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计阅读本页时间：-
第四章 工业化与力量对比（1815～1885）
国际力量对比逐渐变得不利于旧有的一流强国，而有利于那些既有资源，又善于组织利用新生产工具和新技术的国家。
拿破仑垮台以后半个多世纪发展起来的国际体制，具有一整套不寻常的特点，这些特点有的不过是暂时性的，而另一些则成了近代的长期特征。
第一个特点是，一个整体的全球经济先是稳定地，然后（19世纪40年代）是引人注目地发展，这一发展吸引了比以往更多的区域加入以西欧——特别是以英国——为中心的跨洋、跨大陆的贸易和金融网络。在英国取得经济霸权的几十年中，同时出现了交通运输的大规模改善，工业技术从一个区域向另一个区域日益加速转移，产品产量骤然激增（这又反过来推动了对农业土地和原料新产地的开发）。关税壁垒的削弱和其他重商主义的措施，再加上关于自由贸易和国际和谐的种种思想的广泛传播，说明一种新的国际秩序已经出现，这种秩序与18世纪再三出现大国冲突的世界迥然不同。1793～1815年战争——在19世纪以“大战争”著称——的动乱和付出的代价，促使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同样尽可能去选择和平与稳定，这种形势由于有了欧洲协调制或签订自由贸易条约等措施而得到了巩固。这些情况自然鼓励了长期的工商业投资，从而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发展。
广告：个人专属 VPN，独立 IP，无限流量，多机房切换，还可以屏蔽广告和恶意软件，每月最低仅 5 美元
第二个特点是，旷日持久的大国战争的消失并不意味着一切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就此结束。如果还有冲突的话，那就是欧洲和北美对较不发达的民族的征服战争加剧了，这些战争在许多方面是向海外经济渗透和制造业产量份额锐减的军事伴随物。此外，在欧洲大国中仍存在区域的和个别国家间的冲突，特别是民族问题和领土边界问题方面的冲突。但是，后面将要谈到，像1859年的法奥战争或19世纪60年代德意志统一战争那样的公开冲突，不论在持续的时间方面，还是在地区方面，都受到了限制，甚至克里米亚战争也很难说是一场大冲突，只有美国的南北战争可以说是个例外，应该作为大冲突来加以考察。
第三个特点是，产生于工业革命的技术，开始对军事和海战产生影响。但是，变化要比常人有时所描述的缓慢得多，只是到了那个世纪的下半叶，铁路、电报、速射武器、蒸汽动力、装甲战舰，才真正成为军事力量的决定性的标志。虽然新技术加强了列强在海外享有的火力和机动性方面的领先地位，但经过好几十年陆海军将领才修正了他们如何打一场欧洲战争的思想。可是，技术变化和产业革命的双重力量正在陆地和海上稳步地产生影响，同时还在影响着列强相对的力量。
虽然现在还难以做出概括，但由不平衡的工业和技术变化类型引起的大国均势的转移，可能比财政和信贷更影响着19世纪中期几场战争的结局。这部分地区是因为19世纪国家的和国际的银行业务以及政府官僚和机构（国库、稽查员和税吏）使得大部分政权能够更方便地从货币市场筹措经费，除非它们的信用等级特别低劣，或者它们在国际银行体制中存在暂时的偿付危机。均势转移主要是由于以下的事实：发生的战争相对来说是短暂的，所以各方都注意利用现有的军事力量在战场上迅速取得胜利，而不是长期地动员国家资源和筹措新的收入。例如，不论有多少新取得的资金，都不能使奥地利逃过1859年和1866年战场上的失败，也不能在法国的军队于1870年的战争中被击溃后把富裕的法国拯救出来。的确，在南北战争中，占优势的财政使北方战胜了南方，英国和法国比濒于破产的俄国更有财力进行克里米亚战争，但这反映的是它们经济上总的优势，而不是在信用和财政这一方面胜过俄国。因此，关于19世纪的战时财政的作用，就不像前一时期那样值得一谈。
这种种因素——国际经济的成长、工业革命激发的生产力、欧洲的相对稳定、在此期间军制和海军战法的现代化、仅仅爆发局部的和短期的战争的事实——对某些大国当然比对其他国家更加有利。尤其是对英国，它得益于1815年以后经济和地缘政治的总趋势是如此之多，以致它成了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另一个类型的强国。其他国家在其相对力量方面往往严重地受到影响。可是到了19世纪60年代，工业化的进一步扩大又一次开始改变世界的力量对比。
这一时期的又一个特征值得一提。从19世纪初期起，历史的统计材料（特别是表示经济的数字）有助于探究力量对比的转化和更精确地衡量这个制度的动力。但是，了解以下的事实很重要：许多数据是很不精确的，特别是那些缺乏有效的官僚机构的国家的数据更是如此；某些计算（例如世界产品产量的份额）不过是多年后统计学者做出的估计数；最重要的一点说明是，经济财富并不直接或经常转化为军事力量。统计学者所能做到的，是提供表示一个国家物质潜力的大致的材料，以及它在领先国家的各个方面相对排列的地位。
大部分经济史学者竭力强调，“工业革命”并不是一夜之间出现的。与1776年、1789年和1917年的几次政治“革命”相比，它是一个逐步的、缓慢进行的过程；它只影响某些制造业和某些生产资料；它一个区域一个区域地发生，而不席卷全国。可是，这一切说明不能回避一个事实，即人类经济环境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转变在1780年前后开始出现。有权威人士认为，其重要性不亚于野蛮的旧石器猎人向驯化的务农者的转变（这当然要缓慢得多）。工业化（特别是蒸汽机）所做的是以无生命的动力源代替有生命的动力源；通过利用机器——“迅速、有规律、精确、不知疲劳”的机器——变热为功，人类就能利用大量新能源。引用这种新机器的结果简直是惊人的：到19世纪20年代，操纵动力织机的人，其产量20倍于一个手工工人，而一台动力驱动的“骡”（即纺纱机）具有200台手纺车的能力。一个火车头能运输需要数百匹马才能运输的货物，而且速度要快得多。的确，产业革命还有其他许多重要的方面——例如工厂制度，或分工。但是，本文讨论的要点是生产力的急剧增长，特别是在纺织业方面，这又转过来促进了对更多的机器、原料（尤其是棉花）、铁、航运和更优质的交通等方面的需求。
此外，正如兰德斯教授已经注意到的那样，人类生产力的这种空前的提高是自给的：
在以往，生活条件（进而是生存条件）改善和经济机会增加以后总是紧跟着人口的增长，这样最后就把取得的收益消耗殆尽；现在，这些地方的经济和知识第一次在历史上迅速成长，其速度足以不断地产生投资和技术更新，这种情况把马尔萨斯明确控制的上限提高到任何可见的限度之上。
上述的最后一句话非常重要。从18世纪起，世界人口的增长开始加快：欧洲的人口从1750年的1.4亿增加到1.87亿（1800年），又增加到2.66亿（1850年）；亚洲的人口从1750年的4亿多，猛增到一个世纪以后的7亿左右。不论原因——较好的气候条件、生育力的提高、疾病减少——是什么，这样规模的增长是惊人的；虽然18世纪欧洲和亚洲的农业产量也增加了，并且实际上是人口增长的另一个总的原因，但这个新增人口（和需要吃粮的肚子）的纯数字，在此期间有使农业产量增长的一切好处化为乌有的危险。在18世纪后期，贫瘠土地承受的压力、农村的失业、大批家庭向已经拥挤不堪的欧洲城市流动等情况，不过是这种人口猛增浪潮的几个征兆而已。
英国产业革命所做的（用很不成熟的宏观经济术语说）是持续地提高生产力，这样在国家财富和人口购买力方面随之发生的增长，都不断地超过了人口增加数。当这个国家的人口从1801年的l050万增加到1911年的4180万——年增长率为1.26%时，它的国民产值的增长要快得多，在19世纪也许是14倍。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在2%和2.25%之间，这要取决于统计数字所包括的地区。[1]仅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人均产量就增加了1倍半。
与1945年以后许多国家达到的增长率相比，这些并不是了不起的数字。正像社会史学家提醒我们的，产业革命的确使新的无产阶级付出了可怕的代价，他们在厂矿劳动，居住在有碍于健康的、拥挤的、草率建成的城市中。可是基本的事实依然是，机器时代生产力的持续增长，给这个时期带来了广泛的利益：1815至1850年英国的平均实际工资增加了15%到25%，在以后半个世纪增加到引人注目的80%。艾什顿提醒那些认为工业化是一场灾难的批评者：“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是，怎样给人数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候的几代儿童提供粮食，给他们衣服穿，和如何去雇用他们。”新机器不但越来越多地雇用了增长的人口中的大部分，而且提高了国民总的人均收入，一场蒸汽推动的交通工具的革命，很快满足了城市工人对食品和必需品日益增长的需求，铁路和轮船运送新大陆的剩余农产品，来满足旧大陆的需要。
通过利用兰德斯教授的各种计算，我们可以以另一种方式来领会这一要点。他指出，在1870年，联合王国使用1亿吨煤，这“相当于800万亿大卡的能，它足以供养8.5亿成年男人达一年之久（当时的实际人口约3100万）”。另一方面，英国在1870年的蒸汽机的能力约为400万马力，这相当于4000万个男人所能产生的力。但“这样多的人一年会吃掉3.2亿蒲式耳的小麦，这是1867～1871年整个联合王国年产量的3倍多”。无生命的动力源的使用，能容许从事工业的人突破生物学的限制，并且惊人地提高生产力和增加财富，而用不着屈服于迅速增长的人口压力。对比之下，艾什顿却清醒地注意到（晚至1947年）：
今天，在印度和中国土地上的男女们受着瘟疫和饥馑的折磨，他们的生活在外表上只比白天同劳动、晚上同睡一地的牲畜稍好一些。这种亚细亚的标准，这种无机械装备的恐惧，就是那些只增加其人数而没有经历一场产业革命的人的命运。
欧洲之外
在讨论产业革命对大国体制的种种影响之前，我们也不妨了解一下它对远方，特别是对中国、印度和其他非欧洲社会的影响。它们蒙受的损失是双重的，既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情况并不像人们一度想象的那样，即在西方人的冲击以前，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民族过着一种幸福和理想的生活。“基本的真相必须强调，即在经历产业革命和现代化以前的这些国家的特点就是贫困……低生产力、人均产量低下、处于传统农业状态、农业作为其国民收入主要组成部分的任何经济，都不能生产超过直接消费需要的很多剩余……”但在另一方面，鉴于农业生产在1800年形成了欧洲社会和非欧洲社会的基础这一事实，还鉴于诸如印度和中国等国家也存在许多商人、纺织品生产者和手工业者的事实，人均收入的差别并不很大。例如，一个印度手织机织工可能挣到工业化以前欧洲织工收入的一半。这又意味着，由于亚洲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净人数较多，在蒸汽机和动力织机改变世界的均势之前，亚洲比人口少得多的欧洲在世界制造业的产量中[2]占有更为巨大的份额。
在贝罗克的两个有独创性的计算（见表6和表7）中可以看出，由于欧洲的工业化和扩张的缘故，力量对比的转变是多么鲜明。
表6 世界制造业产量的相对份额（1750～1900年）
（续）
表7 按人口计算的工业化水平（1750～1900年）
（以1900年的英国为100）
很明显，这些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产业革命迸发出来的生产力的惊人提高。比如说，在18世纪50年代至19世纪30年代期间，英国纺纱业的机械化，使单位生产力提高了300至400倍，所以英国在总的世界制造业中所占的份额激增就不足为奇了——随着它使自己成为“第一工业国”，其份额继续增加。当其他欧洲国家和美国也走上工业化的道路时，它们的份额也稳步增长，就像它们按人口计算的工业化水平及其国家财富一样。但是中国和印度的情况就迥然不同了。它们在总的世界制造业中的份额在相对减少（这完全是因为西方产量的迅速增长），而且在有些情况下，它们的经济在绝对意义上衰退了，也就是说，由于兰开夏纺织厂的更为价廉物美的产品对它们的传统市场的渗透，它们非工业化了。1813年以后（当时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结束了），印度进口的棉织品激增，从100万码（1814年）增至5100万码（1830年），进而又增加到9.95亿码（1870年），在这一过程中，许多传统的国内生产者受到了挤压。最后一点又回到了艾什顿关于“那些只增加其人数而没有经历一场产业革命的人”遭受折磨人的贫困这一论点上来。中国、印度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人口的大量增加，很可能一代一代地减少了它们总的按人口计算的收入。由此，贝罗克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也令人震惊——的见解：在1750年，欧洲和第三世界按人口计算的工业化水平相差还不太远，可是到了1900年，后者只是前者的l/18（2%∶35%），只是英国的1/50（2%∶100%）。
“西方人的冲击”从各方面说，是19世纪世界强国力量所在的最值得注意的表现之一。它不但在各种各样的经济关系方面——从沿海商人、航运者和领事等“非正规的影响”，直到种植园主、铁路建设者、采矿公司的更直接的控制——表现自己，而且也在探险者、冒险家和传教士的渗透，在西方疾病的传入、西方信仰的传播等方面表现自己。它既在各个大陆的腹地——从密苏里往西，从咸海往南——出现，也发生在非洲各河流的河口和太平洋群岛沿岸的周围。如果说“西方人的冲击”（譬如说）于英国人在印度建造的道路、铁路网、电报、港口和非军事建筑中留下了引人注目的遗迹，那么，它的更可怕的一面，却是与这个时期那么多殖民战争同时出现的流血、掠夺和抢劫。的确，从科蒂兹[3]时代起，这种武力和征服的特点已经存在了，但这时其步伐正在加快。1800年，欧洲人占领和控制了世界土地面积的35%；到1878年，这个数字上升到67%；到1914年，达到84%以上。
先进的蒸汽机技术和机制工具，使欧洲拥有决定性的经济和军事优势。滑膛枪炮（雷管、膛线等）的改进是十分不祥的；大大增加发射速度的后膛炮的发明甚至是更大的进步；格林机枪、马克沁机枪、轻型野战炮给一场新的“火力革命”作了最后几笔润色，这场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依靠陈旧武器的土著民族在抵抗中取胜的机会。此外，蒸汽推动的炮舰意味着已经称霸公海的欧洲海上强国，能够通过像尼日尔河、印度河和长江等大河道向内地扩张。这样，在1841～1842年鸦片战争的几次战役中，装甲舰“复仇女神号”的机动性和火力对中国的守军来说是一个灾难，他们轻易地被一扫而光。当然，险要的地形（例如阿富汗）的确可以减弱西方军事帝国主义的锐气，在那些采用新武器和新战术的非欧洲军队中——如19世纪40年代的锡克教徒和阿尔及利亚人——抵抗力量也的确强大得多。但是一旦战斗在西方能部署机枪和重武器的开阔地展开时，其结果从来没有人怀疑过。也许在19世纪末可以看到最大的差距：在1898年的恩图曼战役中，基钦纳[4]军队的马克沁机枪和恩菲尔德步枪在半个上午消灭了1.1万名伊斯兰教托钵僧，而自己的部队只损失了48人。结果，火力的差距，像工业生产力上已经出现的差距那样，意味着领先的国家拥有的资源，为最落后的国家的50倍或100倍，从达·伽马时代起尚不明显的西方的全球统治，这时几乎没有限界了。
英国充当霸主？
在19世纪初期的这次扩张中，如果说旁遮普人、安南人、苏族人[5]和班图人是“输家”（用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话来说），那么英国人无疑是“赢家”。在前一章已经指出，到1815年他们已经引人注目地取得了全球的突出地位，这是由于他们把制海权、财政信用、商业才能和结盟外交巧妙地结合了起来。产业革命所做的，就是加强一个国家在18世纪产业革命前的重商主义斗争中已经取得的十分成功的地位，然后把它转变成另一种强国。如果说（再重复一遍）变化的步伐是渐进的，而不是革命性的，那么其结果却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在1760～1830年，英国占“欧洲工业产量增长的2/3”，它在世界制造业生产中的份额从1.9%一跃而为9.5%；在以后的30年中，英国工业的扩大又使这个数字上升到19.9%，尽管新技术扩散到了其他西方国家。在1860年前后，相对地说，英国可能达到了极盛时期，它生产了全世界铁的53%、煤和褐煤的50%，并且差一点儿消费了全球原棉产量的一半。“联合王国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2%，占欧洲人口的10%，却似乎具有相当于全世界潜力40%～60%的现代工业能力。”在1860年，它消费的现代能源（煤、褐煤、石油）是美国或普鲁士/德意志的5倍，法国的6倍，俄国的155倍。它单独占有全世界商业的1/5，但是却占有制成品贸易的2/5。全世界1/3以上的商船飘扬着英国国旗，而且所占的比率正在日益增加。所以，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英国人为他们无可匹敌的地位扬扬得意，（按照经济学家杰文斯1865年的说法）它这时是世界的贸易中心：
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场，澳大利亚、西亚有我们的牧羊地，阿根廷和北美的西部草原有我们的牛群，秘鲁运来它的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则流到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而我们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种植园则遍及东西印度群岛。西班牙和法国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长期以来早就生长在美国南部的我们的棉花地，现在正在向地球所有的温暖区域扩展。
由于这种自信的表现和成为这种表现基础的工商业统计数字，似乎说明了英国无可匹敌的支配地位。从其他几个角度来论述这个问题，使之更加全面，这样做应该说是公平合理的。首先，虽然这样说有点迂腐，但在1815年以后的几十年，这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不可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由于中国（和后来的俄国）的纯人口数字，以及农业的生产和分配构成了世界各地（甚至1850年前的英国）国民财富的基础这一明显的事实，英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从来没有像它的人均产量和它的工业化程度那样令人瞩目。再说，“国民生产总值的量本身并无重要意义”，数亿农民的物质产量可以使500万工厂工人的产量相形失色，但由于他们生产的大部分都很快被消费了，所以远不可能形成剩余财富或决定性的军事打击力量。英国在1850年是强大的，它的确没有遇到挑战，它强就强在拥有现代的、创造财富的工业和由此产生的一切利益。
其次（这第二点可不是迂腐的），英国日益增长的工业力量，在1815年以后的几十年里并没有组织起来以使国家迅速取得军事装备和人力上的升级，比如，像17世纪30年代华伦斯坦[6]做过的或纳粹经济将要做的那样。相反，与这一早期工业化同时盛行的放任主义政治经济思想，却宣扬长期和平、低政府开支（特别是防务）和减少国家对经济和个人的控制等目标。亚当·斯密在《国富论》（1776年）中承认，容许保持一支陆军和一支海军，以便保护英国社会“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暴力扰乱和入侵”，这可能是必要的；但是由于武装力量本身是“非生产性的”，不能像工厂和农场那样给国民财富增值，它们应该减少到与国家安全相称的尽可能低的水平。亚当·斯密的弟子们，尤其是理查德·科布登的弟子们假设（或者至少是希望）战争是最后采取的手段，在将来越发不可能发生，所以对组织国家准备战争的思想会感到吃惊。结果，英国的工业和交通出现了“现代化”，但军队的改进却没有跟上，军队（除了一些例外）在1815年以后的几十年停滞不前。
因此，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不管英国经济地位是多么突出，它却比早期斯图亚特王朝的任何时候都更少地为冲突而进行“动员”。强调把国家安全与国民财富联系起来的各种重商主义措施，被坚定地排除了：保护性关税被取消，先进技术（例如纺织机械）出口的禁令被解除，保持一大批英国商船和海员以备战争的航海法被废除，王室的各种“优惠待遇”到此结束。对比之下，防务费用保持在绝对的最低水平上，19世纪40年代平均一年约为1500万英镑，在较为多事的60年代，也不超过2700万英镑；可是在后一个时期，英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共约10亿英镑。的确，1815年以后50多年，武装力量只花费了英国国民生产总值的2%～3%，整个中央政府的费用远不足10%。这个比率，比18世纪或20世纪的比率要小得多。这些数字对一个具有适度手段和野心的国家来说也是很低的。对一个设法“统治四海”并声称其巨大利益在于保持欧洲均势的国家来说，这些数字真是值得注意的。
因此，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规模，并不反映这个国家的战斗力，就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一样；它的放任主义的体制，连同一个日益脱离贸易和工业的很不重要的官僚机器，也不可能动员英国的资源去打一场全力以赴的战争而不引起大动乱。下面将会看到，即使是规模更有限的克里米亚战争，也严重地动摇着它的制度，可是，那种暴露出来的现象所引起的担心很快消失了。不但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人对干涉欧洲的军事行动表现得比以往更不热心，因为这种干涉总是代价高昂的，也是不道德的；而且他们认为，1815年以后的60年，在欧洲大陆大国之间总的来说占上风的平衡，使英国不必去全面地承担义务。虽然它通过外交和调动海军舰队，的确在力求影响欧洲边缘要地（葡萄牙、比利时和达达尼尔海峡）的政治事件，但它倾向于避开对其他地方的干涉。到了19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甚至克里米亚之战也普遍被视为一个错误。由于英国如此缺乏意愿和实力，在危急的1859年，它对皮埃蒙特的命运并不起重要作用，它不同意巴麦尊勋爵和拉塞尔“插手”1864年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事件；当普鲁士在1866年打败奥地利，4年以后又打败法国时，它也袖手旁观。所以，看到英国的军事实力反映于这个时期它的陆军比较有节制地控制兵员（见表8）这一事实，就不会感到惊奇了。无论如何，它没有多少军队可以动员到欧洲战场上去。
表8 大国的兵员（1816～1880年）
（续）
甚至在欧洲以外英国优先部署其部队的地方（像印度等地）的军政官员，由于他们控制了广袤的领土，也几乎一直抱怨他们指挥的兵力不足。不管这个帝国在世界地图上给人以多么深刻的印象，地方的官员却深知它是在惨淡经营。但这一切不过说明，到19世纪初期和中期，英国是另一种大国，它的影响不能用军事霸权的传统标准去衡量。它的强大，表现在其他某些领域，英国人认为这远比一支庞大而又花钱的常备陆军更有价值。
其中第一个是海军领域。当然，在1815年以前的一个多世纪中，一般地说皇家海军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海军力量。但是那种制海权常常要争夺，特别是要与波旁家族诸强争夺。特拉法尔加之战后的80年，突出的特征是，再也没有任何国家或联合起来的几个国家，能够严重地对英国的海上控制进行挑战了。不错，偶尔还有“恐法病”，海军部也密切地注意着俄国的造船计划和美国建造大型快速帆船的活动。但每一个这种可以觉察到的挑战都很快就消失了，只留下英国的海上力量发挥“比在以往诸海上帝国史中可以看到的更加广泛的影响”（劳埃德教授之言）。尽管皇家海军的数量在1815年以后稳步减少，但它的实际战斗力有时很可能与仅次于它的3支或4支海军的战斗力之和一样强大。它的主要舰队，至少在欧洲的边缘，是欧洲政治的一个因素。为了保护葡萄牙君主国免遭国内外的危险，舰队停泊在塔古斯河；它决定性地在地中海使用海军（在1816年对付阿尔及尔的海盗，1827年在纳瓦里诺击溃土耳其舰队，1840年在阿克里遏制穆罕默德·阿里）；每当“东方问题尖锐化”时，它就老谋深算地派舰队停泊在达达尼尔海峡前。凡此种种都展示了英国的海上力量，这种力量虽然在地理上受到限制，但在欧洲各国政府的心中仍占有分量。在欧洲以外，较小的皇家海军舰队，甚或个别的战舰进行所有的活动：镇压海盗，拦截贩奴船只，运送陆战队登陆，威慑从广州到桑给巴尔的地方当权者。在那些地方，其影响甚至更是决定性的。
英国势力的第二个重要的领域，表现在它的日益扩大的殖民地帝国上。在这方面，总的形势又远不像前两个世纪那样具有竞争性，那时英国不得不一再为其帝国而同西班牙、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交战。这时，除了对法国在太平洋的移动或俄国在土耳其斯坦的蚕食行动感到惊慌外，并没有需要认真对待的对手。因此，1815～1880年，英国经常存在于一种实力—政治的真空中，这很难说是夸张之词，这也是殖民军队能够保持在比较低的水平上的原因。不错，英国帝国主义有局限性和一些问题，还有西半球的扩张中的美利坚合众国及东半球的法国和俄国。但是，长期以来在热带的许多地方，除土著民族外，英国的利益集团（商人、种植园主、探险者和传教士）几乎碰不到其他外国人。
这种相对缺乏外界压力的情况，加上国内放任的自由主义的兴起，使许多评论家坚决认为没有必要去攫取殖民地，此举不过是挂在负担过重的英国纳税者脖子上的一套“磨石”。可是，不管英国国内反帝国主义的言论是多么动听，事实是帝国在继续发展，1815～1865年，年平均扩张速度约为10万平方英里。有些地方是为战略和商业而攫取的，像新加坡、亚丁、福克兰群岛、香港和拉各斯；其他地方则是白人殖民者对土地贪得无厌的结果，他们穿越南非的草原、加拿大的草原和澳大利亚人烟稀少的内地。他们的扩张通常激起当地人的反抗，以致英国或英属印度常常不得不派军队去镇压。即使为日益增加的新责任所苦的本国政府反对正式吞并，但从乌拉圭到黎凡特，从刚果到长江，人们仍能感觉到一个扩张中的英国社会的“非正式的影响”。与法国的时断时续的殖民活动及美国人和俄国人更局部性的内部殖民相比，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内，英国人作为帝国主义者来说，是自成一类的。
显示英国与众不同和国力的第三个方面，表现在财政领域上。诚然，这个因素是不可能脱离国家总的工商业进步的；必须用金钱给产业革命加油，而产业革命则以投资收益的形式转过来又创造更多的金钱。前一章已经谈到，英国政府早就知道怎样利用它的银行信贷和股票市场。但是到了19世纪中叶，财政领域的发展，不论在质的方面，还是在量的方面，都与以前的发展不同。乍一看来，量的差别引人注目。长期的和平以及在英国国内容易取得资本的事实，再加上全国金融体制的改进，从来没有如此刺激英国人向国外投资：在滑铁卢之战后的10年中，每年约输出600万英镑；到19世纪中叶已上升到一年3000万英镑以上；在1870～1875年，上升到惊人的7500万英镑。结果，英国从这类利息和红利中取得的收入，在19世纪30年代后期每年能不费劲地达到800万英镑，到19世纪70年代，每年超过5000万英镑。但大部分收入很快再向海外投资，呈上升的螺旋状，这样不但使英国越来越富，而且不断地推动全球的贸易和交通。
大量输出资本的后果是多方面的，也是重要的。首先，海外投资的收益大大地缩小了英国一直承受的可见商品贸易的缺口。在这一方面，投资收入增加了来自航运、保险、银行业务、商品交易等方面已经相当可观的无形收益。这些收益合在一起，不但确保英国绝不会发生收支平衡的危机，而且英国在国内外变得越来越富了。其次，英国的经济起着一个巨大的风箱的作用，吞进大量原料和食品，吐出大量的纺织品、铁制品和其他制成品；与这类有形的贸易相媲美并补充其不足的是航运网络、保险机制和银行联系纽带。在19世纪，这些业务从伦敦（尤为突出）、利物浦、格拉斯哥和其他许多城市向外扩大。
由于英国国内市场的开放性和伦敦愿意把海外收入向从佐治亚直到昆士兰的新的铁路、港口、公用事业和农业企业进行再投资，在可见的贸易交流和投资类型之间存在着一种总的互补性[7]。除此之外，还有对金本位的日益接受和以向伦敦兑取的票据为基础的国际交换和支付机制的发展，所以以下情况不足为奇：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人们相信，通过采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他们已发现了既保证欣欣向荣又保证称霸世界的秘密。虽然有许多人——托利党的保护主义者、东方的专制君主——似乎仍过于迟钝而不承认这个真理，但经过这段时期，每个人肯定都会认识到放任主义经济学和政府功利主义准则的基本有效性。
虽然这一切从短期来看使英国人比以往更富有，但从长期看，这是否也包含了战略上的危险因素？通过明智的回顾，人们至少能发现这些结构经济变化的两个后果，在以后将影响英国在世界上的力量对比。第一个是这个国家正在为其他国家的长期扩展做出贡献——既通过不断地投入资金以建立和发展外国的工农业，又通过建造铁路、港口和轮船而使海外生产者能在以后的几十年与自己的产品进行竞争。
在这一方面值得指出的是，虽然蒸汽动力、制造业、铁路及后来的电力的来临，能使英国克服自然的和物质的障碍，从而提高生产力，增加了国家的财富和力量，但这些发明也帮助了美国、俄国，尤其是中欧，因为对内陆的发展而言，潜在的自然的和物质的障碍要大得多。用浅显的话来说，工业化所做的，就是使各国利用其本地资源的机会均等，从而扩展了迄今由那些较小的边缘国家所享受的海军兼商业的优势，而把这些优势转给了以陆地为基础的大国。
另一个潜在的战略性弱点在于英国的经济日益依赖国际贸易，尤其是国际金融。到了19世纪中叶的几十年，各项出口构成了多达1/5的国家总收入，这个比率远比沃波尔时代和小皮特时代高；特别是对庞大的棉纺织业来说，海外市场是必不可少的。但是随着英国从主要是农业的社会转向主要是城市—工业的社会，国外的进口，不论是原料还是（日益增加的）食品，都变得极其重要。在发展最快的部门——银行、保险、商品交易和海外投资等“无形”的服务业中，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尤为关键。世界是伦敦城的囊中物，在和平时期一切顺利；但如果发生另一场大国战争，局势又会怎么样呢？英国的出口市场是否会受到甚至比1809年和1811～1812年更为严重的影响？它的整个经济和国内的人口是否会变得过于依赖在冲突时期容易被切断或停止供应的进口商品？在另一次世界大战的冲击中，由于市场关闭，保险停止，国际资本的转移受阻，信贷业务被破坏，以伦敦为基地的全球银行和金融体制是否会崩溃？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这些情况下，先进的英国经济可能比一个不那么“成熟”但也较少依赖国际贸易和金融的国家，更会受到严重的伤害。
由于自由主义者提出的关于国际和谐和持续地欣欣向荣的主张，以上这些似乎是杞人忧天。他们认为英国最需要的是，政治家们理智行事，避免去干预其他民族争吵的蠢事。主张放任主义的自由主义者甚至争辩说，英国的工商业越是被纳入全球经济并依赖它，对采用可能会导致冲突的政策的抑制力就越大。同样，金融部门的发展会受到欢迎，因为它不但为19世纪中期的“繁荣”添加燃料，而且也显示出英国已变得多么先进和进步；即使其他国家仿效它，并且的确工业化了，它也能把它的力量转到为这种发展进行服务方面，由此甚至能获取更多的利润。用伯纳德·波特的话来说，它是第一个长出腿的青蛙卵，第一个变成青蛙的蝌蚪，第一个跳出池塘的青蛙。它在经济上与众不同，但这只是因为它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由于这些繁荣昌盛的形势，对战略性弱点的担心似乎是没有根据的。就像1851年在水晶宫举办万国博览会期间噙着骄傲的泪水高呼的金斯利一样，大部分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人们宁愿相信，一切可以顺应天命：
珍妮纺纱机及铁路、康纳德的轮船和电报对我来说……在某些方面，至少是我们与宇宙和谐相处的迹象；就像有一个威力无比的神……安排一切、创造一切的上帝在我们中间显示着征兆。
因此，与在幸福之舟上的其他文明一样，英国人可以相信，他们的地位既是“天然”的，又命中注定会保持下去。也正像其他一切文明一样，他们准备承受突然的冲击。但这是相当长时期以后的事，在巴麦尊和麦考莱[8]时期，通常英国明显地表现出来的是它的力量，而不是它的弱点。
“中等强国”
在1815年以后约半个世纪里，经济和技术变化对欧洲大陆大国的相对地位的影响，远非那样引人注目。这主要是因为真正发生的工业化是在远低于英国的基础上开始的。人们越往东走，当地经济就越具有封建和农业的性质。1790年以前，西欧在商业和技术发展的许多方面已经接近英国，但即使在那里，20年的战争也留下了深刻的创伤：人口的损失、改变了的关税壁垒、提高的税赋、大西洋部分的“田园化”、海外市场和原料的丧失、取得英国最新发明的困难。这些都是全面经济增长的障碍，即使（出于特殊原因）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某些商业和地区已经繁荣起来时也是如此。可以说和平的来临意味着正常贸易的恢复，并且让大陆的企业家看到他们已经比大不列颠落后多么远，并且已经不能产生一次突然迸发的现代化浪潮。简单地说，没有足以产生一次变化的资本、本地的需要或官方的热情；许多欧洲的商人、手工业者和手织机织布者强烈地反对采用英国技术，因为他们（很正确地）看到这些技术是对他们旧生活方式的一种威胁。结果，虽然蒸汽机、动力织机和铁路使欧洲大陆取得一定的发展，但在1815～1848年，经济的传统特征依然是突出的：农业生产的地位高于工业生产的地位，缺乏廉价和迅速的运输工具，消费品优先于重工业。
前面的表7显示，在1750年以后的一个世纪，按人口计算的工业化水平的相对增长给人们的印象并不深刻，只是在19世纪的50年代和60年代，情况才开始发生变化。
“复原的欧洲”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和外交形势相互结合，把国际现状冻结起来，充其量也只容许现存的秩序做小规模的变动。这恰恰是因为法国大革命对欧洲内部的社会调整和传统的国家制度，都提出了一种令人生畏的挑战，梅特涅及其保守的同僚这时以怀疑的目光看待任何新的发展。一个冒全面战争风险的冒险主义外交活动，就像一个争取民族自决或争取修正宪法的运动那样令人讨厌。总的说来，政治领袖们感到，仅仅对付国内动乱、各部门利益集团的不安（许多利益集团甚至在新机器刚出现时就已感到了威胁）、城市化的成长和对行会、手工业以及前工业社会的保护性规章的初次挑战，手头的事情就已经够多的了。一位历史学家曾经描述的“一场产生1830年起义大爆发的地方性内战以及一批直接引起的叛乱”的情况，意味着政治家们一般既无精力也无愿望去进行可能会削弱自己政权的国外冲突。
与此有关的是，确实发生了许多军事行动，其起因正是为了保护现存的社会政治秩序，使其免遭革命的威胁。例如，1823年奥地利军队在皮埃蒙特粉碎了反抗；同年法国的军事力量进入西班牙，以恢复斐迪南国王原来的权力；最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在1848年使用俄国军队镇压匈牙利的革命。如果这些措施在英国舆论中越来越不受欢迎，那么这个国家的岛国特性意味着它也不会为了解救自由力量使之不受镇压而进行干预。至于欧洲内部的领土变动，它也只有在大国“欧洲协调”一致同意以后才能做出，其中有的可能需要用这种或那种方式来补偿。因此，在1815～1865年，大部分微妙的政治问题（比利时、希腊）国际化了，大家也讨厌单方面的行动，这不同于这个时期以前的拿破仑时代，也不同于以后的俾斯麦时代。这一切给当时的国家制度提供了一种基本的即使是靠不住的稳定。
在1815年以后的几十年，普鲁士的国际地位显然受了这些总的政治和社会形势的影响。虽然因取得了莱茵兰而大大地扩大了领土，但这个霍亨索伦王朝的国家这时似乎远不如腓特烈大帝时期那样引人注目。只是在19世纪50和60年代，在普鲁士的国土上终于出现了比欧洲任何地方都要迅猛的经济发展。对比之下，这个国家在19世纪前半叶似乎是一个工业方面的侏儒。它每年5万吨的铁产量，不但被英、法、俄3国超过，而且也少于奥地利哈布斯堡。此外，莱茵兰的取得，不但在地理上分裂了普鲁士，并且在较“自由的”西部诸省与较“封建的”东部诸省之间加剧了政治分裂。在此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国内的紧张形势在政治中最为突出。虽然反动势力通常占了上风，但它们对1810～1819年的改革趋势感到震惊，也被1848～1849年的革命弄得惊慌失措。甚至当军方重新把一个非常粗俗的政权强加给人民时，对国内不安定的担心使普鲁士的上层不愿去考虑对外政策方面的冒险活动；相反，保守分子感到，他们需要尽量紧密地与欧洲其他地方（特别是俄国，甚至还有奥地利）的稳定势力合为一体。
普鲁士国内的政治争端因关于“德意志问题”的争论（即关于39个德意志邦最终联合的可能性以及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的争论）而更加复杂化了。因为这个争论的问题，不但可以预料会把普鲁士具有自由和民族主义思想的资产阶级从大部分保守分子中分离出来，而且它还涉及与德意志中部和南部诸邦微妙的谈判，而最重要的是，它又恢复了与奥地利哈布斯堡从1814年就撒克逊问题的激烈争吵以来的敌对行动。虽然普鲁士是从19世纪30年代起发展起来的日益重要的德意志关税同盟无可争辩的领袖（奥地利因受本国工业家的保护主义压力，未参加该同盟），但在这几十年中，政治优势一般掌握在维也纳手中。首先，腓特烈·威廉三世（1797～1840年在位）和腓特烈·威廉四世（1840～1861年在位）对与奥地利哈布斯堡冲突后果的担心，更甚于梅特涅及其继任者施瓦岑堡对与其北方邻国冲突的后果的担心。其次，奥地利主持了法兰克福的德意志邦联会议，它获得了许多较小的德意志邦的同情，更不用说普鲁士的旧保守分子的同情了；它看来是一个无可争辩的欧洲大国，而普鲁士不过是一个德意志大国。维也纳具有更大影响的最值得注意的迹象，体现在1850年的《奥尔米茨协定》上，它暂时结束了它们对德意志问题优势的争夺，当时普鲁士同意遣散其军队并放弃它自己的统一计划。腓特烈·威廉四世认为，外交上的屈辱比一场在1848年革命以后不久的冒风险的战争更为可取，甚至一些像俾斯麦那样的民族主义者，虽然对在奥地利的要求面前后退深感刺痛，但也感到在“争霸德意志的斗争”最终解决之前，不妨少有作为。
使腓特烈·威廉在奥尔米茨屈服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他知道俄国的沙皇支持奥地利在“德意志问题”上的方案。从1812年直至1871年的整个时期，柏林尽力避免激怒这个东方军事巨人。思想意识和力量上的原因当然有助于为这种奉承的态度进行辩解，但却不能完全掩盖普鲁士继续存在的自卑感。俄国在1814年维也纳会议上获得了大部分波兰，更加深了普鲁士的这种自卑感。圣彼得堡对普鲁士的任何自由化行动表现出不赞成的态度。沙皇尼古拉一世认为，德意志统一是一个愚蠢的空想（特别是像1848年的企图那样，由一个把皇冠送给普鲁士国王的激进的法兰克福议会来统一）。这个著名见解，以及俄国在奥尔米茨前对奥地利的支持，都显示了这种强大的国际影响。因此，在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时，人们看到普鲁士政府想方设法保持中立的情况就不会惊奇了，因为它害怕与俄国交战的后果，虽然它同时也担心会失去奥地利和西方列强的尊敬。根据普鲁士的处境，它的立场是合乎逻辑的；但是，由于英国人和奥地利人不喜欢柏林“动摇的政策”，普鲁士的外交人员没有获准与其他代表团一起参加1856年的巴黎会议，直到进行了一段会议议程后才介入。从象征意义上说，它当时仍被视为一个无关紧要的与会国。
在其他领域中，普鲁士也发现自己受制于别的大国，虽然为时较短。巴麦尊勋爵谴责普鲁士军队进入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之举是使普鲁士最为担心的事，而使人更为不安的是法国在1830年，又在1840年，最后在19世纪60年代，对莱茵兰的潜在威胁。所有这些紧张时期，不过是证实了与维也纳的争吵和从圣彼得堡偶尔发出的咆哮声给人的联想：在19世纪的上半叶，普鲁士在大国中是最差的，它在地理上处于不利地位，被强邻所超过，被国内的和德意志内部的问题所困扰，根本不可能在国际事务中起更大的作用。鉴于普鲁士在各个方面的力量，看来这个评价也许过于苛刻，因为它的教育制度——从教区学校直到大学——在欧洲是无与伦比的；它的行政制度相当有效率；它的军队和令人生畏的总参谋部，很早就在研究战术和战略的改革，特别是“铁路和来复枪”的军事含意的改革。但事实是，要到自由主义者和保守分子之间的内部政治危机得到克服，上层有一个坚定的领导来代替摇摆不定的腓特烈·威廉四世，以及普鲁士的工业基础得到发展以后，这种潜力才能被利用。因此，只有到1860年以后，这个霍亨索伦王朝的国家才能从近乎二流大国的地位脱颖而出。
与生活中的许多其他事物一样，战略上的弱点是相对的。与南面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相比，普鲁士的问题也许不那么令人气馁。如果说在1648～1815年人们看到了奥地利哈布斯堡的“兴起”和“把自己树立起来”，但是这种扩张并没有消除维也纳在致力于发挥大国作用时努力要克服的困难。而1815年的解决办法把这些困难做了调和，至少从较长期的角度看是如此。例如，奥地利人常与拿破仑交战并取得胜利，这个事实意味着1814～1815年谈判期间进行的边界总调整中，他们需要“补偿”；虽然奥地利人明智地同意从荷兰南部、德意志西南部和波兰部分地区撤出，却在意大利的大规模扩张和在新建立的德意志邦联树立的领导作用中取得了补偿。
根据欧洲协调的总的理论，特别是根据英国评论家和梅特涅本人偏爱的那些理论形式，奥地利力量的重振是值得称道的。奥地利哈布斯堡横跨欧洲，从意大利北部平原直至加利西亚，它充当着平衡的中心支点，在西欧和意大利抑制了法国的野心，与“大德意志”民主主义者和普鲁士扩张主义者针锋相对而维持了德意志的现状，构成了阻止俄国对巴尔干半岛渗透的屏障。上述每一项任务的确得到了至少一个大国的支持（这要取决于各项任务的背景）；奥地利哈布斯堡在这盘复杂的、5人下的围攻棋王的棋局中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因为，它似乎是冻结1815年解决办法的最大获益国，而法国、普鲁士和俄国迟早会要求某些变动，英国人则在19世纪20年代以后越来越感到在战略上和思想意识上没有理由去支持梅特涅，最后就不大愿意援助奥地利维持现存秩序的一切努力了。在某些历史学家看来，1815年以后几十年在欧洲出现的全面和平，的确主要是由于奥地利哈布斯堡的地位和作用的缘故。所以在19世纪60年代，当它不能再从其他大国取得军事支持去维持意大利和德意志的现状时，它就被赶出了那两个战场。1900年以后，当它自己的生存都成问题时，一场继承的大战——对欧洲的平衡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就不可避免了。
只要保守的欧洲大国在维持原状时联合起来反对法国的复苏，或者总的说来反对“革命”，奥地利哈布斯堡的这一弱点就可以得到掩盖。通过呼吁神圣同盟思想上的团结一致，梅特涅通常能得到俄国和普鲁士支持的保证，两国转而容许他放手安排对任何自由主义者骚乱的干涉——不论是通过派奥地利部队去镇压1821年的那不勒斯起义，还是容许法国在西班牙采取支持波旁政权的军事行动，或是通过特意的安排，把反动的卡尔斯巴德法令（1819年）硬塞给德意志邦联的成员。与上述情况十分相似，奥地利哈布斯堡与圣彼得堡和柏林的关系还得益于镇压波兰民族主义的共同的利益，对俄国政府来说，波兰民族主义是远比在希腊或海峡问题上的分歧更为重要的问题。在加利西亚对波兰叛乱的联合镇压，1846年得到俄国和普鲁士的同意，奥地利合并克拉科夫的行动，都说明从君主的团结中取得了利益。
但是从长期看，这个梅特涅式的战略有严重的缺陷。在19世纪的欧洲，一场激进的社会革命能相当容易地被抑制；每当革命发生时（1830年革命、1848年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惊慌失措的中产阶级就背叛它而倒向“法律和秩序”一边。但是，被这个世纪更早期的法国革命和形形色色的解放战争所激励的那些广为传播的赞成民族自决的思想和运动，却不能永远被压制；梅特涅瓦解独立运动的种种企图，不断地消耗着奥地利哈布斯堡的元气。由于坚决反对任何民族独立的骚乱，奥地利很快就失去了其老盟友——英国的同情。它在意大利再三使用武力的行动，激起了所有阶级对哈布斯堡“狱吏”的反抗，这转而对几十年以后的拿破仑三世有利，当时那个野心勃勃的君主能够帮助加富尔[9]把奥地利人赶出北意大利。同样，奥地利哈布斯堡出于经济原因不愿参加德意志关税同盟，而宪法和地理的限制又使它不可能成为“大德意志”的一部分，这些情况使许多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灰心丧气，于是他们开始谋求普鲁士的领导。甚至连通常支持维也纳镇压革命的沙皇政权，偶尔也发现自己比奥地利更容易对付民族革命：在19世纪20年代，亚历山大一世与英国合作，不顾梅特涅的一切反对去支持希腊独立的政策便是证明。
事实是，在一个民族日益觉醒的时代，奥地利哈布斯堡表现得越发不合时宜了。有人已经指出：
在其他的大国中，大部分公民共操同一语言，共信同一宗教。至少90%的法国人讲法语，同样比率的法国人至少在名义上信仰天主教。10个普鲁士人中有8个以上是德意志人（其余大部分为波兰人），而在德意志人中，70%是新教徒。沙皇的7000万臣民尽管包括了几个值得注意的少数民族（500万波兰人，350万芬兰人、埃斯特人、列特人和拉脱维亚人，300万混杂的高加索人），但仍有5000万人既是俄罗斯人，又是东正教徒。英国的居民中90%操英语，70%为新教徒。像这样的国家是不需要花多大力量去捏合的，它们具有内在的凝聚力。对比之下，奥地利皇帝统治的是一个民族大杂烩，每想到这种情况，他就必定会呻吟不安。他与其800万臣民是德意志人，但比这多一倍的人是这种或那种斯拉夫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波兰人、罗塞尼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还有500万匈牙利人、500万意大利人和200万罗马尼亚人。这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根本没有答案。
被视为帝国中“即使不是唯一且最重要的建制，也是最重要的建制之一的”哈布斯堡军队，也反映了这种民族的多样性。“在1865年（即为称霸德意志而与普鲁士进行一场决定性冲突的前一年），在其军队的花名册上有128286名德意志人、96300名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52700名意大利人、22700名斯洛文尼亚人、20700名罗马尼亚人、19000名塞尔维亚人、50100名罗塞尼亚人、37700名波兰人、32500名马扎尔人、27600名克罗地亚人和5100名其他民族。”虽然这样组成的军队几乎与印度王公下辖的英国—印度部队一样具有多种肤色和多样化，但它与同源性高得多的法国和普鲁士军队相比，无疑具有众多不利之处。
这种潜在的弱点又伴随着缺乏足够的资金这一问题，这部分是由于帝国内征税的困难，但主要是由它微不足道的工商业基础引起的。虽然现在历史学家谈论1760～1914年“奥地利哈布斯堡的经济振兴”，但实际情况是，在19世纪的上半叶，工业化只在某些西部区域——如波希米亚、阿尔卑斯山脉各地、维也纳周围——出现，而帝国的较大部分地区相比之下依然没有触动。因此奥地利本身进步了，但作为整体，帝国在按人口计算的工业化、钢铁生产和蒸汽动力能量等方面，却落后于英国、法国和普鲁士。
更有甚者，法国战争的费用“在财政上耗尽了帝国的元气，使奥地利背上了大量公债和贬值的纸币的包袱”，这实际上迫使政府把军费开支保持在最低水平上。1830年，军队的拨款只相当于总岁入的23%（1817年为50%），到1848年，其份额已下降到20%。当危机出现时（如在1848～1849年、1854～1855年、1859～1860年和1864年），增拨的军费才得到批准，但其数量从来不足以使军队达到满员的程度，而当看到危机行将结束时，增拨款项很快就被削减，例如，1860年的军事预算为1.79亿弗罗林，到1863年下降到1.18亿，在1864年与丹麦冲突时增至1.55亿，但在1865年被大幅度地削减到9600万——这是与普鲁士交战的前一年。以上这些总数都跟不上法国、英国和俄国的军事预算，或者稍后的普鲁士军事预算。奥地利的军事行政即使用19世纪中期的标准来衡量，也是腐败无能的，由于这个缘故，所拨款项的使用不是很得当。总之，奥地利哈布斯堡的武装部队根本不能承担它应召去进行的战争。
这一切并不会使帝国提前衰亡，就如同许多历史学家所说，它的持久力是很不寻常的：在基督教改革运动、土耳其人和法国革命的冲击下生存下来后，它还能度过1848～1849年的事件和1866年的战败，直到其最后阶段，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严峻形势下，才最终垮台。虽然它的弱点是明显的，但不能无视它的实力。这个君主国不但获得了德意志臣民的效忠，而且也得到过非德意志国土的许多贵族和“受庇护的”家族的忠诚。比如说，与俄国及普鲁士政府相比，它在波兰的统治是相当宽厚的。此外，帝国复杂的、多民族的特点，再加上大量的地方争端，使它能够从中央进行一定程度分而治之的统治，这可以从它谨慎地使用军队上看出：匈牙利部队主要驻扎在意大利和奥地利，意大利部队驻扎在匈牙利，一半的轻骑兵团驻扎于国外，等等。
最后，它具有一种其他大国——即使在与奥地利哈布斯堡交战时——不知道用什么来取代的消极优势。沙皇尼古拉一世可能对奥地利在巴尔干半岛的要求不满，但他十分愿意出兵帮助粉碎1848年的匈牙利革命；法国可能搞阴谋把哈布斯堡人赶出意大利，但拿破仑三世也知道维也纳可能是未来反对普鲁士或俄国的有用的盟友；而俾斯麦虽然决意在德意志排除奥地利的影响，可是一旦奥地利哈布斯堡在1866年投降，他就又热衷于把它保存下来了。只要某种状态依然存在，帝国就能幸存——当然是经过默许的。
尽管在拿破仑战争中失利，但在1815年以后的半个世纪里，法国的地位在许多方面大大优于普鲁士或奥地利哈布斯堡。它的国民收入要多得多，资本更容易取得；它的人口远远超过普鲁士，比奥地利哈布斯堡更具同质性；它能够不太费劲地供养一支庞大的陆军，还能维持一支相当大的海军。可是，它在这里被视为“中等大国”，完全是因为战略、外交和经济几方面的情况合在一起，使法国不能集中其资源以在任何领域中取得决定性的领导地位。
1814和1815年在强权政治方面一个压倒一切的事实是，其他大国已决心阻止法国在欧洲维持霸权的种种企图。伦敦、维也纳、柏林和圣彼得堡不但愿意平息它们在其他纠纷（例如撒克逊问题）中的争吵，以便击败拿破仑的孤注一掷，而且它们还打算建立一个战后体制，以便在将来封锁法国进行扩张的传统路线。这样，当普鲁士充当莱茵兰的保护人时，奥地利加强了它在北意大利的地位；英国的势力在伊比利亚半岛得到了扩张；在这一切的背后则有一支庞大的俄国陆军。为了保卫1815年协议，俄国随时都会横越欧洲。结果是，各党各派的大部分法国人想力促采取一项“复兴”政策，但效果显然不可能很大。能取得的最佳结果是，一方面，法国作为欧洲协调中一个平起平坐的伙伴的地位得到承认；另一方面，可与现存的列强一起，在邻近区域恢复法国的政治势力。可是，即使法国人能够，比如说，在伊比利亚半岛取得与英国人平等的地位，并且重新在地中海东部发挥重要作用，他们也不得不提防激起另一个反对他们的联盟。在19世纪20和30年代，事情变得相当清楚，法国进入低地国家的任何行动，本能地会触发一种强大得难以抗衡的英普联盟。
巴黎另一张可以打出的牌是与大国之一建立亲密的关系，它可以被利用来达到法国的目的。由于其他国家之间潜在的对立，以及与法国结盟有巨大的利益（金钱、军队和武器），这似乎是一个合理的设想，可是它在三个方面有缺陷。首先，另一个强国完全可以利用法国更甚于法国利用它——如梅特涅在19世纪30年代中期的作为那样，当时他接受法国的建议，只是为了分化伦敦和巴黎。其次，这几十年法国政体的更替，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在一个意识形态起很大作用的时期的对外关系。例如，随着1830年法国革命的来临，长期怀有的与俄国结盟的希望破灭了。最后，还存在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虽然有其他几个强国在一定的时候愿与法国合作，但在这个时期它们谁也不希望改变现状，也就是说，它们只给法国外交友谊，而不给领土要求的承诺。直到克里米亚战争以后，在法国之外才广泛出现了要求重新划定1815年边界的情绪。
如果法国在对抗欧洲其余部分时能像路易十四在其鼎盛时期，或像拿破仑在其鼎盛时期那样强大，这些障碍也许会表现得不那么可怕。但事实是，法国在1815年以后并不是特别有实力的国家。多达150万的法国人死于1792～1815年的几次战争，而更重要的是，在整个19世纪，法国的人口增长比任何大国都要缓慢。不但长期的冲突以前面提到的各种方式使法国的经济失调，而且和平的来临使它遭受到强大的英国对手的商业挑战。“对1815年以后的大部分生产者来说，基本的事实是，存在着一个作为他们最近的邻国，而且作为在所有国外市场有时甚至在严加保护的国内市场占压倒优势的强大的工业生产者。”法国缺乏竞争性，国内存在着抑制现代化的因素（例如小规模的农业资产、不发达的交通、基本上是地区性的市场、缺乏廉价和容易取得的煤），它也丧失了来自海外市场的刺激，这些情况意味着在1815～1850年间，它的工业增长率比英国低得多。在19世纪初期，英国的制造业产量与法国持平；但1830年，它是法国的182.5%；到1860年，又拉大到251%。此外，甚至在19世纪后半期，当法国的铁路建设和总的工业化速度开始加快时，它吃惊地发现，德意志的发展比它更快。
而这个世纪法国的经济被人轻率地贬低为“落后”和“令人失望”的，这令现在的历史学家也弄不明白了。在许多方面，法国人走向民族繁荣的道路，完全与英国人所采取的另一条迥然不同的路线一样合乎逻辑。产业革命所产生的社会恐惧在法国不那么普遍；可是通过把力量集中在高质量的而不是大量生产的货物上，每个制造业按人口计算的产值大大地增加了。法国人总的说来没有在国内向大规模的工业企业投资，但这常常是计算得失的事，并不是贫困和停滞的迹象。事实上，法国国内有大量剩余资本，其中大部分在欧洲其他地方进行工业投资。法国政府不可能被资金短缺的问题所困扰，它在军火业和与武装部队有关的冶炼加工业中有投资。法国的发明家在佩克斯昂将军领导下生产了平射炮，他们进行了“拿破仑号”和“光荣号”的“划时代的造船设计”，还生产了米尼埃子弹和有膛线的步枪。
尽管如此，事实依然是，从经济角度以及其他方面看，法国的相对力量正在减弱。再重复一遍，虽然法国大于普鲁士或奥地利哈布斯堡，但它再也不能像一个世纪以前那样，在各领域中担任有决定意义的领导。它的陆军是庞大的，但数量少于俄国。它的不稳定地受法国历届政府支持的海军，一般地说仅次于英国皇家海军——但两者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从制成品产量和国民产值看，法国落在其有开创精神的邻国后面。“光荣号”的下水，很快因英国皇家军舰“勇士号”而黯然失色，就像它的野战炮落后于克虏伯新设计的大炮一样。它的确在欧洲以外发挥了作用，但它的领地和它的影响，远远没有英国广泛。
这一切说明了另一个难以衡量——也常常难以部署——法国的真正力量的尖锐问题。它依然是一个传统的、各种因素混杂的大国，常常在其欧洲的和非欧洲的利益之间进退维谷。这种情况转而影响了它已被意识形态和均势考虑弄得十分复杂的外交。阻止俄国向君士坦丁堡推进，比抑制英国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要求更重要吗？它应该设法把奥地利赶出意大利，还是在英吉利海峡去向皇家海军挑战？它应该鼓励还是反对统一德意志的早期行动？由于以上的每一项政策都有正反两方面的意见，所以看到以下的现象就不会惊奇了：人们常常发现法国人有矛盾心理，行动举棋不定，甚至在他们被视为欧洲协调不折不扣的成员之一时也是如此。
但在另一方面，不要忘记那些制约法国的总的形势，反过来也使它能起到遏制其他大国的作用。如果说在拿破仑三世时期尤其是这样，那么在19世纪20年代晚期情况就已开始如此。仅仅靠它的面积，法国的复兴在伊比利亚半岛和意大利半岛，在低地国家，在更远的地方都有影响。英国人和俄国人试图影响奥斯曼的事态发展时，都需要把法国考虑进去。在克里米亚战争时期，法国远比动摇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甚至比英国，更构成了遏制俄国的军事力量。法国破坏了奥地利在意大利的地位。使英帝国不能在非洲和中国沿海拥有完全垄断势力的国家也是法国，虽然在这方面较少引人注目。最后，当奥地利和普鲁士“争霸德意志的斗争”达到最高潮时，斗争双方对拿破仑三世可能做的和可能不做的事情，都表示出深切的关心。总之，随着1815年以后法国的复兴，它在随之而来的几十年中依然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强国，它在外交上很活跃，在军事上相当强，与它为敌不如与它为友——虽然它的领袖意识到，它再也不像前两个世纪那样占有支配地位了。
克里米亚战争和俄国的衰落
俄国的相对力量在1815年以后国际和平和工业化的大部分时期趋向衰落，虽然直到克里米亚战争时（1854～1856年）才完全地表现出来。在1814年，欧洲曾经慑服于俄军的西进。当沙皇随哥萨克旅进城时，巴黎的群众曾经谨慎地高呼“亚历山大皇帝万岁”。和平解决本身主要基于保守主义的考虑，重点在于反对未来的领土和政治变动。这种解决得到了一支80万人的俄国军队的保证——在陆地上这支军队远远胜过其他任何对手，就像在海上英国皇家海军胜过其他舰队一样。奥地利和普鲁士都被这个东方巨人所压倒，甚至当它们与俄国宣布君主团结时，也害怕它的实力。当专制的尼古拉一世（1825～1855年在位）继承了以救世主自居的亚历山大一世时，俄国作为欧洲宪兵的作用——如果有的话——扩大了。尼古拉一世的地位因1848～1849年的革命事件而进一步加强，当时只有俄国和英国像巴麦尊勋爵指出的那样是“傲然挺立”的强国。奥地利当局要求援助去镇压匈牙利叛乱的紧急呼吁，得到了俄国派出三个军的回应。相比之下，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对国内改革运动的动摇，再加上要求改变德意志邦联的各种建议，激起了俄国持续的压力，直到柏林宫廷接受在国内实行反动政策和在奥尔米茨做出外交让步时为止。至于1848年以后的“变革势力”本身，所有的人（不论是被打败的波兰和匈牙利民族主义者，还是灰心丧气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或是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反对欧洲进步的主要壁垒，长期以来一直是沙皇的帝国。
可是，在1815～1880年，俄国在经济和技术方面正在惊人地衰弱下去，至少在与其他强国相比时是如此。这并不是说它的经济没有增进，虽然在尼古拉一世时期，他的许多官员一直对市场力量或对任何现代化的迹象抱敌对态度。它的人口迅速增加（从1816年的5100万，增至1860年的7600万，又增至1880年的l亿人），而城镇的人口增长得最快。铁产量增加了，纺织业的规模成倍扩大。据称，在1804～1860年，工厂或工业企业从2400个增至15000个。蒸汽机和现代机械从西方输入。从19世纪30年代起，一个铁路网开始形成。历史学家曾就这几十年中俄国是否发生“工业革命”的问题争论不休，这件事本身就证明事物在发展之中。
但是，确凿的事实是，欧洲的其余部分发展得更快，俄国正在衰落。由于更为众多的人口，在19世纪初叶，它曾不费劲地拥有最大的国民生产值。两代人以后，情况再也不是这样，这从表9可以看出。
表9 欧洲列强的国民生产总值（1830～1890年）
（以1960年美元和物价的市场价格为标准；单位：10亿美元）
但是，当研究了国民生产总值的人均产值，这些数字更令人吃惊（见表10）。
表10 欧洲列强国民生产总值的人均产值（1830～1890年）
（以1960年美元和价格为标准；单位：美元）
数字表明，这些年俄国国民生产值总数增加的最大原因，是它人口的增长（不论是通过生育，还是通过在土耳其斯坦和其他地方的征服），而与产量（特别是工业产量）的实际增长无关。俄国的人均收入和国民产值一直落在西欧后面，这时差距甚至越来越大了，例如，1830年是英国人均收入的一半，60年以后只是英国的l/4。
同样，在19世纪初期，俄国铁的产量翻了一番，但这与英国30倍的增长率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在两代人的时间内，俄国已从最大的铁生产国和出口国，变成日益依赖进口西方制成品的国家。甚至铁路和轮船运输的进步也需加剖析。到1850年，俄国拥有略多于500英里的铁路，而美国则有8500英里。在大河流或黑海和波罗的海进行的轮船贸易的大部分增长，则是为了运输国内大量增加的人口所需要的粮食和向英国运输小麦以偿付进口的制成品。出现的一切新发展往往掌握在外国商人和企业家手中（出口贸易肯定是这样），这使俄国越来越成为经济发达国家的原料供应国。经过对材料的周密考察就可以看出，大部分新“工厂”和“工业企业”雇用的人都不足16个，而且它们大概根本没有机械化。资本的普遍缺乏、消费者的低需求、弱小的中产阶级、遥远的距离和严酷的气候、专制和多疑国家的高压手段，使俄国工业“起飞”的前景实际上比欧洲任何地方都难以实现。
在很长时期，这些不祥的经济趋势并没有转变为显著的俄国军事弱点。相反，1815年以后大国普遍表现出的对旧制度结构的偏爱，在它们军队的社会成分、武器和战术中看得更为清楚。各国政府仍处于法国革命的阴影之中，关心它们军队的政治和社会的可靠性更甚于军事改革。不再面临大战争考验的将军们自己很注意等级、服从和谨慎——这些特征更因尼古拉一世迷恋讲究形式的检阅和大行军而突出。由于这些总的情况，俄国军队单纯的规模和它大量征兵的稳定性，对国外的观察家来说，比诸如军事后勤和军官团教育水平等不显眼的事务更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更有甚者，俄国的军队过去是有战斗力的，常常在频繁的深入高加索和跨越土耳其的扩张战役中取胜，这些挺进已经开始使印度的英国人不安，并使19世纪的英俄关系比18世纪时的两国关系更加紧张。对外国人来说，同样引人注目的是俄国对1848～1849年匈牙利叛乱的镇压和沙皇的主张，即他随时准备派40万大军去平息同时代的巴黎叛乱。但那些观察家们却没有注意到一个较不显眼的事实：俄国的大部分军队总是受制于国内的驻防任务、在波兰和芬兰的“警察”行动，以及诸如边境巡逻和军事殖民等其他活动而不能动弹；所剩下的部队并不是特别有战斗力的，例如，在匈牙利之役遭受的伤亡中，除1000人外，其余人的死亡全是由疾病引起的，因为军队的后勤和医药供应工作毫无效率可言。
1854～1855年的克里米亚之战，非常惊人地证实了俄国的落后。沙皇的部队不能集结。联军在波罗的海的行动（虽然一直不很严重），再加上瑞典干涉的威胁，把多达20万人的俄军牵制在北方。在多瑙河诸公国的早期征战，以及奥地利将干涉的威胁转为现实这一极为严重的危险，对比萨拉比亚、西乌克兰和俄属波兰构成了威胁。在高加索与土耳其人的交战，就像防卫远东的俄国领土一样，对部队和供应体系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当英法军队对克里米亚的攻击把战争转到俄国领土的高敏感区域时，沙皇的武装部队没有能力把这种入侵拒之门外。
在海上，俄国拥有一支由干练的海军将领指挥的相当规模的海军。1853年11月，它能在锡诺普彻底摧毁较弱的土耳其舰队；但是一旦英法舰队参战，形势立刻逆转。许多俄国船只是用冷杉建造的，经不起风浪；它们的火力不足，船员未经充分的训练。联军拥有更为众多的蒸汽战舰，其中有的配备了榴霰弹和康格里夫火箭。尤其是，俄国的敌人有建造更新的船只（包括几十艘蒸汽炮舰）的工业能力，因此，随着战期的延长，他们的优势就变得更大了。
但是，俄国陆军的处境更糟。一般的步兵打得不错，在纳希莫夫海军上将和工程天才托德尔本上校的鼓舞人心的领导下，俄国在塞瓦斯托波尔的长期防御是一个了不起的业绩。但在其他方面，陆军可悲地不能胜任其任务。骑兵团不敢冒险，他们练兵场上的马匹不能投入艰苦的战斗（在这方面，非正规的哥萨克部队要更好一些）。更糟的是，俄国士兵的武器非常差。他们老式的燧发滑膛枪的射程为200码，而联军的步枪能够有效地射至1000码；这样，俄国的伤亡人数要大得多。
最坏的是，甚至当知道了任务的艰巨时，俄国的体制作为一个整体，仍不能对它做出反应。陆军的领导很差，充满了个人倾轧，始终未能产生一个有凝聚力的宏伟战略——在这方面，完全反映了沙皇政府普遍的无能。受过训练和教育的中级军官很少，而普鲁士军队中却有大批这样的军官；主动性会遭白眼。令人惊讶的是，在全国性的紧急状态下，可以征召的后备军却很少，因为短期服役制的大规模采用，将会导致农奴制的垮台[10]。实行这个制度的一个后果是，俄国长期服役的军队包括许多超龄的士兵；另一个更加致命的后果是，约40万在战争开始时匆忙入伍的新兵完全没有受过训练（因为没有足够的军官担任这项工作），而且从农奴市场抽出那么多人，损害了俄国的经济。
最后，存在着后勤和经济方面的弱点。由于在莫斯科南部没有铁路，马拉的供应车不得不穿过数百英里的干草原，那里在春季解冻和秋季下雨时是一片泥泞的海洋。况且马匹本身也需要许多饲料（饲料又必须由驮马来运送），以致巨大的后勤努力所产生的效果小得不成比率。通过海路，联军在3个星期内可以把增援部队从法国和英格兰调到克里米亚，而来自莫斯科的俄国部队有时则要花3个月时间才能到达前线。更令人震惊的是俄军装备库存的枯竭。“在战争开始时贮存了100万件枪炮；到1855年末，只剩下了9万件。在1656门野战炮中，只有253门可用……火药和子弹的库存情况甚至更糟。”战争的时间拖得越长，联军的优势变得越大，同时英国人的封锁阻止了俄国对新武器的进口。
但是，封锁的效果还不只此，它切断了俄国粮食和其他出口品的流通（除了从陆路把这些物品运往普鲁士），并使俄国政府不借巨额贷款就不能支付战争费用。甚至在和平时期就占这个国家岁入4/5的军费，从1853年的2.2亿卢布，增至1854年和1855年的5亿卢布左右。为了弥补惊人的亏空，俄国财政部在柏林和阿姆斯特丹借债，但那时卢布的国际币值下跌了；为了弥补剩余的不足数，它采用了印钞票的办法，这样就导致价格的猛烈上涨和日益增多的农民动乱。在此以前，财政部建立银本位卢布和取缔一切期票——它已在拿破仑战争和征讨波斯、土耳其和波兰造反者时破坏了“健全的财政”——的大胆的尝试，这时完全被克里米亚战争所破坏。1856年1月15日，国务会议被警告说，如果俄国坚持这场徒劳的斗争，国家将破产。与大国谈判是避免灾难的唯一出路。
这一切并不是说，联军认为克里米亚战争是容易打的；对它们来说，这场战争也产生了紧张和不愉快的冲击。十分有趣的是，法国受到的不利影响最小，因为它在这一次得益于它是多种因素混合的强国——在工业和经济方面不像俄国那样落后，而在“非军事化”程度上则不如英国。在圣-阿尔诺将军率领下东进的武装部队，由于在北非打过仗，所以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并且具有相当的海外征战的经验；他们的后勤和医药供应制度，与19世纪中期的政府能够提供的这种制度一样有效率。法国军官有理由对那些与他们地位相当的经验不足的英国军官带着超重行李的现象感到迷惑不解。法国远征军毫无疑问是最大的，并且在战争的重大突破中所做的贡献也最多。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法国在这次战斗中恢复了拿破仑时代的遗风。
但是，到了战役的后面几个阶段，法国开始表现出一些紧张的迹象。虽然它是一个富国，但它的政府不得不与铁路建筑商等人向信用动产公司和其他银行家争夺现成的资金。黄金正在流向克里米亚和君士坦丁堡，造成了法国国内的物价上涨；歉收的粮食帮不了忙。虽然还不知道战争的全部损失（10万人），但法国人对这场冲突的早期热情很快就烟消云散。通货膨胀引起的民众骚乱，加剧了塞瓦斯托波尔陷落的消息传开后引起的争论，即正在延长的战争不过是迎合自私和有野心的英国的目的。到这个时候，拿破仑三世也急于要结束战斗：俄国已受到惩罚，法国的威信已经提高（在巴黎举行的一次重大的国际和平会议上还会进一步提高），而且重要的是，不能因为把黑海周围的冲突升级而过于分散对德意志和意大利事务的注意力。即使拿破仑三世不能在1856年对欧洲地图作重大的改变，他也肯定感到法国的前途比滑铁卢之战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乐观。在旧欧洲协作体中，克里米亚战争后的分歧使这种幻想又继续了10年。
对比之下，英国人则远远不满足于克里米亚战争。尽管作了某些改革的努力，陆军仍是威灵顿式的，而且它的统帅拉格伦男爵在半岛战争中实际上当过威灵顿的军事秘书。骑兵是胜任的（就骑兵部队而言），但常常被误用（不只是在巴拉克拉瓦战役），而且几乎不能部署在塞瓦斯托波尔的攻城设施中。虽然英军士兵是作战勇猛的健壮的老兵，但是在克里米亚雨季和冬季时保温掩体却惊人得缺乏，陆军中对付大规模出现的痢疾和霍乱的医疗工作原始而无能，陆路运输的不足，造成了激怒英国全国的不必要的损失和挫折。更加为难的是，由于英国陆军像俄国陆军一样，是主要用于卫戍任务的长期服役的部队，所以它没有在战时可资抽调的受过训练的后备力量；但俄国人至少还能够强制征召数十万新兵，而主张放任主义的英国却不能这么办，这就使政府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它必须大肆宣传，广招外国的雇佣军，以弥补在克里米亚部队的缺额。可是，当英国的陆军一直处于法国的小伙伴地位时，它的海军却没有真正的机会去取得纳尔逊式的对敌作战的胜利，因为敌人谨慎地将其舰队撤入加固的港口内。
伦敦《泰晤士报》公开揭露了英国军事上的无能和部队伤病员的痛苦，公众对此爆发的不满情绪，这里只能附带一提：它不但导致内阁的改组，而且也激起了一场关于“一个战争中的自由国家”内在困难的认真争论。此外，整个事件表明，英国貌似特别强大之处（低程度的行政管理、少量的帝国陆军、对海上力量的严重依赖、对个人自由和不受约束的新闻界的重视、议会和个别大臣的权力）在全国被号召去对主要敌人进行一场一年到头的广泛的军事行动时，就很容易转化成弱点。
英国对这一考验的反应（很像20世纪美国人对战争的反应）是：为了弥补过去的疏忽，拨给武装部队大量资金。交战国的未经分类的军费数字（见表11），对说明冲突的最后结果是大有帮助的。
表11 克里米亚战争中列强的军费
（单位：百万英镑）
（续）
但甚至当英国自我激励时，它也不能迅速创造出足够的表现实力的物资。军费可能成倍增加，可能会订购数百艘蒸汽轮船，远征军到1855年可能会享受到过剩的帐篷、毛毯和弹药，好战的巴麦尊勋爵可能会强调打垮俄帝国的必要性。可是如果法国走向和平而奥地利保持中立（这正是塞瓦斯托波尔陷落后一个月内发生的事），英国的小型陆军是无所作为的。只有英国全国和它的政治经济变得更为“军事化”时，它才能郑重其事地坚持单独与俄国交战。但是，对一个已经因克里米亚之役造成的战略、宪法和经济方面的困难而感到不安的领导集团来说，可能代价实在太高了。因此，当感到受骗而不能取得应有的胜利时，英国人也愿意和解。这一切的结果使许多欧洲人（法国人、奥地利人还有俄国人）怀疑伦敦的目的和可靠性，正像它使英国公众越加讨厌卷入大陆的事务一样。当拿破仑的法国移向1856年的欧洲舞台中央时，英国则不断地靠边站——1857年的印度兵变和英国国内的改革运动，只会加剧这种转移趋势。
如果说克里米亚战争冲击了英国人，那么这种冲击根本不能与俄国的实力和自尊心所受到的打击相比——更不必说48万人死亡所造成的损失了。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直截了当地声称：“我们不能再欺骗自己了……我们比一流强国虚弱和贫穷，另外，我们不但在物质方面，而且在智力资源方面（尤其是管理方面）比它们贫乏。”这一醒悟推动了俄国的改革者进行了一系列激进的变革，最明显的是农奴制的废除。此外，在亚历山大二世时期，对铁路和工业化的鼓励远远大于他父亲统治的时期。煤和钢铁的产量、大规模的公用事业和规模大得多的工业企业，从19世纪60年代起更加引人注意了。俄国经济史提供的统计数字乍一看给人以很深刻的印象。
可是，像以往一样，现象的变化影响一个人的判断。这个现代化赶得上——且不说超过——贫困和无文化的农民人数每年的大量增长吗？在今后的20年中，它能与西方的英国中部、鲁尔、西里西亚和匹兹堡发生的钢铁和制成品生产的爆炸性增长相比吗？它能否赶上普鲁士即将向世界显示的、重视国家实力中质的因素超过重视量的因素的“军事革命”，甚至能否赶上经过现代化改造的普鲁士陆军？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将使一个俄国的民族主义者失望，他非常清楚，他的国家在欧洲的地位从1815年和1848年的突出位置大大地下降了。
内战与美国
前面已经提到，从德·托克维尔起的全球政治观察家都感到，俄帝国的崛起可与美国的崛起相比。的确，每个人都会承认两国的政治、文化和体制存在着根本的差别，但从世界大国的角度观察，它们的面积大小、“敞开的”和不断变动的边界、迅速增长的人口和几乎没有开发的资源，看上去却很相似。虽然以上大部分情况是事实，但在整个19世纪，美国与俄国依然存在着重要的经济差距，这些差距对两国实力的影响日益增加。第一个经济差距在总人口数方面，虽然在1816年（俄国5120万，美国850万）到1860年（俄国7600万，美国3140万）差距大大地缩小了。更关键的是人口的素质：俄国人口的绝大部分是农奴，收入和生产力都低；而分得土地的，或住在迅速成长的城市中的美国人，与其他国家相比，则普遍地[11]享受、创造高标准的生活和国民产值。早在1800年，美国工资已高于西欧工资1/3，这种优势在整个19世纪即使没有扩大，也仍保持着。到19世纪50年代，尽管来了大量欧洲移民，但美国西部容易取得土地的情况，再加上持续的工业增长，造成了劳动力的相对缺乏和高工资，这两者转过来又促使制造商们投资于节省劳力的机器，从而进一步刺激了国民的生产力。这个年轻的合众国超然于欧洲的权力斗争之外，英国皇家海军（不是门罗主义）布置“防疫线”，以强行把旧世界同新世界分开，这些情况意味着对美国未来繁荣的威胁只能来自英国本身。可是，尽管有1776年和1812年的辛酸回忆及西北边境的争端，英美之间的战争是不可能发生的。英国资本和制成品流入美国，美国的原材料（特别是棉花）回流到英国，这种情况把两国的经济更紧密地拴在一起，并进一步促进了美国经济的成长。因此，战略上安全的美国不必把财政资源分散地用于国防支出，而可以集中自己的（和英国的）资金去开发其巨大的经济潜力。与印第安人的冲突和1846年与墨西哥的战争，都没有大量消耗这种生产性投资。
这一切造成的结果是，甚至在1861年4月内战爆发前，美国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巨人，虽然它远离欧洲，注意力集中在国内发展（而不是对外贸易）和依然保持着自然粗犷风貌的农村，部分地掩盖了这个事实。1860年，它在世界工业产量中所占的份额远远落在英国后面，但却超过了德国和俄国，快要赶上法国。1860年人口只占俄国40%的美国，其城市人口却比俄国多一倍，生产83万吨铁（俄国只生产35万吨），消耗现代燃料的能源是俄国的15倍，铁路长度是俄国的30倍（甚至是英国的3倍）。相比之下，美国只有一支2.6万名士兵的正规军，而俄国庞大的兵力则高达86.2万人。两个远隔重洋的国家的经济指数和军事指数的差距，也许再没有比这个时候更为悬殊的了。
当然，在下一年中，内战开始改变美国人专门用于军事目的的国家资源的数量。这场冲突的根源和原因，这里不加论述，但是由于双方的领导已经决定把战斗进行到底，又都能号召数十万人，斗争就会延续下去。由于战斗席卷广大地区，情况更是如此。“战线”从弗吉尼亚沿岸直至密西西比，甚至往西更远至密苏里和阿肯色——大部分地区是森林、山脉和沼泽地。同样，北方的海军封锁了敌人的港口，它巡逻的海岸线同汉堡与热那亚之间的距离一样长。换句话说，尤其是对一个已把武装部队保持在最低水平而且没有大规模战争经验的民族来说，打垮南方将是一个困难的后勤和军事任务。
可是，虽然4年的冲突消耗元气且伤亡惨重（北方联邦政府约损失36万人，而南方邦联则损失25.8万人[12]），但它也体现了美国拥有的潜在国力。这场冲突（至少短期地）把美国改造成地球上最大的军事国家（1865年以后到大幅度减员之前）。双方的武装部队从一开始的外行转变成不断进行大量征兵的陆军，它们使用了有膛线的现代大炮和小型武器，在北弗吉尼亚的围城战中展开拉锯，大批兵员乘火车奔赴西部战场，双方的陆军司令部都采用电报通信，并且利用动员起来的战时经济资源；在海战中，出现了首先使用的铁甲舰、旋转炮塔、早期的鱼雷和水雷，以及用于劫掠商船的蒸汽快船。比起克里米亚战争或德意志统一战争，这场冲突更有资格号称第一次真正的工业化“总体战”，所以指出北方取胜的原因是非常有必要的。
假定双方的意志力保持不变，第一和最明显的原因是资源和人口的悬殊。以下的情况可能是事实：南方为自己生存而战，而且（通常地）在自己的土地上战斗，所以在斗志方面占了优势；它能征召更高比率的擅长骑射的白人男子；它拥有一批坚定和优秀的将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它可以进口军火和其他供应，以弥补物资的亏缺。但这些都不能补偿北方和南方之间数字上的巨大差距。当北方拥有将近2000万的白人人口时，南方邦联只有600万。此外，由于移民（1861～1865年来了80万）和1862年征募黑人部队的决定（完全可以预料，这是南方在战争最后几个月之前回避的事），联邦政府的人口总数不断增长。约200万人曾在联邦政府军中服役，1864～1865年它的实力达到了顶峰，约有100万士兵。只有约90万士兵曾经陆续为南方邦联军作战，它的最大兵力从没有超过464500人——这是1863年晚些时候达到的“最高峰”，从此人数就逐渐地减少了。
但是，与常情一样，对战争来说，除单纯的数字外还有其他因素。南方即使达到了军队的规模，它还要冒从农业、矿业和铸造厂抽调过多的男人的风险，从而削弱了打一场长期战争时必须依靠的能力。事实上从一开始，南方邦联的支持者已经发现他们在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在1860年，北方拥有11万个制造业设施，而南方只有1.8万个（其中许多还依靠北方的技术专业知识和技工）；邦联只生产3.67万吨生铁，而宾夕法尼亚一地的产量就达58万吨；纽约州几乎生产了价值3亿美元的货物——是弗吉尼亚、亚拉巴马、路易斯安那和密西西比产值总和的4倍以上。交战双方经济基础的惊人差距，不断地表现为战斗力的差距。
例如，南方仅能制造少量的步枪（主要是用从哈珀渡口缴获的机器制造的），并且严重地依靠进口；北方则大量在国内制造步枪，生产的步枪近170万支。北方的铁路系统（长度约2.2万英里，并从东部向西南扇形展开）在战时得以维护甚至发展；南方只有0.9万英里的路轨和供应不足的机车和车皮，而且在逐渐磨损。同样，虽然双方在冲突开始时基本上都没有海军，但南方因没有建造船舶发动机的机器车间而处于不利地位，而北方则有几十个这样的设施。虽然要经过一段时期，人们才能感到北方联邦政府的海上优势（在此期间，偷越封锁的船只把欧洲造的军火运给邦联军，使南方用于劫掠商船的武装快船给北方的商船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但封锁网缓慢而无情地在南方港口周围收紧了。到1864年12月，北方联邦政府的海军共有671艘战船，其中包括战争开始以来建造的236艘汽船。北方的海上力量在使其武装部队控制几条大内河——特别是在密西西比至田纳西地区——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铁路和水路运输成功的结合使用，帮助了联邦政府在西部战场的进攻。
最后，南方邦联的支持者发现不可能负担战争的费用。他们在和平时期的主要收入来自棉花出口，当这项贸易萎缩且欧洲列强没有干涉这场争斗（这使南方感到失望）时，他们就无法弥补损失。南方的银行很少，也没有什么流动资本；当土地和奴隶的生产受到战争的严重打击时，土地税和奴隶税的收入就很少了。向外国借款收效不大，可是没有外国的通货或硬币，就难以支付主要的进口货。也许南方邦联的金库不可避免地要求助于印刷机，但是“过滥的钞票，加上几种商品的短缺，造成了不可收拾的通货膨胀”，这又转过来严重地打击了民众继续战斗的意志。对比之下，北方通过税收和借款，始终能筹措足够的资金去支付这场冲突的费用；它印发的“美钞”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刺激了工业和经济的增长。在战争期间，联邦政府的生产力，不但在军火、铁路建设和铁甲舰的建造方面，而且在农业产量方面，都增长迅猛。到战争结束时，北方军队的伙食和供应可能比历史上的任何军队都强。如果说正在出现一种特殊的进行军事冲突的美国方法（韦格利教授称之为“美国式的战争”），那么它首先在这里，即在联邦政府动员和利用其巨大的工业—技术潜力以打垮其敌人的行动中形成。
如果以上一切因素对解释一场拉锯将近4年的冲突的结果来说听起来过于像物质决定论，那么着重指出南方面临的基本战略问题也许是值得的。由于面积和人口的差距，南方无法赶上北方。充其量它只能做到削弱敌人的锐气和意志力，以致使他们放弃其高压政策和承认南方的权力（维持奴隶制，或者分治，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如果处于南北交界的州，如马里兰和肯塔基，有绝大部分人投票要求加入邦联，这个策略将得到很大的帮助，可是这种事根本没有发生；假如外国（像英国）干预，南方又会得到无法估量的帮助，但作这样的假设，是对19世纪60年代初叶英国政治的权衡与抉择的惊人的误解。排除了以上两种使全面军事优势转向南方的可能性，邦联的支持者只能采用抵抗联邦政府的压力和希望大部分北方佬厌战的战略了。但是，这样必然意味着一场旷日持久的冲突；而战争时间拖得越长，联邦政府就越能动员其更丰富的资源，提高其军火生产，兴建数百艘战舰并无情地压制南方——通过海军封锁、对弗吉尼亚北部施加持久的压力、在西部长期征战和谢尔曼破坏性地深入敌人领土来完成。像南方的经济一样，士气下降，前线的军队也衰弱了，到1865年初，它“应召”部队的总数降至15.5万人，投降是剩下的唯一现实的选择。
德国的统一
虽然美国内战被不少欧洲的军事观察家研究过，但它的特征（范围广大，在原野进行，以及内部冲突等性质），使它不像19世纪60年代欧洲发生的武装斗争那样表现为衡量全面军事发展的指示器。在欧洲，克里米亚战争不但破坏了老式的协作体外交，而且使各“侧翼”强国感到可以更少地去干涉欧洲中部的事务：俄国需要多年才能从其屈辱的战败中恢复过来，而英国则宁愿把精力集中在帝国和国内的问题上。因此，欧洲事务被法国所左右，虽然这种局面被证明是人为的。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普鲁士在腓特烈·威廉四世统治下处在表面上不光彩的地位，这时的它因腓特烈的继承者威廉一世与普鲁士议会之间关于宪法问题的争吵，特别是在陆军改革问题上的分歧，而正在备受折磨。就奥地利哈布斯堡而言，它仍在国家的相互关系问题上玩弄花招，即保持它在意大利的利益以反对皮埃蒙特，保持它在德意志的利益以反对普鲁士，同时又在国内大力遏制匈牙利的不满分子。
对比之下，在拿破仑三世的统治下，法国似乎是强大和有信心的。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银行业务、铁路和工业开发都有进展。它的殖民地帝国在西非、印度支那和太平洋扩大了。它的舰队得到扩充，以致有时（例如1859年）引起了英吉利海峡对岸的恐慌。在军事上和外交上，不论在解决德意志问题还是意大利问题时，它似乎都是决定性的第三种力量，这一点在1859年已充分表现出来：法国站在皮埃蒙特一边，迅速出面干预而与奥地利进行短期交战。
可是，在迫使奥地利哈布斯堡放弃它对伦巴第的控制中，不管马真塔之战和索尔费里诺之战多么重要，1859年敏锐的观察家们已经注意到，是奥地利人军事上的无能，而不是法国人杰出的军事才能（当然也不是皮埃蒙特人的军事才能），决定了结局。法国陆军的确拥有比奥地利更多数量步枪的优势（这造成了令弗朗西斯·约瑟夫皇帝深感不安的伤亡），但法国的缺点也是显著的：医药和军火供应非常缺乏，动员的日程表是无计划的，拿破仑三世自己的领导也不出众。奥地利哈布斯堡的陆军比较弱，居莱伊将军的领导更加犹豫不决，这些缺点还没有太大关系。军事效力毕竟是相对的，这可以从后来奥地利哈布斯堡的军队仍能在陆地（1866年在库斯托扎）和海上（在利萨）轻而易举地对付意大利人这一事实中看出，虽然它当时仍不能与法国、普鲁士或俄国较量。但推而广之，这并不意味着法国自己在未来与另一个敌人的冲突中能自动地处于优势。那场战争的结局将取决于各方拥有的不同层次的军事领导、武器体系和生产基础。
由于正是在19世纪50和60年代，产业革命引起的技术的迅猛发展开始真正地影响战争方式，所以人们发现，各国诸军种这时正在尽力解决前所未有的作战问题就不会惊奇了。在战斗中，是配备新式后膛装弹步枪的步兵重要，还是配备新式钢炮筒机动炮的炮兵重要？铁路和电报对战地指挥有什么作用？新的战争技术是使进攻的军队还是使防守的军队更占优势？这些问题的正确答案当然都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也就是说，战争的结局不但受到更新式武器的影响，而且也受到使用新武器的地形、部队士气和利用战术的能力、供应制度的效能以及其他一切有助于决定战斗命运的众多因素的影响。由于不可能事先知道一切事态的进展情况，因此最关键的是要拥有一个擅长利用各种不同因素的军事—政治领导和完全能对新情况做出灵活反应的军事机构。在这些重要方面，奥地利哈布斯堡甚至法国，都将不能像普鲁士那样成功。
19世纪60年代普鲁士“军事革命”很快产生了迪斯雷利[13]所郑重命名的欧洲事务中的“德意志革命”。“军事革命”建立在许多互相关联的因素之上。第一个因素是一种独特的短期服役制度，它是新王威廉一世及其陆军大臣不顾自由党的反对而推行的，该制度包括的内容有，每个男人先在正规军中服3年义务兵役，再在预备役中服役4年，才能转入后备军。这意味着，充分动员起来的普鲁士陆军（对每个人）有7年的征召[14]。由于不准顶替，且后备军能够承担大部分卫戍和“后方”的任务，这一制度使普鲁士拥有的一线陆军与其人口相对而言，远远多于其他大国。这又反过来要求人民接受至少是较高程度的初等教育，因为根据大部分专家的意见，一个迅速发展的短期兵役制在无文化的农民国家是难以实行的；它还要依靠安排这样大批人员的优秀的组织工作。如果一支50万或100万人员的大军不能充分地得到训练、服装、武器和粮食，并被运往决战地区，那么建设这支军队终究是没有用的；如果军队指挥官不能与有关的大批士兵保持联系并进行控制，那这就更是浪费人力和资源。
对这支军队实施控制的机构是普鲁士总参谋部，它在19世纪60年代初叶，在老毛奇[15]的天才领导下，从默默无闻的地位一跃而成为“陆军的智囊”。直到那时，大部分和平时期的陆军由战斗部队组成，这些部队得到军需、人事、工程和其他部门的支持；实际的作战参谋部只是在战役开始和指挥部成立时才拼凑而成。但在普鲁士，老毛奇已经招收了陆军学院最优秀的人才，并教导他们为未来可能的冲突制订计划和做好准备。在敌对行动开始以前很久，作战计划必须制订出来，并经常修改。图上作业和演习得到了周密的研究，对其他强国进行的历史性战役和军事行动也同样进行了深入研究。一个专门机构设立了，它监督普鲁士的铁路系统，以确保军队和供应能被迅速运往目的地。老毛奇的参谋系统试图教导军官团如何去处理大兵团（军或集团军）的作战方法，它们将独立地转移和作战，但又随时准备集结在决战性的战场上。如果不能保持与后方司令部的通信联系，前方的将领可根据几条地面作战的基本准则，去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并采取行动。
当然，上面所谈的是理想化了的模式。普鲁士陆军不是十全十美的，甚至在19世纪6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改革后，在实际战斗中也遭受了许多暂时性的困难。许多战地将领无视老毛奇的意见，在条件不成熟的进攻或错误的方向中盲目推进——1866年普奥战争中这种差错比比皆是。在战术上，1870年普鲁士禁卫军在格拉夫洛特-圣普里瓦正面突击（因此遭受严重损失），也表现出他们是愚不可及的。铁路供应体系本身不能保证胜利，它往往只是在边界上堆积大批物资，而需要那些物资的军队已经调离附近的铁路线。也不能说普鲁士人科学的计划已经确保他们的军队始终能拥有最佳的武器，1866年时奥地利的大炮显然更好，1870年时法国夏斯波步枪也大大地优于普鲁士步枪。
真正的问题是，普鲁士的制度并不是没有错误，但是总参谋部仔细地研究了它过去的错误，并对训练、组织和武器相应地重新进行调整。当它的大炮的弱点在1866年暴露出来时，普鲁士陆军立即改用新的克虏伯后膛炮，这种武器在1870年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当铁路供应的安排出现耽误时，一个新部门马上成立了，以便改进工作。最后，老毛奇重点部署了几个集团军，使之能独立作战，同时也能互相支援，这意味着一个集团军即使局部受到严重打击（这在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中的确发生过），整个战局也不会不可收拾。
因此，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普鲁士人能在1866年夏季迅速战胜奥地利人，这只有少数观察家能够预料。虽然汉诺威、撒克逊和北方的其他德意志邦站在奥地利一边，但俾斯麦的外交确保了其他大国不在斗争的初期进行干涉。这又使老毛奇有机会派三个集团军通过不同的山路集中到波希米亚平原，并在萨多瓦（克尼格雷茨）袭击奥地利人。回想起来，战争的结果似乎是完全可以预料的。奥地利哈布斯堡1/4的军队需要用在意大利（他们在那里取得了胜利）；普鲁士的征兵制意味着，普鲁士人口尽管还不到它几个敌人人口的一半，老毛奇却能部署几乎同样多的第一线部队。奥地利陆军本来就缺乏经费，没有真正的参谋制度，并且受贝内德克无能的领导；不论个别部队如何英勇作战，他们在广阔原野的交锋中都死于更为精良的普鲁士步枪之下。到1866年10月，哈布斯堡被迫让出威尼斯，并撤销在德意志的一切利益——德意志在俾斯麦的北德意志联邦领导下，正在重新进行组建。
“争霸德意志的斗争”差不多完成了，而决定谁——是普鲁士还是日益不安和猜疑的法国——在西欧处于至高无上地位的斗争已经迫在眉睫，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双方都在测算各自的机会。表面上，法国仍表现得更为强大。法国的人口远远多于普鲁士的人口（虽然讲德语的人数在欧洲更多）。法国的陆军已在克里米亚、意大利和海外取得了经验。它拥有世界上射程最佳的夏斯波步枪，比普鲁士的撞针枪射程要远得多；它还有一个新的秘密武器——每分钟射150发子弹的后膛装填机关枪。它的海军更为优良，它还能指望得到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的帮助。1870年7月，由于普鲁士人的无耻行为（即俾斯麦对关于卢森堡的前途和一个可能登上西班牙王位的霍亨索伦候选人问题而玩弄的狡诈的外交）而对他们进行惩罚的时机来临时，法国人对于战争的结局预见很少有人怀疑。
法国崩溃之彻底和迅速给了这些乐观的假设一个致命的打击——到9月4日，它溃败的军队已在色当投降，拿破仑三世被俘，帝国政权已在巴黎被推翻。结果是，奥匈帝国和意大利都没有援助法国，而法国的海上力量被证明是完全无用的。因此，一切都取决于敌人的陆军，而在这方面，普鲁士人无可争辩地证明他们更加优秀。虽然双方都使用铁路网把大批军队运往前线，但法国动员的效率却差得多。应征的预备队必须跟上他们的部队，但部队已经开往前线。炮兵连遍布于全法国，不容易集中。对比之下，3个德意志集团军（大大超过30万人）在宣战的15天内，正在开进萨尔和阿尔萨斯。夏斯波步枪的优势，屡屡被普鲁士人推到前沿的机动速射炮的战术弄得失去效力。后膛装填机关枪留在后方，从未有效地发挥作用。巴赞元帅的懒散愚蠢无法言喻，而拿破仑三世本人也不比他强多少。相比之下，虽然个别普鲁士部队在“战雾”中出错，遭受严重损失，但老毛奇对各路大军进行远距离的监督以及他调整计划以利用意外情况的战术，保持了入侵的势头，直到法军土崩瓦解为止。虽然法国的部队又继续抵抗了几个月，但德意志人对巴黎的包围和对法国东北的控制网无情地收紧了。卢瓦尔军无效的反攻和游击队员的袭扰，不能掩盖这一事实：法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大国已经被打垮了。
很明显，普鲁士—德意志的胜利是它的军事制度的胜利；但是正如迈克尔·霍华德尖锐地指出的那样，“一个国家的军事制度不是社会制度以外的独立部分，而是其整体的一个方面”。支持德意志各路纵队全面猛进和总参谋部有控制地协调工作的，是它比欧洲任何其他国家装备更好，并且更有准备去适应现代战争条件。在1870年，德意志诸邦合在一起的人口已多于法国，只是分裂掩盖了这个事实。德意志有更长的并且更充分地为军事目的做好安排的铁路线。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和钢铁产量就在那时赶上了法国。它的煤产量是法国的2.5倍，它消耗的现代能源也比法国多50%。德意志的产业革命正在建立更多的大企业，例如克虏伯钢铁和兵器联合体。这使普鲁士—德意志国家具有军事和工业力量。陆军的短期服役制遭到国内外自由主义者的反对（这些年对“普鲁士军国主义”的批评是很普遍的），但它为战争的目的动员国家人力，比放任主义的西方或落后和搞农业的东方更有效率。而支持这一切的后盾，则是这样一个民族：它拥有水平高得多的初等教育和技术教育，它的大学和科学设施是无与伦比的，它的化学实验室和研究机构是首屈一指的。
再用当时的一句妙语来说：欧洲失去了一个主妇，却得到了一个主人。在俾斯麦惊人而巧妙的安排下，1870年以后的整整20年中，大国体制将被德意志支配。外交家们注意到，这时条条道路通向柏林。可是许多人都能看到，使德意志成为欧洲大陆最重要强国的因素，不仅仅是帝国宰相的聪明和残酷无情，而且还有以下的因素：德意志的工业和技术，一旦国家统一，它将发展得更快；德意志的科学、教育和地方行政；引人注目的普鲁士陆军。至于第二德意志帝国也有俾斯麦为之烦恼的重大内部缺陷的事实，局外的观察家们则很少注意到。欧洲的每个国家，在某种程度上甚至秉持孤立主义的英国人，都感到了这个新巨人的影响。俄国在1870～1871年仁慈地保持中立，并且利用西欧的危险来提高自己在黑海的地位，但对这时欧洲的重心移至柏林这一事实愤懑不平，并且暗暗担心德意志下一步可能的行动。1870年，当法国人（教皇的保护人）在洛林溃不成军时，占领罗马的意大利人渐渐倒向柏林。奥匈帝国（1867年维也纳与匈牙利人妥协后的名称）也是如此，它希望在巴尔干半岛找到补偿，以弥补它在德意志和意大利丧失的地位，但它也很清楚，这样的野心可能激起俄国的反应。最后，备受打击和怨恨不平的法国人在妄想重新取得与莱茵河彼岸的强邻平等地位的尝试中，终于感到有必要重新考察和改造行政和社会的几个重大领域（教育、科学、铁路、武装部队和经济）。在当时，甚至在以后的回顾中，1870年都被视为欧洲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分界线。
另一方面，也许是因为许多国家感到在19世纪60年代的种种动乱以后应该喘一口气，还因为政治家们在新秩序下谨慎行事，所以1871年以后约10年的大国外交史是寻求稳定的历史。美国关心内战后的重建，日本关心明治维新的影响，它们都不是“体系”的一部分，“体系”反而比以往更加以欧洲为中心。虽然这时存在一个重新塑造的“欧洲五头政治”的模式，但均势与1815年以后的均势相比有很大的变化。普鲁士—德意志在俾斯麦的指引下，这时是欧洲国家中最强和最有影响的，它代替了以前一直最弱的那个普鲁士。还有另一个新强国，即统一的意大利，但其经济落后得令人失望的条件（特别是缺煤），意味着它永远不会被体面地接纳进列强的主要集团，虽然它在欧洲外交中显然比西班牙或瑞典等国家更为重要。由于它在地中海和北非的要求，它的确做到了成为一个日益与法国为敌、分散法国力量和给德意志提供一个有用的未来盟友的国家；此外，由于在反对维也纳的解放战争中它的收获和它在巴尔干半岛西部的野心，意大利还使奥匈帝国恐慌不安（至少在俾斯麦于1882年奥德意“三国同盟”中冻结那些紧张关系之前是如此）。这意味着奥匈帝国和法国（德意志崛起的两个主要“受害者”）都不能集中其精力去对付柏林，因为两者的后方都有一个有生气的（虽然不太强大的）意大利存在。这个事实使奥地利人更有理由去听从德意志，结果成了一个准卫星国，而且它还意味着，在未来与柏林的任何斗争中，甚至法国更强的国力和更大的结盟价值，也因南方存在着一个敌对的和无法捉摸的意大利而受到损害。
由于法国处境孤立，奥匈帝国受到威胁，处于中间的南德意志“缓冲邦国”和意大利这时都统一成更大的国家单位，因此遏制德意志进一步扩张的举足轻重的力量，看来只能是俄国和英国这两个独立的“侧翼”强国了。英国政府在格莱斯顿重视国内改革的主张（1868～1874年），和迪斯雷利重视国家的“帝国”命运及亚洲命运的主张（1874～1800年）之间来回摇摆，对它来说，欧洲的平衡问题似乎很难说是紧迫的。俄国的情况可能并非如此，在那里，哥恰可夫等人对他们的保护国普鲁士转变成一个强大的德意志心怀不满。但这种感情中又掺杂着1871年以后存在于圣彼得堡和波茨坦两个宫廷之间的亲密王朝和思想意识的认同感，掺杂着俄国人企图从克里米亚战争灾难中恢复元气的需要，希望柏林支持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利益和恢复中亚利益的企图。但是总的说来，侧翼强国干预欧洲西部和中部事务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德意志自己的行为；如果假定第二德意志帝国这时已是得到充分满足的强国，那么它们肯定没有必要再卷入纠纷之中。
1871年以后，俾斯麦本人非常愿意做出这种保证，因为他没有建立一个吞并几百万奥地利天主教徒、摧毁奥匈帝国和使德意志孤立于有复仇心的法国及有猜疑心的俄国之间的“大德意志国”的意愿。因此，对他来说，赞同建立三皇同盟（1873年）似乎要安全得多。三皇同盟是半结盟性的，它强调东方诸皇思想上的团结（如反对“共和的”法国），同时冻结俄奥在巴尔干的利益冲突。在1875年“战争在望”的危机时期，当出现德意志政府可能在对法国酝酿一场预防性战争的迹象时，来自伦敦、（特别是）圣彼得堡的警告，使俾斯麦相信，任何改变欧洲均势的企图将引起强烈的反对。因此，出于国内政治和对外外交的原因，德意志依然留在1871年建立的边界内，正像有些历史学家所说的，是一个“半霸权强国”，直到德国军事与工业的发展和俾斯麦之后的领导集团的政治野心再次使它能够对现存的领土秩序提出疑问。
我们将在下一章探究这种转变。从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俾斯麦本人的外交是维持现状，因为这时他认为这对德意志利益是非常重要的。在做出这方面的努力时，这位宰相部分地得到了1876年另一件突发事件的帮助，这是由来已久的“东方问题”的另一个尖锐的阶段，当时土耳其屠杀保加利亚基督教徒的行动和俄国对此做出的军事反应，使各方的注意力从莱茵河转向君士坦丁堡和黑海。的确，在多瑙河下游或达达尼尔爆发的敌对行动，如果让这场危机升级为全面的大国战争，甚至会危及德意志。这在1878年初期看来似乎是很可能的。但是，俾斯麦充当“诚实的掮客”以使所有强国在柏林会议上做出妥协的外交技巧，加强了和平解决危机的可能，并再次强调了在欧洲事务中德意志所占的中心的和稳定局势的地位。
1876年至1878年的东方大危机对德意志的相对地位也大有裨益。虽然俄国在黑海的小型舰队在与土耳其人作战时表现得很出色，但是1877年俄国陆军的征讨却暴露出它在克里米亚战争后的改革没有真正见效。虽然勇敢兵员的绝对数字最后使俄国人在保加利亚和高加索两个战场上战胜土耳其人，但“侦察敌人阵地极不充分、各部队之间缺乏协同行动和高级指挥混乱”的例子实在太多了。英、奥站在土耳其一边进行干预的威胁，使俄国政府又一次意识到隐约出现的崩溃，从而迫使它在1877年晚些时候同意做出妥协。即使后来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分子谴责俾斯麦，说他把持了使那些屈辱的让步合法化的柏林会议，但事实上圣彼得堡精英中的许多人更加意识到需要保持同柏林的良好关系——甚至在修正的形式下重新参加了1881年的另一个三皇谅解。同样，虽然俄国在1879年危机高潮时曾经威胁要挣脱俾斯麦的控制，但次年秘密的奥德同盟又把它捆在了德意志的绳索上，就像1881年的三皇同盟及1882年柏林、维也纳和意大利的三国同盟一样。另外，所有的这些协定都起着使签字国疏远法国和使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德意志的作用。
最后，19世纪70年代后期的事件重新突出了长期以来在近东和亚洲的英俄对抗，这使两国倾向于谋求柏林仁慈的中立，甚至进一步转移公众对阿尔萨斯—洛林和中欧的注意。这一倾向在19世纪80年代变得更加强烈了，当时一系列事件——法国取得突尼斯（1881年），英国干涉埃及（1882年），大规模“争夺”赤道非洲（1884年起），就阿富汗问题引起的英俄战争的威胁重新出现——标志着“新帝国主义”时代的开始。虽然西方殖民主义的这种重新迸发的长期影响将深刻地改变许多大国的地位，但其短期的后果是突出德意志在欧洲内部的外交影响，从而加强了俾斯麦为维持现状所做的努力。即使19世纪80年代他设计了特别居心叵测的条约和反条约体系不可能持久的稳定，但它似乎能确保，至少在不久的将来，和平在欧洲列强中将是主流。
结论
除了美国内战这一重要例外，1815～1885年这段时期没有出现任何长期的、互耗精力的军事斗争。这个时期的小战役，像1859年的法奥冲突或1877年俄国对土耳其的进攻，对大国体制没有什么影响。甚至几次更重要的战争也在几个重要方面有其局限性：克里米亚战争均主要是地区性战争，在英国充分利用其资源前就结束了；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均在一个季度内结束——这与18世纪极为漫长的冲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于是，军事领袖和战争权威所持的关于未来大国斗争，是1870年普鲁士式的迅速打倒敌人取得胜利的观点，就不足为奇了：铁路和动员日程、总参谋部制订的迅速进攻计划、速射枪炮和大量短期服役的陆军，这一切将被结合使用，以便在几个星期内打垮敌人。速射武器如果使用得当，将对防御战而不是进攻战有利，这个观点当时尚无人赏识；也无人意识到美国内战中的不祥之兆，在那次战争中，民众不可调和的原则和开阔的地形这两者的结合，使冲突比当时的任何短期而尖锐的欧洲冲突更加漫长和残酷。
可是所有这些战争——不论在田纳西河谷发生，还是在波希米亚平原、克里米亚半岛或洛林的原野展开——都说明了一个总的结论：战败国是那些没有进行19世纪中期的“军事革命”，没有取得新武器，没有动员和装备庞大的军队，没有使用铁路、轮船和电报提供的先进的交通和通信，没有供养武装部队的生产性工业基础的国家。在这些冲突中，胜方的将领和军队不时在战场上犯下严重的错误，但这些错误不足以抵消那个交战国在受训的人力、供应、组织和经济基础等方面的优势。
这导致了关于1860年以后时期的一整套较为普遍的定论。本章开头已经指出，滑铁卢之战以后半个世纪的特点是：国际经济的稳步发展，工业发展和技术变革引起的生产力的大规模增长，大国体制的相对稳定和只限于局部的短期战争的形势。此外，虽然陆军和海军武器已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现代化，武装部队内部的新发展却远不如受产业革命和宪法——政治改革影响的民用事业的发展。这场半个世纪的变革的主要受益者是英国，不论在生产力方面，还是在世界影响方面，它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很可能达到了顶峰（虽然第一个格莱斯顿内阁的政策有掩盖这个事实的倾向）。主要的失败者是欧洲以外的非工业化农业社会，它们抵挡不住工业品和西方军事的侵袭。出于这一根本原因，工业化较差的欧洲大国——俄国和奥地利哈布斯堡——开始丧失它们以前的地位，而新统一的意大利则从来没有进入一流国家的行列。
此外，从19世纪60年代起，这些趋势还在加剧。世界贸易的数量，更重要的还有工业品产量，都在迅速增长。以前局限于英国、欧洲大陆某些地区和北美的工业化，正在开始改变其他区域。工业化特别提高了德意志和美国的地位，前者在1870年已经拥有世界工业产量的13%，后者那时甚至达到总产量的23%。因此，19世纪末正在出现的国际体系的主要特征已经可以察觉，虽然只有很少数观察家能充分认识这些特征。另一方面，1815年以后协作体制相对稳定的五头政治正在解体，这不仅是因为到19世纪60年代它的成员比前几十年更愿意交战，而且因为其中有的国家比另几个国家强两三倍。此外，欧洲本身对现代工业生产的垄断正被打破而扩大到大西洋彼岸。蒸汽动力、铁路、电力和其他现代化工具，对具有意志和自由去采用它们的任何社会都有利。
1871年以后俾斯麦支配欧洲外交时期没有大冲突的事实可能说明，随着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分裂，新的平衡已经建立。可是，除了陆军、海军和外交领域，广泛的工业和技术发展正在进行，从而比以往更迅速地改变着全球的经济力量对比。生产性工业基础的变化将对大国的军事能力和对外政策产生影响，这个日子的来临将不会太久。
[1] 也就是说，有的历史统计数字不包括爱尔兰；有的包括爱尔兰；有的只包括北爱尔兰，但不包括南爱尔兰。
[2] 至少是根据贝罗克采用的关于“制造业”的定义。
[3] 科蒂兹（Hernando Cortes，1485～1547年），西班牙军人兼探险家，曾征服墨西哥。——译者注
[4] 基切纳（1850～1916年），英国殖民者，陆军元帅。1898年率军镇压埃及的马赫迪起义。——审校者注
[5] 苏族人，北美印第安人中的一个民族。——审校者注
[6] 华伦斯坦（1583～1634年），神圣罗马帝国统帅，屡建战功。——审校者注
[7] 例如，阿根廷能在英国为它出口牛肉和谷物找到现成的市场，从而不但使它能够偿付进口的英国制成品和各种劳务费用，而且能够偿还在伦敦筹措的长期贷款，这样使它自己有高度可靠的信用，以便再借款。20世纪美国贷款给拉丁美洲——短期贷款，但不容许进口农产品，这种对比是很鲜明的。
[8] 麦考莱（1800～1859年），英国政治家，主张国会改革，历任陆军大臣、军需总监等职。——审校者注
[9] 加富尔（1810～1861年），意大利自由主义贵族和资产阶级政治家，为意大利的统—做出了贡献。——审校者注
[10] 有人正在争辩，任何人在军队中卖命两年或三年，就可以不再是农奴了；又争辩说，每年征募少量男丁为长期服役的士兵比较保险。
[11] 黑奴和相对说依然众多的印第安人除外。
[12] 约1/3在战斗中损失，其余主要因疾病而损失。约62万人的巨大数字超过了美国人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损失的总数，而且内战遭受这个损失时，美国人口少得多。
[13] 迪斯雷利（1804～1881年），英国首相，任内（1867～1868年，1874～1880年）大力推行殖民扩张政策。——审校者注
[14] 在非常的情况下还有第一年的后备军征召。
[15] 赫尔姆斯·卡尔·毛奇（1800～1891年），一称老毛奇，德国军事家、元帅。1858～1888年先后任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总参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