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计阅读本页时间：-
第五章
上帝之城
公元410年8月的一个大热天里，恐怖的事情发生了。一大队哥特人从萨拉门（Salarian Gate）进入罗马，在城里洗劫了三天。史料虽然没有记载事情的详细经过，却明确提到奸淫掳掠。当然，罗马可以洗劫的东西不计其数，哥特人可以尽情劫掠。等到他们离开的时候，他们已将元老们的豪宅和神殿洗劫一空，抢走300多年前耶路撒冷的所罗门（Solomon）圣殿被毁后就一直存放在罗马城内的犹太人珍宝。他们带走西罗马帝国时任皇帝霍诺留（Honorius，公元395—423年在位）的妹妹加拉·普拉西提阿（Galla Placidia），并且还放火烧城。萨拉门附近地区和元老院议事厅就毁之一矩。
罗马帝国的根基动摇了。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世界主人的帝国伟大首都罗马遭受前所未有的打砸抢等暴力袭击。从罗马移居圣地的圣哲罗姆（St. Jerome）言简意赅地说道：“随着一个城市的毁灭，整个世界都毁灭了。”异教徒对此的评价更尖锐：“罗马的守护神没有拯救罗马，是因为他们已经抛弃了它。只要他们还在的话，他们就会保护罗马。”1也就是说，信仰基督教使罗马遭受摧残。但人们在情绪上对任何事件的第一反应几乎都不能最有力地说明该事件的真实意义。重构洗劫罗马的缘由，尤其是其真实意义，就像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侦探故事。我们需要将时间从那个夏日向前、向后各推进近20年，将范围扩大到东起高加索、西至伊比利亚半岛的地区。我们能看到，虽然罗马遭劫在当时似乎象征了帝国的毁灭，但洗劫行为本身并没有从根本上削弱帝国进行反击的能力。
广告：个人专属 VPN，独立 IP，无限流量，多机房切换，还可以屏蔽广告和恶意软件，每月最低仅 5 美元
西线一片混乱
没有任何史料按时间顺序清楚地记载引发这一重大事件的各种因素，更没有探讨其根源。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问题的复杂性。罗马遭劫是众多历史主角共同作用的最终结果。同时代的史学家中没有一位能够全面理解这一事件，至少他们没有存留下相关作品。我们研究罗马遭劫事件有一定困难，还有一个更具体的原因。我们所知的公元407年至425年间的历史主要来自同时代底比斯的著名史学家奥林匹奥多罗斯的长篇巨著。（我们之前简要提到过他的作品。）奥林匹奥多罗斯出生于埃及，受过良好的古典教育，是东罗马帝国的外交使节，曾完成过多次外交使命，尤其是出使匈人领地的使命。他养了一只“会唱歌跳舞还会叫主人名字等把戏”的鹦鹉，陪伴他20多年。奥林匹奥多罗斯的写作语言是希腊语，而非拉丁语。与当时流行的写作风格相比，他的风格更朴实，更平淡。他为此还向读者道歉。当然，对现代读者而言，是再幸运不过了。例如，同阿米安·马塞林有关巴尔干半岛哥特战争的叙述相比，他的作品更朴实，更直接，更深入翔实。然而，遗憾的是奥林匹奥多罗斯存留下来的作品并不完整。大约400年后，拜占庭藏书家、君士坦丁堡大牧首（任期短暂）佛提乌斯（Photius）创作了《书目》（Bibliotheca），总结他个人藏书的内容。幸运的是，奥林匹奥多罗斯的作品也列在其中。从佛提乌斯的简要描述可以看出，奥林匹奥多罗斯之后，公元5世纪中叶的基督教史学家所佐门（Sozomen）和公元6世纪初的异教徒史学家佐西姆斯（Zosimus）大量借鉴了他的作品。两者都关注罗马遭劫的问题，也都基本上原封不动地大量引用奥林匹奥多罗斯作品中有关公元410年以前历史的叙述。这对我们的研究来说当然是件好事。但二者都出于个人原因对原作做了删节和改动，因此也会出错，尤其是佐西姆斯。奥林匹奥多罗斯和尤纳皮乌斯两人记载的历史稍有重叠，都记载了公元5世纪初的内容。佐西姆斯试图尽量天衣无缝地从尤纳皮乌斯的历史过渡到奥林匹奥多罗斯的历史，从而省略、篡改了一些重要事件。2
哥特难民于公元376年出现在多瑙河河畔。之后30来年间，罗马在欧洲的边境恢复平静。然而，公元405年至408年，四次重大的侵袭行动打破了莱茵河直至喀尔巴阡山边境地区的安定局面，和平再次中断。喀尔巴阡山是包括阿尔卑斯山在内的欧洲中部山系的东段部分，西起斯洛伐克（Slovak）首都伯拉第斯拉瓦（Bratislava）附近的多瑙河，东至奥索瓦（Orsova）附近的多瑙河，呈弧形绵延约1300公里（地图7）。喀尔巴阡山整体海拔低于阿尔卑斯山，只有少数山峰超过2500米，既没有永久性冰川，也没有永久性积雪。山脉宽度差异显著，从10公里到350公里不等。山脉西段较窄，与朝向欧亚大草原的东段相比，山口较多。喀尔巴阡山一直以来都是欧洲地形的基本特征，是中欧和东欧，以及南欧和北欧的分界线。这些山脉还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这一点从后期罗马帝国的构成就可以看出。奥索瓦以东的多瑙河下游地区，属于色雷斯，由东罗马帝国统治。多瑙河中游，喀尔巴阡山以西、以南地区，守护着通往意大利的通道，一直以来都属于西罗马帝国的势力范围。为了更好地理解公元5世纪初发生的这几次侵袭行动，我们有必要将它们置于喀尔巴阡山的背景下来讨论。
公元405年至406年，在异教徒拉达盖苏斯（Radagaisus）的率领下，一大队哥特人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由于佐西姆斯窜改奥林匹奥多罗斯的历史，我们对这次进攻所掌握的信息就不完整了。最明显的一处篡改是，据他记载，拉达盖苏斯还没有越过边界就被打败。而事实上，他是在菲耶索莱（Fiesole）被俘，在佛罗伦萨被处决。佐西姆斯还提到拉达盖苏斯从莱茵河和多瑙河对岸召集大批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但他并没有给出确切年代。这意味着拉达盖苏斯率领一支来自现在的德国南部、匈牙利以及波希米亚的多民族军队。3然而，其他史料一致认为拉达盖苏斯主要还是哥特人的首领。我们稍后会看到，公元406年横渡莱茵河的侵袭事件中确实出现了多民族军队。由于佐西姆斯在作品中没有提及公元406年的侵袭事件，他可能在试图整合尤纳皮乌斯和奥林匹奥多罗斯的历史时将公元405年至406年拉达盖苏斯入侵意大利的事件同公元406年横渡莱茵河的侵袭事件混为一谈。4一个关键问题也就随即突显出来。公元376年时，瑟文吉和格鲁森尼人是从喀尔巴阡山以东渡过多瑙河下游进入色雷斯的。30年后，哥特人的入侵地点又向西推进了一步。拉达盖苏斯没有经过巴尔干半岛进入意大利的事实表明，他是从喀尔巴阡山以西的匈牙利大平原入侵罗马（地图7）。从发掘的钱币遗物堆来看，拉达盖苏斯的入侵路线经过诺里库姆（Noricum）东南部和潘诺尼亚西部。大批难民惊慌失措，被哥特人一路追赶，越过阿尔卑斯山。5
公元406年8月23日，拉达盖苏斯被处死。四个月后，即12月31日，一支混编军队渡过莱茵河，进入高卢。其中最大的三支部落是汪达尔人（Vandals）、阿兰人和苏维汇人（Suevi）。汪达尔人又细分为哈斯丁（Hasdings）和斯灵（Silings）两个独立部落。和拉达盖苏斯发动的侵袭一样，这次入侵也发生在喀尔巴阡山以西。公元401年年底至402年年初，汪达尔人进犯罗马行省雷提亚，进入多瑙河中游或上游地区，准备横渡莱茵河（地图7）。在公元4世纪，他们基本上都生活在罗马东北方、远离边界的地区，但仍位于喀尔巴阡山以西，在现在的斯洛伐克和波兰南部。6苏维汇人的身份则较难确定。他们通常是指帝国初期的一个日耳曼联盟，但在罗马史料关于约公元150年至406年间的记载中没有出现过。他们的再次出现很可能表明帝国初期参加联盟、此后一直生活在多瑙河中游地区的马可曼尼人和夸迪人（Quadi，可能还有阿勒曼尼人）也参与了此次侵袭。至少，一处史料明确提到夸迪人参与公元406年的渡河侵袭。公元5世纪，“苏维汇人”一词恢复使用，泛指生活在多瑙河曲弯附近和匈牙利大平原边缘地区的日耳曼人。他们很可能是其他没有参与渡河侵袭的马可曼尼人和夸迪人的后代。7因此，汪达尔人和苏维汇人都来自喀尔巴阡山以西。同样，圣哲罗姆提到的其他小部落也来自喀尔巴阡山以西，例如萨尔马提亚人和“凶狠的潘诺尼亚人”（hostes Pannonii）。8同公元377年至382年的哥特战争一样，一些心怀不满的罗马人也协助了蛮族人的侵袭行动（参见本书第四章）。
阿兰人是生活在顿河以东欧亚大草原上的伊朗语族游牧民。他们有着更为复杂的历史。直到公元370年前后，他们一直生活在距离莱茵河约3500公里的地方。随着匈人的崛起，首先受到其威胁的便是阿兰人。一部分阿兰人很快就落入他们的掌控。但阿兰人又分为众多独立部落。公元376年后，一些阿兰部落仍保持独立，没有向匈人臣服。
瑟文吉和格鲁森尼人横渡多瑙河后的一代人时间里，许多阿兰部落或独自，或同匈人一起向西进行长途迁徙。早在公元377年，就已经有一支匈人和阿兰人的联合部队渡过多瑙河，同哥特人联合作战，迫使罗马放弃对哈伊莫司山的防守。公元378年，格拉提安皇帝在喀尔巴阡山以西、滨河达契亚的马尔蒂斯堡“意外”遭遇阿兰人，进一步耽误他赶往东部与瓦伦斯会师。据佐西姆斯记载，公元4世纪80年代初，格拉提安为帝国西部军队招募大批阿兰人。9这样一来，虽然阿兰人发源于顿河以东，但随着匈人崛起，他们很快就迁至喀尔巴阡山以西。就在他们朝着不同方向迁徙之际，日耳曼尼亚分别于公元405年至406年和406年发生了拉达盖苏斯入侵事件和莱茵河渡河侵袭事件。
罗马在公元405年至408年遭受的第三次重大侵袭发生在东部，由匈人首领乌尔丁（Uldin）率领。这个帝国昔日的盟友在公元408年改变立场，率领一队匈人和斯基利人渡过多瑙河，夺取马尔蒂斯堡。面对一群困惑的罗马使节，乌尔丁大言不惭“他［指向］太阳，［宣——称］只要他愿意，他就能轻易征服太阳能照亮的任何一片土地。”我们并不清楚乌尔丁在公元408年入侵帝国前的确切位置。他在公元400年时击败过一支从色雷斯逃到多瑙河以北的叛军。由此判断，他可能在多瑙河下游北部一带活动（地图7）。然而，公元406年，他又在意大利协助罗马作战。两年之后他夺取罗马在奥索瓦以西、滨河达契亚的重要军事基地。这些都表明乌尔丁应该是在喀尔巴阡山以西活动，可能是在巴纳特（Banat）或是奥尔特尼亚（Oltenia）。乌尔丁如此傲慢，有人会以为他率领的是一支庞大的军队。然而，从随后发生的事情来看，情况恰恰相反。东罗马通过外交手段赢得乌尔丁众多手下的支持，其他人则在拼命逃往多瑙河时被俘或是被杀。乌尔丁从此在史料中销声匿迹。他当时大言不惭的言辞听上去更像是虚张声势，而非一代枭雄的高傲自大。他占领马尔蒂斯堡的冒险行动显然适得其反，直接导致自己的权力基础被摧毁。10
我们关注的另一群人是勃艮第人。公元5世纪的高卢地主、罗马诗人西多尼乌斯（Sidonius）曾被迫与勃艮第人共处一个屋檐下。西多尼乌斯记录了他们的体型、对食物的喜好以及发型：
为什么……您［一个叫做卡图利努斯（Catullinus）的普通元老］还要让我创作献给维纳斯（Venus）的诗歌……我现在和一帮蓄发之人共处一个屋檐下，不得不忍受他们的日耳曼语，还得经常苦笑着赞扬这群贪婪的、在头发上涂抹变质黄油的勃艮第人？……上午10点的早餐散发着浓烈的大蒜和洋葱的气味。天还未亮……这帮巨人甚至就已经起床了。11
公元4世纪时，勃艮第人居住在阿勒曼尼人居住地的东面，位于罗马在公元3世纪放弃的领土以外、莱茵河上游和多瑙河上游之间远离帝国边境的地区（地图7）。到公元411年，他们已经向西北迁徙约250公里，定居在莱茵河两岸美因茨（Mainz）和科布伦茨（Coblenz）一带，有的在下日耳曼尼亚行省境内，有的在境外。勃艮第人的西迁和上面提到的蛮族人大批入侵帝国境内的事件不同。但尽管如此，我们仍需一并考虑他们。此时，在喀尔巴阡山以西的日耳曼尼亚正酝酿着什么。12经过平静的十几年，蛮族人又开始蠢蠢欲动。
为了把握这其中的重要性，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这几次侵袭事件涉及的人数。鉴于有关这一时期的史料不全，我们没有可信数字。一些史学家认为提出这个问题毫无意义。但在我看来，我们至少可以在其中找到一些线索，或直接或间接地表明这几次侵袭的重要性。首先，拉达盖苏斯的侵袭和横渡莱茵河的入侵所涉及的人员构成复杂，男女老少都有，既有平民也有战斗人员。罗马史料通常都不关注这些迁徙部落的人员构成，它们密切关注的从来都只是迁徙人员中会给帝国带来军事和政治威胁的男人。不管怎样，史料中有时也会提到妇孺，足以证明他们也参与了这两次侵袭。据佐西姆斯记载，拉达盖苏斯的一些追随者最终被罗马军队吸纳，他们的妻儿作为人质，暂时被送往一些意大利城市。13至于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同时代的史料中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早期横渡莱茵河时是携家眷行动的。但公元5世纪10年代初期，在高卢的一支阿兰部落无疑是拖家带口同哥特人一起作战。14公元5世纪20年代，汪达尔人和阿兰人的主力部队向北非挺进的时候（参见本书第六章），必定是男女老少一同前行。我们也可以说他们的妻子是在途中掳来的。但我们没有理由质疑自公元406年以来，她们就一直跟随部落的战斗人员迁徙。和公元376年的情形一样，这些蛮族人都是整个部落在行进。
至于实际人数，从乌尔丁只夺取一个城镇便被轻易击退的情况来看，他们的人数可能不会太多。尽管如此，斯基利人俘虏的处置问题着实让君士坦丁堡当局头痛不已。所以，这支队伍很可能由好几千人组成。15然而，拉达盖苏斯率领的哥特人以及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分别可以组建更大规模的军队作战。公元406年，为了抵抗拉达盖苏斯的入侵，西罗马帝国不得不调动30个团（numeri，书面记载至少1.5万人）16以及萨鲁斯率领的阿兰辅助部队和乌尔丁率领的匈人盟军（公元408年攻占马尔蒂斯堡前最后一次以罗马盟友的身份出现在史料中）。拉达盖苏斯战败后，有1.2万名战斗人员被纳入罗马军队，剩下的战俘仍然太多，严重冲击了奴隶市场。所有这些都表明拉达盖苏斯的军队原本由2万多人组成。一般来说，战斗人员和平民的比例约是1:4至1:5。因此，拉达盖苏斯手下总计可能逼近10万人。17
至于横渡莱茵河的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最能反映当初渡河人数的就是大约20年后的数字。据说，这时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加在一起总共约8万人，意味着他们能组建一支1.5万—2万人的军队。18在此之前，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遭受重创，尤其是斯灵人和阿兰人，而且这个数字还没有考虑苏维汇人。因此当初横渡莱茵河的军队中很可能有3万名战斗人员。那么渡河的总人数应该在10万左右。至于勃艮第人，两个不同史料都提到8万人。但圣哲罗姆认为这是勃艮第人口的总数，表明其军队可能约有1.5万人，而西班牙编年史作者奥罗修斯（Orosius）则认为这是勃艮第人组建军队的人数。19同关于参与这几次侵袭的部落的众多数字一样，这些数字都不大可信。但它们都表明在这几次侵袭中，入侵的蛮族兵力都至少在2万人以上，总人口也接近10万。这么大规模的迁徙，足以解释他们当初是如何强行穿越罗马边境的。帝国后期进行了军事重组，边境沿线设有瞭望塔和较大的军事基地，由大量驻军把守。在多瑙河边界和莱茵河边界，驻军驻守在河畔或临河地区。但这些军队只是用来对付小规模的地方性侵袭。再大些规模的侵袭，甚至是几千名战斗人员的侵扰，都是由部署在边境的野战军负责（参见本书后附的《词汇表》“野战军”条）。成千上万的蛮族人，即便其中有大量平民，也已远远超出边境驻军的防守能力。
考古发现也证明了以上几次人口大迁徙。公元3世纪和4世纪，切尔尼亚霍夫（Cernjachov）文化和普热沃斯克（Przeworsk）文化这两种物质文化控制了欧洲中南部和东南部的大片地区（地图7）。普热沃斯克文化属于欧洲中部古日耳曼文化或古日耳曼人统治地区的文化。其历史悠久，到公元400年时已经经历500多年的历史。在公元4世纪，普热沃斯克文化的分布范围涵盖现在的波兰中部和南部、斯洛伐克部分地区以及捷克共和国。
切尔尼亚霍夫文化的历史则没有这么久远，可追溯到公元3世纪。到公元4世纪下半叶，其分布范围扩大到喀尔巴阡山至顿河之间的地区，即现在的瓦拉几亚、摩尔达维亚及乌克兰南部。传统的考古学曾将这两种文化等同于“民族”。但我们最好还是将它们理解成包含众多独立人群和政治单位的文化体系。这两种文化并不是以特定民族的政治疆域来划分的，而是通过一定地理范围内的居住人口密切往来，形成十分相似的陶器、金属制品、建筑风格及随葬器物等物质文化来区分。在切尔尼亚霍夫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哥特人，还包括其他迁往黑海北部的日耳曼人，以及喀尔巴阡地区本土的达契亚人和伊朗语族的萨尔马提亚人。其分布地区可进一步划分为众多独立的王国（参见本书第三章）。
鉴于普热沃斯克文化历史更悠久，其分布地区从文化上来讲可能更统一，日耳曼语人口比例更高，但和切尔尼亚霍夫文化地区一样，也不是一个政治实体。除汪达尔人外，还有一些部落也生活在普热沃斯克文化地区。这些部落还同深受切尔尼亚霍夫文化影响的部落相互往来。他们在物质文化的众多方面，尤其是玻璃制品，非常相似。两种文化的明显差异主要在于切尔尼亚霍夫文化地区的人几乎不用武器来陪葬，而这种做法在普热沃斯克文化地区则十分普遍。
在帝国后期，这两种文化都消失了。虽然研究者就切尔尼亚霍夫文化瓦解的具体时间仍存在争议，但都认为这种文化是在公元450年前后消失的。20同样，虽然普热沃斯克文化在北方仍延续了一段时间，但到公元420年前后，这种文化已经在波兰南部消失。就历史悠久的普热沃斯克文化而言，从东部的乌克兰到西部的匈牙利，传统的物化遗存样式在公元375年前后至430年间就消失了。
如果把文化等同于民族，很自然就会认为人们通常称为“文化瓦解”的现象反映了民族的大迁徙：某一特定文化随同产生这种文化的民族一起从一个地区消失。传统上被等同于普热沃斯克文化和切尔尼亚霍夫文化的汪达尔人和哥特人迁入罗马帝国的时间和这两种文化消失的时间重合，因此“文化瓦解”反映民族大迁徙的说法看似符合逻辑。但由于文化实际反映了由不同社群组成的复杂社会这样一个有机整体，因此一种文化的瓦解并不能简单地解释为是民族大迁徙的结果。像普热沃斯克文化和切尔尼亚霍夫文化这样的铁器时代的日耳曼文化是基于长期以来特定物品的持续发展来界定的，例如各种陶器（特别是精细器皿）以及武器和私人饰品等金属制品。我们所说的文化终结实际上是指考古发现中不再有这些典型物品持续发展的证据。这些特定物品的消失是否意味着当地的人口也全部消失还有待商榷。最近，有学者认为用以界定普热沃斯克文化和切尔尼亚霍夫文化的典型物品都非常昂贵，仅供人数相对较少的军队高官使用。理论上讲，这些物品的消失只是表明这些消费者已经迁走，但仍有大量农业人口留在当地。由于这些所谓的农业人口使用的陶器属于难以确定年代的粗陶制品，而且他们也不佩戴金属饰品，因此从考古学意义上来讲，就看不到他们继续存在的证据。这个观点也同样可以说明公元4世纪后半叶和5世纪初向帝国境内的移民相对而言只是一种小规模行为。
即便承认文化瓦解并不一定意味着已有人口全部消失，我也觉得这个结论不可信。如果从时间和地域上来考虑拉达盖苏斯入侵、横渡莱茵河入侵、乌尔丁入侵和勃艮第人入侵的话，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公元405年至410年间，大量人口从喀尔巴阡山以西的日耳曼尼亚迁出。我们无法（显然也永远不会）知道这几次迁徙的确切人数，也无法断定这些移民占受影响地区总人口的百分比。但文化瓦解至少表明这些人口的迁徙行为具有深远意义，改变了发源地——欧洲中部——的物质文化。虽然文字史料并不完整，但也证明这几次大迁徙与诺曼征服的情况不同，并不只是少量的社会精英牵涉其中。1066年诺曼人征服英格兰后，只有约2000户家庭移民到盎格鲁－撒克逊王国，统治所有土地资产。例如，拉达盖苏斯的军队并非只有精英武士，而是由两类战斗人员组成。从更普遍的意义上来说，这一重要证据还证明当时的哥特部落通常都由两种级别的战斗人员组成：“最优秀的”战斗人员（自由民）和其他战斗人员（解放的奴隶）。21此外，如第三章所述，公元4世纪的日耳曼社会虽然肯定有等级的划分，但也还没有像后卡洛林时期的社会那样，由人数极少的封建精英阶层来统治。
总之，瑟文吉和格鲁森尼人在多瑙河下游渡河三十来年后，危机再次显露出来。罗马防线在短时间内被攻破不下三次。只不过这次危机是发生在喀尔巴阡山西部，而非东部。拉达盖苏斯入侵、横渡莱茵河入侵、乌尔丁入侵和勃艮第人入侵这四次侵袭分别在不同地点攻破罗马的防线。拉达盖苏斯攻入意大利的南部和西部；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以及勃艮第人对莱茵河防线发动猛烈攻击，一举攻破防线；而乌尔丁则一路南下。这几次行动大体上发源于同一地区，在罗马的欧洲边境引起巨大骚乱。成千上万的战士，也就意味着总计十多万人（有可能十几万人）迁入帝国境内。
时势造英雄——匈人
我们很难从史料中得知公元405年至408年危机的规模及其集中发生的地点。要重构其原因则更是难上加难。文字史料充其量也只是不完整的史料，基本上都没有提及危机的原因。据写于危机后一百多年的史料记载，促使汪达尔人迁出欧洲中部的是粮食短缺问题。但这并不可信。他们已经在那里生活了几百年，而且公元400年前后，欧洲气候适宜，日照充足，夏季温暖。乌尔丁的大言不惭（参见本书第五章）可能表明他的动机纯粹是为了征服领土。不过，他轻易就被制伏又说明他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成为征服者。
在我看来，公元405年至408年的危机应被视为公元376年事件的重现，是由匈人游牧民的进一步西迁引发的。这一观点已经多次被提出，但由于尚未被明确证实，所以从未得到研究者的一致认同。22就这一点而言，我们有必要认识到大批匈人本身并没有直接参与公元376年的行动。23直到公元395年，即哥特人横渡多瑙河20年之后，大多数匈人仍在更东边一带活动。就在这一年，他们向罗马发动大规模袭击，但入侵地点是在高加索地区，而非多瑙河一带（地图7）。有学者认为这次袭击是驻扎在多瑙河一带的匈人军队从侧翼包抄罗马的妙计。但这样的话，这帮人马必定要沿黑海北海岸长途跋涉2000公里，他们甚至还没有发动进攻便已经精疲力竭了。这次袭击的方位表明，公元395年以前，匈人仍集中在更东边一带，可能是在伏尔加草原上。如第四章所述，公元376年后十多年间，罗马在多瑙河下游以北的对手仍主要是哥特人。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上述观点。24
但到公元5世纪20年代，大批匈人已经在欧洲中部立足，居住在喀尔巴阡山以西的匈牙利大平原上。这一点在史料中能找到明确的记载。例如，公元427年，罗马将匈人逐出多瑙河中游南部最富裕的行省——潘诺尼亚（地图7）。25公元432年，罗马一名军队指挥官“横穿潘诺尼亚”，来到匈人的领地向他们请求援助。他的行走路线表明匈人被驱逐后仍没有离开喀尔巴阡山西部。26同样，公元5世纪40年代初以前，匈人首领死后都葬在与马尔古斯城（Margus）隔河相望的多瑙河北岸——同阿提拉在公元5世纪40年代的主要军事基地一样，毋庸置疑都在喀尔巴阡山以西。27因此，匈人的主体部分在公元395年至425年期间从高加索北部向西长途跋涉1700公里迁到匈牙利大平原。
匈人是否正好是在公元405年至408年间西迁的，我们就没那么确定了。但一些不是特别明朗的线索表明情况可能会是这样。例如，奥林匹奥多罗斯带着他的鹦鹉在公元412年至413年出使匈人领地。他们在海上行驶一段路程，途中遭遇恶劣天气，停靠雅典。由于奥林匹奥多罗斯效力于东罗马帝国，因此他一定是从君士坦丁堡出发的。从他经由雅典出使匈人领地的路线来看，他可能希望从爱琴海北上至亚得里亚海，直到阿奎莱亚。由于阿奎莱亚港一直以来都服务于多瑙河平原中部，因此奥林匹奥多罗斯的出使路线说明该地区是公元5世纪10年代初期他要拜访的匈人居住地（地图7）。28
另一证据可间接证明公元410年前后欧洲中部正在酝酿令人极其担忧的事情。此时，东罗马当局意识到巴尔干半岛面临的威胁大幅升级。公元412年1月，他们实施了一项加强多瑙河舰队的计划。29一年后，由于面临敌人从北部穿过巴尔干半岛发动袭击的威胁，君士坦丁堡又加设新的防御工事。这个城市闻名遐迩的城墙正是这一时期兴建的。城墙三重设防，令人望而生畏，大部分城墙至今仍屹立于现在的伊斯坦布尔。30这些城墙坚不可摧，保护君士坦丁堡近千年，直到1453年才被入侵者从陆墙这面攻下。这已经是城墙兴建1040年后的事了。当时，土耳其人用大炮在现在的托普卡珀（Topkapi）长途汽车总站附近打通城墙，攻陷君士坦丁堡。有学者认为这两项防御措施都是为了应对公元408年至409年乌尔丁的袭击。但如果真是这样，乌尔丁早就已经被打得一败涂地，事后才实施这两项措施就有些说不通了。因此，我倾向于认为它们同匈人的日渐逼近有关。
我们的证据有时也不尽如人意。但如前文所述，可以确定的是，公元395年前后仍没有离开高加索地区的匈人在公元420年前，很可能是在公元410年前就已经向西迁到匈牙利大平原。鉴于他们在公元376年到达欧洲边缘时引发哥特人向多瑙河一带的大逃亡，他们向欧洲中部进一步西迁不可避免也会造成类似的、突如其来的间接结果。31还要考虑的一点是，我们也没有别的可信说法可以采用了。罗马对移民采取的总方针并没有改变。公元405年至408年间入侵的蛮族部落都被一一击退。他们都没有获准迁入帝国境内。此外，自公元376年起，罗马边境地区再次恢复安定（我们将会看到，公元405年至408年的许多移民都即将丧命）。公元406年8月，拉达盖苏斯大败后被处死。同年12月发生横渡莱茵河事件。在我们看来，两次事件间隔的时间足够让拉达盖苏斯溃败的消息传回边界对面。然而，这并没有阻止新一拨移民的到来。所以，这些都表明，公元405年至408年间发生的这些事情都是由帝国边界对面的情况引起的，而不取决于帝国政策或实力的转变。
我们需要将这几次事件综合起来考虑，不过这些事件也确实彼此关联。其要点包括以下几点。匈人是分两步入侵欧洲的：第一步是占领黑海北岸，引发公元376年的危机。第二步是占领匈牙利大平原，促使并尾随拉达盖苏斯、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乌尔丁以及勃艮第人从匈牙利大平原迁往帝国境内。在史料记载大批匈人到来之前，所有这些部落都来自这个在接下来50年里即将成为匈人核心势力的地区。这当然不是纯属偶然。和公元376年的哥特人一样，喀尔巴阡山以西的日耳曼尼亚人在公元405年至408年间纷纷选择逃离。在他们看来，匈人统治下的生活要比在罗马领土上创造新生活可怕得多。公元376年的危机表明，匈人出现在喀尔巴阡山以东、遥远的欧洲东部边缘，而公元405年至408年的危机则是由匈人西迁到欧洲中部引起的。
导致罗马在公元410年被洗劫的第一步发生在遥远的黑海北岸。两者可能看似关系不大。匈人的进一步西迁使喀尔巴阡山以西的日耳曼尼亚陷入危机，对罗马造成的主要影响便是武装移民大规模迁入帝国境内。对东罗马帝国而言，匈人的逼近使帝国高度焦虑，采取影响深远的新防御措施。但首当其冲、受到其直接影响的则是西罗马帝国。而且从长远来看，受其影响的也是西罗马帝国。入侵者和罗马中央政权及地方精英的碰撞将会产生重大反响。
掠夺与篡权
这几次人口迁徙的直接后果不难想象。这些难民在没有获得批准的情况下强行迁入帝国境内。他们表现得和敌人一样，因而也被当作敌人来对待。拉达盖苏斯率领的哥特人起初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但当他们抵达佛罗伦萨（Florence）时，形势忽然恶化。哥特人封锁佛罗伦萨，全城被逼无奈，几近投降。此时，西罗马帝国的最高统帅弗拉维斯·斯提利科（Flavius Stilicho）率领大队增援人马及时赶到。斯提利科当时以狄奥多西一世的幼子霍诺留皇帝的名义统治西罗马。为了反攻，他集结大量兵力：从意大利野战军中调动30个团，可能还从莱茵河防线抽调一支军队32，还有阿兰人和匈人的辅助部队33。调动这么多兵力所造成的延误正是拉达盖苏斯能够在6个多月的时间里在意大利北部为所欲为的原因。但罗马最后的反攻相当漂亮。拉达盖苏斯一行人不得不退至菲耶索莱的山城，被困在城内。这位哥特首领最终在逃跑时被俘，随后即被处决。如前文所述，他的手下四处逃散，有些被卖为奴隶。34在反攻过程中一些高层战士则被斯提利科纳入罗马军队。通过佛提乌斯保存下来的奥林匹奥多罗斯历史只是对此做了简单记载，并没有说明事情发生的时间。此次高层战士被纳入罗马军队可能是整个扫荡行动的一个结果，但更有可能是罗马在外交上的成功之举，彻底断绝拉达盖苏斯的后援，使其无法和斯提利科的军队抗衡。不管怎样，斯提利科挫败了公元405年至408年危机中的第一轮侵袭。
然而，在面对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时，他就远没有这么高效了。斯提利科从高卢抽调军队前往意大利反击拉达盖苏斯。因此，从蛮族的角度而言，这也就说明为什么进攻高卢会容易得多。我们已经知道，公元406年12月之前，在莱茵河上游和多瑙河上游之间的地区就一直酝酿着可怕的事情。公元6世纪史学家图尔的圣格列高利（Gregory of Tours）的作品《法兰克人史》（History）以及其他史料都保留了同时代作者雷纳图斯·普罗弗图拉斯·菲戈尔杜斯（Renatus Profuturus Frigeridus）作品的一些片段。这些片段表明，早在公元401年年底至402年年初，汪达尔人就已经在雷提亚行省的边境地区滋事。但如果这是他们迁入帝国境内所做的尝试的话，那么他们显然已经被罗马击退。汪达尔人接下来就改变了策略。到公元406年夏天或是秋天，哈斯丁族汪达尔人已经向北迁徙250公里，试图进攻莱茵河中游的法兰克人。据菲戈尔杜斯记载，他们遭受重创，后来阿兰援军加入才反败为胜。这次战斗的确切时间我们无从得知，但很可能此后不久便发生了公元406年12月31日哈斯丁族汪达尔人和斯灵族汪达尔人、阿兰人以及苏维汇人联合横渡莱茵河的事件。他们的渡河地点是在美因茨（地图8）这一点证明这些部落在南部碰完运气后又将他们的攻击点转向北方，似乎是绕阿勒曼尼人的主要领地兜了一圈后再进攻法兰克人。
我们无法详细重现莱茵河入侵的情形。因为我们所了解的只是大概的入侵路线（地图8）。此次入侵始于侵袭者的渡河地点美因茨。他们洗劫完美因茨后，便向西、向北进攻莱茵河防线后方的中枢城市特里尔（Triers）和兰斯（Rheims），接着又进击更远的图尔奈（Tournai）、阿拉斯（Arras）和亚眠（Amiens）。然后，侵袭者向南、向东经巴黎（Paris）附近、奥尔良（Orléans）及图尔到达波尔多和纳尔博涅茨（Narbonnaise）。入侵者这一路花了近两年时间。高卢的一些基督教诗人从此次灾难中总结了各种道德教训，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生动史料，让我们对此次入侵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其中最著名的是奥里恩提乌斯（Orientus）。他的经典名句被各种史书反复引用——“仅一个柴堆就让整个高卢弥漫着硝烟。”35阿基坦（Aquitaine）的诗人普罗斯珀（Prosper）在写给妻子的信中探讨了他们正在见证“一个岌岌可危的世界”的瓦解过程（这篇文章虽然有些矫揉造作，却也按照这种题材的规范，逐一列举了罗马社会各传统行业的情况）：
那些曾经用一百把犁犁田的农民现在只有两头耕牛可用。那些通常乘车在壮美城市中穿行的人现在也都厌倦了，徒步前往荒无人烟的乡村。一个个都精疲力竭。那些曾拥有十艘豪华商船的商人现在只剩一艘小船，而且还得亲自掌舵。城市和乡村都已今非昔比，一切都在迅速走向灭亡。
然后，他更生动地描述道：“仅这一次侵袭，刀剑、瘟疫、饥饿、铁链、寒冷和燥热等夺走了可怜人的性命。”36
公元409年洗劫完高卢后，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强行越过比利牛斯山，进入西班牙，在那里大肆破坏，造成更大损失。据西班牙编年史作者伊达提乌（Hydatius）记载，到公元411年，他们已经完全控制伊比利亚半岛：
［他们］通过抽签的方式瓜分行省作为各自的居住地：［哈斯丁族］汪达尔人占领加利西亚（Gallaecia）；苏维汇人占领加利西亚西部大洋的沿岸地区。阿兰人分得卢西塔尼亚（Lusitania）和迦太基尼西斯（Carthaginiensis）两个行省；斯灵族分得贝提卡（Baetica）［地图9］。城里和要塞残余的西班牙人都纷纷投降，屈从蛮族人在这些行省的统治。37
伊比利亚半岛属于西罗马帝国最繁荣的地区。他们占领、瓜分完这一地区后便停下了掠夺的脚步。据公元6世纪中叶拜占庭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记载，此次移民的安置有时也被看作意大利罗马中央政权组织的。38但普罗科匹厄斯的写作时间距离事发时间较远，所处地点也远离事发地点。而事发后五年左右，西班牙编年史作者奥罗修斯明确指出此次移民根本没有获得帝国的批准。39相比而言，他的说法更可信些。到公元411年，即过了四年勉强糊口的日子后，莱茵河侵袭者已经厌倦居无定所的生活。他们需要的不再是在罗马境内的欧洲地区不断掠夺，而是找到能长久提供税收的地区，占为己有并定居下来。伊达提乌还是现在西班牙西北部加利西亚（Galicia）省一个小镇的主教。他没有详细说明当时具体发生的事情。但是不难想象，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将各自瓜分的行省中原本归罗马政府所有的税收都据为己有。40就这样，他们在高卢烧杀劫掠后又占领了西班牙。但这才只是西罗马帝国防线被突破后一系列灾难的开始。
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蹂躏高卢和西班牙之时，西罗马帝国出现了新的问题，使其动荡的局势进一步恶化。公元407年，霍诺留皇帝第七次担任执政官前不久：
不列颠的部队发生兵变，拥立马尔库斯（Marcus）为不列颠的皇帝。然而，在他没有满足他们要求的时候，他们将他杀死，选出格拉提安，给他披上紫袍，戴上皇冠，配备护卫，俨然就是一位皇帝。四个月后，他们又对他心生不满，将他废黜并杀死，立君士坦丁为继任皇帝。他任命优士丁尼安努斯（Justinianus）和内彼欧伽斯特斯（Nebiogastes）为高卢的指挥官，随后离开不列颠，穿越海峡前往欧洲大陆。他抵达布伦（Boulogne）后……在那逗留数日，赢得高卢和阿基坦所有部队的支持，控制整个高卢至阿尔卑斯山一带。41
如本书第三章所述，在罗马的所有行省中，不列颠是帝国后期最容易发生叛乱的一个。这并不是因为不列颠的罗马官僚和军队指挥官更具有分裂倾向，而是因为他们通常觉得自己被排除在皇帝的恩宠范围之外，为寻求更公正的待遇而时常发动叛乱。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再去探求这次叛乱的动机。很显然，这次叛乱发生在公元406年秋天，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横渡莱茵河前不久。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两个事件相继发生，十分可疑。我猜想两者之间肯定存在某种联系。
首先，不列颠之前发生的叛乱通常持续时间较短，几乎都没有穿越多佛尔海峡（Dover Channel）波及莱茵河边境更大的政治和军事机构。公元406年至407年不列颠叛乱中头两个篡位者的命运在意料之中，他们是在权力争夺的首个难关败下阵来的小人物。第三个篡位者通常被称为君士坦丁三世。这个人就得另当别论了。他不仅在即位二十分钟后设法躲过私刑，而且还很快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张到高卢至阿尔卑斯山一带，赢得莱茵河地区罗马军队的支持。等到他把权力中心迁到布伦时，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已经突破莱茵河防线。而在斯提利科以霍诺留名义统治下的意大利罗马中央政权至此都还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这次事件再次印证罗马的一个经典模式。斯提利科政权完全以意大利为中心，在高卢的危急时刻没有及时提供援助。君士坦丁三世在公元407年春天将权力中心迁至高卢，为采取有效行动应对即将来临的灾难提供了机会。君士坦丁三世在多佛尔海峡以南一立足就领军和汪达尔人及其同伙展开了几次激烈交锋。42这也许可以解释侵袭者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入侵路线。由于罗马在莱茵河北部地区的抵抗日渐统一，侵袭者便将注意力转向南部的阿基坦和比利牛斯山（Pyrenees）。据奥罗修斯记载，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并确保高卢各行省不再遭受侵扰，君士坦丁和莱茵河边境的一些日耳曼藩属国——阿勒曼尼人、法兰克人和勃艮第人——签署和约。43因此，在意大利中央政权明显没有抵制蛮族侵袭者的情况下，君士坦丁三世通过率领罗马军队进行抵抗获得高卢地区的支持。这种抵抗侵袭的需求甚至有可能是引发不列颠篡权的因素。如前文所述，虽然第一轮叛乱发生在汪达尔人及其同伙横渡莱茵河前不久，但是战争已经酝酿一段时间。即便这当头一棒是在公元406年12月31日才落下的，莱茵河防线的罗马军队里无疑已经出现了重大危机。我猜想这引起大家对斯提利科统治的不满，而君士坦丁三世将是其中的最大受益者。
阿拉里克率领的哥特人
这一时期的历史角色中已有三分之二出场了。在这个动荡不定的局势中我们还需要考虑另一个元素——阿拉里克率领的哥特人。罗马最终将落入这帮人之手。要了解这帮哥特人及其在罗马衰亡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哈德良堡战役四年后狄奥多西一世恢复巴尔干半岛和平以来的二十多年里所发生的事情。
阿拉里克率领的哥特人是公元382年和狄奥多西一世签订和约的瑟文吉和格鲁森尼人的直系后代。44可以想见，他们同罗马政府通过妥协（参见本书第四章）勉强达成的关系会出现周期性的紧张情况。局部或全面暴动时有发生，可见双方一直都彼此猜忌。对罗马当局而言，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在尽力建立信任关系。一名哥特士兵在君士坦丁堡被民众私刑处死后，帝国对该城进行了严厉的经济制裁。同样，罗马在多瑙河下游的小城托米（Tomi）的驻军向驻扎在附近的哥特军队发动攻击后，统领罗马军队的长官便被革职。很显然，狄奥多西一世不希望这次冲突引发大规模骚动。我们还知道他还不时设宴款待哥特人的首领。
尽管如此，哥特人，或是一部分哥特人显然认为罗马政府仍在试图废除他们在公元376年至382年间用武力获得的不完全自治权。公元382年签订的和约特别规定，如果帝国要求，哥特人有责任派遣部队替罗马作战。在讨伐帝国西部篡位者时，狄奥多西一世曾两次要求哥特人出兵：一次是在公元387年至388年讨伐马格努斯·马克西姆斯（Magnus Maximus），一次是在公元392年至393年讨伐欧根尼乌斯（Eugenius）。在这两次罗马内战中，一些哥特人倾向于发动叛乱，或者至少是临阵脱逃，而不愿替罗马作战。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罗马政府容许哥特人进行不完全自治只是迫于当时的军事实力对比。由来已久的政策被暂停，但也只是针对这群特定的移民，而且只是因为他们战胜了瓦伦斯和狄奥多西一世。参与罗马内战势必会给哥特人带来伤亡。如果他们的兵力损失过大，那就没有什么能阻止罗马政府对他们实施惯用的难民政策了。如前文所述，在公元383年1月努力说服君士坦丁堡元老院接受和约时，德密斯修已经在畅想哥特人失去他们的不完全自治权了。
在与篡位者欧根尼乌斯的对抗中，哥特人的怀疑进一步加深。狄奥多西一世一直在试图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统治整个帝国。其结果可想而知，帝国西部的不满分子拥立自己的人选为皇帝。帝国东西两军在意大利附近的弗里基德河（River Frigidus）河畔展开会战。此次战役具有决定性意义。在战斗的第一天，两军激烈对阵，不分胜负，哥特人发现自己身处前线，损失惨重。有史料称哥特人有1万人战死。这显然有些夸张。该史料的作者奥罗修斯甚至称罗马在这次战役中一举两得：其一是对欧根尼乌斯的胜利，其二是对哥特人的胜利，因为他们伤亡惨重。45因此，公元395年初狄奥多西一世病逝时，哥特人叛乱的时机成熟，准备重新修订公元382年的和约，争取更大程度的安全保障。他们举旗造反，违反和约，任命自佛瑞提根、阿拉提和萨伏拉克斯被镇压以来的第一位至高首领。他们的选择落在了此前一次较小规模的暴动（发生在镇压马克西姆斯篡权之后）中崭露头角的阿拉里克身上。罗马史料并没有记载哥特人具体希望如何修订公元382年的和约。在所有新和约中，哥特人都要求罗马承认其选举首领的权利，赋予他罗马军队指挥官（magister militum，主帅）的合法地位。是否还有其他附加条件，例如指挥官手下的士兵应该获得全额军饷，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这也完全有可能。46哥特人已经不再满足于罗马统治下的不完全政治自主权，尽管这项政策在二十多年前还是一项突破性政策。
阿拉里克率领的哥特人还有一点值得关注。公元376年哥特人迁到多瑙河河畔时是两支由各自首领率领的独立部落——瑟文吉人和格鲁森尼人。在随后的战争中，他们共同作战，配合得也还不错。尽管如此，两支部落间的权力摩擦也时有发生。哈德良堡战役前夕，佛瑞提根试图以承认他是哥特人唯一首领为条件同瓦伦斯议和。两年之后，两支部落又分道扬镳，朝着不同方向迁徙。学者们就随后发生的事情说法不一。有人认为瑟文吉和格鲁森尼人分别同罗马达成和议。我个人则认为公元382年签订的和约对两者都适用。但不管是签订不同的和约，还是签订相同的和约，都没有改变一个更大的问题，即随后即将发生的事情。在阿拉里克的统领下，瑟文吉和格鲁森尼人之间的差异消失了，两支部落成为一支部落。47我们在上文已经探讨了公元1世纪至4世纪期间罗马边界对面日耳曼尼亚境内较大、较统一的政治群体的发展过程。现在这个过程已经波及罗马境内，而且还将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哥特人统一起来的原因非常简单，和他们在公元376年至382年战争期间联手对抗罗马的原因一样。他们通过组合成较大的部落一起行动，从人数上获得安全感以及争取优厚待遇的机会，从而加大在这个并不欢迎他们的罗马帝国建设美好未来的可能性。
因此，公元395年初阿拉里克率领的哥特人叛乱意义重大。一支新力量有如脱缰野马，正在伺机一雪弗里基德河战役之耻，重新修订13年前签订的和约。对于罗马而言，要解决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哥特人统一后力量太过强大，罗马无法立刻置其于死地。公元395年和397年，罗马派遣大量军队和哥特人对阵。但双方的实际交锋并不多，可能是因为双方兵力相当，谁都不愿贸然开战。48与此同时，传统态度很难改变，罗马的官员都没有急于批准哥特人新提出的条款。阿拉里克的政治诉求未能得到满足，便放任手下为非作歹。这一次受害的又是巴尔干半岛各行省的居民。叛乱首先在东北部的色雷斯发动。但公元395年至397年间，哥特人一路南下，到达雅典，然后又向西、向北沿亚得里亚海岸一直到伊庇鲁斯（Epirus，现在的阿尔巴尼亚）。他们一路尽情劫掠，但始终仍试图与帝国达成新的政治协议。
这一时期，在君士坦丁堡的宫廷政局动荡不定。东罗马的皇帝、狄奥多西一世的长子阿卡狄乌斯（Arcadius）虽然在公元397年已年满20岁，但仍不问国事。不过他身边总是不乏希冀得宠、野心勃勃、争夺权力的政客。当时廷臣中最得宠的当属宫廷总管尤特罗庇乌斯（Eutropius）。到公元397年，这名宦官已打算和哥特人协商。他授命阿拉里克为罗马军队指挥官，批准哥特人新提出的条件和附加保障。他允许哥特人在达契亚和马其顿定居，很可能还出面安排，以税收的形式将当地产出分配给他们维持生计。尤特罗庇乌斯的命运极具启发性。在罗马帝国，宦官通常是人们嘲弄的对象，被描绘成邪恶、贪婪的形象，正是那种会屈服于蛮族人凭借武力索要钱财的人。尤特罗庇乌斯既是宦官，又是哥特人绥靖分子。因此他身处劣势，他的对手也充分利用这一点。公元399年夏天，尤特罗庇乌斯最终被打倒。49他的继任者撕毁他与阿拉里克的协议，拒绝进一步协商。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君士坦丁堡的政权几经更替，但东罗马的官员们都没有打算和阿拉里克和谈。批准哥特人可能接受的条件在政治上无异于自取灭亡。公元400年，君士坦丁堡发生针对盖纳斯（Gainas）的政变。哥特人出身的盖纳斯是罗马的指挥官。尤特罗庇乌斯倒台后，他也参与了权力的角逐。帝国后期军事重组后，盖纳斯和其他蛮族出身的指挥官地位渐高，声望日隆。在帝国初期，只有罗马公民能在军团服役。与之不同的是，到了帝国后期，任何人都可以在政治意义重大的野战军中服役。没有什么能阻挡能力出众的蛮族人在野战军中升官晋爵，获得政治地位和声望。因此，自公元4世纪中叶以来，一系列蛮族出身的指挥官出现在宫廷的政治斗争中。这些人偶尔还会图谋篡位，或者涉嫌图谋篡位。法兰克人出身的西尔瓦努斯（Silvanus）便是一个不错的例子。史学家阿米安·马塞林还参与了铲除他的谋杀行动。然而，“蛮族”长官更多的是和文官政客较量，对皇帝施加影响。但不管史学家对他们的态度如何，我们都没有看到任何记载证明这些蛮族长官对帝国怀有二心。这些被视为“蛮族人”的将官中有些是接受过传统精英教育的第二代移民，也就是说，他们和其他官员一样，是完完全全的罗马人。
盖纳斯在公元399年秋天还是君士坦丁堡的风云人物，权倾一国。到第二年年初，他便被昔日的同党取代。他可能是第一代哥特移民。因此很容易就成为反蛮族宣传的攻击对象，尤其是这一时期阿拉里克率领的哥特人正在巴尔干半岛为所欲为。但并没有证据表明盖纳斯有意与这帮哥特人为伍。在这场推翻他统治的暴力政变中，盖纳斯设法逃出君士坦丁堡，但几千哥特人，包括跟随东罗马军中的哥特官兵生活在城里的妇孺，都惨遭杀害。此后，阿拉里克率领的哥特人同东罗马军队没有进行正面交锋。但现在，他们被排除在君士坦丁堡政治之外，很快争取新协议的希望也完全破灭。为了打破僵局，阿拉里克率领手下于公元401年秋天来到意大利。在随后的一年时间里，他们试图同西罗马帝国的实际掌权人斯提利科达成协议。同样，阿拉里克试图使用武力迫使斯提利科就范。但斯提利科和东罗马尤特罗庇乌斯的继任者一样，也不愿意批准他们的条款。由于巴尔干半岛的给养来源被切断，这帮哥特人无法无限期地停留在意大利。50公元402年秋天至403年年初，进行过两次不分胜负的战斗后，他们越过狄那里克阿尔卑斯山，退到老巢达契亚和马其顿。
阿拉里克别无选择，现在他不得不设法让东西罗马帝国中的一方重新回到谈判桌上。哥特人回到他们在公元397年至401年间占领的巴尔干地区，重新确立统治，可能是重启曾供养他们的给养来源。他们在这里一待就是三年。深处政治荒原，他们发现自己无论是从字面意义，还是从比喻意义上讲，都被夹在东西罗马帝国之间，等待其中一方向他们招手示好。公元406年末，意大利的斯提利科终于表示要和谈。我猜想阿拉里克一定大吃一惊。仅在四年以前，这位西罗马帝国的摄政者还竭尽全力要和阿拉里克及其率领的哥特人保持距离。而现在他却来拉拢他们，要和他们结盟。更奇怪的是，斯提利科是在打败拉达盖苏斯之后向阿拉里克示好的。如前文所述，罗马打败拉达盖苏斯之时，即将波及罗马境内的动荡局势已在莱茵河边境初现端倪。
但斯提利科提出要和阿拉里克联盟，一同对付君士坦丁堡，而不是去处理莱茵河防线的问题。要了解斯提利科看似蹊跷的行为及其意外结果是如何导致罗马遭劫的，我们需要仔细探讨一下这位西罗马的最高统帅以及他在整串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
斯提利科与阿拉里克
在古代和现代，人们都对弗拉维斯·斯提利科看法不一。他是帝国后期像盖纳斯这类蛮族军人通过晋升逐步获得政治地位和声望的成功案例。斯提利科的父亲是具有汪达尔人血统的罗马骑兵军官，他的母亲是罗马人。他本人是帝国东部狄奥多西一世麾下的一名杰出军官，在公元4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担任各种要职。公元393年，斯提利科跟随皇帝西征，讨伐篡位者欧根尼乌斯。之后，他被任命为高级指挥官（comes et magister utriusquemilitiae praesentalis，中央野战军两军统帅），统领帝国西部的军队。公元395年初，狄奥多西在米兰意外死亡，享年49岁。显然，此前他任命斯提利科为一同西征的次子霍诺留的监护人。至少，斯提利科声称这是皇帝临终之前对他的嘱托，而且也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狄奥多西一世的长子阿卡狄乌斯则留在君士坦丁堡，统治东罗马。霍诺留生于公元384年9月，在狄奥多西一世病逝时还不满10岁。因此统治权自然而然就落入斯提利科手中。
此前，斯提利科的重心完全集中在帝国东部。但现在，他发现自己成为西部无可争辩的统治者。斯提利科开始小心谨慎地拉拢罗马元老院，这一点清楚地表明他有在西部权势中建立人脉的必要。公元395年5月，他通过一项法令，为曾在篡位者欧根尼乌斯手下任职的官员恢复旧职——建立人脉的重大举措。51公元395年后，我们的老朋友叙马库斯突然发现自己也在斯提利科拉拢的对象之列。52从他的书信判断，叙马库斯当时正在享受一个回暖的冬日。他存留下来的书信中可能有三分之二是写于公元395年至402年间。从这部分书信可以看出，叙马库斯的影响力相当大。一则，他能够将曾在欧根尼乌斯手下担任首都行政长官的女婿尼科马库斯·弗拉维尼鲁斯（Nicomachus Flavianus）解救出来，并为他争取到官复原职，在公元399年至400年间重新成为霍诺留和斯提利科治下的首都行政长官。虽然没有担任正式职位，但叙马库斯还在公共事务中施加影响。我们稍后将看到，公元397年，他在发动元老院宣布背叛斯提利科、投靠君士坦丁堡的北非指挥官吉尔多（Gildo）为“国家公敌”的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由于他小心拉拢权要，斯提利科稳坐权力宝座十多年。鉴于他命运坎坷，稳坐权力宝座十余年也绝非易事。其中有些变故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狄奥多西一世临终遗愿的真相我们无从得知。但他病逝后不久，斯提利科就声称皇帝临终时将两个儿子托付给自己。53斯提利科在罗马的特聘御用演说家、诗人克劳狄安（Claudian）对元老院说道：“总之，罗马的权力就托付给您，斯提利科；治理帝国的权力就交付在您手上。两位皇子统治的东西罗马帝国及其军队都由您负责。”54一切迹象都表明这是个谎言，至少就阿卡狄乌斯而言是这样，意在授权才到帝国西部就已经掌权的斯提利科在原居住地东罗马帝国争夺权力。斯提利科接着就依照这一宣言行事。他在公元395年和397年两次干预阿拉里克率领的哥特人在东罗马帝国领土上的叛乱问题，根本目的是为了树立自己东部拯救者，因而自然也是统治者的形象。斯提利科的行为遭到君士坦丁堡同僚的强烈抵制。如前文所述，这些人正忙于争权夺利，操纵不问国事的阿卡狄乌斯。他们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斯提利科出现在地平线上，骑着马儿来解救他们。可以想见，他们对他百般阻挠，严加防范。
其中最危险的一次发生在公元397年的秋天，上文提到的阿非利加指挥官吉尔多受到诱惑，意欲投靠君士坦丁堡。这对斯提利科而言是一种莫大的威胁。因为罗马的粮食供给来自阿非利加。只要给养中断，他的政治地位就会立刻动摇。结果，斯提利科出色地解决了危机，将吉尔多的弟弟马西泽尔（Mascezel）派往北非。吉尔多曾杀害过他的孩子，因此马西泽尔还有仇未报。此次叛乱在公元398年7月被平定。阿非利加在粮食开始收获之前又回到西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公元401年至402年，斯提利科还经受了阿拉里克对意大利的侵袭。虽然君士坦丁堡当局可能没有像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授意阿拉里克入侵意大利，但他们显然也没有阻止阿拉里克这样做。接着，仅仅三年之后，拉达盖苏斯率领一帮哥特人来袭。但斯提利科最后又再次轻松地解决了问题。在这一系列事件中，他的权力范围非常广泛，包括中央和地方军事机构、罗马元老院及中央官僚机构等。但最关键的是他和狄奥多西一世之子霍诺留的关系。随着霍诺留逐渐长大成人，为了牢牢控制这位皇帝，斯提利科在公元398年将自己的女儿玛利亚（Maria）许配给他。这给斯提利科的地位增加了一些额外的保障，但随着霍诺留逐渐成年，他与这位皇帝的关系注定需要采用一些手腕。
直到公元406年8月，斯提利科都谨小慎微，没有出现什么闪失。他虽然没能统一东西罗马，但霍诺留在他的牢牢掌控之中。阿非利加的叛乱被平定，哥特人对意大利的两次进攻也被成功击退。接着，在战胜拉达盖苏斯之后，斯提利科迈出他一生中最不可思议的一步。这时候，北部局势已经恶化。不列颠的一系列篡权行动中第一位篡位者已经上位；莱茵河以东硝烟迷漫，而且一切迹象都表明战火将蔓延到罗马境内（但没有任何蛮族人即将横渡莱茵河以及以何种方式入侵的迹象）。然而，如前文所述，斯提利科并没有召集训练有素的士兵北上，而是同君士坦丁堡的对手展开新一轮的争斗。与公元395年至396年的对峙相比，他在公元406年年末重开战事想要获取的领土范围缩小了。斯提利科要求君士坦丁堡归还达契亚和马其顿教区（这两个教区位于伊利里亚省的东半部，在狄奥多西一世执政期间被转交给君士坦丁堡管理）。然后，他提出同阿拉里克率领的哥特人结盟，用战争来要挟东罗马帝国。
当然，斯提利科可能只是判断失误，一方面他执迷于夺取东罗马帝国的统治大权，另一方面又低估了北部危机的严重程度。但我认为，即便他可能没有意识到北部危机会迅速发展成一场灾难，他也不会被野心完全冲昏头脑。而且这也不是我的一己之见。关键问题在于斯提利科已不再试图在君士坦丁堡夺权。他的目标缩小，只是要收回伊利里亚行省东部的达契亚和马其顿。这一变化表明其中涉及更具体的问题，而非仅仅是虚荣心在作祟。伊利里亚东部的山区和丘陵盆地一直以来是罗马军队招募新兵的理想之地（类似于苏格兰高地是英国军队招募新兵的理想之地）。因此，有学者提出斯提利科在公元406年年末收回伊利里亚东部的想法与莱茵河地区日益蔓延的危机有关。他亟须增加兵力，因此收回伊利里亚东部可能是他争取重要征兵基地的妙计。但要将新兵训练成善战的士兵还需要时间。而显然，斯提利科最缺的就是时间。然而，在伊利里亚东部就有一支现成的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甚至是久经沙场）的军队——阿拉里克率领的哥特人。
为什么说斯提利科同君士坦丁堡争夺伊利里亚东部地区可能和他争取阿拉里克的支持一同对抗北部更大的威胁有关呢？要理解这一点，我们还需要考虑哥特人的规划。自公元395年以来，阿拉里克一再表明，他完全愿意同罗马帝国结成军事联盟，但条件必须合适，而且必须修订公元382年和约中的问题。我们知道，这意味着罗马充分肯定他们的至高首领，并指定一片能够创造税收的地区依法供养他们。尤特罗庇乌斯在公元397年满足了他们的这些要求，在随后的公元5世纪初他们希望这些要求能继续得到满足。斯提利科和阿拉里克之间的唯一问题是决定安顿哥特人的具体地点。除了公元406年短暂进攻意大利之外，哥特人自公元397年以来，一直占据达契亚和马其顿两地。但传统上属于帝国西部的伊利里亚东部现在已经归东罗马帝国管辖。因此，斯提利科陷入两难境地。他可以让哥特人离开他们占据近十年的地区，迁到他管辖的领土上。这样，他就有权批准他们要求的合法居住地。但这势必会在哥特人中引起骚乱。也许对斯提利科而言更重要的是，这也会在西罗马帝国境内哥特人可能定居地区的罗马地主阶层中引起骚乱。或者，他可以授权哥特人统治他们已经占据的地区。这就意味着他需要威逼君士坦丁堡将伊利里亚东部归还给他。他最终选择了后者。细想之下，后者是争取哥特人支持的最简单的手段。这样看来，斯提利科的政策就没有那么疯狂了。
与阿拉里克的超级军团结盟将为斯提利科提供他在应对北部即将出现的骚乱时所需要的兵力，而且在西罗马帝国境内也不会引起什么骚乱。如果这一切需要他和君士坦丁堡开战的话，那就只能这样了。55
斯提利科倒台
作为协议的一部分，斯提利科和阿拉里克约定，在进攻东罗马帝国时，意大利会派遣大队人马增援哥特人。我猜想斯提利科以为他不用按常规进攻君士坦丁堡，只需要展示自己的军事实力就足以让东罗马交还有争议的教区。于是，阿拉里克把军队调遣到仍处于西罗马境内的伊利里亚西部的伊庇鲁斯，等待斯提利科的部队穿过亚得里亚海来和他会合。由于在巴尔干半岛冬天无法发动大规模战争，因此这次袭击可能是计划在公元407年夏天进行。然而，巴尔干半岛和高卢地区事态的迅速演变，将所有计划都全盘打乱。到公元407年5月至6月，他们正考虑在巴尔干半岛发动一场重大战役时，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已经渡过莱茵河，入侵高卢。更糟的是，君士坦丁三世已经穿越多佛尔海峡，赢得高卢多数军队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意大利不可能调遣大批军队穿越亚得里亚海。因此，斯提利科并没有派兵增援伊庇鲁斯的阿拉里克。他在公元407年采取的唯一行动就是派遣哥特人出身的指挥官萨鲁斯（Sarus）前往高卢，试图扼杀君士坦丁三世篡权的势头。但行动失败了。
到公元408年初，斯提利科的地位岌岌可危。君士坦丁三世和蛮族人在高卢不同地区展开行动，整个高卢行省和不列颠都脱离中央的控制。北非和西班牙仍然支持西罗马，但伊庇鲁斯的阿拉里克开始变得焦躁不安。他率领的哥特人已经在那里滞留了一年，等候罗马军队的到来。但高卢的形势仍十分危急，罗马不敢轻举妄动。此外，还有一个因素在起作用。阿拉里克对哥特人的统治也绝不是坚不可摧的，他还得让普通士兵满意。斯提利科真的会信守承诺吗？
到公元408年春天，阿拉里克忧心忡忡，要求斯提利科提供保证。他提醒斯提利科他的军队还未收到任何经济支援，更别提军事援助了。这也合情合理。因此他要求斯提利科支付4000磅黄金。他以武力相威胁，率领部下向北、向西挺进，到达阿尔卑斯山麓的罗马行省诺里库姆（现在的奥地利）。如果有必要的话，从这里进攻意大利十分方便。对于所谓的盟友而言，在斯提利科困难的时候这样做虽然有失偏颇，但阿拉里克也需要满足自己部下的需求。而且，别忘了，公元401年至402年斯提利科将哥特人逐出意大利时，他也没有心慈手软。据说，皇帝和元老院的大部分元老都准备和哥特人决一死战。但这就意味着除了莱茵河侵袭者和君士坦丁三世之外，罗马又增加了一个劲敌。因此斯提利科反对同哥特人开战。元老们聚集在罗马，展开一场按既定套路进行的辩论。斯提利科阐述了他的立场。他如愿以偿，元老院同意向阿拉里克支付黄金。然而，反对的声音并没有消失。一个名叫兰帕狄乌斯（Lampadius）的人因为他对此事的评价被载入史册：“这不是和平，而是奴役条约（non est ista pax sed pactio servitutis）。”此时，斯提利科已经差不多花光了他所有的政治资本，但命运和他还没有完事儿。
公元408年5月1日，西罗马皇帝霍诺留的哥哥、东罗马的皇帝阿卡狄乌斯去世，留下一名7岁的幼子作为继承人，即狄奥多西二世。这次，皇帝和指挥官又产生分歧。斯提利科想前往君士坦丁堡干涉东罗马的事务，霍诺留也有此想法。和向阿拉里克支付黄金的事情一样，斯提利科又如愿以偿。他还提议阿拉里克同时也应该被派往高卢。但皇帝与指挥官之间的裂痕已经显而易见。曾受到斯提利科提携的宫廷高官奥林庇乌斯（Olympius）更是从中挑拨离间。西罗马帝国的所有事务都是按照斯提利科的意愿来处理，但帝国仍境况危急。君士坦丁三世现在已经在高卢南部的阿尔勒安顿下来，正盘踞在通往意大利的各山口上。蛮族人遍布高卢各地，阿拉里克收到黄金后，仍留守在诺里库姆，把守着阿尔卑斯山东部的山口。难怪史料提到斯提利科在公元408年夏天制定了一系列计划却又没有采取行动——整个帝国大厦在他身边渐渐倒塌。据佐西姆斯记载，奥林庇乌斯此刻打出一张王牌：“他说，斯提利科正计划着前往东罗马帝国，图谋推翻小狄奥多西，让他自己的儿子优奇里乌斯（Eucherius）继任皇帝。”56
奥林庇乌斯一有机会就重提此事，而且还刻意把这条消息散布到集结在总部帕维亚（Pavia，提西努姆，Ticinum）的意大利军队中。在军队8月13日出发前去对付君士坦丁三世之前，霍诺留前往帕维亚营区进行检阅。此时，军队发动兵变，斯提利科支持者中的众多高官被杀。听到消息后：
［斯提利科］召集所有蛮族盟军的首领，商讨该如何采取行动。大家都一致认为，如果皇帝遇害——不过他们还不确定皇帝是否被杀，蛮族盟军都应该立刻攻打罗马士兵，杀鸡儆猴。但如果皇帝平安无事，即便一些官员被害，也只有兵变的主谋应该受到惩罚……然而，当他们发现皇帝安然无恙时，斯提利科决定饶恕那些士兵，回到拉文纳。
这些蛮族部队主要是哥特首领拉达盖苏斯的手下，约有1.2万人，是在拉达盖苏斯战败后作为一支独立部队被斯提利科纳入意大利军队的。没有史料显示在其他常规军队中还有独立的蛮族部队。斯提利科倒台后，历年来招募的蛮族官兵中仍有许多人继续在军中服役。在拉文纳，斯提利科先是躲避在一座教堂内，但后来又放弃求生，决意一死，还不许他的个人扈从阻拦。8月22日，斯提利科被斩首。
这位西罗马的最高统帅在掌权13年后就这样身首异处。他提携的高官中有许多已经在帕维亚兵变中丧生，剩下的现在也被追捕、杀害。他的儿子优奇里乌斯被捕后被处死。霍诺留还和他的女儿离了婚。罗马的政权更替和许多政客一样，卑劣、残酷、彻底。奥林庇乌斯给予前恩主的最后一击是在公元408年9月至11月颁布的一系列法令，没收斯提利科的所有财产，并惩治所有试图保留这个“国家强盗”物品的人。57在我看来，就像考特爵士（Thane of Cawdor）一样，斯提利科的死最能体现他无愧于罗马最高统帅的身份。他宁死也不愿罗马继续深陷内战，给人留下的是一个德高望重、赤胆忠心的帝国公仆的形象。奥林匹奥多罗斯等史学家对他都深表同情。虽然反蛮族的希腊史学家尤纳皮乌斯指责他自公元4世纪90年代初起和阿拉里克勾结，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汪达尔人之子的出身妨碍他成为一名忠心耿耿的罗马军官。斯提利科只是生不逢时，恰巧在匈人打破帝国长久以来所处的权力平衡之际掌权。纵观历史，没有几个人能同时成功地应对心怀不满的皇帝，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大规模篡权行动以及哥特人的超级军团。58
斯提利科死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表明他政策的英明之处。奥林庇乌斯任命自己为执事官——高级文官，责任范围广泛，相当于首相职位。以他为首的新政权完全推翻了斯提利科的政策。与哥特人的和平破灭，硝烟弥漫。阿拉里克用人质换取赔款和从意大利外围撤军的提议也被断然拒绝。
现在，哥特人又回到政治荒原，在有些方面连公元406年的境况还不如。至少当时他们还有成熟的基地。而现在，他们身处陌生环境，与当地农民没有任何往来。但阿拉里克率领的哥特人在一个重要方面很快就会有所好转。斯提利科被处死后不久，意大利军中的罗马人便采取一系列行动对付他招募的蛮族官兵的家人和财产，其中很多人曾是拉达盖苏斯的手下。他们被安置在意大利各城市的家人被屠杀。这些蛮族兵一怒之下投靠阿拉里克，使他的战斗人数可能增加到约3万人。兵力的增加并没有就此结束。公元409年，哥特人在罗马城外扎营时，大批奴隶也加入他们的队伍。阿拉里克军队中的战斗人员总数增加到4万人。我猜想，这些奴隶中大部分都曾是拉达盖苏斯的手下，而非罗马原有的奴隶。仅仅在他们被卖为奴三年之后，阿拉里克为他们提供了结束受罗马人奴役的途径。59
阿拉里克所统率的已经是到目前为止兵力最强大的哥特部落。公元408年秋天，他采取了大胆行动。阿拉里克召集所有部下，包括同他的姻亲阿萨尔夫（Athaulf）一起驻扎在潘诺尼亚的手下，越过阿尔卑斯山，向意大利挺进。他们沿途一路破坏，直奔罗马。11月，阿拉里克一行人抵达罗马城外，很快便将罗马城包围，以防止有人向城内输送粮食。然而，阿拉里克无意攻城。这一点很快就显露无遗。很明显，他想要的是战利品。到年底的时候，阿拉里克得逞了。罗马元老院同意付给他5000磅黄金、3万磅白银，以及大量丝绸、兽皮和香料，正好用来笼络他刚招募的军队。但同他自公元395年以来的一贯诉求一样，这个哥特人还想要同罗马政府达成妥协。他希望元老院能帮他实现自己政治生涯中的这个终极目标。元老院派使团来到拉文纳同霍诺留斡旋，敦促皇帝交换人质，并与阿拉里克达成军事联盟。皇帝表示愿意接受这些条件。因而，哥特人放弃围城，向北退到托斯卡纳（Tuscany）。
但霍诺留要么是在争取时间，要么是他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奥林庇乌斯的影响力仍十分强大，他对皇帝施加影响，阻止他批准和议。因此阿拉里克万分恼火，尤其是他的一支部队在比萨（Pisa）附近还遭到伏击。他回到罗马，要让霍诺留充分认识到他要求赔偿和联盟的决心。迫于哥特人的压力，元老院再次派使团向北前往帝国的政治中心、霍诺留的基地拉文纳，只不过这次是在哥特人的陪同下前往的。他们宣布是时候谈判了。这次皇帝对奥林庇乌斯彻底失去信任。他根本不可能调遣意大利的军队去攻打哥特人。因为双方势均力敌，他无法稳操胜券。而且罗马和哥特人正面交锋将会让君士坦丁三世有机可乘，越过阿尔卑斯山。唯一的选择就是和谈。到公元409年4月，在皇帝面前最有影响力的是曾支持斯提利科的意大利禁卫军长官约维乌斯（Jovius）。这个约维乌斯在斯提利科同哥特人联合攻打东罗马帝国前，曾被派去同等候在伊庇鲁斯的哥特人联络。阿拉里克同约维乌斯在里米尼（Rimini）展开和谈。因为罗马方面没有什么筹码，和谈看上去进展得不错。君士坦丁三世仍在阿尔勒忙于将自己的几个儿子都推上皇位——给帝国带来改朝换代的直接威胁（如果还有朝代的话）。实际上，霍诺留现在对君士坦丁三世已经惶恐不安。他在公元409年初派人给君士坦丁三世送去一件紫袍，正式承认他为皇帝。霍诺留的一些军官试图让6000名驻军潜入罗马，结果伤亡惨重，只有100人潜进城里。与此同时，拉文纳的部队开始不安起来。因此，对霍诺留而言，战争并不可取。阿拉里克最初提出的要求说明他对这些情况了如指掌。据佐西姆斯记载：“阿拉里克向罗马要求一定数额的黄金和一定重量的谷物作为岁贡，还要求批准他和手下在诺里库姆和达尔马提亚（Dalmatia）定居。”60约维乌斯默许了阿拉里克的要求，并请求霍诺留正式任命阿拉里克为帝国高级军队指挥官（magister utriusque militiae，两军统帅）。霍诺留的批准将给哥特人带来大量财富，使他们的首领成为宫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还会让哥特军队离拉文纳近在咫尺，占据东部通往意大利的主要山口。
和谈出现僵局。霍诺留愿意批准阿拉里克对谷物和黄金的要求，但拒绝任命他为高级军队指挥官。皇帝的回信出言不逊，在和谈时被大声宣读出来。阿拉里克愤然离去。但有趣的是，他后来又改变主意。这次，他召集一些罗马主教作为他的使节，传达了以下信息：
现在，阿拉里克既不想要官职或荣誉，也不想在之前指定的行省定居。他只要能继续侵犯遥远的多瑙河河畔的诺里库姆，并且该地免缴税款。此外，皇帝每年只要给他足够的谷物就可以了，不用支付黄金……阿拉里克提出这些合理、谨慎的提议后，所有人都对他的节制表示惊讶。
不用指定给哥特人领地，也不用支付给他们黄金。哥特人将默默地生活在远离拉文纳的边境行省。阿拉里克的节制可能出人意料，但表明他能顾全大局。目前，他有实力随心所欲，但他愿意以此换取同罗马帝国的持久和平。阿拉里克肯定强烈地意识到帝国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来的潜在力量，觉得有必要采取保守做法。
然而，霍诺留的宫廷内仍一片骚乱。史学家奥林匹奥多罗斯认为阿拉里克重新提出的条件节制合理，但仍遭到霍诺留的拒绝。因此阿拉里克再次回到罗马围城，打算加大赌注。公元409年年底，他说服元老院选举普里斯库斯·阿塔卢斯（Priscus Attalus）为皇帝。这样，西罗马帝国曾一度同时有三位皇帝执政：霍诺留、君士坦丁三世以及普里斯库斯·阿塔卢斯。阿塔卢斯出身于显赫的元老院家庭，在公共部门担任要职10多年。元老院派遣使团来到霍诺留面前，以身体伤害和驱逐出境相要挟。阿拉里克被任命为阿塔卢斯的最高指挥官，着手征服意大利北部大多数城市，并围攻拉文纳。其余军队则被派往仍效忠霍诺留的北非。霍诺留一度准备逃离拉文纳。但东罗马派遣的4000人部队及时赶到，确保拉文纳的安全。北非也送来足够的钱款，确保意大利军队继续效忠霍诺留。阿塔卢斯即便没有尽全力，也对北非发动了两次进攻。但他拒绝调用阿拉里克的人马。这位哥特首领已经忍无可忍。他的初衷也许是安排一位傀儡皇帝，亦或是任命阿塔卢斯为皇帝一直都只是他谈判的筹码。不管怎样，公元410年7月，阿拉里克废黜阿塔卢斯，重新和霍诺留和谈。由于东罗马军队的救援和北非资金的援助，霍诺留已经恢复信心。两人安排会晤。阿拉里克转移到距离拉文纳不到60视距（约12公里）的地方。与此同时，霍诺留军中的不安分子仍反对和谈。阿拉里克在等待霍诺留时被萨鲁斯率领的一支罗马军队袭击。后来，在公元5世纪10年代中期，萨鲁斯的兄弟西格里克（Sergeric）在阿拉里克的哥特部落中地位显赫，曾一度成为部落首领。再加上史料对萨鲁斯同阿拉里克及其姻亲阿萨尔夫宿怨的记载，我猜想萨鲁斯曾在公元4世纪90年代争夺首领头衔时败在阿拉里克手下。61
阿拉里克怒不可遏，一方面是因为罗马军队的袭击，另一方面——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也是因为他发现了突袭者的真实身份。哥特人放弃同拉文纳和谈的想法，再次返回罗马。他们在那里展开第三次围攻。毫无疑问，这次罗马的郊区对他们敞开了大门。他们被暂时挡在城墙外，但随后萨拉门打开了。62
罗马遭劫
人们都说哥特人随后对罗马的洗劫是有史以来最文明的洗劫行为之一。阿拉里克率领的哥特人都是基督徒，他们对罗马教堂的态度毕恭毕敬。圣彼得大教堂（St. Peter）和圣保罗大教堂（St. Paul）是指定的庇护所。人们躲进这两座教堂就可以免遭危害。逃到阿非利加的难民后来在讲述哥特人的洗劫行为时还惊叹不已，他们提到哥特人在有条不紊地洗劫一些女信徒——例如一个名叫马塞拉（Marcella）的信徒——的家之前甚至还陪同她们前往这两座教堂。不是所有人，甚至也不是城里所有的修女，都受到这样的待遇。但这些哥特基督徒确实牢记自己的宗教信仰。君士坦丁三世赠送的、存放在拉特兰宫（Lateran Palace）重达2025磅的银质圣礼容器被抬走，但圣彼得大教堂里用于礼拜仪式的容器则原封不动地放在原处。建筑的损毁也主要集中在萨拉门一带和元老院议事厅。总而言之，虽然哥特人在城里烧杀劫掠了三天，罗马的纪念碑上和建筑物里可搬动的值钱物品都被洗劫一空，但这些纪念碑和建筑物大部分也都没有遭到损毁。
罗马上一次遭劫是在公元前390年。当时洗劫罗马城的是一些凯尔特部落。两次劫城形成鲜明对比。据李维（Livy）记载，当时罗马的主力部队正忙于围攻伊特鲁里亚的维爱（Veii，现在的伊索拉法尔内塞，Isola Farnese）。因此一伙凯尔特人没有遇到多少抵抗就直接进入罗马。凯尔特人的突袭惊扰了一群鹅，暴露了他们的行动。少数留在城里的青壮年男子奋力守卫卡匹托尔山（Capitol），但城里的其他地方没人把守。年长的贵族们拒绝逃离，他们穿戴整齐坐在自家门口。起先，凯尔特人小心翼翼地接近这些“人……他们面目庄严，神情严肃，看上去和神灵一般”。然后
一个凯尔特人轻抚其中一个名叫马尔库斯·帕皮里乌斯（Marcus Papirius）贵族的胡子。这个贵族蓄着当时人们都留的长胡子。就在这时，他用自己的象牙权杖敲打那个凯尔特人的脑袋。凯尔特人被惹恼了，一剑将他刺死。然后，他们把其他坐在门外的贵族也都杀死……毫不留情。他们将屋里的财物洗劫一空后，纵火烧毁这些宅邸。
公元前390年，只有卡匹托尔山上的要塞幸免于难。而公元410年，只有元老院议事厅被烧毁。63
人们本以为一群为非作歹、嗜杀成性的蛮族人会对帝国的首都大肆蹂躏。结果与人们的预期形成巨大反差的是，这群敬畏圣彼得大教堂神圣性的哥特基督徒非常文明地洗劫了罗马。联想到公元9年对瓦鲁斯军团的大屠杀，我们把此次罗马遭劫想象成日耳曼人如愿以偿，终于有机会报复罗马要刺激得多。然而，仔细研究公元408年至410年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我们得出的必然结论是阿拉里克并不想洗劫罗马。自公元408年秋末以来，他率领的哥特人就断断续续地驻扎在城外。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在这20个月的时间里他们随时都可以夺下罗马。阿拉里克可能根本不在乎历史将如何记载此事，也不在乎几十车战利品。他完全是另有所图。自公元395年起，他一直在努力让罗马帝国重新修订公元382年和约中界定的哥特人与罗马的关系。我们已经知道，阿拉里克的底线是让合法的罗马政权承认他的身份。公元400年至401年对君士坦丁堡彻底绝望后，阿拉里克就只能指望霍诺留在拉文纳的政权。围攻罗马只是对霍诺留及其幕僚施压的手段。但这一策略一直没有奏效。实质上，阿拉里克高估了罗马在驻扎在拉文纳的皇帝心中的重要性。罗马是帝国的重要象征，但已经不再是帝国的政治中心。因此，从根本上来讲，霍诺留可以忽视罗马的命运，而帝国也不会遭受重大损失。阿拉里克放任手下在罗马城里洗劫了三天。这等于是在承认自公元408年秋天进入意大利以来，他采取的政策都是错误的，没能实现他想要与罗马帝国达成的协议。洗劫罗马与其说是象征性地打击罗马帝国，还不如说是承认哥特人的失败。
但即便洗劫罗马的现实意义完全出人意料，霍诺留及其幕僚其实也并没有轻易放弃罗马。罗马遭劫只是一系列更具深远历史意义事件中的一部分。从根本上来讲，公元410年8月中下旬发生的事件是由匈人向西迁到欧洲中部以及震撼整个西罗马帝国的蛮族入侵和篡权行为引起的。虽然罗马遭劫不具备重大的历史意义，但与之相关的一系列事件对于罗马在欧洲地区的稳定而言意义深远，其影响波及整个罗马帝国。如前文所述，身处圣地的圣哲罗姆为这个对他而言仍象征一切美好和有价值事物的城市陷落深感悲哀。其他地区的人反应更激进。例如，受过教育的异教徒认为这非常明确地表明新国教违背了神意。罗马遭劫是因为罗马抛弃它的守护神，不再受到他们的保护。这种观点在逃往北非的意大利贵族阶层中尤其盛行。这对圣奥古斯丁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奥古斯丁的许多布道间隔时间相当短。从公元410年最后几个月的布道可以看出，他在竭力解决各种相关问题。之后，他选取其中最重要的一些观点，（和其他观点一起）收入他的巨著《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这部巨著分为22卷，直到公元425年才完成。但前三卷已在公元413年发行，包含奥古斯丁对会众就罗马遭劫所提出问题的直接回复。其中许多问题是因异教徒的嘲弄而起。
奥古斯丁的直接回复都是“真可笑”之类的回答。这帮叫嚣的异教徒连自己的历史都没有读过。早在基督出世之前，罗马帝国就已经经遭受过众多灾难，也没有人说众神没有守护罗马：64
流亡者和奴隶火烧卡匹托尔山，执政官瓦莱里乌斯（Valerius）以身殉职。此刻［众神］在哪里？……饥荒日益严重，斯普里乌斯·梅利乌斯（Spurius Maelius）将谷物免费发放给饥饿的人们，并因此被指控图谋夺权而被杀害。此刻众神在哪里？……可怕的瘟疫爆发之时，众神在哪里？……罗马军队在维爱连续作战十年仍未取得胜利之时，众神在哪里？……高卢人夺取罗马，在城内烧杀劫掠之时，众神在哪里？
李维的《罗马史》（History of the City of Rome）为奥古斯丁提供了足够事例，有力地回击了异教徒的攻击。但他属于古代思维最敏捷的人之列，并不满足于仅仅在现场反驳异教徒的观点。《上帝之城》成书耗费15年时间，涉及大量问题和主题。但前三卷就已经突出呈现一种全新的罗马历史观，完全不同于被罗马极权政治理念所塑造的僵化历史视角。
当时的基督徒都早已熟悉“双城”的概念。这个概念由《启示录》（Book of Revelation）中的景象演变而来——世界末日之时，神会进行最后的审判；之后，一个新的耶路撒冷（Jerusalem）将会出现，成为正直之人的永久居住地。不管基督徒今生属于哪座城市，这个神圣的耶路撒冷都是他们真正的归宿。在《上帝之城》的前三卷中，奥古斯丁选用基督教中这个已被广泛接受的概念，并本着严谨的学术态度，对其寻根问底，得出的结论令人有些不安。首先，虽然罗马新近表示支持基督教，不管它能给人们带来什么利益，它都和其他世俗城市一样。人们没有理由仅仅因为罗马地域广阔、历史悠久就将它与神圣的耶路撒冷混为一谈。为了证实自己的观点，奥古斯丁再次援引主要的罗马史学家，颇具说服力。他主张，如果仔细研究，便会发现罗马历史尤其不能说明帝国无可匹敌的成功应归功于任何特定的道德规范。因此帝国的成功也不是由帝国本身的合法性造成的。奥古斯丁援引属于拉丁语教育必读作者之列的撒路斯提乌斯，声称古罗马的所有道德规范都可归结于布匿战争带来的外力约束。罗马取得胜利后，这种制约力消失，腐败开始滋生。65整个帝国只是建立在统治欲望的基础之上：“这种‘统治欲望’66滋生罪恶，使全人类都恼火，精疲力竭。［罗马取得第一次胜利］征服阿尔巴（Alba），并称颂这种罪行为荣耀之时，她便被这种欲望征服。”
奥古斯丁并没有声称整个帝国都是罪恶的，也没有否认世俗的和平是一件好事。但他极力主张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只是让基督徒有机会接近上帝，意识到自己真正效忠的是神圣的国度：“圣城无与伦比，让罗马无法企及。那里没有胜利，只有真理；没有等级，只有神圣；没有和平，只有欢乐；没有生命，只有永恒。”在世俗世界，圣城的市民属于不同政体。因此，即便是在洗劫罗马的哥特人中也有真正的朋友，而有些罗马同胞却有可能是敌人。67圣城的市民只需要短暂的效忠世俗城市，他们将在死后相聚：
上帝赋予基督权力，谴责人类的罪行和扭曲的欲望，并对他们进行审判。这个世界因为罪恶而堕落。基督一一拯救身处各地的家人，共同建设真正“永恒”、“荣耀”的圣城，而非阿谀奉承之人口中的“永恒”、“荣耀”之城。
通过罗马遭劫，奥古斯丁认识到所有世俗城市从根本上来讲都不具备合法性，呼吁圣城耶路撒冷的市民都寄希望于死后的永生。68
1600年后的今天，我们往往容易忽视奥古斯丁的观点革命性的一面。我们都已经知道罗马帝国将延续千秋万代的宣言——永恒的罗马——只是空谈而已。罗马的成功是因为它与众不同、受到神灵的庇佑这种想法在我们看来也是无稽之谈。然而，在阅读《上帝之城》时，我们必须暂时忘记我们对此后历史的认识和理解。奥古斯丁写作《上帝之城》时，罗马帝国已经延续了好几个世纪，而且没有什么强大的对手。长久以来，罗马一直宣扬自己是神（过去是众神，现在是上帝——信仰的过渡出人意料地顺利）教化人类的媒介。基督教的主教都主张基督和奥古斯都生活在完全相同的时代并非偶然。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罗马帝国注定要征服世界，引领全人类信仰基督教？皇帝的所有物品，从寝宫到宝库，都是神圣的，政府部门的繁文缛节都是为了表明皇帝受到上帝的指引，代替上帝统治人类。
罗马遭劫后，奥古斯丁无情地驳斥了这些观点。罗马帝国只是人类历史上众多国家中的一个。它既不是唯一有德行的国家，也不是唯一注定要世代延续的国家。
围绕罗马遭劫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以及人们对罗马失陷做出的反应从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诠释了公元410年8月罗马遭劫的意义。一方面，圣哲罗姆和奥古斯丁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生动地记录了罗马的陷落。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罗马遭劫仅仅是因为阿拉里克在振兴哥特部落的宏伟计划受阻后需要犒劳手下对他的忠诚。在《上帝之城》一书中，奥古斯丁十分谨慎，并没有就罗马遭劫是否意味着帝国的终结这个问题明确表态。因此，我们需要深入探讨帝国所处的战略形势，不能妄下定论。
返乡
公元417年10月至11月，鲁提利乌斯·克劳狄乌斯·纳马提安努斯（Rutilius Claudius Namatianus）一路不紧不慢返回高卢。他出生在图卢兹（Toulouse），后来在意大利住了几年。公元412年，鲁提利乌斯在霍诺留的宫中担任执事官——奥林庇乌斯推翻斯提利科时就担任了同样的职务。然后在公元414年夏天，他担任罗马的首都行政长官，任期短暂。回到高卢后，鲁提利乌斯创作了一部史诗《归途记事》（De Reditu Suo/On His Homecoming），叙述他的返乡行程。第一卷由644行诗组成，但第二卷的手稿不全，只有前68行诗，讲述鲁提利乌斯抵达意大利的西北海岸。虽然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又发现一页诗稿——40多行诗［16世纪时被用来修补博比奥（Bobbio）修道院的藏书］，但我们仍不能确定他的确切目的地。69鲁提利乌斯取道海路：
由于托斯卡纳和奥勒利亚大道
惨遭哥特人的烧杀劫掠，
由于森林被毁，桥梁被拆，
最好还是取道海路。
意大利西海岸的主干道奥勒利亚大道（Via Aurelia，罗马古道）上的马厩和客栈曾为狄奥法内斯（参见本书第二章）等官员的出行提供便利。自公元408年至410年哥特人占领该地区以来，这个公共交通系统一直都没有修复。但鲁提利乌斯并没有灰心丧气。史诗的开篇再现了遭劫后罗马依然如旧的吸引力：
虽然生活在罗马，
但有什么可令人厌倦的呢？
让人快乐不已的自然不会令人厌倦。
啊，人们十倍的欢喜——难以想象
——出生在这片吉祥的土地上
是对他们的奖赏；
罗马的高贵子民以出生在罗马为荣，
骄傲地称自己是罗马公民。
此次罗马遭劫也没有让鲁提利乌斯对帝国的命运、对其教化人类的使命有丝毫怀疑：
你赐予人类的文明像阳光普照大地般遍及各地，
远至大地的尽头，海洋的边缘。
拥抱一切的福玻斯70为你在空中奔走；
他的骏马在你的疆土上升起降落，……
阳光洒满所有适宜居住的地区；
你的勇士循着轨道在两个极点之间驰骋。
你征服各地，建立伟大的帝国；
你的统治惠及没有法律的蛮夷之地；
你将法律带给被征服的领土，
将曾经广袤的世界变成一座城市。
这些观点都是帝国鼎盛时期盛行的观点。
这部史诗非比寻常。鲁提利乌斯是在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蹂躏高卢十年后返回高卢的。他乐此不疲地讲述罗马的荣耀，而罗马在七年前才刚遭受洗劫。但他在焦头烂额的霍诺留的宫中担任过要职，最能了解未来任务的艰巨。他回到高卢，准备大干一场：
……高卢各地再次召唤
它们的子民。常年的战争
使它们满目疮痍；但它们损毁越严重
就越让人同情。在繁荣时期轻慢同乡的过错
也显得没有那么严重了；
国家的损失召唤每一个人都以赤诚之心重建家园。
鲁提利乌斯怀念心中完美的罗马，决心重建被蛮族人蹂躏的故乡。他并没有忘记过去十年中帝国经历的挫折：
你［罗马］的悲痛会被忘却；
你永不屈服，你的伤口会被治愈……
你坚强不屈，必将重振雄风，
虽然深陷低谷，但必将重振旗鼓；
火炬又重新朝向天空，燃烧着象征新生的火焰，
你在经历劫难后会愈加光明，愈加兴盛！
罗马遭受过迦太基人和凯尔特人更大的打击。它会像凤凰涅槃般获得重生，会因苦难变得更加强大。
公元417年，还有许多高卢人和鲁提利乌斯一样信心满满。虽然他对罗马的历史和命运的看法属于异教徒的观点，但他对罗马未来的憧憬突破了宗教的界线。就在同一年，高卢的一位基督教诗人在作品《上帝之歌》（Carmen de Providentia Dei/Poem on the Providence of God）中探讨过去十年间高卢遭受的劫难。这位基督教无名诗人的观点也和前面提到的高卢诗人的一样。但他的视角略有不同：
那些为杂草丛生的田地、空寂无人的庭院、付之一炬的别墅残骸哭泣的人啊，难道你们不更应该为自己孤独的内心、玷污的心灵、桎梏的思想哭泣吗？如果你们坚守自己的思想堡垒……这些用双手创造的美好事物就不会被摧毁。它们就能继续见证一个圣洁民族的美德。
这位诗人所传递的信息更像是《旧约》里的训导：上帝的子民遭受灾难是由他们的堕落所致。但这个信息的另一面是：“要是还有一点精神力量的话，就让我们挣脱罪恶的枷锁，打破桎梏，重获自由，为帝国的荣耀努力。”他在结尾处召唤大家共同奋斗：“不要因为第一次较量的失败就丧失勇气。让我们坚定立场，再次投入战斗吧。”
诗人所要传递的是宗教信息。但他也明白其中的政治因素。精神上的重生能够拯救灵魂，引领人们进入天堂，也能带来世俗的胜利及繁荣。人世间的苦难并不是在强调圣城和世俗国家间的本质区别，而是在召唤人们放弃堕落，重获美德。诗人并没有对帝国及其教化人类的使命发表异议。蛮族人已经蹂躏罗马，但这只是第一回合的较量。在第二回合中，罗马将反败为胜。71高卢的异教徒和基督徒在这一点上的看法一致。他们的观点和奥古斯丁的截然不同。
弗拉维乌斯·君士坦提乌斯
人们对罗马重振雄风的信心来自罗马遭劫后的十年间西罗马帝国经历的巨大变化。公元410年8月底，罗马的前景一片渺茫。意大利的罗马军队不敢轻易进攻阿拉里克率领的哥特人，因为君士坦丁三世正虎视眈眈，意欲推翻霍诺留的统治。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已将注意力转至西班牙，正在瓜分西班牙的领土。君士坦丁三世不仅控制了不列颠的行省，还掌控高卢的军队，已经蠢蠢欲动，意欲夺取西班牙和意大利。这样一来，西罗马帝国就落入两伙蛮族人和一名异常成功的篡位者手中。七年之后，帝国领土的大部分都被收回，形势也已经好转。
这一切都得归功于久经沙场的指挥官弗拉维乌斯·君士坦提乌斯（Flavius Constantius）。72君士坦提乌斯出生于巴尔干半岛伊利里亚的纳伊苏斯（现在的尼什）——罗马招募新兵的理想之地。他最初是在帝国东部的军中服役，追随狄奥多西一世参与了众多战役。据推测，他和斯提利科一样，是在镇压篡位者欧根尼乌斯时来到帝国西部，当时他可能三十五六岁的样子。同样，事后他也留在西罗马。我们稍后将会看到，虽然君士坦提乌斯职位不高，没有出现在有关斯提利科生前历史的记载中，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是这位最高统帅的支持者。
在队伍中，君士坦提乌斯神情严肃，闷不作声。他双眼突出，脖子细长，额头宽阔，骑马时总是趴在马背上，不时从眼角警觉地扫视四周……但在宴会上，在聚会时，他则生机勃勃，和蔼可亲。他甚至会和桌前的弄臣一比高下。73
这时，他还完全不是我们那个魅力十足的大英雄。但据奥林匹奥多罗斯记载，他在较私人的场合所表现出的和蔼可亲对他而言是一笔巨大财富。而且我们也毫不怀疑他精力充沛，会全力以赴，重建西罗马帝国。
公元410年至411年，弗拉维乌斯·君士坦提乌斯接替斯提利科的职位，成为西罗马的高级指挥官（主帅）。他在惩治谋害斯提利科的主谋一事中扮演主要角色，说明他和斯提利科关系密切。奥林庇乌斯大体就是在这一时期被乱棍打死。弗拉维乌斯·君士坦提乌斯理清宫廷的事务后，迅速把注意力转向更加紧迫的问题。他调集意大利的军队，把矛头首先指向君士坦丁三世，此时，高卢的境况也发生了转变，助了君士坦提乌斯一臂之力。君士坦丁三世同指挥官格隆提乌斯（Gerontius）闹翻。格隆提乌斯竟然推举马克西姆斯篡权74，并向君士坦丁三世的总部阿尔勒进军。因此，君士坦提乌斯率领的意大利军队到达阿尔勒时，他们首先要打败的是格隆提乌斯的军队。意大利军队不负众望。格隆提乌斯的残余人马倒戈，格隆提乌斯自杀而亡。君士坦提乌斯的下一个挑战来自君士坦丁三世的指挥官伊多比克乌斯（Edobichus）召集的增援部队。伊多比克乌斯从法兰克人和阿勒曼尼人中召集辅助部队，协助他麾下剩余的罗马军队作战。君士坦提乌斯再次获胜。他以保全性命为条件诱使君士坦丁三世投降。但君士坦丁三世还是没能幸免一死，在遣送拉文纳的途中被杀。公元411年9月18日，只有他的头颅被挂在一根柱子上抵达拉文纳。仅仅两年前这个篡位者还威胁到霍诺留的性命，而现在仅用一个战季就把他解决了。
但篡权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在罗马，只要有一个人篡权，往往就会有更多的人效仿，尤其是第一个篡位者的地位开始动摇之时。参与叛乱的人在个人野心和惧怕惩罚心理的驱使下会再次发动叛乱。公元411年，预感到君士坦丁三世即将倒台的不止格隆提乌斯一人，还有高卢贵族约维努斯。他的驻地在阿尔勒北部的高卢地区。约维努斯的称帝地点可能是在上日耳曼尼亚的美因茨。他的军队主要由高卢的罗马叛军和勃艮第人及阿兰人构成。75他还得到阿拉里克哥特部落的大力支持。这帮哥特人现在的首领是阿拉里克的姻亲阿萨尔夫。约维努斯和阿萨尔夫联合起来的力量十分强大，但他们的联盟并非坚不可摧。君士坦提乌斯审时度势，并没有轻易采取行动。他力图从外交上攻破约维努斯和阿萨尔夫的联盟，并在公元413年取得成效。哥特人改变立场，篡位者别无选择，只能投降——清楚地展示了阿拉里克超级军团的实力。约维努斯的命运和君士坦丁三世的一样，在遣送拉文纳的途中被处死。公元413年8月30日，他的头颅也被挂在一根柱子上抵达拉文纳。
西罗马先集中精力消灭篡位者再对付蛮族人的做法似乎颠倒了主次。史学家对这种做法通常都持批判态度。但要应付罗马当前面临的严重威胁，任何主帅都需要能够调遣帝国的所有资源，尤其是前线的兵力。公元413年夏天，君士坦提乌斯打败篡位者，自公元406年秋天以来首次统一西罗马帝国的主力部队，即投靠君士坦丁三世、格隆提乌斯和约维努斯的不列颠、高卢和西班牙的军队。君士坦提乌斯已经整顿好罗马的内务，统一军队，可以着手处理其他问题了。君士坦提乌斯英明果断，在放任手下信马由缰地对付遍布西罗马帝国的蛮族部落之前，他向曾背叛帝国的军队保证给他们提高军饷。76君士坦提乌斯麾下的各部队都有蛮族兵非常乐意为罗马效力。然而，蛮族个体是一回事儿，而独立的哥特群体，以及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的群体就得另当别论了。这支刚统一不久的军队的首要任务是让哥特人就范。
阿萨尔夫率领的哥特人
洗劫完罗马后，哥特人立刻向南挺进。既然现在在帝国境内争取稳定地位的努力已经失败，阿拉里克就彻底改变自己的策略——他现在一门心思想要攫取北非。但他召集的舰队偏偏遭遇风暴，随后不久他也病逝了。公元411年，阿萨尔夫率领哥特人挺进高卢，先是支持，随后又脱离篡位者约维努斯。
哥特人和罗马之间还有待建立一种双方都能接受的关系。我们知道，公元413年年末，哥特人同君士坦提乌斯的军队在马赛（Marseille）附近展开战斗。随后，哥特人在纳博讷（Narbonne）安顿下来。在讲述这段历史时，奥林匹奥多罗斯的史料残缺给我们造成巨大不便。但一切迹象都表明阿萨尔夫提出的和议要求仍超出君士坦提乌斯的底线。据史学家奥罗修斯记载，他无意中听到有人告诉圣哲罗姆以下内容：
他本人在纳博讷曾是阿萨尔夫的密友……他经常听到阿萨尔夫在身体状况不错、心情良好的情况下（指他喝过酒后）是如何回复罗马问题的。起先，他似乎急切地想要让罗马消失殆尽，将整个罗马帝国的领土在名义上和实质上都变成哥特帝国的疆土。借用一个流行的说法，这样“哥特人之地”就能取代“罗马人之地”，而他——阿萨尔夫——则将像奥古斯都一样成为哥特帝国的奠基人。根据多年的经验，他发现哥特人野蛮，无节制，根本无法遵守法律。但他坚信没有法律，国将不国，一个国家必须受到法律的制约。因此他［阿萨尔夫］选择通过借哥特人之力恢复、维持罗马的威望来博取荣耀，希望后世能把他当作罗马帝国的复兴者。77
阿萨尔夫的行动暴露了他的真实意图。哥特人除了劫取罗马的财物外，还带走了两个人：一个是普里斯库斯·阿塔卢斯。公元409年至410年，阿拉里克说服罗马元老院将他紫袍加身，后来又将他废黜。另一个是霍诺留的妹妹加拉·普拉西提阿。公元414年，打败约维努斯后，阿萨尔夫开始有策略地利用他的两个人质。当初，阿拉里克为了和霍诺留达成和议，突然将阿塔卢斯踢下台。后来阿塔卢斯复辟。接下来就轮到阿萨尔夫利用普拉西提阿胁迫霍诺留了。据奥林匹奥多罗斯记载，公元414年1月，两人成亲。
在坎狄迪亚努斯（Candidianus）的建议和鼓动之下……在［纳博讷］最有名望的市民英格努乌斯（Ingenuus）的庄园举行。盛装的普拉西提阿端坐在依罗马风格装饰的大殿上。她身旁坐着身着罗马服饰、肩披罗马军队指挥官斗篷的阿萨尔夫……除了其他礼品外，阿萨尔夫还赠给普拉西提阿50名身着丝质长袍的英俊青年。他们都双手各举一个大盘，一个堆满黄金，一个堆满……宝石。这些黄金和宝石都是从罗马抢来的。然后阿塔卢斯唱起婚礼的圣歌，接下来拉斯提修斯（Rusticius）和菲巴狄乌斯（Phoebadius）也唱了起来。78
显然，这里阿萨尔夫所追求的是阿拉里克两个和议计划中更为宏伟的那个——为自己在帝国的宫中谋求光明的前途。如阿萨尔夫所愿，普拉西提阿怀了孕，并产下一名男婴。心满意足的父母给孩子取名“狄奥多西”。选择这个名字确实意义重大。小狄奥多西的外祖父是同名的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他的表兄是同名的东罗马皇帝、霍诺留已逝皇兄阿卡狄乌斯的儿子狄奥多西二世。而霍诺留此时还没有任何子嗣——事实上他最终也没有生下一儿半女。因此小狄奥多西极有可能成为未来的皇帝。哥特首领的儿子完全有资格继承西罗马帝国的皇位。
但实际上，阿萨尔夫太过自不量力。君士坦提乌斯和霍诺留都希望普拉西提阿返回宫中，但不希望他的哥特丈夫一同返回。他们拒绝依照阿萨尔夫的条件达成协议。不管怎样，哥特人在战略上有一个致命弱点。自公元408年进军意大利以来，哥特人就一直缺乏稳定的供给来源。在他们以洗劫罗马为高潮的光辉岁月里，他们劫取大量战利品。但现在，君士坦提乌斯已经准确地找到他们的致命弱点。他并没有与哥特人正面开战，而是从陆路和海路两方面同时封锁他们。到公元415年初，纳博讷的粮食耗尽。哥特人不得不退到西班牙。一次意外事件还助了君士坦提乌斯一臂之力——小狄奥多西出生后不久就夭折了。悲痛的父母将他放进银质棺材，安葬在巴塞罗那（Barcelona）
的一座教堂里。阿萨尔夫少了一张王牌。君士坦提乌斯继续施压。最后哥特人，或是一部分哥特人，被击垮。自从公元413年阿萨尔夫背弃约维努斯，哥特人与罗马之间的和议始终悬而未定。真正妨碍和谈成功的是阿萨尔夫执意想要成为皇宫要人。
哥特人为阿萨尔夫的政策付出了巨大代价。他们对此渐渐心生不满。公元415年夏天，哥特人内部发生政变。阿萨尔夫被杀。9月24日，他的死讯在君士坦丁堡公布。阿萨尔夫死后，他的兄弟以及前一次婚姻所生的孩子都被西格里克杀害。西格里克出身于哥特贵族家庭。这个家族曾有人和阿拉里克争夺过哥特部落的领导权。但仅在七天之后，西格里克也被杀死，接任首领的是瓦利阿（Wallia）。这两个继任者和阿拉里克及阿萨尔夫都没有血缘关系。瓦利阿迫于罗马的压力，做出让步，把丧夫丧子的普拉西提阿送回霍诺留的皇宫。作为条件，君士坦提乌斯交给哥特人60万斗小麦。哥特人与罗马之间的新协议已经迈出头两步。在这个新协议中，哥特首领对罗马帝国的政治意义大大减弱。79
凤凰涅槃？
新协议的第三步在巩固同哥特人的和平之外，还解决了西班牙的紧迫问题。公元411年，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瓜分西班牙。他们霸占西班牙各行省的税收已长达五年之久。但现在，哥特人同罗马军队结成联盟，准备和他们一决高下。公元416年，行动开始了。伊达提乌在《编年史》（Chronicle）中记载了事情的经过：
贝提卡的斯灵族汪达尔人都被瓦利阿首领消灭殆尽。统治汪达尔人和苏维汇人的阿兰人遭受哥特人的攻击，损失惨重。他们的首领阿达克斯（Addax）死后，为数不多的幸存者无法顾及自己的领地，投靠盘踞在加利西亚的［哈斯丁族］汪达尔首领贡德里克（Gunderic），寻求庇护。80
伊达提乌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公元416年至418年的三年战争。战争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君士坦提乌斯镇压篡位者、制伏哥特人之后，再利用这些人解决另一个重要问题。这次战役成效卓越！斯灵人被消灭殆尽，阿兰人损失惨重，残存人员只能依附哈斯丁首领。（据伊达提乌记载，阿兰人在此之前曾是莱茵河入侵部落的主要力量——这种说法与公元406年秋天阿兰人将汪达尔人从法兰克人手中解救出来的事实相符。）
这时，君士坦提乌斯召回西班牙的哥特人，在公元418年将他们安置在阿基坦，将图卢兹和波尔多之间的加伦河（Garonne）河谷（高卢西南部）划拨给他们。史学家和研究者们对这次安置的性质和目的做了大量论述。我们根据奥林匹奥多罗斯的记载获得的确切信息是81：哥特人获得“耕地”。我对此深信不疑。当然，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随后的日子里，罗马政府在税收方面给予哥特人任何直接支持。事实上，此前十年间发生的事情已经说明在缺乏自己供给来源的情况下，哥特人在战略上处于极端劣势。阿萨尔夫的野心最终未能实现正是因为君士坦提乌斯断绝了哥特人的粮食供给，饥荒迫使他们发动叛乱。和公元382年签订的和约一样，给予哥特人耕地对于双方而言都是不错的选择。
对于实际发生的事情，我们无从得知。不过史料并没有记载失去土地的罗马地主阶层提出任何抗议。这可能是因为划拨给哥特人的土地属于公有土地（皇室地产和地方捐赠之类的公有土地），因此不需要征用私人地产。我们在下一章中将看到，罗马政府在处理北非的类似问题时就采用了这种方式。同样，农民也极有可能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只是哥特人替代原有地主，向他们收取地租。然而，哥特人是获得土地的全部所有权（可以买卖、遗赠所划拨的土地），还是只是使用权（在有生之年享有所划拨土地的收益），我们就无从得知了。82
至于为什么选择阿基坦，研究者们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从利用哥特人处理高卢西北部的分裂行动到应对撒克逊人的海上侵袭，各种观点都有。83在我看来，选择阿基坦有两个必要性：首先，哥特人需要安顿下来。关键在于安顿地点距离西罗马的政治中心该有多远。如前文所述，阿拉里克在自己统治的鼎盛时期曾要求将哥特人安置在拉文纳及其附近地区和阿尔卑斯山山口以南或以北地区。这样他们就可以不断干预皇宫的事务。后来，阿拉里克变得更加现实，准备放弃这种奢望——这些条件对于罗马而言完全无法接受，要求将哥特人安置在“边界附近”的地区。毗邻大西洋的加伦河河谷距离拉文纳1000公里，完全符合双方的要求，而且还紧邻经比利牛斯山通往西班牙的大道。罗马虽然已经着手处理西班牙的问题，但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莱茵河入侵者中仍有一些残存部落没有被制伏。公元5世纪20年代初，哥特人再次进入伊比利亚半岛，同罗马军队联手对抗哈斯丁族汪达尔人。我认为，哥特人土地问题的解决方案只是让哥特人返回西班牙干掉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计划中的一步而已。
君士坦提乌斯功不可没。公元410年，西罗马危机重重，哥特人在意大利肆意横行，君士坦丁三世坐镇阿尔勒，威胁霍诺留的统治，莱茵河入侵者瓜分西班牙。尽管如此，君士坦提乌斯利用残存的主要权力杠杆让一切又都恢复原状。高卢及意大利的军队——尤其是斯提利科用来打败拉达盖苏斯的意大利军队——仍是帝国强大的战斗机器。税收大基地北非也没有受到影响。公元408年至410年间，连续几任高级长官都没能利用意大利的军队解决哥特人或是君士坦丁三世的问题。原因在于意大利的军队无法同时对付两个敌人，与其中一个作战就会让另一个有机可乘。然而，阿萨尔夫率领哥特人离开意大利，打破这种僵局。拉文纳的中央政权坚持封锁哥特人的供给来源，他们迫于饥荒离开意大利。主动权又回到君士坦提乌斯手中。他还得到外援的支持。公元410年阿拉里克率领的哥特人在意大利肆意横行之时，东罗马帝国给予霍诺留大力援助。虽然史料没有记载，但此后东罗马帝国肯定还从精神上和经济上给予了大力支持。84
矛盾的是，虽然匈人是造成整个混乱局面的罪魁祸首，但君士坦提乌斯可能也利用他们替自己作战。公元409年，霍诺留召集1万匈人辅助兵协同作战。由于他们并没有赶来阻止哥特人洗劫罗马，现代的一些史学家认为匈人的辅助部队根本就没有前来助战。85如前文所述，不管他们有没有来助战，在公元411年的战季里，君士坦提乌斯的军队突然变得强大起来，自信满满地向高卢挺进，制伏篡位者。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他获得调配意大利强大军队的权力，但也可能还因为匈人的辅助部队最终赶来了。将哥特人逐出意大利的领土，再加上一些新老朋友的帮助，权力的平衡就偏向了君士坦提乌斯。难怪公元417年时，鲁提利乌斯和那个无名的基督教诗人会对罗马的未来如此信心十足。
然而，我们还需要更仔细地研究君士坦提乌斯的重建工作。尽管他成绩斐然，西罗马帝国还是没有完全恢复到原本的状态。
遗留问题
很明显，重建工作在公元418年时还没有完成。君士坦提乌斯也不会就这一点提出异议。斯灵族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已经被消灭殆尽，但哈斯丁族汪达尔人的力量加强了，苏维汇人也仍未被制伏。这些部落依然对帝国构成潜在威胁。此外，他们的存在还意味着被他们占领的西班牙地区仍在帝国的直接控制范围之外，因此也就不再向中央政权缴纳税收。事实上，公元405年至418年间，帝国损失大量税收。君士坦提乌斯至此都未能设法弥补这些空缺。比如公元418年将哥特人安置在加伦河河谷后，很难想象那里能向帝国缴纳什么税收。86
我们很难重构公元5世纪10年代在不列颠发生的事件，或是其整体情况。但可以确定的是，它已经脱离帝国的统治。如前文所述，公元406年至407年的篡权行动起源于不列颠。君士坦丁三世的首个权力中心也是在不列颠。据猜测，君士坦丁三世前往欧洲大陆时带走了岛上大部分罗马军队。自此，除了佐西姆斯两处简要的记录外，不列颠就从我们的史料中销声匿迹了。在第一处记录中，不列颠在君士坦丁三世篡权后、罗马遭劫前脱离帝国的统治，“驱逐罗马的行政长官，建立自己的政府”。87第二处记录的事情仍发生在公元410年8月之前。霍诺留致信不列颠各城市，“敦促他们做好自我防卫”。霍诺留的意图一直以来饱受争议。佐西姆斯认为，不列颠的这次叛乱是不列颠想要摆脱罗马性，回归当地传统。我认为，这是他身处公元6世纪、认识受限而产生的一种误解。事实上，不列颠的罗马人不满君士坦丁三世把重心放在高卢，没有为他们提供防御，而开始着手自己解决防御问题。否则，霍诺留没有必要在公元410年致信他们，承认帝国无法保护他们。因此，与其说他们是在回归凯尔特传统，重新学习凯尔特语，还不如说是在尽力保卫自己免受海盗尤其是撒克逊人的海上侵袭。海盗问题一百多年以来一直困扰着不列颠。罗马帝国在此建造大批要塞，有些至今还屹立在那里。公元410年至420年间撒克逊人侵袭的影响也饱受争议。各种史料都表明，真正的灾难还在这之后。但就现在讨论的问题而言，时间并不重要。不管是在撒克逊人还是在当地自我防卫力量的统治下，自公元410年前后，不列颠脱离帝国的统治，不再向拉文纳缴纳税款。88
此时，高卢西北部的阿莫利卡（Armorica）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这里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就更难重构了。但据鲁提利乌斯记载，公元417年他从海路返乡时，他的亲戚伊克苏佩兰提乌斯（Exuperantius）正忙于恢复当地秩序。89因此，君士坦提乌斯的政权即便没有在不列颠，也有可能在阿莫利卡加紧恢复帝国秩序，重建税收体制。对于可能在篡权时期向君士坦丁三世缴纳税收的高卢中部和南部，情况显然也不例外。莱茵河边境地区的情况我们就没有确切记载了。君士坦丁三世将政权向南迁至阿尔勒后，特里尔不再是整个高卢地区的行政中心。但此时，特里尔地区并没有发生脱离罗马统治的重大事件。因此，该地区至少应该是在继续向拉文纳缴纳一定税收。90
除了那些彻底脱离罗马统治的领土之外，在过去十年间饱受战争和劫匪蹂躏的西罗马大部分地区的税收收入也大幅下降。意大利大部分地区遭受哥特人洗劫，西班牙遭受莱茵河入侵者残余部落的蹂躏，高卢也遭到哥特人和莱茵河入侵者的摧残。我们很难确定这些地区具体有多少土地遭到破坏。当然农业会恢复生产，但有确切证据表明战争带来严重的中期损失。公元412年，霍诺留皇帝颁布法令，命令意大利的禁卫军长官连续五年在坎帕尼亚（Campania）、托斯卡纳、皮西努姆（Picenum）、萨莫奈乌姆（Samnium）、阿普利亚（Apulia）、卡拉布里亚（Calabria）、布鲁提（Bruttium）和卢卡尼亚（Lucania）这几个行省只征收正常税收的五分之一。罗马政府认为这些行省应该获得减轻税收的待遇。因为，哥特人于公元408年至410年间驻扎在罗马附近时，主要是从这些地区劫取给养的。公元418年，霍诺留又颁布新法令，将坎帕尼亚可征税财产的估值降低到之前的九分之一，其他几个行省的降到七分之一。这几个行省被哥特人占领两年左右，很少有地区遭受这么长久的破坏。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给西班牙当地的罗马人带来的破坏似乎没有这么严重。不管怎样，公元405年至418年，西罗马帝国彻底失去一些税基，其余税基也遭受严重破坏。这必定大幅降低西罗马帝国的年收益。91
我们还能发现帝国的另外两大支柱也遭受重创。其中一个可以在之前提到过的《罗马帝国百官志》中找到证据。该文献是帝国后期的文武官员官阶表，分为东罗马和西罗马两部分，由高级文官（primicerius notariorum，枢密大臣）记录。枢密大臣还负责颁发任命通知。随着帝国行政和军事结构的变化，文献也不断被修订。东罗马的官阶记录更新至公元395年前后，大约在狄奥多西一世病逝之时。但西罗马的官阶记录全部更新到公元408年。之后一直到公元5世纪20年代初还做了部分修订。与本节密切相关的是，《罗马帝国百官志》包含西罗马帝国野战军军事编制的两个记录：其中一个列出步兵和骑兵总指挥各自麾下的骑兵团和步兵团，另一个（人员部署）记录他们的战斗序列。92经过仔细分析，我们会从有关战斗序列的记录中看到公元5世纪20年代末西罗马野战军的概貌。93
仔细研究这两个记录，再和公元395年东罗马军队的记录做比较，我们会获得很多信息。首先，西罗马的军队在公元5世纪初的战争中损失惨重。这一点不足为奇。公元395年，东罗马的野战军总共有157个团。公元420年前后，西罗马的军队共有181个团，但其中有97个团是公元395年以来组建的。公元395年前的军队中只有84个团存留下来。公元4世纪时，帝国的野战军有时会分成几支军队，归不同的皇帝统领。但所有史料都表明，帝国东西部的军队规模大体相当。因此，西罗马的野战军在公元395年时和东罗马的一样，大约有160个团。那么从霍诺留继位到公元420年之间的25年时间里，至少有76个团（47.5％）被消灭。这个人员损耗非常严重，表明约损失3万兵力。94莱茵河地区的罗马军队损失最大。公元420年，该地区有58个团。但其中只有21个团是公元395年前组建的，另外37个团（或者说是64％的军队）是在霍诺留统治期间组建。这完全可以理解。高卢的军队首当其冲，迎击第一拨横渡莱茵河的蛮族人。接着，在君士坦丁三世的统治下，高卢军队又与遍布高卢直到比利牛斯山以南大片地区的入侵者对抗。之后，他们还遭到君士坦提乌斯的反击。也难怪高卢的军队最后支离破碎，原有的许多分队都被摧毁，只得解散了。95
《罗马帝国百官志》有关西罗马弥补兵力损失的记录也值得注意。由于自公元395年以来新组建97个团，西罗马野战军的兵力在公元420年前后已经基本恢复。事实上，如果我们猜得没错，公元395年时东西罗马野战军的规模大体相当，那么西罗马的野战军甚至还增加了约20个团（12.5％）。但这97个新组建的团中有62个（64％）是由之前边境的常驻军充当。在《罗马帝国百官志》未修订的部分，这62个团中仍有许多还保留原来常驻军的官阶，因此一眼就能辨认。28个准野战军团都是常驻军，另外14个据说是更精锐的野战军团，也同样是常驻军。北非和廷吉塔纳（Tingitana）的20个骑兵团的情况也一样。除北非的军队之外，高卢的军队也损失严重。高卢的野战军在公元420年时的58个团中有21个是常驻军。因此，西罗马自公元405年以来因连年战乱而损失的野战军兵力不是通过新招募的精锐部队来填充，而是重组原有的战斗力一般的常驻部队。其中35个新组建的精锐部队中约有三分之一的军队名称［例如，阿特克提（Attecotti）、马可曼尼（Marcomanni）以及布里斯迦维（Brisigavi）等］是从蛮族部落的名称演变过来，表明这些部队至少原本是由蛮族兵组成。
《罗马帝国百官志》96看上去索然无味，却给我们呈现了一幅有趣的画面。从表面上看，与25年前的情况相比，西罗马野战军的规模扩大了。但规模的扩大掩盖了一些根本问题，尤其是这25年时间里，连年的战乱已经摧毁其原有兵力的一半。因此，虽然野战军的规模扩大了，但帝国的整体军事规模缩小了。因为我们没有理由认为那些常驻军被用来充当野战军后，又招募了新兵来顶替他们守卫边界。公元411年至420年间，君士坦提乌斯利用这支军队取得巨大战绩。但我们只能断定，与公元395年的情况相比，西罗马的军队规模缩减了。军队的壮大有赖于其延续性。如此惨重的损失相当程度上降低了西罗马军队的整体战斗力，尤其是高卢军队的战斗力。公元395年至420年间，除去那些被视作常驻军的部队，真正的野战军数量已经减少约25％（从约160个团减少到120个团）。我认为，此处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帝国经济损失的影响其实已经开始显现出来。公元420年，君士坦提乌斯所面临的军事问题远比公元395年斯提利科面临的要紧迫得多。理论上而言，他本可以组建更大规模的军队，但税收缩水所带来的财政束缚不允许他这样做。
因此，在君士坦提乌斯的巨大成就背后，我们能清楚看到他也深受致使斯提利科倒台危机的影响。兵力大幅下降已经够糟糕的了，另一问题也开始出现，而且更严重。这在阿拉里克围攻罗马时就已经初现端倪。即便没有获得霍诺留和中央政权的批准，阿拉里克包围罗马后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元老院的配合——为自己赢得指挥官的职位，为部下谋得黄金，为整个哥特部落争取更大的政治影响力。虽然阿塔卢斯拒绝让哥特部队进攻阿非利加，但被哥特人推举为皇帝，他还是很乐意的。如果征服阿非利加的话，对西罗马帝国而言无疑会是釜底抽薪。公元414年后，同样的事情在高卢也发生了。阿萨尔夫恢复阿塔卢斯皇位后，高卢的一些贵族都纷纷支持他的统治。有关阿萨尔夫婚礼的记载意义重大，因为它不仅记录了婚礼的举办地点，还记录了愿意在婚礼上演唱以及愿意牵扯进这个建立在哥特部落基础之上政权的高卢贵族的人数。佩拉的保利努斯（Paulinus of Pella）接受阿塔卢斯政权神圣赠予伯爵的公职。他之后表示，自己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认为阿塔卢斯的政权具有合法性或是可行性，而是因为这似乎是保全自己的最佳选择。97许多元老可能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才愿意配合阿拉里克，但这个动机十分危险。
这只是外部军事力量能够暴露罗马政治体系已有缺陷的早期例子。在哈德良堡战役（参见本书第四章）以及公元406年年底横渡莱茵河事件中，帝国社会地位较低的民众都愿意帮助蛮族入侵者，甚至是加入他们之列。如第三章所述，这些民众在这个由地主阶层统治并为其服务的政治体系中投入甚少。因此他们愿意帮助蛮族入侵者，甚至是加入他们之列也就不足为奇了。但地主精英阶层愿意与蛮族人打交道就得另当别论了，而且对帝国而言，更加危险。但究其根源，也还是归结为帝国政治体系的本质。鉴于它幅员辽阔，但行政管理技术有限，罗马帝国只得允许地方自治，并通过构成复杂的军队和政治交易来维系帝国的完整。在这种政治交易中，地方向中央缴纳税收，地方的地主精英阶层便能获得中央的保护。外来军事力量在帝国中心的出现使这种政治交易呈现紧张状态。一些地主迅速转向蛮族人组建的政权其实并不像有些研究者认为的那样，是帝国后期道德缺失的表现，而是以土地形式呈现的财富所特有的现象。姑且不论遗嘱，在历史分析中，土地财富通常被视为不动产。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如果当地情况有变，地主不能像携带金银财宝那样将土地带走。他们离开便意味着放弃自己的财富来源及精英身份。因此，地主阶层别无选择，只得对当地变化的情况做出让步。公元408年至410年在罗马附近及公元414年至415年在高卢南部就逐渐出现这种情况。事实上，事态并没有发展得太严重，因为君士坦提乌斯很快就恢复中央政权的统治。他似乎也意识到了政治问题，并且迅速采取行动，加以遏制。
公元418年，君士坦提乌斯的重建工作收尾，规定每年在阿尔勒召开高卢行省会议。不光是行省，阿尔勒附近的各城市也需要派贵族代表参加会议，讨论公众和私人事务，尤其是与地主阶层（拉丁语是possessores，所有者阶层）利益相关的事务。颁布此规定的时间与将哥特人安置在加伦河河谷的时间正好相符。几乎可以肯定，哥特人的安置问题是第一年会议议程的主要议题。显然召开高卢行省会议的初衷是为在地方贵族阶层中拥有广泛听众的富有地主提供定期与中央官员交流的平台。高卢行省会议也确实起到平台作用，自觉修复公元405年后十来年间高卢贵族和帝国中央政权之间的裂痕或摩擦。外来力量的出现使地主阶层和中央政权之间的利益产生裂痕，高卢行省会议的任务就是要修补这个裂痕。另一个凑巧的便是鲁提利乌斯·纳马提安努斯抵达阿尔勒的时间。他在公元417年秋至418年初一路缓慢行进，抵达高卢时正好赶上第一次高卢行省会议的召开。他同霍诺留的廷臣有密切联系，了解事情的动向，正好属于会议必不可少的卸任官员。说不定霍诺留的这位忠臣在晚餐的时候还给与会的权贵们激情演绎自己的诗歌，期盼罗马和高卢在废墟中重新崛起。这种情绪也完全合乎情理。西罗马已经除掉篡位者，安顿好哥特人，高卢的地主阶层已经回归帝国的轨道，莱茵河入侵者的残余部落也已被镇压——一切都准备就绪，只等胜利者领取他们的奖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