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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面对21世纪

迈向21世纪时，世界强国所追求的伟业具有三重性：为国家利益提供军事安全，满足国民的经济需求，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如果只实现前两项，而没有第三项，必然导致国家在更长的时期里出现相对黯淡无光的前景，而这一直是那些未能适应世界力量变动、发展缓慢的社会的命运。

历史回顾与思考

这一章的节标题，不仅包含着年代的变化，更重要的还意味着方法论的不同。即使是最近的过去都已成了历史，尽管偏见和资料的问题曾使前10年的历史学家很难把事物的暂时现象和本质区分开来，时至今日，历史学家却依旧根据同样的学术原则行事。然而，论述当前如何向未来演变的著作，即使是讨论业已出现的趋势，也不能自以为它就是历史的真理。从以档案材料为依据的专著到经济预报和政治预测，不仅原始材料发生变化，而且所写的东西是否正确也不能肯定。在处理“历史事实”时，尽管经常遇到许多方法论方面的困难，但过去的事件，如皇太子被刺杀和军事失败等，事情毕竟确已发生。而关于未来，我们能说的连这样的确实性也没有。预料不到的事情，纯粹的偶发事件，发展趋势的突然中止，都可以使本来最合理的预测归于破灭。如果不是这样，那也只不过是预言家走运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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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只能根据当前全球经济和战略的趋向做出合理的推测，而这些也只能是暂时性的和猜测性的，不能保证所有的（或任何一项）推测都成为现实。过去几年业已发生的美元国际价格的起落和1984年后石油价格下跌（对苏联、日本、石油输出国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给我们提出很好的警告，说明不能根据经济动向来做结论；而且，政治和外交世界是从来没有直路的。许多著作中论述当代事务的最后章节，仅仅在几年之后就要根据后来的认识加以修改。要是本书这一章能经久不改，完美无瑕，岂不怪哉！

对过去5个世纪以来大国的兴衰作一简要回顾，也许是预测未来的最好方法。本书的一个论点是，世界上有一种变革的动力，这个动力主要由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所驱动，然后对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军事力量与各个国家和帝国的地位都产生影响。世界经济变化的速度之所以快慢不一，就是因为技术发明和经济增长的速度本身是参差不齐的，它们受着各个发明家、企业家，以及气候、灾害、战争、地理、社会结构等情况的制约。同样，由于技术、生产和贸易方式的变化，以及对增加生产和财富的新方式的接受能力不同，世界不同地区和社会都有过或快或慢的增长速度。世界一些地区崛起了，另一些地区则相对或者（有时则是）绝对地落后了。所有这些都不足为奇。由于人类具有改善自身条件的本能，世界的发展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人类智慧从文艺复兴时起取得突破，后来在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中受到“精密科学”的推动而飞速发展，这一事实足以表明，变革的动力将日益具有比以往更加强大的威力和自身持续发展的能力。

本书第二个主要论点是，经济增长速度不均衡，对于国家体系中许多成员国相对的军事力量和战略地位都产生了决定性的长期的影响。这也是不奇怪的，而且，人们以前就多次这样说过，尽管强调的方面和表述的方式可能各不相同。世界不必等到恩格斯时代才知道，“没有什么比陆军和海军更依赖于经济条件的了”。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君主和对今天的五角大楼一样，事情非常清楚，军事力量要靠足够的社会财富来支持，而财富来自生机勃勃的生产基础，来自健康的金融财政和先进的技术。如上所述，经济繁荣并不总是而且不会直接转化为军事实力，因为这要取决于许多其他因素——从地理、民族志气到军事领导和战术才能。尽管如此，事实仍然是，世界军事力量对比的所有重大变化，都是随着生产力对比的变化而变化，而且，国际体系中各帝国和国家的兴衰，同主要大国之间战争的结局是一致的。在这些战争中，胜利通常属于拥有最雄厚的物质资源的一方。

下面要谈的是预测，而不是历史。因此，这里的讨论是以过去500年的主要趋向仍在继续这样一个似乎合理的假设为基础的。国际体系，不管一个时期内受6个大国还是仅仅受两个大国所主宰，它仍然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中，没有什么比主权，即利己的民族国家具有更大的权威。在每一个特定时期里，都有一些国家在世俗权力中所拥有的分量或者在扩大或者在萎缩。世界到了1987年或2000年，不会再停留在1870年或1660年的状态中。相反，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国际生产与贸易的结构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度变化着：农产品和原料产品在相对贬值，工业“生产”同工业“雇工”在相互脱钩，知识密集型产品在所有先进的社会里正在占据主导地位，世界资本的流动与贸易方式在日渐分离。所有这些，加上科学上的许多新发展，必然影响国际事务。总而言之，如果没有上帝的干预或灾难性的核战争，由于技术和经济发展的推动，世界力量将继续处于动态发展之中。如果关于计算机、人工智能、生物工程等的预测是正确的；此外，如果关于“第三世界的”绿色革命（其结果，印度甚至中国将成为粮食的纯出口国）将会成功的预测最后证明是对的，那么，到21世纪初，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将富裕得多。即使技术进步不那么快，经济增长还是可能的。人口结构的变化及其对需求的影响，如同资源被更充分利用一样，对于实现这一点将起保证作用。

同样清楚的是，由于变革的条件不同，这种增长将是此快彼慢，不平衡的。正是这一点，而不是任何别的什么东西，使预测具有暂时性。例如，不能保证40年来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的日本经济在今后20年一定能继续发展；而苏联经济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增长率不断下降，但如果苏联国内经济政策和机制发生变革，那么，在90年代其增长速度再度回升也不是不可能的。然而，目前的发展趋势证明，上述两种结果都不大可能。换言之，从现在到21世纪初期，如果真的出现日本停滞不前，而苏联经济欣欣向荣，那么，这也只有在条件和政策发生的变革比目前根据现有证据所做的合理假设要急剧得多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对今后15至25年内世界变化的估计确实可能有误，但这并不是说，人们宁可接受难以置信的结局，而不相信以当前广泛的发展为依据所得出的合理的预测。

例如，当今众所周知的一个“全球性发展趋向”——太平洋地区的崛起。对这个趋向将会继续发展做出肯定的预测是合理的，因为其发展的基础十分广泛。它不仅包括日本强大的经济，而且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急速变化着的巨人；不仅包括为人们所公认的繁荣的工业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而且包括像中国台湾、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以及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其他成员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在工业化方面新近取得了巨大成功的国家和地区。广而言之，它还包括美国和加拿大沿太平洋的州和省。这一广大地区的经济发展，由于各种因素的巧妙结合而得到了促进，即一些地区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生产迅速上升，反过来它又导致外贸、航运、金融各业的巨大增长，新技术以及更加廉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长足进步；由于巨大而富有成果的努力，使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和副食品）增产的速度超过了人口的增长。每一项成就都产生良好的相互作用，从而创造出远远超过传统的西方强国的经济增长率，同时近年来也超过了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的经济增长速度。

以生产总值为例，1960年亚太地区各国（美国除外）国内生产总值仅占世界生产总值的7.8%；到1982年其所占比例翻了一番以上，达16.4%；此后，这个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以更大的幅度超出欧洲、美国和苏联。到2000年，这个比例很可能突破20%，相当于欧洲或美国的产值。即使其增长率低于过去25年已经取得的速度，也会达到这个比例。在这同一时期里，环太平洋的这种势头在美国本身的经济对比中也得到了体现。1960年，美国同亚太地区的贸易额仅占它同欧洲（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贸易额的48%，但到了1983年，上升到美欧贸易的122%。与这一变化并行不悖的是，美国人口的分布和收入的分配也向泛太平洋地区转移。尽管有个别国家的发展速度减缓，或一些问题影响某一工业的发展，但总的趋势在继续发展，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有一位经济学家满怀信心地预言，目前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总数43%的整个太平洋地区，到2000年其所占比例将高达50%，他还得出结论：“亚太地区已成为世界经济力量的主要中心之一，世界经济的重心正向该地区迅速转移。”这丝毫也不奇怪。当然，这种说法自19世纪以来就多次听到过。但是，只有自1960年以来该地区的商业和生产取得了大规模发展之后，这种预测才成了现实。

同样，设想今后几十年将会出现一个不那么引人注目但却更加广泛的趋向，也是合乎情理的。这一趋向是：由于昂贵的新武器系统和国际上的抗争，军备竞赛的耗费呈螺旋式上升。人们评论说：“历史上少有的经久不变的事情之一，是军费的投入总是上升的。”如果这一论断对于军事技术发展缓慢的18世纪的战争与军备竞赛（即便有短期的起伏）是正确的，那么，它对于每一代新的飞机、战舰、坦克都昂贵空前，甚至薪金也受通货膨胀的影响的20世纪来说，就更是千真万确的了。爱德华七世^[1]时代的政治家们现在惊讶地发现，1914年以前的一艘价值250万英镑的战列舰，如今要用一艘价值1.2亿英镑以上的护卫舰来替换。20世纪30年代后期曾乐意为生产数以千计的B-17型轰炸机拨款的美国国会议员们，在今天当五角大楼估计生产100架新型的B-l轰炸机就要耗资2000亿美元时，也显得缩手缩脚了。在所有军事领域，费用都在攀升：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相比，目前轰炸机的价格是过去的200倍，战斗机是100倍，航空母舰是20倍，主战坦克是“二战”时的15倍。“二战”时期一般G级潜艇的造价，每吨仅5500美元，而今三叉戟潜艇则每吨需160万美元。

综合考察一下这些问题就会发现，今天的军火工业正日益脱离商业和自由贸易市场的生产轨道。军火工业通常集中在少数与本国国防部门有特殊关系的大公司（无论美国、英国、法国都是如此，在苏联的计划经济中更是如此）。国家在市场管理中经常通过转让专有合同和对产品提供超成本保障等方式，给军火工业以保护，因为这种产品只有国家（和友好国家）是买主。这些公司，即使是像IBM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这样的大公司，仅仅为了在瞬息多变的国内外市场中争得一席之地，都必须在残酷无情的竞争中奋斗。在这样的市场里，质量要求、消费者的胃口和价格都捉摸不定。为了满足军人获得当前最先进的武器、使军队能在所有可能的（有时也许是十分难以令人置信的）战场上作战的愿望，国家要生产愈加昂贵的复杂的但数量更少的产品。在对家庭用品或办公室电脑产品的最初原型进行大量投资后，因为要进行市场竞争和争取大批量生产，各公司都把产品的平均成本费用压低。与此同时，19世纪后期以来，新科技的迅猛发展不可避免地促进了军火制造商与政府的联系。这种与“自由市场”准则背道而驰的联系，目前已发展到令人吃惊的地步。玩世不恭的人们预言，到2020年，一架飞机就可以一口吞掉整个五角大楼的预算。美国关于“军事改革”的各种建议也许能阻止这种情况的出现。但即使采纳这些建议，更少的武器需要更多的费用这一趋势是不可能逆转的。

当然，这主要是由于武器装备不可避免地日趋复杂。比如，一架现代战斗机的部件可多达10万件。同时，也因为地上、海面、海底、空中和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在继续进行。如果说最大的竞赛是在北约组织与华约组织国家之间（这两个集团，由于有两个超级大国，其军备投资占世界总数的80%，拥有世界60%～70%的飞机和舰艇）进行的话，那么，在中东、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从伊朗到朝鲜的亚洲地区，也存在着虽然规模较小但却值得注意的军备竞赛，至于战争就更不用说了。其结果是，第三世界军事费用急剧膨胀，即便最穷的国家也是如此，而且，军火交易大幅增加，并转向这些国家。1984年，世界武器交易额高达350亿美元，超过同年世界粮食贸易额（330亿美元）。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其后的1985年，世界军费开支总额达9400亿美元，大大超过全球比较贫穷的一半人口的总收入。更有甚者，武器装备费的增长，比全球经济和大部分国家的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还快。在这方面，占据首位的是美国和苏联。美苏两国每年各自的国防费用都大大超过2500亿美元，在最近的将来，很可能突破3000亿美元。大多数国家花在武装部队上的费用在政府预算和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还在上升，只有在经济困难和缺少硬通货等情况下，而不是出于真正的裁减军备费用的承诺（只有少数例外，如日本、卢森堡等），这种趋向才会中止。正如“世界动向研究所”所说的，“世界经济军事化”正以比30年前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着。

一个是不均衡的发展方式伴随着全球生产力对比倾向太平洋地区，一个是武器和军事费用螺旋式上升，这两个趋势当然是独立发展的。但与此同时，非常明显的是，二者很可能越来越互相影响，并且事实上现在就已在互相影响了。二者都由技术和工业变革的动力所推动（即便是单个的军备竞赛项目也都有其政治和思想动机）。二者都严重冲击着国民经济：一是促进财富和生产的不同速度增长，并促使某些社会比另一些社会更加繁荣；二是消耗国家的资源——不单纯从投资和原材料方面来衡量，而且（这也许是更重要的方面）要看与国防有关的生产部门同商业和以出口为导向的生产部门相比，占有多少科学家、工程师、研究与开发人员。虽说防务开支能产生某些经济副产品，但过多的军备支出将妨害经济发展。要反对这一观点看来是越来越困难了。军费负担沉重的当代社会所经历的困难，只不过是重蹈菲利普二世的西班牙、尼古拉二世的俄国和希特勒德国的覆辙。庞大的军事建设，就像一块巨大的纪念碑，对于敏感的观察家来说，它看起来很具诱惑力，但如果它不是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一个生机盎然的国民经济），将来就有倒塌的危险。

因此，从广义上说，这两个趋势都具有重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意义。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滞缓，可能引起民众情绪低沉和不满，并激化公众对政府财政分配的议论；另一方面，技术和工业的高速发展也将产生影响，对迄今仍未实现工业化的社会尤其如此。大规模的军备开支，其本身对国民经济中的某些工业是有利的，但它也会导致社会其他集团的资源发生转移，从而削弱国民经济应对其他国家商业挑战的能力。除非大敌压境，否则一个国家实行高额国防开支几乎总是要激起关于“大炮与黄油”的争吵。对我们来说，更有意义的是，这将引起关于经济实力与军事力量的适当关系问题的争论，尽管这种争论不那么具有广泛的群众性。

因此，今天一个国家会在下述关系上出现紧张问题，这在历史上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这些关系是：国家既要在尽可能宽松的军事-政治世界中存在，又要在自由放任的经济世界中存在。一方面国家要寻求其战略安全，表现为向最新式的武器系统投入资金，向武装部队投入大量的国家资源；另一方面，国家要获得经济安全，表现为促进社会的兴旺，而这取决于经济的发展（来自生产和创造财富的方式的革新），取决于生产的增长和国内外旺盛的需求——过大的军费开支对所有这些都会造成损害。正因为过于沉重的军费负担会减缓经济的增长速度，导致国家在世界工业产品出口总额中的比例以及在世界财富和力量中所占的分量下降，所以，整个问题是一个如何权衡供养庞大的武装部队以获取近期安全，与发展生产、增加收入，以取得长远安全的问题。

这种存在于相互矛盾的目的之间的紧张关系，到20世纪后期可能会特别尖锐，因为在公众面前有各种“模式”可供仿效。一方面，有极其成功的“贸易型”国家和地区——主要在亚洲，诸如日本和中国香港，也包括瑞士、瑞典和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和地区，得益于世界生产大发展和1945年以来相互依存的贸易，以及它们所强调的同其他国家实现和平贸易关系的对外政策。因此，它们在不危及国家主权的情况下，千方百计把防务费用保持在尽可能低的水平上，从而解放了国内高消费和投资所需要的资源。另一方面，有各种类型的“军事化”经济——战争旷日持久的越南、伊拉克和伊朗，以色列和它满怀猜疑与嫉妒的中东邻国，以及苏联本身——所有这些国家每年都拨出超过（某些情况下则大大超过）其国民生产总值10%的财力用于防务，它们坚信这样高的防务开支对于保证其军事安全是必要的。显然，这些国家因把用于生产与和平目的的资源转做他用而吃了苦头。介于商业型和尚武型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国家，绝大多数是这样的：它们既不相信世界太平到了可以把军费降到日本那样的低水平，也对大规模的军备给经济和社会造成的高额消耗感到不安，而且意识到，在短期的军事安全与长期的经济安全之间是可以作某种变通的。对于那些在海外承担广泛军事义务的国家来说——这同日本再次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个问题更需作综合考虑。而且，许多大国的领导者强烈意识到，他们必须把武器费用的螺旋式上升同生产投资和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特别是整个人口中不同年龄的人群的需求）加以平衡，这又使得对财政开支轻重缓急的确定比以往更加困难。

因此，当世界迈向21世纪的时候，世界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强国所追求的伟业具有三重性，即同时要实现三项目的：为国家利益提供军事安全（或者可供选择的可行的安全），满足老百姓的社会经济需求，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其中最后一项，无论对于提供当前所需的大炮和黄油这个积极的目的，还是对于防止相对的经济下降以免损害人民未来的军事与经济安全这个消极目的，都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技术和商业发展速度不平衡，国际政治出现难以预料的动荡，要在一个长时期内实现上述三点将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而只实现头两项或两项中的一项，而没有第三项，必然导致在更长的时期里出现相对黯淡无光的前景，而这一直是那些未能适应世界力量变动、发展缓慢的社会的命运。正如一位经济学家严肃指出的：“真难以想象，一个国家如果在一个世纪之内生产力的增长以1%的速度落后于其他国家，其地位就会改变，如同英国从无可争辩的世界工业国领袖地位降到了今天的中等经济国家的地位一样。”

世界主要国家将如何实现这个任务，是本章其余各节要探讨的焦点。无须强调，防务费用与军事安全、社会与消费的需要，以及为发展经济而进行投资，这三者都要争夺资源，要解决这个紧张关系，没有绝对的万全之策。也许最好的办法是使这三者保持大体的协调。但如何达到这种协调，总要受到国家的各种条件（而不是均衡论的定义）的巨大影响。一个处于敌对邻国包围的国家与一个相对没有感受到威胁的国家相比，它就会认为在军事安全方面最好多花点钱；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支付大炮和黄油的费用都会感到容易些；一个将发展生产以赶上其他国家作为主导思想的社会，同一个濒临战争边缘的社会相比，对各项事务的轻重缓急会有不同的财政支出安排。由于地理、政治和文化等原因，一个国家的“方略”永远不会跟另一个国家完全相同。尽管如此，一个基本的论点仍是存在的：如果在防务、消费和投资这三个相互竞争的需求中没有大致的平衡，一个大国就不可能长久地保持它的地位。

平衡发展的中国

在实现武器装备现代化、满足人民的社会需求和将现有的资源用于非军事生产等方面，任何国家都没有中国那样急迫。中国既是大国中最穷的，同时可能也是战略地位最差的。纵然中国遭受着某种长期的困难，但看来它正在推行一种大战略。这个大战略在连续性和向前看方面，比莫斯科、华盛顿或东京的战略都强，更不用说西欧的了。物质上的困难严重地束缚着中国，但是经济的发展正使这种情况不断改善。如果经济发展能持续下去，那么这个国家将在几十年之内发生巨变。

中国的弱点是众所周知的，这里不必赘述。在外交和战略上，中国认为自己处于被孤立、被包围的环境之中（有一些正当理由）。如果说这部分是由于毛泽东对邻国的政策，那么它也是过去几十年其他大国在亚洲的竞争和野心所造成的。日本早年对中国的侵略并没有从中国人的记忆中消失，使中国领导人对日本近年来的爆炸性发展更持审慎态度。尽管20世纪70年代中国与美国的关系解冻了，但由于美国政府，尤其是过分热心于建立反苏联盟的共和党政府，对中国台湾表现出的恋恋不舍之情以及对中国所喜欢的第三世界国家和革命运动的过多干预，使中国对美国仍抱有一定的疑虑。中国台湾以及一些近海岛屿的前途仍然是棘手的问题，只是半掩盖着。中国与印度的关系仍然是冷淡的，并且由于它们各自与巴基斯坦以及苏联的关系而变得复杂起来。尽管近来莫斯科多次“求爱”，但中国觉得应把苏联看作它的主要外部危险，这不仅仅因为许多苏联的步兵师和大量飞机部署在中苏边界，而且还由于苏联入侵了阿富汗，而更使中国担忧的是，南边邻国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大搞军事扩张。因此，中国人在某种程度上就像20世纪初的德国人一样，他们在努力加强自己在世界大国体系中的地位的同时，还深深感到自己处在包围之中。

不仅如此，这个国家同它的主要对手相比，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经济上都不是很强的，但它不得不去处理许多棘手的、多边的外交问题。尽管从数量上讲中国军队规模不小，但能打现代化战争的武器装备仍然少得可怜。它的大部分坦克、火炮、飞机和舰艇，都是多年以前苏联的仿制品或西方产品，当然不可与苏联或西方新近生产的先进得多的武器相匹敌。由于缺少硬通货和不愿意变得过分依赖其他国家，其外国武器的采购量一直保持在最低限度。也许更使中国领导人忧虑的是作战效能低下的问题。这是由于国家对军队专业化轻视和倚重农村民兵所造成的。在经济上，中国显得更为落后。即使按西方的概念和经济计算方法对官方公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进行修改之后，其数字也很难超过500美元，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大大超过13000美元，苏联也已达到相当可观的5000美元以上。由于到2000年中国的人口可能从10亿增加到12亿或13亿，个人收入大幅度增加的可能性不大。就是到了21世纪，同现在公认的大国居民相对而言，普通中国人还是穷的。此外，无须赘言，要管理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要调和各种集群（党、军队、官僚、农民）的矛盾，要取得发展而又不发生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动乱，将会是困难重重的，即使对最灵活最明智的领导者而言，都将是一个考验。过去一个世纪的中国国内历史，未能向人们提供令人鼓舞的长期发展战略的先例。

然而，中国在过去6～8年的改革和自我完善是举世瞩目的。它预示着总有一天，人们会像历史学家评价柯尔贝尔^[2]的法国、腓特烈大帝^[3]执政的早期普鲁士或明治维新后几十年复兴时期的日本那样，把邓小平领导下这一时期的中国看作是一个正使用各种有效手段努力增强本国国力（所有意义上的国力）的国家，它正在平衡人们的欲望，激励进取心、开创精神和变革勇气，以国家干预主义的决心去指点江山，以便尽快地顺利实现国家目标。实行这样的战略，需要有洞察政府政策各个不同方面的相互关系的能力，需要进行复杂的协调工作，并要对下列几个方面做出周密的判断：顺利实行变革的速度，依据近期与长远需要分配资源，协调国内和国外需求，意识形态和实践之间相互适应——这是最后一个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中国有一个“改进了”的马克思主义体系。虽然已经遇到了不少困难，而且将来还会出现新的困难，但是到目前为止，成就是显而易见的。

例如，众所周知，中国军队在60年代的社会动荡之后实行了一系列改革。中国人民解放军（包括海军和空军）有计划地将其员额从420万裁减到300万，实际上是增强了实力，因为裁减的员额中，许多人都是支援部队，用于修建铁路和民用工程。保留下来的可能是各方面素质比较好的武装部队，换发新的军服和恢复军衔制，是它的外部象征。这支部队还由于采取下列措施而得到增强：用义务兵代替大量的志愿兵，使国家能得到高质量的人员；改组大军区和精简机构；改进军事院校的教育。随之到来的将是大规模的武器装备现代化。中国的武器装备虽然数量很多，但相当一部分是过时的。它的海军已经（正在）装备包括从驱逐舰、护卫舰到快艇的一系列舰艇，甚至还有气垫船。这支海军还建立了一支很大的常规潜艇部队（1985年有107艘潜艇），这是世界上第三大的潜艇部队。中国军队的坦克现在装备了激光测距仪，飞机正改装为配有现代化雷达的全天候型。所有这些，都是为了适应现代战争条件下的大规模机动作战（1981年曾进行过一次有6或7个军参加的、有飞机支援的演习——但在1979年同越南的冲突中飞机没有出现），和重新考虑在中苏边界实行“前沿防御”的战略，以利于在漫长的暴露的边界之后实施反突击。海军也进行了规模比以往大得多的演习：为配合中国最新的一次洲际弹道导弹试验，1980年由18艘舰艇组成的特混编队远航8000海里到南太平洋执行任务。（人们惊叹，这不是15世纪初郑和远航以后中国海上力量第一次有意义的远航吗？）

中国作为一个崭露头角的军事大国，给人印象更为深刻的是它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发展的核技术。中国的第一次核试验是在毛泽东时代，但毛泽东本人在赞扬“人民战争”的作用时曾经公开藐视核武器。而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领导层则坚决要使中国尽快跻身于现代化的军事国家之林。早在1980年，中国就试验了射程7000海里的洲际弹道导弹（这一射程不但可以覆盖苏联全境，而且可以攻击到美国的一部分地区）。一年之后，中国的一枚火箭发射了3颗卫星，这表明中国掌握了多弹头火箭技术。中国的大部分核武器是陆基的，而且是中程而非远程的，但是新的洲际弹道导弹正在加入这一行列。也许意义最为重大的是一支携带导弹的潜艇部队（从核威慑的意义上讲）。自1982年以来，中国一直在试验潜射弹道导弹，并不断提高其射程和命中精度。也有报道说中国正在试验战术核武器。所有这些都得益于中国大规模的原子研究和拒绝接受国际核禁试条约、对原子武器开发实行“冻结”的立场，因为这种约束只对现有的核大国有利。

虽然中国在军事技术方面取得了这些成就，但也不难指出它仍然存在着的弱点。从研制出一种原型武器到大量生产、试验和测试，最后装备部队，这中间的时间拖得太长。在一个资金和资源都不富裕的国家，情况更是如此。一些严重的问题，包括在试验潜射导弹时可能发生的爆炸，撤销或推迟武器研制计划，缺乏合金冶炼以及先进的喷气发动机、雷达、导航和通信设备制造等方面的专门技术等，继续妨碍着中国在军事上真正取得同美苏并驾齐驱的地位。它的海军，虽然进行过太平洋演习，但还远不是一支远洋海军，它的导弹潜艇部队在今后很长的时期内仍将落后于“两强”。它们正把大量资金投入发展比现有潜艇下潜更深、航行得更快的巨型潜艇（“俄亥俄”级和“阿尔法”级）。最后是财政问题。中国向人们预示：只要中国的国防费用只相当于或大约相当于超级大国国防开支的1/8，它就不可能完全达到势均力敌，因此也就不可能得到各种武器或做好对付各种可能的威胁的准备。

然而，就是目前的军事能力，也使中国具有比几年前大得多的影响。训练、编制和装备的改善，使中国在对付地区性对手（如越南、中国台湾以及印度）方面处于比过去20年好得多的地位。就是同苏联相比，军事优势也不再是那么不合比例地偏到苏联一方。在将来，如果亚洲的冲突导致中苏战争，莫斯科的领导者们将发现，他们在政治上很难做出对中国实施沉重核打击的决定，这不仅仅因为世界人民的反对以及美国的反应无法预测，还因为如果它真的“使用核武器”，它的军队确保彻底摧毁中国日益强大的陆基尤其是海基导弹、使中国丧失报复能力的前景也越来越暗淡。在另一种情况下，如果只是打常规战争，苏联同样处于极其窘迫的境地。从苏联把约50个师（包括六七个坦克师）的部队部署于乌拉尔以东的两个军区这一事实可以看出，莫斯科对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是认真对待的。尽管可以设想，苏联的这些部队能够对付人民解放军相应部署在边境地区的70个或更多的师，但是它们的军事优势还远远不足以保证进攻的胜利，尤其在中国人采取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打法来削弱苏军的快速打击效果时更是如此。许多观察家认为，中亚存在“大致相等”的态势或者“力量均势”，如果情形真是这样，那么它在战略上产生的影响会大大超越邻近的蒙古地区。

但是，中国更长远的作战能力中最有意义的方面不在这里，而在于它引人注目地飞速发展的经济。这样的发展速度已有多年了，看来将来还会保持下去。就像前面一章所说的，在共产党建立牢固的政权之前，中国已是一个重要的制造业国家；但这一点被广袤的国土、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以及战争和内战的破坏掩盖起来了。马克思主义政权的建立和国内和平的到来，以及国家积极采取促进工农业发展的措施（尽管在毛泽东时代有时采取的措施是奇怪的和违反生产力的），使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一位观察家在1983～1984年写道：“自1952年以来，中国工业和农业的年增长率分别为10%和3%左右，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6%。”虽然那些数字不能与新加坡或中国台湾这类出口导向的亚洲“贸易地区”的成绩相比拟，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来说，这个增长速度是令人难忘的，而且会使它很快转变为一个相当规模的经济大国。据估计，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工业经济的规模已相当于（如果不是超过的话）苏联和日本1961年的规模。此外，值得再提一下的是，上述平均增长率的计算包括了下列时期的数字：1958～1959年的所谓“大跃进”时期；与苏联关系破裂，苏联撤回资金、科技人员和工程图纸的60年代初期；以及不但工业生产计划受冲击，而且几乎一代人的教育和科研体制遭破坏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如果不发生那些事态，中国经济的综合增长速度会快得多——这可以从下面的事实得到证明：在邓小平领导下进行改革的过去5年中，农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8%，工业为惊人的12%。

在很大程度上，农业部门仍然既是中国的机遇所在，也是它的薄弱环节。东亚的水稻种植方法使每公顷的产量很高，但劳动强度也很高，很难转变为实行美国平原地区的那种大规模机械化农业生产。然而，由于农业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的衰退（或仅是发展缓慢），就会像人们从苏联清楚看到的那样，阻碍整个经济的发展。这种挑战和人口这颗定时炸弹结合到一起了。中国已在设法依靠它那只有2.5亿英亩的可耕地来养活10亿人口（而美国则是4亿英亩农田，2.3亿人口）。到2000年，中国人口将再增加2亿，它能不增加对进口粮食的依赖而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吗（进口粮食有一个收支平衡问题和战略消耗问题）？对于这个关键性的问题，要做出明确的回答是很难的，其中部分原因是专家们的看法不同。在过去30年中，中国的食品出口逐步下降，到1980年成了一个地道的纯进口国。而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仿效印度的做法，投入大量的科技力量去搞“绿色革命”，加之邓小平提倡进行发展市场经济的改革和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不把提价造成的负担转嫁给城市），已使过去5年的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1979～1983年，就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出现经济衰退之时，8亿中国农民的收入却增加了70%，他们的热量日摄入量和巴西人或马来西亚人几乎一样。“1985年，中国人生产的粮食比10年前增加了1亿多吨，创造了历史最高产量。”随着人口的增长和肉类消费的增加，粮食生产也要不断提高以满足需要（谷物需求量更大）。保持农业消费品急剧增长的压力将变得越来越大，而可耕地面积仍然有限，靠使用化肥来提高的产量肯定会逐渐下降。然而，事实表明，中国正在设法继续精心地做好这方面的协调工作，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中国为实现工业化而奋斗的前景更具重要性，但在国内，这也是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它不但受阻于消费者购买力低，也受阻于多少年来采用的苏联-东欧模式这样僵化的计划经济。过去几年采取的市场化措施——让国营企业依据质量、价格和市场需求等商业行情组织生产，鼓励建立私营和小型企业，允许扩大对外贸易等，已使工业产品的产量大大提高，但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问题。成千上万个个体商贩的出现，使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者遇到了许多难题。物价上涨（可能是经常受到谴责的投机商造成的，也可能是按照市场价格进行必要的调整造成的），使城市工人很不满意，因为他们的收入既不如农民也不如企业家增长得快。另外，外贸的急剧发展，也导致进口过多，造成贸易逆差。1986年的决策层曾表示，事态的发展有些“失控”，有必要“整顿”一下，包括落实曾经宣布过的降低由于头脑过热而制定的增长指标。这些话表明，内部和思想上还存在问题。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降低了的增长率，在这之后几年中，还是非常可观的7.5%（1981年后曾是10%）。这本身就将使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翻一番（如果是10%，只要7年就可以做到）。由于以下一些原因，经济学家们认为，这个目标是可以达到的。首先，自1970年以来，中国的积累和投资一直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30%。而这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它使消费资金减少了，这虽然从物价稳定、收入平均得到补偿，但给企业家设置了障碍。它也意味着，还有大量资金可用于生产投资。其次，在降低成本方面还大有潜力可挖。在能源消耗方面，中国是浪费惊人的国家之一，这导致它相当丰富的石油储量下降。但1978年之后实行的能源制度改革，极大地降低了其工业主要“投入”的成本，从而省下资金，用于其他项目或消费方面的投资。最后，当时中国才刚刚开始消除“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在长达1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曾经被关闭（或被迫完全违背生产力发展规律行事）。可以预料，在这之后，需要时间来赶上世界科技的进步。几年前帕金斯在其《国际影响》一书中这样写道：

只有知道这个背景，人们才能认识到70年代后期数以千计的科技人员到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待上一两年或者更长时间的重要性……最早到1985年——当然到1990年就更是如此——中国就将有一支数千人的熟悉本行尖端技术的科技干部队伍。成千上万名在国内外受过培训的科技人员将被分配到各科研机构或企业。这些机构和企业将具体落实旨在把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至少是战略领域的技术水平，提高到国际最高水平的计划。

同样，也只有在1978年之后鼓励（当然是有选择地）发展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的时期，中国的经理和企业家们才有适当的机会从西方政府和公司热情提供的仪器、专利和生产设备中选取最合适的东西。而西方政府和公司夸大了他们的产品在中国的市场。或者更确切地说，由于中国政府要控制对外贸易的数额和项目，对进口可能要作精心选择，使之起到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

最后一个措施，也许是中国为迅速发展经济而采取的最引人注目的措施，即严格控制国防开支，使军队不能消耗可用于其他方面的资源。按照邓小平的观点，国防必须排在中国大力宣传的“四个现代化”的第四位，即排在农业、工业和科技之后。虽然要得到中国国防开支的准确数字是很困难的（这主要是由于计算方法的不同），但看来，这种费用已从15年前（1971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7.4%，骤降到1985年的7.5%。这可能会在军队中引起抱怨，并使国内关于经济发展先后顺序和经济政策的争论更加激烈。如果北方或南方发生严重的边界冲突，可能不得不改变这种方针。然而，把国防开支放在次要的地位，是中国全力发展经济的决心的最有说服力的例证。它与苏联拼命追求“军事安全”的思想以及里根政府把大量资金投入武装部队建设的许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正如许多专家指出的，依据中国目前的国民生产总值（包括国家积蓄和投资），中国在国防上的花费比目前的大约300亿美元更多一些是没有问题的。但中国没有这样做。这反映了中国这样的信念：只有在目前的产量和财富翻了好几番之后，长期的安全才有保障。

总而言之，只有爆发中苏战争或发生像“文化大革命”那样长期的政治动乱，才可能阻止中国沿着自己的道路发展。中国在管理、能源和农业方面的问题是严重的，但这些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都曾遇到过和解决过的问题。如果说，这显然是一种乐观的说法，那么它和《经济学人》杂志所做的估计相比，就算不上什么了。据《经济学人》杂志估算，如果中国经济保持被称为“可以做得到的”8%的年增长率，那么不用到2000年，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就可以大大超过英国和意大利，到2020年可以超过欧洲任何一个大国（参见图2）。

图2 中国、印度和某些西欧国家1980～202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预测

①假定1980～1985年间的年增长率为7%，此后为8%。②假定1980～1985年间的年增长率为5.5%，此后为7%。其他国家的年增长率，假定保持1970～1982年间的水平。资料来源：《经济学人》/国际货币资金组织

由于这类预测包括许多可变因素，因此设想据此做出的预测将十分准确，那将是极其错误的。但总的发展趋势是，在一段比较短的时间内，如不发生大的灾难，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很大的数字。虽然那时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然很少，但它肯定要比现在富有得多。

未来的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有三点值得一提。第一点，也是对于我们来讲最不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会增加它的对外贸易。但在这方面，中国不会成为第二个联邦德国或日本。像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它的国内市场广大，人口众多，原材料丰富，它不会变得像国土较小的海上“贸易国家”那样依赖于海外商业。它那劳动密集型农业部门的规模，以及政府的不愿变得过于依赖粮食进口的决心，也将阻碍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但中国很可能成为重要的低成本产品（例如纺织品）生产国，这将使中国有能力支付引进西方甚至是苏联技术的费用。但中国的决心很清楚，它要使中国不依赖于外国资本、外国工业品和外国市场，也不依赖于某一国家尤是某一供应国。引进外国技术、设备和生产方法，都必须服从中国收支平衡这一大局的要求。这与中国成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并不矛盾，并且它还可能成为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和亚洲发展银行的成员。但这并不表明中国要加入“自由世界”，而这恰恰是中国的精明所在：这样它就可以更容易地进入外国市场，通过国际组织而不是通过某一大国或私人银行的双边“交易”，取得长期贷款。换句话说，这样的做法维护了中国的尊严和独立。第二点与第一点不同但有关联，那就是中国更愿意与它的邻国——哪怕是它怀有疑虑的邻国保持和平关系。如上所述，和平是邓小平的经济战略的核心；战争，哪怕是局部战争，也会导致把资源转移到满足军队需要方面，从而打乱中国“四个现代化”的先后顺序。情况也可能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中国对中苏关系感到更放心了，因为它的军队状况有了改善，造成了中亚地区的大致均势。由于有军事力量作保障，或者说由于有了像样的防御能力，中国可以更加集中精力去发展经济了。

虽然中国有和平的诚意，但它也强调决心维护自己的完全独立，不赞成两个超级大国对外国的干涉。即便是对日本，中国也一直怀有戒心，限制对日进出口贸易的比例，并警告日本不要太多地参与开发西伯利亚。对美国和苏联，中国的态度更为谨慎，并且是批判性的。苏联关于改善两国关系的所有建议，甚至是1986年初苏联提出的苏联工程技术人员重返中国的建议，都不能动摇中国的基本立场：如果苏联在消除三大障碍——苏联入侵阿富汗、苏联支持越南和长期以来的中亚边境安全问题——方面不做出让步（尽管不是彻底的），中苏关系就不可能改善。另一方面，美国对拉丁美洲和中东的政策遭到中国的反复抨击（就像苏联在热带地区的冒险遭到抨击一样）。尽管它今天的抨击比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的怒斥温和一些，但在经济上是“发展中国家”之一及其对白色人种控制全球的固有戒心，使中国成为超级大国的干涉行为的天然批评者。尽管中国早就对苏联在亚洲的意图抱敌对态度，中国对同美国真诚地讨论如何及何时打“中国牌”仍持怀疑态度。在中国看来，可能有必要倾向苏联，或（因为中苏不和，更经常的是）倾向美国，这正通过共同监视苏联的核试验、交换有关阿富汗和越南的情报等措施表现出来；但最好是与美苏保持等距离，使它们都向中国“求爱”。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在当前（和将来）的国际体系中作为真正独立的角色的重要性，由于它在处理与其他大国的关系时所表现出的“风格”（由于没有更好的词，姑且用“风格”吧）而大大增强了。对于这一点，乔纳森·波拉克描述得再好不过了，因此，有必要把他的话大段地摘录于下：

只用武器、经济实力以及潜在力量等方面的数据，不可能说明中国对世界力量对比所产生的影响。如果只对它的战略地位做出不过分的估计，对它的经济活动作了充分的综合考虑，也还不能说明为什么中国在华盛顿和莫斯科所制定的战略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且不能说明为什么世界其他国家对它那么密切注视。问题的答案在于，尽管中国把自己塑造成受威胁、受委屈的样子，但它却机敏地利用了它可以利用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对于超级大国，中国的战略是在不同时期使用包含有对峙和武装冲突、部分和解、非正式的结盟或者建立脱离、接触等手段，而有时又夹杂着刺耳的、愤怒的言辞。结果，中国变成了对所有国家来说是一个什么都是的国家，而许多国家对中国的确切情况没有把握，因而热切希望了解它的长远意图和方向。

可以肯定地说，这种不明确的战略有时招致很大的政治和军事风险。然而，这样的战略也给中国作为一个成长中的主要大国的地位增添了可信性。中国经常蔑视两个超级大国的要求和爱好，而在另外一些时候，它的行为又出乎他人的意料。尽管它的弱点显而易见，但它从未对莫斯科或华盛顿表现出妥协或屈从……由于所有这一切，中国在国际上享有独特的地位。它不但是战后许多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冲突的参加者，而且是一个不为随便形成的政治或意识形态组织所动的国家……其实，凭中国的分量，它在一定意义上应被看作是候补超级大国——并非仿效苏联或美国的那种超级大国，而是反映中国在全球政治中的独特地位的那种超级大国。从长远来看，中国代表着一种政治和战略势力，它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既不能把它看作是莫斯科或者华盛顿的附属物，也不能把它简单地看作是一种中间力量。

最后一点，需要再强调一下，虽然中国目前对军费实施严格的限制，但它并不是要使自己在将来成为一个战略上无足轻重的国家。相反，中国越是按照柯尔贝尔的国家干预主义的方式促使经济迅速发展，它的发展就越有强权政治的含义。当你回顾一下中国是怎样重视加强它的科技基础建设，以及它在其科技基础还是如此薄弱之时就在火箭和核武器技术方面取得了那样惊人的成就时，你就会更加清楚地看出这种含义。这种以牺牲对武器研制的直接投资为代价去加强国家的经济基础结构，将很难使中国的将军们满意（他们像任何地方的军人一样，都更喜欢得到近期的而不是长远的安全手段）。《经济学人》杂志对此有很好的评论：

对于（中国的）军人来说，他们以极大的忍耐来度过经济改革的全过程，是会得到报偿的。这就是，如果邓小平先生的经济总体发展计划能够顺利完成，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能够按计划于1980到2000年间增长4倍（这是公认的宏大假设），那么在10到15年的时间内，民用经济将能够积蓄足够的力量，全力推动军事部门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到那时，中国的邻国和大国就真的要好好考虑中国的军队了。

这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

进退维谷的日本

中国对待中亚地区可能发生的情况表现出如此成竹在胸，单是这一事实现在就增加了对日本（自身宣布的）“全方位和平外交”——或可能更多地被人们戏称为“跟所有人打交道”——的压力。对日本的困境，也许最好可以作如下概括：

由于1945年以来在国家发展中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个国家在全球经济和强权政治格局中享有一种独特的、非常有利的地位。但是，日本感到这种地位也是一种极其微妙的、极其脆弱的地位，一旦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就会受到严重破坏。因此，从东京的观点来看，可能发生的最好情况，首先是造成“日本奇迹”的那些因素继续存在。但是，正是因为当今的世界是一个“不满意”的国家同“满意”的国家展开激烈竞争的混乱世界，正是因为技术和商业的变革势头如此迅猛有力，可能使这些有利因素逐步消失，甚或完全消失。鉴于日本已认识到自己地位的微妙性和脆弱性，它发现自己很难坦然地抗拒变革的压力；相反，它必须采取外交妥协手段来减缓或疏导这一压力。因而，当日本发现自己处于国家间政治交火的中间地带时，它就经常鼓吹和平解决国际问题，以消除自己的担心和窘迫局面；在它越来越富裕的时候，就公开主张与每个国家建立睦邻关系。

关于日本获得表面上的经济成就的原因，本书已在前面做过讨论。40多年来，日本国土一直受到美国核力量与常规部队的保护，其海上交通线受到美国海军的保护。这就使日本得以从军国主义式的扩充军备中腾出国家力量，从高水平的防务开支中腾出财力来不断地大力发展经济，尤其是不断扩大出口市场。这一成就的取得如果没有本国人民精诚的创业思想、质量控制和勤奋工作，当然是做不到的，但某些特殊因素显然也起着促进作用。这些因素是：为了扩大出口力量，几十年来一直人为地把日元币值保持在低水平；对购买进口的外国货（当然不包括工业部门需要的重要原料）实行正式的和非正式的限制；现有的自由进行国际贸易的格局，对日本商品的外销几乎不存在什么障碍——尽管自身的负担不断加重，美国仍保持日货进入美国市场的道路“畅通”。因此，在过去1/4世纪里，日本才得以享有使自己发展成为一个全球经济巨人的一切有利条件，而且不负任何政治责任，在领土方面也没有什么不利之处（从历史上看，在出现这一增长之后，必然会产生这些不利之处）。毫不奇怪，日本喜欢事情继续照这样的形势发展下去。

鉴于日本目前获得成功的基础完全表现在经济领域，毫不奇怪，这也是东京最忧虑的领域。一方面（下面将加以讨论），技术和经济增长为日本提供了巨大的好处，使其政治经济处于最佳的地位来迎接21世纪的来临，只有少数人不同意日本处于那种有利地位。另一方面，正是它所取得的成就本身，已在对它的以出口为主的经济扩张产生一种“剪刀效应”反应。“剪刀”的一“股”是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泰国等亚洲其他雄心勃勃的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更不用说处在产品系列较低一端（如纺织品）的中国本身，力图赶超日本。同日本相比，所有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都便宜得多^[4]；它们在日本不再享有决定性优势的那些领域——纺织品、玩具、日用百货、造船，甚至较小程度上的钢铁和汽车——向日本发起猛烈的挑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日本的船舶、小汽车、卡车和钢铁生产已日落西山，而是意味着日本越来越需要使这些产品“高级市场化”（如生产高级钢或更先进的大型汽车），从它先前未遇到挑战的产品生产系列的底端摆脱出来；其通商产业省的更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制订淘汰那些不再有竞争力的产业的计划；在淘汰这些产业时不仅要少受损害，而且要做出安排，向其他有更大竞争力的国际经济部门转移资源和人力。

“剪刀”更令人忧虑的第二“股”，是美国人和欧洲人对日本产品近乎无情地打入其国内市场持越来越强烈的敌视态度。这些国家的人民年复一年地从国内繁荣的市场上购买日本的钢、机床、摩托车、汽车、电视机和其他电器。日本对欧洲经济共同体和美国的贸易出超也在年复一年地扩大。欧洲国家的反应一直更为强烈，包括从限制进口额，到官方采取禁止进口的措施（如法国要求，只有经过设在普瓦捷的工作人员不多的海关允许，日本的电器才能进口）。美国政府由于本身信奉开放性的世界贸易制度，一直在禁止或采取措施限制日货进口（令人半信半疑的“自愿”限制除外）方面犹疑不决。但是，即使那些最强烈主张自由贸易主义的美国人，也对下述局面表示不安：实际上美国是在向日本供应食品和原料，而美国接收的却是日本的工业制品——这实际上是美国一个半世纪以来闻所未闻的一种“殖民地”或“不发达的”贸易地位。而且，美国对日本日益增长的贸易逆差——在1986年3月31日结束的财政年度内，达到620亿美元——以及面对横跨太平洋的竞争锋芒而处于困境的美国工业部门的压力，使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华盛顿采取措施来减少这种不平衡，如鼓励提高日元的兑换值，大量增加美国向日本的出口等。随着西方世界倾向于实行准保护主义政策，美国也倾向于对进口的纺织品或电视机的总量实行限制。这就意味着日本将同亚洲贸易竞争者来瓜分那个已经缩小的市场。

因此，人们对下面这件事不必感到奇怪：日本的某些发言人否认万事大吉，并指出他们目前的市场份额和繁荣所受到的威胁已达到警戒点，即在很多产业中，亚洲新兴工业国已提出了越来越强烈的挑战；西方国家政府对日本的出口实行限制；要求改变日本税收法，把储蓄资金转为消费资金以及保证大量增加进口的压力等状况都已出现；最后则是日元的迅速升值。人们认为，所有这一切可能意味着日本以出口为主导的繁荣的结束、支付盈余的下降和增长速度的减慢（随着日本经济更加“成熟化”和大规模发展潜力的消失，其增长速度早已慢了下来）。在这方面，日本担心的不仅仅是它的正在成熟化的经济；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到2010年，日本“处于工作年龄（即15～64岁）的人口所占比例，将是一流工业国家中最低的”，这种情况将要求日本实行高水平的社会保险开支，因而可能导致国家丧失发展潜力。而且，所有使日本消费者购买外国制造的商品（除享有一定声誉的像奔驰轿车一类的商品以外）的打算，都会引起国内的政治争吵。而政治争吵，反过来可能瓦解日本政治上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曾是以往日本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持续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因素。

可是，尽管随着日本经济进入一个更加成熟的阶段，其增长速度确实在缓慢下降，尽管其他国家也确实不愿让日本继续保持以前曾帮助其出口产生爆炸性扩大的经济优势，仍然有相当多的重要因素表明，将来日本仍可能比其他主要大国发展得更快。首先，作为一个如此不可思议地依赖进口原料的国家（日本99%的石油、92%的铁、100%的铜靠进口），日本从贸易条件发生的变化中获得了巨大的好处。这些变化已使如此多的矿石、燃料和食品的价格降低；1980～1981年后世界石油价格的下降（这一下降使日本每年节省下了数十亿美元的外汇），仅是原料和食品价格下降的最突出的一个例子。而且，虽然日元的迅速升值有可能减少日本的一部分出口（始终取决于需求的伸缩性），但也可能大大减少进口的支出，从而有助于工业部门保持其竞争力，使通货膨胀保持在低水平上。此外，1973年发生的石油危机促使日本人寻求各种节约能源的办法，这也有助于日本工业保持较高的效率。单就近10年来说，日本对石油的依赖程度已减少了25%。另外，那场危机还迫使日本不断寻求开辟新的原料来源，并对这些新原料来源地区进行了大量投资（在某种程度上颇似19世纪英国向海外的投资）。这一切当然不能绝对地肯定让日本获得源源不断的低价原料的供应，但其预兆却是吉利的。

更加重要的一点是，日本工业正在不断地向21世纪初期最有希望（而且，归根结底也是最有利可图）的经济部门，即高技术部门迅猛发展。换言之，随着日本逐步从纺织品、造船和原钢生产脱身而出，把它们让给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去生产，它明显地打算使自己成为（如果现在还不是，将来也是）生产先进的科学技术产品的领导力量，从而获得高得多的附加值。它在电子计算机方面的成就早已作为一种传奇广为人知。日本公司由于首先从美国大量输入技术，后来已能够充分发挥本国的优势（受到保护的国内市场、通商产业省的支援、较好的质量控制、日元对美元比价的有利地位），并且能够（也是最可能的）用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日货，把大多数美国公司赶出半导体生产领域，不管是在16K、64K随机存取存储器方面，还是在后来的256K随机存取存储器的生产方面，都是如此。

更使美国电子计算机工业忧虑的是，有迹象表明，日本决心打入两个新的（更加有利可图的）领域。第一个领域是先进的电子计算机本身，尤其是极其精密和贵重的“第五代”超大规模电子计算机的生产。这类电子计算机的工作速度比现有的最大的电子计算机快几百倍，有可能使这类电子计算机的用户在各类工作——从破译密码到设计飞机——中获益匪浅。对于日本向这一领域渗入的速度，和日本通商产业省以及日立和富士通等大公司对这一领域研究工作的投资规模，美国的专家们早已感到十分吃惊。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电子计算机软件方面，而在这一方面，80年代初期以前美国公司（以及欧洲国家的一些公司）从未遇到过挑战。肯定地说，同制造半导体相比，成功地生产超大规模电子计算机和软件要困难得多，对日本的设计师将是一个极大的考验；与此同时，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公司（后者的公司得到政府的有力支持）正在准备应付商业方面的挑战，而美国国防部则将给予巨大的支持，以确保本国公司在发展超级电子计算机方面保持领先地位。尽管如此，这些公司和部门对于是否能在这些领域永远遏制日本，仍然没有很强的自信心。

《经济学人》、《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受人尊敬的报刊，以及其他许多刊物，经常载文谈论日本向高技术领域的深层渗入的情况，本书已无须赘述了。三菱公司同美国西屋电气公司的联合，已被看作是日本对核动力工业越来越感兴趣的证明。生物技术也是日本非常关心的一个领域，它尤其重视生物技术在提高谷物产量方面的意义。有报道说，日本飞机开发株式会社已同美国波音公司联合制造供90年代使用的新一代节油飞机。一位美国专家把这种做法斥为“浮士德的交易”：日本将用廉价的资金来换取美国的技术和专业技能。这件事甚至可能对未来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但是，也许最为重要的（从纯粹产量方面来看），将是日本在下述方面早已获得的令人印象深刻的领先地位：工业机器人及由电子计算机、激光器和机器人控制和管理的整个（试验性）工厂的开发——一种最终解决国家日益减少的劳动力问题的办法。最新数字表明，“日本继续向工业部门引进大量工业机器人，其数量相当于世界其余国家使用的工业机器人的总和，比美国引进的多好几倍”。另一项调查表明，日本在使用机器人方面的效率比美国高得多。

在所有这些高技术冒险的后面，还存在着一系列更加广泛的体制上的因素，这些因素继续使日本拥有超过其主要对手的显著优势。日本通商产业省——从经济方面看，相当于著名的普鲁士总参谋部——的作用可能被外国人夸大了，但是人们对于这一机构所起的广泛的指导作用，却似乎没有什么怀疑。这一机构通过下达广泛的指示来指导日本经济的发展：安排科研工作，为正在发展的工业部门提供资金，使正在衰落的工业部门安然停工转产。到目前为止，它那广泛的指导一直比美国那种不协调的自由放任主义做法更好些。第二种力量，即一种能说明特定企业和工业部门兴亡的最重要的力量，是日本国内分配给研究与开发工作的大量（且日益增加的）资金。“这10年内，日本用于研究与开发工作的资源，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实际上将增加1倍，估计要从1980年的2%增加到90年代初的3.5%。美国用于研究与开发工作的开支，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一直稳定在2.7%左右。但是，如不把军事科研计算在内，日本用于研究与开发工作的人力和时间已赶上了美国，所花的钱不久也会与美国花的一样多。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将在非军事研究与开发支出方面跃居领先地位。”可能更令人感兴趣的是下述事实：在日本，由工业部门本身花钱进行的研究与开发工作占有很高的比重，远远超过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工业部门所承担的份额。在欧美诸国，许多研究与开发工作是由政府或大学完成的。换句话说，日本的研究与开发工作直接瞄准市场，并期望能迅速开辟自己的道路。“纯”科学研究工作让其他人去做，只有当这种科学研究的商业价值变得明显时，它才被开发起来。

第三个优势是日本拥有极高水平的国民储蓄，同美国相比，它在这方面尤其突出。这种情况的存在可以部分地用税收制度的差别来解释：在美国，政府在传统上鼓励个人借贷和消费支出；在日本，政府鼓励私人储蓄。从整体上看，日本的国民也必须为自己的老年积蓄更多的钱，因为政府提供的养老金通常不那么大方。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日本银行和保险公司拥有大量的资金，能够向工业部门提供大量低息资本。在日本，通过收入所得税和社会保险金集中起来的资金，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大大低于其他主要的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并且日本显然打算那样一直干下去，以便腾出钱来进行资本投资。那些可能愿意效法“日本方式”的欧洲人大概首先得大规模削减其社会福利开支；爱上了日本制度的美国人首先得大砍其防务开支和社会开支，并采取比先前更断然的措施，从根本上改变其税收法。

第四种力量是日本的公司拥有一个几乎有保证的国内市场（除了那些有声誉的和专门化的制造业之外），而大多数美国公司或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公司（尽管它们采取了保护主义措施）却不再享有这种优势。尽管造成这种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内在的官僚做法和实行有利于日本制造商在他们国内市场上活动的法规，但即使取消这类重商主义的手段，也不可能说服日本的消费者“购买外国货”，除非是原料和基本食品；日本产品的高质量和使用日本产品的习惯、强烈的文化自豪感，以及国内分配和销售体制的复杂性，也将保证这种局面继续存在。

最后一点是日本劳动大军的高质量——至少用各种数学和科学才能测验来衡量是如此。这支劳动大军不仅是通过具有强烈竞争机制的公共教育系统培养起来的，而且各个公司本身也对他们进行有系统的训练。在日本，甚至15岁的少年也在一些学科（如数学）的考试中，比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同龄少年表现出明显的优势。在高等学术领域，差距有所不同：日本缺少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但它培养出的工程师比任何西方国家都多得多（大约比美国培养的多50%）。它还拥有近70万名研发人员，比英国、法国、联邦德国加在一起还多。

我们无法对上述5个因素的综合效果用统计的方法做出数量上的估计，并同其他一流国家的情况作比较。但是，这些因素合在一起，明显给日本工业奠定了极其坚实的基础。在这方面，日本劳动大军的听话和勤奋，在产业关系系统中流行的和睦，只有公司工会，努力寻求达到一致，几乎没有罢工现象等，也起了作用。显然，这里也存在着没有吸引力的现象：工作时间较长，对公司风气的普遍盲从（从早上做体操开始一直如此），没有真正独立的工会，居住条件不宽裕，强调等级和差别等。日本在工厂大门以外还拥有一支激进的学生军。对于这些事实以及日本社会中的其他不安定因素，西方的许多观察家已做过评论，其中一些观察家用同样惊恐的眼光来看这个国家，就像欧洲大陆人对待19世纪初期英国出现的“工厂制度”一样。换句话说，从产量（即创造财富）的角度看，对工人和社会实现一种显然更加有效的安排，包含着对传统常规和个人行为方式的令人困扰的挑战。正是因为效法日本工业奇迹不仅要照搬这种或那种技术或管理方式，而且要大量仿效日本的社会制度，所以像戴维·哈伯斯塔姆这样的一些观察家才争辩说：“这是美国在20世纪其余时间里面临的最新和……最困难的挑战……一场比同苏联进行的政治-军事竞争还艰难和激烈得多的竞争……”

好像工业方面的这些力量还不够劲一样，它们还得到了日本惊人迅速地发展成为世界第一流债权国这一事实的补充。日本每年对外输出数百亿美元。这一变革自日本通商产业省于1969年解除对日本贷款出口的控制和建立了对海外投资的财政鼓励制度以来，一直在进行着。发生这一变革的基本根源有两个。其一是日本国内个人储蓄的超高水平——日本人的工资有20%以上储蓄在银行里。这样，到1985年，日本家庭的平均总储蓄额便第一次超过了平均年收入额，使日本的金融机构手中握有大量的资金，并日益扩大对海外的投资，以获得更高的回报。其二是由于日本从其出口中获得的收入猛增，近些年来使日本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大量贸易盈余。日本大藏省担心这一盈余会加剧国内的通货膨胀（如把这一盈余转用于国内），因而一直鼓励各大银行向海外大量投资。1983年，日本资本的净外流额达177亿美元，1984年猛增至497亿美元，而在1985年又进一步增至645亿美元，使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净债权国。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预测，到1990年，世界其余国家欠日本的债将达5000亿美元；据野村综合研究所估计，到1995年，日本在海外的总资产将超过10000亿美元。毫不奇怪，日本银行和保险公司正在迅速变为世界上最大和最成功的金融机构。

日本资本输出的这种大规模膨胀的后果，对世界经济，可能还对日本本身，既包含着危险，也包含着好处。把大量资金投向全球的基本建设工程（如英吉利海峡隧道），或用来开辟新的铁矿石开采场（如在巴西），将直接或间接地给东京带来好处。日本公司还正在使用其他资金和盈余来兴建海外子公司（尤其是直接从事生产的子公司），采取在劳动力价值低廉的国家生产日本商品的方式，以保持竞争力，或者把这些工厂建在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和美国的土地上，以逃避那些国家保护主义的关税。然而，这一资本外流的更大部分已经变成短期债券（尤其是美国财政部的债券），一旦这些债券大量返回日本，则有可能打乱国际金融体系（正像1929年曾经发生过的那样），对美元和美国经济造成巨大压力，因为这笔钱的很大一部分正在用来弥补里根政府巨大的预算赤字。但是，总的来讲，日本更愿意将它的剩余资本进行新的海外投资，以保持反复循环，而不愿把剩余资本转回国内。

日本在几年内迅速崛起，发展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净债权国，以及美国从最大的债权国变成最大的债务国，竟是如此迅速，以致我们仍然难以搞清其全部意义。由于“历史上债权国曾经在全球经济的每一个大发展时期领导着发展的潮流，而日本的时代才刚刚到来”，很可能将出现以下局面：日本以世界第一流银行家的面目出现，将会仿效荷兰、英国和美国先前提供的榜样，给国际商业和金融进一步带来中期到长期的繁荣。在现阶段，似乎不同寻常的是，在日本“有形的”强大工业领先地位发生任何重大衰变之前，日本“无形的”财政金融作用正在获得极大的提高。正如英国那样，如果日元升值过高，日本工业经历长期的“成熟化”，生产基地的生产活动慢下来，生产增长率降低，则日本的那种地位可能发生变化，并且这种变化可能是很迅速的。可是，即使这种情况真的发生，有理由（上面已谈到）认为，日本作为一个商品生产国，其任何可能的衰退都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有一个事实也是很明显的：由于到2000年它将拥有人们所预测的那批海外资产，日本目前账面上的盈余必然会得到巨额海外投资收入的大量补充。因此，从各方面看，日本似乎注定要变得更为富有。

那么，到21世纪初日本在经济上将强盛到何等程度呢？如将大规模战争或社会生态方面的灾难，或再出现某种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不景气，以及保护主义诸因素排除在外，一致的答案似乎是：日本在经济上将强盛得多。日本在电子计算机、人工智能、电信通信、小汽车、卡车、船舶，可能还在生物技术，甚至在航空和航天诸方面，将居世界第一位或第二位。在金融方面，那时日本可能处于它应有的地位。早已有报道说，日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美国和西欧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以致它的生活水平几乎成为世界上最高的。我们很难说出日本在世界总产值或世界总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将占多大份额。值得回味的是，日本1951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仅相当于英国的1/3，美国的1/20，可是经过30年，它就使国民生产总值比英国高一倍，相当于美国的一半左右。可以肯定地说，这几十年内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因受特殊条件的影响，是特别高的。而根据许多人的估计，日本的经济在今后几十年内仍然有可能以每年高于其他大国（中国当然除外）1.5%～2%的经济发展速度向前发展^[5]。正因为如此，一些学者，如赫尔曼·卡恩和埃兹拉·沃格尔等才断定，日本将在21世纪初成为世界上“头号”经济大国，而且毫不奇怪，许多日本人也受到这种前景的鼓舞。对于仅拥有世界3%的人口和0.3%的可居住土地的一个国家来说，这似乎是一项几乎不可思议的成就。但是，从新技术内在的可能性来看，人们却会做出这样的设想：日本已接近其人民和土地的最大潜力；像其他较小的边缘国家或岛国（葡萄牙、威尼斯、荷兰，甚至英国）一样，日本有可能在某一天被拥有丰富得多的资源、只需抄袭日本成功的习惯做法的国家所超过。但是，就可预见的将来而言，在日本的抛物线式的弧形行程中，其发展势头还是继续向上的。

不管人们如何估计日本当前和未来的经济实力，有两个事实是很突出的。第一，日本的经济有巨大的创造性，十分繁荣，并且越来越具有创造性，越来越繁荣。第二，日本的军事实力和国防开支与日本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没有多大关系。它拥有一支规模合理的海军（包括31艘驱逐舰和18艘护卫舰），一支用于国土防卫的空军和一支中等规模的陆军。但是，同其他国家比较起来，它的军事实力明显小于20世纪30年代，甚至小于1910～1920年。对于“负担均摊”这场争论更为切题的事实是，日本分配给防务的资源，相对地说是小的。根据1983年版《军事力量对比》提供的数字，日本用于防务的开支达116亿美元，而相比之下，法国、联邦德国和英国的防务开支达210亿～240亿美元，美国则高达2390亿美元。因此，按人均计算，那一年每个日本人平均担负的防务开支才98美元，而相比之下，英国平均每人分担439美元，美国平均每人分担1023美元。尽管日本目前很繁荣，它似乎还是在悄悄地减少自己的防务开支，并采取了两种互相有关的方式：一是它在其他国家即美国的保护之下求得安全；二是它低水平的防务开支有助于保持低水平公共开支，从而为日本的制造业提供更多的资源，使美国和欧洲的竞争对手受到严重损害。

如果日本真的屈从美国政府和其他西方批评者的压力，把自己的防务开支增加到欧洲北约成员国所担负的水平，即平均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到4%，那就会发生急剧的变化，将会使日本（同中国一起）成为世界上第三军事大国，一年的防务开支就会超过500亿美元。毫无疑问，日本以现有的技术和生产资源，就可以——举例来说——为其海军建设航空母舰特遣舰队，或者生产远程导弹，作为威慑力量使用。这样做肯定会使三菱一类的国内公司获利，并提供一支武装部队去针对苏联在远东的军事力量，从而有助于减轻美国过重的防务负担。

然而，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日本将千方百计地避开那些外部压力，或在不与华盛顿产生裂痕的情况下，尽可能使其防务开支保持低水平。其主要理由并不是纯粹象征性地希望日本的防务开支保持在占国民生产总值1%这个限度之内。按照北约的定义（即包括军人养老金在内），日本早已打破了这一限制；不管怎么说，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用在防务上的开支就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相当大的比重。它这样做同1951年《美日安全条约》的条件也没有多大关系。那项条约成了美国在日本驻军的合法依据，并进一步推动东京考虑贸易，而不是考虑战略力量问题，因为80年代的条件十分不同于朝鲜战争时的条件。在日本政府看来，真正的原因在于日本国内和各个地区反对日本大规模增加防务开支，反对它修改宪法，因为日本宪法规定日本不得向国外派遣军队（甚至出售军火）。对30年代过分的军国主义化、战时的损失，尤其是对原子弹造成的恐怖的记忆，已经在日本人的良知中种下了一种对战争和战争工具的厌恶和疑虑感，这两种感觉至少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的和平主义一样强烈。那种记忆可能会时过境迁，随着更年轻、更加自信的一代的出现，不久的将来流行的舆论很可能促使日本政府把用于巧妙地称为“自卫队”的开支增加到适当的水平。

除了上述道义和意识形态上的理由外，还可以加上经济方面的一些理由。在日本工商界和政界人士中间，有许多人反对增加公共开支（如前所述，日本的公共开支大大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任何其他成员国）。对他们来说，如防务开支增加1～2倍，这些钱必须采取增加公共开支方面的大量赤字或增加税收的方法来支付，而这两点都是他们极端厌恶的。此外，人们还指出，建设一支庞大的陆军和海军，并不会给日本带来“安全”，不管是军事方面的安全，还是经济方面的安全，就像在20世纪30年代那样。而且，目前人们也很难看到增加防务开支能否防止阿拉伯石油供应的可能中断，而后者从战略上对日本来说，要比假想的核冬天所带来的危险大得多。这一点进而说明，为什么每当中东发生危机时，东京就竭力“躲起来和保持缄默”。那么，对日本来说，像一个世界性的“贸易国家”那样，放弃使用武力和用和平方式解决一切国际争端不是更好吗？由于现代战争代价如此巨大，一般是破坏生产的，所以日本人感到他们的“全方位和平外交”具有很多优点。

日本很了解，它的许多邻国对它的大规模扩充军备会惊讶地做出反应。日本的这种认识无疑也加深了上述感觉。显然，苏联人会对此做出反应——毕竟美国要求日本在防务方面“分担自己的那一份”，而且苏联人仍然在同日本人争论北方四岛问题；苏联人还可能感到，他们在远东应付中国实力的扩张已经够麻烦的了。但是，先前曾被日本占领过的那些地区，如朝鲜、中国台湾、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会做出反应——所有这些国家都对日本恢复民族主义和武士道精神的任何迹象，做出了神经质般的反应，这些反应已经促使日本“致力于采取创造性的非军事方式来加强东南亚的和平和安全”。可能尤其重要的一点是，日本正面临着一个棘手问题：消除易怒的中国的疑虑——中国对1937～1945年日本在中国犯下的罪行仍记忆犹新，并且已经警告日本不要过分参与西伯利亚的开发工作（这一点反过来使日本和苏联之间的关系复杂化了），或支持中国台湾。

甚至日本的经济扩张（与此同时带动了大量必需的投资以及某些开发援助和旅游业），也给邻国带来了许多疑虑——它们感到自己正被再一次吸进更新的、更诡谲的“大东亚共荣圈”中。尤其是因为日本从这些国家进口的东西不多（原料除外），但却向它们大量倾销日货，它们的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这里，中国一直是直言不讳的——20世纪70年代末期，它起初对扩大日本的（对华）贸易和投资表示欢迎，以后便急剧地削减了同日本的贸易和日本的投资，其原因部分是由于中国的收支逆差，部分是为了避免在经济上依赖某个外国，防止为其所利用。邓小平在1979年敦促美国同中国的贸易“必须保持在同日本相等的水平上”，以此来防止产生任何一种日本变种的“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

现时所有这一切仅仅是预示未来动向的一些小事情，但却使东京的政治家们对于日本向21世纪迈进期间怎样才能制定一项最佳的、协调一致的对外战略焦虑不安。毫无疑问，随着经济实力的扩大，日本有可能变成第二个威尼斯——不仅表现在扩大的贸易上，而且表现在保护自己的海上交通线以及对海外的半依赖地位上。但是，内部和外部对一个强大的日本的抵触，将不仅能防止日本沿着老式的帝国主义路线攫取领土的任何打算，而且也会使它不可能大规模扩充军备。然而，后面这一结论将大大刺激美国人士，他们正在要求日本“分担”西太平洋的防务。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日本不大量增加军备开支，它就要受到批评；而大量增加军备开支，它又要受到谴责。不管日本怎样行事，都会给日本那名字漂亮的“最大收获和最低风险的对外政策”带来麻烦。这再一次说明，即使日本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它也主张尽可能少地改变东亚军政事务的格局。但这样做同样又会使日本的困境进一步复杂化，因为即使一个非马克思主义者也难以设想，亚洲深刻的经济变革怎么能避免给其他领域带来深远的变化。

因此，日本最感忧虑的可能是那些很少公开讨论的问题——其部分原因是由于外交上的谨慎，部分原因是为了避免发生这种事态——关于东亚本身未来的均势。“全方位和平外交”对于目前来说，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负担过重的美国真的从它的亚洲义务中脱身，或发现日本不可能保护石油从阿拉伯源源不断流向横滨，这种外交还会有什么用处呢？如果中国开始主宰这个地区，它还有什么用呢？如果发生另一次朝鲜战争，它会起什么作用呢？如果正在衰落的、神经质的苏联采取侵略行动，它还会有什么用处？当然我们不可能回答这类假想的、怪诞的问题。但是，甚至仅仅一个拥有小型“自卫队”的“贸易国”有朝一日也可能发现，自己不可避免地要对这些问题做出某种回答。像其他国家以往已发现的那样，商业才能和金融财富，在国际强权政治处于无政府状态的世界上，有时是不能满足需要的。

得失并存的西欧

就当前世界五大经济和军事力量中心来说，唯一不具备主权国家性质的实体是欧洲——这清楚地表明这一地区在走向21世纪初期的新兴大国体系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即使我们在考虑本大陆的未来前景时把东方社会主义政权排除在外（从实际可行的理由上看，必须排除在外），我们仍然不准备谈论某些国家——这些国家有的属于某个经济政治组织（欧共体），但不属于主要军事联盟（北约）的成员国；有的属于北约，但不是欧共体成员国；有的是与两类组织都无关的重要的中立国。由于这些不同情况的存在，接下来我们将集中讨论欧共体（以及某些主要成员国的政策），而不是重点讨论整个非共产主义的欧洲，因为形成世界第五力量的组织和结构是欧共体（至少潜在地存在着）。

但是，正是因为我们要讨论的是欧共体的潜在发展而不是它的现实，才使得我们对它在2000～2020年可能是个什么样子的推测变得复杂起来。从某些方面看，欧共体的形势，类似德意志邦联成员在19世纪中期在较小规模上所面临的形势。当时，它建立了一个关税同盟。关税同盟证明在刺激贸易和工业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以致它迅速吸引了一些新成员参加该同盟，并且事情非常清楚，如果这个扩大的经济共同体能够使自己变成一个大国，它就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一个重要的新角色——已有的大国将被迫做出相应的调整。但是，只要那种变革没有发生，只要关税同盟各成员在进一步经济一体化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在政治和军事一体化上存在着分歧，只要在应由哪个国家担任领袖问题上有争吵，各派和实力集团在得或失的问题上有争端，它就会永远处于分裂状态，无法实现它的潜在发展可能，无力与其他大国分庭抗礼。尽管时代和环境有种种不同，但上一世纪的“德意志问题”仍是当今“欧洲问题”的缩影。

从潜力上看，欧共体显然拥有一个大国所具有的规模、财富和生产能力。西班牙和葡萄牙加入后，其12个成员国的总人口已达3.2亿，要比苏联的人口多5000万人，几乎比美国多一倍。不仅如此，成员国的人口具有高度的文化素养，欧洲还有数百所大学和学院，有数百万名科学家和工程师。尽管各国的人均收入差距很大（联邦德国与葡萄牙两国的人均收入就相差甚远），但从整体上看，欧共体要比苏联富庶得多；若按人均计算，其某些成员国比美国还富。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尽管其贸易的很大一部分是欧洲地区性贸易，但欧共体仍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集团。也许测定其经济实力的更佳尺度是其产量，如汽车、钢、水泥等，欧洲这些产品的产量（钢除外）都超过了美国、日本和苏联。根据每年的统计数字和近6年来美元对欧洲货币比值巨大的变化，欧共体的国民生产总值大约相当于美国（1980年、1986年），或大约相当于美国的2/3（1983～1984年的数字）。就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或工业品中所占的比重来说，欧共体无疑远远大于苏联、日本和中国。

此外，从军事方面看，这些欧洲国家也是不容忽视的。人们发现，欧洲4个最大的国家（联邦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陆军总兵力超过100万人，还有170万预备役人员。两者合起来虽仍小于苏联陆军和中国陆军，但大于美国陆军。此外，这4个国家还拥有几百艘大型水面舰只和潜艇，数千坦克、火炮和飞机。最后，法国和英国还都拥有核武器和陆基、海基发射系统。对于这些军事力量的意义和效力，本书下面还将述及，但这里可简单地指出一点：如果联合起来，其总数和总效力非常可观。尤其重要的是，这些军事力量的开支平均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如果这些国家——或更有意义的是如果整个欧共体的防务开支像今天美国那样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7%左右，那么，分配给防务的经费总数就会有数千亿美元，大体与两个超级大国的军费开支相同。

但是，欧洲在世界上的实际力量和效力大大低于其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本应达到的水平，其原因就在于欧洲不统一。以武装部队为例，欧洲军队不仅受损于语言不同（过去德意志邦联从未遇到过这个问题），而且还受损于五花八门的武器装备和相差悬殊的军事素质、训练水平。例如联邦德国陆军与希腊陆军、英国皇家海军与西班牙海军就无法相提并论。尽管北约组织做了许多标准化的尝试，但人们仍在埋怨12支陆、海、空军参差不齐。然而，在涉及到欧洲的对外政策和防务政策孰重孰轻时，这些问题与政治方面的障碍相比，就显得黯然失色了。爱尔兰传统的（和无政府主义的）中立立场，妨碍了欧洲经济共同体讨论防务问题；纵然进行这方面的讨论，这些讨论也许会在希腊的反对下很快收场。土耳其拥有一支庞大的陆军，但它不是欧共体的成员国。土耳其和希腊的武装部队对对方的忧虑常常甚于对华约军队的担心。法国的独立立场（下面将看到）在军事上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而它的这种立场使防务和外交政策问题的协商更加复杂。英国和法国都对“在本地区之外”搞军事行动持放任态度，并且确实仍然在海外保持一系列的军事基地和驻军。对联邦德国来说，凌驾于一切的防务问题——它的全部军队所注意的问题——是东部边界的安全问题。对于欧洲来说，制定一项统一的欧洲对（例如）巴勒斯坦问题的政策，或者对美国本身的政策，由于各成员国的利益和传统不同而显得格外复杂（并且常常失败）。

从经济一体化和为了实现经济领域的决策而制定的宪章和法规制度上看，欧共体显然大大走在了前头，但即使如此，作为一个“经济共同体”来说，其分裂状态也远远超过了一个主权国家所可能发生的。政治意识形态总是影响经济政策和经济决策轻重缓急的顺序。当社会党政权在某些成员国执政而保守党在另一些成员国当权时，协调工作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困难重重。虽然现在货币的协调比以往更加成功，但是有时不得不重新做出安排（通常包括重新调整德国马克的币值）这一事实，却提醒我们注意到成员国之间所存在的不同的财政制度和各异的银行存款制度。尽管欧洲委员会提出了有关建议，但对于制定一项欧洲共同的政策来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从全部解除对航班的限制到金融服务，却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在很多的共同边界上，仍然关卡林立，烦琐的检查手续激起卡车司机们的愤慨。农业是欧共体的主要支柱，是有着“共同市场”的几个经济部门之一，但农业也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而且，如果世界粮食生产真能继续扩大，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不断进入出口市场，那么要求改革欧共体的价格补贴制度的压力将会增大，直到问题再次爆发为激烈的争论为止。

最后，人们还一直担心下面这种情况：经过战后几十年经济的发展和获得成功之后，欧洲开始进入不景气，甚至可能进入衰落状态。1979年石油危机引起的问题——燃料价格猛涨，收支平衡所受的压力，全世界在需求、产量和贸易方面的普遍萧条——给欧洲人的打击似乎比对其他许多主要经济大国的打击更重，参见表45。

表45 1979～1983年国民生产总值实际增长情况表（%）

欧洲国家所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一直是这一衰退对就业水平的影响——近些年来，西欧失业人数一直大大高于1945年以来的任何时期（1978～1982年，欧共体内的失业人数由590万人猛增到1020万人），并且没有下降的迹象。这种现象反过来又使本来已经增至极高水平的社会开支膨胀起来，从而减少了投资。而且，也没有出现像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那种情况——美国已经大规模创造新职业，主要表现在低工资的服务性行业方面。日本也发展了新职业，主要表现在高技术领域和服务性行业方面。不管人们把这一切归咎于缺乏职业刺激、高开支和劳动力市场的不活跃以及官僚们的过分节制（右翼人士倾向于这样做），或国家在制订有效的计划与投资方面的失误（左翼人士通常这样认为），还是归咎于这两方面的致命结合，其结果都是一样的。更使许多评论家惊奇的是下面这种迹象：在未来的高科技赌注上，欧洲正落在美国以及（尤其是）日本竞争对手的后面。因而，欧洲委员会的《1984～1985年度经济报告》发出了如下警告：

现在，欧共体与美国和日本相较，在新的和快速发展的技术方面的工业生产能力，面对着正在出现的劣势的挑战，必须做出反应……现在，人们普遍承认欧共体在电子计算机、微电子技术和设备等领域的世界贸易活动中面临着日益恶化的局面。

十分可能的是，这种“欧洲硬化症”和“欧洲悲观主义”画面的色彩被涂得过于暗淡，因为还有其他许多迹象表明，欧洲是有竞争力的，如高质量的小轿车、民用和战斗机、卫星、化工产品、电信系统、财政金融服务等。尽管如此，有两个最紧迫的问题仍然是未知数。欧共体（由于其成员国的社会政治体制十分复杂）能够像它的海外竞争对手那样对就业方式迅速而巨大的变化做出反应吗？或者说，它打算做出更大努力来减少经济变革对非竞争性生产部门（农业、纺织业、造船业、煤炭和钢铁工业）的影响，并在短期内做得十分人道，而长期看来却使本身处于不利地位吗？另一个问题是，欧共体的公司规模不如美国和日本的大公司，它的任何“工业战略”都不是由日本通商产业省一类的机构来制定的，而是由各有不同打算的12个成员国政府（以及欧洲委员会）来制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它能够动员自己的科学和财政力量来保持其在高科技领域竞争中的有利地位吗？

如果我们把注意力从整个欧共体移开，短暂审视一下欧洲的三个居主导地位的军事—政治强国面临的形势，那我们就会进一步看到欧共体的“潜力”正在受到“问题”的严重威胁。没有任何国家像联邦德国那样对未来怀有一种矛盾心理。它之所以这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与过去的欧洲仍然藕断丝连以及当前的欧洲结构仍然带有“临时”性质。

尽管许多德国人对于他们的国家到21世纪初期的经济前景表示不安，但这种不安情绪并不十分严重（尤其是同其他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困难比较起来看）。虽然它的劳动力总额稍多于英国和法国，但其国民生产总值却高得多，这反映出它的劳动生产率长期以来一直很高。在欧共体中，联邦德国一直是钢、化工产品、电子产品、汽车、拖拉机以及（由于英国经济活动衰落）船舶和煤炭的最大生产国。由于它的通货膨胀率极低，劳资纠纷很少，尽管德国马克不断升值，它却保持着出口商品价格的竞争性（它终于使其他国家认识到它的经济效益很高）。联邦德国有十分重视工程与设计的管理传统（美国却重视财政金融），这使联邦德国的高质量产品在国际享有盛誉。多年来，联邦德国在收支方面一直有盈余，盈余额仅次于日本。它的国际外汇储备多于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外汇储备（日本由于最近几年获得了极大的增长，可能除外），其他国家常常把德国马克留作储备货币。

了解到上述情况后，人们便不难看到当今德国人不安的因素了。欧共体的农产品价格补贴制度加重了德国纳税人的负担，使资源从最具有竞争性的产业部门转移到竞争性最差的部门。这种情况不仅在联邦德国（令人不解的是，联邦德国有大量的小农场）有，在南欧的农业区也有。这虽然有明显的社会价值，但同美国以及日本为其农业提供的保护相比，负担却大得多。长期的大量失业（这说明联邦德国在它的老式产业中有一支过分庞大的劳动力大军），也是一个于国家经济不利的重要因素，因为这会使社会保险金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有很大比重。虽然通过实施大规模培训和招收徒工计划（加上联邦德国人口的迅速老龄化）可使青年当中的失业问题得到缓解，但人口老龄化趋势可能引起德国人的严重不安。认为日耳曼民族将“消失”显然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但人口出生率急剧下降，将对联邦德国经济产生不良影响，特别是在联邦德国人口中将有更多的人是养老金领取者时，情况更是如此。除了这种人口方面的担心外，还有一种很不易感觉的担心，即“下一代”将不像使联邦德国从战争废墟上站立起来的一代人那样认真对待自己的工作。随着高工资和较之日本短得多的工作时间等制度的实行，联邦德国的生产增长率将逐渐变得低于太平洋地区各国。

即使如此，如果联邦德国人能够保持低通货膨胀率、产品优质、对开发新技术进行大量投资、在产品设计上高出一筹、有良好的经商作风以及劳资和平相处，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至少人们可以说，如果上面所提到的那些问题给联邦德国经济带来了影响，那么这些问题将对经济竞争能力低的邻国造成更大的伤害。）更加难以预测的是，自20世纪40年代末期以来一直存在的非常复杂的“德国问题”，是否将继续存在到21世纪。这也就是说：由两个敌对的联盟分开的两个“德国”是否将长期存在，尽管它们之间的关系日益亲密？如果东西方关系恶化，且爆发战争，北约（联邦德国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能否在不使联邦德国遭到破坏的情况下保卫它的土地？一旦美国的力量减弱、削减驻欧兵力，联邦德国及其他欧共体和北约成员国能否提供充分的力量，代替过去40年来一直发挥良好作用的美国战略保护伞？这些互相关联的问题都不可能立即得到解决，但又都是有思想的观察家必须关心的。

目前，两个德国的关系是所有这些问题中最棘手的一个问题。如前几章所阐明的那样，确定德意志民族在欧洲国家体系中的适当位置至少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中一直是政治家们感到头痛的问题。如果把所有说德语的人放在一起，组成一个民族国家（就像近两个世纪中许多欧洲人要求做的那样），这种最终人口和工业力量都集中起来的德国很可能成为中西欧的经济力量中心。这种情况未必一定会导致德国成为欧洲的一流军事强国，就像德皇威廉二世和（更为甚者）纳粹时代企图称霸世界的德国那样。在一个两极世界中（从军事上看，这个两极世界依然由华盛顿和莫斯科控制，并处于大国侵略行动有可能导致核战争的时代，且波恩和东柏林已由1945年后“非纳粹化”的一代德国政治家处理国事），德国未来任何企图“称霸欧洲”的观念，都是不合乎时代要求的。即使它打算这样做，其他欧洲国家（更不要说世界各国）也会制止它。因此，从理论上说，让6200万联邦德国人和1700万民主德国人重新统一起来，尤其是当双方因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它们之间的相同点多于与保护它们的超级大国的相同点，而统一起来，这肯定不是一种错误，而是完全正确的。

然而，可悲的是，不管上述解决办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多么合乎情理，也不管两个德国的人民多么充分表示他们有共同的传统和文化（尽管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还存在分歧），政治现实却对他们说不，即使仿照19世纪的模式建立松散的德意志邦联（对此，人们曾巧妙地提出建议）也不行。这里有一个无情的现实，即民主德国是苏联控制东欧缓冲国家的战略屏障（更不必说也是向西方进军的一个跳板了）。由于克里姆林宫的掌权者仍然从帝国主义现实政治的角度思考问题，因此他们认为，民主德国向联邦德国靠拢（并与之合并）是对他们的一个重大打击。一位权威人士根据目前两个德国的兵力情况指出，一个统一的德国可以部署66万多人的正规军、150万人的准军事和预备役部队。苏联不能对在其西翼拥有一支200万人军队的一个统一的德国泰然处之。另一方面，人们不认为一个和平统一的德国应保持如此规模的军队（即一支反映“冷战”紧张局势的军队）。同样，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德国人的经验教训如此深重，苏联领导人却还是接受了自己所作的宣传——联邦德国执行复仇主义和新纳粹主义政策（自维利·勃兰特执政时期以来，这种政策实际上已无法在联邦德国执行）。但是，人们明显看到的另一点是，苏联根本不愿从任何地方撤走，并对德国重新统一的政治后果深感担忧。一个重新统一的德国不仅将是一个强大的经济大国（其国民生产总值将非常接近苏联，至少从官方美元换算值来看是如此），而且在贸易上将对苏联的所有东欧邻国起吸引作用。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苏联从民主德国撤军肯定会导致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也要求苏联撤军。从这些国家撤军将使苏联的西部边界变为一条难以划定的波兰-乌克兰国境线，这条国境线的附近有5000万立场微妙的乌克兰人。

所以，目前看来两德的统一可望而不可即。两个德国之间的贸易可能增加（仅偶尔受超级大国之间紧张关系的影响），两个德国可能比邻国都具有较强的生产力和较富裕的财政；它们都将宣誓忠于各自的超国家军事组织（北约和华约）和经济组织（欧共体和经互会），同时又跟自己的姐妹国签署一些特别协定。人们无法预测，假如苏联因内部发生动乱而政局不稳，同时民主德国也发生动乱，波恩会做出何种反应。人们也无法预测，如果华约向西方发动进攻，民主德国人会做出何种反应。毋庸置疑，苏联为“控制”民主德国军队所做出的特别安排，以及用苏联摩托化步兵师来监视民主德国每个师的做法表明，甚至克里姆林宫内那些冷酷无情的掌权者也对让德国人打德国的情况表示忧虑（实际上他们也应当忧虑）。

而联邦德国面临的——实际上从它产生之日起就一直面临的——一个更加具体和更加直接的问题是，制定一项在欧洲发生战争时执行的切实可行的防务政策。以一开始，联邦德国人及其欧洲盟国就对在兵力上占巨大优势的苏联红军能够不受多大阻碍地向西方实施突击感到忧虑，因而便以美国的核威慑力量作为保卫本国安全的主要手段。然而，自从苏联拥有用自己的洲际弹道导弹打击美国本土的能力以来，上述战略的有效性便成问题了（尽管从未正式宣布放弃这项战略）：华盛顿真会发动一场核交锋来回击苏联对联邦德国北部平原的常规进攻吗？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苏联人只使用短程或中程导弹（SS-20）打击欧洲目标，美国是否会向苏联发动战略核袭击（同样会招致对美国城市的回击）？无疑，人们提出了许多建议，要求建立“可靠的威慑力量”来应付紧急情况。例如，部署“潘兴-Ⅱ”式导弹和各种各样的巡航导弹系统，以对付苏联的SS-20导弹；生产一种既可消灭入侵的华约部队，又不给己方的建筑物和基础设施造成破坏的强辐射弹（或“中子弹”）。法国则主张建立一支由巴黎控制的威慑部队，以作为不可靠的美国防御系统的备用手段。但是，所有这些建议本身都有问题。除了可能引起政治反响外，所提出的每种办法都带有核武器系统所特有的自相矛盾的性质——使用核武器很可能使人们希望保卫的东西遭到破坏。

所以，人们对下面这种情况并不感到奇怪：尽管联邦德国各届政府在口头上大讲北约核威慑的战略价值，并发誓自己要置办核武器，但它们却一直站在创建一支强大的常规防御部队的前列。事实也是这样，联邦德国国防军不仅拥有北约组织欧洲成员国中最大的陆军（33.5万人，另有64.5万受过训练的预备役人员），而且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如果这支陆军部队再拥有制空权，它本身会发挥重大作用。另一方面，人口出生率的急剧下降又使联邦德国国防军越来越难以保持满员；而政府打算使防务开支只占国民生产总值3.5%～4%，又意味着武装部队将难以采购许多新式装备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这些弱点最终是能够克服的，正像只要政治意志坚决，驻联邦德国的装备不太好的盟国军队的不足也能得到克服一样。但是，这仍然无法使联邦德国人摆脱下述令人不安的（对某些人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困境：在中欧爆发任何大规模战争，都会在他们的领土上造成无法估量的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

因此，毫不奇怪，至少自维利·勃兰特担任政府总理时期开始，联邦德国一直在积极地寻求欧洲局势的缓和——不仅主张同民主德国缓和关系，还主张同东欧各国以及苏联缓和关系，以便消除它们那种传统的对太强大的德国的恐惧。同所有北约成员国相比，联邦德国更多地参与和资助了东西方贸易，因为它坚信科布登^[6]的信条：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可使战争更加难以发生（毫无疑问，还因为联邦德国的银行和工业处于非常有利的便于进行贸易的地位）。这并不意味着两个德国要实行“中立化”（就像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和绿党有时所建议的那样），因为那样做还要使苏联也同意民主德国中立化，而这是非常不可能的。但是，这的确意味着，联邦德国在安全问题上几乎完全把注意力放在了欧洲，不想获得任何“到国外”作战的能力，更不用说偶尔在欧洲以外地区采取作战行动了（法国和英国却仍然这样做）。所以，再进一步看，联邦德国还不愿意别人强迫它介入中东和更远地区那些与它无关并分散它的力量的争端。这种情况反过来又使它不同意美国政府的下述观点：美国政府认为，保卫西方安全不能只限于中欧地区。联邦德国政府感到，在处理同苏联和民主德国的关系以及在处理欧洲以外地区发生的问题时，仅仅搞双边外交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很困难的。它必须考虑华盛顿（而且常常还有巴黎）的反应。它在国际力量体系中处于困难而独特的境地，因而不得不付出一定的代价。

似乎联邦德国感到应付经济挑战要比处理对外政策和防务政策问题容易些，而英国的情况却恰恰相反。英国也有很长的历史，它的地理位置也有历史渊源，这一切都强烈地影响着它的对外政策。但是，正如我们在前几章所看到的，在以前的大国中，英国也是一个发现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很难适应1945年以后几十年（在许多方面，也包括1945年以前的几十年）中在技术和生产制造业方面不断发生变化的格局。全球性变革对它的生产制造业影响最大，而其生产制造业曾使英国赢得过“世界工厂”的美称。确实，在世界上许多经济发达的国家中，生产制造业的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和吸收就业人数方面所占的比例一直在逐步缩小，而其他行业（如服务行业）的比例则在逐步增长。但就英国的情况来看，其生产制造业产值的下降速度却比其他国家快得多。它在世界制造业产值方面所占的比重不仅继续相对地无情地下降，而且在绝对地下降。更令人震惊的是，英国制成品在英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也发生了突变。我们可能难以证实《经济学人》的下述说法：“1983年以后，英国在外贸收支方面一直处于赤字逆差状态，这是自罗马人入侵英国以来首次发生的情况。”尽管如此，事实却是，甚至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英国制成品的出口也相当于进口的3倍，而现在，那种出超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且，失业率的上升不仅发生在较老的产业部门，也发生在“新兴”的高科技企业中。

如果说英国生产制造业竞争力的下降已有一个世纪的历史，那么在发现了北海石油之后，其下降速度显然又加快了。北海的石油虽然可以使英国增加收入来弥补可见的贸易逆差，但也具有以下作用：使英国货币转换为“石油货币”，暂时使英镑值升至异乎寻常的高水平，结果使其许多出口商品失去了竞争力。甚至在北海石油开采完，英国货币币值不断下降的时候，我们也无法断定下述事实能否导致生产制造业出现某种复兴：工厂已被拆除，外国市场已经丧失（可能是永久丧失），高于平均水平的单位劳动力费用上升，致使其商品的国际竞争能力下降。英国大力发展服务性行业可能有某种较好的前景，但充其量也只能像美国那样。在美国，许多服务性行业（从擦窗户到提供快餐）既不能赚取外汇，更不能生产产品。甚至在国际金融、投资、商品交易等不断发展的高收入领域，也似乎可以明显地看出竞争更加激烈。在过去30年，英国在世界服务性行业的贸易中所占比重，已由18%降至7%。由于银行业和金融业已变成全球性行业，且这类行业越来越严格地受到纽约、伦敦和东京拥有巨资的企业（主要是美国和日本的企业）的控制，英国所占的份额可能越来越小。最后，由于电信系统和办公设备的进一步现代化，白领职员的工作可能像美国蓝领工人的工作那样，变得机会越来越少。

人们希望，所有这一切都不是社会巨变的先兆。世界生产量和贸易额的普遍增长，有助于英国经济保持活力，即使它在整个世界生产量中所占的比重缓慢下降，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正在逐步被许多国家（从意大利到新加坡）超过。如果政府的更迭导致社会开支大增（而不是增加生产性投资）、税收加重、商界信心不足和货币发行量猛增，则这种下降的速度有可能加快。反之，如果政府实行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制定出系统的“工业战略”，在市场交易活动中同欧洲伙伴合作，这种下降的速度便有可能放慢。正如一位经济学家坚持认为的，情况还可能是这样的：现在英国的生产制造业整个来看更有活力、更有竞争性和适应性，已进入了一个“工业复兴”阶段。但是，预示英国经济将有巨大转变的征兆都是不利的。劳动力短缺及缺少训练、产品成本高、最大生产企业也比其他国家的小等因素，都严重阻碍了英国工业的发展。英国培养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仍然很少。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它在研究与开发方面投资很少。20世纪80年代初，英国每在研究与开发方面花1美元，联邦德国就花1.5美元，日本花3美元，美国花8美元。而且，英国的研究与开发费用50%用于非生产性的国防事业。相比之下，联邦德国才占9%，日本则更微不足道。同主要竞争对手（美国除外）相比，英国的研究与开发工作既与工业部门的需要严重脱节，又没有得到工业部门的大力资助。

英国把很大一部分资源用于与防务有关的研究与开发工作，这使我们看到了英国处于困境的另一个原因。如果英国是一个没有雄心壮志、茫然若失、奉行孤立主义政策、安于现状的国家，那么它的工业复兴患了慢性贫血症只能说是一件憾事，而与国际力量体系无关。但事实却是，尽管英国自维多利亚全盛时期以来国力大减，但它仍然是（或者自称是）一个世界第一流的“中等”强国。它的国防预算在世界上居第三或第四位（这要看怎样计算中国的国防预算总额），海军和空军都在世界上居第四位。人们可以认为，所有这一切与它的国土面积（仅有24.5万平方公里）、人口（5600万）和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1983年为3.38%）不断下降的国民生产总值很不相称。而且，尽管大英帝国已如西山落日，它在国外仍然承担着大量战略义务：不仅为保卫北约中央战线在联邦德国驻有陆、空军部队6.5万人，而且在全球各地（如伯利兹、塞浦路斯、直布罗陀、中国香港、福克兰群岛、文莱、印度洋）驻扎部队，拥有海军基地。尽管英国早就多次发表过撤军声明，但迄今仍然没有出现任何一个尼尼微和泰尔^[7]。

英国衰落的经济和过大的战略企图之间存在的不协调性，比其他任何大国（苏联除外）都更加严重。因此，它感到下述情况使自己深受其害：武器的价格正在以比通货膨胀还高6%～10%的速度上升，每种新式武器都比它打算替换的武器贵3～5倍。由于国内政治力量对国防开支的制约，英国变得更加脆弱。虽然保守党政府认为必须限制军备开支，以减少赤字，而任何接替它的政府都可能倾向于大砍国防费用。但是，除了这种政治上的困境外，英国不久将不可避免地面临下述重大基本抉择：或者削减分配给军队各部门的资源，使它们处于无法发挥作用的状态；或者部分削减国家的防务义务。

可是，只要上述建议一提出，障碍马上就会出现。掌握制空权被认为是不言而喻的事（因此皇家空军的预算多于其他军种），甚至在新式欧洲战斗机的成本螺旋式飞速上升的时候，也是如此。显然，英国承担的最大海外义务是在联邦德国和柏林驻军（每年几乎耗资40亿美元）。但是，甚至到1987年驻在那里5.5万人的陆军部队、600辆坦克、3000辆其他装甲车辆，却仍然感到供应不足，尽管部队士气很高。然而，对英国莱茵陆军的规模作任何削减，或采取巧妙的策略把一半部队部署在英国而不是全驻在联邦德国，都势必要引起这样一些政治反响：联邦德国忧虑，比利时效法，美国不高兴。总之，这对北约不会产生一点儿好作用。第二种办法是削减水面舰队的规模。这是1981年英国国防部计划执行的方案，但因后来发生了福克兰群岛危机而夭折了。尽管对这项方案在白厅的权力机构中有最积极的支持者，但出台的时机不好——恰恰在苏联海军的挑战日益严重和美国进一步强调北约各国军队应有“在本区以外”推进的能力之际（主张加强北约欧洲常规部队的人士肯定不同意削减北约在大西洋上的第二支最大舰队的实力）。在削减兵力方面，另一个比较切实可行的方案是，英国减少在福克兰群岛承担的过多耗资（虽然从感情上说可以理解）、不堪重负的义务。但是，甚至这种“削减”的决定，也可能要推迟好几年才能做出。最后一点是，对耗资巨大的“三叉戟”潜射弹道导弹系统的投资，似乎仍在逐月增加。鉴于保守党政府热衷于建设一支先进的、“独立的”威慑力量（而且认为“三叉戟”潜艇还可能改变整个核力量对比格局），要做出削减核潜艇投资的决定，恐怕只有在英国出现根本的政府更迭时才有可能，而那样做反过来又可能使未来的防务政策产生更多的问题。

然而，当走到这一步时，采取任何办法都很难解决问题。正如《星期日泰晤士报》指出的：“除非马上采取措施，这个国家的防务政策将越来越倾向于用更少的钱办同样的事情，而这样做只能给英国和北约带来害处。”这就使英国（任何政党的）政治家们只能在下面两种方案中做出抉择：要么削减海外义务，并承担因此而产生的后果，要么进一步增加国防开支[英国的国防开支（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5.5%）比任何北约欧洲成员国（希腊除外）都多]，从而减少生产性投资，使实现经济复兴的远期前景更加暗淡。如同衰落中的大多数强国一样，英国做出任何抉择都是困难的。

英国在英吉利海峡另一边的邻国——法国——也同样处于困境之中，尽管它的困境因为国内对法国防务政策没有连续不断的批评和其经济情况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甚佳（并不是说一点儿问题也没有）而被掩盖了起来。归根结底，同英国一样，法国也不得不妥善处理这样一个问题：它仅仅是一个“中等”强国，但拥有广泛的国家利益和海外义务，而武器造价越来越高使保卫国家利益和承担海外义务变得日益困难。尽管它的人口总数同英国一样，但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却高于英国。法国生产的汽车和钢比英国多，并拥有规模很大的航空航天工业。与英国不同，法国仍必须大量进口石油。另外，它的农产品自给有余，欧共体为其提供了大量补贴。在许多重要的高技术领域，如电子通信、空间卫星、飞机、核动力等，法国决心使自己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保持竞争能力。20世纪80年代初（正当法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采取财政紧缩政策的时候），法国的经济因社会党政府一味追求发展而受到严重损害。此后，它执行得更严格的政策似乎已使通货膨胀率下降，贸易赤字缩小，法郎币值稳定了下来。所有这一切应当使法国经济的发展趋势得到恢复。

但是，每当把法国的经济结构和前景同莱茵河彼岸强大的邻国，或同日本进行比较时，它的问题就暴露无遗了。虽然法国仍然大量出口战斗机、葡萄酒和谷物，但它“在向国外销售普通制成品方面却一直有问题”。它的许多主顾都是形势不稳定的第三世界国家，同这些主顾签订的合同都是耗资巨大的项目，如修建水坝，或定购“幻影”式飞机等。但合同签订后，它们又没有支付能力。相比之下，许多外国工业品、小轿车和家用电器产品“打入”法国表明，在一些重要领域，法国产品没有竞争力。它同联邦德国的贸易逆差在逐年扩大。而且，由于法国的物价总是比联邦德国增长得快，这很可能导致法郎进一步贬值。法国北部的情况仍然令人担忧，煤炭、钢铁和造船等工业很不景气；它的很大一部分汽车工业也感到压力很大。虽然新技术似乎给法国人带来了希望，但它们不能吸收大量失业者，也不能吸收大量的投资，以便与联邦德国、日本和美国技术的发展保持同步。在一个经济上离不开农业的国家看来，更令人忧虑的是全球谷物、奶制品、水果、酒等农产品生产过剩造成的危机。如果继续执行对农产品实行补贴的价格政策，法国和欧共体受到的压力将越来越大；如果削减价格补贴，则可能会引起社会动乱。直到几年前，巴黎还能够依赖欧共体提供的资金来帮助它改善农业结构。现在，这笔资金的大部分很可能要跑到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农民的腰包中去。所有这一切可能使法国在今后20年内没有必要的资金来大规模开展研究与开发工作，并使以高技术为基础的国民经济获得持续增长。

正是在法国未来必须确定发展的轻重缓急这一范围更大的背景下，人们需要研究一下有关法国国防政策的不同意见。近几年来，法国的战略及其军事行动在许多方面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由于认识到（以及口头上断言）美国战略核威慑力量的可靠性越来越令人怀疑，法国已单独建立起自己“三位一体”的发射系统，以备在苏联发动侵略战争时使用。由于自己生产核武器并掌握核威慑力量的使用权，坚持一旦威慑失灵就动用自己的整个导弹部队打击苏联，巴黎感到自己更有把握遏制克里姆林宫的侵略。与此同时，它拥有一支庞大的地面部队，在联邦德国西南部有一支最强大的驻军，并承担了一旦联邦德国要求就提供援助的义务。尽管它不在北约指挥系统之内，因而对战略问题能发表“欧洲人”的独立见解，但它并没有拒绝一旦苏联发动进攻即增援中央战线的军事需要。法国在欧洲以外地区还可发挥应有的作用。通过偶尔在海外采取军事干涉行动，在第三世界国家保持驻军和派出顾问，以及成功地推行军火销售政策，它还能（作为供应国）对苏联或美国施加一定影响。虽然这一切有时使华盛顿不快，虽然法国在南太平洋的核试验使该地区的国家深感不安，但苏联对于高卢人闹独立性的种种（有时是无法预料的）表现也不会感到满意。而且，由于法国右翼和左翼人士都支持本国在国外发挥突出作用，因而法国政府为此目的所造的舆论和采取的实际行动也不会引起国内的批评，而在其他几乎所有西方国家则不然。所有这一切促使外国观察家（当然也包括法国人自己）把法国的政策说成是符合逻辑的、不感情用事的、切实可行的，等等。

但是，正如某些法国评论家开始公开承认的那样，法国的政策也并不是没有问题的。它的政策使了解历史情况的人自然而然地回想到了1914年和1939年以前法国防务政策在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差距。首先，通过冷静的观察就会发现，法国的所有独立姿态都是在美国向西欧做出保护与保证（包括常规力量和核力量方面的保证）的前提下做出的。雷蒙·阿隆指出，高卢人的强硬政策之所以有可能得到执行，只是因为法国在20世纪第一次没有处于最前线。但是，如果美国提供的安全保证不复存在，那又会是一种什么情景呢？也就是说，如果大家都认为美国的核威慑力量靠不住，如果美国逐步从欧洲撤回自己的部队、坦克和飞机，那又会怎样呢？在某些场合下，出现上述两种情况，都可能受到欢迎。可是，正如法国人自己所承认的，他们对出现上述情况决不会感到高兴，因为苏联实行的政策是：逐步把自己的核力量与驻欧洲的常规部队加强到无比强大的水平，对其东欧卫星国实行严密的控制，发动旨在使联邦德国公众要求脱离北约组织联盟和实行中立主义的“和平攻势”。那些表明法国实行所谓“新大西洋主义”的许多迹象，皆为法国对未来表示担心的明证。“新大西洋主义”强调：对苏联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的中立主义倾向；法德达成协议，在联邦德国前沿部署法国快速行动部队（还可能包括战术核武器）；同北约联系更紧密。在苏联改弦更张之前，法国必然要对美国从欧洲撤军后（甚至在撤军前）苏联可能向西欧进军深感忧虑。

如果出现上述威胁的可能性加大，法国在实际上能够采取什么行动呢？当然，它可以进一步扩充常规部队，采取步骤建立一支强大的、在美军减少甚至不复存在的情况下也足以制止苏军进攻的法德联军。在联邦德国政治家赫尔穆特·施密特等人看来，这不仅是巴黎-波恩协约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也是国际形势（例如美国兵力削弱）不断发展的结果。要执行这样一种计划，肯定会遇到种种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困难，如今后中间偏左的联邦德国政府可能采取的态度、指挥、语言和部署问题，以及非常棘手的法国战术核武器的使用问题。但不管怎样，这项计划肯定会撞在无法规避的资金缺乏这个暗礁上。在20世纪80年代，法国用在防务上的开支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2%（相比之下，美国占7.4%，英国占5.5%）。但是，鉴于法国经济的脆弱性，这一比重不可能再增加很多。而且，法国独立发展原子武器还意味着，它的战略核部队的开支在国防预算中所占的比重达30%，这一数字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国家。因此，剩下来的资源便不够用来置办AMX作战坦克、先进的飞机、新型核动力航空母舰，以及各种“超级”战斗武器等。法国武装部队虽然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扩充，但这满足不了所有需要。所以，正像英国所面临的情况，法国也面临着下述困难的抉择：要么完全停止研制某些武器系统，要么使国民经济军事化。

同样令人忧虑的是，在技术和战略方面人们对法国核威慑力量作用的怀疑。法国的部分“三位一体”核武器系统（陆基导弹，尤其是飞机）已经过时，甚至进行耗资巨大的改装和现代化改进也可能赶不上更新的武器技术的发展。如果美国战略防御计划在技术上获得重大突破，如果苏联也建立起庞大的弹道导弹防御体系，这个问题将变得更为严重。在法国人看来，没有什么比两个超级大国不断加强自身潜在的军事力量而让欧洲继续处于易受攻击的状态更令人不安的了。针对这种情况，法国已大大加强了它的潜射弹道导弹系统。可是，有一条法则仍在起作用：先进的技术不仅可以使现有武器系统变得毫无用处，而且肯定会使任何更新武器系统造价更加昂贵。毫无疑问，德国也像所有其他核大国一样对核威慑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如果巴黎认为，美国越来越不可能因为联邦德国边境受到侵犯而甘愿冒险同苏联进行一场战略核交锋，法国怎么可能为了联邦德国的利益而履行自己的“诉诸核武器”的允诺呢？（就连联邦德国人也很难相信这一点。）即使通过向苏联发射全部导弹来保卫法国“圣殿”的高卢传统也是以这样一种未经证实的假设为前提的：法国人宁愿接受被常规手段击败的灭亡。“砍掉苏联熊一条臂膀”这句话说起来中听，但在人们想到他们肯定要被苏联熊吞食和苏联因其反导防御体系可能使损害减少之后感觉就不一样了。显然，法国官方的核战略不会很快改变，更不用说完全改变。但是，人们不禁要问：如果东西方力量对比进一步恶化，美国的力量减弱，法国的核战略还切实可行吗？

因此，法国的问题是：各方面的需求很多，而国家资源有限，负担不起。鉴于人口和经济发展趋势前景不佳，法国防务消耗的国民收入将继续占很大比重，并且还可能进一步增加。法国可能很快不得不为农业部门拨出大量资金。同时，武装部队的现代化也需要大量金钱。但是，在考虑所有这些需求时，不应忘记还要向研究与开发领域和先进的工业部门大量投资的迫切需求。如果不为后者分配足够的资金，经过一段时间，法国的国防建设、社会安全和所有其他领域的前景就会变得暗淡起来。尽管不只是法国面临这一困难，但法国人主张在国际经济交往和防务方面欧洲人应该有“欧洲人”的立场，而且显然只有法国人能诉说欧洲人的苦衷。正是由于这一点，巴黎才常常率先提出新政策（如加强法德军事联系，生产欧洲“空中客车”和卫星等）。搞这些项目造成的后果是：法国的邻国对高卢人喜欢独断专行地制订计划和争权夺利的做法产生了顾虑，对法国公司有可能在欧洲提供资金的项目中获得最大份额深表疑虑。但是，其他项目都已证明是值得做的，而且大有前途。

诚然，欧洲的“问题”远不只这里讲到的这些，还有人口老化，工业设备陈旧，内地城市存在的种族矛盾，繁荣的北方和贫穷的南方之间的差别，比利时、北爱尔兰和西班牙北部因政治和语言问题而引起的紧张局势。持悲观态度的观察家们还偶尔提及某些欧洲国家（丹麦、联邦德国）可能“芬兰化”，并认为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它们就会倒向苏联。由于上述情况只有在有关国家的左派政治力量上台之后才能出现，我们现在还难以估计其可能性。即使发生了这种情况，如果人们把欧洲（其代表主要是欧共体）作为全球系统的一个政治力量单位来考虑，它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显然是我们上面提及的那些：如何为下一个世纪制定一项共同的防务政策，这项政策甚至在国际力量对比可能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也具有活力；如何在面临新技术和新商业竞争对手的严重挑战的情况下保持竞争力。从本章所论及的其他4个国家的情况看，我们可推断出今后可能发生下述变化：日本和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将可能得到加强，苏联甚至美国的地位将可能受到削弱。然而，欧洲却仍然是一个谜。如果欧共体能够真正团结一致地行动，它很可能提高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不管是军事方面的，还是政治方面的。反之，如果人的不团结本性导致出现一种不利的结局，则欧洲衰落的趋势就一定会继续下去。

矛盾重重的苏联

“矛盾”一词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中有其特定含义，特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发展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因此，用这一术语描述苏联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现在的处境，似乎是我们在故意进行冷嘲热讽。尽管如此，在许多至关重要的方面，苏联所要达到的目标与其手段之间的矛盾却在日益增大。它公开声称要增加工农业产值，但却又以集体化和僵化的国家计划来阻碍工农业的发展。它承认世界和平极其重要，但其庞大的军事力量与“革命”国家的联系及其本身的革命传统，又往往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它要求绝对保证其漫长边界线的安全，但却采取不尊重邻国安全的顽固政策。这不仅恶化了它与西欧、东欧、中东国家、中国以及日本的关系，还使苏联人产生了“被包围”感和不安全感。苏联的学说承认科学技术和新的生产手段是推动事物辩证发展的动力，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政治和社会变革。但是，苏联官僚主义的习惯势力、以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为主体的特权阶层、对自由交流知识的限制和缺乏激励个人发挥主动性的制度，这一切都使它在迎接未来的高技术革命方面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而在日本和加利福尼亚，高科技已被大量采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经常说，苏联决不能在军事上处于劣势地位，要求人民增加生产的呼吁则更多。但是，他们已清楚地认识到要调节这两个目标的关系是很困难的，要改变把过多的国家资源用于军队这一传统则更加不容易。结果，苏联削弱了自己与其他国家进行经济竞争的能力。也许可以把所有这些问题贴上别的标签，但称它们为“矛盾”似乎更为确切。

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物质是存在的基础，但具有双重讽刺意味的是，苏联的主要困难正在于其经济结构。西方专家搜集的证据（且不说苏联领导人越来越多的公开承认）表明，情况的确如此。赫鲁晓夫在20世纪50年代曾信心十足地预言：苏联在经济上将超过美国，将“埋葬”资本主义。但他如果活到今天，听到戈尔巴乔夫先生在1986年苏共二十七大上的讲话会有何感想呢？戈尔巴乔夫说：

20世纪70年代，经济困难开始出现，经济增长率明显降低。结果不仅党纲中提出的经济发展目标未能实现，甚至第九个五年计划和第十个五年计划规定的较低的目标也未能实现。这一时期，我们的社会发展计划未得到贯彻执行。科学、教育、卫生、文化和社会服务也发展缓慢。

我们后来虽然进行过努力，但未能完全扭转形势。工艺技术、石油煤炭业、电机工程业、黑色金属业和化学工业的基本建设严重停滞不前。主要经济效率指标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目标也未能达到。

因此，加速发展国民经济是解决一切近期和长远、经济和社会、政治和思想、国内和国外问题的关键。

对此，我们可以这样说，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政府都可发表这种声明，但仅仅承认在经济上有问题并不一定能确保他们解决这些问题。

从苏联的整个历史看，农业在其经济中一直是最薄弱的环节。令人不解的是，在100年前俄国却是世界两大谷物出口国之一。而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苏联每年需进口数千万吨小麦和玉米。如果世界粮食生产保持目前的势头，苏联（和某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近年内将步一些非洲和中东国家之后尘，从粮食纯出口国沦为粮食纯进口国。苏联农业生产陷入这种困境并不是对农业漠不关心或努力不够造成的。斯大林去世后，每一位苏联领导人都重视提高粮食产量，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并兑现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许诺。认为苏联人的生活水平没有提高是不对的，苏联人的平均生活水平要比（令人绝望的）1953年高得多。但令人沮丧的是，虽然国家对农业投入了大量财力、物力和人力，农业投资占国家全部投资的30%（美国只占5%），农村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的20%（美国仅占3%），但经过几十年的努力逐渐与西方国家接近的苏联人的生活水平又走下坡路了。仅仅要保持当时的生活水平，苏联就必须每年向农业投资约780亿美元，另加500亿美元的食品价格补贴。这将使苏联离粮食出口国的距离越来越远，将使其不得不拿出更多的硬通货来进口谷物和肉类，以弥补农业产量的不足。

苏联农业产量不稳定，且其农业产量只有美国的l/7，确实有自然条件方面的原因。虽然美苏两国在地理上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北半球幅员广阔的国家，但苏联的纬度要高得多（乌克兰地区同加拿大南部处于同一纬度）。这种地理位置不仅不利于玉米生长，而且使小麦种植区冬季的气温比美国的堪萨斯州和俄克拉何马州冷得多，并更容易遭受旱灾的侵袭。1978～1982年的4年间，苏联的气候特别糟，以致苏联政府不得不停止宣布农业产量的具体数字（虽然苏联平均每年进口3500万吨粮食已为人们提供了一些线索）。就是在“丰收”的1983年，苏联也未能达到粮食自给，而下一年又是一个寒冷、干旱的灾年。而且，由于北方无霜期短，南方土地贫瘠，通过开垦“处女地”、扩大耕地面积来提高小麦产量的企图也很难实现。

但是，各国观察家却一致认为，苏联农业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不是气候条件，其最大的问题是农业的“社会化”引起的。为了取悦百姓，苏联政府用补贴的办法把食品价格人为地压低了，把每磅成本为4美元的肉以80美分的价格出售。其结果是，农民以购买来的面包和土豆饲养牲畜要比用自产的谷物饲养更合算。国家的农业投资主要用于大型项目（如水坝、排灌工程），而不是普通农民需要的厩棚和现代化小型拖拉机。对播种、投资等问题，在农田劳作的人无权决定，而是由管理者和官僚们决定。农民没有责任心、没有积极性，可能是农业产量低、效益低、浪费大最重要的原因。另外，由于贮存设施不足、运输设备陈旧落后和分配不及时，20%的谷物、水果和蔬菜及50%的土豆都烂掉了。如果对这一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把农业集体化变为个体化，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苏联的自留地占全国耕地的4%，但其产量却占苏联农产品总量的25%，就是最好的证明。

但是，无论苏联最高领导层在“改革”方面唱的调子多高，他们也不想按照邓小平的做法，进行大规模的农业改革，达到中国式的市场化程度，虽然事实很明显：苏联的农业产量大大低于它的勇于开拓的邻邦（见图3）。

图3 1950～1984年苏联、中国粮食产量的比较

克里姆林宫虽然不会公开解释为什么要继续坚持效益极低的集体农庄体制，但有两个原因是非常明显的。第一，如果大幅度增加自留地面积，开辟更多的自由市场，提高农产品价格，农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就会大大提高。这将损害城市居民的利益，引起他们的不满，甚至可能有损于工业投资。从另一方面看，这还意味着布哈林政策（即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政策）的最终胜利和斯大林路线的破产。第二，如果放弃集体农庄制，控制苏联农业的官僚和管理者们的权力就会被削弱，这将使其他行业和部门的决策者们的权力受到影响。毫无疑问，“个体农户”可根据市场信息、不断变化的气候情况及农作物生长状况灵活地采取相应的措施。中央官僚机构无论组织得多么合理，配备多么称职的人员，在灵活有效地组织农事活动方面，远远不及“个体农户”。但是，搞个体农业对“中央官僚机构”的前途不利。苏共政治局不会注意不到“社会主义”与“国家食品长期不足”之间这种令人难堪的联系。但在苏共政治局看来，哪怕是进口更多的粮食，坚持“社会主义的（即集体化的）农业”仍比放弃对农民这一社会阶层的控制更安全、稳妥。

同样，苏联若进行工业改革，也将困难重重。由于苏联工业在1945年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许多产品（如机床、钢、水泥、化肥、石油等）的产量已超过美国，一些观察家认为，苏联工业不必进行改革。但是，苏联工业的发展已出现停滞现象。制定雄心勃勃的产量指标，然后再投入大量财力、人力来实现这些指标，便可轻而易举地增加产量的时代行将过去；其部分原因是，苏联的劳动力和能源日益匮乏（这一问题我们将在以后讨论）。另一同样重要的原因则是官僚主义的计划不切实际，过于重视重工业，不根据消费者的喜好和市场需要调整产品结构。如果水泥工业占用了其他部门迫切需要的资金，如果水泥生产耗能过多，如果其最终产品须长途运输而给负担过重的铁路系统又增加了负担，如果把水泥运到数以千计的根据计划者的指令开工但又永不竣工的建设工程工地，那么，生产大量水泥并不一定是件好事。苏联庞大的钢铁工业处于同样的状况。大量钢材被浪费，出现了“钢铁产量很高却又供不应求”的奇怪现象，使一些学者惊讶万分。毋庸置疑，苏联也有一些效率高的工业部门（这些部门均同国防有关，因为需同西方竞争，可使用大量资源），但苏联的多数工业部门因只重视产量，不关心市场价格和消费者需要而受阻。苏联工厂因不像西方工厂那样搞不好就会破产，因而缺乏提高生产效率的动力。如果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体制，无论采取多少提高工业增长率的措施，苏联工业也难以迅速发展。

如果说苏联工业效率低得令人难以忍受（或者以政府更加严肃的语调来判断这种效率越来越令人难以忍受了），还有3个因素可能使这一效率变得更低。第一个因素涉及能源供应问题。我们已日益清楚地看到，20世纪40年代后苏联工业产量的急剧增长，是靠不计成本地消耗大量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换来的。结果，与西欧各国相比，苏联及其主要卫星国的能源与钢的浪费极大（见表46）。

表46 1979～1980年创造1000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所消耗的煤和钢

（单位：千克）

对于苏联来说，在它能源供应充足、使用方便时，采取这种滥用能源的做法情有可原，但这种情况已时过境迁、今非昔比了。1977年，美国中央情报局曾进行过一次人所共知的预测，认为苏联的石油产量不久将到达顶点，然后便会迅速减少。这一结论虽然下得过早，但1984年和1985年苏联的石油产量确实有所减少，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还是第一次。更令人震惊的是，剩余的石油（储量仍很大）不是在很深的地层，就是在像西伯利亚西部那样的终年冻土带。1985年，戈尔巴乔夫曾说，在过去的10年中，苏联每多开采一吨石油，就要增加70%的成本费，这种情况将日益严重。有鉴于此，苏联已投入大量资源，以尽快增加核发电量，准备到1990年将核发电量在发电总量中所占的比重提高1倍，即从占10%提高到占20%。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对这一计划到底会有多大影响，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台机组的发电量占苏联核发电总量的1/7。它的关闭意味着要增加其他核电站的发电量。显而易见，这肯定会提高成本（因为要采取更多的安全措施），放慢计划中的核工业的发展速度。更为棘手的问题是，苏联对能源工业的投资已占其全部工业投资的30%，这个比例肯定还会急剧增加。一份报告指出：“要保持近来在石油、煤炭、电力生产方面的投资趋势，坚持在天然气方面既定的投资增加指标，就须耗费苏联在1981～1985年在工业方面增加的全部投资。”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因为这样做将给其他部门造成严重的影响。尽管如此，总的模式是清楚的，即仅仅保持较低的经济增长速度，苏联在国民生产总值中也要增加能源产值的比例。

在苏联领导人看来，另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是，如何迎接高科技（人工智能、超级电子计算机、激光器、光学器材、电信器材等）的挑战。在这一方面，苏联面临日益落后于西方的危险。仅从狭隘的军事角度看，苏联面临的威胁就很严重：“超级”武器和先进的探测系统可抵消苏联在军事装备方面的数量优势；超级计算机可破译苏联人的密码，测定水下潜艇的位置，控制瞬息万变的战场，保卫美国的核基地（如里根总统在“星球大战计划”中所说的那样）；先进的雷达技术、激光技术、制导技术，可使西方的飞机和火炮（或火箭）部队在自己不受伤亡的情况下，摧毁敌方的飞机和坦克。以色列军队就经常对叙利亚的苏制武器系统这样做。仅仅要在这些先进技术领域赶上西方，苏联就必须为其与国防有关的部门分配更多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

在民用工业方面，问题更加严重。由于传统的“投入”（如劳动力和资本投资）有限，采用高科技遂成为提高苏联工业产量的关键。例如在能源勘探、生产和分配中大量使用计算机，就可极大地减少浪费。但是，采用这一技术不仅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资金来自何处？），还意味着苏联高度保密的官僚集权式制度将受到挑战。计算机、文字处理机、传真机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只能在这样的社会才能充分发挥其效益，即它的国民受过良好的技术训练，提倡试验创新，能自由交换信息，可大胆提出假想。高科技在加利福尼亚和日本可起重要作用，但在苏联则会危害国家对信息的垄断。如果苏联的高级科学家和学者也不得单独使用复印机（管理复印机的部门都由克格勃的人员控制），如果不让警察机构放松控制和审查，我们很难想象苏联社会会大量使用文字处理机、计算机网络系统和电子邮件等。因此，苏联的工业像在农业方面一样，由于经济结构和政治思想是改革的主要障碍，苏联政府所做的“现代化”许诺与投入的资金和人力，效果肯定受损。

目前，苏联对从西方通过合法贸易换来的或非法“偷来”的技术和机器设备的依赖日益严重。相比之下，这虽不十分重要，但也是苏联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苏联进行的工业和科技间谍活动（不论是出于军事目的，还是经济目的）的规模，显然无法确定数量，但它却表明苏联人担心自己落后于西方。通过正当贸易以原料换取西方技术（及东欧产品），是苏联试图缩小“技术差距”的传统方法。在1890～1914年和20世纪20年代，它都这样做过。从这个意义上说，苏联只是进口更加现代化的产品，如石油钻探设备、钢材、输送管、计算机、机床、化学—塑料工业设备等。使苏联计划工作者更为头疼的是，进口技术设备的安装时间不断加长，使用效率也远远低于西方。第二个问题是购买这些技术设备需要的硬通货。过去，苏联可进口经互会兄弟国家的技术设备（可不用硬通货），但这些设备的技术现已日益落后于西方。即使如此，苏联仍不得不购买东欧的产品，以防东欧经济崩溃。苏联一直通过以货易货或直接出售多余石油的方法，来购买大部分西方产品。但是，由于石油价格不稳，本国能源需求量不断增加，生产工艺日益复杂所造成的制成品在换取原材料条件方面的变化，导致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外贸前途暗淡。同时，由于石油和其他原材料（天然气可能除外）换取的外汇越来越少，而支付各种进口产品的费用仍然很高，苏联用于投资的款项肯定会减少。

苏联担心影响今后经济增长的第三个因素是人口问题。苏联在这方面的前景如此不佳，以致一位学者在其新著《人口与劳动力》一书中直言不讳地写道：

无论是从短期看还是长期看，到20世纪末，苏联人口与劳动力的增长前景都相当暗淡。苏联人口出生率的降低速度和死亡率的急剧上升速度都出乎人们的预料。由于新的劳动力的供应减少，加上劳动力分布不均，人口不断老化，苏联政府在这方面的前景不容乐观。

虽然这些问题都很严重，而且相互影响，但最令人震惊的发展趋势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或更早）以后，苏联人的寿命越来越短，婴儿死亡率越来越高。由于医院医疗条件和社会保健条件逐渐恶化，再加上卫生设备不足、公共卫生水平低下和酗酒成风，苏联（特别是男性劳动力）的死亡率一直在上升。“今天，苏联男子的平均寿命仅为60岁，比20世纪60年代中期减少了6岁。”另一个令人吃惊的现象是，苏联的婴儿死亡率不断上升，这在工业化国家中是绝无仅有的。尽管苏联有大量医生，但其婴儿死亡率却是美国的3倍。苏联人的寿命比以前短了，而人口出生率又在急剧下降。由于城市化，参加工作的妇女人数逐渐增多，住房条件差及其他不利因素，苏联的人口出生率一直呈下降趋势，在俄罗斯族中尤为严重。这些趋势所造成的后果是，俄罗斯族男性人口几乎一直没有增加。

苏联领导人对这些情况造成的后果长期以来一直忧心忡忡，因而鼓励生育，反对酗酒，动员年迈的工人继续留厂工作。首先，随着老年人比例的增加，苏联显然必须把大量财力、物力用于社会保险和医疗卫生。在这一方面，苏联同西方工业化国家别无二致（只是苏联人口死亡率高），但这样又会使苏联领导人考虑将资金首先用于哪些方面的问题。其次，劳动力增长率急剧降低将严重影响苏联的工业和武装部队。据估计，在1980～1990年，苏联劳动力的净增人数只有599万人，而前10年则为2421.7万人。暂不谈对军队的影响，我们不妨回顾一下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苏联工业产量的增长。在这一时期，苏联工业产量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劳动力数量的增加，而不是效率的提高。从此以后，苏联再也不能靠在制造业中迅速增加劳动力来实现经济增长了。当然，如果更多的从事农业生产的男性劳动力进入城市，可在相当程度上克服这些困难。但现在的问题是，斯拉夫族地区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青年已经过多；而非斯拉夫族的各加盟共和国虽有剩余劳力，但这些人所受到的教育太少，不懂俄语，进入工厂前需要用大量资金进行培训。这种情况使我们想到了另一个使莫斯科非常不安的发展趋势：中亚各加盟共和国（如乌兹别克斯坦）的人口出生率是斯拉夫人和波罗的海沿岸居民的3倍，因此苏联人口的民族构成从长远看，将发生重大的变化。到2000年，俄罗斯族人在全苏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将从1980年的52%，降至48%。在苏联历史上，俄罗斯族人口将首次不再居于多数地位。

一些人可能会说，这一大串困难被夸大了。与军事有关的苏制产品常常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且这些产品因军备竞赛的推动而不断得到改进。1981年，一位历史学家指出：如果回顾一下苏联在50年内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人们就会发现，苏联的情况并非一团漆黑。这位历史学家还说，西方观察家有个习惯，时而夸大苏联的强项，时而夸大苏联的弱点。尽管如此，无论苏联自列宁时代以来取得了多么巨大的成就，事实是：苏联始终未赶上西方，实际生活水平与西方的差距自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以来一直在加大，在人均产值和工业效率方面，被日本等亚洲国家超过，经济增长率低，人口老化及气候、能源和农业方面的困难，给苏联领导人实现自己目标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

有鉴于此，戈尔巴乔夫所说的“加快社会经济发展是解决我们所有问题的关键”，就不难理解了。但是，苏联即使没有自然条件方面的不利因素（如纬度高），要像中国那样改革，还必须克服两个巨大的政治障碍。第一个障碍是党务官员、政府官员和领导阶层以及其他精英成员根深蒂固的特权地位。这些人权势大，依据职位高低享受各种特殊待遇，不必经受苏联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受的艰辛。采用分散制订计划和决定商品价格的体制、解除集体农庄对农民的控制、给工厂经理以更大的自主权、奖励能干事业而不是只对党忠诚的人、关闭过时的工厂、拒绝接受次品、允许自由交流信息，所有这些都会被掌权者视为对自己地位的严重威胁。苏共领导一方面要求加强教育、更为灵活地制订计划、在各行各业增加投资、加强纪律、反对酗酒、反对腐化，另一方面又强调说，一切改革都必须依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进行，决不能“搞任何市场经济和私人企业”。一位访问过苏联的人说，“苏联维持苏维埃制度需要低效率”。如果真的如此，戈尔巴乔夫先生关于苏维埃制度需要“深刻改革”的急切呼吁，就不会对苏联的经济增长率产生长期影响。

第二个政治障碍是，苏联国防开支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的比例太大。用什么方法能准确地计算出苏联军费开支总额并折合成西方的防务开支，一直是许多西方分析家感到非常棘手的问题。美国中央情报局1975年曾宣布，苏联武器的价格按卢布计算是原先估计的两倍，因而苏联的国防开支不是占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6%～8%，而是11%～13%。这导致了对苏联军费的各种错误的解释。然而，确切的数字（苏联的计划工作者可能也不知道具体的数字）不如下面的事实更有意义：虽然1976年后苏联军费开支的增长率在逐步下降，但克里姆林宫用于国防的费用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仍是美国的两倍，甚至在里根重整军备时期仍然如此。这就是说，苏联武装力量占用了苏联本来可用于发展民用经济的大量训练有素的工人、科学家、机器设备和资金。这也不会像一些人所预言的那样，只要苏联削减国防开支，其经济增长率就会像脱缰之马，奔腾向前。原因很简单，实现经济起飞需要很长时间。例如，一座T-72型坦克装配厂需要改建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生产其他产品。另一方面，如果到2000年因与北约进行军备竞赛而导致苏联军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由14%增至17%，苏联军方使用的设备（如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设备）将越来越多，对其他的工业部门的投资将越来越少。经济学家们认为，这是苏联决策者面临的一大难题。但是，有迹象表明，今后苏联军费开支的增长率将高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这将给苏联的经济繁荣和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造成不利影响。

因此，苏联如同历史上的所有大国一样，在分配国家资源时，不得不在下述方面进行选择：（1）满足军事方面的要求，即满足苏联的安全需要；（2）满足苏联公众对更多的消费品、更高的生活水平、更好的工作条件的日益强烈的要求，改善社会服务，降低死亡率和患病率；（3）增加对农业、工业的投资，使苏联经济实现现代化，增加产量，赶上发达国家。在较长的时间内满足国防和社会需要，对苏联的决策者来说，是一个困难的抉择。人们的印象是：尽管人民增加消费的要求非常强烈，苏联的经济现代化改造也十分迫切，莫斯科却无法摆脱传统的军事安全观念的束缚，因此，已经做出基本抉择。除非戈尔巴乔夫政权确实决心进行改革，否则大炮总比黄油重要，（如果需要）也比发展经济重要。这些再加上其他因素，使得苏联完全不同于日本、西欧，甚至不同于中国和美国。

从历史的观点看，克里姆林宫继承了罗曼诺夫王朝和斯大林的衣钵，要求有一支可与任何大国军队相匹敌（或更庞大）的武装部队。毫无疑问，苏联当前的军事力量极其强大。要想提供准确的苏联年军费开支总额，看来是不现实的。这是因为，一方面莫斯科官方公布的数字低得使人无法相信，用其他项目（如“科学”、太空计划、公安、民防、建筑等）掩盖了大量与国防有关的开支；另一方面，由于美元与卢布汇率经常人为地变动，对苏联预算程序了解有限，因此将苏制武器和苏联劳务费换算成美元相当困难（如美国中央情报局所做的）。由于对苏联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偏见，西方对苏联国防开支的“猜算”，可谓五花八门，人们完全可以各取所需。然而，无可争辩的事实是，苏联武装部队中的各军兵种、核部队和常规部队（在陆地、在海上、在空中）都在进行大规模现代化改装。人们只要看看苏联迅速增加的陆基和海基战略导弹系统、数千架飞机和数万辆主战坦克、飞速发展的水面舰艇部队和潜艇部队、专业兵种（空降兵、两栖作战部队、化学战部队、情报与反情报部队）的作战能力迅速加强，一切就都明白了。苏联取得这些成就所花的费用也许不像五角大楼那样多，但毫无疑问，苏联获得了只有美国才可与之匹敌的军事力量。这不是20世纪的军事波将金村，在第一次严重考验中就崩溃。

不过，苏联的军事机器也有弱点和问题。苏军并不是一支能征善战、能高效率地完成克里姆林宫所赋予的任何任务的军队。本章已经说明了其他大国战略家们所面临的困难。因此，我们现在应对苏联军事和政治领导人所面临的各种困难予以注意，但也不能因此认为，苏联的“寿命”不会太长。

从中期和远期看，苏联军事决策人所面临的困难是经济和人口问题。现在，首先谈谈技术问题。从彼得大帝时代起（再重复一下本书前面几章里提出的一个论点），只要其他大国军事技术的发展速度放慢，使武器装备、部队编制（不管是18世纪的步兵纵队，还是20世纪中期的装甲师）以及作战战术实现标准化，俄国就对西方国家享有最大的军事优势。但是，只要武器技术的发展螺旋式上升，质量的重要性大于数量时，俄国的军事优势就消失了。诚然，苏联现在已在很大程度上弥合了在沙皇时代存在的与西方的技术差距，其军方在利用国营经济的科技与生产力方面享有优先权。尽管如此，在许多技术领域，苏联还远远落后于西方。显而易见，有两种情况使苏联人忧心忡忡。一是近几十年来在中东和其他地区进行的代理人战争中，苏制武器往往显得比美制装备略逊一筹。应当承认，朝鲜、埃及、叙利亚、利比亚的飞行员与坦克手绝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但即使如此，我们也有充分理由怀疑，他们是否能用苏制武器打败使用在航空电子设备、雷达、微型制导系统等方面享有极大优势的美制武器的敌人。西方的苏联军事问题专家报告说，苏联在提高武器质量方面一直在进行不懈的努力，在几年内就可生产出酷似美国武器系统的装备。这可能是苏联人采取的一种对策。然而，这样做会把苏联人也拖入正威胁着西方防务计划的旋涡：越是尖端的武器，制造的时间就越长，维修保养的时间就越多，装备的重量就越大，造价也就越高，而生产的数量则会减少。这对于一个习惯于依靠大量武器完成各项战略任务的国家来说，不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趋势。

第二个使苏联对技术落后感到不安的情况与里根政府提出的“战略防御计划”有关。在现阶段，我们还难以相信这一计划真会使美国免受敌方的核袭击（例如，该计划对低空飞行的巡航导弹就无能为力），但它却可保护美国的导弹发射场、空军基地，能加重苏联国防开支的负担，使之生产更多的火箭和弹头，以便纯粹以数量来搞垮美国战略导弹防御系统。这对克里姆林宫来说，是很难接受的。不过，更令克里姆林宫不安的，是高技术常规战争带来的问题。一位评论家指出：

一个能摧毁99%的苏联来袭核弹头的防御系统并不令人满意，因为剩下的导弹仍具有巨大杀伤力……但是，如果美国能取得技术优势，能保证大量摧毁苏联的飞机、坦克、军舰等常规武器，苏联的数量优势就无足轻重了。在“星球大战”计划中不很理想的技术，可能在非核的战争中大显身手。

而且，这将迫使苏联人投入更多的资金，研制激光器、光学器材、超级计算机、制导系统和导航系统等先进技术装备。这也正如一位苏联发言人所说的：“将在更高的技术水平上进行一场全新的军备竞赛。”前苏军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元帅在1984年曾提醒人们注意苏联技术落后于西方可能造成的可怕后果。由此看来，红军对于它能否赢得这场竞赛的胜利信心不足。

另一方面，苏联潜在的人口问题可能威胁它一直享有的数量优势，即兵力优势。如上所述，这是由苏联总人口出生率下降和非俄罗斯地区人口出生率上升这两种趋势造成的。如果说这一情况会给苏联工农业劳动力配置造成不良后果的话，从长远看则会给征兵工作造成更大困难。按理说，每年从210万（原文如此——译者注）适龄男性中征召130万～150万新兵没有问题，但来自土耳其斯坦的亚洲青年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这些人中的许多人不精通俄语，操纵机械设备（且不说电子设备）的能力太差，有时还深受伊斯兰教的影响。所有关于苏联军队民族构成的研究报告都认为，军官、士官及火箭部队、空军、海军和技术部队的人员均主要为斯拉夫人，红军的一类师也主要是斯拉夫人，但苏军二类师、三类师和运输勤务部队的人员则主要是非斯拉夫人。这就提出了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在与北约的常规战争中，如果一类师需要大量增援部队，这些“后续”师的作战效能如何将十分令人怀疑，把这种怀疑是否归于“种族偏见”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许多西方评论家也这样认为），从严格的军事角度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苏军总参谋部认为，苏联很大一部分适龄青年不可靠、智力低。这种判断可能是对的，因为有报告说苏联南部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势力很大，且入侵阿富汗的苏军中少数民族部队表现不佳。

换句话说，苏联领导人所面临的“民族问题”，并未因灌入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有所减弱，其处境犹如80年前的奥匈帝国和沙皇俄国。毋庸置疑，现在的控制措施要比1914年前严格得多，人们也可能对一些说法（如乌克兰是不满的“温床”）有保留意见。但是，我们也不会忘记1941年乌克兰人曾热烈欢迎德国入侵者，读过关于波罗的海沿岸各民族不满的报道，听说过1978年格鲁吉亚人为抗议把俄语变为该共和国第一语言而举行的（成功的）暴力示威。或许，我们尤其应注意在中苏边界居住的、持骑墙态度的数百万哈萨克人和维吾尔族人，以及在不安定的苏土（耳其）、苏伊（朗）、苏阿（富汗）边境地区居住的4800万穆斯林。这些使苏联领导人感到惴惴不安，加重了他们的不安全感，使他们越来越为把比较“可靠”但数量不断减少的斯拉夫青年放于何处而操心费力。是应不顾工农业战线斯拉夫青年越来越少（这两条战线都迫切需要增加训练有素、思想忠诚的新成员），仍把他们送入军队，编入一类师或其他名声好的军队，还是应冒军队战斗力下降的风险，提高红军中非斯拉夫人的比例，从而把俄罗斯人及其斯拉夫同伴解脱出来，从事地方建设？苏联由于有“安全第一”的传统，很可能选择前一种做法。但是这远不能使之摆脱困境，因为这只是一种两害取其一的选择。

如果苏联战略家们所说的“力量对比”的经济因素颇使苏共政治局担心，那么迅速变化的全球力量对比中的军事形势，也不会使这些苏联领导人感到欣慰。无论苏联的军事机器在外国观察家看来有多么强大，多么令人望而生畏，将苏联军队与其所承担的战略任务做一番对比是会有益的。

在进行这项工作时，我们应分别考虑常规战争和核战争。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在军事力量对比中人们最关心、最注意的是大国（尤其是美国和苏联）所掌握的战略核武器。美国和苏联都拥有能毁灭人类的核力量。我们不妨先看看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1986年公布的美苏战略核弹头数（见表47）。

表47 美苏战略核弹头数（估计）

不同的人对这些数字有不同看法。对于只关心数量、担心数字有诈的人来说，他们将认真检查各类弹头的数量，并提醒人们注意美苏还拥有大量的战术核武器。在许多业余评论家和一般公众来看，美苏建成具有如此规模及杀伤能力的核武库，是一种政治无能或精神失常的表现。它们对这个星球上人类的一切日常生活都造成了威胁，应尽快全部销毁或大量削减。而大学和国防部门的研究者们则认为，核武器作为国家战略的手段之一，确实有可能被使用。因此，他们贡献出自己的全部智慧和精力，深入研究双方的武器系统、升级战略和作战演习、军备控制的利弊与核查协定、“投掷重量”、“百万吨级当量”、“航天器预定着陆地带”、攻击目标方案和“第二次打击”等。

显而易见，在涉及500历史年的一本书内阐明“核问题”是相当困难的。由于核武器的存在，尤其是核武器的大规模部署，人们以传统观念来考虑战争、战略和经济问题是否已变得多余？一旦爆发全面核战争，北半球的每个人（可能也包括南半球的每个人）再估计核武器对世界事务中不断变化的力量对比的影响，是否已毫无意义？大国间的竞争不时演变成公开战争的传统模式是否在1945年已经彻底结束？

显然，我们无法对这些问题做出肯定的回答。但是，尽管有核武器存在，仍有迹象表明今日的大国也可能重新采纳运用武力的传统观点。首先，两个超级大国现在处于核均势，或多年来已处于核均势。尽管人们对于是否存在“机会之窗”和任何一方是否具有“首次打击”能力争论不休，但非常清楚的一点是，美国和苏联都不能保证既消灭对手，自己又免遭毁灭，即使部署的“星球大战”系统也不能使这一局面发生重大变化。由于双方都在难以探测的潜艇上部署了大量潜射弹道导弹，美苏都无法确保自己能一举全歼敌方的所有武器。除非出现偶然诱发的核升级，这一情况及对“核冬天”的恐惧足以使决策者不敢轻举妄动。这样，双方就陷入了谁都无法摆脱的核僵局：既不可能消除核技术，超级大国也不可能丢弃所拥有的核武器，而它们又无法取得真正的优势（因为一方对另一方的新武器系统可以仿制或对抗的反措施，而实际使用这些武器又风险太大）。

换言之，两个超级大国的庞大核武器将继续存在，但都无法使用（偶然事故除外），因为使用核武器违反在战争中（在其他大多数事物中也一样）“手段必须与目的相一致”这个自古有之的定理。在核战争中，人类遭受毁灭的危险太大，以致根本无法以战争手段来实现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的目的。虽然许多智囊人物在潜心研究“进行核战争的战略”，但要驳倒杰维斯的观点是困难的。杰维斯认为：“理智地运用核武器的战略语义不通。”一旦发射了第一枚导弹，美国丧失核垄断后双方一直“互为人质”的局面就会结束。由于核战争所造成的灾难极其巨大，任何有理智的政治领导人都不会首先跨越核门槛。除非由于人为的错误或技术故障（这都是可能的）引发核战争，否则美苏双方都不敢动用核武器。如果确实发生了冲突，双方政治、军事领导人会努力把冲突限制在常规范围内。

今后20年或更长的时间内，两个相互对立的超级大国可能面临更加严重的问题：核武器将扩散到世界上动荡不安的国家和地区（中东、印度次大陆、南非和拉美）。由于这些国家不属于大国之列，本文不讨论它们在地区性冲突中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鉴于核扩散会使全球政治更为复杂，我们有理由认为，在制止核扩散方面，美苏两国之间存在着共同点。核扩散趋势的发展可能使两个超级大国更加重视共同利益。

对迅速发展的中国、英国和法国的核力量，苏联则另有看法。在几年前，人们一致的看法是，三国的所有核武器在核力量对比中只是无足轻重的因素。由于这三国在核交锋中只能给苏联造成有限的损失，它们的核战略根本没有威慑作用。但情况表明，这种看法也许很快就要予以纠正。在苏联看来，最令人惊恐的事态莫过于中国核力量的增长。对于这一事态，苏联已经焦虑了25年。如果中国不仅能研制出更加先进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系统，还能按其意愿研制出潜射远程弹道导弹系统，如果双方无法圆满地解决中苏争端，那么中苏未来的边界武装冲突就有可能升级为核战争。如果冲突真的升级，就目前情况看，中国会遭到严重破坏，但莫斯科也无法排除一定数量的中国导弹（到20世纪90年代数量会更多）击中苏联的可能性。

英法两国核发射系统的增多和弹头威力的增大在政治上虽不令人吃惊，在技术上却使莫斯科感到不安。直到最近，英法两国战略核武器系统是否能起到“威慑作用”仍令人怀疑。这两个国家用自己的那一点发射系统只能给苏联造成轻微的损失。因此，在美国保持中立的情况下（这恰是两国为自己拥有核武器系统进行辩护的理由），两国不会冒举国自杀的危险与苏联进行核战。但是，由于在今后几年英法的潜射弹道导弹会大量增加，这两个中等强国对苏联的杀伤能力将提高数倍。例如，采购携带“三叉戟-Ⅱ”型导弹系统的潜艇（因其价格昂贵、攻击力强而被《经济学人》杂志称为“核导弹的劳斯莱斯”）后，英国将拥有一支几乎战无不胜的威慑力量，可摧毁的苏联目标将从16个，增加到350余个。同样，法国携带M-4型多弹头远程导弹的“灵敏”号新式潜艇，可摧毁96个苏联目标。这个数字比法国5艘老式核潜艇（法国只有5艘核潜艇）所能摧毁的目标总数还要多。当其他几艘核潜艇也装上M-4型导弹后，法国的战略核弹头将增加5倍，并在理论上获得从数千英里的距离外攻击数百个苏联目标的能力。

当然，英法核力量的增强到底意味着什么是无法预测的。在英国，许多知名人士指出，那种认为英国可以独立地使用核武器抗击苏联的想法实际上是不足取的。持另一种意见的人却反驳说，英国的“自杀”至少能给苏联造成巨大的损失。法国公众和一些战略评论家感到法国政府所宣称的威慑政策作用也不大。但另一方面，人们有理由相信，非常认真地对待核战争可能性的苏联军事计划人员，肯定会对最近的事态发展感到头疼。他们不仅面临4个可给苏联心脏地区造成巨大破坏的国家（已不仅是美国一国），而且还必须考虑，如果苏联与4国中的一国（如中国）进行核交战，其余三国保持中立，坐视它们相互残杀，战后的世界军事力量对比会有何变化。正因为如此，苏联人才反复强调说，苏联在与美国签订《全面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时，不仅要考虑英法两国的核系统，还要考虑留出一定的力量对付中国。在克里姆林宫看来，所有这些情况已使核武器变为在执行合理的军事打击政策时无法使用的手段。

即使常规武器是衡量苏联军事力量的主要标准，是苏联实现其政治目标的主要手段，我们也很难相信苏联人对目前国际军事力量对比会感到心中有数。这似乎是一个非常大胆的看法，因为人们经常听到的是，在美苏“军事力量对比”中，苏联的飞机、坦克、火炮、步兵师的总数远远多于美国。人们还经常宣称，北约部队在欧洲大规模常规战争中，将无力坚守阵地，在几天后就不得不使用核武器。但是，近来越来越多的学术研究报告认为，目前的真实情况是“双方的力量都不足以保证自己取得胜利”。这一结论是进行了详尽的比较分析（例如对美国装甲师与苏联坦克师的编成进行比较分析），研究了某些影响更大但难以预测的因素（例如中国的作用、华沙条约的可靠性）后得出的。在此，我们只能加以简要说明。这一结论的根据即使大致属实，也会令苏联的参谋人员极不舒服。

首先要说清楚的一点是，任何关于常规力量的对比分析，都应将两个敌对联盟视为一个整体来衡量，在欧洲尤其如此。只要这样观察问题，我们就会发现，北约不包括美国的部分要比华约不包括俄国的部分重要得多。的确，正像《1985年度英国国防白皮书》所指出的：“驻在欧洲的北约一线部队大部分来自欧洲国家，即欧洲国家提供90%的兵力、85%的坦克、95%的火炮、80%的战斗机以及在大西洋和欧洲海域70%以上的主力舰只……欧洲可动员兵力近700万人，而美国只有350万人。”当然，美国也在德国部署了25万人，一旦欧洲燃起战火就准备跨过大西洋的美国陆军师、空军中队也是必不可少的增援部队，且总的来看北约还要依赖美国的核威慑和美国的海上力量。但重要的是，北约这座大厦的基础较为牢固，不像华约那样头重脚轻、需要靠苏联。还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美国北约盟国的防务开支比苏联的华约盟国高6倍；英国、法国和联邦德国每个国家的国防开支，比苏联以外华约各国军费的总和还要多。

如果全面衡量两大集团的力量，而不像西方人那样为了使自己的评估结果耸人听闻进行毫无道理的删节，我们就会发现，两个集团在多数方面处于战略均势。华约在某些方面虽有数量优势，但并不举足轻重。例如，双方在欧洲的地面部队数量大体相当，地面部队总数及后备役地面部队总数也大体相同。根据最准确的估计，华约的兵力为1390万人（其中640万为主力部队，750人为预备役），没有大大超过北约1190万人的总兵力（其中500万人为主力部队，680万人为预备役）。况且，华约军队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三类师和红军的预备役部队。在极其重要的中欧战场，北约军队与大量的苏联装甲师和摩托步兵师相比，数量上的差距最为严重。但即使如此，如果想想在城镇林立、人口稠密的德国北部实施“快速机动进攻战”是多么困难，看看苏联5.2万辆主战坦克中有那么多是只能堵塞道路的老式T-54型坦克，我们就会感到华约的优势并非很令人不安。只要在弹药、燃料和武器等方面有充足的储备，北约就会比20世纪50年代更容易挫败苏联的常规进攻。

此外，在比较两大军事集团时，还要考虑团结、凝聚力等无法用数量表达的因素。北约的弱点是不容否认的。大西洋两岸经常为“军费负担”问题争论不休；出现危机时，各国政府为发射核导弹而必须进行反复协商也是个棘手的问题。联邦德国、英国、西班牙、希腊等国的“中左”政党内，有许多人主张中立并有反北约情绪，这些都不时引起焦虑。如果有朝一日，某个与华约西部边界接壤的国家（特别是联邦德国）实行“芬兰化”，这不仅可使苏联在战略上得到重大利益，还可减轻苏联的经济负担。但是，即使这种情况的发生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它也无法与苏联对东欧各国可靠性的担心相比。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波兰团结工会运动，民主德国希望与波恩改善关系的迹象，“蹑手蹑脚地走向资本主义”的匈牙利，波及波兰、罗马尼亚以及整个东欧的经济困难，都是苏联领导人必须正视而又很难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是动用苏联红军就能解决的，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新解释看来也不能使东欧人满意。尽管苏联领导人最近发表了一些关于现代化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政策进行重新审视的言论，但是人们还难以看到苏联要取消对东欧的控制。然而，这种种政治不满和经济困难的情况必然使人们更加怀疑华约非苏联军队的可靠性。例如，人们几乎都认为，波兰军队不会增强华约的力量，因为在战时苏联红军须对波兰军队及波兰境内至关重要的公路和铁路进行了严密的监视。同样，人们也难以想象，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和匈牙利军队会按照莫斯科的命令，去积极主动地进攻北约阵地。甚至苏联盟军中战斗力最强、最现代化的民主德国军队的态度，在得到向西进攻的命令时也可能发生变化。的确，华约军队中大部分是苏联人（占4/5），苏军师在与西方的常规战争中将是真正的先头突击部队。不过，如果苏联红军指挥官在进行这样一场战争的同时，又要监视100多万战斗力不强而又不太可靠的东欧士兵，这任务可能不会轻松。北约以反攻（譬如攻入捷克斯洛伐克）来回敬华约进攻的可能性无论多么小，也能使苏联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更加心神不安。

此外，苏联人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起，就面临一个十分可怕的问题：可能与北约和中国发生大规模冲突。如果东西线战争同时发生，从一条战线向另一条战线调兵即使不是不可能，也会受到严格制约。即使战争只在一条战线爆发，克里姆林宫也不敢从潜在敌国沿边界部署有重兵的地区抽调兵力。事实也是如此。苏联不得不分出约50个师和1.3万辆坦克准备对付中苏冲突。苏联军队虽然比中国军队现代化程度高，机动能力强，但要彻底打败兵力是它4倍的对手，实在令人难以想象，更不用说长期占领了。这是假设战争保持在常规战争范围内的情况（由于苏联人曾暗示要毁灭中国，这种假设也许根本不会发生）。如果中苏间进行核交锋，苏联计划制订者就得想想，核冲突后与仍坚守中立的西方相比，自己是否会居于劣势地位。同样，苏联人也得考虑在与北约打完核战争或大规模常规战争后，在大伤元气、实力锐减的情况下，如何对付中国的压力。

虽然中国因其幅员辽阔成为苏联除北约以外最大的心病，但人们也不难想象苏联对其整个亚洲“侧翼”都不放心。从地缘政治上看，莫斯科大公国（俄国）在亚洲逐步扩张领土的传统政策已无法继续执行。且不说许多较小的亚洲国家，仅中国的重新崛起、印度的独立与发展、日本的经济复苏，就足以消除19世纪人们关于俄国会逐渐控制整个亚洲大陆的担心。（今天这种想法会使苏联总参谋部大惊失色！）的确，这还不能阻止苏联人像在阿富汗那样在周边地区得手。但是，阿富汗冲突的持续时间和在亚洲其他国家出现的反苏情绪证明，苏联人要进一步扩张领土，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将付出无法估量的代价。一个世纪前，俄国沙皇曾信心十足地宣布他的“亚洲使命”，而当今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则不得不担心从中东向其南部边界渗透的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中国的威胁，以及在阿富汗、朝鲜和越南出现的复杂局势。苏联无论在亚洲部署了多少个师，都无法确保其漫长的边界线的“安全”，尤其是西伯利亚大铁路极易因遭敌火箭袭击而中断。西伯利亚铁路中断后，远东地区的苏联军队将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

由于有关心本土安全的传统，所以苏联的海上力量和海外力量相对来说要小得多，这并不奇怪。这不是说，我们无视苏联海军在过去25年中令人瞩目的发展，对苏联各种性能大大改善的新型潜艇、水面舰艇和正在建造的试验性航空母舰视而不见；也不是否认苏联商船队、渔船队的迅速壮大，以及它们可能起到的重要战略作用。但是，苏联海军在攻击能力方面，与拥有15个航空母舰特混编队的美国海军相比，还相差甚远。而且，我们如果比较两大军事集团的海军，而不是两个超级大国的海军，就会发现美国-北约盟国的海军实力相当强大。

如表48所示，西方盟国的主要水面作战舰只为华约的两倍，海军飞机为华约的3倍，潜艇几乎与华约旗鼓相当。况且，华约许多大型水面舰只已服役20多年，探测敌潜艇的能力有限，75%的海军人员是应征士兵（西方则是长期服役的职业军人）。因此，人们很难看出苏联在近期内会拥有夺取“制海权”的能力。

表48 北约与华约海军实力对比

最后一点是，如果苏联海军新式大型水面舰只的真正任务是在巴伦支海等海域充当“海上堡垒”，保护本国的核导弹潜艇不受北约的攻击（也就是说，苏联舰队的主要任务是保卫本国的战略威慑力量），那么苏联海军显然没有多余的部队（老式潜艇除外）可用于切断北约的海上交通线。由此我们还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与西方进行大规模冲突时，苏联无法向其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基地和部队提供支援。尽管人们对苏联向第三世界的渗透大肆渲染，但苏联的海外（指东欧和阿富汗以外）驻军很少，其海外主要基地在越南、埃塞俄比亚、南也门和古巴。这些国家要求苏联提供大量财政援助，苏联对此似乎日益不满。苏联可能已经意识到，西伯利亚大铁路在有中国卷入的战争中极易遭到破坏。因此，它正有计划地开辟一条经印度洋到其远东领土的海上交通线。但是，按照现在的形势看，这条航线也并不可靠。苏联的势力范围无法与在全球拥有军事基地、部队和舰队的美国（还有英国和法国）相比，苏联那几个无遮无掩的基地在战争中无法逃避西方的打击。如果把日本、中国和某些亲西方国家的小国再算进去，形势就对苏联更加不利。当然，以武力把苏联人赶出第三世界在经济上对苏联并不是一个沉重打击，因为它在第三世界的贸易、投资和贷款，与西方相比微不足道。不过，这再次表明苏联还不完全是一个全球性大国。

人们可能认为，这是在夸大苏联与西方的差距。但值得注意的是，苏联计划制订者的确在考虑“最坏的情况”。苏联军备控制谈判人员总是反驳苏联军事力量应与美国相等的观点，说苏联要有“分外”的力量对付中国，保证自己8000英里边界线的安全。任何一位明白事理的观察家都会认为，苏联确保自己安全的力量已绰绰有余，它继续制造更新式的武器系统，只会使别国感到不安全。但是，克里姆林宫的决策者继承了军国主义和时常类似偏执狂的治国传统，在他们看来，苏联与东欧、中东“北部”的边界和与中国漫长的共同边界都可能顷刻崩溃。但是，部署了那么多的苏军师和空军中队来保卫这些边界，苏联人并未获得所希望的安全感。苏联也不敢从东欧撤军或在边界问题上对中国做出让步，因为它担心这样做会在当地引起一系列反应，还害怕被视为是莫斯科丧失意志的表现。克里姆林宫在为解决确保其漫长的陆地边界安全这一传统难题而努力的时候，还必须竭尽全力在火箭技术、卫星运载武器、探索太空等方面赶超美国。因此，苏联，或更加确切地说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制度，在世界力量竞争中，在整体素质上都在经受考验。苏联不喜欢处于不利的地位。

如果苏联经济发展比较健康，它的处境（或力量对比）肯定比现在好（这使我们又回到了俄国的老问题上）。经济对苏联军事之所以至关重要，不仅因为苏联人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武器和薪金均来源于经济，还因为他们知道经济在持久的、有大国参加的联盟战争中十分重要。1979年出版的《苏联军事百科全书》认为，全球性联盟战争也许是短暂的，使用核武器时尤其如此；“但是，考虑到联盟中参战国巨大的军事、经济潜力，也不能排除打持久战的可能性”。如果这样的战争成为持久战，经济支持力将像过去历次联盟战争中一样发挥重要作用。这种前景不会使苏联领导人感到欣慰，因为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苏联仅占12%～13%（加上华约卫星国也只有17%）。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不仅远远低于美国和西欧，而且正在被日本超越。如果中苏两国的经济增长率长期保持目前水平，30年后中国将赶上苏联。如果有人觉得这一结论夸大其词，不妨重读一下《经济学人》杂志的评论：1913年“沙皇俄国每人每小时的实际产值是日本的3.5倍，然而经过近70年的岁月后，苏联的人均产值却只及日本的1/4”。因此，无论人们如何估价苏联目前的军事力量，到21世纪初它在世界各经济大国中很可能退居到第四位或第五位。这将使苏联领导人感到不安，因为这对苏联国力有深远影响。

这并不是说苏联已接近崩溃的边缘，也不能把它看成一个几乎具有超强力量的国家。但这的确表明，苏联正面临着左右为难的选择。正如一位苏联问题专家所说：“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基本政策——大炮、黄油、增长率，已不可能再执行下去了……即使在很乐观的情况下，苏联将面临的经济困难，也要比它在20世纪60和70年代所遇到的严重得多。”预计，俄国人将为发展经济做出更大努力。但是，即使莫斯科有一个积极进取的政府，它也不可能为发展经济而放弃“科学社会主义”，更不可能为减轻负担而大量削减国防开支从而影响苏联国家的军事核心。因此，苏联摆脱其目前困境的希望不容乐观。如果没有庞大的军事力量，苏联在世界上就无足轻重；而有了庞大的军事力量，苏联既让他人感到不安全，也妨碍了自己的经济发展。这真使苏联进退维谷。

但是，西方不能对此喜出望外，因为苏联没有听任自己建立起来的国家衰败的传统和习惯。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扩张过度、由多民族组成的帝国（本书所述及的奥斯曼帝国、西班牙帝国、拿破仑帝国和大英帝国），都是在大国战争中被打败，或在战争中受到严重削弱而不得不进行政治收缩时（如1945年以后的英国），才退回本国境内的。对苏联的困难喜形于色、期待这个帝国崩溃的人不应该忘记，这种转变不总是以人们预想的方式进行，而且，通常要付出非常巨大的代价。

相对衰落的美国

当你致力于分析美国的现实境况并探索它的未来时，由于两个重要的区别，有必要牢记苏联所面临的困难。这两个区别是：第一，尽管有人会说，在已往的几十年里，美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比苏联衰落得相对快些，但它的问题远不如它的对手苏联严重。况且，美国的绝对实力（特别是在工业和技术领域）远比苏联雄厚。第二，同一个僵化且控制甚严的大国相比，美国社会那种结构松散和自由放任的特性（尽管不无缺点），有可能在适应变化的环境方面赋予它更好的机会。但是，反过来，这又要求美国领导人能理解当今世界正在进行的更大的变动进程，要求他们在适应全球环境变化的过程中意识到美国自身的优势和弱点。

尽管就目前来讲美国在经济上甚至军事上仍是天下无双，但它迟早逃脱不了两种重大考验，这两种考验对任何在世界事务中占据“第一”的大国的寿命都曾构成严峻挑战。这两种考验是：在军事或战略领域，该大国能否在其预期的国防需求和它所拥有的履行所承担义务的手段之间，保持适度的平衡；同这一点密切相关的是，面对不断变化的全球生产格局，该大国能否在相对的衰落中保持其实力的科技和经济基础。这种对美国能力的挑战将会更加严峻，因为正像1600年前后的西班牙帝国或者1900年前后的大英帝国一样，美国是大量战略义务的继承者，而这些义务都是在几十年前国家影响世界事务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能力如此毋庸置疑的时候所承担下来的。结果是，同以往大国的兴衰史十分相像，美国也正面临着“帝国战线过长”的危险，也就是说，华盛顿的决策者不得不正视这样一种棘手而持久的现实，即美国全球利益和它所承担的义务总和，已远远超过它能同时保卫的能力。

同以往被战略上的过度扩展所困扰的大国不同的是，美国还面临着核毁灭的危险。很多人认为，正是这一点完全改变了国际强权政治的性质。如果一场大规模的核战争真的发生，那么有关美国“前途”的任何考虑都将值得怀疑，以至于使这种考虑本身毫无意义；即使美国在这样一场冲突中（因其防御系统和地理优势）处于比法国或日本更有利的地位，情况也完全一样。另一方面，1945年以后军备竞赛的历史已经表明，尽管核武器对东方和西方都构成巨大威胁，但它们对谁都显得难以使用，这正是大国之所以增加常规力量方面的开支的一个主要原因。然而，如果存在大国之间有朝一日卷入一场非核战争（不论是纯地区性的还是较大规模的）的可能性，那么今日美国同昔日的西班牙帝国或爱德华七世时的大英帝国在战略环境上的相似之处，就变得十分明显而且恰如其分。在每一种情况下，衰落中的头号强国都面临着众多威胁，而且这些威胁对其本土安全（就美国来讲，被一支入侵军队征服的前景十分遥远）来说算不了什么，但对国家的海外利益来说却是十分严峻，因为它们的海外利益如此广泛，以致很难同时保卫；并且要想放弃其中任何一种利益而又不冒更大的风险，几乎同样困难。应当指出，美国的每一种海外利益都是因它在当时看来似乎很有道理（常常又颇为紧迫）的理由承担起来的，而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需要美国出面的这些理由尚未消失。对华盛顿的决策者来讲，美国在世界某些地方的利益比几十年前甚至更为重大了。

就美国在中东所承担的义务而言，这一点非常正确。这是一个西自摩洛哥、东到阿富汗的广阔地带；正是在这里，美国面临着一系列的冲突和难题，仅这些问题本身（正如一位观察家所指出的那样）就足以使人“喘不过气来”，望而却步。中东既控制着世界石油供应量的绝大部分，又很容易受到苏联的渗透；美国国内有一个强大的、有组织的院外集团，在坚定不移地为孤立但在军事上却卓有成效的以色列奔走呼号；这里的那些有亲西方倾向的阿拉伯国家（埃及、沙特阿拉伯、约旦和海湾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既受到来自内部的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者的压力，又面临来自外部如利比亚之类的威胁；这里的所有阿拉伯国家，不管它们之间如何争斗，都一致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政策。所有这些都使该地区对美国至关重要。然而，与此同时，任何简单的政策选择都难以适用于该地区，这又使人手足无措。另外，该地区又是世界上最有可能经常发生战事的地区（至少一些地方是如此）。最后，该地区还有一个苏联试图以武力征服的阿富汗。因此，毫不奇怪，中东一直被美国视为需要持久关注——不论通过外交方式，还是通过军事行动——的重点地区。然而，1979年在伊朗解救人质行动的失败和1983年在黎巴嫩冒险的厄运，仍然记忆犹新，加之该地区矛盾的外交复杂性（如何既支持沙特阿拉伯又不使以色列担惊受怕）和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不得人心，都使美国政府要想推行一项连贯的、长期的中东政策非常困难。

在拉丁美洲，也可看到对美国国家利益的日益增长的挑战。如果世界上发生一场大规模的国际债务危机，并给全球的信贷体系，特别是给美国的银行以沉重打击，那么这场危机最有可能从拉美开始。事实上，拉美的经济问题不仅降低了美国许多著名银行对客户信贷分类的等级，而且还导致了美国制品对该地区出口的持续下降。在这里也正如在东亚一样，世界上先进的富裕国家提高对进口的低劳动成本制品的关税，并对海外援助计划表示冷淡。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小的威胁，足以引起人们的担心。所有这些问题又同拉美地区几十年来在经济上和社会上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掺杂在一起；同时，拉美地区的人口爆炸正日益压迫着它所能获得的资源，也对大多数拉美国家陈旧的、保守的统治体系产生了强大压力。这导致了种种基础广泛的社会和宪法改革运动，甚至还有彻底的“革命”运动，而后者又受到了来自古巴和尼加拉瓜激进政权的影响。由于反对革命的政府宣称要铲除国内所有的共产主义苗头，并请求美国帮助实现这一目的，这些运动反而又导致了保守主义的回潮。拉美地区所存在的这些社会和政治裂痕，常常迫使美国在两种愿望之间进行选择：是在拉美各国提携民主权利，还是战胜各国的马克思主义。拉美地区的问题也使得美国在以下两种策略之间进行权衡——能否仅通过政治和经济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或者能否诉诸武力行动（像格林纳达事件那样），它为此而煞费苦心。

然而，最令人忧虑的问题还在美国的南边，这一问题使得苏联面临的波兰“危机”都显得黯然失色。美墨关系的现状简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墨西哥已处于经济崩溃和违约赖账的边缘，它国内的经济危机使得每年都有10多万墨西哥人非法流入美国，它同美国之间最有利可图的贸易突然成了残忍、野蛮地经营毒品走私，而美墨边界对于这类贩运活动仍然非常容易渗透。

如果说对美国远东利益的挑战还很遥远的话，那么这并不能削弱东亚这一广大地区在今天的重大意义。远东居住着世界上最多的人口，美国对外贸易中最重要的并且日益增长的部分，正是同“太平洋周边”国家进行的；世界上未来的两大国——中国和日本就位于此地；苏联也直接和间接（通过越南）地属于远东地区。该地区还有一些新兴的工业化国家，一方面，它们脆弱的准民主制度彻底地接受了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经济原则；另一方面，它们又都削低价格与美国的工业制品进行竞争，从纺织到电子无不如此。正是在远东地区，美国一直承担着大量的军事义务，这作为早期“冷战”的产物一直存在着。

即使仅仅把这些义务列一个清单，也能揭示出美国远东利益的那种非同寻常和范围广泛的特点。几年以前，美国国防部试图就其在远东的利益问题准备一份概要文件，而它那十分简洁的文字却披露出那些战略义务的无限范围：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对于美国的重要意义已通过以下诸条约正式申明：同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的双边条约，使泰国成为我条约成员的《马尼拉条约》，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澳新美安全条约》。我们还通过在朝鲜和日本驻守陆空部队，将我第七舰队部署于西太平洋前沿而进一步扩大了它的意义。我们在该地区的最高目标是与友国和盟国协力做到：

——维护我重要海上航线和我在该地区利益之安全，保持我履行在太平洋和东亚所承担的义务之能力；阻止苏联、朝鲜和越南干涉他国事务；与中国建立持久的战略关系；支持友好国家的稳定和独立。

进一步讲，这一段精心挑选的文字难免会掩盖很多十分微妙的政治和战略问题，比如如何同中国建立良好关系而又不放弃中国台湾；如何在尽力控制友好国家的产品流入美国市场的同时，“支持友好国家的稳定和独立”；如何使日本为保卫西太平洋的安全承担更多责任，而又不致引起日本邻国的不安；如何维持美国的海外基地（比如在菲律宾的基地），而又不激起当地人民的反美情绪；如何减少美国在韩国的军事存在，而又不至于向朝鲜传递错误“信号”……

更为重要的——至少按军事部署来衡量如此——还是美国在西欧的利害关系。保卫西欧是美国陆军和大部分海空力量高于一切的战略原则。根据一些秘密的统计数字，美国实际上将其一般常规部队的50%或60%派驻在北约国家，而（批评家们反复指出）北约组织的其他成员国仅仅将其国民生产总值的很小一部分用于国防开支，尽管欧洲的全部人口和总收入现已超过美国。在这里，笔者不打算重复“分摊负担”讨论中欧洲所提出的种种反对意见（诸如法国和德国这样的国家为维持征兵制所付出的社会代价之类），也不想讨论这样一种观点，即假如西欧“芬兰化”，那么美国可能会为保卫西欧拿出比现在更多的军费。从美国的战略观点来看，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西欧比日本似乎永远都较易受到苏联的压力，部分原因是西欧不是一个岛国，部分原因是苏联在欧洲的东部前线集中了它陆空力量的最大部分，而且明显地超过了其内部安全的合理需要。尽管如此，这仍不可能使苏联拥有横扫西欧的军事能力，但在这种情况下，要单方面陆续撤走美国的地面和空军部队，则要谨慎从事。即使西欧这一世界上工业生产最为集中的基地可能落入苏联手中的微小可能，也足以使五角大楼相信，“西欧安全对于美国的安全特别重要”。

但是，不管美国对欧洲所承担的义务在战略上多么合乎逻辑，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保证某种军事和政治纠纷不会导致大西洋两岸的不和。虽然北约组织在某种程度上把美国和西欧紧密联在一起，但是从经济上讲，尤其是在农产品市场日益缩小的情况下，欧共体本身也像日本一样，是美国的竞争对手。意义更为深远的是，尽管欧洲官方政策一直强调躲在美国“核保护伞”下的重要性，但是欧洲公众对于在自己的土地上部署美国武器（巡航导弹、潘兴Ⅱ式导弹、载有三叉戟导弹的潜艇，更不消说中子弹）的后果，仍然深感不安。但是，（又回到前面谈过的问题）假如两个超级大国在一场大规模的冲突中避免“跨越核门槛”，那么这对于使用常规手段保卫西欧仍然存在许多难题。首先，使用常规手段费用十分昂贵。其次，即使有根据表明华约的地面和空中部队事实上可以被牵制住，这种观点也意味着北约现有兵力必须得到加强。依照这种观点，没有任何事情能比减少或撤走美国驻欧军队更令人担心的了，不管这么做的经济理由和加强美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军事部署的要求多么迫切。但是，在美国如此众多的武装部队投入西欧这一特定地区的情况下，要想推行一种既是全球性又具灵活性的大战略，确实极其困难。

考虑到上述情况，最关心美国力量与其所承担的义务之间脱节现象的，竟是武装部队本身，这就毫不奇怪了。因为，如果美国的战略弱点在一场战争的严酷考验中暴露无遗，那么他们将是第一个受害者。有鉴于此，五角大楼不时发出这样的警告，即它正被迫从事一场全球范围的“后勤供应大搬家”的游戏，一有新的麻烦，它就将部队从一个“热点”转移到另一个“热点”。1983年，美国在中美、格林纳达、乍得和黎巴嫩进行的重新部署，致使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疾呼美国兵力与战略之间的“搭配不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重”。果真如此，那么问题也是在多年以前就已存在了。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有趣的是，给美国武装部队“伸展过度”的警告配上“美国全球主要军事部署图”，酷似以前的世界大国——大英帝国在其战略扩张达到顶峰时期所拥有的遍布全球的海军基地和驻军分布。

从另一方面来讲，要求美国同时保卫其所有海外利益而又没有一些盟友的帮助——比如说西欧的北约成员国，中东的以色列，太平洋的日本、澳大利亚，可能的话还有中国——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所有的地区性倾向在防卫方面也不可能都对美国不利，比如说，尽管捉摸不定的朝鲜对南方进攻的可能性一直存在，但这种行为将不会受到中国的欢迎；另外，韩国本身已经拥有了两倍于朝鲜的人口和4倍于朝鲜的国民生产总值这样雄厚的实力。同样，虽然苏联在远东的势力扩张总是引起华盛顿的大惊小怪，但是中国对苏联通往远东的海陆交通线已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抵消苏联扩张的威胁。美国国防部长已清醒地承认：“我们永远也不能以百分之百的信心有效地满足我们承担的所有义务。”这一认识是十分正确的，但是，假如我们能够考虑到世界上潜在的反苏力量（美、西欧、日、中、澳）的总和远远大于站在苏联一边的力量总和，那么问题就可能不像初看起来那样令人担忧了。

尽管有此安慰，美国大战略的基本困境仍然存在：今日美国几乎承担着同它在1/4世纪以前同样多的义务，而当时它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工业产量、军费开支和武装部队总人数中所占的比重，都比现在要大得多。即使在它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40年后和它从越南脱身10多年后的1985年，美国在国外驻守的武装部队仍达52万人（包括6.5万名海军人员）。顺便指出，这个总数实质上已大大超过了鼎盛时期的大英帝国在平时的海外陆海军驻军总数。然而，按照参谋长联席会议和许多文职专家所强烈陈述的意见，这点儿人根本不够。尽管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美国的国防预算已增加了两倍，但是它的“现役武装部队的人数只增加了5%”。正如英国和法国在其帝国时期所发现的那样，一个承担有广泛海外义务的国家，比起一个只是为了本土防御而保持武装部队的国家来说，始终都面临一个更为难办的“人力问题”；而且，在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放任的社会里，由于征兵不得人心，这一问题也就格外严重。

如果没有对美国制度本身的效率提出——至少是从越战以来——如此众多的怀疑，那么这种对它在世界范围内利益和能力之间存在的差距的担心，也许还不太强烈。由于这些问题在其他的研究中都被反复讨论过，这里只对它们进行简要的概括，也不对“国防改革”这一热门话题作进一步讨论。例如，长期以来争论的一个主要领域一直是军种之间的竞争程度，尽管这一问题在许多国家的军队中普遍存在，但在美国体制中似乎根深蒂固。原因可能在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权力相对微弱，还可能在于同战略和作战领域相比，要把大量的精力用于武器采购。在和平时期，我们可以把它作为“官僚政治”的一个极端典型而不予重视，但在实际的战争时期，比如说，在紧急情况下派遣包括4个军种的快速部署联合特混编队，如没有适当的协调，就可能造成致命后果。

就军事采购这一领域来讲，所谓“浪费、弄虚作假和滥用职权”的批评也是司空见惯的。近年来造价昂贵但性能不合要求的武器引起公众关注，出现了种种丑闻，其原因有诸多合理的解释，例如在“军工部门”中缺乏适当的投标竞争和市场力量，武器系统本身“日益昂贵”的倾向，何况还有军火商对高额利润的追求等。但是，把采购过程中的缺陷同正在发生的明显而根本的变革——新的技术进步对战争艺术带来的广泛影响——割裂开来是很困难的。尽管在高科技领域苏联通常是最脆弱的——这表明美国武器的质量可以抵消苏联武器如坦克和飞机数量的优势——但是，卡斯帕·温伯格就采购新的武器装备而提出的“竞争战略”，仍具有明显的诱人之处。不过，里根政府在其第一任期内比卡特政府在飞机上多支出75%的军费而最终只多得了9%的飞机这一事实，揭示了20世纪末期美国军事采购中存在的这一令人震惊的问题：假使技术进步的逻辑迫使人们花费越来越多的金钱，却只能得到越来越少的武器系统。那么在一场激烈的常规战争初期过后，美国及其盟国是否还真能准备起充足的、先进而造价昂贵的飞机和坦克呢？如果美国海军在一场第三次大西洋海战中的初期阶段就遭受惨重损失，它是否还有足够的攻击潜艇或护卫舰呢？如果没有，结果将是不堪设想的，因为十分明显，当今武器的复杂性使得武器本身难以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在短期内就得到更换。

这一困境又因制定美国国防政策这一复杂过程中的两个因素而更显严重。首先是预算的限制，除非外部环境对自身构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否则要想争取国防开支有比以往较大的提高，比如增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7.5%，那将是一场异乎寻常的政治游说；特别是由于联邦赤字的规模迫使美国将平衡政府开支作为首要问题之后，增加军费开支更为困难。但是，假如国防开支增长速度的下降或者干脆停止，恰好同武器费用的攀升碰到一起，那么五角大楼面临的困难将会雪上加霜。

其次，像美国这样一个全球超级大国所必须应付的军事突发事件错综复杂、多种多样；每一种不同的事件对所需的武装部队和武器都有不同的要求。这一点在大国的历史上不是没有先例。当年的英国陆军由于不得不在印度东北边境或在比利时作战，曾经常处于捉襟见肘的困境之中。但是这种挑战比起今日“头号”强国所面临的艰难任务，只能是小巫见大巫。如果美国的关键问题是在各种水平上保持对苏联的核威慑，那么它就必然会把大量金钱投在诸如MX导弹、B-I和“隐形”轰炸机、潘兴Ⅱ式导弹、巡航导弹、载三叉戟导弹的潜艇之类的武器上。如果同华沙条约集团打一场大规模的常规战争是最有可能的方案，那么资金大概就要流向完全不同的方向：战术飞机、主战坦克、大型航母、护卫舰、攻击潜艇以及后勤保障建设。假如美苏避免直接相撞但有可能在第三世界激烈角逐，则所需武器就会混合搭配：小型武器、直升机、轻型航母以及美国海军陆战队将得到加强并成为中坚力量。由此可见，有关“国防改革”的大量争论来自对美国可能应付的战争类型的不同估计。但是，如果政府决策人士估计错误，后果又将如何呢？

进一步讲，对美国这种体制效率的主要担心——甚至“重振”国威的坚决支持者们都如此表示——在于现行的决策体系能否保证推行一个适当的大战略。这不仅意味着要实现军事政策上更大的连贯性，以减少“海洋战略”和“联盟作战”之间的争吵，而且还要求实现美国长远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之间的协调一致，以取代已成为华盛顿决策重要特点的官僚内斗。关于这一点，一个常被引用的例子就是，决策部门之间对于美国在海外怎样和在何地使用其武装部队，以加强或是保卫其国家利益的频繁的公开争执——国务院要求对威胁到这些利益的行为做出明确而坚决的反应，而国防部则不情愿（特别是在黎巴嫩的冒险失败以后）卷入海外麻烦，除非有特殊情况。但是，五角大楼也有过与此相反的例子，即它偏爱在同苏联的军备竞赛中事先不同主要盟国协商就单方面做出决定（比如战略防御计划SDI和主动违反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这却给国务院留下不少难题。对于国家安全委员会，尤其是国家安全顾问个人的地位，也有不少使人难以捉摸的问题。美国对中东的政策也常常是零打碎敲、前后不一，这部分是由于存在十分棘手的巴勒斯坦问题，部分是由于美国在支持保守的、亲西方的阿拉伯国家以抵制苏联对该地区的渗透方面的战略利益，常常受到其国内亲以色列院外集团有组织的激烈反对和冲击。在如何运用经济手段（从贸易制裁、禁止转让技术到外援许可证、武器销售和粮食出口）支持美国的外交利益方面（这些利益影响到对第三世界、南非、苏联、波兰、欧共体等国家和地区的政策），各部门、机构之间经常争执不下，致使各项政策之间有时互不协调、相互矛盾。一方面，任何明智的人都不会坚持认为，每一个困扰世界的对外政策问题都有一个明显而现成的“解决办法”；另一方面，决策体制内部经常发生分歧，对保护美国的长远利益肯定没有帮助。

所有这些问题使得那些悲观的批评家对华盛顿决策者活动于其中的整个政治体制提出怀疑。这是一个过于庞大而复杂的问题，难以在这里深入探讨。但它日益表明，对于一个需要依据世界事务中难以驾驭的巨大变化来修订其大战略的国家来说，每隔两年都可能造成外交决策停顿的这种选举制度，可能没有多大好处；由院外集团、政治行动委员会及其他利益集团这些对不同的政策变化明显抱有偏见的团体所施加的强大压力，也可能于事无补。大众传播媒介对重要而复杂的国际和战略问题所固有的“简单化”倾向——它们关注这些问题的时间和空间有限；其存在的目的主要在于赚钱和招徕读者和听众，报道本身的客观性并不重要——恐怕也无助于国家。在美国社会文化中势力仍然强大的“逃避现实责任”的心理倾向，对当今美国更不会有什么裨益，尽管就美国昔日的“边疆”眼光来看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于适应今日日益复杂和一体化的世界以及同其他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交往，却是一个障碍。最后，美国也不可能永远受其分权体制，即立法权与决策权分立这种体制的帮助，因为分权原则是200多年前美国在地理和战略上尚与世隔绝的情况下谨慎确立的；而且当时有充裕的时间，能对寥寥无几的真正算得上“对外”政策的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但是，在它已成为一个全球超级大国，又常常不得不迅速调整对那些几乎不受什么束缚的独立国家的政策的今天，要做到这一点已是日益困难。在这些难题中，对实施一项前后一致的、长远的美国大战略构成难以克服的障碍的已不止一个；而它们的不断积累和相互作用的结果，则使得在选举年对那些看来有损于某些特殊利益的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比不作调整更加困难。因此，也许正是在文化和国内政治领域里，为迎接21世纪而发展和完善一项有效的美国总体政策，将受到最大的考验。

有关保卫美国全球利益的“手段与目的”之间适当关系的最后一个问题，同逼近美国的经济挑战密切相关，因为经济方面的问题复杂多样，已对制定国家政策构成无比的压力和威胁。美国经济的广泛性和复杂性使我们很难对各个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做一概括，特别是在它不断发出矛盾信号的时期里，尤为困难。尽管如此，在上一篇中所描述的一切特征仍然适用。

第一个特征是，与世界生产相比，美国工业相对衰落。不仅在旧的制造业（如纺织、钢铁、造船）和基础化学领域是这样，而且在世界的人工智能、航天、汽车、机床和计算机领域所占的比重中也是如此，尽管现在很难判断经济技术领域里竞争的最后结果。在以上两个领域里，美国都存在大量问题：在传统的基础工业方面，美国同新兴的工业化国家之间在工资水准上的差别很大，任何“提高效率的措施”恐怕都难以奏效；如果美国在未来技术的竞争中真的输掉（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那么情况就会更加糟糕。例如，1986年末，美国国会的一份研究报告曾经指出，美国在高科技产品方面的贸易盈余已从1980年的270亿美元减少到1985年的40亿美元，而且正在迅速走向亏损。

衰落的第二个部门（一般也是人们很少料到的）就是农业。仅10年前，农业专家们还在预言，在粮食需求和农业产量之间将会出现全球性的不平衡。但是，他们所预测的这种饥荒和灾难的前景，反而招致两种强烈的反应。其一是在海外食物销售无限广阔的前景刺激下，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对农业进行大规模投资；其二就是，在西方世界的资助下，进行大量研究，以便用科学方法提高第三世界的谷物产量。这项工作十分成功，以至于使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成了粮食出口国，因而也自然成了美国的竞争者。这两种趋势同欧共体因其价格补贴体制而成为过剩农产品生产者的过程殊途同归。结果专家们现在转而提出了“世界充满着食物”之说，这又反过来导致了农产品价格和美国粮食出口的急剧下跌，也迫使许多农场主停产歇业。

因此毫不奇怪，正是这些经济问题导致了遍及美国经济各部门和弥漫于商人、工会、农场主及其各自的国会议员之间的保护主义浪潮。正如英国爱德华七世时期的“关税改革”之争一样，加强保护措施的辩护者抱怨外国所进行的不公正行为和低成本制品在美国的倾销，谴责国外对农场主的大量补贴；而且坚持认为，只有美国政府放弃对贸易的不干涉政策并实行强硬的反倾销措施，才能应对这些国外竞争的压力。他们的许多怨言（比如日本廉价硅片充斥美国市场）都是有道理的。广义上说，这种保护主义情绪恰恰反映了曾是天下无敌的美国制造业优势地位的衰落。犹如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一样，1945年后的美国支持自由贸易和公开竞争，不仅是由于他们垄断了全球商业以及由此带来了繁荣，而且因为他们懂得，如果消除保护主义，那么最有可能受惠的是他们自己。但是40年后，随着这种自信心的下降，美国的观点将转向保护国内市场和国内生产者。总之，正像英帝国早期的情况一样，现存制度的保护者总会提出，提高关税不仅可能削弱国内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而且还可能导致种种外来的不利反应，比如全球关税战、抵制美国货、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货币贬值，以及再次出现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

伴随着这些影响美国制造业和农业的问题而来的，还有国家金融领域里前所未有的动荡。美国工业制品在国外竞争力的削弱和农产品出口的下降，共同造成了美国在有形贸易方面的巨额逆差——到1986年5月为止的12个月里，逆差额为l600亿美元；更使人担心的是，这一贸易赤字再也不能用美国在“无形”贸易方面的收益来抵偿，而后者通常是成熟经济的依靠（比如1914年前的大英帝国）。恰恰相反，要维持美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的唯一办法，只能是前所未有地大规模吸收外资，在短短几年之内，将自己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变成最大的债务国。

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的是——按照某些批评家的看法，这一问题的根源是——长期以来美国政府本身的预算政策。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华盛顿已有这样的倾向，即依靠赤字财政而不是依靠增加税收，来支付日益庞大的国防和社会计划的开支。但是，里根政府在80年代早期的政策——如大规模地增加国防开支，大量降低税收，而在联邦开支的其他方面没有相应减少——导致了赤字的超常上升，从而也使国家债台高筑（如表49所表明的那样）。

表49 1980～1985年联邦赤字、债务和利息

（单位：10亿美元）

很多警告指出，这种趋势的继续发展，将使美国债务在2000年以前跃至13万亿美元（为1980年债务的14倍），为此所付的利息将上升到1.5万亿美元（为1980年的29倍）。事实上，降低利率虽可能减少这些估计数字，但整个趋势仍然十分不利。即使联邦赤字能够降到“只有”1000亿美元，到21世纪早期，国债加上利息付款仍将使美国数额空前的金钱流向同一方向。从历史上讲，大国在和平时期如此增加其负债程度的仅有的另一例子，就是18世纪80年代的法国，而当时的财政危机加速了其国内政治危机的爆发。

美国的贸易和联邦赤字现时已同世界经济中的一种新现象相互影响、相互推动，这种现象可以表述为国际资本运动同商品贸易和劳务的“脱臼”。由于世界经济日趋一体化，制成品和金融服务业的贸易量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大得多，其贸易金额每年可达3万亿美元。但是，这同今日世界货币市场上资本流动的惊人规模——比如，仅伦敦的欧洲美元市场的流通量就“至少相当于世界贸易额的25倍”——比较起来，就大为逊色了。这一趋势曾受到70年代一些事态（比如固定汇率转变为浮动汇率，欧佩克成员国大量过剩的石油美元等）的刺激，也受到美国赤字的推动，因为联邦政府消除支出和收入悬殊的唯一办法，就是从欧洲和（特别是）日本吸收大量的流动资金，像上面讲过的那样，把美国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事实上，没有80年代早期的外资流入，很难想象美国经济能维持下去，尽管这会引起美元汇率上升这一难以对付的后果，并进而损害美国农业和制造业产品的出口。但是，外资流入又提出了这么一个使人担心的问题：一旦数额如此巨大而又十分活跃的外资撤出美国，致使美元汇率急剧下跌，会造成什么后果呢？

这种种趋势反而说明，那种危言耸听之说夸大了美国经济问题的严重性，同时也没能指明这些发展变化的“正常性”。比如，倘若在70年代末没有这么多人以飞涨的价格和很高的利率购买土地，美国中西部农业区的经济情况可能不会太糟。另外，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移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发生在所有发达国家里的共同现象；同时还应想到，即使制造业中的雇佣劳动力（尤其是蓝领工人）的数量一直在下降，美国制造业的绝对产量还是一直上升的。就制造业中的雇佣劳动力的减少而言，也是—种“正常”的趋势，因为世界生产正日益从材料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变。与此相似，美国的金融机构日益转变成世界性的金融机构——世界上共有3个国际金融中心（东京、伦敦和纽约）——也没什么不好，因为它操纵着（也得益于）大量的流动资本，这只会提高美国服务业的收入。只要通货膨胀为一国特定时期所需要且允许，即使每年有大量的联邦赤字和巨额国债，问题也不会过于严重；甚至有些人还持这样的看法，认为经济自会“按自己的方式摆脱”赤字，或者政治家们会采取适当措施来减少赤字，要么提高税收，要么压缩开支，或者二者兼施。他们指出，过于草率地削减赤字的努力很可能引起大规模的衰退。

更使人宽心的，据说是美国经济中积极的增长信号。由于服务行业的繁荣，美国在过去10年中比其在和平时期的任何时候都更迅速地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当然也比欧洲要快。与此相联系，更大规模的劳工流动也有利于就业市场的这种变化。进一步讲，美国不仅在加利福尼亚，也在新英格兰、弗吉尼亚、亚利桑那以及许多其他地方对高技术大量投资，保证了更高的产量，同时也创造了更多的国家财富（也确保了美国对苏联的某种战略优势）。事实上，正是美国经济中存在着大量的机会继续吸引着数百万的移民，激励着成千上万的企业家；而汇入美国的资本洪流也要求进一步投资，特别是在研究和开发领域。最后，如果全球贸易中的这种变化确实导致了粮食和原材料价格的下跌，那么这也应该有利于仍进口大量石油、金属矿石及其他原料的美国经济（尽管会损害像农场主和石油大王这样一些生产者）。

以上许多观点可能都有道理。因为美国经济的规模如此宏大而且多样化，因此，在一些经济部门和地区衰落的同时，其他部门和地区则可能欣欣向荣。这就使得对美国经济进行“危机”或“繁荣”的笼统概括很不恰当。因此，即使在原材料价格下降、美元难以长久支撑的高比值在1985年早期下跌和利率降低——这三种趋势都会对通货膨胀和企业界的信心产生很大影响——的情况下，你仍会发现一些经济学家对未来充满信心，这一点并不奇怪。

不过，从美国大战略和一种有效的、长远战略必须依靠的经济基础的角度来看，前景并不那么美好。首先，美国1945年以来在全球范围内承担了大量的军事义务，但是现在它肩负这些包袱的能力明显地不如几十年前，当时它在世界工业和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远远大于今天；它的农业也未陷入危机，它的国际收支也比今日健康得多，政府预算尚保持平衡，对世界其他国家所欠债务也远不如今日沉重。从这一较广的意义上来讲，一些政治科学家把今日美国的地位同往昔“衰落的霸权”相提并论是有道理的。

在此着重指出这一点是有益的，即今日美国知识界日益强烈的不安心情，同英国爱德华七世时期遍及各政党的忧虑心情，以及由此引起的所谓“国家效率”运动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就是国家的决策、企业和教育界之间，就如何扭转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已日渐削弱的竞争力这一问题，展开的基础广泛的论争。就商业技能、训练和教育水平、生产效率、收入（不甚富裕的家庭）和生活水平、健康状况、住房以及1900年的实力“第一”几个方面来看，它正在丧失其原来的优势地位，伴随而来的还有国家长远战略地位的灾难性后果；因此，要求“重振”和“重组”的呼声在左派中至少同在右派中一样强烈。这种运动通常都会在社会各处导致改革；但是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运动本身就是衰落的证明；而这种改革的鼓动在几十年前美国的领导地位毋庸置疑的时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非常有影响的作家G·K·切斯特顿具有讽刺意味地评论说，一个强壮的人是不担心自己身体的，只有到了衰弱不堪时，他才开始谈论自己的健康。同样，一个世界大国在其强大而又不受任何挑战之时，比其相对衰落之时，更不可能对自己履行义务的能力展开辩论。

更严格地讲，如果美国的工业基础继续受到削弱，它的大战略将会受到严重影响。假如一场未来的大规模战争仍是常规性质的（由于交战双方都惧怕发生核毁灭），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在美国某些重要工业衰退、蓝领工作减少等情况持续若干年后，美国的生产能力将会受到什么影响？与此相联系，使人不禁想起海因斯在1904年对英国工业衰退给这个国家的实力造成的影响所发出的警告：

假若作为一国国防基石的工业受到（外国竞争的）威胁，那么国家处境将会怎样？没有钢铁工业，没有庞大的工程技术行业，国家就无法生存。因为在现代战争中，缺乏这些就等于丧失了生产的手段，也无法保持一支有战斗力的舰队和陆军。

很难想象美国工业能力的衰退会如此严重，因为它的工业基础比爱德华七世时期的英国要雄厚得多；而且重要的一点是，美国“与国防有关的工业”不仅受到五角大楼订货单的支撑，而且也同整个工业从材料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即高科技）的转变并行不悖；从长远来讲，这也会减少西方对重要原料的依赖。尽管如此，大量的半导体（或者从半导体想到其他产品）在国外装配而后运回美国市场，美国的海运和造船工业衰退，许多矿井和油田关闭。一旦发生一场持久的大国之间的联盟战争，所有这些肯定会产生破坏作用。进一步讲，如果历史的先例还可供借鉴的话，那么对战时生产的“高涨”造成最严重束缚的通常是技术工人短缺问题——这又使人对美国蓝领（往往是有技术的工人）工作的大规模减少不禁疑虑重重。

另一个与支持适当的大战略同样重要的问题，涉及到经济增长缓慢对美国社会和政治一致性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使大多数欧洲人十分惊奇的是，美国在20世纪竟然避免了公开的“阶级”政治的出现。任何人都能想到，这应归功于下列事实：大量的移民都是从世界各地严酷的社会环境中逃离出来的；美国庞大的版图容许那些对其经济地位全然绝望的人们“逃避”到美国西部，同时也使得劳工组织比在法国或英国都困难得多；同样的地理因素以及这片沃土提供给企业家的机会，鼓励了在很大程度上不受限制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正是这种自由资本主义决定了美国的政治体制（除了偶尔出现的来自左派的攻击以外）。结果是，美国贫富之间的“收入差距”比任何其他发达的工业社会都大；由于同样的原因，美国用于社会公益事业的开支在其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比其他类似的国家都低（日本除外，它好像有一个很强大的以家庭为基础的、资助穷人和老人的计划）。

尽管存在着社会经济上的明显差异，但并不存在“阶级”政治，这一点显然得益于以下事实：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的全面发展为大多数公民的个人生活改善提供了广阔的前景；美国社会中最穷的1/3人口没有被“动员”起来成为正式的选民。但是，假定白人同黑人和西班牙人在出生率上存在差异——何况还有流入美国的大量移民的变动，假定经济变化导致制造业中数百万高收入工作者的岗位丧失，以及服务业中低收入工作者大量涌现，在这种情况下，再得出以下结论就显得不明智了，即使美国进入一个由美元贬值和低增长造成的持续的经济困难时期，它仍能保持其主要的政治经济模式（政府低开支和富人低赋税）。这还意味着，通过增加国防开支来迎接外来挑战，通过削减现有的社会开支来对付预算危机的这种美国政体，可能要冒最终引起政治动乱的风险。考虑到本篇中所考察的其他所有大国的情况，在确定国家的优先次序过程中，如何对付国防、消费和投资之间的三重经常的紧张关系，尚没有简单易行的答案。

这种情况势必使我们面对低经济增长和高国防开支之间的微妙关系。对“国防开支经济学”的争论确实众说纷纭；而且——考虑到美国经济的规模和多样性，来自政府大量合同的刺激以及武器研究带来的技术进步——论据都不是简单地指向一个方向。但对我们的目的来说，最重要的是进行比较。即使美国的国防开支（正如人们常常指出的那样）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10%，在肯尼迪政府时期占9%，当时美国在世界生产和财富中所占的比重也大约是今天的2倍；而且特别重要的是，当时美国的经济无论是传统制造业还是高科技制造业，都未遇到任何挑战。进而言之，假如美国现在继续将其国民生产总值的7%或更多一些用于国防，而它主要的经济竞争对手，特别是日本用于国防的开支仅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微小部分，那么依据这一事实，后者就可能拥有更多的“自由”资金用于民用投资；假如美国继续把大量的研究和开发工作投入与军事有关的生产，而日本和联邦德国将同样的力量集中于商业的研究和开发，而且五角大楼从商品的设计到生产过程占用了大部分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而其他国家则使同类的专业人员致力于为民用消费者研制更好的产品，那么美国在世界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必定会继续下降，而且它的经济增长率将低于那些致力于市场活动且不急于将人力和财力投入国防的国家。

从长远来看，这些趋势使美国处于进退维谷的困境，不过这个说法几乎是多余的。道理很简单，因为美国是一个全球超级大国，比日本或联邦德国这样地区性的大国承担着大得多的军事义务，需要更为强大的国防力量，正像西班牙帝国深感要有一支比同时代其他国家更为强大的陆军一样；而维多利亚时代的大英帝国坚持要有一支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强大的海军，也说明了同一道理。不仅如此，由于苏联被美国视为其全球利益的主要威胁，而且众所周知，它正将其国民生产总值的相当大一部分投入国防，因此美国决策者势必会担心“输掉”同苏联进行的这场军备竞赛。然而，更为明智的决策者也认识到，军备的负担正把苏联的经济拖向衰败；而且认为，倘若这两个超级大国继续把更多的国家财富虚掷于军备这一非生产性领域，那么关键的问题不久将成为：“同诸如日本、中国这样迅速发展的国家相比，美苏哪个国家的经济衰退得更快？”对于像美国这样全球战线过长的大国来讲，在军备上的低投资可能使其感到危机四伏，处处易受攻击；而在军备上的大量开支尽管可能带来短期的安全，但却可能损害其经济的商业竞争能力，从而将长期地削弱美国的安全。

在这里，历史的先例也不怎么鼓舞人心，因为昔日的“头号”强国都面临着共同的困境，这就是：尽管它们的相对经济实力都在下降，但对其地位日益增多的挑战却又迫使它们拿出越来越多的人力和财力投入军事领域，从而挤掉了生产性投资；随着时间的流逝，还将导致低增长和重赋税的徘徊不去，加深国内对重点开支项目的分歧，削弱其承担防卫负担的能力。如果这确实是历史发展的一种模式，那么我们禁不住要用萧伯纳的警言妙语对上述论点作如下诠释：“罗马衰落了，巴比伦衰落了，现在轮到斯卡斯代尔了。”^[8]

因此，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对美国能否保持其现有的地位这一引起公众日益广泛争论的问题的唯一回答，只能是否定的，因为历史从来不曾赋予任何国家永久地超越其他社会的权利，那样将意味着冻结自远古时代以来就存在的增长率、技术进步和军事发展这种种不同模式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历史先例的参照并不意味着美国注定要步诸如西班牙或者荷兰这些昔日主要大国的后尘而湮没无闻，或者像罗马帝国和奥匈帝国那样土崩瓦解。美国社会太庞大了，使之不可能效法前者；美国社会内在的共生凝聚性，也使之难以重蹈后者覆辙。即使许多当代政治科学著述都将美国同英国进行类比，但是，假如它们忽视了二者在规模上的不同，那么这种类比也不会有太多的说服力。这一点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加以说明：不列颠诸岛的地理面积、人口和自然资源可能表明，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它应该大致拥有世界财富和力量的3%或4%；然而恰恰由于其他条件不会相同，历史和技术环境的特殊安排才使英国在其鼎盛时期占有了世界财富和力量的25%；而自从那些有利条件一去不返之后，它的一切作为又都回到较为“正常”的规模。同样道理，人们会说美国的地理版图、人口和资源，使它本应拥有世界财富和力量的16%或18%，但是由于有利的历史和技术环境，使它在世界财富和力量中所占的比重在1945年高达40%或许更多。而我们现在所目睹的一切，也不过是它从那一非常高的地位降到一个较为“正常”位置的早期阶段而已。美国的衰落被其目前拥有的强大军事能力及其资本主义和文化在“国际化”方面的成功所掩盖。然而，即使美国衰落到占有世界财富和力量的“正常”比重，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仅仅由于它的规模，美国在一个多极世界中仍将是个十分重要的大国。

因此，在未来几十年里，美国领导者所面临的任务是清醒地认识到正在发展的广泛趋势，意识到必须很好地“处理”所有事态，以便使美国的相对衰落进行得缓慢、平稳，不致仅仅为了近利却招致远损的政策的冲击而加速。这就需要美国从上到下一致认识到，世界上正在发生的技术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经济变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迅速，国际社会在政治上和文化上比以前更加多样化；这对于不论是华盛顿还是莫斯科对各自问题所提出的简单解决办法都是一种挑战；认识到世界经济和生产力的天平不会再像1945年那样倒向美国；即使在军事领域，也有迹象表明，世界的力量正在重新组合，国际格局正从两极向多极体制发展，而在这一多极化进程中，美国经济和军事的综合实力可能仍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强大，但这种差距不会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那样悬殊。如果想到基辛格对实施以两极世界为基础所制定的政策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而作的评论，那么这种变化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如果认识到苏联可能受到世界力量变化影响的程度，那么这更不是一件坏事。在对美国领导地位的衰落进行讨论时，有必要反复强调，这里所说的衰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因而也是完全正常的；对美国实际利益的唯一严重威胁，反倒可能来自不能明智地适应新的世界秩序。

考虑到美国仍有相当雄厚的国家实力，要处理好这一重新调整时期的外交和战略以实现沃尔特·李普曼所讲的“国家义务和国家力量之间的平衡”，从理论上讲不应该是美国今后历届政府中精英人才力所不及的。虽然还没有一个明显的“继承国”能接过美国的全球担子，就像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承担英国的角色那样，但是，同四面受敌的西班牙帝国相比，或者同遭受法、英夹击的荷兰相比，或是与面临一群挑战者的大英帝国相比，美国所遇到的问题确实要少得多。美国迈向2l世纪所面临的考验肯定严峻异常，尤其是在经济领域。但是，如果美国的资源能组织使用得当，对美国这个大国的局限性和机会有明智的认识，那么美国的国家力量仍是相当强大的。

从某一方面来看，美国面临的困境很难说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不禁要问：世界上哪个国家在制定一项可行的军事政策，或者在大炮、黄油和投资之间进行选择的时候，不曾遇到一系列难题？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美国所处的地位又是十分特殊的。尽管它的经济或许还有军事都在衰落，但是，用皮埃尔·哈斯纳的话说，“在每一种平衡和重大问题上”，它仍然是“决定性的角色”。因为无论如何，美国毕竟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因为它是西方联盟体系的柱石和目前世界经济的中心，它有所作为，或者无所作为，比任何其他大国决定干什么都重要得多。

[1] 爱德华七世（1841～1910年），英国国王，维多利亚女王之子，在位期间为1901～1910年。——审校者注

[2] 柯尔贝尔（1619～1683年），法王路易十四即位后，柯尔贝尔任财政总监，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建树颇多。——审校者注

[3] 腓特烈大帝（1712～1786年），普鲁士国王（1740～1786年），史称腓特烈大帝，因其整顿财政和司法，推行一系列改革，加强了普鲁士在欧洲的地位。——审校者注

[4] 这是日本公司在那里兴建工厂的原因之一。

[5] 假设情况果真如此，人们仍难以从技术上断定准确的数字意味着什么。许多通常用来进行国际比较的统计方法（如中央情报局用的），是以美元汇率为依据的。因而，1985～1986年美元兑日元的汇率曾猛跌近40%。这一情况要是应用于上述计算，同美国相比较，就会使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激增（同苏联比较也是如此，因为人们也常常以“几何式的平均美元换算数”来计算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仅把日元从其目前兑美元的汇率提高到120日元（或100日元）比1美元——某些经济学家就把这一汇率看成是它的“真正的”汇率——就会使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接近美国的，大大超过苏联的。正是因为汇率的急剧变动，某些经济学家才更愿意使用“购买力平价比率”来进行计算，尽管这种计算方法也存在着问题。

[6] 理查德·科布登（1804～1865年），英国政治家和经济学家。——译者注

[7] 尼尼微为古代亚述帝国之首都，其废墟在伊拉克境内。泰尔为古代腓尼基南部的一个海港，在今黎巴嫩境内。作者在此引述这两个地方喻空无一人，已被弃置之意。——译者注

[8] 斯卡斯代尔，美国地名，此处寓意指美国。——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