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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1943~1980)
从军事上看,美国和苏联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始终是一流强国,然而世界生产能力对比的变化比以前任何时期都快。撇开所有的小国不算,只从经济指数上看,多极世界已经再次变为现实。
温斯顿·丘吉尔得知美国参战的消息后,毫不掩饰地表示欣慰(他有充足的理由这样做)。这是因为正如他后来所说的:“希特勒注定完了。墨索里尼注定完了。至于日本人,他们将被碾为齑粉。剩下要做的仅是正确使用占压倒优势的力量而已。”然而,在1942~1943年上半年,在同盟国方面更为谨慎的人们来看,如此坚定的信念似乎是无稽之谈。珍珠港事件以后的6个月内,日本军队横扫太平洋和东南亚,征服了欧洲列强在那里的殖民地,从南面包围了中国,并威胁着印度、澳大利亚和夏威夷。在苏德战场上,1941~1942年冬季一过,德军便重新发起残酷无情的攻势,向高加索挺进。几乎与此同时,在北非兵力少得多的德军在隆美尔的指挥下,推进到距亚历山大港不到55英里的地方。德军潜艇对同盟国护航舰队的袭击比任何时候都凶猛,使同盟国商船在1943年春季蒙受了极为惨重的损失;而英美通过战略轰炸对德国经济进行的“反封锁”,却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并使空勤人员遭受了巨大伤亡。如果说1941年12月后轴心国注定要失败的话,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那时它们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
“超级力量的正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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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丘吉尔的这一重要推测却是正确的。这场冲突从一场欧洲战争变成一场名副其实的世界大战,这一情况使英国必须采取更为复杂的战略欺诈行动。许多历史学家指出,新加坡之所以沦陷,是因为英国把飞机和训练有素的陆军师集中到地中海战区去了。然而,新的交战国进行的适当动员,彻底改变了总体力量的对比。在一段时间内,虽然德国和日本的战争机器还可以继续征服新地区,但他们的手伸得越长,对付同盟国军队反攻的能力就越差,而盟军正在稳步地进行反攻准备。
这种反攻首先发生在太平洋。在那里,尼米兹的舰载航空飞机挫败了日军向珊瑚海(1942年5月)和中途岛(1942年6月)的进攻,并显示了在浩瀚无垠的太平洋作战,海军航空力量是何等重要。在1942年年底[1],日军已经被逐出瓜达尔卡纳尔岛,美澳联军推进到新几内亚。1943年年底在中太平洋海域实施反攻时,两支掩护进攻吉尔伯特群岛的强大的美国作战舰队本身还有4支快速航母特混编队(12艘航母)掩护。这些航母使美军掌握了绝对制空权。在兵力对比上占更大优势的英军于1942年10月突破了德军在阿拉曼的防线,把隆美尔的部队赶回突尼斯。当蒙哥马利下达进攻命令时,他拥有6倍于敌的坦克,3倍于敌的部队,以及绝对制空权。在以后的几个月里,艾森豪威尔指挥的10万英美联军在法属北非登陆,从西面向德意联军发动“钳形攻势”,于1943年5月最终使大批敌军投降。这时,邓尼茨也不得不从北大西洋撤回他的潜艇部队。由于此时的盟国船队受到了B-24超远程轰炸机、护航航母,以及装有最新式雷达和深水炸弹的反潜护卫舰群的保护,并从破译出的“超级”密码电报中掌握了德军潜艇的活动规律,致使德军潜艇损失惨重。盟军取得制海权之后,要夺取欧洲上空的制空权则需要更长时间,但这一问题由于有了P-51远程战斗机而迅速得到解决。该机于1943年12月首次为美国空军的轰炸机群护航,没过几个月就把德国空军保护下的第三帝国士兵、工厂及居民的能力削弱到无法恢复的地步。
对德军最高统帅部来说,东线优势的丧失更加使之担忧。早在1941年8月,许多观察家就认为,苏联作为一个大国将不复存在。但此时,哈尔德将军却忧心忡忡地在作战日记中写道:
我们曾估计敌人大约有200个师。现在已经查明仅有番号的就有360个师……它们的武器和装备不如我们,战术指挥也很差。但是……如果我们消灭十几个师,苏联人就会又投入十几个师……时间……对他们有利,他们靠近自己的资源,而我们却一步步远离自己的资源。
在这场大规模、疯狂、残酷的苏德战争中,伤亡数字之大使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伤亡总数都相形见绌。在战争的头5个月里,德国人宣称打死、打伤及俘获的苏军超过了300万人。然而,就在那时,斯大林和最高统帅部却计划在莫斯科附近实施首次反攻,苏联红军仍有420万作战部队,并在坦克和飞机的数量上胜敌一筹。当然不管是在地面还是空中战场,苏军都无法同训练有素的德军抗衡。甚至到1944年,苏军还要以牺牲5~6个人为代价消灭1个敌兵。因此,当1941~1942年可怕的冬季过去后,希特勒的战争机器仍能再次发动进攻,这次进攻的目标是斯大林格勒,但却遭到惨败。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德军于1943年夏天重整旗鼓,集结了17个装甲师,用于包围库尔斯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次是规模最大的坦克大会战,苏联红军投入了34个装甲师,以4000辆坦克对付德军的2700辆坦克。虽然苏军的坦克在一周内损失过半,但他们也歼灭了希特勒装甲部队的大部,并开始准备向柏林方向实施坚定不移的大反攻。就在这时,盟军在意大利登陆的消息给了希特勒一个借口,以便使他的装甲部队从这场不折不扣的灾难中脱身,用于加强对正在被第三帝国的敌人收紧的包围圈的防守。
难道所有这一切仅仅是“正确地使用占压倒优势兵力”的结果吗?显而易见,经济力量从来不是影响军队战斗力的唯一因素,即使在1939~1945年完全机械化的战争中也是如此。经济力量与战争的关系,按照克劳塞维茨的说法,就像铸剑师的手艺与击剑技巧的关系一样。德国和日本领导人在1941年以后犯了许多严重的政治和战略错误,并为这些错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就德国来说,它既做过一些错误不大的决定,如1943年初把增援部队投入北非,结果都当了俘虏,也犯过一些蠢得惊人的错误,如对乌克兰人和其他非俄罗斯少数民族滥施暴力,他们原来很乐于摆脱斯大林的统治,但纳粹的残暴给了他们当头一棒。这些错误还包括坚信恩尼格玛密码绝不会被破译,以及不肯雇用德国妇女进军工厂干活这种思想偏见,而所有同德国作战的国家都乐于利用这一尚未利用的劳动大军。德军高层领导的明争暗斗,使得他们无法有效地抵制希特勒发动力不从心的攻势,如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进攻战役。此外,学者们所说的相互倾轧的部门及小独立王国(陆军、党卫队、地方长官、经济部门)所造成的“大混乱”,也使德国无法统一估算资源需求和进行统一的资源分配,更不用说像其他国家一样制定出“大战略”了。这根本不是认真严肃的打仗。
日本的战略错误虽然不是那么骇人听闻和后果严重,却也够引人注目了。因为日本奉行的是由陆军左右的“大陆战略”,它在太平洋和东南亚投入的作战部队很少,仅仅11个师。相比之下,它在中国东北则有13个师,在中国内地驻有22个师。即使美国在中太平洋开始反攻之后,日军向该地区增派去的部队和飞机也很晚才到达,且数量少得可怜。相比之下,日本1943~1944年在中国实施大规模进攻时却投入了大量资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45年初,就在尼米兹挥师逼近日本,日本城市遭到美国飞机的狂轰滥炸时,仍有100万日军滞留在中国内地,还有约78万日军驻在中国东北。因美国潜艇的有效封锁,这些日军已无法撤退。
日本帝国海军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中途岛海战等重大战役中,日军的作战指挥错误百出。在航母已被证明在太平洋海战中极其重要之后,许多日本海军将领在山本五十六死后竟偏爱起战列舰来,仍想寻找机会打第二次对马海战。1944年莱特湾海战和更具象征性的大和号战列舰的自杀性出航,都暴露出这种弱点。日本潜艇配有威力强大的鱼雷,却被十分错误地用于为作战舰队担任警戒或向被围困的岛屿运送补给,而不是用于切断敌方的海上交通线。虽然日本比英国更加依赖原料进口,其海军却不去保护本国的商船队。在护航技术、反潜技术、护航航母和反潜舰群的发展方面也相当落后。在1941~1943年,由于过分迷恋战列舰,日本海军把资源用于建造“大和”级巨型战列舰,却没有建造一艘护航驱逐舰。在此期间,美国则建造了331艘。日本在情报搜集、密码技术及破译技术等方面也不如敌国。所有这一切对维持“大东亚共荣圈”所起的作用,就像德国人所犯的错误对维持“千年帝国”所起的作用一样。
显而易见,人们还无法找出这些失误的原因,因此也就无法分析如轴心国不犯那些错误会产生什么结果。但是,除非同盟国也犯下同样严重的战略与政治错误,否则,从长远看它们靠生产能力上的优势就能取胜。毫无疑问,假如1941年12月德军成功地占领莫斯科,这对苏军的作战能力(和斯大林政权)肯定会造成严重损害。但是,当苏联人民得知他们唯一的前途是被处死时,在东方数千英里的地方仍有强大的生产与军事后备力量的情况下,他们还会投降吗?巴巴罗萨行动使苏联经济损失巨大(煤产量下降57%,生铁产量下降68%)。但是还应看到,苏联1941年生产的飞机比德国多4000架,1942年多1万架。并且苏联是在一条战线作战,而德国是三线作战。凭借兵力、坦克、火炮、飞机日益增大的数量优势,从战争的第二年起,苏联红军事实上就能承受5∶1~6∶1的损失(尽管己方部队伤亡很大),并击退兵力日衰的德军。到1945年初,仅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战线,“苏军的力量就已占压倒优势,在兵力上5倍于敌,装甲车辆5倍于敌,火炮和飞机方面分别是7倍多和17倍”。
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是,在法国的英美联军几个月前就占“很大优势(坦克为20∶1,飞机为25∶1)的情况下”,德军竟打了很多漂亮仗,并坚持了很长时间。甚至到1944年底(就像在1918年9月一样),德军仍然占领着比本国疆土在战争爆发时大得多的地区。对于这一问题,军事史学家的回答几乎如出一辙:德军的作战理论强调在战场上灵活机动和分散决策,这比英军谨小慎微、墨守成规的战术,苏军不计伤亡、全线出击的进攻,以及美军热情有余而谋略不足的推进,要高明得多;德军诸兵种协同作战的经验比任何敌手都丰富;德军参谋人员和军士的技能与训练素质非常高,即使到战争的最后一年也是如此。
但是,对德军作战表现的赞扬(关于这种赞扬的书似乎比比皆是),不应掩盖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柏林和东京一样,将自己的手伸得过长。1943年11月,约德尔将军估计,在东线有390万德军(和少得可怜的28.3万轴心国友军)在同550万苏军作战,另有17.7万德军驻在芬兰,48.6万驻在挪威和丹麦,在法国和比利时的占领军有137万。“还有61.2万被牵制在巴尔干,41.2万在意大利……希特勒的军队遍布整个欧洲,但每一条战线在人员和装备数量方面都处于劣势。”这些话也可用来描述日军,它稀疏地分布在从缅甸到阿留申群岛的广大远东地区。
即使在那些看上去“改变了战争进程”的战役中是轴心国而不是同盟国获胜,人们也很难看到这些胜利除了推迟大战最终结局的到来以外,还有什么别的作用。假如尼米兹在1942年中途岛海战中损失1艘以上的航空母舰,他在同一年即可得到3艘新型的大型航母、3艘轻型舰队航母和15艘护航航母;1943年可得到5艘大型航母、6艘轻型的大型航母、25艘护航航母;1944年还可得到9艘大型航母和35艘护航航母。同样,在几年紧张的大西洋之战中,同盟国在1942年和1943年分别损失了总计为830万吨和400万吨的船只,但这一巨大损失却分别得到了同盟国新下水的700万吨和900万吨新商船的补偿。这主要归功于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的美国造船能力。到1942年中期,美国新下水的船只吨位已经超过德军潜艇击沉的船只吨位。据此,一位著名权威人士的结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潜艇战只能推迟但不能改变战争的结局。”在地面作战中,情况也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主要是敌对双方炮手与坦克乘员之间的战争,但德国的牵引火炮、自行火炮和坦克的产量大大少于苏联,更不用说与所有同盟国加在一起的数量相比了(见表33)。
表33 1944年各大国坦克产量
但是最能说明问题的数字是飞机产量(见表34)。这是因为人人皆知,没有制空权,陆、海军就无法有效地作战;有了制空权,不仅可以取得作战的胜利,还可给敌方的战时经济以严重破坏。
表34 各大国飞机产量(1939~1945年)
而且,这些统计数字无法说明这一事实,即英美飞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四引擎重型轰炸机。所以,就引擎量及飞机重量来看,同盟国比轴心国的优势更大。这就从根本上回答了,为什么尽管德军为保持制空权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他们的城市、工厂和铁路线还是受到了越来越多的狂轰滥炸。在日本情况更严重,整个日本本土几乎没有空中保护。另外,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邓尼茨的潜艇不敢露出水面,为什么斯利姆将军在缅甸的部队得以增援英帕尔平原,为什么美军航母能在整个西太平洋对日军基地发起频繁攻击,以及为什么当盟军士兵遭到德军顽强抵抗时总能召来飞机消灭敌军,继续向前推进。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在D日(1944年6月6日),德军在西线只能纠集319架飞机,去对付盟军的12837架飞机。借用克劳塞维茨的话说,击剑(就像战争)固然需要技巧与经验,但如果一名剑手没剑了,那么技巧与经验将于事无补。在“铸剑”之战中,同盟国显然取得了胜利。
人所共知的事实是,即使在德、日帝国扩张之后,交战双方的经济和生产能力的不平衡,也远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双方的力量对比。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粗略估计,1938年“大德意志”在世界工业产量和“相对战争潜力”方面所占的比重,大致等于英法的总和。在资源总量和战争潜力方面,德国也许低于英法两个帝国的总和。但战争爆发时,英法两国的动员和战备水平不如德国。而且,如前所述,在关键性的作战专业技能方面,同盟国不如敌手。德国在1939年和(特别是)1940年征服的土地,使它在实力上大大超过了丘吉尔领导的被封锁且受到一定打击的英国。法国的垮台和意大利的参战,使大英帝国面前出现了一支强大的联合军事力量,它的战争潜力可能比英国大1倍。从军事上看,柏林—罗马轴心有所向披靡的地面部队,海上力量仍然不足,空中力量与英国大体持平。所以,英国选择在北非而不是欧洲作战。如果只看到红军遭受的严重伤亡,以及苏联的领土和工厂被占领、那么德国对苏联的进攻初期似乎并没有改变这种力量对比。
然而,1941年12月发生的重大事件却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力量对比——苏军在莫斯科的反攻说明它不会败在德军的闪电战下。日本和美国卷入这场战火已遍燃全球的战争,使一个具有巨大工业生产能力的“大同盟”得以形成。它还不足以立即影响战争的进程,因为这时德军仍然十分强大,能在1942年夏天对苏军发动新攻势;日本也正陶醉于战争头6个月对准备不足的美国、荷兰和大英帝国作战时轻而易举地取得的胜利中。但这一切并不能掩盖这一事实,即纵然把法国算在德国一边,同盟国也具有两倍于轴心国的生产能力(根据1938年不十分确切的数字,但这些数字肯定低估了美国的生产能力),3倍的“战争潜力”,3倍的国民收入。到1942年和1943年,同盟国的战争潜力就已转化为飞机、大炮、坦克和军舰等武器装备。事实上,到1943~1944年,仅美国一国就已能每天建好1艘军舰,每5分钟生产1架飞机!此外,同盟国还生产了许多新式武器(如B-29轰炸机、P-51式战斗机、轻型舰队航母等),而轴心国只能生产少量先进武器(如喷气式战斗机、德国U-23型潜艇)。
瓦根菲尔统计的主要参战国军火产量数字,很好地说明了双方武器产量对比的巨大变化(见表35)。
表35 各大国军火生产1940~1943年
[单位:10亿美元(1944年币值)]
由此可见,1940年英国的军火生产虽然大大落后于德国,但增长速度很快,到下一年——德国经济自由发展的最后一年——竟已略占优势。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和北非战役中两次失利的震撼,以及施佩尔执掌经济部,使1943年的德国军火生产急剧增长;日本的军火生产也翻了一番多。尽管如此,英苏在这两年中增加的武器生产费用仍与轴心国基本相等(1941~1943财政年度英苏增长100亿美元,轴心国增长98亿美元),并在军火总产量方面遥遥领先。但是,美国的变化最惊人。1941~1943年,美国的军火产量增长了8倍以上。这就是说,1943年同盟国的军火总产量已是敌方的3倍。于是,人们终于认识到,从战争一开始,双方的“战争潜力”和国民收入就很不平衡。不管德军在东线和西线的反攻中运用了多么巧妙的战术,一直坚持到战争的最后几个月,最终都将被占绝对优势的盟军的火力所压倒。到1945年,数千架英美轰炸机每天都去轰炸德国,苏联红军的几百个师已做好进攻柏林和维也纳的准备。这一切从不同角度说明了这样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在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规模联盟战争中,财力最雄厚的国家将获得最后胜利。
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的原因也是如此。现在人们都很清楚,1945年原子弹的使用标志着世界军事史上一个新阶段的开始,意味着大国间使用原子武器的战争一旦爆发,人类能否继续生存下去将成为问题。但在1945年的作战中,这只是美国用于迫使日本投降的一系列军事手段之一。美国成功的潜艇战使日本受到了饥饿的威胁,蜂拥而至的B-29轰炸机将无数日本城镇夷为平地(1945年3月9日对东京的“火攻”大约造成了18.5万人的伤亡,摧毁了26.7万座建筑物),美国及其盟国还计划大规模入侵日本本土。尽管有某些不同意见,美国政府最终还是做出了投放原子弹的决定。其动机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包括希望减少盟军士兵的伤亡,向斯大林发出警告,以及证明实施耗资巨大的原子弹工程是正确的。这些理由是否成立,直到今天仍有争议。不过,这里要说明的问题是,当时只有美国拥有如此强大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手段,能在打两场大规模常规战争的同时,还投入大量科学家、原料和资金(约20亿美元),去发展一种效能未卜的新武器。广岛遭受劫难与柏林落于苏联红军之手,不仅象征着又一场战争的结束,而且还标志着世界事务中一种新秩序的开始。
新的战略态势
早在战争还在激烈进行时,美国的军事计划人员就已经勾画出了新秩序的轮廓。一份政策性的文件这样写道:
与我们目前敌人的战争胜利结束后,我们会发现,各个国家的军事力量的消长将发生意义极为深远的变化。其意义之深远,在罗马陷落后的1500年中,没有什么可与之相比。击败日本后,只有美国和苏联堪称第一军事强国;其原因均归结于它们的地理位置、辽阔的幅员和巨大的军火生产潜力。
历史学家们可能会吹毛求疵地对“在过去1500年中没有任何事件具有可与之相比较的性质”一说提出异议,但情况已日趋明朗:战后的世界力量对比将完全不同于战前。法国和意大利这两个昔日的大国,已黯然失色;德国、日本称霸欧洲和远东太平洋的企图正在烟消云散;英国尽管有丘吉尔,但也正在衰落。19世纪末、20世纪初,许多人经常预测的两极世界终于到来了。至于国际秩序,用德·波特的话说,现在已从“一个体系过渡到另一个体系”。只有美国和苏联与其外表一致,可谓世界的两极;而在这两个“超级大国”中,美国则享有巨大的优势。
世界绝大部分地区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搞得精疲力竭,或仍为“不发达的民地”,而1945年美国实力之强,犹如1815年的英国,只能用“非同一般”来形容。此外,其实力从绝对意义上说,也是史无前例的。由于战争开支的巨大刺激,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若以1938年的美元不变价格计算,从1939年的886亿美元增至1945年的1350亿美元;若以目前的美元价格计算,则增至2200亿美元。“新政”也未能消灭的“经济萧条”,在战争中被彻底根除;未能充分使用的资源和人力都得到了适当的利用。“在战争期间,美国工厂的规模扩大了近50%;产品产量增长了50%以上。”1940~1944年,美国工业以更快的速度增长,每年增长率超过了15%。这是空前绝后的。虽然这一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战时军用物资生产所引起的(军用物资在工业总产量中的比重从1939年的2%,剧增至1943年的40%),但非军用品的生产也增加了。因此,美国并未像其他交战国那样压缩国民经济中的民用部门的生产。美国的生活水平、人均产值都高于其他国家。在世界大国中,美国是唯一因战争而大发其财,而不是因战争变得穷困潦倒的国家。在战争结束时,华盛顿的黄金储备为200亿美元,几乎占世界总量330亿美元的2/3。此外,“世界一半以上的制造业生产量是由美国承担的,美国生产的各种产品占世界总量的1/3”。这使得美国在战争结束时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就是在数年后,美国产品仍占世界出口总量的1/3。由于美国造船业的急剧膨胀,其船舶总吨位占世界的一半。从经济上说,美国可不受限制地在世界上为所欲为。
美国的经济实力也表现在其军事实力上。在战争结束时,美国有1250万名现役军人,其中750万人驻在海外。虽然其兵力总数在平时自然要减少(到1948年,美国陆军的人数只有4年前的1/9),但这仅是政治抉择的反映,并不反映美国真实的军事潜力。由于美国在战后初期设想自己在海外的作用将是有限的,它认为用其现代化武器来显示自己的力量是更好的选择。当时美国海军雄踞全球,“独一无二”。其舰队拥有l200艘大型军舰(以数十艘航空母舰而不是战列舰为核心组成作战舰队),实力远远超过英国皇家海军,没有任何国家的海军可与之匹敌。美国航空母舰特混编队和海军陆战队,已充分显示了美国通过海洋向世界各地投送兵力的能力。美国的“制空权”则更为壮观:它的2000多架重型轰炸机曾把希特勒的欧洲炸得稀烂;它的1000架超远程B-29型轰炸机曾使许多日本城市化为灰烬。现在它又有了像B-36型轰炸机那样更为强大的喷气式战略轰炸机。最重要的是,美国垄断着原子弹,可对任何未来的敌人实施像广岛和长崎那样可怕的毁灭性打击。然而,正像后来的分析所指出的那样,美国的军事力量其实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强大(美国只储备有几枚原子弹,而且要顾及使用原子弹会引起很大的政治后果),美国也难以运用其军事力量来影响像苏联这样相距遥远、充满怀疑、像谜一样的国家的行为。但是,在朝鲜战争前,美国的这种飘飘然的自我优势感并没有被触动;由于那么多的国家请求美国提供贷款、武器和军事援助,它的这种感觉还有所加强。
鉴于美国所处的非常有利的经济和战略地位,美国的势力在1945年后便向外迅猛发展。这对于熟悉国家政治史的人来说,是不足为奇的。随着传统大国的衰败,美国稳步地填补了它们撤走后所留下的真空。在变成了头号强国后,美国就不会再把自己局限在自己的疆界内,或者自己所处的半球内。毋庸赘述,战争本身是美国势力和影响向外扩张的主要根源。例如,1945年,美国在欧洲驻有69个师,在亚洲太平洋地区驻有26个师,而在美国本土却一个师也没有。美国因负有重建日本、德国(以及奥地利)的政治义务,所以它就“待在那里”;美国军队在太平洋上是越岛作战,并进入北非、意大利和西欧战斗过,因此便在这些地区留驻军队。但是,许多美国人(特别是军人),希望在战争结束后能很快回国,将美国武装力量的部署恢复到1941年以前的状况。这种想法虽使丘吉尔大吃一惊,并引起了奉行孤立主义的共和党人的注意,但要使时钟倒转是不可能的。犹如1815年后的英国人那样,这次轮到美国人发现他们在各地的非正式影响已发展成为无法摆脱的更加正式的影响了。像英国人一样,每当美国人想画一条安全界线时,他们就会发现“不安全的新边疆”。“美国统治下的和平时代”已经到来了。
这种新秩序的经济情况至少是人们可以预料到的。在大战中,国际法学家们(如科德尔·赫尔)就曾正确地指出,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性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际经济机能失调引起的。具体地说,是保护主义关税、不公平经济竞争、获得原材料的途径有限、政府闭关自守的政策引起的。这种18世纪启蒙运动的“不受阻碍的贸易意味着和平”的信念,受到了出口型工业的有力冲击。出口工业界担心,如果不开辟新的海外市场来吸收产量激增的美国产品,随着战后美国政府开支的减少,出口工业就会衰退。此外,美国军方坚决(甚至过分地)主张,美国应控制(或可以不受限制地获得)关键性的战略原材料,如石油、橡胶、金属矿藏等。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便使美国致力于建立某种有利于满足西方资本主义需要(尤其有利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最大限度繁荣起来)的国际新秩序。这一新秩序从长远看,符合亚当·斯密的保证:“不受阻碍的贸易越能提高资源分配的效率,全面提高生产率,进而增强所有人的购买力就越有可能。”这样,在1942~1946年,世界上便出现了一系列国际经济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后来还缔结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在这一新的经济制度下,希望能保证获得复兴与开发资金的国家,发现自己不得不屈从美国的要求,同意自由兑换货币和开展自由竞争(就像英国人那样,尽管他们还努力保持帝国特惠制);否则就须像苏联人所做的那样,发现这一制度与其社会主义控制制度水火不容时,完全避开这一制度。
这些安排在实践中是有缺陷的。第一个缺陷是所提供的资金根本不足以医治6年总体战造成的巨大创伤。第二个缺陷是,放任自流的体制必定只对竞争能力最强的国家有利,也就是说,只对未受战争破坏、生产力膨胀的美国有利;而对那些因受战争破坏、设备差、竞争力弱的国家,如边界已变动、难民成群、房屋被炸、机器破旧、债务深重、失去市场的国家,则非常有害。直到美国察觉欧洲普遍不满与苏联的影响日益扩大的危险同时出现时,它才被迫制订了“马歇尔计划”,答应为大规模恢复“自由世界”的工业提供巨额资金。但是,到这时已出现了美国的经济扩张与美国在世界各地建立军事基地、订立安全条约齐头并进的局面。这与英国在1815年后四处建立基地、订立条约的情况有许多相似之处。可是,最明显的不同之处是,总的来说,英国能避免与其他主权国家过多地建立固定的和含混的联盟关系,而美国现在则承担这种义务。确实,随着“冷战”的展开,美国的这些义务几乎都是“对事件做出的一种反应”。但是,无论承担这些义务是否有正当的理由,其结果都是使美国一反自己早期的历史,而过多地卷入了国际纠纷。
1945年时的美国决策人看来对此并不感到有什么不安;相反,许多人还认为,这不仅是“显示天意”,而且还认为他们现在已有了宝贵良机,由美国来理顺被原先的大国搞得乱七八糟的关系。亨利·卢斯在《生活》杂志上狂喜地写道:“美国的经验是通向未来的关键……美国在全人类的国际大家庭中必须是老大哥。”美国还鼓励后来被称为“第三世界”的所有国家效法美国人的自助、企业家精神、自由贸易和民主等原则,对中国尤其寄予厚望。赫尔写道:“这些原则和政策对增强各地自由人民的正义感、权利意识和福利意识大有裨益,整个国际机制在几年之内就能运转得令人相当满意。”美国人人乐观,既然方向正确,根本不考虑用“胡萝卜加大棒”是否能说服英、荷老牌帝国主义者,欧洲左倾政党和冷面孔的莫洛托夫。一位美国官员甚至说:“现在轮到我们在亚洲击球了。”其实他还可以再加上一句:几乎在世界各地击球了。
美国势力最难渗透进去的地区是苏联控制的地区。苏联自1945年以来,一直自称是打败法西斯的主要国家。根据苏联红军的统计,苏联共歼灭了德军506个师;德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伤亡和被俘的1360万人中,有1000万人是在东线损失的。甚至在第三帝国崩溃之前,斯大林还向远东调去了几十个师,准备一旦时机成熟就向在中国东北的已大大削弱的日本关东军开战。因此,在美国向广岛投掷原子弹三天后苏联的对日宣战,就不令人惊奇了。西线的长期战事不仅完全改变了苏联在欧洲的地位,扭转了其1917年后地位暴跌的局面,而且还使苏联几乎恢复了它在1814~1848年间在欧洲的地位(当时它庞大的军队充当着东欧、中欧的宪兵角色)。苏联扩展了它的疆域:在北方割取了芬兰的部分领土;在中部掠取了波兰的一些领土;在南方则吞并了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被重新并入苏联;它还深谋远虑地将东普鲁士的一部分、捷克斯洛伐克东部的一小片地区划归己有(路塞尼亚或次喀尔巴阡乌克兰),从而获得了直接进入匈牙利的通道。在其西面和西南面,势力壮大的苏联建立了由波兰、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及(挣脱约束前的)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组成的新卫星国“防疫线”。在它们与西方之间就是众所周知的“铁幕”。在“铁幕”后面,苏联共产党的官员和秘密警察决心使这一整个地区以完全不同于科德尔·赫尔所希望奉行的原则行事。远东的情况也同样如此。苏联对中国东北、朝鲜北部和萨哈林岛(库页岛)的迅速占领,不仅报了1904~1905年日俄战争的一箭之仇,而且还与中国共产党人联结在一起,而后者也是不可能接受奉行自由放任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的。
苏联势力影响的增长虽使人难以忘怀、不容忽视,但其经济基础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与美国受惠于战争的繁荣经济相比,大为逊色。苏联人口损失骇人听闻:军队损失750万人,600万~800万平民被德国人杀害;再加上因粮食减少、强制劳动和大量增加工作时间而造成的“间接”战争损失,“在1941~1945年共有2000万~2500万苏联人过早地死去”。由于伤亡者主要是男子,两性的不平衡使国家的人口结构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人口出生率急剧下降。在德国占领的俄罗斯欧洲部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物质损失之大,超出人们的想象:
在被占领地区的1160万匹马中,被宰杀和掠走的达700万匹,2300万头猪中被抢走2000万头,13.7万台拖拉机、4.9万台谷物联合收割机和大量的牛棚、农场等其他建筑物被毁。运输网遭到的破坏是:6.5万公里长的铁路线被毁,损失了15800台机车、42.8万节车皮、4280艘内河船舶和被占领区内一半的铁路桥。这一地区近50%的城市居住面积、120万幢房屋被毁,农村地区房屋被毁达350万幢。
许多城镇变为废墟。成千上万个村庄被夷平。人们都居住在地下的洞穴中。
因此,苏联人一进入其德国占领区便大肆搜刮,把工厂设备、铁轨等一切可搬走的东西都弄走,并要求其他东欧国家赔偿(罗马尼亚用石油、芬兰用木材、波兰用煤)。对此,人们没有必要感到奇怪。
确实,苏联在军工生产和前线作战方面都战胜了德国。但是,苏联的胜利靠的是大幅度减少其他部门——消费品、零售贸易和农产品供应(虽然粮食产量的减少主要是由德国人掠夺造成的)的生产和活动,集中力量进行军工生产获得的。总之,1945年的苏联在军事上是一个巨人,但在经济上已沦为一个丧失了生活必需品、穷困潦倒的穷汉。随着租借物资供应的中断和苏联因美国附加的政治条件而拒绝接受美国的金钱,苏联又恢复使用它在1928年后利用本国资源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老办法:继续强调生产资料(重工业、煤炭、电力、水泥)的生产和发展运输业,从而给消费品工业和农业生产带来损害,并且自然地将军事开支从战时水平削减下来。结果,苏联在克服了最初遇到的困难后,在重工业方面创造了一个“小小的经济奇迹”,其重工业产量在1945~1950年增长了近1倍。为了重建国家实力源泉,达到这一冷酷的目标,斯大林政权不遗余力,甚至不惜把大多数苏联人的生活标准降低到革命前的水平上。值得注意的是,这时苏联工业的发展犹如其1922年以后的情况,工业生产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恢复”战前的产量。例如,乌克兰冶金业和电力工业的产量在1950年前后才达到或刚刚超过1940年的水平。由于战争的影响,俄国的经济发展再次停滞了大约10年的时间;更为严重的是,从长远看,至关重要的农业部门继续受到忽视。由于停止执行战时强制性应急措施和投资不足,(和瞎指挥)农业生产进一步萎缩,产量暴跌。斯大林到死也不同意农民拥有自留地。这样,苏联农业长期存在的生产水平低、效率低的问题便继续存在着。
与此相对照的是,斯大林显然决心在战后保持一支高水平的军事力量。由于恢复经济的需要,规模庞大的苏联红军在1945年以后减少了2/3,但它仍很庞大,拥有175个师、2.5万辆一线坦克和1.9万架飞机,因而仍是世界上最庞大的一支军队。在苏联人眼里,要遏制未来的侵略者,更加自如地保持对东欧卫星国及对远东征服地区的控制,拥有这样一支军队是必要的。虽然苏联红军是一支庞大的军队,但它的许多师仅仅是“架子师”或主要担任守备的部队。此外,苏联红军还遇到了可能被军事技术进步甩在后面的危险。1815年的俄国庞大的军队在数十年后也曾遇到过这一危险。要克服这一危险不仅要对其军队的师团进行大规模的改编和现代化,而且还需投入国家的经济和科学力量来研制新武器系统。1947~1948年,令人望而生畏的米格-15型喷气战斗机开始服役;苏联还效法美国人和英国人,建立起一支远程战略空军。苏联还使用虏获的德国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来研制各种导弹。甚至还在战争时期,苏联就抽调力量研制原子弹。在对德战争中仅充当助手的苏联海军也发生了变化,添置了新式重型巡洋舰和远洋潜艇。它的许多武器是仿制的,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也不算先进。但不容置疑的是,苏联决心不甘落后。
维系苏联实力的第三个重要原因,是斯大林重新强调内部纪律和20世纪30年代末期的那种绝对一致。斯大林这样做是出于他日趋严重的偏执狂症,还是出于他想通过一系列计划周密的行动来加强自己的专权地位,或两者兼而有之,我们还难以断定。但是,发生的事件本身说明了其原因。任何与外国有联系的人都被怀疑;遣返的战俘被枪毙了;以色列国家诞生后,犹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效忠对象,结果导致苏联国内重新采取反犹措施;军队将领的地位被削弱,德高望重的朱可夫元帅于1946年被解除苏联地面部队总司令的职务;苏联共产党的内部纪律和入党条件更加严格;1948年,列宁格勒全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斯大林总是不喜欢他们)被清洗。苏联加强了检查制度,检查范围不仅涉及到文学和艺术领域,而且还扩大到自然科学、生物学和语言学领域。苏联制度内部的紧张化当然是与重新实行农业集体化和“冷战”紧张局势的出现相呼应的。自然,苏联统治下的东欧诸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思想僵化和极权统治,在那里,消灭反对党、举行公开审判、否定个人权利和私人财产成了家常便饭。所有这些事件,尤其是波兰和(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制度的颠覆,导致西方对苏联制度所持有的热情态度大为减弱。西方搞不清楚的是苏联的这些措施是周密策划的(完全合乎逻辑的是苏联领导集团热切希望,使其卫星国和卫星国的人民脱离西方的思想和富庶的影响),还是斯大林末日来临前偏执狂病加重的反映。无论其原因何在,世界上还是出现了一大片丝毫不受“美国统治下的和平”影响的地区,在人们前面形成了另一种发展局面。
苏联的壮大似乎证实了麦金德等地缘政治学家们的预言: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的资源将被一个庞大的军事强国控制;海洋强国若想保持全球力量均势,须抗击该国向大陆边缘地带的进一步扩张。几年后,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国政府大为震动,完全放弃了原先“一个世界”的想法,而代之以超级大国在国际舞台上展开殊死搏斗的格局。可是,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格局在1945年的局势中就隐约出现了,像德·托克维尔所预言的那样,美国和苏联正在成为能决定半个地球命运的两个国家,世界上只有这两个国家具有这种能力;但与此同时,两国也自然沦为“全球性思维”的牺牲品。1946年莫洛托夫宣称:“苏联现在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没有苏联参加,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解决任何重大的国际关系问题……”这其实是美国对丘吉尔和斯大林莫斯科会晤(两人可能就东欧问题私下达成协议)所发表的声明的翻版。美国的声明这样说:“在这场全球性战争中,没有美国不关心的问题——无论是政治方面的,还是军事方面的。”利益的严重冲突终于不可避免了。
昔日的大国现已成为中等国家,它们的崩溃是超级大国崛起的另一种衬托。那么这些国家的情况如何呢?需要立即说明的是,德、意、日法西斯战败国的情况,不同于1945年后的英国和法国。战火刚刚平息,盟国就着手实施自己的计划,以确保德、日不再成为对国际秩序的威胁。这些计划不仅包括对两国实行长期的军事占领,而且还把德国分为4个占领区(后来合并成两个德国)。日本像1943年的意大利那样,被剥夺了海外领地;德国丧失了它在欧洲所取得的一切利益和东部古老的领土(西里西亚和东普鲁士等)。战略轰炸、运输系统使用过度、住房条件的下降、许多原料不足和出口市场的缩小,已经给两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而盟国对其工业的控制、(在德国的)拆迁工厂,又如雪上加霜。1946年德国的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竟不到1938年的1/3,真是可怕的倒退。日本经济也出现了类似的倒退情况。它在1946年的实际国民收入只相当于1934~1936年的57%;制造业的实际工资也只相当于这一时期的30%;对外贸易量微乎其微,甚至两年后的出口量才只有1934~1936年的8%,进口量则为18%。日本的海上航运在战争中被破坏殆尽;纱锭数量从1220万支减少到200万支;煤的产量减少了一半,如此等等。德、日作为强国的日子,无论从经济角度看,还是从军事角度看,似乎都结束了。
意大利虽然在1943年就改变了立场加入了盟国,但其经济情况也一样暗淡。盟军在意大利作战、轰炸持续时间达两年之久,横扫了意大利半岛,极大地加剧了墨索里尼战略冒险所造成的破坏。“在1945年……意大利的国民生产总值倒退到1911年的水平;与1938年相比,实际下降了40%。尽管战争给人口造成了损失,但由于意大利在殖民地的移民被遣返回国,向外移民停止,意大利的人口激增,致使生活水平降低到惊人的地步。如果没有国际援助,尤其是美国的援助,许多意大利人就被饿死了。”到1945年,意大利的实际工资下降到1913年的26.7%。这些国家在这个时期对美国的依赖程度骇人听闻,犹如美国的经济卫星国。
在经济方面,法国与德国的情况相差无几。法国被德国洗劫了4年后,其国土又遭受了1944年几个月大规模战斗的蹂躏,结果“绝大部分水道和港口被堵塞,绝大部分桥梁被摧毁,铁路系统的很大一部分暂时不能使用”。福仑的法国进出口贸易指数表明,到1944~1945年,法国的进出口实际上等于零,法国的国民收入那时只相当于1938年(法国最灰暗的年月)时的一半。法国的外汇储备已经枯竭;法郎在外汇兑换中已不被使用。法郎与美元的汇率在1944年被定为50∶1,但这个汇率完全是凭空制定的,1年内就降到119∶1。到1949年,当情况比较稳定时,法郎与美元的汇率仍高达420∶1。这些诸如重建、国有化和通货膨胀一类的纯经济问题,明显地影响了法国各政党,特别是共产党的作用。
另一方面,“自由法国”曾是反法西斯“伟大联盟”的一员,参加过许多重大战役,在西非、地中海东部和阿尔及利亚反对亲维希的“内战”中取得了胜利。在战争中,德国占领了法国,法国人民的忠诚发生了分裂,在这种情况下,戴高乐不得不严重依赖英国和美国的援助。但是,戴高乐即使在要求给予更多的援助时,对后者也不满。由于英国迫切希望法国重新成为欧洲的军事大国,以接替正在垮台的德国去同苏联相抗衡,所以法国获得了许多大国的待遇和地位,如在德国有占领区,在联合国安理会担任常任理事国等。法国虽未能恢复它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委任统治,但它重新确定了自己在印度支那、突尼斯和摩洛哥的保护国地位。随着政府海外部的建立和海外领地的获得,法国仍是世界上第二大殖民帝国,并决心保持其殖民帝国的地位。在许多外国观察家(特别是美国人)看来,法国在经济上如此虚弱不堪并严重依靠美国财政援助过活时,还想跻身于世界上第一流大国之列,纯属“伟大的疯狂”。事实也确实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极大地改变了全球的战略环境,但法国却仍想趾高气扬,结果它至少还需多年才能从旧梦中清醒过来。
虽然在1945年大部分英国人理应对这种实力对比感到不平,但他们的国家和英帝国在表面上继续充当着世界的一个大国。这种做法掩盖了新的战略力量对比,也使伦敦的决策人难以在心理上做出调整,以适应政治上的这种衰落局面。英国是唯一自始至终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国。在丘吉尔的领导下,它毫无疑问是“三巨头”的一员。英军在海上、天空甚至陆地上的战绩,显著优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45年8月,英王的全部属地(包括中国香港)都回到英国手中,英国部队和空军基地遍布北非、意大利、德国和东南亚;皇家海军虽损失惨重,但仍拥有1000余艘战舰、近3000艘小型舰艇和5500艘登陆艇;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统帅着世界上的第二大战略空军部队。但是,正如科雷里·巴尼特有力地指出的:
“胜利”并不是英国保持其力量的同义词。在英国保持其力量方面,击败德国(及其盟国)是一个因素,当然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是因为德国虽被击败,但英国也耗尽了自己的力量。因此,不应过多地考虑“胜利”本身,而应想想胜利的环境,特别是英国发现自己所处的环境。
十分明显的事实是,为了保证取得战争的胜利,英国人严重地损耗了自己的实力,美元储备和黄金储备消耗殆尽,国内机器设备磨损严重、破烂不堪。英国虽然对其资源和人口进行了超限度动员,但仍然日益依靠美国的武器弹药、航运、食品和其他物资来维持战争。英国的这种进口需求一年高于一年,但其出口却不断萎缩,到1944年,英国的出口量只相当于1938年的31%。当工党政府在1945年7月上台执政时,在它不得不处理的第一批文件中,有一份就是凯恩斯关于国家正在面临的“财政上的敦刻尔克”的备忘录。这是一份令人毛骨悚然的报告,它指出:英国贸易逆差巨大,工业基础已受到削弱,驻海外机构过于庞大,这一切意味着英国急切需要美国提供援助,以取代行将中断的“租借”物资的供应。如果没有美国的援助,“我们[2]就须采取比战时任何时期都要严厉的紧缩措施”。这样,英国便又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那样,不得不修改其创造一个与英雄相称的家园的目标。但在这时,人们已不可能再相信英国仍处在世界政治中心的位置。
然而,英国却迟迟未能摆脱大国地位的幻觉,甚至那些想创建“福利国家”的工党大臣们也未能摆脱。只是在以后的几年中,英国才认真打算解决下述不可调和的问题:提高生活水平,向“混合型经济”发展,减少贸易逆差,与此同时还要维持在海外散布极广的基地(在德国、近东和印度),保持一支庞大的军队以应付与苏联日益恶化的关系。对艾德礼政府的详尽研究表明,艾德礼政府在许多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例如,提高了生产率,减少了贸易逆差,实施了社会改革计划,稳定了欧洲的局势。工党政府还谨慎地撤出了印度,摆脱了巴勒斯坦动乱的困扰,放弃了对希腊和土耳其的保证,这样,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某些越来越沉重的海外负担。另一方面,英国经济之所以能恢复,还因为凯恩斯1945年在华盛顿通过谈判取得了巨额贷款,通过“马歇尔计划”进一步获得了大量的援助,以及英国的大多数商业对手此时满目疮痍,无暇他顾。因此,英国经济的复苏是一种微妙而有条件的恢复。从长远看,英国在1947年成功的撤退,同样也有令人怀疑之处。那种撤退是卸掉了无法承受的包袱,但是,这一战略上的“想象的步法”却是以这样的设想为依据的:英国放弃某些地区后,可以根据帝国的真正利益(是苏伊士运河而不是巴勒斯坦,是阿拉伯的石油而不是印度)来重新安排自己的基地。在这时,白厅肯定还不打算放弃依附其帝国的其余地区,因为从经济上看,这些地区对英国比以往更加重要,只是后来世界进一步发生震动和把自己拴在这些地区的代价日益增大,才迫使英国对其在世界上的地位又一次进行了估价。然而,与此同时,英国仍是一个虽承担义务过多但仍很强大的战略实体,在分裂成两大势力集团的世界中,英国要在安全方面依靠美国,美国则成为英国最有用的盟国和重要的战略合作者。
但是,英法两国政府的所有努力无疑都不能挽回“欧洲时代结束”的趋势。在战争中,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实际增长了50%以上,而整个欧洲(不包括苏联)却下降了25%。欧洲在世界制造业总产量中所占的比重,低于19世纪初期以来的任何时期;甚至到1953年绝大部分制造业从破坏中恢复过来之后,整个欧洲所占的比重也只有26%(而美国达44.7%)。欧洲的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15%~16%。在1950年,欧洲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及美国的一半。但是,苏联却大大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关于各大国国民生产总值情况,见表36)。
表36 1950年各大国国民生产总值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览表
(以1964年的美元价格计算)
欧洲大国的黯然失色更加明显地表现在兵员和军费开支上。例如,1950年,美国的军费开支是145亿美元,拥有138万军事人员;苏联的军费开支略多(155亿美元),而其武装力量却极为庞大,共有430万人。在这两方面,超级大国远远超过英国(23亿美元、68万人)、法国(14亿美元、59万人)和意大利(5亿美元、23万人);当然,德国和日本当时还没有武装。由于朝鲜战争的紧张局势,欧洲中等强国在1951年大大增加了自己的防务开支,但与美国和苏联相比,仍显得苍白无力(美国达333亿美元,苏联达201亿美元)。在那一年,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三国军费开支的总和还不到美国的1/5、苏联的1/3;其军事人员总数不到美国的一半、苏联的1/3。无论是在经济力量上,还是军事实力上,欧洲国家都是大势已去了。
核武器和远程投射系统的出现,进一步扩大了人们对欧洲衰落的印象。记录表明,许多从事原子弹研制工作的科学家都清楚地知道,他们所从事的研究在人类全部战争史、武器史和人类摧毁能力方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45年7月16日在阿拉莫戈多的成功试验,证实了他们的看法:“一种巨大、全新的东西出现了;它对我们生存所产生的影响比电的发现和其他一切伟大发现都重要得多。”当广岛和长崎接连出现“世界末日般令人心惊胆战的连续巨响”,全城横尸遍地时,没有人再怀疑核武器的威力了。原子弹的出现使美国决策人对许多有关未来的实际后果进行了深思:原子弹对常规战争有何影响?在战争一开始就应使用原子弹,还是应把它当作撒手锏使用?研制更大的核武器(氢弹)和较小的核武器(战术核武器)的意义和潜力如何?有关原子弹的知识是否应该与他人分享?斯大林在广岛遭到原子弹轰炸后的第二天就派其无所不能的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负责原子弹的研制工作。这说明,美国人的成就肯定推动了苏联已在进行的核武器研制工作。虽然苏联这时在原子弹和发射系统的研制方面处于明显的落后状态,但他们的追赶速度要大大高于美国人的估计。在1945年后的几年中,人们有理由设想,美国的核优势有助于“抵消”苏联人的常规部队优势。但是,在国际关系史中,莫斯科没用几年时间就开始赶上美国,证明了自己的论断:美国对核武器的垄断仅仅是一闪即过的阶段。
原子弹的问世改变了世界的“战略形势”,因为拥有核武器的所有国家都具有大规模的不分青红皂白的破坏能力,甚至有毁灭人类的能力。从狭义和直接意义上看,这种新武器技术的出现,增加了对各欧洲古老国家的压力:要么奋起直追,要么甘愿沦为二流国家。当然,就德国、日本以及在经济和技术上都很脆弱的意大利来说,它们没有希望加入核俱乐部,但伦敦政府则不然。早在艾德礼接替丘吉尔时,英国就没想不应该获得这种武器。这不仅因为核武器是一种威慑手段,还因为核武器是“英国科学与技术优势的集中表现,是人口较少的英国的力量得以存在的依靠”。换言之,核武器被视为一种保持独立大国地位的较为廉价的手段。法国不久也步英国的后尘,作了同样的考虑。但是,这种想法无论在逻辑上多么吸引人,在实践上却有三个不利因素:一是两国在几年内都不会获得核武器及其投射系统;二是两国的核武库与超级大国的相比无足轻重;三是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他们的核武器将会变得陈旧落后。在1945年后的数十年间,伦敦、巴黎想加入核俱乐部的雄心和为此所作的努力,犹如1914年前奥匈帝国和意大利要拥有自己的“无畏”级战列舰一样。换句话说,这不是力量的反映,而恰恰是虚弱的反映。
要强调的最后一点是,现在世界在战略上和政治上已从传统的多极世界变成了两极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意识形态的作用得到了加强。其实,早在19世纪的古典外交中,意识形态就在外交政策中发挥过作用,梅特涅、尼古拉一世、俾斯麦和格莱斯顿的行动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意识形态的作用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更加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当时“极右”和“极左”势力兴起,向居统治地位的“中产阶级—自由中心”的流行观念发出了挑战。但到20世纪30年代末,由于多级化竞争对手力量关系错综复杂(在英国,像丘吉尔等保守党人希望与共产主义的苏联结盟,反对纳粹德国;自由主义的美国人虽然支持欧洲的英、法民主国家,但却想肢解英、法在欧洲以外的领地),人们难以用意识形态来解释国际事务。而且,在战争中,当务之急是同法西斯主义作斗争,政治和社会原则的分歧便不得不服从于这一最重要的任务。斯大林在1943年解散了共产国际;西方也十分赞赏俄国人对“巴巴罗萨行动”所做的抵抗。这似乎冲淡了他们原先的相互怀疑——尤其是在美国,《生活》杂志在1943年曾以轻松活泼的笔调写道:苏联人“长得像美国人,穿着像美国人,想法也像美国人”。《纽约时报》在一年后声称:“马克思的思想在苏联已经销声匿迹了。”这些情绪不管多么天真幼稚,但有助于向我们说明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国人不愿接受以下事实:战后世界并非像他们想象的那样,生活在国际和谐之中。例如1946年3月丘吉尔著名的“铁幕演说”,就在许多美国人中引起了愤怒和痛苦的反应。
但是,苏联和西方之间一两年后就出现了“冷战”,而“冷战”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性质暴露无遗。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苏联人不会允许东欧出现议会式的民主;苏联还保持着庞大的军队;在希腊、中国及其他地区,共产党同其敌手正进行着内战;还有最后一点,但绝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即人们对“红色威胁”恐惧的日益增加,苏联的间谍网以及国内颠覆活动,这一切促使美国公众的情绪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杜鲁门政府对此也断然做出了反应。由于担心苏联会进入英国撤销其对希腊、土耳其的保证后留下的力量真空,杜鲁门总统于1947年3月发表了“杜鲁门主义”的演说。在这篇演说中,杜鲁门描绘了当前世界必须抉择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原则:
一种生活方式是以大多数人的意志为基础的。它突出地表现为自由的制度、代议制政府、自由选举、保证个人自由、言论与宗教信仰自由和没有政治迫害。另一种生活方式则是以少数人的意志强加于大多数人为基础。它所依靠的是恐怖和迫害、对报纸的控制、指名选举和压制个人自由。
杜鲁门继续说:美国的政策就是“帮助自由的人民保持自己的制度及统一,反对企图将极权政权强加于他们的侵略行径”。此后,国际事务,用更加生动的话来说,犹如摩尼教徒正在进行的一场争斗;用艾森豪威尔的话来说,就是“正义力量和邪恶力量在历史上很少像现在这样聚集一堂、全副武装、相互抗争。以自由反对奴役,以光明反对黑暗”。
毫无疑问,这类语言好多都有其对国内目的,不仅美国如此,英国、意大利、法国及其他各国也都一样。保守势力可以使用这类语言使对手威信扫地,或者攻击自己的政府对“共产主义软弱无力”。但这样一来又肯定加深了斯大林对西方的怀疑。苏联报刊很快就说西方正在觊觎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在苏联四周树立新的敌人,建立前进基地,以包围苏联;西方还支持反动政权反对共产主义力量,有意在联合国“结帮拉派”。莫斯科声称:“美国对外政策的新方针,是过去反苏政策的翻版,其目的是发动战争,以武力建立一个由英国和美国统治的世界。”苏维埃政权便以此为借口,清除国内异己分子,加强对东欧的控制,实施强制性的工业化,大量增加军费开支。因此,双方都在加剧“冷战”,都用意识形态原则来掩盖自己对内和对外政策的需要。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两个世界性的思想体系,互相“排斥”,水火不相容。因此,双方都把世界视为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意识形态的争吵不可能与权力—政治利益相分离。一个国家不站在美国领导的阵营内,便站在苏联领导的阵营内,不存在中间道路。在斯大林和麦卡锡时代,那种走中间道路的想法是很不明智的。这就是新的战略现实,不仅被分裂的欧洲各国人民要适应它,而且亚洲、中东、非洲、拉丁美洲及其他地区的人民也必须做出调整,使自己适应它。
“冷战”与第三世界
正如以后所证实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年中,国际政治的主要任务是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苏美对抗的新形势;而次要任务则是反对苏美对抗。起初,“冷战”主要围绕重新划分欧洲国界进行。归根结底,“冷战”仍系于“德国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方式将决定1945年的战胜国对欧洲影响的大小。毫无疑问,20世纪上半叶德国侵略对苏联造成的损失,比对其他任何国家都大。苏联人决心不再让20世纪上半叶发生的事件在下半叶重演,且这一观念由于斯大林坚决要求得到安全保障而有所强化。苏联人考虑的第二个问题是,使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形势得到进一步发展。这是因为,如果要求莫斯科指导的更多的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国家得以建立,苏联的政治和战略地位很可能得到提高。这些比从前要求得到不冻港的更高层次上的考虑,可能是1945年后苏联制定政策的依据,尽管还有许多问题有待于它彻底解决。因此,苏联首先决心废除1918~1922年签订的各项领土协定,战略目的是“解围”。如前所述,这等于让苏联人重新获得对波罗的海各国的控制权,使波苏边界西移,使东普鲁士从此消亡,苏联从芬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得到部分领土。这些并没使西方担心,其中许多的确是在战时西方就已同意的。使人不安的是,苏联想在中、东欧的独立国家中建立“亲莫斯科”政权。
在这一方面,波兰的命运预示着其他国家的命运,虽然这对西方的刺激较大,因为1939年英国就决心为保卫波兰的领土完整而战,且波兰军队(及流亡政府)战时也在为西方作战。在卡滕发现埋葬波兰军官的大坟场,苏联人对华沙起义的非难,斯大林坚持要改变波兰边界,以及亲莫斯科的波兰人派别在卢布林的出现,这一切使丘吉尔对苏联人的企图怀疑至深。几年之后,苏联人便扶植起一个傀儡政权,并在各级权力机构中清除了所有亲西方的波兰人。这使西方人的担心得到了证实。
莫斯科在处理波兰问题时在许多方面都涉及到“德国问题”。从领土上看,波兰边界的西移不仅缩小了德国的疆域(东普鲁士已被吞并),还使波兰人在阻止德国将来改变奥得-尼斯一线的边界方面处于有利地位。从战略上看,苏联坚持使波兰成为一个安全“缓冲地带”的目的是,确保自己不再遭受德国“1941年式”的进攻。因此,莫斯科坚持要同时决定德国人民的命运也是合乎逻辑的。从政治上看,苏联在支持“卢布林”波兰人的同时,还对流亡他乡的德国共产党人进行了培训,以便让他们回到祖国后起同样的作用。从经济上看,苏联对波兰及其他东欧邻国进行剥削后,还想掠夺德国的财富。但当莫斯科清楚地看到,如果使德国人变成穷汉就无法赢得他们的友谊时,便停止了掠夺活动,莫洛托夫讲话的语调也变得比较中听了。不过,这些战术上的变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决定德国未来的问题上,苏联要求有重要发言权,如果不是最后决定权的话。
在波兰和德国问题上,苏联的政策肯定要与西方的政策发生冲突。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美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都要求整个欧洲执行自由市场政策,都进行民主选举(虽然英国人和法国人比自由放任的美国人更主张国家有较大的权力)。从战略上看,西方和苏联一样,也决心防止德国军国主义的重新复活。特别是法国人对此一直忧心忡忡,直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但是,他们都不希望看到苏联红军取代德国国防军统治欧洲。虽然1945年后法国和意大利政府仍能包容共产党人,但对掌权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西方人有一种非常不信任的情绪。这种情绪因东欧各国逐步取缔了非共产主义政党而变得更加强烈。尽管仍有人呼吁苏联和西方和解,但事实是,它们各自的目标在各个方面都不一致。假如一方的一项计划获得成功,另一方就感觉受到了威胁。至少从这个意义上讲,“冷战”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一直会持续到双方都同意在所有问题上进行和解。
有鉴于此,在这里详述东西方紧张关系的逐步升级实无必要,就像在前面的一章中在分析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时再详述梅特涅的外交活动一样。然而,1945年后“冷战”的主要特点则值得审视,因为至今它们仍然影响着各国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方式。
“冷战”的第一个特点是,欧洲两大国家集团进一步“分裂”。这种“分裂”在1945年没有马上发生是可以理解的。当时,同盟国占领军和“接班”政党(它是由在德国人离开后从秘密转为公开的党员和流亡回国的党员组成的)的主要任务是,处理迫在眉睫的行政事务,如恢复交通、通信等公用事业,往城市运送食品,为难民提供住房,以及追捕战争罪犯等。在进行上述工作时,意识形态的界线是模糊的:在德国占领区,美国人发现,他们与法国人的争吵同与苏联人的一样多;在欧洲各国新成立的国民议会和内阁中,社会党人与共产党员坐在一起(在东欧),或共产党员与基督教民主党人坐在一起(在西欧)。但是,到1946年底和1947年初,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鸿沟便开始扩大,并且日益公开化:在德国各地进行的公民投票和地方选举表明,“联邦德国的政局……与民主德国的政局之间开始出现明显差异”。在波兰、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非共产党人被迫逐渐离开领导岗位。这导致1947年4月法国国内的政治危机,即共产党人被迫退出政府。一个月后,意大利发生了类似事件。在南斯拉夫,铁托实行的政治统治(战时各同盟国达成的协议规定实行分权统治),在西方人看来,是莫斯科预谋扩张的又一步骤。这些分歧,再加上苏联不愿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使那些希望在战后与莫斯科保持友好关系的美国人大为不安。
因此,在西方人的思想中产生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飞跃,即怀疑斯大林也打算在条件成熟时控制西欧和南欧,并且的确在加速创造这些条件。这种情况的发生,不会是直接动用武力的结果(尽管苏联对土耳其施加日益增大的压力不仅令人担忧,而且还致使华盛顿1946年在东地中海部署了一支海军特混编队),而很可能由莫斯科的代理人利用战争造成的经济混乱和政治纷争而促成。这种迹象之一是希腊共产党的革命;迹象之二是法国共产党支持的大罢工。苏联企图取悦德国公众舆论的做法受到怀疑,意大利北部共产党力量的壮大也令人担忧(如果人们自寻烦恼.对任何事情都会忧心忡忡)。研究上述情况的历史学家们现在更不相信,它们与莫斯科制订的“总计划”有直接联系。希腊共产党、铁托最关心的是本地区的敌情,而不是建立世界马克思主义体系。西方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会领导人,首先要考虑他们的追随者的情绪。另一方面,如果在不发生大规模战争的情况下,共产党在西方任何国家上台,苏联人当然高兴。所以,当乔治·凯南等苏联问题专家呼吁“遏制”苏联时,在思想上引起了人们的共鸣,就不难理解了。
在迅速制定出来的“遏制战略”的众多要素中,有两个要素最为引人注目。第一个是,向莫斯科表明,地球上哪些地区美国“不允许……落入敌手”(这样做凯南认为有消极作用,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军事领导人的赞成,因为他们认为这可确保国际战略格局更加稳定)。因此,位于这些地区的国家将在美国的军事援助下,提高自己的防御能力。苏联对这些国家发动进攻,美国就与苏联开战。第二个比较有积极意义的要素是,美国看到,抵御苏联颠覆的力量已经受到削弱,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严重地损耗了西方的物质资源和精神元气。所以,各项长远遏制政策最重要的内容是:美国大规模执行经济援助计划,以帮助西欧各国和日本重建受到严重破坏的工业、农业和城市。这样做,不仅可削弱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革命理论对西欧和日本的影响,还有助于使世界力量对比向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凯南似乎很有道理的地缘政治论认为,从维护国家安全的角度看,世界有五大工业和军事力量中心对我们至关重要,即美国本身、其对手苏联、英国、德国与中欧、日本。如果真的如此,那么,只要使后三者留在西方阵营,并使其实力得到增强,就会建立可使苏联永远处于劣势的综合“力量对比”。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斯大林的苏联将对这一战略深感疑虑,因为它包括复活苏联的两个最近的敌人——德国和日本。
因此,我们可以再一次说,逐个评述双方于1947年这一“分水岭年”及其以后采取的各项措施,不如论述一下最后的总结果更有意义。美国取代英国对希腊和土耳其承担义务(这表示前世界警察将其职责交给了新兴的世界警察,伦敦的逻辑和华盛顿的逻辑基本相同),从而使适用于世界任何地区的“杜鲁门主义”的出笼有了理论依据。因而在欧洲,美国热心“帮助自由民族维护它们的制度”的具体表现是,与西欧人认真地探讨如何解决困扰欧洲大陆的经济萧条、食品短缺、煤炭不足等问题。美国政府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是,根据所谓的“马歇尔计划”大量提供援助,帮助欧洲各国实现经济自主。美国审慎地宣布,它的援助将提供给欧洲所有国家,既包括非社会主义国家,也包括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不管美国的援助对莫斯科是否有吸引力,苏联与西欧的确进行过合作。正当东西方进行经济合作时,苏联采用了国有化和集体化这种没有一点儿弹性的经济体制。任何人都知道,美国推行“马歇尔计划”的目的是,使所有欧洲人确信,私有企业比共产主义企业更能给他们带来经济繁荣。在巴黎商谈“马歇尔计划”时,莫洛托夫的退席,以及苏联不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申请援助的结果是,欧洲的裂痕变得比以前更大。在美国数十亿美元的援助下(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联邦德国等大国得到的援助最多),在北大西洋贸易体系内的西欧经济蒸蒸日上。在东欧,共产主义的控制则越来越严。1947年,共产党情报局成立。这是一个重新组建的、半公开的共产党国际组织。1948年,布拉格的多党政府被共产党发动的政变推翻。虽然铁托的南斯拉夫最终脱离了斯大林的严格控制,其他东欧国家却遭到清洗,并于1949年被迫加入“经济互助委员会”。该委员会不是苏联的“马歇尔计划”,而是“剥削其卫星国的一个新机构”。1946年丘吉尔就谈论“铁幕”也许有点为时过早,但两年之后,他的话便得到应验。
随着东西方经济对抗的加剧,其军事关系也变得日益紧张。在军事方面,德国又是争端的焦点。1947年3月,英国和法国签订了《敦刻尔克条约》。该条约规定,一旦遭到德国攻击,签约一方将向另一方全力提供军事援助(尽管当时英国外交部认为,发生那种突然情况的“可能性很小”,英国更关注西欧内部的弱点)。1948年3月,敦刻尔克条约被布鲁塞尔条约所取代,签约国除了英国、法国外,还有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虽然这后一个条约没有提到德国的名字,但可以说,当时西欧各国(特别是法国)的许多政治家们在感情上无法摆脱的是“德国问题”,而不是“苏联问题”。随着1948年的到来,他们这种传统的考虑问题的方法便受到冲击。在布鲁塞尔条约签订的那一个月,苏联人从四国德国管制委员会的会议上退席了,声称他们与西方人在德国的经济和政治前途问题上有无法调和的分歧。3个月之后,西方三国为了取缔德国的货币黑市交易和结束货币混乱状态,宣布发行新的德国马克。对此,苏联人做出的反应是,不仅禁止联邦德国货币在他们的管辖区内流通,还不许在柏林这个仅离西方势力范围100英里的“孤岛”上使用。
如果说有什么事件使西方人认识到东西方敌对立场的严重性,那就是1948~1949年的柏林危机。华盛顿和伦敦的官员们已在探讨,与苏联发生战争时如何使西欧各国、美国及其领地团结一致地采取行动。虽然美国人在执行“马歇尔计划”的同时,希望欧洲人首先拿出维护自身安全的军事计划,但毫无疑问,此时美国对共产主义的挑战已准备认真对待。美国国内患了严重的“恐赤病”,在国外则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1948年3月,杜鲁门要求国会恢复征兵制。当年6月,国会通过《选征兵役法》,满足了总统的要求。所有这些行动都是由于苏联封锁通往柏林的道路而尽快采取的。在以后的11个月中,即在通往柏林的陆路恢复使用之前,美国和英国为了顶住斯大林的压力,用飞机向西柏林运送了大量物资。尽管如此,仍有许多人建议派遣由军队护送的车队强行开往柏林。如果真的采取这一行动,就可能引发战争。根据一项新条约,美国将一个B-29轰炸机机群转到英国机场。这表明美国对柏林危机十分重视。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孤立主义思想严重的参议员也改变了立场,支持成立所谓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议。西方建立以美国等国为正式成员国的北约(NATO)的主要战略目的是:当苏联发动侵略战争时,北美向欧洲各国提供支援。北约在成立后的最初几年里关心的主要是政治问题,而不是军事问题。这表现在美国作为西方一流“侧翼”强国,继承英国的衣钵后,奉行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开始致力于维持欧洲的力量均势。在美国和英国政府看来,北约的主要作用是,可使美国和加拿大与《布鲁塞尔条约》的其他签约国联合起来,可将相互支持的保证扩大到挪威、意大利等也感到不安全的国家。在《北大西洋公约》签订之日,美国在欧洲实际上只有驻军10万人(在1945年则有300万),西方只部署了12个师(其中7个法国师、两个英国师、两个美国师和1个比利时师),用以阻止苏军西进。虽然这一时期苏军的兵力远不如蛊惑人心的西方人所宣传的那样大,但两大集团的总兵力对比是相差悬殊的。不久,西方人的恐惧更甚,认为共产党人可能像在朝鲜战争中很快渡过鸭绿江那样迅速占领北德平原。这就是说,北约在日益严重地依靠美国远程轰炸机实施“大规模报复”来对付苏军入侵的同时,还必须大力加强常规力量。另外,这还使三个西方“侧翼”大国(即美国、加拿大和英国)必须对欧洲大陆长期承担军事义务。对此,1930年代的西方战略制定者肯定会大吃一惊。
北约在军事上起的作用,与“马歇尔计划”在经济上的作用别无二致。它进一步加深了1945年分为两个阵营的欧洲的裂痕,使得只有瑞士和瑞典等传统中立国、佛朗哥的西班牙,以及处于特殊地位的芬兰、奥地利和南斯拉夫,处于两个集团之外。北约得到的回答是,以后不久以苏联为首的华约集团便成立了。这不仅加深了东西方的分裂,还使德国统一的前景变得更加渺茫。尽管法国人忧虑不安,联邦德国的武装部队到20世纪50年代末便在北约体制内开始建立起来。这是合乎逻辑的,因为西方希望缩小与华约在总兵力对比上的差距。但是,这也不可避免地会推动苏联建立一支民主德国军队,尽管这支军队要受严格控制。由于两个德国都加入了相应的军事联盟,对今后任何使德国中立的企图,北约和华约都必然会感到震惊和不安,会认为是对本身安全的打击。从苏联方面看,这种看法在斯大林1953年去世后反而得到了加强。这是因为苏联出现了这样一种观点:任何由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都不能放弃自己的信条(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勃列日涅夫主义”)。1953年10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曾私下承认,东欧卫星国“只能通过全面战争或苏联人得到解放”。而正如巴特利特所指出的,“这两种情况都不会发生”。1953年,民主德国的一次暴动很快被镇压下去。1956年,匈牙利决定退出华约,惊慌的苏联人立即派出几个师的军队,镇压了那里的独立运动。1961年,赫鲁晓夫下令建起柏林墙,以防止人才流向西方。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人遭到了12年前匈牙利人一样的命运,尽管他们流的血要少一点。苏联领导人采取的这些行动只能进一步加深两大军事集团的分裂,却无法消除西方世界在思想和经济方面的吸引力。
“冷战”的第二个重要特点是,它从欧洲向世界其他地区逐渐进行横向扩散。这种情况的发生是不奇怪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里,苏联人一心一意想的是如何对付德国人的威胁。但是,这并不是说,莫斯科对土耳其、波斯、远东各国的政治前途毫无兴趣(正如1945年8月所表明的那样)。因此,苏联与西方在欧洲问题上的争端在地理上不会只限于欧洲。这还因为,双方争论的原则具有普遍性,例如,是实行自治还是照顾国家安全,是实行自由经济还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等等。更重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还使从巴尔干半岛到东印度群岛的广大地区发生了社会动荡和政治动乱。即使在没有直接受到德、意、日侵略军蹂躏的国家(如印度、埃及等国),由于进行了人力、物力和思想动员,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的社会秩序被打乱,殖民政府威信扫地,地下的民族主义政党得到发展,抵抗运动的力量不断壮大。它们不仅专心致力于争取军事上的胜利,还要求进行政治改革。换句话说,1945年的世界形势充斥着政治动乱。这种动乱既可以对大国希望尽快恢复和平时期的稳定造成威胁,也可为掌握普遍适用的理论的每一个超级大国创造机遇,以争取从崩溃的旧秩序的废墟上站立起来的许多民族的支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对所有反对德国和日本统治的抵抗组织都提供援助。1945年战争结束后,这些组织继续要求得到援助也是很自然的,尽管它们都在忙于与敌对组织争权夺利。在这些组织中,一些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而另一些则与共产党不共戴天。这就使得莫斯科和华盛顿的决策者们更加难以区分地区性争端与全球性争夺。希腊和南斯拉夫发生的事件表明,地区性的国内争端可以迅速发展成具有国际意义的事件。
苏联与西方之间发生在欧洲以外地区的第一次争端,源于战争期间同盟国达成的特别协议。1941~1943年,伊朗处于美、英、俄三国的共同军事保护之下。这一方面可以确保伊朗站在同盟国一边,另一方面可使美、英、俄三国任何一国都无法从德黑兰当局那里得到过多的经济利益。到1946年初,莫斯科不仅未从伊朗撤军,反而似乎对伊朗北部的分裂主义分子的活动予以支持。这更加深了本来就担心苏联人对伊朗施加过大影响的英国人的不满。不久,杜鲁门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苏联军队撤离后,伊朗军队立即镇压了北方各省分裂主义分子的活动,并取缔了共产党。这不仅使华盛顿感到非常满意,而且还证实了杜鲁门确信的对苏联采取“强硬立场”的有效性。正如乌拉姆所指出的那样,伊朗事件“在遏制理论出台之前就证实了它的作用”,并使华盛顿做好了心理准备,对苏联在其他地区的行动也将如法炮制。因此,希腊内战的继续进行,莫斯科对土耳其施加压力让其在使用海峡和卡尔斯边界争端问题上做出让步,以及1947年英国政府宣布它已无力再对希、土两国承担义务,这一切便导致了美国公众的强烈反响(这是“杜鲁门主义”赖以产生的基础)。早在1946年4月,美国国务院就提出,必须支持“英国和英联邦的交通”。美国决策者逐渐接受了上述意见。并且,他们还开始把在可以阻止苏联向东地中海和中东扩张的那些国家(即“北部”)发生的各种危机联系起来考虑。这些情况表明,美国对外政策中的理想主义立场是如何迅速与地缘政治的考虑结合在一起的,如果不是完全为地缘政治的考虑所代替的话。
西方国家在注视共产主义的全球性扩张的同时,也看到了远东正在发生的变化。荷兰人很快会被苏加诺领导的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民族主义运动组织从东印度群岛赶出去,法国人不久即被卷入了胡志明的越盟领导的武装斗争,英国人也不得不在马来亚进行反暴乱活动。即使在苏伊士运河以东没有共产党,这些老牌殖民大国也会采取同样的行动(另一方面,在20世纪40年代末之前,声称上述暴乱分子是由莫斯科操纵的,就可能得到华盛顿的同情和援助。法国也是得到军事援助的例子)。但是,在南亚发生的所有挑战,都不如“失去”中国对美国的震动大。从19世纪美国传教士进入中国以后,美国就向这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进行了大量文化、心理“投资”(财政投资较少)。而且,这些“投资”的规模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蒋介石政府报纸的宣传而夸大了许多倍。美国感到它在中国有一种超出宗教意义上的“天职”。即使国务院和军界的某些官员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国民党的腐败和无能,但是他们的观点却往往不能被公众舆论所接受,特别是不能被共和党右翼人士所接受。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共和党中右翼才开始用“非黑即白”的眼光看待世界政治。
这些年在东方出现的政治动乱和动荡局势,多次使华盛顿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一方面,我们不应把美国看成是第三世界国家腐败政权和腐朽的殖民帝国的维护者。另一方面,美国确实不希望“革命力量”发展壮大,因为那(据称)会扩大莫斯科的影响。1947年,要求英国人离开印度比较容易办到,因为这只涉及到将政权交给尼赫鲁领导的代议制的民主政府。同样,华盛顿也可敦促荷兰人1949年离开印度尼西亚,虽然它仍很担心共产主义的颠覆力量在那里不断壮大(美国对1946年独立的菲律宾也很不放心)。不过,在其他地区“变化”更大。例如,华盛顿的决策者本来计划在日本推行全面社会改革和非军事化政策,后来却逐渐改弦更张,决定发动美国的大企业重建日本经济,甚至鼓励日本组建军队,以减轻美国的经济、军事负担和确保日本成为亚洲的反共堡垒。
1950年,美国采取强硬立场有两个原因。第一,杜鲁门和艾奇逊比较灵活的“遏制”政策,不仅受到了共和党人和引人注目的“红色诱饵”麦卡锡的越来越多的攻击,还受到了路易斯·约翰逊、约翰·杜勒斯、迪安·腊斯克和保罗·尼采等政府内新强硬分子与日俱增的批评。这迫使杜鲁门只得采取更坚决的行动,以确保国内政治侧翼的安全。第二,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人迅速解释说,这是莫斯科制订的侵略总计划的一部分。由于这两个原因的综合作用,美国政府中主张对莫斯科采取强硬好战政策以制止接连失败的人占了上风。很有影响的记者斯图尔特·艾尔索普说,“我们将很快失去亚洲”,并拿10个木瓶的保龄球游戏作比喻,认为野心勃勃、拼命掷球的投球者是莫斯科。他写道:
第一个木瓶是中国。第二排中的两个木瓶是缅甸和越南。如果它们倒了,第三排中的三个木瓶泰国、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肯定也会倒下。这些国家倒下后所造成的心理、政治和经济影响,又肯定会将第四排中的印度、巴基斯坦、日本和菲律宾推倒。
美国人这种心理上的变化,对美国的东亚政策影响很大。其中最明显的表现是,对南朝鲜军事支援的逐步升级。南朝鲜政府声名狼藉,镇压人民,对朝鲜战争的发端必须分担责任,当时却被华盛顿看成了无辜的受害者。美国首先派出海、空军进行支援,接着又派遣陆军和海军陆战师增援。这使麦克阿瑟得以实施大规模的仁川反攻战役,并使联合国军队不断向北推进,反过来激起中国于1950年10~11月出兵援朝。由于不能使用原子弹,美国人只得实施1914~1918年堑壕战的作战方式。到1953年6月停战协定签订时,美国在战争中已耗资500亿美元,先后向战区派出200万以上的部队,牺牲官兵5.4万。虽然北朝鲜的进攻被制止了,但美国又对南朝鲜承担了长期的重要的军事义务,使它很难摆脱,如果不是不能摆脱的话。
这场战争还致使美国对亚洲其他地区的政策发生了巨大变化。1949年,杜鲁门政府的许多官员,由于讨厌国民党的所作所为,已不再支持蒋介石,蔑视逃到中国台湾的“残余政府”,并考虑效法英国,承认毛泽东的共产党政权。然而,时隔一年之后,中国台湾却又得到支持及美国海军舰队的保护,中国被视为不共戴天之敌,为制止中国“侵略”甚至可考虑使用核武器(至少,这是麦克阿瑟的观点)。印度尼西亚以物产丰富而著称,美国对其新政府提供援助的目的是,让其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者作斗争。对马来亚,美国则要求英国提供援助。在印度支那,美国在敦促法国人建立一个更有代表性的政府的同时,还准备送去大量武器和美元,帮助法国人同越盟作战。事实证明,只凭美国文明中精神和文化方面的吸引力,已不足以防止共产主义的传播。因此,美国便越来越多地求助于军事条约,杜勒斯就任国务卿后更是如此。1951年8月,美国与菲律宾签订条约。这不仅再次肯定了美国使用在菲律宾的海、空军基地的权利,还使美国承担了保卫菲律宾群岛的义务。几天之后,华盛顿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签订三国安全协定。一周过后,美国与日本的和平条约最后缔结,从而在法律上结束了太平洋战争,并将国家主权交还日本。与此同时,美日之间还签订了安全条约,使美军得到了常驻日本本土诸岛和冲绳岛的权利。华盛顿对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仍然采取非常敌视的政策,对中国台湾当局提供的援助越来越多,甚至支持蒋介石坚守金门、马祖等前沿据点。
“冷战”的第三个主要因素是,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集团之间的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并分别成立了许多军事联盟组织。如表37所示,各国的军费开支是不平衡的。
表37 1948~1970年各大国国防开支
(单位:10亿美元)
1950年之后的几年中,美国国防开支的急剧增加反映了朝鲜战争的花费,以及华盛顿认为在一个危险的世界里必须重整军备的观点。1953年后,国防开支的减少,反映了艾森豪威尔政府试图制约“军事工业系统”,以防止它对社会与经济造成危害。1961~1962年军费的增长,是由于发生了柏林墙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1965年后军费又有大幅度增加,则说明美国在东南亚战争中愈陷愈深。苏联历年军费数额是估算出来的,因为莫斯科的政策神秘莫测。尽管如此,我们的下述推论可能是正确的:苏联1950~1955年增加军费,是由于担心与西方发生战争后,苏联本土将遭到可造成巨大破坏的空中攻击,因而必须大量生产飞机和导弹;1955~1957年军费逐渐减少,说明赫鲁晓夫在执行“缓和”的外交政策,并企图将更多的费用用于生产消费品;1959~1960年后国防开支的急剧增加,是由于与西方的关系不断恶化,在古巴危机事件中受辱,以及莫斯科决心加强各军兵种的力量。社会主义中国的军事开支增长幅度较小,这既反映了它的经济发展,也有其他因素。但是,20世纪60年代军费的增加表明,中国决心为同莫斯科决裂付出代价。如表37所示,在朝鲜战争期间,英国和法国的国防开支都有很大增加,而法国由于陷入印度支那战争,其军费到1954年一直在增加。但自此以后,上述两国,以及联邦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在军费的增加幅度上便减小了,有时还有所下降。除了中国的国防开支(这些数字很不准确)逐年增加外,20世纪50和60年代其他大国的军费变化情况,反映了两极世界的特征。
比军费数字本身更为重要的,是多层次和多边的军备竞赛。1949年,苏联已能生产原子弹,这使美国大为震惊。尽管如此,美国仍认为,在核交战中美国对苏联造成的破坏要比苏联对它造成的破坏大得多。另一方面,意识形态性很强的NSC-68(即1950年1月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备忘录)则要求,美国必须“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普遍加强自己和盟国的空军、陆军和海军力量,以减少在军事上对原子武器的依赖”。从1950年至1953年,美军地面部队的兵力实际上增加了三倍,虽然这主要是由于美国动员了预备役部队到朝鲜打仗。此外,美国还决心要把北约从一个承担一般军事义务的伙伴改变成一个地面作战部队的联盟,以便阻止当时英美战略计划制订者担心很可能发生的苏军占领西欧。根据1952年缔结的《里斯本条约》,北约各国应部署90个师。虽然达到这个数字不切实际,但各国对欧洲承担的军事义务显著增多。例如,到1953年,驻欧美军已由1个师增至5个师;英国也同意在德国部署4个师。鉴于英法两国撤走了部分军队,联邦德国军队进行了扩编。因此,至1950年代中期,北约与华约的军力对比已大体平衡。另外,北约各国还为加强空军而大幅度增加了军费开支;到1953年.北约已有飞机5200架。在这几年中,苏联陆军和空军的发展情况鲜为人知。不过,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斯大林死后,朱可夫在军事上进行了重大改革:遣散了大量非正规部队,使正规部队的结构变得更合理、战斗力更强、机动力更快,以导弹取代了炮兵,等等。总而言之,与西方最担心遭到进攻的1950~1951年相比,苏军的进攻作战能力有了很大加强。还有一点人们也很清楚,在此期间苏联将其增加的很大一部分军事预算用于加强进攻性和防御性空中力量。
东西方军备竞赛的第二个领域是海军。这一新领域的竞赛情况比较混乱。刚刚结束太平洋战争的美国海军,因其快速航母特混编队和潜艇部队在战争中表现出色,仍然沉浸在胜利的荣耀之中。英国皇家海军也感到,它打了一场“真正的战争”。与1914~1918年那场双方相持不下的战争相比,这场战争打得痛快得多。但是,由于远程战略轰炸机或导弹携载的原子弹的问世(尤其是在比基尼岛进行了攻击战舰的试验之后),使人们对进行海战的传统手段甚至航空母舰的前途产生了怀疑。1945年后,美英海军都陷入困境。因为两国军费拮据,并将各独立军种置于一个统一的国防部之内。然而,这两支海军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而得救。在朝鲜战争中,人们又看到了两栖登陆作战、舰载航空兵空中突击和西方国家机敏地使用海上力量。不久,美国海军也加入了“核俱乐部”。这是因为,载有携带原子武器的突击轰炸机的巨大的新式航母建造成功,以及到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计划建造能发射远程弹道导弹的核动力潜艇。没钱建造现代化航空母舰的英国人,却保留了经过改装的“突击”航母,用于对付小规模局部战争,并像法国人一样,也在为建立一支以潜艇为基础的威慑力量而努力。虽然西方各国海军20世纪65年拥有的舰艇和人员少于1945年,但它们的作战能力却已今非昔比。
然而,促使西方各国海军开支不断增加的最大动力,是苏联海军的日益强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海军建树甚微(尽管它有一支规模可观的潜艇部队),海军军人也大部分在陆上作战,或帮助陆军部队强渡江河。1945年以后,斯大林下令根据德国性能优良的潜艇设计图纸,建造更多的潜艇,用于保卫广大的沿海水域。同时,他还主张建设一支包括战列舰和航空母舰在内的庞大的水面舰艇舰队。这一宏大的计划的实施,由于赫鲁晓夫的上台而很快停止了。这位苏联新领导人认为,在导弹核武器时代建造耗费巨资的大型军舰毫无意义。在这一方面,他的观点与西方许多政治家和空军元帅的观点并无二致。使苏联领导人对自己的看法产生怀疑的原因可能是,他们的敌国多次使用了水面舰艇部队,如1956年英法联军依托海军舰艇攻击了苏伊士地区,1958年美军在黎巴嫩登陆(从而阻止了苏联支持的叙利亚军队的扩张),在1962年的导弹危机中,美国军舰在古巴周围水域建立了警戒线。克里姆林宫(在有影响的海军司令戈尔什科夫的敦促下)从这些事件中得出的结论是,苏联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在世界大国的争夺中将永远处于不利地位。由于美国海军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装备“北极星”导弹潜艇,苏联人更深信这一结论的正确性。结果是,苏联海军中的各类舰艇(如巡洋舰、驱逐舰、各式潜艇、航空母舰等)数量大增,苏联在远洋海域部署的舰船迅速增加。这以斯大林未曾想过的方式向西方各国在地中海、印度洋等水域的海军优势提出了挑战。
各国观察家把戈尔什科夫时期苏联海军力量的增长,与40年前蒂尔皮茨时期德国海军力量的增长做过多次比较。这些比较清楚地说明了这种挑战的性质。即使苏联决心与西方进行新的“海军军备竞赛”,它的海军舰队在实力上要赶上美国海军耗费巨资建立起来的航母舰队,也要数十年的时间。1945年后,军备竞赛中真正起到革命性影响的方面发生在其他领域,如原子武器及远程导弹的设计领域。尽管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造成了极其可怕的伤亡,但仍有人认为原子弹只是“另一种炸弹”,而不把它看成是人类杀伤能力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而且,1946年巴鲁克倡导原子武器研制国际化失败之后,西方出现了一种可使人高枕无忧的思潮,认为美国垄断了核武器,“战略空军司令部”的轰炸机可抵消苏军在地面部队方面的巨大优势。西欧各国还认为,对苏联军事入侵的回答将是,美国(以后还有英国)的载有核武器的飞机的轰炸。
技术革命,特别是苏联的技术进步,改变了一切。1949年苏联原子装置爆炸成功(这比大多数西方人预计的要早得多),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更令人惊异的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就生产出远程轰炸机(如“野牛”式轰炸机)。美国人不仅认为这些飞机能飞抵美国,还揣测(这是错误的)这些飞机的数量已超过美国。关于苏联轰炸机数量的争论表明,得到苏军作战能力的确切情报相当困难,美国空军经常夸大苏联空军的力量。尽管如此,又过了几年,美国可免受攻击的时代就结束了。1949年,美国政府决定生产一种新的“超级”炸弹(即氢弹)。这种炸弹的杀伤能力大得令人吃惊。氢弹的问世似乎再次使美国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到中期,这一点在杜勒斯气势汹汹的报告和空军的作战计划中都有体现。在这一时期,美国计划一旦下一次战争爆发,就对苏联或中国实施“大规模报复”。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政府中,很多人私下对“大规模报复”战略可能导致的后果表示不安。因此,他们要求加强常规兵力和研制战术(即“战场”)核武器,以避免进行无限制地使用战略核武器的“大决战”。但是,对大规模报复战略的主要打击则来自苏联。1953年,即在美国之后9个月,苏联也进行了氢弹试验。而且,苏联政府还将大量财力物力用于发展德国战时开发的火箭技术。到1955年,苏联已批量生产中程弹道导弹(SS-3)。1957年,苏联又发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射程达5000英里,所用的火箭发动机在同年10月又将世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上了轨道。
苏联人在军事上取得的这些进步使美国人受到很大震动。这就是说,美国的城市和轰炸机部队都可能遭到苏联的突然袭击。于是,华盛顿投入大量资源,发展洲际弹道导弹,以便缩短与苏联的所谓“导弹差距”。但是,核军备竞赛并不仅限于这些方面。1960年以后,美苏不仅大力发展从潜艇发射弹道导弹的技术,还生产了多种战术核武器和近程火箭弹。与此同时,美国“思想库”的战略制定者和文职分析家们,还在绞尽脑汁地制订根据“灵活反应”战略的要求,对战争升级过程中每一阶段进行控制的计划。不管制订出的计划多么周密,它们都必须涉及如何将核武器纳入打常规战争的传统战法这个极难解决的问题(例如,美国战略家意识到,战场核武器会很快将大半个德国化为焦土)。如果美苏双方都向对方的国土投掷大当量氢弹,那么相互造成的伤亡和破坏将是空前的。由于陷入丘吉尔所说的“相互的恐怖平衡”之中,由于无法再回到这种大规模杀伤武器没发明之前的世界,华盛顿和莫斯科便把越来越多的资源用于发展核技术,准备核战争。虽然英法两国20世纪50年代也在大力发展原子武器及其发射系统,但从拥有的飞机、导弹和核武器本身来看,只有两个超级大国可称得上核国家。
这场争斗中的最后一项重要内容是,苏联和西方在全球范围内竞相成立军事联盟,竞相寻求新伙伴,或至少阻止第三世界国家站到对方一边。在二次大战后的最初几年里,处于有利地位的美国进行了大量结盟活动。当时的情况是:美国在西半球之外已有许多空军基地,并在许多国家驻有军队;许多国家希望华盛顿向它们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相比之下,苏联则处于不利地位,它的当务之急是重建家园,它的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使边界的确定对自己有利,它没有足够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去把战场拉远。尽管在波罗的海地区、芬兰北部和远东苏联领土有所扩张,但它基本上仍是一个大陆性超级大国。另外,现在看来有一点很清楚,斯大林对外部世界、对西方疑虑甚深,且奉行谨慎的政策。他担心,西方不允许苏联公开进行共产主义扩张(如1947年的希腊)。同时,斯大林对不愿当“苏联傀儡”的铁托、毛泽东等共产党领导人也很不放心。1947年,苏联共产党情报局成立。而且,苏联仿效20世纪30年代(甚至1918~1921年)的做法,大肆宣传支持世界革命。但实际上,苏联在这一时期采取的政策是尽量避免卷入国外纠纷。
然而,如上所述,华盛顿却认为,苏联在一步一步地推行一项以共产主义统治世界的总体计划,必须加以“遏制”。1947年,美国对希腊和土耳其做出承诺,是华盛顿的政策发生变化的第一个征兆;1949年北约的成立,则是美国政策发生变化最明显的标志。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北约成员国增多。这表明美国决心保卫欧洲大部和中东一部,即从斯瓦尔巴群岛到柏林墙到土耳其在亚洲的边界。不过,这只是美国承担过多国际义务的开始。《里约热内卢条约》[3]和与加拿大的特别协定的签订,意味着美国要负责保卫整个西半球。美、澳、新条约的缔结,则使美国又对西南太平洋的安全承担了义务。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东亚发生的军事对抗,导致美国签订了许多双边协定,使华盛顿做出了援助日本、南朝鲜、中国台湾和菲律宾的保证。1954年,东南亚条约组织成立,从而使美国将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巴基斯坦、泰国聚集在一起,相互支援,共同对付在这一广大地区发生的侵略战争。在中东,美国倡议成立了另一个地区性集团——巴格达条约组织(后来称为中央条约组织),这使英国、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巴基斯坦共同对付颠覆侵略有了组织保证。在中东的其他地区,美国与以色列、沙特阿拉伯、约旦则缔结了特别协定。这不仅是由于美国人与犹太人关系密切,也是1957年出笼的“艾森豪威尔主义”要求美国向阿拉伯国家提供援助的结果。1970年初,一位观察家写道:
美国在30个国家驻军100万,是4个地区性防务联盟的成员,还积极参与另一个联盟的活动。此外,它与42个国家有双边防务条约,参加了53个国际组织,对全世界近100个国家提供军事或经济援助。
对如此繁重的国际义务,就是路易十四和巴麦尊也会感到不堪重负。可是,在一个迅速变小、各部分紧密相连的世界里,美国逐步负起这些责任也是合乎逻辑的。开始,美国人宣称朝鲜不很重要,但这却导致了共产党人的进攻。这种情况发生之后,在一个两极世界里,华盛顿应在何处建立自己的防线呢?1965年,迪安·腊斯克指出:“地球已变成一个很小的行星。我们应该关心它的一切,即关心它的陆地、水域、大气层和外层空间。”
斯大林时期,苏联向国外输出军事力量的能力较弱,在世界各地的影响也较小;斯大林死后,苏联在各方面获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显而易见,赫鲁晓夫想使苏联受到尊重,甚至热爱,而不想让人们害怕苏联。他还想减少军费,增加农业投资,多生产消费品。他的外交总政策反映了他有结束“冷战”的愿望。他不顾莫洛托夫的反对,从奥地利撤军,将波卡拉和中国旅顺两个海军基地分别归还芬兰和中国,并与南斯拉夫改善了关系,认为“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不只一条”(这一观点遭到了他的许多同事和毛泽东的反对)。尽管由于联邦德国加入北约,1955年华约正式成立,但赫鲁晓夫愿意与波恩建立外交关系。他还渴望与美国改善关系,尽管他反复无常的行为和华盛顿长期以来形成的对苏联的不信任感,使真正的缓和无法实现。同一年,赫鲁晓夫访问了印度、缅甸和阿富汗。从此以后,即亚非国家纷纷获得独立之际,苏联开始重视第三世界。
然而,事物的变化并不像热情充沛的赫鲁晓夫希望的那样顺利或尽如人意。1956年4月,斯大林分子控制他国的机构——“共产党情报局”解散。令苏联人难堪的是,两个月后发生了匈牙利暴乱(匈牙利要走与社会主义“分道扬镳的道路”)。对此,克里姆林宫的斯大林分子必须坚决予以镇压。而且苏联与中国的争吵愈演愈烈。下面将要讨论,这将导致共产党世界的深刻分裂。苏联想与西方缓和的航船也触礁沉没,因为相继发生了U-2飞机事件(1960年)、柏林墙危机(1961年)和因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而引起的与美国的对抗(1962年)。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无法改变苏联走向世界的趋势。只是与新独立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及在联合国与其代表接触,就可以使苏联与外部世界不可避免地加强联系。此外,赫鲁晓夫还热切希望向世界显示苏维埃制度对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优越性,这使他必然要寻求新的外国朋友。1964年后,比较务实的赫鲁晓夫的继任者们,热心于打破美国在苏联周围布设的封锁线并遏制中国的影响。另外,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急于摆脱它们所谓的“新殖民主义”统治,要求实行计划经济,而不是自由放任经济(这样做往往导致西方国家停止援助)。这一切的综合作用是,使苏联“向外扩张”的步伐明显加快。
1953年12月,苏联与印度签订贸易协定(这与尼克松副总统访问新德里不谋而合);1955年帮助建设比莱钢厂,并提供大量军事援助。“向外扩张”伊始,苏联就与第三世界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印度)建立了联系,这不仅使中国人和美国人感到不快,对参加巴格达条约组织的巴基斯坦也是一种惩罚。几乎与此同时(1955~1956年),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开始向埃及提供援助,取代美国为建设“阿斯旺水坝”提供资金。伊拉克、阿富汗和北也门得到了苏联的贷款。加纳、马里、几内亚等非洲坚决反帝的国家也得到了莫斯科的帮助。1960年,苏联与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签订了第一个贸易协定。这虽然使苏联的对外政策在拉丁美洲获得了重大突破,但也与被激怒的美国人结下了不解之怨,赫鲁晓夫下台并没有改变苏联的一套做法:首先大张旗鼓地进行反帝宣传,然后便与新独立的国家签订“友好条约”,向它们提供贸易贷款和军事顾问等。在中东,苏联还可从美国支持以色列中得到好处(例如,莫斯科于20世纪60年代增加了对叙利亚、伊拉克和埃及的援助)。另外,对北越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也扩大了苏联的影响。就是对遥远的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莫斯科也声称有义务进行帮助。在争取扩大世界影响方面,现在的苏联同过分谨慎的斯大林相比已经走得很远。
华盛顿和莫斯科为了把世界各国争取到自己一边展开了激烈竞争,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竞相向国外提供援助、贷款和武器维修专家。这就说明在国际事务中,任何大事离开了美苏这两个对立的超级大国就无法解决的两极世界的确已经来临了吗?在杜勒斯和莫洛托夫看来,当时的世界的确如此。但是,即使在美苏两大集团争夺世界霸权之际,我们也可以看到,在1941年[4]美苏都未关注的地区有一种全新的发展趋势。此时,第三世界刚刚出现。它的许多成员,在终于摆脱了传统欧洲帝国的统治之后,不愿再沦为与自己相距甚远的那个超级大国的卫星国,虽然它可提供有益的经济和军事援助。
事实上,人们看到的是,20世纪强权政治中出现的重要动向之一——超级大国的崛起,开始与另一个新动向——全球性的政治分化发生联系。在1900年前后达尔文主义和帝国主义思潮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环境中,人们想到和看到的是,世界权力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然而,西方帝国主义的骄横和狂妄却种下了导致自身毁灭的种子。塞西尔·罗德斯、泛斯拉夫主义者和奥匈帝国军界大肆宣扬民族主义,在布尔人、波兰人、塞尔维亚人和芬兰人中造成了深刻影响。作为德国、意大利统一和1914年协约国决定援助比利时的理论依据的民族自决论,很快向东向南传播到埃及、印度和印度支那。由于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于1918年打败了德、奥、匈三国,并于1919年挫败了威尔逊关于建立世界新秩序的计划,民族主义行动只在部分地区得到鼓励。有些人认为,对东欧各国可赋予民族自治权,因为它们是欧洲“文明”国家;而不能把这种原则扩大到中东、非洲和亚洲各国。在非洲和亚洲等地区,帝国主义列强拥有大量殖民地,经常镇压民族独立运动。1941年后西方强国在远东利益的丧失,附属国随着战争的发展进行经济动员和征召新兵,大西洋宪章所造成的思想影响,以及欧洲各国的衰落,所有这些因素释放出来的能量都推动了第三世界(20世纪50年代才有这一术语)的发展变化。
第三世界国家是指坚持留在美苏控制的两个集团以外的国家。但这并不是说,所有参加1955年4月万隆会议的国家与两个超级大国都没有任何联系,对它们都不承担任何义务。例如,土耳其、中国、日本和菲律宾都参加了万隆会议,但把它们称作“不结盟”国家就不合适。另一方面,它们都主张加快非殖民化的进程,都要求联合国重视“冷战”以外的问题,都要求采取措施改变仍由白人统治的世界经济秩序。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世界上发生了第二次非殖民化高潮,这使大量新独立的国家加入了第三世界国家的行列。这些新独立的国家曾遭受数十年乃至数百年的外国奴役,独立后又面临大量经济问题。第三世界国家的数量激增后,便开始控制联合国代表大会。开始,联合国只有50个成员国(绝大部分是欧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后来逐渐发展成一个拥有100多个国家的组织,其中许多新成员国来自亚洲和非洲。这并没使大国的行动受到制约,因为它们是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这一权力是在谨慎的斯大林的坚持下确定的)。但是,这却意味着,如果任何一个超级大国希望得到“世界舆论”的支持(如美国1950年要求联合国支援南朝鲜),它就必须得到其他本来不赞成华盛顿和莫斯科观点的联合国成员国的支持。由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非殖民化在国际事务中占主导地位,由于苏联巧妙支持的结束“经济落后”的呼声越来越高,第三世界的舆论具有浓厚的反西方色彩。这从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及之后的越南问题、拉美问题、南非问题和中东战争中都可看出。即使在不结盟国家最高级会议上,反殖民主义问题也被日益重视。这些会议的召开地点(1961年在贝尔格莱德,1964年在开罗,1970年在卢萨卡)也说明,人们关注的许多问题已不在欧洲。世界政治的控制权已不完全掌握在拥有最大军事、经济力量的国家的手中。
不结盟运动最著名的创始人是铁托、纳赛尔和尼赫鲁。令人吃惊的是,南斯拉夫与斯大林决裂(早在1948年,南斯拉夫即被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未导致苏联入侵,并保持了国家的独立。斯大林死后,铁托更坚定地执行不结盟政策,第一次最高级不结盟会议在贝尔格莱德的召开就说明了这一点。纳赛尔是1956年与英国、法国、以色列发生冲突后才闻名于阿拉伯世界的。他经常尖锐地批评西方帝国主义,愿意接受苏联的援助,但并不是莫斯科的傀儡,因为他对本国共产党的态度很不好,并于1959~1961年利用电台、报纸掀起了一场强大的反苏运动。泛阿拉伯主义,特别是穆斯林宗教激进主义,与无神论的唯物主义没有天然的联系,尽管当地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试图使两者融为一体。印度是“温和的”不结盟国家的象征性代表,它经常得到苏联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在中印战争和印巴战争后得到的更多。但这并不能阻止尼赫鲁在其他许多问题上批评苏联,对印度共产党采取不信任态度。尼赫鲁对英国苏伊士运河政策的谴责,出于他不喜欢任何大国干涉他国内部事务的态度。
这些年来,许多新独立的国家进入了国际社会。苏联急于使它们背离西方站到自己一边,却又不很了解它们的具体情况。这就意味着,它在外交上有所“得”的同时,必有所“失”。这一方面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中国(这在后文将有详述),但也有许多其他事例。1958年,苏联在伊拉克政权更迭之后,当上了这个阿拉伯国家的友邦,并对其提供贷款。4年之后,伊拉克复兴党领导的政变却导致了对伊拉克共产党的残酷镇压。苏联不断向印度提供援助,不可避免地会触怒巴基斯坦。苏联没办法既使印度高兴,又不失去巴基斯坦。在缅甸,苏联人一开始很受欢迎,但后来该国驱逐所有外国人时,也把他们赶了出去。在印度尼西亚,情况更糟。苏加诺得到大量苏联和东欧的援助后,于1963年背叛苏联投向中国的怀抱。两年以后,印度尼西亚军队又极其残忍地屠杀了大量共产党人。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1961年将苏联大使遣送回国,因为他与当地的一次罢工有牵连。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杜尔拒不让苏联飞机在苏联帮助扩建的科纳克里机场加油。在1960年的刚果危机中,苏联对卢蒙巴的支持使这位刚果人民领袖的前途蒙上了阴影。后来,卢蒙巴的继任者蒙博托关闭了苏联使馆。1972年,萨达特将2.1万名苏联顾问赶出埃及,这是苏联遭受的一次最引人注目的挫折,也是对苏联的一次重大打击。
因此,第三世界与“前两个世界”的关系是极其复杂、不断变化的。毫无疑问,必定会有一些国家和地区长期亲美(如以色列、中国台湾),另一些国家长期亲苏(如古巴、安哥拉),因为它们感到有邻国的威胁;一些国家以铁托的南斯拉夫为榜样,真正奉行不结盟政策,而还有一些国家在比较多地依靠一个集团的同时(因为这一集团向它们提供援助),坚定地保持适度的独立。最后一点是,第三世界不断发生的革命、内战、政权更迭和边界冲突,经常使莫斯科和华盛顿不知所措。在塞浦路斯、欧加登、印巴边界和柬埔寨等地发生的地区性争端,也使超级大国左右为难,因为争端双方向不同的集团寻求援助。苏联和美国像从前的大国一样,也必须面临这样一个铁的事实——它们“拯救世界”的理论不会自然而然地被其他社会与文化所接受。
两极世界的解体
在从20世纪60年代转入70年代时,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关系在世界事务中继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军事上,苏联已经十分接近美国,并且它们依然不同于其他国家。例如,1974年,美国和苏联的防务开支分别达850亿美元和1090亿美元,分别相当于中国(260亿美元)的3~4倍,相当于欧洲主要国家(英国97亿美元,法国99亿美元,联邦德国137亿美元)的8~10倍;美苏两国的武装部队分别达200多万人和300多万人,比欧洲国家的规模大得多,比中国300万人的军队的装备精良得多。两个超级大国都有5000多架战斗机,比上述大国多10倍以上。1974年,两个超级大国的作战舰艇的总吨位分别达280万吨(美国)和210万吨(苏联),大大超过英国(37万吨)、法国(16万吨)、日本(18万吨)和中国(15万吨)。但是,最大的差距表现在核武器投射载具的数量方面,参看表38。
表38 大国核投射工具一览表(1974年)
每个超级大国都拥有如此巨大的抹掉对方(以及其他任何国家)的能力——因此而出现了很快被称之为“相互确保摧毁”(MAD)的事态——以致它们开始考虑做出安排,采取各种方式来控制这种核军备竞赛。在古巴导弹危机结束之后,它们建立了一条“热线”,以便使双方在发生另一次危机时能够进行通信;还搞了1963年核禁试条约(英国也在条约上签了字),禁止在大气层、水下和外层空间试验核装置;1972年搞了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第一阶段),通过这一条约限制各方拥有洲际弹道导弹的数量,使苏联停止建设反弹道导弹系统;1975年,双方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又进一步扩大了这项条约的内容;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双方又举行了关于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第二阶段条约的会谈(1979年6月签署,但始终未获得美国参议院的批准)。可是,所有这些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的措施,和推动双方同意采取这些措施的特定的经济、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的动机,并没有制止这场军备竞赛。即使说有什么效果,也只是禁止或限制一种武器,这不过导致各方把有关资源转用到另一领域而已。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起,苏联稳步地、毫不手软地增加了对武装部队的拨款。虽然美国的防务开支方式因受越南这场代价昂贵的战争和随后公众反对那场冒险的影响,而发生了特殊变化,但其长期的趋势也是不断向高开支方向发展。每隔几年双方就会增加一批新武器系统,每一方的火箭都配备一批多弹头装置,海军增加一批导弹潜艇。而战略导弹方面出现的核僵持局面(这引起了欧洲人这样一种恐惧:美国不会用它的远程导弹回击苏联指向西方的进攻,因为那会招致苏联对美国城市的原子打击),导致美国发展“潘兴Ⅱ”和巡航导弹一类的新型中程或“战区”核武器,来对付苏联的SS-20式导弹。这场军备竞赛和各种军备控制讨论,不过是同一事物的两种表现而已,但每一种表现都使华盛顿和莫斯科站在舞台的中心。
在其他领域,这两个对手也以中心角色的面目出现。如前所述,苏联自1960年以来扩充军备的更加令人瞩目的方面之一,是大规模扩充其水面舰队——从其实体上看,建造威力更加强大的导弹驱逐舰和巡洋舰,然后是建造中型直升机母舰和固定翼飞机航空母舰;从地理上看,苏联海军开始向地中海和更远的印度洋、西非、印度支那和古巴(在这些地方可供苏联海军部队使用的基地越来越多)派出越来越多的海军舰艇。后面这种事态的发展,反映出美苏竞争已向第三世界显著扩展,这主要是因为苏联进一步成功地打入了那些过去只有西方才拥有势力的地区。中东局势的继续紧张化,尤其是1967年和1973年爆发的阿以战争(在这些战争中,美国对以色列的武器供应具有决定性意义),意味着一些阿拉伯国家(叙利亚、利比亚、伊拉克)一直指望莫斯科提供援助。也门和索马里的马克思主义政权向苏联海军提供了海军基地设施,使它在红海获得了新的海上势力范围。但是,像往常一样,新的突破也伴之以新的挫折:莫斯科对埃塞俄比亚的明显的偏爱导致苏联人及其舰船在1977年被赶出了索马里;几年以后,在埃及又发生了同样的事态;苏联在这一地区的进展,受到了美国的抵抗,后者在阿曼和迪戈加西亚增加了兵力,在肯尼亚和索马里取得了海军基地权,并且向埃及、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增运武器。然而,在更远的南方地区,苏联—古巴对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部队的军事援助,受到苏联支持的利比亚卡扎菲政权不时企图向其他国家输出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府在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几内亚、刚果和其他西非国家的出现,都表明苏联在这场争夺全球势力范围的斗争中正在步步获胜。苏联1979年在军事上介入阿富汗——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苏联首次(在东欧以外地区)进行这种扩张——以及古巴对尼加拉瓜和格林纳达左倾政权的鼓励和支持,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印象:美苏之间的竞争是无止境的。这引起了美国方面新的对抗行动以及防务开支的增加。到1980年,新上台的共和党政府谴责苏联,说它是一个“邪恶的帝国”,只有用庞大的防御部队和不屈不挠的政策来对付它,但似乎自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任国务卿的岁月以来,几乎一切都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可是,在美苏关系面临所有这一切重大事态和1960~1980年发生许多曲折变化的同时,也出现了另一些有影响的趋势,使得国际力量体系比起较早时期的两极化,在程度上大大削弱了——不仅第三世界的出现使事态进一步复杂化,而且由苏联和美国分别控制的先前铁板一块的两大集团内部,也发生了重大分化。其中,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苏联同中国之间的分裂,其影响即使在现在也难以做出充分的估计。回顾起来,事情似乎不言自明:马克思主义科学和普遍性原理要以现实的具体场合、固有的文化力量和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为依据。列宁也曾对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做过许多重大完善,以适应1917年革命的需要。一些研究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外国观察家清楚地了解,毛泽东没有恪守斯大林关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不同重要地位的教条主义立场。他们还清楚地知道,莫斯科方面并非那么全心全意地支持中国共产党,甚至到1946年和1948年,还试图缓和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态度。从苏联的观点来看,这样就可以防止“在没有红军的援助下,在一个人口几乎相当于苏联3倍的国家里建立一个有生气的新共产党政权,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这个新政权就会不可避免地变成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与苏联相竞争的具有吸引力的角色”。
尽管如此,苏中之间完全分裂的程度使大多数观察家感到十分奇怪,并且为多年来因害怕出现全球共产主义阴谋而深感不安的美国所迷惑不解。应当承认,朝鲜战争及之后发生的中美在中国台湾问题上的态度,转移了人们对莫斯科—北京轴心的冷淡状态的注意力,在这个轴心中,斯大林给中国的为数不多的援助总是以某种代价——强调苏联在蒙古和中国东北的特权——来补偿。虽然毛泽东能够在1954年同苏联人举行的会谈中重新恢复平衡,但他在沿海金门和马祖诸岛问题上对美国表现的敌意,以及他认为(至少在那时是这样)将不可避免与资本主义进行决斗的信仰,使他非常怀疑赫鲁晓夫早期的缓和政策。但是,从苏联的观点来看,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不必要地刺激美国似乎是愚蠢的,尤其是当后者拥有明显的核优势时;在中国1959年同印度发生的边界冲突中支持中国,也会给苏联在外交上带来挫折,而这一点对苏联的第三世界政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此外,苏联认为支援中国的核计划而不对其计划施加某些控制,也是非常不明智的。毛泽东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苏联(对中国)的接二连三的背叛。到1959年,赫鲁晓夫取消了同中国的原子能协议,向印度提供的贷款,远比曾向中国提供的多得多。第二年,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共产党会议上,这场“分裂”终于公开化了。到1962~1963年,事态进一步恶化:毛泽东谴责苏联人在古巴问题上的屈服,然后谴责他们同美英两国一起签署部分核禁试条约;那时,苏联人中断了对中国及其盟友阿尔巴尼亚的一切援助,增加了对印度的物资供应;首次发生了中苏边界冲突(尽管没有像1969年那几次那么严重)。更加重要的是这样的消息:1964年,中国人爆炸了他们的第一颗原子弹,正在努力地研制运载系统。
从战略上看,这一分裂是1945年以来发生的最重大的一次事件。1964年9月,苏联《真理报》的读者们十分震惊地看到这样一则报道:毛泽东不但要求收回中国在19世纪落到俄国人手中的亚洲领土,而且还谴责苏联对千岛群岛、波兰一部分领土、东普鲁士和罗马尼亚一部分领土的占有。毫无疑问,所有这一切——加之边界冲突和中国原子武器的发展——都是向克里姆林宫发出的不折不扣的警报信号。的确,20世纪60年代苏联武装部队的扩充很可能至少有一部分是针对这种可见的来自东方的新危险的,也是为了对肯尼迪政府加强防务的行动做出必要的反应。“苏联沿中国边境部署的作战师数量由1967年的15个增加到1969年的21个、1970年的30个”,1970年战斗师数量的激增是由于1969年3月珍宝岛发生的那场严重的冲突而引起的。“到1972年,苏联在同中国长达4500英里的边界线上共部署了44个师(相比之下,在东欧才有31个师),同时苏联空军的1/4也由西方向东方部署。”随着中国已拥有氢弹的现实,有迹象表明苏联在考虑对中国设在罗布泊的核设施实施一次预防性的打击——而这又促使美国制订自己的应急计划,因为美国感到不能容许苏联消灭中国。自美国在1964年考虑过同苏联一道用“预防性的军事行动”制止中国发展成为一个核大国以来,华盛顿的看法已经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变!
这并不能说当时的中国已经成长为羽翼丰满的第三个超级大国。从经济上说,中国还有许多问题——而中国的领导人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又使这些问题更加严重起来,随之使经济发展中断并处于不稳定之中。尽管中国可以夸耀它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陆军,但它的民兵可能不是苏军摩托化步兵师的对手。同苏联正在扩充的舰队比较起来,中国的海军微不足道;中国的空军虽然规模很大,但主要是由较旧的飞机组成的;中国的核发射系统正处于初创阶段。尽管如此,除非苏联准备不惜冒险刺激美国人和不顾世界舆论,对中国发动大规模的核进攻,否则,任何较小规模的作战行动都可能迅速造成巨大的伤亡——中国人能够接受这一点,但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政治家们却并不太愿意这样做。所以,毫不奇怪,随着中苏关系的进一步恶化,莫斯科理所当然地要不仅表示出同西方举行限制核军备会谈的兴趣,而且还加快了同联邦德国一类的国家改善关系的步伐(同阿登纳时期相比,维利·勃兰特领导下的联邦德国似乎更加乐于搞缓和)。
在政治与外交领域,中苏的分裂甚至使克里姆林宫更加进退两难。虽然赫鲁晓夫本人一直愿意容忍“沿各自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但是,要让苏联被人们谴责为已放弃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让苏联的卫星国和仆从国受到鼓舞来脱离它的“束缚”,让它在第三世界的外交努力因中国的敌对性援助和宣传而变得复杂起来(尤其是自毛泽东的以农民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比苏联对工业无产阶级作用的强调往往更加赢得人心以来,情况更是如此),却是十分不同的另一码事。这并不意味着东欧部分的苏联卫星国已真的处于追随中国的危险之中——只有阿尔巴尼亚偏离轨道的政权这么干了。但是,中国针对苏联1968年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解放性改革运动采取的镇压行动和苏联1979年反对阿富汗的行动的谴责,却一直使苏联难堪。而且,在第三世界,中国在阻止苏联扩大自己的影响方面还处于较有利的地位:中国在北也门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坦桑尼亚完成了很大一部分铁路建设工程计划;批评苏联未能在越盟和越共对美国的斗争中向它们提供充分的支援;随着中日关系的恢复,中国警告日本不要在西伯利亚同苏联进行过分的经济合作。情况再一次表明,这很难说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斗争——苏联通常能够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多得多的贷款和先进的武器,还能够利用古巴和利比亚的代理人扩大自己的影响。但是,被迫同一个马克思主义伙伴国和美国进行竞争,毕竟要比20年前那种可以预测的两极斗争更加令人烦恼。
这样,中国强硬的独立路线在各个方面使外交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化和难捉摸,尤其是在亚洲。苏联向印度“求爱”大大刺痛了中国人;它在中印边界冲突之后向新德里赶运军用补给物资的行动更进一步刺痛了中国人。所以,中国在巴基斯坦同印度发生冲突时向巴基斯坦提供支援,并对俄国人入侵阿富汗表示强烈愤慨,便毫不奇怪了。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支持北越扩张,北越加入经济互助委员会,以及苏联海军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越南的港口,使它进一步疏远了中国。当越南在1978年12月入侵柬埔寨时,中国同它的南部邻国进行了边界战争,这场战争反而使越南得到了苏联的大量武器援助。到这个时候,苏联甚至更加讨好中国台湾,中国则催促美国增加其在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海军部队,以对付苏联的海军分舰队。
相比之下,西方阵营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主要因戴高乐反对美国霸权的运动而引起的不和,从长远看却没有那么严重——尽管这些不和肯定增加了这样的印象:两个集团的关系正在破裂。由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记忆仍然很强烈,戴高乐对下面这一事实十分愤慨:美国没有平等地对待他;他对美国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的政策表示愤恨,更不要提杜勒斯在类似金门事件这类问题上动不动就以核战火相威胁了。虽然1958年后戴高乐在寻求法国从阿尔及利亚撤出这件事情上足以忙碌好几年,但即使在那时,他也批评西欧屈从(他自己的看法)美国的利益。像英国10年前一样,他看到核武器能够提供一种保持大国地位的机会。当法国1960年首次试验原子武器的消息传到这位将军耳里时,他高呼:“法国万岁!从今天早上起,它更加强大了,更加骄傲了。”他决心使法国的核威慑力量保持完全的独立,愤怒地拒绝了华盛顿向法国提供类似给英国的那种“北极星”导弹系统的建议,因为肯尼迪政府附加了不能接受的条件。虽然这意味着法国自己的核武器计划要耗费整个防务预算的很大一部分(可能多达30%),但戴高乐及其后继者却感到这一代价是值得的。与此同时,他着手使法国脱离北约组织的军事结构,在1966年把该组织的总部从巴黎赶走,关闭了所有在法国领土上的美国基地。与此相配合,他设法改善了法国同苏联的关系;在莫斯科,他的行动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孜孜不倦地宣传欧洲自立的必要性。
戴高乐令人惊奇的行动并不只是靠高卢人的花言巧语和文化骄傲搞起来的。法国的经济在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和其他美国馈赠支持下获得了发展,并受益于20世纪40年代末期之后欧洲的一般经济恢复,因而在近20年间有了迅速的增长。虽然在印度支那(1950~1954年)和阿尔及利亚(1956~1962年)的殖民战争一时转移了法国资源的使用方向,但这并非不可纠正的。在1957年组织欧共体时,法国通过谈判争得了符合国家利益的极为有利的条件,因而得以受益于这一规模较大的市场,与此同时着手改组本国的农业和进行工业现代化。戴高乐对美国非常苛刻,坚决阻止英国加入欧共体,但在1963年同阿登纳领导下的联邦德国进行了戏剧性的和解。他经常鼓吹欧洲有必要自立,脱离超级大国的控制,记住自己过去的光荣和合作(自然由法国带头),追求平等的光荣命运。这些都是很有分量的语言,这些语言在“铁幕”两边都引起了反响,为许多厌恶苏美政治文化的人所欢迎,更不用说厌恶苏美对外政策的人了。
然而,到1968年,戴高乐本人的政治生涯因学生和工人的革命而受到了影响。现代化所引起的紧张情况和法国经济仍处于相对的中等规模(1963年占世界制造业产量的3.5%),意味着国家没有足够强大的实力来扮演此位将军已设想好的发挥影响的角色;尽管他向联邦德国人提出了特别协议,但后者不敢放弃它同美国的紧密联系,波恩的政治家们也知道,作为最后的一着,美国始终是他们所着重依赖的。而且,1968年苏联无情地粉碎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表明,这个东方的超级大国不打算让它势力范围内的国家按照自己的政策行事,更不要说让它们成为以法国为首的、全欧洲范围的联合组织的成员了。
纵然如此,戴高乐过分自信的行为已经象征和加速了事态势不可当的发展。同美苏比较起来,西欧国家在军事上是软弱的,但它们的武装力量同1945年以后的那几年相比仍然强大得多,其中两个国家拥有核武器,并正在发展投射系统。从经济上说,正如后面将详细讨论的,“欧洲的复兴”已经获得了光辉的成就。事情还不只此,尽管苏联在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但“冷战”时代把欧洲分裂为不透气的封闭集团的格局正在受到削弱。维利·勃兰特奉行的令人注目的同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尤其是1969年和1973年同民主德国政权(起初是很不情愿的)的和解政策(主要在承认1945年的国界为永久性国界的基础上进行和解),开创了东西方频繁接触的活跃时期。西方的投资和技术穿过“铁幕”渗入进去,并且这种“经济上的缓和”还扩展到文化交流、“赫尔辛基人权公约”(1975年)、防止发生未来军事误解方面的交流活动,以及实现共同裁军等领域。超级大国对所有这一切都给予了支持,这是因为它们本身具有一些适当的理由,并且也不可避免地作了某些保留,尤其是苏联方面。但是,可能最重要的事实是欧洲本身在推行友好睦邻关系方面所施加的持久的压力。因此,甚至当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淡的时候,不管是苏联还是美国,在将来都极难制止这一进程。
就两个超级大国来说,在使自己适应这种新的、多元性的国际环境方面,美国人所处的地位比苏联人有利得多。不管戴高乐采取何种反美姿态,都比不上下述事件的严重性:中苏边界冲突、取消双边贸易、意识形态方面的争吵,以及全球性的外交上的斗争(到1969年,这一点促使某些观察家认为中苏之间发生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不管美国政府多么憎恨法国的行为,但它几乎不需要因为这种争吵重新部署自己的武装部队。不管怎样,北约组织仍被允许保留穿过法国的飞行过境权和输油管系统;巴黎保持着同联邦德国的特殊防务安排。所以,一旦发生华约军队向西方进攻的情况,法国的部队也可供使用。最后,当然要提到1945年后美国一直遵循的一条基本格言:一个强大的和独立的欧洲(即不受苏联控制的欧洲)是符合美国长远利益的,并且会有助于减轻美国的防务负担——即使承认这样一个欧洲也可能成为它经济上和可能的外交上的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正因为如此,美国一直鼓励欧洲一体化的举措,并敦促英国加入欧共体。相比之下,苏联可能不仅开始感到如果西方出现一个强大的欧洲联合体,它在军事上将不安全,而且开始对这一实体可能对罗马尼亚人、波兰人和其他卫星国人民所产生的吸引力感到不安。事实上,苏联推行了同西欧进行有选择的缓和和经济合作的政策,其部分原因首先是这项政策能给它带来技术和贸易方面的实惠;其次是这样做可能使欧洲人远离美国人;最后是中国在苏联的亚洲战线上向它提出了挑战。然而,从长远来看,一个繁荣的、复苏的、在各方面(军事方面除外,但也可能在这方面变得很强大)可能使苏联黯然失色的欧洲,很难说会符合苏联的最佳利益。
可是,如果回过头来看,美国在使自己适应世界力量的变化方面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虽然这一点在1960年以后的许多年里并不明显。首先,随着在许多美国人看来,中国已取代赫鲁晓夫的苏联,成为世界革命的煽动者,出现了一种对“亚洲共产主义”的经久的厌恶感。1962年中印的边界战争(同苏联一样,美国也希望向印度“求爱”),加深了先前中国金门和马祖诸岛的冲突给中国造成的战争形象。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当中国谴责苏联人在古巴问题上的屈服行动和同西方一起签署有限核禁试条约的时候,美国和中国之间实现缓和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其次,在1965年到1968年期间,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这场运动使这个国家长时间地不稳定,在意识形态方面甚至更加仇恨美国政府。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不会出现一种中国“有可能在改善同美国的关系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的形势”。
当然,在这些年月里,美国本身也因越南战争引起的问题而处于趋向于动荡不安的状态。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北越人和南方越共的表现只是亚洲共产主义的新迹象,在它进一步发展之前必须有力地加以扼制。的确,随着约翰逊政府增兵越南使战争规模升级,令华盛顿的决策者时常焦虑不安的是:在不致引起曾在朝鲜战争中发生过的那种中国干预的情况下,他们能走多远。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看,中国必然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对下述问题进行过认真的讨论:在北方同苏联人的冲突的加剧,是否会像在南方美国的军事行动和空中作战行动不断升级那样?这两者都对中国不利。尽管中国与不同种族的越南人的关系在传统上一直是敌对的,并且它对苏联提供给河内的军事装备的数量深表疑虑,但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执政时期,大多数西方人士却没有看到这些紧张迹象。
人们很难从多方面(不管是从表面上,还是从实际上)全面而深刻地理解美国在越南和东南亚其他地区漫长的军事行动对国际力量体系,或对美国的国民心理所产生的影响——尽管方式不同,大部分美国人对国家在世界上所起作用的看法,仍受这场战争的强烈影响。事实上,这是由一个“开放性的社会”进行的一场战争,而由于五角大楼文件的泄密,电视台和报刊每天对战场情况和琐事的报道,致使这场战争变得更加公开化;这是美国真正意义上被打败了的第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否定了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宝贵经验,毁坏了一系列人士——从四星上将到“最聪明和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的声誉;这场战争同时推动并且在不小的程度上造成了美国社会在国家目的和利益权衡等方面的一致性的分裂,带来了通货膨胀、史无前例的学生抗议、城市内的骚乱,并随之导致水门事件危机,一段时间内使总统本身失去了人们的信任;这场战争似乎使很多人在对待开国先驱们的教导上处于痛苦的和具有讽刺意味的矛盾之中,使美国在世界大部分地区不受欢迎;最后,从越南回国的美国大兵感到羞惭的面孔和无人关心的境遇在10年后引起了反应,从而使有关这场战争的回忆持续不断地通过战争回忆录、书籍、电视文献片以及个人发生的悲剧等形式冲击着公众的良知。所有这一切事实意味着,越南战争虽然从伤亡数字看小得多,但对美国人民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却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人的影响一样严重。人们可以看到美国人民个人和心理方面所受到的巨大影响;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人们把这些影响说成是美国文明及其法制体系所发生的一场危机。正因如此,这些影响还会继续发生作用,而根本不管这场冲突的战略格局和大国的作用如何。
后面提到的这两个方面是我们研究的最重要的问题,需要做进一步的讨论。我们先从下面一点谈起:这场战争对我们来说是一服有益的、使人清醒的清凉剂。它提醒我们,军事装备和经济生产力的巨大优势,并不经常自动地转化为军事效能。这一点并不损害本书的主线,这条主线强调的是,在大规模的、持久的大国(并且通常是联盟)间的战争中,在交战各方都平等地投入全力争取胜利的情况下,经济和技术起着重要作用。从经济上看,美国在生产力方面拥有的优势可能是北越的50~100倍;从军事上看,美国方面拥有的火力(就像某些鹰派分子所说的)能够把敌人炸回到石器时代——的确,它可以使用核武器把东南亚整个抹掉。但是,这不是一场让这些方面的优势能够充分发挥效能的战争。美国由于害怕国内舆论和世界反应,而不敢对从来就不可能对美国本身造成重大威胁的敌人使用原子武器。美国担心在一场合法性和效力都越来越成问题的战争中遭受严重伤亡,从而引起美国公众的反对。这种担心同样对美国政府的常规作战方法的运用起到了制约作用,使美国对空中轰炸活动做出了限制;不能占领通过中立的老挝的“胡志明小道”;不能夺取载运武器开往海防港的苏联船只。重要的是,不能促使那两个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参加这场战争。这一切实质上把这场战争降低为一系列的小规模丛林和稻田战,而在这类地形上,美军的火力和直升机空降机动力优势发挥不出来;相反,美军不得不强调丛林战技术和部队凝聚力,这两点对于精锐部队来说并不是什么问题,但对匆忙征兵组建的部队来说,却不尽然了。虽然约翰逊追随肯尼迪向越南一再增兵(1969年最高峰时曾达54.2万人),但从未满足威斯特摩兰将军的需要;美国政府坚持认为这只是一场有限冲突,拒绝征召预备役部队参战,也从未使经济转入战时轨道。
在对美国实际的军事实力不利的条件下打仗的困难,反映了一个更大的政治问题——(正如克劳塞维茨所指出的)手段和目的之间的不适应。北越人和越共为他们强烈信仰的事业而战,没有这种信仰的人无疑也受到极权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政权的纪律约束。相比之下,南越的政府体系则充满腐败现象,不受人们欢迎,处于明显的少数,遭到佛教僧侣们的反对,得不到惊恐不安的、被剥削的、厌倦战争的农民的支持;忠于政府的本地部队和能征善战的部队不足以抵消这种内部的衰败。随着战争的升级,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对为西贡政府进行的这场战争的价值提出了怀疑,并对腐蚀美国武装部队本身的一切表现——士气低落、不信任感的增长、无纪律现象、吸毒、纵淫现象、对土著人的种族歧视、战地的暴行(更不用说美国本身的整个形势或其更大范围内的战略态势的恶化)——表示忧虑不安。胡志明曾经宣布,他的军队甘愿以10比1的比例牺牲。当他的部队十分轻率地由丛林中走出来进攻城市时(像1968年的春季攻势那样),他们常常会有这么大的牺牲。但是,胡志明说,纵然遭到这么大的损失,他们仍会继续战斗下去。这种意志力在南越方面是看不到的。美国社会本身也没有这种意志力;它日益被战争的矛盾所困扰,不愿意付出一切牺牲去争取胜利。尽管后者的感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假定这一点对双方都至关重要,那么事实是(并且现实已经证明),开放的民主国家不可能成功地进行一场半心半意的战争。这就是这场战争的基本矛盾,不论是麦克纳马拉的系统分析,还是驻在关岛的B-52轰炸机,都不可能改变这一点。
在1975年4月西贡陷落后的10多年里,出版社仍在大量出版论述那场战争的各个方面的书籍,人们仍然难以明确地估计出那场战争对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到底有怎样的影响。在未来——例如从2000年或2020年回头看,人们可能发现,这场冲突对美国全球性的过分骄傲(或如参议员富布赖特所谓的“力量上的傲慢”)产生了一种有益的震撼,从而迫使这个国家更加深入地思考自己政治和战略上的利弊得失,更加明智地重新做出调整,使自己适应1945年以来早已发生巨大变化的世界形势。换言之,这一震撼很像俄国人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或英国人在布尔战争中受到的震撼,它们因此进行了有益的改革并做出重新估计。
然而,现时也不能对这场战争的近期影响视而不见。正当拨给约翰逊建设“伟大社会”用的国内开支直线上升的时候,战争开支的大量增加对美国的经济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具体情况后面还将讨论。而且,在美国把大量金钱投入越南战争的时候,苏联却在稳步地拿出更多的钱来扩充它的核部队(这样,它就取得了大体上的战略均势)和海军。在这些年里,它的海军已成为一支执行全球性炮舰外交的主要力量。在20世纪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选民转而反对增加军费开支,使这种日趋严重的不平衡进一步恶化了。在1978年,美国“国家安全开支”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低于30年来一直保持的数字。由于战争本身和此次战争后的削减所产生的后果,武装部队的士气一落千丈。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机构的大改组,尽管是消除弊端所必要的,但无疑降低了它们的效能。美国把主要精力集中在越南,甚至使同情美国的盟国也感到忧虑;美国为了支持一个腐败政权的作战方式,疏远了西欧以及在更大程度上第三世界的公众舆论,并因此“疏远”了这个星球上其余的大多数人,就像某些作者所说的那样。这导致美国忽视拉丁美洲并产生一种倾向:以对不民主的政权的军事支援和反对革命的行动(如1965年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干涉),来代替肯尼迪所希望的“进步联盟”。越南战争之后所发生的那场不可避免的、公开化的、关于美国是否在将来应为全球一些地区而战的大辩论,引起了现有盟国的不安,无疑也鼓励了美国的敌人,并促使动摇不定的中立国与另一方联合起来,以重新确保自己的安全。在联合国的大会辩论中,美国代表越来越受到围攻并变得孤立。自从亨利·鲁斯断言在人类兄弟般的友谊中美国将是各国的老大哥以来,事情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越南战争导致的另一个强权政治后果是,它使美国可能在长达10年的时间内搞不清中苏分裂的程度,从而失去了采取应对政策的机会。而更引人注目的是,这一忽视在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总统之后竟能迅速地改正过来。可是,用加迪斯教授的话说,尼克松具有一种“独特的思想上的僵硬与政治上的实用主义相结合的品质”,而其政治上的实用主义在他同其他大国打交道时表现得尤其突出。尽管尼克松厌恶国内的激进主张,对(例如)智利所采取的社会主义政策持敌对态度,但据说尼克松在处理全球外交问题时却并不受意识形态的支配。对他来说,1972年下令大规模增加对北越的轰炸,以迫使北越更接近美国为撤出南越而采取的讨价还价的立场,和同年到中国走一趟,同毛泽东一起填平鸿沟,并没有什么大的矛盾。更具重要意义的是,他选用亨利·基辛格做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后来又任国务卿)。基辛格采取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态度处理世界事务:强调从更大范围观察事物,把一切事物互相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判断大国应根据其所作所为,而不应根据其国内的意识形态;用绝对主义观点观察安全问题是乌托邦式的幻想,因为那种做法不会使任何人感到绝对安全——人们能够指望获得的只是建立在世界事务中合理的力量对比基础上的相对安全;老老实实地承认整个世界永远不会达到完全的和谐一致,并且要有同其他国家打交道的愿望。同他所描述过的政治家(梅特涅、卡斯尔雷子爵,俾斯麦)[5]一样,基辛格认识到了“知道何时适可而止,乃是运用智慧处理人类和国家事务的开端”这一真谛。他的格言是巴麦尊[6]式的(“我们没有永久的敌人”)和俾斯麦式的(“如果我们与中苏双方保持比它们之间更为密切的关系,则中苏之间的敌对最有利于我们的目的”),并且与凯南[7]以来美国外交中实行的信条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但是,基辛格比他19世纪欧洲政治家中受尊敬的同人们拥有大得多的机会去指导政策的实践。
此外,基辛格承认美国力量的局限性,这不仅表现在美国无力在东南亚的丛林地中打一场持久战争和保卫它的其他更加重要的利益上,而且还表现在他和尼克松都能洞察世界力量对比格局正在发生变化,新的力量正在破坏两个超级大国还未遇到挑战的霸权。从严格的军事意义来看,后面这种情况还远远未成气候,但在其他方面,世界已变得更加多极化。他在1973年指出:“在经济方面,至少已出现5个主要集团。从政治上看,更多的势力中心已经出现……”由于附和凯南的观点(加上他自己的修正补充),基辛格指出了5个重要的地区:美国、苏联、中国、日本和西欧。不像华盛顿的许多人士和(可能)莫斯科的那些人士,他欢迎这种变化。大国实现和谐,互有节制,任何一国都不想控制他国,可以创造“一个比在两极情况下更安全、更美好的世界”,而在两极并存的情况下,“一方所得必然是另一方的绝对所失”。基辛格怀着对他个人在这样一个多极世界中保卫美国利益的能力的信心,在最大意义上彻底重塑了美国的外交。
1971年后中美友好关系的稳步恢复所引起的这场外交革命,对“全球的力量关系格局”发生了深远的影响。日本虽然对华盛顿的这一步棋感到意外,但它感到终于能够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了,而这种关系又进一步推动了它那欣欣向荣的亚洲贸易。当时的情况是,亚洲的“冷战”表面上结束了,但更确切地说,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了:曾经充当中国和美国之间秘密交流信息的外交渠道的巴基斯坦,在1971年同印度发生冲突期间同时接受这两个国家的援助;据估计,苏联也向印度提供了强大的支援。在欧洲,力量对比格局也发生了变化。由于对中国的敌对和对基辛格外交感到震惊,克里姆林宫认为,缔结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第一阶段条约和鼓励采取其他各种方式改善同“铁幕”以外国家的关系,是明智的。在1973年阿以战争中,美苏进行了紧张的对抗之后,由基辛格开始进行“穿梭外交”来缓和埃及与以色列的关系,以便有效地冻结苏联可能起到的任何有意义的作用。在这个时候,苏联人也采取了克制的态度。
如果水门事件没有在1974年8月把尼克松赶出白宫,使许多美国人更加怀疑自己的政府,很难说基辛格“俾斯麦式”的外交戏法能够持续多久。尽管如此,这位国务卿在福特总统任期内一直留在自己的岗位上,但机动处事的自由却越来越少了。美国国会经常削减所申请的国防预算。在南越、柬埔寨和老挝被倾覆的前几个月,即在1975年2月,美国国会削减了对这些国家全部的新援助。《战争权力法案》急剧削减了总统在海外用兵的权力。美国国会投票通过了以下决议:对于苏联和古巴在安哥拉的干涉行动,美国只能以通过中央情报局向那里的亲西方派别提供资金和武器的方式来对付。随着共和党右翼对美国在海外实力的下降日益不安,对基辛格放弃美国的国家利益(巴拿马运河)和老朋友(中国台湾)的不满情绪的增长,使这位国务卿的地位在1976年大选中福特失去其权力之前,就开始下降了。
由于美国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面临着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以及不同的政治集团试图使自己适应美国国际地位的下降,下述情况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它们的对外政策比起平静时代来更加反复无常。就是这样,在之后几年里还将发生以任何标准来衡量都令人注目的政策上的“摇摆”。受格莱斯顿和威尔逊[8]的最可信赖的关于必须建立“更加公正的”全球秩序这一信仰的影响,卡特轻松地进入了一种国际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其他许多角色(尤其是在世界的“麻烦地点”)都无意按照犹太教与基督教共有的原则推行他们的政策。鉴于第三世界对富国和穷国之间的经济差距——这个差距又因1973年石油危机而进一步扩大——深表不满,他采取了一种明智的、慷慨的态度来推动南北合作;同样,他在重启《巴拿马运河条约》谈判的条件方面,以及拒绝平等对待拉丁美洲每个带有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改革运动方面,都表现出他的常识。卡特还光荣地受委托充当了1978年埃以《戴维营协议》的“经纪人”——尽管他不应当对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尖锐反应感到奇怪,但反过来这种情况却使苏联得到了一个机会来加强其同中东更激进的国家的联系。然而,纵然卡特政府怀有一切有价值的打算,这个政府却是建立在一个复杂的世界(越来越不愿听任美国摆布的世界)及其本身政策前后不一致(这些不一致往往是由政府内部的争吵造成)的基础之上的。全世界都谴责践踏人权的独裁的右翼政权,并对它们施加压力,可是华盛顿却继续支持扎伊尔总统蒙博托、摩洛哥国王哈桑和伊朗的国王——对后者的支持至少到其1979年任满为止,这样又导致了人质危机以及徒劳无功的解救人质的行动。在世界其他地区,从尼加拉瓜到安哥拉,美国政府难以找到值得它支持的民主自由力量,可是对于使自己投身到反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的行动之中,又踌躇不决。卡特希望保持防务开支的低水平,却表现出迷惑混乱,他认为同苏联缓和关系既不能停止那个国家的军备开支,也不能制止它在第三世界所采取的行动。当苏军在1979年底入侵阿富汗时,正在大规模扩充防务的华盛顿退出了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第二阶段条约,取消了向苏联出售粮食的计划,并开始推行(尤其是在布热津斯基对中国和阿富汗进行值得庆贺的访问之际)“均势”政策,而仅4年前这位总统还在谴责这一政策!
如果说卡特上台时已有一套应付一个复杂世界的简单“处方”,那么可以说1980年他的继任者的“处方”也同样简单,只不过大不相同罢了。里根政府满怀着人们对美国在前20年中所犯一切“过失”的强烈反应,在大选中获得的压倒优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在伊朗蒙受耻辱的影响,并在此推动之下,带着一种从意识形态角度观察世界的态度(这种观察不时地表现为积极的摩尼教性质的),打算操纵国家航船驶往一个完全不同的新方向。它不再提“缓和”了,因为这只能为苏联人的扩张主义提供一个假面具。它将全方位加强军备建设。议事日程上不再提人权,“独裁政府”受到了它的青睐。令人惊异的是,甚至“中国牌”也因共和党右翼支持“中国台湾”而不可信了。正如人们可以预料的那样,这种头脑简单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建立在外部世界复杂现实的基础上的,更不用说国会和公众的反抗了。国会和公众喜欢总统在国内的爱国主义,但怀疑他的“冷战”政策。对拉丁美洲的干涉,或者到任何地方从事丛林战(使人们回忆起越南)都经常受到禁止。核军备竞赛的升级引起了普遍的不安,因而要求重开裁军会谈的压力很大,尤其是在政府的支持者认为美国能在同苏联的核对抗中“取胜”的时候,这种压力就更大。热带地区垮台的独裁政权常常因同美国政府有牵连而更加不受欢迎。欧洲人对这样一种逻辑迷惑不解:一方面禁止他们向苏联购买天然气,另一方面又允许美国的农场主向苏联出售农产品。在中东,里根政府无力向贝京领导的以色列施加压力,这同它把阿拉伯世界团结起来建成一条反苏阵线的战略发生了矛盾。在联合国,美国似乎比以往更加孤立。到1984年,它已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退出,这一做法必然会使富兰克林·罗斯福感到吃惊。由于在5年内使国防预算增加了一倍以上,美国肯定要比1980年拥有更多的军事装备。但是,人们越来越怀疑五角大楼是否因为自己的努力而受到好评,它是否能够控制各军种间的竞争。对格林纳达的入侵被自吹自擂地说成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从作战的各方面来衡量,几乎像一出吉尔伯特与沙利文喜剧一样令人不安。最后(当然远不只此),甚至具有同情感的观察家们也怀疑,本届政府是否能够在下述情况下搞出一项协调一致的大战略来:在政府成员中,有好多人互相争吵不休,甚至在国务卿黑格从这一岗位上退休之后也是如此;政府首脑表现得很少关心紧迫的问题;政府往往戴着民族优越感的眼镜来观察外部世界(例外的情况很少)。
在上述问题中,有许多问题还要在本书最后一章中谈到。我们在这里把卡特和里根政府的各种各样的难题归纳在一起,目的在于指出:从整体来看,它们已经转移了对正在形成全球强权政治格局的更大力量的注意力;最为重要的是,两极世界已转化为多极世界,这一点基辛格很早就发现了,并着手进行了调整。(下面还将看到,三个新的政治兼经济力量中心——西欧、中国和日本——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它们没有自己的问题,但与这里所讨论的无关。)更加重要的是,美国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在尼加拉瓜、伊朗、安哥拉、利比亚等国突然出现的问题上,倾向于使人们看不清以下事实:受20世纪70年代全球政治格局变化影响最大的国家,可能是苏联本身。在本节结束之前,有必要对这一点进一步做些简要的分析。
在这些年里,苏联已加强了自己的军事实力,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正如乌拉姆教授所指出的,由于其他事态的发展,这一点仅意味着:
苏联的统治者现在能够理解很多美国人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痛苦发现:力量的增强并不会自动地(尤其是在核时代)使一个国家获得更大的安全。从几乎各种观点——不管是从经济上、军事上,还是从绝对意义、相对意义上——看,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苏联比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要强大得多。可是,随着它的实力大大加强,也出现了新的国际事态,提出了新的对外义务,这使苏联比以往,比方说比1952年,更容易受外部危险和世界政治的动荡不安的影响。
而且,甚至在卡特政府任期行将结束的那几年,美国就恢复了扩充防务的工作。这项工作在继任的里根政府的领导下,继续以很高的速度进行着,大有恢复美国在战略核武器方面的军事优势、加强美国的海上霸权和比以往更加强调先进技术之势。陷入苦恼的苏联人的回答——他们在军费开支和置办武器方面绝不能落在后面——并不能掩饰这一难堪事实:这样做会对他们的经济造成更大的压力(他们的经济发展速度已大大减慢),并会使他们在高技术竞赛中处于不利地位。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苏联便处于需要进口大量外国粮食的窘迫处境,更不用说技术了。它的东欧卫星国,除了经过挑选的共产党干部以外,越来越对它不满;波兰人的不满尤其可怕,而重搞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那种行动,似乎也无济于事。在南方,由于担心它的缓冲国阿富汗落入外国势力(可能是中国势力)之手,苏联在1979年搞了武装政变。结果,它不仅变成了苏联军事上的一个泥潭,而且对苏联在国外的处境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苏联在捷、波、阿的行动,大大减弱了苏联作为其他国家(不管是西欧的,还是非洲的国家)的“模式”的吸引力。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是一种不安定的因素,像在伊朗一样,它既反对当地共产党人,也反对亲美集团。不仅如此,还有中国的无情的敌对态度,这种敌对态度由于阿富汗和越南的纠纷,在20世纪70年代末似乎变得比70年代初期还显著。如果说两个超级大国中哪一个已“失去了中国”,那便是苏联。最后,苏联年事已高的统治者所具有的那种民族优越感和狭隘的怀疑心,以及国内的精英——权力集团——对涉及一切领域的改革所起的障碍作用,同美国的情况比较起来,有可能使苏联更加难以成功地做出调整,以使自己适应新的世界力量对比格局。
上述这一切应当能使美国获得某种安慰,并成为引导美国对外交政策采取更松动和更缜密的看法的指南,甚至当外交政策遇到意料不到的、令人不愉快的问题时,也是如此。应当承认,在某些问题上,如改变以前对中国台湾的支持,里根政府更多的是从实用主义和和解的立场出发的。可是,他很难摆脱自己在1979~1980年大选期间所说的话,这可能是因为这些话并不只是浮夸之词,而是对世界秩序和对美国注定在其中的地位的一种基本看法。就像过去经常发生的一样,任何国家要是充满这类情绪,它们就总是难以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处理外部事务;相反,它们必定会按照自己的主观想法去干。
变化中的经济格局(1950~1980)
1971年7月,理查德·尼克松在堪萨斯城对一群新闻媒体人发表讲话时再次指出:当今世界上存在着5支经济力量——西欧、日本、中国以及苏联和美国。“这5支经济力量将决定世界经济的前途和本世纪最后1/3时间中世界其他方面的未来,因为经济力量是决定其他各种力量的关键。”假如经济力量果真如总统所说的那么重要,那么就很有必要对“冷战”早期以来世界经济变化的情况进行更深入的了解。因为,尽管国际间的贸易与繁荣难免受到偶然动乱的影响(尤其在20世纪70年代),一些可能构成可以预见到的未来世界政治格局基本的长期发展趋势还是可以探测的。
正如本书前面所有的部分一样,此处用以进行比较的经济统计数字并不精确。更何况自从马尔霍尔所著的统计学字典问世以来,各国政府和各个国际组织所聘用的专业统计学家人数不断增加,统计技术日趋复杂,要进行确切的比较又谈何容易!“封闭”社会不愿公布统计数字,各国对收入和生产的统计方法不同,汇率动荡不定(尤其是在1971年决定放弃黄金-美元本位,实行浮动汇率制后),这一切给任何一个系列经济统计数字的正确性都投下了怀疑的阴影。但另一方面,具有相当可信度的统计数字所揭示的蛛丝马迹,又可以用来发掘其内在联系,进而推导出今后发展的大趋势。
贝尔罗克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个经济特点,正确地描述为“一个绝对空前的世界工业生产增长率”。1953~1975年,年均总增长率达到令人瞩目的6%(人均产值为4%),即使在1973~1980年,年平均增长率也达到了2.4%。按照历史上的标准,这一水平是相当了不起的。贝尔罗克本人计算的“世界制造业生产”统计数字,与罗斯托的“世界工业生产”数字基本吻合,前者提供了下面一组令人目眩的增长数字(见表39)。
表39 世界制造业生产统计数字(1830~1980年)
(1900年为100)
(续)
贝尔罗克还指出:“1953~1973年世界累计工业产量可与1800~1953年的一个半世纪的总产量相媲美。”遭到战争破坏的经济的恢复、新技术的发展、持续不断的由农业向工业的转化、在“计划经济”的范围内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以及将工业化扩展到第三世界等,这一切都有助于这个戏剧性的变化。
更进一步说,由于同样的原因,与两次世界大战扭曲了的时代相比较,1945年之后世界贸易的增长也足以令人惊讶(见表40)。
表40 世界贸易额(1850~1971年)
(1913年为100)
更加令人鼓舞的是——正如阿什沃思所指出的——到了1957年,世界制造业产品的贸易额有史以来首次超过了初级产品。这是几十年来制造业总产量的增长大大超过农产品和矿产品的增长(也相当可观)的结果(见表41)。
表41 世界生产增长百分比(1948~1968年)
上述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可从制造业以及发达的工业国家(特别是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之间贸易的巨大增长中得到说明。但是,工业化国家对初级产品日益旺盛的需求,与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开始实行工业化这一事实,意味着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近几十年来要比20世纪以往任何时候都快。尽管西方帝国主义曾给世界其他地区的社会带来损害,但当工业化国家进入扩张时期时,这些社会的出口和整个经济的增长受益最大。福尔曼·佩克认为,19世纪,当发达国家的“开发型”经济(如英国那样)迅速向外扩张的时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也蒸蒸日上——反之亦然,当20世纪30年代工业化国家陷入大萧条阶段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所遭受的打击也最大。20世纪50~60年代,发达国家的经济再度繁荣,对原材料的需求急剧增长,发展中国家因而又出现了较大的增长率,工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贝尔罗克的统计表明,第三世界国家的制造业生产在世界同行业中所占的比重稳步增长,以1953年为起点(6.5%),1963年上升为8.5%,1973年为9.9%,1980年达12%。据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也一直呈增长的趋势,从1960年的11.1%增至1970年的12.3%,再增至1980年的14.8%。
然而,如果按照第三世界绝对人口数进行平均,其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仍然不成比例,其贫穷程度实在令人惊讶。1980年,发达工业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0660美元,像巴西这样中等收入的国家为l580美元,而像扎伊尔这样的第三世界穷国却只有250美元。事实上,发展中国家虽然制造业总增长比例日益上升,但各个国家的受益却并不均等。早在帝国主义到来之前、殖民主义者撤走之后(许多国家的确撤走了),一些热带地区国家之间就存在着相当悬殊的贫富差别。由于这些国家产品的需求量不均衡,由于它们所能够得到的援助多寡不一,由于政治、气候的变化对环境带来不利的影响,以及国家难以控制的经济力量的作用等,这种差距进一步扩大了。旱灾可以使一个国家连年田园荒芜;内战、游击队的活动以及对农民的强行迁移,可造成农业减产和贸易萎缩。花生和锡等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下跌,可能导致单一产品的经济停滞不前。频频上升的利率或美元的增值,更使这些国家受到沉重的打击。由于西方医学在防治疾病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许多国家人口数目扶摇直上,它增加了粮食紧张的压力并使新增的国民收入消耗殆尽。另一方面,也有许多国家进行了“绿色革命”,它们通过改进农业技术和改良作物与植物品种,增加了农产品的产量。另外,那些在20世纪70年代吉星高照、收入颇丰的产油国,经济上变成了另一种类型——所谓不发达的欧佩克国家(石油输出国),尽管它们在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油价下跌而吃了苦头。在所有的发展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罗斯克兰称之为“贸易国”的几个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南朝鲜、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它们模仿日本、联邦德国和瑞士的企业家精神,为世界市场生产工业产品。
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别表明,过去几十年宏观经济变化的第二个特点是:世界上不同国家的经济有不同的发展速度,无论是工业大国还是落后小国,都是如此。这一趋势在过去的几个世纪内,曾对国际力量对比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因此,它在最近几十年里对主要国家的影响如何,值得仔细考察。
毫无疑问,1945年之后的日本经济,几十年来在持续进行现代化方面树立了蔚为壮观的榜样。日本在商业和竞争方面成绩突出,不仅在发达国家中独执牛耳,而且也为亚洲其他贸易国提供了可资仿效的模式。事实上,日本在一个世纪以前,就是亚洲第一个模仿西方经济,效仿西方的军事和帝国主义(这对它来说是致命的)的国家,并因此而令人刮目相看。尽管日本在1937~1945年的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并丧失了传统的市场和原料供应国,但日本仍具有可以进行修复的工业基础,拥有聪明能干、受过良好教育、具有社会凝聚力的人民,他们要求改善自我的决心可以被引导到从事和平的商业追求上来。1945年战争结束之后的几年里,日本作为一个被占领国,服服帖帖,依赖于美国的援助。1950年,形势开始逆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庞大的开支,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的许多出口型公司的生产。例如,丰田公司当时已面临危机,但美国国防部的首批卡车订单使它得救了。其他一些公司也有类似的经历。
除了美国在朝鲜战争以及后来的越南战争中的军事开支对日本经济起了刺激作用外,造就“日本奇迹”的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因素。通过对日本发展道路及成功经验的探讨,可以看出工业自身发展的一个缩影。日本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它对获得高水平的质量控制具有坚定的信念。它从西方移植了(并不断加以改进)复杂的管理技术和生产方法。它在全国大力推行高水平的普及教育,因而拥有大批电子、机械工程师和汽车迷,以及大量规模虽小但属于企业型的小工厂以及财团。日本社会崇尚勤奋工作的精神,人们忠于自己服务的公司,主张通过相互妥协和彼此尊重来调解劳资纠纷。要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大量的资金,日本获得了这种资金。其方法是,一方面借助于美国的战略保护伞,实行国家“非军事化”,在防务上花费极少;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实行鼓励个人储蓄的金融税务政策,使个人储蓄额高得令人叹为观止。这些钱可用来投资。日本的成功还得益于通商产业省“对新兴企业和技术发展的扶持,以及对陈旧和衰败企业进行的有条不紊的淘汰”。所有这些与美国自由放任的做法大不相同。
对日本的奇迹无论如何解释(某些日本问题专家更加强调其文化、社会因素,至于国民的自信心和意志力这种“附加因素”就更不用说了),谁都不会否认日本所取得的巨大的经济成就。1950~1973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达到难以置信的10.5%,这一比例远远高于其他所有的工业国。即使在1973~1974年世界经济受到石油危机沉重打击之时,日本经济的发展也没有受到阻碍。此后,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几乎一直高出竞争对手一倍。作为世界制造业稳定的主要生产者,日本生产的产品很多,有照相机、厨房用品、电子产品、乐器和摩托车等,并且不断有新的产品问世。日本的产品已经向瑞士的手表工业提出了挑战,也使德国的光学工业黯然失色,并使得英、美摩托车工业蒙受损失。日本的造船厂10年之内所生产的吨位数,占世界下水船舶吨位的一半以上。到了20世纪70年代,日本现代化的钢厂的产量已与美国钢铁工业持平。日本汽车业的变化更富有戏剧性。1960~1984年,日本汽车在国际市场上所占的比例从1%上升到23%——结果日本向全世界出口的小汽车和卡车都数以百万计。日本锲而不舍、咄咄逼人,产品从低技术向高技术迈进:计算机、电信、航天、机器人以及生物工程等。也正是这种锲而不舍、咄咄逼人的努力,使日本的贸易顺差增加,成为金融和工业的巨人,它在世界生产和市场中所占的比重也随之扩大。1952年,当盟军结束军事占领时“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仅比英国或法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l/3略高一点。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相当于英、法两国的总和以及美国的一半以上”。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日本在世界制造业生产和国民经济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从大约2%~3%上升到约10%,并且从未止步。世界上只有苏联在1928年之后的若干年里曾达到过类似的增长速度,但日本却来得更加轻松自如,既有更广泛的基础,也更加令人瞩目。
与日本相比,其他各个大国的经济发展显得缓慢。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诞生之后,开始显示了它的威力,当时只有极少数观察家没有认真看待它。这部分地反映了传统上对于所谓“黄祸”的忧虑,因为这个东方巨人一旦组织起全国的8亿人口,在国际事务中显然是一支巨大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它从诞生之日起在同列强的交往中所起的突出的(更不用说敢作敢为的)作用,尽管也许这是由于它感到自己被包围而做出的一种反应。它同美国在朝鲜和中国金门、马祖的冲突;解放西藏;它同印度进行的边境冲突;它愤然同苏联决裂,并在有争议的边境地区进行军事交锋;它同越南进行流血的反击作战;它在批判西方帝国主义和“苏联霸权主义”方面,在促进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方面,通常使用一种积极的宣传调子(特别是在毛泽东时期),所有这些使它在世界事务中树立了一个比言行谨慎、精明敏捷的日本更为重要、更难以预测的形象。仅仅从中国拥有世界1/4的人口这一点说,无论其政治倾向如何,都必须予以认真的对待。
但是,如果用严格的经济学标准衡量,中国似乎又是典型的经济落后国家。比如说,1953年,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中所占的比例仅有2.3%,其工业潜力仅相当于英国1900年的71%。中国的人口每年以数以千万计的高速度增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的农民,其人均产值低得可怕,上缴国家的“附加值”很少。20世纪以来,中国的发展受到过许多干扰:军阀混战、日本入侵、40年代末的内战等,直到1949年才告结束,农民才从地主的手中夺回了土地。然而,中国经济的前途并非没有希望。中国过去就拥有公路、轻型铁路等基础设施,它的纺织业很有潜力,其城市和港口已成为企业活动的中心,特别是中国东北地区在20世纪30年代曾被日本开发过。中国的工业要想腾飞,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长期的安定和巨额的投资。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有共产党领导和苏联的援助,上述两个条件在某种意义上是具备了。1953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仿效斯大林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增加钢、铁、煤产量的做法,到了1957年,其工业生产翻了一番。但是另一方面,无论是从国内筹集到的还是从苏联借来的资金,都远远不能满足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后来中苏关系破裂,苏联突然终止了对中国的经济和技术援助。此外,鼓励开办乡村钢铁厂以求取“大跃进”,发动“文化大革命”(使大批技术专家、专业管理人员和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受到冲击)等,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的发展。还有,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中国实行敌对性的外交政策,与几乎所有的邻国发生过军事冲突,这意味着其有限的财力相当一部分必须用于军事开支。
当然,就经济而论,这一时期并非一无是处。它至少强调乡村地区的重要性,促进了小型工业的发展,改善了农业技术,给乡村带来了基本的医疗和社会保障。但是,中国只有进一步改善基础设施和实行工业现代化,并进行长期的投资——在“文化大革命”以后休养生息,同美、日等发达国家增加贸易——才能使国民生产获得重大提高。中国的煤炭、石油同其他贵重金属矿产一样,正在被迅速开发。到1980年,中国的钢产量达3700万吨,大大超过英国或法国,其现代能源消耗相当于欧洲任何一个主要国家能耗的两倍。同年,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中所占的比重也上升(从1973年的3.9%)到5%,接近于联邦德国所占的比例。但是,近年来在这种喜人的增长形势中并非没有问题,共产党领导人已不得不调低了国家的“四化”目标。而且值得重提的是,如果财富和产值按人口平均数统计,中国又会重新显现出它经济相对落后的面貌。当然,尽管有种种不足,中国这个亚洲巨人已经苏醒了,它决心建立起与大国地位相称的经济基础。
尼克松在1971年7月的一次公开讲话中认为,第五个经济实力强大的地区是“西欧”。相比中、美、苏这些国家来说,西欧显然更多地具有地理上的概念,而且,这一概念本身的含义就因人而异——西欧可以是指在苏联控制势力范围以外的所有国家(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希腊和土耳其),也可以是指最初的(或者扩大以后的)欧洲共同体国家(它们至少拥有一个共同的经济机构),它还常用来代指那些老牌的强国(英、法、德、意)。如果美国国务院要实行一项新的对苏政策或中东政策,它就不能不同这些国家协商。由于近代以来,英国人一般认为“欧洲”起始于英吉利海峡的彼岸,所以,不能完全排除这一概念在语义上含糊不清的可能性;更何况还有许多主张欧洲一体化的欧洲人(德国的民族主义者就更不必说了),他们把1945年以后欧洲大陆的分裂看作是一种暂时状态,主张将来把两边的国家组织成一个大联邦。因此,从政治和法规上说,使用“欧洲”或“西欧”一词来表达超出词义和含混的人文地理概念本身的含义,是有困难的。
从经济角度上看,欧洲各国最近几十年的情况基本相似,最为突出的特征是高速持续增长。到1949~1950年,大多数欧洲国家恢复到了它们战前的生产水平,其中一些国家(主要是战时的中立国)的生产还明显超过了战前水平。紧接着,欧洲的工业产量逐年增加,出口额空前增长,就业相当充分,可自由支配的收入与投资金额创历史的高水平,其结果是使欧洲成为除日本以外的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1950~1970年,欧洲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5.5%,人均产值增长4.4%,而相应的世界平均增长率则分别为5%与3%。工业的增长率还要高些,达7.1%,相比之下,世界增长率仅为5.9%。到了这一阶段的后期,欧洲的人均产值几乎相当于1950年的2.5倍。极其有趣的是,这种增长的趋势遍及整个欧洲,包括西北欧这个工业中心、地中海沿岸国家和东欧国家,连一向发展缓慢的英国经济,此时也以几十年前从未有过的速度快步向前发展。20世纪初以来,欧洲在世界经济中下降了的地位很快得到了回升。“1950~1970年,欧洲在世界商品和服务业产值中所占的比例,从37%增加到41%;而工业产值增长更大,从39%增至48%。”美国中央情报局1960年和1970年的统计数字表明(他们承认这些数字是有争议的),欧洲共同体在世界总产值中的比重比美国还大,为苏联的两倍。
促使欧洲经济复兴的原因,探究起来一点儿也不令人惊讶。长期以来,大多数欧洲国家饱受侵略、长期战争与外国占领之痛苦,城市、工厂、公路、铁路遭到轰炸;封锁导致食品与原材料匮乏;千百万人民应征入伍,千百万生灵惨遭涂炭。即使在战前,欧洲经济的“自然”发展也受到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军国主义的阻碍。所谓“自然”经济的发展,就是随着新的能源和新的生产资料的出现,随着新的市场的产生和新技术的推广,生产发展在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扩展。不断增高的关税壁垒曾使产品供应国与市场相隔绝。政府的补贴使低效的公司和农场主在同外国的竞争中得到保护。越来越多的国家财政收入被用于军事开支,而不是用于商业企业。因此,在这种“相互封锁、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和损人利己的社会风气中,欧洲的经济不可能获得充分的发展”。1945年以后,不仅莫内、斯佩克和哈尔斯坦等“新一代欧洲人”决心创造能免蹈覆辙的新的经济结构,而且还有心肠不错、乐于助人的美国,它愿意以合作的方式(通过实施马歇尔计划和其他援助计划)为欧洲的经济复兴提供财政援助。
因此,过去因战争和政治等原因而不能充分发挥和运用其经济潜力的欧洲,现在终于有机会弥补过去的不足了。欧洲大陆(无论东欧和西欧)普遍存在着重建新欧洲的决心和从20世纪30年代的愚蠢行径中吸取教训的心愿。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在制订国家计划时,其重点都在于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旧的结构解体或被怀疑和否定,使革新变得更加容易。美国不仅按马歇尔计划向欧洲提供了数百万美元的援助——被恰当地比喻为“雪中送炭”——而且在军事上还提供了一把保护伞,使欧洲各国得到庇护。在朝鲜战争期间以及非殖民化前的时期里,英、法两国确曾把巨额资金用于国防。假如没有美国的保护,它们和所有的邻国就要把有限的资源更多地用于军备。因为贸易壁垒少了,公司和个人便能够在更大的市场范围内获得发展。在发达国家之间所进行的贸易(欧洲国家本身即是如此),因为它们相互间的需求更大,所以总是比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更加有利可图。假如说欧洲国家的“对外”贸易额比其他事业的增长要快,那么,主要原因是欧洲各国的买卖主要是在邻国之间进行的。1950年后的大约30年里,欧洲人均收入的增长额相当于以前一个半世纪增长额的总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的确令人吃惊,比如,联邦德国从事农业、林业和渔业的人口比例,从1950年的24.6%下降为1973年的7.5%;同期,法国则从28.2%降为12.2%(1980年进而降为8.8%)。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可自由支配的收入急剧增加;联邦德国的人均收入从1949年的320美元,猛增至1978年的9131美元;意大利从1960年的638美元,增为1979年的5142美元。联邦德国每千人的汽车拥有数量从1948年的6.3辆增至1970年的227辆;法国则从37辆增为252辆。无论你对此作何评价,尽管还存在着地区差异,但实实在在的增长是有目共睹的。
如果考察一下每个老牌强国所发生的变化,便可以清楚地看出,经济的总增长伴随着各种不同的发展速度,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阿尔卑斯山以南,出现了一种特别引人注目的现象,记者们夸张地称之为“意大利奇迹”。意大利的国民生产总值在1948年之后以3倍于战争期间的速度飞速增长,这一势头一直持续到1963年才减慢下来。在此期间,除日本和联邦德国以外,意大利的经济发展速度比任何国家都快。然而,回想起来,这种现象也并不奇怪。意大利一直属于“欧洲四强”之末,换言之,它以前从未充分发挥出自己的经济潜力。意大利摆脱了法西斯主义荒唐的经济政策,加之美国的有力援助,企业家们利用国家规定的低工资带来的低成本和设计方面的声誉,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了出口业,特别是对共同市场的出口。意大利利用水力发电和廉价进口的石油,补偿了本国煤炭供给的不足。汽车制造业的成就则给意大利的经济发展增添了催化剂。由于意大利汽车需求与消费量增大,菲亚特汽车制造厂生产的汽车在国内市场的地位经久不衰,这为它向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国家出口汽车奠定了有力基础。与此同时,制鞋业和优质服装业等传统制造业,不断向市场推出新的产品。至20世纪60年代,意大利冰箱畅销欧洲所有国家。但是上述成功绝非毫无缺陷。意大利南北方之间的差距依然长期存在;而且,无论城市或者乡村,各方面的社会条件都远不如北欧国家;政府稳定;有大规模的“黑市经济”,高额的财政赤字以及高于各国平均值的通货膨胀率等。这些都影响了里拉的价值,并且表明意大利的经济复兴是脆弱的。每当同欧洲各国的收入或工业化程度做比较,意大利总是比不上其发达的邻国,但若拿增长率做比较,情况就好得多,这又说明意大利经济的起点较低。
相比之下,1945年的英国经济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至少在欧洲大国中是如此,也许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在往后40年中英国经济相对衰退的缘由。也就是说,由于英国(同美国一样)没有遭到战争的严重破坏,其增长率不可能像那些从军事铁蹄下与战争破坏中恢复过来的国家一样高。至于心理方面的因素,正如前面所述,英国并未被打败,它依然是“波茨坦三强”之一,并重新获得了其世界帝国的一切,这种事实使英国国民很难产生彻底改革其自身经济制度的愿望。英国战后没有建立什么新的机构,而是保留了传统的工会、行政机构和古老的大学。虽然工党政府1945~1951年推出国有化和建立“福利国家”的计划,但并非更加深入地对经济机构和工作态度进行重新调整。因为英国依然自信在世界上居于特殊的地位,它继续依靠所猎取的殖民地市场,竭力维持英镑价值,但结果却是徒劳的。英国保留了大量的海外驻军(耗费了大量金钱),并拒绝加入欧洲统一进程。在北约国家中,其军费开支仅次于美国。
1945年后初期的英国,因为其他国家更为明显的缺陷,以及它深谋远虑地从印度和巴勒斯坦撤出,一时的出口增长和在中东与非洲的帝国地位得以维持,这一切都使得它在国际和经济上的真实地位被部分地掩盖起来了。1956年,埃及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给了英国当头一棒,这不仅暴露了英镑的疲软无力,同时也表明了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如果没有得到美国的许可,英国就休想在第三世界国家动用武力。有人可能会说,英国的衰落更是被以下做法和事实进一步掩盖了。在防务方面,1957年以后,它开始执行倚重于核威慑的政策,这要比庞大的常规力量省钱,但却仍可表明其大国地位依旧。在经济方面,英国同样分享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经济繁荣。虽然说英国经济的增长率在欧洲几乎是最低的,但它比以前几十年的情况总算好一些。难怪麦克米伦对英国的选民说:“你们从未有过这样好的境况!”如果从可自由支配的收入、洗衣机和小汽车的数量来衡量,麦克米伦的说法具有历史的正确性。
但是,与其他一些发展速度更快的国家相比,正如德国人所讥讽的那样,“英国得了‘英国病’”,即好战的工会制度、低劣的管理、政府的“原地踏步”政策、在文化上对刻苦工作和企业家进取精神持否定态度等混合在一起的综合征。在新的经济繁荣形势下,英国大量进口设计更为精美的欧洲产品和亚洲的廉价商品,随之导致收支失去平衡、英镑危机和贬值,加剧了通货膨胀,人们要求增加工资的呼声更加强烈。在不同的时期,英国政府采取了控制市场价格、制定提薪法规和收紧银根等一些措施来制止通货膨胀,为经济的持续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但这些措施很少能够长久地发挥作用。英国的汽车工业逐步受到外国竞争者的削弱;曾经盛极一时的造船工业,变得越发依赖于海军一家的订货。电子产品与摩托车的生产厂家失去了市场竞争能力。在这一趋势下,也有一些公司(如帝国化学公司)例外。伦敦商业区的金融业运作良好,零售业也依然十分发达。但是,受到侵蚀的英国工业基础却已无法挽回。1971年,英国加入共同市场,但并未从那里得到它所希望的灵丹妙药。英国一方面把自己拴在欧洲共同体实行的农产品高价政策上,同时把国内市场敞开,引来了制造业更为激烈的竞争。北海油田也并非天赐宝物,它虽然为英国赚取了大量的外汇,但又使得英镑升值,损害了英国工业品的出口。
经济统计数字向人们表明,的确出现了贝尔罗克所说的“大不列颠工业衰退的加速度”。英国在世界制造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从1953年的8.6%,降为1980年的4%。英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也急转直下,从1955年的19.8%降为1976年的8.7%。1945年,英国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三位,但后来联邦德国、日本、法国一一超过了它,欧洲许多富裕的小国人均收入也纷纷超过了它。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英国可自由支配的人均收入被联邦德国、法国以及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抛在后面,降为更加接近于地中海国家的水平。当然,英国在世界贸易或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的下降,还应归咎于这样的事实:由于特殊的技术与历史条件,英国在早些年曾拥有与其本身不相称的过多的财富与贸易额,既然那些特殊条件已不复存在,其他国家已经有能力发挥自己的潜力,那么,英国的地位相应下降乃理所必然。至于英国的地位下降得如此之快是否正常,如此之大,则又当别论。与其欧洲邻国相比,英国的地位今后是否还会进一步下降,目前也还难以预料。20世纪80年代初期,英国的经济衰退趋势呈现出一种平稳的状态。它仍然是世界第六经济大国,而且拥有一支庞大的武装力量。与劳埃德·乔治时代甚至1945年的克莱门特·艾德礼时代相比,英国无论知何也算不上一个泱泱大国,而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中等大国罢了。
正当英国的经济在相对衰落中失去活力的时候,联邦德国则在创造“经济奇迹”。这里有必要再次强调,这种发展相对来讲是十分“正常”的。即使在分裂状态下,联邦德国仍拥有欧洲最发达的基础设施,拥有丰富的国内资源(从煤一直到机床厂),同时还拥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国民,这一点在管理人员、工程师和科学家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其中有不少人才是从民主德国逃过来的。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德国的经济力量都因国家军事机器的需要而走上了邪道。现在其国家的力量可以(像在日本一样)投入商业成就之中,唯一的问题只是恢复的程度。德国的大企业曾轻易地适应了第二帝国、魏玛共和国以及纳粹统治的需要,现在不得不适应新的环境,学习美国的管理思想。它的大银行再一次得以朝着工业发展的方向发挥重大作用。它的化学和电气工业不久也东山再起,成为欧洲工业中的巨人。大量卓有成效的汽车公司,比如大众和梅赛德斯(奔驰),对数以千计的供应厂商具有必然的“增效作用”。随着出口的兴旺,德国已成为世界出口贸易中仅次于美国的出口大国。越来越多的公司和经济社区要求吸收“外来务工人员”以满足其对非技术工人的迫切需要。德国经济再一次——这是100年中的第三次——成为欧洲经济发展的“发电厂”。
从统计方面来看,联邦德国的历史好像是一系列不断成功的记录。即使在1948年和1952年间,德国的工业生产也增长了11%,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67%。随着它的总投资额达到欧洲最高水平,德国厂商能获取现成的资本,从中得到巨大好处。它的钢产量在1946年实际上还等于零,不久就居欧洲之首(到1960年超过了3400万吨),其他的工业也都取得了大致相同的成就。在国内总产值方面,它每一年都取得最高的增长率。德国国民生产总值在1952年只有320亿美元,而10年之后却跃居欧洲第一(约890亿美元),到20世纪70年代末又超过了6000亿美元。其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960年不过1186美元(当时美国为2491美元),到1979年已猛增至10837美元,超过了美国的9595美元的人均数。年复一年,德国的出口盈余日渐积聚,随之而来的是德国马克的比价经常向上调整,实际上已成了一种储备货币。面对来自效率更高的日本的竞争,尽管联邦德国自然会有所担心,但它已毋庸置疑地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中第二个最成功的国家。由于这个国家有40%的领土和超过35%的人口被分裂开了,联邦德国的这一成就更显得突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民主德国也很快表明,在所有东欧国家(包括苏联)中,尽管自己有数百万优秀劳动力流入联邦德国,但按人口计算,它的劳动生产率最高,工业化程度也最高。假设有可能恢复到1937年的疆界,那么一个统一的德国将会再次把欧洲所有的经济对手远远地甩在后面,比起较自己庞大得多的苏联,也不会逊色多少。
正是由于德国的战败和分裂,也由于它的国际地位(还有柏林的地位)继续受到共管德国的“四强”的控制,它的经济实力才未能转化成政治力量。由于深感对东部的德国人负有天然的责任,所以联邦德国对北约-华约关系的冷暖格外敏感。联邦德国是西欧国家中同东欧和苏联贸易量最大的国家,然而一旦战争爆发,它又明显地处于最前线。苏联和(稍次于它的)法国对“德国军国主义”的任何些微复活的警觉,决定了联邦德国永远也不能成为核国家。它对像波兰人和捷克人这样的邻国有一种负疚感,对苏联则感到易受攻击,对美国则是严重地依赖,它满怀感激之情欢迎戴高乐倡导的法德特殊关系,但却很少感到自己能运用经济力量来控制法国执拗自信的政策。由于在理智上同自己的过去进行深刻对抗,联邦德国对于自己在国际事务中被视为一个很好的团体行动成员而不是一个决定性领袖,感到十分高兴。
这同法国在战后世界,更准确地说是在1958年戴高乐任总统以后的世界中所发挥的作用,形成了鲜明对比。如上所述,以莫内为首的计划者们在1945年以后所希望取得的经济成就,一直受到它所进行的殖民战争、国内政党政治的动荡以及法郎疲软的冲击。然而,正是在印度支那战争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期间,法国的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几十年来,法国的人口第一次有了增长,从而刺激了国内的需求。法国虽然富足、多样化,但却属于半发达国家,自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它的经济一直停滞不前。只是由于和平的降临、美国援助的输入、公用事业国有化和广阔市场的推动,才使得它的增长成为可能。进一步讲,法国(像意大利一样)的工业化水平按人口计算相对低下,因为它的经济以城镇小工业和农业为主,而这意味着它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相当引人注目:从1953年的指数95增长到1963年的167和1973年的259(同英国1900年的指数为100相对比)。在20世纪50年代,它的年增长率平均达到4.6%,60年代由于有共同市场的推动又上升到5.8%。欧洲共同市场的特殊措施不仅保护了法国农业免受世界市场价格波动的冲击,而且也为它的发展提供了庞大的欧洲市场。西方世界的普遍繁荣也促进了法国传统的高附加值商品(服装、鞋子、葡萄酒和珠宝)的出口,飞机和汽车也成了它的主要出口货物。在1949~1969年,法国的汽车生产增加到10倍,铝产量增加到6倍,拖拉机和水泥产量增加到4倍,钢铁产量增加到2.5倍。即使工业化水平不高,相对说来法国也一直是富裕的;到70年代,它就更加富裕了,而且看起来更加现代化了。
不过,法国的增长并不像它的莱茵河邻国那样广泛地依靠工业,蓬皮杜总统要很快超过联邦德国的理想也毫无实现的迹象。除了电气、汽车和航天工业这几个明显的例外,法国的大多数工厂规模小、投资少,而它们的产品价格却比德国高。尽管它推行了农业“合理化”改革,大量的小农经济仍然存在,而且实际上还受到了共同市场补贴政策的庇护。然而,对法国农业的压力,加上工业现代化(包括关闭旧的钢铁厂等)所带来的社会紧张,引发了工人阶级的不满,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1968年爆发的“五月风暴”。由于本国燃料供应的短缺,法国严重依赖进口石油,并且(尽管它有雄心勃勃的核能计划)其国际收支受到世界石油价格波动的严重影响。它同联邦德国的贸易赤字直线上升,而且又需要经常使法郎对马克贬值;但这同美元、法郎比价的经常上下波动比较起来,也许是保持法国经济地位的较可靠的办法。甚至在经济持续增长的时期,法国的经济也面临某种危险,一旦经济动荡不安,许多稳健的资本家便携带着全家的积蓄逃到瑞士。
但是,法国对世界事务的影响,总是远远超过人们对这么一个仅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4%的国家的期望值,而且不仅在戴高乐任总统时期是如此。也许这应归因于法国那种国民文化中十足的自信精神,而且这同英美影响的下降、苏联对世界吸引力的日渐微弱以及德国谨慎从事的时代相巧合。如果西欧真要有一个领袖和代言人,那么法国将胜过孤立主义的英国和被征服的德国而成为当然的候选人。进而言之,法国历届政府很快就认识到,通过说服共同市场遵循一条特殊的路线——在农业关税、高技术、海外援助、联合国内的合作、对阿以冲突的政策等方面——以有效地利用巴黎倡导的、现已成为世界上最大贸易集团的欧洲共同市场这一有利地位,就能大大加强自己本不甚强的力量,提高自己的影响。而一旦时机成熟,以上任何一点又都难以阻止它采取单边的行动。
上述4个较大的欧洲国家的财富和生产在这几十年的增长,加上邻国弱小这一事实,并不能保证在它们之间实现永久的和睦。早期对日益紧密的政治和制度一体化的期望损害了共同市场成员国中仍然强烈的民族主义,这首先在戴高乐的法国身上,尔后是那些姗姗来迟的、怀着戒备之心参加欧洲共同体的国家(英国、丹麦、希腊)身上表现出来。他们之间的经济分歧,尤其是在高额农业补贴计划上的矛盾,常常使共同体在布鲁塞尔和斯特拉斯堡的会议日程陷入瘫痪。由于中立的爱尔兰参加了共同体,因而也就不可能形成一个共同的防御政策;这一使命不得不留给北约(法国现已退出北约的指挥机构)去完成。20世纪70年代石油价格上涨的冲击对欧洲的打击特别沉重,似乎一下子打消了人们早期的乐观主义。尽管惊恐四起,共同体官员们也做了大量的计划工作,但是要制定出一套发展高技术的政策以对付日本和美国的挑战,仍然步履艰难。然而,不论有多少困难曲折,欧洲经济共同体经济发展的现实规模已意味着,国际形势已完全不同于1945年或1948年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已成为世界最大的货物进出口地区(尽管相当一部分属于欧洲内部贸易),到1983年,它已拥有世界最多的货币和黄金储备;它生产的汽车(占世界产量的34%),比日本(占24%)和美国(占23%)都多,它生产的水泥也多于美日,它的粗钢产量仅次于苏联。1983年,10国共同体的人口总数远远超过美国,而与苏联基本相同——各有2.72亿,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及其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也大于苏联,甚至比整个经济互助委员会国家的总额都多。即使欧洲共同体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尚不成熟,但它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与1956年相比却强大得多。
几乎与此完全相反的,可说是苏联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演变。如上所述,在这几十年中,苏联不仅保持了它的强大陆军,而且实现了对美国的战略核均势,建立起一支远洋海军,并将其影响扩张到世界的每个角落。然而,想在全球范围内同美国分庭抗礼的持久的竞赛努力,与其在经济领域取得的成就很不相称。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马克思强调生产基础在决定社会进程中的作用),将自己标榜为世界上正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渐遭受经济困难的折磨。
这并没否定苏联及其所支配的东欧盟国自斯大林末期以来所取得的显著经济成就。从许多方面来看,苏联和东欧在这几十年里所发生的变化,比起西欧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这可能主要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们的起点很低:贫穷且落后。不论怎样,根据大致的统计数字来看,苏联所取得的成就还是十分显著的。它的钢产量在1945年只有l230万吨,1960年则达到6530万吨,1980年又跃至14800万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产钢国);发电量在同期内也从每小时4320万瓦,上升到每小时29200万瓦和每小时129400万瓦;汽车产量也从7.4万辆跃至52.4万辆和220万辆;而且这个成就单子还可以无限地开列下去。它的整个工业产量在1950年代平均每年增长10%以上。假定1953年的增长指数为100,那么到1964年这个数字就达到了421,这是令人瞩目的成就。这同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太空探索和军事装备上的惊人成就一样,都显示了苏联人的卓越才能。到赫鲁晓夫下台时,苏联的经济比斯大林统治时期要繁荣得多、基础雄厚得多,而且其绝对量一直稳步增长。
然而有两个严重缺陷使这些成就黯然失色。第一点就是苏联经济增长率长期稳步下降。从1959年以来,它的工业生产增长率从每年的两位数向下滑落,越降越低,以至于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每年只有3%~4%,而且仍在下降。回顾历史即可看到,这是一种十分自然的发展,因为越来越明显的是,早期的、突出的增长主要是靠劳力和资本的大量消耗实现的。随着现有劳动力供应的完全使用(而且还要同武装部队、农业进行争夺),增长的速度也就只有下降了。就资本投资来讲,苏联主要是将大量资本倾注在与重工业和国防有关的生产上,而且又往往过分强调数量的增长,忽视了质量的提高,从而使其他众多的经济部门投资不足。虽然苏联的人均生活水平在赫鲁晓夫及其继任者统治下有了提高,但是,在个人消费被人为地控制得很低,以保证将其资源用于重工业和军事方面这样一种经济环境中,消费者的需求(正像在西方一样)无法刺激经济的增长。也许首要的问题仍然是以下两点:长期影响苏联农业僵化的体制和恶劣的气候。因此,不论苦恼的计划人员和部长们为此倾注了多少心血,对农业的投资多么慷慨大方,苏联农业净产量的增长率还是从20世纪50年代的平均4.8%降到60年代的3%和70年代的1.8%。考虑到农业在苏联经济中的地位以及它的人口在1950年以后的30年中增加了8400万,它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方面的总的增长要远远低于其工业生产的增长,而后者本身又有点像“强制性”的成就。
第二个严重缺陷是可以充分估计到的、苏联经济的相对停滞。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鉴于苏联在世界工业生产和世界贸易增长中所占的比重,赫鲁晓夫宣称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模式是优越的,并将有朝一日“埋葬资本主义”,看起来还有些道理。但是从那以后,形势变得越来越使克里姆林宫感到担心。欧洲共同体在工业上的“半个巨人”联邦德国的带动下突飞猛进,其富裕程度和生产力水平已远远超过苏联。小小的岛国日本也发展得如此迅速,在国民生产总值上超过苏联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美国尽管其工业相对衰落,但在总产量和财富方面仍遥遥领先。苏联及其东欧兄弟国家在人均生活水平上并没有消除同西欧的差距。对此,其人民未免有些羡慕。由于不利的竞争地位,苏联和它的卫星国面对日益更新的计算机、人工智能和电信技术,只能望洋兴叹。而苏联的农业从生产率上来看也仍然同以往一样衰弱不堪:1980年,一个美国农业工人生产出的粮食足够满足65个人的需要,而他的苏联同行生产出的粮食却只能养活8口人。这反过来又使苏联处于不得不越来越多地进口大量粮食的困境之中。
苏联本身的许多经济困难都能从它的卫星国的问题中反映出来——它们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也都取得了较高的增长率,尽管同西方的水平相比仍有相当距离;也能从其卫星国强调中央计划、重工业和农业集体化这一相似的发展方针中反映出来。虽然东欧国家之间在繁荣和发展的程度上存在很大差异(而且仍在出现),但它们总的趋势都是早期突飞猛进,尔后日渐衰退,这使马克思主义的计划者们面临艰难的选择。苏联可以通过开垦荒地来增加农田,尽管北方冬季的生态环境和南方的荒漠限制了这种努力的可能性(这很容易使人想起赫鲁晓夫当年满怀信心开垦的“处女地”很快变成沙尘暴发源地)。同样,广泛地开采自然资源来解决比如石油储量与使用量不相称这类问题,也冒有效率低下的风险,因为只要矿井进入冻土区,提炼成本马上就会上升。它也可以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工业和技术,但这只能以下列两种危险作代价:要么从国防中抽出人力物力资源——但是,不论领导怎么更换,国防一直是苏联第一重点;要么从消费品生产中放血——但是在通信条件的改善使西方的繁荣在东方人的眼中更加明显的情况下,这种调整的微小变化都是很不受欢迎的(特别是在东欧国家)。最后,苏联及其兄弟国家可能推行一系列改革,不仅要经常地铲除贪污、打击官僚主义,而且还要改革其体制,提供个人刺激,引入现实的价格机制,允许个体农业的发展,鼓励公开讨论和开发新技术方面的企业家精神等,就像匈牙利在20世纪70年代所巧妙实践的那样。但实施这种改革战略的困难,正如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的经验表明的那样,“自由化”措施将把控制森严的共产党政权本身置于被怀疑的危险境地,因而在十分谨慎的勃列日涅夫时代引起了党的意识形态专家和军界的不满。由此可见,要扭转经济的相对衰落必须谨慎从事,而这反过来又使得显著的成功不大可能。
也许唯一能使克里姆林宫感到安慰的是,它的主要对手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也面临着经济困难,并且正在很快地失去它在1945年以来在世界财富、生产和贸易中所占有的相对比重。当然,提及这个年头对于理解美国的相对衰落具有重要意义。在历史上的这个时期,美国有利的经济地位既是空前未有的,又是不自然的。它之所以占据世界的顶峰,部分是由于它本身生产的膨胀,但也因为其他国家暂时的虚弱。随着欧洲和日本的生产恢复到战前水平,这一特殊的形势将会变得对美国不利;而且随着世界工业生产的普遍高涨(1953年到1973年增长了两倍多),形势还将进一步转化,因为新的工厂、车间在全世界普遍兴起的时候,要保持其1945年占世界工业生产的一半这个水平是不可能的。据贝尔罗克统计,到1953年,美国在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百分比已降到44.7%,到1980年降至31.5%,而且仍在下降。几乎由于同样的原因,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经济指南也证明,美国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从1960年的25.9%降到了1980年的21.5%(尽管美元在世界货币市场上短期的升值可能预示着这一比例在以后几年中会有所提高)。但这并不是说,美国的生产大大倒退了(除了那些西方世界中普遍衰落的工业部门),而是说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生产大大地提高了。汽车生产也许是说明这一问题中两种趋势的最简单明了的例子:1960年,美国生产了665万辆汽车,占当年世界汽车产量1280万辆的52%;到了1980年,由于世界汽车总产量达到了3000万辆,尽管美国的产量增至690万辆,但它在世界总产量中所占的比重却只有23%。
虽然有这么点儿安慰——这同70年前英国面对其在世界生产中的比重开始下降,但仍习惯以此来安慰自己的情形颇为相似——但是这种变化却有令人担忧的一面。真正的问题不是“美国必然要相对衰落吗”,而是“它必然会衰落得如此之快吗”。因为即使在美国统治下的和平时期,它的竞争地位也由于每年的人均生产增长率的下降(尤其是同前几十年相比,见表42)而受到削弱。
表42 1948~1962年人均产量每年平均增长率
我们还可以说这是历史的“正常”发展。正像迈克尔·鲍尔弗所指出的,在1950年以前的几十年里,由于美国一直是标准化手段和大规模生产工艺的革新者,因此它的产量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增长得快。结果是,“在满足人民的需要方面,它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走得快,而且已经在高效率水平(按每小时的人均产量)上从事生产;反过来这就使美国通过采用更好的方法或更好的机械来提高产量这种司空见惯的可能性,同其他国家相比大大减少了”。然而,不管这一点多么正确,美国经济中正在发生的其他一些长期趋势仍然没有什么益处:财政和税收政策刺激了高消费,但个人储蓄率却很低;除了为军事目的进行的投资以外,对研究和开发的投资与其他国家相比正慢慢减少;而占据国民生产总值一部分的国防开支却比西方集团中的任何国家都多。另外,美国越来越多的人口正从产业部门流向服务业,即进入低产领域。
在20世纪50和60年代,这多种经济趋势都被下列可喜的景象所掩盖:美国高技术(特别是在空间领域)的惊人发展,刺激消费者对日新月异的汽车和彩电的消费欲望的高度繁荣,美元作为外援、军事开支或者作为银行和公司的投资从美国向世界贫困地区的转移。在这一方面,想起20世纪60年代中期谢尔温-施赖伯提出的“美国的挑战”所引起的普遍恐慌,是有启发意义的。当年所谓“美国的挑战”来自以下事实:美国大量地向欧洲(广而言之是世界各地)投资,据说要把这些国家变成自己的经济卫星国;像埃克森和通用汽车公司这样的大跨国公司引起的普遍畏惧或者憎恨;与这些趋势相联系的,还有同美国商业院校所普遍传授的先进管理技术相一致的各个方面。从某种经济观点来看,美国投资和生产的转移,的确是经济力量和现代性的证明,因为它们利用了劳动成本低廉的优势,保证其产品在海外市场畅销的广阔渠道。但是,一段时间过后,资本外流的势头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开始超过美国通过工业制品、粮食的出口和“无形”的服务业带来的贸易盈余。尽管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这种日益上升的国际收支逆差已经导致美国黄金的外流,但是大多数外国政府仍然乐意持有更多的美元(成为主要的储蓄货币),而不是要求支付黄金。
然而,随着20世纪60年代的到来,这一有利的环境即告消失。尽管越南战争使美国大量的美元付诸东流,但是肯尼迪总统和(比之更甚的)约翰逊总统都想增加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开支(不仅仅限于越南)。肯尼迪和约翰逊也都致力于扩大国内开支,虽然这种倾向在1960年以前就可以觉察到。然而任何一届政府又都不愿付出政治代价,以增加税收来支付不可避免的通货膨胀。结果就是联邦赤字的逐年上升、无法抑制的价格上涨,以及美国工业的竞争力日渐削弱。这又反过来导致了更大的国际收支逆差,约翰逊政府抑制了美国公司的对外投资,从而使之变成了新的欧洲美元。正是在这一时期内,美国在世界黄金储备中所占的比重急剧下降,从1950年的68%降到1973年的27%。整个国际支付和货币流通体系由于这些问题的相互作用而日渐动摇,而后又由于戴高乐对他所说的美国“转嫁通货膨胀”进行的愤然反击而进一步削弱。在这种情况下,尼克松政府发现,除了终止私人市场上美元同黄金的挂钩关系,尔后使美元与其他货币的汇率自由浮动外,别无选择。从此,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一在美国财政金融处于鼎盛时期所构筑的大厦,现在又由于它的主要支柱再也承受不住其紧张压力而崩溃了。
20世纪70年代美元自由浮动的详细情况这里不做论述,美国几届政府努力在不带来更多的政治麻烦的情况下控制通货膨胀、刺激增长的曲折过程这里也不作详述。70年代,美国高于平均数的通货膨胀率常常导致美元兑德国马克和日元的疲软;而在80年代早期,对严重依赖欧佩克石油供应的发达国家(如日本、法国)造成沉重打击的石油危机,世界不同地区的政治动荡,以及美国的高利率,又使美元趋向坚挺。尽管这些问题都很重要,并且可能会增加全球经济的不稳,但是对于我们的目的而言,它们的意义可能比生产增长率的下降——在私营部门这一增长率从(1965~1972年的)2.4%降到(1972~1977年的)1.6%,直至(1977~1982年的)0.2%——这一不可阻止的长远趋势要小一些。它们的意义也许还不如以下几种正在发生的巨变:日益上升的联邦赤字可以被看成凯恩斯主义式的对经济的“推动”,但却付出了昂贵代价——从国外吸收大量资本(美国高利率的诱惑)使得美元价格上升到不正常的水平,以至于使美国从纯债权国变成了纯债务国;美国制造商们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同进口的汽车、机电产品、厨房用品以及其他商品进行竞争。因此,毫不奇怪,人均生产总值曾是世界上最高的美国,现在开始在这一名单上向下滑去。
对于那些能从更广泛的角度——不是仅仅同瑞士的收入和日本的生产进行有选择的比较——认识美国经济及其需要的人来讲,仍然有某些值得欣慰之处。正如卡里奥所指出的,1945年以后的美国政策确实实现了一些基本的、意义深远的目标:同20世纪30年代的衰退相比,美国国内实现了繁荣;没有发动战争就遏制了苏联的扩张;西欧经济和民主传统的复兴,尔后日本的崛起创建了“一个日益一体化的经济集团”,以及“建立一整套处理共同的经济和军事问题的多边机构”;最后,“旧殖民地国家独立后也日益紧密地加入了世界经济”。总之,美国仍然维持着自由世界的秩序,而且它自己也日益依赖于此。尽管它在世界财富和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已经下降,甚至比估计的速度还要快些,但是全球经济力量对比的重新分配所带来的环境,对它本身的开放市场和资本主义传统并没有什么抵触。最后,即使美国在生产上的领导地位因某些国家经济的更快发展而受到削弱,但在真正的国家实力的几乎各个方面,它仍然对苏联保持了非常可观的优势,而且通过坚持企业家的信条,美国仍然为管理上的首创精神的发挥和技术革新的涌现开辟了广阔前景;相反,苏联在接受这些东西时所面临的困难却大得多。
对上述这些经济变动的意义进行更为详细的探讨必须等到最后一章。不过一些统计数字(见表43)对揭示上面讨论过的一些趋势的实质可能有些帮助,因为它们关系到全球经济平衡,也就是指世界生产在发展中国家的部分复兴:日本甚至还有中国经济的显著增长;欧洲经济共同体尽管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集团,但它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也有所下降;苏联所占比重的稳定,尔后的缓慢下降;以及美国经济尽管衰落较快但仍拥有较强大的经济力量。
表43 1960~1980年不同国家与地区所占世界生产总值百分比
到1980年(即表43中最后一年),世界银行关于人口、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以及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数字,实际上已经非常明显地显示出全球经济力量的多极分配趋势(如表44所示)。
表44 1980年人口、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
最后,在生产力平衡上这些长期的变动本身并没有多大意义,只有同其所具有的强权政治的含义结合起来才意义深远。正如列宁在1917~1918年所指出的那样,正是由于国家之间经济增长率的不平衡,才必然地导致个别大国的兴起和其他一些大国的衰落:
半个世纪以前,就资本主义力量而言,德国同当时的英国相比还是一个可怜的、无足轻重的国家。日本同苏联相比也同样微不足道。但是,10年或20年后,还能肯定帝国主义国家的相对实力保持不变吗?绝对不可能。
虽然列宁的话是针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但是这一规律看来适用于所有国家;不管它们赞同什么样的政治经济模式,经济增长率的不平衡迟早将引起世界政治和军事平衡的变动。这正是20世纪以前的4个世纪内大国发展所遵循的历史模式。紧接着而来的便是过去20~30年中世界生产中心的不寻常的迅速变动,必然会对今日主要大国未来的大战略产生影响,因而当然值得另辟最后一章予以探讨。
[1] 日军于1943年2月被迫全部撤出瓜岛。——审校者注
[2] 指英国。——译者注
[3] 《里约热内卢条约》,美洲国家组织诸国1947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特别会议,签订了称为“西半球防务基石”的《泛美联防公约》,亦称《里约热内卢条约》。——审校者注
[4] 原文如此。但“三个世界”的理论是毛泽东于1974年提出的,而“第三世界”的出现,则可以追溯到1955年亚非万隆会议的召开。——译者注
[5] 梅特涅(1773~1859年),1808~1848年任奥地利外交大臣和首相。卡斯尔雷(1769~1822年),1812~1822年任英国外交大臣。俾斯麦(1815~1898年),1862~1890年任普鲁士王国首相、德意志帝国首相。——审校者注
[6] 巴麦尊(1784~1865年),1855~1858年、1859~1865年任英国首相。——审校者注
[7] 乔治·凯南,美国当代职业外交家,苏联问题专家。1950年代曾任美驻苏联、南斯拉夫大使。他提出的著名理论是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采取遏制政策。——审校者注
[8] 格莱斯顿(1809~1998年),英国政治家,在1868~1894年曾四次出任首相。威尔逊(1856~1924年),1913~1921年任美国总统,民主党人。——审校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