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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逊先生奔向华盛顿
作为议员，林登•约翰逊精力充沛、机智灵活，一位了解内情的见证者说他是“这个选区有史以来最好的国会议员”。而且，国会议员这个位子他坐得很稳。一九三八年，得州有八个议员在民主党初选或十一月的全区大选中没有对手，他就是其中之一。一九四〇年，他再次不战而胜。但国会议员不是林登•约翰逊的目标，他一坐上第十区议员这个位子就想离开，越快越好。
当选为众议院议员的当天，他还因为阑尾炎在医院养病，就开始为自己终极目标的下一步做准备了。他给青管局官员写信，催促他们正式任命杰西•凯拉姆为青管局得州理事。成功为自己的二号心腹争取到这个任命，也就意味着自己在全得州的这个组织得以保全，而且他还不断努力地去发展壮大，并且善加利用。他在青管局的那些手下，在全得州干的不仅是青管局的工作，其中一个说，只要有谁去某个地方视察青管局项目的进度，他也应该“去政府见见镇长”，还有当地其他政客。还要去见见通常在当地政治架构中起关键作用的“学校人员”和邮政局长。根据指示，这位青管局人员要为约翰逊议员说些好话，然后问约翰逊能不能为镇长和这个镇子做点什么，就算这不是他的选区。根据指示，他还应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多探听一些政治传闻，然后报告给“老大”。任何人的报告都不会被忽视。青管局人员杰克•普客说：“我会给他写很长的信，他会给我电话询问其中的事宜，会反复询问我的一些话。‘他为什么这么说？再重复一遍。’”另外，尽管约翰逊已经当上了国会议员，他在华盛顿办公室的规矩，和他做议员秘书时一般无二：不管办公室工作有多么忙碌，对于得州另外二十个选区的来信，只要是有钱有权的“重要人士”，他们的诉求都要优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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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三，国会大厦底层的议长餐厅定期举行得州议员团的午餐会：两个参议员，二十一个众议员（当然，如果副总统加纳想参加，也热烈欢迎）。每个月有一次午餐会，议员们可以偶尔带个客人，要么是来自选区，刚好在华盛顿的重要人物，要么是华盛顿的达官显贵。但这样的邀请很少。在权力内部待了一辈子的詹姆斯•H.罗说：“收到邀请真是无上的荣幸，我想我这辈子就被邀请了五六次吧。”
其他时候，午餐会基本是不允许有外来客的，不管此人多么重要。大家心照不宣，这一顿是工作餐，谈正事的：出谋划策，或者化解内部分歧，保持得州议员团一如既往的团结。“只有那一天才能带客人来，”拉伯克的议员乔治•H.马洪回忆，“这是不成文的规矩。”
林登•约翰逊不守规矩，而且他破坏规矩的举动让其他得州议员特别生气：他邀请到这“内部”午餐会上的客人，不仅有他的选民，还有其他议员的选民。比如，一个星期三，小阿蒙•卡特，《沃思堡星通讯》创办者的儿子，和该报主编詹姆斯•雷克德在华盛顿，他们问沃思堡的议员温盖特•卢卡斯，能不能去参加著名的代表午餐会。但卢卡斯之前问过雷伯恩，能不能带个有影响力的选民去参加这个内部聚会，结果被拒绝了。“他们是我最想带去的人，”卢卡斯说，“这是我的两个关键支持者，但那是内部聚会。我告诉他们没办法。等我去了午餐会，坐好之后，林登•约翰逊走了进来，你猜他带了谁？”年轻的阿蒙朝卢卡斯招招手，卢卡斯面带愧色地回了礼。
（约翰逊能坏规矩，因为规矩是得州议员领袖雷伯恩定的。通常雷伯恩对“外人不得入内”这条规矩是很严格的，因为他知道，这些外人很可能是他厌恶的商人和游说者。但只要约翰逊请他允许自己带客人来，雷伯恩总是会答应。）
还有一条不成文但很严格的规定，防止议员干涉其他选区的事务。约翰逊也不守这个规矩。得州农工大学是属于路特尔•A.约翰逊的第六区，但林登代其请求白宫增加该校预备役军官训练营的经费。他写道，虽然该大学不在他的选区，“但也算是我的‘养子’了”。
而别的选区争取到联邦拨款，甚至是给那些林登•约翰逊绝对毫无干系的项目拨款，他的策略就更加令人恼怒了。
通常，如果一个接到拨款的项目在某个民主党议员的选区，负责拨款的联邦机构官员就会致电该议员，让他去宣布，这样也能表明是他的功劳。然而，要是项目在得州，约翰逊在各个机构的朋友经常会给他打电话，宣布的就是约翰逊了。“我一直在推进沃思堡一个公共医疗服务医院的扩建，”卢卡斯回忆，“林登和这个医院毫无关系，但拨款下来以后，是林登宣布的，根本都没知会我一声。”而且，就算机构官员通知的是该选区的议员，也会通知约翰逊。而他那些手下办事效率很高，再加上他长期培植的那些通讯记者，所以通知出来时，基本上确保是他的名字，而不是另一个议员的。
“很多议员气得牙痒痒。”美联社的刘易斯•T.伊斯利说。他们非常生气，约翰逊觉得最好还是收敛一下。但只是稍稍收敛。“他发现把他们惹得太气了，”伊斯利说，“所以之后他就跟他们联名宣布。”这个转变也没能消除多少紧张气氛。他和前上司理查德•克雷博格“联名”宣布了好几个科珀斯克里斯蒂的联邦项目以后，这位全部议员中最亲切和蔼的人，在走廊上遇见约翰逊，连头都不愿意点一下。
约翰逊的性格，更加剧了得州议员们对他的反感。他想要掌控别人的渴望，也发挥到一两个得州同僚身上（最明显的是安静谦逊的韦科议员罗伯特•波格）。不过大多数议员本身就是性格强硬、成就了一番事业的政客，所以约翰逊的态度只能让他们愤恨。他在哪个地方，就一定要成为哪里的中心，这也让大家不满。午餐时，他大步流星地走在众议院餐厅里，表现得像来访的名流，不断左边右边地点头，说话声音特别大，引得其他议员压低声音议论纷纷。休斯敦的艾尔伯特•托马斯会坐在那儿盯着约翰逊，低声怒骂道：“听听这狗娘养的，又在说自己怎么怎么了。”其他的议论来自于卢卡斯所说的“不真诚”。约翰逊“太不真诚了”，卢卡斯说，“他觉得别人想听什么，他就说什么。所以呢，他说什么你都不能信。”埃尔帕索的尤因•托马森曾在得州议会和山姆•约翰逊共事，一开始自然而然就对山姆的儿子很友好。一天在餐厅里，林登•约翰逊来到托马森身边，向他承诺说，在一件很有争议的事情上，自己一定会支持他。“尤因，”他非常认真地说，“你最能相信的人，就是我。”接着他又大摇大摆地走到另一边去，跟几个恰好在这件事上和托马森政见相反的议员聊起来。托马森低声说：“那个狗娘养的，在他们面前说着一样的话呢。”
然而，虽然都在低声骂，很少有人会大声说出来。因为他们不想让山姆•雷伯恩听到。“雷伯恩非常非常偏爱林登，”卢卡斯说，“这种偏爱保护了林登，没有哪个得州议员敢惹雷伯恩。”
得州议员们还很清楚，约翰逊为什么在全得州到处发表演说，结交朋友。
他丝毫没隐瞒自己想成为美国参议员的事实，乔治•马洪说。乔治自己没有这个野心，所以对约翰逊还算宽容。有时在衣帽间和马洪聊天，或者一起走回坎农大楼，约翰逊总会拿出一份和地方事务相关的简报。不是奥斯汀的事务，而是休斯敦、达拉斯或者拉伯克的。“他经常拿着达拉斯或者埃尔帕索报纸的社论，就（在议员席中）坐你旁边，跟你讲这事，然后问东问西……”对于其他选区的显赫人物，约翰逊不仅在他们来华盛顿时进行照顾和扶植，回到得州也丝毫不松懈。他在整个得州的城市都口头发出很多邀请，而且，马洪说：“他人在当地的时候，都会奉承他们，请他们共聚。当然啦，要是国会议员这样的重要人物请你见面，你当然会受宠若惊啦。”马洪开始意识到：“在我的选区（离约翰逊的选区差不多四百八十公里），他已经和那些关键人物交上了朋友。他会在正确的地方，讨好正确的人，整个得州都是这样。他爬到议员这个位子上的那天，就已经有了染指全得州的野心。”
但林登•约翰逊的得州同僚们觉得，这些野心是不可能实现的，至少很多年之内不可能。得州的两名参议员，汤姆•康纳利和莫里斯•谢泼德，都才六十出头，没考虑退休。而且他们的支持率很高，根本不可能因为选举而隐退。就算这两个位子因为什么原因空了一个出来，林登•约翰逊也绝不是第一人选。要么是很想当参议员的奥尔雷德州长，要么从其他几个享誉全州的得州官员中选择。有好几个都会是重点考虑对象，其中最有希望的莫过于最受白宫青睐的莫里•马弗里克，或者是精力充沛、雄心勃勃的赖特•帕特曼，后者因为亲自起草的《帕特曼补偿金法案》和好几项为平民谋福利的立法而著名。在得州议员们眼里，一个年资尚浅的国会议员，要和这些人物一争高下，简直太不自量力了，尤其这还是个来自第十区的初级议员。这个选区太过偏僻闭塞，周围全是空荡荡的平原，隔绝于得州其他地区。所以在偌大的得州，大多数人都没听说过第十区的议员。达拉斯的一个政治人物说：“当时我从没听过林登•约翰逊的大名。”
没有一个得州同僚看出他真正的野心。对于这个目标来说，参议员的位子和众议员的位子一样，只不过是跳板一块。就算他们看出来了，也只会嘲笑讥讽，而且不仅仅是因为约翰逊的年纪和权力的不足。尽管得州人后来坚持说，这个州更偏西部而不是南部，二战前的很多年，他们都自认为是南方人，而国会山上的南方人有个信条，痛苦的信条，就是南方人永远不可能成为美国总统。一九四六年，国会同僚送给山姆•雷伯恩一辆车，车上有块牌子写着：“送给我们最敬爱的山姆•雷伯恩，若他不是南方人，早就当上总统了。”但没有一个看出他真正的目标，一点蛛丝马迹都没发现。事实上，同僚们在讨论南方人坐镇全美的可能性时，约翰逊也会断言，这是不可能的，要是哪个南方人真放弃了国会山上坐得稳稳当当的位子去参选总统，那可真是太愚蠢了。“这里才是我们的阵营，我们的力量在这里。”他总这么说。
不过，尽管他极力掩饰，还是有些同僚之外的人察觉了他的野心。乔治•布朗当然是其中一个，那天在绿蔷薇酒店的毯子上，约翰逊为了没说出口的野心，拒绝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时，他就知道了。总是安静而敏锐地洞察一切的罗也知道，他是所有年轻新政支持者中和约翰逊相处时间最长的。他说：“他从来到这里的那天起，就想当总统了。”至少有一次，约翰逊是袒露了心迹的。一天晚上，跟威利•霍普金斯单独在一起时，他脱口而出：“向上帝发誓，总有一天我要当总统。”但就算这少数几个猜到林登•约翰逊真正目标的人，也想象不出来他该怎么实现。参议员的位子不是唯一的跳板，能帮他一路向上的，还有其他形式的国家权力，隐居幕后的权力。但是熟悉这些权力的人，就是他所扶植的那些年轻的新政支持者，完全看不出他得到这种权力的可能性，至少在可见的未来是不可能的。他们是林登的朋友不假，但也都只是一群年轻的初级行政官员。他年纪轻，级别低，从科科伦帮他约见总统的事情就能看得出来。他只是需要几分钟时间取得总统对佩德纳莱斯电力合作社贷款的许可，而科科伦也是费尽周折才争取到的。
一九三七年五月，约翰逊一来到华盛顿，就试图最大限度地利用在加尔维斯顿受到总统会见带来的荣光。他要让每一道缝都透出荣光，不管这缝有多窄。一九三七年，他不仅向总统讨要签名照片，还向总统的儿子詹姆斯、总统的秘书马尔文•麦金太尔，以及每个有过一面之缘（不管这一面之缘有多短）的白宫人员讨要签名照片；在请求的同时还会提醒对方他当选时的情况（他寄了一张加尔维斯顿的照片给“我亲爱的马尔文”，其中写道：“这张照片是……我在改组司法部门的激烈斗争中当选国会议员后不久拍的”），并提醒对方他有多么忠诚。信中，他总是把罗斯福称作“领袖”。一九三七年的平安夜，他把巨大的火鸡（大得好像“是和牛杂交出来的”）送给了总统父子、麦金太尔和其他白宫人士，其中都有字斟句酌的附言。“亲爱的麦金太尔先生，”其中一封写道，“那天我爬上得州中部自己出生的山岭，去为总统取我能找到的最好的火鸡……我让秘书将这火鸡送到白宫您的手里，请您转交给总统先生……我想对您说，让我的圣诞节如此愉悦喜乐的原因之一，就是您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还能将一个年轻人保护在您的羽翼之下，带他爬上险峰，在他需要的时候给予他帮助、鼓励和建议。我十分感激。您最最诚挚的，林登。”
麦金太尔很喜欢林登，自然就成了他在白宫的突破口。约翰逊就从他入手，想要达到目的。但麦克虽然因为他向自己索要签名照片而十分受用，没有上司的许可，他也没法为约翰逊做什么。而且，不管原因是什么，也许总统被约翰逊四处吹嘘和自己的亲密关系给惹恼了（得州一家报纸说，总统“认为这个得州人是政府的先锋旗手之一”），也许他觉得和约翰逊不过是点头之交，却被他急切地加以利用，反正总统似乎觉得他给了这个新官上任的议员够多好处了。一九三七年九月，麦金太尔同意试着为约翰逊办点小事情（具体是什么不得而知），但后来不得不写信告诉他：“我很遗憾，无法满足你的愿望……”约翰逊向总统负责指派的职位推荐人才（比如推荐奥尔雷德州长做美国司法部副部长），得到的回复是敷衍轻率的通函，而且都没有总统的签名，而是他底下某个秘书发来的。约翰逊的确精通阿谀奉承之术，却无法靠这个本领打入总统的圈子。一直到一九三八年六月，他到华盛顿担任议员已经一年，还没能和罗斯福以私人关系见上一面。有一次，他想通过麦金太尔，在“接下来的五六天”，和他在得州时一路坐火车谈笑风生的那位同伴见上个“五分钟”，作为他来华盛顿后两人的第一次会面，麦金太尔无可奈何地告诉他，这个要求被拒绝了。约翰逊因此忧心忡忡，因为奥尔雷德叫他亲自给罗斯福送请柬，邀他来参加得州一个公共工程的启动仪式。而约翰逊可不想对州长说他根本见不到总统。于是，六月八日，他向总统发出了正式的书面请求，希望“周四或周五能有十分钟”和罗斯福见上一面。倒是给他安排了一个时间，不过日期是八月十五日。而在那天到来之前，会面就取消了。一九三八年，两人因为佩德纳莱斯电力合作社的会面也没能改变什么。在之后的几个月里，不管约翰逊多么诚恳努力地请求，他再也没能进入椭圆办公室的门。在华盛顿的头两年，他就跟罗斯福单独见过那么一次。
国会山上的诸多事件也令他很丧气。他的确是雷伯恩那个“教育委员会”的一员。但在国会，最重要的还是年资，没有年资，就算能跟显赫人物喝喝酒聊聊天，也没什么实际意义。约翰逊第一次参加海事委员会的会议，就深深明白了这个道理。
委员会主席卡尔•文森来自佐治亚州红土山区的小镇米利奇维尔。那时候，大家还没有见识到他在立法策略上的运筹帷幄（南方人把这才能比作弗朗西斯•马里恩 (1) 在游击战场上的摧枯拉朽），还没给他起“沼泽狐”这个外号。但他已经有了个外号“上将”，因为他和海军上将们打交道时很是专横，还把他们称为“我的海军”（他故意羞辱他们，一边假装不知道他们姓甚名谁，一边像对勤杂工那样指使他们）；国会上层很多不喜欢他的人，以及他这个委员会的二十六位成员都有目共睹。委员会的会议室在坎农大楼的三层，马蹄形的房间，里面又分了两层，文森懒洋洋地坐在中间的座位上，眼镜挂在长鼻子的尖上，把一支十美分的香烟头嚼得稀烂，朝总是放在身边的痰盂里吐着唾沫，穿的衬衫至少是他身材的两倍大，西装也很肥大，上面还有食物留下的污渍。后来有个记者写道：“他看上去就像以前的那种乡村律师，总是一副土里土气的样子。”但他在这个委员会，用另一位见证者的话说，“就是绝对的独裁者”。约翰逊在参加的第一次会议上，和所有初级委员一起坐在低层的马蹄形座位上。他和坐在自己旁边的另一个初级委员，年轻的西雅图议员沃伦•马格努森一起向某个证人质询。马格努森回忆，没多久，文森就宣布暂停听证会，说：“你们两个小伙子到后面来见我。”会议室后面，就是他陈设简单、地方狭小的私人办公室，马格努森说：“他给我们讲了规矩。”“咱们这个委员会有个规矩，”主席说，新成员是不允许问太多问题的，委员会的第一年，可以问一个问题，第二年可以问两个问题，“以此类推。”
“上将”可能对规矩的严苛性略有夸张，但也没夸张到哪里去。“他规矩很严。”其他成员都警告这两个年轻人。在海事委员会这艘船上，唯一的标准就是年资。初级委员在他那儿都叫“少尉”，只有熬上几年，该委员还要用顺从恭敬赢得他的欢心，才会被他口头提升为“指挥官”。要是“上将”开始叫你“上尉”了，其他成员告诉约翰逊和马格努森，“那你就熬出头了”。而且没有人会很快熬出头的。想动摇“上将”的体系是徒劳无功的。如果你想搜集点信息，就某个海事议题做出独立的判断，海军不会给你透露一星半点。如果没有文森的特别指示，委员会自己的工作人员也是口风很紧的。如果想要和别的委员结盟，坚持自己的立场，你会发现这是完全做不到的。要是哪个委员惹文森不高兴了，他手里的好处（除了坐海军专用飞机去游览墨西哥城这样的小恩小惠，还有在你的选区搞个海军基地这样的大好处）就永远落不到这人头上了。有一次，一个新委员想讨好文森，会议之后找到他说：“嗯，我跟着你投的票哦。”结果文森直截了当地说：“你他妈觉得我让你进这个委员会是干什么吃的？”委员们说：“在这个委员会是不存在分歧的。”如果你想从委员会外部着手，在众议院的会议上挑战委员会的决议，赢得投票的机会也是零。因为很多议员以后也可能想要在自己的选区搞个海军基地，或者想要其他好处，比如让某个朋友或选民升个职，调动个工作什么的，而且很多人也都要听其他委员会主席的指挥。有位见证者后来写道，国会给了卡尔•文森“一张空白支票，可以随意开价，在委员会只手遮天”，掌控海军的各项事宜。在那个委员会，只有主席听上去柔软慵懒的乔治亚口音才有发言权。也就是说，林登•约翰逊只有当上主席，才能发声。
文森的高傲并非他一人独有。众议院很多大常务委员会的主席，都是在华盛顿不可一世的人物。他们不待见国会议员（因为当上主席靠的不是受同僚欢迎，而是年资够久），不听国会领导层的指挥（因为只要领导层把他们送到了主席的位子上，就没有权力把他们撤换下来），也不买总统的账，当然更不把委员会成员们放在眼里。他们管理起委员会来，也是照样不可一世。十几年前，面对委员会的内讧，一位主席曾经宣布“我就是委员会”，后来众议院一位领袖说，他们的规矩是“最让人不能抗拒的规矩，是长久以来的惯例形成的规矩”。这话在一九三七年依然适用，后来的几十年也依然如此。仔细审视众议院的各位议员，就能窥探到不可动摇、不可置疑的绝对权力，能够让一个人成为什么样子。
整个众议院都是如此。虽然成员多达四百三十五位，这却是个寡头政治组织，说了算的领导圈子不超过二十个：议长，多数党领袖和党鞭，最有权的委员会主席们。一个国会议员想进入这个圈子，唯一的条件就是年资（尽管约翰逊和帕特曼可以和这些人一起喝酒，却不可能真正掌权）。你再有能力也没用，再精力充沛也没用。只有年资才是你的入场券。要成为众议院的掌控者，只有一个办法：等。
而且，国会还有个最最残酷的事实：就算等待也没有保证。在海事委员会可能要等很久，因为文森一九一四年初来国会时才三十岁，现在是一九三七年，他是最年轻的主席之一，才五十三岁。他是南部民主党，选区可能无限期地把他不断送上议员的位子。只要民主党掌控国会，他就很可能一直做主席，要么做到去世，要么做到退休，这应该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了。（事实上，这是二十八年以后的事情：文森的主席 (2) 一直做到一九六五年，他八十一岁退的休。）当然，就算文森走了，约翰逊也当不上主席。一九三七年，他还坐在低一层的位子上，一抬头就能看见一张张脸，都是文森左边委员会的民主党高级成员，挡在他和主席的宝座之间。他只是委员会最初级的成员，最新当选，年资最浅，就连同坐在低层席位上的民主党议员，就连三十二岁的马格努森，都挡在他和主席的宝座之间。有的民主党议员可能失去议员席位，有的可能会去世，有些可能会当参议员，但除了这些以种种理由离开委员会的人，他还是得慢慢熬，熬到其他人都轮着当一遍主席，他才能坐上这个位子。当然，就算他耐心等了熬了，仍然有可能当不上主席。民主党不可能一直掌控着国会。万一党内论资排辈终于到他了，共和党又掌权了，他也当不上主席。共和党之前掌权了十二年，而五年前民主党掌了权。即使等了，也不一定得偿所愿，这个残酷的事实在约翰逊眼前显得格外清晰。他克制不住地去想那些在共和党掌权的十二年间（当然，还有那之前的很长时间）耐心等待的共和党议员，他们等着比自己资历老的党员去世或者退休，在委员会一步一步朝着唯一重要的那个位子往上爬，接着，就在他们快要接近目标时，突然间就被剥夺了希望，因为他们的党派失去了对国会的控制。年轻的国会议员林登•约翰逊眼前浮现出这样一些人，垂垂老矣，一边攀爬国会的台阶，一边停下来喘口气，或者午饭后在衣帽间宽大舒适的椅子上打瞌睡。能陷在这些宽大的椅子上，等别人拿着适合用双手吃饭的托盘，把食物送到你嘴边，实在是比站在衣帽间的台前匆匆吃完好赶快回去工作舒服太多了。甚至还有几个已经老糊涂的，长时间坐在议员席上，看着某个地方发呆。他们拒绝优雅体面地退休，就那么一年又一年固执地坚守着。他还看到，有的民主党议员终于当上了主席，但已经太晚，根本没什么意义了。有个和约翰逊一样，在一九六六年，二十八岁就进入国会的议员唐纳德•里格尔，也有同样的看法：“有些主席耳朵不灵光，眼睛也不好使，连全天上班都很困难。”他在思考这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一个人，三十五岁当上议员，当个二十年，五十五岁的时候，成为委员会中最能干的人。但他必须等着年资比自己长的人，退休的退休，去世的去世，可能还得再等个二十年……才能成为主席。最后你还是会爬到梯子最上面，但唯一的问题是，等你真正迎来那个重大时刻，可能都七十多岁了。”他还觉得这体制永远不可能改变，因为那些本来应该改变的人也已经把大半生都投入进去了：等了很久才掌权的他们，一旦有了权力，就不想做什么事情来稀释这权力。国会，其实是个和丘陵地带一样残酷的陷阱，张牙舞爪的陷阱，那爪牙就是年资体制，能紧紧咬住一切，包括林登•约翰逊的勃勃野心。
一九三八年，林登•约翰逊进入国会一年后，做了一次冲破陷阱的努力。
初级成员能有点发言权的委员会，在众议院只有一个，就是拨款委员会。在众多委员会中，也只有这个委员会有权为政府项目拨款。其他委员会可以为项目授权，但相关的拨款必须另起法案，通过拨款委员会来投票。因此，拨款委员会就有了特殊的权力。对约翰逊这种年轻议员来说，更重要的是，该委员会的成员被分成十三个附属委员会，每个都有自治权，这是众议院所有附属委员会中独一无二的。因为拨款工作涉及广泛多样，委员会的议题几乎涵盖了政府行政的方方面面，不仅是农业、国防之类的。所以每个附属委员会的成员都是该附委负责领域的专家。而委员会八十岁高龄的主席，科罗拉多议员爱德华•T.泰勒，也是例行同意各附委决策的。对年轻议员更重要的是，这些附委很小，一九三七年，大多数都只有六七个成员。因为小，会议就没那么正式，就算刚进来的新人，也有机会提点想法。而有个几年资历的成员，经常能有很大的贡献。如果哪个国会议员进了拨款委员会，就算是个初级议员，他也就自然而然地从众多默默无闻的小字辈中脱颖而出，就算还不算国会的重要力量，也算是有点发言权的了。
一九三八年，拨款委员会一贯的“得州席位”有了空缺。乔治•马洪觊觎这个位子，年资也摆在那儿，约翰逊还是努力想去争上一争。他安排报纸发表文章，暗示他“在政府中密切接触的人”会帮助他通过拨款委员会这个位子，为得州争取更多的联邦项目。
但他根本没机会。得州席位自然是得州议员去坐，马洪回忆，在得州议员中，“雷伯恩先生说了算”。马洪知道雷伯恩对约翰逊视如己出，但他绝不担心结果。“雷伯恩说什么都算数，”他说，“但他是守规矩的。”最重要的规矩就是论资排辈。“在想要这个位子的得州议员中，我年资比较长，”马洪说，“该排到我了。只要排到了你，就是你。这就是铁律。”马洪得到了这个位子，也立刻如预想般取得了极大的成就感（“就算是拨款委员会的新成员，”他说，“只要在拨款委员会，别人都会敬你三分”），并开始向更大的成就努力：十一年后，他成为自己所在的附属委员会主席；二十六年后，六十四岁的他成为整个委员会的主席；他继续在国会待了十五年（直到七十九岁退休），一直是国会山上不可忽视的力量。约翰逊没能成功，他继续在海事委员会做着他的小委员，而小委员在这个委员会，连问问题的数量都要被限制。
另外，他刚到国会，就发生了一件事，很显然让他认识到，他只有慢慢在国会熬，等待权力随着漫长的岁月到来，而这个唯一的机会，他可能都抓不住。
山姆•伊利•约翰逊在儿子面前发表的那番演说，是他人生最后一番演说。多年来，他的心脏一直不好，一九三七年七月，儿子当选议员后的两个月，他再次犯了严重的心脏病。医生告诉丽贝卡，山姆的去世只是时间问题。他被转到得州坦普尔的斯科特&怀特诊所，那里的设备比丘陵地带更先进些。他在那个诊所住了两个月，经常都待在重症患者的氧气帐里。而约翰逊在九月国会休会期间，从华盛顿来看父亲的时候，山姆请他带自己回约翰逊城的家。林登不同意，但山姆说：“把裤子给我穿上，林登。我想回家，在那里你生病了大家都知道，你死了大家也关心。”林登给他办了出院，开车带他回家了。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六十岁生日后的第十二天，山姆•伊利•约翰逊溘然长逝。
第二天，他的遗体被带去了佩德纳莱斯河岸边约翰逊一家的祖坟。山姆曾经拼尽全力想留下约翰逊牧场，如今约翰逊家也只剩下了这么区区六亩的方寸之地。从两人新婚时他带丽贝卡住进的婚房往上游走一公里左右，就是他的埋骨之地，就离那条“大象都可以从里面过”的裂缝不到一百米，山姆曾经往这里面拼命地填土想种棉花，到头来一切成空。
他生前叮嘱，抬他去坟地的时候，不要用现代的棺材，要用那种老式的，高一些的，边上的玻璃要用木头刻的“挽幛”覆盖着，早在汽车发明之前就有这种棺材了。家人在圣马科斯找到一个，但不是用马车运的，而是开了一辆福特T型汽车，颠簸着出了约翰逊城，沿着小路开向佩德纳莱斯河。也是在这条路上，满怀梦想的年轻人山姆，经常策马扬鞭，奔向奥斯汀的州议会。灵车后面跟着奥尔雷德州长以及州务卿艾德•克拉克同坐的车，急于讨好林登•约翰逊的克拉克说服了州长来参加葬礼。林登之前反复跟这两人说过，父亲只是个穷光蛋酒鬼。所以他们觉得，葬礼肯定会很冷清，他们是帮了新议员一个大忙。所以，来到河边，他们十分惊讶。佩德纳莱斯河的对岸，目之所及，人头攒动。
这些前来参加葬礼的车，在人群后面排成长长的一列，车身上全是一路颠簸粘上的的风尘。“人群里大多数是老人，”斯特拉•格利登回忆，“就是山姆先生帮他们争取了补贴的人。有些人是远道而来的。”一个上了年纪的寡妇，长期受到严重关节炎的困扰，五年没出过门了，这次竟然坚持让两个儿子把她搀扶出去，开车带她从马布尔福尔斯的偏僻牧场赶来。有的还要更远。山姆在州议会那个小团体里的同僚都赶来告别，这是曾经和他并肩为“劳苦大众”抗争的战友。其中一个，R.布纳•里奇维，家远在达拉斯。他前一天才听说山姆•约翰逊去世了，就开了一整夜的车，五百多公里，路还不好走，就为了来参加一个多年未见的故人的葬礼。
河岸上有穿军装的人，因为山姆•约翰逊为一战时期的老兵争取过津贴。没人想过他到底为多少人争取过，直到看到那高高的棺木从河对岸过来时，有多少穿着卡其色军装的老人肃立致敬。就是在那天下午的河岸上，阿娃•约翰逊•考克斯第一次看到，有好几个立正的老人，穿着衬衫和浅蓝色的骑兵马裤，手里拿着“样子好笑”的帽子，“有点像斯泰森毡帽，但又说不上是”。她突然意识到，这是圣胡安山战役 (3) 中的美军制服。有些人的军服比这些“勇猛骑兵”还要老得多。五个内战盟军老兵穿上了他们在那场败局命定的战争中保留下来的、敝帚自珍的灰色军装，戴上多年来擦拭得闪亮的军功章，来纪念这位为他们保住了每月补贴的人。这些补贴虽然微薄，对他们却意义重大。“我记得一共是五个人，”阿娃说，“现在还能想起他们每个人的样子。那样的军装根本看不到了。”
当然，葬礼是从“让我们相聚河边”的歌声开始的，数百人齐唱，歌声在孤寂空旷的佩德纳莱斯河谷回荡。四十年后，奥尔雷德的一个助手回忆当时的场景，虽然不记得具体说了些什么，但他还能想起，当时听到牧师致悼词时列举山姆•约翰逊的成就时，自己心中的震惊。“你知道吗，”助手说，“他在州议会做了多少事情啊。多亏了他，才有了我们那天从奥斯汀开来的那条路。我竟然从来没听说过。我还以为他是个——嗯，坦白说——就是个老酒鬼呢。”葬礼的尾声，山姆的朋友，骨瘦如柴的得州老政客，铁路委员会委员隆恩•史密斯发表简短发言，引用了《哈姆雷特》中的句子：“他是个堂堂男子，说来说去，我再也见不到像他那样的人了。”
葬礼之后，山姆的直系亲属们挥别来客，单独聚在家中，围坐在餐桌边。林登坐在父亲的椅子上，处理他的遗物，亲人之间出现了一瞬间的紧张气氛。桌上放着山姆那块沉甸甸的金表和链子，那是他最值钱的财产。林登的三个妹妹和弟弟山姆•休斯敦•约翰逊没说什么话。但当林登伸手去拿那块表时，最小最温顺的妹妹伸手拉住他的胳膊制止他。“不行，”她说，“你不能拿走这表，这现在是山姆•休斯敦的了。爸爸想传给他。我们都知道。”丽贝卡把表拿起来，递给林登的弟弟。
山姆•休斯敦•约翰逊后来写道：“林登当时真是很难堪。我对他感到抱歉。其实，我想把表给他，因为他是哥哥。但我怕姐姐们生气，就没坚持。”二十多年后，一九五八年的圣诞节早晨，山姆•休斯敦把这金表包好，送给了林登。他回忆，自己当时对哥哥说：“我想把这块表送给你。爸爸其实是想给你的。反正我应该把这个交给你。”
几年后，约翰逊的下属们开始为林登•贝恩斯•约翰逊图书馆搜集一些家庭纪念品。非常清楚自己历史地位的约翰逊，很有意识地保存了数百样物件，包括一些看上去没什么保存价值的。但他父亲的金表却找不到了。
他没能从父亲那里继承那块金表（至少没有马上继承），但林登•约翰逊相信，他继承了别的东西。
他一直很清楚，自己和高瘦、笨拙、大耳朵、大鼻子的父亲在外貌上极其相似，跟人说话时也都很喜欢抓着对方的衣领。约翰逊家长久以来都有个心照不宣的顾虑，就是这家的男人心脏都不太好，容易早逝。现在他父亲就因为心脏病，六十岁就去世了。
出身的家庭，少年时期的侮辱，塑造了林登•约翰逊的性格，也一直推着他疯狂地前进；现在又多了一层动力，那就是恐惧。他经历了一段重度抑郁的时光（这样的时光在他一生中还有很多），持续了好几个月。和他一生中遭遇危机时一样，陷入抑郁时，他也会生病。有两次都是好几个月，他住在医院，病因有好多种说法，“支气管炎”“肺炎”或者“神经衰弱”。这些时候，有些朋友想让他高兴起来，就谈论起他通常最感兴趣的话题——他的未来，只要一说起他有可能要在众议院追求仕途，约翰逊就会低声回答：“太慢了，太慢了。”雷伯恩也是这么一路跋涉过来的，但他起步早，一九一二年当选为国会议员时才三十岁，比现在的约翰逊大不了多少。一九三七年，五十五岁的他当上了多数党主席，但还不是议长。山姆•约翰逊六十岁去世。万一雷伯恩等来机会之前，民主党就失去了控制权呢？众议院这条权力之路，需要安静、需要谦卑的路，对林登•约翰逊来说或并不算窄，毕竟，他能脚步坚定地走在最狭窄的政治道路上。但这路实在太长了。他已经从丘陵地带这个陷阱中突出了重围，但有可能到死都冲不破年资体制这个陷阱。
接着，一九三九年，山姆•伊利•约翰逊的弟弟，乔治•迪沙•约翰逊，曾经为林登在山姆•休斯敦高中找了份工作并且和侄儿共事的那个教师叔叔，突发严重心脏病。几个月后也去世了，享年五十七岁。
年资体制可能会让初级议员没有机会在众议院的委员会结构中发挥很大作用，但他已经进入了众议院，这本身就是个发挥不同作用的机会。就算在立法过程中做不了太大贡献，议员仍然有权引起全国民众对某个议题的重视，并且一直在大家面前呐喊强调。
他的声音在国会山上弱小无闻，但如果选择在全国民众而不是众议院面前讲话，可能这声音就会放到最大。在众议院这个小小的地方说话时，媒体席上那些记者就是他的扩音板，能把他的观点传达到全国各地。议员甚至不需要在众议院发言，就在国会的走廊上，记者会采访议员，记录下他们对某个大事件的评论，这也是一块扩音板。就连一台油印机，也能成为全国性的扩音器，只要那机器在某位议员的办公室。“众议院的任何议员都能制造新闻……只要印点东西一大早发到媒体席就行了，”理查德•博林后来说，“要是这新闻涉及一个大事件……通讯社绝对会急急忙忙地来搜集大家的反应。议员随便发表点慷慨激昂的评论，都很可能被写上一两句。”一个议员，只要开口说话，就是发言人。林登•约翰逊已经在自己特别熟悉的三个议员的职业生涯中找到了这个事实的证明。过去的证明，是一个拒绝沉默的初级议员，他“要拒绝被这陈规陋习同化”，因为他代表了二十万人民，他们需要有人帮他们发声，这位议员是山姆•雷伯恩；现在的证明，是赖特•帕特曼，约翰逊父亲的朋友，他在众议院赢得了影响力，立场是父亲大为赞赏的那些，还有选区与约翰逊相邻的莫里•马弗里克。一九三七年，约翰逊来到国会，正逢莫里影响力的巅峰。他领导了一群“马弗里克党”，即三十五名年轻的国会议员，每周都会在伦克尔咖啡馆见面，讨论挫败众议院保守领袖和推进各项目标的策略。《华盛顿邮报》评论说，他们所倡导的这些目标，“二十五年前会被定性为布尔什维克”，马弗里克自己已经成为这些目标在全国的凝聚力。雷伯恩、帕特曼和马弗里克，以及涌现于三十年代，威斯康星的汤姆•阿米尔和纽约州的菲欧雷诺•拉瓜迪亚等议员，他们不仅是一个选区的代表，还代表着影响全国民众福利的事业。他们把全美国的目光吸引到重要事件上，为重要立法的通过准备了大气候，有些法案就算没有立刻通过，最终也得以实施。他们通过促进在全国有影响力的立法，成为全国性的议员。如果某个议员关心某项事业并积极推进，最终会收获回报。
这条路并不是堂吉诃德式的愚勇鲁莽，连其即刻的效应都不是。无论是谁，要是觉得哪个年轻议员倡导的事业在开始之前就注定失败，只需要想象山姆•雷伯恩是在议员第二个任期尾声时，才通过了一些重要法案，成了“铁路议员”的。另外，约翰逊在担任议员秘书期间，也亲眼见证了这样的事情。因为那些年菲欧雷诺•拉瓜迪亚风光正盛，个子矮小、皮肤黝黑、总是戴一顶黑色宽檐帽的他，强硬到能够和坐在副总统宝座上的加纳正面对峙，还让后者喜欢。拉瓜迪亚代表农村与城市的贫民与利益集团抗争。（“抗争啊，农民们，抗争。为你的家园与孩子抗争。你将与保罗•里维尔一起名垂青史。”）一九三二年，他成功让人人憎恨的“黄犬契约 (4) ”成为违法契约（在“诺里斯-拉瓜迪亚法案”中）。马弗里克的选区包含了圣安东尼奥，很多选民都是军人和天主教徒，比较保守，所以他那些自由激进的立场很有可能最终毁了他。但林登•约翰逊可以无所畏惧地支持这些立场，因为他的选区曾经是人民党的堡垒，新政在那里大得民心。事实上，可能很多人都认为，约翰逊就是站在这样的立场上。毕竟，他的胜利就是靠这立场得来的，他在整个选区高呼“罗斯福，罗斯福，罗斯福”，并承诺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会一如既往地支持新政举措。
然而，林登•约翰逊并未选择站立场这条路，甚至在他用来进行竞选的议题上，他都没有站立场。五月十三日，约翰逊宣誓就职国会议员后，马弗里克大喊道：“议长先生，这位刚刚宣誓就职了，林登•约翰逊先生，支持总统的司法改组计划，获得了选举的绝对优势！”约翰逊当时对总统的计划只字未提，而且就可以确定的资料来看，他的整个华盛顿生涯，都对这计划缄口不言。五月十三日时，因为国会中的激烈反对，最高法院填塞计划败局已定，但关于这计划的抗争还远远没有结束。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决定性的十票反对八票赞成，是在五月十八号才公布的，而对计划做出各种调整和适当妥协的努力又持续了两个月。但曾恳求选区民众把他送到华盛顿，好支持总统计划的约翰逊，从头到尾没有公开发表过一句支持的话。在其他议题上，约翰逊在推进全国性立法（能够在他的选区之外也造成影响的立法）上的记录也让人震惊。他是一九三七年成为国会议员的。一九三七年，他没有提出任何全国性的立法，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和一九四〇年依然没有。一九四一年他倒是提出了，在珍珠港事件发生两天后的十二月九日，目的也是为了通过合并青管局和民间资源保护队，为自己创造一份工作。合并后的机构，将培训年轻人去工厂进行军工生产，而他希望罗斯福总统可以指派有青管局经验的自己去当主席。一九四二年他也没有提出全国性的法案，所以一九四一年那项为了扩大个人权力的法案，就成为他在国会头六年提出的唯一一项全国性法案。是因为没经验吗？一直到众议院生涯的尾声，他在提出立法这件事上，也不比一开始积极多少。一九四三年，他提出了一项所谓的“全国性”立法，一九四五年提出了两个，但一九四六年没有，一九四七年也没有，一九四八年也只有一项。在众议院超过十一年，他只提出了六项能有全国性影响的法案。
不但数量惊人地少，提出者为了推进这些法案做出的努力也惊人地少。除了其中一项法案，其他的林登几乎没怎么努力。在众议院的十一年中，林登•约翰逊只有一次出现在相关委员会面前，支持自己所提出的全国性法案。而也就是除了那一次，他提出的任何全国性法案都没有得到众议院任何委员会的严肃对待（有些甚至连形式都没走）。十一年来，他上呈国会的五项涉及利益超出他自己选区的法案中，有四项都是走走形式，提出者本人没有任何兴趣和热情。他唯一抗争的那一次，是一九四三年提出的法案，是要求军工厂经常缺席的工人上交书面申请，以此来抑制军工厂旷工严重的情况，而这法案遭遇了惨败。他是在自己的海事委员会提出这项法案的，甚至都没有去询问一下对这类法案有决定权的劳动委员会主席的意见。海事委员会倒是赞成多于反对，推出了这项法案，但劳动委员会的主席被激怒了，要求负责立法流程的规则委员会不让这项法案进入众议院。卡尔•文森颇为尴尬，不得不承认，他想当然地以为劳动委员会已经交出了决定权。法案在规则委员会那里就被毙了。因此，在他十一年的议员生涯中，林登•约翰逊提出的可能影响到美国人民的全国性法案，没有一项成为这个国家的正式法规。
他自己不提出法案，也不会为别人提出的法案抗争。
至少不会公开抗争。他不撰写法案，也不撰写演讲稿，至少不撰写在华盛顿发表的演讲稿。才华横溢的亨德森不断创作的那些演讲稿，约翰逊只在回到选区时才用。这倒是与议员们惯常的做法有很大不同。他们只允许把演讲稿放进“国会记录档案”，不能在众议院宣读。众议院的这项规定，实际上是给了议员们无限的自由，可以尽情在档案中“修改和扩展”他们的演讲。议员只能在会议上读一篇演讲的开头，然后就要递给某个书记员，重新打印好，放进记录中。按照这心照不宣的特权，档案中任何东西都可以用政府的开支来复印，再用政府的开支寄出去，议员们就利用这一点，“修改和扩展”，并复印了成千上万自己的声明，寄给他们的选民，相当于免费宣传，还能给选民留下积极参与国家大事的印象。档案中全是从未在众议院发表过的演讲稿。然而，尽管约翰逊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其他的宣传渠道，却很少去“扩展”自己说的那些话。多年过去了，他一次也没用过这个手段。 (5)
档案中属于他的“真正”演讲，就是长度超过了一段两段，真正在众议院发表过的演讲，数量更是惊人地少。
山姆•雷伯恩觉得约翰逊早就应该在众议院发声了，他催促鼓励了好几个星期，约翰逊终于在一九四一年八月八日走进众议院的发言席，倡导扩大《义务兵役法》。这是值得记住的一天。他已经做了四年的国会议员了。除了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阿尔伯特•西德尼•伯勒森去世时他致了简短的悼词，这是他发表的第一个演讲。
下一个要等到十八个月后了。他站起来为自己那项反旷工法案争论时，说出了这样的话：“议长先生，我在众议院的任期已经四届，几乎从未对您有过什么要求。”反旷工法案之后，有几乎三年的时间，他没有再发表演说。时间一年年过去，林登•约翰逊没有在众议院发哪怕一次言。 (6) 事实上，一直到一九四八年，他要竞选参议员了，他才出于必要改变了策略。此前，在十一年议员生涯中，他一共只发表了十次演讲，平均一年还不到一次。
他不会在演讲台上抗争，也不会在议员席上抗争。在正反双方关于立法的你来我往的争辩当中，他的行为举止很值得注意。同僚海伦•加黑甘•道格拉斯模仿他的样子，缩在椅子里，一只手托着腮。“他看着就像十分无聊的样子，半闭着眼睛缩在椅子里。”她说。而且他很少能长时间坐在那里。“他从来不在众议院发言，除了极少数场合。”而且，道格拉斯夫人还补充说：“他也不花太多时间听众议院其他人发言。”他可能会坐那么一会儿，“十分无聊的样子”，然后“突然跳起来，很紧张……很焦躁，仿佛一分钟都忍不下去了。他可能会跟议员席某个议员或者议长说句话……然后就离开了”。离开的时候，他“迈着富有个人特色的大步子，仿佛行走在得州某个平原上，”她说，“他总是给人很着急的感觉。”
“马弗里克党”员们在议会做了不少抗争。约翰逊到华盛顿上任时，他们本期待他也能加入，这期待是很自然的，因为很多报道上都说，这个人高喊“罗斯福，罗斯福，罗斯福”，并且是因为支持总统的最高法院填塞计划而胜选的。罗斯福是他们的英雄，总统的目标就是他们的目标。马弗里克也对他们保证说，他很熟悉这个年轻人，他与他们观点一致。其实，约翰逊是加入了一段时间的，几周的时间，他都参加了这群人在伦克尔的晚餐聚会。马弗里克发现，就算他和他们观点一致，也不会为其争辩，但也不会提出反对。“马弗里克党”成员，加利福尼亚的爱德华•V.M.伊扎克说：“他就是对众议院讨论的所有立法都不太感兴趣。我们中有些人一直都待在议员席，为自由事业而抗争。但他对议员席是避之唯恐不及，偶尔在那里时，也特别特别沉默。”伊扎克的评价也得到了约翰逊很多同僚的赞同。而且这评价也很戏剧化地通过约翰逊对众议院讨论与辩论的参与度表现出来。有关记录几乎可以说不存在。一年又一年，约翰逊没有站起来提过哪怕一次异议、观点，没有询问或回答过一次问题，没有支持或反对过正在讨论的任何一项法案，在议会的整个讨论流程中，他别说参与，连一个字都没说过。 (7)
对于那些可能通过媒体公开发表的评论，他的态度也同样鲜明。他不是那种想通过记者来对全国性议题发表评论的议员。相反，他经常不遗余力地避免被迫透露观点的情况。要是有记者在某条走廊上请经过的议员发表评论，约翰逊走到那条走廊上，看见记者，会赶紧转个身，急匆匆地往来路上走。
公开场合他不抗争，那么私下里他抗争吗？有些影响力很大的议员，虽然演讲和辩论时都不积极（不过根据“国会记录档案”，很少有人像约翰逊那么沉默），暗中却十分活跃。他们会站在议会会议厅后面的过道（或者在衣帽间里）上，一只脚踏在将过道与议员席分开的黄铜栏杆上，暗中操纵着议员们同意或反对某项立法。
林登•约翰逊不是他们中的一员。不是说他在过道或衣帽间里就很沉默了。他很友好、很亲切，而且，同僚们都认为，甚至可以说他很健谈。
但是他言之无物。议员同僚们正目睹着他的大学同学曾经目睹过的事实：大家讨论一件有争议的事情，他也许口若悬河，但绝不会表明立场，或者表达什么实质性的观点。他尽量避开特别具体的言辞，要是被逼到没办法了，就说对方想听的话。与国会同僚们的讨论表明，他相当擅长做这样的事。如果这个国会议员是个自由派，他会认为林登•约翰逊议员也是个自由派。坚定的自由派道格拉斯夫人说：“我们在很多大事上意见都一致。他大体上都是站在自由派这边的。”但如果这个议员是个保守派，他就认为林登•约翰逊议员也是个保守派。反新政的纽约州北部共和党议员斯特林•科尔说：“如果说我们在政见上有分歧，至少我是没看出来，完全没看出来。”这些年来，议会讨论了很多重大议题。比如，一九三八年，罗斯福总统建议改组行政机构，建立新的内阁部门来更好地满足新的社会需求，议员之间就为此进行了激烈抗争。愤怒的议员们称之为“独裁法案”。也是在一九三八年，工薪与工时的法案被提出，要把美国的工人们从工业时代早期的奴役和束缚中解救出来，自由派与保守派又为此大战一场。还是在这一年，有议员提出了扩展社会福利，创造更多有意义的社会保障条例的建议，自然也引起了轩然大波。而最重要的是，新政在一九三八年面临着自身的萧条，华盛顿的讨论如火如荼，到底是开展更多耗费巨大财力的大项目来抑制萧条呢，还是制定总统本人也热切期望的合理预算更重要：这个议题的解决方案，在后来的很多年甚至数十年，将给美国人的生活造成重大影响。这些战斗林登•约翰逊都没有参与。他没有参与立法或辩论，没有发表演讲，没有在议员席上发言，也没有在衣帽间或委员会站立场。他一路高喊着“罗斯福，罗斯福，罗斯福”进了国会；在国会，他什么都不喊了，什么都不说了，什么立场都没有了。他不发表任何观点，也不为任何事抗争。后来，林登•约翰逊被称作议会天才，议会的主要责任就是要订立法律。而林登•约翰逊在众议院这个立法机构的十一年，在四百三十五个议员中，要数他最不和立法沾边了。
一些比较精明的同僚，认为他们理解林登沉默的原因。经常和他共事的道格拉斯夫人分析了他如此行事的原因。其中一个是“谨慎”：“只是出于谨慎吗？他只是不想让自己说过的话成为以后的把柄，这是不是比很多国会议员都更谨慎的行事作风呢？……他很机智，喜欢讲故事，很幽默。但他总是很清楚，话出了口就要负责任。他总是很清楚自己说的话可能被别人记下来，多年后也有可能拿出来重复。他不希望多年后有人说：‘我记得你说过……’”道格拉斯夫人目睹他滔滔不绝，却极少表达观点，突然意识到，林登•约翰逊是个“强人”。她说，在华盛顿“人人都想知道你的立场，但他的自我控制力极强。他很健谈，但没人知道他到底是什么立场”。
甚至于多年以后也是如此。也许，约翰逊保持沉默，只是在走一条前人证明过的众议院权力之路。这是雷伯恩走过的路，而现在雷伯恩大权在握。
但绝不是同一条路。雷伯恩想要的，就是众议院的权力。这个有着钢铁般意志的男人小时候在家中畜棚里给自己定下的目标，就是三层席位之上那把交椅。这是他唯一的目标。曾经有人请他竞选参议员，说他的成功一定是板上钉钉。他拒绝参与。他是多数党领袖，一九四〇年九月以后又成为议长，可谓权倾国会，只要他愿意，遍及整个得州的大权，实在是手到擒来。但他放弃了每一个机会。他对青管局表现出的唯一兴趣，就是帮林登•约翰逊获得得州理事的位子；他对市政工程局表现出的唯一兴趣，就是在自己的选区修建丹尼森大坝；对新政中其他在得州建立的涉及全州范围的机构，他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比如公用事业振兴署、农村电气化管理局；很多在全得州呼风唤雨的大商人去华盛顿时，连约他见上一面都不行。对他来说，只有众议院最重要。
但约翰逊的目标不是众议院的权力。那三层席位对他来说还不够高。那位年长之人和这位年轻人目标的不同，甚至在约翰逊还未成为国会议员时就展现出来了。那时他还是克雷博格的秘书，对那些并不是来自克雷博格选区的商人，他也全心全意地效劳。他刚成为国会议员，还在病床上时，第一个行动，不就是确保涉及全得州的青管局继续掌握在自己手里吗？现在从他办公室寄出去的信，不就是不仅寄往他的选区，还寄往休斯敦、达拉斯和埃尔帕索吗？在他眼前铺展开的这条路上，众议院的席位是必经的集结待命区，但不是这条漫长道路的终点。他需要这个席位，但不想在这位子上坐太久。所以他沉默，不是想得到众议院的权力；如果他是故意沉默，原因是和雷伯恩不同的。这么长的一条路，谁能预料会有什么转折？不管现在某个立场看上去有多么安全，从政治上看来多么睿智，以后这立场可能会成为纠缠他的把柄。不管他现在说什么，不管某句话现在看起来多么精彩，也许有一天他会后悔这样说过。
所以，他什么也不说。
另外，在得州议员这个圈子之外，他在国会山上的地位，并无什么进步。
有一段时间，他在议员同僚们之中非常受欢迎，原因和那些年轻的新政支持者喜欢他一样：不仅因为他有魅力，擅长讲故事，喜欢并且擅长讨好逢迎他人；还因为，用乔治•布朗的话说：“他是个领袖型人物。约翰逊有个诀窍，和别人谈起那人不喜欢的某个人，他会比对方还有感染力。他和乔聊天，要是乔不喜欢吉姆，他就说他也不喜欢吉姆，这就是他的领导力，是他的诀窍。”当然，有一段时间，国会的自由派以为他是同一个阵营，保守派也认为和他在同一个阵营。
但有些人开始回过神来。自由派发现，要让他发言支持某个他们感兴趣的法案，是根本没用的，而保守派也发现他不可能支持他们的立法。伊扎克对约翰逊在议员席“特别特别沉默”的评价，成为同僚们之中广泛传播的评价。国会山也不是没见过实用主义的人，对很多议员来说，这都是一种生存之道——谨慎小心在这里是种常识。但越来越多的同僚认为，林登•约翰的实用主义和谨慎小心，已经超越了常理。那些有着坚定立场并一直为之奋斗的同僚开始蔑视他、嘲笑他。
当然，还有他的性格，孩提时代就在约翰逊城的空地上显露出来的鲜明性格。要是他不能领头，就拿起棒球直接回家。就是约翰逊城一个玩伴说的：“要是他当不了领头的，好像就不太想玩儿了。”这个性格在华盛顿也十分鲜明。“他不能忍受自己不是大人物，就是不能忍受。”埃丝特尔•哈宾曾经说过。只做人群中普通的一员，这是林登•约翰逊不能忍受的事情。他渴望，急切地渴望做头领，不仅要领导他人，还要掌控他人，让他人臣服于自己的意志。
鸡尾酒会上，如果其他客人是年轻的新政支持者，他可以成为被关注的中心；还曾经一度因为自己的人格魅力，在有更年长更有权的客人的情况下，他也是主角。但在权力说话的华盛顿，只要更年长更有权的人在场，他的主角当不久。而在等级森严清晰的国会山，他位处底层，能吸引的注意力更是少得多。他的故事的确生动鲜明，在乔治敦的客厅里讲起来还算吸引人，但到了国会的衣帽间，就没几个人听了。
他想给建议，都是好建议。他不仅在政治上才华出众，组织能力上更是颇具天赋。而国会议员们总是在摸索改进办公室组织架构的办法，而他是个中大师。但没有几个同僚愿意听一个低阶议员的建议。他想教育别人，想要像在道奇旅馆的地下室那样，在衣帽间或议员席后面的栏杆前大发议论、指点江山。但议员同僚们反感他那自以为是、倨傲专横的语气，程度不亚于过去反感他的那些秘书同事。要是没有权力的支撑，他掌控人心的技能便无处施展，而他手里无权可用。宾夕法尼亚议员詹姆斯•范•曾特说：“他想要什么，就一定要得到。他会说：‘哦，去你的，吉米，我之前帮了你的忙，现在我想让你帮我这个忙。’”范•曾特还补充：“约翰逊一直叫我们帮忙，他帮了我们些小忙，转过来要让我们帮大得多的忙。”“一次两次的还可以，”范•曾特说，“但他也做得太频繁了，大家都被惹恼了。”
“小国会”（还有那之前在圣马科斯）里显现出来的那些套路，在“大国会”又重复使用。林登•约翰逊极尽恭顺讨好的那些年长之人很喜欢他。而在同侪们之间，只要是他需要的，他的态度也很谦卑奉迎，比如罗和科科伦，这些人也很喜欢他。另外一些国会同侪（很少的一些）也喜欢他，大多都是博格和范•曾特这种谦逊温良之人。但其他人的感觉就大不相同了。在得州选区和约翰逊的第十区相邻的O.C.费舍尔说：“他很会和领导搞关系，但对小卒子，他看也不看一眼。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小卒子们也不介意。他们也不想跟他扯上多大关系。”就连比较欣赏他的范•曾特都说：“大家对他颇有微词，因为他野心太大，太强悍，太咄咄逼人了。有些人不太喜欢他。”约翰逊走在众议院餐厅时，跟随着他的那股愤恨之气不仅来自得州议员。卢卡斯说：“（其他州的）人们进来坐在”约翰逊坐的那张桌子附近，他们会跟周围所有的同僚都打个招呼，就是不理他。“他就会站起来说：‘嗯，某某，你他妈的为什么不理我？’嗯，他们不理他，是因为他们不喜欢他。他们忍不了他。”这种情况浓缩在一个很有象征性的动作里：退缩。林登•约翰逊的习惯没改，还是喜欢一手抓着对方衣领，一手揽住对方的肩，让他和自己挨得很近，盯着他的眼睛，脸贴脸地说话。有些议员同僚不介意他这么做，甚至喜欢让他这么做。范•曾特回忆：“他就伸手揽着我的肩膀说：‘嗯，你看，吉米……’我很喜欢他。他在的时候你总是觉得很放松。”但其他人，很多的其他人，是介意的。他们会从他手底下退出去，缩缩肩膀把他的手甩掉。有时候，要是他还不知趣，对方就会生气了。有一次他伸手抓住某个议员的衣领，对方把他的手打掉了。背后没有权力支撑，他和同事们相处的方式，非但没为他得到渴望的权力，反而让他更不受欢迎了。
他在海事委员会的地位，也很难点亮议员生涯。卡尔•文森的一位助手说，约翰逊和在委员会低层席位上，坐他旁边那位风度翩翩的单身汉沃伦•马格努森，发现了一个可以“巴结”主席的办法，就是给他讲“故事”，说白了就是荤段子。“好笑而下流的笑话，和桃色绯闻里的细节，都能让他听得有滋有味。”马格努森说，文森很爱自己病弱的妻子，“每天下午很早就回家照顾她，从来没有邀请过任何人去他家做客……他是个隐士。”但两个年轻人开始去他家做客，给他讲“故事”。马格努森说：“我们很快就跟‘上将’打得火热。”不过，主席可能很喜欢他们，但他们仍然只是这艘规矩严苛的船上最低阶的小兵。约翰逊不断地被提醒这个痛苦的事实。偶尔，在质询某个证人时，他会讲个俏皮话。“这位得州的先生说完了吗？”文森会面无表情地问，小木槌无情地敲下来。“我们继续下一项。”主席会说。约翰逊对录音机入了迷。在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〇年，那还是很大很笨重，刚刚投入广泛使用的设备。一天早上，听证会开始之前，他搬了台收音机到委员会会议室，在座位上放好，在证人席上放了个麦克风，再接好线。文森来了，懒洋洋地陷在座位里，点燃一支烟。正当要敲下木槌宣布听证会开始，他注意到了那台录音机。
他从悬在鼻尖上的眼镜瞥过去，他说：“得州来的先生拿的是什么东西？”
“录音机，主席先生，”约翰逊回复，“今天上午有位证人是来自得州的。我想把他的话录下来，送到得州的电台去。”
“嗯，”文森说，“这位先生不这样做。我们不会录下证人的发言，也不会把录音送到选区去。”他直截了当地让约翰逊把录音机搬出会议室。这是相当折辱约翰逊的，因为他必须在得州来的客人面前遵守命令。
一九三七年，约翰逊宣誓就职时，国会只有两个议员比他年轻。现在，一九三九年，已经有好些议员比他年轻了。他甚至都不是得州最年轻的议员了。分析得州在国会情况的报纸文章经常提到“得州代表团的宝贝”，说的是马歇尔附近格兰德沃特的林德利•贝克沃斯，一九三八年当选，时年二十五岁。当然一九三九年八月约翰逊也才三十一岁，但也不算特别年轻的议员了。他只是一个初级议员，数百名初级议员中的一个。
人群中不起眼的一个。
而在宾夕法尼亚大道的另一边，他好像也毫无胜果，甚至有所败退。
他想面见罗斯福总统，一直未果，于是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四日，他想再次引起罗斯福的注意，就写了一封很不寻常的信，希望得到回复。表面上这封信是要推荐某个熟人上任联邦职位，但开头是这样的——
先生：
有时候，当我为得州第十区和整个美国奔忙工作时，总会思绪万千，觉得一定要和领袖谈谈。我知道，不能面见您来耽误您的宝贵时间，但此时此刻，我一定要放下文件，离开打字机，给您写点肺腑之言……
然而，如果约翰逊期待能得到“领袖”的回复，他会很失望。回复并非来自总统，而是他的秘书史蒂夫•厄尔利，而且特别公事公办。“您的话我们一定会慎重考虑。”回函中说。（后来，约翰逊推荐的那个人也没得到这个职位。）
同一个月，约翰逊又致信罗斯福，要求为得州农工大学的后备军官训练队增加拨款。白宫将这个请求转给陆军部处理，而陆军部很草率地驳回了请求。
白宫的很多助手都同意，约翰逊想和椭圆办公室里那个人拉近关系，却一无所获，并没什么特殊的原因。他们说，他也没什么应该去接近总统的原因。“要见总统，总得有事吧。”罗解释说。约翰逊没什么大事。而罗和其他一些知道约翰逊劳而无功的新政支持者，也看不出他能有什么事，至少从现在到不久的将来都不会有。毕竟，他只是个初级议员，来自美国最偏僻最闭塞的地区之一。
和罗一样猜测出他野心的人，看不到他成为参议员的希望，更别说染指国家权力了。至少目前还看不到什么希望。他的政治基础，在得州偏远地区一个闭塞的选区，这怎么可能变成全国性的政治基础呢？
目前看来，除了继续做个无足轻重的议员，他还能干什么呢？林登•约翰逊不能忍受自己就这么做人群中不起眼的一个。但一九三九年春去夏来，他也就是人群中不起眼的一个。而且，就眼前看来，这种情况很有可能还要维持很多年。
(1) 弗朗西斯•马里恩（Francis Marion）：美国独立战争中的一名军官，战术变化多端，出其不意，“沼泽狐”正是他的绰号。
(2) 一开始是海事委员会主席。一九四六年以后，他成为新成立的委员会主席，海军事务与陆军事务一起管，称为“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原注
(3) 美西战争的决定性战役。
(4) 黄犬契约（Yellow-dog Contract）：意指雇主在雇用劳动者时，在契约中加入“劳动者不得加入工会，或必须脱离工会”的条件，目的是限制劳动者的自由结社权，削弱工会与雇主抗争和谈判时的实力，侵犯了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因为英文中的“黄犬”一词有卑鄙奸诈之意而得名。
(5) 一九四○年，一九四二年，一九四四年，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四七年，他都没用。一直到一九四八年，他在国会的第十一年，他的行事作风有了很大的变化，因为他在竞选参议员。这个手段他只用了十四次，和他提出的法案数量一样，这个数量是远远低于国会平均值的。——原注
(6) 一九三八年，一九三九年，一九四○年，一九四二年，一九四四年。——原注
(7) “国会记录档案”中，找不到林登•约翰逊参与议会讨论记录的年份分别有一九三七年、一九三八年、一九三九年、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原注
•30•
一份合同，三封电报
然而，一九三九年的夏天，他迈出了孤注一掷的一步。
山姆•雷伯恩也在这个行动中。背景是美国政治史上最精彩的戏剧之一：美利坚的总统与副总统之间的宿仇。
这两人组队寻求连任，在竞选后（他们赢得了美国历史上著名的竞选，而且是大胜）不久，这仇恨就开始爆发。
早在一九三六年的竞选之前，对新政发展方向颇为忧虑的约翰•南斯•加纳就一直在向富兰克林•罗斯福抗议。加纳认为“百日新政”时采取的那些紧急措施是必要的，总统挽救了这个国家，但他又觉得，到一九三四年，紧急时期已经过去了，那些措施应该逐渐停止了。早在一九三四年十月，他就从尤瓦尔迪写给总统一封言辞直率的信，建议他“尽量缩减政府的开支……请原谅我提起此事，因为这好像不是我该插手的事情，但这关乎联邦的基金开支，应该量力而行，欠债要还”。一九三五年，又有了“二次百日新政”，采取的措施更为自由激进，比如社会保障、《瓦格纳劳动关系法案》等，还有增加遗产税和所得税等，都极大违反了杰克•加纳全心信奉的那些简单直接观念信条。新政在继续，政府继续大量开支，每年的财政赤字居高不下，“仙人掌杰克”是多么厌恶“新政”这个词啊！他认为，再这样下去，肯定会再次引起大萧条。三十年后（一九六五年，加纳已经九十六岁了），华盛顿一名记者去尤瓦尔迪，问他对政府有什么建议。“不要再花那么多钱了！”老人咆哮道。
他的抗议一直都严格在私下进行。加纳的信条中，如果说个人主义是一根支柱，忠诚就是另一根。忠于自己的党派，忠于自己的领导。他最最厌恶的政客是莫里•马弗里克，此人的立场完全和他背道而驰，而且，他还打败了加纳的朋友，圣安东尼奥的“城市机器”。但一九三六年马弗里克再次参选，与“城市机器”对抗时，加纳为马弗里克的竞选资金做了安排，因为罗斯福请他这么做。有时候他对“新政”的态度会在寄往得州的私人信件中流露出来。一九三六年，他的老朋友，休斯敦富有的木材商约翰•亨利•科尔比，极度保守的南部维宪委员会主席写信问他：“你要对这叛徒罗斯福政府忍到什么时候？”加纳简明扼要地回复：“你不可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有一半事情想做也做不到。你不可能控制每个人，我的处境也一样。我想这能回答你的问题了吧。”但在一九三六年的选举之前，他从未在华盛顿流露过任何不满。他也许不同意政府的一些建议计划，却也积极在保守派之间奔走游说，这些都是他浸淫国会山三十年来交的朋友。“要论在参议院的影响力，没人比得上加纳，”在详细记录这个法院填塞计划始末，十分具有参考价值的著作《一百六十八天》中，作者约瑟夫•阿尔索普和特纳•卡特雷基这样写道，“在总统的首届任期，华盛顿的参议员们，大多是在加纳那藏酒丰富的私人办公室里，看到‘新政’光明前景的。”
接着，一九三六年末，新大选才过去几个星期，就迎来了一系列静坐罢工。加纳以及他那些国会的得州朋友与南部朋友可观的财富，就是在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上累积起来的。尤瓦尔迪地处九十八度经线以西，棉花产量很少，所以加纳改种山核桃。采摘山核桃的，是人口超过尤瓦尔迪总量一半的墨西哥裔美国人。采摘是个苦活儿，把山核桃从树上打下来之后，还要去壳，需要很大的手劲。加纳付的工钱是每磅一美分。一个条件好的工人，每天最多能处理一百磅，而且手指上全是密密麻麻的小伤口，血流如注。这样每天只能挣一美元。墨西哥人对这个薪水还是很满意的，加纳解释说：“他们不是爱找麻烦的人，除非受了美国人的影响。叫来警长，就能让他们乖乖听话。”而尤瓦尔迪的白人劳动力，工资也高不到哪里去。加纳会修房子然后出租。得州木匠的工资水平是一小时一点二五美元。而加纳的木匠只能拿到零点二五美元，也有几个努力工作，时薪涨到五十美分的。但一犯了错误就要扣工资。（“比如一块木板锯短了一丁点儿，”尤瓦尔迪一位木匠说，“你就马上回到那二十五美分去了。一个错误，就这么简单。”）很多人习惯了把工人当农奴来压榨，他们光想想工会这种机构，就觉得无比厌恶。（尤瓦尔迪是没有工会的。“加纳先生不喜欢工会，”另一个木匠说，“管道工人曾经组织过一个工会，但现在没有了。”）静坐示威则是这种劳动冲突的终极爆发，工人们控制住雇主工厂里的财产，在工作岗位上静坐，威胁到神圣不可侵犯的私人财产。加纳后来回忆，在一次内阁会议上，他说：“他们允许人们拿走别人的财产。在得州，我们管这叫‘偷’。就在那时我说……联邦政府要为全国人民保护私人财产……我越说越失态，开始怒骂，还举了该隐 (1) 的例子。”
他还亲自去见了罗斯福。后来，他把两人之间的讨论告诉了一生好友和亲自授权的传记作者、记者巴斯科姆•蒂蒙斯。
我问总统：“您觉得这样对吗？”
“不。”他回答。
“您觉得这合法吗？”
“不。”他回答。
见了总统，加纳觉得罗斯福应该是答应了立刻要发布声明，反对新的罢工；如果情况继续恶化，他会采取更强硬的措施。但无论声明还是行动都没有兑现。这不是加纳第一次觉得罗斯福言而无信了，他认为总统不断向他承诺过要平衡收支。约翰•冈特尔后来写道，罗斯福“最糟糕的品质”，就是“迂回暧昧”“缺乏直率坦白”“堪称欺骗”。早在罗斯福担任纽约州州长期间就认识他的人，说的话还要更重。在奥尔巴尼，很多人都知道，州长的承诺不可信。纽约市有个通常十分温良的议员鲁本•拉扎勒斯，曾当着罗斯福的面告诉他：“州长，从现在开始，我们说定的事情都要白纸黑字写下来，而且我需要你的签名承诺。”他的州立公园专员，脾气没那么温良的罗伯特•莫西斯，有一次竟然朝他吼了起来：“弗兰克•罗斯福，你他妈是个骗子，这次我能证明！当时是有速记员的！”加纳对朋友说过，总统“很有魅力……但很难搞懂他。他总是避免跟你说清楚任何事情”。这话从加纳嘴里说出来，就是最严厉的批评了。国会山上的议程一件接着一件，大家总是急匆匆结成联盟，一个人的诚信非常重要。加纳自己就是出了名的言出必行，不管后面会遭遇多少麻烦和不便。一九三七年，静坐示威的范围越来越大，总统那边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阿尔索普和卡特雷基写道，加纳觉得“他被总统彻头彻尾地玩弄了”，于是“大发雷霆”。发怒的加纳管不住自己的嘴。他后来回忆说，他和罗斯福开会，多数党领袖约瑟夫•T.罗宾森也在场，“我们激烈争吵，”确实非常激烈，阿尔索普和卡特雷基写道，“很快两个人都失控了，对彼此口出恶言，乔•罗宾森听得心惊胆战，赶快大喊一声让他们停下，强迫他们散会。”
接着，一九三七年二月五日，罗斯福提出了他的法院填塞法案。
加纳和其他国会要人，之前没有一个听到一丁点儿这个法案正在筹备的风声。他们在罗斯福对媒体宣布此事前的半个小时才被召集到国会接到通知。（后来，加纳还说，罗斯福在不到三个星期之前，还向他和罗宾森保证过，国会即将要考虑的，不过就是一些拨款法案。）
第一届任期时，总统大体上还是很小心谨慎的，遇事会认真和国会山商量。第二次的顺利当选让他觉得，不用再商量了。“他是认为，”阿尔索普和卡特雷基写道，“大家都要自动服从他的意志吗？……他过于自信，以至于盲目。”他们这样下了定论。 (2)
参众两院都有很多多数派民主党员。这些跻身多数派的人，从来都不是对白宫俯首帖耳的。而且他们还有个不好的习惯，叫他们提建议，他们就一定会提……因此不管是加纳还是罗宾森……还是其他人，都不能提前知晓秘密。总统太不考虑国会的感受了……他强硬地推出了这项法案，似乎是在表明，国会就算想抹去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成。
总统如此无礼，远远不是加纳对该法案抱有强烈忧虑的唯一原因。这个个子矮小、内心强硬的得州人，并不耽于抽象的思想，但关于执政，他有深信不疑的几个坚定信条，其中之一就是宪法。听闻总统建议的一瞬间，他认为这无疑是对宪法的威胁挑战。加纳后来回忆，会议之后，“我车上载满了参议员和众议员，一起回到国会大厦。我们都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根据大多数人的回忆，一路上最先做出反应的，是得州人汉顿•萨默斯，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大伙儿，”他说，“我想了几个办法。”但第一个反应的应该是加纳，早在萨默斯之前。他后来说，散会以后，他悄悄和秘密起草法院填塞法案的司法部长霍穆尔•卡明斯聊了聊。“部长，”加纳说，“老大签发这个法案之前，需要很多很多个月。”加纳很快也在国会山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自己的感觉：几个小时后，总统的话正在参议院宣读时，加纳离开议员席，漫步到参议院会议室后面的参议员专属大厅，面对那里的一群参议员，一手捏着鼻子，一手倒竖大拇指，传达了非常明确的想法。
国会的大多数领袖也同意他的想法，但对党派的忠诚令加纳拒绝公开反对这项法案，并且试图调停，让双方做出妥协。然而，当他带着一群同僚面见罗斯福，提出建议时，罗斯福“当面嘲笑他们，哈哈大笑，搞得很多人非常恼火”。（罗斯福太自信了，阿尔索普和卡特雷基写道：“那些日子，只要有人建议他做出让步，他就要哈哈大笑。”）
但是到了五月，静坐示威和普遍的工人骚乱加剧，正副总统之间再添新仇，用汤米•科科伦的话来说，副总统“不再忍耐……几乎是公开分庭抗礼了”。很快，衣帽间里人人都在议论，说加纳告诉带头反对法院填塞计划的参议员惠勒：“博尔特，你是个真正的爱国者。”参议员范登堡在一次会议上情绪激动地反对静坐示威，说这比造反好不到哪里去，加纳从主席台上走到议员席，众目睽睽之下拥抱了这个共和党人。他“造成了很糟糕的影响”，科科伦说。接着加纳迈出了他最激烈也最有效的一步。六月十一日，国会召开期间，他离开华盛顿，回了尤瓦尔迪。
关于自己中途离开，加纳没有任何解释。但原因显而易见，而且让正副总统之间的冲突暴露在了公众面前，阿尔索普和卡特雷基将其称作宾夕法尼亚大道这一头的新政支持者和另一头保守派之间的“大分歧”。让那些还在摇摆，心存疑虑的参议员们更坚定地反对总统的法案。而且，现在，罗斯福也逐渐明白，让步是必要的，要达到最有效的让步，他需要加纳。六月十八日，加纳的老朋友吉姆•法利发现总统“因为参议院的主事人缺席而怒气冲天”。
“他妈的杰克为什么这时候要走？”烟雾缭绕中他火冒三丈，“我要写信跟他把所有的事情都说了，叫他回来……他必须得回来。”
罗斯福的信充满了他的个人魅力，但对杰克•加纳来说早就没什么魔力了。他一直到七月十九日才回到华盛顿，而且还是因为要来参加因为心脏病突发意外去世的朋友、多数党领袖罗宾森的葬礼。加纳是在小岩城上的送葬的专用火车，车上三十几个参议员向他问候。“仿佛见到离开已久的父亲，”阿尔索普和卡特雷基写道，“这只得克萨斯老狐狸从尤瓦尔迪迅速赶来，心中的目标催促他一路风驰电掣。他看到民主党在法院填塞计划中产生分裂，现在他要回去收拾残局了。”参加完罗宾森葬礼之后，他在火车上和参议员们商量一番，第二天一早，他来到白宫。在罗斯福“表现了极大的欢迎与热情”之后，话题转向法院填塞计划的斗争。加纳问他：“你想让我委婉点说还是直说，长官？”罗斯福仰天大笑，请他最好直说。“那好，”加纳说，“你输了。你的票不够。”
罗斯福授权加纳，制订一个让步计划。计划出来了，是一份协议，说法院改组计划会重新提交到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面前，但等到这份法案重新出现在参议院，关于最高法院的所有内容将会全部删除，总统算是全盘惨败了。唯一能给他留点面子的，是低级一些的法院还会有一些改组。对当时很多参与者进行了全面采访的阿尔索普和卡特雷基说，加纳“想为总统尽自己的全力”，他也的确这么做了。但他面对的是参议院对这个法案强烈的反对情绪以及某些参议员想彻底将法案否决，好给总统上一课的想法。有一次，他本来想和惠勒商谈，结果这个蒙大拿人“非常坚定”地告诉他反对党不用做出任何妥协，因为手上的票完全够，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在好友们眼里“暴躁易怒，复仇心重”的罗斯福，十分不能接受这次失败。阿尔索普和卡特雷基写道：“他知道必将承受眼前的羞辱，无处可逃。但他下定决心，要是自己不得不遭受痛苦，那后面必将让国会有责任的人遭受双倍的痛苦。”而且他觉得谁负有最大责任是很清楚的事。“火冒三丈”的总统对法利说：“他都没试着和惠勒商量一下，直接就接受了惠勒的条件。要是加纳随便去抗争一下，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科科伦作为总统在这场战争中的主要战略顾问之一，非常直白地说：“是副总统背叛了总统。”
这种情绪不是单方面的。加纳觉得罗斯福再一次“让人看不懂”了。加纳记得，在关于谁代替罗宾森做多数党主席这件事上，两个人说好，不要争。加纳觉得自己是遵守诺言的，而罗斯福没有，他暗中安排，确保了肯塔基的阿尔本•巴克利当选。加纳还在一份备忘录中问了总统一个问题：“政府什么时候平衡收支？”加纳以前问过这个问题，也得到了非常直接的回复：“我说过五十遍了，会在一九三八年这个财政年度平衡收支。如果你想让我再说一遍，那我要么再说一次，要么再说五十次。我可以这么做。”但到头来，一九三八年财政年的收支严重不平衡。
两人之间的敌意根本藏不住了。伊克斯说，在一九三七年八月的内阁会议上，总统“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往副总统的方向送去一句有针对性的讥讽，尽管要笑着掩饰一下”。如果罗斯福以为加纳会乖乖忍受，那就太不了解自己这个多年的老搭档了。当年十二月，罗斯福正在讨论自己即将在国会做的发言，他说：“杰克，我要重申我的领导权。”他说之前因为太累，暂时放了放权。加纳回复说：“你那是因为害怕，总统先生。”罗斯福说只是因为累。“……又怕又累。”加纳针锋相对。伊克斯写道：“我从来没听过谁这么对总统说话。总统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现在，一九三八年，经济正面临“再萧条”的危机，罗斯福考虑发起新一轮政府投资来刺激经济，这将让一九三九财政年度的收支更加不平衡。一九三八年四月，加纳警告总统，这样的开支计划会引来国会的强烈反对。据《纽约时报》报道，他“言辞激烈”地说完这些话，离开罗斯福的办公室，“满脸通红，一副不管不顾的样子”。他还少见地跟一名记者大倒苦水：“我们这个新政疯狂烧钱已经六年了，现在看看到了什么地步？我头一个拒绝支持继续毫无顾忌地花钱。必须要停止。”他显然还告诉了朋友们，如果不停下来，他就来阻止。“加纳先生在得州家乡的那些顾问都公开传说，在国会会提出很多民主党人无法接受的举措，而他会带头反对。”《纽约时报》报道。其中一条不可接受的举措是罗斯福准备扩招白宫的工作人员，以及整个政府行政部门。用詹姆斯•麦克格雷戈尔•伯恩斯的话说，这表面上是“罗斯福提出最无争议性的举措之一”，却搅动了国会蠢蠢欲动许久的对罗斯福的怨恨与反对，让这种情绪沸腾起来。所以，山姆•雷伯恩的全力以赴没有用，罗斯福对各位议员慷慨许诺以求支持的努力没有用，国会投票否决了这个“独裁法案”。“宣布投票结果时，”伯恩斯回忆，“议员们爆发出疯狂的欢呼。国会公开造反了。”
此时，罗斯福被第一次公开问起他和加纳之间的不和传闻是否属实。他否认说完全不存在这回事。又有人去问加纳，“他只是笑笑，闭紧着双唇”。但接着罗斯福就开始了“清洗”，他进行了全国范围内的访问，想要在各选区的党派初选中，让那些反对过他的参众两院议员都落选。万分看重党派团结的约翰•加纳，实在无法相信，一个总统竟然能对自己党派的人做出这种事。事实上，在对法院填塞计划做出妥协的时候，他亲口对各位参议员承诺过，白宫不会有任何报复行为（他的心腹们认为，这是因为罗斯福对他做出过这样的承诺）。而且，罗斯福的一些目标，是与加纳相识多年的最亲密的盟友。他再也不费心掩饰自己的情绪了。罗斯福到了得州，站在总统专列后面的平台上，宣布任命一位得州人取代加纳的朋友、参议员汤姆•康纳利的联邦法官位置，而此人是康纳利的政敌。而加纳在待在尤瓦尔迪的家中，对记者说，自己在忙着“钓鱼”。美国总统来到副总统的家乡州，而副总统竟然不见他！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加纳从得州回到华盛顿，和罗斯福最后一次私下见面。“我们没有讨论出任何结果，”罗斯福告诉法利，“杰克强烈反对政府投资项目，反对增税项目，也反对救济项目。他好像什么都反对，但又提不出任何有效建议。批评是一回事，提出解决方案又是另一回事。”接下来的内阁会议上，加纳的情绪完全发泄出来了。树敌颇多的自由派亨利•华莱士，开始讨论关于减少棉花过剩的新计划时，用伊克斯的话说：
（副总统）坦率地发表了他对棉花问题的见解。总统说人们迁到南方去，就是因为他们喜欢自由，喜欢想种多少棉花就种多少棉花。他认为限制作物种植是个不好的举措，不管从经济上还是政治上。他提醒总统，在最近的会晤上，他已经谈过这个问题了。
在自己国会山上的大本营，加纳也完全坦率了。那次内阁会议之后一个星期，《纽约时报》报道，国会的民主党下定决心，要让政府“量入为出”了，“而他们如果需要领袖的话，约翰•加纳就是现成的人选”。这个国家的权力大鞭终于要挥舞起来了，用《纽约时报》的话说，“气势之大……很有可能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同一天，两个内阁成员受总统指派，不得不“毕恭毕敬”地去找副总统，恳求国会同意总统的政策。一个是华莱士，去说服他接受棉花种植面积的限制；一个是哈里•霍普金斯，希望拿到参议院的最终确认，当上商务部长。而霍普金斯在一个参议院委员会严苛的质询下几近崩溃，罗斯福自己也不得不毕恭毕敬地去找加纳。根据伊克斯的记录，罗斯福请他的副总统“‘为了党派’停止那咄咄逼人的质询”。加纳按他说的做了。但他拒绝在种植面积的问题上让步，还否决了总统的救济法案。现在的内阁，坐在长桌两端的男人很难掩饰彼此的敌意了。有时罗斯福还在讲话，坐在那头的加纳也会开口，声音还不小。有时候，伊克斯认为他的行为“十分挑衅，让人很不愉快”。加纳会打断总统的话，说：“嗯，我以前不是跟你说过吗？”或者：“你还记不记得我两三年前就提过这事了。”伊克斯说：“总统怎么能忍受加纳和其他人对他这样，我简直无法理解……我觉得总统心里对加纳的敌意肯定越来越深了……”一次内阁会议时，罗斯福被告知，加纳的盟友们在参议院又让他吃了个败仗，罗斯福盯着长桌那头的加纳，说：“好，好，就这样吧。现在我们开始第二章。”会议之后，他对伊克斯说：“你有没有发现我在吹口哨？”（他算是在吹口哨，牙齿之间“嘶嘶”的，伊克斯说。）“接着他说：‘我特别生气的时候就会吹口哨。’”
到一九三九年，目睹“总统在国会发言时，加纳在上面主席台那张干瘪而通红的老脸”，伊克斯本人都觉得他“很恶心”。就连英国国王和王后也难逃他粗鲁的对待！招待两位陛下的白宫晚宴上，“他像只猫儿一样上蹿下跳，没有教养，没有体面。我怀疑他在得州尤瓦尔迪的教堂晚餐上就是这样，而在这种重大场合也没有任何自制力……他伸出双手去摸国王……加纳觉得国王就是一只驼鹿。”
一位记者写道，年纪比较轻的新政支持者，包括那些“围绕在罗斯福周围，雄心勃勃的年轻知识分子和他们新闻界的朋友，一听别人提起约翰•加纳的名字，就会黑脸”。《纽约时报》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日发表了关于加纳的封面故事，题为《暗战》，文章说：“在新政积极分子的眼里，约翰•加纳已经成为破坏分子的象征。他们觉得这个来自偏远地区的政治家，观念陈旧，却因为在任多年而广受尊崇，恰巧就让他成了反动领袖，与六年来开明进步的改革作对。”这些年轻新政支持者的“记者朋友”写了文章，反映出他们对这位得州老政客有多么敌视。汉密尔顿•巴索在《新共和国》中写道：“他的心和大部分思想，都停留在一八七五年的美国……单纯作为一个人来说，他也不受欢迎……加纳先生把他个人的狭隘和自私变成一条政治原则。形而上学的人可能觉得这本身不是什么罪恶，但从做人的角度来讲，这当然是很糟糕的……他没有想象力，没有坚定的信仰，还用政治犬儒主义替代了社会共识。”早就已经不掩饰内心想法的雷蒙德•莫里在自己《新闻周报》的专栏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很多写加纳先生的“特稿”都说他是个荣耀加身的小丑，时间全花来想俏皮话，琢磨下次拍照该戴怎样奇怪的帽子，还有思考到底吃什么喝什么才能在新闻影片里看着比较养眼。写这些文章的人，很多都还是在华盛顿谋生的，他们的问题在于，从没想过加纳先生本人就是这个样子。他们见过太多伪君子了……所以想当然地认为什么事情都不是表面看到的那样。
加纳先生的确是个独特别致的人。我却只想叫他加纳先生……没多少人能当面叫他杰克的。这个人是有尊严有体面的……他这么独特别致，因为他的生活方式就是这样，简单，自然，和华盛顿那些虚伪浮夸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他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
新政支持者们嘲笑的对象也不甘示弱，发起反击。加纳厌恶这些人“略有些卖弄的理智主义”，这种优越感就连那些记者朋友也不得不承认。他还觉得他们虚伪，整天满口原则道义，其实，就像他对一个朋友所说的：“他们最感兴趣的，只是保住手中的权力。”在加纳看来，正是这些人，寡廉鲜耻，肆无忌惮，一直在劝说总统放弃他的党派，加纳所珍视的党派。
现在，宿仇直达巅峰，因为一九四〇年的总统选举正慢慢临近。
历史学家可能觉得奇怪，富兰克林•罗斯福是什么时候决定打破总统只能连任两届的惯例，决定再次参选的呢？但约翰•加纳的心腹们却一直都坚信他会做出这个决定。“有什么好问的，他肯定要竞选啊。”早在一九三八年秋天，其中一个就说了。加纳的看法也一样，尽管罗斯福保证过他不会再参选。“他手里的权力太大了，还一直想要更多。”他对蒂蒙斯说过，而这种渴求只会让他做出一个决定。后来，他对蒂蒙斯说：“要么去世，要么败选，否则他绝不会离开白宫。”
蒂蒙斯写道，加纳“认为任何总统，都不应该连任三届，他痛恨这种行为”，不管那个总统是好是坏。他痛恨的原因非常简单：在华盛顿四十年了，他清楚地见证了权力能把人变成什么样子。“谁都不应该过久地手握大权。”他说。在后来的一个场合，他说：“我们这个国家不希望出现任何国王或皇帝。每个人的野心都需要得到抑制，就算他们是人中翘楚，但他们也是人。”现在，他在对话中提到罗斯福时，经常直率地说起“独裁者”这个词。不管他想不想让民主党提名自己做候选人，反正是下了决心，不能让党派提名富兰克林•罗斯福。他的顾问们坚称，他参加提名的竞争，只是做一个反对连任三届的姿态；而新政支持者们却说，这个七十岁的赌徒，蛰伏了很久，终于手里握了一把同花大顺，根本隐藏不住他的贪婪，要把筹码全都赢回来了。
而罗斯福不管会不会再次参选，都决心不能让继任者拆毁他亲手建立的这一切；他决心要阻止民主党提名任何不支持新政的保守派，特别要确定的是，不能提名约翰•加纳。
一九三九年是“加纳年”。冲突已经公开化。《纽约时报》说，长期以来，国会一群保守派的巨头，被“友谊和对这个老人的信任这些无形的纽带”拴在一起，形成了“加纳帮”。“权倾一时的议长，外号‘乔大叔’的坎农，在遇到加纳时也是终于棋逢对手。这个矮胖、固执、脸色白里透红如‘福神’，鼻如鹰钩，眉毛如丘比特之翼，舌如牧童的加纳是自坎农以后在参众两院内外都最具影响力的人。”而他也在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一九三九年最初的几个月，国会否决了罗斯福的好几项提案。接着总统提出了一项新的公共工程项目，都是自我偿付的工程，需要建立一个依靠这些工程的“收入来支撑的循环基金”，可以在“需要额外刺激就业时用来资助新项目”。加纳认为这个提案一旦通过，行政那边就不用获得国会对这些项目的批准了。“这项法案的某些具体条款实在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他说，“相当于让总统自由地花费数十亿美元，在他愿意的时候，花在想花的东西上。这再次远离了宪政，向人政迈进。”国会投了绝对多数的否决票，这项法案甚至都没进行辩论。
之前，总统一直是依赖加纳去扼杀或调停可能坏事的国会调查。现在，一位年轻的得州议员，小马丁•戴斯（三十年前，加纳曾经在众议院与老马丁•戴斯共过事）为他的“非美活动委员会”争取到一笔可观的拨款，如威廉•洛伊希滕贝格所说，这笔拨款“满足了那些认为新政是一场‘红色阴谋’的人”。尽管行政那边愤而反对，国会还是通过了《赫奇法案》，罗斯福也不得不在上面签字。后来该法案并没什么效果（加纳觉得是因为行政那边并未认真执行），但通过时，大家都认为是对联邦工作人员政治活动的遏制。这项法案通过的原因在华盛顿众所周知：一九三六年的民主党大会上，很多代表都被任命了邮政局长、主事官员、国税局官员和其他联邦职位，这些人显然都是在任总统的坚定支持者。加纳和那些保守的盟友想确保现任总统在一九四〇年的党派大会上，不再有这个优势。
用伯恩斯的话说，“世界风起云涌，大战在即”，而乌云密布的国会拒绝修改《中立法》 (3) ，不愿意给总统更多施展的空间，去代表严阵以待的民主国家对抗法西斯。罗斯福把参议院的领袖召到白宫，恳求他们。接着加纳问他们有没有足够投票来修改法案，然后总结说：“嗯，长官，我们还是面对现实吧。你的票不够。这件事就是这样了。”
如果说一九三九年加纳在国会山上风光无两，他在民意调查中也是大受欢迎。三月，盖洛普民调问：“要是罗斯福不参选，你希望谁当选？”百分之八的人选了吉姆•法利，百分之十选了柯德尔•赫尔，而多达百分之四十五的人选了约翰•加纳。如果罗斯福的名字也包括在民调中，他的结果也不一定乐观。民主党人中有百分之五十三都反对他连任三届。《新共和国》颇带懊恼地报道说，政治预言家们普遍认为领先优势这么大的候选人是没人能超越的；民调人埃米尔•赫尔加说：“加纳先生在候选人中遥遥领先，势不可当。”当然，要说谁能挡他，那人选只有一个；正如罗斯福如果参选，也只有加纳能挡他。《国会文摘》如是说：“这就是象征新政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对阵厌恶新政大部分条款的约翰•南斯•加纳。”罗斯福在海德公园与吉姆•法利讨论有希望的候选人，说：“头一个就是加纳，他简直是，让人不能忍。”虽然后来又陆续涌现出其他名字，但一九三九年，这基本就是场两个人的角逐，他们不仅彼此有私人恩怨，而且也对彼此的立场追求深恶痛绝。
罗斯福决定在加纳的家乡州攻击他。这是很大胆的一招，但也很有可能成功。得州权大势大的反新政利益集团的确坚决反对总统，但得州人民，至少在过去，是压倒性地站在罗斯福这边的。一九三六年，他们为他创造了七比一的优势，战胜了兰登。就算他不能在得州一九四〇年的共和党初选中打败加纳，那么至少在民调中取得一个相对优势的票数，这样是不是足以给加纳难堪呢？如果加纳被迫要守住自己的要塞，那么就没工夫发起进攻了。
然而，要在得州对抗加纳，罗斯福得在得州有人，在那里做他的战略指挥，最好是在整个得州都有名望，能够利用对新政的热情团结人心。然而，可能的人选名单很短。参议员本该是最理想的人选，可是其中一个，汤姆•康纳利，因为反对法院填塞计划，已经让总统恨之入骨；而另一个，温良谦恭的莫里斯•谢泼德，忠诚的新政支持者，却把个人忠诚置于政治之上，而他的个人忠诚，属于那个三十六年前基本和他同时进入国会的家乡人。得州的国会议员中，莫里•马弗里克在一年前还是个不错的人选，因为他愿意为自由事业而勇敢发声，不仅促进了他与罗斯福关系的密切，还为他在整个得州赢得了声誉。另一个国会议员，格雷厄姆的W.D.麦克法雷恩，曾经在得州议会做过山姆•约翰逊为平民而战的盟友，他自告奋勇，很想被罗斯福委此重任。一九三八年罗斯福环游全国的“清洗之旅”，来到得州，就是加纳拒绝见他的那次，还赞扬过马弗里克和麦克法雷恩。但赞扬归赞扬，一九三九年，马弗里克和麦克法雷恩都不在国会了，席位被保守派的对手夺去了。 (4) 一九三六年，加纳让他圣安东尼奥的朋友支持马弗里克；而一九三八年，副总统私下传话，说他希望马弗里克“一败涂地”，而他的确一败涂地了，胜利者是保罗•吉尔德。保罗宣称，他的目标是“把那些明目张胆的赞赏共产主义者并与其结盟的人清除出国会”。
还有一个似乎理所当然的选择：山姆•雷伯恩。关于山姆•雷伯恩有句评价：“一旦他成了你的朋友，就永远是你的朋友。他会一直站在你这边。情况越艰难，你就越能确定山姆•雷伯恩会站在你这边。”在罗斯福和加纳的角逐中，雷伯恩偏向的不是加纳，而是那个照片就放在他博纳姆家中书桌上的人。加纳是他的朋友，但罗斯福是他心中的英雄。而且，新政的观念也是他的观念；加纳的立场他是不支持的，“两个得州人相比起来，差异远远超过相似之处，”对两者都很了解的雷蒙德•莫里写道。他们的差异不仅限于银行存款的数额，还有雷伯恩不愿意免费坐火车，而加纳往返于华盛顿和得州，坐的都是密苏里―堪萨斯―太平洋线总裁的豪华私人列车。莫里解释说，加纳“是个大商人”，他对“商界巨鳄没什么偏见”，而对“贫弱阶层同情有限，雷伯恩则比较愿意为弱小平民受难”。莫里说，加纳反对新政，在他和雷伯恩之间“制造了裂痕”。另外，雷伯恩毫不怀疑罗斯福最终会决定参选，也毫不怀疑如果罗斯福参选，他会势如破竹地打败任何候选人。加纳竞选共和党提名人，雷伯恩不但不支持，还觉得注定会失败。然而，罗斯福是他心中的英雄，但加纳也的确是他的朋友，友谊已经持续了四分之一个世纪。而且，加纳还是他的恩人。雷伯恩初入国会时的艰难时日，是加纳帮了他一把，让他开始在众议院向上攀升。一九三七年，雷伯恩要争多数党领袖（下一步就是他梦寐以求的议长）这个位子，眼看就要失败，加纳从得州赶回华盛顿，出面帮雷伯恩扭转了颓势。（一位记者曾经问雷伯恩，副总统如此干预国会事务是否合适，他的回答很有启发性。“首先，”他说，“杰克•加纳是我的朋友。”）一九三九年，加纳请他为自己组织一九四〇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竞选活动，他应承了下来。而他一旦同意了为加纳做事，再难也要做下去。某些“白宫人士”本想暗中活动，让雷伯恩疏远自己的同乡人，却最终发现，就算他支持新政，也不是总统此次的好人选。而另一个人选，议长班克赫德，心脏病在急剧恶化。罗斯福曾经为阿尔本•巴克利赢得了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位子，显示了自己在国会山继任大战中的能量，这样一来，雷伯恩帮助他的对手，可能会让自己长久以来的梦想遭遇重大的威胁。但从伍德罗•威尔逊时代的事情，罗斯福就能知道，雷伯恩会如何回应来自总统的威胁。之前，雷伯恩关于总统竞选的言辞一直比较闪烁，但白宫的消息逐渐泄露出来之后，雷伯恩发表了一份比较明确的声明：“我支持杰出的得州人和自由派民主党，约翰逊•N.加纳参加一九四〇年总统候选提名的角逐，我相信，如果他当选，一定是这个国家的好总统。”面对雷伯恩的挑战，罗斯福的反应在一个月后表现出来。每年八月，雷伯恩的选区都会为他举办一场庆祝会。“前几年，”史蒂夫•厄尔利在写给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说，“您都在庆祝会时为山姆•雷伯恩送去了贺函……一般来说这件事我就代劳了，不会麻烦您。但今年，因为雷伯恩最近发表了那番声明，我想最好还是让您来做决定。”罗斯福决定不发贺函。之后的几个月，也就是加纳还在角逐总统的几个月，罗斯福甚至连签名照都不愿意给雷伯恩。比如，雷伯恩的秘书艾拉•克拉里，送了一张雷伯恩朋友拍的照片到白宫，想让总统例行公事地签个名，结果罗斯福的私人秘书莱汉德小姐把照片原封不动地还了回来，总统没在上面签名。
林登•约翰逊也申请做总统在得州的旗手，一开始并未得到那边的重视。一个初级议员，很难胜任总统在这么一个重要大州的理想竞选代言人。而且这时候的约翰逊在白宫也不怎么招待见。一九三八年七月总统的“清洗之旅”来到他的家乡时，他不得不承认这个无情的事实。他最初并不在受邀登上总统专列的名单上，结果和他交好的麦金太尔在最后关头帮他争取到了这个机会。上车以后，罗斯福公开称赞的国会议员名单上倒是有了他，但还是没能和有些议员一样，单独和罗斯福聊上几分钟。仅仅一年前，总统专列穿行得州时，他和罗斯福亲密交谈，谈笑风生，对比如今，怎能不令人苦涩呢 (5) 。一九三九年春天，罗斯福开始针对加纳的提名做出部署的时候，约翰逊写给总统的信连个亲笔回复都得不到。
然而春去夏至，约翰逊发现自己还是能起点作用的。得州的议员们在很多重要委员会都是主席，相比其他州的议员优势比较明显，所以他们是加纳参选总统的权力基础。这些议员中机警精明的政坛老手，几十年来在国会山上积累了遍及全国的人脉，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加纳的竞选团干将了（当然，还有“编外议员”罗伊•米勒成熟的政治智慧和雄厚的资金加持）。得州议员们每周例行的午餐会，以及其他的聚会场合，副总统的策略都会拿出来讨论策划。白宫需要打探这些聚会上的消息，要在得州代表团安插个内线。
林登•约翰逊自告奋勇承担了这个任务。不需要什么正式的收编，他就那么开始给白宫的工作人员透露消息，先是告诉科科伦，偶尔跟罗讲讲，还是一贯的殷勤。“他是有意这么做的，我看得出来。”罗说。约翰逊在进行很危险的游戏，罗说：“迟早他们会发现的，但他有远见，知道加纳走不远，所以他站在我们这边，不与加纳为伍。”本来探听得州议员们讨论的内容“一直很难”，罗说，但突然就容易很多了。“要是我们想知道什么，就‘打给林登•约翰逊’。”
七月，他又有了新任务。所有得州议员中，他拥有独一份的资产：查尔斯•马什的友谊。得州的报纸大多都在跟罗斯福大唱反调，但马什在得州的六家报纸，包括州府奥斯汀那份很有影响力的报纸，是支持现任总统的。作为六份支持罗斯福的得州日报的出版人，见见罗斯福是不费吹灰之力的，马什跟总统约见面的时候，就问能不能带约翰逊一起。一九三九年七月十四日，“老爹”沃森 (6) 给一名助手传了个书面信：“帮查尔斯•马什先生安排周三和总统见个面。马什先生在得州拥有一家支持总统的大报。”那封信上，要么是沃森，要么是那位助手，用手写添了一行：“以及林登•约翰逊议员。”这次会面中，约翰逊对总统第三届连任表现出了很大的热情，还展现了自己的政治敏锐度，这些都得到罗斯福的赏识。还有些东西也在运作当中。马什和罗斯福在总统担任纽约州长期间就认识了，但两人关系处得不是很好，至少部分原因是马什为人专横傲慢，对州长都不会稍微恭顺一些。白宫的会面中，两人之间的紧张气氛仍然很明显。但马什对新政非常支持，所以也想支持罗斯福，罗斯福也想要他的支持。刚好现场又有这么一个人，能让两人的关系得到缓和。这样一来，林登•约翰逊就成了一个纽带，联系起白宫和得州最有影响力的罗斯福支持组织。
接着，两周后，约翰逊得到一个机会，可以更加鲜明、更加夸张地向总统表忠心。
有人提出对关于工薪和工时的立法做出修正，实际上是对该立法的削弱。这免不了又引来针锋相对的听证会。在这样一场听证会上，约翰•L.刘易斯朝众议院劳动委员会爆发了：“这一反劳工的行动，起源……不难发现。发起人就是那个哄骗工人、爱玩牌、酗威士忌的邪恶老头，名叫加纳。”这番话把委员会成员惊得倒抽一口凉气。这位貌若雄狮的产业工业联合会领袖猛拍桌子，弄得烟灰缸都跳起来了，他继续道：“某些先生可能会吓得站起来说：‘哎呀，刘易斯先生对加纳先生进行了人身攻击呢。’是的，我是在对加纳先生进行人身攻击，就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因为加纳的刀正伸向工人们那颗跳动又颤抖的心脏。”
记者们在国会大厦的走廊里飞奔，四处询问有关人士关于这番话的评论。而山姆•雷伯恩把得州议员们召集到自己的办公室，要发布正式的声明，指出刘易斯对副总统的攻击是不实之词。但罗斯福和顾问们不希望有人出来否认刘易斯的话。正如肯尼斯•G.克劳福德在《国家》杂志的文章中所写的：“如果他们了解这些经常去教堂的虔诚民众，肯定就会做出火上浇油的反应。”罗斯福本人很快就会在内阁会议上强调加纳的酗酒问题：“我看到副总统把他的酒瓶，哦不，帽子扔在演讲台上了。”总统团队在得州代表团的秘密盟友林登•约翰逊很快接到那边的电话轰炸。科科伦后来说：“人人都给他打了电话。我给他打了电话，伊克斯给他打了电话……老大想造成什么效果，已经表达得清楚无疑了。”
等约翰逊来到雷伯恩的办公室，那边已经准备了一份解决方案，声明中有很多解释，其中包括加纳既不酗酒，也不与劳工敌对。约翰逊拒绝签字。这引起了《华盛顿邮报》后来所称的“激烈讨论”。最后雷伯恩说，让约翰逊和他单独谈谈，但约翰逊显然坚持了自己的立场。
最终，由科西卡纳代表路特尔•A.约翰逊向欢呼的众议院宣读的澄清声明（据说声明得到了整个得州代表团的背书）中，没有明确否认关于劳工和威士忌的攻击。声明中说：“我们这些最了解他（加纳）的人，面对这对他私生活与公众形象毫无根据的不实攻击，必须要表达深深的反感和愤慨。得州代表团完全信任他的诚实、守信与能力。”
约翰逊把自己在这段插曲中扮演的角色说得天花乱坠。他亲口把当时的情景告诉了罗斯福。而罗斯福在跟哈罗德•伊克斯转述时，“咯咯直笑”。伊克斯后来在他的《秘密日记》一书中记录了罗斯福的转述。
他们提前起草了大言不惭的回应，代表团的每个人都要求在后面签名。这个回应里说，加纳不是个威士忌酒鬼，也不反劳工。唯一反对的声音来自奥斯汀的林登•B.约翰逊议员。约翰逊说，这样的言辞他没法承认，而且真的发布出去，代表团会显得很愚蠢，因为人人都知道加纳是个酒鬼，而且对劳工也是敌意满满。争论持续了两个小时，约翰逊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接着山姆•雷伯恩说带林登去他办公室私下谈谈。当然大家都觉得雷伯恩会狠狠斥责他一通。然而，约翰逊仍然坚持立场，雷伯恩垂头丧气地把他带回会议室，说拿他没有任何办法。大家达成一致，如果不是每个成员都签字，那发布这个回应也没有意义。于是责任就落在约翰逊身上，代表团叫他起草一份他愿意签字的回应。
约翰逊向各个新政支持者描述这段插曲的时候，他讲故事的杰出能力得到了最好的展现。“林登•B.约翰逊议员来见我，”伊克斯在日记中写道，“他给我讲了一个关于得州代表团会议的故事，非常生动……约翰逊承受了很可怕的压力。山姆•雷伯恩大发雷霆。他一度对约翰逊说：‘林登，我现在盯着你的眼睛。’约翰逊回应：‘我也回盯着您的眼睛。’约翰逊说他始终没让步，雷伯恩气消了之后又向他道歉。但是，约翰逊仍然拒绝让步。”
约翰逊关于自己在这中间所起作用的描述，可能有点夸张。至少在有一点上，罗斯福的印象肯定是错了：起草最终回应的责任没有“落在约翰逊身上”，最终稿是路特尔•约翰逊和另外两个代表团的高级议员，汉密尔顿•H.韦斯特和查尔斯•L.苏斯撰写的。而且无论怎么说，约翰逊最终和其他成员一起签字的这个回应，也绝不是有气无力的。他和雷伯恩的针锋相对，显然没有他说的那么精彩，知道内情的得州议员后来被问起，都说没起什么冲突。记者们听说种种传闻，好奇地去打听得州代表团内部是不是出现了分裂，结果被问到的成员都表示惊讶。他们的态度可以用休斯敦议员阿尔伯特•托马斯对一个记者的回答来概括：“得州代表团的每个人，当然都是支持加纳副总统（当总统）的。”两天后，《沃思堡星通讯》的记者采访各位得州议员，想让他们明确表态，到底支持谁当总统，约翰逊和好几位议员一样，没有正面回答，但言辞之间也绝对没有清楚明白地和副总统划清界限。“以八年友谊为基础，我对加纳副总统的尊重与评价，都在得州代表团发布的声明中很清楚地表达了，在那份声明中我们肯定了他的诚实、守信和能力。”他说，“由于副总统还没有宣布想要参选总统，我认为一个新议员应该等他发表声明之后再发表观点，而不是赶在他之前。”不过，不管雷伯恩是恳求还是暴怒，约翰逊都顶住了压力。如果说他采取这个立场，背后是有算计的（“他知道加纳走不远”），而且考虑到副总统当时一呼百应那种受欢迎程度，这一步实在高明，但也不可否认是勇气可嘉。再想想雷伯恩的权力和个性，约翰逊可以说是鼓起巨大的勇气了。而约翰逊描述与雷伯恩针锋相对的场景，又具有极强的说服力。他把这个故事在那些行政助理骨干中讲了一圈，俨然成了新政支持者们心中的英雄。
最重要的是，他让这些人的领袖印象深刻，而且赢得了他的喜爱。接下来的一个月，这种印象得到了两次印证。
第一次，罗斯福亲自插手了约翰逊选区的一场争端，保护这位年轻的国会议员不被加纳的怒气所伤。
“谁要对我不仁，”多年后，加纳说，“我绝不会善罢甘休，直到我对他不义。”现在，“仙人掌杰克”想要对林登•约翰逊不义了。奥斯汀的邮政局长仍然是布坎南指派的尤厄尔•诺尔，他是奥斯汀老牌政治家族的一员，也是加纳的老朋友。早在“刘易斯-加纳争端”之前，一九三九年春天，有人开始怀疑约翰逊对加纳参选总统的态度，加纳和盟友们就开始让诺尔在选区唱衰约翰逊，激起反对声浪，足以让他在一九四〇年再次参选时遭受威胁，因为奥斯汀的邮政局长手里管着两百多个工作。约翰逊刚刚在“刘易斯发言回应”中做出了抵抗，就接到选区的报告，说诺尔加紧了行动。
春天的时候，约翰逊亲自请邮政总长法利解雇诺尔，提拔他自己推荐的雷•李，是他亲自招募来的青管局公关人员，过去是个记者。法利最早对这个议员秘书还是不错的，然而，他和加纳是长期盟友，而现在很多人怀疑约翰逊对加纳不忠，所以法利对他的善意也消失殆尽。法利告诉约翰逊，他的“政敌”们请他不要解雇诺尔，他也不想解雇诺尔，找了一堆特别蹩脚的理由去说明这么解雇是不合法的。于是，约翰逊就想了些办法，让詹姆斯•罗把这事通知了罗斯福，而总统又在一次内阁会议之后跟法利提了此事。但他只是随口一说，法利说“这事儿您不用管了”，还说解雇这个邮政局长是违法的，总统显然就没有再施压，只做到了这一步。
但那是在刘易斯事件之前。事件之后的大约一星期，约翰逊旧事重提，这次罗斯福承诺说，要确保国会一休会，诺尔就下台。然而，国会休会以后，总统那边还没有行动，而且还准备离开华盛顿去度假。约翰逊越发对此事焦虑不安。八月十日，面对不愿意“烦扰”总统的罗，约翰逊好说歹说，让他给勒翰德小姐写了一封备忘录：“总统急着去度假，此时打扰不知是否合适，但林登•约翰逊过去几天来一直坚持，我就请您来判断是否该面呈总统。他说，总统一定要有所行动，否则他不会也不能回得州……”备忘录面呈到总统面前，原来他没有行动，只是因为太忙疏忽了。记起承诺的罗斯福赶快履行，正如约翰逊期待的一样态度坚决。罗收到回信（是总统亲自回的）：“告诉邮政局，我想要立刻为林登•约翰逊议员解决此事。这是合法的，有什么必要的文件可以送来给我。告诉林登•约翰逊，我正在办。”这个月还没结束，诺尔就结束了，李取而代之，约翰逊再次参选的威胁就此消除。事实上，一九四〇年的选举中，他仍然没有对手。
刘易斯事件之后的第二个月，罗斯福不但保护了约翰逊，还想提拔他。
通过查尔斯•马什，约翰逊终于得到面见总统的机会。会面时讨论的话题之一，就是在他的选区实行农村电气化项目。这是总统非常感兴趣的话题，而且约翰逊如数家珍地谈起佩德纳莱斯电力合作社带给丘陵地带农民的好处，也让他印象深刻。而且约翰逊还说，这个项目的执行，是政府和私营企业之间空前的合作（得州光电的高层后来对此说法感到震惊，因为他们觉得这是政府权力在无情地干涉他们，让他们交出自己的财产），这说法也让罗斯福欣赏。罗斯福会晤马什和约翰逊那天，本杰明•V.科恩致信总统说：“您将会看到……林登•约翰逊……在解决得州电气化事件上的努力值得钦佩……我们正慢慢实现政府和私营企业之间的合作，去证明这并非威尔基说的那样不可能实现。”农电局局长的位子要空出来了，罗斯福把约翰逊的名字列在了候选人名单上。（总统询问亨利•华莱士的意见，这位常在“芳草地”度周末，且十分倚重马什意见的人，回答说：“我觉得很好，很赞同推荐他来坐这个位子……林登一直密切地跟进农村电气化项目，而且对此充满热情，他是新政的全面支持者，有很好的判断力和很强的整体竞争力，我觉得他是很棒的人选。”）得州议员们开会拟定回应，约翰逊按照罗斯福的愿望行事之后（约翰逊可能就是在椭圆形办公室的会面中，描述了自己在会议中的坚持，俘获了总统的心），罗斯福立刻正式提出想任命他为农电局局长。
这个提议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由此可以看出，约翰逊一得到跟罗斯福见面的机会，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强大到足以为自己争取来全国机构的管理权，还是农电局这种发展迅速，在政治上十分重要的机构。很少有林登这样，还没过三十一岁生日，就得到这么个机会的。而且，农电局的职位很有挑战性，罗斯福一定十分清楚这一点。两周前他才跟伊克斯说：“很难找到合适的局长人选，因为这个人既要有白手起家的组织能力，还得有经济头脑。”
然而，约翰逊接受这个任命的可能性很小。农电局本来是个独立的机构，但正要纳入农业部的管辖范围，所以以后局长就不是直接向总统报告，而是对一位内阁官员负责。约翰逊明白，在一个民主国家，真正的权力在哪里。“你得为自己服务。”多年前，他就告诉过拉塞尔•布朗，为自己服务，不为他人服务。他是通过选举上位的，送他上来的是选民，不是某个人，这样不会有人哪天因为一个冲动，就把他的位置夺走了。老狐狸维尔茨在奥斯汀听说了罗斯福的建议，拍电报给他说：“我认为你若接受此任命就是个错误，你会后悔多年。”之后他又写了封信，警告约翰逊：“要是去当了局长，就是走了弯路，甚至可能被冷落。”约翰逊立刻向维尔茨保证，他不用担心。他披荆斩棘，终于走上了能通向他最终抱负的道路，没人能够说服他再走别的路，富兰克林•罗斯福也不可以。“亲爱的总统先生，”他回复，“感谢您提名我当农电局局长要职……然而，我现在的工作，相当于和得州第十区的人民签订的契约，只要我还有用，就希望能努力履行这份契约，并每两年续约一次。”总统回了一封信，语气惊人地诚恳，征得罗斯福允许之后，约翰逊把这封回信公布给了媒体，总统写道：
亲爱的林登：
很遗憾你没有担任农电局局长的意向。但我觉得应该告诉你，很少有哪个候选人能像你这样，从所有人那里都接到如此一致的推荐和赞赏。
但我非常理解你希望继续代表选区的理由。因此，我祝贺得克萨斯第十区。
接着林登又找到个办法，能在自己的路上走得更远。这办法就是钱，赫尔曼•布朗的钱。当然，整个一九三九年，约翰逊都在帮赫尔曼扩大利益。一方面努力促成马歇尔浅滩大坝的扩建，一方面为改订单、增加利润而四处奔走。布朗兄弟对他十分感激。一九三九年五月二日，乔治写道（当然他做什么都要先跟哥哥报备）：“林登，我希望你知道，我有多么感激你为我做的事情，以后的日子里，我会努力表达我的感激。话不多说，要多从行动上证明，无论何时何地都请告诉我，只要我能对你的帮助有任何回报。”后来他不断地发现，很多时候，很多地方，都可以回报他。不久以后，乔治就会针对约翰逊关于参议院那个“九十六岁老人”的言论给他写信：“我在这里经常想着你，不知道你是否已经对未来要追求的事业下定决心，但接下来的几年里，总有一天，那些老的总有一个会去世，而如果你已经下定决心走这条路，那么会有很棒的机会等着你。”不管约翰逊有没有决定走这条路，休斯敦卡尔霍恩路上布朗&路特总部寄出的信中都在向他保证，公司会全力支持他。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约翰•加纳宣布参选总统。他是在尤瓦尔迪发布的声明，简单明了，而面对那些不远千里赶来提问题的记者，他一句话都没说，就和尤瓦尔迪一个车库机械师老朋友离开去打猎了，为期一周。他的支持者态度比较热情。之前说副总统参选只是因为总统不参选，这层面具已经撤掉了。E.B.杰曼尼，加纳任命的得州竞选主席，直接对罗斯福发起攻击。而罗伊•米勒那个已经成了重要游说者的儿子戴尔，则在《得克萨斯周报》上发表文章称：“不管谁参选，加纳先生都是候选人，而且会奋战到底。”文中还说，加纳的支持者决不相信，有哪个总统会寻求第三届连任，“如此轻视民主原则”，但如果罗斯福想要“挑战让大家珍惜的美国原则”，挑战“这融入我们政府体系，写在我们宪法中的原则”，加纳会阻止他。杰曼尼的演说“关闭了妥协让步的大门……加纳参选总统已经没有转圜余地。对于现任总统和支持他寻求三届连任的信徒们，如果他们让步，这边就会抛出和平的橄榄枝；如果不让，就等着接受坚定而无情的大棒吧。”马丁•戴斯和加纳的其他支持者，开始把多年来在克雷博格办公室等私人场合说的话公开了。反对工人组织，特别是全国劳资关系委员会的圣安东尼奥议员基尔第，斥责国际女式成衣工会和其会长戴维•杜宾斯基说：“社会主义者”已经渗透到了民主党内部，只有加纳获胜，才能把他们清除出去。而高层的大人物们也互不相让。一九四〇年一月一次内阁会议后，伊克斯描述罗斯福对国会的一次攻击，用了“愤恨”和“凶狠”这样的词，作为回应：“副总统满脸涨红，愤怒地反驳……接着还指责总统是在攻击我们的政体。”
当月的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加纳的支持率有增无减。要是罗斯福不参选，有百分之五十八登记在册的民主党人倾向于他。而如果罗斯福参选，如果总统和副总统在民主党初选中狭路相逢，在一九四〇年的最初几个月中，结果似乎还没那么明了。经济不景气，失业率居高不下，国会强烈的反对声浪下，罗斯福连一个重要的新项目都不敢提出，再加上二战前期战事较少，国际局势处在暧昧不明的平静当中，总统所有的外交努力也遭到挫败。正如詹姆斯•麦克格雷戈尔•伯恩斯所写，一九四〇年三月，“已经是罗斯福第二个总统任期的低谷”。三月十日，两人都宣布要参加五月的加州党派初选，《华盛顿邮报》称：“普遍认为那个得州人很有获胜的希望。”
一年多来，罗斯福都在执行一个战略，用伯恩斯的话说，就是“开疆扩土，免得任何候选人前进太多”，比如对哈里•霍普金斯或保罗•麦克纳特的支持。这项战略毁灭了其他所有候选人的希望，却对加纳没有任何影响。现在民主党大会还未召开，加纳已经颇受很多民主党大人物的拥戴，如果大会开始，他参选的势头依然很强，那么会有几个议员的“死忠”州（比如议长班克赫德的亚拉巴马州）也加入支持他的阵线。《华盛顿邮报》报道，“（新政支持者们）承认说，加纳会得到得州四十六名代表和加州四十四名代表的全部投票，加上威斯康星、伊利诺伊和其他几个州零星的代表投票”，可能在五百五十一名代表中，能有“将近五百得票”。就算这个估计过高，只要有主要力量支持加纳，都能有很强的杀伤力。正如伯恩斯所写的：
罗斯福如果选择参选，那么他的基本问题，不是如何得到提名，他能在党派中取得决定性多数票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而是如何让这个提名取得令人心悦诚服的效果，让大家看来是不可违背的重大使命召唤。这种党内的使命召唤，将会在大选时成为全国性的使命召唤。简而言之，只有六月时取得整个党派的拥戴，才能在十一月取得全国的拥戴。
这种使命召唤面临着巨大的阻碍，就是让这种召唤变得十分必要的原因：不连任超过两届的传统……所有的民调都显示，人们普遍反对任何人连任三届，也有大多数人明确反对罗斯福连任第三届……
罗斯福的任务（如果他最终决定参选的话），很显然就是要取得党派中一致的拥戴，来缓解反对连任三届的情绪……如果总统要再次参选，要全靠党内自发的选派。
要达到这种效果，主要的障碍就是约翰•加纳：如果他在芝加哥赢得可观的选票，“阻止罗斯福”运动将呈现星火燎原之势，要达到上面所说的效果就难了。必须要赶在初选之前毁掉加纳。罗斯福之前在加纳的家乡州攻击他，想让他被迫防守，如今更是加强了攻势。马什的《奥斯汀美国人-政治家》再次发难：“如果罗伊•米勒……一手挑选了（得州）议员代表团，那么这样的团队就将成为一个工具，在党派大会上反对新政。”新政支持者们认为，他们至少要试一试，从得州代表团的内部去削减加纳的力量，派足够多的罗斯福支持者打进去，不要让他们成为大会上反罗斯福的主要凝聚力。即便把目标定得这么低，这么一次攻击的成功率仍然很低，但总还是要努力一把的。既然做出了决定，得州就要成为战场了。
但“打仗”需要钱。偌大的得州，广播是为罗斯福凝聚人气的最好办法。但按照一九四〇年的标准，要让整个得州都能收听到广播，成本实在太高。就连地方宣传都很昂贵。要在达拉斯的露天市场举行集会，光是取得必要的许可就要花掉三百美元，而这样一场集会还会产生很多额外开支，可能要一千多美元。这还不算在报纸上登广告吸引观众的花费。而且，全国党派大会的代表选举制度，更让这些花费层层叠加。参加全国大会的代表，将从得州代表大会选出。而参加这个大会的代表，又将从全部二百五十四个县的党派大会中选出。而去参加县大会的代表，又将从几千个警区的大会中选出。最低一级的大会将在五月四号，全得州统一举行。在参加者很可能寥寥无几，在某个学校或消防站举行的警区大会中（只要上次投了票的人都可以参加），钱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只是找出谁符合参会条件就很费钱。上一场大选中投票者的名单保存在县估税官办公室，但是这个名单必须要买。接着还要找出这些有资格的投票人，有哪些偏向你的候选人。通常，这个任务是由当地一名受欢迎的政客或者他的妻子打电话完成的。“你可以去找个县上官员的老婆，说：‘你反正也没什么事。要不要赚这七十五美元或者一百美元？打几个电话就行。’”哈罗德•H.杨回忆，他是一个率直、优秀、坚持理想自由主义的律师，负责罗斯福在达拉斯和沃思堡的竞选活动。接着，用杨的话说，“就要看谁把你的那些人（偏向你的候选人的选民）叫出来”去参加警区大会了。用的手段是直接寄信，这就要花油印和邮票钱。当然，大会当晚，还要雇司机开车去接人，这就涉及汽油和司机人工的花费。一个警区没多少人，但数千个警区总体算下来，这数量就十分庞大了。
当然，加纳在得州的竞选活动，那是要多少钱有多少钱。实业公司、铁路公司、“汉布尔和木兰”这样的大石油公司、大牧场主和木材商和棉花种植家族等长期以来基本通过资金压力掌控得州政治的巨头们，紧密地团结在加纳的背后，毕竟，这个人一直都在为他们代言。“加纳军团”惊讶而恼怒地发现，他们的“仙人掌杰克”竟然在自己家乡的热土上遭到了挑战，于是调动一切力量，做了《达拉斯晨报》所说的“得州近代政治史上最费尽心思的准备工作”。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资金紧缺的罗斯福竞选活动。（查尔斯•马什和总统之间有点私人摩擦，而且“芳草地”常客华莱士要竞选副总统，他的大部分政治投资要放在他身上。对于罗斯福，马什的支持基本就限于报纸文章了。）加纳在得州的竞选主席迈伦•布莱洛克说：“就连在得克萨斯，也有些微小的声音，在反对这位杰出的‘孤星州’之子。”而杨这个才华横溢的政治战略家，从这话中看到了突破口。他想做个回复：“对。支持罗斯福的，只有这些微小的声音，那就是人民。”但杨没钱，这句精彩的反驳无人听闻。布莱洛克是在全州都能收听到的电台发表的演说，而杨连一次地方广播都上不起。杨报告说，加纳在达拉斯每个警区都雇了个工作人员，而罗斯福军团在任何警区都没有雇员。莫里•马弗里克在圣安东尼奥领导另一个竞选队伍，但根本无力招架加纳在该城发动的强大金钱攻势。
但林登•约翰逊将找到一个重要资金来源。
成功没能让赫尔曼•布朗的野心减轻半点。他的车仍然在整个得州风驰电掣地来回，一刻不停地推进现有工程，寻找新的工程。所以林登•约翰逊有时候想找他报告个事情，都不知道他具体在哪儿。有时他会同时往两三个镇子拍同一份电报，确保布朗能接到其中一份。而手上已经有了巨大的马歇尔浅滩大坝了，布朗依然狂热痴迷于大型工程。而且，这大坝都快要建成了。他费了这么大心血和努力建立了令自己无比骄傲的集团，维持运转需要巨大的开支，手上的十几个规模较小的工程产生不了这么多利润，赫尔曼•布朗渴望大工程，也需要大工程。
有巨大的工程正在前面召唤他。一九三八年，国会按照罗斯福总统的请求，批准斥资十亿美元，建立一个“横跨两大洋”的海军。一九三九年初期，形势已经很明朗，这十亿美元中很大一部分，都要花在大大扩张的海军航空兵基地和训练站的建设上面。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六日，罗斯福将一项法案写进美国法律，授权了第一批基地六千六百八十万美元的资金。布朗早就在打海军的主意，因为林登•约翰逊就是海事委员会的一员。他决定竞标四月法案中授权的一个基地，在波多黎各的圣胡安。
然而，一九三九年四月，林登•约翰逊跟总统还形同陌路。他想帮布朗&路特，却有心无力，这其实也符合他的身份——不过是个无权无势的议员。海军航空基地法案订立两天后，他不得不向乔治•布朗坦白：“我和莫雷尔中将（海军中将本•莫雷尔，负责海军的海岸建设项目）谈过了，他说这次我们没什么可做的了。”五月十六日，他向乔治承诺：“我会尽全力为你打探到任何波多黎各工程的信息，一旦有任何进展，都会通知你。”但又补充了一句，“你也知道提前打探到消息有多难。”这显然是无法打入决策层内部的人说的话。布朗&路特在这个领域的工程建设上缺乏经验，为了弥补这一点，他们找了个合作伙伴休斯敦W.S.贝罗斯建设公司，一起做波多黎各工程的计划，然后交上去一份标书。但上面没有任何偏袒他们的迹象。乔治•布朗致信约翰逊：“海军部要我多提供一些数据。”但又补充说：“显然……所有参与竞标的承包商都收到了这个要求。”之后约翰逊终于面见总统，帮亲信得到了一个邮政局长的任命，还让自己成为总统心中农电局局长的理想人选，但在联邦大合同的问题上，他仍然没有任何发言权。十一月份，另一个公司得到了这个合同之后，约翰逊请莫雷尔给个解释，才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这位中将对他的态度十分敷衍，让一个低级些的将官寄了份备忘录给他：“你来信询问布朗&路特公司（和W.S.贝罗斯公司）为何……未入选圣胡安海军航空基地工程……”两个公司都“在建筑行业有很广泛的经验”，但在修建海军航空基地这方面，他们却没有任何必要的经验。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曾有人提出，在得州科珀斯克里斯蒂的海湾建一个海军航空基地和训练站。一九三八年九月，海军也提出过同样的建议。代表该城市的国会议员理查德•克雷博格和得州南部在华盛顿最有影响力的人物罗伊•米勒，三年多的时间里一直积极地促成这项工程。但克雷博格的家族是加纳的主要资金赞助人，而罗伊•米勒是加纳的竞选经理。赫尔曼•布朗从一开始就对科珀斯克里斯蒂基地兴趣浓厚，但他也是加纳的赞助人。（这很符合他的特点，因为他对工人组织、收支平衡、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看法，与副总统如出一辙。“从报纸上的报道来看，”一九三九年五月，他的弟弟乔治写信给罗伊•米勒，字里行间欢欣鼓舞，“副总统的形势可谓一片大好。”）其他可能拿下这个工程的得州大承包商也是站在加纳这边的，或者站在复兴金融公司老大、休斯敦的杰西•琼斯这边。他本来是公开宣称忠于新政，忠于罗斯福的，但现在这份忠心受到严重怀疑，事实也证明了这种怀疑。数月以来，克雷博格一直都在做乐观的预测，但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他也不得不承认：“不管是两年内还是十五年内，都不会在这里（科珀斯克里斯蒂）修建训练站。”海军的建设项目在其他地方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在得克萨斯却陷入停滞。一直到一九四〇年一月九日，莫雷尔还在跟众议院一个附属委员会说，科珀斯克里斯蒂的项目“并不紧急”。他这一句话，就让附属委员会拒绝了很多相关拨款，甚至连申请去做建设场地调查的五万美元都没批下来。
林登•约翰逊和乔治•布朗走得那么近，却没有向他坦白自己的想法，甚至都没给布朗&路特一点行动建议。一九三九年十月，科珀斯克里斯蒂的基地还在海军的“优先考虑”工程名单上，乔治写信给他：“整整一周，我都在坐等你的来信……我觉得你上周有些想法，但是没有说出口。”但乔治可能自己想明白了。他在信的结尾这样写道：
艾丽斯•格拉斯（下图是在“芳草地”）
富兰克林•罗斯福和林登•约翰逊，在富兰克林造访得州期间
阿贝•福塔和詹姆斯•H.罗，约翰逊那个年轻新政支持者团体中的两位
胜利者们：在加纳与罗斯福之战中掌握了得州权力的人们。左起：爱德华•克拉克、E.H.佩里、赫尔曼•布朗、林登•约翰逊和奥斯汀市长汤姆•米勒
副总统约翰（“仙人掌杰克”）•加纳，与得州参议员汤姆•康纳利和莫里斯•谢泼德在一起
1940年11月，乔治•布朗、约翰逊、汤米（“木塞”）•科科伦在得州一座机场
约翰逊习惯性地跟雷伯恩打招呼：这是多年以后才拍的照片
第十区的议员和下属们在他约翰逊城的办公室：约翰•康纳利，沃尔特•詹金斯，多萝西•尼克斯，赫伯特•亨德森
约翰逊在奥斯汀的圣丽塔住宅工程现场，这是他辛苦争取来的
曼斯菲尔德（即一开始的马歇尔浅滩）大坝。约翰逊新官上任国会议员，第一项任务就是为该大坝的建成争取授权。
大坝揭幕仪式上，约翰逊单膝跪在河港委员会主席约瑟夫•杰斐逊•曼斯菲尔德旁边，他左边是阿尔文•维尔茨。
佩德纳莱斯电力合作社总部的标识（约翰逊代表丘陵地带达成的最伟大成就），这个合作社在1939年首次为该区的农民们带去了电力。
1939年，林登•约翰逊在约翰逊城的佩德纳莱斯电力合作社楼前
1941年参议员竞选期间的“小瓢虫”•约翰逊
杰拉尔德曼，连续几周在全州上下奔波后，憔悴而疲惫
1941年，第一次竞选参议员
“老爹”奥丹尼尔和他的孩子们……以及有个仿国会大厦圆顶的广播车
参选人：呐喊、恳求、握手、读一份从华盛顿寄来的支持电报，和选民拍下精心策划的合影，以及他的“全面爱国表演”
从胜利到失败。约翰逊在选举日上午的最后一篇演说，就站在小时候家中的前廊上。选举日晚上读着祝贺电报。胜利时刻欢欣鼓舞。坏消息接踵而至。最后，“大势已去。”
林登•约翰逊，1941年
过去我一直很不客气地请你帮忙，也希望你要是有什么事情想让我办的，同样不要客气。请记住，我是支持你的，无论对错。我对你的是非判断也不会有任何影响。只要是你的愿望，我都会百分之百地支持。
对于一个得州承包商来说，反对约翰•加纳是个巨大的赌注。但这绝不是赫尔曼•布朗下过的最大赌注。毕竟，他曾把二十年来殚精竭虑积累起来的所有财富都拿去抵押，开始修建一座尚未获得授权的大坝。而这个新的赌局，如果成功了，他就有机会修建比大坝还大的工程，还能从中赚更多钱。信号就这样发出了。布朗&路特公司位于休斯敦，赫尔曼•布朗在当地的政治影响力正日趋重大，而该市的议员阿尔伯特•托马斯，在华盛顿年资尚浅，可谓微不足道，对赫尔曼几乎是言听计从。八月，托马斯议员说过，“得州代表团的每个人当然都是支持加纳副总统的”。而现在，一九三九年的十二月，托马斯却发表了截然不同的声明。他说，他最终还是无法支持加纳，他支持罗斯福。
得州发出的信号，得到华盛顿，也就是白宫的好些回应。来去之间的言辞里，提到了林登•约翰逊和布朗&路特。第一个回应出现在一九四〇年一月二日，是公开的总统任命，而且是个重要岗位：内政部副部长。在这个庞大的部门，这个职位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只需要听从哈罗德•伊克斯的指挥。一个得州人新官上任。“这是多年来给得州人最高级的任命。”《休斯敦新闻报》如是说。而上任的这个得州人是阿尔文•J.维尔茨。他不仅是布朗&路特的法务代表，还是林登•约翰逊的密友。
白宫唯恐大家看不到后面这层关系，便派总统秘书厄尔利直截了当地挑明了：“维尔茨的名字是林登•约翰逊议员报上来的……”根据《新闻报》报道，他还进一步透露给记者们，“这件事没有征求两个得州参议员的意见”，也没有询问山姆•雷伯恩或杰西•琼斯。所以，对政治信号比较敏感的读者，自然能清楚，林登•约翰逊已经成为白宫的重要盟友，也许是白宫唯一一个得州的重要盟友。白宫内部人员迅速了解了，在约翰逊建议下被指派的这个人会在罗斯福的得州竞选活动中起到重要的作用。罗斯福“告诉我们，一定要把加纳永远地送回得州尤瓦尔迪的老家，和那几千个人为伍，而他要领导千万人民”。总统助理戴维•K.尼尔斯说，“这个至关重要的担子落到了阿尔文•维尔茨肩上。”（不久，另一个约翰逊的支持者，奥斯汀律师埃弗雷特•L.鲁尼又被任命为美国检察长助理，加强了罗斯福在得州的竞选攻势。）
白宫还私下发出了一个回应信号。海军部接到暗中通知，在得州的海军建设合同事宜上，要询问并采纳林登•约翰逊的意见。
这个信号发出之后，几个得州人飞到华盛顿。赫尔曼•布朗自然在其中，还有爱德华•A.克拉克，他辞去了得州州务卿的公职，加入布朗&路特，并运用自己在政治上的敏锐嗅觉，为赫尔曼•布朗出谋划策。第三位成员是布朗的一个长期合伙人，带他前来，是因为他知道在得州如何分配政治资金能取得最大的利益，他就是老克劳德•维尔德。（赫尔曼在华盛顿的时候，可能接到一封罗斯福的信。信中内容不得而知，已经找不到任何资料了。唯一的蛛丝马迹出现在一九四〇年二月九日，林登•约翰逊写信给乔治•布朗通知说“赫尔曼昨晚到了”，还说“随信附上总统的信”。）
赫尔曼去了华盛顿之后，得州的政治状况很快有了两个显著的变化。首先，布朗&路特在海军部的合同之争中，再也不是无名小卒了。
科珀斯克里斯蒂海军航空站，一月份还“并不紧急”，到二月却低调而突然地上了最优先的海军建设工程名单。有关部门还敲定，航空站的合同（敲定的合同类型是非常有利于承包商获取利润的‘成本加成’）不会拿出来竞标，而是在“协商的基础上”进行分配。而唯一进行了认真协商的公司，就是布朗&路特。两个多月前，该公司还由于在航空站建设上缺乏经验而失去一个类似的合同，现在这个缺憾提都不提了。这是个很大的合同，布朗&路特就算承包了全部的工程，也得和另一个承包商利益共享，而这个承包商长久以来一直在紧跟新政。“白宫说，我们必须让（亨利）凯泽入伙。”乔治•布朗回忆。不过，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或者四月的第一个星期），乔治来到华盛顿商谈与凯泽合作的细节时，“本•莫雷尔说：‘你不用跟他对半分。’”莫雷尔的意思可能只是说凯泽分到只是比一半少一点点，但这句话说得很模糊，让布朗&路特有了自主的空间，赫尔曼叫乔治好好利用这个空间。在肖勒姆酒店，乔治•布朗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得州承包商让凯泽这个著名的实业家（他声名远播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就是谈判中十分强硬，不愿让步）见识了得州人的强硬。“我说给他百分之二十五。他说：‘这是在侮辱我。’我说：‘亨利，我们不需要你，也不需要你的公司。’于是我们坐下来聊，然后我说：‘嗯，我得走了。’他说：‘好，那你准备怎么办？’我说：‘我已经跟你说了我要怎么办。’凯泽就只拿了百分之二十五。”（凯泽几乎没有参与到世纪工程当中，而为了对凯泽参与到利益分成中这件事保密，他那份是划拨到哥伦比亚检验公司名下的。贝罗斯公司也是参与者之一。“我们需要做过大楼工程的人，”布朗解释，“我们没做过多少。”）为了让别的承包商都别来打探这个项目，科珀斯克里斯蒂航空站工程的准备活动一直是秘密进行的。画蓝图和制定具体规格的海军不在得州，而是在佛罗里达的彭萨科拉。等到基地将要开建，消息才公之于众，而图纸和指标文件已经快完成了。而且，据有关方面透露，需要的几百公顷土地（在科珀斯克里斯蒂湾尖端的弗卢尔布拉夫）也早已规划好。五月十五日，众议院海事委员会开始了一项法案的听证会，该法案的目标是为十二个新的海军航空基地提供资金，于是科珀斯克里斯蒂基地的规划也随之公布。这个基地是最大的，比其他同期的基地要大上很多，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不同。最显著的要数项目进度，公布的规划很快得到最终的敲定。和罗斯福总统会面之后，委员会主席文森宣布，“因为工程的紧迫性”，科珀斯克里斯蒂将会成为法案涉及的十二个基地中，唯一获得立即拨款的。而其他基地的款项还要等到后面再通过一个补充拨款法案。林登•约翰逊对《科珀斯克里斯蒂通讯》透露，这个法案“周末之前就会获得众议院的多数票通过，并且开始执行”。这么紧急的安排也如期完成，短短两周之内，参议院也通过了这项法案。一九四〇年六月十三日的午后，罗斯福总统签订了该基地的合同，形式是成本加成固定酬金。《科珀斯克里斯蒂通讯》称，这是罗斯福亲自签订的第一个成本加成固定酬金合同。该合同中，基地的固定造价是两千三百三十八万一千美元，再额外给承包商一百二十万美元的工费。这是对外公布的数据，但那些参与到工程中的人都知道，很快会有新的变化。事实上，一九四〇年还没过完，对该工程的授权拨款就悄悄地上升到了将近三千万美元。一九四一年二月，拨款增加了两次，先是新增了一千三百万，接着又追加了两百万，把整体拨款提高到四千五百万美元。当然，拨款每增加一次，就意味着承包商的工费也有了一定比例的增加。到这个时候，很多承包商，其中不乏一些政治人脉广阔的，都很想参与进来分一杯羹。但是，汤米•科科伦（他是海军中负责这类合同的次长詹姆斯•V.福莱斯特的好友）说，“福莱斯特先生做了很多努力”，要让这些工作掌握在“林登的朋友”布朗&路特的手中。战争的阴云逐渐笼罩世界，终于电闪雷鸣，美国急切地需要训练有素的飞行员，以及训练他们的场所和设备，于是该航空基地的资金再次追加，科珀斯克里斯蒂海军航空站的拨款迅速攀升到一亿美元。
赫尔曼•布朗去了华盛顿之后的第二个改变，是罗斯福在得州的总统竞选，再也不缺钱了。
一九四〇年三月四日 3:30
林登：今日给莫里汇去三百美元。
布朗 (7)
在那场竞选中，三百美元是九牛一毛的数目。哈罗德•杨在一两个星期前还十分缺钱，没法在达拉斯开展活动，结果他很快向上面交出了这样的报告：
我在阿多尔福斯酒店租下了每月四十五美元的房间，雇了一个周薪二十美元的速记员以及周薪一百美元的发言人。明天开始，我会每天在《达拉斯新闻报》上登个小广告，请那些信赖罗斯福的人给我写信……我们正在迅速建立一个警区组织，足以在五月四日之前战胜所有对手。
要在警区建立一个组织是很花钱的，但现在竞选团队有钱了，这基本要归功于赫尔曼•布朗。
得州的竞选之战似乎局势扭转，但实际上这战斗打不打得起来还得另说。一九三九年也许是约翰•加纳之年，而更为重要的一九四〇年，则是富兰克林•罗斯福之年。三月的确是“总统的一个低谷”，然而，尽管一直绝口不提自己的企图，老狐狸也准备出洞了。二月二十四日，他的鼻子先探了出来。伊利诺伊州的初选计划在四月九日进行，二月二十四日是罗斯福阻止自己名字进入初选名单的最后一天，但他没有这样做。富兰克林•罗斯福即将在初选中被挂出来投票。国际局势日趋紧张，美国人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很可能要参战，情势越来越清楚，民主党大会将选择那个大萧条时期引领全美走出困境的人来做战时领袖。政客们开始渐渐脱离支持加纳的阵营。在一场华盛顿的晚宴上，伊克斯观察加纳，幸灾乐祸地说：“他好像一点也不轻松，整个人沉重得很，又阴郁又不悦，话很少。我想他一定也意识到，总统要把他狠狠打倒在地了。”四月二日，加纳的恐惧得到了证实，本来他在威斯康星州的初选上有希望获得大多数代表支持的，结果却一败涂地。
接着，四月九日，伊利诺伊州初选的当天清晨，德军闪击毫不设防的丹麦边境，德军的驱逐舰和军舰突然就在挪威海岸边一场暴风雪中出现了，用鱼雷袭击了挪威的炮艇，而军队大规模登陆，几个小时内就全线占领了丹麦，挪威的主要港口全都掌握在了纳粹手中。貌似平和的局势宣告终结。在伊利诺伊，罗斯福以八比一的优势战胜加纳。四月九日也是加纳的终结日，他自己很清楚。就算他不清楚，也有很多人踊跃地为他提供线索。正如专栏作家雷•塔克尔写道：
如今国会山上最灰心丧气的人就是副总统约翰•南斯•加纳。他的朋友铁石心肠地弃他而去……
杰克春风得意之时……他的办公室总是聚集着很多……参议员。他们每时每刻都络绎不绝，来请副总统给个建议，或者忙里偷闲跟他喝上一杯。
然而……现在，他的办公室再也不是政客的吸铁石了。这些日子，国会山上流行的，是为罗斯福连任三届叫好。
加纳拒绝鞠躬认输、退出比赛，加纳傲气十足地说，他的名字还是要出现在全党大会的名单上，就算是走个形式，这形式也得做足。得州的警区大会在五月四日进行，但全州民主党大会则是全国最晚的，举行时间是五月二十七日，到那时，别的州的初选结果已经完全把他排除在罗斯福的威胁之外。罗斯福似乎也注意到这一点，并且也认识且接受了一个现实，他在其他地方是把加纳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在他的家乡州，他还是有招架之功的，罗斯福打不倒。于是他决定，不要在得州对加纳发起全面进攻。马弗里克作为该州支持罗斯福最响亮的声音，突然就沉默了，他不再发表反对副总统的声明，据说是总统直接下的命令。到三月末，罗斯福告诉伊克斯：
他不希望支持罗斯福的得州人卷入到任何斗争当中。他认为得州人对自己州的骄傲非同寻常，要是一个外来候选人硬要插进来，会让他们反感，就算这个候选人是总统本人。他已经给得州传话说，不要再争了。最后他很现实地笑了，说：“当然，要是我们不能肯定胜利，挑起争斗不太划得来呀。”
不过，虽然总统这战好像打不起来了，约翰逊和维尔茨的战斗还没结束，而且他们显然建议了总统，要继续斗争下去。四月的第一个星期，这位身材瘦高、心情急迫的年轻议员和他那表情平静、烟不离手的顾问多次造访白宫。他们到底说了什么已经无从得知，但能从某个情况中窥见一斑。得州的政客们都清楚加纳有多受欢迎，加上他对当地政党的控制，罗斯福是没有任何胜算的。然而，两千多公里以外的华盛顿，主要由约翰逊和维尔茨向白宫反映得州的民情民意，给人的感觉是总统很有希望拿下得州初选，给政敌带去彻底的打击和羞辱。约翰逊和维尔茨也许还利用了总统性格的另一个方面。后来，约瑟夫•阿尔索普和罗伯特•金特纳写道，罗斯福早前跟约翰逊和“另一个得州新政支持者”说，“他不想”在得州跟加纳有任何交锋，但“接着他就看到了加纳在威斯康星和伊利诺伊竞选活动的相关文件和证据，其中对总统的攻击非常恶毒，而且很多都是严重的人身攻击。这些证据激怒了他……（杰西）琼斯再次恳求他不要把战火烧到加纳的家乡州。但在场的得州新政支持者表达了不同的观点，总统也同意了。”不管罗斯福变卦的理由是什么，反正在四月十二日，维尔茨能在给奥斯汀市长汤姆•米勒的信中这样写道：“总统没有‘偃旗息鼓’，这话你可以深信不疑……这边的形势看上去很不错。我请艾德（克拉克）与你还有（哈罗德）杨沟通一下，商定好在得州有绝对权威可以作为竞选组织者的人，再告诉我；并计划一下这么一场选举活动需要多少钱。”克拉克很快得知，维尔茨所说的选举活动，是一场寸土不让的战斗，战场在警区大会上，在全州大会上，要准备充足的资金，积极活动，夺取加纳在自己家乡州的选票。
不管罗斯福想要继续在得州对抗加纳的理由是什么，约翰逊和维尔茨的动机却因为他们指挥的这场竞选活动的性质而变得更清楚了。表面上看，这是一场针对约翰•加纳的战斗，然而真正的目标不是加纳，而是山姆•雷伯恩。
雷伯恩很坚定，他不能让加纳屈辱到在自己的州还要苦苦挣扎才能保住选票。数月以来，他一直满怀忠心，为老朋友努力。一九四〇年三月八日，他写信给得克萨斯的一位盟友：“我真心希望，能够让得州不产生任何竞争。（得州）很多人正在发起倡导连任三届的运动，而我想尽力压制下去，我正在做他们的工作。”然而，随着加纳参选无望已成定局，他开始努力避免这位七十一岁的副总统承受任何尴尬与羞辱，让他尊严体面地退出公众视线。他的解决方法是，得州的党派大会第一次投票表决要支持加纳，同时为罗斯福的政策背书 (8) ，这样能表明一个态度，支持的是得州之子，但不意味着坚决反对总统（并且打消任何人发起“阻止罗斯福”运动的希望，因为这样的运动当然是雷伯恩强烈反对的）。他去了白宫，代表这个与自己共事了三十年的人争取荣誉与和平，一度以为自己已经成功了。当时，罗斯福也决定不在得州步步紧逼了，所以同意了雷伯恩的提议，正如一家报纸所写：“他（总统）的第一个举动，目的就是要（和加纳）重建友好的政治关系，他通知得州的新政支持者，自己无意和副总统竞争孤星之州的那四十六名代表。”
约翰逊和维尔茨说服总统改变主意之后，开始指挥作战，争取代表，剑锋直指雷伯恩。战斗是由拍给雷伯恩的一封电报打响的。发电人是艾德•克拉克和汤姆•米勒这两个奥斯汀人，他们在约翰逊和维尔茨的授意下，在四月十二日星期四发电报给雷伯恩，要求他表明自己在“罗斯福总统和加纳副总统之间”的立场。电报中说，得州的加纳军团“想要终结罗斯福的政治生命，真是一场很不明智、很残忍无情的行动。我们看到您过去对民主党的忠诚，也相信您一定不会阻止罗斯福，以此来再次证明您的忠诚”。
山姆•雷伯恩对这封电报的回复，以及接下来的几件大事，再一次肯定地证明了雷伯恩的个性。他的朋友现在面对艰难的处境。正如专栏作家德鲁•皮尔逊和罗伯特•S.艾伦所写的：
伟大的孤星之州得克萨斯，是杰克•加纳出生的地方，也一直坚定地支持着他攀上名利的巅峰。而今天，在内部人士眼里，这里将成为他最后一场政治斗争的战场……对于这位头发斑白的老战士，这实在是一场苦涩而充满讽刺的冲突：苦涩是因为他发现自己竟然要在自己叱咤风云多年的家乡严防死守，讽刺是因为在这场战斗中他毫无掌控权，只是个小卒子。
但在这场最后的战役中，山姆•雷伯恩从始至终都坚定地站在他背后。“对罗斯福的忠诚和与加纳等老领袖之间亲密的个人友谊在撕扯着他，”专栏作家们写道，他是“这场混战中最痛苦的人……山姆还害怕这场混战可能会影响自己当议长的雄心壮志……”但他对克拉克和米勒发来的那封电报，仍然做了毫不含糊的回复：“没有任何人怀疑我对罗斯福政府政策和成就的忠诚，我也会促成大会……通过一些声明，坚决支持那些政策和成就。”但是，他又补充，“约翰•加纳是位优秀的得州议员，已经在国会服务了三十年。他是得州唯一当选议长和副总统的人，是山姆•休斯敦以来该州最受尊敬的公民。得州同胞们应该赋予他荣誉，送到全国党派大会的代表团，一定要投票支持他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林登•约翰逊的追随者们一直暗中活动，想迫使雷伯恩站在反对罗斯福的立场上。但要是大家普遍不知道他的立场（或者说很多人早就知道了他的立场），这又有什么用呢？要是这立场没能广泛公开，雷伯恩没有被公众看作罗斯福的敌人，没有参与到“阻止罗斯福”的运动中来，这样奔忙又有什么用呢？克拉克和米勒星期四发出的电报没能登报，雷伯恩周六的回复也没有。于是在周日，他们又再次试图把消息放出去。他们精心策划，给国际新闻社驻奥斯汀记者、与约翰逊关系很好的保罗•博尔顿（他后来还为约翰逊工作）透露了消息。周日晚，奥斯汀一年一度的山茱萸节晚宴上，博尔顿找到米勒市长，米勒回忆，当时博尔顿说“他从华盛顿的人那里听说，我收到雷伯恩的信”。目的没有达到，因为没人通知米勒他应该怎么做。市长没有意识到双方的电报往来要公开，就回复说，他觉得雷伯恩的电报“是私人信件，我无意透露”。这样没成，那边又想了办法要公开雷伯恩的立场。米勒说：“华盛顿有人发了一篇关于该电报的特稿给得州的很多报纸。”这下成了。雷伯恩的立场被公开发表在各大报纸的头版，且造成的印象正如他们所愿。“雷伯恩支持加纳”——周一早晨的《华盛顿邮报》登载了这样的大标题。这一举动还让克拉克和米勒有机会再发一封铁定能登报的电报。他们以雷伯恩的回复不够明确为由，发电说：“我们看到您过去对民主党的忠诚，也相信您一定不会阻止罗斯福，以此来再次证明您的忠诚……你是想和罗伊•米勒以及布拉洛克一起阻止罗斯福，还是只是想为加纳争取一下芝加哥的第一轮参选权？”这些电报起到了他们预想的效果。《达拉斯晨报》文章导语如是说：“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山姆•雷伯恩就毫无疑问地卷入了罗斯福与加纳的斗争。”而他卷入这场斗争的方式，正合了约翰逊的心意。“阻止罗斯福”这个重要的字眼被一再强调。人们眼中的雷伯恩，不仅是加纳竞选团队的领袖，也是“阻止罗斯福”运动的领袖。
而罗斯福的反应，也是策划这一切的人求之不得的。雷伯恩声明公开后的一周之中，约翰逊和维尔茨去白宫参加了三次会谈。第三次结束之后，白宫台阶上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维尔茨说雷伯恩的声明“在总统看来，是来自政府内部的攻击，罗斯福认为雷伯恩没能正确描述自己的观点”。维尔茨说他要回到得克萨斯，领导一次全面抗争，让加纳得不到代表团的支持。
这场抗争中，雷伯恩和他代表的那个人一样，一直是首当其冲的目标。四月二十四日，维尔茨操纵组织了一场集会，之后一位年轻的得州政客写信给雷伯恩：“在达拉斯这里的‘新政集会’上，您的名字主要是被奥斯汀市长汤姆•米勒提起来讨论的……还有些人含沙射影地想把您和一些支持加纳的人扯上关系……”
含沙射影，精明狡猾，约翰逊-维尔茨策略让约翰逊如愿以偿，这也在第三封电报中表现出来。
维尔茨回到得州以后，并没有如他所说发动真正的“全面抗争”。除了一开始慷慨激昂地喊了几句口号，维尔茨说，他不反对得州代表团在第一次投票中支持加纳，只要这不是“阻止罗斯福”的行动。加纳阵营的领导者们随即提出很合理的困惑，为什么要发动所谓的“全面抗争”？他们说，全国支持罗斯福的情绪渐渐明朗的时候，他们就不断地在提维尔茨现在所提的策略。加纳在得州的竞选主席布拉洛克说：“正如一直不断声明的，我们应该倡导所有得州党派大会，不管是警区的、县上的还是全州的，都要发表声明，支持罗斯福政府的政策和成就。加纳的支持者们从未做他想。”这当然不是实话，尽管已成过去，但加纳觉得自己有胜算的时候，他们肯定不是这么想的。但也准确描述了加纳军团从威斯康星初选以来的感觉。甚至在威斯康星之前，雷伯恩就是这么希望的。
结果，雷伯恩帮加纳争取到了。赫尔曼•布朗投了很多钱，在警区和县大会上选出会在第一次投票时支持罗斯福的代表。 (9) 广播节目和报纸文章都在宣传罗斯福连任三届。但这些活动没能动摇加纳对得州民主党的控制。因此，双方同意做出妥协，就是雷伯恩提出的那个建议，基本上和他几个星期前提的一模一样。
双方达成的条件是由一封拍给得州政治领袖的电报确定的，倡导“和平共处”。电报中说：
得州的罗斯福支持者应该为得州之子约翰•加纳背书，与会代表都应该投票支持加纳参选总统……加纳的支持者们会在全州大会上坚持和声援本届政府的成就，并拒绝参加任何“阻止罗斯福”的运动。
我们认为……双方应该同心携手，将能够实现上述条件的代表送去全国大会……我们肯定这样的相互理解不会让总统不快。
然而，为了达成让步，为加纳保留最后的尊严，雷伯恩就得丢脸了，而且这些还会产生深远的政治影响。汤米•科科伦、哈罗德•伊克斯和林登•约翰逊在华盛顿开会，同时跟身在得州的阿尔文•维尔茨保持通话，他们决定，在电报上签名的，不只要有加纳军团领袖山姆•雷伯恩，还要有罗斯福军团的一名领袖，就是林登•约翰逊。由于电报的内容是双方的妥协让步，尽管保证了加纳得州的投票，却并非什么大获全胜，所以雷伯恩肯定不希望这封电报发出。一旦发出，被透露给得州的媒体，“这样，”伊克斯说，“就吸引不了全国的注意力了。”而约翰逊、科科伦、伊克斯和维尔茨坚持要从白宫发布这封电报，让约翰逊和雷伯恩一起去向总统出示这份电报。“雷伯恩万般推诿，”伊克斯在《秘密日记》中写道，“他不想去白宫，原因之一是，他不想和林登•约翰逊这个得州人眼中的‘菜鸟’议员一起出现，而这个议员显然和他这个多数党领袖一样，走着相似的政治之路。”但电报中做出的让步，让雷伯恩对老朋友的心愿达成：能体面尊严地隐退，能在全州的一致支持下走出公众的视线。而且还肯定了罗斯福政府的成就，这成就有雷伯恩的一份，也是他深切的信仰。约翰逊和维尔茨手里还有张王牌。警区大会迫在眉睫，要是不尽快达成让步，得州内部就会出现雷伯恩绝不愿意看到的反对加纳的声浪。为了加纳，雷伯恩答应了他们的条件。“这里的约翰逊和得州的维尔茨步步紧逼，直到雷伯恩不情不愿地同意去白宫。”伊克斯写道。四月二十九日，他们共同走进总统办公室。“那天下午，约翰逊和雷伯恩出现在总统办公室里，罗斯福满怀善意地告诉两人，他们都是好小子，‘爸爸祝福你们’两个人。他把他们当作政治上同等级别的人来对待。这背后有很恶意的企图，想要扰乱山姆•雷伯恩的心理状态。我认为他成功了。”
不管白宫的会面有没有扰乱雷伯恩，接下来的事情肯定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他本来以为，自己和曾经的盟友——那些新政支持者之间起了龃龉，不管原因为何，让步一达成，龃龉就结束了。“我敢肯定，”他写信给一个朋友，“没人觉得我是反罗斯福的。我认为大家都会同意，我和别的美国人一样，做了很多努力，执行他的各种项目。我想要的，只是希望得州派出的代表团……能够没有纷争，完全代表得州的民主党。” (10) 但他这么想，实际上是忽略了总统性格的某个方面。罗斯福认为这个人参与到了“阻止罗斯福”的运动中，而且表现出很不愿意原谅他的样子。
雷伯恩很快就坐上了他从小就向往的位子。九月十五日，班克赫德议长死于胃出血。新政支持者们想在众议院反对雷伯恩上位，却完全无济于事。看看选举班克赫德继任者的过程就知道了，大家只用了两分钟，而且全体一致通过，根本没人提出雷伯恩之外的名字。第二天，班克赫德的遗体放在议员席的中央，雷伯恩站在棺椁上方，就在那三层席位的顶上，在那张孤傲的高靠背椅子前面，宣誓就职。这也是他的得州同胞加纳九年前宣过的誓。他没有发表演说，只是为班克赫德发表了短短的悼词。他拿起议长的小木槌，只是简单说了句：“众议院议程开始。”几天后，他对一个朋友提起，自己曾经在只有一间校舍的学校上学的那个小镇，“离弗兰格斯普林斯就几步路远”。他又说：“我还没意识到自己已经是议长了。”接着他回到博纳姆，为他庆祝的烧烤集会上，选民们前来参加的车队有将近两公里长，每个人都拿着他的照片。去参加庆祝之前，他先去了公墓，站在父母的坟前，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
然而，罗斯福还要再当四年半的总统，在这段时期，雷伯恩尽管达成多年夙愿当上议长，但从其中获得的成就感也是很有限的。在他眼中，做议长绝不仅仅是手持木槌行使权力那么简单。“我一定要将我的名字和这个国家的脉动紧紧联系在一起，青史留名，不能在不久后就被人遗忘了，这是我最渴望的。”他曾写过这样的豪言壮语。他一直觉得，众议院作为政府的一个重要分支，是拥有自身特权的，不该只是回应行政机关发起的行动，而应该在发动和倡导国家政策方面起到主动的作用。他觉得，作为众议院的领袖，他应该责无旁贷地扮演这个角色。而整个众议院参与到政策发动过程中不现实也不方便，因此他认为，总统应该强化议长的角色，让他参与到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来。这位议长明了众议院的意愿，也能代表这个意愿，所以在形成政策的时候，至少该问问他的意见。他的抱负从来都不是只考虑自己。他的自我认知，一直都秉承着多年以前在众议院发表的第一篇演说中的理想，要为没有发声渠道的民众发声，为他所热爱的农民发声。一九三五年，在一列穿行得州的火车上，有人第一次见到雷伯恩，看见他“凝视着窗外的乡村，带着严肃思考的神情”。那人走上去自我介绍，雷伯恩还没怎么回过神来，仿佛自言自语地说：“农民们何去何从？美国何去何从？”这个后来和雷伯恩成了朋友的人说：“他的内心深处就是一个农民，但有帮助自己同胞的雄心壮志。”他希望，热切地希望，农民能在政府的最高部门有发声渠道。而且他也一直坚信，等自己成了议长之后，就能成为他们的喉舌。
罗斯福在任总统期间，他无法如愿以偿。四十年代，他对罗斯福的忠心不改，一如三十年代那么坚定沉着。之前的三个议长，雷尼、拜恩斯和班克赫德，都比较软弱。雷伯恩举起小木槌时，议长可以发挥的权力几乎都被大家遗忘了。然而，雷伯恩会让大家记起来的。而在这条路上，他的力量和受到的个人拥戴缓和了紧张局势。这本来是个被反新政的南方人控制的地方，很多罗斯福希望通过的立法，要是没有雷伯恩，可能就通不过。（“去他的，山姆，”一位议员说，“如果不是你，我们南边可能有五十几个人理都不会理他。”）
在外交事务上，他也倾力相助罗斯福。一九四一年八月，在一年前达成的美国第一次和平时期招兵的《选征兵役法》就要过期了。要是该法案不延期，不但很多现役军人要退伍，还无法招新兵。罗斯福恳求国会对其进行延期，但声势浩大的反美国参战孤立派组织和母亲们组成的代表团几乎是疯狂施压，想让国会永久作废这项法案。
雷伯恩知道国家需要征兵。和乔治•布朗谈话时，他突然就沉默了。阴郁的脸变得更加阴郁。过了一会儿，他语气低沉地说：“战争的阴云正在笼罩，乔治。”为期三天的激烈讨论中，雷伯恩没有坐在议长的位子上；他回到自己多年来站立的地方，栏杆的后面；他还在衣帽间奔走活动，几乎把三十年来积攒的人情都用光了。一位朋友写道：“此时他毫不犹豫地说出了自己最不喜欢说的话：‘请你为我这么做。’”
他回到议长席上主持该法案投票时，上面的看台挤满了放假前来、穿军装的军人，哭泣的母亲和孤立派的代表们。他知道没有争取到足够的选票，但是小木槌在他手里。共和党有好些议员都反对这项法案，还有一些正在摇摆，要看清楚需要多少票才能让法案失效，再把支持票改成反对，因为根据众议院的规程，在结果宣布之前，议员都可以改变自己的投票。但他们根本没机会。在没有新增投票和改变投票的情况下，点票员交给雷伯恩的结果是两百零三支持，两百零二反对。读完这两个数字之后，雷伯恩就敲下木槌，宣布投票结果有效，就此终结。愤怒的共和党人聚集在众议院发言席上，要求再议。雷伯恩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运用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立法流程，让反对者根本没空反应。他被逼无奈，还动用了议长权力，敲下木槌，确定了投票结果，并且坚定地冷脸拒绝反对者领袖实行任何对策。他保住了这一票的优势。他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众议院的规程，如果不是因为他那钢铁一般的个人性格，这规程恐怕早就被打破了。“但是，”一个朋友写道，“结果是，不到四个月后，日本的炸弹落在珍珠港，美国有一百六十万军人发起反抗，而不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四十万人。”
不过，尽管他能够帮助推进罗斯福的政策，在政策形成过程中的权力却微乎其微。博纳姆一年一度的“山姆•雷伯恩日”庆祝活动上，总统又照例送上热情洋溢言辞动人的贺函。两个人都是一八八二年同一个月出生的，所以每年一月他们都会互相道贺。罗斯福送上美好的祝福，那个把罗斯福照片摆在家中书桌上的人则表达敬慕之情。“在今天的日子里，我为您感谢上帝，因为六十岁的您成熟稳重，能够承担起无比的重责，这责任可能压垮任何一个没有您那么坚定的人。”一九四二年一月，雷伯恩写道。然而，罗斯福给予他的偏爱也仅限于此，不容他插手实质性的政策制定。每周一都会举行媒体密切关注和报道的会议，众议院的雷伯恩和麦科马克、参议院的巴克利以及副总统华莱士会面见总统，举行午餐会，在互诉友情、互开玩笑的气氛中，形式化地制定一下政策方向。（“山姆•雷伯恩说他和鲁斯夫人开了会，总统和我们都开始开他的玩笑。山姆脸红了。”）但雷伯恩对这种表面上的安抚，以及午餐会之后在白宫台阶上媒体拍下的“四巨头”照片并不感冒。亨利•华莱士后来写道，这些午餐会让雷伯恩“非常反感”，因为会上“总统从未提起任何立法相关的事务”，所以基本上就只是“毫无意义地握手点头微笑”。在另一个场合，雷伯恩对华莱士抱怨说“总统对他不够推心置腹”。（华莱士还写道，尽管如此，雷伯恩“仍然对罗斯福忠心耿耿”。）乔纳森•丹尼尔斯见证过雷伯恩有多容易受伤，也见证了罗斯福对他家常便饭般的伤害。“他说，要是能单独面见总统，他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问他这个他还做不到吗。他说当然做得到。但是，他常常觉得罗斯福并不想征求他的意见。”
总统身边的几个年轻一些的人，比如科科伦和科恩（甚至还有更年轻、级别更低的吉姆•罗）都很崇拜雷伯恩。“您为故土贡献良多，很多平原人民终其一生不可能得知冰山一角。”罗曾给他写信。然而，一九四〇年以后，科科伦和科恩都从白宫的舞台隐退了。白宫内部都是史蒂夫•厄尔利、“老爹”沃森、马尔文•麦金太尔这些人，还有勒翰德小姐以及格蕾丝•塔利这些女秘书，再加上一些年轻的新人。在他们眼里，雷伯恩与那些南方保守派别无二致。更重要的是，在这支“圣上护卫队”眼中，对总统不忠是巨大的罪孽，而他们认为，雷伯恩曾经是“阻止罗斯福”运动的领袖。而他们的老大也是同样的态度，他不欣赏雷伯恩这种固执独立的个性。他们经常暗中讽刺这个说起话来慢吞吞的得州人。一次雷伯恩发表演说之后，麦金太尔给罗斯福写了个带着讽刺口吻的备忘：“我明白山姆很为自己在遣词造句上所做的努力自豪。”丹尼尔斯告诉麦金太尔，雷伯恩的“傲气”已经逐渐被“在白宫受到的待遇磨光”，麦金太尔回答说：“雷伯恩和所有议长一样，都太自命不凡了。”雷伯恩告诉罗：“我在白宫没有一个能说话的人。”
得州面积很大，各个区域之间不但地理差异明显，思潮也大相径庭。所以白宫不可能像在其他面积较小、思想比较统一的州一样，指派一个人负责得州相关事务。尽管如此，加纳还是在长期以来承担起了联系白宫和得州的主要职责。只要罗斯福政府想在这个西南大州分配什么东西，制定什么政策，第一个就会找到他。现在加纳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两个得州参议员不愿意染指全州的权力，而杰西•琼斯支持新政的态度又明显十分虚假空洞，莫里•马弗里克在自己的政治道路上还自身难保。按照常理，加纳的角色应该让雷伯恩来担任，他在得州德高望重，而且在国家政府的权力比其他得州官员要大很多。曾经，罗斯福显然中意雷伯恩，开始给他一些在得州分配职位的权限，好让他巩固地位。按照常理，罗斯福应该继续如此。只要涉及影响得州的政策和政治活动，都应该首先征求新议长的意见。按照常理，山姆•雷伯恩应该是在得州代表总统的不二人选。
但他不是。从奥斯汀拍给雷伯恩的电报，很巧妙地让他陷入与总统对立的境地。林登•约翰逊“绘声绘色”地向罗斯福描述了约翰•L.刘易斯的那段小插曲，强调了雷伯恩反对罗斯福的立场，约翰逊和维尔茨私下面见总统时给他看的那些报告也起到了同样的效果（雷伯恩的声明“在总统看来是来自政府内部的攻击……”）。电报，再加上约翰逊有意透露给媒体当作故事刊登出来的“消息”，更坐实了这个印象。这些电报过后，白宫认为雷伯恩是加纳的支持者，这个认识不假，但他们还认为雷伯恩是罗斯福的敌人，不但是加纳竞选活动的领导者，还牵头了整个“阻止罗斯福”运动，这就大错特错了。罗斯福不但是他的偶像，而且他无数次忠心耿耿地为他服务，怎么可能与之为敌呢？然而那些电报过后，山姆•雷伯恩再也无法成为罗斯福的得州代言人了。林登•约翰逊挥舞着两把刷子，让他沾上了洗不清的污点。抹黑雷伯恩，让约翰逊如愿以偿。一九四〇年中期，约翰逊成为罗斯福在得州的代言人。华盛顿专栏作家杰•富兰克林写道：“一个年资很短的议员……现在成为了孤星之州的新政代言人。”
这一进展最重要的影响，涉及了联邦的合同。一九四〇年以前，涉及这类合同的事务，经常要去“咨询”杰西•琼斯。（作为复兴金融公司的总裁，琼斯当然是可以自行分配该公司合同的。）一九四〇年，琼斯基本就被无视了。一九四〇年以前，参议员康纳利和谢泼德偶尔还会参与发表一下意见，虽然不如康纳利希望的那么频繁，至少偶尔有机会说话。一九四〇年以后，参议员想要参与合同分配的要求都是被一味搪塞过去。一九四〇年以前，最常被询问意见的得州人是约翰•加纳。华盛顿的人早就周知雷伯恩对这块的事情不感兴趣，有一次，他选区的丹尼森大坝获得了授权，相关人员小心地点名，请他说说自己最推荐的承包商。他回答说，自己这儿没有人选。但按照惯例，这是众议院的议长啊，要在他的州搞什么大型的公共工程或者国防项目，至少也该问问他有没有意见。现在是问都不问了。然而，把琼斯、康纳利、谢泼德和雷伯恩都“冻结”在得州大型合同的决策之外，并没有造成这个重要领域的真空状态。因为这个真空一边形成，就一边有人来填补，而填补之人正是用尽手段制造真空之人：“一个年资很短的议员”。
约翰逊在科珀斯克里斯蒂海军航空站合同中起到的作用，本身就让他在得州的建设领域有了重要的身份。因为这一亿美元的工程在得州是很大的一件事（一九四〇年，得州高速公路管理局的所有项目加起来，才两千七百万美元），布朗&路特分配给了整个得州很多次级承包商。全国上下集结参战的气氛也越来越浓烈，本来就散布在得州各处的军事基地进一步扩张，约翰逊的影响力也随之增强。因为白宫传话说，扩建的合同都要“询问”林登•约翰逊的意见。和巨大的科珀斯克里斯蒂航空站比起来，这些合同可能很小，却对那些拿下合同的公司非常重要。比如，在约翰逊自己的选区，泰勒床品公司拿到一个七万一千美元左右的合同，为海军营房提供床垫，这是该公司有史以来最大的合同；还有鲁林的艾因沃斯建筑公司，拿到几十万美元的联邦建筑合同，已经足够欣喜若狂了。整个得州的承包商都很感激约翰逊安排的农村电力化管理局布线合同。华盛顿传了话来，用科科伦的话说，联邦在得州的合同，要给“林登的朋友”。“另外，”科科伦说，“只要他能给朋友争取到政府拨款，他也功成名就了。”
他的确是“功成名就”，联邦合同代表的“政府拨款”就是坚强后盾。他给罗斯福的再次参选带去的资源，没有一个得州人比得上，那就是赫尔曼•布朗的资金。约翰逊把这资源作为一个基础。他为罗斯福在得州的竞选争取到了这笔钱，所以在活动中也担任了指挥官的角色；担任了这个角色，也能在其他联邦合同的配置上有发言权；有了这个发言权，想要这些合同的人（其中包括得州最有钱有势的人）都得来找他。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第三封电报已经能看出一些端倪。电报把林登•约翰逊和山姆•雷伯恩相提并论，总统说他和“众议院多数党领袖”走着同样的道路。当然，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对约翰逊与雷伯恩同等对待，只有象征性的意义。然而，让他在得州能全权配置联邦合同，这个意义就远超于象征了。对权力进程和政治风向比较敏锐的人都能理解，得州有史以来最大的联邦合同，有着巨大吸引力的合同，能够给林登•约翰逊的朋友，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伊克斯尽可以说他是个“菜鸟议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以前的确是“菜鸟”，来自偏远闭塞的地区，年仅三十一岁。然而那封电报过后，他手里有了权力，再也不是“菜鸟”了。虽然在得州另外二十个选区的公众那里，他依然名不见经传，但那些选区的权贵已经知道了他，并且尊重他。一九三一年，林登•约翰逊上任议员秘书后不久，就一直在暗中活动，想取得在全州都能产生影响的权力。现在，他能为得州，为整个得州的重要人物取得的，不仅是酒店预订的房间、与联邦官员的会面，还有联邦的合同。有了赫尔曼•布朗的钱，再加上他运用高超技艺将其转化为政治资源，现在，在那条展现在自己眼前的道路上，他已经走了很长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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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罗斯福在得州的代言人，但他不只是罗斯福的人。
罗斯福在得州广大选民中有多受欢迎，在那铁腕控制得州的小集团中就有多受憎恨，之前得州民主党执行委员会铺天盖地支持加纳参选总统的声浪就能证明这一点。另外，总统受欢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个人魅力，很难说选民们是否支持他的种种政策，那些支持新政的议员败选就能说明这一点。全州二十一个选区中，只有林登•约翰逊的第十区可以肯定是“自由派”的；在那不超过三四个的少数选区，山姆•雷伯恩这种支持总统的议员胜选，主要也是因为他们有极强的个人号召力，而不是和选民们思想政见一致。就算加纳在总统候选提名之战中获胜的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整个得州还是如往常一样，牢牢地掌握在这些人手里。这些人之前的团结，主要因为他们都是加纳的盟友。现在，他们依然紧密团结，主要是因为对新政的完全反对。他们领袖的观点是不会改变的（回到尤瓦尔迪的家中，他在衣领上别了一枚威尔基 (11) 的像章；二十年后，对于那个曾经两次与他并肩作战取得全国选举大胜的人，他仍然在反对他的政策），他们也不会。一九四四年，加纳阵营中的很多重要人物，都成了得州放弃民主党的中坚力量，没有对富兰克林•罗斯福提供任何支持。
然而，不管他们对整个新政或者得州那些反加纳阵线的领导人有多么深的恨意，这里面并不包括林登•约翰逊。原因很简单：他们不知道他是领导人之一。在加纳与罗斯福之战中，约翰逊当然是从一开始就努力隐藏自己的观点。他一边向新政支持者们描述自己如何当着整个得州议员代表团的面挑战了山姆•雷伯恩，一边避免公开表明任何关于罗斯福与加纳之战的立场。（他的回避也让别人得出了错误的结论，美联社说他“最近和别人发表了对加纳表示敬重的联合声明”。）而且在这场持续了几乎一年的战斗中，他一直非常低调，甚至是个隐身人物。得州成立罗斯福竞选总统委员会时，会长是汤姆•米勒，不是林登•约翰逊，秘书长是艾德•克拉克。米勒和克拉克，还有（战斗后期的）莫里•马弗里克、哈罗德•杨，甚至是阿尔文•维尔茨，都在整个得州四处奔波发表演说，但林登•约翰逊从未登上过任何一个演说舞台。
他还尽量不出现在得克萨斯。事实上，三月份前往奥斯汀，似乎是罗斯福和加纳之争在得州最如火如荼的那几个月他唯一一次涉足该州。他想尽一切办法不回得州。最夸张的是一九四〇年四月六日，奥斯汀的汤姆•米勒大坝（科罗拉多河下游管理局的新工程）揭幕仪式。这座大坝的资金是约翰逊争取的。科罗拉多河下游其他大坝和他选区里每一个建筑工程的揭幕仪式，这位议员都是一定要出席的，而且还要尽量确保自己能得到最多的曝光和宣传。然而，汤姆•米勒大坝的揭幕仪式上，奥斯汀这位国会议员的唯一踪迹，就是牌子上的一个名字和一封电报，说他很遗憾，因为“华盛顿公务缠身”，不能到场。
就算被迫到了得州，他也尽量不接触报纸。“约翰逊一直很谨慎，”奥斯汀周刊《得州观察家》的总编范恩•肯尼迪说，“约翰逊非常小心，若非必要，绝不惹火烧身。”从约翰逊那里得到很多资助的哈罗德•杨，最终惊讶地发现约翰逊竟然不会公开表达观点（因为他一直听说约翰逊私下里一直在反对加纳）。“林登不想在加纳的问题上表态，也不想站在马丁•戴斯组织的对立面。”杨说。就是在这个时期，得州的自由派和雷伯恩的亲信威廉•基特雷尔首次这样描述约翰逊：“林登不属于任何阵线。”
加纳和罗斯福的支持者兵戎相见之后，韦科举行了民主党得州代表大会，要选出参加全国大会的代表团，而约翰逊甚至可能连那次大会都没去。就算他去了韦科，也非常低调，没有声张。多年后，有人问加纳那个反新政、痛恨罗斯福的得州竞选主席E.B.杰曼尼：“约翰逊先生参加了那次代表大会吗？”杰曼尼回答：“我觉得他应该不在场。就算他在场，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反正我是没看到他来开会。”他从未作为代言人公开亮相，不想让得州权贵们看到他。直到民主党全国大会在芝加哥召开，那时候战斗当然已经结束，他也不用再被迫表明支持谁了。
他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成功。
完全按照所有者查尔斯•马什授意来编排内容的《奥斯汀美国人-政治家》，也从未将他的名字和罗斯福与加纳之争联系在一起：比如，已经到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七日了，雷蒙德•布鲁克斯写了篇文章，列出了罗斯福在得州的竞选活动领导人，其中竟然还未提到约翰逊。别的报纸上也鲜少见到他的名字。得州各大报纸的文章指明了罗斯福竞选的领导人有汤姆•米勒和艾德•克拉克，后来，还指出了阿尔文•维尔茨以及其他人，比如得州民主党的女主席弗朗西斯•哈斯克尔•埃德蒙森，莫里•马弗里克，铁路特派员杰里•桑德勒，原总检察长威廉•麦克罗和哈罗德•杨。林登•约翰逊的名字则很少被提起。就算有人写了，也只说他是反对为加纳投票斗争中的一个小人物。《达拉斯晨报》的首席政治记者沃尔特•霍尔南德追踪得州政治局势长达四个月，没有一个字提到林登•约翰逊，后来才在一篇文章里稍稍提了一笔：“……加纳军团的领导人还认为林登•约翰逊议员也积极参与到了连任三届运动当中……”
战斗结束时，他的身份仍然隐藏得很好。六月三日的《得州观察家》详细报道了双方在韦科代表大会上的最后一战，指出汤姆•米勒是“得州支持罗斯福运动的发起人”。另外还列举了很多领导人的名字，分别指明他们的立场和行动。而林登•约翰逊的名字一次都没出现在这期刊物中。
也有一家得州的报纸，想要去透露和解释他所起的作用，至少能浅析一下。而他们的举动引起的反应很说明问题。这家报纸是《沃思堡星通讯》，他们也许真正了解约翰逊的角色，因为报纸的主人阿蒙•G.卡特在政治观点上是反新政的，而且长期支持加纳（加纳在华盛顿常戴的礼帽，就是卡特送的，这事众所周知），但他又想为热爱的家乡沃思堡争取一些新的大工程，为了这个目的，他一直和白宫保持着联系。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三日，卡特发表了一篇很长的社论，不仅阐述了加纳支持者们的怨愤心酸（“正常的得州人都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一边自称得州人，一边到处劝别人放弃加纳，不履行维护自己同胞的责任”），还试图解释得州第十区那些公共工程对于罗斯福运动的重大意义，当然还有该区议员所起到的作用。“整个（连任三届的）计划都围绕着科罗拉多河上的一座大坝。”卡特写道。四月七日，《星通讯》的攻势愈发凌厉。一篇文章把得州反加纳运动的动机归结于贪婪而并非政治理念，写道：“目前华盛顿没有任何表示……如果加纳成为总统，科罗拉多河下游管理局的大坝会停工，但奥斯汀的一群人很警惕。”
伊克斯做出了回复，首先阐述了过去联邦对于卡特在沃思堡搞的项目有多么慷慨，然后讽刺说，罗斯福再次当选以后，“那些所谓的‘领导’，肯定会第一个催促你来点餐台这儿”申请更多的联邦拨款。卡特对此的回应，就是更加密切地关注科罗拉多河下游管理局的大坝工程。在被问到的时候，伊克斯已经当众承诺，要公开市政工程局所有项目中，付给私人律师的法务费。现在卡特授意该报在华盛顿的记者巴斯科姆•蒂蒙斯，去询问市政工程局在科罗拉多河下游管理局有关项目上，到底付给了阿尔文•维尔茨多少钱。
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九年的数字是八万五千美元。按照同时期的得州法务费标准来说，这数字实在太惊人了。而且，市政工程局这八万五千美元，跟维尔茨从各种大坝工程中赚的总钱数相比，实在是九牛一毛。一旦法务费的问题公开了，那么外界发现其他的事情只是时间问题。比如，他在大坝工程中不仅收取市政工程局的费用，还在英萨尔公司破产时，作为原代理人，成为利益接收者；当然，还有他代理布朗&路特的事。另外，争取到这些建筑工程，并且负责催促法务费的议员可能也会被推上风口浪尖。这事必须要压下去。
在阿尔文•维尔茨的文件中发现了一份备忘录，其中记录了压制此事的策略。这份备忘录没有签名，没有指定读者，不知道是谁写的。维尔茨和约翰逊在其中采用的都是第三人称。不过，维尔茨的手下中至少有一个认为，因为两个人都有高超的保密技巧（而且备忘录的遣词造句也很符合约翰逊的风格），这种第三人称的写法不能够排除约翰逊或者维尔茨是作者的可能。无论如何，所有在世的维尔茨-约翰逊阵营的人都认为，这份备忘录反映了这个阵营的思想：面对攻击带来的威胁，疯狂残暴地反攻，要攻击的不仅是加纳和罗伊•米勒，还有山姆•雷伯恩。
备忘录的作者非常重视卡特造成的这个威胁，认为很有意义。虽然市政工程局觉得八万五千美元是“合理收费”，他写道，可是一旦公之于众，“就能达到抹黑维尔茨的效果”。要做出的回应是，通知雷伯恩，要是透露了这件事，别的事情也会随之透露，媒体将会得知“能在全国引起轰动效应的消息，透露四十年来加纳、加内夫人和塔利•加纳从政府那儿捞了多少，而且艾德•克拉克还在算他山姆•雷伯恩二十五年来在差旅费等方面赚了多少。还有埃弗雷特•鲁尼……以及罗伊•米勒付了多少钱来收买得州议会……”备忘录中这个策略可谓疯狂反击，不仅反击对这些指控习以为常的加纳和米勒，还攻击了一直对自己“清白之名”引以为豪的山姆•雷伯恩（如果媒体公布说他这些年来拿到了二十二万五千美元，那这清白的名节就不保了。当然这个数字不过是议员的标准工资，但一旦登了报就变味了）。和这策略一样值得注意的，是该备忘录极尽谨慎，不让阿尔文•维尔茨和林登•约翰逊与这个策略扯上任何关系。备忘录中说，把这个威胁传达给雷伯恩的，应该是莫里•马弗里克，而不是维尔茨。“在这件事上，参议员应该保持独立，不要牵扯进去……应该让莫里给山姆打电话……这样更好。”而对于约翰逊，备忘录中更进一步地强调了，他与从华盛顿发起的阿蒙•卡特攻击行动毫无关系。里面提到“点餐台”那封信，说“伊克斯给阿蒙•卡特回了封言辞很刻薄的信”，接着又赶快补充说，“（伊克斯）部长没有和林登商量，他对此不知情。”林登•约翰逊（或者他的顾问）也许自始至终都在指挥针对加纳支持者的全面战争，但对手们却不会知道。当维尔茨和约翰逊必须有一个公开参与到反加纳的战斗中，华盛顿必须有个关键的得州人物回到家乡，公开领导这场战斗时，站出来的是维尔茨。他十分关心自己视如己出的这个年轻人的政治前途，所以主动摘掉面具，暴露自己。
不管是维尔茨的收费，还是加纳、米勒和雷伯恩从政府拿的钱，都没有公布。原因也许是，这个备忘录显然是写于四月二十六日星期五的，而在四月二十九日星期一，在罗斯福的干预下，双方起草了“和平”协议，雷伯恩和约翰逊双方签字的电报也发出去了。约翰逊想要对自己在得州支持罗斯福阵营中扮演保密角色的最大威胁，就这样消除了。而且，整个得州，只有阿蒙•卡特的报纸试图要指出约翰逊在这场争斗中的真正地位。在华盛顿，他的领导角色（当然，还有维尔茨的）是个公开的秘密，而在得克萨斯，还只是一个秘密。在得州，他的名字唯一一次被大面积曝光，就是和雷伯恩一起出现在“和平”电报上。由于这份电报上有雷伯恩的签名，得州人又把这看作罗斯福的一个让步，他的名字虽然出现了，却没有激怒加纳阵营的领导人们。
在合适的场合添油加醋地讲述关于约翰•刘易斯的那段插曲时，约翰逊竟然也不愿意公开站在加纳的对立面。他成功做到了没有在前面两封致雷伯恩的电报（还有关于这两封邮件的媒体报道）上具名，也很小心地在整个一九四〇年加纳与罗斯福的得州之争中真人不露相，而这些努力都有了回报。加纳阵营的很多领导人，竟然从未清楚地认识过约翰逊在这场战斗中扮演的角色。多年后，有人问E.B.杰曼尼，一九四〇年时，约翰逊“是否施加了任何压力，阻止加纳获得提名”，杰曼尼回答说：“没有，就我所知他是（没有）……”一九四〇年，两个敌对阵营在得州兵戎相见，互相之间的仇恨日深，但令人惊讶的是，这种仇恨几乎没有降临到林登•约翰逊头上。因为好像双方都觉得，约翰逊是站在自己这边的。
大会开完，斗争结束，小心翼翼地待在得州之外的那个人回到得州，和加纳阵营的很多领导人进行了私下谈话。其中有些人的确怀疑过林登•约翰逊，但一场谈话就打消了疑虑。他辛辛苦苦筑起来的围栏，出现了些小小的裂缝，就通过这些谈话来修补。乔治•布朗早就知道约翰逊能做到这一步。见保守派说保守的话，见自由派说自由的话，“这就是他的领导力，是他的诀窍”。乔治•布朗此言不虚。他安排约翰逊在休斯敦一家酒店面见两个极端保守、痛恨罗斯福的得州金融家。“他进去以后，一个小时之内，就让他们相信，他不是个自由派。”布朗后来回忆道。
“今年的政坛真奇怪，”《奥斯汀美国人-政治家》的一篇报道写道，“得克萨斯遇到最惊人的矛盾，经历了最强烈的震荡……新的裂痕威胁着得州民主党的团结，可能要产生更深更严重的分裂。这真是个奇异、充满困惑的未知领域，这就是今日的全国政坛。”是的，这是个奇异、充满困惑的未知领域，像危机四伏的雷区。一九四〇年，谁想要在得州政坛寻求前途，都很有可能被彻底击败。然而，在这个雷区，有个人，一个全得州政坛的“菜鸟”，一路顺风顺水，步子迈得沉默又坚定。
(1) 该隐是《圣经》中亚当和夏娃的儿子，作为兄长的他杀害了弟弟亚伯。
(2) 二十世纪，美国有三位总统在取得压倒性优势胜选之后做出了至少是部分出于过分自信的盲目举动：一九三六年，罗斯福压倒性胜选，之后提出法院填塞计划；一九六四年，林登•约翰逊压倒性胜选，之后升级越南战争；一九七二年，理查德•尼克松压倒性胜选，之后出了“水门事件”。——原注
(3) 《中立法》指的是美国政府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通过的一系列法案。制定这些法案的背景是美国参加一战，损失惨重，所以美国本土很多人不希望再牵涉到国际战争中，《中立法》由此制定。这些法案在二战期间限制了美国政府协助民主国家对抗纳粹国家的力度，罗斯福则在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年期间几次请国会修改《中立法》。一九四一年美国宣布参战，《中立法》废除。
(4) 一九三九年马弗里克当选圣安东尼奥市长。但当年晚些时候有人控告他利用工会捐款为支持者缴纳民调税款。尽管后来他被宣告无罪，但有了这些争议，很难胜任总统在得州的旗手了。——原注
(5) 一九三八年的党派初选中，约翰逊没有对手。但其他没有对手的得州议员也都在受邀之列。——原注
(6) 全名艾德温•马丁•沃森，美军少将，罗斯福总统的高参。
(7) 这可能不是布朗第一次在约翰逊的要求下为马弗里克提供经济支持。一九三九年马弗里克参选圣安东尼奥市长时，就请约翰逊帮他找资金。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日，约翰逊回复他说：我跟詹姆斯•罗、乔治•布朗等人谈过了，你肯定会很快收到钱的。”一九三九年四月七日，马弗里克发了封电报：“约翰逊给我送来五百美元。”——原注
(8) “我们希望能明确为罗斯福政府的政策和成就背书，同时也不含糊地让代表们投票给加纳，支持他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他给一个朋友写信道。——原注
(9) 这笔钱的控制权掌握在少数几个人手里，都是首先效忠于维尔茨的新政支持者。得州那几个为罗斯福工作的政坛老手拿到的钱十分有限。——原注
(10) 不过，就算战斗进行到这个阶段，雷伯恩的第一要务仍然是保护自己的老朋友。这封信里还有另一句话：“我肯定维尔茨、布拉洛克、林登•约翰逊和我的电报往来之后，人人都会按照这个计划行事，让各县派出的代表团按照电报中所说的投票。”信件由秘书打出来之后，雷伯恩再次审读，显然怕话没说清楚，“投票”这个词后面他又手写上几个字，“给加纳”。
(11) 指的是一九四○年和富兰克林•罗斯福角逐总统的共和党人温德尔•威尔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