逊，回去报告哥哥说，的确有很多南部议员支持罗斯福是出于这个原因。乔治说：“林登会带我去参加这些南部议员的会议，他们就是这么说的。说大坝啊之类的工程都在南部修，钱是从别人口袋里来。罗斯福之前的那些总统，柯立芝啊，胡佛啊，从来没给过南部任何东西。罗斯福是第一个让南部歇了口气的人。所以他功大于过，因为他为他们争取了这么多的钱。”乔治•布朗说，赫尔曼•布朗与林登•约翰逊之间的关系，也是建立在同样的基础上，“他（赫尔曼）觉得林登功大于过，优点多于缺点”。
他的优点中，有豁达。
赫尔曼•布朗出身贫寒，来自小镇，年轻时也修过路，赶过骡子和牛。这经历恰恰和林登•约翰逊不谋而合。“他（约翰逊）经常用开玩笑的语气说起铲石子修路的经历，”乔治•布朗回忆，“他会讲述自己艰难成长的故事，说自己以前多么多么穷，丘陵地带多么多么穷。他们都是穷孩子。所以有种惺惺相惜之情。”约翰逊“把弟弟妹妹从那里带了出来”，同样把自己的弟弟们带出来的赫尔曼•布朗（他还带了别人，只要那人愿意努力）也很欣赏这一点。
赫尔曼•布朗是个抱负很大的穷孩子。抱负就是他性格的源泉，至少弟弟乔治是这样认为的。“我们总是在向上爬。我们从来不会在意身边的小事，因为我们总是在向上爬。我们从来不会有已经到顶的感觉。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继续攀爬。我们就是一直在往上爬。就这么简单。”林登•约翰逊的抱负不太一样，但也同样很大。“真的，本来就干着一份很好的工作，却开始竞选国会议员，而且还没人觉得他能赢，那真是大赌注，”乔治•布朗说，“他是个赌徒。他不怕下注。他也是一直在往上爬，就像赫尔曼和我。赫尔曼能理解他。”
赫尔曼•布朗与林登•约翰逊的共同之处，不止贫穷和抱负。很多穷孩子都有抱负，伟大的抱负，但很少有人愿意为了实现抱负做出必要的牺牲。而赫尔曼•布朗住了多年的帐篷，接着又基本上算住了多年的汽车，吃睡都在车里。他做出了牺牲，而这种牺牲，或者说工作、努力，对他来说非常重要。像赫尔曼•布朗这么努力工作的人，完全看得出别人有多努力。他也许不喜欢林登•约翰逊在一九三七年竞选中的言论，但有人告诉赫尔曼•布朗，约翰逊不仅每天发表十几次演说，还要驱车成百上千公里。最能欣赏这种牺牲、努力和工作的，恐怕要数赫尔曼。他虽然态度强硬，反感这个人，却对这一点欣赏有加。
两人的友情持续萌芽中，然而赫尔曼决定扩建大坝，并且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的扶轮社午餐会上借别人的演讲宣布了这个决定，又给这份友情制造了裂痕。另一个摩擦的来源，是约翰逊提议建立奥斯汀公共住房管理局。这个机构会改建贫民窟，夷平该城市黑人贫民窟的好几个街区的廉价出租楼，建起现代化公寓楼。而很多出租楼都是赫尔曼的，他从其中获益不菲。赫尔曼不想平白少了这么一份收益。刚一有人暗示他如果拒绝出售这些大楼，可能会启动征用程序，他想着政府可能会把属于他的土地给抢走，立刻暴跳如雷。但正当此时，有人建议“把大坝给赫尔曼，让林登拿到土地”，这样一来双方做出了妥协。约翰逊开始争取加高大坝。而乔治每次从华盛顿回来，都会报告说，约翰逊多么努力地在为大坝奔走，他多么成功地培养了福塔斯和其他相关人脉。这些都让赫尔曼确信，他很努力，也很真诚。
林登•约翰逊成功为大坝扩建争取到拨款，但他为布朗&路特的效劳远远没有结束。
布朗&路特的设备，包括那巨型空中索道，都已经在偏远的马歇尔浅滩大坝工地就位了。要是别的承包商想要竞标扩建大坝的项目，那就得考虑交通、安装设备和架设索道的费用，所以这合同自然也是非布朗兄弟莫属。而赫尔曼•布朗一共拿到了两千七百万美元的拨款，在资金运用上又有极大的自主性。合同一拿到，他就开始盘算怎样让利益最大化了。
他最开始的出价，不会是他最后的出价。就算拿到了想要的钱，他也盘算着怎么赚得更多。
垦务局的“科罗拉多河项目”当务之急就是改变订单。“独得上宠”的承包商是允许这样做的。一旦他们有幸得到了合同，就可以悄悄地更改其中细节，来提高收益。别的承包商呢，特别还是在那些战前的岁月，政府在建筑工程中对承包商还没有那么宽宏大量。他们如果要求改变订单，可能会被直接驳回。内政部和垦务局那些高层官员，包括哈罗德•伊克斯本人，很明显对大坝十分重视，所以低阶的官员与工程师面对布朗&路特关于改变各种指标和单价的一系列要求，不愿意因为拒绝而拖延工程进度。不过也有拒绝的时候，因为赫尔曼•布朗提的要求可能太大了，工程师和官员们不敢擅自做主。每当这个时候，林登•约翰逊就开始给他们，或者他们的上级打电话。大坝未加高以前，垦务局一直在密切审计监督，控制收益。现在这种控制取消了。实际上，在审计布朗&路特的各项要求，以及公司是否按照合同条款行事时，垦务局的工程师用的是布朗&路特自己提供的数据。约翰逊通过戈尔德施密特和自己扶植的其他关键人员，帮助布朗&路特大大缩略了阻挡别的承包商财路的工程延期因素，比如政府的仔细审查，对已完工部分的评估，或者是各种繁文缛节。只要必要的许可签下来了，就马上有相关人员给他电话，接着这些表格还会有专人确保尽快送往下一个机构，那里的负责人也会被催促加速处理。
他与布朗&路特合作之紧密，仿佛自己就是公司员工，急切地想用勤奋努力在老板面前证明自己。他写给赫尔曼的信里经常见到这样的“定心丸”：“我自然无须告诉你这边的事情正在加急办理，这封短信……就是在各个会议的间隙写下的。”和他保持日常联系的是乔治而不是赫尔曼。赫尔曼正在遥远的科罗拉多，指挥着工程。林登和乔治•布朗会给彼此非常详尽的报告，分享每一次成功的喜悦。“终于把普尔斯、莫里兹和麦肯齐这几个政府工程师在马歇尔浅滩的新价格上统一了意见，”有一次，布朗致信约翰逊，“防洪方面的成本从五万美元降低到两万美元；水泥每立方降低了五十美分，我们本来只要求降低二十五美分的。剩下的价格和原来的合同一样。普尔斯是从丹佛办公室赶来的，当天晚上就回丹佛去了，把订单修改了。”修改了之后，新的订单被送往华盛顿，剩下就是约翰逊的事了。显示通过总审计长的批复，然后到内政部，最后再到垦务局，这些都是必要的流程。而约翰逊能在短短一天之内为布朗&路特拿到全部的许可，正如他拍给乔治•布朗的一封电报中所写：
绝密。总审计长今天上午十一点半签字同意我们改变马歇尔浅滩六十七号订单的要求……我派了专人把文件送去内政部且下午晚些时候会去找垦务局。
乔治•布朗说话有轻微的口齿不清，不过也只是几个词而已。但其中一个词是“百万”（他会说成“北万”），这小毛病现在变成了大麻烦，因为他要经常说到这个词了。最初的马歇尔浅滩大坝拿到了一千万美元拨款，当时布朗&路特还没找到林登这个国会代理人。合同签了，钱到手了，本来不久前还濒临破产的公司瞬间就获益一百万美元。公司从之后增补的合同（将整个大坝的拨款增加到两千七百万美元）赚了多少钱不得而知，但根据乔治•布朗写给林登•约翰逊的信，光是从加高大坝拨款的五百万美元，布朗&路特的利润就是两百万美元左右（布朗补充说：“真是干得漂亮……”）。另外，这还只是建设拨款。一般来说，承包商在挖掘合同上的利润率更高。布朗&路特从马歇尔浅滩大坝的第一个合同中赚了一百万美元。而在接下来与大坝相关的合同里，他们在第一个百万的基础上，又赚了好几个百万。在得州这个偏远的河谷上，一个金融帝国的根基正在渐渐形成。
赫尔曼•布朗是个极其精明的商人，他的钱要花得值。他和政客结交，也都是有条件和准则的。乔治•布朗对哥哥的思想表示首肯，他说：“听我说，找医生，你肯定想找那种尽职尽责的医生；找律师，你肯定想要那种能胜任的律师；找州长，肯定也要找那种能办事的州长。”医生、律师、州长、议员……赫尔曼不管“找”谁，都希望对方“值回票价”。约翰逊显然是值回票价的，而且是超值。
赫尔曼•布朗总是在清账。一九三七年约翰逊竞选时，曾要求他捐一大笔钱，但被他拒绝了。现在，一九三八年，约翰逊又要竞选了。赫尔曼•布朗明确告诉约翰逊，竞选的资金他就不用操心了，钱已经给他准备好了，需要多少有多少，随时能拿出来。用艾德•克拉克的话说：“赫尔曼为林登尽了全力。”
赫尔曼•布朗的全力，意味着不仅有布朗&路特公司的支持，还有公司次级承包商的支持，公司在奥斯汀存贷银行的支持，为布朗&路特订立履约保证书的保险经纪人的支持，从布朗&路特拿钱的奥斯汀律师们的支持，为布朗&路特供应建筑材料的生意人的支持，还有奥斯汀乃至整个第十区政客的支持，因为他们经常用道路修建合同换取布朗&路特的竞选资金。一九三七年竞选期间，这些人都是唯赫尔曼马首是瞻，支持艾弗里的。现在，他们会再一次听从赫尔曼的指挥。一九三八年，林登•约翰逊竞选国会议员时，再也不用从休斯敦的商人那里筹款，再也不用奔波一整天深夜还打电话要钱了。他需要多少钱就有多少钱，随时可以拿出来，而且，比他需要的还要多得多。
•25•
芳草地
如果说赫尔曼•布朗是第十区的幕后力量，那台前的力量就是区里颇有影响力的日报，《奥斯汀美国人-政治家》 (1) 。
《奥斯汀美国人-政治家》的所有者倒不像布朗那样对讨好恭维免疫。其实，他是个特别容易受影响、特别敏感的人。
查尔斯•E.马什，在俄克拉荷马大学就读期间十分努力，是美国优秀大学生联谊会的成员。他赚钱赚得早，二十多岁时就花几百美元买下了北达科他州一家比较小的报纸，又迅速转手，以一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接着，他跟合作伙伴，E.S.芬特雷斯一起前往得克萨斯，要开创属于他们自己的报系。他很快就成功了。到一九三六年，要么是独立所有，要么是和芬特雷斯合伙，他在奥斯汀和另外十四个得克萨斯城市都拥有报纸，还有其他各州的十几座城市。他还为锡德•理查森做了银行贷款的担保人，所以也是理查森的合伙人，在西得克萨斯有一些利润特别丰厚的油井，同时自己手里还有些个人持有的油井，利润也相当可观。在奥斯汀，他还是公共汽车连锁的老板，也是州府国家银行最大的股票持有者，另外还有好多地产。有了钱他就喜欢拿出来做赞助。他身材高大，身高一米九二，额头宽而高，弯弯的鹰钩鼻和浑身的气派都活像一位罗马皇帝。餐馆里吃饭，给服务员小费时，那姿势就像国王在给下属赏赐钱财。他送的礼物也跟皇帝一样阔气。他给一个年轻记者作为“小费”的报社只是一家周报，但送一家利润丰厚的日报社出去他也不眨一下眼睛。他把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前哨报》卖给了马丁•安德森，卖价用马丁的话来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报纸可以在几年内免费发放。”除了理查森，他还资助了很多年轻投机者。他希望用自己的大方慷慨，换来感激与恭顺。他不仅要做赞助人，还要做先知者。威利•霍普金斯说：“他总是自以为是地发表意见，要成为大家注意的中心。”他又补充了一句认识查尔斯•马什的人都赞同的话：“他是我见过最傲慢的人。”
林登•约翰逊和他的初见，是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他才刚刚作为新上任的议员来到华盛顿，就让马什称心如意。马什的秘书说：“我最先注意到的，是他（约翰逊）永远有空。无论什么时候，只要（马什）叫林登过来喝一杯，不管林登有多忙，他总是会来。他一直都是招之即来的。”然后她注意到此人的顺从。马什一说话，约翰逊就一副很想听的样子，而且特别认同（至少看起来是这样）。马什很武断地大谈特谈，约翰逊就对他的话照单全收，还赞他目光敏锐，有真知灼见。马什喜欢指点人生，约翰逊不但看上去接受了这些建议，还要求他多多指教。马什对政治很着迷，他希望在这激动人心的游戏中，自己有局内人的感觉。约翰逊给了他这种感觉。马什可能在某些领域的确是个专家，但在约翰逊看来，政治并非他所长。他和自己真正的政治顾问，比如维尔茨、科科伦，私下里经常嘲笑马什太不成熟。但看着约翰逊和马什相处的样子，谁也猜不出他的真实想法。他请马什给出政治策略上的建议，问他自己演讲应该怎么说，还让马什帮他写演讲稿，但不会让马什知道这些演讲并未发表。而且，在征求与倾听马什建议的时候，马什的秘书说：“他非常恭顺。非常非常恭顺。我看到的是个想要和长辈好好相处的年轻人，而且绝对是下了决心，一定要和他处好关系。”
他做到了。他和马什的最初几场会面，要么是在马什位于华盛顿的联排别墅，要么是在马什用作办公室的五月花酒店套房里。现在，马什会邀请这位年轻的议员和他羞涩的妻子到自己乡下的住宅度周末。于是，一九三七年秋天，林登•约翰逊，在“小瓢虫”的陪同下，第一次开车去了“芳草地”。
“芳草地”位于北弗吉尼亚的四百多公顷的狩猎区。布置设计参照的是十八世纪一个英国萨塞克斯的庄园，也叫“芳草地”，这里因此而得名。不过这个名字也很符合周围的环境。蓝灰色的屋顶，高高的烟囱，从柔媚的弗吉尼亚小山丘之间伸向天空，门前的道路顺着长长铺展开的草场绵延而去。而这门前的草地和屋后的草地还有天壤之别。“芳草地”背后有宽宽的石板露台，三十三米长，周围有低矮的石栏。石栏那边是个陡峭的下坡，通向一条窄窄的河。在河流与蓝岭山脉起点的几座小山之间，有一片宽广空阔的草地，绵延数公里。但无论“芳草地”这个名字多么贴切，稍有常识的人来查尔斯•马什的地产上做客，都不会提这个名字，他们会说这是“艾丽斯之家”。
艾丽斯•格拉斯来自得州的马林，那是个非常无聊的乡村小镇，但她绝不是个乡下姑娘。六年前，二十岁的她来到奥斯汀，为同乡的州议员做秘书。按照当时盛行的风气，很多跟着议员来州府做秘书的小镇姑娘，同时也充当着议员情人的角色。然而艾丽斯•格拉斯是看不上一个小小的州议员的。“奥斯汀从没见过她这样的姑娘。”有人回忆。她身材苗条，身姿优雅，赤脚时身高足有一米八。虽然个子很高，她的长相却很精致，奶白色的脸庞被长长的秀发包裹着，大大的蓝眼睛神采飞扬。“金色秀发，泛着红光，”布朗&路特在华盛顿的游说者弗兰克•C.奥尔托夫说，他是个鉴赏女性的行家，“很长很长的一头秀发，她能坐在上面，那微微的光芒，真是前所未见。”
和外表之美同样摄人心魄的，是她的举止风度。“无论走还是坐，她都有种优雅疏离的气质，”奥尔托夫说，“她个子那么高，奶白色的皮肤，再加上那一头惊为天人的秀发，整个儿就是一位尊贵的维京公主。”她出席德里斯基尔酒店的聚会，州议员们为她倾倒，但很快感觉自己高攀不起，这种感觉很正确。当时查尔斯•马什住在奥斯汀恩菲尔德路上一栋有柱廊的豪宅中。在德里斯基尔的聚会上，他保持着高傲冷漠的态度，毕竟是个能成就议员也能毁掉他们的人。一九三一年的一天晚上，他与艾丽斯•格拉斯初遇，当晚两人就成为爱侣。几个星期之内，四十四岁的马什迅速抛弃妻子，带艾丽斯去了东部。他豪掷千金，用无数的珠宝为她装扮：价值二十五万美元，坠着一颗上等祖母绿的项链，还有无数的祖母绿、钻石和红宝石耳环。“她出去以后第一次回马林，穿着在纽约买的衣服，戴着华丽的珠宝，女人们都从店里跑出来，盯着她。”她的马林同名表亲艾丽斯说。在华盛顿和纽约，她得到的目光不比在得州少。男男女女都情不自禁地注视着艾丽斯•格拉斯。“有时候她走进一家餐厅，”一个认识她的男人说，“这么个高个子女人，红金色的头发，戴着华丽的珠宝，整个餐厅会完全安静下来。”
“芳草地”是属于她的。她是总设计师。马什带她去英格兰时，她看到了萨塞克斯的庄园，于是就叫建筑师们照着那样来做。她还亲自和建筑师们一起工作了好几个月，不断修改设计，让这雄伟狭长的石头建筑稍微温柔一些。比如，侧翼稍微和正门呈一点偏斜的角度，扩大窗户，因为她喜欢阳光，而且还坚持整个房子的表面要用弗吉尼亚当地的米色大卵石，就是门外脚下草地上露出的那种。有人告诉她，已经没有这种技艺精湛的石匠能做她想要的这种细活儿了，她就去蓝岭山脉一带偏远的小镇子探访，终于找到两个老石匠，已经多年不出活儿，却在丰厚的报酬与她美丽的微笑面前心软了，答应再来个收官之作。房间内部的陈设是她亲力亲为的，挂着莫奈和雷诺阿的画，铺着一条十二米长的地毯。这条地毯是马什在大萧条期间买下的，那时候价格已经压到最低，都还要七万五千美元。“芳草地”的生活也是她计划的。因为她热爱自然，热爱户外，这里的生活也自然以户外为主。她建了个猎场，用“芳草地”的那条河，命名为“哈泽尔米尔猎场”。有时周末不打猎，但“芳草地”马厩里的马是永远随时待命的。清晨她也总爱策马飞驰一番。艾丽斯策马跨栏（“艾丽斯身上唯一的得州特质就是骑马，”一个朋友说，“她真的骑得很好！”），那顶小小的黑色礼帽有时会掉下来，压在下面的头发会在身后披散开来，如同弗吉尼亚柔美的碧山间一面亮丽的红金色旗帜。天气热的午后，就待在游泳池旁边。（因为艾丽斯喜欢在自然的环境和清澈冰凉的水中游泳，这个池子是选了一个绿树成荫的坑洞，完全用当地的石头砌成的。）艾丽斯穿着泳衣，湿湿的头发闪着水光披散在身后，在座的客人都尽量克制自己，不要总盯着她那双修长的美腿。
“芳草地”的生活重心，不是华丽宏伟的内部，而是屋后的露台。清晨的阳光逐渐驱散草场上和群山间飘来的雾气，大家就在这又长又宽的石板露台上吃早餐。晚餐以后，客人们也是坐在露台上，注视着雾气逐渐笼罩，群山在暮色中染上紫蓝。“芳草地”的生活，正如其设计师一样优雅。香槟是她最爱的饮品。早餐的时候就要喝香槟，想想看，面对这无边美景，喝香槟，吃早餐；晚餐的时候更不能缺了香槟，香槟配甜品，头顶是从法国进口的奢华水晶吊灯。服务的是她最欣赏的服务生，斯多克俱乐部最优秀的领班，从前做过普鲁士骑兵的鲁道夫•克林格尔。马什听从艾丽斯的要求，雇用他做了“芳草地”的管家。而且，为了雇克林格尔来私人服务，马什还得把他的妻子与情人也一起雇用了来。艾丽斯本人很机智聪颖，也喜欢充满智慧的谈话，而“芳草地”的谈笑风生总是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如杯中琼浆般的香槟玉液。因为她总会邀请很多政客与学者，亨利•华莱士 (2) 、海伦•弗勒尔和沃尔特•李普曼 (3) 都是座上客。周末的沙龙上，总有联邦政府的官员与大学教授济济一堂。她想在“芳草地”创造自己的世界，她想要几百公顷的土地，用她自己的话说，“耳力之所及，不要有一个邻居”，而她如愿以偿。“艾丽斯•格拉斯是我见过最优雅的女人，”奥尔托夫说，“‘芳草地’是我去过最优雅的住处。”纽约著名的名流摄影师阿诺德•盖斯多年来一直是“芳草地”的常客。一开始只是来做客，后来就来工作。他总是一待数日，为艾丽斯拍下无数的照片，他说，这是他见过“最美的女人”，还请求自己死后将骨灰埋在“芳草地”，因为这里是他见过“最美的地方”。
艾丽斯看着像个南方闺秀，高挑可爱的南方闺秀，但密友们都知道，她的外表很具有欺骗性。
“她有一个自由的灵魂，非常独立，在那个时代，这样的女人算是非常特别了。”艾丽斯的妹妹玛丽•路易丝说。她不相信婚姻，也一直拒绝与马什结婚，甚至在给他生了两个孩子的情况下。（她唯一对传统的让步，就是顾及了身在马林的父母的感受，给他们写信说自己嫁给了一位名为马内斯的英国贵族。得州来的访客们会被告知“马内斯”大人“远在”英国办事；她后来宣布，此人在西班牙与保皇派战斗时壮烈牺牲，因此她成了颇受尊敬的“遗孀”。）她不仅有美貌，还有头脑，和很多南方的女孩不同，不会在跟男人交谈的时候刻意掩饰自己的智慧。她认真倾听他们的话，也希望得到同样的尊重。要是有谁不情不愿，她会让他后悔。纽约的一位钢琴演奏家一天晚上在“芳草地”做客，整个晚餐时都兀自滔滔不绝。晚餐后，他很高兴地听到，自己有张演奏唱片正在露台的留声机上放着。他和其他客人坐在那里欣赏音乐时，艾丽斯突然走过去关掉了留声机。“放某人的唱片就是这点好，”她说，“想关就关。”认真听她发表观点的男人会发现这些话是值得一听的。华莱士就喜欢跟艾丽斯讲些比较理想化的想法规划，他说，因为“她好像是唯一能有那个想象力明白我在说什么的人”。比较有政治头脑的男人会发现，跟艾丽斯谈论政治也能非常投机（赫尔曼•布朗这么傲慢的人都会说：“作为一个女人，她很有点常识。”），只不过她的政治观点对于讲求实用的男人们来说，有点太过理想化了。
妹妹说：“艾丽斯最重要的特质，就是理想主义。”她崇敬那些努力“帮助人民”的政坛中人，厌恶那些一心只想着往上爬，甚至还想着利用公职之便大捞钱财的小人。她自己也极其渴望着帮助别人。“她对于这个世界的理想非常特别，”妹妹说，“她愿意尽自己所能，让那些遭遇麻烦的人摆脱困境。她也很明白自己的力量很微薄。艾丽斯有时候也很现实，但她也不会因为自己不能面面俱到就什么也不做。她觉得什么事情都还是要努力一把的。”
正是因为这种“理想主义”“帮助别人”的渴望，让艾丽斯接近林登•约翰逊。一九三七年，欧洲的犹太人深陷困境。那年艾丽斯和查尔斯去奥地利参加萨尔茨堡音乐节，顺道听了阿道夫•希特勒的演讲。那之后，两人就比大多数美国人更早意识到，这人是个多么大的威胁。回家以后，她开始努力筹钱，帮助犹太人逃脱希特勒的魔爪。还把“芳草地”作为难民们来到美国的暂居地。很多客人会坐在那长长的露台上听他们惊心动魄的逃难故事。其中一位难民是曼克斯•格拉夫，维也纳顶尖的音乐评论家和维也纳音乐学院的教授。一天晚上，他对客人们讲述，自己在维也纳的每一天都战战兢兢地隐藏着真实的情绪。然而，就在最后一天，他最后一次离开自己的办公室，签证和其他必要的文件都安全地放在贴身的口袋里，一名同事给他行了个纳粹的军礼，说：“希特勒万岁！”格拉夫回复道：“贝多芬万岁！”
难民中有一位前途光明的维也纳年轻指挥家，二十五岁的埃里希•莱因斯多夫，跟查尔斯与艾丽斯在欧洲结识。莱因斯多夫后来绘声绘色地回忆起自己和这对高大美丽、“富贵无比”的情侣初见，那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男人”和他的伴侣，“她个子很高，英姿飒爽”。一九三八年，他在大都会歌剧院演出之后，两人邀请他去“芳草地”，“想待多久就待多久”。“那是一座很大的农场，有宏伟壮丽的豪宅……里面有十八个仆人，管事的是一名德国管家和妻子，还有位特别出色的厨师。”莱因斯多夫回忆说，自己在那里尽情放松（“客人络绎不绝……我每天接触各种新鲜的口音，上午十一点畅饮马爹利，这奢侈而轻松的生活也是全新的……十八名黑人仆从也是前所未闻……我经常被惊得目瞪口呆。”），却突然间“震惊地意识到”，几个月前上交的临时签证延期申请还没有收到回复，八天以后就要过期了。
他把这个烦恼告诉了主人。只跟约翰逊见过几次的艾丽斯，建议查尔斯找奥斯汀那个年轻的国会议员帮忙。
第二天是周日，马什开车带莱因斯多夫来到华盛顿，去了马什在五月花酒店的套房，把约翰逊也叫来了（“一个瘦高个子的年轻人出现了。他对马什的态度，又亲近又谦恭，就像年轻人面对作为自己债主的长辈”）。他听了莱因斯多夫的问题，似乎“态度冷漠”，但周一却打电话来说，他已经着手解决了。移民局其实已经拒绝了莱因斯多夫的申请，但是，他告诉这位指挥家，由于职员的疏忽，拒信还没有邮寄，正是这个疏忽，让他能有个莱因斯多夫所谓的“转圜空间”。莱因斯多夫回忆，约翰逊说，他“施加了影响，把信函上的‘请在七天之内离开美国’改成了‘请在六个月之内’”。
约翰逊说，第二步，就是要把莱因斯多夫的身份改为“永久居民”。要完成这个转变，他必须要去国外，然后作为正常的移民入境。约翰逊安排他去了古巴，为他准备了所有返回美国的必要文件。为了确保中间不出岔子，他致电哈瓦那的美国领事馆，确保那里奥地利移民的名额没有用完，把莱因斯多夫加进去。“一切都进行得特别顺利。”莱因斯多夫说。
马什相当欣赏约翰逊的高效。艾丽斯欣赏的则是其他。这位年轻的国会议员亲自把莱因斯多夫的文件带到“芳草地”，还带来一封寄给哈瓦那美领馆的信。据莱因斯多夫回忆（没有找到原始信件），信中说：“美利坚肩负着神圣的使命，要为那些被种族偏见和迫害弄得精神紧张、筋疲力尽的音乐天才提供一个和平的避风港。”他说，那是“非常动人的一封信”。执笔者是约翰逊的一个助手（可能是很有才华的拉蒂默），但约翰逊没有提这事。当晚，在露台上，他亲自用轻柔流畅的声音朗读了这封信。在座的听众无不动容，包括艾丽斯。
约翰逊越来越频繁地出入“芳草地”。艾丽斯更进一步地被他感动，觉得他身上表现出了和自己志同道合的精神。
他讲起自己家乡人民的贫穷，讲起得州丘陵地带的那些往事，是那么动情，那么生动，在华盛顿喧闹的晚宴上也能让人屏息凝神地听。到了“芳草地”安静的夜晚，就更显得引人入胜、跌宕起伏。同样动人的还有他要帮助家乡人民的决心，他要为他们争取大坝，争取联邦的项目，改变他们的生活。渴望帮助别人的艾丽斯•格拉斯相信，约翰逊心中燃烧着与自己一样的渴望。她相信他和往来“芳草地”的其他政客不同，那些人不消一个周末，言谈之间就能显露出他们唯一的兴趣就是加官晋爵。她相信自己终于遇到了一个不是一直围绕着自己的野心抱负筹划一切的政坛中人，相信他浑然忘我，梦想帮助他人。聆听他讲述争取大坝和项目的故事，她更进一步地坚信，他不仅有助人的渴望，更有助人的能力。艾丽斯告诉妹妹，她觉得这位年轻的议员有着无限的潜力，玛丽•路易丝回忆：“她觉得这个年轻人能够拯救全世界。”她还很欣赏此人既不看重功名，也不看重利禄。她的伴侣是个大富翁，所以谈话的内容经常都围绕着钱来展开，特别是和赫尔曼与乔治•布朗这些好朋友在一起时。“她就是厌烦了老谈钱、钱、钱。”艾丽斯的妹妹说。而约翰逊则表现得完全对这个话题缺乏兴趣，仿佛给她的生活注入了一股清流。
一开始，她和约翰逊的关系，是女主人和门徒。他比她年长三岁，为莱因斯多夫办事那段时间，他二十九岁，艾丽斯二十六岁。但她四处游历，博览群书，穿衣打扮品位不俗，看上去比这个得州小伙儿成熟练达得多。他也可以去培养这种印象。“他总是请她给意见指导。”艾丽斯的妹妹说。她的穿衣品位真是完美，他说，想问问她，自己那瘦长的手腕突兀地伸在袖子外面，该怎么办。（她告诉他，衬衫应该量身定做，要做法式袖口，这样要是人们注意到他的手腕，也会发现非常优雅，而不是奇怪。从那时候起，他就开始对袖扣着迷了。）他告诉她不喜欢自己在照片里的样子。艾丽斯发现，他的左边脸比右边脸上镜得多，于是，约翰逊的余生，照片里都是尽力只用左边脸示人。他说发现自己对文学一无所知，想要补补课，她就读诗给他听。“她最喜欢的诗人是埃德娜•文森特•米莱，”妹妹说，“读起米莱的诗，你仿佛能看见艾丽斯走进了那些诗句中。”她还努力帮他纠正餐桌礼仪。有那么一段时间，他吃饭都没那么狼吞虎咽了。她是个合格的女主人，很有用的女主人，就连在政治上也给他很多帮助。约翰逊和赫尔曼•布朗似乎要因为布朗那些地产而引发矛盾的时候，是她有天晚上跟马什说：“你要不去把他俩调和一下？你要不跟他们建议一下，互相让一步，把大坝给赫尔曼，让林登拿到土地？”于是就有了前面的提议，也结束了约翰逊政治生涯的一个危机。
但这种关系慢慢发生着变化。那个同样叫作艾丽斯的堂姐，和她一起在马林长大，嫁给了威利•霍普金斯，搬到了华盛顿。这是她最亲密的朋友。一九三八年年底或者一九三九年年初的某个时候，艾丽斯•格拉斯告诉堂姐，她和林登正在恋爱，已经几个月了。一九三九年，妹妹玛丽•路易丝•格拉斯来到华盛顿成为马什秘书团的一员时，艾丽斯也跟她说了。就算不说，玛丽•路易丝也会知道的。她的办公室先是在五月花酒店，后来搬进了艾丽斯旅馆。就和马什在这些地方长租的房间在同一层。她没法不注意到，马什经常离开华盛顿四处出差，而林登和艾丽斯就趁机单独在这些房间里度过很多漫长的下午。而且，林登和艾丽斯越来越频繁地在“芳草地”相会。有时候林登会带上“小瓢虫”，但更多的时候他是自己来的。“他周末经常抛下她，一个周末又一个周末……”玛丽•路易丝说，“有时候查尔斯在，有时候他不在。”约翰逊在“芳草地”越来越随意。来客中只有他，会在露台的阳光下脱掉衬衫。“他皮肤很白，但总是在晒太阳。”玛丽•路易丝说。还会在游泳池边大声嬉笑打闹，搞恶作剧，仿佛有用不完的热情。夜晚，在那长长的露台上，遥远的群山消弭在紫蓝的雾气中，艾丽斯用留声机放上音乐，他总是第一个跳起来起舞的。
艾丽斯的堂姐与妹妹这两位闺密，试图分析她为何会被林登•约翰逊吸引。她们说，部分吸引力应该来源于“理想主义”，在她面前，他所表达的那些信念与无私。除此之外，应该还有性生活方面的吸引力。玛丽•路易丝说，马什比艾丽斯“老很多”。一九三七年，他已经五十岁了，而艾丽斯年方二十六。她说：“这是个问题。我姐姐很喜欢男人。”另外，她们认为，虽然约翰逊动作笨拙别扭，不懂礼仪，耳朵和鼻子都很大，却仍然是个很有吸引力的男人。因为他有艾丽斯•霍普金斯所说的“非常好看的”白皮肤，还因为他那双“生动有神”的眼睛。还因为他的双手。艾丽斯•霍普金斯说到这里，伸出自己的手，展现林登是怎么触摸、拥抱、轻轻拍打他人的。她说：“他的双手真是充满了爱。”而最重要的大概是他身上散发的那股无穷无尽的活力。她总结说：“就是这样的生动让他英俊帅气。”她们说，不管原因都有什么，艾丽斯都被他吸引，深深地吸引。“林登是艾丽斯一生最爱。”霍普金斯夫人说。“我姐姐疯狂地爱上了林登，绝对疯狂。”玛丽•路易丝说。
艾丽斯•格拉斯相信，这种激情是相互的。密友们说，艾丽斯告诉她们，她和约翰逊谈过婚嫁的问题。在那个时代，一个男人一旦离了婚，政治生涯就算完蛋了。但是，他跟她说，这婚是肯定要离的。华盛顿好几个公司都找他做游说者，她说，林登也应下了其中一家。不管此话是否属实，那些了解这段情事的少数几个男女，包括和约翰逊熟识多年的人，都认为这段感情和他后面闹的几段婚外情不太一样。他在“芳草地”的行为举止实在惊人。有位客人第一次目睹林登和艾丽斯在一起的场景，说他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艾丽斯坐在椅子上用安静低沉的声音读着米莱的诗，而约翰逊就一言不发地坐着，默默无语，只是尽情欣赏着眼前这个手捧书本的美丽女人。“我从来没见过约翰逊能为了谁安静地听这么久的诗。”他说。在通常的场合，包括华盛顿的晚宴上，约翰逊吃饭都是一下子弄很多，大张着嘴塞进去，但在“芳草地”他会努力克制，吃得正常一些。这也是大家前所未见的。
另外，还有些很明显的迹象，能够说明林登•约翰逊对艾丽斯•格拉斯的真爱。一是这段感情中的他，实在和小半辈子以来太不一样了，也许是人生众多插曲中唯一与他的个人抱负相悖的。查尔斯•马什手里掌握着唯一一个在全选区都有影响力的公众意见机构，他可能是第十区对约翰逊稳坐议员宝座最重要的人物了。他和马什的爱人有私情，用一个对这段感情知情者的话说，“真是冒了太大的风险”。这个人还说：“我了解林登，真是难以相信他敢冒这个风险。这一点也不像我了解的那个林登•约翰逊。在我看来，那是林登•约翰逊一生中唯一一次，真的是唯一一次偏离了为自己设定的道路。”
更有甚者，约翰逊对两人这段感情中的鱼水之欢绝口不提。
后来的岁月里，他可完全没有表现出这样的低调。他在这方面一向很粗俗，大学时还脱掉衣服展示自己的老二，说这是个“巨无霸”。后来他也经常毫不避讳地谈论自己的婚外情中最亲密香艳的细节。他大谈特谈各种风流韵事，极尽详细，甚至非常夸张；特别是和亲密的朋友在一起，他好像专门要让这些人承认他在床笫之事上的勇猛超凡。在床上度过的下午的种种细节，甚至连对方最私密的部位与动作，他都要拿出来作为谈资，用自己的口才炫耀一番。
而与艾丽斯•格拉斯的翻云覆雨，他却只字不言。谈起这个女人，他和所有坠入爱河的年轻人一样，羞涩躲闪，不愿多言。
但是，如果说他和艾丽斯•格拉斯的关系，从某些方面来说“不符合”林登•约翰逊一生的行事作风，在有些方面又非常符合，而且更鲜明地表现了他那些熟悉的特点。
比如，他在这件事中表现出的保密能力，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查尔斯•马什对这段绯闻一无所知，他是“芳草地”的男主人，“芳草地”是为他的女人修建的，他深爱着她，急切地想娶她为妻。“他不停向她求婚，求婚，求婚。”艾丽斯的妹妹说。她抗拒的态度也曾一度有所软化，但现在却愈加坚定。“遇见林登以后，她更不可能嫁给马什了，”玛丽•路易丝说，“她想嫁给林登。”知道内情的“芳草地”常客们特别害怕马什知道的那一天。他脾气那么大、那么骄傲，这些对他多少有些敬畏的年轻人无法想象他发现真相之后会有什么反应，而且他们觉得总有一天会知道的。“他们费了很多心思来瞒住他，”玛丽•路易丝说，“全都掩饰得很好。但有时候我坐在那儿，看着他们三个（查尔斯、艾丽斯和林登）在一起，我就会——”说到这里，玛丽•路易丝用双手捂住耳朵，很生动地表现出她内心的感受，觉得一场爆炸在所难免。
但爆炸没有发生。两个人掩饰得太好，连艾丽斯最好的朋友也是等着对方告诉她才知道的。“他们真的小心谨慎到难以置信的地步，”霍普金斯夫人说，“他们从不在公共场合一起露面。”在“芳草地”共处时，“也非常谨慎”，她说，没人想得到他俩在偷情。她说，艾丽斯告诉她之前，“我在‘芳草地’见过他俩那么多次，完全没看出来。”玛丽•路易丝说：“什么迹象都没有，一点都没有。”
事实上，真正表现出来的“迹象”，能够让最多疑的人也卸下防备。在“芳草地”度过的那些周末，林登•约翰逊不仅表现了超凡的保密才能，还展现了另一项才华，就是讨好对他很重要的长辈，完全不顾自己真实的感受。
对于马什，他仍然是招之即来，有求必应。马什把莱因斯多夫带去华盛顿的那个周日，只需要喊他一声，他马上就到，心甘情愿，急切殷勤，乐意效劳。像这种时候还有很多。他仍然夸张地同意马什的政论分析和对世界局势的预言，也总是第一个跳出来说查尔斯的某个预测又应验了。他继续请马什给予各种人生指导，而且表现出感激涕零的样子，让这位长者越给越起劲。目睹约翰逊“哄骗”很多年长之人的哈罗德•杨认为，他哄得最好的，就是查尔斯•马什。他认为，在马什面前，约翰逊是最最“谦卑”的，“极尽谄媚奉迎”。
马什经常离开华盛顿去公干，但这不妨碍年轻人给年长者献殷勤表忠心。他用电报来继续。无论马什在纽约、芝加哥还是巴尔的摩，他都会拍去电报，请他就某事给出建议：“有事需要问您。请告知怎么能联系到您，或今晚给我家来电。”有一次，约翰逊准备去得克萨斯，于是写信给这位出版人：“我真切地希望您在我们离开之前回来。我需要和您谈上几个小时，让您像往常一样给予我灵感与鼓励。”马什的聪敏睿智有了什么成果，他的夸赞也绝不缺席。比如，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五日，马什正在纽约验收商务投资的成果，收到约翰逊从华盛顿拍来的电报：“昨天这里的事情出现了一些有趣且好笑的发展证明了您八月的一个预测。”
马什的反应令约翰逊称心如意。他拍电报去要建议，对方就回电报给建议。比如在乡下的报纸上如何登广告最显眼。（“你就夹一张二十美元的支票……我想不会有人找你零钱的……”）有时候，马什觉得给约翰逊的建议需要更详细，电报解决不了问题，就会拍个“加急”电报给这位议员，“建议你今晚电话”。有时候他觉得需要当面给约翰逊建议，电报会写：“飞机准点的话周二一早七点四十五我会到华盛顿五月花酒店和你共进早餐。”除了政务方面的建议，还有个人生活上的，都表明马什不仅对约翰逊有种父亲般的慈爱，还对约翰逊与艾丽斯的关系完全蒙在鼓里。有些建议中提到这段关系，读起来颇具讽刺意味。一九四〇年四月九日，那段时间林登和艾丽斯正是干柴烈火如胶似漆，马什头天晚上离开“芳草地”去公干，给约翰逊拍了封电报：“我不喜欢你昨晚的样子。胡子没刮干净。多和艾丽斯打打高尔夫……”
事实上，马什把这个年轻人看作忠实的门徒，并且对他愈加喜爱欣赏。有时候，独自在全国奔波的马什，会情不自禁地拍电报给林登“诉衷情”。一九四〇年九月十六日，他从芝加哥史蒂文森酒店给约翰逊拍电报说：“亲爱的林登：今早起来，感觉对中西部的参议员十分厌恶，我觉得还是给你写信比较愉快。”
马什越喜欢约翰逊，艾丽斯就越心烦意乱。她自己是倾向于向马什摊牌的。不过也同意等到时机成熟再说。但随着事态的发展，她觉得这其中有什么更见不得人的事情。但约翰逊似乎觉得，和这个男人及其情人都维持目前的关系，没有任何问题。
事实证明他是对的。他的谨慎有了回报。在他和马什心爱的女人谈情说爱的那些年，马什给予他的，不止建议和喜爱。
他对林登未来的财务状况有所顾虑，因为他注意到，这个年轻人虽然领着一万美元的议员年薪，却总是缺钱。他也看得出来，林登总是担心钱的问题，而他不希望他为钱操心——他前途一片光明，不应该有这些琐碎利欲的顾虑。因此，一九三九年，马什开始迈出为约翰逊奠定良好经济基础的第一步。他有赚大钱的本事，好几年前就看到了奥斯汀的商机。他站在某个山头上，俯瞰着这个麻雀虽小却正在成长的城市，预测到了未来的主要增长方向，迅速在那里买了大片的土地。现在土地已经增值了很多，但马什说，他要把将近八公顷的一片土地按照购买时的原价卖给约翰逊：一万两千美元。“真是特别划算的买卖，我们都很清楚。”“小瓢虫”说。她从父亲那里借了钱，布朗&路特也有所帮助，修了条通往那片地的公路，还在路边修了楼，造了景。约翰逊夫妇平生第一次有了资产。
这位年长者对这位年轻人的帮助，不止财务上的，还有政治上的。虽然旗下有这么多家报纸，他对新闻事业却没什么兴趣，只是看中报纸的赢利。“查尔斯买报社，只是为了赚钱，”秘书玛丽•路易丝•格拉斯说，“赚钱是不需要什么编辑才能的，他也没想过要干这个。”偶尔，马什对当地的什么事或者什么人感兴趣了，想表明个立场了，他不顾新闻道德，坚持自己的立场不但要出现在评论版，还要出现在显眼的新闻版块，而且还要一再确保自己的立场得到准确表达。他会破天荒地给报纸编辑打电话（通常他都只跟“生意人”交谈，玛丽•路易丝说），毫不含糊地朝听筒喊叫自己的命令。等林登•约翰逊归入了他的门下，他给《奥斯汀美国人-政治家》总编查尔斯•E.格林的命令，就经常跟林登•约翰逊有关了。有时候，马什还会亲自口述支持约翰逊的社论和文章。他那些报纸的一个立场令约翰逊十分愉快：下一次竞选中不会有人跟他竞争。早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奥斯汀美国人-政治家》的一篇社论在赞美了约翰逊对科罗拉多河下游管理局以及其他项目上的努力与贡献后，就说，他“应该……没有对手，这样就不用费心竞选到选举日那天，可以抓紧时间一心一意为选区服务”。《奥斯汀美国人-政治家》还有多位记者撰文表达了同样的主题。其中一位在报纸的“城中闲话”专栏写道：“我愉快地拜访了约翰逊议员。他看上去有些疲累。但我想任何人，如果像约翰逊这样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对选区做出如此巨大的贡献，都会很疲累的。好在，我认为他的选区不会有人傻到宣布跟他做竞选对手。这样一来，他也能歇口气。”一九三八年，那些潜在的对手都意识到了，约翰逊不仅会有丰厚的资金后盾，还会有来自媒体压倒性的热情支持。
这是一场好戏，玛丽•路易丝称之为“查尔斯和艾丽斯和林登”的好戏。而玛丽•路易丝•格拉斯、威利和艾丽斯•霍普金斯及其他知情人作为观众，看着这场戏以美丽的“芳草地”为舞台布景，长年累月地在他们眼前上演（当然，主演之一还不知道自己身处一场戏）。他们的反应各有不同，主要是看他们和各位演员之间的关系。
一位不愿具名的旁观者表达了比较明确的观点。她之所以有这个观点，是因为她有理由比其他观众更为敏锐地认识到一个几乎从未被别人提起过的细节：这场戏的结局，不仅会影响主演，还会影响到那两个幼小的孩童。查尔斯•马什非常喜爱自己的这两个孩子，两个孩子也对爸爸十分依赖。
这位旁观者目睹林登•约翰逊在马什在场时对两个孩子的父亲极尽讨好，清楚他不在时约翰逊会勾搭他们的母亲；她看着约翰逊当面时颂扬这位年长之人，也知道他转过身就去抢夺他深爱的女人；她看到林登•约翰逊永恒不变的恭顺，十二万分的谦卑，让马什的喜爱与日俱增。这位爱读查尔斯•狄更斯作品的旁观者，提起了《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一个角色，她觉得，这个角色和林登•约翰逊唯一的差距，就是少了点南部那慢吞吞的说话声气。“每当我看到林登，”她说，“仿佛就看到一个来自得克萨斯的乌利亚•希普。”
那么，这场戏中的另一个演员呢？这个演员的戏份很少，让大多数观众谈起此时，好像都想不起她。
“小瓢虫”•约翰逊的确很容易被忽略。
丈夫坚持要她化妆穿高跟鞋，她也经常这样做了，但他很少能说服她换下那些颜色晦暗的裙子。她的外表依然是土气单调的。而且，似乎什么都不能缓解她严重的羞涩。
丈夫竞选国会议员时，她和往常一样，毫无怨言，满心欢喜地为他和助手们准备热饭热菜，深夜也是随时待命；约翰逊的下属早已习惯了不管是什么时候上门，总能看到那么一张温暖热情的笑脸。但偶尔有不太了解她的人提出她自己也可以参加竞选活动的可能性，光想想她要面对一群观众发言，这个女人的脸上就露出恐慌的神色。毕竟，她甚至曾经祈祷过自己出天花，这样就不用在高中毕业典礼上讲话了。所以不管这个建议有多小心翼翼，也很快按下不提了。选举之后，奥斯汀一个妇女组织为新议员的妻子办了一场聚会，她成功逃掉了聚会上的讲话，却逃不掉站在迎宾位跟络绎不绝的陌生人握手聊天。她的挣扎和努力非常明显，目睹这一切的朋友们都从内心替她感到痛苦。她脸上挂着的灿烂笑容，僵硬得像块石头。“芳草地”那么多健谈的人精，每个人都恨不得成为舞台的中心，她就不用这么努力，可以安静地一坐好几个小时，完全沉默地倾听。当然，很多时候“小瓢虫”是不在“芳草地”的。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三九年再到一九四〇年，林登•约翰逊越来越频繁地只身前来，把她一个人留在华盛顿。事实上，有时候他还会直接把她“下放”到得克萨斯。每届国会会议的开始和结束，约翰逊的车都有必要装满家用物品来回一趟。而约翰逊经常让她和一位助手的妻子一起坐车两千五百多公里回到奥斯汀，说他在华盛顿还有公事要处理。他后面再坐飞机回来。“多年来，”“小瓢虫”后来说，“我对富有的概念，就是在每个住处都配备足够的床品、茶壶、锅碗瓢盆，不用每次都远天远地地搬来搬去。”
当然“芳草地”那些常客的态度，也被她丈夫在人前对她的态度所影响。他那么唐突无礼地命令她，还要她必须立刻遵守；她偶尔很胆怯地发表点个人看法，他会立刻向客人们道歉。大家看得清楚，在这段夫妻关系里，她的意见无足轻重，所以他们也对她不够重视。事实上，马什好像都不怎么记得清她的名字，总是称她为“林登的老婆”。另外，在深爱艾丽斯的妹妹和闺密眼中，她是艾丽斯幸福的绊脚石，谈起她来，语气里都带着嘲讽。艾丽斯•霍普金斯说：“人人都想对她好点，但她就是……太格格不入了。”常客们的态度也被她自己表现出来的态度所影响。“小瓢虫”好像也觉得自己在“芳草地”格格不入。几十年后，她向笔者描述这个地方时说：“我真是看也看不过来了。全世界有趣的人都来了，有搞艺术的，有搞文学的，有搞政治的。我那小半辈子还是第一次参加沙龙……餐桌上摆着那么多的水晶装饰和银器……”她似乎觉得自己对那些妙趣横生的谈话很难有什么贡献。比如，她觉得男主人不仅“看着像个罗马皇帝”，而且是“我所见过最迷人的男人。他什么都知道。他游历过整个欧洲，他去过萨尔茨堡这样的地方……他是第一个跟林登说希特勒很危险的人……我想他应该是目睹了纳粹的集会。他说的话让我浑身冰凉，但他也为我们分析德国人为什么会支持他（希特勒），而且会得到很多尊重和支持。”而且，她似乎也很明显感觉到自己与女主人的显著差异：“我还记得艾丽斯穿过很多优雅的长裙，而我穿得……没那么优雅。”她说。她微微带着一种崇拜女英雄的语气，说两人多年前在奥斯汀就略有交集，当时她在得克萨斯大学念书，艾丽斯在州府做秘书。早在那时候，“小瓢虫”说：“她就已经很有智慧了。你就觉得她注定要过上比州议员秘书更精彩的生活。”后来，“我们跟他们在华盛顿再见时，她出落得更漂亮了，穿着打扮都是那么美。她个子很高，又那么优雅，真的很美，有种亚马孙风情。”有一次，马什在谈论希特勒的威胁，出于对艾丽斯的崇拜，她竟然破天荒地开了口。“也许艾丽斯能帮助我们反抗他，”她说，“她个子那么高，又有一头金发，像神话里的女武神。”自然，她这番话也是被在座高朋充耳不闻的。
然而，如果“芳草地”的常客们观察更仔细一些，目光更敏锐些，就会发现，这个看似单调无趣的女人在很多品质上不输给那个优雅耀眼的女主人。她安静聆听的那些喧闹的争论中，会提到一些书籍。一回到华盛顿，“小瓢虫”就会到公共图书馆找到这些书，然后认真阅读。马什提醒大家要小心希特勒，她就借了一本《我的奋斗》，认真阅读并且悉心了解。她从来没在“芳草地”提起过。甚至之后有一次马什谈起希特勒的理论，她发现，在场除了自己，没人懂主人在说什么。这时候她也是默不作声。别的书她也读。“芳草地”的常客们还记得某个夏天是“‘小瓢虫’读《战争与和平》的夏天”。她走到哪儿都抱着那本大部头的样子让他们窃笑。不过，那个夏天结束时，她读完了这本大部头。而她觉得再读一遍还会有新的收获，于是立刻开始从头通读全书。
“小瓢虫”身上也还是有些被常客们提到的品质，只是他们并没意识到这些品质的重要性。虽然艾丽斯•霍普金斯说“她就是……格格不入”，但立刻又说，“要是大家都努力对她好”，她也会以很好的态度回报，很平静、很亲切。“她很独立自主。”就连艾丽斯的妹妹也注意到，“她有很出色的自律精神，她会要求自己做一些事情。总是在努力”。不仅努力阅读，还努力保持身材。她之前一直有点“矮胖”，但慢慢地那些赘肉都减掉了，再也没回来过。
而且，日子长了，“芳草地”的一些常客甚至开始好奇，“小瓢虫”•约翰逊的“自律”，是否有更深的层次。
“小瓢虫”“肯定”是知道丈夫与艾丽斯•格拉斯的私情的，弗兰克•奥尔托夫说。“哦，我敢肯定她知道。”不然的话，常客们说，那么多的周末，丈夫不带她就跑来“芳草地”是要干什么呢？而且查尔斯•马什不在家，这事儿很容易就知道了。玛丽•路易丝说：“我不能理解的是，她怎么忍得了。林登周末经常抛下她，一个周末又一个周末，就把她留在家里。换我肯定忍不了，一分钟都忍不了。”
但她忍住了。“我们经常聚在一起，林登、‘小瓢虫’、查尔斯和艾丽斯，”玛丽•路易丝说，“‘小瓢虫’没说过一句话，没表现出任何情绪。什么都没有。”
* * * * * *
约翰逊与艾丽斯•格拉斯之间的激情最终退却。她嫁给了查尔斯•马什，但很快又离了婚。之后又有过几次婚嫁。“她从来没放下林登。”艾丽斯•霍普金斯说。但这段关系本身还是维持下来了。甚至在当上参议员之后，林登•约翰逊还会偶尔给司机放一天假，开着自己那辆大豪车，驱车一百四十多公里去“芳草地”。两人的友谊是在越南战争爆发以后才结束的。艾丽斯认为这场战争是最可怕的历史事件之一。一九六七年，她在一封写给奥尔托夫的信中提到约翰逊，言辞尖锐。后来她告诉朋友们，已经烧掉了约翰逊写给她的那些倾诉，因为她不希望自己的孙女知道，她曾经跟那个应该对越战负责的男人有关系。
(1) 《奥斯汀美国人》是晨报，《奥斯汀政治家》是午后出的日报；周日和周六，合为一份出版，《奥斯汀美国人-政治家》。——原注
(2) 美国著名政治家，农学家，罗斯福时期曾任农业部长、副总统；杜鲁门时期任商务部长。
(3) 美国著名新闻评论家和作家。
•26•
第十区
约翰逊再次参选时，资金丰厚，有媒体做后盾，而且也有了工作成绩，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星期六，他宣誓就职国会议员两天后，谢尔曼•伯德韦尔和卡罗尔•基彻驱车从得州来到华盛顿。周六午后，他们在参议院老办公大楼前停了车，约翰逊就等在路边。“我们上去办公室吧，”他说，“有很多邮件要处理。”
他的临时办公室在一层，一一八号房间。一个个灰色的袋子里装满了邮件，堆得高高的。因为这个选区的人从差不多三个月前布坎南去世之后就没人代表了。伯德韦尔和基彻已经在路上开了大半天，当晚还是和约翰逊一起开始处理信件，午夜以后还工作了许久。之后约翰逊离开了，因为肯尼迪-沃伦公寓的房子要到周一才能住，他现在先跟弟弟挤一挤。但他叫伯德韦尔和基彻就睡在办公室。这样他们周日一早就起来工作要方便些。几天后，基彻回去做青管局的工作了。但伯德韦尔留了下来。初到华盛顿的他一周工作七天，每天的工作时间也很长，他回忆：“众议院办公大楼的街对面就是国会大厦。我都去了一个多月了，才有空进国会大厦里面去看看。”他说，进去里面，也是因为汤姆•米勒市长从奥斯汀打电话来，有紧急的口信要传给约翰逊。“我去找他，才第一次进入了美国国会大厦。”伯德韦尔的妻子黛尔也被找来帮忙，还不付工钱。“我们就是作为一个家庭在工作。”伯德韦尔说。吉恩•拉蒂默回到华盛顿，做着原来那份联邦房管局的全职工作，晚上和周末还给约翰逊帮忙，全是出于“对约翰逊先生的爱”，伯德韦尔说。
约翰逊竞选议员时，下属们工作已经相当努力，现在则更要加倍。“工作比克雷博格时期多了很多，因为他（约翰逊）希望迅速建立一个组织，就是他在克雷博格手下花了四年建立的那种组织。”拉蒂默说。没在克雷博格办公室干过的伯德韦尔，一开始还以为，那一袋袋的信件处理完了，工作负担就会减轻。然而，随着他们慢慢赶上工作进度，信件似乎更多了。伯德韦尔发现，信件是与选区人民交流的最好方式，让他们觉得“和自己的议员有亲密的私交，关系很融洽”，所以，要是信件不够，“我们就要制造信件”。伯德韦尔后来说，不管工作多么努力，“工作进度永远赶不上”，他也逐渐意识到，再努力也是赶不上的。
约翰逊似乎不能达成自我要求。他总是坚持事无巨细要一一过目，因为：“他必须要掌控一切，一切！否则就不能真正确定一切运转正常。”这种坚持并未因为胜选而有丝毫减轻。伯德韦尔现在所目睹的，正是拉蒂默和琼斯多年前所目睹的：“每一封信他都要签名”，不管信有多短，涉及的事情有多小。“他的名字是不可能直接盖章的。每一封信他都要亲自过目。要是我们写的东西感觉不太对，肯定是要重写的。”成功似乎让他更加紧张了：他现在是烟不离手，每天能抽个三包。经常是一支还在烟灰缸里燃着，就在点另一支了，拿起来深深地吸一口，头朝地面垂着，仿佛要把所有的烟雾都吸进肺里。他倒没有之前那么憔悴了，但一直很瘦，身体又出现了新症状：手指上起了疹子。他双手干枯，翻起很多皮屑，皮肤皲裂，十分痛苦。医生给他开了药膏，但说主要原因还是精神紧张。但问题越来越严重。晚上，他要给下属准备好的数百封信签名，结果右手表皮的裂缝开始流血。不过他拿一块小毛巾把手包住，免得血把信弄脏了，还是继续把每一封信都签了。胜选之前，他有没有恐惧、忧虑甚至是不顾一切？反正不会比胜选之后更恐惧、忧虑和不顾一切了。
赫伯特•C.亨德森很有才华，也是约翰逊的下属中地位特殊的一个助手。因为约翰逊很欣赏他撰写演讲稿的重要才华，一定不能浪费。亨德森有自己的办公室，里面放着很多文件，都是关于时下重要的政治议题。每天，他都会为约翰逊撰写演讲稿，让他在回选区的时候发表。伯德韦尔和拉蒂默就负责其他工作。
伯德韦尔受不了这么快的节奏。“林登说：‘你打字的速度一定要更快，速记也一定要很棒。’”他回忆，“所以在办公室工作十到十二个小时后，我还要去上打字和速记班。我真是累坏了，速记也一直练得不是很好。”他的体重从七十五公斤下降到六十公斤，他还说：“我基本上要崩溃了。”而且他的速记就是达不到约翰逊想要的标准。于是约翰逊把他派遣回得克萨斯，做青管局的工作。
而被约翰逊认为“整个国会大厦最优秀（秘书）”的拉蒂默就没这么幸运了。一九三八年八月，约翰逊请他为自己全职工作。拉蒂默答应了。之前，约翰逊喜欢拥抱这个有“亲切笑容”的年轻人，说他是“这世上最善良的小个子男人”，跟他谈天说地。但现在可没时间搞这些虚头巴脑的了。只剩下工作，比之前强度还要高的工作。“我觉得自己真的要累死了，”拉蒂默说，“连呼吸都没时间。”他说：“应该是到一九三九年八月，那之后差不多一年的时间，走到了很必然的一步，我整个人崩溃了。”他边回忆边哭泣：“我就跟他说：‘你从来没责备过我做错事情，但也从来没称赞过我做得好。这都一年了，你本来应该说……’”他“辞了职”，离开华盛顿，去得州的父母家休养。
新人一个接一个地来。有两个长久地留了下来：一个是二十二岁的约翰•B.康纳利，在得克萨斯大学时做过学生组织的主席，几年后会展露自己在政治上的天资；另一个是沃尔特•詹金斯。招募詹金斯的过程，很好地体现了林登•约翰逊在用人上的谨慎与保密性，连雇一个小小的秘书也绝不掉以轻心。约翰逊请得克萨斯大学的一位院长推荐个学生来他办公室工作，院长就推荐了詹金斯，但詹金斯对此不知情。他不知道自己面试的是什么工作，还以为是青管局得州分部的某个岗位，因为第一次的面试官是分部的副理事威拉德•迪森，而第二次则是理事杰西•凯拉姆。但迪森和凯拉姆都没提到具体的工作，接着詹金斯又接受了奥斯汀邮政局长雷•李的面试。接着政府报告办公室一名官员打来电话，才提到了具体的工作。“他说是在他的办公室做事。”詹金斯回忆。在经过了约翰逊这四个下属的筛选之后，他才知道了面试的真正目的。“约翰•康纳利给我打电话说：‘今晚你愿意开车到约翰逊城来见见林登•约翰逊吗？’我说：‘林登•约翰逊是谁啊？’我是威奇托福尔斯人，从没听说过他。”詹金斯和约翰逊在卡斯帕里餐厅吃了晚饭，回答了对方提出的很多问题，持续了好几个小时。终于，年轻的大学生听到这个问题：“你愿意来我手下工作吗？”詹金斯后来才想明白为什么要采取这种迂回路线，“要是他们决定不用我，我也不会觉得很伤心”，换句话说，就是约翰逊不会树敌。约翰逊发现詹金斯特别适合接替拉蒂默。这个年轻人也同样很主动，愿意勤奋努力，而且也在心理上对他有种依赖。一九四一年，詹金斯的一个朋友去华盛顿，在他那儿借住了几晚上。朋友回忆说，这个年轻人回到家已经非常疲倦了，在浴缸里就睡着了。“约翰逊把他当黑奴一样用啊。”他说。
约翰逊好像一定要搞清楚每一个项目，并且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项目，来为自己的选区争取利益。十二月七日国会休会时，他和“小瓢虫”启程回家，那时候他不仅为马歇尔浅滩大坝争取到了五百万美元的联邦拨款，还从市政工程局争取到很多资金，涵盖了很多项目，从史密斯维尔高中橄榄球场的看台，到奥斯汀新的消防站，再到埃尔金的新“联邦大楼”。他为选区争取的，比老议员布坎南还要多。大家都为此感到震惊，特别是奥斯汀市长汤姆•米勒。一九三三年，米勒向市政工程局申请一笔拨款加贷款，扩建奥斯汀市政厅。申请被拒绝了好几次，一九三七年，市长有点灰心，没有继续申请。然而，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六日，米勒接到华盛顿的电话，来电人是新上任的国会议员，他本以为在华盛顿办不成事的国会议员。约翰逊告诉他，市政工程局局长伊克斯刚刚批准了他的申请，而且不是拨款加贷款，而是全拨款，奥斯汀不用还。很快，市政工程局又有大批拨款涌入奥斯汀（市医院的新侧翼大楼，机场的新大楼和新的街灯，等等），市长告诉朋友，款项之多，是他从未曾想象过的。
一九三七年九月一日，罗斯福总统签署了一项法令，美国房管委员会成立，负责为低成本的贫民窟清理项目下发贷款。在约翰逊的推动下，奥斯汀也很快成立了房管委分部（主席是一位长者，退休的棉花经纪人E.H.佩里；但实权掌握在副主席阿尔文•J.维尔茨的手里），申请开展一个七十一万四千美元的项目，拆掉奥斯汀三个贫民区的那些肮脏混乱的棚屋，修建三套现代化的花园公寓楼，分别给白人、黑人和墨西哥裔美国人。这就是赫尔曼•布朗反对的那个项目，在艾丽斯•格拉斯的建议下，双方做出了妥协，但其中还有很多细节问题有待解决。十二月二十日，新议员来到奥斯汀，着手解决。奥斯汀的贷款申请赶在全国所有城市前面到达联邦房管局局长内森•斯特劳斯的桌上，也是第一批得到该局下批贷款的五个城市之一。
一九三八年，约翰逊回到华盛顿，各项进度只快不慢。一九三三年，奥斯汀提出的十六个市政工程项目（总花费是二百五十六万六千四百美元）被市政工程局否决。现在，约翰逊告诉米勒市长，全部十六个申请都可以重新提交。之后不久，市长在召开市议会的时候被叫了出去，约翰逊议员从华盛顿打电话来了。回来之后，米勒告诉市议会，十六个项目中，有三个（一座肺结核疗养院、一座市政焚化炉和公共大楼中安装自动火灾报警系统）获得了通过，而剩下的十三个也会很快批准。有个项目是市长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重建科罗拉多河奥斯汀流域的一座矮坝。这座大坝是一九〇〇年修建的，同年被一场洪水毁掉。从那以后奥斯汀就一直在找重建资金，却毫无成果。三十八年来，这座矮坝就一直伫立在州府，不过是一堆没用的砖石。现在，约翰逊说服了市政工程局，拨款两百三十万美元进行矮坝重建，还建议说要改名为“汤姆•米勒大坝”。
然而，林登•约翰逊发挥最大影响的，并非选区的城市，而是乡村，在他土生土长的丘陵地带。
相比起来，新政对墨西哥湾沿岸第十四区那些更为富有的得州县镇影响更大些，而丘陵地带的改变就要少很多。原因一如既往是土地问题。农业调整署拨款支持农民休耕土地，不再进行棉花种植。但在爱德华兹高原上，大部分土地数十年前就休耕了，因为灌木迅速扩散，占领了大部分土地，目之所及，大片广袤的土地都长满了雪松、栎树和豆科灌木，它们都有强大野蛮的根系，把土地的水分与营养全部吸干，低矮茂盛的枝干成片地遮掩了青草生存需要的阳光。剩下的土地，也都因为土地侵蚀和过度开垦变得无比贫瘠，再加上干旱恶劣的气候，反正播种也是划不来的。比如，一九三三年，布兰科县就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一万四千多公顷土地用于耕种，耕种的农民人数一共有七百零八个，所以平均每个农民只有大概二十公顷土地，其中大概有十二公顷用来种棉花。农业调整署和接下来的一系列法案要求再休耕百分之四十，也就是平均每个农民休耕五公顷。农业调整署的休耕补贴标准，是根据休耕土地上本来应该出产的棉花来决定的：丘陵地带的土地本来就贫瘠，五公顷土地的棉花产量大概是两捆。所以通常一个丘陵地带的农民收到的政府补贴大概是六十美元。六十美元不算小数目，但也远远不够。一九三四年、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三七年，爱德华兹高原又遭遇了旱灾，进一步降低了棉花的产量，到了什么地步呢？一九三七年《布兰科县新闻报》报道：“布兰科县的棉花产业毫无利润可言，去年该县只有两个轧棉厂在运行，而对厂子的修缮就花去了一大部分利润。”政府用大概十二美元一头的价格收购牛群。在那些肥沃的黑土地带，一个牧人通常养牛上百头上千头，那这个收购单价加起来就很可观了。但对丘陵地带的牧人意义不大，坚硬的雪松丛中，他们只能苦苦地养上几头牛。杜鲁门•福西特就回忆说，自己的父亲只有“五六头”牛，“人们很高兴能得到那十二美元，应该是这个数吧。他们不能（私下交易）卖那些牛，所以能拿到钱就很高兴了。但根本没多少钱。”
丘陵地带的人们仍然很感激新政带来的进步，就算各种项目给他们带来的帮助只是杯水车薪，也真的是前无古人了。但新政没能改变他们的生活。丘陵地带里的现金少得让人难以置信。一九三七年，约翰逊城高中和一九三二年一样，几乎是缺席了整个高中篮球赛季，因为学校连一个篮球都买不起。筹款几个星期后，《新闻报》报道说：“篮球的筹款进展缓慢。”杂货店主们发现，只要是超过十美分的东西，基本上就卖不出去。“大家什么都买不起，”伯内特的露西尔•奥多内尔说，“他们买什么都赊账。不管买什么，都要等到收棉花的时候再付钱。等你收了棉花还了欠债之后，店主就把你的账消了。没有什么现金交易。我还记得当时寄信需要三美分，我连那个钱都拿不出来。”贫穷，让他们享受不到现代科技进步的大部分好处。在得州那些相对繁荣的县市，烧汽油的拖拉机早就普遍使用了，而丘陵地带的大部分县市，比如一九三三年的肯德尔，只有三辆这样的拖拉机。丘陵地带的农民们种田耕地，用的是骡子和手推的犁车，正如数百年来的欧洲农民一样。丘陵地带的人民生活水平实在太低，新政都鞭长莫及。如果真的要帮助他们，这条鞭子还得再长上许多。
约翰逊再次展现了国会秘书时期的足智多谋与精力无限，从联邦机构为选民们争取到很多利益。虽然有些利益相对来说比较小，而且是一次性的，却对受益人的生活带来十分必要的提升。某个地区已经连续两年遭受洪灾，数百农民的庄稼被毁于一旦。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约翰逊来跟农民们开会，另外还带了一车子人。农民们告诉他，农业安全局回复了他们拨付紧急贷款的请求，但必须要按照惯例，交出抵押品作为贷款担保。大多数人是无法满足这个要求的，因为他们的土地和财产都已经抵押出去了。他们的议员指着站在房间后面，陪同他来的那些人。他们就是农业安全局的官员，他说。他把他们一起带来，就是要让他们亲耳听听第十区的困境。两天后是平安夜，农民领袖们接到了议员打来的电话。农业安全局刚刚同意了免除第十区四百个家庭的抵押要求，按照议员所说的“特殊情况”处理。每家人会分到五十美元，足以支撑到春天联邦下发种子贷款了。议员说，就在通电话的此时此刻，农业安全局的四个主管正在速记员的陪同下，亲自赶到那个地区，加快贷款的发放流程。
而且，约翰逊争取到的有些利益，不仅不小，持续时间还很长。
农业部有个叫“牧场水土保持”的项目，很有可能对这片灌木遍野的土地特别有帮助。这个项目是一九三五年上马的，付钱给农民，去清除各种各样的灌木。但这个项目没怎么帮到丘陵地带。一方面是因为丘陵地带的农民和牧人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土地可以得到改善。毕竟，整整三代人了，这土地都是这么贫瘠与荒凉。但也有其他原因。在丘陵地带横行肆虐的一些灌木不在项目的清除范围内，而且每单位土地内的清除薪酬也很低。比较繁荣的地区倒不在乎这个，他们可以雇用廉价劳动力来做，清除之后的土地更加肥沃，雇主从中获益更多。但丘陵地带的大多数农民根本雇不起人，唯一的资源就是自己的时间，每一分钟都在为了生存挣扎。清除灌木的收入太低，他们没法因为未来的收获，就把时间用在这上面。此外，在大多数丘陵地带农民的眼里，未来收获的希望也相当渺茫。很多人甚至没听说过这个项目。爱德华兹高原十分偏僻，各个农场与牧场远离奥斯汀和圣安东尼奥（交通也相当不便）；农民听不起广播，看不到最新的日报；周报又水平有限，所以大家无法像其他地区的农民一样熟知天下大事与相关的事件发展。本来县上土地拨款农业服务分部的顾问，应该把这些新项目讲给农民听的，但丘陵地带的贫穷让做到这一点都很难。联邦政府为每个县分配相关顾问和助手，但薪水需要每个县来出。而丘陵地带的大多数县都穷得无法给助手任何拨款，所以顾问们不得不花很多时间来做本该助手做的文案工作，剩下的就是在那些穷到请不起兽医的县四处奔走，帮他们找兽医，给牲畜看病。另外，对于农民们来说，这些县顾问的理论都是“纸上谈兵”，在丘陵地带的恶劣条件下根本行不通。丘陵地带有几个牧人登记参加了“牧场水土保持”项目，而大家目睹了他们的经历，没有一点参与的积极性。这其中有很多繁文缛节、官样文章，付钱也非常慢。这些都无法提高大家的热情。一九三七年三月，一九三六年夏天已经清理的土地，还没收到相应的付款。
一九三七年五月以后，第十区的县顾问开始频繁接到新议员的电话。一开始他语气还算温和，后面越来越严厉，催促他们召集农民开会，向他们宣传“牧场水土保持”项目的好处。要是没有行动，顾问就会收到上司的电话，原来上司也被新议员打电话催促过了。光打电话是不足以办成事的，于是约翰逊采取了更直接的办法：他采取了“信件轰炸”，不断从办公室寄信给各位选民，告诉他们这个项目的好处。结果他发现这样还不够，就在整个选区奔波，亲自给农民们做宣传。“他到了开会的地方，就把鞋子脱掉，领带松一松。”卡姆•拉里，该项目的一个督察员说。约翰逊告诉农民们，他自己也和他们一样，是个农民。他知道在丘陵地带坚硬的土壤上耕作是怎样的感觉，这绝不是纸上得来。而他也知道，要是把雪松给清除掉，土地条件会变得更好。还有进一步努力：他说服农业部，把之前未纳入的丘陵地带的很多灌木纳入清除范围。还说服农业部把单位面积内清除灌木的奖励提高到五美元。先不论最后能不能成功达到目的，至少这数字能让农民们真切地看到，做这工作能挣到现金。他还说服农业部下拨了足够的款项，好让布兰科县那个顾问，认真又有进取心的罗斯•詹金斯可以从外面雇用一些人来清除一个农场上数十公顷的雪松，而这个农场就作为示范农场供大家参观学习。土地被清除干净了。几个月后，一卡车一卡车的农民从第十区的四面八方赶来，看到那些过去被密密麻麻的雪松包围得密不透风的山丘，如今那些有着贪婪根系的矮树已经不见了，但山丘上不是光秃秃的。坚硬的钙质土下，有绿色新芽顽强地钻了出来。拉里说：“草在长回来，这是眼睛看得到的。”林登•约翰逊成为国会议员之前的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三七年，布兰科县共有一万两千多公顷的雪松被清除。而光是一九三八年一年，就有两万五千多公顷被清除；到一九三九年，上升到了两万八千多公顷。整个第十区，有数十万公顷的灌木被砍伐清除。到一九四〇年年底，第十区用于耕作的土地增加了百分之四百。
回来的，不仅是青草。
埃米尔•斯塔尔拥有一座阿尔伯特农场，上面长满了雪松，每次骑马经过农场上的某个地方时，他都会不自觉地握紧缰绳。那里的地面很湿软，马儿总是会陷进去。斯塔尔从来没多想过。在他的记忆中，牧场上长满雪松已经是将近四十年的事了，而且，反正土地也太干了，种不了庄稼，也没法放牧。然而，一九三八年，他参与了丘陵地带后来所谓的“雪松根除项目”，他清除的就是那块湿软土地周围的一片。把雪松和那贪婪地吸走所有水分的根系清除后的几个星期，那个地方冒出了一股潺潺清泉，流得越来越快，让他的牛群能喝到干净凉爽的泉水。那年，丘陵地带经历了九个月的干旱。而在那九个月中，清泉让他的牛群活下来，没有一刻干枯过。
随着砍掉的灌木越来越多，清除的根系也越来越多，再也不能吸光地下的水了。别的农民们也有了和斯塔尔类似的经历。沃伦•史密斯说，自己的牧场上本来有很大一片地方“全是雪松……我把雪松清理掉之后，（整片区域）就有了一股溪流。本来是干得起灰尘的”。斯科特•克雷特住在约翰逊城附近自己父亲的农场上。父亲是七十年前从别人手里买下这块牧场的，卖主当时提过，那里曾经有一股泉水，但七十年来从未见过。克雷特把雪松砍掉了，他告诉县里的顾问：“现在泉水流起来了。”
沃伦•史密斯说，以前，牧场要养一头牛，需要整整二十公顷的土地，而现在呢，他告诉顾问：“一头牛只需要六公顷了。”艾尔•杨过去养一头牛需要十二公顷左右的土地，现在只需要不到三公顷了。整个丘陵地带的牛多了起来。棉花与其他作物的单位土地产量也在稳步上升。丘陵地带的土地曾经那样丰茂肥沃，虽然再也难现当年的盛景，毕竟这土地在经历了几代人数十年无比贫瘠、毫无用处之后，恢复了一点营养，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一个人的努力。
他实施了十几项新政项目，以此来帮助丘陵地带。其中一项改进叫人想起他父亲，有种相当辛酸的感觉：光是在一九三八年，在林登•约翰逊争取到的公用事业振兴署拨款支持下，特拉维斯县就铺了二百一十七公里农场通往市场的道路。现在，农民们不仅土地出产更多了，还能赶在收获的作物坏掉之前，及时送到市场卖掉。改进的还不止交通状况。丘陵地带很快就出现了很多新的公共工程：比如公共图书馆，还有学校（包括约翰逊城高中的新校舍，以及一座农业学校，圣马科斯也有了新的教学楼）。一些流离失所，被迫在原本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做佃农的家庭，现在又把土地买了回来，这都多亏了新议员帮他们争取到的政府低息贷款，还款期是四十年，利息很低。这些项目为这些真真切切需要帮助的美国农民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帮助，而林登•约翰逊并不是这些项目的发明者，他只是尽可能地多为丘陵地带争取。“他为自己选区争取的项目和钱，比任何人都要多。”科科伦说。按照约翰逊的自我估计，大概是在七千万美元。科科伦如是说：“他是这个选区有史以来最好的国会议员。”
•27•
“悲斗”
为科罗拉多河下游那四座大坝争取资金和授权已经很难了。现在林登•约翰逊又承担了一项更难的任务。确保了大坝的建成，也就确保了电力的产生，水从大坝的水闸中奔涌而下，水力产生电力。他要努力把电力带给丘陵地带。
当然，对于美国整整一代城市和很多小镇人民来说，电力已经是生活中理所当然的一部分。街上亮的街灯，工厂里运转的机器，路上行驶的电车，高架与地下的铁路，商场上上下下的电梯和扶梯，还有降温的电扇。电熨斗、吐司机（到一九〇〇年就已经广泛使用了）、电冰箱（一九一二年开始销量大增）、吸尘器、洗碗机、电热炉、烘烤模、电炉和自动洗衣机等设备，把妇女们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了出来。有了电，大家晚上就能看电影消遣。到一九二二年，各家屋顶上林立起了一片收音天线。一九三七年林登•约翰逊到国会上任时，电力已经深深融入人们的生活，大家都很难记得以前没有电的日子是怎么过的。
但在丘陵地带，这还不是生活的一部分。在林登•约翰逊的选区，唯一的电力来源就是得州光电集团，是纽约公共控股巨擘“电力债券与股票”公司的子公司。一九二七年，得州光电应允为丘陵地带几个小镇（约翰逊城就是其中之一）通电，但不能从马布尔福尔斯的中央发电站供电。得州光电解释，如果从那里供电，每英里的电缆联通费用就需要三千美元。而这些小社区用电量有限，爱德华兹高原的面积又那么大，这个投资是收不回本的。因此，得州光电在每个小镇的所谓“发电厂”，也就是一个三十马力的柴油机；发的电只够十瓦的灯泡使用，而且还一直闪个不停。如果同时在用别的电器（就算只是电熨斗），电灯就完全亮不起来了。这些所谓的“发电厂”只在“天黑以后到午夜”运行，所以电冰箱根本没有意义。这些小镇的大多数居民觉得，这些问题反正也和自己无关：得州光电的电费太高了，只有少数家庭能接上电线。而且，柴油机反正也因为超负荷运转经常出故障。极偶尔地放个电影，观众们都要屏住呼吸，看电力能不能撑到电影放完，就跟期待电影结局似的。露西尔•奥多内尔说：“我看《宝林历险记》，一直等着看火车会不会轧宝林，也一直等着看会不会没电。”而这些小镇的居民还是丘陵地带唯一能享受到电力的人。得州光电甚至都不愿意考虑一下为成千上万的农场与牧场接通电缆。
所以，尽管电动挤奶机几乎二十年前就发明了，丘陵地带的农民仍然需要亲手挤奶。每天凌晨三点半或四点就得起床劳作，因为挤奶是很费时间的苦工（二十头牛要挤两个多小时）。还得趁天亮前挤完。天光珍贵，每分每秒都要在田里劳作。挤奶就在煤油灯昏黄的光线下进行。一九三七年，西尔斯•罗巴克公司 (1) 吹嘘说，有种新型高级煤油灯的照明足以和四十瓦的电灯泡相匹配，但丘陵地带用的那些灯，照明效果最多只能比肩二十五瓦灯泡。有时在一片黑暗中烧着烧着就熄灭了。而且煤油灯随时都存在火灾隐患，一丁点儿的火星也能把填满干草的畜棚烧个精光，让农民守住家园的最后希望也彻底破灭。很多农民都不敢在畜棚里用煤油灯。“冬天的早晨，”其中一个回忆，“里面特别特别黑，还以为进了个盖上盖的箱子。”没通电，就不能用冰箱，牛奶都放在冰上保存。冰不但价格贵，还需要农民们花很多时间成本，从镇里拉回农场。冰都放在地下保存，表面盖上木屑，但就像温伯利农民彻斯特•富兰克林所说，冰块仍然“很快就融化了”。很多时候，就连冰也无济于事。农民们必须把牛奶从奶窖中取出来，放在路边，等着奥斯汀乳业公司的卡车来取走。但丘陵地带很多路没有铺沥青，爆胎事故是家常便饭，所以卡车经常会迟到，牛奶就这样暴露在丘陵地带的热浪中。有时其实没变质，但只要温度超过十摄氏度，乳业公司就不收了。卡车司机把温度计从牛奶中拿出来，农民眼睁睁看着那条红色的线在规定温度之上，就知道自己在一片漆黑的畜棚里好几个小时的辛苦劳作又白费了。
另外，因为没电，丘陵地带的农民也用不了电水泵。所以不管是挤奶，还是给奶牛打水，都不得不用人工。干旱的天气里，抽水真是苦差事，要一次次把桶送入深井，再使劲拉起来。电钻也没法用，给牲畜喂食也得人工，拿干草杈叉起畜棚上层的草垛，放在地上踩松踩软，好喂给牛吃。饲料也是人工来做，因为电磨不能用，必须把成百上千的玉米穗一个个塞进手动玉米脱粒机，用好几个小时的时间来准备骡子和马吃的玉米粒。电动机不能用，还得亲手把玉米粒卸下来，一铲一铲地铲进畜棚里。柴得亲手劈，要么拿斧头，要么拿锯子。这些繁重的工作白天通常是干不完的，农民们通常是太阳下山以后才干完，而劳作的结束与开始是呼应的，也是在黑暗的畜棚中跌跌撞撞、摸摸索索地挤奶，和几百年前的农民一样。
农民的劳作已经十分辛苦，但和他们的妻子比起来，已经算轻松的了。
没有电，连烧开水都是苦工一件。
只要需要用到水的事情，都是苦工。水车（可以充当水泵，把井里的水弄进蓄水池里）在丘陵地带是相当少见的。一九三七年，造一架水车差不多要四百美元，在这现金极度缺乏的地区，大多数家庭是买不起的。而修建起来的那寥寥几架，在这个风向风力往往都难以预测的地方也没什么用处。干旱时期，通常好几天甚至好几个星期都没有一丝风。没有电，电泵用不了，取水只能靠人工。
水源要么是河流，要么是井。如果是河流，就得把水从河边挑回家里。而这里经常洪水泛滥，所以住家都离河流很远。来回取水都得走好长一段路。如果是井，那就得每次一桶，一点点地提上来，而且提这一路也不短：丘陵地带河谷的水井，平均深度是十五米，而山上的就是三十多米了。
但大家又是多么需要水啊！当时联邦针对五十万农民家庭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农场上平均每人每天用水一百五十多升。而一般一户农家是五口人，所以全家日用水是七百五十多升，换算成重量是零点八吨。一年就是超过二十七万升，接近三百吨。研究表明，住家和水井之间的平均距离是七十七米，所以一年中从家到水井之间，用手把水提上来，再挑回家中，需要一个人投入六十三个八小时工作日，来回两千八百多公里。
农民自己会尽可能地承担这苦工，做不完就让儿子们接着帮忙（林登•约翰逊的少年时代，正是因为不愿帮母亲取水挑水，才引得父亲发了最大的一场火）。丘陵地带的孩子们，只要一长大到拿得动水桶的年纪，就被派去挑水，要在去上学或者下田之前，把母亲的洗衣盆装满水。一直到今天，柯蒂斯•考克斯还能回忆起自己从十来岁开始的整个少年时期，每天早上都要在距离大概九十米的住家和水井之间跑七趟左右，每趟挑接近三十公斤的两大桶水。“我觉得很累，”他说，“真的是好多水。”但孩子们挑的水半上午就会用光，而他们已经不在家了，要么去上学，要么下田帮忙去了。因此，大部分挑水的工作，还是女人来做的。柯蒂斯的母亲玛丽•考克斯回忆：“我必须得去打水，一天不止一次，不止两次，哦，我记不清要多少次了。我需要水来擦地、洗衣服、做饭……真是很辛苦。我总是在打水挑水。”而且打水之前还要使劲把盖在水井上防老鼠与松鼠的木盖子弄开，特别重。把水桶装满之后提上来（一桶水在十几公斤到二十几公斤之间，很多女人就算有滑轮车帮忙也很难提起；她们很多都身子贴在井口，双手紧握住绳子，好像爬山的姿势，这样才能把全身的重量都用上，单凭胳膊是提不起来的）。丘陵地带的女人们经常开些关于取水的小玩笑。布兰科县的布赖恩•史密斯夫人说：“我们好像是有‘自来’水哦。我总是说我们有‘自来’水，是我‘自’己挑着那两个桶‘来’回两百米打来的水。”但玩笑已然忘记，记忆依然鲜明。从城里下乡的一位访问者发现，丘陵地带上了年纪的女性大多都有明显的驼背，比同龄的城市女性严重很多。这个发现令他震惊。但原因不用他问，自然有人告诉他。不止一次，也不止两次，佝偻着身躯的丘陵地带农妇对他说：“你看到我这背驼得多厉害了吧？都是打水闹的。”对方还会经常补充说：“还没到年纪呢，我这身子就和这井一样伸不直了，那时候我还年轻着呢。背是打水打驼的，很年轻的时候就驼了。”
丘陵地带的农妇必须要打水，也必须要砍柴。
没有电，丘陵地带的炉子都烧柴。这里雪松遍地，柴倒是不缺。可是丘陵地带的太阳把雪松枝晒得很干，一扔进炉火就被吞没烧成灰了。农民总会尽力确保家里的柴够烧，要是儿子们够年纪了，这任务就是他们的（林登•约翰逊小时候不愿意帮母亲砍柴，也是父子关系紧张的原因之一）。他们砍了树，劈成一米二左右能用绳子捆起来摆好的长度。家里要用柴的时候，还得再弄短一点，劈细一些，才能塞进炉膛。但和打水一样，这些粗重活计通常落在女人的肩膀上。
不过，必须去砍柴，倒不是很多农妇厌恶柴炉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她们厌恶这些炉子，是因为生炉子实在太麻烦。炉子的风门在微风习习的天气里都只能制造很小的气流，要是遇到无风天气，那就没有气流了。没有电，当然厨房里也就没有通风扇来帮助空气流通。于是火就一次又一次地熄灭。“电炉子只要打开转一转，就能加热了。”露西尔•奥多内尔说。但是面对烧柴炉，女人们需要一次又一次地塞引火的东西和木柴进去。就算火点燃了，炉子“也不会马上就热起来”，露西尔•奥多内尔说，事实上可能需要整整一个小时。另一方面，农妇们厌恶这些柴炉，是因为太脏。烧柴飘出的烟会熏黑墙壁和天花板，煤灰也总是从挡板缝隙里钻出来，煤灰每天都要清理两次，这已经够脏了。要是你拿出去以后突然来了阵风，把灰吹起来撒在房子里，那就更脏了。她们厌恶柴炉，还因为必须一直守着。缺乏能稳定加热、控制温度的设备，用炉子来焙烤或烹调其他需要严格控制温度的食物时，农妇们必须一直盯着火，把木头或者烧得很快的玉米芯不断塞进去，防止热气变弱。
她们最厌恶的，是炉子边太热。
那种大铁炉子烧起来之后，木条在炉膛里燃烧，火焰舔舐着支撑锅子的格栅，相当于是在烧大块的金属，烧得很热，都要亮起来了。厨房里的空气在被这滚烫的热浪中颤动。冬天这热气多多益善，春天还算可以忍受，但丘陵地带的夏天能持续五个月。有时候早在六月，气温可能就爬升到三十二摄氏度左右，然后就一直持续高温，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而天空就一直那么明晃晃的，没有一丝云彩稍稍遮盖下笼罩整个丘陵地带的烈日。炽烈的阳光就这样照在散落在丘陵与河谷中“狗跑屋”厨房的铁皮屋顶上。不管天有多热，炉子都是要生个大半天的，因为不仅要做饭，还要烤面包。丘陵地带的农妇们是买不起商店里的面包的，只能自己烤，一烤就得一整天。（正如奥多内尔夫人所说：“我们没有冰箱，所以每顿饭都得从头开始做。”）另外，丘陵地带的夏天正是收获季，农妇们不仅要为家人做饭，还要为来帮忙的短工们做，二十个人或者三十个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天要吃三顿饭。
这是收获季，也是做罐头的季节。
在丘陵地带，做罐头是一家生存的必需技能。大多数家庭都穷得买不起食物，整个冬天几乎都要靠夏天收下来保存在罐子里的蔬菜和水果过活。
丘陵地带没有电，所以没有冰箱，所以蔬菜或者水果在成熟那天就得做成罐头。从六月到九月，好像每天都有东西在成熟。但是一棵桃树，不同枝头上的果实成熟的日子还不一样。在同一个果园，桃子全部成熟可能要跨越两个星期的时间。“你就一直在厨房里做桃子罐头，做两个星期。”丘陵地带的农妇们回忆。桃子之后，草莓又开始成熟了，然后是醋栗，接着又有蓝莓。土豆成熟之后就是秋葵，秋葵之后是西葫芦，西葫芦之后是玉米。所以整个夏天都要做罐头，中间只有很短时间喘息。
做罐头就需要寸步不离地守在炉子旁边。烧开水是很重要的一步，所以炉子里的火必须要很猛，这就得一直往炉膛里丢柴。另外，做罐头的一天中，至少有两次（可能还得三四次），农妇得把煤灰清理了，也就是说要把炉膛下面那笨重的煤灰盒子搬出来。没有弯腰烧火清理煤灰的时候，农妇也要站在火炉边。比如，做水果罐头时，先要把糖放进那巨大的铁锅里，然后仔细监视，不停搅拌防止结块，直到完全熔化。接着把水果（如果是桃子的话，要提前削好皮）放进锅里，煮成柔软的果酱，再装进罐子里（罐子要在另一个锅里用开水煮好消毒），再用蜡密封。煮桃子要一个多小时，中间还得不断搅拌防止煳锅。一批桃子熬完了，还有另一批，再一批。做罐头也是要做上一整天的。所以，农妇们做罐头的时候，就得一整天待在那个小房间里，烈日无情地炙烤着铁皮屋顶，面前是燃烧着大火的铁炉子。炉子里的火稍微小那么一点点，她们都得急忙加热。
“做罐头必须抓紧夏季天热的时候，”凯蒂•克莱德•罗斯•李奥纳多，约翰逊的第一个女朋友说，“要做好多个小时。哦，真是太可怕了。要穿最少的衣服。我会穿得很宽松，免得衣服粘在身上。但我脸上还是汗如雨下。我还记得小时候看妈妈脸上汗如雨下，等我长大嫁人成家了，就是自己脸上汗如雨下了。那个炉子真是太热了。但你还是得不停地搅拌，特别是做果酱的时候。所以不得不守在那个炉子边上。”温伯利的柏妮丝•斯诺德格拉斯说：“热到待不下去，必须跑出去找棵树躲一躲。我就受不了待不下去了。真是太可怕了。但又不能在外面太久。你得跑回去搅拌，还得看着火，所以必须回去。”
这是没有缓刑的苦役。如果某一天一批桃子一起成熟，就必须在当天把它们全部做成罐头，不管农妇那天身体与心情如何。因为在丘陵地带的滚滚热浪中，水果和蔬菜很快就坏了。一旦开始做罐头，就没法中途停下。“要是你削了六打桃子，之后你又觉得不舒服了，”是不可能停下的，盖伊•哈里斯说，“因为要是坏了，就没法做成罐头了。无论如何，这些都必须在同一天完成。”在丘陵地带的罐头时节，农妇们就算生病了，也得做罐头，一站好几个小时，头顶是烈日，脚下是烈火。“你看，我们没得选。”哈里斯夫人说。
每一周，每一年的每一周，都必然有那么一天，要洗衣服。
洗衣服是在户外进行的。烧起一堆大火，上面挂一个巨大的桶，烧一桶开水，旁边是三个锌制大洗衣盆，凳子上再放个小点的浆洗盆。
衣服先是在大锌盆里洗，女人们就在盆边弯着腰，在搓衣板上奋力搓洗。商店里的那种肥皂她们买不起，所以肥皂是自己用碱液做的，效果不怎么好，把水质也弄得很硬。衣服上全是干农活儿时的尘土，要使劲搓洗才能洗干净。
接着农妇们要把每件衣服使劲拧绞，尽可能把脏水拧出来，然后放进那一大桶开水中。搓洗是不可能把所有尘土都洗干净的，剩下的她就靠在桶里“敲打”衣服来做。她要站得比开水桶高，拿木桨（更多的时候是扫帚）来搅动衣服，让它们在水中漂动起来，然后再往底部或边上压下去，拿着扫帚上下左右移动，使尽浑身的力气，持续十到十五分钟，相当于是在人工模仿自动洗衣机。
下一步就是把衣服从开水中转移到第二个锌盆——“清洗盆”里。用扫帚的一头把衣服从大桶里挑出来，晾几分钟，等脏水滴一滴。
衣服进了清洗盆，农妇们再次弯腰，把衣服一件件在水中荡涤。接着再次拧绞，尽可能把脏水拧出来，然后把衣服放进第三个有漂白粉的盆子里，在里面搅动，好让漂白粉沾满衣物发挥作用，接着在装满浆粉的浆洗盆里重复同样的动作。
这样，一批衣服就洗好了。一周的衣物至少要分四批来洗：一批是床单，一批是衬衫和其他白衣服，一批是有色衣物，再一批是毛巾。但丘陵地带的家庭通常很大，每一种衣物常常要分两批来洗。所以这整个过程要重复八遍。
另外，每洗一批，三个大盆还得换水。一盆装大约三十升水。水得是温水。所以农妇就每个盆子里倒一半开水一半冷水。倒水用的是十到十五升容量的桶，一桶水的重量在十到十三公斤。洗头一两批的时候，水可以让丈夫或者儿子们去打。但这些水用完之后，洗衣服的同时就还要一次次地走很长的路去河流或井边，辛辛苦苦地打了水，再把沉重的水桶挑回来。 (2) 整个洗衣日都是繁重的劳动，除了打水，还要在大桶里“敲打”衣服。“必须得使出吃奶的劲儿——不断地搅啊搅啊搅啊。衣服好像永远也洗不干净。沾了水的衣服很重，天气又很热，你还得站在滚开的水和燃烧的火面前。真是大烤活人。”要把衣服从桶里捞出来也是重活儿。湿答答的衣服非常重，要把它们弄出来，晾个几分钟让脏水滴走，再弄到清洗盆里，感觉就更重了。要是没有孩子帮忙，农妇们干一会儿就会累得气喘吁吁。这么干上几个小时之后，连拧衣服都十分艰难。“嗯，拧衣服可能听着没那么难，”哈里斯夫人说，“但是每一件都要拧很多次。从搓衣盆里拿出来要拧，清洗盆里面拿出来再拧，漂白盆里面拿出来还要拧。拧得胳膊酸痛。”在碱液里面泡那么久，再一遍遍拧衣服，双手通常是又红又肿。当然，还要弯腰，一连好几个小时一直弯着腰搓洗衣裳。“洗完了衣服，你的背也要断了，”阿娃•考克斯说，“我就跟你这么说，这辈子我永远也忘不了的事情里面，有一件就是洗衣服的时候背有多痛。”打水、搓洗、敲打、清洗，丘陵地带的农妇就这么连续不断地干上几个小时，而城里的女人，只需要轻轻按下洗衣机的按钮。
周一洗衣服，周二熨衣服。
玛丽•考克斯的话，让丘陵地带所有上了年纪的农妇都点头称是：“洗衣服很苦，但熨衣服是最苦的。没有什么比熨衣服更苦的了。”
农业部发现：“今天的年轻女性已经不知道‘熨斗’ (3) 这个词是怎么来的了。她们熨衣服都是用轻便的铝制或者中空不锈钢熨斗。”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丘陵地带，熨斗是铁的，两到三公斤重的一块铁。丘陵地带用的熨斗必须先在柴炉上加热，热气只能保持几分钟。要熨一件男士衬衫通常需要两个熨斗。一个农妇有三四个熨斗，这样一个在用，另外几个可以同时加热。有木把手的熨斗比没有把手的要贵两美元，所以丘陵地带的农妇都用的是没有把手的熨斗，而且每周还要熨很多衣服，原因如玛丽•考克斯所说：“那时候几乎什么都应该浆洗熨烫。”她们要么拿着一个木把手分别安在每个熨斗上用，要么就用厚厚的垫子防烫。
烧柴就会产生煤灰，熨斗在炉子上加热时会弄脏。或者，熨衣服时都得在表面洒点水，要是熨斗用了之后还残留了水分，炉子里就算飘出特别小的一股烟，也会在熨斗底部留下一条黑乎乎的痕迹。所以，必须要用盐水浸过的抹布不停地擦洗熨斗，要是煤灰太厚，还得用砂纸来磨。而且，不管你多么仔细地检查熨斗底部，用砂纸不停地磨，煤灰总会留下些小点，等你发现的时候，已经沾到白衬衫或裙子上了。这样你就得重新洗一遍。
就算保护措施做得再好，熨斗还是会烫到农妇们的手。木把手或防烫垫可能不小心掉了，烙铁就这么烫在皮肉上。到中午，手上可能已经起了一层又一层的水泡，而这手还要去拿浸在盐水里的抹布。熨衣服通常要花一整天，经常要持续到周二晚上。一整天的时间，提着两到三公斤重的一块铁，这些丘陵地带的农妇纵然是铁打的，也熬不住。“肩颈痛得厉害。”艾尔西•贝克回忆。但最糟糕的，还是热。熨衣服的日子，柴炉上得一整天都烧着火，厨房里永远弥漫着热气与烟雾。冬天要熨衣服，夏天也要熨。厨房外的温度从三十二到四十摄氏度不等。厨房里的温度还要高得多。没有电力，也就没有通风扇来流通空气。几年后，议员约翰•E.兰金在国会描述了农妇们通常要承受的“苦役”：“在闷热的厨房里火烧火燎，弯腰在洗衣盆上劳作，或者在熊熊火焰之上煮衣物，都是在炎热的夏日进行。”他说，自己还清晰地记得：“目睹母亲弯腰拿着烧红的熨斗，一熨就是好几个小时，直到她筋疲力尽，好像马上就要晕倒。”兰金是密西西比人，但他的描述在爱德华兹高原那些母亲听来也会很耳熟。丘陵地带的女人们从不把每周二用的那个工具叫作“熨斗”，而叫“悲斗”。
洗衣服、熨衣服，都是每周必做的苦工。当然还有特殊情况：收获与打谷季。农妇不仅要给家人做饭，还得照顾二三十人的伙食。还有剪羊毛的时候，没有电，修剪得丈夫亲自上阵，剪毛机的曲柄就得她来操作，使劲地踩啊踩，就像往陡峭的山坡上踩单车。一踩就是几个小时，中间只有短暂的休息。“他总是在吼，‘快点，快点’，”布兰科县的沃尔特•耶特夫人说，“第二天早晨我都差点起不来床，干了那个之后真是太累了。”洗衣服、熨衣服、做饭、做罐头、剪羊毛、帮着犁地、采摘和播种，每天还要打水砍柴。因为没电，这些活儿都得人工来做，用的方法和她们的母亲，母亲的母亲，曾曾曾祖母一模一样。“这些苦活儿累活儿让农妇们很快苍老。”一名见证者写道。很多外来的见证者也提到，丘陵地带的农妇几乎都有个共同特征，就是比实际年龄老很多，还不到时候就十分憔悴，三十五岁、四十岁看着就像老人了，佝偻着身子，弓腰驼背，一脸疲态。
丘陵地带的农妇即使病了也得干活儿，不管病得有多严重。她们太穷了，没法去正规医院看病，生孩子的时候往往会阴撕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联邦政府派医师去给一批丘陵地带的农妇检查了身体作为采样。医师们发现，二百七十五名妇女中，有一百五十八名会阴撕裂。妇科医生团队报告说，很多人都是三级撕裂：“很严重的撕裂，很难想象她们怎么还站得住。”但她们就那么站着，做着丘陵地带的农妇们一直以来做的苦役：打水、砍柴、做罐头、洗衣服、熨衣服、帮忙剪羊毛、耕地和采摘。
因为没电。
没有电，就意味着丘陵地带的人们要没日没夜地做苦工；要是有电影、收音机这样的娱乐，苦工大概还更好忍受一些。但没有电，这些也实现不了。另外，要是有收音机，这个地区也不会这么闭塞。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丘陵地带的年轻人，也就是林登•约翰逊那一代，他们的感觉是：“我们这里完全是与世隔绝的”，“和外面的世界相比，我们真是隐居的原始人”，而三十年代的年轻人感觉一般无二。没有电，丘陵地带凤毛麟角的收音机就是矿石收音机，有听筒，接收效果极差。《阿莫斯和安迪》《拉姆和阿布纳》《铂金斯妈妈》，这些都是大多数美国人耳熟能详的广播剧，而爱德华兹高原上的很多人甚至连一次都没听过。“我们热爱富兰克林•罗斯福，我们一直在读他的炉边谈话，但从来没听过。”
有时连阅读都很困难。
丘陵地带的农民夫妇们通常只有晚上才能阅读（“其他时候根本没时间，”露西尔•奥多内尔说，“白天好像一分钟读书时间都没有”），但唯一的光源就是煤油灯。那些关于旧时西部的电影里，煤油灯看上去温馨亲切，所以城里人很难理解，为什么乡下人对这灯有这么强烈的厌恶呢？
光是点燃煤油灯就让人心烦。“灯芯必须调整到刚刚好，”布赖恩的柯蒂斯•考克斯说，“要是拨得太高，烧起来之后就开始冒烟，导烟的玻璃被完全熏黑，你的眼睛也被熏得睁不开。”要保持煤油灯的光亮就更让人心烦了。正常燃烧只能保持一小会儿，然后要么烧得太旺使劲冒烟，要么减弱到无法照明的地步。就算灯芯拨得刚刚好，煤油灯提供的照明也十分有限。大多数的照明能力相当于二十五瓦的电灯泡，倒是够孩子们做功课了（不过后来有调查发现，引入电灯以后，农村地区孩子的教育程度立刻有了极大的提升），但父母的视力没那么好，就比较困难了。玛丽•考克斯说，在自家的灯光下，她只能看一小会儿书。“我一直很喜欢看书的，”她回忆，“可是在农场没法尽情地看。对眼睛很有害，看久了特别累。晚上要看书，我得强迫自己。”露西尔•奥多内尔是弗吉尼亚人，在家乡时她喜欢躺在床上看书。但来到伯内特的农场以后，她就没法这么做了，她说，因为买不起煤油。偶尔晚上看看书，也不可能在床上看。丈夫汤姆“在睡觉”，她回忆，“我就把那灯放在床上，他的身边，然后坐在小凳子上，用最别扭的方式看书。”不止一个丘陵地带的农妇指着眉毛之间深深的竖纹说：“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皱纹，就因为眯着眼睛看书。”
煤油灯的照明范围很小。农民们已经那么穷了，自然配备不起足够的煤油灯。如果家里孩子特别多，学习的时候围着一盏比较好的灯，那妈妈就得等他们完事了再缝衣服。在小小的照明范围之外，农舍的房间是昏暗甚至漆黑的。“看着很可怕，”玛丽•考克斯说，“晚上我要是一个人的话，那种孤独的感觉真是太强烈了。”当然，茅厕里是没有灯的。贝蒂•麦克当纳说了很多丘陵地带农妇同意的话：“我有两个选择，都很糟糕，要么摸黑上厕所，不知道爬到我身上的是什么；要么拿一盏灯去，引来飞蛾、蚊子、夜鹰和蝙蝠。”
没有收音机，没有电影，阅读条件有限。艰难的一天过去了，没有什么消遣，又要迎来艰难的新一天。“那时候，活着就是一场苦役，”布兰科县的卡萝尔•史密斯说，“活着，只是活着，就是个难题。没有电灯，没有水泵，什么都没有。活在忍饥挨饿的边缘。这就是我们的农场生活。天哪，城里人还觉得这生活有美好的一面呢。要是他们知道……”
美国城市里司空见惯的很多便捷之处，爱德华兹高原上的人们却一无所知：除了吸尘器和洗衣机，还有浴室。从现实的角度来讲，没有电水泵，就没有自来水，就不可能在室内安管道。夏天，大家可以在河水里洗澡（要是河水没有干枯的话）；冬天，就得打了水，在炉子上烧了（所以还得砍柴），倒进洗衣服的大盆里。洗澡这么麻烦，“大概每周才洗一次”，柏妮丝•斯诺德格拉斯说。孩子们会打赤脚，所以“我们就让他们（在外面的抽水机边）洗个脚。我们（大人）就在脸盆里洗洗脸、手和耳朵，但澡是每周只洗一次的”。抽水马桶很少，丘陵地带大多数的茅厕都是最原始的那种。很多下面连坑都没挖。“就直接拉在地上，”格斯里•泰勒回忆，“也不会清理。”很多时候，一个地方弄得臭气熏天污秽不堪，就直接换个地方再搭棚子。卫生纸太贵了，擦屁股就用百货商店的宣传册或者玉米叶子。有的家庭连茅厕都没有。柏妮丝•斯诺德格拉斯说，他们一家从奥斯汀搬到盖诺尔山之后：“周边所有人家，只有我们家有茅厕。你知道别的人都怎么办的吗？他们就到畜棚后面，或者找棵树什么的，就地解决了。”一八五七年，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穿越丘陵地带时，发现了同样的情况：“很多人的厕所，就是灌木丛后面或者广阔的平原上。”那时候他特别震惊，因为他所知的美国比这原始的情况要先进太多太多。现在都一九三七年了，丘陵地带已经经历了四代人，生活水平却没有多大提高。林登•约翰逊选区的很多人，住的地方还和一八五七年的人们差不多：板子搭建起来的简陋“狗跑屋”棚子，冬天的冷风可以飕飕地钻进来。方便的时候他们仍然蹲在灌木丛后面。因为穷，他们仍然用不起拖拉机和饲料粉碎机，更得不到现代医疗的照顾，而且还在用落后几百年的方法务农。
他们清楚这一点，正如路易斯•卡斯帕里斯所说的，“我们落后于世界”，但丘陵地带土生土长的人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到底有多么落后于世界。
他们怎么能知道呢？没多少书可读，甚至没多少报纸可看，只有一些水平有限，每期只出四版的地方周报；没有收音机可听，极其偶尔才能看一场电影……这个世界的各种新消息怎么能传到他们耳朵里呢？很多人从未亲眼看过外面的世界，丘陵地带从没到过奥斯汀和圣安东尼奥的居民数量高得惊人，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非常模糊。另外，他们的生活，和父亲母亲、祖父祖母完全一样，他们怎么可能知道（除了大体上有点模糊的概念之外）还有另一种生活呢？听到别人讲起电力带来的奇迹，他们脑中想起的，是在约翰逊城看到的电，那昏黄闪烁的灯光，比煤油灯也好不了多少；他们认为的奇迹，也就是电熨斗和收音机，再无其他。“我还记得有人跟我说洗衣机，”阿娃•考克斯回忆，“能洗衣服的机器？我完全没法想象！”就连正规厕所的概念，他们也很难完全接受。艾诺尔•斯诺德格拉斯初来乍到盖诺尔山，就开始修建茅厕，甚至在下面挖了个坑，有个邻居问他：“这坑挖来干啥？”柏妮丝•斯诺德格拉斯回忆，艾诺尔开口解释时，邻居的反应：“‘他们也太做作了，还得要个厕所。’他们觉得下面带坑的茅厕就是正规的厕所了！”土生土长的丘陵地带人，不能理解为什么一家人搬出了丘陵地带就再也不回来了。因此，久居丘陵地带的人，很难说清楚自己的生活与外面的世界有何鲜明对比，阐述得最明白的，是三十年代因为经济原因不得不搬来丘陵地带的家庭。
布赖恩和玛丽•苏•史密斯原本住在得州的波特兰，科珀斯克里斯蒂附近的一个小镇。大萧条期间，他们丢了房子和曾经利润丰厚的汽车修理厂。一九三七年，他们带着三个孩子举家搬迁到丘陵地带，布兰科附近一座二十一公顷的农场上，因为“只有这里地价便宜，我们还能买得起一座农场”。
波特兰是通了电的，已经很多年了。“电是根本不用去想的事情，”史密斯夫人说，“我就那么理所当然地用着。非要想的话，我肯定会觉得：‘难道不是人人都用电吗？’”
现在她发现，不是人人都能用电。
史密斯一家带了收音机来，是一个黑色的阿特沃特•肯特大收音机，顶上有个扩音器。但是这机器在新家没法用。“农场上是非常孤独的，”史密斯夫人说，“有时候这安静挺好的。但有时候又安静到让你受伤。”他们还带了洗衣机来，也没法用。史密斯夫人喜欢读书，但“光线对眼睛有害，我的视力不够好，晚上没法读书”。在波特兰，她晚上还能用钩针织点东西，但现在，灯光太暗了，根本做不了。当然，白天是没有时间的。就算不做家务，也得用双手剥玉米、去壳、碾磨，来喂养一百五十只母鸡，下了蛋好拿去卖；要么就是帮忙操作剪毛机。搬到农场后不久，丈夫就得了重病，一年多的时间，她还要承担起照顾牲口，赶骡子犁地的重责，而她以前从没耕过地。“天不亮就起床，把火生起来，饼干准备好，出门去挤奶，安排早餐。生活的一切就是工作。只求生存。”
她最厌烦的苦活，是去离房子大约二百米的一口井打水。“在波特兰孩子们当然用的是自来水，现在他们还觉得用的是自来水。”她说。和别的丘陵地带农妇熟悉起来之后，她注意到很多人都是弓腰驼背的。她们告诉她，都是因为常年挑水。她不想自己也变得驼背，但似乎没有解决的办法。“挑啊挑啊，来来回回地挑。有时候我特别灰心。刚搬去（丘陵地带）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个拓荒先锋妇女，就像那些驾着马车来到这里的女人一样。我说，她们能做到，我也能。但真的太艰难了。整个上午都在挑着那些大水桶来来回回，你觉得自己不是在做人，而是在做牛做马。波特兰只是个小镇，不是什么大城市。但是从波特兰搬到丘陵地带，就像从二十世纪回到了中世纪。”
(1) 创办于十九世纪的零售公司，主要销售对象是农民，主要在广大农村地区销售一些价廉物美的商品。
(2) 一九三五年，家电生产商美泰克公司推出的一种汽油动力洗衣机也没能帮这些农妇什么忙，因为洗衣服要用太多水，她们还是要不断地往机器里装水。不过，反正丘陵地带大多数农妇也买不起。——原注
(3) 熨斗的英文为iron，有“铁”的意思。
•28•
“我会帮你们争取到的”
一直到一九三五年，不止丘陵地带，全美国的农民都缺电。当年，全美国六百八十万农民中，有六百多万无法享受电力提供的便捷。电力融入城市生活已经几十年了，三千万美国农村居民中，仍然有将近百分之九十过着柴炉、洗衣盆、“悲斗”和昏暗煤油灯的生活。一个公共电力的倡导者写道，在整个美国“每个城市灯火通明，一直到城市边缘都是这样。之外就是漆黑一片”。历史学家威廉•E.洛伊希膝贝格写道，电力的缺乏，将美国人分成两类人：“城里人和乡下人。”他还写道，农民“在十九世纪的世界中苦苦生存，农妇们一边带着羡慕的眼光看着《周六晚报》上城里女人用着洗衣机、电冰箱、吸尘器的照片，一边像工业化之前的农妇们一样，干着令人腰酸背痛的家务”。
二十多年来，在全国的各个州县，农民代表们穿着妻子用手洗好、用“悲斗”熨好的正式服装，帽子拿在手里，态度谦卑恭敬，来到公共工程公司高层们宽敞奢华的办公室，请求给他们一个机会，进入电力时代。来请愿的有时是一群人，有时是一个人。有一幕总是重复上演：一个丈夫，妻子重病，医生说她再也不能干重活儿，于是丈夫就来祈求电力公司给自己的农场通电，却无济于事。阿肯色州一位农民领袖，人称“约翰叔叔”的霍布斯，多年以后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然忍不住失声痛哭。“他请求阿肯色光电公司，给自己家接一条电缆，离他们的一条电缆并不远。那时候他的妻子生病了，非常需要通电来提供一点帮助。但对方却无动于衷。”但不管是一群人还是一个人，他们得到的回答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公司说，往每个农场单独接线太贵了，每英里要花五千美元。就算接通了，农民们用电也会很少，因为他们买不起电器；而且可能连每月的电费都付不起。因为使用率太低，所以农村的电费就只能定高一点，是城市里电费的两倍还多。
早就有研究否决了这些公司提出的数据。一九二五年在威斯康星州的一项调查发现，每英里的电缆花费不是五千美元而是一千二百二十五美元。而关于农民付不起电费的说法，当时阿肯色州议会一位年轻而优秀的演说家克莱德•艾利斯就给出了相当严厉的评价：“这句话可能是真的，因为这些公司收的费用高得令人发指。”霍布斯和艾利斯这些农民领袖质问，为什么电力公司不向亨利•福特学习，证明一下一件好的商品成本和定价越便宜，回报就越高呢？要是电力公司把农村的电费降低，农民就会买更多的电。如果定价居高不下，将会陷入无限的恶性循环：因为高价，农民用的电就很少；因为用量少，各个公司就继续收高价。明尼苏达的雷德温和亚拉巴马进行了一些很值得重视的试验，有力地证明了农民在用电两三年后，看到用电能够节省的人力财力（用了冰箱之后，他们的牛奶和鸡蛋不会坏了，因此而增加的收入比使用冰箱的花费高多了），用电量迅速上涨，而公共公司也从中大获其利。
公共公司无视这些研究，他们的态度由此昭然若揭：不是说农村电力服务没有利润，而是这个利润不如城市，也不像在城市，获利是板上钉钉的事。接通电缆，建立各种基础设施，需要两到三年才能投入使用，这就是行话说的“资本风险”；城市市场的利润本身就没有风险，为什么还要为了农村的利润去冒这个风险呢？“农妇等待电力，要比城里的女人久太多，这真是太不公平了，因为农妇比城里的女人更需要用电。”一名历史学家后来写道。但这些公司的经营标准里是没有“公平”和“社会良知”这些字眼的。他们的标准就是投资回报率。他们认为，反正城里的回报要更高，干吗费那么大的劲儿去发展农村啊？这种态度还不断得到加强，他们的政治权力是一个因素，看不起乡下人是另一个因素。这些工程公司的面具一旦被揭开，他们的傲慢便一览无余。亚拉巴马光电公司即使在获得许可，能从政府在马歇尔浅滩所有的一座大坝以极低价买电之后，仍然拒绝降价。有个农民提出，他可以承担往自己家接电缆的费用，公司说他们允许他这样做，但电缆接好以后，所有者是公司，不是农民自己。他们的政策很严格，因为不想开任何可能对他们不利的先河。要是开了降低电费的头，谁知道会引出多少事情？要是开了往农村接电缆的头，那就会有人没完没了地要求接电缆。所以，绝不能对谁网开一面。在林登•约翰逊自己的选区，得州光电有政策规定，一条电缆，只有周围四十五米以内的农场才能接。电缆附近有几十座农舍，但都没有四十五米以内的。有的也没那么远，而农民们也提出，可以支付额外产生的费用。得州光电态度非常坚决地拒绝了他们的请求。据他们解释，要是对一个农民开了先河，那全得州其他地区的其他农民也可以这样了。那些就离这个四十五米规定距离不远的农民，那些每天都能看到这些电缆的农民，却看得见用不着，还得年复一年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妻子像奴隶一样做着要是有电可以减轻很多负担的苦工。一些绝望的农民说要搬家到四十五米的规定范围之内。得州光电说，那也不能给他们接。公司一位发言人解释说，开了这个搬家的先河，谁知道有多少农民会搬家到离电缆比较近的地方？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几十年前就有人开始努力，要通过政府干预，为美国农民供电。他们有个强有力的论点，美国的电大部分都是水电，是江河湖海的水发出的，因此，这电力是自然资源，是属于全体人民的，不属于任何既定利益集团。正如约翰•冈特尔后来发出的诘问：“除了全体人民，还有谁或者什么机构应该拥有一条河流呢？”但由于公共工程公司强有力的游说和代表他们利益的共和党从中作梗，这些努力都失败了。这场战斗的最中心，是十多万平方公里的田纳西河谷。因为一战时期，政府在河谷中亚拉巴马州的马歇尔浅滩修建了一座大坝，为生产爆炸物中的合成硝酸盐供电。大坝加上相关的工厂，总共花费了一亿四千五百万美元，战争结束后，到底谁应该掌管这项政府投资的获益引起多方争论：到底是私人工程公司，还是一百人中只有两人能用电的贫穷河谷居民。整个二十年代，内布拉斯加州参议员乔治•W.诺里斯都在努力抗争，不让马歇尔浅滩大坝转让到私营企业手里。他曾两次把政策方向引领到政府所有，并把立法提案上交到国会，但一个法案是柯立芝主持投票，另一个是胡佛。胡佛说，这项立法“否决了作为我们文明之基石的那些理想”。因此，整个二十年代，马歇尔浅滩的大坝就那么闲置不用了，象征着所有试图打破美国电力产业垄断局面的努力都宣告失败。一直到一九三三年，一九三三年三月三日之前，只要有人想让普通的公民掌控属于他们的河流上发的电，各大公司就会通过各种手段去进行游说，无情地摧毁他们的希望。
接着，罗斯福来了。诺里斯（还有罗斯福的表亲西奥多）的愿景，也正是他的愿景。二十年前，还是州参议员的青年罗斯福，就已经在考虑降低电费的事情了。他说过，美国的水电，应该“为了美国人民的利益”而开发。州长时期，他的愿景遭到挫败。他说，圣劳伦斯河上“巨大丰富的电力遗产”竟然被控股公司所垄断，真是无法忍受。（在一篇攻击控股公司的打印演讲稿上，他手写了一个新的开头：“这是关于水电的历史介绍与布道，而我布道的主题跟《圣经•旧约》有关。要引用的文字是‘你们不可偷盗’。”）他致力于通过州权威机构帮助人民争取自主开发电力的权力，但控制州共和党的巨头和州议会驳回了他的建议。事实上，他的看法在某些程度上，甚至比诺里斯的还具有颠覆性。在讨论田纳西河谷的问题时，他从电力发散出更广泛的相关问题，问研究这个河谷的一位专家“有没有可能”将马歇尔浅滩的水电问题，和防洪、防侵蚀、通过周围土地休耕进行水土保持、重新造林、产业多样化等方面联系起来，让河谷中穷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整体的改善呢？在当选总统以后和正式就职之前的过渡期，他和诺里斯一起去走访了田纳西河谷。诺里斯一回到华盛顿就有人问他：“他真的支持你？”老人回答：“他不仅是支持我，还要比我走得更远。”罗斯福宣誓就职两个月后，田纳西河谷管理局成立，后来主持修建了二十一座水坝，为数万农村家庭通了电。
一九三五年，针对美国水电垄断局面的抗争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联邦电力委员会起复，增强了对私营工程公司的管控。雷伯恩的《公用事业法》开始打破各大利益集团牢牢控制的巨大垄断体系，并且限制了生产分配电力的利润。而整个西部的河流上，开始修建政府出资的大坝，比如马歇尔浅滩大坝和“布坎南大坝”。
罗斯福希望，这些大坝发的电不仅能卖给公用事业公司，也能让农民们使用，价格也要非常便宜，要“成为每一个在电缆范围内的家庭……标准的用电价格”。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一日，他签发了一条行政令，成立了农村电气化管理局（农电局）。之后的一年，农村电气化进程缓慢，一是因为比较难满足救济法案的要求，二是因为管理局局长莫里斯•库克想让电力公司也参与到推进农村电气化的行动中，而且觉得政府贷款的诱惑很有可能让他们参与进来。有那么一阵子，库克对此都是持乐观态度的。各大公司同意建立一个委员会来研究此事。接着委员会发布了报告，报告中说，农民已经是“最受优待”的消费者群体了，“只要是农场的主要运营活动需要用电的，就很少有没通电的”。因此，一九三六年一月，罗斯福政府起草了一项法案，将农电局从救济法案的范畴中划出去，成为一个独立的机构，这样就可以为农民们自己成立的合作社提供自我偿付的贷款。还有条款规定，可以为每个家庭单独提供小笔贷款，让他们自己接电，购买电器。
草案是科科伦与科恩拟定的，由诺里斯在参议院提出。农业委员会主席马尔文•琼斯本该在众议院将草案提出，但山姆•雷伯恩知道法案里有关电气化管理局的条款将遭到掌权游说者的激烈反对，就像一年前差点毙掉他的公用事业法案一样。但他非常希望这法案能通过。“你能否想象，”他后来说，“这对一个农妇来说意味着什么？”他还告诉众议院，还有些支持农村电气化的观点。“我们想让农民、农妇和整个家庭都相信和知道，他们不再是被遗忘的人民，而是政府执政的一部分，甚至是一道坚实的壁垒。”大公司的游说者争辩说，农民们“太不成熟”，无法自己建立合作社或者处理复杂的法律问题，而且太穷，付不起电费。雷伯恩回答：“游说者们根本没想到，这些人是国家的脊梁，他们有坚不可摧的精神与决心。”他觉得琼斯不够强硬，很难推进法案的通过。他闯进众议院资深议员刘易斯•德施乐的办公室，把法案放在他桌上，说：“给我通过它。”没等对方回复就离开了。
雷伯恩是个重要人物。农村电气化的法案在参议院倒是推进得顺风顺水，但在更容易受大公司压力影响的众议院遇到了麻烦。他自己的州际贸易委员会有些成员，也就是科科伦口中的“保守的浑蛋们”，一年前就胆大包天地反对过《公用事业法》，现在又强烈反对让私营公司无法获取电气化管理局贷款的条款。雷伯恩虽对电力公司满怀愤恨，却愿意在这一点上做出妥协：他想要的，是让农民们用上电，不管是谁给的；再有，他还认为，农村电气化工程本身就是很难完成的任务，还要把那些有设备有熟练工种的组织排除在外，也未免太不明智了。法案在他的委员会以一票的优势获得通过。一到了众议院，雷伯恩的麻烦就少了。他冷静简明的发言直切要害。对那些主张私有企业自由经营，政府不要管制的人，他用得州的数据给予了有力回击：“私有企业自主经营，本有机会为农场家庭通电，五十年后，他们只实现了百分之三。”但最重要的一场演讲，不是在众议院进行的，而是在国会大厦的走廊里，听众只有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诺里斯。七十六岁高龄的他对于自己长期坚持的观点有些固执，而且还对自己长期英勇抗争的公用事业公司满怀愤恨；对于自己参与起草的农电局立法，他充满骄傲，在自己作为主席的参众两院协商委员会上，拒绝做出任何改变。“在协商委员会……爆发了真正的斗争，”他后来回忆，“第一次开会，我就发现，遇到了一场双方争执不下的苦战……时间一天天溜走，一周周过去。我们开了很多会，详细的讨论中大家还是维持着风度，道貌岸然，满口仁义，实际上却短兵相接，斗争十分激烈。”之所以还能维持表面的风度，主要靠的是雷伯恩的努力。而他正在一个个地找成员，一点一点地去制定一个可行的妥协方案，但会开了好几个星期，他仍然没能达成目标。接着诺里斯直截了当地说，不可能做出任何妥协。他说要把农村电气化作为下一次议员竞选的主要议题公布给选民，毫无疑问这将得到强烈支持。“我要离开委员会，”他说，“不会再召集协商委员会开会了。”
雷伯恩促成自己的州际贸易委员会投票支持这个法案，但只有一票的优势。要是再回到委员会，可能就没法通过了。要是诺里斯言出必行，农村电气化就走到穷途末路了。山姆•雷伯恩的人民不需要什么竞选议题，他们需要通电。他急急忙忙地跟在诺里斯后面，在走廊里追上了他。讨厌求人家办任何事情的山姆•雷伯恩，恳求他再考虑考虑。“参议员，您别灰心。我想我们能够达成一致的。您发表了那番演说之后，我相信能达成一致的……让事情稍微冷静发酵一下。”雷伯恩消解了老人的怒气之后，兰金又跟他谈了谈，诺里斯同意不离开委员会。雷伯恩一直低调安静地努力着。对这件事研究最透彻详细的历史学家写道，几个星期后，与会者再次聚在一起讨价还价，“让步的气氛非常明显”。关于公用事业公司参与度的问题，双方都做出了让步，大公司可以申请到农电局的贷款，但主要还是优待合作社这种非营利性的机构。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一日，国会通过了新的农电局法案。接下来的十八个月，五十万美国农场通了电。还没通电的农民也有数十万人在积极成立合作社争取早日通电。很多乡村地区的电费开始下降。一切都在改变，而且变得很快。
* * * * * *
丘陵地带却没有改变。
本来农电局的成立让那里的人们心中升起了希望，结果管理局接下来宣布了电气化的最低要求，又一盆冷水浇在大家头上。
农电局法案要求贷款要自我偿付，因此，农民合作社在获取贷款之前，管理局必须认为该合作社具有还款资质，年息百分之三，二十五年还清。管理局为了还款设立的最重要条件，就是人口密度：如果每英里电缆平均服务的农场不到三个，那管理局是不会拨款的。
评论家说，就算利息很低，还是很危险。要保证年息百分之三的贷款还清，每英里的用户人数最少不是三个，而是七个，还要七个资质很好的客户，用电量要多。不能是贫穷的农民，而是家里有电器的农民。管理局非常清楚，要是无法满足法案中自我偿付的要求，国会的保守派很可能抓住这个把柄，向机构开火。所以这要求无法再低了。一九三六年年末，丘陵地带一个代表团到管理局请愿，被告知每英里三个农场的原则是不可能改变的；就连权大势大的布坎南议员代表他们进行交涉，也没能说服新机构。而在得州其他地区的一些事情也证明，管理局的确不会在这个问题上让步，就连那些潜在用电大户的富有牧场主也不例外。比如，西得克萨斯的一个区域，富有的牧场主们向管理局保证，每月每个牧场至少交七十五美元的电费，而他们也被拒绝了，“因为不可能做到收支平衡”。
对于丘陵地带这种人口稀疏的地区，农电局甚至不会考虑一下通电的可能。因为根本通不起啊。第一任局长莫里斯•库克估计过，要在十年内为“百分之五十的农村家庭”通电，需要投入十五亿美元，这是远远超出机构预算的。剩下的呢，“当然，很多农场在很多年内都是不可能通电的。一些地区的农场人口太稀疏了，无法供电……”一九三八年年初，伯内特、布兰科、拉诺、吉莱斯皮和海斯五个丘陵地带县的代表（他们计划成立一个“佩德纳莱斯电力合作社”）在奥斯汀和农电局代表拉塞尔•库克见了面。库克对他们直言不讳：“你们面积太大，人口不够。”当时参会的一位代表说：“他说的话真是让人灰心丧气。他说：‘你们想在全国最偏僻的一个地方通电缆。我们真的做不到。不可能的。’”
爱德华兹高原的人们对这些话也算耳熟了。高原太过恶劣的地理条件一向都是大家无法逾越的障碍。遥远的距离、起伏的地形、降雨的缺乏、坚硬的石灰岩土壤，这些都是他们无法掌控的力量，像一个诅咒，令这里人口稀少，令他们和祖辈父辈一样过着闭塞而贫穷的生活。这些因素已经让他们享受不到铁路的福利了，为什么不能继续让他们享受不到电力呢？他们甚至没能说服发源于高原的人民党派宣讲人去他们那里，因为他们“人口太稀少……位于偏僻的佩德纳莱斯河上游”。那新政又凭什么不同呢？给其他地区的农民带去很大帮助的新政项目，对丘陵地带的农民却没什么帮助。也许更重要的是，新政给其他农民带去了希望。而新政实施五年后，丘陵地带的希望之渺茫，依然如现金之匮乏。农管局又凭什么和农业振兴署不同呢？
接着，群山中开始流传着另一些话。
最先听到的那群人中有个牧人，E.巴布•史密斯，恰巧在人民党的诞生地兰帕瑟斯长大，之后往东北迁移，到了伯内特县一个极其偏远闭塞的地方，那里被称为“伯内特的暗角”。史密斯的祖母在那里生活了整整五十五年，连六十多公里以外的马布尔福尔斯都没去过一次。在兰帕瑟斯，史密斯是用过电的，那里有个柴油机，每天太阳落山到晚上十点会供电（“只要没出故障”）。一九三六年，他听说农电局在贝尔县组织合作社，电缆会一直拉到离自己牧场仅六十公里左右的巴特利特，于是去了贝尔合作社的办公室，看电线能不能延伸到他那边去。但是，他回忆：“他们说我不可能享受到这个服务，因为人口太稀少了。他们说：‘你们就是人太少了。’他们说完全没希望。”史密斯是个瘦高个儿，一米九零的身高，意志特别坚定，通过艰苦努力在乔治敦的西南大学获得了学位，颇受其他牧人的敬重。组织佩德纳莱斯电力合作社的时候，有人要求他加入伯内特县代表团，去约翰逊城参加该合作社的会议。但他拒绝了。“我说：‘我去没意义。我去过巴特利特了。我觉得没希望。’”他住在伯内特的暗角，他觉得那里将永远黑暗。
接着，罗伊•福莱，伯内特的药剂师和政客，请他见见选区的新议员。
会面在福莱的雷氏药房进行。三个男人在柜台后面就座。福莱坐的是一条凳子，巴布•史密斯与林登•约翰逊就坐在纸箱上。要是有顾客进来了，福莱就中断谈话，去招呼客人。
布坎南大坝和罗伊•因克斯大坝都快完工了，很快可以开始生产水电了，约翰逊告诉两个男人，在农电局的帮助下，暗角可以通电。史密斯不信，他说，这片区域永远申请不到农电局的贷款。约翰逊回答：“我会帮你们争取到的。我会去找农电局，不行我就去找总统。但我们一定能拿到钱！”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日，佩德纳莱斯电力合作社在约翰逊城法院召开了第二次会议，与会者有县上的顾问和社区领袖。由于“这里和约翰逊城之间的路没有铺沥青”，从伯内特来回的一百七十多公里需要五个小时，但史密斯还是来开会了。“林登•约翰逊鼓舞了我，”他说，“他让我看到了希望。”
约翰逊很努力，巴布•史密斯说：“他跟这一片的人都说了和我一样的话。”但来开会的只有六十个人。“而且还不是所有人都相信他。”史密斯说。吉莱斯皮县的农业顾问亨利•格罗特生气地把这位年轻议员教育了一番。“你不是在帮农民们的忙。”他们没法付电费，会陷入债务的深渊，失去农场。还有些与会者也不太热情，因为他们不了解电力在农场上的各种用途。“很多人都觉得，通了电，也就是可以用电灯而已。”史密斯说，“他们不太确定值不值得花这个钱。”就连支持通电的人也和史密斯之前的感觉一样：“我们达不到一英里三户的要求。”
约翰逊站在法官席前，解释说，电力除了能让电灯亮起来，还能让很多农场设备运转起来。他说，要是电缆铺设路线仔细规划一些，沿线的每个人都来登记，相信平均一英里三户的要求是可以达到的。最重要的是，用史密斯的话说：“他鼓舞了每个人，觉得至少是有希望的。”他告诉在场的人，如果他们发动大家来登记，他就能帮他们争取到农电局的贷款。“他说服了我们。”大家同意尽量地去争取签名，还有农电局要求的申请电力服务的五美元存款，以及农电局要在土地上架设电缆需要的地役权。
在人口如此稀疏的地区，争取签名的方式和争取选票的方式是一样的，挨家挨户，一个个地来，而且还比争取选票更难。
人们不愿意签名，一个原因很简单，就是穷。“要交五美元，很多人拿不出这五美元。”格斯里•泰勒说。还有一个原因是恐惧。
他们害怕电缆。电，这种不熟悉的东西，让他们害怕。和闪电是一样的东西，听着好危险。要是孩子把手放在电缆上，会怎么样呢？还有奶牛这项重要财产，珍贵的、无法取代的奶牛，要是碰到电线会怎么样？“他们非常担忧，”露西尔•奥多内尔回忆，“他们会说：‘万一有暴风雨呢？电缆会落下来把牛弄（电）死的。’”要么他们就担心电线会引来闪电，也会劈死牛群；或者电缆出故障，来修理的人忘了关门，牛群会走丢。“他们丢不起。”奥多内尔夫人说。他们也害怕文件，那些让他们签字的文件。丘陵地带的人们对律师总是抱着猜疑的态度：律师就意味着抵押和止赎。看不懂的法律文件让他们如惊弓之鸟：谁知道里面藏着怎样的陷阱？现在签了字，会不会有一天就有人来把土地收走了？各县的顾问和社区领袖努力向农民们解释，这不是要他们交出自己的土地，却无济于事。一份报告中说，很多农民“都觉得签地役权文件，就是在把财产抵押给美国财政部”。他们需要几千份地役权文件，不仅需要那些渴望电力的农民签字，还需要那些并不向往电力的农民签字，因为电缆必须穿过他们的土地。但要说服这些农民实在很难。他们害怕甚至深深恐惧会因此欠债，因为在丘陵地带，好像一欠了债，就再也摆脱不了，一旦欠了债，失去你的土地只是时间问题。史密斯回忆，开会的时候，“人们会说：‘那电缆通到我的农场需要多少钱？’‘五百美元。’‘那你可不能让我签那个申请书。我绝不可能为那五百美元负责。你可说服不了我，我的农场可不能欠债。’我努力跟他们解释，这（佩德纳莱斯电力合作社）是个用于偿还的组织，但他们接受不了集体责任这个概念。”（对于那些特别恐惧欠债的家庭，每月最低的电费，二十五瓦二点四五美元，也是个很大的顾虑。）
而且，几代以来，人们都觉得自己成为了铁路和公用事业公司的牺牲品，所以他们疑心很重。佩德纳莱斯电力合作社的第一封信，是主管财政的雨果•克兰本巴赫发出的，他用过去农民联盟宣讲师的口吻，号召大家团结一心，以消解民众的疑心。“这条电缆由其服务的消费者修建，他们也是所有者，”他说，“……也绝不会遮掩其中的任何投资。”管理者就是当地人，“不用等着纽约的一群什么金融家来批准。”“然后我们携手同心，建立我们自己的电缆，掌握自己的命运，掌握发言权。”他说，佩德纳莱斯电力合作社的建立，将让丘陵地带摆脱对东北部的依赖：“我们可能会看到，就在这原材料出产地，也能建立制造厂。我们为什么要把羊毛一直卖去波士顿？为什么不能就在这里生产……不在原料出产地就地生产呢？”但很多丘陵地带的居民不相信他们真正能“掌握发言权”。一天下午，林登•约翰逊坐在堂姐阿娃家的前廊上，谈论着佩德纳莱斯电力合作社。阿娃的丈夫，奥朗•考克斯突然脱口而出：“我觉得行不通的，林登。北方佬肯定要捣鬼，把你给整下去。”大家不情愿，还因为不清楚自己要买的这个产品，有多少潜在的好处。对很多丘陵地带的家庭来说，电，就只代表了电灯泡，当然是个好处，但在很多人看来，不可能因为这个小小的好处就冒失去农场的风险。“你从来没有过，没经历过的东西，你会渴望吗？”巴布•史密斯问。县顾问和社区领袖们没争取到多少签名。巴布•史密斯还记得在肯普纳的一家校舍开会，大概有一百个农民带着家人前来参加。一开始，史密斯发了合作社的申请表下去，只有两个农民签了名。于是约翰逊开始发挥他的说服力。“他开始煽动女人们的情绪。”史密斯说。他讲述了自己的母亲，说自己眼睁睁看着她从河里打起一桶桶的水，手指的关节都在搓衣板上搓破了。有了电，就能帮她们泵水、洗衣服，他说。要是有了冰箱，每顿饭就再也不用“从头开始做了”。“你们到了四十岁，会比自己母亲四十岁的时候要年轻。”他说。他是国会议员，乡下的人对他怀着敬畏，又因为他“十分有说服力”，他们很认真地听他讲话。但他们还是没有签字。一九三八年的国庆日，他和史密斯开着车去走访每一个出来野餐的家庭，史密斯还带了一本西尔斯•罗巴克公司的目录册，给大家看要是通了电，他们就能用上的洗衣机和冰箱。但还是只收集到几份签了名的申请。“开车去下一个镇子的时候，他（约翰逊）会说：‘这些鬼人是怎么回事啊？你把这东西都送到他们面前了……’他有点灰心。”尽管几个月来不断努力，县顾问们收集到的签名远远够不上一英里三户的要求，平均还不到两户。佩德纳莱斯电力合作社似乎要胎死腹中了。约翰逊警告农民们，要是他们不能成立一个组织来购买大坝发的电，那就可能被得州光电买去了，他们的电费是农民们永远付不起的。在一番名为“我们南部”的演讲中，他说：“我认为我们应该用这个电。我认为那条河是你们的，发的电也属于你们。”
“所以，”合作社最初的几个管理者之一说，“我们还是只能依靠林登。只有他会为我们发声。”
林登想跟农电局协商，一路找到了局长约翰逊•卡莫迪，但没什么收获。他能找的，只剩下一个人了。约翰逊请科科伦带他去见总统。
科科伦费了很大的劲，终于让总统抽时间与他一叙。后来，约翰逊讲了很多关于他和总统那次谈话的故事，每个故事中他对总统说的话，以及总统说的话都不一样。根据其中一个故事，约翰逊还在场的时候，罗斯福拿起电话，打给卡莫迪说：“约翰，我知道你有条条款款，也不想打破你的规矩。但你就给我行个方便，就批准了这项贷款吧……这些人会解决人口密度问题的，因为他们生儿育女很快的。”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七日，佩德纳莱斯电力合作社设在约翰逊城的临时办公室收到一封电报，上面说，农管局为合作社批下了一百三十二万两千美元的贷款（很快提升到了一百八十万美元），修建两千九百四十五公里的电缆，将为丘陵地带两千八百九十二户人家供电。
在如此贫穷的地区，政府光是拨款进行一个大规模建设工程就够意义重大的了。丘陵地带的人均日收入大概是一美元到一点五美元，但参与政府工程的工人拿的是最低规定工资：四十美分一小时，或者一天三点二美元。合作社工程会雇用三百人。但巴布•史密斯开了合作社第一个招聘办公室后，数倍的人来排队申请工作。很多工作都给了那些想通电却交不起那五美元预存款的人，他们拿了工钱就交上了钱。拿到电缆修建合同的公司是布朗&路特，而赫尔曼•布朗招到很多出名勤劳努力的工人。他们也必须勤劳努力。架设电缆的电线杆必须深深嵌入到坚硬的岩石中。布朗&路特使用的机械挖洞机，在丘陵地带坚硬的岩石上罢了工。每个洞几乎都得人工来开凿。早上，八到十个人的工队爬上平板卡车，带着午饭和水，往山里进发。有的人拿着斧头，在遍地雪松中开辟出一条道路，其他人都是挖洞的。“挖洞人是最强壮的。”巴布•史密斯说。每开九十到一百二十米就下来两个人，把铁撬棍捶进石灰岩中开始挖洞。洞打到十五厘米深，就塞半根炸药进去引爆，让下面的岩石松动一些，但还是需要用手挖出来。“撬棍上上下下，是很苦很累的，”巴布•史密斯说，“背都要给你折断。”但挖洞人动力十足，因为洞挖完了，就来了三个一组的竖杆人。他们会把从得州东部砍来的将近十一米长的松木电杆放进岩石中，接着就有工人们弄上绝缘体，然后“拉线人”拉好电缆，一天结束时，挖洞人会看到工作成果就在自己身后延伸开来，雪松丛中竖立起一根根电线杆，碧蓝的天空下电缆闪着银光。电缆通向的住家，是他们自己的家。“这些工人，是合作社的人。”史密斯说。人们的感激也是动力之一。很多时候工人们不用吃自己带的冷冰冰的午饭。有妇女看到工人正在往她家附近来“送光明”，等到了之后，工人们往往会发现，已经有一桌子菜在等着他们了，用的是家里最好的盘子，装的是家里最好的食物。爱德华兹高原上，有三百个人在工作，拿斧头的，竖杆子的，挖洞的，包绝缘体的……他们在联通高原与美国其他地方，联通高原与二十世纪，每天的进展在二十公里左右。
不过，要架设将近三千公里的电缆，对于急切渴望通电的家庭，这工作时间还是太长了。电缆通到他们的农场后，天花板上吊着电线，连着光秃秃的电灯泡，他们就等着通电了。“不久妈妈们就能扔掉‘悲斗’了。”《布兰科新闻报》用欣喜的语气展望道。但一个月过去了，又一个月过去了，要等整个工程大部分完工后，才能通电。数个月过去之后，丘陵地带对政府的疑心又重了起来。布赖恩•史密斯说服了很多邻居签字，现在，距离他们拿出五美元已经一年多了，之后还拿了更多钱出来给住家接电线。布赖恩的女儿伊芙琳回忆，邻居们觉得他们是通不了电了，“他们把所有的钱都用在通电上了”，结果火气就撒在了他们家。一天，她去找一个朋友，结果被对方的父母下了“逐客令”：“你和你那种城里人的做派，给我滚回家去。我们不想再见到你。”邻居们把他们家放逐了。就连他们自己都开始怀疑，电线安装已经太久太久了，伊芙琳回忆，他们都不记得开关到底是开着还是关着的了。
然而，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的一天晚上，史密斯一家从约翰逊城参加完一个朗诵比赛回来，在农舍附近，发现有什么不一样。
“哦，天哪，”她妈妈说，“房子着火了！”
但越走越近，他们发现那不是火光。“不，妈妈，”伊芙琳说，“灯开着呢。”
整个丘陵地带的灯都开了。“整个丘陵地带的人，”斯特拉•格利登说，“都开始把新生儿命名为林登•约翰逊。”
•第五章•新天地
Part V
NEW FIEL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