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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中等强国”的危机（1885～1918）

1900年以后的50年，一些“中等”国家多次陷入危机，整个体制的变动也绝非一帆风顺。对所有“一战”参战国来说，这都是一场使人精疲力竭的战争。仅有的例外是日本和美国，前者进一步加强了在太平洋地区的地位，后者到1918年已成为无可争辩的世界头号强国。

1884～1885年冬，在有几个小国参加的情况下，世界各大国在柏林举行会议，以图就西非和刚果的边界、贸易、航海以及在非洲实行有效占领的原则更广泛地达成协议。这次柏林西非会议在许多方面可被看作是旧欧洲在全球事务中居统治地位的巅峰时期的象征。日本不是这次会议的成员，虽然它正在迅速实现近代化，但仍被西方视为一个古怪而落后的国家。相比之下，美国则出现在这次会议上，这是由于会上讨论的贸易和航海问题被华盛顿认为与其国外利益有关；但在其他许多方面，美国仍在国际舞台之外，直到1892年，欧洲诸大国才把其驻华盛顿外交代表的级别从公使升至大使——这是一流国家的标志。俄国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它在亚洲利益颇多，但在非洲的利益却微不足道。事实上，俄国在被邀请与会的二流国家的名单中，除了通常支持法国反对英国外，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因此，事务的中心是伦敦、巴黎和柏林之间的三角关系，俾斯麦处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地球的命运看来仍取决于欧洲总理（首相）们的办事处。可以肯定，如果这次会议决定的是奥斯曼帝国而不是刚果盆地的前途的话，奥匈帝国和俄国等国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但这不会否认那时人们心中的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欧洲是世界的中心。就在同一个时期，俄国将军德拉吉米罗夫宣称“远东事务是在欧洲决定的”。

30年——这在大国体系的进程中的确很短——以后，这块欧洲大陆将被撕开，而且其中的几个成员将濒临崩溃。再过30年，这种崩溃就完成了，欧洲许多地区将是一片废墟，而且其真正的前途将掌握在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决策者们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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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1885年时没有任何人能够准确地预测出60年之后废墟和荒凉将遍及欧洲，但当时的事实是，19世纪晚期许多敏锐的观察家已经感觉到推动世界强国的那种动力的发展方向。不单知识分子和新闻记者，而且日常的政治家们都用通俗的主张来发表言论和作品，讨论世界斗争和成败兴衰。更有甚者，至少到1895年或1900年时，人们已能看出未来的世界秩序将具有的某种形式了。

所有的这些预言中，最引人注目的要算是德·托克维尔观点的再度流行：美国和俄国将在未来成为两个世界强国。不必惊奇，当俄国在克里米亚遭难，在1877年对土耳其的战争中表现平平时，在美国内战期间以及在进行重建和向西扩张的反省的几十年中，这种观点已经失去了基础。但是，到了19世纪后期，美国工农业的发展和俄国在亚洲的军事扩张，使许多欧洲的观察家们担心，20世纪的世界秩序像过去所说的那样，将被俄国人的皮鞭和美国人的钱袋所统治。也许是因为新重商主义的贸易思想再度压倒了主张和平的、科布登^[1]式的和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思想，因此，现在有一种比早些时候强烈得多的倾向，即坚持正在发生变化的经济实力将导致政治在领土上的改变。甚至连一向很慎重的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也在1898年承认，世界被分成了“生机勃勃”和“奄奄一息”两类大国。中国在1894～1895年同日本的战争中失败、西班牙在1898年的短暂冲突中受到美国羞辱的事实，以及法国在尼罗河上游发生的法绍达事件中在英国面前的退却，都可解释为“适者生存”论决定国家和物种命运的证据。大国之间的斗争不再像1830年甚至1860年时那样局限于欧洲问题了，而且还牵涉到遍及全球的市场和领土问题。

但是，如果美国和俄国由于其面积和人口看来注定将成为未来的大国的话，谁将与之做伴？“三个世界帝国的理论”——人们普遍认为，只有三个（有的记载说四个）最大和最强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将保持独立——调动了许多帝国的政治家。英国殖民事务大臣约瑟夫·张伯伦1897年曾对一群听众说：“我认为当今的趋势，就是要把所有的权力操之于更大的帝国手中，那些小的王国——非进步的王国——看来要沦于次要和从属的地位……”海军上将蒂尔皮茨敦促威廉皇帝说，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对于德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样它将成为“俄国、英国、美国和德国四个世界大国”之一。有位达西先生警告说，法国也必须在世界大国之中，因为“那些不前进的国家就会倒退，而倒退的国家就会灭亡”。对于历史悠久的大国——英国、法国和奥匈帝国——来说，问题是它们在面临对国际现状的新挑战时是否能够维持自己的地位。对于新出现的大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来说，问题则是它们能否在不至太晚的时候突破约束，达到柏林所谓的“在世界政治中的自由状态”。

在19世纪快要结束时，很难说没有一个种族未迷上这种思想。许多民族更关心国内的社会问题，许多国家坚持自由的、在和平时期进行合作的放任主义思想。但在领导人物、军界和帝国的组织中，则存在着一种占上风的有关世界秩序的观点，这种观点强调斗争、变更、竞争、使用武力和组织全国资源以增强国力。全球的不发达地区正在迅速被瓜分，但这仅仅是这段历史的开始。地缘政治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争辩说，由于可吞并的领土所剩无几，提高效率和国内的发展势必取代扩张而作为现代国家的主要目标。在“更广的地理概念和更大的历史概念之间”，将出现一种比迄今为止所存在的关系更为紧密的相互关系，这就是说，假如资源使用得当的话，其大小和数量将更准确地反映在国际均势上。拥有数亿农民的国家将是无足轻重的。另一方面，如果不以大规模的足够的工业生产为基础的话，即使是现代国家也会黯然失色。英国的帝国主义分子利奥·艾默里警告说，“取得成功的国家将是那些拥有最大工业基础的国家”，“那些拥有工业实力以及创新和科学力量的民族，将能够击败其他所有民族”。

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国际事务发展的许多事实证明了上述预言。在欧洲内外，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老帝国垮台了，新帝国出现了。1885年的多极世界在1943年时被两极世界所取代。国际斗争加剧，并爆发了完全不同于19世纪欧洲的有限冲突的战争。与科学技术相联系的工业生产力，成为国家力量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世界军事力量中所占比重和外交影响的变化，反映了在世界制造业生产中所占份额的变动。个别人物依然是重要的——在列宁、希特勒和斯大林生活的世纪，谁可以说他们不重要呢？但他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们能够控制和重新组织一个大国的生产力。而且，像纳粹德国自己的命运所表明的那样，战争对世界大国的考验，对于缺乏工业技术力量因而也缺乏军事武器来实现其领导人野心的国家是无情的。

即使说大国之间60年斗争的大致轮廓已经在19世纪90年代被描绘出来，个别国家的成败也仍待决定。很明显，这在许多方面取决于一个国家是否能够保持或增加其工业的产量。但在许多方面也始终取决于不可改变的地理环境。一个国家是接近处于国际性危机的中心还是在其边缘？它能不受侵犯吗？它是否不得不同时面临两个或三个方面的入侵？民族的凝聚力、爱国主义和国家对其居民的控制也很重要，一个社会是否经受得住战争的严峻考验，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其内部组成。它可能还依赖于结盟政治和决策。一个国家是作为一个大的联盟集团的一员作战，还是单独作战？这个国家是一开始参战的，还是半途参战的？以前保持中立的其他大国站到敌人一边参战了吗？

这类问题表明，任何一种对“两极世界的出现和‘中等国家’的危机”的适当分析，都需考虑孤立的但又有相互影响的因果关系的三个方面：第一是军工生产基地的变化，这致使某些国家在物质上变得更（或不那么）强大了；第二是影响个别国家对世界均势中这些更大的转变做出反应的地缘政治、战略和社会文化的因素；第三，影响在20世纪大联盟战争中成败机会的外交和政治上的变化。

世界均势的变动

19世纪末的那些世界事务观察家们同意这种看法：经济和政治变化的步伐正在加快，因而可能使国际秩序比以前更加不稳定。力量对比的改变总会导致动荡，而且还经常导致战争。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写道：“使战争不可避免的是雅典力量的增长和这种增长在斯巴达引起的不安。”但在19世纪最后25年里，影响大国体系的变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广泛，而且通常更加迅速了。全球贸易和交通网络——电报、轮船、铁路、现代化的印刷厂——意味着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或者说制造业生产新取得的进展可以在数年之内从一个大陆传播和转移到另一个大陆。在吉尔克里斯特和托马斯于1879年发明了把廉价的磷矿石转化成碱性钢的方法之后，5年的时间里，西欧和中欧出现了84座生产这种碱性钢的炼钢炉，而且这一炼钢法还跨过了大西洋。结果，不仅是各国在钢产量中所占的份额发生了变化，这还意味着军事潜力的重大变化。

我们已经看到，军事潜力和军事实力并不是一回事。出于政治文化或地理上的安全等原因，一个经济巨人可能宁愿当一个军事侏儒，而一个没有重要经济资源的国家，却可以把它的社会组织成一个令人生畏的军事强国。和在其他时期一样，“经济力量=军事力量”的等式在这个时期也有例外，下面需要讨论这个问题。但在一个现代的工业化战争的时代，经济和战略之间的联系变得更为密切了。为了弄清楚从19世纪8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影响国际间力量对比的长期转变的因素，我们有必要看一看经济数字。这些数字是为了估价一个国家的战争潜力而选列的，因此不包括某些广为人知但在这一方面没有多大帮助的经济指数^[2]。

人口数量本身从来都不是一种反映实力的可靠依据，但表12的确说明俄国和美国至少在人口数字方面可以被视为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另一类大国，而德国和（后来的）日本则开始稍稍超出了其他国家。

表12 1890～1938年各大国的总人口

（单位：百万人）

但是，有两种“调控”表12中粗略数据的方法。第一种是把一个国家的总人口同生活在城市地区的人口（表13）进行比较，因为那部分人口通常很能反映工业和商业的现代化；第二种方法是把那些人口数字与人均工业化水平相互联系，在衡量这种工业化水平时以英国为“基准”国（表14）。两种做法都有很强的指导性，而且还可互相印证。

表13 1890～1938年各大国的城市人口（以百万计）及其在总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

（续）

表14 1880～1938年人均工业化水平

（以1900年的英国为100）

用不着对这一阶段中表13和表14中的数字进行太仔细的分析，也可以做出几个概括性的判断。一旦引入了城市人口规模和工业化程度这类衡量“现代化”的标准，大部分国家的地位同表12中的地位相比就有了很大的变动：俄国从第一位跌至最后一位，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的工业大发展时期以前是如此；英国和德国占了应有的位置；美国在那种独一无二的众多人口和高度工业化社会的结合下脱颖而出。甚至在这一时期开始时，最强和最弱的大国之间的差距也是很大的，不管是绝对差距还是相对差距都是如此；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现代化进程可能会把所有正在经历同样“阶段”的国家卷入，就实力而言，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国家收获是相同的。

当仔细观察有关工业生产力的数据时，大国之间的差距就显得更加清楚了。由于钢铁产量经常被看作是反映这一时期潜在军事力量和工业化本身的标志，现将有关数字重新列在表15中。

表15 1890～1938年各大国的钢铁产量

（单位：百万吨；1890年是生铁产量，以后是钢产量）

但是，也许对—个国家工业化最好的衡量方法是看它对现代能源（即煤、石油、天然气和水力、电力而不是木材）的消耗，因为这既表示一个国家利用各种无生命能源的技术能力，也表示了其经济发展速度。表16列出的就是这些数字。

表15和表16都证实了在特定时期某些大国——1914年以前的德国、20世纪30年代的俄国和日本——在绝对数量方面所发生的工业上的迅速变化，同样可以看出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增长速度比较低。这还可以相对地被用来表示在这整个时期一个国家相对的工业地位（表17）。

表16 1890～1933年各大国的能源消耗

（相当于百万吨煤）

表17 1880～1938年各大国相对的总的工业潜力

（以1900年时的英国为100）

最后，表18再转过来考察贝罗克关于在世界制造业生产中所占份额的数字是很有用的，这些数字将显示前一章对19世纪均势进行了较早的分析之后所发生的变化。

表18 1880～1938年各大国在世界制造业产量中所占的相对份额（%）

大国的地位（1885～1914）

在这些令人不安的具体数字面前，即在1913年时某个大国只占世界制造业产量的2.7%，或者另一个大国在1928年其工业潜力只相当于英国1900年的45%，以下事实就值得再加强调：只有把这些统计数字放在特定的历史或地缘政治的背景下考察，它们才有实际意义。但是，由于诸如社会内部的凝聚力、大国为国家采取行动而动员资源的能力、它在地缘政治上的地位及其外交能力等因素，工业生产实际相同的国家在大国实力方面的分类仍有很大的不同。因篇幅所限，本章不可能像科雷里·巴尼特几年前对英国进行大规模研究时所做的那样，对各大国也进行那样规模的研究。但下面的论述将力图尽量地接近巴尼特的更大的框架，他对这种框架的描述是：

一个民族国家的力量并不仅仅存在于其武装部队，而且存在于其经济和技术资源，存在于用以指导其外交政策的灵活性、预见能力和果敢性，存在于其社会和政治机构的工作效率。最重要的是，国家力量存在于其国家本身，即存在于民族中；存在于他们的技术、能力、雄心、纪律、创造性中；存在于他们的信念、神话及其幻想中。进一步讲，还存在于这些因素相互联系的方式中。此外，在考虑国家力量时，不能只考虑它本身和它的绝对范围，还得顾及其国外的或帝国的义务，还得与其他国家的力量联系起来考虑。

要说明重大战略影响的多样性，最好的方法也许是看一看意大利、德国、日本这三个国际体系的较新成员的例子。前两个国家直到1870～1871年才成为统一的国家。日本直到1868年明治维新后，才开始从自我封闭的孤立状态中摆脱出来。在这三个社会中，都有与原有的大国进行竞争的动力。到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每个国家都在获取海外领土，也已开始建立一支现代化的舰队补充自己的常备军。它们都是这一时期外交事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后，到1902年时，每个国家都已变成某个老牌大国的联盟伙伴。然而，所有这些相似之处都不能抵消每个国家拥有的实力上的真正差别。

意大利

乍一看，一个统一的意大利的出现使欧洲的均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它已不再是部分主权操在外国人手里、经常受外来干涉威胁的相互敌对的一群小城邦，而是一个有3000万人口的稳固的整体，其人口增加很快，到1914年时已接近法国的人口。这个时期它的陆海军规模不是特别大，但正如表19和表20表明的那样，他们还是不容忽视的。

表19 1880～1914年各大国的陆海军人数

（单位：万人）

（续）

表20 1880～1914年各大国的战舰吨位

（单位：万吨）

如上所示，从外交上看，意大利的兴起必然冲击着它的两大邻国——法国和奥匈帝国。它在1882年加入三国同盟，这表面上“解决了”意奥两国的对抗，也进一步确立了孤立的法国两面受敌的局势。所以，就在它统一后10年的时间里，意大利似乎已完全成为欧洲大国体系中的一员，罗马也同其他首都（伦敦、巴黎、柏林、圣彼得堡、维也纳、君士坦丁堡）一样，成为外国派遣全权大使驻节的地方。

但是，意大利以大国地位出现却掩盖了它的一些致命弱点。首先是整个国家经济的停滞，特别是南部乡村地区。它的文盲率在全国为37.6%，而其南部更为严重，远远高于西欧和北欧的任何国家。这反映了意大利大部分农业地区的落后性——小农经济、贫瘠的土壤、少量的投资、实物地租、不能满足需要的运输条件。意大利的生产和人均国民财富只能与西班牙和东欧的农业社会相比，而不能与荷兰或威斯特伐利亚相比。其次，意大利无煤，而且，尽管已转向水力发电，但它88%的能源仍来自英国的煤，这就成了维持收支平衡的沉重负担，相应地也就成了可怕的战略弱点。在工业没有获得重大进展的前提下，意大利的人口增加就成了一个祸福参半的事情。因为它与其他西方大国相比，减缓了人均工业增长率；假如每年没有成千上万的意大利人（往往是很有活力和才干的人）横渡大西洋向彼岸移民，这种对比对意大利就更为不利，用肯普的话来说，所有这些，使意大利成为“不利的后来者”。

但这并不是说，意大利就没有现代化了。的确，正是在这一时期，许多历史学家提到了“乔利蒂^[3]时代的工业革命”和“我国的经济生活中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至少在北方，已发生了向重工业方面的重大转移。在格申克龙看来，1896～1908年，意大利经历了朝工业化方向的“大奋进”。的确，这时意大利的工业发展速度比欧洲其他任何地方都快，人口从农村向城镇的转移加快了，银行体系为提供工业信用贷款重新进行了自我调整，国际的实际收入在迅速上升，皮埃蒙特地区的农业也表现出相似的前进步伐。

然而，一旦把有关意大利的统计数字进行比较性的剖析，其光泽就显得暗淡了。它确实创建了钢铁工业，但它在1913年的产量只是英国的1/8，德国的l/7，比利时的2/5。其工业增长率确实很快，但起点很低，以致其成果并不怎么显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它的工业能力尚未达到英国1900年的1/4。它在世界制造业生产中所占的份额实际上下降了，从1900年仅有的2.5%，下降到1913年的2.4%。尽管意大利勉强够格进入大国行列，但需要指出的是，除日本外，其他每个大国的工业潜力都是其两倍、三倍，有的国家（德国、英国）是它的6倍，还有一个国家（美国）是它的13倍以上。

假如意大利有较强的民族内聚力和其民族所表现出来的决心，这些弱点也许能多少得到弥补，但这些因素都不存在。意大利国家中存在的忠诚是家族性的、地方性的，也许是地区性的，但绝不是全国性的。这样，早就开始发展的北方工业化只能加剧北方同南方的差距；这个半岛许多地方的村社团体缺乏与外界的重要联系。由于意大利政府同天主教会的对立没有改善，天主教会禁止其教徒为这个国家服务。受本国人欢迎和外国自由主义者羡慕的复兴思想并没有渗透到意大利社会中去。军队征兵很困难，而且按战略需要而不按地区政治的考虑分驻军队是不可能的。高层文官和军队的关系的特点是相互不理解和不信任。普遍的反军国主义情绪、军官素质的低劣以及缺乏制造现代武器所需要的资金等，增强了人们对其军事力量的怀疑。这种怀疑早在灾难性的1917年卡波雷托战役或1940年的埃及战役中就产生了。它的统一战争靠的是法国的干涉和后来普鲁士对奥匈帝国的威胁。1896年在阿杜瓦（在阿比西尼亚）的大惨败使意大利信誉扫地，意大利军队是唯一被一个没有有效反击手段的非洲国家打败了的欧洲军队。意大利政府做出的使其总参谋部感到意外的1911～1912年在利比亚进行战争的决定，是最严重的财政上的灾难。意大利的海军在1890年时看起来很强大，但其相对的规模却越来越小，并且战斗力通常令人怀疑。地中海地区的英国皇家海军的几任总司令总是希望意大利舰队保持中立而不是结盟，如果英国和法国在这个时期交战的话。

所有这些对意大利战略和外交地位产生的影响是令人沮丧的。意大利总参谋部非常清楚，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技术上，无论是与法国相比还是与奥匈帝国相比，意大利都处于劣势，而且它还知道，铁路运输的不足和根深蒂固的地方主义，使得意大利不能像普鲁士那样对军队进行大规模的灵活调动。不仅意大利海军明白它的低效率，而且意大利易受攻击，加上漫长的海岸线，都使其结盟政治处于很矛盾的境地。因此使战略计划的制订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混乱。意大利同柏林在1882年签订的盟约起初是令人鼓舞的，特别是当俾斯麦看来要使法国陷于瘫痪时；甚至在此时，意大利政府也努力同英国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为仅仅英国一个国家就能抵消法国舰队的力量。1900年以后的几年中，当英、法关系趋于密切，而英国和德国由合作走向对立时，意大利人感到，除了见风使舵、转向新的英法联盟外，几乎别无选择。讨厌奥匈帝国的残余情绪，加速了这种行动，正如尊重德意志的心理及德意志在意大利的工业金融中的重要性妨碍了意大利与其公开决裂一样。因此，到1914年时，意大利又处于像1871年那样的境地。它是“大国中最小的一个”，在其邻国心目中，它令人失望地使人捉摸不透，并且寡廉鲜耻；它对阿尔卑斯地区、巴尔干地区、北非和更远的地区怀有商业上的和扩张主义的野心，这样就与敌友的利益都发生了冲突。经济和社会状况继续削弱着它影响事态发展的能力。它仍然是钩心斗角的角逐中的一方。简言之，在其他大多数国家的政府看来，与意大利为敌，不如与其结成伙伴；但二者之间的利害差距并不大。

日本

1890年时意大利是大国体系中一位刚够格的成员，而日本甚至还未进入这个俱乐部。几个世纪以来，日本一直被由各霸一方的大领主和武士贵族集团组成的分散的封建寡头集团所统治。由于缺乏自然资源并受多山地区的限制，日本只有20%的土地宜于耕种，它缺乏经济发展通常应具备的所有先决条件。日本人民因具有一种没有相近语种的复杂的语言和强烈的独特文化的意识，而孤立于世界其他地区之外，所以直到19世纪下半期的相当长一段时期，他们仍保持内向的特性，对外部影响持抵制态度。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日本似乎注定在政治上不成熟，在经济上落后，用大国标准来衡量，它在军事上也软弱。但在两代人的时间里，它已成为远东国际政治中的一个主要角色。

从1868年起，日本实行明治维新。这次改革的原因是，日本的上层统治者决心避免日本像在亚洲其他地方正在发生的那样被西方控制和殖民化，即使要采取的改革措施会引起封建秩序的衰落并遭到武士集团的激烈反对，日本也不得不实行现代化。这并不是因为个别的企业家希望这样，而是因为“国家”的需要。早期的反对势力被粉碎后，现代化以一种使柯尔贝尔或腓特烈大帝的努力相形见绌的统治经济和信念在进行着。日本制定了一部以普鲁士德国的宪法为蓝本的宪法，对法制进行了改革。教育制度也有很大发展，使这个国家的人民达到了罕见的高识字率。历法和穿着也都改变了。一种现代银行体制逐渐形成。从英国皇家海军请来的专家为日本建立一支现代海军出谋划策，从普鲁士总参谋部请来的专家帮助它实现陆军的现代化。日本军官被派往西方国家的陆军和海军学院学习，尽管本国已建立起军火工业，但仍从国外购买现代化武器。政府鼓励建立铁路网、电报和航运线；它还与日本新出现的企业家们一起发展重工业和钢铁、造船业，并使纺织业生产现代化。政府的补贴使出口商受益，补贴还用于鼓励航运和建立一个新的工业。日本的出口产品，特别是丝绸和纺织品猛增。在所有这一切的背后，有着引人注目的政治义务，即实现国家“富国强兵”的号召。对于日本人来说，经济实力和陆海军实力是同步发展的。

但所有这些发展是需要时间的，不利条件仍然很严重。尽管1890年至1913年城市人口增加了一倍多，但种地的人数几乎仍与原来一样多。甚至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仍有3/5以上的日本人在从事农业、林业和渔业；而且尽管农耕技术有了许多改进，但多山的农村和大多数是小块土地的经营，阻碍了说像英国那样的“农业革命”的发生。由于这种“极落后的”农业基础，日本的工业潜力或人均工业化水平与其他国家一经比较，都必然使它处于或接近于末流大国的地位（见前面的表14和表17）。虽然1914年以前其工业的突然兴起可以从其现代燃料能源消耗的大幅度增长和在世界制造业产量中所占份额的增加中清楚地看到，但它在其他方面仍很欠缺。它的钢铁产量很低，严重依赖进口。同样，虽然它的造船业有了很大发展，但它仍从其他国家定购军舰。它还很缺乏资本，需要越来越多地举借外债，但从来不足以向工业、基础工业和军事部门投资。在经济上，它完成了一个奇迹，在帝国主义鼎盛时期成为经历工业革命的唯一的非西方国家；但与英国、美国和德国相比，它在工业和金融方面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国家。

还有两个因素帮助了日本上升到大国地位，并有助于说明它为什么会超过意大利。第一个因素是地理上的隔绝状态。其附近的大陆海岸由当时腐朽的中华帝国所有，不足为患。当中国东北和（甚至更使它恐慌的）朝鲜可能落入另一个大国手中时，地理环境使日本比其他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更为接近这些地区。俄国在1904～1905年试图沿着6000英里的铁路运送军队时就感到了不便，几十年之后英美海军救援菲律宾、中国香港和马来亚时，就发现需要尽力克服后勤的困难。假如日本的势力在东亚稳步发展的话，其他任何一个大国只有尽最大努力才能防止日本在那个时代在那个地区变成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国家。

第二个因素是士气。毋庸置疑的是，日本人对文化的独特性的强烈意识，对天皇崇拜和国家崇拜的传统，军人的光荣感和勇猛的武士道精神，对纪律和刚毅的强调，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和不畏牺牲的政治文化，加强了日本为战略上的安全和获取市场及原材料而扩张为“大东亚”圈这一目标的动力。这反映在1894年同中国进行的成功的陆战和海战中，那次战争是由于两国在朝鲜的权利的争执引起的。在陆上和海上，装备较好的日本军队似乎是被获胜愿望所驱使。在战争结束时，俄国、法国和德国“三方干涉”的威胁，迫使愤怒的日本政府撤回了它对中国大连和辽东半岛的要求，但这只不过增强了东京日后再干的决心。在政府中，不同意林权助男爵得出的严厉结论的人即使有，为数也不多：

如果我们认为必须有新的战舰，就要不惜任何代价去建造；如果我们军队的组织不合适，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就开始整顿；如果需要，我们的整个军事体制就必须进行变革……

现在日本必须保持冷静和坚持自己的主张，以便使对它的猜疑自然平息；在此期间，必须巩固国家力量的基础；我们必须在东方静观和等待机会，这个机会总有一天会到来。当这一天到来时，日本将决定它自己的命运……

10年之后，当它对朝鲜和中国东北的野心与沙皇俄国的野心发生冲突时，报复的时机到来了。如果说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的舰队在对马海峡的决战中摧毁俄国舰队使海军战史专家们对日本舰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日本社会总的态度则使其他观察家们感到震惊。日本对大连进行了出其不意的打击（这种做法始于1894年同中国的战争，后在1941年再度使用），日本民族主义者为获得彻底胜利而不惜付出一切代价的热情在西方受到了欢迎。更引人注目的似乎还是日本军队在大连和沈阳周围的陆战中的表现，在这次战斗中，有数万名士兵冲过布雷区，越过铁丝网，冒着俄国人重机枪的扫射，在攻占俄军战壕之前丧生。即使在大规模工业化的年代，武士道精神加上刺刀似乎也能保证战场上的胜利。就如所有同时代的军事专家们断言的，如果士气和纪律仍然是国家实力极为重要的先决条件的话，日本在这些资源方面是非常富有的。

但是即使那时，日本也不是一个羽毛丰满的大国。日本很幸运地战胜了更为落后的中国和军界上层臃肿、因圣彼得堡和远东之间相距遥远而处境不利的俄国。此外，1902年缔结的英日同盟也使它得以在不受第三国干涉的情况下，在自己熟悉的区域里作战。其海军依靠的是英国制造的战舰，其陆军依靠的是克虏伯制造的枪炮。最重要的是，它发现自己的资源不可能在财政上负担战争的巨额费用，只能够依赖在英美筹措的贷款。结果是，1905年底在与俄国进行和平谈判时，日本财政已处于崩溃的边缘。东京的公众对此可能感觉不太明显，他们对使俄国在最后达成的协议中得以摆脱困境的较为宽容的条件感到愤怒。但结果是，由于胜利已经肯定，日本军队感到自豪并受到了赞扬，其经济得以恢复，而且其大国地位（尽管是地区性的）得到了所有大国的承认，日本成熟了。在远东，如不考虑它的反应就做不成任何重要事情；但它是否能够进一步扩张而不引起资格更老的大国的反应，彼时还一点儿也不清楚。

德国

有两个因素确保了德意志帝国的崛起将比其“新来的”伙伴对大国之间的均势产生更直接和更大的影响。第一个因素是，德国远不像日本那样是一个从孤立状态中出现的国家，而是在旧的欧洲国家体系的中心崛起的，它的建立直接冲击着奥匈帝国和法国的利益，而它的存在改变了当时欧洲各大国之间的相对地位。第二个因素是德国在工业、商业和陆海军方面进一步发展的绝对速度和程度。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它的国力不仅是意大利和日本的3倍或4倍，而且还超过了法国或俄国，很可能还赶上了英国。1914年6月，80多岁的韦尔比勋爵回忆说：“他们记得在19世纪50年代时，德意志是一群由无足轻重的王室成员统治下的无足轻重的邦”；现在，在一个人的有生之年中，它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而且仍在发展。单是这一点就使得“德国问题”成为1890年以后半个多世纪里这么多世界政治事务的中心。

这里只能提供一点点有关德国经济飞速发展的细节。它的人口从1890年的4900万猛增到1913年的6600万，在欧洲仅次于俄国，但由于德国比俄国的教育水平、社会供应和人均收入都高得多，所以这个国家的人口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是强大的。据一份意大利的资料反映，意大利军队招募的每千名新兵中，有330名是文盲；而奥匈帝国是每千人中有220名，法国是每千人中有68名，令人吃惊的是，德国每千人中只有一个文盲。获益的不仅是普鲁士军队，而且还有需要熟练工人的工厂，需要受过良好训练的工程师的企业，寻求化学家的实验室，期望得到管理人员和推销员的公司——德国的学校体制、多种科技的学院和大学，能够大量培养上述的人才。通过把这些知识的成果运用到农业上去，德国的农民使用化肥和大规模实行现代化来提高粮食产量，它每公顷的产量比其他任何一个大国都高得多。为了安抚容克豪族和农民组成的团体，德国的农业实行了许多关税保护措施以对付粮食生产成本更低的美国和俄国；而由于它的高效率，巨大的农业部门并没有使人均国民收入和产量降低到像欧洲大陆其他国家因农业而降低的水平。

但就是在它的工业发展中，德国才真正地在这些年里显示出特色。它的煤产量从1890年的8900万吨上升到1914年的2.77亿吨，只落后于英国的2.92亿吨，远远领先于奥匈帝国的4700万吨、法国的4000万吨和俄国的3600万吨。德国钢产量的增长更加惊人，1914年，德国1760万吨的产量高于英、法、俄三国的产量总和。更引人注目的还是德国在电力、光学和化学等20世纪新兴工业中所取得的进展。像西门子和AEG公司这样的大公司，雇用着14.2万名工人，它们控制着欧洲的电力工业。德国以拜尔和霍奇斯特为首的化学公司生产了世界工业染料的90%。这段成功的历史自然反映在德国的外贸数字中，从1890年到1913年，德国的出口增加了两倍，使它接近世界头号出口国英国。以下事实并不使人感到惊讶：它的商船大大增加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成为世界第二大商船拥有国。那时，它在世界制造业中所占的份额（14.8%）高于英国（13.6%），约是法国的2.5倍（6.1%）。它已成为欧洲的经济动力源泉，甚至它广为宣传的资本短缺似乎也没有降低它的发展速度。民族主义者弗雷德里希·瑙曼为这些发展以及这些发展对德国的世界地位所具有的含义感到欢欣鼓舞，几乎没有什么人对这种情景感到不解。瑙曼写道：“德意志种族带来了发展，发展又带来了陆军、海军、钱和权力……只有当一个活跃的民族在它的喉管里感觉到春天的甘汁时，现代的、庞大的权力工具才可能产生。”

像瑙曼这样的宣传家们，甚至还有像泛德意志联盟和德意志海上联盟这样狂热的扩张主义集团，竟欢迎和敦促德国增强在欧洲和海外的影响，这不怎么令人吃惊。在这一“新帝国主义时期”，在其他任何一个大国里，都能听到相类似的呼吁。就如吉尔伯特·默里在1900年所作的令人厌恶的评论，每一个国家似乎都会宣称，“我们是所有民族中的精华……最有资格统治其他民族”。也许更重要的是，1895年以后，德国的统治者上层似乎也相信需要在时机成熟时大规模地扩张领土。海军上将蒂尔皮茨坚持认为，德国的工业化和海外征服“像自然法则一样不可抗拒”；首相比洛宣称，“问题不是我们是否要殖民，而是我们必须殖民，不管我们是否想殖民”；威廉皇帝自己也轻率地宣布，德国“要在旧欧洲狭窄的边界之外完成重要任务”，虽然他也想到过德国在和平的意义上在欧洲大陆行使“拿破仑式的霸权”。所有这些，与俾斯麦一再坚持的德国是一个“饱和的”、渴望维持欧洲现状而对海外领土没有热情的（尽管1884～1885年有过殖民企图）国家的腔调相比，是一种彻底的转变。在这里夸大德国“意识形态上一致”要求扩张的特殊的侵略性是不明智的；法国和俄国、英国和日本、美国和意大利的政治家们也宣布了它们国家的天定命运，尽管他们也许是以一种不那么带决定论的、狂热的语调宣布的。

有关德国扩张主义的重点是，要么这个国家已拥有改变现状的实力手段，要么它已拥有创造这种手段的物资资源。关于这种能力的最明显的说明，是1898年之后德国迅速建设海军，其海军的规模在蒂尔皮茨的领导下从世界的第六位变为仅次于英国的帝国海军。到大战前夕，由13艘无畏级战列舰、16艘旧式战列舰和5艘战列巡洋舰组成的这支公海舰队，成为一支迫使英国海军部逐渐把驻扎在海外的主力舰队撤往北海的强大力量；那时有迹象（较好的内部结构、炮弹、光学设备、舰炮控制、夜间训练等）表明，德国舰船从整体上来说比较优良。虽然蒂尔皮茨一直未能得到大量资金以实现其最终创建一支“同英国一样强大”的舰队的目标，但他确实建立了一支足以威慑敌对的法国和俄国舰队的力量。

对某些观察家来说，德国成功地在陆上作战的能力给人的印象不那么深刻；的确，乍一看，在1914年前的10年里，普鲁士军队与规模大得多的沙俄军队相比就相形见绌了，而法国的军队也和它差不多。但这种表象容易使人误解。由于复杂的国内政治原因，德国政府选择了把它的军队维持在一定的规模上，并允许蒂尔皮茨的舰队大量增加其在整个国防预算中的份额。当1911年和1912年的国际紧张局势导致柏林决定大规模发展其陆军时，装备上的迅速变化是很明显的。从1910年到1914年，其陆军的预算从2.04亿美元增至4.42亿美元，而法国只从1.88亿美元增至1.97亿美元——但法国把89%的适龄青年征召入伍，而德国只招募了53%的适龄青年就实现了这种军事动员。到1914年，俄国已为其陆军花费了3.24亿美元，但却甚感紧张：国防开支占俄国国民收入的6.3%，而德国的只占4.6%。除英国之外，德国比欧洲其他任何国家更容易承受“武装的重负”。此外，当普鲁士军队能够动员和装备数百万后备役军人，而且——由于其更好的教育和训练——实际上能把它们部署在前线采取行动时，法国和俄国却不能。法国总参谋部坚持认为，其后备役军人只能在后方使用；而俄国既没有武器、靴子和军服来装备其数百万理论上存在的后备军，也无军官来管理他们。但即使如此，也仍未弄清德国军事能力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因为它还反映在诸如良好的国内交通线、快速的动员体制、优良的参谋训练、先进的技术等不能用数量来表达的因素上。

但德意志帝国被它的地理环境和外交削弱了。因为它位于欧洲大陆的中心，它的发展似乎要同时威胁到许多其他大国。其军事机器的效能，再加上泛德意志重组欧洲边界的号召，使法国和俄国感到恐慌，迫使它们彼此之间更为接近。德国海军的迅速发展使英国感到极度不安，就像德国对低地国家和法国北部的潜在威胁一样。用一位学者的话来说，德国“天生就被包围住了”。即使德国的扩张是指向海外的，但如不侵入其他大国的势力范围，又能到哪里去呢？向拉丁美洲冒险只能以与美国进行战争为代价。19世纪90年代，它在中国的扩张一直遭到俄国和英国的反对，而且当1905年日本人取得对俄战争的胜利后就成为不可能的了。建造巴格达铁路的企图使伦敦和圣彼得堡都感到惊恐不安。想把葡萄牙殖民地搞到手的努力受到了英国人的阻拦。当美国可以明目张胆地在西半球扩大自己的势力，日本侵入中国，俄国和英国向中东渗透，法国“完善”其在非洲西北部的据点时，德国却两手空空。当比洛在其1899年著名的《锤子或铁砧》的演说中愤怒地宣称“我们不能允许任何外国或任何外国的朱庇特神来告诉我们‘能做什么呢？世界已经被瓜分完毕’”时，他表达了一种普遍存在的不满情绪。没有什么人对德国的宣传家们重新分割世界的呼吁感到疑惑不解。

可以肯定的是，所有正在崛起的大国都呼吁改变已经固定下来的对旧的、老资格的大国有利的国际秩序。从强权政治的观点来看，问题是这种特殊的挑战是否能在不招致太多反对的情况下改变旧的国际秩序。地理环境发挥着重要作用，外交也很重要；也就是说，因为德国没有日本那样的地缘政治形势，它治国的本领就需要有非常高的水平。由于已认识到第二帝国的突然出现引起了不安和妒忌，俾斯麦在1871年之后一直努力使其他大国（特别是侧翼国家俄国和英国）相信德国没有进一步的领土野心。但是急于表明其气概的威廉及其顾问们太不谨慎了，他们不仅公开表示对现存秩序不满，而且——这是最大的失败——柏林的决策过程表明，隐藏在帝国重要目的表象后面的是混乱和不稳定，这使所有目睹在机密行动中这一过程的人感到吃惊。这种情况有许多应归咎于威廉二世个人的性格弱点，但它被俾斯麦宪法制度上的缺陷加剧了。由于没有任何人（像一个内阁一样）对政府的全面政策集体负责，不同的部门和利益集团都去追求它们自己的目标，上边对此不作任何检查，也不规定哪是重点。海军只考虑将来同英国的战争；陆军的计划是消灭法国；金融家和商人们则希望进入巴尔干、土耳其和近东，并在此过程中消除俄国的势力。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在1914年7月悲叹道，结果将是“向每一方挑战，又妨碍了每一方，而且在所有这些进程中实际上削弱不了任何一方”。在一个充满自私自利并疑虑重重的国家里，这不是一个成功的窍门。

最后，仍存在一种危险：如不能在外交上和领土上获得成功，将影响威廉德国微妙的国内政治，威廉的容克上层担忧其农业利益会（相对）减少，担心有组织的工人的兴起和工业繁荣时期社会民主党影响的发展。1897年以后，对强权政治的追求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这些考虑的推动，这将在政治上受到欢迎并转移对德国国内的政治分歧的注意力。但柏林的政权通常要冒双重危险：如果它在与“外国朱庇特”的对峙中退却，德国的民族主义势力可能会谩骂和谴责这位皇帝及其助手们；而如果国家全力参加一场战争，却又不清楚广大工人群众、士兵和水兵们自发的爱国主义是否将超过他们对非常保守的普鲁士—德意志国家的厌恶。当一些观察家认为一场战争将使全国团结起来支持皇帝时，其他人则担心它将进一步加剧德国社会政治结构的紧张状况。还有，这需要在各方面联系起来看，例如，德国国内的弱点不像俄国或奥匈帝国的弱点那么明显，但确实存在，而且它们肯定会影响这个国家参加一场长期的“总体战争”的能力。

许多历史学家争辩说，德意志帝国“情况特殊”，它遵循的是有朝一日将在国家社会主义的暴行中达到顶点的“特殊道路”。只从1900年前后的政治文化和花言巧语来看，这是一个很难检验的主张：俄国和奥地利的反犹主义至少与德国一样强烈，法国的沙文主义与德国的一样明显，日本对文化的独特性和天定命运的观念与德国持有的一样广泛。这些被观察的每一个大国都是“特殊的”，它们在帝国主义时代都太急于宣称其特殊性了。但从强权政治的标准来看，德国确实具有很重要的特性。它是一个把西方民主国家的现代化、工业化的力量，与东方君主国专断的（也有人可能说是不负责任的）决策结合在一起的大国。它是除美国之外“新出现的”大国，它的确有能力向现存秩序挑战。它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如果它进一步向东或向西扩大它的边界，只能损害其强大的邻国的利益：用卡利奥的话来说，这个国家将来的发展会“直接”而不是“间接”地动摇欧洲的均势。按照蒂尔皮茨的说法，德国认为“弥补其失去的地盘……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对这样一个国家来说，这是一个爆炸性的结合。

对于一个要进行突破的正在崛起的国家来说，这似乎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而对于那些在目前的压力之下要努力据守自己地盘的老资格的大国来说，这个问题更为迫切。这里有必要再次指出三个正在被谈论的大国——奥匈帝国、法国和英国之间的重要差别，特别是奥匈帝国和最后一个英国之间的差别。但是，有关它们在世界事务中各自力量的图表将表明，它们在19世纪末与它们在50或60年前相比，都明显变弱了，虽然它们的防务预算更多，殖民帝国的版图更大，而且它们（就法国和奥匈帝国来说）在欧洲还有领土野心。不仅如此，指出下面这一点似乎是公平的：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都知道，与他们的前任相比，国际形势变得更加复杂，险象丛生，而这种认识正迫使他们考虑彻底改变政策，以努力适应新的形势。

奥匈帝国

虽然奥匈帝国是已经确立的强国中最弱的一个（用泰勒的话来说，它正在从强国的行列中悄悄消失），但是这一点从宏观的经济统计数字来看并不明显。尽管大量地向外移民，它的人口仍然从1890年的4100万上升到1914年的5200万，远远超过了法国和意大利，在某种程度上也超过了英国。在这几十年里，帝国实现了高度工业化，其经济发展速度，在1900年以前可能比以后更快。到1914年，它的煤产量已相当可观，达到4700万吨，既高于法国，也高于俄国。甚至在钢产量和能源消耗方面，它也绝不比这两个协约国中的任何一国差。它的纺织工业产量经历了历史上的一个高峰期，酿酒和甜菜的产量也有所提高。加利西亚的油田已被开采，庄园实现了机械化。斯科达兵工厂的规模成倍扩大，主要城市正实现电气化，铁路建设在国家的促进下蓬勃发展。根据贝洛克的一项统计，奥匈帝国1913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实际上与法国相同，这看起来有些值得怀疑——就像法勒公布的材料一样可疑，该材料说，1890年它在“欧洲强国”中所占的比例为4%，到1910年上升到7.2%。然而，很明显，奥匈帝国从1870年到1913年的增长率在欧洲属于最高之列，它的“工业潜力”的增长速度甚至比俄国更快。

但是，一旦更加细致地考察奥匈帝国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就会发现它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其中最基本的缺陷可能是人均收入和产量存在着巨大的地区性差异，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从瑞士阿尔卑斯山到布科维纳地区的社会经济和种族差异，还反映了下述的鲜明差距：1910年，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73%的人口从事农业，而整个帝国55%的人口从事农业；更主要、更令人惊异的是财富的巨大的不均，下奥地利（850克朗）和波希米亚（761克朗）的人均收入，远远超过加利西亚（316克朗）、布科维纳（310克朗）和达尔马提亚（264克朗）。还有，在奥地利行省和捷克土地上工业正在起飞、匈牙利农业改良正在进行的同时，被贫穷困扰的斯拉夫地区，人口正以最快的速度增长着。结果使奥匈帝国工业化的人均水平远低于其他主要强国。在这几十年中，尽管它所有产品产量都有了绝对增长，但它在世界制造业生产的总产量中所占的比例仍然徘徊在4.5%左右。对肩负着战略任务的奥匈帝国来说，它所依靠的经济基础并不是强大的。

存在于日本和法国的那种民族文化高度的内聚力，对于民族关系相当复杂的奥匈帝国来说反而成了不良因素。维也纳控制着欧洲最众多的民族——当1914年大战来临时，动员令要以15种不同的民族语言下达。在波希米亚地区说德语和说捷克语的人之间由来已久的紧张关系，并不是弗朗西斯·约瑟夫皇帝及其顾问们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虽然“青年捷克”运动给这种紧张关系蒙上了最严重的阴影，虽然匈牙利在1867年以后获得了与之同等的伙伴地位，它还是免不了就诸如关税、少数民族的待遇、军队的“匈牙利化”等问题不断地与维也纳发生冲突，双方的关系达到了一触即发的紧张程度，以至于到1899年西方的观察家们曾经担心整个帝国就要崩溃。法国外长德尔卡塞为此曾秘密地与俄国重新商谈结成两国联盟的条件，目的在于防止德国接管奥地利领地和占有亚得里亚海岸。到1905年，维也纳的总参谋部确实在悄悄地准备着应急计划，以便在危机恶化时对匈牙利实行军事占领。维也纳所遇到的民族问题，不仅仅是捷克人和匈牙利人的问题，而且南部的意大利人也反对在他们的土地上强行德意志化，并寄望于边界那边，企求罗马的援助——就像被控制的罗马尼亚人在较小的程度上求助于东部的布加勒斯特一样。相比之下，波兰人比较平静，其部分原因是他们在奥匈帝国统治之下比在德国和俄国统治的区域享有比较优越的权利。但是，迄今对帝国联合体的最大威胁来自南部的斯拉夫人，因为帝国内部持不同政见的集团似乎寄希望于塞尔维亚，甚至更远处的俄国。在维也纳，自由主义人士时常敦促政府向南部的斯拉夫人的要求进行妥协，但匈牙利贵族强烈反对这些妥协。他们既反对匈牙利特殊的地位受到任何削弱，同时又在匈牙利境内对少数民族大加歧视。由于温和主义者要求对这一问题实行政治解决的办法遭到了政府的拒绝，这就为总参谋长康拉德将军之流的奥地利—德意志民族主义者打开了方便之门。他们坚持以武力对付塞尔维亚人及其同情者。这一主张虽然遭到了弗朗西斯·约瑟夫皇帝本人的阻止，但是如果帝国的生存真正受到了威胁，它仍不失为一项最后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

所有这些无疑在很多方面影响了奥匈帝国的实力，这并不是说众多的民族一定意味着军事上的脆弱。帝国军队保持了统一的组织，善于使用多种语言的指挥系统，以及在驻防和部署兵力时惯用的分而治之的手法。但是，在某种情况下，依靠捷克或匈牙利部队的合作日益困难，甚至克罗地亚人（几个世纪以来用于“军事边界”地带）传统的忠诚也被匈牙利人的迫害所腐蚀。而且维也纳对付这些地区利益主义者的不满的一贯反应是，用设立专门问题委员会、提供新的工作、减免税收、增加铁路支线等办法来加以遏制。“在1914年，文职公务员的人数超过300万，他们管理学校、医院、社会福利、税收、铁路、邮电等各种各样的事务……于是……没有充足的钱留给军队。”根据赖特的统计，奥匈帝国的国防拨款在“国家（即中央政府）拨款”中所占的比例，比其他任何强国都少得多。结果它的舰队从来也没有充足的资金以赶上意大利，更不用说在地中海的法国海军了。军队的给养也只有俄国和普鲁士军队所享有的1/3到一半左右。军队的武器，特别是火炮已经过时，而且数量有限。由于缺乏资金，只有可征用人力的30%应征入伍，他们之中的大部分被放了长假，或只受到8周的训练。这种制度难以造就战时大量合格的后备军。

1900年以后约10年时间里，国际紧张局势加剧，奥匈帝国的战略地位越发岌岌可危，内部分裂使国家面临分崩离析的威胁，同时使它与大多数邻国的关系复杂起来。经济的增长虽然显著，但它却无法赶上英、德这些主要强国。它用在国防上的人均费用比许多其他强国要少，应征入伍的青年在适龄青年中所占的比例，比其他任何大陆国家都少得多。最后再加上它似乎有很多的潜在的敌人，结果帝国总参谋部不得不为众多的战役制订计划——这是其他国家很少在上面分散精力的麻烦事。

奥匈帝国有如此之多的潜在敌人，是由于它本身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多民族的国情造成的。虽然有三国联盟，但同意大利的关系在1900年以后变得更加紧张。康拉德在某些场合鼓吹向这个南方邻国发动军事进攻，尽管他的意见遭到了外交大臣和皇帝的强烈反对，但是沿着意大利边境的驻军和要塞仍然在不断加强。再扯远一点，罗马尼亚也在使维也纳感到不安，因为在1912年，罗马尼亚已经加入了敌对阵营，这对它构成了明显的威胁。但是最有敌意的地区是塞尔维亚，它与门的内哥罗一道似乎是帝国内吸引南部斯拉夫人的一块磁铁，因此帝国必须除掉这一病患。恰当的解决办法所带来的唯一问题是，对塞尔维亚的进攻很可能会引起奥匈帝国最可怕的敌人——沙皇俄国的军事反应，它很可能会在奥匈帝国的大批军队经过贝尔格莱德向南挺进时，入侵东北边境。因此，最好战的康拉德声称，“将通过外交家”使帝国避免同时向所有的敌人开战。他1914年制订的战争计划中，暴露了军队不得不准备进行军事玩火行动。当由几个军组成的主力部队（A梯队）做好了战斗部署，准备去对付意大利或俄国时，一个由3个军组成的较小的集团军（巴尔干小分队）将被动员去进攻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此外，一个由4个军（B梯队）组成的战略预备部队，将随时准备增援A梯队，使之变成一支强大的进攻力量，如果没有来自意大利或俄国的危险，就加入巴尔干小分队进攻塞尔维亚。

有人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奥匈帝国企图以二流国家的物力扮演一流强国的角色”，企图在各条战线上都强大起来。这种不顾一切的努力，使帝国出现了到处衰落的严重风险。至少，这些努力给帝国的铁路系统及控制它的官员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要求。不仅如此，这种军事上的进退维谷证实了维也纳大多数观察家自1870年以来不愿接受的事实：一旦大国战争爆发，奥匈帝国就需要德国的援助。如果只是纯粹的奥意战争（虽然它是最不可能的危急事件，尽管康拉德时常担心），情况可能还不致如此。但是奥匈帝国卷入塞尔维亚的战争，塞尔维亚人因此得到俄国的援助，那么德国的军事援助肯定是必需的。因此在1914年以前，康拉德为使柏林保证在这一问题上的许诺而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最后，这种军事计划的荒诞性又一次反映了很多当代人能观察到但后来的某些历史学家又不愿承认的事实：如果在巴尔干和帝国本土内部爆发的民族主义不满情绪继续激化，那么维护约瑟夫皇帝所独有的但又不合时代潮流的继承权几乎是不可能的。当这样的事情发生时，欧洲的均势注定要被打破。

法国

1914年，法国具有比奥地利远为有利的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是它只有一个敌人——德国。它可以集中国家的全部力量对付德国。可是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情况并非如此，那时法国在埃及和西非向英国挑战，并与英国皇家海军展开军备竞赛。同意大利的纠纷也几乎达到了大动干戈的程度。与此同时，它还准备向德国进行报复。甚至当较为谨慎的政治家们把国家从战争边缘上拉回来，然后进入与俄国结盟的早期阶段时，法国面临的战略困境仍然很严重。它的最可怕的敌人德意志帝国，现在显然比以往更强大了。但是，意大利的海军和在殖民扩张方面的挑战（如法国人所见）也是令人不安的。这不仅是由于意大利自身的缘故，而且同意大利进行战争几乎肯定会使它的盟国德国卷进来。对于法国陆军来说，这意味着它将不得不把大量的师驻守在其东南边境。对海军来说，一个老的战略问题变得更加棘手：它是把舰队集中在地中海港口还是大西洋的港口，还是冒险将舰队分成两支较小的兵力？

所有这些都因1882年英国占领埃及以后，英法关系的迅速恶化而复杂起来。从1884年起，两国暗地里进行着逐渐升级的海军军备竞赛，对英国来说，军备竞赛与以下的前景有关：它有丧失地中海交通线的可能，（偶尔）还担心法国会越过英吉利海峡入侵英国。更持久更具威胁的是英法之间关于殖民地的不断冲突。在1884年至1885年，英法为争夺刚果发生争吵；在整个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两国为争夺西非闹得不可开交；1893年为争夺泰国，它们几乎处于战争边缘。最大的危机出现于1898年，当时双方为争夺尼罗河流域的控制权进行了长达16年之久的对抗，基切纳的军队与马尔尚的小分队在法绍达的冲突使对抗达到顶点。虽然当时法国人退让了，但他们仍是精力旺盛、胆大妄为的帝国主义者。廷巴克图^[4]和东京^[5]的居民无人认为作为强国的法国正在衰落。1871～1900年，法国殖民地领土又增加了350万平方英里，它无可争辩地成为仅次于英国的最大的海外殖民帝国。虽然那些地区的商业不很发达，法国仍在从达喀尔到西贡之间的广大范围内建立起了庞大的殖民地军队和一些优良的海军基地。即使在没有进行殖民化的地区，如地中海东部沿岸以及中国南部，它的影响也很大。

有人争辩说，法国能够贯彻这样一个有活力的殖民政策，是因为政府机构允许一小撮官僚、殖民地总督和半殖民地热心拥护者推行“前进”战略，这种战略是第三共和国变换迅速的内阁几乎没有机会加以控制的。但是，虽然法国议会政治多变的状况无意识地加强和坚定了它的帝国政策——通过把帝国政策交由常务官员及他们在殖民地问题上的“院外集团”的朋友们来掌握，但它对海军和陆军事务的影响却远不是令人愉快的。例如，政府的经常更迭使海军部长不断变换，他们之中有的人只会做官，有的人对海军战略有自己的看法，但又经常变化。在这几十年里，政府给法国海军的大量拨款没有发挥作用，这从建设计划中可以看出来。有的负责官员偏爱海上劫掠（商业掠夺）战略，有的则坚决主张建造战舰。结果留给海军的是各类舰船的大杂烩，使之无法与英国或后来的德国海军相抗衡。然而帝国政策对海军的影响与对陆军的影响相比较，就显得相形见绌了。在陆军中，军官团对共和国政治家们表现出强烈的反感，加上文官与军人之间的许多冲突（包括臭名昭著的德雷福斯事件），削弱了法国的实力，这就使人们对军队的忠诚和战斗力产生了怀疑。只是由于1911年以后出现了明显的民族振兴，文官和军人的争端才被搁置一边，以便共同对抗德国。但是仍有很多人怀疑，这种政策是否已经给法国武装部队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失。

在国内，另一个明显束缚法国军事力量的因素，是它的经济状况。这里的情况也比较复杂，经济历史学家对许多不同指数的偏爱，也使它变得更加复杂化了。其中有利的因素有：

在这一时期，参加工业投资和对外信贷的银行和金融机构有了巨大的发展，并建立了现代化的钢铁工业。特别是在洛林矿区，新的工厂纷纷建成。在法国北部的产煤区，出现了工业社会通常具有的、破烂不堪的情景。在工程技术和新兴工业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法国有著名的企业家和革新家，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他们在钢铁、工程技术、汽车和飞机制造等方面享有领先地位。施奈德、标致汽车、米其林和雷诺等公司走在时代的前列。

的确，在亨利·福特大规模生产法发明之前，法国一直是世界上重要的汽车生产国。19世纪80年代，铁路建设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它同改进电报业、邮政和内河航运一道推动着国内市场的形成。农业受到1892年《梅里纳关税法案》的保护，同时它继续集中生产高质量的产品，人均产值大增。由于在这几十年里绝对经济增长的指数和法国人口的少量增加，产量与法国人口的对比统计是令人难忘的，例如人均增长率和出口产品的人均值等，都是如此。

最后，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法国的流动资本极其丰富，它可以被用来（系统地用来）为国家的外交和战略服务。最令人难忘的标志是它很快便偿清了1871年对德国的赔款，这项赔款按照俾斯麦的错误估计是想使法国的力量在以后瘫痪多年。在随后的时期里，法国资本仍旧大量地涌向欧洲内外的许多国家。到1914年，法国的对外投资总额为90亿美元，仅次于英国。包括西班牙和意大利在内的欧洲大部分地区，都受到投资的帮助，实现了工业化，同时也给法国带来了大量政治和外交的利益。在进入20世纪之际，如果说意大利资金短缺并不是造成它逐渐脱离三国同盟的全部原因，那么至少它是与这些同时发生的。法国和俄国给中国贷款，在巴黎进行筹措，并通过圣彼得堡集中起来，目的在于换取筑路权和其他特权。法国在土耳其和巴尔干的投资——是受挫的德国人在19世纪以前绝对无法相比的——不仅在政治文化方面，而且在取得购买法国武器而不是德国武器的合同方面，都占了优势。最重要的是，法国人投资帮助他们的俄国同盟实现了现代化。从1888年10月在巴黎市场上第一次筹款，直到1913年提供5亿法郎的紧急贷款，条件是俄国要在波兰诸行省大大延伸其铁路网，以便把“俄国的不可抗拒的力量”迅速调过来击溃德国。这是到那时为止有效地利用它的财力支持自己战略力量的最有力的证明（虽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俄国的军事机器效率越高，德国人越要加紧准备攻击法国）。

然而，我们一旦引入比较经济数据，法国经济发展的真实形象便失去了光彩。虽然它无疑是一个海外投资大国，但几乎没有证据证明这些资本给国家带来了理想的报偿：无论是就所得利润而言，还是在增加外国对法国产品的订货方面都是如此。甚至在俄国，德国商人经常得到进口贸易中最大的份额。德国在欧洲出口制造商中所占的比例在19世纪80年代早期已经超过法国，到1911年几乎是法国的两倍。但是，这反过来又反映了这样一个使人难堪的事实，早在一代人或两代人之前，法国的经济就遭受着英国工业的有力竞争，而这时又受到德国工业巨人崛起的冲击。除了像汽车工业这样极少数的例外，统计数字一再表明法国经济黯然失色。到大战前夕，它的工业总潜力只相当于德国的40%左右，钢产量则刚超过德国的1/6，煤产量几乎不足德国的1/7。由于是在较小的工厂和贫穷的矿区生产，因此煤、钢和铁的成本通常比较高。同样，尽管法国化学工业已有发展，但它仍依赖从德国进口。由于工厂小，生产方法陈旧，再加上严重依赖受到保护的国内市场，19世纪法国工业的发展，被冷酷地描写成步履蹒跚、踌躇不前、时起时落、进展缓慢的过程，这是不足为奇的。

它田园生活的魅力也不能令人得到安慰，至少就相对实力和财富而言是这样。自然灾害对丝绸和酿酒业的打击从来就没有恢复过来；极力保护农业收入，维护社会稳定的《梅里纳关税法案》的实施结果，延缓了人口从农村转入城市，从而扶植了低效的生产者。1910年前后，法国有活动能力的人口中有41%从事农业，而他们绝大多数是经营小块土地，这对法国的生产力和整个国家财富显然是个累赘。贝罗克的统计资料表明，1913年法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于德国的55%，它在世界制造业中所占的比重只相当于德国的40%左右；赖特的统计证明，1914年法国国民收入为60亿美元，而德国为120亿。如果法国同其东部邻国单独进行一次战争，只能重现1870～1871年战争的结局。

从这些比较数据便可看出，法国像落后于德国那样，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落后于美国、英国和俄国，所以到20世纪初，法国在强国中只能位居第五位。可是，法国实力的削弱对与德国对抗来说是事关重大的，而这完全是因为两国关系恶化。在这方面，趋势不妙。德国在1890～1914年人口增加了将近l800万，而法国只增加了100万多一点。这个事实，再加上德国拥有雄厚的财力，意味着无论法国怎样加紧维持军事力量，它都落后于德国。通过征召80%的适龄青年入伍，法国造就了一支规模非常庞大的军队，至少根据某些统计数据是这样。例如，法国能从4000万人口中动员80个师，这与奥地利从5200万中只能动员48个师相比，是很可观的，但用来反对德意志帝国则是无济于事的。使用训练有素的后备役的普鲁士总参谋部，不仅能动员大约100多个师，而且还拥有可征召的庞大的潜在人力——几乎有l000万人是适龄青年，相比之下，法国只有500万；它拥有为数惊人的11.2万名受过良好训练的军士，这是扩大军队的关键因素，相比之下，法国只有4.8万名军士。虽然德国把国民收入的较小部分用于军费开支，但它所投入的绝对金额要多得多。法国最高统帅部为反对“无法接受的劣势状态”而进行的徒劳斗争贯穿着整个19世纪70至80年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关于德国物质条件占优势的秘密备忘录同样令人惊慌：它拥有“4500挺机枪，而法国只有2500挺；它拥有6000门77毫米的火炮，而法国只有3800门75毫米火炮；并且它几乎完全垄断了重炮”。这最后一点尤其表明了法国人最糟糕的弱点。

然而，法国军队却带着必胜的信念投入了1914年的战斗。他们放弃了防御战略，竭尽全力地进攻，这反映了他们更加强调格兰梅森和其他人企图提高军队士气的愿望——人们猜想这是想在心理上弥补那些物质弱点。梅辛将军鼓吹：“决定战争胜利的不是军队人数和精良的武器，而是士兵的勇猛和素质——这里我指的是超群的体质和心理承受能力、进攻的力量。”这一论断与发生在1911年摩洛哥危机之后的“爱国主义复兴”是紧密相关的。虽然在德雷福斯事件过程中，阶级和政治的分化使国家显得如此脆弱，但这种复兴的爱国情绪仍然认为，国家能比1870年战争打得漂亮得多。大多数军事专家认为，行将到来的战争是短暂的，因此，重要的是有多少个师能投入战斗，而不是德国拥有大规模的钢铁和化学工业，也不是德国拥有几百万潜在的兵源。

这种民族自信心的复兴可能受法国国际地位改善的影响最大，这样的国际地位是外交部长德尔卡塞以及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他的外交家们争得的。他们不仅建立并保护了与圣彼得堡的重要关系（尽管德皇政府做出种种外交手段来削弱它），而且还稳固地改善了同实际上已从三国同盟分裂出来的意大利的关系，因而缓解了在萨瓦和洛林两地同时作战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法国能够在1904年协约中调和与英国关于殖民问题的纠纷，从而使伦敦自由党政府确信法国的安全就是英国的国家利益。虽然英国国内的政治因素排除了两国成立同盟的可能性，但随着德国加强公海舰队以及有迹象表明德国将穿过中立的比利时向西进攻，法国得到英国援助的机会便增加了。如果英国介入，德国不仅担心俄国介入的问题，而且要为英国皇家舰队对公海舰队的影响、德国海外贸易的毁灭和人数少但意义重大的英国远征军部署在法北部而发愁。与俄、英两国联合起来，作为一个联盟向德国开战，这是法国自1871年以来的梦想，看来它将成为确切的现实。

法国当时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同德国单独作战，这也是法国历届政府决心避免的事情。如果一个大国的标志就是愿意并有能力同任何一个强国作战，那么法国和奥匈帝国一样，会降到更低的地位。但是，这个定义在1914年对下述这样一个国家来说未免太抽象了：这个国家在心理上感觉在积极备战，军事上比以往强大，很富裕，更重要的是拥有强大的盟国。即使这些因素结合到一起，是否能使法国顶住德国仍是一个未知数。但大多数法国人似乎认为能够做到这一点。

英国

英国给人的第一印象就令人难忘。1900年它是亘古未有的最大帝国，拥有l20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占世界1/4的人口。仅仅在过去30年间，帝国的土地就增加了425万平方英里，人口增加了6600万。不仅后来持批判态度的历史学家，而且法国人、德国人、阿散蒂^[6]人和缅甸人，以及当时其他民族的人，都有如下感觉：

在1914年大战爆发前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英国的力量得到了惊人的膨胀，同时它对任何抱有同样野心的其他国家显然没有丝毫的同情心……如果确实有某个国家企图称霸世界，那就是英国。事实上，它不仅是企图称霸世界，而且是已经称霸于世界。德国人只是谈论着要修建通往巴格达的铁路，而英国女王实际上已经是印度女皇。如果说某个国家打破了世界力量的均势，那么这个国家就是英国。

英国实力的标志反映在许多方面：皇家海军力量的激增，其实力相当于其他任何两个最大的舰队之和，全球各地都有无与伦比的海军基地网和海底电缆通信站，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商船队，运载着世界最大贸易国的货物；伦敦金融区的金融服务业，使英国成为全球经济最大的投资者、银行家、保险商以及商品交易者。1897年，在维多利亚女王^[7]即位60周年庆典期间，忘乎所以、脱帽欢呼的英国人完全有理由感到自豪。每当人们谈论20世纪世界上3个或4个帝国时，英国——而不是法国，也不是奥匈帝国或其他后起的国家——总是处于为数不多的成员之列。

但是，如果从其他观点看来，从英国“官方思想”的角度来冷静考虑，或从研究英国实力受挫的历史学家的统计来看，19世纪晚期肯定不是英帝国正“企图称霸世界”的时代，相反，早在一个世纪之前英国已经做出了这种“企图”，并在1815年的胜利中达到顶峰。这使英国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繁荣起来，这是英国在海上和帝国争霸中几乎所向无敌的时代。然而，1870年以后，世界力量对比正以两种可怕的、相互影响的方式削弱着英国的霸权。首先是其他国家随之进行的工业及陆、海军实力的改革，使大英帝国的地位相对受到削弱，因为正是这个大国在现状的变化中所失大于所得。英国也受到德国这个强大而又统一的国家出现的影响，但不如法国和奥匈帝国那么直接（只在1904～1905年英国才不得不解决这一问题）。但是，英国受到的最厉害的冲击是美国的崛起，因为英国在西半球的利益（加拿大、加勒比海军事基地及在拉美的贸易和投资），远比任何欧洲国家都更加突出；英国受俄国边界扩张和土耳其斯坦战略铁路的影响很大，因为它对英国在近东及波斯湾的势力，甚至最终对在印度次大陆的统治都构成了威胁。英国占有中国对外贸易的最大份额，它的商业利益可能因为天朝帝国的被分割，或有新势力出现于中国，而受到最严重的损害。同样，英国在太平洋地区和非洲的相对地位，都因1880年以后列强争夺殖民地而受到影响，因为它（用霍布斯鲍姆的话说）“用遍及大多数不发达国家的非正式帝国，去换取一个相当于非正式帝国1/4的正式帝国”，是一笔不合算的交易，尽管维多利亚女王的新领地还在不断扩大。

这些问题中，一些（在非洲或中国）是新出现的，另一些（与俄国在亚洲、与美国在西半球的竞争）则是英国以前历届政府都感到担忧的。现在不同的是，许多挑战国的实力相对强大得多，而各种威胁几乎同时出现。如同奥匈帝国因不得不应付欧洲内部的许多敌人而分散精力一样，英国的政治家们也不得不在确实具有世界规模的外交和战略活动中玩弄花招。例如，在危急的1895年，英国内阁被众多问题搞得焦头烂额：中日战争之后中国可能崩溃；亚美尼亚危机造成的奥斯曼帝国的垮台；在与美国就委内瑞拉—英属圭亚那边界问题进行争吵的同时，与德国在南非洲发生了正在逼近的冲突；法国在赤道非洲的军事远征；俄国向兴都库什的推进等。海军方面也不得不在活动中玩花招，因为无论皇家海军的预算怎样有规律地增长，在19世纪90年代正在建造的五六支外国舰队面前，它再也不能像19世纪中叶那样“称霸海上”了。正如英国海军部反复指出的那样，它有能力在西半球接受美国的挑战，但只有把战舰从欧洲海域调去才能做到；同样它有能力扩大皇家海军在远东的规模，但这必须削弱在地中海的舰队。它不可能处处强大。最后，陆军也不得不玩弄花招，把几个营从奥尔德肖特调往开罗，或者从印度调到中国香港，以解燃眉之急——而所有这些都是小规模的志愿部队去执行的，他们根本比不上普鲁士式的强大的部队。

英国互相影响着的两个弱点中的第二个弱点，不太直接，也不大引人注目，但或许更为严重。它是工业和商业优势的削弱，这种优势是英国海军、陆军和帝国实力最终依赖的基础。在这几十年中，已建立起来的英国工业，诸如煤炭、纺织和铁器制造业的绝对产量有所提高，但它们在世界总产量中所占的相对份额却逐渐下降；在钢铁、化学、机床和电器等新兴的越来越重要的工业中，英国很快失去了早期那种具有领先能力的地位。工业产量在1820年至1840年、1840年至1870年期间，年平均增长率为4%和3%左右，以后增长更加缓慢，1875年至1894年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5%多一点，远远低于它的主要对手。工业霸权的丧失很快反映在争夺买主这一方面。首先英国的出口商品漫天要价，使它们丧失了在经常受到高关税保护的工业化的欧洲和北美市场的优越地位，尔后，又丧失了某些殖民地市场，在那里其他列强不仅在商业上与其竞争，而且还在它们新获得的领土上设立关卡。最后，由于进口的外国工业品涨潮般地涌向国内未受保护的市场，英国工业又受到削弱——这是最明显的标志，说明英国越来越缺乏竞争力。

19世纪晚期，英国生产力的衰退和竞争力的下降，是经济史中研究最多的问题之一。它涉及到民族特征、时代差异、社会精神气质和教育制度等许多复杂的问题，以及像投资少、工厂陈旧、劳资关系恶化、推销无术等具体的经济原因。对于从事比较研究、具有高度战略眼光的研究者们来说，这些解释不比英国从总体上正稳步地丧失其地位这一事实更重要。虽然1880年英国在世界制造业总产量中仍然占有22.9%的比例，但到1913年已减到13.6%；

1880年它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为23.2%，而在1911～1913年却只占14.1%。就工业实力而言，美国和德国已走到了前面。昔日的“世界工厂”现在只能名列第三位，这不是因为它没有发展，而是因为其他列强发展得更快。

再也没有比相对经济衰退更能使好思考的英帝国主义者感到恐惧的了。这正是因为它对英国的实力有重大影响。“假如受到（外国竞争）威胁的工业恰好是你国防体系的根基，那么你会处于什么地位？”1904年W·A·S·休因斯教授问道，“如果没有钢铁工业，没有一个强大的工程技术行业，你就无法发展，因为在现代战争中你将缺乏建设你的舰队和军队并维持其战斗力的手段。”与钢铁工业和工程技术的发展相比较，为西非的殖民地边界问题，或为萨摩亚岛未来的归属问题而发生的争吵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因此英帝国主义者的利益在于关税改革（放弃自由贸易方案以便保护英国工业），在于密切与白人领地的关系，以便获取对国防的贡献和保护帝国的独立市场。按照约瑟夫·张伯伦令人毛骨悚然的名言，英国变成了“疲倦的泰坦，在它巨大的命运轨道上（摇晃）”。海军大臣警告说，在行将到来的岁月里，“联合王国依靠自己的力量无法占有与美国和俄国并驾齐驱的应有地位，甚至有可能赶不上德国。我们将被真正的实力抛到一边”。

但是，如果说从长远观点来看英帝国主义者无疑是正确的话，那么“正在庆祝特拉法尔加海战一百周年纪念日的帝国能否在下一个100年里继续生存下去呢”？一位有影响的新闻记者（加文）在1905年这样悲伤地问道。他们都有夸大当时危险的倾向。英国的钢铁贸易和机床制造业在许多市场上被超过，但是肯定没有被彻底击败。纺织业在1914年以前的许多年里享有出口繁荣，回顾起来反能被视为回春期。英国的造船业——对皇家海军和繁荣的商船航运都是至关重要的——在这几十年中仍然保持原有的地位，下水商船的吨位占世界商船总吨位的60%，战舰占33%，这使那些唯恐英国在战时过分依赖进口食品和原材料的人感到一些安慰。的确，如果英国卷入列强之间旷日持久的大规模工业化的冲突中，它将发现许多军事工业（例如，弹药、大炮、飞机、滚珠轴承、光学仪器、永磁发电机和染料等）是不够的，这便印证了传统的看法，即认为英国军队只能从事小规模的殖民战争，而不能进行大规模的陆战。但是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所进行的正是这类陆军参与的战争。如果令人精疲力竭的、漫长的、战壕加机关枪的“现代”战争真的爆发了，像有些有识之士在1898年就已预测的那样，缺乏必要的物资和武器的将不仅仅是英国。

因此，在这一时期英国仍然拥有经济实力这个事实，应该是对英国存在的问题所作的悲观和笼统的描写的一个警告。回顾往事，人们可以得出结论：“1870年到1970年的英国史，就是一部在经济、军事和政治上与其他国家相比几乎不断衰退的历史。它从19世纪中期产业革命给它带来的繁荣和实力的巅峰逐渐衰落下来。”但是，仍然有一种夸大衰退和预测衰退提前来临，以及忽视英国甚至在非工业界的巨大财力的危险。首先是英国在国内和国外拥有巨大的财富。虽然英国财政部在1914年以前的20年里由于新技术使单艘战舰的价格提高一倍多而感到压力沉重，而且选民数目的增加第一次导致了可观的“社会”开销，但是如果说“大炮加黄油”增加的开支在绝对数目上看起来令人吃惊的话，那是因为这个“守夜国”收取的个人所得税一直很少，而用于政府开支的国民收入也同样少。甚至在1913年，英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全部支出仅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12.3%。因此，虽然在1914年以前英国是国防开支最大的国家之一，但它需拨出的款项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比欧洲任何大国都少；虽然主要的帝国主义者倾向于在反对英国工业力量的同时，贬低其财政实力，但当时英国在海外拥有约195亿美元的相当可观的投资，此数大约占世界对外投资的43%，这无疑是国家财富的源泉。如果战争需要，它确实有能力担负一场大规模和高消费的战争。值得怀疑的是，如果它被迫把越来越多的国家资源用于武装和现代的工业化战争，它能否继续保持它的自由政治文化——自由贸易，低廉的政府开支，免征兵役，主要依靠海军？但是英国有足够雄厚的资财是毋庸置疑的。

其他一些因素也提高了英国在列强中的地位，虽然在战略铁路和大量陆军正在破坏印度和其他殖民地的地缘政治的安全时代，保卫帝国陆地边界变得越来越困难，但英国仍然同以往一样保持着一个很大的有利条件——它的人民不必担心邻国部队的突然入侵，它能够重点发展海军而不是陆军，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它的政治家们具有比大陆国家更大的行动自由。此外，虽然它取得的庞大的、难以防卫的殖民帝国蕴藏着巨大的战略难题，但也给英国带来了相当可观的战略优势。很容易从海上得到增援的大批帝国驻军，加煤港和舰队基地使它在欧洲大陆以外与欧洲列强进行的任何冲突中，处于极其强有力的地位。如同英国能帮助它的海外殖民地一样，海外殖民地（特别是印度和自治领）也能为帝国提供军队、船舰、原材料和筹措资金——这时正是白厅的政治家们为建立更有组织的“帝国防卫”而谨慎地在海外培养亲属关系的时代。最后有一种讽刺意义的说法是，由于英国的实力和影响在早年扩展得如此之大，英国现在拥有许多缓冲地带、许多无关痛痒的地区，因此，特别是在其所谓的“非正式帝国”范围内，拥有诸多妥协余地。

英帝国主义的许多公开的动听的论调并不能表明妥协与退让是那个时代的法则。但是对英国战略优势的仔细评估——在各部之间协商和内阁决策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年复一年地进行着，它考察英国在全球义务中的每一个问题，确定妥协或强硬的政策。因此，由于英美战争在经济上将是灾难性的，在政治上是不受欢迎的，以及在战略上是举步维艰的，英国似乎宁愿在委内瑞拉争端以及巴拿马运河、阿拉斯加边界等问题上做出让步。相比之下，19世纪90年代，英国愿意在西非、东南亚以及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纠纷问题上同法国达成协议，却为捍卫它对尼罗河流域的控制而不惜诉诸武力。10年以后，它愿意为缓和英德的对立做出努力（通过对海军比例、葡萄牙的殖民地以及巴格达铁路等问题达成协议），但是双方是否能就大陆战争爆发时保持中立问题做出承诺就值得怀疑了。外交大臣格雷在1914年以前试图接近德国的努力，大致同较早时索尔兹伯里勋爵试图在亚洲问题上与圣彼得堡达成协议的活动一样成功，两者揭示了一个共同的假设，通过外交途径能够解决世界事务中的大部分问题。一方面主张1900年前后英国的世界地位被削弱到20世纪30年代晚期的水平，而另一方面却认为1914年以前英国的实力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以致打破了世界均势。这两种意见对于一个极其复杂的形势来说，同样是片面的。

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几十年间，大不列颠发现自己在工业上已被美国和德国超过，并且在商业、殖民地和海上领域受到了激烈的竞争。然而，它的财源、生产力、帝国殖民地以及海军力量等诸因素的综合力量，意味着它可能仍是世界“第一”强国，虽然它的领先地位已远不如1850年那样显著，但保持世界第一强国的地位仍然是英国的基本问题。英国现在已是个成熟的国家，它对保护现存秩序，或至少保证事态以缓慢和平的方式发展具有内在的兴趣。为了某些明显的目的，它不惜使用武力——保卫印度，特别是在自己的海域内保持英国海军的优势。可能的话要保持欧洲的均势。但每一个问题都必须置于更广泛的背景中加以考虑，对照英国其他的利益加以权衡。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1889年和1898～1901年，索尔兹伯里勋爵反对与德国一道承担明确的军事义务，而格雷则竭力避免在1906年至1914年承担反对德国的明确的军事义务。这使巴黎和柏林的决策人沮丧地感到英国未来的对外政策是模糊不清的，同时也反映了巴麦尊勋爵那个依然被人们广为接受的主张：英国拥有永久的利益，但无永久的盟国。随着19世纪的结束，即使行动自由的余地越来越少，存在于英国内部众多利益集团之间的传统的欺诈行为——帝国与大陆对立，战略与财政对立——仍会以旧的方式继续下去。

俄国

大多数人估计，在即将到来的20世纪，沙皇俄国也会自动成为严格选择会员的“世界强国”俱乐部中的一员。俄国从芬兰延至海参崴的总面积确保了这个地位——就像它的数目庞大、增长迅速的人口一样，它的人口约相当于德国的3倍、英国的4倍。4个世纪以来，俄国一直向西部、南部和东部扩张，尽管受到挫败，也没有任何要停止的迹象。在整个19世纪，俄国的常备军一直是欧洲规模最大的；在临近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它也仍然比其他国家的军队大得多，拥有130万前线部队和号称500万的后备军。俄国的军费开支也是非常大的，除了快速增长的“正常”军费外，还有“特别拨款”，所以数量可能等于德国（军费）的总和。铁路建设在1914年以前以飞快的速度发展着——在短时期内，威胁并暗中破坏了德国首先向西部袭击的计划（例如所谓施利芬计划）。日俄战争后，大量的金钱被投资于建设一支新型的俄国舰队。俄国势力的扩张甚至使普鲁士总参谋部都感到惊恐不安，小毛奇^[8]断言，到1916和1917年，普鲁士的“敌人”的军事力量将会强大到使普鲁士不知如何去对付的地步。与此相反，一些法国观察家们怀着愉快的心情，期待着俄国人用“高压手段”席卷西部、挫败柏林的那一天的到来。一部分英国人，特别是那些与圣彼得堡大使馆有联系的人，极力劝说他们的政界首脑，“俄国很快将成为强国，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与它保持友好关系”。从加里西亚到波斯湾到中国，都在关注着俄国势力的发展。

俄国真的会如这些言论所暗示的那样，再次成为欧洲宪兵吗？对从18世纪至今的西方观察家来说，估算它的实力一直是个难题。由于缺乏可靠的、可用于比较的资料，由于俄国人对内和对外说法各异，加上有完全用主观说法代替客观事实的危险，这就使得这种估算更为困难了。“1914年以前欧洲评估俄国”的工作不论多么深入透彻，毕竟不同于对“俄国力量”本身的确切分析。

从确实存在着的、似乎站得住脚的证据中可以看出，俄国似乎在1914年以前的几十年中，既是强大的，也是软弱的。这要取决于用望远镜的哪一头来观察。首先，同克里米亚战争时期相比，在工业上俄国已经强大得多。从1860年到1913年——一个很长的时期——俄国的工业产量以年平均5%的惊人速度增长着。19世纪80年代，这一增长率接近8%。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它的钢产量就已经赶上了法国和奥匈帝国，并远远超过了意大利和日本。俄国的煤产量甚至提高得更快，1890年为600万吨，到1914年已达3600万吨。它还是世界第二大产油国。在建立已久的纺织业——它又比法国和奥匈帝国拥有更多的纱锭——发展的同时，俄国还有新发展起来的化学和电力工业，更不用说它的军事工业了。在圣彼得堡、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出现了通常雇有成千上万工人的众多的工厂。俄国的铁路网在1900年约长达3.1万英里，1914年已接近4.6万英里。由于俄国在1892年采用的金本位制稳定了对外贸易，对外贸易在1890年至1914年增长了近两倍，使俄国在当时成为世界第六大贸易国。不仅俄国政府和铁路债券，而且俄国商业的潜力都吸引着国外的投资，给经济的现代化提供了巨额资金。这笔流入的巨额资金，加上源源不断的大量金钱（从增长的关税及伏特加酒等其他消费品中得到的税收），都被该国投入经济基础建设。许多历史学家指出，到1914年，俄国已成为世界第四大工业国。如果按这种趋势发展下去，难道俄国不会最终具有与其幅员辽阔和人口众多的优势相称的工业力量吗？

但从望远镜的另一头望去，却是一幅截然不同的景象。1914年俄国的工厂即使大约有300万工人，也只占人口的1.75%，这个水平是很低的。而在一所雇用1万名工人的纺纱厂，纸面数字给人印象颇深，但大多数专家现在认为那些数字也许是骗人的，因为在那个劳动力充足、技术落后的国家，纺织厂的那些纱锭通宵地被新来替班的男女工人轮流使用。也许更值得注意的是俄国的工业化程度，尽管有一些土生土长的企业家，但工业化是由外国人来实行的——例如由像辛格这样成功的国际商号，或是由大批的英国工程师来实行——或至少有些企业由外国投资者创办。“到1914年，90%的采矿业、近100%的炼油业、40%的冶金业、50%的化学工业，甚至28%的纺织业的所有权都归外国。”就事情本身来看并不奇怪——意大利就有某些相似之处，但这确实表明俄国极其严重地依赖外国企业和资本，而不是利用本国资源发展工业，而过分依赖外国资本不一定能（像1899年和1905年那样）维持它的利润。20世纪初，俄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了。为了不断吸收外资，俄国需要为投资者提供高于国际市场的平均利率，因而对外支付的利息日益大于“有形”贸易的余额。简言之，这是一种不稳定的状况。

也许这正是“不成熟”经济的另一个标志。正如事实所表明的那样，俄国工业的最大部门是纺织业和食品加工业（而不是像机械工程和化工那样的工业）。为了保护其既不成熟效率又低的工业，它的关税是欧洲最高的，而随着每次国防预算和铁路建筑的增加，进口产品也在增加。但最能说明这种发展落后状况的，也许是直到1913年，俄国的出口货物中63%还是农产品，11%是木材。这两种产品的收入都极需用来支付美国农业机械设备、德国机床及其自身大量的外债利息——这些，农产品和木材是无法满足的。

如果再看相对的产量，对它的力量的估计就更糟了。虽然俄国在1914年以前是第四大工业国，但要赶上美国、英国、德国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其钢产量、能源消耗、在世界制造业生产中所占份额和全部工业潜力指数，与英国和德国相比黯然失色，当把这些数字与人口规模联系起来，并按人口平均计算时，这一差距的确很大。1913年，俄国人均工业化水平不到德国的1/4，不及英国的l/6。

在1914年使小毛奇和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感到恐慌的俄国，基本上是一个农业社会。大约80%的人口以农业为生，其余相当一部分人仍然束缚在农庄和村社中。这一不大光彩的事实需要同另外两个事实联系起来。第一，俄国增加的大部分人口——仅1890年到1914年就有6100万新生儿——是在农村和最落后（非俄罗斯族）的地区出生的，这些地区土壤贫瘠，很少使用肥料，普遍用木犁耕地。第二，这一时期所有可比较的国际资料表明俄国农业的低效率是全面的——小麦产量不足英国和德国的1/3，土豆产量大约是英国和德国的一半。虽然在波罗的海地区有现代种植园和农场，但在其他许多地区，土地的村社所有及中世纪式的条带耕作制，消除了个人经营的积极性。土地定期重新分配也产生了这种影响，增加一户土地份额的最好办法就是在下次土地重新分配前，多多养出几个儿子。落后的交通工具、变幻无常的恶劣气候对农作物产生的影响，南部有“盈余”的省份和不太肥沃的、需要“进口”的原来的俄国本土省份之间的差距，是无助于解决这个结构性问题的。结果是，农业产量这几十年确实在持续增长（每年大约增长2%），但收获的粮食却被增多的人口（每年增长1.5%）大量消耗掉了。由于其农业的很大部分，每年的人均产量仅增长0.5%，俄国的实际国民生产的增长人均数就仅有约1%——比德国、美国、日本、加拿大、瑞典少得多。当然，这与大量引用的年增长率5%或8%的工业方面的数字大不相同。

所有这些社会状况都是估价俄国实力的因素。格罗斯曼教授观察到，“工业方面异乎寻常的迅速发展，可能多与其他方面，特别是农业和个人消费方面的大停滞甚至重大的倒退有关。它还可能超过社会的现代化。如果人们允许这样表达的话”。事实上，这似乎是最真实的措辞。一个经济上极端落后的国家被迷恋于“得到并保持欧洲大国地位”的政治当权者们硬是推入了现代化的时代，因此，尽管有人肯定会发现相当多的、自发的企业活动，但实现现代化的巨大推动力是受到国家鼓励的，而且与军需——铁路、钢铁、武器装备等有关。但是，为了支付大批进口的外国产品和巨额的外债利息，俄国政府不得不确保农产品（特别是小麦）的出口量稳步增加，即使在像1891年那样的大饥馑时期也是如此；多年来，农业产量的缓慢增长并不意味着被剥夺了生活必需品的、营养不良的农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出于同样的原因，国家为了支付工业化中负担极为沉重的基本建设投资和国防费用，不得不一再征收很高的税额（主要是间接税）和压缩个人消费。按照经济史学家们的看法，沙皇政府硬是从无依无靠的平民手中“强行索取”他们的积蓄。因此，就出现了这样一个令人惊愕的事实：“到1913年，平均每一个俄国人的收入用于防务的部分高于英国人平均负担的50%，虽然俄国人的收入仅相当于英国人当时的27%。”

这种落后的农业、工业化和最为沉重的军费开支的不健康的结合，给社会造成了更大的牺牲是不难想象的。1913年，俄国政府把9.7亿卢布拨给了武装部队，而花在卫生教育上的经费只有1.54亿卢布；而且由于中央政府机构没有给予地方当局像美国各州或英国地方政府所拥有的那种财政权，经费的不足无法从其他方面得到弥补。在发展迅速的城市中，工人们不得不同排水系统缺乏、公害和差得惊人的住房条件及高税率等现象作斗争。出现了疯狂酗酒的现象——这是一种暂时摆脱残酷现实的手段。俄国的死亡率在欧洲最高。工厂里强制性的纪律，人们的生活水平没有真正提高等状况，导致了对制度的不满，这反过来为民粹派分子、布尔什维克分子、工团主义者、激进派分子——的确，为任何（尽管有检查制度）极力主张大变革的人，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温床。1905年那场具有历史意义的动乱之后，局势平息了一段时期。但在1912～1914年的3年当中，罢工事件、群众抗议活动、警察逮捕及屠杀不断加剧，达到令人惊恐的程度。但这类动乱如果与从叶卡捷琳娜二世到当今统治者都感到惊恐的问题——“农民问题”比较，就相形见绌了。当农业歉收和价格上涨同时发生时，它们同对高税率和恶劣的工作条件的强烈不满相互影响，就导致了多次农民骚乱。历史学家诺曼·斯通写道：

1900年以后，波尔塔瓦省和坦波夫省的大部分田地都荒芜了；庄园的房屋被烧毁了，牲畜被肢解。1901年军队的干涉达155起（1898年只有36起），1903年达322起，动用了295个骑兵中队和300个步兵营，有些还配备有火炮。1902年是整个事件的最高潮，部队被用于镇压农民达365次。1903年，为了维护国内秩序，聚集了一支比1812年强大得多的军队……在黑土中部的75个地区中，有68个地区出现了“动乱”——54个种植园被毁坏。最严重的地区是萨拉托夫。

1908年后，俄国内政部长斯托雷平企图通过解散农民的村社来压服这种不满，但他无疑在煽起新的动乱——动乱不是发自那些决心保留公社制度的村庄，就是来自新自主的很快破产的农民。因此，“1901年1月，需出动部队13507次，那一年全年达114108次。到1913年，因‘攻击国家政权’而被捕的达10万人”。自然，这一切使这支还要忙于镇压那些怀有不满情绪的少数民族的军队不得不疲于作战——这些波兰人、芬兰人、格鲁吉亚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亚美尼亚人，寻求保留其在1905～1906年中央政权软弱时在“俄罗斯化”问题上获得的不满意的让步。任何一次军事失败后都会再次出现这些少数民族为摆脱莫斯科的统治所进行的努力。虽然我们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但1914年8月，200万结婚的俄国人中，少数民族无疑占了很大比例，目的是为了逃避征兵。

简言之，人们不是仅仅根据对布尔什维克革命后的剖析而看出1914年以前的俄国是一个社会和政治的火药库，假如出现更严重的歉收，或者工人生活水平的下降，或者发生一场大战，就很可能引起一场大爆炸。此处一定要用“很可能”一词。因为在很多地区（与这些不满分子一起）还存在着对沙皇和国家的深深的忠诚，还有一个民族主义日甚的议会，还广泛存在着对泛斯拉夫主义的同情，以及相应的对外国人的仇视。的确，和1904年一样，1914年还有许多无能的宣传家和奉承者，他们坚持认为，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这个政权决不能保持沉默。他们极力主张，如果参战，这个国家就一定要坚定地支持争取胜利的行动。

但在1914年，俄国在面临可能的对手的情况下，它能肯定赢得胜利吗？在对日战争中，俄国士兵作战非常勇敢沉着——如同在克里米亚和1877年对土耳其的战争中一样——但参谋工作的软弱无力、后勤支援的严重不足，以及死板的战术都起了作用。同奥匈帝国较量，特别是同有强大军事和工业力量的德意志帝国较量，会有更好的结果吗？尽管这一时期俄国的工业产量有了绝对的增长，但可怕的事实是，同德国相比，俄国的生产力实际上是在不断下降。例如，1900～1913年，它的钢产量从220万吨增加到480万吨，但德国的钢产量却从630万吨跃至l760万吨。同样，俄国的能源消耗和工业潜力在绝对数量或相对比重上都不如德国。最后，我们还注意到，1900～1913年，由于德国和（特别是）美国在世界制造业所占比重迅速增加，俄国所占比重从8.8%下降到8.2%。这中间看不到有任何令人鼓舞的趋势。

但是，有人争辩说，“用1914年时衡量军队的标准来衡量”，俄国是强大的，因为“一场像考验军队那样考验一个国家经济和国家官僚机构的战争”，不是军事专家们所能预料到的。如果那样的话，人们就会疑惑，为什么同一时代有关德国军事力量的资料注意了前线的军队，又注意了克虏伯的钢铁、造船厂、染料工业和德国铁路系统的效率。而且，如果仅仅军事方面的数字是重要的，那么，俄国正在创建有史以来最多的师、炮兵连、战略铁路和军舰这一事实，应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假设战争是短暂的，这类一般性的统计数字应可表明俄国正在发展的力量。

但当撇开这些肤浅水平的统计数字不管时，甚至军事问题也会变得更成问题。决定性的因素仍是俄国在社会经济和技术上的落后。农村规模巨大的人口量意味着，每年的征召实际上只有1/5的人入伍；吸收所有体格健壮的青年入伍会造成制度在一片混乱中崩溃。而那些入伍的农民是难以作为现代工业化战争的理想兵员的。由于把注意力拙劣地过于集中在军械方面，而不去注意国家力量中更广泛、更敏感的问题（例如教育总体水平、科技知识、官僚机构的效能），俄国在人员素质方面的落后是令人吃惊的。至1913年，其识字率只有30%。一位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比率“要比18世纪中叶的英国低得多”。在很顺利地投票通过拨出一大笔征募新兵的经费时，拥有极少经过培训的军士的军队能有多少用呢？在这一方面，带着“自卑而嫉妒”的感情去看待德国力量的俄国总参谋部的专家们认为没有用。他们也意识到了本国（如外国观察家意识到的那样）极其缺乏优秀军官。的确，从目前可得到的资料来看，几乎在各个方面——重炮兵、机枪、对众多步兵的指挥、技术训练水平、通信联络甚至庞大的飞机群——俄国军界都敏锐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弱点。

当仔细检查俄国有计划的动员和战略铁路系统时，出现了同样令人沮丧的结论。虽然到1914年，铁路网的总英里数看上去颇为可观，但一旦把它和沙皇帝国广袤的领土相比——或者与西欧稠密得多的铁路网相比——就显得很不相称了。总之，由于许多铁路线的造价很低，所以铁轨通常都太轻，铁道的路基太脆弱，储水箱和叉道口太少。一些机车烧煤，一些机车燃油，另一些用木料，这使事情更加复杂化，但这同下面这些棘手事实相比不过是个小问题——部队在和平时期驻扎的位置与战时部署的地区相距甚远，并受到俄国有意识的分散政策的影响（波兰人在亚洲服役，高加索人在波罗的海各省服役等）。一旦大战爆发，大批部队不得不迅速地以某种方式通过兵员不足的铁路部队有效地进行转移。但这些兵员中“有1/3以上的人是文盲或半文盲，3/4的军官没有受到技术培训”。

由于俄国对法国和塞尔维亚承担了义务而引起的无法克服的困难，动员和部署问题日益恶化。鉴于这个国家铁路系统效率较低，和部署在波兰突出地带的兵力易受到来自东普鲁士和加里西亚的“钳形”攻势，所以对于俄军最高统帅部来说，俄军似乎在1900年以前战争爆发时应该谨慎地处于守势，并逐渐建立起它的军事力量。的确，一些战略家在1912年还在争论这个问题。但还有许多将军们渴望击溃奥匈帝国（他们有信心取胜），而且当维也纳和贝尔格莱德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时，一旦奥匈帝国入侵塞尔维亚，就帮助后者。但对俄国来说，由于担心德国可能会采取行动，在南部战线集结军队就变得不可能了。在1871年之后的几十年里，计划的制订者们一直认为，一场俄德战争将会以德国向东大规模地突然袭击开始。但当施利芬计划的大纲昭然若揭时，圣彼得堡受到法国的巨大压力，被要求开始尽快地向德国发起进攻，以缓和其西方盟国受到的压力。由于担心法国被消灭，加之巴黎强硬地坚持将进一步提供贷款与俄国提高进攻能力之事相联系，这就迫使俄国的计划制订者们同意尽快向西发起进攻。所有这一切，在1914年以前的几年里，在总参谋部内部引起了种种争论，各派意见就多个军部署在北线还是南线，就拆毁波兰旧的防御工事（荒唐的是，在这些工事中，部署了那么多新大炮），就下令部分动员而不是全部动员的可行性等问题，意见不一。鉴于俄国所承担的外交义务，这一矛盾心理也许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无助于达到使军事机构顺利运转的目的，而只有这样才会保证对敌斗争迅速取得胜利。

这一系列问题推而广之，达到几乎令人厌烦的程度。在现代化道路不多的俄国非常重要的50个骑兵师，需要那么多的饲料——约有100万匹马——仅这一项也许就可以导致铁路系统的瘫痪。供应干草自然会放慢持久性的进攻行动，甚至后备军的调动。由于其运输系统的落后和部队在国内所负的治安任务，它号称的数百万士兵根本不能被认为是战时可以作战的士兵。虽然在1914年以前给军队的拨款数目似乎很多，但绝大部分被食品、服装、饲料等基本需求用掉了。类似的情况是，尽管大规模地扩充了舰队，而且确有许多新的设计被描述为“极好的”，但海军仍需要水平高得多的技术培训和在其人员中更经常地进行战术实践训练，以便使他们真正具有战斗力。由于俄国海军均不具备上述的要求（水兵们依然以岸上基地为主），而且它不得不把其舰队分驻在波罗的海和黑海，所以俄国海上力量的前景并不那么乐观——除非它只对土耳其人作战。

最后，对俄国这一时期的全部能力进行的评估，不可避免地要对它的政权本身作一些评论。虽然某些外国保守主义者十分赞赏俄国的专制和中央集权体制，认为这一制度使国家的政策比西方民主国家所能办到的更具连贯性、更为有力，但如果我们更为仔细地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它有无数的缺陷。沙皇尼古拉二世看起来像一个波将金村的人，他头脑简单，深居简出，不喜欢处理难题，盲目自信他与俄国人民（当然，他对他们的真正幸福并没表现出丝毫兴趣）的神圣关系。政府更高阶层的决策方法是以给“拜占庭主义”一个坏的名字：不负责任的大公、情绪易于激动的女皇、反动的将军、腐败的投机商，其影响远远超过了沙皇政府可以吸取其偶尔进言的众多勤勉和聪慧的大臣们的影响。各部之间，比如说外交部和国防部之间，缺乏磋商和理解的状况，有时令人感到吃惊。宫廷对议会（杜马）采取的是一种公然蔑视的态度。贵族们只关心他们的特权，沙皇只求心境的安宁，在这种气氛中，要实现激进的改革是不可能的。其统治阶层常常惧怕工人和农民骚动，虽然政府开支的绝对数字为世界之最，但它对富人征收的直接税一直保持在最低限度（占国家岁入的6%），而且把大量税收负担放在粮食和伏特加酒上（约占40%）。这是一个收支平衡基础很脆弱的国家，但却无法防止（或谴责）因俄国贵族在国外花销而出现的大量资金外流。部分是因为暴虐的专制统治的传统，部分是因为缺陷太多的阶级制度，还因为教育和薪金水平较低，俄国缺乏使德国、英国、日本的行政系统运转的那种干练的文职骨干官员。实际上，俄国不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它仍然是这样一个国家：由于领导阶层的放任，它在没有作准备的情况下卷入外部纠纷而犯错误，却不接受1904年的教训。

那么我们该怎么估价俄国在这几年里的实力呢？其工业与军事方面年年在发展是无疑的。它拥有其他多方面的力量——部队的规模、某些社会阶层所具有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使命感、一定程度上不易遭受攻击的莫斯科中心地带——这些都是事实。在对奥匈帝国和土耳其，也许还有对日本的战争中，俄国获胜的前景都是乐观的。但对俄国来说，可怕的是与德国若隐若现的冲突来得太早了，早得使俄国不能应付。1909年斯托雷平夸口说：“如果给这个国家20年国内外的和平时间，你们就会认不出俄国了。”这也许是真的，即使在同一时期德国的力量也可能增加，但根据多兰和帕森斯教授提供的资料（见图1），俄国这几十年里的“相对力量”正在从1894年后的低起点上升，而德国的力量则接近巅峰了。

注：L=低点年度H=高点年度I=年度曲线点

图1 俄国与德国实力对比

对大多数读者来说，这样的描述可能太程式化了，但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俄国的力量和影响确实是（像前面所提到的）与其日益落后的经济成比例地衰落了。每一次重大战役的爆发（克里米亚战争、日俄战争），都暴露了新、旧两方面军事力量上的弱点，这就迫使该政权努力缩短俄国与西方已经拉开的距离。1914年前的几年里，对某些观察家来说，差距似乎又一次接近了，尽管另一些人认为，许多方面的薄弱环节依然存在。由于俄国不可能得到斯托雷平要求的20年和平时间，它将再度不得不通过战争的考验，看一看它是否恢复了它在1815年和1848年欧洲强权政治中所拥有的那种地位。

美国

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在全球实力对比所发生的一切变化中，对未来最富有决定性作用的是美国的崛起，这应该是毫无疑问的。随着内战的结束，美国可以利用其多方面的有利条件——肥沃的农田、丰富的原材料以及开发这些资源的现代工艺技术的发展（铁路、蒸汽机、采矿设备等）。由于没有社会、地理上的限制，没有明显的外来危险，所以外来的和国内的投资额日益增加，并以惊人的速度改变着其自身面貌。譬如，在内战结束时的1865年到美西战争爆发时的1898年，美国小麦产量增加了256%，谷物增加了222%，精糖增加了460%，煤炭增加了800%，钢轨增加了523%，投入运行的铁路线的长度增加了567%以上。“几乎从零开始的新型工业发展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致用百分比计算显得毫无意义了。原油产量从1865年的300万桶一跃而为1898年的5500万桶，钢锭和铸件由不足2万吨猛增到900万吨。”这种发展并未因对西班牙开战而停滞不前；正相反，在整个20世纪初期，它仍以同样惊人的速度上升着。上述这些优势贯穿着发展的全过程。换句话说，只有因循守旧及连绵不断的内战或自然灾害，才可能对这种必然发展的趋势产生某种阻碍，或者对数百万横渡大西洋寻求栖身之所并加入这里的劳动大军的移民流入造成阻碍。

美国似乎拥有其他国家部分拥有的一切经济优势，而无它们的劣势。到1914年，横贯全国的25万英里铁路线沟通了幅员辽阔的美国（俄国当时有4.6万英里铁路，但延伸面积却是美国的2.5倍）。美国农业每英亩的产量始终高于俄国。假如美国的农产品产量从来都不比西欧集约化的农业地区的产量高的话，在其纯耕地面积、农机的效用以及降低运输费用等方面（因为铁路和航运业发达），也会使美国的小麦、谷物、猪肉、牛肉及其他农产品的价格比欧洲任何一国便宜。从工艺技术上来看，处于领先地位的美国的国际联合收割机公司、辛格、杜邦、贝尔、科尔特和标准石油公司，都赶上或超过了世界上其他国家。这是德国、英国和瑞士等竞争对手无法相比的。在俄国，采用大集团形式并不是提高工业效益的好方法，但美国则相反。例如，1901年，安德鲁·卡内基将美国钢铁公司出售给J·P·摩根财团时，其钢产量比整个英格兰的钢产量还要高。著名的英国战舰设计师威廉·怀特1904年周游美国时，惊奇地发现美国厂家在同时建造14艘战列舰和13艘铁甲巡洋舰（虽然如此，奇怪的是，美国商船队仍然还很小）。美国在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方面，规模和效率都是很高的。因此到1914年，美国国民收入按绝对指数和平均值计算，都远远超过上述各国，这是毫不奇怪的。

表21及其他有关的比较统计数字反映了美国经济的迅猛发展。1914年美国煤产量为4.55亿吨，大大超过英国（2.92亿吨）和德国（2.77亿吨）。美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同时又是铜的最大消费国。它的生铁产量比其他三国（德国、英国、法国）的总和还要多，钢产量几乎与其他4国（德国、英国、俄国、法国）持平。1913年，美国现代燃料的能源消费等于英国、德国、法国、俄国和奥匈帝国的总消费量。它生产、拥有的汽车比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还要多。实际上，美国才是整个欧洲大陆真正的竞争对手，它发展得如此之快，已接近或赶上整个欧洲的水平。根据这种推算，假如增长率继续上升并能够避免一场世界战争的话，到1925年，它很可能成为最强的经济大国而压倒欧洲。然而，由于老牌大国在战争中所遭受的经济损失和经济失调，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一推算的时间提前了6年，到1919年美国的经济实力就已压倒了欧洲。甚至在1914年的大灾难到来之前，“瓦斯科·达·伽马时代”——欧洲统治世界的400年历史就已宣告结束。

表21 1914年各大国国民收入、人口以及人均收入对比表

当时外贸在美国经济发展中所占的比重的确很小（1913年外贸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左右，相比之下，英国则占26%），但美国的经济对其他国家的冲击是不可忽视的。美国传统上是出口原材料（特别是棉花），进口成品，以出口黄金来弥补贸易亏空。但内战后工业化的迅速发展改变了这种模式。美国开始将农机、钢铁制品、机床、电气设备和其他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很快就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品生产国。与此同时，北部工业家们的院外活动集团势力强大，保证了通过越来越高的关税抵制外国货进入国内市场。相比之下，原材料或特需物资（如德国的染料）却大量进口，以供应美国工业。工业品源源不断地出口是最重大的变化，同时“运输革命”也促进了农产品的出口。美国农产品，以被销往大西洋彼岸的小麦为例，在1900年以前的半个世纪里，从芝加哥运往伦敦所需的运费，由原来的1蒲式耳40美分降低为10美分。谷物出口在1897年达到高峰，为2.12亿蒲式耳。1901年小麦出口达到2.39亿蒲式耳，这一出口浪潮还包括谷物、面粉、肉类以及肉制品。

这种商业转变的后果虽然主要是经济方面的，但也开始影响国际关系。美国工厂、农场的产品过剩引起了广泛的担忧，即担心庞大的国内市场不久将无力吸收这些产品。这就促使大财团（中西部农场主、匹兹堡钢铁公司等生产厂家）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提供多种援助以开发海外市场，或至少保证海外市场的开放，并鼓动政府维护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和使美国成为支配拉丁美洲经济的巨大力量，这是美国扩张其在世界贸易份额中所关心的两个方面。1860年至1914年，美国出口额增加了6倍以上（由3.34亿美元增至23.65亿美元），然而为了有效地保护其国内市场，进口量只增加了4倍（由3.56亿美元增至18.96亿美元）。面对美国低廉物品的大量涌入，欧洲大陆的农场主们鼓动提高关税——他们通常也只能做到这一点。英国的自由贸易牺牲了谷物农场主们的利益。美国的机器和钢铁的大量涌入也引起了英国的恐慌。新闻记者W·T·斯特德以辛辣的笔触提到了“世界的美国化”，1902年他出版的一本著作就是以此命名的。与此同时，威廉皇帝和其他欧洲领导人暗示有必要联合对付“不公平”的美国贸易巨人。

但是，更能造成不稳定的因素是美国对世界金融体系和货币流通的冲击，虽然这一点尚未被人们充分认识。由于美国在同欧洲的贸易中具有巨大的贸易顺差，欧洲必须以资本转移来弥补逆差，从而与美国工业、公共事业和服务行业的直接投资的洪流（到1914年总投资额达70亿美元）融合在一起。尽管西流的一些金条，可以通过欧洲投资所获得的利润和由美国支付的航运业、保险业一类的服务行业回收一些，但外流仍然是严重的，而且在继续加剧。这种状况又因美国财政部储存世界黄金储备近1/3的政策（当时正在讨论）而更加严重。美国到这时已成为完整的全球贸易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同原材料供应国的贸易中出现赤字，在同欧洲的贸易往来中又有大量盈余，但它的金融体制并不完备。例如，美国大部分对外贸易用的是英镑，伦敦则充当了黄金的最后债权人。由于没有控制金融市场的中央银行，由于纽约和伊利诺伊周围各州之间巨额黄金的季节性流入流出仅仅取决于谷物的收成，还由于投机商们不仅扰乱了国内货币体系，而且扰乱了伦敦黄金市场，在1914年前的几年里，美国已变成了一个巨大而无法测定的风箱，它不仅可以随时兴风作浪，而且偶尔还能戏剧性地将世界贸易体系的动荡平息下来。后来波及到伦敦、阿姆斯特丹和汉堡的1907年美国银行业危机（是投机商企图垄断铜的市场引起的），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冲击其他大国经济生活的一例。

美国工业的实力和海外贸易的崛起，必然伴随着更加专横的外交和具有美国风格的强权政治。美国人声称，在世界各民族中，他们具有一种使美国外交政策优于旧世界各国的特殊的道义才能，这些主张不仅掺杂着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论据，而且也掺杂着工业和农业压力集团要求获取海外市场的心理。传统的也时常被夸大的那种关于门罗主义受到威胁的警报，伴随着号召美国跨越太平洋去完成“天定命运”的要求。尽管美国不得不回避那种陷入困境的联盟，但在国内各类集团的敦促下需要开展更积极的外交。在麦金莱——特别是西奥多·罗斯福政府的领导下，美国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活动。1895年与英国就委内瑞拉边界争端发生争吵（用门罗主义的条件来解释是正确的），3年后又发生了由于古巴问题而引起的更加戏剧性的美西战争。华盛顿要求单独控制地峡运河（以代替过去那种与英国对半控制的安排）。美国不顾加拿大抗议，坚持重新划定阿拉斯加边界，随着德国对委内瑞拉采取的行动，1902～1903年将舰队停泊在加勒比海，这一切都表明美国决心在西半球不受任何一个大国的挑战。其必然结果是，美国政府表现出了以外交压力和军事手段干涉尼加拉瓜、海地、墨西哥、多米尼加共和国等拉丁美洲国家的意愿，如果它们的行为不符合美国的行为准则的话。

美国在这个时期扩张政策的新特点是干涉、参与西半球以外所发生的事件。1884～1885年，美国列席在柏林召开的西非会议，这个行动是反常的、令人费解的：美国代表团发表了关于自由贸易和门户开放的夸夸其谈的演说，但后来签订的条约并未被批准。到1892年，《纽约先驱论坛报》还建议废除国务院，因为它在海外可做的事情寥寥无几。1898年的战争改变了这一切，这不仅给了美国在西太平洋（菲律宾）一席之地，还使它成为又一种类型的亚洲殖民主义大国，也使那些赞成专横政策的人时来运转。国务卿海约翰在次年“门户开放”的照会中较早地暗示，美国希望在中国有发言权。同样，1900年美国派遣2500人的军队参加八国联军，以“恢复”中国的秩序。^[9]罗斯福甚至更显示出开展大国政治的兴趣，他在结束日俄战争的会谈中充当了调停者，坚持要美国参加1906年关于摩洛哥问题的会议，与日本及其他大国举行谈判，企图维护在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后来的学者认为，这大部分事实与其说反映出他在认真盘算其在世界上的真正利益，倒不如说反映了他在对外政策方面的不成熟，他的种族中心主义的幼稚性，和他想给国内外群众留下深刻印象的愿望。这些特征将使美国未来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变得错综复杂。即使如此，在帝国主义猖獗和民族主义尊严盛行的时期，很难说只有美国是这样的。但无论如何，除中国事务外，罗斯福的追随者们并未坚持这种积极的外交，他们宁愿不参与西半球以外所发生的国际事件。

随着外交活动的开展，军费也增加了，在两个军种中，海军军费增加最多，因为它是国家防御外来进攻（或对门罗主义的挑战）的前沿，也是支撑美国在拉丁美洲、太平洋地区以及其他地方开展外交、经商最有用的工具。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重建舰队的工作已经开始，而在美西战争时达到了最高潮。由于在那次冲突中，海战轻而易举地取胜似乎证明了马汉海军上将以及主张建立“庞大海军”的院外集团的观点是正确的，还由于战略家们对与英国作战的可能性和从1898年起与德国作战的可能性的担心，建造战舰的速度加快了。对夏威夷、萨摩亚群岛、菲律宾和加勒比海的基地的取得，使用海军舰只在拉丁美洲充当“国际警察”的行动，以及1907年罗斯福派遣其“大白舰队”环行世界的戏剧性举动，似乎都强调了海上力量的重要性。

1890年，美国2200万美元的海军费用只占整个联邦开支的6.9%，而后来在1914年拨给海军1.39亿美元，占联邦支出的19%。这些费用的使用并不都是合理的。国内舰队基地太多（这是地方上政治压力的结果），护卫舰船太少，但还是给世界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虽然美国海军远比英国皇家海军规模小，而且无畏级战列舰也比德国少，但1914年美国海军居世界第三位。然而即使美国控制的巴拿马运河的开凿，也没有解除美国计划者对这样一个战略难题的苦恼：把舰队分散在两大洋，或是让美国一侧的海岸线暴露于敌人。近年来一些官员的记录暴露出美国对别的大国抱有一些类似偏执狂的怀疑。事实上，随着20世纪初与英国的和解，美国是非常安全的，即使担心德国海上实力的崛起，也远没有必要像其他大国那样发愁。

美国小规模的军事力量在很多方面反映了它的安全状况。陆军也是在对西班牙开战时兴起的。它至少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公民认识到它实际上规模是多么小，国民警卫队是何等混乱，早年的古巴战役可以说是一场灾难。1900年后，美国正规军的规模扩大了两倍，在菲律宾和其他地方又担负了驻防任务，但与塞尔维亚或保加利亚那样的欧洲中等国家相比，陆军仍显得微不足道。与英国相比，美国甚至对维持大量常备军有一种放任主义的厌恶情绪，并且避免对盟国负担明确的军事义务，只有近1%的国民生产总值用于防务。尽管它在1898年至1914年这一时期有帝国主义行为，但社会学家赫伯特·斯潘塞主张，宁肯称它为“工业”社会，而不称它为像俄国那样的“军事”社会。由于很多历史学家假设超级大国的兴起就起源于这一时期，值得指出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俄、美两国之间有惊人的差别，前者拥有的前线部队是后者的10倍左右，但是美国的钢产量却是俄国的6倍，消耗的能源是俄国的10倍，工业总出口量是俄国的4倍（以人均值计，生产力是俄国的6倍）。毫无疑问，对所有考虑投入大批现役部队进行速决战的欧洲总参谋部来说，俄国似乎更强，但用其他一切标准来衡量，则是美国强，俄国弱。

美国肯定已经成为大国，但它并非大国体系的成员国。这不仅是由于总统与国会之间的分权使积极的结盟政策实际上不可能实施，而且很清楚，无人赞同放弃非常舒服的孤立现状。美国与其他强国中间有数千英里的海洋相隔，拥有一支微不足道的军队，只满足于对西半球的统治权。至少在罗斯福离职之后，美国对从事世界范围的外交不怎么感兴趣，所以它在1913年仍处在大国体系的边缘。由于1906年以后大部分国家把注意力从亚洲、非洲转移到对巴尔干和北海的开发，所以人们对以下的事实或许并不感到惊奇：与刚进入20世纪前后的时期相比，它们更不愿把美国看成是一个影响国际力量对比的因素。这又是一个1914年以前普遍持有的假设，它被第一次世界大战证明是错误的。

联盟与战争趋势（1890～1914）

在理解大国体系这几十年间正在变化的方式时，第三个即最后一个因素，就是考察自俾斯麦去世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多变的结盟外交。尽管在19世纪90年代有一些规模较小的冲突（中日甲午战争、美西战争和布尔战争），稍后又有规模较大但仍是局部性冲突的日俄战争，从此以后，总的趋势——按费利克斯·吉尔伯特的说法——是联盟集团的“固定化”。同时，就大多数政府而言，它们期待如果下一次大战爆发，它们将是某一同盟的成员。这样就增加了对相对国力估量的重要性，并使这种估量复杂化，因为盟国既会带来好处，也会带来不利。

当然，结盟外交的趋势在那时尚未影响到遥远的美国。对于日本来说，英日两国1902年和1905年结盟的影响，也仅是局部的。但在这些年中，由于彼此间的恐惧和敌视，结盟外交对欧洲所有列强的影响日益加深，即使居住在英国的英国人也不例外。和平时期固定的军事同盟——在以往即使有也很少见——是1879年由俾斯麦开始建立的，当时他通过缔结奥德同盟，谋求“控制”维也纳的外交政策并吓退彼得堡。依照德国的私下盘算，此举还旨在使俄国放弃其“反复无常”的政策，重新参加三皇同盟——俄国人一度参加过。但是俾斯麦遗留下来的长期存在的影响是，奥匈帝国一旦受到俄国的进攻，德国保证予以援助。1882年，柏林和罗马签订了一个类似对付法国进攻的互助条约。1883年，德国和奥匈帝国又提出了一个秘密盟约，内容是帮助罗马尼亚抵抗俄国的进攻。研究这种外交政策的学者们坚持，俾斯麦考虑的目标主要是短期的、防御性的，其目的是：安抚其紧张的维也纳、罗马、布加勒斯特盟友；使法国在外交上处于孤立的地位；为防俄国侵犯巴尔干准备可以“固守”的阵地。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事实是俾斯麦已经做出保证，即使这些秘密条约的确切性不为世人所知，它们也足以使法国和俄国为其各自的孤立状态担忧，使它们猜想柏林强大的幕后操纵者已经建立起一个难以对付的同盟，以便在战时击溃它们。

尽管俾斯麦通往圣彼得堡的“秘密线路”（史称1887年《再保险条约》）防止了德俄关系的正式破裂，但首相在其防止19世纪80年代末法俄稳步走向同盟的这些复杂阴谋中，仍有许多主观武断和冒险的因素。对于法国收回阿尔萨斯-洛林的愿望和俄国向东扩张的图谋，德国是主要的威慑力量。法国和俄国在欧洲大陆没有其他可供选择的同盟伙伴。于是，通过法国向俄国提供贷款和武器，俄国向法国提供军事援助的方式，两国的互利关系形成了。尽管资产阶级的法国和反动的沙皇俄国之间存在的思想意识分歧使结盟一度发展缓慢，但是1890年俾斯麦的下台和威廉二世政府更具威胁的行动，确定了法俄同盟。到1894年，形成了德奥意三国同盟和法俄同盟的对峙局面，双方势均力敌。只要三国同盟存在，法俄间承担的政治和军事义务就将继续下去。

从多方面看，事态的这一新发展似乎稳定了欧洲局势，因为两个同盟集团之间势均力敌，使列强冲突的结果比以前更难预测，因而冲突的可能性比以往更小。摆脱了孤立状态后，法国和俄国转而关心非洲和亚洲的事务。阿尔萨斯和保加利亚危机的和缓也有助于法国和俄国的行动。到1897年，维也纳和圣彼得堡实际上已经同意将巴尔干问题搁置起来。此外，德国也转向世界政治，而意大利则以其独特的方式卷入了阿比西尼亚的纠纷。南非、远东、尼罗河流域和波斯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吸引了世人的注意力。当时是一个新的“海军至上主义”时期，因为人们相信海军和殖民地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于是所有国家都努力建立自己的舰队。因此，在这10年中，尽管大英帝国一般超然于欧洲纠纷之外，但仍感到承受着最沉重的压力是不足为奇的；这种压力一方面来自像法国和俄国这样的传统竞争对手，后来又来自像德国、日本和美国这样的新挑战者。在这样的形势下，欧洲各同盟集团的军事条款的重要性，看来越来越不切合实际了，因为像英法1898年的法绍达冲突、布尔战争和在中国抢夺租借地等事件，不会在欧洲引起一场全面战争。

然而，以较长的眼光来看，帝国主义的竞争必将影响列强的关系，甚至影响它们在欧洲的关系。进入20世纪之际，大英帝国承受着要求妥协的压力，以张伯伦为代表的一些人主张结束“光荣孤立”政策，并与柏林结盟；同时，贝尔福和兰斯多恩等大臣也开始认为需要外交上的妥协。在英美建立友好关系的掩盖下，英国在诸如巴拿马运河、阿拉斯加边界和捕猎海豹等问题上，对美国做出了一系列让步。这样，英国就摆脱了在西半球战略上的不稳固状态，更重要的是它迅速改变了19世纪政治家们视为当然的情况，即英美关系永远是冷淡的、猜疑的，偶尔还是敌对的。在签订1902年《英日同盟协定》时，英国的政治家们也是出于减轻它在中国战略负担的考虑，尽管这在某种情况下要以支持日本为代价。到了1902～1903年，一些有影响的英国人士认为，与法国在殖民地问题上妥协也是有可能的。早在法绍达危机时，它已显示出不愿为尼罗河问题进行战争的这种妥协情绪。

虽然这些努力乍看起来好像首先关心的只是欧洲以外的事务，但它们却对欧洲列强的地位产生了间接的影响。英国在西半球战略困境的解决和在远东得到日本海军的支持，减轻了英国皇家海军在战时部署兵力的压力，加强了它在战时巩固其地位的可能。英法对抗的解决，意味着英国海军的安全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所有这些势必影响到意大利，由于意大利的海岸线极易受到攻击，它不允许自己参加与英法联盟为敌的阵营。总之，在20世纪初期，法国和意大利有充分的理由（经济上和北非事务上）改善它们的关系。然而，如果意大利脱离三国同盟，就必然会影响它和奥匈帝国尚未公开化的争吵。最后，即使遥远的英日同盟也会对欧洲国家体系产生影响，因为当日本就朝鲜和中国东北前途问题向俄国挑战时，英日同盟使任何第三国的介入都成为不可能的。此外，当日俄战争爆发时，由于有英日条约和法俄同盟的特殊条约，英法两国共同努力以避免公开卷入这场冲突。因此，远东战争的爆发促成两国迅速结束对殖民地的争夺，并且签订1904年4月的协定也就不足为奇了。由英国1882年占领埃及而挑起的英法多年对抗结束了。^[10]

但是，如果没有另外两个因素，即使这样也不可能引起1904～1905年著名的“外交革命”。首先是英法两国对德国的疑惧不断加深。当比洛首相与德皇威廉二世宣称“德国世纪”正在到来时，尽管其目标尚未明确，但也足以看出其野心和危险。1902～1903年，德国“公海舰队”的航程和结构显示出它的建造主要是针对英国的，这使得英国海军部筹划对抗措施。其次，德国争取奥匈帝国的行动引起了法国的不安，而对美索不达米亚的野心又令英帝国主义者不满。英法两国以日益焦灼的心情注视着比洛的外交努力——极力促成1904年远东战争的爆发并使英法卷入，从而使德国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对欧洲的均势和国家间的关系产生更大影响的是，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军事上的辉煌胜利和1905年俄国的普遍骚乱。随着俄国出人意料地在以后的若干年降为二流国家，欧洲军事力量对比的天平决定性地向德国一方倾斜，在这种形势下的前景比1870年时更糟。如果说德国有向西进攻的良机，那大概就是1905年夏天了。但是德皇对国内社会动荡的关心和改善与俄国关系的愿望，以及它对英国的疑虑（此时英国正在从中国到其领海的广大海域重新部署海军舰队，并且考虑当德国真的进攻法国时对法国的援助问题），都影响着德国的政策。与进行战争相比，柏林更愿在外交上取得胜利——迫使其最主要的对手、法国外长德尔卡塞辞职，并且坚持召开国际会议以阻止法国对摩洛哥的要求。然而，阿尔赫西拉斯^[11]会议的结果是，与会国大多数支持法国在摩洛哥拥有特殊地位的要求，这明显地反映了自俾斯麦时代以来，尽管德国的工业、海军和陆军实力不断上升，但其外交影响却已经下降得多么厉害。

第一次摩洛哥危机使国际竞争从非洲又回到欧洲大陆，这一趋势很快因三个更重要的事件而加强。首先是1907年英俄签订了关于波斯、中国西藏和阿富汗问题的协议。签订协议是区域性的事件，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它不仅解决了英俄在亚洲的纠纷——在19世纪，所有国家都认为英俄在亚洲的纠纷是理所当然的——从而缓解了英国在印度的防务压力，而且也促成紧张的德国人去讨论自己在欧洲“被包围”的问题。尽管仍有许多英国人，特别是在自由党政府中的人，尚未把自己看作反德同盟的成员，但他们的目标却被第二个事件所削弱，这就是1908～1909年英德两国激烈的海军竞赛，其结果是，德国蒂尔皮茨的海军建设计划进一步得到加强，英国则害怕自己将失去在北海的海军优势，当英国试图在今后3年内限制这种竞赛时，德国却要求，如果欧洲发生战争，英国应保持中立，于是多疑的英国人逐渐退却了。他们和法国人一起紧张地注视着1908～1909年的巴尔干危机。在这次危机中，俄国人对奥匈帝国正式吞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地区之举非常愤怒，这又使德国对俄国提出要求，要它接受既成事实，否则后果自负。在日俄战争中被削弱的俄国人最终还是屈从了。然而，这一外交恫吓，激起了俄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反应，使俄国增加防务费用，并且决定更紧密地依靠自己的盟国。

因此，尽管在1909年以后一国与另一国之间试图缓和，但“固有矛盾”的趋势却在加强。在1911年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时，英国坚决地进行干涉，站在法国一边对抗德国，这次危机使法国和德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激情高涨，当民族主义者们公开谈论即将到来的冲突时，两国都大量扩军；而在英国，这次危机促使英国政府正视陆军同海军关于一旦参加欧战在作战计划上的分歧。一年后，英国外交大臣霍尔丹勋爵访德外交使命的失败，以及德国海军力量的进一步加强，使英国和法国于1911年11月签署了妥协性的海军协议。这时意大利则趁机向土耳其发动了机会主义的进攻。巴尔干同盟的国家纷纷效尤，这个同盟在其成员国为战利品争吵之前，实际上把奥斯曼帝国赶出了欧洲。旧的“东方问题”的再现，是所有事件中最严重的事，这一方面是由于列强不能真正控制对抗中的巴尔干国家狂热追求自身利益，另一方面也由于事态的发展威胁着某些强国的重要权益。例如，塞尔维亚的兴起引发了维也纳的恐慌；德国对土耳其军事影响的不断扩大，使圣彼得堡深为不安。当斐迪南大公于1914年7月遇刺激起奥匈帝国反对塞尔维亚的行动时，俄国采取了对抗措施。通常认为，大公之死只不过是引爆火药桶的导火索，这是很有道理的。

1914年7月的暗杀，是历史上引起全面危机进而爆发世界大战的特殊事件中最突出的例子。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苛求，对塞尔维亚和解性答复的拒绝以及对贝尔格莱德的进攻，导致了俄国援助盟友塞尔维亚的全国总动员。但这又转过来促使德国参谋总部强烈要求实施“施利芬计划”，即向西通过比利时对法国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德国此举又引起了英国人的卷入。

尽管在危机中，列强的行动是按照它们各自理解的民族利益进行的，但它们卷入战争的决定也肯定受到各自作战计划的影响。1909年以来，德国向奥匈帝国做出的外交和军事上的保证，已达到了俾斯麦从未想到过的程度。此外，不论战争的具体起因是什么，德国的作战计划包括通过比利时立即向法国发动大规模进攻。相比之下，维也纳制订军事计划的人，尚在几条战线的抉择中犹豫，但首先打击塞尔维亚的决心逐步加强。在法国贷款的支持下，俄国保证如果战争爆发，它将比以往更加迅速地进行动员向西进攻；同时，法国于1911年制订了著名的17号计划，其中包括快速进入阿尔萨斯-洛林，即使理由不甚充分。意大利与三国同盟的盟国一同作战的可能性大为减小，而德国进攻比利时和法国时，英国在欧洲大陆的军事介入则愈加可能。不用说，在各国的参谋总部中，无疑都认为“速度”是最重要的。这就是说，只要冲突有可能发生，最重要的就是动员并武装自己的战斗力量，抢在对手之前到达和越过边界。在柏林尤其如此。在那里，陆军的任务是对西方实施毁灭性打击，然后回到东方，攻击行动较慢的俄国人，而且这一类想法在其他地方也颇流行。如果一场真正的大危机到来，在战略计划的策划者们接管权力之前，外交家们是没有太多时间进行活动的。

追溯一下，所有这些战争计划的要点是，不仅它们像一排多米诺骨牌，第一张牌倒下，其余的随之倒下，而且下面一点也很重要：由于同盟间的战争，比如与1859年或1870年相比，持久战的可能也就大得多，尽管当时很少有人认识到这一点。关于1914年7～8月开始的战争将在“圣诞节结束”这一有名的错误计划，现在通常用以下理由来解释：速射大炮和机枪使军队不可能打运动战，并且使部队进入堑壕，这样他们很难被赶走；依靠远程火炮和大批步兵进攻也无法解决问题，因为炮轰仅能猛烈冲击战场，但却使敌人注意到进攻在何处发生。同样，有人争辩说，欧洲各国的海军部对即将爆发的战争的认识有误，它们只准备进行海上的舰队决战，但没有正确认识北海和地中海的地理环境，而水雷、鱼雷和潜艇等新式武器，也使舰队实在难以再用传统的作战方式。因此，不论是海上还是陆地，由于技术上的原因，速战是不可能的。

所有这些当然都是正确的，但它需要置于同盟体系的背景中加以考察。总之，如果允许俄国单独进攻奥匈帝国，如果允许德国再次发动像1870年那样的反法战争而其他国家保持中立，那么俄国和德国的胜利似乎是不容置疑的（即使时间稍长一些）。但是，这些同盟意味着，即使一个交战国在一次战役中遭受重创，或者其资源已不足以再维持冲突，但是从盟国得到援助的希望和诺言可激励它继续战斗。设想一下，如果不是得到盟国及时的支持，法国在尼韦勒的灾难性进攻和1917年兵变之后，是难以继续作战的；意大利1917年在卡波雷托失败后是无法避免其崩溃的；奥匈帝国1916年惊人的损失（甚至1914年后在加里西亚和塞尔维亚的失败）之后是很难继续进行战争的。因此，实际上同盟体系本身肯定使战争不会很快有结果，这也意味着在这场持久的决战中，就如同在18世纪大规模同盟战争中一样，胜利将属于海陆军和金融、工业以及技术资源最丰富的一方。

总体战（1914～1918）

在根据两个联盟的大战略及其可以利用的经济和军事资源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考查之前，有必要回顾一下各大国在1914年国际体系内的地位。美国处于局外人的位置——纵然它与英国和法国之间所存在的超乎寻常的商业和金融联系，使威尔逊对于美国将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保持中立”的保证成为不可能。日本为了占领德国在中国和中太平洋的属地，对英日同盟的条款做出了任意的解释；对于协约国来说，这一点及其更远方地区的海上护航任务都不具有决定性意义，但是很明显，一个友好的日本总要比一个敌对的日本好得多。相比之下，意大利在1914年选择了中立。考虑到它的军事和社会经济的脆弱性，实行这一政策应该说是明智的。即使说意大利在1915年决定参加反对同盟国的战争对奥匈帝国是一个打击，也很难说意大利的参战能像协约国的外交家们先前所希望的那样，给英国、法国和俄国带来很大好处。同样，也很难说土耳其在1914年11月决定参战，加入柏林一方到底对谁最有利。确实，土耳其封锁了海峡，从而也封锁了俄国的谷物出口和武器进口；到1915年，俄国的小麦就根本难以出口，而西方也不再有“多余的”军火可以向俄国出售。另一方面，土耳其的这一决定使近东向法国和（特别是）英国的帝国扩张敞开了大门——尽管这一决定也使在印度的帝国主义者和白厅不能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西方战线。

因此，真正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国家是欧洲的“五大国”。到这个时候，要把奥匈帝国和德国完全区别开来对待是不可能的，因为尽管在许多问题上维也纳的目标与柏林的目标常常存在着分歧，但是维也纳只有在其强大盟国的命令之下才能够决定战争或和平问题，因此或许可以说奥匈帝国是作为一个半独立的大国存在的。奥德联盟是令人生畏的。虽然它们的前线部队要比法国和俄国的少许多，但是这些军队依靠有效的国内交通线作战，能够得到大量新兵补充。正如我们在表22中可以看到的，它们在工业和技术力量方面比起“双重联盟”来，也具有相当大的优势。

表22 1914年两大联盟工业和技术对比表

（摘自本书表15～表18）

毫无疑问，法国和俄国的地位却恰恰相反。由于彼此被大半个欧洲隔开了，法国和俄国要协调它们的军事战略是困难的。尽管战争初期在军队实力方面它们看起来占了很大优势，但是这一优势由于德国人在前线作战中巧妙地使用训练有素的预备役部队而受到削弱；在1914年秋季法俄发动不计后果的攻势之后，它们的这一优势受到了进一步的削弱。胜利不再取决于速度，而是越来越可能取决于强大的实力；工业指数也并不令人鼓舞。如果由法俄两国单独与同盟国进行这场持久的“总体战”，真是很难想象它们怎么会赢得胜利。

然而，毫无疑问，事实是德国决定取道比利时对法国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打击，这就使英国干涉主义者在这场竞争中取得了优势。不论是出于传统的“均势”理由，还是为了保护“可怜的小比利时”，英国决定对德宣战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尽管英国这支小规模的实行长期兵役制的陆军只能对整个军事格局产生不大的影响——至少这支部队在欧洲大陆战线上使自己转变为一支人数众多的由征来的士兵组成的军队之前是如此。但是，由于这场战争将会持续超过几个月，英国的实力还是值得重视的。它的海军可以使德国的海军舰队瘫痪，并对同盟国实施封锁。这虽然不能迫使后者屈服，但却可阻止它们从大陆欧洲以外的地区取得资源供应。反过来说，英国海军可以保证协约国自由地取得资源供应（后来因德国发动潜艇战而中断）。而且这一优势还由于下述事实得到加强：英国是一个极为富裕的贸易国，它与全世界有着广泛的联系，它在海外拥有庞大的投资，部分海外投资至少可以用来支付用美元购买实物的开支。在外交上，这些海外联系意味着英国参战的决定还影响着日本在远东的行动，意大利宣布保持中立地位以及后来转而加入协约国一方作战的行为，以及一般说来美国乐善好施的姿态；自然还意味着各自治领和印度向英国提供更为直接的海外支援，它们的军队迅速进占了德国的殖民地，后来又用于同土耳其作战。

此外，英国仍然庞大的工业和财政金融资源还可以在欧洲发挥作用，既可用来筹措贷款，也可用来向法国、比利时、俄国和意大利运送军火，还可用来供应和支付黑格在西线使用的大军的开支。表22所列的经济指数，可以说明用实力标准来衡量英国参战的重要性。

诚然，这一切使协约国在物质力量上占有重大的优势，但不是绝对优势，并且1915年意大利的参战也没有使天平进一步向有利于协约国的方向倾斜。可是，如果说在一场旷日持久的大国战争中，胜利通常属于拥有最大的生产基地的联盟的话，那么人们就会提出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例如：为什么协约国甚至在战争进行了二三年以后仍然未能占上风（在1917年它们还面临过某种失败的危险）？为什么它们那时发现，促使美国参战是至关重要的？

部分答案必定会是这样的：协约国占有优势的那些领域，不可能提供迅速或决定性战胜同盟国的条件。从经济方面来说，在1914年，德国的殖民地是无足轻重的，因此它的丧失（瑙鲁的磷酸盐除外）对德国影响很小。德国海外贸易的丧失无疑带来更大的损害，但是却不像英国的“海上力量影响”的信徒们所想象的那样严重，因为德国根据战时生产的需要重新安排了它的出口贸易，在其运输体系得以维持的情况下，同盟国集团的粮食供应事实上可以实现自给自足，军事征服（如卢森堡的矿石、罗马尼亚的小麦和石油的取得）抵消了许多原料的短缺，而其他物质的供应还可以通过中立的邻国取得。海上封锁具有某种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只有当海上封锁与所有战线上的军事压力结合起来时才可以实现，但即使在这时，它的效果也是极为缓慢地表现出来的。最后，英国武器库中的其他传统武器，像1808～1814年伊比利亚半岛战争中在各条战线上所采取的那类边缘作战行动，在这次战争中都不能用来攻击德国的海岸线，因为德国以海上和陆上为基地的防御设施太坚固。当采取这类行动对付较弱国家的军队时（如在加里波利战役或是萨洛尼卡战役中），协约国方面的作战失败和防御一方的新式武器（布雷区、速射海岸炮兵连），使它们原先希望获得的效果大打折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一样，所有寻找和打击敌方联盟“柔软的下腹部”的企图，都只能使协约国军队在远离法国的地方作战。

关于协约国绝对的海上优势，人们也可以得出相同的看法。北海和地中海的地理位置意味着协约国的主要交通线是安全的，而不必去搜寻它们的敌人停泊于港口中的舰只，或者对敌国的海岸进行冒险的近距离封锁。相反，德国和奥匈帝国如果想要取得“制海权”的话，其海军舰队不得不主动出击，向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海军挑战，因为舰队停留在港口内是毫无用处的。然而，同盟国的海军部不希望把它的舰队派出去对付占有巨大优势的敌国海军，执行实质上是自杀性的使命。因此，确实发生过的几次水面海战都属于偶然的遭遇战（如多格滩海战和日德兰海战），而且，这些海战除了进一步加强协约国对海上通路的控制以外，从战略上讲是没有什么重要意义的。发生进一步的海上交战的可能性由于战舰受到水雷、潜艇和齐柏林式侦察飞艇的威胁而减少，这些威胁使得双方的指挥官们越来越不想让他们的舰队出海作战，除非（这也是极不可能发生的情况）获知敌方的军舰正在接近己方的海岸线。由于海上水面交战出现这样一种软弱无力的状况，同盟国逐渐转向利用德国潜艇攻击协约国的商船，从而构成了严重得多的威胁。然而，从本质上看，打击敌方贸易的潜艇战是一种缓慢的颇费周折的事情，它的真正成功，只有通过把商船损失吨位同协约国造船厂新船下水吨位对比，以及把商船损失吨位同潜艇损失吨位进行对比之后，才能看出来。潜艇战不是一种可以保证迅速取胜的战争方式。

协约国在军队数量和工业方面的优势没有发挥其应有作用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军事斗争本身的性质。当各方所拥有的数百万军队散乱地部署在数百英里宽的战线上时，要取得像耶拿战役或萨多瓦战役那样决定性的胜利是很困难的（在西欧，可以说是不可能的）；甚至一次提前几个月有条理地计划和准备的“巨大攻势”，通常也是分成几百次小规模的战场行动，而且通常是在通信联络几乎全部中断的情形下实施的。尽管某些地段的战线可能互有进退，但由于取得一次真正突破的手段不足，使得每一方都能够及时动员和调来预备队，运来大批炮弹、有刺铁丝网和火炮等，以便进行下一次对峙战。直至战争后期，也没有哪一支军队能够找到一种方法，使己方部队突破敌方据守的纵深通常仅为4英里的防线，并且做到既不使部队暴露在敌方毁灭性的反击炮火之下，又不会为由于先前的轰击而变得难以通行的地带所阻。即使当偶尔的一次突袭攻占了敌人的前几道战壕时，部队也没有特殊的装备来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扩大战果。铁路线仅在后方几英里的地方，骑兵过于易受攻击（而且还受饲料供应的限制），负载过重的步兵不能作远距离运动，而至关重要的炮兵部队却为它的由马拉补给车辆组成的长长的辎重队所限制。

除了取得一次迅速的战场胜利所存在的上述基本困难外，还有这样一个事实：德国方面拥有两个特定的有利条件。第一个有利条件是，德国军队1914年8月和9月间在法国和比利时的快速推进，使它夺取了高地的山脊线，因而能从那里俯瞰整个西方战线。从那时起，除了像凡尔登战役这样极少数例外场合，德国军队在西线一直处于守势，迫使英法联军不得不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发动进攻，其进攻部队尽管在人数上占优势，但仍不足以克服这一基本的不利条件。第二个有利条件是德国优越的地理位置，其东西方之间有着良好的国内交通设施，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协约国对它的“包围”，也使得法金汉^[12]和鲁登道夫^[13]等将军们能够把军队从一条战线调到另一条战线，而且有一次竟在一周之内指挥整整一个集团军横跨中欧机动作战。

因此，在1914年，甚至当陆军主力正在西线发动进攻时，普鲁士总参谋部就神经质地抽调两个军增援其暴露的东线。这一行动并没有对西方战线的攻势产生重大影响（从后勤支援方面说，这一攻势是绝对不恰当的），但确实有助于德军反击俄军过早发动的入侵东普鲁士的攻势（俄军是在马祖里湖附近开始其进攻的）。1914年11月，在伊普雷进行的残酷战斗使法金汉相信，在西方取得迅速的胜利已毫无希望，于是他又将8个德国师调往东战场。由于奥匈帝国的军队在塞尔维亚战局中遭到了屈辱性的打击，又由于法军于1914年实施不切实际的第17号作战计划时，损失了60万人之后受阻于洛林，看起来只有在俄属波兰和加利西亚的开阔地带进行一次突破才可能收到效果，尽管对于俄军是否会重演它在伦贝格作战中对奥匈帝国军队的胜利，或者德军是否会重演它在坦能堡和马祖里湖作战中的胜利，还一点也没有把握。当1915年全年英法联军在西方战线发动了连续不断的强大攻势（法军又损失了150万人，英军损失了30万人）时，德国人则准备沿东线发动一系列野心勃勃的突击，实施这些突击的部分原因是为了营救在喀尔巴阡山地区被围困的奥匈帝国军队，但主要还是为了歼灭战场上的俄国军队。事实上，俄国军队仍然十分庞大（而且还在不断增加兵力），要歼灭它是不可能的。但是，到了1915年底，俄军遭到了在战术上和后勤供应上都占优势的德军的一系列毁灭性打击，并被赶出了立陶宛、波兰和加利西亚。在南方，德军的援军和奥地利军队以及机会主义的保加利亚军协同作战，最后终于征服了塞尔维亚。在1915年，西方协约国的所有努力，无论是指挥无方的加利波利战役和毫无结果的萨洛尼卡登陆战役，还是劝意大利参战，都没能对俄国人真正有所帮助，或者是在表面上对同盟国牢固的集团构成严重挑战。

1916年，法金汉为了彻底制服法国而移师西线，向凡尔登发动了连续的攻击。德国在战略上的这一不明智的改变，只是进一步证明了它先前政策的正确性。当大量的德国师在凡尔登战役中正在覆灭时，俄国人却能够在东线于1916年6月在勃鲁西洛夫将军的指挥下发动最后的大规模攻势，把已瓦解的奥匈帝国军队一路赶回到喀尔巴阡山地区，从而使它面临崩溃的危险。差不多与此同时，在黑格的指挥下，英国军队在索姆河一线发动了大规模攻势，一连几个月对德军有效防守的山脊线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协约国军队的这两次同时进行的作战行动，导致了凡尔登战役中的拉锯战（法金汉在1916年8月底被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所取代），德国的战略地位从而改善了。德军在索姆河战役中的损失是很大的，但比黑格的损失还是轻些；西线转入防御态势又一次使德国人能够移师东线，促使奥匈帝国军队坚挺起来，然后占领罗马尼亚，并援助了南方的保加利亚军。

德军方面除了拥有处于内线、有着有效的铁路网和良好的防御阵地这些有利条件之外，还在与之有关的时间选择方面处于有利地位。协约国拥有较多的资源，但在1914年未能迅速动员起来以争取胜利。俄军后方机构总是能征募一批又一批的新兵来补充连续不断的战场损失，但是既没有武器也没有参谋机构来进一步加强这支军队使其发挥最大限度的作用。在西线，黑格的军队直到1916年总人数才达到100余万人，而在那时英国人还是想把他们的军队转到欧洲以外的战场上，而这样做自然会减轻对德军的潜在压力。这意味着在战争的头两年里，俄国和法国担负着扼制德国军事机器的主要任务。每一方都进行了极为壮观的交战，但是到1917年初，双方兵力的衰竭就已清楚地显现出来了。凡尔登战役使法国的军队实力接近于它的极限，1917年尼韦勒发动的孤注一掷的进攻就说明了这一点。虽然勃鲁西洛夫的进攻实际上已经摧毁了奥匈帝国军队，使其不再成为一支战斗部队，但却没有对德军本身造成任何损害，反而使俄国铁路运输线、粮食贮备和国家财政更加极度紧张，并使现有的训练有素的俄军兵力遭受了大量损失。虽然黑格新增加的部队弥补了法军的日益衰弱，但是并不预示着协约国会在西线取得胜利，而且如果这些部队也被滥用于正面进攻中，德军可能仍能在弗兰德斯固守自己的阵地，与此同时，在东线进一步采取大规模攻势行动。最后，不能指望从阿尔卑斯山脉南面得到什么帮助，在那里，意大利人正在绝望地乞求支援。

这种双方都在不断付出大规模军事牺牲的情况，在财政与工业领域里也不可避免地同时存在，而且（至少在1917年以前）产生了同样的相持不下的结果。在最近的研究中，人们就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刺激国家经济发展的方式进行了深入探讨，那时的经济发展方式第一次把现代工业扩大到了许多领域，并导致军工生产的大幅度增加。然而，只要认真反思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这一点毫不令人惊奇。自由主义者和其他人曾对1914年以前军备竞赛的开支发出过一片惋惜声，可是用于军备的开支只占国家收入很小一部分（平均为4%多一点）。当“总体战”的到来使这一数字增加到25%或33%时，也就是说，当战时政府决定性地控制了国家的工业、劳动力和财政时，军工产品的增长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由于1914年末和1915年初各方军队的将军们都在苦苦地抱怨经常发生的“炮弹短缺”，害怕这种短缺被发现而产生不良后果的政治家们，也必然要与实业界和劳工联合起来，去生产所需要的军用物资。由于现代官僚国家具有发行公债和提高税收的权力，曾使18世纪国家在维持一场长期战争中遇到的那些使其步履艰难的财政障碍已不复存在。因此，所有国家在早期就为适应这些新情况而作了调整之后，其军工生产都迅速猛增。

所以，研究一下各参战国的战时经济在哪些方面存在着弱点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要是得不到来自情况良好的盟国的支援，这些弱点最有可能导致它们崩溃。在这方面，我们不打算对大国中最软弱的两个国家——奥匈帝国和意大利——进行详细的分析，因为很清楚，前者尽管很出色地守住了它漫长的战线（特别是意大利战线），但如果没有德国不断的军事增援（这一增援使奥匈帝国更进一步成为柏林的卫星国），它早就在与俄国的战争中崩溃了。至于意大利（在卡波雷托惨败之前，它是不需要那种程度的直接军事援助的），则日益严重地依赖其更为富裕和强大的盟国向它提供必不可少的粮食、煤、原料、海运工具，及29.6亿美元的贷款以购买军火和其他军用品。同奥匈帝国的最后失败和解体一样，意大利1918年的最后“胜利”主要取决于其他地区采取的行动和决策。

人们争论说，到了1917年，意大利、奥匈帝国和俄国彼此都在竞相走向崩溃。事实上，俄国应该首先走向崩溃，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要归于罗马和维也纳都不存在的两个问题：其一，它的几百英里长的国境线暴露在战斗力强大得多的德国军队的猛烈打击之下；其二，甚至在1914年8月，当然也包括土耳其参战以后，俄国在战略上一直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它从未能从其盟国那里得到必要的军事或经济援助，以维持其庞大的战争机器的运转。与其他参战国一样，当俄国很快意识到它的弹药贮备消耗速度要比战前估计的快10倍时，俄国便大规模增加其国内军工生产，结果证明，这样做要比等待已被大大推迟的海外军事订货可靠得多，即使这样做意味着它的资源要转移到自私自利的莫斯科工业家手中也在所不惜。在战争开始的头两年半时间里，俄国的武器生产，甚至是全部工业和农业生产，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增长，然而这一增长却受到了不良的交通系统的严重限制；它的运输系统在任何情况下都难以应付调动军队、为骑兵运送饲料以及其他方面的需要。因此，它的炮弹常常大量堆积在距离前线几英里以外的地方，粮食也无法及时运送到缺粮地区，特别是城市地区；协约国送来的补给物资在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港口一放就是几个月。俄国的这种缺少活力和工作效率不高的官僚机构，是无法克服这些组织上的缺陷的，而来自上层那些好争吵、处于瘫痪状态的政治领导的帮助则微乎其微。相反，由于采取不计后果的和失去平衡的财政政策，沙皇政权实际上是在自掘坟墓。沙皇政府的财政政策实质上禁止了贸易活动（贸易可为其提供l/3的收入），铁路运输收入损失严重（和平时期另一重要收入来源）；而且，与劳埃德·乔治^[14]相反，沙皇拒绝提高较富裕阶层的收入所得税，国家求助于发行更多的公债和印制更多的纸币，来支付战争费用。俄国的价格指数螺旋式地上升，如1914年6月为100，而到1916年12月初就增至398，1917年6月又进一步增至702；到1917年6月，粮食供应的不足和极度的通货膨胀可怕地相结合，激发了一次又一次的罢工浪潮。

和工业生产一样，在战争开始后头两三年的时间里，俄国的军事成就也是值得赞扬的，尽管这时俄国的形象一点也不像战前想象的“俄国蒸汽压路机”碾过整个欧洲的那种笨拙形象。俄国军队以它固有的执着而顽强的方式进行着战斗，忍受着西方人所想象不到的艰苦和纪律约束。俄国同奥匈帝国军队作战的战绩——从1914年9月在伦贝格的胜利，到出色的勃鲁西洛夫攻势作战——只是一系列胜利中的几次，在同土耳其人进行的高加索战局中也取得了类似的战绩。然而，俄国同装备精良、机动性强的德军作战时，其战绩则完全相反。但是，对其同德军作战的表现也要全面地看待，因为一次战役（如1914年的坦能堡和马祖里湖战役或1915年的喀尔巴阡战役）的损失，可以通过每一年度征集的新兵得到弥补，这样就为下一季节的战役行动做好了准备。当然，在一段时间内，军队的素质和士气肯定会受到下述惨重损失的影响：俄军在坦能堡和马祖里湖战役中损失了25万人，在1915年初期的喀尔巴阡战役中损失了100万人，在抗击马肯森对波兰中央突出部发动的进攻中损失了40万人，从勃鲁西洛夫发动攻势起到罗马尼亚崩溃为止的1916年交战中又损失了100万人；这样，到1916年年底为止，俄国军队共死伤360万人，另外还有210万人被同盟国军队俘虏。也正是从那时开始，俄国决定征召第二类新兵（即家庭中唯一养家糊口的男性）入伍，这不仅引起了乡村中农民的巨大不安，而且还使成千上万怀有严重不满情绪的新兵进入了军队。几乎同样重要的还有：训练有素的士官人数日益减少，前线武器、弹药和粮食供给不足，以及面对德国战争机器日益增强的自卑感——德国战争机器似乎事先知道俄国人的所有意图^[15]，它拥有占压倒优势的炮火，比任何人的行动都要迅速。到1917年初，战场上连续不断的失败、城市中的骚动以及分配土地的谣言等事件的综合影响，便引起了军队的普遍瓦解。克伦斯基于1917年7月发动的攻势是最后的一次打击。和先前的攻势作战一样，这次攻势在初期对奥地利军队实施了成功的打击，后来却被马肯森的反击打得七零八落。对于这支军队，俄军最高统帅部作了这样的概括：它“简直就是由共同的渴望和平和共同的失望联合起来的愤怒的人们组成的一群庞大的、疲惫不堪的、衣衫褴褛和营养不良的乌合之众”。现在，俄国所期待的只能是失败和一次比1905年革命更为严重的国内革命。

我们不再赘述1917年年中的法国也多么近似于这种命运，在尼韦勒发动毫无意义的攻势之后，成千上万的士兵哗变。事实上，尽管法国所处的条件与俄国的条件有着表面上的相似之处，但法国却拥有使它在战争中得以维持下去的关键性的有利条件。第一个有利条件是，程度高得多的国家团结一致性和把德国侵略者赶回莱茵河的义务感，当然，如果这场战争是法国主动挑起的，它的这些情感可能会消失。第二个也可能是至关重要的条件是，法国能够从一场联盟战争中获益，而俄国却不能。自1871年以来，法国人就已经懂得他们不能单独地同德国对抗，1914～1918年的战争只是进一步证实了这一判断。这并不是从军事上或经济上贬低法国对这场战争的贡献，而仅仅是为了把法国放在具体背景下来作分析。考虑到法国64%的生铁生产能力、24%的钢生产能力和40%的煤炭生产能力迅速地落入德国手中，可以说法国1914年以后的工业复兴还是很显著的（顺便说一下，这也说明如果具有政治义务感的话，法国在19世纪能够干出多么辉煌的业绩来）。大大小小的工厂在法国各地建立起来，雇用了妇女、儿童和退伍军人，甚至还包括那些被从战壕调回来的应征入伍的熟练工人从事生产。技术专家治国论的设计者、实业家和工会联合起来，举国一致地努力生产尽可能多的炮弹、重型火炮、飞机、卡车和坦克。法国最终取得的军工生产量的剧增竟使一位学者断言道：“不是英国，更不是美国，而是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了民主国家的兵工厂。”

然而，如果法国没有来自英国和美国的援助，它也不可能把大量的投资集中于武器生产——机枪产量增加到170倍，步枪产量增加到290倍。这些援助包括：不断地向法国输送新军火工业必需的煤、焦炭、生铁、钢和机床；英美向法国提供了总数超过36亿美元的贷款，从而使法国能够支付购买海外原料的费用；英国的运输能力分配给法国使用的那部分日益增加，没有这一援助，法国的大多数商品便无法流通；法国还可以得到盟国的粮食供应。最后提到的这项援助对于法国来说似乎是难以令人理解的，因为平时法国的农业生产一直是自给有余。然而事实是，和欧洲其他参战国（英国除外）一样，法国由于把过多的人力从土地上抽走，把马匹转交给骑兵使用或者用来执行军队运输任务，以及因投资制造炸药和生产大炮而减少肥料和农业机械生产，致使整个农业生产受到了损害。1917年是一个歉收年，粮食短缺，价格不断地螺旋式上涨，法军本身的粮食贮备减少到只够两天的供应——从而引起了一种潜在的革命危机（特别是在刚刚发生过士兵哗变之后），这种形势通过紧急调拨英国商船把美国的粮食运来才防止了。

同样，在整个西方战线，法国需要日益依赖英国和后来的美国军事援助。在战争的头两三年里，法国在战场上首当其冲，付出了令人震惊的伤亡，甚至在尼韦勒发动1917年攻势之前，伤亡人数就已超过了300万。而且由于法国没有德国、俄国和大英帝国所拥有的未经训练的庞大人力后备，法国要想补充这些损失也困难得多。然而，到1916～1917年，西方战线上黑格的军队便已增加到相当于法军总兵力的2/3，并据守着80多英里长的战线。英国最高统帅部热衷于不顾一切地发动攻势。毫无疑问，索姆河战役确实有助于减轻德军对凡尔登的压力——这正像1917年帕森达勒战役中发生的情况一样，那次战役吸引了德军对法军防守战线的注意力，而当时贝当在士兵哗变事件发生后正在竭力试图重振他的军队的士气，等待新的卡车、飞机和重型火炮来完成靠密集的步兵显然不能完成的任务。最后，在1918年3月到9月沿西线进行的大规模拉锯战中，法军不仅可以依靠英国及其帝国的师，还能够依靠日益增多的美国师进行作战。而且，当福煦^[16]在1918年9月组织最后的反攻时，可供他使用的兵力有102个法国师、60个英帝国师、42个美国师（其规模要比其他国家的师大一倍）和12个比利时师，而与之相对抗的德军仅有197个不满员的师。只有这些国家的军队联合行动，才能够最后把令人生畏的德军赶出法国领土，使这个国家再次获得自由。

当1914年8月英国参战时，英国没有意识到，为了取得最后胜利它也要依赖另一个大国。这可以从它的战前计划和准备方面推断出来。英国的战略家们设想：在皇家海军从海上扫荡德国的商船队（可能还有公海舰队）、自治领和英印军队夺取德国的殖民地的同时，有必要派出一支小规模的、必不可少的远征军跨过海峡去“堵塞”法比军队之间的缺口，顶住德国的攻势，直到俄国的“蒸汽压路机”和法国按照第17号作战计划指挥的大军长驱直入德国本土。和所有其他国家一样，英国也没有做好进行长期战争的准备，尽管它曾采取过一些措施来防止其脆弱的国际信贷和商业网突然陷入危机。但是，与其他国家不同，英国也没有为在欧洲大陆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做好准备。因此，人们对下面的情况就不感到奇怪了：英国进行一两年紧张的准备工作之后，才使100万军队开进法国；政府为大量生产步枪、火炮、机枪、飞机、卡车和弹药而使开支剧增，暴露出生产方面存在着许多缺点，这些问题只能由劳埃德·乔治的军需部慢慢地解决。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军工生产难以置信的大规模增长，参看表23。

表23 英国军火产量一览表（1914～1918年）

但是，当人们想到英国的防务开支从1913年的9100万英镑，增加到1918年的19.56亿英镑时，就丝毫不会对其军火产量的猛增感到惊讶了。到1918年，英国的防务开支占政府总开支的80%，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2%。

因此，指出英国整个战略地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暴露出来的弱点，似乎要比详细阐述英国和它的帝国师团、飞机中队和重炮连数量上的大规模增加重要得多。第一个弱点是，尽管英国的地理位置及其大舰队在数量上的优势意味着协约国保持着水面作战的制海权，但是皇家海军远没有做好准备以对付德国于1917年初开始实施的无限制潜艇战。第二个弱点是，虽然英国拥有的一系列相对廉价的战略武器（封锁、军事占领对方的殖民地以及两栖登陆作战等）对于同德国这样一个拥有同盟国的丰富资源的敌人作战似乎不起作用，但采取与德国军队进行直接军事对抗的战略似乎也无法收到效果，并且在人力上要付出更可怕的损失。到1916年11月索姆河战役接近尾声时，英军在那场战役中的伤亡人数已增加到40余万人。尽管这一损失使英国最精良的志愿兵人员丧失殆尽，并使政治家们感到震惊，但却没有使黑格丧失最后胜利的信心。到1917年年中，他又准备从伊普雷向东北方的帕森代尔发动一次攻势，这次攻势成了一场泥沼中的噩梦，英军又伤亡30万人，也使英军在整个法国的许多部队的士气受到了严重挫伤。因此，完全可以预料得到，不管黑格将军和罗伯逊将军怎样抗议，劳埃德·乔治和他满是帝国主义思想的战时内阁却想把更多的英国师调往近东，那里实际的领土利益在召唤，而且可能遭受的损失也要比强攻德军顽强固守的战壕少得多。

然而，甚至在帕森达勒战役之前，英国就担负起了对德战争的领导角色（尽管它还进行着帝国殖民地战役）。法国和俄国可能在战场上仍拥有更多的军队，但是它们已经被尼韦勒代价巨大的攻势和德军对勃鲁西洛夫攻势发动的反击，搞得精疲力竭。英国的这一领导角色在经济领域里表现得更为明显，在世界信贷市场上，英国发挥着银行家和债权人的职能，不仅是为自己发挥着这一职能，同时还为俄国、意大利甚至法国的借款作担保，因为这几个协约国成员，都无力用它们自己的黄金储备或国外投资债券来支付从海外进口的数额巨大的军火和原料所需要的款项。确实，到1917年4月1日，协约国的战争信贷已经增加到了43亿美元，其中88%都是由英国政府负担的，虽然这看起来像是英国在18世纪充当“联盟的银行家”角色的又一次重演，但这两者之间仍存在着一种关键性的差异，即现在英国和美国之间存在着巨额贸易赤字，因为美国向协约国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军火和粮食（由于海上封锁，没有向同盟国提供），但却很少要求它们用商品来补偿。不论是黄金的转让还是英国持有的巨额美元债券的出售，都不足以弥补这一差额，只有从纽约和芝加哥货币市场上借款，用美元现钞支付美国军火供应商，买卖才能做成。反过来，这又意味着协约国更加依赖美国的财政援助来支持本国的战争努力。1916年10月，英国财政大臣发出警告说：“到下一年6月，或者更早些时候，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就会处于只要他愿意就可以对我们发号施令的地位。”对于“独立的”大国来说，这样一种地位简直是令人吃惊的。

德国的情况又怎么样呢？它在战争中的表现是令人吃惊的。正如诺塞奇教授所指出的：“在缺乏来自己方盟国大力援助的情况下，（德国）牵制了整个世界的其余地区，击败了俄国，攻入了法国，这个横行两个多世纪的欧洲军事巨人使尽了浑身解数，在1917年只差一点儿就几乎迫使饥饿中的英国投降了。”它之所以达到这一步，部分是由于上面已提到过的那些有利条件：良好的国内交通线，西线容易固守的阵地，以及东线有利于以机动战打击低能的敌人的开阔地带。此外，还要归功于德国军队优良的战斗素质以及德军所拥有的一大批有智慧而又勇于求新的参谋军官，他们能比其他任何国家军队的参谋军官更快地适应新的作战条件，而且到1916年，他们已对防御战和进攻战的性质作了认真的研究。

最后，德国还可以凭借众多的人口和庞大的工业基础来实施“总体战”。确实，德国实际动员起来的人员比俄国的还要多，1325万人对1300万人；在战场上拥有的师团数量始终比俄国多。考虑到各有关国家的整个人口情况，这可以说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在最高统帅部和像瓦尔特·拉特瑙这样聪明的官僚实业家的严密监督下，德国本国的军火生产迅速猛增。拉特瑙等人建立了卡特尔组织，负责分配极其重要的物资供应和防止出现生产梗塞现象。熟练的化学家们发明了因英国海军封锁而断绝供应的那些原料（如智利的硝酸盐）的代用品。德国还开采了卢森堡和法国北部占领区的矿石和煤炭，并把比利时工人征集到德国工厂中工作，罗马尼亚在1916年遭到德军的入侵以后，其小麦和石油遭到了有计划的掠夺。同拿破仑和希特勒一样，当时的德国军事领导人采取了以战养战的方针。到1917年上半年，随着俄国的崩溃、法国的衰弱和英国处于德国潜艇的“反封锁”打击之下，德国似乎已到达了胜利的边缘。尽管“战斗到底”的华丽辞藻到处喧嚣，伦敦和巴黎的政治家们却一直在焦急地考虑此后12个月里实现某种妥协的和平的可能性，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形势发生了根本转变为止。

然而，在条顿人的军事与工业力量的这种外表后面，却潜伏着相当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在1916年夏季之前，即德军在西线保持防御态势、在东线实施毁灭性打击的时候，还不太明显。但是，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改变了这一切，无论是从所使用的火力来看，还是从所遭受的损失来看，都是如此。德国在西线的伤亡，1915年为85万人左右，到1916年便猛增到近120万人。特别是索姆河攻势给德国人留下了颇为深刻的印象，因为这次战役表明，英国人最后把国家资源毫无保留地投入了战场，以争取胜利。反过来说，索姆河战役还导致了1916年8月所谓兴登堡^[17]计划的出笼，这项计划宣布要大幅度地增加军火生产，并对德国的经济和社会进行更严密的控制，以满足总体战的需要。一方面是独裁政权对全体国民行使着种种权力，另一方面是政府大量举债和滥发纸币而不是提高收入所得税和股息税。这两种情况反过来又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严重地打击了民众士气，而民众士气却是大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一点，劳埃德·乔治或克里孟梭^[18]这样的政治家要比鲁登道夫明白得多。

即使作为一项经济措施，兴登堡计划本身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完全异想天开的生产总量——使炸药产量增加1倍，使机枪产量增加2倍——的宣布，使德国的工业在挣扎着去满足这些要求时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梗塞现象。要满足这些要求不仅需要增加许多工人，而且还需要拿出大量投资去扩充基本设施，从新的冶炼高炉到横跨莱茵河的桥梁都需要投资，这些方面的建设进一步耗尽了德国的劳动力和资源。因此，经过不长时间以后，情况就变得很明朗：只有把熟练工人从军队里抽回来，这一计划才能完成。因此，德国在1916年9月复员了120万人，在1917年7月又复员了190万人。考虑到德军在西线的严重损失以及在东线持续不断的大量伤亡，德国这种从军队里大量复员工人的做法表明，甚至在德国，大量强壮的男性人口也正在达到其使用极限。从这方面来看，尽管帕森达勒战役对于英国军队来说是一次大灾难，但鲁登道夫也把这次战役看成是一次灾难，因为他看到自己的军队又损失了40万战斗力。到1917年12月，德军人员总数一直没有达到它6个月前所拥有的538万人的最高额。

兴登堡计划的最后一个缺陷，就是长期忽视农业。在德国，这一点甚至比在法国或俄国还要严重，人员、马匹和燃料被从土地上拿走去满足军队或军火工业的需要。这是一种极其愚蠢的片面的做法，因为德国不能（像法国那样）通过从海外取得粮食供应来弥补这一不足。当德国农业生产猛烈下降的时候，食品价格便螺旋式上涨，人们到处都在抱怨食品供应短缺。一位学者做出严厉判断说：“由于片面地集中力量发展军火生产，德国经济的管理者们就这样在1918年底把国家带到了饥饿的边缘。”

但是，1917年初离那个时刻的到来还有一段距离，当时正在承受战争正面冲击的是协约国；确实，俄国正在混乱中走向崩溃，而法国和意大利似乎离那种噩运也都不太远了。各个集团都被战争拖得精疲力竭，但德国在总体上却仍拥有军事优势——人们必须在这种大战略背景下，来看待最高统帅部在1917年的头几个月对美国采取的愚蠢政策。美国的政策倾向于协约国一方，这一点甚至在那以前就不是什么大的秘密。尽管在海军封锁问题上偶尔存在着争执，但是一般说来在意识形态上美国还是同情协约国民主国家的。美国的出口商日益依赖西欧市场，这就使得华盛顿不能完全对德国保持中立。但是，德国宣布对商船运输实施无限制潜艇战和德国秘密地建议与墨西哥结盟事件的披露，最后把威尔逊^[19]和美国国会卷入了战争。

美国参战的重要性绝不完全表现在军事方面，至少在1917年4月以后的12到15个月里是这样，因为美国军队为现代战争进行的准备，甚至还不如1914年的各欧洲国家军队。但是，它的生产能力——为协约国战争订货所刺激起来的生产能力，却是无可匹敌的。它的总体工业潜力和它在世界制造业产量中所占的份额，是德国当时过度紧张的经济的2.5倍。它可以使成百艘的商船下水，这在德国潜艇平均每日击沉50万吨英国和其他协约国商船的那一年里，是一种至关重要的需要。它能够在3个月这样惊人的短时间里建造出多艘驱逐舰来。世界粮食出口量的一半是由美国生产的，现在它可以把这些粮食运往法国和意大利，也可以送往其传统的英国市场。

因此，从经济力量方面来说，美国的参战完全改变了当时的力量对比，而不仅仅是弥补了与此同时发生的俄国崩溃后的局面。正如表24所表明的（应该与表22对比来看），用来打击同盟国的生产资源是巨大的。

表24 减去俄国加上美国之后两大集团的工业和技术力量比较表

由于把表24中的经济潜力转变成有效的军事力量要有一段“间隔时间”，人们有时对美国参战的直接后果搞不清楚。在可以利用的短时间内，美国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生产出自己所需要的那么多坦克、野战火炮和飞机来（事实上，它还不得不从英国和法国那里借用这类重型武器），但是它可以源源不断地输送伦敦、巴黎和罗马急需的轻武器弹药以及其他补给物资。而且，它还可以从银行家那里接受私人信贷安排以支付所有这些物品的开支，并把它们转换成政府间的债务。此外，经过较长一段时间以后，美国军队还可以扩充成一支数百万人的、充满自信心的、供应充足的庞大生力军，投入到欧洲的抗衡斗争之中。与此同时，英国人不得不苦苦地寻求走出帕森达勒泥沼的途径，俄国的军队瓦解了，德国的援军使其同盟国能够在卡波雷托对意大利军实施一次毁灭性的打击，而鲁登道夫则正在把他东线的部分军队调到西线，以便对已遭到削弱的英法战线实施最后一次打击。确实，在欧洲以外，英国人在近东与土耳其的作战正在取得重大进展。但是，占领耶路撒冷和大马士革远不足以补偿法国的丧失，如果德国人最后在西线想方设法取得他们在欧洲其他地区曾经取得的那种战绩，法国很可能会沦陷。

正因为如此，所有主要交战国的领导人都认为，1918年即将来临的战局，对整个战争具有绝对的决定性意义。虽然德国不得不留下100多万军队在东线以占领其新征服的庞大帝国，这一帝国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1918年3月）中最后得到了布尔什维克的承认，但是自1917年11月初以来，鲁登道夫平均每月以10个师的速度从东线向西线抽调兵力。到1918年3月末，德国战争机器做好发动进攻的准备时，德军在兵力上占有比英法联军几乎多30个师的优势，其中许多部队都在布鲁赫米勒和其他参谋军官的指导下接受了“暴风突击队”式的突然袭击的战术训练。德军要是能够成功地突破协约国防线，并向巴黎或海峡挺进，它本来会取得这场战争中最大的军事成就。但是，其风险也是可怕的，因为鲁登道夫正在把德国剩余的全部资源动员起来用于这场交战——一场特大规模的“要么全赢、要么输光”的赌博。在幕后，德国经济正在不祥地走向衰落。它的工业产量降到只占1913年水平的57%。农业生产更加受到忽视，恶劣的气候又使其产量进一步下降；而食品价格的进一步上涨更加引起了国内的不满。负担过重的铁路运输车辆到现在已经无法按预定计划从东部占领地西运原料。鲁登道夫部署在西线的192个师中，有56个师被指定为“攻击师”，其中隐藏着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部队将获得正在日益减少的装备和弹药储备的最大份额。这是一次德军最高统帅部认为只许成功的赌博。但是，如果这次进攻失败了，德国的资源将消耗殆尽——正是在这个时候，美国人最后终于能够以每月近30万人的速度向法国输送部队，而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也完全被协约国的护航队制止了。

鲁登道夫在这次攻势的开始阶段取得了成功，他打垮了在人数上占优势的英国第5集团军，在法军和英军防线之间楔入对方纵深，并在1918年6月初的另一次猛烈突破中前进到距巴黎37英里的地方。德军的这些胜利使协约国感到惊恐，迫使它们不得不授予福煦西线部队的最高协调权，从英国、意大利和近东增调援兵，并再一次（私下）考虑实现妥协的可能性。然而，事实是德军的战线延伸过长，因而不得不接受从防御转入进攻通常所产生的后果。例如，对英国防区的最初两次沉重打击，使英军和法军分别遭受了24万人和9.2万人的伤亡，但德军自己的损失也高达34.8万人。到7月份，“德军损失了大约97.3万人，并有100多万人列入了病号名单。到10月份，西线德军只剩下了250万人，而新兵征募情况却令人绝望”。从7月中旬起，协约国一方开始占据优势，这不仅表现在新增加的战斗人员方面，而且更多地表现在火炮、坦克和飞机方面。这就使得福煦能够周密地组织实施由英帝国军队、美军和法军共同参加的一系列攻势，使日益削弱的德军无喘息之机。与此同时，协约国的军事优势和更大的持久作战能力，还表现在它们的军队在叙利亚、保加利亚和意大利取得的给人深刻印象的胜利上。所有这一切突然导致1918年9～10月间出现这样的局面：对于惊慌失措的鲁登道夫来说，整个德国的领导集团似乎正在走向崩溃。现在，德国国内的不满和革命与前线的失败相互作用，导致了投降、混乱和政治动荡。因此，不仅德国的军事企图已成泡影，整个欧洲的旧秩序也被破坏了。

考虑到在“战场上”和在国内战线上人们所遭受的可怕的损失、痛苦和蹂躏，考虑到人们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文明及其在世界上的影响是一次自己施加的致命打击这一观点，在这方面列出另一份统计表（表25）看起来似乎是太唯物主义了，但事实上表中的这些数字可以说明上面论述的全部内容：同盟国所拥有的有利条件——良好的国内交通线、德军的素质、对许多土地的占领和开发利用，以及俄国的孤立和失败——从长远看终究不能抵消德国在纯经济力量方面所存在的巨大劣势，也不能抵消动员起来的总兵力上所存在的相当严重的劣势。如果说鲁登道夫对于到1918年7月德军精锐部队正在耗尽一事感到绝望，是对力量对比失去平衡这种情况的一种反映，那么，那一年春季饱尝饥饿之苦的普通德国前线士兵，对他们曾经打击过的协约国部队有那么好的物资供应感到惊奇，也正是对生产上失去平衡的一种反映。

表25 战争开支和动员起来的总兵力一览表（1914～1919年）

*包括比利时、罗马尼亚、葡萄牙、希腊、塞尔维亚

然而，如果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是预先注定的，那就大错特错了，这里所提出的证据表明，这场战争的全部进程——早期阶段双方的僵持、意大利参战的微小作用、俄国实力的缓慢枯竭、美国参战在保持协约国压力方面的决定性意义，以及同盟国的最后崩溃——与每个联盟在这场斗争的各个时期的经济和工业生产以及有效动员起来可供使用的兵力，有着密切的相互关系。可以肯定地说，将军们仍须指挥（或错误地指挥）他们的战役，部队仍须唤起每个人的道义勇气以便向敌人的阵地发起冲击，水兵们仍须忍受海战的艰苦，但是历史记录表明，这些素质和才能是战争双方所共有的，而不为哪一个联盟以不相称的比例所独享。为一方所独享的是生产力上的显著优势，1917年以后尤其如此。和早些时候一样，在长期的联盟战争中，这一因素最终会变得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1] 科布登（1804～1865年），英国下院议员，以鼓吹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而著称。——审校者注

[2] 例如，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会不相称地提高海上贸易国的地位，低估在很大程度上自给自足的国家的经济实力。

[3] 乔利蒂（1842～1928年），意大利政治家，从1892年到1921年曾先后5次出任总理，在国内进行了一些改革，对外进行殖民扩张。——审校者注

[4] 廷巴克图，在非洲马里共和国。——审校者注

[5] 东京，这里是指越南。——审校者注

[6] 阿散蒂是非洲加纳的一个地区。——审校者注

[7] 维多利亚女王（1819～1901年），1837年即位。——审校者注

[8] 小毛奇（1848～1916年），名约翰内斯·路德维希，是卡尔·毛奇之侄。1906～1914年任德军总参谋长。——审校者注

[9] 这里是指美国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起义。——审校者注

[10] 如果日本只同一国发生战争，英国将保持“善意的中立”；如果日本同一个以上的国家发生战争，英国则提供军事援助。法国援助俄国协定也有类似的条款。因此除非英法两国共同置身于日俄战争之外，否则刚刚建立的友好关系就会丧失。

[11] 阿尔赫西拉斯，西班牙南部港口城市，在直布罗陀附近。——审校者注

[12] 法金汉（1861～1922年），德国将军。1900年曾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起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不久任德军总参谋长。凡尔登战役失败后被撤职。——审校者注

[13] 鲁登道夫（1865～1937年），德国将军。第一次大战初期任集团军参谋长等职。1916年8月升任德军总监督，实际上与兴登堡共掌军权。——审校者注

[14] 劳埃德·乔治（1863～1945年），旧译劳合·乔治。英国自由党领袖，1916～1922年任首相，后任贸易大臣、财政大臣等职。——审校者注

[15] 这毫不奇怪，俄国人对于他们的无线电通信的粗心大意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16] 福煦（1851～1929年），法国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任军长、集团军司令等职。1917年5月任法军总参谋长。1918年3月负责协调协约国在西线的军事行动，5月正式就任协约国军总司令。——译者注

[17] 兴登堡（1847～1934年），德国元帅，1916年8月任德军总参谋长、陆军总司令。1925～1934年任德国总统。——译者注

[18] 克里孟梭（1841～1929年），法国总理（1906～1909年、1917～1920年在任）。1917年11月出任战时内阁总理兼陆军部长，提出“一切服从战争”的口号，后被誉为“胜利之父”。——审校者注

[19] 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1856～1924年），美国总统（1913～1921年在任）。民主党人。1917年4月对德宣战，次年1月倡议建立国际联盟，并提出结束战争的“十四点”纲领。——审校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