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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两极世界的来临（1919～1942）
人们在数十年前预测的两极世界终于来临，军事力量对比再次变得与全球经济资源布局一致。
战后国际秩序
1919年初，大大小小的国家的政治家们云集巴黎，磋商和平解决办法。他们面临的一系列难题，要比他们的前辈在1856年、1814～1815年和1763年所遇到的问题更为广泛、更为棘手。虽然议事日程上的许多问题都可以列入《凡尔赛和约》（1919年6月28日签订）加以解决，但是，敌对的种族集团竞相建立“继承人国家”而在东欧造成一片混乱，俄国的内战和外来干涉，以及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对于西方企图瓜分小亚细亚所做出的反应都表明，直到1920年，许多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甚至有些问题到1923年仍为悬案。为了简单明了起见，我们将把这一系列协议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按照它们实际付诸实施的年代顺序来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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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照领土—法律标准来衡量，欧洲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可以说是在先前属于哈布斯堡帝国、罗曼诺夫帝国和霍亨索伦帝国的土地上出现了一系列民族国家，这些国家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匈牙利、南斯拉夫、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种族上凝聚在一起的德国，在东欧丧失的领土比苏维埃俄国和完全瓦解的奥匈帝国都要小得多。但它的力量在其他方面遭到了削弱，其中包括将阿尔萨斯—洛林归还法国，同比利时和丹麦进行了边界调整，盟军占领了莱茵兰，法国对于萨尔的经济剥削，史无前例的“非军事化”条款（即只得保有规模极小的陆军和近岸防卫的海军，不得保有空军、坦克或潜艇，撤销普鲁士总参谋部等），以及巨额赔款。此外，德国还将其广大的殖民帝国丢给了英国、自治领和法国，正像土耳其发现自己的近东领土变成了英国和法国的委任统治地、在形式上受到新建国际联盟的监督一样。在远东，日本虽然在1922年将山东归还了中国，但却接管了先前属于德国的位于赤道以北的岛屿群。在1921～1922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各国承认了太平洋和远东地区的领土现状，并同意根据相对标准来限制各自的作战舰队的规模，从而阻止了英、美、日三国的海军军备竞赛。因此，到20世纪20年代初，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国际体系已趋于稳定。所遗留的难题（或者今后可能出现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国际联盟来处理；尽管美国没有加入，国际联盟仍定期在日内瓦举行会议。
1920年后，美国突然退回到至少是相对的外交孤立主义之中，这似乎与上述的、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世界强国的发展趋势是矛盾的。对那个时期之前的世界政治预言家来说，国际舞台将日益受到正在兴起的德国、俄国和美国的影响（如果说不是统治的话），这一点不言而喻。然而事实是，这三个国家中的第一个国家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第二个国家在革命中崩溃了，后来又退回到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孤立状态中；而第三个国家，尽管在1919年无疑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它也宁愿退出外交舞台的中心。结果是，20世纪20年代和以后时期的国际事务似乎仍是以英国和法国的行动为中心，尽管两个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都遭到了严重的削弱；或者是以国际联盟的审议为中心，而在国际联盟中又是英、法的政治家们扮演着主要角色。奥匈帝国现已消亡。在意大利，1922年以后，墨索里尼领导的国家法西斯党正处在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时期，因而显得比较沉默。日本也是一样，似乎是在平静地遵循着1921～1922年华盛顿会议的决定。
因此，从一个难以理解的和（我们将会看到）人为的观点来看，世界似乎仍是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这一时期的外交史更多地是以法国“寻找安全”以对抗德国未来的复兴为中心的。在美国参议院否决《凡尔赛和约》的同时，法国也失去了英美特殊的军事保证，只好设法寻求各种补救措施，例如，鼓励在东欧形成一个“反修正主义”的国家集团（即1921年所谓的小协约国）；与比利时（1920年）、波兰（1921年）、捷克斯洛伐克（1924年）、罗马尼亚（1926年）和南斯拉夫（1927年）等国单独结盟；维持一支庞大的陆军和空军以威慑德国，并在德国不支付赔款时进行干预，就像1923年的鲁尔危机那样；努力说服历届英国政府对法国的边界提供新的军事保证，这一努力仅仅在1925年签订的多国《洛迦诺公约》中间接地取得了一些结果。这一时期还是一个财政外交的紧张时期。由于德国赔款和协约国的战争债务之间相互影响，不仅搅乱了胜利者和被征服者之间的关系，而且也搅乱了美国和它的前欧洲盟国之间的关系。“道威斯计划”（1924年）的财政妥协在很大程度上平息了这场动乱，同时也为第二年《洛迦诺公约》的签订打下了基础；随之而来的是德国加入国际联盟和作为修正了的财政解决方案的“杨格计划”（1929年）的出笼。确实，到20世纪20年代末，由于繁荣又回到了欧洲，国际联盟明显地被当作国际体系中一个重要的新因素，相当多的国家（根据1928年的《巴黎公约》的规定）庄严地同意在解决未来的争端中不诉诸武力，外交舞台似乎已恢复了常态。像施特莱斯曼、白里安和张伯伦这样的政治家们，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充当着现代的梅特涅和俾斯麦，在欧洲这个或那个游览胜地聚会以解决世界的事务。
然而，尽管存在着这些表面现象，1919年以后的国际体系的基础结构毕竟不同于半个世纪以前影响外交的那些基础结构，而且前者要比后者脆弱得多。首先，4年半的“总体战”所造成的人口损失和经济破坏是巨大的。在实际战斗中死亡人数大约为800万，另外有700万人永远成了残疾人，还有1500万人“伤得或重或轻”，在这些伤亡者之中，绝大多数人都处在具有生产能力的一生当中的最佳年华。此外，由于那些所谓的“战争诱发的原因”——“战争所引起的和军事冲突所造成的疾病、饥荒和匮乏”，除俄国外，欧洲伤亡平民可能超过500万人；而俄国人的伤亡总数（要是把内战的惨重损失也加在一起的话）要比这大得多。战时“生育赤字”（由于那么多的男人被调往前线，因此人口不能以战前的正常比率更新）也是极高的。最后，虽然大的战役停止了，但在战后边界冲突中，如在东欧、亚美尼亚和波兰的边界冲突中，战斗和屠杀仍没有停止。这些受到战争削弱的地区哪一个也没有逃脱掉1918～1919年那场可怕的流行性感冒的传播，这一灾祸又夺走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因此，在这段持久的时期里，受害人数（伤亡人数）总计高达6000万人，其中将近一半的损失发生在俄国，而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也受到了严重的损害。目前还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衡量这场人类浩劫给个人带来的极度痛苦和心理冲击，但是这场浩劫的参与者——从政治家到农民——都受到了深重影响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这场战争的物质损失也是空前的，对于那些看到法国北部、波兰和塞尔维亚惨遭蹂躏的景象的人们来说，物质损失更加骇人听闻：无数幢房屋被摧毁，田野一片荒芜，公路、铁路和电报线路都被炸断，牲畜横遭屠杀，森林被彻底摧毁，由于遍布着大量未爆炸的炸弹和地雷，大片田园无法耕种。如果再加上船舶损失、用于动员的直接和间接费用以及各参战国所筹集的款项，这场战争的总消耗实际上高得叫人无法想象。事实上，大约有2600亿美元左右。据估算，这个数字“相当于从18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整个世界所有国家债务总和的6.5倍”。在持续几十年的增长以后，世界制造业产量突然下跌。1920年世界制造业产量仍不及1913年的7%，农业产量低于常年的1/3，出口额只及战前时期的一半左右。整个欧洲经济的发展在长达近8年的时间里处于停滞状态[1]，个别国家所受到的影响更为严重。可以预料，处于混乱中的俄国在1920年创下了工业产量的最低纪录，只占1913年产量的13%；而德国、法国、比利时和大半个东欧的工业产量至少要比战前低30%。
如果说一些国家受到这场战争的影响更为深重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其他国家所受到的影响就较轻，而且许多国家经过这场战争反而改善了它们的地位。因为事实是，现代战争和被现代战争所刺激起来的工业生产力也有积极作用。严格地从经济和技术角度来说，这些年取得了很多进步，具体表现在汽车和卡车生产、飞机制造业、炼油和化学制品、电力工业、染料工业和合金钢工业、冷藏法和罐头食品的制造以及其他许多工业部门。很自然，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远离前线的破坏，那么事实证明，它是很容易利用这些进步并从这些进步中获得商业利益的。这就是饱受消耗战之苦的欧洲对于工业品、原材料和粮食的需求，刺激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印度和南美部分国家经济发展的原因所在。和从前重商主义的冲突一样，一个国家的损失通常使另一个国家受益，如果后者能够避免战争消耗，或者至少能够防止发生大规模的交战的话（见表26）。
表26 世界制造业生产指数（1913～1925年）
*包括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丹麦、挪威、瑞典、芬兰、瑞士、奥地利、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希腊和西班牙。
关于世界制造业生产的这些数字在这方面很能说明问题，因为它们记录了在其他地区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欧洲（特别是苏联）在这场战争中遭受损害的程度。毫无疑问，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工业化从欧洲向美洲、日本、印度和澳大拉西亚[2]扩展，使得这些地区在世界贸易额的比重日益增长，仅仅是19世纪末期以来就显露出的经济发展趋势的持续上升。因此，根据上文已提到的那种计算方法来计算，美国在1914年以前经济的增长量可能已经超过了欧洲1925年的总产量。这场战争所起的作用，只是用仅仅6年的时间（即到1919年）加速了那一事变。另一方面，和1880～1913年的变化不同，全球经济力量对比中的这些特殊变化并不是发生在几十年的和平时期，也不是以市场力量的大小为转移的。相反，战争和封锁的作用就在于形成了它们自己独特的需求，因而大大改变了世界生产和贸易的自然模式。例如，在战争中期，为了弥补被潜艇所击沉的船只，造船能力（特别是美国的造船能力）得到了巨大的增强，但是1919～1920年以后，在全球航行的船只就出现了过剩现象。又如，在战争期间欧洲大陆的钢产量下降了，而美国和英国的钢产量却迅速增加，但是当欧洲的钢的生产者恢复元气以后，这种过剩的生产力是极其可怕的。这一问题也影响到了一个更大的经济部门—农业。在战争期间，欧洲大陆的农业产量减少了，俄国的战前谷物出口贸易也消失了，然而，南北美洲和大洋洲的农业产量却有了巨大的增加，它们的农民成了奥匈帝国皇太子之死当然的（如果不是预谋的）受益人。但是，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欧洲农业得到恢复以后，整个世界的农业生产者则面临着对农作物需求量减少、价格日益下跌的困境。这些结构性的变化对所有地区都产生了影响，但在东欧和中欧地区，这种影响尤为强烈，因为在那里，脆弱的“继承者国家”正在为解决新的国界、混乱的市场和交通而疲于奔命。凡尔赛创造的和平和按照（大致地按照）种族界线重新划定的欧洲版图本身，并没有为恢复经济稳定提供保证。
最后，战争的财政支出引起了空前复杂的经济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问题。很少有几个交战国（英国和美国例外）曾试图通过增加税收来偿付这场战争的部分费用；相反，大多数国家都几乎完全依赖于借款，并设想由战败国来偿还这些债务——像1871年法国所做的那样。没有黄金保险的公债在直线上升，国家财政部源源不断抛出的纸币使物价飞涨。由于战争所造成的经济破坏和领土变更，1919年欧洲各国都不准备跟随美国恢复金本位。松散的货币和财政政策造成了通货膨胀的持续增长，这在中欧和东欧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各国孤注一掷地试图增加出口而执行国家通货贬值政策，只能产生更严重的财政不稳定性和政治上的敌对状态。这一问题又与协约国内部的贷款和战胜国（特别是法国）要求德国巨额赔款这些相互关联的难题交织在一起。所有的欧洲协约国都欠英国的债，也都少量地欠法国的债；然而这两个国家都大量地欠美国的债。由于布尔什维克拒绝偿还俄国的36亿美元巨额借款，由于美国要求收回贷款，由于法国、意大利和其他国家在得到德国的赔款之前拒绝还债，还由于德国人宣称他们不可能按要求支付那么多赔款，因而一连几年国际舞台一直陷入激烈争吵的状态。这就使西欧和怀有不满情绪的美国之间在政治上存在的鸿沟更加扩大了。
如果说1924年的道威斯计划似乎使这些争吵得到平息这一点是正确的话，那么这场混乱的政治和社会后果却是极为严重的，特别是在前一年[3]德国陷于极度通货膨胀期间更是如此。同样使人惊恐的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世界经济表面上的财政和商业稳定所依赖的基础，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所存在的那种基础还要不稳定得多，尽管这一点在当时还不大为人知晓。虽然到这时金本位在大多数国家里得到了恢复，但是，以英国伦敦金融区为基础的、1914年以前的那种灵敏的（几乎是自我平衡的）国际贸易和金融流通机制已不复存在。事实上，伦敦为恢复这个角色曾做过不顾一切的努力，其中包括1925年把英镑的汇率固定在战前1英镑兑换4.86美元的水平上，这一行动使英国出口商遭受严重打击；英国还恢复了向海外大规模提供贷款的做法。然而事实是，在1914～1919年，当欧洲的国际债务日益增加而美国则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之时，世界财政中心已经自然而然地跨过了大西洋。另一方面，美国经济的独特结构——较少依赖于对外贸易，很少与世界经济联为一体，倾向于保护主义（特别是在农业方面）而不是自由贸易，缺少一个与英格兰银行相同职能的对应机构，在繁荣与萧条之间大幅度地波动和政治家们更直接地受到本国的院外集团的影响等——意味着国际财政和商业体系在围绕着一个易变的和有缺陷的中心点运转。现在不再有真正的“最后可以求助的贷方”，来为发展世界经济基础设施和稳定国际账目结算中的暂时脱节现象提供长期贷款。
这种结构上的不健全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被掩盖起来了，那时巨额的美元以短期贷款的形式从美国流向欧洲各国政府和城市，所有人都愿意付出高额利息以利用这些资金——虽然并不总是明智的——来求得发展和弥补支付账款中的差额。短期贷款被用于长期计划，相当数目的投资（特别是在中欧和东欧）仍然被用于农业，因而日益增加农产品价格下跌的压力，支付这些债务利息的费用在令人惊恐地增加着，由于这些费用不能通过出口来偿付，所以只好用进一步的借款来维持，因此，到1928年夏天，这一体系已经崩溃了，那时美国的国内繁荣（和联邦储备局做出反应，提高了利率），导致了资本外流的大量缩减。
1929年10月的那场繁荣在“华尔街崩溃”中结束，加之美国贷款的进一步减少，造成了无法控制的连锁反应：缺少足够的贷款既减少了投资，也减少了消费，使工业化国家降低了需求，打击了粮食和原材料的生产者，而它们的反应就是拼命地增加供应，然后目睹价格体系几乎全部崩溃，这反过来又使它们不能购买工业制品。紧缩通货、出卖黄金和贬值货币、对商业和资本采取限制性措施以及拖欠国际债务，都成了那个时代各种各样的权宜之计；而每一个权宜之计，又都使全球的贸易和信用体系遭到进一步的打击。典型的保护主义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为了帮助美国农民）在一个唯一拥有巨额贸易盈余的国家里被通过，使其他国家赚取美元变得愈加困难，这就遭到别国不可避免的报复，从而破坏了美国的商品出口。到1932年夏天，许多国家的工业产量只及1928年产量的一半，世界贸易减少了1/3。欧洲贸易额（1928年为580亿美元）到1935年下降到208亿美元，这一下降反过来又打击了海运、造船和保险等行业。
鉴于这场世界性危机及其引起的大规模失业现象极其严重，国际政治是无法逃脱这场危机所带来的灾难性影响的。制造业、原材料和农产品等方面的激烈竞争，增加了国家间的怨恨，迫使许多政治家们意识到选民们的不满，从而力图叫外国人多掏腰包。一些比较极端的集团，特别是右翼集团，利用经济混乱之机攻击整个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并要求实行以武力为后盾的（如果需要的话）专断的“国家”政策。一些比较脆弱的民主国家，特别是魏玛德国，当然还有西班牙、罗马尼亚和其他国家，在这些政治一经济压力下屈服了。统治日本的谨小慎微的保守主义者被民族主义者和军阀主义者挤掉了。西方民主国家如要平安地度过这些暴风雨，其政治家们就不得不集中力量加强对国内经济的管理，并抱着使四邻日益贫困这样一种态度。美国和法国这两个主要的黄金剩余国都不愿意帮助债务国摆脱困境。确实，法国越来越倾向于使用它的财政力量来控制德国的行为（这只能加剧莱茵河彼岸的怨恨）和加强它自己的欧洲外交。与此相类似的是，关于德国赔款的“胡佛延期付款法”与减少战争赔款（最终是不还债）问题的提出，是密不可分的，前者大大地激怒了法国，而后者则使美国大受其苦。货币的竞相贬值和1933年世界经济会议上关于美元和英镑汇率的分歧，在人们面前呈现出一幅暗淡的图景。
那时候，整个世界秩序已经瓦解成各种相互竞争的小单位：以英国贸易模式为基础，并为1932年渥太华会议确定的“帝国特惠制”所加强的英镑区；以法国为首的金本位区；以日本为依靠的远东日元区；以美国为首的美元区（罗斯福以后也出售黄金）；以及远离这些动荡不安地区，并在“一国之内稳定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苏联。甚至在阿道夫·希特勒宣布要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千年帝国计划之前，德国的自给自足政策就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他要建立的千年帝国中，对外贸易变成特殊交易和“物品交换”协定。由于法国不断地反对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处理德国赔款问题上的权力，由于罗斯福宣称美国在同英国人打交道时总是失败，又由于张伯伦在他前不久的讲话中已经确信美国的政策都是“空话”，所以民主国家在混乱的1919年世界秩序中无心合作去处理领土诉讼所造成的压力。
旧世界的政治家和外交部门总是认为理解和处理经济问题是很困难的。而对那些乐于回顾19世纪密室外交的人们来说，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民众舆论对于国际事务的影响日益增加也许更具有破坏性。从某些方面来说，这种情况无疑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整个欧洲的各政治集团就在不断地批评“旧式外交”的神秘性、秘密方法以及头面人物的先入之见，并要求用一种革新的体制取而代之。在这种新体制中，国家事务接受人民及其代表的监督。这些要求由于1914～1918年的冲突而变得更加强烈，其部分原因是，要求社会总动员的领导者们认识到，社会反过来也会要求对它做出的牺牲给予补偿，并在和平时期拥有发言权；另一部分原因是，被协约国宣传机构称之为为民主和民族自决权而战的这场战争，确实摧毁了中欧东部的专制帝国；还有部分原因是，甚至当克里孟梭和劳埃德·乔治正在叫嚣需要彻底的胜利之时，伍德罗·威尔逊这位有权势有感染力的人物仍不断施加压力，坚持要建立一个新的开明的世界秩序。
但是1919年以后，“民众舆论”存在的问题是，它在许多方面确实与格莱斯顿和威尔逊天真的幻想不相符。他们的幻想认为，民众是宽宏大度的，有教养的，公正的，富有国际主义思想和功利主义设想，并尊重法治。正如阿尔诺·迈耶所指出的，导致世界大战的“旧式外交”（这一点已得到普遍承认）在1917年以后不仅受到威尔逊改良主义的挑战，而且也受到布尔什维克对现存秩序更为有系统的批评的挑战，这种批评对于两大参战国阵营中有组织的工人阶级都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这就使得像劳埃德·乔治这样聪明的政治家们要设法把他们自己进步的对内对外政策加以装潢打扮，以抵消威尔逊的号召力，并制止劳工向往社会主义的倾向。但这种情况对于协约国阵营中那些更为保守的和民族主义的人物的影响却完全不同。在他们看来，为了国家的“安全”，必须坚定地反对威尔逊原则，而国家的“安全”只能通过边界的调整、殖民地的取得和赔款这些硬通货来衡量。同时对于更为令人惊恐的苏联威胁，则必须无情地予以摧毁，这种威胁既存在于布尔什维克的心脏地带，（尤其是）又存在于在西方崛起的仿效的苏维埃中。换句话说，调停争端的政治和外交受到历史背景、意识形态和国内政治因素的制约，其程度是1856年和1878年的国际会议所想象不到的。
不仅如此，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在西方民主国家里，人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普遍看法是死亡、破坏、恐怖、浪费和毫无意义。1919年“迦太基式的和平”到来后，战时政治家们对人民付出的牺牲要给予报偿的诺言没有兑现，数百万残废退伍军人和数百万战争寡妇的出现，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经济困难，信仰的丧失以及维多利亚式的社会关系和私人情感的崩溃等，所有这些都要归罪于1914年7月那些愚蠢的决定。民众中战斗精神和尚武精神的普遍减退，在许多方面是与认为国际联盟会使那种灾难不再重现的良好愿望结合在一起的，但是，这种战斗精神的减退，并不是所有战争参加者人人都有的——尽管英美文学曾给人们造成了这种印象。对于那些曾横跨过欧洲大陆赴前线作战的成千上万的士兵来说（失业、通货膨胀和对于战后资产阶级统治秩序的厌倦使他们的幻想破灭了），那场战争虽然冷酷无情，但也有某些积极的东西，例如军人的价值、战友情谊和暴力行动的刺激性等。对于战败国德国和匈牙利以及最令人不满的战胜国意大利等国的某些集团和法国的右翼派别来说，新法西斯运动的思想——即要求建立秩序、纪律和国家荣誉的思想，消灭犹太人、布尔什维克、颓废派知识分子和自满的自由中产阶级的思想——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在他们的眼中（和在日本他们的同类人眼中），只有斗争、力量和英雄主义才是生活的永久特征，威尔逊国际主义的原则是虚假的和过时的。
这意味着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的国际关系，仍继续被意识形态和国际社会这两大因素困扰着，并牢固地分裂成若干政治集团，其中部分政治集团的划分与上述的经济区的划分是一致的。一方面，西方民主国家，特别是英语世界，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所吓退，正集中力量处理国内问题，特别是社会经济问题，并大规模地削减它们的国防建设投资；然而，法国领导者由于害怕德国的复活而继续保持着一支庞大的陆军和空军。很明显，许多法国公众也痛恨战争并渴望社会重建。在另一方面，苏联虽然在许多方面孤立于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之外，但是对于西方的崇拜者来说仍具有吸引力，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新文明”，尽管这种“新文明”是令人怀疑的。只有苏联避免了大萧条，尽管它也受到普遍的憎恨。最后，至少到20世纪30年代，已有德国、日本和意大利成了法西斯的“修正主义”国家，它们不仅恶毒地反对布尔什维克，而且也谴责1919年重建起来的自由资本主义现状。所有这一切，使得民主国家的政治家们履行外交政策极端困难，他们对于法西斯主义者或是布尔什维克的意图都掌握不住，因而只有渴望回到那种已遭到战争严重破坏的爱德华七世时期的“常规”状态。
如与上述这些问题相比，1919年以后在热带地区开始发生的一些问题，对于以欧洲为中心的这个世界的威胁性要小一些，但仍然是很重要的。在这里，人们也能发现1914年以前发生的一些事件，如埃及的阿拉比·帕夏起义，1908年以后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暴动，印度的提拉克企图使国大党更为激进的运动，以及中国孙中山反对西方统治的行动。由于同样原因，历史学家们注意到像日本在1905年打败俄国和同一年俄国发生的流产革命这样的事件，对于亚洲和中东其他地区典型的民族主义势力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并使其从中受到了鼓舞。具有讽刺意味然而又是可以预见的是，殖民主义越是渗透进不发达社会，把它们拉进全球商业和金融网络并使它们接触西方思想，就越容易激起本地人的反抗，来反对对他们传统的生活和贸易方式进行限制。不论这种反抗是以部落暴乱的形式出现，还是以受过西方教育的律师和知识分子寻求创立民众党派和发起民族自决运动这种更有意义的形式出现，其结果都是对欧洲殖民统治的一种日益增强的挑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各方面都加速了这些倾向的发展。首先，对于热带地区原材料经济剥削的加剧，和使殖民地为宗主国的战争努力做出人力和税收的贡献的企图，都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殖民地人民提出“补偿”的问题，就像欧洲的工人阶级正在做的那样。其次，西非、西南非和东非、近东以及太平洋地区的反对殖民地运动，从总体上对殖民帝国的生存能力和永久性提出了疑问。这种倾向由于协约国关于“民族自决”和“民主”的宣传以及德国对于马格里布、爱尔兰、埃及和印度进行的反宣传活动而发展得更快。到1919年，正当欧洲列强建立它们的国际联盟委任统治权时——如A·J·P·泰勒所描述的，这是用精心制作的遮羞布来掩藏它们的帝国主义利益——泛非大会在巴黎召开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华夫脱党在埃及建立起来，中国的五四运动风起云涌，凯末尔·阿塔图尔克作为现代土耳其的创立者正在崛起，突尼斯宪政党正在重新制定它的策略，印度尼西亚的伊斯兰教联盟成员已发展到250万人，而甘地则正在推动各种力量反对英国人统治印度。
更加重要的是，这次“反叛西方”的运动发现，那种大国之间不论有着怎样的分歧仍能团结起来进行讨伐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那时在这些大国和世界上不发达民族之间有着一道巨大的鸿沟。这一点与在柏林召开西非会议时的情况也大不相同。那种团结已经由于日本加入大国俱乐部而变得多余。早在1919年，日本的一些思想家就开始明确阐述“东亚共荣圈”的见解。而且这种团结被列宁和威尔逊提出的“新外交”的两种说法所摧毁，不管这两位得到群众狂热拥护的领袖之间在政治上有着怎样的差异，他们都不喜欢旧的欧洲殖民秩序并想要用别的东西取而代之。由于种种原因，在国际联盟委任统治权存在的情况下，他们俩都不能阻止那种旧殖民秩序的进一步扩展；但是他们的雄辩言辞和影响已在帝国的统治区内广泛传播，并与本地民族主义者的动员相互影响。这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中国表现得尤为明显，在那里，条约特权、商业渗透和偶尔的炮舰行动这一类旧式欧洲秩序，在与苏联、美国和日本提供的可以选择的“秩序”的竞争中开始退却，并在复活的中华民族主义面前畏缩不前。
这并不意味着西方殖民主义就要走向崩溃。1919年，英国在阿姆利则的强烈反应，20世纪20年代后期荷兰监禁苏加诺和其他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领导人解散工会的行为，以及法国对由于水稻和橡胶的迅猛发展而导致的东京（越南）骚动所采取的强硬立场，所有这些都证明了欧洲军队和武器的残余力量仍很强大。毫无疑问，20世纪30年代中期，意大利帝国对于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的入侵也同样可以这样讲。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规模巨大的震荡才能够真正地使这些帝国放松控制。然而，殖民地的这种骚动对于20世纪20年代，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关系还是有些重要性的。首先，它分散了某些大国的一些注意力（和资源），使它们不能全力关注欧洲的均势。英国就是很明显的例子，英国领导人更加担心的是巴勒斯坦、印度和新加坡，而不是苏台德或但泽（今格但斯克），这些优先考虑反映在他们1919年以后的“帝国”防御政策中；而对非洲的干预也在同等程度上影响了法国，当然也在相当程度上分散了意大利的军事力量。其次，在某些情况下，欧洲以外的问题和殖民地问题的再度出现正在分解着1914～1918年的联盟结构。不仅仅是帝国主义的问题使美国人对英法的政策更加不信任，而且20世纪30年代像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和日本侵略中国这样的事件，也使罗马和东京同伦敦和巴黎分道扬镳，从而为德国修正主义者提供了可能的伙伴。在这里，根据“旧式外交”的惯例，国际事务又一次变得更加难以处理了。
战后不稳定的最后一个主要原因是存在着这样一个棘手的事实，即“德国问题”不仅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变得更加难以处理和更加紧张了。1918年10月，当德军仍控制着从比利时到乌克兰的大半个欧洲的时候，德国却迅速地崩溃了。这对民族主义者和右翼势力是一次巨大的打击，他们为了可耻的投降而一直在谴责“内部叛徒”。当巴黎和约条款带来了更多的耻辱时，大多数德国人都纷纷对这一“奴役性条约”和同意这些条款的魏玛民主政治家们进行谴责。赔款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1923年的极其严重的通货膨胀，更使德国人的不满达到了极点。在德国，像国家社会主义党党徒这样的极端分子还是少数，他们在20年代大部分时间内，以一种疯狂的、蛊惑人心的、偏激的运动形式出现在社会上。而绝大多数德国人都是修正主义者，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赔款、波兰走廊、对武装部队的限制以及把讲德语的地区从祖国划分出去等做法，是不会被永远忍受下去的。问题只是这些限制多久才能被废除，以及为了改变现状，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宁愿用武力而不用外交来解决问题。在这方面，可以说1933年希特勒上台仅仅是加速了德国走向修正主义的进度。
安排德国在欧洲的“恰当”地位的问题，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权力分配奇特的不平衡交织在一起。尽管德国存在着领土丧失、军事上受限制和经济上不稳定等因素，但是，1919年以后的德国，从潜力上来说，仍然是一个强大的大国。在后面的章节里，我们将会对它的强势和弱点进行更详尽的分析，而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德国仍然拥有比法国多得多的人口，它的钢铁生产能力大约是法国的3倍。德国的化工厂和电气工厂以及大学和技术学院都同国内交通网络一样，丝毫没有受到损害。“在1919年那个时刻，德国是被打垮了。直接的问题是德国的软弱。但是经过几年的‘正常’生活以后，它将再一次提出德国的强大问题。”此外，正如泰勒所指出的，有助于限制德国扩张主义的旧的欧洲均势已不复存在。“俄国退却了，奥匈帝国消失了。剩下的只有法国和意大利，这两个国家在人力上处于劣势，在经济资源上更处于劣势，并且都被战争拖得精疲力竭。”随着时间的推移，先是美国，然后是英国，对于在欧洲进行干预越来越表现出一种厌恶感，并且越来越不赞成法国控制德国的努力。然而确切地说，正是法国的这种不安全感促使巴黎想尽一切办法来防止德国力量的复活；这些办法包括：坚持全部偿还赔款，维持它自己的规模庞大而又代价高昂的武装部队，力图使国际联盟变成一个专门维持现状的组织，反对允许德国按照法国的水平“武装起来”的一切建议。可以预料，所有这些都进一步激起了德国的不满情绪并有助于右翼极端分子进行煽动。
在法国一整套外交和政治武器中的另一个策略就是，它与东欧“继承人国家”的联系。从表面上看，支持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那个地区1919～1921年各项和约的受益者，既是一种花言巧语的战略，同时又是一种有希望的战略：这样做就可以在各个侧翼抑制德国扩张主义。实际上，这个计划充满了困难，因为这个地区在以前多民族帝国的统治下，在地理上是各种民族散居的区域，而且1919年时各民族间不可能团结一致地来解决领土问题，因此，在每一个国家的边界之外都居住有大群的少数民族，这不仅是产生国内弱点的根源，也是产生外国人不满的根源。换句话说，在希望对巴黎和约进行修正方面，德国并不是孤立的。即使法国迫切要求维持现状，但无论英国或美国，都不认为自己对这一地区仓促安排的、不规则的边界负有多大义务。正如伦敦在1925年所澄清的，在东欧并不存在洛迦诺式的保证。
由于这些新建国家建立了海关和关税壁垒，从而增加了地区竞争并阻碍了全面发展，因而东欧和中欧的经济情况更加恶化。在欧洲，战前独立的货币共有14种，现在却增加到27种；新增加的边境线有1.25万英里；许多边界都使工厂同原材料、钢铁厂同煤田以及农场同市场分离开了。更有甚者，尽管在1919年以后英国和法国的银行家和企业进入了这些继承人国家，但是一旦德国在20世纪30年代能够恢复自己的经济稳定，那么，德国才是这些国家的更加“天然”的贸易伙伴。德国不仅在地理位置上更靠近这些国家，有公路和铁路与东欧市场密切联系，而且它还能够很容易地吸收这一地区的剩余农产品，用这些国家所急需的机械和（后来）军事装备同匈牙利的小麦和罗马尼亚的石油进行交换，而农产品剩余的法国和实行帝国特惠制的英国却做不到这一点。另外，这些国家也和德国一样，都存在着通货问题，于是它们发现进行“换货”贸易更简便易行。因此，从经济角度来看，中欧可以再次稳固地成为德国控制区。
1919年巴黎会议的许多参加者已经意识到了上述问题中的某些问题（显然不是全部）。但是，他们像劳埃德·乔治一样，认为可以指望新建的国际联盟“去医治、修补和纠正……（它）将会作为一个上诉法庭去对残暴的、不道德的和不公正的行为进行重新调节”。国家间任何悬而未决的政治和经济争端，现在都可以由通情达理的人们在日内瓦聚在一张桌子周围加以解决。上述设想在1919年来说似乎是合理的，但是它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遭到失败。美国并没有加入国际联盟。苏联被作为国际社会的弃儿来对待，并被排除在国际联盟之外。战败国的遭遇也是如此，至少在开始几年是这样。当20世纪30年代修正主义国家开始侵略行动时，它们很快就退出了国际联盟。
另外，由于英国和法国早期对于国际联盟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是一个警察，还是一个调停者——有分歧，这就使得这一组织缺乏强制执行的权力，也没有真正的集体安全机制。因此，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事实证明国际联盟的实际贡献不是遏制侵略者，而是使民主国家陷入混乱状态。在西方，厌战舆论极为盛行，但是这一舆论的发源地这时却允许许多这样的论调存在，即国防力量的存在已无必要，因为国际联盟将会以某种方式防止未来的战争。因此，国际联盟的存在使得内阁和外交大臣们在“旧式”外交和“新式”外交之间摇来摆去，结果通常是哪一种外交的好处也没得到，九一八事变和阿比西尼亚事件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考虑到上述的所有困难和欧洲在凡尔赛和约签订以后仅仅20年就又卷入了另一次大战，人们对历史学家把这一时期看作是“20年的休战”，并把它描述为一个令人沮丧的和破裂的时期，就丝毫不会感到奇怪了。因为这一时期充满着危机、欺诈、暴行和耻辱。但是，由于一些标有“一个破裂的世界”、“失去的和平”和“二十年的危机”这类题目的书籍描述的是整个这20年的历史，所以就存在着这样一个危险，即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之间的重大差异可能被忽视了。这里有必要重复一下本书前面所作的一个评论，即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洛迦诺公约》和《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巴黎非战公约》）的签订、法德之间许多分歧的解决、国际联盟的多次会议以及繁荣的全面恢复似乎表明，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说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过去了。然而，仅仅只过了一两年，毁灭性的金融和工业崩溃就动摇了那种和谐的环境，并开始与日本和德国（及后来的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者对现存秩序提出的挑战相互影响。弹指之间，战争的乌云又重新布满了天空。当民主国家在心理上和军事上都缺乏应付战争的准备时，在它们处于1919年和解以来最不协调的状态之时，整个国际体系又从根本上受到了威胁。因此，在那个不幸的20世纪30年代里，不论哪一个特定的“绥靖主义者”的行为是多么错误和愚蠢，我们也应该记住，在那个10年里政治家们必须处理的问题是空前复杂的。
在观察国际危机怎样转移成战争之前，对每一大国的强势和弱点再一次进行考查仍是十分重要的。所有这些大国不仅受到1914～1918年战争冲突的影响，而且也受到两次大战期间经济和军事发展的影响。关于后一方面，前面的表12到表18指明了各大国的生产力量对比的变化情况，这些表内的数字将会被多次引用。在这方面应该就重新武装的经济学写两段序言。首先涉及的是不同的增长率，它在20世纪30年代比从前，比如说，比1914年以前的10年，有更明显的增长。世界经济分裂成各个集团和各自采用不同的方式（四年计划、“新政”和古典的紧缩通货预算）来执行的国家经济政策，意味着产量和财富在一个国家里增加的同时，在另一个国家里却可能戏剧性地衰退。其次，军事技术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发展使得武装部队更加依赖于其国家的生产力。没有一个欣欣向荣的工业基础，尤其更为重要的是，没有一支大规模的、先进的国家可以动员起来以便与新武器发展保持同步的科技队伍，要在另一场大战中取得胜利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如果说未来掌握在大部队手中（斯大林语）的话，那么也可以说，它们反过来也日益依赖于现代技术和大生产。
战争策源地
20世纪30年代的意大利足以说明一个大国经济上的脆弱性，而不论这个国家的领导者是多么积极主动和野心勃勃。乍看起来，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把国家从外交世界中的偏僻之地带到了世人瞩目的中心。同英国一起，意大利是1925年《洛迦诺公约》的外部保证者之一；同英国、法国和德国一起，意大利也是1938年《慕尼黑协定》的签字国。通过进攻科孚（1923年）、大力“平定”利比亚和大举（出动5万意大利军队）干涉西班牙内战，意大利保证了它称霸地中海的要求。1935年到1937年间，墨索里尼敢于蔑视国际联盟的制裁和西方的敌视态度，对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进行了血腥的征服，从而雪洗了阿杜瓦惨败之辱。而在早些时候，墨索里尼却主张维持现状：1934年他出师布伦纳山口，以遏制希特勒接管奥地利；1935年，在斯特雷扎他又欣然同意签署反德协议。在20世纪20年代，墨索里尼滔滔不绝地抨击布尔什维主义的演说，使他赢得了许多外国人（包括丘吉尔在内）的钦佩，而在下一个10年（即30年代）他又成了各方讨好的对象。以致到了1939年1月，张伯伦的罗马之行还力图阻止意大利完全滑入德国阵营。
但是外交上的声望并不是衡量意大利重新崛起的唯一尺度。由于废除了闹派性的政党政治，在经济方面用“社团主义”计划取代了劳资争端以及关于政府行动所作的承诺，这个法西斯国家似乎为失望的战后欧洲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模式。这一模式对于那些惧怕布尔什维克所提供的另一种“模式”的人来说，是具有吸引力的。由于协约国的投资，1915～1918年，意大利的工业化取得了迅速的进展，至少在与武器生产有关的重工业领域里如此。在墨索里尼统治下，这个国家致力于一项雄心勃勃的现代化计划：排除庞廷沼泽的积水，大力发展水力发电，改善铁路系统。同时电气工业、人造丝及其他人造纤维也有发展。汽车产量增加了，航空工业也似乎进入了世界上最富有革新精神的国家之列，它的飞机在速度和高度上创造了一系列新纪录。
军事力量似乎也是意大利崛起的很好标志。虽然20世纪20年代它在武装部队上的花费并不多，但是墨索里尼对于实力和征服的迷信，以及扩张意大利领土的日益强烈的愿望，使他在30年代大幅度地增加国防开支。确实，在30年代中期，国民收入的10%以上和政府收入的1/3都被用于发展武装部队，按军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来说，比英国或法国的开支还要多，而比美国的总支出更多得多。时髦的新型战舰正在建造，为的是与法国海军和英国的地中海舰队相抗衡，并使地中海确实成为墨索里尼所宣称的“我们的海”。当意大利参战时，它拥有113艘潜水艇，“这或许是除了苏联以外世界上最庞大的潜水艇部队”。1940年以前，它甚至把更多的钱分配给空军，即皇家空军。这也许是为了与早期法西斯主义强调现代性、科学、速度和刺激性的论调保持一致。无论是在阿比西尼亚还是在西班牙（特别是在后者），意大利人都动用了空军，并使自己以及许多外国观察者确信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空军。海军和空军的加强使意大利用于陆军的基金所剩无几，但是在30年代后期，陆军的30个师经过了实质上的改编，新式的坦克和火炮列入了计划。此外，墨索里尼认为，由于大量的法西斯行动队和训练有素的小分队的存在，因而在下一次总体战中，这个国家很可能拥有曾经要求的“800万士兵”。所有这些都是第二罗马帝国诞生的吉兆。
然而，这些不过都是梦想，从强权政治的角度来看，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软弱得惊人。关键问题在于，“从经济上说，甚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意大利仍只能算是一个半发达的国家”。按人均收入，意大利1920年的水平或许只相当于英国和美国在19世纪初期及法国在19世纪中期所达到的水平。意大利国民收入数据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北部的人均收入高于平均水平20%，而南部的人均收入则低于平均水平30%。这一差距，要是说有什么变动，那就是还在不断地拉大。由于人口源源不断地外流，因而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意大利人口的年增长率只有1%左右。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为2%，而人均收入的年增长率只有1%。这虽不能说是一种灾难，但也很难说是一种经济奇迹。从根本上说，意大利的软弱就在于它一直依赖于小规模的农业。1920年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为40%，并吸收了劳动人口总数的50%。甚至直到1938年，意大利一个家庭的过半支出仍用于购买食物，这是经济落后的又一标志。由于过分强调农村生活的优点，法西斯主义不是减少农业的比重，而是采取一系列措施尽力支持农业，其中包括保护关税、大面积地开垦土地和完全控制小麦市场。在法西斯政权的各种考虑中，重要的是尽量减少对外国粮食生产者的依赖，防止农民进一步流入城镇，因为这会导致失业总人数的上升和社会问题的增多。其结果造成了农村极为严重的失业，并产生与此相应的所有特征：低生产率、文盲和地区间的严重不平衡。
既然意大利经济相对落后，国家又宁愿把钱花在军备和维护乡村农业上，那么剩下来用于企业投资的金额就很少，这就不足为奇了。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减少了国内资本的积累，那么经济萧条和转向保护主义对于国内资本的积累则是进一步的打击。可以肯定，因有政府的飞机或卡车订货而生意兴隆的公司可以大获盈利，但是总的说来，意大利经济发展不大可能从自给自足的努力中获益。关税仅仅为无效率的生产者提供了保护，而以前曾给意大利工业化以极大推动的国外投资，在这种全面的新重商主义时代却减少了。到1938年，意大利仍然只拥有世界制造业产量的2.8%，钢、生铁、铁矿石和煤产量在世界总产量中所占比重分别为2.1%、1.0%、0.7%和0.1%，它的现代资源的能源消耗率比任何其他大国都低得多。最后，鉴于墨索里尼明显地热衷于同法国打仗，有时还想与英法两国同时作战，指出下面这一点是有意义的：意大利仍然不得不依赖于肥料、煤、石油、废钢铁、橡胶、铜和其他必需原料的进口——其中80%要通过直布罗陀海峡和苏伊士运河，而且不少是由英国船只运载的。意大利政权在这方面最具典型性，即没有制订应付进口物资一旦停止的应急计划。这类战略原料的储存也是谈不上的，因为到30年代后期，意大利甚至没有外汇去支付眼前的需求。这种经常性的通货短缺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意大利人无力购买德国机床。这对于生产1935年以后研制出来的更新式的飞机、坦克、大炮和舰艇是至关重要的。
尽管墨索里尼政权把全部精力和资源都用于武装部队的建设，但它们的实际表现和状况却很糟糕，而且每况愈下，这一点也可以从经济落后中找到解释。海军或许可以算作是意大利3个军种中装备最精良的，但是也可能过于软弱而无力把英国皇家海军逐出地中海。意大利海军没有航空母舰（因为墨索里尼禁止建造），因此它被迫转而依赖意大利皇家空军。军种之间缺乏协调，这可以说是一种极为不当的安排。它的巡洋舰只适宜于好天气，而事实证明它的大批潜水艇是一种对过时装备的巨额投资：“艇上缺少攻击计算仪器；在遭到深水炸弹攻击时一旦管道破裂，空调系统会放出有毒气体；下潜速度相当缓慢，这在敌机飞临时是很令人头疼的。”类似的落后现象在意大利空军中也可以看到。意大利空军在对阿比西尼亚部落的轰炸（虽然并不总是击中目标）中显示了自己的能力，它在西班牙内战中的表现也给许多观察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到30年代后期，更新式的英国和德国的单翼机完全使菲亚特CR42型双翼机黯然失色，甚至轰炸机部队也苦于只拥有轻型和中型轰炸机，这些飞机的发动机马力很小，炸弹也非常不灵。然而，意大利上述的这两个军种在国防预算中所享有的份额还是日益增加。相比之下，陆军在国防预算中的份额却从1935～1936年度的58.2%，下降到1938～1939年度的44.5%，而这个时期正是陆军迫切需要新式坦克、大炮、卡车和通信系统的时候。当意大利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意大利陆军的“主战坦克”是重量为3.5吨的菲亚特L-3型坦克，没有无线电设备，视野狭窄，只配备有两挺机枪；而这时最新式的德国和法国坦克设计重量都接近20吨，并装有威力大得多的火器。
鉴于法西斯统治下困扰意大利经济的几乎不可救药的软弱性，那种认为它能在同另一个相当的大国的战争中取胜的看法未免太轻率了。下面这一事实使意大利的前景更加暗淡，即它的武装部队是早期重新武装的牺牲品，因而很快就过时了。由于这在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普遍问题，也几乎在同等程度上影响了法国和俄国，因此，我们在回头具体分析意大利的软弱性之前，稍微详细地探讨一下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
至关重要的因素是，这一时期的科学和技术广泛用于军事发展，它改变着所有兵种的武器系统。例如，战斗机就正在从便于操纵（但武器装备单薄）的双翼机，迅速转变为“装备多挺重机枪和火炮、座舱防弹钢板和自封式燃料箱”的铝合金单翼机，前者飞行时速约为200英里，后者飞行时速可达400英里，并需要更大功率的引擎。轰炸机也在发生变化——在那些有能力实现这一变化的国家里——从双引擎的短程中型轰炸机向代价高昂、四引擎、载弹量很大、活动半径达2000英里的轰炸机转变。《华盛顿条约》以后的战列舰（如乔治五世号、俾斯麦号和北卡罗来纳号等）比它们的前代航速加快了，防护能力增强了，并装备强大得多的防空火力系统。新式航空母舰是庞然大物，设计也很完善，比20世纪20年代最新式的水上飞机母舰和改装过的战列巡洋舰都有更大的攻击力。坦克设计师正在赶制更重型的、武器装备更好、防护钢板更强的坦克样品，这种坦克需装载比1935年以前的轻型实验原型所拥有的马力大得多的发动机。此外，所有这些武器系统正受到电力通信的变革、导航设备和潜探测设备的改善的影响，也受到早期雷达和改进了的无线电装备的影响。所有这些技术改进，不仅使新式武器变得更加昂贵，而且也使新式武器的采购程序复杂化了。试问，人们有足够的新式机床、计量仪器和焊接平台去适应这些改进型装备的生产吗？武器工厂和电力供应能够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吗？他们有足够的备用工厂和训练有素的工程师吗？人们有胆量停止生产经过考验的但可能是过时的旧式型号，而去等待新型号经过试验然后再投入生产吗？最后一个问题，也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是，这些不顾一切重新武装的努力，怎样与国家经济状况、海内外资源的获得以及国家财政承受能力保持一致？毫无疑问，这一切并不是新出现的难题，但是这一切给30年代的决策者们的压力，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沉重得多。
正是在这种技术—经济背景（和外交背景）中，才能够最透彻地理解30年代大国重新武装的不同模式。在这10年中，各国国防开支实际年度总数的统计方式存在着许多差异，但是表27还是可以看作此时发生的事情的一个合理指南。
表27 大国国防开支（1930～1938年）
（以当时百万美元为单位）
（续）
通过这种对比，意大利的问题就更清楚了。尽管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意大利需要把相当大一部分国民收入用于武装部队（其比重可能超过除苏联以外的任何国家），但是从绝对数字来说，30年代前半期意大利在军备方面并不是一个高消费者。但是，旷日持久的阿比西尼亚战争，加上其间对西班牙的干涉，导致国防开支在1935～1937年大幅度增加。因此，在那几年里，意大利的部分国防开支是用于当时的军事行动，而不是用于三军或军事工业的发展。在阿比西尼亚和西班牙的冒险严重地削弱了意大利，这不仅仅是因为战场上的损失，而且还因为战斗持续得越久，意大利就越需要进口必不可少的战略原料，而这是需要付钱的，从而导致1939年意大利银行储备减少到几乎等于零。由于无力购买使空军和陆军现代化所需要的机床和其他设备，早在1940年之前的两三年，这个国家或许已经变得更弱了，陆军自身的整编也无济于事，因为它把每一个师从3个团减少为两个团，用这个办法把师的数目又增加一倍，其结果是许多军官得到了晋升，但部队的效率并没有真正提高。空军依靠生产力还不及1915～1918年的工业来支撑（假定这个词是恰当的），它号称拥有8500多架飞机，进一步的核实将这一数字减少到总共只有454架轰炸机和129架战斗机，其中没有多少在他国空军中堪称第一流的飞机。没有合适的坦克、高射炮、快速战斗机；像样的炸弹、航空母舰、雷达、外汇以及充足的后勤保障，墨索里尼就这样在1940年把它的国家投入了另一场大国战争，其根据就是这场战争已经打赢了这一设想。事实上，只有奇迹，或者说是德国人，才使意大利避免了一场空前的大灾难。
诚然，以上的分析强调的是武器和数字，没有考虑领导能力、人员素质和国民对于战争的态度等因素，然而可悲的事实是，这些因素不但远没有补偿意大利的物质缺陷，反而增加了它的相对软弱。尽管进行了肤浅的法西斯主义灌输，但在1900～1930年，意大利社会和政治文化中没有任何变化能使陆军对于有才能的、雄心勃勃的男性变得更有吸引力。恰恰相反，它集体性的低能、主动性的缺乏和对于个人前途的关心，使它显得丢人——这一切使德国武官和其他军事观察家感到惊愕。陆军并不是墨索里尼的已驯服的工具，它能够并且也确实是经常违反他的意愿，为完不成任务找出各种理由。它的命运就是，通常不经事先商量就被投入冲突，在那里总有些任务必须完成。在谨小慎微、未经充分培训的高级军官的指挥下，加之缺乏有经验的士官作为骨干，这支陆军一旦卷入大国战争，其境况是无望的。意大利海军（除了有魄力的袖珍潜艇之外）的境况也好不了多少。虽说皇家空军的军官团和飞行员受过良好的教育和训练，他们也无法施展才能，因为他们仍然驾驶着过时的飞机，这种飞机的发动机易受沙漠地区沙粒的损伤，炸弹不灵，而火力更是可怜。至于缺乏一个参谋长委员会来协调各军种的计划或者讨论（更不用说安排）防务上的轻重缓急，这一点就更无须赘述了。
最后一点就是墨索里尼本人，他在战略上是头号的不利因素。有人论证说，墨索里尼并不是像希特勒那样无所不能的领袖，可他却使自己显得像那样的领袖。国王维克多·艾曼努埃尔三世努力维护他的君主特权，并成功地使官僚和军官团中的许多人对他保持忠诚。对于许多意大利人来说，罗马教廷也是一个独立的、颇有竞争力的权力中心。到20世纪30年代，大工业家和不驯顺的农民都对墨索里尼政权缺乏热情。而民族法西斯党本身，至少是它那些地区首领们，似乎更关心工作的分配，而不是追求民族的光荣。但是考虑到“领袖”的自我欺骗嗜好，喜欢言过其实和大吵大嚷，出于天性的撒谎，缺乏有效的行动和思考的能力，以及政府的无能等因素，即使墨索里尼的统治是绝对的，意大利的地位也不会更好一些。
1939～1940年，西方盟国经常考虑这样一个问题的利弊得失：让意大利参加德国一边作战，而不要让它保持中立。总的看来，英国三军参谋长们宁愿让意大利置身于战争之外，以便维持地中海和近东的和平，但是也存在着强有力的反对论调，它事后看来似乎是正确的。在人类冲突的历史上，论证出另一个敌人的参战给敌方造成的损害甚于己方，这种情况还是极为罕见的，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至少在这方面是独一无二的。
日本对现状提出的挑战也是一个极为个别的类型，但是却需要公认的大国非常认真地去对待。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世界强烈地带有种族和文化偏见的色彩。在西方，许多人往往把日本人作为“小黄种人”而不予以重视。只有在对珍珠港、马来亚和菲律宾的毁灭性进攻期间，人们才看清，那种把日本人看成是一个缺乏远见、发育不全和不懂机械的民族的陈腐观点完全是一派胡言。为了既能适应白天作战又能适应夜间作战，日本海军训练刻苦，并且收效甚丰；它的驻外武官源源不断地向东京的计划人员和舰船设计师提供情报。陆军航空队和海军航空兵也都训练有素，并储备了大批有能力的飞行员和具有献身精神的空勤人员。至于陆军本身，站在这支富于武士道精神的部队前面的，是意志坚强和极度爱国的军官团。无论是进攻作战还是防御作战，它们都是令人生畏的部队。那种导致行刺被指控为软弱的大臣的狂热情绪，很容易转变成战场上的效率。当其他军队仅仅是谈论战斗到最后一人时，日本士兵不仅是从字面上理解这句话，而且身体力行。
这一时期的日本人如与非洲祖鲁武士相比，其区别在于前者不仅极为勇敢，而且还拥有军事—技术优势。第一次世界大战极大地促进了日本1914年以前的工业化进程，部分是因为协约国的军需品订货和对于日本船舶的迫切需求，部分是因为日本的出口商可以打进亚洲市场，而西方已不再能为亚洲市场提供商品了。在战争期间，日本进出口增加了两倍，钢和水泥产量增加了一倍多，化学工业和电气工业的发展也是突飞猛进。和美国一样，战争期间日本也还清了外债，并转而成为债权国。日本也变成了一个主要造船国，1919年下水吨位为65万吨，而1914年还只有8.5万吨。正如国际联盟的《世界经济概览》所表明的，战争对日本制造业产生的刺激比对美国的还大，而在1919～1938年生产的持续发展，意味着在总体发展速度方面日本仅次于苏联而居于第二位（参见表28）。
表28 制造业生产的年度指数（1913～1938年）
（以1913年～100为比较）
（续）
事实上，到1938年，日本在经济上不仅变得比意大利强大，而且在所有制造业和工业生产指数方面也都超过了法国（见表14～表18）。如果日本军事领导人在1937年不发动对中国的战争，如果他们在1941年不发动更具灾难性的太平洋战争，那么，人们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日本也许提前许多年就实现了它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才实现的超过英国产量这一目标。
这并不是说日本轻而易举地克服了它所有的经济困难，而只是说它引人注目地日益强大起来。由于其原始的银行体系，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现要适应一个债权国的地位也并非易事，而对于货币供应量的处理又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更不用说1919年的“米骚动”了。当欧洲恢复了和平时期的纺织品、商船和其他商品的生产时，日本重又感到了竞争的压力；在这一时期，日本的制造业产品成本从总体上说仍然比西方高。另外，日本人口的绝大多数仍然停留在小规模农业经营上，这些农民不仅受到因从中国台湾和朝鲜进口的谷物日益增加的损害，而且也受到极其重要的丝织品出口贸易崩溃的损害，因为1930年以后美国对这方面的需求消失了。对于忧心忡忡的或是野心勃勃的日本政治家来说，寻求通过帝国主义扩张以减轻这些苦难一直具有诱惑力，例如，对中国东北的征服不仅意味着军事上的得手，而且也意味着经济上的获益。另一方面，20世纪30年代，当日本的工业和商业部分通过重新武装，部分通过对被控制的东亚市场进行剥削而得到恢复以后，它对于进口原料的依赖也加深了（至少在这方面，日本与意大利有相似之处）。随着钢铁工业的发展，日本对中国和马来亚生铁和矿石的需求量也增加了。煤和铜的国内供应也不能满足工业的需要，但是与全国几乎完全依赖于各种石油燃料的进口相比，这些问题还不算是至关紧要的。日本对于“经济安全”的要求（在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和军国主义统治者的眼中，这是一种不言而喻的利益）驱使它永远向前，但是结果却并不尽如人意。
尽管有这些经济问题，而且在某些方面无疑正是由于这些经济问题的存在，使20世纪30年代早期高桥是清领导下的大藏省想不顾一切地借债，以便给军队分配更多的资金，导致军费在政府支出中的份额由1931～1932年度的31%，增加到1936～1937年度的47%。最后当高桥是清对经济后果感到惊恐并力图限制军费的进一步增加时，军国主义者立刻刺杀了他，而军费支出则螺旋式上升。第二年，武装部队支出在政府开支中的比重高达70%，就绝对数来说，日本的军费开支超过了所有比它远为富裕的民主国家。这样，到30年代末，日本军队的处境相比意大利军队要好得多，相比法英两国军队，也可能好得多。根据《华盛顿条约》，日本帝国海军规模在法律上被限制在英国或美国海军的一半稍多一点儿，但事实上它比两国海军要强大得多。在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这一段时间里，当英美两个主要的海军国家节约它们的海军开支时，日本的海军建设就达到了条约限制的规模，进而不声不响地远远突破了那些限制。例如，它的重巡洋舰的排水量接近1.4万吨，比条约规定的多0.8万吨。日本的所有主要战列舰的航速都很快．而且配有威力强大的武器。它的旧式战列舰实现了现代化。到30年代后期，日本正在建造“大和”级巨型战列舰，其吨位之大为世界之最。在所有因素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是（尽管日本的战列舰将领们还没有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日本强大而有效的海军航空力量，它拥有3000架飞机和3500名飞行员，主要集中于海军的10艘航空母舰上，但也包括陆地上效率极高的轰炸机和鱼雷机中队。日本的鱼雷在威力和质量上都是无敌的。最后，这个国家还拥有居世界第三位的庞大商船队，但海军本身却令人难以理解地忽视了反潜战。
由于实行征兵制，日本陆军随时可以获得人力补充，并能使新兵完全遵循绝对服从和群体竭尽全力的传统。它原先保持着早些年所规定的陆军规模，后来执行扩军计划，从1937年的24个师、54个飞行中队，扩大到1941年的51个现役师、133个飞行中队。另外，还有10个兵站师（用于培训）及大批的独立旅和卫戍部队，大约相当于30个师。因此，到战争前夕，日本陆军已超过100万人，并得到将近200万训练有素的预备队的支持。坦克部队不够强大，因为东亚许多地区的地形和木桥不适于使用坦克，但是它装备着优良的机动火炮，经受过丛林作业、强渡江河和两栖登陆的良好训练。陆军有2000架可供作战的飞机（和海军的一样），包括令人生畏的零式战斗机，在速度和机动性能方面，它可以同当时欧洲生产的任何飞机相媲美。
因此，日本的军事效力是非常高的，但是并非没有弱点。由于各派之间的倾轧而不团结，文武不和以及动辄就实行暗杀，使得30年代日本政府的决策缺乏稳定性，有时没有章法。此外，陆军和海军之间也缺乏适当的协调。当然这绝不是日本特有的现象，但是由于日本陆海军心目中各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敌人和作战区域，因而这个问题对于日本就变得更加危险了。当海军预期在未来的战争中与英国或是美国交战时，陆军的眼睛却死盯着亚洲大陆和苏联对日本利益构成的威胁。由于陆军在日本政治中更有势力，而且还控制着帝国最高统帅部，因此一般来说它的观点是占上风的。在1937年日本蓄意制造卢沟桥事变以后，陆军坚持要对中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这一决定并没有遭到海军和外务省的有效反对，虽然两者对这一决定的支持显得勉强。尽管日本从中国东北向华北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并在中国沿海采取了登陆行动，但日本陆军仍发现它不可能取得决定性胜利。蒋介石政府虽然丧失了大批军队，但仍在坚持斗争，并且在日本突击纵队和飞机的追击下，向更纵深的内地转移。对于日本帝国最高统帅部来说，问题不是这次战争所遭受的损失（陆军伤亡大概只有7万人），而是这种没完没了、旷日持久战争的巨额开支。到1937年底，在中国的日本军队已超过70万人，而且这一数字还在不断增加（威尔莫特说到1938年有150万，这一数字似乎是太高了），但仍无法迫使中国人投降。“支那事变”——东京是这样称呼这场战争的——每天的费用是500万美元，从而导致军费更大幅度增长。1938年日本实行了配给制，连同一整套其他政令，实际上把日本推上了“总体战”动员的道路。随着日本政府越来越多地依靠借款来支付巨额军费，国债以惊人的速度螺旋上升。
使这一战略变得更加难以维持的是日本外汇和原料贮存的日益减少，以及它对于持非难态度的美国、英国和荷兰进口的依赖性日益增长。当它的空军在中国战场上中耗尽了大量燃料以后，日本就“命令工厂、船只和机动车辆各减少它们燃料的37%、15%和65%”。日本人认为，蒋介石的军队之所以能够连续抵抗，是因为通过缅甸公路、法属印度支那和其他路线得到了西方源源不断的物资供应，这种情况更令日本人不能忍受。日本必须南进以孤立中国并牢固控制东南亚、荷属东印度和婆罗洲的石油及其他原料，这一信念合乎逻辑地、不可抗拒地增强着。当然，这是日本海军历来赞成的方针，然而即使是优先考虑苏联和在中国进一步作战的陆军，也被迫逐渐承认南进对于保障日本经济安全的重要性。
这就导致了所有问题中最严重的问题。日本人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建立起来的武装部队，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法国人赶出印度支那，把荷兰人赶出东印度。正如白厅的战略计划人员在30年代末秘密承认的那样，甚至英帝国也会发现，要顶住日本人的进攻是极为困难的；而且战争既已在欧洲爆发，英国要在远东全力以赴也是不可能的。然而，对于日本人来说，同苏联或是同美国交战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例如，1939年5月到7月间在诺门罕周围与苏联红军的持续而血腥的冲突中，苏联在大炮、飞机、重型坦克的火力等方面的明显优势震惊了日本最高统帅部。日本关东军所拥有的师，不及苏联人部署在蒙古和西伯利亚的师的一半，大批军队在中国日益陷入困境。在这种情况下，甚至那些更为极端主义的陆军军官们也承认，必须避免同苏联作战，至少是在国际形势变得对日本更加有利之前应当如此。
但是，如果说战争北进将会暴露日本的局限性，那么战争南进如果冒着把美国卷入的危险，不是也会暴露日本的局限性吗？面对东京擅自夺取荷属东印度和马来亚，难道对于日本在中国的行动强烈不满的罗斯福政府会袖手旁观，从而使日本摆脱美国的经济压力吗？1938年6月实施的航空物资出口的“道义禁运”，第二年《美日商务条约》的废除，以及最重要的，即1941年7月日本夺取印度支那以后，英、荷、美三国联合实施的石油和铁矿禁运，所有这些都表明，日本只有不惜与美国开战，才能换取日本的“经济安全”。但是美国人口近乎日本人口的两倍，每年的国民收入是日本的17倍，钢产量是日本的5倍，煤产量是日本的7倍，机动车产量是日本的80倍。即使在像1938年这样不景气的年份里，美国工业潜力也比日本大7倍，而在其他年份则可能大9倍或10倍。即使考虑到日本人狂热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对远为庞大之敌的两次辉煌胜利（1895年对中国、1905年对俄国）的记忆，其当时筹划的战争也是不可思议的，甚至是荒谬的。事实上，对于像山本五十六将军这样清醒的战略家来说，进攻像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似乎是愚蠢的，特别是当大多数日本军队将留在中国这一点已经显而易见之时更是如此。然而1941年7月以后，日本如果不与美国决一雌雄，就会让日本暴露在西方经济胁迫之下，而这也是令其不能容忍的想法。欲罢不能，日本的军事领导者们准备铤而走险了。
20世纪20年代，德国显得异常虚弱。由于几个大国不满足于战后的领土和经济安排，德国因此而饱尝苦果：由于受到《凡尔赛和约》中军事条款的束缚，德国背着必须赔偿战争损失的沉重包袱；在战略上，由于把边界地区移交给法国和波兰而受到钳制；在国内，面临着通货膨胀、尖锐的阶级矛盾、选民和各党派的相应不稳定以及混乱的冲击；在外交事务上，德国一点儿享受不到意大利和日本所享有的行动自由。20年代后期，由于普遍繁荣的出现，同时由于施特雷泽曼在外交上成功地提高了德国的地位，各方面的情况得到了很大改善。但尽管如此，德国仍然是一个政治上处于困境的“半自由”大国，而此时，1929～1933年的金融和商业危机，沉重打击了它那不稳定的经济和令人厌恶的魏玛民主。
如果说希特勒在上台后的几年里改变了德国在欧洲的地位，那么在此回顾一下前面曾提到的几点是很重要的。实际上，每个德国人都是“修正主义者”，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许多早期纳粹外交政策计划，体现了过去德国民族主义者的野心和受到压制的武装部队要一展雄心的延续性；1919～1922年中欧东部边界协定在许多民族和种族群体看来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早在纳粹分子掌权之前，他们就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并且愿意同柏林结盟以期修订那些协定；尽管德国领土缩小，人口和原材料减少，但德国仍然保持着成为欧洲第一强国的工业潜能；抑制德国扩张的复苏是维持国际间平衡的需要，但这种平衡同1914年以前相比显得更加不伦不类且极不协调；毫无疑问，希特勒不久后就在他改善德国外交和军事地位的计划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但同样明显的是，许多条件对他无情地利用这些机会也是有利的。
就本书所要论述的主题而言，希特勒的“独特之处”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希特勒矢志要创建的民族社会主义德国的极端强烈和狂热的本质：这是一个通过灭绝犹太人、吉卜赛人和其他被怀疑为非条顿族的人种，来达到种族“纯洁化”的社会；一个将全心全意、毫无疑义地支持这个政权的民族，这个政权将取代阶级、教会、地区和家庭等古老的忠诚观念；一种不论何时何地，只要领袖认为需要，就能以推广德意志精神为目标而动员组织起来的、能与多数大国相抗衡的经济；一种充满了暴力、斗争和仇恨，以粉碎敌人为快乐和蔑视妥协的意识形态。设想一下20世纪德国社会的规模和复杂性，可以说几乎无须评论这是一种不现实的幻想了：希特勒在全国的“权力是有限的”。的确，1932～1933年，甚至1938～1939年以前曾支持他的个人与利益集团的热情在不断下降；毫无疑问，除了所有那些公开反对这个政权的人外，还有许多思想深处发生变化、产生了反抗情绪的人。尽管有这些例外的情况存在，但毋庸置疑的是，民族社会主义受到了广泛欢迎，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它对自然资源的支配绝不会受到挑战。由于德国政治文化的重心集中在战争和征服上，以至于其政治经济扭曲到这样一种程度：1938年政府开支的52%和国民生产总值的17%都倾注在扩充军备上，因此，德国走上了一条不同于其他西欧国家的道路。《慕尼黑协定》签订的那一年，德国的军费开支实际比英国、法国和美国三国加在一起的总数还多。在国家机器所能影响的范围内，整个德国所有的力量都被动员起来准备参加新的战争。
第二个方面是，德国在扩充军备过程中，国民经济由于受到激发而处于惊恐的不稳定状态。正如前面所指出的，30年代后期，意大利和日本的经济也出现了相类似的问题，当法国和英国寻求对付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军备扩充步伐时，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但是，没有一个国家的武装部队增长的速度能像德国那样快。1933年1月，按合法规定，德国陆军人数大约不超过10万。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军方即已在秘密筹划把7个师的部队扩充到21个师，与此同时，还暗中准备重建空军部队、坦克部队以及《凡尔赛和约》所禁止的其他兵种。1933年2月，希特勒给冯·弗里奇的总指示是“创建一支力量可能最强大的军队”。这一指示立即被扩军计划的制订者当作前进的号令，从而把以前制订的计划付诸实施，并最终摆脱了财政和人力上的限制。1935年，德国宣布征兵，军队的最大数量上升到36个师。1938年，德国接收了奥地利部队，接管了莱茵兰的宪兵部队，建立了一些装甲师，并改组了战时后备军，使军队总数又上升到新的高度。1938年末的危机时期里，现役部队达到42个师，预备役部队8个师，战时后备军21个师；次年夏季，战争开始时，德国野战部队战斗序列已达103个师，一年内猛增了32个师。德国空军的扩充更是迅猛异常。1932年，德国年产飞机仅为36架，1934年和1936年分别上升到1938架和5112架；据1933年7月的指令称，全军种共有飞行中队26个，但到战争爆发时，已上升到302个中队，并在前线配有可供作战的飞机4000架。如果海军在规模上给人的印象不那么深刻的话，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提尔皮茨早已注意到这一事实）：建立一支强大的舰队至少要花一二十年的时间。不过，到1939年，海军上将雷德尔指挥一群快速的现代化战舰时，海军人员数量已比1932年增加了4倍，比希特勒上台前扩大了11倍。德国在海、陆、空方面的重整军备计划旨在尽快改变力量对比。
表面上，所有这一切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但德国内部却发生了严重动摇。《凡尔赛和约》的领土划分对德国经济的打击，1923年严重的通货膨胀，战争赔偿以及难以重新进入1914年以前的国际市场等，这一切都意味着到1927～1928年，德国的总产量才达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但是，这次复苏很快又为随后几年的严重经济危机所破坏，那次危机使德国遭到了比其他国家更为沉重的打击。到1932年，其工业产量只占1928年的58%，进出口额只有1928年的一半多，国民生产总值从890亿帝国马克下降到570亿帝国马克，失业人数从140万增加到560万。希特勒早期所享有的声望主要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即在征兵解决一部分失业人口之前，大规模修路、电气化和工业投资计划极大地降低了失业人口的总数。然而，到1936年，经济复苏不断受到庞大的军备开支的影响。在短期里，这样的开支类似凯恩斯的由政府来促进资本投资和工业增长的办法；而在中期（暂且先不提长期），其经济上的各种后果是令人惊恐的。或许只有美国经济才不会有很大困难来承受这种军备开支水平所产生的压力，而德国经济当然是承受不住的。
那时，外国观察家并未察觉到的首要的严重问题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决策机构处于极度混乱之中，其中某些事情似乎得到了希特勒的鼓励，以便保持最高权威。四年计划虽然公布了，但缺乏一个全国协调一致的方案，把扩充军备同德国经济的容量和三军建设项目的轻重缓急密切联系起来。戈林名义上负责这项计划，但实际做事只是个无能为力的行政官员。相反，每一个分支部门都在追求极端危险的自我扩展，制定新的（常常是荒谬的）目标，争夺资本投资尤其是原材料的必要分配。可以肯定，如果政府对劳动力不实行严格控制，不强迫私营工业将其利润再投资到国家批准的制造业中，不征收高税和赤字举债，不控制工资和个人消费，不把适当数量的国民生产品作为军事工业的资本投资的话，那么，形势就会变得更加混乱。1938年，甚至当政府开支上升到国民生产总值的33%时（在国家的要求下，而且大部分的“私人”投资当时确实尽了力），也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满足军事部门重叠的有时是狂妄自大的要求。有关重建德国海军的“Z计划”需要600万吨燃油（等于1938年德国的总消耗量），空军计划到1942年要拥有1.9万架前线战斗机和备用飞机，此计划需要“当时世界原油产量的85%”！同时，每个军种都争先恐后地争夺大批训练有素的人员、钢材、滚珠轴承、石油和其他重要战略物资。
最后，大规模扩充军备与德国严重依赖进口原材料的情况大相径庭。这个帝国煤矿还算丰富，但却大量需要铁矿石、铜、铝、镍、石油、橡胶和其他物资，这些物资是现代工业——和现代武器系统——赖以生存的基础。相反，美国、英国和苏联的这些资源则十分丰富。1914年前，德国通过制造业产品的出口来支付上述物资的进口，但在30年代，这样做已经不再可能，因为德国工业都已转向为德国军队生产坦克、枪炮和飞机了。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支、后来的战争赔偿以及传统出口行业的崩溃，实际已把德国所有的外汇储备消耗殆尽。1938年，德国仅占世界黄金和金融储备的1%，而美国却占了54%，法国和英国各占11%。因此，帝国各机构实行严格控制国家外汇的制度，进行以货易货以及其他特殊“交易”，以此来支付重要物资的进口，而不用黄金和外汇。在四年计划里，德国明确决定要通过生产合成代用品（石油、化肥等）来摆脱对那些急需物资的依赖。当然，每一种手段都是有效的，但没有一个手段，或即使所有的手段都加在一起，也不能满足扩充军备的需要。由于国家储备的原材料已经枯竭，为了支付新鲜的补给品，资金也使用殆尽，这就是德国军事工业反复发生危机的原因。1937年，雷德尔警告说，除非能够获得更多的原料，否则整个海军建设将不得不停止。1939年1月，希特勒亲自下命令，大量削减配给德国国防军的钢、铜、橡胶和其他物资，因为经济上正在打一场“出口仗”，以提高外汇储备。
上述情况对德国的国力和政策产生了三个相互关联的后果。第一个后果是，德国在军事上并不像希特勒在1938～1939年吹嘘的、使西方民主国家感到恐惧的那样强大。在战争开始时，野战陆军部队声称有275万人，但只有少量装备精良的机动师，为数众多的是装备低劣的预备役师，而且急需大批经验丰富的军官和士官来训练众多的新兵。军需品的储备少得可怜，甚至在与英国和法国发生敌对行动时，著名的德国坦克部队拥有的坦克数也比英法两国的坦克总数少。计划于40年代中期参战的海军自述说，“要同英国打大仗，装备根本不够格”——即使把潜水艇加进来弥补这一差距。就水面舰只来说，这也是一个公正的结论。至于空军，其力量是强大的，主要是因为它的敌人长期衰弱，但它也受尽了后备力量和后勤保障部队不足的折磨。在30年代末的国际危机中，德国绝没有其对手想象的那么强大——其航空工业和空勤人员要适应“第二代”飞机非常困难，例如，“能够熟练操作的”空勤人员人数远远不能满足慕尼黑危机时“前线”所规定的人数——把伦敦炸成一片灰烬的想法是荒唐的。
完全赞同最近修正主义者的著作中关于1939年德国对战争毫无准备的说法是不明智的。归根到底，军事效力只是相对的。在武装部队中，很少有（即使有的话）部队会声称他们所有的需要都得到了满足。衡量德国的弱点必须同其敌人的弱点进行比较。经过比较之后，情况对柏林似乎非常有利，特别是由于其武装部队的效率一直处于这样一种作战思想指导之下——陆军准备集中坦克部队，并让其在战场上作为先导，通过无线电保持联系；空军尽管偏重于执行“战略”任务，但也接受了援助陆军突击的训练；潜艇部队尽管规模较小，但在战术上却是灵活多变的。所有这些，都是对橡胶储备不足（比如说）的重要补充。
这给我们带来了第二个后果：德国武装部队重新装备的速度太快，因而严重损伤了经济。对于希特勒来说，向他国诉诸武力以解决经济困境有极大的吸引力。他很清楚地知道，夺取奥地利不仅能给德国增加5个师的兵力，一些铁矿和油田，相当规模的金属工业，而且还能得到价值两亿美元的黄金和外汇储备。苏台德地区并无多大经济价值（尽管那里煤矿丰富），到1939年初，第三帝国的外汇形势岌岌可危，希特勒把贪婪的目光盯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余部分。1939年3月，德军冲向布拉格，一旦占领，马上开始清点战利品，所有这一切丝毫不会令人奇怪。德国人除了夺得捷克国家银行存有的黄金和外汇资产外，还夺得了大量的矿石和金属，这些东西很快就被用来帮助德国工业。同时，规模庞大和利润丰盈的捷克军事工业的产品，可以卖给巴尔干半岛的顾客来为德国赚取外汇（或交换其他物品）。捷克军队的飞机、坦克和武器也为德国人接收，一部分用来装备新建的德国师，另一部分被变卖以赚取外汇。所有这一切，再加上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业生产，都极大地增强了德国在欧洲的力量，使希特勒狂热的（虽然多少有些勉强维持的）扩军计划得以继续进行下去，直到再次出现危机时为止。正如蒂姆·梅森所指出的：“公开解决这个由于独裁和重整军备而造成体制上紧张和危机的政权所面临的困难，其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强独裁和重整军备……一场为夺取劳动力和原材料的战争，深深扎根于国家社会主义领导下的德国经济发展的恐怖逻辑中。”
第三个后果和问题是：德国如不进行过分的扩张，它的征服和掠夺政策能维持多久？一旦德国重整军备的计划开始实行，其武装部队装备了现代化武器，那么攻克弱小邻国，攫取新的土地、原材料和外汇等似乎都会顺理成章地实现。1939年4至5月，波兰显然成为德国占领的下一个目标。但是，即使波兰能够很快被征服，德国能够对付得了法国和英国吗？就是说，同英法作战，对于仍然严重依赖进口原材料的德国的经济来说将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它能承担得了吗？有证据表明，希特勒在1939年甘冒同西方民主国家开战的风险时，他希望这些国家能够再次让步，允许他再发动一次有限的掠夺战争，只对付波兰一国，这将有助于德国经济做好准备，以便德国于40年代中期在某一地区进行第一次大国战争。假定法国和英国的经济和战略力量虚弱，在1939年时这两个国家的政治领导人还在踌躇不定，那么德国冒险同这两国提前交战似乎是值得一试的——即使军事行动僵持在1914～1918年战争的战线上，但德国在现代军备上原有的领先地位可能会衰弱得慢一些。然而，如果美国给予盟国以援助，那么，元首及其政权的胜利将很难有望；或者，如果把军事行动扩展到苏联，那么，苏联广袤的国土意味着要打一场漫长的、胜负难分的并给经济带来沉重负担的战争。
另一方面，由于纳粹政权靠征服为主，希特勒得陇望蜀，被一个接一个的虏获物驱使着，怎么可能会止步，何地是止境？他狂妄自大的逻辑意味着，在欧洲——可能的话，在整个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该向德国挑战。只有靠这些手段，他的敌人才会被粉碎，“犹太人问题”解决了，千年帝国才会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尽管传统有延续性，但这位德国元首在他那荒唐怪诞的夺取世界霸权的计划以及极端无视实现这一计划所遇到的障碍等方面，同他的腓特烈式和俾斯麦式的祖先非常不同。在这种长期而疯狂的野心以及需要避免短期危机的愿望推动下，希特勒就像日本人一样，专心致志于尽可能及早地改变国际秩序。
法国与英国
法国和英国面临着一场即将来临的风暴，两国处境变得日趋险恶和艰难。尽管两国之间在许多方面存在着严重分歧，但两国都是自由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都饱受创伤，它们都未能（尽管他们已尽了最大努力）持续不断地恢复它们记忆中美好的爱德华时代的政治经济状况。两国都感到国内工人运动的沉重和日益增长的压力，公众舆论迫切要求避免另一次冲突，它们全力关心的是内政、“社会”问题，而不是外交事务。这绝不是说伦敦和巴黎的外交政策是一致的。由于两国所处的地理战略位置不同，双方政府所受的压力是不同的，这两个民主国家在如何处理“德国问题”上常常出现分歧。不过，尽管它们在处理手段上争论不休，但最终目的还是一致的。在1919年后的动乱年代中，法国和英国无疑是两个维持现状的强国。
20世纪30年代初，法国似乎更强、更有影响一些，至少在非常重要的欧洲舞台上如此。在那些岁月里，在大国中，法国拥有一支第二大的陆军（仅次于苏联），空军也占第二位（同样，苏联的飞机总数多一些）。从外交上看，法国具有巨大的影响，尤其在日内瓦和东欧。在1919年以后的几年里，法国经受了严重的经济动荡，被迫重新调整法郎以适应下述严峻的现实：法国不能再依赖英美的援助，德国的战争赔款远远少于所期望的数量。但是，1926年普恩加莱[4]所实行的稳定货币的政策，使法国工业走上了腾飞的道路：生铁产量从1920年的340万吨猛增到1929年的1030万吨，钢产量从300万吨增加到970万吨，汽车从4万辆上升到25.4万辆；化工、染料和电器产品都打破了战前德国的垄断局面。法郎的有效稳定帮助了法国的贸易，法兰西银行中大量的黄金储备使法国的影响遍及整个中欧和东欧。甚至当“大萧条”发生时，法国受到的影响似乎最小——这一方面是由于法国手里握有大量的黄金，同时有效地调整了货币；另一方面是法国经济不像其他国家（如英国）那样严重依赖国际市场。
然而，1933年后，法国经济开始发生逐步的、系统的、可怕的崩溃。当其他主要贸易国“抛售”黄金时，法国试图避免法郎的贬值是徒劳无益的。这就意味着法国的出口产品越来越没有竞争能力，外贸崩溃了：“进口额下降了60%，出口额下降了70%。”经过几年的瘫痪之后，1935年紧缩通货的决定又给奄奄一息的法国工业部门以沉重的一击；1936年人民阵线政府强迫执行一周40小时工作制和增加工资的决定，又进一步打击了工业部门。这一情况连同1936年10月法郎的严重贬值，加速了已开始的黄金大量外流，严重损害了法国的国际信贷。在农业部门，法国还有一半人口从事农业，而其产量在西欧仍然是最低的。过剩的生产使价格下跌，因而又进一步恶化了已经较低的人均收入，失业的工业人口流回农村也加速了这种趋势的发展，回乡种地的唯一好处（非常令人怀疑的好处），就是掩盖了失业的真实人数，像在意大利发生的一样；建筑业急剧衰落；新兴工业，如汽车制造业，在别的国家正在复苏，而在法国却处于停滞状态。1938年，法郎的价值只是1928年的36%，法国工业生产只是10年前的83%，钢产量和建筑面积仅为10年前的64%和61%。考虑到法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含义，也许最令人生畏的数字是，在签订《慕尼黑协定》的那一年，法国国民收入比1929年下降了18%，而这种情况是在德国变得越来越危险的时刻发生的，大规模扩充军备是生命攸关的。
所以，单从经济上来解释20世纪30年代法国军事力量崩溃的原因是非常容易的。20年代末，法国得益于相对的繁荣，并由于担心德国暗中重整军备，因而在1929～1930年和1930～1931年两个财政年度里，急剧地增加了国防开支（特别是增加了陆军的开支）。可悲的是，法国对日内瓦裁军谈判还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随后又受到经济萧条的影响，这些都使法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1934年，法国国防开支仍占国民收入的4.3%，与1930～1931年相同，但因为经济衰落迅猛异常，绝对数减少了400多万法郎。尽管莱昂·勃鲁姆[5]的人民阵线政府试图扭转军费开支下降的局面，但直到1937年才突破了1930年的国防预算，增加的军费大部分用来弥补陆军野战部队的明显缺额以及进一步构筑工事。而在这些危机的年月里，德国在经济和军事上都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在汽车生产上，法国落后于英国和德国；在飞机制造上，法国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从第一位迅速下降到第四位；其钢产量在1932～1937年只可怜地增加了30%，而德国的工业生产却增长了300%；法国煤的生产在这5年内更是严重下降，而德国的煤炭生产却是持续增长的，大多数人认为其原因是由于1935年初萨尔煤田还给了德国。
由于经济迅速衰落，债务负担和1914～1918年战争抚恤金又占了公共开支总额的一半，因此，当1937年和1938年法国把预算的30%用于国防上时，它已经不可能令人满意地重新装备三军部队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没有太大贡献的海军的装备大概是最好的，到1939年，它已拥有一支均衡发展的现代化的舰队。但它在对付德国的陆上打击时却无济于事。在各军种中，受影响最严重的是法国空军，其资金一直匮乏，靠一个规模小而分散的航空工业勉强维持，在1933～1937年每月只能生产50到70架飞机，这大约是德国每月飞机总产量的l/10。例如，1937年德国生产了5606架飞机，而法国却只生产了370架（资料来源不同，也有说是743架）。只是在1938年，法国政府才开始把资金倾注到航空工业上，由于突如其来的膨胀，故不可避免地引起各个环节上的堵塞，更不用说由于要换装新型、高性能的飞机而引起的设计和试飞的困难。例如，1940年1～4月，法国空军只收到原先定购的520架“德瓦蒂纳”式战斗机中的首批80架飞机，而当法国飞行员刚刚开始练习试飞时，德军的“闪电战”就开始了。
许多历史学家承认，在这些经济和生产困难后面，还隐藏着更深刻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由于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到令人震惊的惨重损失，又为不断的经济打击而感到沮丧，政治家未能成功地战胜货币贬值、通货紧缩、每周40小时工作制、高税收和扩充军备等问题，这使得各个阶级和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关系更加紧张，到了30年代后期，法国社会在公共道义和团结方面发生了严重的崩溃。结果，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崛起，至少到西班牙内战爆发时，非但在法国远未产生神圣的联合，而且还造成了法国舆论进一步的分裂：极右派宁愿要希特勒，而不要勃鲁姆（如他们在街上高喊的那样），而左派中的许多人既不支持军费开支的增长，也不支持取消每周40小时工作制的提议。这些意识形态的冲突使党派变化无常，使两次大战之间的法国政府处于长期的不稳定状态中（1930～1940年政府更换了24次），因此所造成的印象是，法国社会有时已濒临内战的边缘。无论如何，法国已没有能力承受希特勒的鲁莽行动和墨索里尼的精神错乱。
同以前法国政治中常出现的情况一样，所有这一切都影响了军民关系以及军队在社会上的地位。但是，除了法国领导人不得不在其中工作的那种怀疑和沮丧的普遍气氛之外，还存在着以下一些具体弱点：没有一个像英国的帝国国防委员会或参谋长小组委员会那样有效的机构，来把政府中的军事部门和非军事部门联系在一起，以便系统地制订战略计划，或者协调军种之间的相互竞争。军队领导人物，如甘末林、乔治、魏刚和（在幕后的）贝当，年龄大都在六七十岁，都主张防御，个个谨小慎微，对战术革新毫无兴趣。他们不但拒绝了戴高乐关于建立一支小规模现代化坦克部队的建议，而且他们自己也不肯尽力去抓在战争中采用新式武器和新的作战方法等问题。合成兵种政策未付诸实施，作战控制和通信（例如无线电通信）中存在的问题被忽略了，飞机的作用下降了。尽管法国情报部门提供了很多关于“德国人正在考虑什么”的情报，但这些情报都被忽视了；人们对运用大规模装甲部队（如德国人在军事演习中所做的那样）的有效性表示公开怀疑；德军将领古德里安著的《小心，坦克》的多种译本都送到了法国各驻军的图书馆里，但却无人阅读。这说明，当法国工业受到刺激而生产出数目可观的坦克（很多坦克质量都是上乘的，如索米亚-35型坦克）时，却还没有与之相适应的作战理论来指导坦克的使用。一旦再发生一场大战，那么，法国军队想弥补社会政治的弊端和经济的衰退将是极其困难的。
同1914年以前的情形一样，法国在外交上的成功和一个有利的联盟战略都不能克服这些弱点。相反，随着30年代序幕的拉开，法国对外政策中的矛盾变得更加公开化。当然，第一个矛盾是，《洛迦诺条约》签订后，法国在马其诺防线后采取的战略防御，同按照条约要求法国阻止德国向东欧扩张，必要时出国援助其大陆盟国这样一种愿望，形成尖锐对立。1935年德国收复了萨尔区，重新占领了莱茵兰非军事区。这使法国向国外进攻的可能性更小了，即使法军领导者愿意采取进攻作战的话。但是，这些同1936年法国在外交和战略地位上遭到的接连不断的打击相比，简直算不了什么，这些打击包括：同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危机问题上发生的争吵，这使意大利从反对德国的潜在盟国变成了潜在的敌人；西班牙内战的爆发，预示着在法国后方又建立了一个法西斯政权；比利时出于战略上的考虑，退居中立。在这不幸的一年年底，法国再也不能把注意力仅仅集中在东北边界上了，闯入莱茵兰去帮助一个东方盟国的想法已变得脱离实际了。因此，在慕尼黑危机时期，许多法国领导人对于他们要对捷克斯洛伐克履行义务的前景感到惊恐万分。最后，一旦《慕尼黑协定》签订了，巴黎发现，苏联对于同西方合作怀有更深的敌意，不再愿意认真履行1935年签订的《法苏条约》了。
在外交、军事和经济这样不景气的情况下，法国的战略实际上是希望在未来同德国的战争中全面依赖英国的支持，这不足为奇，其中显然有很多经济上的原因。法国严重依赖进口煤（30%）、铜（100%）、石油（99%）、橡胶（100%）和其他重要原材料，其中大部分原料来自大英帝国，并且靠英国商船队运输。如果“总体战”发生，疲软的法郎又将需要英格兰银行的资助才能在世界上勉强维持。的确，到1936～1937年，法国已经严重依赖于英国和美国的财政支持了。反过来说，法国只有在英国皇家海军的援助下，才能再次切断德国来自海外的供应。到30年代末，法国也要求英国皇家空军提供援助，而援助法国也成了英国新远征军的任务。从各个方面来说，一般认为，法国的战略被动主义政策有其长期的逻辑性，假设德国对西方的任何攻击能像1914年那样被阻止，那么，英法帝国拥有的优势资源最终将占上风，而且毫无疑问，会使捷克和波兰在东部暂时失去的领土得到恢复。
法国“等待英国”的战略很难说是一件好事。显然，这是把主动权拱手让给希特勒。1934年后，希特勒不断显示出他懂得如何争取主动。此外，这一战略也束缚了法国的手脚（尽管有许多证据表明，像博内和甘末林这样的人宁愿被这样束缚住）。自1919年以来，英国一直敦促法国对德国采取一种较温和的调和的政策；希特勒上台后的几年里，英国政府及其民众对法国安全上出现的困境不以为然，英国人尤其强烈反对法国对东欧“继承人国家”所承担的义务；当英法合作不可避免时，英国人向巴黎施加压力，让法国放弃它所承担的义务。甚至在捷克危机之前，英国就已经搅乱并暗中破坏法国对柏林一直推行的旧的强硬路线政策——然而，英国却没有为法国提供任何有实质内容的政策来加以代替。只是到了1939年春天，两国才真正走到一起，形成一个正式的军事同盟，即使在那时，双方之间的政治怀疑也没有消除。如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的，英国虽然目光短浅，心里打着如意算盘，为一连串内政和殖民地问题所困扰，但“背信弃义”的行为并没有那么严重，这种看法似乎较为公正。但这仅仅肯定了这样的事实：即使德国的扩张主义得到遏制，英国也不过是法国政策所依靠的一根细弱的摇摆不定的墙头草。
对法国来说，也许最大的失算是他们以为在30年代末期，英国还能够像1914年那样来帮助法国制止德国的挑战。当然，英国仍然是一个具有相当实力的大国，享有许多战略优势，在制造业的产量和工业潜力上是法国的两倍。但英国本身的地位同20年前相比，已经不大稳固了，而且有点自身难保。第一次世界大战给英国国民的心理带来了巨大的创伤，他们对随后而来的、毫无成果的“迦太基式”和平（就平民大众所能看到的）不再抱有幻想。英国公众厌恶军国主义，讨厌英国卷入欧洲大陆事务，不再关心大国间的力量对比问题，这些倾向同议会民主以崭新的面貌出现（通过1918～1928年公民权的扩大）以及工党的崛起完全合拍。也许，英国这几十年的政治同法国相比似乎更多的是围绕着“社会”问题——其中一个事实是用于武装部队的开支在1933年只占公共开支的很小一部分（10.5%），而社会服务却占了46.6%。鲍尔温[6]和张伯伦[7]经常向他们的内阁同僚提醒说，通过干涉中欧东部国家的一些难以处理的问题来获得选票，这不是一种好风气（在白厅看来），这些国家的边界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即使对那些关心外交事务甚于关心社会问题或选举活动的政治集团和战略计划制订者来说，1919年以后的国际舞台也意味着小心翼翼和不负责任。战争一结束，那些自治领就迫切要求重新确立自己的地位。当这一要求根据1926年的《贝尔福宣言》和1931年的《威斯敏斯特法》得到实施时，这些自治领实际上已成为独立国家，（如果它们愿意的话）还可以享有自己独立的外交政策。没有一个自治领热衷于为欧洲的争端而战，某些自治领，如爱尔兰、南非甚至加拿大，不情愿为任何问题而战。如果英国希望维持帝国大一统的形象，那么它只能在可以获得自治领支持的争端上参战；即使在由于来自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威胁与日俱增，从而促使英国的这种孤立主义有所缓和时，伦敦仍然意识到这一重要的欧洲附属部分在其所有外交决策中的分量。从严格的军事意义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英国陆军以及皇家空军在印度、伊拉克、埃及、巴勒斯坦和其他地区的“帝国警察”行动。事实上，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大部分年头里，英国陆军又回复到维多利亚时代所起的作用：视苏联对印度的威胁为严重的战略威胁（尽管这种威胁比较抽象），日常的军事活动是使当地居民保持安定。最后，英国大战略中的这一思想，由于皇家海军力主派遣一支“主力舰队到新加坡”和白厅对保护它距离遥远且容易受到日本攻击的殖民地表示合乎情理的关注而得到加强。
的确，英国在战略上的这种两面性有着几百年的历史。但总的说来，让人更为惶恐的是，它现在不得不在极其虚弱的工业基础上来推行这种战略。20世纪20年代，英国的制造业已陷于萧条，原因之一是英镑恢复金本位的比率太高。尽管1929年后世界范围的大萧条使英国所遭受的灾难不如德国和美国的那样巨大，但毕竟动摇了英国衰弱的经济根基。仍占英国出口40%的纺织品生产削减了2/3；占出口10%的煤下降了1/5；造船业遭到的打击最为惨重，到1933年时，其生产下降到战前的7%；钢铁生产在1929～1932年的3年里下降了45%，生铁产量下降了53%。由于国际贸易停滞并为货币集团所取代，因此，英国在全球贸易中所占份额继续呈下降趋势，从1913年的14.15%，下降到1929年的10.75%，继而下降到1937年的9.8%。此外，过去一个世纪中靠从航运、保险和海外投资所获得的无形利润来弥补相当可观的明显贸易逆差的办法，已经行不通了。到20世纪30年代初，英国只能靠其资本来维持局面。1931年危机的创伤导致了英国工党政府垮台，并使政府做出抛售黄金的决定，这使政治家们意识到国家经济的脆弱性。
某种程度上，这些领导人的忧虑也许被夸大了。1934年时，经济开始慢慢回升。当北方原有工业失去活力时，新兴工业——飞机、汽车、石油化工和电器产品正在兴起。“英镑集团”内的贸易给予英国出口商以一定的支持。食品和原材料价格的下降帮助了英国消费者。但是这些表面现象对财政部来说是不够的，它担心英国在海外脆弱的信誉以及挤兑英镑的情况进一步发生。在他们看来，使国家在世界上不负任何债务应是头等大事，这意味着平衡政府收支，把税收降低到最低限度，并控制国家开支。甚至当中国东北危机在1932年打破了著名的“十年规定”[8]时，英国财政部仍迫不及待地声言：“决不能将此举理解为可以不顾当前严峻的财政和经济形势而增加国防开支。”
国内政治和经济压力交织在一起，促使英国同法国一样，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削减了国防开支，而就在这时，独裁国家则开始增加它们的国防开支。随后，英国用了好几年时间痛苦地研究自己的“防务不足”，同时又受到希特勒公开重整军备以及阿比西尼亚危机的震动，才在1936年对军费开支首次作了实质性的增加，但那一年的军费开支还是少于意大利，仅是德国的1/3或1/4。甚至在这个阶段，由于财政部的控制和政治家们对国内舆论的担心，全面扩充军备仍然受到阻挠，直到1938年那个危机年才真正开始实施。不过，在这之前，军方早就发出警告说，他们已不可能保卫“我们的贸易、领土和重要利益，使之同时免遭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侵犯”，并敦促政府减少“潜在的敌人，争取潜在盟国的支持”。换句话说，需要外交——绥靖外交来保卫这个经济上虚弱、战略上铺得太宽的帝国免遭来自远东、地中海以及欧洲本身的威胁。三军参谋长们认为，无论在哪个海外战区，英国都不够强大。即使这样一个阴暗的事实，也被德国空军惊人的飞速发展所掩盖了，后者使这个岛国的居民破天荒第一次直接暴露于敌人的军事打击之下。
还有迹象表明，如同其他所有国家的职业军人一样，英国的三军参谋长们对自己国家的前景也是忧心忡忡。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他们变得谨小慎微、悲观失望。毫无疑问，1936～1937年，在空中力量方面英国已经落后于德国；它那支微不足道的长期服役的陆军部队在欧洲大陆上起不了多大作用；同时，它的海军将不可能控制欧洲海域并把一支主力舰队派往新加坡。使英国决策者们更为不安的，也许是要找到参谋长们所企求的“潜在盟国”是极其困难的。英国为对付拿破仑而细心组成的多次联盟，1900年以后多年内达成的卓有成效的协约国和建立的友好关系，已不复存在。日本已从盟国变成了敌人，意大利也是这样。苏联，这个传统上一直同英国站在一起反对大陆霸权的“侧翼”大国（用德希奥的话说），如今在外交上陷于孤立，并且深深怀疑西方民主国家。美国，至少对受到挫折的白厅来说，其政策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到中期变得简直不可思议、难以预料：它避免承担一切外交和军事义务，至今仍不愿意加入国际联盟，强烈反对英国为收买修正主义国家而做的各种努力（如承认日本在远东的特殊地位，向德国提供特别付款和互相交换的安排）。它通过1937年的中立法，使英国曾在1914～1917年为支持战争而采取的向美国市场借贷的方式不再适用。这样，美国固执地干扰着英国的大战略，也许是无意的，其方式如同英国干扰法国的东欧战略一样。于是，潜在的盟国只剩下法国一家和英帝国的其他自治领。然而，法国在外交上需要英国在中欧承担义务，而这是自治领所强烈反对的，也是整个“帝国防御”体系所不能承担的。另一方面，英帝国在欧洲之外的利害关系也分散了用来遏制德国威胁的注意力和资源。结果，在20世纪30年代，英国人陷入了全球外交和战略上的困境，找不到任何满意的对策。
这并不是否认鲍尔温、张伯伦及其同僚们本可以有更多的建树，也不是说英国执行绥靖政策的决定性因素使丘吉尔和其他批评家所建议的别的政策方案都行不通。尽管有许多反证，但在英国政府中确实长期存在着一种对纳粹政权采取“合理的”亲近方式的意愿。对共产主义如此厌恶，使得作为反法西斯联盟潜在成员的苏联总是被忽视或贬低。脆弱的东欧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常常被视为讨厌的东西。对法国缺乏同情心则显示出灵魂非常卑鄙。根据不充足的证据，对德国和意大利的力量总是估计过高，而英国所有防御上的弱点都被用来作为不采取任何行动的理由。白厅关于欧洲大国均势的看法是利己的，只顾及眼前利益的。绥靖政策的批评家，如丘吉尔，受到有计划的审查和压制，而此时政府却宣称它只能顺应公众舆论（不是去引导公众舆论）。所以，在英国政府竭力避免同独裁国家发生冲突的背后，所有那些貌似有理、客观、正确的理由，在很大程度上在于英国政府长期以来看起来暧昧的狭隘心胸和短浅目光。
另一方面，通过对经济和战略现实的调查研究，也应当承认，到20世纪30年代末，影响英国大战略的主要问题仅仅靠改变态度甚至更换首相是不能解决的。张伯伦越是被迫放弃绥靖政策——由于希特勒的侵略行动得寸进尺，加上英国舆论的愤慨——根本矛盾也就显得越清楚。尽管英国三军参谋长们坚持要求大规模增加国防开支，但财政部认为这样的开支将导致经济崩溃。早在1937年，英国同法国一样，用于防务上的开支超过它们在1914年前危机时期的防务开支，但安全仍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善，原因很简单：利令智昏、头脑狂热的德国所花的军费还要比这高得多。但随着英国防务开支扶摇直上——从1937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5%上升到1938年的8.5%，到1939年的12.5%，其脆弱的经济也开始蒙受损失。甚至当政府花钱增加武器生产时，由于工厂不足和严重缺乏熟练工程师，而使期待已久的飞机、坦克和军舰的生产速度被迫放慢。这种情况反过来又迫使军方向中立国家，如瑞典和美国订购越来越多的武器、钢板、滚珠轴承以及其他物资，而这些订货又进一步耗费了外汇储备，使收支平衡受到威胁。由于国家黄金和美元储备减少，因此国际信誉变得更为不可靠。英国财政部对1939年4月新的军备扩充议案冷静地指出：“如果我们以为自己能够像1914年那样打一场持久战，那么我们无异于把头埋在沙子里。”对于英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它的战略制定者设想他们没有可能赢得一场速决战，而只期望在一场持久战中取胜），这不是一个令人感到欣慰的预言。
战争前夕，军事方面也暴露出同样严重的矛盾。1939年英国决定再次对法国正式承担“大陆义务”，同时还决定海军部署的重点在地中海，而不是新加坡，从而解决了一些长期存在的战略问题。但这样一来，英国在远东的利益就完全暴露在日本下一个侵略行动的威胁之下。同样自相矛盾的是，1939年春，英国迅速对波兰做出保证，接着又先后对希腊、罗马尼亚和土耳其做出保证，表明白厅在大国的大陆均势中再次发现了东欧和巴尔干半岛的重要意义，但事实上，一旦这些地区遭到德国人坚决的进攻，英国武装部队是无能为力的。
总之，无论是1939年3月后张伯伦对德国所执行的较为强硬的政策，还是1940年5月丘吉尔取而代之，都没有“解决”英国在战略和经济上的困境，他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重新确定问题。对于一个处于其历史最后阶段的、摊子铺得过大的全球性帝国来说（这个帝国仍然控制着地球表面的l/4，但制造能力和“战争潜能”却只占世界的9%到10%），绥靖政策和反绥靖政策都有不利的后果，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1939年所做的决定，即抵抗希特勒的进一步侵略行动，无疑是正确的。但到那时，为反对英国在欧洲的利益，尤其是在远东的利益而结盟的力量对英国如此不利，以致没有中立大国的干预，就很难预料怎样才能确保战胜法西斯。而争取中立大国的干预，也有不少问题。
幕后超级大国
如前所述，当英国和法国的决策者们全力对付20世纪30年代外交和战略上的挑战时，他们所面临的一个最大困难是拿不准那两个像巨人一般但有些孤立的大国——苏联和美国所持的立场。是否值得做进一步的努力去说服这两个大国加入到反法西斯国家的联盟中来，甚至不惜对莫斯科和华盛顿的要求做出实质性的让步，并在国内遭到批评？应该更热情地从哪些方面拉拢哪一个大国？比如说，对苏联采取一些公开行动，会不会反而挑起而不是遏制德国或日本的回击？以柏林和东京的观点（先不提罗马）来看，苏联和美国所持的态度同等重要。当希特勒重新安排中欧的边界时，这两个大国将会漠然视之吗？对于日本在中国的进一步扩张，以及对老牌欧洲帝国在东南亚属地采取的军事行动，它们会做出何种反应呢？美国会像1914年至1917年时那样，至少为西方民主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吗？可以用经济和领土交易收买苏联吗？最后，这两个诡秘多变、讳莫如深的大国确实那么至关重要吗？它们到底有多强大呢？在这个变化着的国际秩序中能发挥多大作用呢？
就苏联这样一个“封闭”的社会来说，试图回答这些问题是很困难的。然而，这一时期苏联经济增长和军事力量的大致轮廓还是清楚的。最为明显的一点是，苏联的力量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随后的革命和内战而严重削弱，其程度超过其他任何大国。苏联人口从1914年的1.71亿骤然下降至1921年的1.32亿。由于丧失波兰、芬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它丢掉了许多工厂、铁路和农场，余下的部分也大都遭到长期战争的破坏。制造业下降惊人，1920年下降到1913年的13%——掩盖了某些主要商品甚至更为严重的崩溃：“铁矿石产量仅为战前的1.6%，生铁为2.4%，钢为4%，棉花为5%。”外贸全部中止，粮食总产量还不及战前的一半，人均国民收入下降了60%，达到一种着实令人震惊的地步。然而，由于这些极端严重的下降主要是由1917～1921年的社会和政治动荡造成的，因此可以说，苏维埃政权（实际上无论何种统治）的建立肯定有助于各种生产的恢复。战前和战时发展起来的沙俄工业给布尔什维克留下了一大批工厂、铁路和钢厂。铁路、公路和电报线路已初具规模。内战一结束，产业工人就可以返回工厂；农业生产已有固定模式和向城市出售粮食的传统，一旦列宁决定（根据1921年新经济政策）放弃农民“共产化”的徒劳无益的努力，转而允许建立私人农场，农业就可以恢复。因此，到1926午时，农业产量回升到战前的水平；两年后，工业产量也达到了战前水平。战争和革命使俄国的经济发展延误了长达30年的时间，但其经济已做好了恢复上涨的准备。
但当苏联在虚弱的传统经济下迈着沉重的脚步时，“上涨”不可能立竿见影——当然，不是因为斯大林专制的加强。由于没有外国投资，所以不得不靠国内筹集资金，以支持庞大工业的发展，同时在充满敌意的世界中建立一支庞大的军队。既然消灭了资产阶级，既然78%的俄国人口（1926年）仍然从事占国民经济大头的农业生产，而农业的绝大部分又掌握在私人手里，那么在斯大林看来，为国家集资以及加速实现农业向工业转化，唯一的出路就是实行农业集体化，强迫农民加入公社，消灭富农，控制农产品产量，规定农场工人的工资和转卖粮食的价格（后者比前者高得多）。国家置身于农村生产者和城市消费者之间，采取令人惊愕的严酷方法从两方面拼命积累资金。人为的价格飞涨，各类的捐税，人们迫于各种压力通过购买国债券来表现自己的忠诚，这一切促使国内局势更为紧张。宏观经济的粗略统计表明，总的结果是，苏联用于个人消费的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1%或52%（这一水平低得令人难以置信），而其他国家除去进行工业化所需份额外，剩下用于个人消费的份额大约是80%。
苏联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所做的极端性努力产生了两个相反的但可以预见的经济后果。第一个后果是，由于富农反对强制的集体化，随后遭到灭顶之灾，因而苏联的农业生产出现灾难性的崩溃。农场牲口过早地遭到惊人的屠宰——马匹从1928年的3350万匹减少到1935年的1660万匹；牛从7050万头减少到3840万头，因而造成了肉和粮食产量的锐减，使本来极端贫困的生活水平急速下降，直到赫鲁晓夫时期才得到恢复。有人曾试图对国民收入中后来以拖拉机或电气化形式偿还给农业的那一部分，与通过集体化以及价格控制所刮取的那一部分进行秘密计算，但对我们的目的来说，这只是一种神秘的运用，因为（比如说）拖拉机工厂建立以后，可以用来生产轻型坦克。当然，农民在阻止德军进攻方面是不起多大作用的。毋庸置疑的是，苏联的农业生产这时土崩瓦解了。特别是1933年的饥荒，夺走了几百万人的生命。20世纪30年代末，农业生产得以恢复，这是投入几十万台拖拉机、大批农业科学家和严格控制的集体农民大军迅速努力的结果。但是，就人力来说，代价是无法估量的。
第二个后果更清楚一些，至少从苏联的经济军事力量来看是这样。由于个人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被压低到也许是现代史上最低的水平——肯定比纳粹分子曾期望在德国达到的低得多，苏联得以把国民生产总值的大约25%用于工业投资，同时还拥有一大笔资金用于教育、科学和军队。大批俄国人的工作岗位以惊人的速度发生了转化，在1928～1940年的12年间，农业人口从71%急剧下降到51%，这部分人口也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接受着教育。这点在两个层次上都非常重要，因为同德国或美国相比，苏联的工业劳动力缺乏训练，文化不高，同时仅有很少一批为制造部门进行高级指导和稳步经营所必需的工程师、科学家和管理人员，这就使俄国经常大吃苦头。现在，几百万工人在工厂的学校或技术学校里接受培训，稍后，大学数量又猛增，因而国家最终获得了维持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受过培训的骨干。例如，在“国民经济”部门中，毕业的工程师数量从1928年的4.7万名上升到1941年的28.99万名。这一时期，苏联宣传人员所吹嘘的数字无疑是被夸大了，并且掩盖了各种薄弱环节，但在资源分配上有意识地保证经济增长是毋庸置疑的。同样，在乌拉尔山脉以东建立大规模的新发电厂、钢厂和其他工厂（这些工厂不会受到西方和日本的打击），也是毋庸置疑的。
由此导致的苏联制造业产量和国民收入的增长——即使按照较为保守的估计，在工业化的历史上也可说是史无前例的。在最初几年里（如1913年，更不要说1920年），由于产量的实际数和价值都相当低，因此百分比的变化几乎毫无意义，尽管表28有助于说明大萧条时期苏联制造业生产是如何扩大的。不过，如果考察一下两个五年计划（1928～1937）就会发现，俄国的国民收入从244亿卢布提高到963亿卢布，煤产量从3540万吨提高到1.28亿吨，钢产量从400万吨增至1770万吨，电力增长7倍，机床增产20倍以上，拖拉机产量几乎增加40倍。事实上，到30年代末，俄国的工业总产量不仅超过了法国、日本和意大利，而且可能超过了英国。
然而，在这些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数字背后，仍然潜伏着许多不足之处。尽管农业总产量在30年代中期已开始缓慢增长，但俄国的农业比起以前来更没有能力供养整个国家，也谈不上生产剩余粮食用来出口，每英亩的产量仍然少得可怜。尽管对铁路增加了投资，但交通系统仍然很落后，不能满足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很多工业严重依赖外国公司和技术，特别是美国的公司和技术。由于工厂和整个生产程序规模“巨型化”，因此很难迅速调整产品结构和引进新设计。某些工业有计划的扩充与原材料或技术力量的储备脱节，因而不可避免地造成卡壳现象。1937年以后，苏联经济转向大规模备战，这使工业的连续性受到影响，并且打乱了原先的计划。最重要的是大清洗运动——斯大林向如此众多的自己人发动了疯狂进攻，无论他有什么理由，给经济带来的后果都是严重的。“政府官员、管理人员、技术员、统计员甚至一般的工长”都被清扫进集中营，这使俄国严重缺乏技术人员的形势变得更为严峻。恐怖无疑驱使许多人对现制度表示斯达汉诺夫式的忠诚，但同时也严重压抑了创新、实验、公开讨论和建设性的批评。“最省事的做法就是逃避责任，事无大小都寻求上司的批准，不顾实际情况而机械地服从上级命令。”这样做倒是可以苟且偷生，但对发展综合经济却无任何帮助。
由于受过战争的洗礼，苏联对来自波兰、日本和英国这些潜在敌人的威胁特别敏感。因此，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里把国家预算的大部分（12%～16%）用于国防开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初几年里，国防开支所占的份额缩小了，当时苏联的正规军下降到60万人左右，以两倍于正规军的庞大但效率低的民兵力量作为后盾。中国东北危机的爆发和希特勒的上台，促使苏联部队数量飞速增长，到1934年时达到94万人，1935年达到了130万人。随着几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工业总产量和国民收入增加，大批坦克和飞机制造出来。在图哈切夫斯基周围有一批富有革新精神的军官，他们愿意研究（如果说不是完全接受的话）杜黑、富勒、利德尔·哈特、古德里安以及其他西方军事理论家的思想。到30年代初，苏联不仅拥有一支坦克部队，还有一支庞大的伞兵部队。20年代末，虽然苏联海军力量仍然弱小，缺乏战斗力，但创建了规模巨大的航空工业，它每年所生产的飞机一度超过其他大国生产的总和（见表29）。
表29 1932～1939年各大国飞机产量
但是，这些数字也掩盖了许多令人吃惊的弱点。苏联“巨型化”的必然后果是过分强调数量。由于计划经济的特点，20世纪30年代初期苏联生产了大批飞机和坦克。例如，1932年，苏联生产了3000多辆坦克和2500多架飞机——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多。然而由于1934年后正规部队的急剧膨胀，要获得足够的受过高级训练的军官和士官来管理坦克营和航空兵中队，是极其困难的。在这个农民过剩、熟练工人严重缺乏的国家里，要装备一支现代化部队和空军就更困难了。尽管有宏大的教育计划，但30年代这个国家的主要弱点仍然在于大批工人和士兵训练不足。尤其是，苏联跟法国一样，它是对30年代初期的各种飞机和坦克型号进行巨大投资的牺牲者。当西班牙内战暴露出第一代此类武器在速度、机动性、航程和耐强度方面的局限性时，各国加快了制造速度更快、威力更大的飞机和坦克的竞赛。但苏联的军事工业就像大海中的一艘巨轮，不能立即改变自己的航向；而且在试制新型飞机、坦克的同时，停止生产已有的各种型号似乎是愚蠢的（关于这点，非常有趣的是，1941年6月，在2.4万辆服役的坦克中，同德国坦克具有同等水平或超过德国水平的新式坦克只有967辆）。此外，还有大清洗运动。苏联红军军官被大批革职——90%的将军和80%的校级军官遭到斯大林所发动的疯狂运动的迫害——这不仅关系到杀害许多受过训练的军官所造成的普遍影响，而且对军队造成了严重的特殊后果。通过清除图哈切夫斯基和“现代战争”的热心者，消灭那些研究德国作战方法和英国军事理论的人，一些政治上可靠但智力迟钝的人，如伏罗希洛夫和库鲁克掌握了军队。早期的一个结果是解散了7个机械化军。做出这一决定的理由是西班牙内战显示出坦克编队在战场上不能发挥独立的进攻作用，这种武器应该分配给步兵营，以加强步兵的战斗力。出于同样的推理方式，他们认为TB-3重型轰炸机对苏联来说没有什么用处。
由于大批空军已经落后，装甲部队被解散，各军种出于对清洗的恐惧而对上级盲目服从，因此，苏联在30年代末期比5年前甚至10年前虚弱得多，而在同时，德国和日本却已大大地提高了武器生产量，变得更富有挑衅性。1937年后，苏联的五年计划明显涉及到大量的军备建设，其数量与德国相等，而在很多领域里，如飞机生产，其数量则超过德国。因为斯大林感到苏联正在通过“一个危险的区域”，至少同1919～1922年期间所受到的威胁一样，到这时，苏联的投资才转到建立一支规模庞大、装备优良的部队上来。这些外在的情况有助于说明20世纪30年代苏联外交政策的各种变化。斯大林对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侵入感到忧虑，但更担心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因为他面临着在两个相距几千英里的战场上同时作战的前景（确切地说，这也是英国决策者感到束手无策的战略困境）。斯大林仍然把其外交政策的重点放在欧洲，这包括1934年苏联加入国际联盟，1935年分别与法国或捷克斯洛伐克签订条约，但这一切并没有使斯大林所期望的共同安全得到加强。实际上没有波兰的同意，苏联很难援助法国或捷克斯洛伐克；反过来，法国或捷克要是没有波兰的同意，同样也不能援助苏联。英国人对这些为建立一个反对德国的外交“统一战线”所做的努力表示不满，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为何斯大林在西班牙内战期间表现得小心谨慎。莫斯科害怕，如果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西班牙诞生，就有可能迫使英国和法国“向右转”，同时，苏联也将卷入同佛朗哥的支持者——意大利和德国的公开冲突中。
1938年至1939年，在斯大林眼里，外部局势变得更加危险（这使他的清洗也变得更加愚蠢，更加不可思议）。《慕尼黑协定》不仅证实了希特勒对中欧东部所怀有的野心，而且更令人不安的是，它还表明了西方不准备反对这样的野心，并且确实愿意把德国的力量转移到东面更远的地方去。由于1938～1939年苏联和日本在远东发生了严重的边界冲突（苏联有必要大力增强西伯利亚部队的力量），因此，斯大林也决定对柏林实行绥靖政策，即使这意味着同他的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坐下来谈判，也是不足为怪的。如果苏联对东欧存有政治野心，如果它认为自己在那里能获得丰盈的份额，那么莫斯科对瓜分这一地区的独立国家不会有很多保留意见。当西方正由于希特勒进攻波兰而与德国处于交战状态时，1939年8月，苏联与德国签订了举世震惊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一条约至少为苏联在西部边界上提供了一个缓冲地带，并为苏联扩军备战赢得了更多时间。用丘吉尔的话说，以美食喂鳄鱼比葬身鳄鱼之腹好得多。
这一切都使得要衡量30年代末期苏联的力量极其困难，特别是“相对的战争潜能”的统计既没有反映出内部的士气，也没有反映出武装部队的质量以及地理位置。显然，苏联红军不再是“武器装备精良，战斗人员顽强，令人望而生畏，而且具有强大打击力的现代化部队”（“战斗人员顽强”这方面还没有变）。这是麦金托什在描述1936年部队的情况时说的。但苏军的基础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削弱这一点仍不太清楚。1939～1940年苏联同芬兰发生的“冬战”证实，苏军的力量是急剧下降了，然而，1939年苏联在同日本于诺门罕发生的多次不太引人注目的冲突中，却展现了苏军是一支在战斗中指挥机智的现代化部队。斯大林为1940年德国以毁灭性的“闪电战”取得的胜利感到惊骇，因而更加迫切希望避免激怒希特勒发动战争，这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斯大林深为不安的另一个忧虑是，东京决定在远东的什么地方发动攻击——尽管日本并不是个不共戴天的敌人，但按照逻辑推理，西伯利亚虚弱的防务会进一步削弱苏联抵御德国威胁的能力。与日本签订了东部边界的停战协定后，朱可夫的装甲部队立即被召回，以参加1939年9月入侵波兰的行动，这是一个危险的战略性欺骗的例证。另一方面，到这时，苏联红军所遭受的损失已得到迅速弥补，部队人数增加了（1941年时已达到432万人）。苏联的整个经济正在为战争的到来进行调整，苏联中部正在建造大批新工厂，经过改装的飞机和坦克（包括难以对付的T-34型坦克）正在试验之中。1937年，苏联国防开支占财政预算的16.5%，1940年猛增到32.6%。同所有其他大国一样，苏联此时正在与时间赛跑。斯大林比1931年时更迫切地敦促他的人民缩小与西方在生产力方面的差距。“放慢速度即意味着落后，落后就要挨打……”，沙皇时期的俄国“一直处于挨打的局面”，原因就在于其生产和军事力量落后于西方。苏联政权在更为独裁和无情的领导人的领导下决定迎头赶上。希特勒是否会让苏联如愿以偿还是很难说的。
令人奇怪的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相对力量与苏联和德国成反比。也就是说，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的力量异常强大，但在30年代的萧条时期里，美国也比其他任何大国衰弱得更快，直到30年代末期才开始复苏（而且是部分地）。美国在过去几十年里处于突出地位的原因前面已做了清晰的论述。除日本外，美国是唯一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捞到好处的大国。美国除了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和粮食生产国外，还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和债权国家，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黄金储备，有着超级公司以及销售者可以进行各种经济活动的广阔的国内市场，特别是在新兴的汽车工业中。美国的高生活水平和迅速有效的资本投资都以互惠的方式进一步刺激了对制造业的大量投资，因为消费者实际上能够接受所有的产品，这使现有生产力得到提高。例如，1929年，美国生产了450万辆汽车，而法国生产了21.1万辆，英国生产了18.2万辆，德国生产了11.7万辆。毫不奇怪，美国为了满足蒸蒸日上的制造业对橡胶、锡、石油和其他原料的需要而大幅度提高了进口额。但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出口商品，特别是汽车、农业机械、办公设备这一类走俏商品的出口也扩大了。美国向海外投资的迅速增长帮了整个出口贸易的大忙。尽管这一切都是众所周知的，但注意到如下事实仍会令人惊讶不已：在这一时期，美国的“生产量比其他六大国加在一起还要多”；“美国制造业的人均生产总值几乎比英国或德国的高一倍，是苏联或意大利的10～11倍。这就更进一步显示出美国占压倒优势的强大生产力”。
但正如以上引语的作者立即指出的那样，美国在世界上的政治影响无论从哪一方面讲都与它强大的工业能力不相称，这可能在20世纪20年代并不十分重要。首先，美国人坚决拒绝在世界政治中扮演领袖角色，这种态度不可避免地也体现在一切外交和军事事务中。如果美国商业利益并未受到其他国家行为的有害影响，那么就不会有任何理由卷入到外交事务中去——特别是发生在东欧或非洲之角的事件中。其次，美国进出口的绝对增长额，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并不重要，原因很简单，美国自给自足的能力很强。事实上，“美国制造业产品的出口量，与制造业的总产量之间的比，从1914年的近10%下降到1929年的近8%”，国外直接投资的账面价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保持不变。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美国人在原则上普遍接受了国际市场这一观念，却在其经济政策的制定中仍主要针对国内需求。除了某些原材料外，外部世界对美国的繁荣并不重要。最后，1919年后的10年里，国际事务中不存在对美国利益的直接威胁：欧洲仍争吵不休，但同20世纪20年代初期相比，争吵则少多了；苏联处于孤立地位；日本处于静止状态；海军竞赛由于《华盛顿条约》的签订而受到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尽管美国允许建立一支规模适中的现代化空军，也允许海军发展自己的航空母舰和重型巡洋舰计划，但美国把其部队减少到很小的数目（正规军约14万人）。当陆海军将领们对国会拨给的军费不足，以及对某些危害国家安全的措施（如1929年的史汀生决定停止破译密码，理由是君子不看他人信）发出有预见性的抱怨时，美国在这10年中仍然是经济巨人，但军事力量却处于中等水平。美国仍然没有一个考虑战略问题的高级文武官员联合机构，如英国的帝国国防委员会以及美国自己后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也许这正说明了那一段时间的平静。当美国人坚决地拒绝战争观念时，这样的机构有什么必要呢？
在1929年的金融崩溃中，美国首当其冲，这在前面已经作了描述。从国家力量的衡量和比较来看，更为重要的是，连续不断的萧条和关税战使美国遭受的损害比其他任何一个经济先进的国家都更为严重。这一方面是由于美国资本主义的相对失控和变化无常的本质，另一方面，美国也因采用了1930年通过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这一贸易保护主义的毁灭性政策而深受其害。尽管美国农场主和某些工业院外活动集团对不公平的国外竞争怨声载道，但美国的工业和农业生产力（贸易顺差的情况很明显）表明，打破公开的国际贸易秩序将使出口商受到更大的损害。“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1929年为984亿美元，3年后骤然下降，仅为1929年的一半，1933年，制造业产品的价值不到1929年的l/4。近1500万工人失业并且无任何生活来源……同期，美国出口品的价值从52.4亿美元下降到16.1亿美元，下降了69%。”由于其他国家迅即加入贸易保护集团，因此那些严重依赖于出口的行业遭到了严重打击。“10年前，小麦出口的价值为2亿美元，而1932年猛降到500万美元，汽车出口从1929年的5.41亿美元下跌为1932年的0.76亿美元。”世界贸易发生了全面崩溃，但美国的外贸额却缩减得更快，从1929年的13.8%，缩减到1932年的不足10%。而当其他主要大国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末期逐渐稳步地开始恢复时，美国却在1937年又一次遭到了更为严重的经济震动，这大大削弱了前5年所打下的经济根基。但由于“世界经济大脱节”（即向贸易集团靠拢）这一情况与20年代相比更加突出，因此，美国的第二次萧条对其他国家危害并不严重。总的结果是，在慕尼黑危机期间，美国在世界制造业总产量中所占份额要低于1910年以来的任何时期（见表30）。
表30 1929～1938年各国在世界制造业总产量中所占份额
（百分比）
由于萧条所产生的严重后果以及外贸额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下降，在胡佛特别是罗斯福领导下，美国的政策是对过去进行反思。从孤立主义的力量和罗斯福所面临的一系列迫切的内政问题来看，几乎很难指望他把注意力集中到国际事务上，而科德尔·赫尔和国务院却希望罗斯福这么做。然而，由于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继续占据着关键性地位，人们对下列现象仍然提出一些实质性批评：“只忙于国内经济复苏，急于求成，希望行动与结果能即刻出现；美国制定政策的习惯是，对于美国计划可能对别国产生的影响不作连续性的考虑。”1934年，美国发出对不履行战争债务的所有外国政府停止贷款的禁令，1935年决定在战争状态下实行武器禁运，以及稍后发布的禁止向任何交战国提供贷款的法令，都使英法两国对抵抗法西斯国家的行为更加小心谨慎。1935年，随着对意大利的谴责，美国政府却向墨索里尼政权提供更多的石油，这使英国海军部感到惊恐万分。对德国和日本实行的贸易限制，一方面是对它们的侵略行径所做出的反应，另一方面“也起到了反作用，它没有向侵略国家的对手提供有意义的援助，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经济外交政策树立了很多敌人，却没有赢得朋友或支持未来的盟国”。也许最严重的后果是，尽管这一责任需共同承担，但在独裁国家向白厅和华盛顿进行挑战这一关键时刻，白厅和华盛顿之间却在互相猜疑。
不过，到1937和1938年，罗斯福对法西斯的威胁似乎更为担忧了。尽管美国舆论和经济困境制止了他发挥主导作用，但他给柏林和东京发出的信息已变得较为强硬了，他对英国和法国的鼓励已变得有几分热情了（尽管在短期内对这两个民主国家几乎没什么帮助）。1938年，英美两国海军就对付日本和德国的双重挑战问题举行了秘密会谈。美国总统的“隔离演说”是一个最初的信号，表明他将对独裁国家采取经济制裁。此外，罗斯福迫切要求大规模增加国防开支。如表26所显示的数字，1938年，美国用于军备的费用不及英国或日本，仅是德国和苏联的很少一部分，不过飞机生产在1937年到1938年实际上翻了一番。193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海军优先法案，允许舰队大规模扩充。此时，B-17轰炸机样机正在试制中，美国海军陆战队正在完善两栖作战的理论，陆军（尽管还没有像样的坦克）正在解决装甲部队作战所带来的困难，并计划组建一支庞大的部队。当战争在欧洲爆发时，美国各军种都未做好准备，但它们就现代战争的要求来说，则比1914年时所处的状态相对要好些。
这些扩军备战措施对美国的经济实力几乎没有影响。20世纪30年代末，美国经济的关键问题在于其经济潜力未得到充分利用。1939年时，虽然失业人数大约为1000万，但由于对传送带、电动机（代替了蒸汽机）进行了广泛投资，对管理技术进行了改善，因而使个人每小时的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尽管由于工人的工作时间大大减少，而使生产率的提高在绝对生产量的数字中没有显示出来）。由于需求下降，而1937～1938年的衰退也未能促使需求回升，因此各种新政计划想要刺激经济和利用未充分挖掘的生产力，但这方面做得也是不够的。比如，1938年，美国生产了2640万吨钢，大大领先于德国的2070万吨、苏联的1650万吨和日本的600万吨，但后3个国家的钢铁工业是在满负荷的情况下进行生产的，而美国则有2/3的钢厂闲置未用。只是后来大规模的扩军计划才迅速改变了这种设备利用不足的局面。1940年美国海军战舰增加l倍，陆军航空兵计划建立84个大队并拥有7800架可供作战的飞机，通过选征兵役制和训练法，建立一支有近百万人的陆军。这些计划都得到当局批准，所有这一切都对经济产生了影响。美国经济由于大萧条而未得到充分利用，不像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经济那样，由于体制问题而遭到严重损害。严格地说，因为其他国家的经济都已紧张过度，而美国经济却仍有着巨大的剩余能力，所以，也许用来理解未来战争结局的最重要的数据不是1938年的钢或工业总产量的统计数字，而是那些能衡量国民收入（见表31）以及不太精确的“相对战争潜力”的数字（见表32），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些数字提醒我们，虽说美国在大萧条时期受到了比例失调的打击，但是，用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的话说，它仍然是个沉睡的巨人。
表31 1937年各大国国民收入与国防开支的比例
表32 1937年各大国的相对战争潜力
1938年后，特别是1940年后，这个巨人苏醒了，并最后证实了当时军备竞赛的时间选择这一关键问题，以及那一时期的战略预测。像不久前的英国和苏联一样，美国现在试图弥合与法西斯国家在军备上的差距，它是由这些法西斯国家优先的、巨大的国防开支所造成的。如果国内有这种政治意愿，美国的国防开支可以超过任何国家，下面的统计数字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甚至直到1939年，美国防务开支仅为预算总支出的11.7%，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6%，这个百分比远远低于其他任何大国。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中国防开支比例增加后，同法西斯国家用于军备的开支比例基本接近，这自然而然就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国家。另外，有许多迹象表明，柏林和东京认识到，美国的这种发展速度将使它们进一步扩张的机会受到限制。就希特勒来说，他鄙视美国是一个堕落和种族混杂的国家，认为这会使问题复杂化，但他也意识到，不能等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再进行征服，因为到那时，军事优势肯定会转向英法美阵营。就日本来说，它对待美国的态度更为认真，因此考虑问题也就更为精细。日本海军的战舰力量在1941年末为美国的70%，“1942年将下降为65%，1943年下降为50%，而到1944年就会下降到灾难性的30%。”日本作为一个中等力量的国家，它想摆脱超级大国与日俱增的威胁，因此跟德国一样，它也有一种在战略上立即采取行动的强大动力。
无法避免的危机（1931～1942）
在全面考察每一个大国的相对实力和薄弱环节，并同当时的经济和军事技术动力结合起来看之后，就更容易理解20世纪30年代世界外交的进程了。这并不是说各种危机的地区性根源——无论是沈阳、埃塞俄比亚，还是苏台德区——毫不相关，也不是说如果大国都协调一致的话，就不会出现国际问题了。很清楚，当地区性危机发生时，各主要国家的领导人都不得不根据更广阔的外交舞台，特别是根据迫切的内政问题来考虑这些危机。1931年中国东北九一八事变与英镑危机和第二届工党政府倒台产生相互影响后，英国首相麦克唐纳就此对他的幕僚鲍尔温作了精辟评论：
我们都为日常的杂事而分心过多，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机会对全面的形势进行调查，并制定出相应的政策，但是我们不得不经受着一个又一个焦虑的折磨。
这是对政治家的一个很好的提示，他们关心问题的方式常常是从迫切而实际的方面出发，而不是从长远和战略的角度出发。当英国政府喘过气来后，没有迹象表明它想过要改变它对日本征服中国东北行动的小心翼翼的政策。除了需要不断对付经济问题外，还要考虑到公众极其厌恶卷入远东事务之中，英国领导人还认识到自治领要求和平的压力，也意识到在日本享有战略优势的地区里，帝国防务所处的劣势地位。总之，有许多英国人赞成东京对付令人不愉快的中国民族主义者这一决定，并且有更多的人希望同日本保持良好的关系，甚至在这种情绪有所减弱时，在日本发动进一步侵略行动后，白厅仍可能被迫采取的较为强硬的唯一办法，是与国际联盟或其他大国站在一起。
尽管国际联盟所倡导的原则受到广泛的赞赏，但是除了动用它的几个主要成员国的军队外，它没有任何能够有效地制止日本对中国东北进行侵略的手段。因而，它求助于调查委员会（李顿调查团）来制止日本侵略，但这只是让大国在日本继续征服中国时找到延缓行动的借口。在几个大国中，意大利在远东没有真正的利益。德国尽管一直在华享有贸易和军事利益，但还是愿意袖手旁观，想看看日本对《凡尔赛和约》的“修正主义”能否为欧洲提供一个有用的先例。苏联对日本的侵略感到担忧，但其他大国不可能邀请它一同合作，它也不想被单独推上第一线，与日本大拼一场。可以预言的是，法国人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他们不希望看到别人开一个先例，改变现行边界和藐视国际联盟的决议；另一方面，由于他们越来越担忧德国秘密重整军备和维持欧洲现状所出现的困境，因此他们一想到在远东出现的混乱就十分吃惊，害怕这会转移对德国问题的注意力和可能的军事行动。巴黎一方面在公开场合坚决地维护国际联盟的原则，另一方面它私下让东京知道，它理解日本在中国碰到的问题。相比之下，美国政府——至少是由国务卿史汀生所代表的——一点儿也不宽恕日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美国直截了当地认为，日本的行动从理论上讲是对美国生活方式所依赖的门户开放世界的威胁。但是史汀生的有高度道义原则的谴责，既没有引起胡佛的重视，因为他害怕这会连累美国，也没有吸引住英国政府，因为它宁愿见风使舵。最后的结果是，史汀生和胡佛在他们各自的回忆录中互相指责。更为重要的是，华盛顿和伦敦之间留下了互不信任的后遗症。所有这一切，都为一位学者提出的“对外政策的局限性”观点提供了令人沮丧而又令人信服的例证。
日本军队在1931年是否没有让日本政府知道就侵入了中国东北，这点相对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西方国家没有能够采取实际行动的情况下，日军的侵略接连不断，并进一步扩大。更严重的后果是，事实证明，国际联盟不能有效制止侵略，西方3个民主大国不能采取联合行动。这点在日内瓦同时进行的有关削减陆军和空军的讨论中[9]，也显得很突出。美国没有参加这个讨论，但英法在如何对待德国提出的“平等”要求问题上的分歧，以及英国仍继续避免做出保证以减轻法国的恐惧，意味着希特勒新政权可以退出会谈，并废除当时存在的条约而不必害怕受到任何惩罚。
本来在1933年时，在世界经济会议破产之后，英、法、美3个主要民主国家便动手建立自己的货币和贸易集团。这时，德国威胁的重新抬头，为英—法—美外交合作设置了更大障碍。尽管法国更直接地受到德国的威胁，但是英国感到它的行动自由已受到实质性的侵犯。到1934年时，英国内阁和防务需求委员会都认为，日本的危险较直接，但从长远来看，德国是更大的威胁。由于英国不能同时强硬地对抗两国，因此，在欧亚这两个地区中，在一个地区达成妥协是很重要的。有些英国人士主张与日本改善关系；以便更好地抗衡德国。但外交部争辩说，英日在远东达成谅解，会损害英国与美国之间的微妙关系；另一方面，对那些要求优先加强英国在东方防务的英帝国和海军部门的人应当指出，对于法国对德国修正主义的忧虑，不加理睬是不可能的，而且（在1935年后）忽视来自德国空军的不断增长的威胁，也将是致命的错误。在20世纪30年代余下的岁月里，白厅的决策者们一直想逃脱这个要同时抗衡地球两端潜在敌人的战略上的两难困境。
在1934年和1935年，这个困境令人困扰，但并不尖锐。虽然希特勒政权明显令人不悦，但他出人意料地表示愿意与波兰谈判，签订条约，不管怎么说，在军事上德国仍然比法国和苏联弱得多。而且，在1934年奥地利总理陶尔斐斯被暗杀后，德国试图出兵奥地利，使得墨索里尼陈兵于布伦纳山口，以示警告。意大利有可能与维持现状的国家站在一起，这特别令法国感到宽慰。法国在1935年的“斯特雷扎阵线”中，力图组成一个反德联盟。几乎同时，斯大林暗示，他也愿意与“爱好和平”的国家联合在一起。到1935年，苏联不仅加入了国际联盟，而且还与巴黎和布拉格订立了安全条约。尽管希特勒公开地大力反对“东方洛迦诺公约”，但看起来，德国在各方面都被严密遏制住了。在远东，日本显得很平静。
然而，到了1935年下半年，不需希特勒动一个指头，这一令人鼓舞的局面便迅速四分五裂了。英法对“安全问题”的不同看法，在两件事上反映出来。一是英国对法国与苏联恢复关系感到不安，二是法国对1935年6月的《英德海军协定》感到震惊。两国单方面采取这两个措施，以取得更多的安全。法国想把苏联拉入欧洲均势，英国急于满足它在欧洲海域和远东方面对海军的需要。但是，对英法这两个邻国的每一方来说，对方的行动都像是给了柏林一个错误的信号。尽管如此，如果不是在阿比西尼亚出现一系列地区性冲突后，墨索里尼决定入侵该地，并开始他建立新罗马帝国的徒劳无功的努力的话，上述矛盾虽具有破坏性的影响，但还不是灾难性的。这又是一个地区冲突带来极大影响的绝妙例子。法国害怕把一个新的、潜在的反德盟国变成势不两立的敌人，因此对于法国人来说，整个阿比西尼亚事件是一场十足的灾难！听任国际联盟的原则遭受公然的践踏，只能带来混乱，任凭墨索里尼舒展筋骨也只能带来不幸（他下一步会在哪儿下手呢？）；另一方面，法国人也觉得，从严格的现实政治意义上说，把意大利赶到德国一边，也是极不可取的，这样做简直是愚蠢——但后一个考虑不太可能左右富于理想主义的英国人的立场。然而，由于白厅不仅要对付意大利断然破坏国际联盟原则所引起的国内公众的更大不满，而且要考虑，如果西方介入地中海的纠葛，日本将会在远东如何动作，因此，白厅所处的两难困境，至少与以前一样严重。法国害怕与意大利争吵会诱使希特勒出兵莱茵区，而英国则担忧，特别是在日本宣布海军条约无效，并着手无限制地制造军舰时，与意大利吵闹会鼓动日本进一步向亚洲扩张。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英法两家的想法都是正确的，像以往一样，它们面临的困难是，如何在眼前的问题与具有长远意义的问题之间取得协调。
法国的担心首先被证明是正确的。1935年，英法应允在东北非作对意大利有利的领土调整（《霍尔-赖伐尔协定》），引起了尤其是英国公众的义愤爆发。伦敦和巴黎政府在两件事上疲于奔命。一方面，它们要忙于应付公众愤怒的情绪；另一方面，它们在私下又得面对他们之所以不同意大利交战的听起来似乎有理的战略和经济原因。而就在此时，希特勒做出了选择，命令德军重新占领非军事化的莱茵区（1936年3月）。从严格的军事意义上讲，这对英法并不是什么打击。在这时，法国不大可能对德国发动反攻。但这就进一步削弱了《凡尔赛和约》并意味着《洛迦诺公约》的完全废弃。这就提出了一个普遍性问题：哪种方式是国际社会能接受的改变现状的方式，哪种不是？由于国际联盟的主要会员国未能制止1935～1936年墨索里尼的侵略行为，此时的国际联盟几乎是威信扫地。例如，不管是在西班牙内战期间，还是在1937年日本对华的公开进犯期间，国际联盟所起的作用甚微，或根本不起作用。因此，只有当主要的“维持现状”国家采取果断行动，反对“修改现状”国家的时候，才能制止或至少是控制住对当时边界秩序的进一步更改。
然而，没有一个“维持现状”的大国认为，以武力相威胁是切实可行的。实际上，正当法西斯国家走到一起时（在墨索里尼宣布罗马—柏林轴心形成不久，1937年11月，德国和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它们潜在的对手变得更加专注于国内事务及不和。尽管美国对日本侵华和轰炸美国船“佩奈”号表示不满，尽管罗斯福想采取行动，但1937年却不是罗斯福在海外事务上采取决定性步骤的好年份：新的经济萧条打击了经济，国会通过了更为严格的中立法案。由于罗斯福所能提供的只有谴责的词句而不是行动，他的政策只能“增加英法对美国可靠性的怀疑”。斯大林也专注于国内事务，只是方式大不相同而已。在这时，他的清洗活动和公开审判活动达到了高潮。尽管他谨慎地向内战中的西班牙共和国提供帮助，但他明白，西方许多人厌恶“红衫队”[10]甚于厌恶“黑衫队”[11]，而且，苏联被推上第一线与轴心国公开作战是十分危险的。日本在远东的行动、《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签订，也使苏联变得更加谨慎。
然而，1936～1937年，在各大国中，受打击最大的莫过于法国。不但它的经济萎缩了，它政治上的分裂也到了如此程度，以致有些观察家认为它已接近内战边缘，而且，在一连串粉碎性打击中，它自己在欧洲精心缔造的安全体系，几乎被完全摧毁。德国对莱茵兰的重新占领，消除了以前存在的法军可采取进攻来对柏林施加压力的所有可能性；正因为法国空军变得越来越落后，法国此时极易受到德国空军的攻击；阿比西尼亚事件和罗马—轴心的形成，使意大利从一个潜在的盟友，变成了一个不可预料并且具有威胁性的敌手；比利时返回孤立状态，打乱了法国当时北部边界的防御计划，马其诺防线无法扩展（由于费用问题）来填补这段防线上的缺口；西班牙内战造成了一种可怕前景，即在法国后方，一个法西斯的亲轴心国的国家正在形成；在东欧，南斯拉夫调过头来向意大利靠拢，小协约国看来行将就木。
在这种暗淡无光、接近瘫痪的情况下，在张伯伦取代鲍尔温成为首相（1937年5月）后，英国充当了一个关键性的重要角色。张伯伦关心英国经济和战略上的脆弱性，他本人对战争的前景感到惊恐，因而决心通过做出“积极的”奉献，来平息独裁主义者的委屈情绪，从而防止欧洲将来发生任何危机。由于他对苏联持有戒心，对罗斯福的“冗词”抱蔑视态度，他感到法国外交充满着不妥协性和被动、混乱，因而表示不耐烦。他把国际联盟看成完全无效的机构，因此，这位首相便着手实施他自己的以绥靖求得持久和平的个人战略。然而，即便在他之前，伦敦就对柏林大声鼓噪，要在贸易和殖民地问题上做出让步。张伯伦的“贡献”是，愿意考虑欧洲本身的领土变更，以加速对德让步的步伐。与此同时，正因为他从德国身上看到了最大的危险，这位首相才急于与意大利改善关系，以图把意大利从轴心国中分离出来。所有这一切注定是要引起争论的——特别是它导致张伯伦的外交大臣（艾登）于1938年初辞职，引起了国内虽为数尚少但不断增多的反绥靖者的批评，还增加了华盛顿和莫斯科的猜疑。但另一方面，人们可以有力地争辩说，在以往的外交史上，许许多多的大胆举动也都是有争议的。一些欧洲人（但不是大多数）认识到，张伯伦战略的真正缺陷是，希特勒根本不是绥靖主义可以对付得了的，他决意要建立一个新的领土秩序，小范围的领土调整永远不能满足他的要求。
虽然，到1939年这个结论开始变得清楚了，而到1940～1941年，这一结论变得更清楚，但在1938年的危机时期，不管是对英国政府还是对法国政府来说，这个结论都还显得不清楚。1938年春天德国对奥地利的占领，令人不快地证明了，希特勒喜欢不加宣布便采取行动。但是，人们会真正反对把德国人与德国人统一起来的原则吗？如果有人反对的话，它只会加深张伯伦的信念，即在危机把大国逼到战争边缘和进行战争之前，捷克斯洛伐克讲德语的少数民族问题必须得到解决。大家承认，苏台德区问题是要引起争论的——同样，捷克斯洛伐克有权维护已得到国际保证的主权，西方大国想满足希特勒的欲望，在这时看来，更多的是为消极、自私的恐惧所驱使，而不是为积极的理想而驱动——但事实是，此时“元首”才是唯一准备打仗的领袖。当武装摧毁捷克的前景已为他在慕尼黑会议上所赢得的英法的让步而一扫而空时，他的确十分烦恼。当时的形势是，要打一场大国战争，必须有两个大国参战；但在1938年，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反对希特勒。
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当时欧洲的军事力量对比并不像形形色色的绥靖政策辩护者所声称的那样对德国有利，但是，由于西方的政治家和公众都不愿打仗，因此，我们在这里加入旷日持久的辩论，争论假如英法与捷克一道对德作战的话情况将会怎样，这样的争论意义并不大。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在慕尼黑会议后，力量对比变得对希特勒更有利。虽然对伦敦和巴黎有利的因素正在增长，如英国的武器产量明显增长，英法军事合作更加密切，英国和英帝国自治领的舆论转向支持抗击希特勒，但是，1939年3月捷克斯洛伐克作为一个重要的欧洲中等国家的消亡，德国获得捷克的军备、工厂和原料，连同斯大林对西方国家猜疑的加剧，这一切不利因素超过了上述对英法两国有利的因素。与此同时，纵然墨索里尼出于自己的迫切需要，不会立即与他的独裁伙伴一道介入反西方国家的大国战争中去，但张伯伦想把意大利从轴心国中分离出来，防止它侵略巴尔干国家的努力却失败了（1939年1月）。
因而，当1939年暮春希特勒开始向波兰施加压力时，与过去几年相比，避免冲突的可能性更小了，而且，一旦战争爆发，英法取胜的希望大大减少。1939年3月，德国并吞捷克斯洛伐克“余下”的国土，以及一个月后意大利出兵阿尔巴尼亚这些举动，激起了民主国家要求“制止希特勒”的强烈的舆论。在这种形势与压力之下，民主国家政府不得不向波兰、希腊、罗马尼亚和土耳其提供安全保证。这样就把东欧与西欧的命运系在一起，二者密切联系的程度至少是英国从未料到的。但在此时，法国军队实行战略防御，英国人则把很大一部分资源用于改进国内的空中防御，因此，波兰不可能得到西方国家的直接援助，而且任何间接援助也都将是小规模的。波兰可以得到的唯一援助只能来自东方，而且，如果张伯伦政府对与莫斯科订立协议不热心的话，那么，对于波兰人来说，他们就会坚决反对苏联红军进入他们的国家。由于斯大林最关心的是争取时间和避免战争，而希特勒所需要的则是迫使西方国家放弃波兰，这样一来，不管二人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是如何之大，两个独裁者都对牺牲华沙、达成“交易”抱有长远的兴趣。轰动一时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协定的公布（1939年8月23日），不仅加强了德国的战略地位，而且还使对波兰的战争不可避免。纵然从当时经济和军事情况看（或许比前几年更明显）应防止大国冲突，但这一回伦敦和巴黎却不再选择“绥靖”政策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促使英法两国联合一致，反对德国。而且，与1914年的情形相似，一方面英法两国海军对德国实行海上封锁，另一方面，英国派遣一支远征军，渡过英吉利海峡与法军并肩战斗。然而，在其他许多方面，这场战争的战略轮廓与上一次世界大战大不相同，而且对同盟国不利。在这场世界大战中，不仅没有东方战线，而且，柏林和莫斯科达成的瓜分波兰的协议还带来了两国间的贸易协议。结果，按照两国间的贸易安排，苏联对德国输出的原料不断增加，这就逐渐消除了对德封锁本来可以给德国经济带来的各种消极影响。的确，在大战的第一年里，德国的石油相比其他原料的贮存仍少得可怜，但代用品生产、瑞典的铁矿石和来自俄国的不断增加的原料供应，帮了德国的大忙。此外，同盟国在西线消极应战，意味着它们对德国石油和军火的控制施加不了多大压力。最后一点是，在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战中，德国要支持奥匈帝国这个累赘，而这一回，德国却无须支持一个碍手碍脚的盟国。如果意大利在1939年9月也加入战争的话，由于意大利经济有严重问题，这会给第三帝国极有限的资源贮存带来额外的负担，而且，可以大胆地说明，如果那样，还将破坏1940年德国向西进攻的机会。诚然，如果意大利真的参战，则可能使英法在地中海的处境变得复杂起来，但也许不会变得特别复杂。假如意大利保持中立，则可为德国的对外贸易提供有用的渠道，这就是柏林许多决策者认为墨索里尼应在局外旁观，而不应加入战争的原因。
“模拟战争”并不能考验出德国经济的脆弱性，但它使德国能完善其军队那高出一筹的国家战略中的一些要素——作战原则、兵种协同、战术空军力量和多线进攻战。特别是波兰战役，它证明了“闪电战”的有效性，也暴露了一些缺陷（当时即可以克服），并加强了德国人通过快速及出其不意的攻击和空中、装甲部队的适当集中，便可打败敌人的信心。挪威的地理环境不利于德国的装甲师进攻，也使挪威易受英国海军的控制。因此，在德国空军占有绝对优势前，在一段时间内，挪威战役还只是处在一触即发状态，尽管如此，在丹麦和荷兰的溃败中，德国人的信念又轻而易举地得到了验证。在1940年5～6月的法国战役中，德国军事学和战役战术能力方面的优势得到了最充分的证明。在这场战役中，盟国出动了数量更大但组织欠佳的步兵和装甲部队。盟国军队被德国古德里安的坦克群和摩托化步兵撕成两半。在所有这些遭遇战中，进攻者占有很大的空中优势。在1914～1916年的多次战役中，双方在对付新的战争时，都拿不出多少本领。但是1940年的这些战役，却显示出德国的种种优势。它们似乎可以消除德国在长期对抗中经济上的脆弱性。
而且，德国的战争机器在1939～1940年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后，大大扩展了它的石油和原材料来源。德国不仅可以（而且确实）对战败的敌国大肆掠夺，而且，一旦法国灭亡，英国将明显无力发动一场重大的战役，这些也意味着盟国不能通过大规模的战役来严重消耗德军的物资贮备。这时，到西班牙运原料的陆路交通线已经建成，瑞典的矿石来源也不再受盟国远征的威胁，而且，苏联由于对希特勒顷刻取得的胜利暗中感到震惊，也增加了对德的原料供应。前面提到，假如意大利在1939年9月参战，它的经济将给轴心国带来困难。在目前这种情形下，意大利在法国崩溃时参战却不会带来经济上的困难——而且，尽管意大利在战斗中无能透顶，反映出它在20世纪30年代太自吹自擂了，但它的确迫使英国放弃了在欧洲的原材料供应地，到近东去寻找原材料。
如果战争只是在英、德、意这3个交战国之间进行，这场战争会持续多久，那就很难说了。在丘吉尔的领导下，英帝国决心继续斗争，并动员大批人员，调动大批库存军火。例如，在1940年，英国的飞机和坦克产量都超过了德国。当英国自己拥有的黄金和美元不够支付美国的供应物资时，罗斯福千方百计地要取消带破坏性的中立法案，并劝国会说，维护英国的生存是为了美国本身的安全利益，具体办法是通过租借法案、“驱逐舰换基地”的交易、护航等。这样做总的结果是，两个主要交战国谁也不能给对方以决定性的打击。如果说，不列颠战役使德国横渡海峡的入侵流产的话，两国陆军兵力对比的不平衡，则使英国出兵欧洲大陆成为不可能。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对德国的多次空袭，有利于提高英国人的士气，但在这个阶段对德国造成的实际破坏是不大的。尽管德国水面舰艇不时进犯北大西洋，但却不能对付英国的皇家海军；另一方面，由于德军的邓尼茨采取了更新的战术、增加了潜艇编制，潜艇战像以往一样具有威胁性。在北非索马里和阿比西尼亚，英帝国军队发现，要夺取意大利人控制的阵地并不困难，但要应付德国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和在希腊的德国侵略军惯用的爆炸型打法，却异常困难。因此，在被称为“最后一次欧洲战争”的第二个年头，其特征是防御战的胜利和小规模的成功，而不是大规模的遭遇战和征服。
然而，希特勒在1941年6月入侵苏联的重大决定，不可避免地从各方面改变了这场战争的进程。从战略上说，这意味着德国此时要在几条战线上同时作战，这就使它又回复到1914～1917年的困境中——这对把飞行中队稀疏地配置在西面、东面和地中海的德国空军来说，是个特别沉重的负担。可以肯定，英帝国在中东的地位仍会像本土岛屿一样存在下去，作为未来反攻的跳板——尽管希特勒只派遣执行“巴巴罗萨计划”的1/4的陆军和空军就会横行于中东。然而，最为重要的是，要深入苏联几百英里这样广袤的地理范围里进行作战，其后勤供给削弱了德军的最大优势，即在有限区域内发动突然袭击，在自己供给短缺及战争机器放慢速度之前就战胜敌人。1941年6月，德国及其盟军在前线集中了强大兵力，相反，后备部队和补充物资却相当不足，尤其是交通条件极差；由于原计划3个月内便结束战斗，因此对冬季作战没有丝毫准备；1941年德国的飞机产量远不如英国和苏联，更不用说美国了；德军拥有的坦克比苏联少得多；燃料和弹药在大范围的作战中也消耗得很快。甚至当德军在战场上取得辉煌胜利时——斯大林在迎面压来的敌人面前错误地部署红军战斗序列，使德军在头4个月中打死和俘虏300万俄国人——这本身也并没有解决问题。苏联可以承受惊人的人员和装备的损失，可以让出百万平方英里的领土，但它仍没有被打败。即使占领莫斯科，甚至俘获斯大林本人，也不一定能迫使苏联投降，因为苏联有异常大量的后备军。总之，这是一场无限的战争，第三帝国纵然有辉煌的成功和指挥天才，但却打不赢这场战争。
苏联假如面对莫斯科城下的德军以及同时（1941年12月）进攻西伯利亚的日军的双重攻击，它能否生存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个问题很有趣，却无法回答。日本继在1940年9月与德、意签订了三国条约，其后又在1941年4月与苏联签署了中立协定。日本希望在集中进行南下扩张时稳住苏联。但东京许多人听到德国逼近莫斯科的消息又禁不住想对苏联宣战。如果日军真的去进攻它在亚洲的宿敌，而不是执行其南下方案的话，那么罗斯福要劝说美国人民完全参与这场战争将很困难。英国在远东能够给苏联提供的援助（如果丘吉尔参与了这场战争的话）将会很少。幸运的是斯大林并没有陷入两线作战的可怕境地，而是能在1941年下半年把西伯利亚训练有素、不怕严寒的部队抽调过来抵抗德军进攻，并进行反击。从东京的角度来看，南下扩张的决定是合乎情理的。1941年7月（在日本侵占了法属印度支那以后），西方对日本的贸易封锁和资产冻结，使日本陆军、海军都清楚地意识到，如果他们不屈从于美国的政治要求，就得夺取东南亚的石油和原材料，否则他们在几个月之内就会发生经济崩溃。因此，从1941年7月起，北上与苏联交战已不可能，而南下行动是势在必行了。但因为日军占领婆罗洲、马来亚以及荷属东印度群岛时，美军不会袖手旁观，所以日本必须摧毁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设施以及其在珍珠港的舰队基地。仅仅为了保持他们的“支那事件”的势头，日本将军们发现日本必须支撑起一个几千英里之外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去对付他们很少听说过的目标。
1941年12月是这场已变为全球性大战的战争的第二个大转折点。苏联人在莫斯科周围的反攻证明，至少在这里“闪击战”是失败了。而且，虽说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头6个月的胜利对同盟国是很大的打击，但是从大的战略观点来看，沦陷的领土（甚至新加坡和菲律宾）都不是致命的，重要的是日本的行动和希特勒无故对美宣战，使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最终参加了这场战争。当然，仅仅有工业生产力并不能保证军事效力——德国的指挥才能意味着单纯的人力财力的较量是愚蠢的——但伟大的同盟国，正像丘吉尔喜欢称呼的那样，在物质方面远远胜过轴心国，它的生产基地远离德军和日军，使德日军队鞭长莫及，它有资源和机会迅速建立起具有压倒优势的军事力量，这种力量是法西斯侵略者任何一个早期对手所不可能拥有的。两年之内，德·托克维尔在1835年关于形成两极世界的预见，终于到了实现的时候。
[1] 这就是说，如果不发生战争，如果1913年以前的生产速度能够保持下去，那么欧洲的经济早在1921年就可能达到1929年的水平。
[2] 澳大拉西亚，西方国家在16、17世纪开始使用的地理名称，原指亚洲以南可能存在的全部陆地，其后专指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及邻近岛屿。广义说法与大洋洲范围一致。——审校者注
[3] 指1923年。——译者注
[4] 普恩加莱（1860～1934年），亦译彭加勒，法国著名政治家，曾任总统（1913～1920年），两度任总理（1922～1924年，1926～1929年）。——审校者注
[5] 勃鲁姆（1872～1950年），法国政治家、社会党人。曾几次出任总理（1936～1937年，1938年，1946～1947年）。
[6] 鲍尔温（1867～1947年），英国保守党领袖，三次任首相（1923～1924年，1924～1929年，1935～1937年）。——审校者注
[7] 张伯伦（1869～1940年），从1922年起历任英国邮政大臣、卫生大臣、财政大臣。1937～1940年任首相，以对德国奉行绥靖政策著称。——审校者注
[8] 这是1919年颁布的一条指令，即要求军队按照在下一个10年里不参加大的战争这一设想做出自己的预算。
[9] 指1932年初开幕的日内瓦国际裁军会议。——审校者注
[10] 指共产党军队。——译者注
[11] 指意大利法西斯军队。——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