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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帝国的终结
有史学家谴责君士坦丁堡在公元5世纪未能尽全力拯救深陷战乱的西罗马。从《罗马帝国百官志》(参见本书第五章)可以得知,到公元4世纪末,东罗马的军队从哈德良堡战役中恢复元气,成为一共由131个团组成的野战军团,分布于四个军事辖区:一个在波斯前线,一个在色雷斯,还有两个在中部——“中央野战军”(拉丁语意为“御前”)。因此机动部队人数在6.5万到10万之间。1此外,东罗马还可以支配无数驻扎在边境的常驻部队。过去20年的实地考古调查进一步证实,东罗马的主要行省——小亚细亚、中东和埃及——在公元4世纪时繁荣的农业到了公元5世纪并没有衰退的迹象。有人因此认为,东罗马帝国有实力有效干预西罗马的战事,但故意没有这样做。更有激进言论甚至认为,君士坦丁堡很乐意看到蛮族人占领西罗马的领土,因为这样一来,西罗马的军队就失去战斗力,就算其皇帝觊觎东罗马的皇位,也不可能夺取君权,统一帝国。这种情况在公元4世纪时有发生,当时君士坦丁一世和尤里安两位皇帝从原先的西部权力中心接管整个帝国。2但实际上,如果我们考虑东罗马当时边境也有战事,就能够充分理解君士坦丁堡在公元5世纪为什么只能为西罗马提供有限援助。
君士坦丁堡和西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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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罗马帝国兵力充足,但大量军队一直都投入到东部战线的亚美尼亚和美索不达米亚两处主战场,因为罗马在这里和波斯交战。如果随便问一个公元4世纪的罗马人,帝国安全受到的主要威胁是什么,他一定会说是波斯萨珊王朝。自公元3世纪起,萨珊王朝的革命有如神助,波斯真正成为古代世界的第二超级大国。如前文所述,萨珊王朝造成新的军事威胁使罗马帝国深陷持续近50年的军事和财政危机。到公元3世纪80年代的戴克里先时代,帝国已经动用所有必要的财力和人力,但是想要与东部近邻无可争议的国力相抗衡,罗马的这条道路走得漫长而辛苦。波斯的崛起也多少使得罗马不得不在东部保留一个常驻君主,于是分权共治就成为罗马后期的一个皇权特征。由于这些转变,罗马开始再次坚守阵地,没有在公元4世纪重演3世纪波斯洗劫安条克的惨剧。
在评估公元5世纪东罗马帝国对西罗马提供的军事援助时,我们必须了解尽管波斯造成的新威胁自约公元300年起已经很大程度受到遏制,但这种威胁从未消失过。即便战事减少了——仅剩的战争主要是令人厌倦的围攻和有限的胜利,萨珊王朝也一直是东罗马政客和军队指挥官战略构想的一个影响因素。由于尤里安在公元363年远征波斯失败,再加上公元4世纪70年代中期匈人在多瑙河一带引起的骚乱影响深远,罗马的皇帝们被迫两次与萨珊王朝的统治者签订和约,这是萨珊王朝一直梦寐以求的。尤里安失败之后,约维安皇帝屈辱地割让美索不达米亚的领土和军事基地。瓦伦斯皇帝对于收复失地做过一些准备,甚至还有所行动,但当他死于哈德良堡战役后,狄奥多西一世不但代表罗马认可这些领土损失,而且还用另一块军事必争之地亚美尼亚做了一笔交易——结果让波斯又大捞一笔(地图3)。3
这些让步迎来了罗马-波斯关系的相对和平时期,因为萨珊王朝的胃口暂时得到极大满足。另外,波斯也有自己的麻烦要处理,两处北部边境的游牧民族在捣乱:一处是靠东边的特兰索克萨尼亚[Transoxania,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Uzbekistan)],另一处是高加索地区,这里也是君士坦丁堡的觊觎之地。如果沿高加索的道路向右拐,就进入罗马境内;如果一直走,就进入波斯。匈人沿着这两个方向都发动了进攻。公元395年的匈人大突袭不仅劫掠了罗马在黑海以南的各行省,同样也蹂躏了波斯帝国的大片地区。因此在这个新的妥协时期,两大帝国都在考虑如何对付匈人,于是他们达成史无前例的共同防御协议。波斯负责加固和把守穿越高加索的要道达留尔山口(Darial Pass),而罗马负责所需的费用。事实上,罗马和波斯的关系此时太过平和,甚至有传言说波斯国王应已故东罗马皇帝阿卡狄乌斯的要求,收养他的儿子狄奥多西二世,以便这个孩子能平稳地登上皇位(他父亲死时他只有6岁)。
但这些并不意味着君士坦丁堡可以放松戒备。公元5世纪时,军队数量也许有所减少,防御工事的开销也降低了,但大部队仍然需要驻扎在东部边境。《罗马帝国百官志》——关于东罗马的记载始于公元395年前后,在亚美尼亚协定签署之后——记载了东罗马由31个团组成的野战军团,大约是总兵力的四分之一,另外还有156支边境常驻部队驻扎在亚美尼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前线的各行省,而东罗马帝国的常驻部队一共有305支,而且这还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罗马偶尔和波斯有些争端,有时还会发展成冲突,比如像公元421年和441年那样。公元5世纪40年代,波斯没有在君士坦丁堡和匈人交战时趁火打劫,唯一的原因可能是他们自己和游牧民族之间的问题。4
正如波斯是罗马的大对头,罗马也同样是波斯的宿敌,两国都以战胜对方为荣。我们在前文提到过,从埃及到小亚细亚以西的各行省是东罗马帝国的主要税收来源,没有任何一位皇帝敢拿这一地区的安全冒险。因此,君士坦丁堡不得不在临近波斯的边境派驻超过40%的兵力,另外再派92支常驻部队保卫埃及和利比亚。东罗马政权敢于派往西罗马的军队,只有驻扎在巴尔干半岛常驻部队的六分之一、色雷斯召集的野战军团的四分之三,以及两支中央野战军。5
直到公元450年之前,君士坦丁堡能够援助西罗马的能力有限,也因为其深受匈人兵力的牵制。早在公元408年(参见本书第五章),乌尔丁就曾短期占领东罗马在滨河达契亚的要塞马尔蒂斯堡。到公元413年,东罗马政权感到深受威胁,于是加强多瑙河沿岸的防御6,并围绕君士坦丁堡修建了三层陆墙(参见本书第五章)。仅几年之后,东罗马的军队已直接参与限制匈人势力的增长。大约在公元421年,东罗马派出大规模远征军,进入当时已经暂时被匈人占领的潘诺尼亚,并从匈人兵力中分离出大批哥特人,重新安置在东罗马的领地色雷斯。接下来的20年里,东罗马一直在对抗野心勃勃的阿提拉和他的叔叔,甚至在阿提拉死后,收拾匈人帝国瓦解后烂摊子的大部分责任也落到东罗马政权的肩上。如本书第八章所述,公元5世纪60年代后期,阿提拉剩下的几个儿子选择入侵的是东罗马帝国。60年代早些时候,东罗马的军队还应对了阿提拉强大战争机器的残余武装,当时领兵的是霍米达克和比格里斯。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公元460年,潘诺尼亚的阿马尔家族率领哥特人侵犯东罗马帝国,获得300磅黄金(参见本书第八章)。7
从以上的战略背景来看,波斯前线的兵力不能减少,而由于匈人的袭击,多瑙河边境的兵力还要增加,因此君士坦丁堡在公元5世纪不能给西罗马提供足够的军事援助完全情有可原。但在奋力抵抗乌尔丁的同时,君士坦丁堡的确在公元410年阿拉里克占领罗马并威胁北非之际分兵援助霍诺留。当时一共派出6支部队,总共4000人,在关键时刻加入霍诺留的部队,而当时情况十分危急,逃走或与篡位者共治似乎已成定局。这支军队足以保住拉文纳,稳定当时即将叛乱的驻地部队,为救出皇帝争取了时间。8同样,在公元425年,君士坦丁堡又派出大批中央野战军帮助瓦伦提尼安三世登上皇位。公元5世纪30年代,指挥官阿斯帕在北非的行动大力推动盖萨里克签署双方的第一个和约——公元435年的和约,阻止他占领迦太基和当地最富庶的行省。公元440年至441年,东罗马再次派出驻守多瑙河的大批部队和中央野战军,参与东西罗马对阿非利加的联合远征,负责此事的官员还受到提名表扬,而阿提拉和布勒达则借着这次不容错过的机会对罗马出动军队。
如本书第七章所述,尽管阿提拉在公元450年和东罗马帝国签署非常慷慨的和约,但东罗马甚至在那时也没有亏待过自己的罗马同胞。东罗马在公元452年给埃提乌斯派出军队——具体人数我们并不清楚,帮助他对抗当时已经横扫北意大利的匈人军队,而东罗马的部队还成功袭击匈人腹地。9这说明,东罗马绝不是无意维系西罗马。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君士坦丁堡愿意有蛮族人侵占西罗马领土,从而减弱西罗马皇帝的势力——甚至也不像过去认为的那样,怂恿阿拉里克在公元408年率领哥特人从巴尔干半岛向意大利推进。如爱德华·汤普森所说,东罗马在公元451年至452年不惜代价投入战斗,而不是拿着阿提拉的慷慨和约溜之大吉,这才真正显示了君士坦丁堡的尽职尽责。10
当然,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和宫廷幕僚——尤其是宫廷幕僚——更替变换,对西罗马的政策也时常变化。如前文所述,狄奥多西二世在公元450年7月去世之前,东罗马尽心尽力援助西罗马,部分原因是东西罗马的皇帝都同属狄奥多西家族。因此,狄奥多西二世帮助堂弟瓦伦提尼安三世,同时也就强调了自己家族的统治地位。当时东罗马一次性派出的最大规模远征军是公元425年派往西罗马的军队,参与扶植瓦伦提尼安三世登上皇位的内战。但东罗马对西罗马的援助并不只是局限于王朝的自身利益。狄奥多西二世死后,东罗马仍然不断支援西罗马,尤其是阿提拉在公元452年袭击意大利之时。同样重要的是,这些援助的记载来源混杂,因此可能还有遗漏。我猜想,这些年间,东罗马除了定期的军事援助,可能还一直给西罗马提供经济支援。因此,公元5世纪60年代,君士坦丁堡政权决定向西罗马发出救援大军,并没有偏离他们的一贯做法。
政权更替,安提莫斯和北非
公元460年前后西罗马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皇位继任危机。公元453年阿提拉死后,罗马皇权不断更替。埃提乌斯的贴身侍卫受到佩特罗尼乌斯·马克西姆斯的怂恿,刺死瓦伦提尼安三世,马克西姆斯自己夺取了皇位,但不久就被罗马暴民杀死。很快阿维图斯和西哥特人、高卢的罗马地主阶层以及军队勾结,自己称帝。公元456年,意大利野战军指挥官里西梅尔和墨乔里安又把他赶下台。这支部队是西罗马最强大的一支军事、政治力量,两位指挥官将在拥立皇帝方面起到核心作用。
两人之中,里西梅尔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人物。他的祖父是西哥特国王瓦利阿,曾和弗拉维乌斯·君士坦提乌斯在公元416年签署和约;他的母亲是苏维汇公主的后裔,他妹妹[1]嫁入勃艮第王室。因此,里西梅尔的家庭关系恰好反映了当时将罗马境外诸多自治部落集结到罗马境内的变化。而他的事业却是纯罗马、纯军事的,先是在埃提乌斯手下崭露头角。有人想从他的政策中找到反罗马、亲蛮族的倾向,但没有搜寻到明显的迹象。和埃提乌斯、斯提利科一样,他随时愿意在必要的时候与西罗马帝国新兴的蛮族势力结盟,但他的遗传基因并没有令他以牺牲罗马中央政权为代价偏袒那些人——事实恰恰相反。他和斯提利科非常相像:一个有良好人脉关系的蛮族人,以在罗马军队从业为荣,对帝国理念绝对忠诚。墨乔里安同样效力于埃提乌斯,但与里西梅尔不同,他是实实在在的罗马军人家庭出身。他的祖父是公元4世纪70年代的高级指挥官,父亲是埃提乌斯手下的重要官员。墨乔里安最终和最高统帅埃提乌斯决裂,但瓦伦提尼安三世在埃提乌斯遇害后又将他召回。11
对阿维图斯的敌意使里西梅尔和墨乔里安结成同盟,但铲除他之后,两人则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结果就是接下来几个月的权力真空期。两人最后决定让墨乔里安称帝,于公元457年4月1日登基。尽管最初有些成功政策,但新政权未能针对西罗马的问题找到明确的解决方案,里西梅尔和墨乔里安最终陷入争端。公元461年8月2日,里西梅尔废黜昔日的同谋,五天后将他处决。随后他找了一位年长的元老利比乌斯·塞维鲁(Libius Severus)作为他的代言人。经过一段新的权力真空期,塞维鲁于11月19日登基。但是,西罗马的其他人不大认可这位皇帝。其中尤以高卢和伊利里亚野战军余部的指挥官埃吉迪厄斯(Aegidius)和马赛利努斯(Marcellinus)最为不满,于是他们发动了叛乱。
瓦伦提尼安三世之死拉开了又一轮旷日持久的动乱序幕,这是罗马政治体系的固有特点。面临近乎无政府的状态,君士坦丁堡尽其所能维护稳定。阿维图斯称帝时,东罗马的马尔西安皇帝拒绝承认,但西罗马最终和君士坦丁堡协商成功,承认墨乔里安为皇帝。墨乔里安初次登基后,公元457年12月28日再次称帝,可能是表示他得到马尔西安的下任利奥一世(Leo I)的承认。墨乔里安政权得到认可,说明他比阿维图斯获得更广泛的支持。而利比乌斯·塞维鲁就不是这样了——这次利奥一世没有配合,塞维鲁终生都没有得到君士坦丁堡的承认。
在西罗马政权更替的时候,东罗马的皇帝似乎是在寻找和支持真正有希望稳定国家的人。里西梅尔是为了保全自己在意大利的地位,才扶植与世无争的塞维鲁。但是,如埃提乌斯用行动证明的那样,政治生命和军事胜利密不可分,里西梅尔也必须有力地保卫意大利和西罗马的其他地区。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君士坦丁堡的认可和支持至关重要。一旦明白塞维鲁得不到利奥一世的承认——尤其是他还引起埃吉迪厄斯和马赛利努斯的反对,塞维鲁就成为里西梅尔政策的绊脚石。塞维鲁最后死于公元465年11月,这个时间很凑巧,令人起疑。一份公元6世纪早期的史料暗示他是被毒死的,而西多尼乌斯不遗余力地强调他是自然死亡。这段文字十分突兀地出现在一篇讲述其他事情的文章里,倒是更像欲盖弥彰的申辩。不管真相如何,既然塞维鲁死了,协商又可以开始了。12
但是认可皇帝与否无助于解决西罗马面临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如本书第八章所述,失去匈人的有效军事援助,西罗马政权不得不通过收买境内已形成气候的一些蛮族势力获得支援。阿维图斯通过允许西哥特人在西班牙为所欲为——结果证明这对他们极为有利——赢得他们的支持。墨乔里安被迫认可勃艮第人的扩张欲望,允许他们在罗讷河河谷接管更多的新建城市(civitates),并继续允许西哥特人在西班牙为所欲为。同样,为了给利比乌斯·塞维鲁争取支持者,里西梅尔把罗马的重镇纳博讷连同所有的税收都拱手让给西哥特人。13但现在的问题是,这场游戏有太多的玩家,再加上政权更替过快,因此政府迫切挣扎着想要稳定局势,导致本已不多的税收支出过度。西罗马要想继续维系,必须做到三件事:恢复合法政权;新任政权需要安抚的势力必须减少;帝国必须增加税收。东罗马的分析家们也得出同样的结论,并于公元5世纪60年代中期酝酿了一个方案,很有可能为重病之下的西罗马注入生机。
塞维鲁之死为里西梅尔和君士坦丁堡重新开启协商之门。协商之路漫长而艰难。史料中找不到协商细节,但是经过足足17个月的权力真空期——这是有史以来最长的一次——西罗马才在公元467年4月12日宣告新皇帝登基。这段真空期和新皇帝的身份,都在警示我们其间走过的曲折外交之路。皇位落到安提莫斯头上,他是东罗马的指挥官,能力卓著,出身高贵,由东罗马皇帝利奥一世亲自提名(里西梅尔显然接受这一安排)。安提莫斯的外祖父——也叫安提莫斯——曾是公元405年到414年间东罗马的实际掌权人,在阿卡狄乌斯统治末期和他的儿子狄奥多西二世执政初期担任东罗马的禁卫军长官。新皇帝的父亲普罗科匹厄斯几乎同样出众。他是公元4世纪60年代中期篡位者普罗科匹厄斯的后裔,因此算是君士坦丁家族的远亲。公元5世纪20年代中期,他成为罗马在波斯前线的最高指挥官(magister militum per Orientem,东部野战军主帅)。年轻的安提莫斯随父参军,并在公元5世纪50年代中期脱颖而出,在遏制阿提拉死后的匈人帝国残余势力上起到关键作用。14之后,他很快被提名为公元455年的执政官,并封为贵族,还被提拔为一支中央野战军的最高指挥官(magister militum praesentalis,中央野战军主帅)。他还迎娶马尔西安皇帝的独生女安利亚·马尔西亚·尤菲米亚(Aelia Marcia Euphemia)为妻。据西多尼乌斯记载,公元457年马尔西安去世时,安提莫斯差点就当上皇帝,这一次倒不像是夸大其词。这次联姻本身就意味着安提莫斯是马尔西安中意的继承人。但皇位没有轮到他。西多尼乌斯称他自己不愿意当皇帝(但这是惯用的赞颂之词)。相反,利奥一世得到提拔——他当时是禁卫军队长,另一位中央野战军主帅阿斯帕打算借他统治帝国。但安提莫斯不可能太过不满,因为他仍然在新皇帝手下担任指挥官。15
简言之,安提莫斯的资历无可指摘,完全有资格当上东罗马的皇帝。因此,利奥一世和阿斯帕可能在《君士坦丁堡时报》(Constantinopolitan Times)的“意大利职位空缺”栏里找了好一阵子,才等到塞维鲁适时地死掉。尽管他们乐于摆脱他,却没有减少对他的援助。公元467年春,安提莫斯带着一支军队来到意大利,军队的统帅是驻伊利里亚的罗马野战军最高指挥官(magister militum per Illyricum,伊利里亚野战军主帅)马赛利努斯。16马赛利努斯原本是埃提乌斯任命的,在他被杀后就接管了这个地区。墨乔里安皇帝重新确认他的职位。但墨乔里安死后,他向君士坦丁堡申请批准他继续担任自己的职位,而没有向利比乌斯·塞维鲁申请。因此马赛利努斯对安提莫斯的支援,是通过东罗马的皇帝利奥一世。利奥一世又确保里西梅尔同意安提莫斯登上皇位,再借助联姻将关系稳定下来:安提莫斯刚刚抵达意大利,他的独生女阿里皮娅(Alypia)就和里西梅尔结婚了。因此,安提莫斯才华出众,血统高贵,在西罗马有里西梅尔撑腰,又有君士坦丁堡做靠山,如果有谁能恢复西罗马的政局稳定,这个人就是安提莫斯。
安提莫斯来到意大利,计划着解决自己新帝国面临的主要问题。首先,他迅速恢复高卢境内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的部分秩序。很难估算公元467年高卢还有多少土地算得上是西罗马帝国的领土。南部的西哥特人,当然还有勃艮第人,接受安提莫斯的统治,他们的领地在法律上仍算帝国的一部分。我们知道像公共交通系统这样的设施仍然在运行。更北边的地区,局势就不那么明朗了。罗马在莱茵河地区的部队,或者说剩余部队,已经因墨乔里安的废黜闹起叛乱,其中一部分仍是巴黎以西半独立势力的核心力量。从饱受战火蹂躏的罗马不列颠逃出的难民也似乎成为布列塔尼的新兴势力,法兰克人的军团首次在罗马的领土上跃跃欲试。在公元4世纪,法兰克人在莱茵河边境以北的行径就像阿勒曼尼人在南边的一样。他们都是没有完全臣服的藩属国,同罗马帝国既交战也做贸易,还为帝国军队提供大量兵力;有些表现突出的士兵,比如博托(Bauto)和阿博加斯特(Arbogast),升为罗马高级指挥官。像阿勒曼尼人一样,法兰克人也是由很多小部落构成的联盟,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首领。到公元5世纪60年代,随着罗马在北部势力的崩溃,有些军团的首领首次开始在罗马边境独立行动,似乎是谁出价最高,他们就为谁卖命。17
这些高卢势力都不够强大,不足以直接威胁到西罗马的剩余国力,因为东罗马会支援西罗马。安提莫斯的到来把他们吓得至少都不敢出声了。但高卢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即便是墨乔里安在这里也几乎可以同安提莫斯相媲美,他得到高卢罗马地主阶层的认可,甚至支持。例如,高卢人西多尼乌斯协助勃艮第人占领里昂,于是墨乔里安对他提高征税作为惩罚。作为回应,西多尼乌斯为皇帝写了一首诗,以礼貌而刻意自贬的方式表达不满:“现在我多嘴的艺术女神看到税收,变得沉默不语,她不再钻研维吉尔和泰伦斯的诗句,而是收集欠国库的钱币。”18墨乔里安因此对他从轻发落,于是西多尼乌斯就和他的很多高卢同侪一起,加入皇帝支持者的行列。这个时期的一封书信记载了一次晚宴,皇帝宴请西多尼乌斯及其同僚,并在席间互相讲笑话逗趣。19
魅力十足的安提莫斯来了,高卢的罗马地主们争相向他大献殷勤,新皇帝也极力拉拢他们。我们知道公共交通系统仍在正常运作,是因为西多尼乌斯曾率领高卢使团去觐见安提莫斯的时候,在途中使用过这个系统。安提莫斯以同样的方式做出回应。西多尼乌斯费了一番功夫,结交当时意大利最重要的两位政治掮客——元老根纳迪乌斯·阿维努斯(Gennadius Avienus)和弗拉维乌斯·凯奇那·戴奇乌斯·巴西利乌斯(Flavius Caecina Decius Basilius),并通过他们的帮助,获得机会在公元468年1月1日为皇帝献上一首赞美诗。20结果安提莫斯任命他为罗马首都行政长官。一个由来已久的程序正在运作:每当一位新的君主上台,有从政可能的地主考虑到自身利益,就会到皇宫表示对皇帝的支持,并得到礼物作为回报。21但是干预高卢的权力平衡,对于重振西罗马帝国没有多少帮助。
只有一个计划有可能真正给西罗马带来生机:收复北非。公元5世纪中叶,移民势力开始和帝国联盟,但汪达尔-阿兰盟军从未被帝国接纳过。公元442年的和约虽然承认他们占领迦太基,但那是在埃提乌斯处于人生低谷时签订的,这在汪达尔人和罗马政权的关系中是个例外,通常双方都充满敌意。如前文所述,自公元5世纪10年代起,西罗马帝国就不断和西哥特人联盟抵抗汪达尔人和阿兰人,而汪达尔人和阿兰人在公元450年后的历史中也同样未被接纳。和西哥特人或勃艮第人不同的是,公元451年埃提乌斯在高卢与阿提拉交战时,他们没有参与埃提乌斯的军事联盟,之后也没有受到阿维图斯、墨乔里安或利比乌斯·塞维鲁政权的拉拢或奖赏。他们的首领盖萨里克当然很想同罗马联盟,这种矛盾在佩特罗尼乌斯·马克西姆斯时代他劫掠罗马时就表现出来了。马克西姆斯破坏他儿子胡内里克和瓦伦提尼安三世长女的婚约,这也是导致罗马遭劫的部分原因。公元455年汪达尔人洗劫罗马后,继续袭击西西里海岸和地中海各岛。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争夺利益,但是盖萨里克也有更大的政治企图。他洗劫罗马得到的部分战利品是瓦伦提尼安三世的女人:他的妻子丽西尼亚·尤多克西亚、女儿优多西娅和普拉西提阿。优多西娅依和约要求嫁给盖萨里克的长子胡内里克。尤多克西亚和普拉西提阿可能是在公元462年被释放,去了君士坦丁堡。普拉西提阿在那里嫁给名叫安尼修斯·奥利布里乌斯(Anicius Olybrius)的罗马元老。这个人在罗马遭劫时逃到东罗马首都。公元462年后,盖萨里克为了能让安尼修斯·奥利布里乌斯当上西罗马皇帝四处张罗。从汪达尔人的角度来看,如果下任西罗马皇帝和下任汪达尔国王是连襟,对他们比较有利:盖萨里克显然非常渴望在政治上得到认可,这下又多了一条门路。22
从罗马的角度而言,汪达尔人进入北非的历程几乎与西哥特人和勃艮第人盘踞高卢一样让罗马饱受屈辱。三个部落都通过军事行动或军事威胁,迫使罗马政府签订和约。如果有可能,西罗马政权宁可与他们毫无瓜葛。真正阻碍盖萨里克同罗马联盟的不是他过去的轻率行为,而是他现在公然占领西罗马帝国最富庶、最多产的几个行省。自公元5世纪40年代起,他除了在北非已经占有的土地以外,还占领了的黎波里塔尼亚和地中海一些岛屿。他每年发动的袭击在意大利沿岸散布恐慌和混乱。因此解决掉汪达尔人可以一举实现两个重要目标:一是可以除掉西罗马境内的三大蛮族势力之一,更重要的是,将无价的财源收回帝国国库。
在这里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除掉盖萨里克,历史会是怎样?战胜盖萨里克绝非完全没有可能。23假如罗马对盖萨里克取得决定性胜利,其影响将十分深远。意大利和北非将会统一,西班牙也会成为西罗马新的权力基础。和汪达尔-阿兰盟军不同,留在西班牙的苏维汇人相对而言只是个小麻烦。他们的势力随着罗马每次在半岛投入的兵力变化而时强时弱,但绝不可能抵抗帝国的全面反击。因此,只要西班牙的税收重新进入帝国,高卢就有可能进行很多重建工作。至少西哥特人和勃艮第人新近占领的纳博讷和罗讷河河谷的城市可以收回,他们的飞地面积也会大大减少。北部嚣张的巴高达也可能重新归顺。
这样重生的西罗马仍然更像是一个联盟,在罗马直接统治的领地周围还会有哥特人和勃艮第人高度自治的地区共存,而不是像原来公元4世纪时那个统一的罗马帝国。但是罗马中央政权会再次成为联盟的主导力量,战略形势至少会和公元5世纪10年代,即失去北非之前相当——甚至可能更好,因为这时西班牙就没有汪达尔-阿兰盟军作乱了。再过20年,说不定连不列颠的罗马人在抵抗撒克逊入侵者时都能受益。这当然是最佳结局。甚至在狄奥多西一世和阿拉里克时代,帝国兵力更强的时期,西哥特人都是难以战胜的,因此他们必然是个长期麻烦。尽管如此,公元5世纪60年代晚期,高卢和西班牙仍然有大批亲罗马的地主,希望看到西罗马帝国的真正复苏。西多尼乌斯跑去意大利觐见安提莫斯,就是出于这种心理。而且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复苏以意大利、北非、西班牙和高卢的大片土地为基础的西罗马,都是一个极为宏大的理想。甚至到公元5世纪60年代,似乎也还有希望:只要能战胜汪达尔人,就能够终止衰退的恶性循环,并保证西罗马帝国在不久的将来拥有旺盛的政治生命力。
除掉汪达尔人是解决西罗马问题的最佳途径,这个策略酝酿了一些时候。埃提乌斯被害后,战斗力较强的唯一一个西罗马政权就是墨乔里安政府,他也采纳了这个策略。我们发现一首在其执政早期西多尼乌斯献给他的赞美诗,是在他公元458年暂居里昂时所作。先是一些惯用的夸大其词,赞美墨乔里安拥有完美皇帝的一切优良品质,然后笔锋一转,将罗马比喻为身披铠甲的女神在巡视她的领地。一切正常,突然,24
阿非利加突然俯身哭泣,扭曲她黝黑的脸庞。她低下额头,弄断谷穗做的王冠,饱满的谷穗成为她不幸的源泉。她这样说道:我来了,我是世界的三分之一。我不幸,因为有个人过于幸运。这个人[盖萨里克],女奴之子,当了太久的强盗。他使我们正义的主人蒙羞,多日来在我的土地上挥舞着蛮族的权杖,赶走我们的高尚文明。这个陌生人只崇尚疯狂。
接下来的大段文字,呼吁罗马从沉睡中苏醒,去阿非利加拨乱反正。其中西多尼乌斯还列举墨乔里安过去的战功,再一次展示凭他的资历,他是皇位的不二人选。女神最后把盖萨里克描绘成一个令人发指的形象,结束了她的讲话:
他因懒惰而消沉,拥有数不尽的黄金,再也无法辨认钢铁。他的两颊毫无血色,身体因酗酒变得沉重,松弛无力,尽显病态。长期暴饮暴食,他肚子里不停地放出酸屁。
即便是在皇家庆祝会上,讲个放屁的小笑话调剂气氛也无伤大雅。不过西多尼乌斯还另有一番深意。墨乔里安为阿非利加复仇的时机已经成熟,“这样迦太基就不用再和意大利交战了”。
这是在直接表达诗人的意图。从来没有宫廷诗人有权站在皇帝面前告诉他该做什么,除非皇帝本人已经有此打算。25显然西多尼乌斯被告知他这首赞美诗的目的之一是让地主阶层对攻打汪达尔人有个心理准备。这时是公元458年初。西多尼乌斯明确指出还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首先高卢要恢复更多秩序,才能集中精力考虑出兵北非。其次还要打造船舰。26但是墨乔里安的政府从一开始就下定决心要攻打汪达尔人。
公元461年,一切准备就绪。墨乔里安的计划是带领主力部队走汪达尔人走过的路线。这年春天,300艘战船聚集在西班牙行省迦太基尼西斯沿岸各港口,从新迦太基(卡塔赫纳,Cartagena)向北一直到大约100公里外的伊利奇(Illici,埃尔切,Elche)。墨乔里安带兵按时到达西班牙,似乎打算从那里转移到毛里塔尼亚,以期整体向汪达尔人在阿非利加的腹地挺进。27同时,马赛利努斯带着他的伊利里亚野战军小分队打入西西里,把汪达尔人从他们在岛上建立的据点赶走。这样做的目的是夺下西西里,也是为了迷惑盖萨里克,使他不确定主要的进攻方向。盖萨里克感到身陷绝境,提出愿意议和,但墨乔里安自信必胜,拒绝议和。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皇帝在这次远征中投入巨大,因此不愿妥协。但当盖萨里克得知墨乔里安的计划后,他就先发制人。他的舰队袭击西班牙海岸,摧毁墨乔里安的战船。帝国军队只好等在西班牙海岸边耗费时间。这场早在公元458年号称是墨乔里安政策核心的战役宣告失败。
墨乔里安失去了权力。他在盛夏离开西班牙,经陆路返回意大利。途中于8月2日被里西梅尔逮捕并废黜,五天后处决。墨乔里安在阿非利加这场赌博中输得落花流水,但其中的考量不无道理。几年后,安提莫斯来到西罗马,两眼紧盯着迦太基,谁也不会对此感到奇怪。
拜占庭舰队
尽管利奥一世很高兴君士坦丁堡少了安提莫斯这样一个可怕的威胁,但这位东罗马帝国的皇帝在帮助他收复汪达尔人控制下的阿非利加方面的付出非常慷慨。这很可能也是他们两人之间的一笔交易。大量史料详细记载了其中涉及的开支。从当时住在君士坦丁堡的另一位史学家存留的著作片段中,我们找到了十分翔实的记载。这些文字的作者是公元5世纪晚期一位名叫坎迪杜斯(Candidus)的人,保留在公元10世纪晚期拜占庭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苏达辞书》(Suda)里。这里我们读到:“管理[财政]事务的官员统计,一共有4.7万磅黄金来自行政长官,1.7万磅黄金和70万磅白银来自伯爵的国债,还有一些是来自充公的财产和安提莫斯皇帝的资助。”28 1磅黄金大约相当于18磅白银,因此总数大约是10.3万磅黄金,而且是从一切可能的渠道凑起来的:总税收(行政长官的职责权限)、帝国资产(国库伯爵的职责权限),还有没收的财产和安提莫斯能从西罗马搜罗的一切。其他史料中,一个记载的数字与坎迪杜斯的大致相同,另外两个记载的还要多些:分别是12万和13万磅黄金。数字大体相同(坎迪杜斯的总数还没有包括另外一笔资金,他称这部分为安提莫斯自己在西罗马筹募的钱)。资金总量之庞大也完全说得通。例如,查士丁尼一世在公元6世纪30年代建造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时,花费东罗马国库1.5万—2万磅黄金。阿纳斯塔修斯皇帝(Anastasius,公元491—517年在位)的节俭是出了名的,幸运的是,他在位期间相对安定,死后留给继任者32万磅黄金的遗产。10.3万磅相当于46吨,这是个巨大的数字,但相当可信,充分说明利奥一世对西罗马尽心尽力。29
用这些钱调动起来的兵力同样可观。整个东罗马帝国召集1100艘战船组成舰队,几乎是墨乔里安当时舰队的4倍。这个数字同样可信。如果公元461年饱经战乱的西罗马帝国还能找齐300艘船30,那么为了这样一番大业召集1100艘是符合比例的。史料中没有记载公元468年远征队的战船吨位,但公元532年时东罗马的船只吨位在20—330吨之间。以现在的标准来衡量,当时的大部分船只都很小。绝大多数都是仅靠船帆航行的商船,但可能也有专门的军舰,就是大型战舰,航行时用船帆,战斗时用船桨。31派出的军队人数也同样符合这个比例。普罗科匹厄斯给出的数字是10万人,但这个数字太大,而且正好是整数,令人怀疑。公元532年一支500艘船的舰队装载了1.6万人的军队,因此公元468年的1100艘船可能有3万多士兵(水手没有计算在内)。另外,马赛利努斯又像公元461年那样带了一些伊利里亚部队到西罗马来。这次他们先把汪达尔人赶出撒丁尼亚(Sardinia),然后武力占领西西里。同时出动的还有第三路军,是从埃及部队里招募的,由指挥官赫拉克里乌斯率领。他们在的黎波里塔尼亚登陆后与当地部队会和,将汪达尔人从自公元455年就一直占领的城市里驱逐出去。加上水手和所有这些辅助部队,远征军投入的兵力肯定超过5万人。32
庞大的远征军由利奥一世的姻亲、指挥官巴西利斯库斯(Basiliscus)率领。他刚刚在巴尔干半岛大胜阿提拉的几个儿子,挫败他们在多瑙河南岸寻求避难所的最后一搏。到公元468年初,没有人会怀疑将会发生什么。因此当年1月1日安提莫斯就任执政官时,西多尼乌斯为他献上的赞美诗满怀期待。一位颇具影响的史学家称,西罗马的史料中从未提到过拜占庭的舰队,对此我不敢苟同。33西多尼乌斯开始是介绍安提莫斯,语言里充满对大海和航行的暗示:34
我的大人们,这个人具备了罗马的勇敢精神,也是你们渴望爱戴的人。我们的联邦就像一艘经历暴风雨又失去舵手的船,现在她把自己残破的身躯全部托付给这个人。有了这个熟练可靠的舵手,她再也不用惧怕风雨和海盗。
关于海洋的比喻不时出现,演说的结尾是这样的:
可是现在海风正紧,把我的船吹得太快。哦,缪斯女神(Muse),拦住我卑微的躯体,在我寻找港口时,让我把歌声之锚抛到平静安宁的去处。至于您,我的王[安提莫斯]的战舰和军队,还有您即将展开的伟大事业,我祈祷上帝让我能及时讲述……
毫无疑问,这里表达了对出海远征的期待。西多尼乌斯的演说体现了这个伟大计划:“安提莫斯给我们带来两个王国的协定,帝国的和平使他踏上战争的征途。”他带来的是保证对西罗马实行军事拯救的承诺。公元468年承诺如期而至。西多尼乌斯的演说恰逢其时。能够组织这样一支舰队,本身就是一个壮举。现在真正的考验到来了。战争风暴将再次在西地中海爆发。舰队作为帝国统一的最高象征踏上了征途。
罗马的计划是要绝对避免海战。和公元461年一样,罗马希望军队一次性进入北非,然后打陆地战。战斗照计划展开。巴西利斯库斯的舰队从意大利出发,沿主要通商航线向南驶进。这是地中海中部在上古时期就依风向和洋流形成的航线。在这一带水域,正式通航时间是6月到9月,巴西利斯库斯可能是6月出发的。赶上顺风,只用一天就从西西里到达北非。舰队借邦角半岛(Cape Bon)为掩护抛下锚——据史料记载,距离迦太基只有250视距(大约60公里)远。也就是说,舰队停在现在突尼斯的艾尔玛尔岬(Ras el-Mar)和阿达尔岬(Ras Addar)之间的海面。这是一个理想之地,因为这里夏季主要刮东风。(如果舰队在半岛另一侧抛锚,就可能被吹到岸上。)接下来应该发生什么,我们不得而知。舰队向部队计划的登陆点进发。附近的迦太基港为了防卫敌船拉上铁链,所以巴西利斯库斯的目标可能是尤蒂卡港湾,距离迦太基不远。35
不用说,汪达尔人没打算照罗马人的计划打仗。公元439年攻占迦太基后,他们夺取罗马在地中海最繁忙的一个港口,并充分利用那里的海运技术。海上突袭在公元439年后就成为他们标志性的行为,海战也成为他们的特长。不过我们也不应认为精于海战的汪达尔恶棍是突然冒出来的。海上的事情还是由北非当地人来做,西多尼乌斯在一段献给墨乔里安的赞美诗里,拐弯抹角地指出这一点,并夸大他们的痛苦。阿非利加抱怨道:“现在他为了自己的目的,将我的血肉武装起来对付我。当了多年的俘虏,我在他的统治下分崩离析,被自己的英勇威力残酷地撕碎。我的人生充满苦难,又生出大批子孙来带给我苦难。”36这一现象是历史的重演。公元3世纪时,哥特人和其他日耳曼部落占领黑海北岸后,就以分给战利品为条件,说服当地水手协助他们对南部的罗马城镇发动大规模海上袭击。《狄奥多西法典》中明确规定,任何教给蛮族人造船术的人都要被活活烧死,但显然有些人没有被吓到。37汪达尔人的海战策略大多是游击战,军队到了岸上就是进攻和破坏。到公元468年,他们和海上的帮手已经积累了30年海上军事行动的经验。有了这一有力武器,盖萨里克就像所有优秀指挥官一样,出其不意地开始行动了。
东罗马舰队仍停泊在岸上,汪达尔人的战舰就已经进入了视线。此时我们迎头遇上了一个决定很多战争成败的因素——机会。此刻风向一反常态,转为西北风。从迦太基起航的汪达尔人处于顺风,因此能够选择交战的时间和地点。而罗马人顶风前进,只能与风向成一个角度缓慢行驶。史料没有记载双方战船的优劣。不变的风向把罗马舰队牢牢困在邦角半岛西侧。汪达尔人抓住机会发动进攻。公元468年的情况和1120年后——1588年——的情况一模一样,当时英国人发现西班牙无敌舰队也处于同样境地。他们发出火船。古代海战没有多少提及火船的记载,但是这一策略在条件适宜的时候不时被采用,尤其是敌人舰队抛锚,或者在港口无法移动时。最早提到火船的是公元前413年雅典进攻西西里的时候,而罗马人和迦太基人用火船对付彼此已经有好几个世纪了,后者在公元前149年春曾用火船大胜罗马舰队。38
想要明白火船会带来什么威胁,我们需要了解罗马军队使用的船只。对西班牙无敌舰队的经典描述说得很简单:“在所有木质帆船舰队会遇到的危险中,火灾是最大的威胁;船帆、涂了柏油的绳索、阳光烤干的甲板和桅杆会立即着火,船上几乎没有什么不会燃烧。”39 1588年8月7日夜晚到8日凌晨,英国只发出了8艘火船。盖萨里克有多少火船,我们无从得知。但普罗科匹厄斯或许根据普里斯库斯的历史记载进行了发挥,生动地描述了火船的效果:
[汪达尔人]靠近后,就将拖船点燃,等风鼓起船帆,就让船驶向罗马舰队。因为舰队船只很多,这些小船碰到哪里,就在哪里燃起火来,与碰到的船只同归于尽。40
罗马舰队靠船帆航行的商船上船员被牢牢困住。他们能做的只有用绳索连到所有能找到的划艇上,将自己拖离险境——但过程太慢。靠桨划行的大型战舰虽然数量少,但停靠位置更有利。这种船只的主要优点就是它们在必要时能立刻顶风航行——至少是在水手们体力允许的范围内。普罗科匹厄斯接下来叙述了在邦角半岛外发生的事:
随着火势蔓延,罗马战舰自然是一片混乱,还有一种更大的声响,盖过风和熊熊火焰发出的声音,那是士兵和水手一起在用他们的长杆推开火船和自己的船,但是所有的船都挤在一起烧毁了。汪达尔人及时赶到,他们撞沉战船,把试图逃走的士兵连同他们的武器都作为战利品带走。
听上去似乎汪达尔人公元468年的火船比1588年英国的火船在点燃敌舰方面更加成功。抵御火船的经典办法就是派出划桨的船只,用拖绳拉住火船离开自己的舰队。1588年西班牙就是这样对付八艘火船中的两艘,但是他们慌张起来,整支无敌舰队就在夜色中四散逃窜。在敦刻尔克(Dunkirk)以外,西班牙的确有顺风水域,他们至少可以扬帆逃走,这样整个火船事件的唯一直接损失就是一艘已经损坏的三桅军舰。这支军舰在试图进入加来港(Calais)避险时搁浅。但是,西班牙船只在逃跑时完全没有秩序,丧失了作为一支完整舰队的一切行动能力,将胜利拱手让给英国。
公元468年,罗马商船没有机会扬帆逃走,因为反向的海风会把它们吹到岸上,而且那时的船只不够坚固,无法承受搁浅的损害。另外,盖萨里克的火船可能不止八艘。但是如果说公元468年的火船造成更多的直接损害,显然那种无秩序状态——就像1588年出现的状况——也和燃烧的罗马船只一样,使罗马舰队丧失了行动力。古代海战的关键在于以某种方式从敌人背后偷袭(或者从侧翼包抄,或者冲破一条防线),然后从后面攻击。如果正面进攻,冲击力会阻止自己继续进攻。分散并登上敌船是第二条攻击路线。尽管普罗科匹厄斯的记载缺少细节,但依然能清楚看出,汪达尔人的舰队紧随火船之后迅速行动,在混乱的罗马人中大开杀戒。罗马船员们忙于躲避大火,很容易就成为他们的俘虏。
结局是灾难性的。不过还是有一些拜占庭舰队坚持抵抗:
最主要的是巴西利斯库斯麾下的一位指挥官约翰……一大群人包围了他的船,他站在甲板上,左冲右突,杀死大量敌人。等他看到敌人已经攻占船只,他就带着所有武器从甲板上跳进大海……说……约翰绝不愿落入卑鄙小人之手。
这段文字激动人心,是典型的以记载少数精英行为为主的古代文字史料风格。这样一来,我们就无法评估战争的其他方面,比如有多少船只毁于大火,有多少是在随后的进攻和登船时损失的。实际上也没有史料告诉我们罗马一共损失多少战船。在这方面,罗马后期和中世纪的历史不再是令人不忍释卷的字谜游戏,只会令人气恼。我们只能确定汪达尔人取得决定性胜利——他们每占领或击沉一艘罗马商船,都意味着罗马又损失一支军队,这使他们的胜利更加具有决定性意义。古代海战血腥残暴,罗马可能损失超过100艘船和1万名以上的士兵。但是我的猜测是,实际损失可能不像普罗科匹厄斯的夸张言辞起初暗示的那么大,这场战役基本上和1588年的那次差不多。幸存的罗马人过于分散,无法形成进一步的威胁。因此巴西利斯库斯的远征军登陆后也算不上雄兵了。君士坦丁堡竭尽所能重新征服汪达尔王国,但远征以失败告终。五年后的公元474年1月18日利奥一世去世时,东罗马首都的国库依然空虚。他已经动用所有储备,一分一厘都不剩,无力进行第二次远征。
据普罗科匹厄斯记载,拜占庭舰队的失败要归咎于巴西利斯库斯的背叛:他收了盖萨里克一大笔钱,同意休战五天,唯一的目的就是等待风向转变为适合火船航行。但是罗马人编写的历史中,重大的失败往往都会推到背叛问题上——再一次证明当时人们寻求事件的原因时,总是倾向于将其归结为个人的美德或恶行。普罗科匹厄斯同样把公元429年汪达尔人占领北非归咎于伯尼菲斯的背叛,但这一指控无疑毫无根据。巴西利斯库斯于公元475年1月从利奥一世的继任者芝诺(Zeno)手中夺取东罗马帝国,一直统治到公元476年夏,然后芝诺重新夺回皇位。这下巴西利斯库斯在罗马历史上就被定性为篡位罪人,指责他造成公元468年的惨败也就顺理成章了。造成罗马战败的原因其实可能就是多重普通因素:在风向上走了霉运,战术上缺乏创新,登陆地点离迦太基太近毫无悬念,以及野心太大。41
不论战败是因为战争初衷的缺陷早已注定,还是因为偶然遭遇不利天气,总之拜占庭舰队的失败导致半个罗马帝国的灭亡。不是所有人都很快意识到这一点。当一种政权形式持续存在500多年——我们同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相隔也是500多年——很难相信它会在一夜之间消亡。然而局势的确无法挽回。君士坦丁堡再也没有财力再次挽救西罗马。安提莫斯和里西梅尔现在掌握的资源仅剩下意大利半岛和西西里岛——作为税收来源是远远不够的,因为需要维持足够强大的兵力才能控制住西哥特人、勃艮第人、汪达尔人和苏维汇人,还有罗马本地的各色人等——实际上,所有分裂势力都在西罗马帝国境内为所欲为。巴西利斯库斯的失败毁掉了重整强大帝国军队的最后机会。公元468年之后的十年间,尽管政治和文化上的惯性使人们很难想象一个没有罗马帝国的世界,各地的人民还是逐渐接受了西罗马帝国已经灭亡的事实。
公元468—476年帝国解体:边境地区
首先意识到帝国灭亡的是罗马在边境地区的行省居民。历史文献和考古证据让我们注意到一个特殊群体:诺里库姆的居民。这个行省包括阿尔卑斯山外侧山麓和多瑙河之间的丘陵地带,现在被称为下奥地利(Lower Austria)。这里有美丽肥沃的多瑙河支流河谷,一直延伸到欧洲最高的山脉,景色壮观。在这个拍摄过《音乐之声》(Sound of Music)的奇异国度,公元5世纪50年代中期到晚期曾有一位神秘圣人在这里漫步,他名叫塞维林(Severinus,我们在本书第八章短暂地接触过他)。塞维林不愿提起自己的出身,只说他在遥远的东方沙漠里进行过苦修。但我们知道他的拉丁语说得相当好。42他本人没有留下任何著作,但他死后大约过了30年,一个名叫欧基皮乌斯(Eugippius)的侍僧写了关于这位圣人的回忆录。塞维林死于公元482年1月,回忆录写于公元509年至511年间。欧基皮乌斯并不是这位圣人的亲密伙伴,但他在塞维林去世时在场,也可以从更了解塞维林的人那里得到更多信息。欧基皮乌斯记载的是塞维林的生平和神迹,没有时间顺序——算不上人物传记,但生动记载了帝国影响渐渐消失时边境地区的生活。
诺里库姆原来的王国建立于约公元前400年,当时是凯尔特语族的诺里孔人战胜了伊利里亚语族的当地人。从战略角度讲,这其实算是倒行逆施。王国确实控制了一些穿越阿尔卑斯山的道路,但没有控制穿越尤利安阿尔卑斯山(Julian Alps)的东西方向主要道路,尤其是通向东方的主要道路。尤利安阿尔卑斯山的山坡较低,山口较宽阔,使得意大利和多瑙河中游盆地之间的交通更方便。不过王国境内有一些重要铁矿。自公元前2世纪起,王国和意大利北部,例如阿奎莱亚城之间的贸易往来十分密切。这使得诺里库姆和罗马共和国的关系基本融洽,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王国统治中心——马格达伦斯贝格(Magdalensburg)——的王室宅邸总是有大批罗马商人。
直到奥古斯都时代之前,诺里库姆都是罗马的盟国。公元前15年,诺里库姆和平并入罗马。因为这个王国对罗马没有敌意,也没有占据穿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的主要道路,罗马化的进程在这里不同于罗马的其他多瑙河行省。比如说,这里没有驻扎罗马重兵,因此也就没有政府为了基础建设和军队支出而投资形成的温室经济。但是,这里修建了道路,罗马式的城镇也成长起来,就像我们在帝国其他地方看到的一样:中央计划和地方自主的比例大概是1:8。这个行省在公元2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马可曼尼战争中毁损严重(参见本书第二章),后来就有了一支规模大得多的驻地部队,但这没有影响到该地的基本发展模式。到罗马后期,诺里库姆行省里分布着发展中等的小型农业城镇。地主阶层讲拉丁语,较大的城市可以提供适当的基础教育,这一地区仍可算是罗马帝国的主流。这一地区关于罗马后期最有价值的考古发现是公元4世纪后期和5世纪的基督教朝圣中心,发掘地点是西马伯格(Hemmaburg)山顶。近期在此发掘出三座大教堂,还有碑刻纪念当地捐资建造教堂的人。43
对于诺里库姆和西罗马其他很多地区而言,公元5世纪的到来犹如一场巨大的灾难。诺里库姆似乎在一些大规模的侵袭战中都能全身而退。公元5世纪初,阿拉里克曾企图将诺里库姆作为哥特人理想的安置地(参见本书第五章),但一直没有实现,西哥特人转而去了阿基坦。换句话说,正是因为诺里库姆两边都有更合适的路线,诺里库姆人才能够冷眼旁观蛮族大军滚滚而过。公元406年的入侵者沿多瑙河河谷北上渡过莱茵河进入高卢。公元451年阿提拉也选择了同样的路线。拉达盖苏斯和阿拉里克带着哥特人取道潘诺尼亚涌入意大利北部,为的是占据穿越尤利安阿尔卑斯山的山口。阿提拉在公元452年也做了同样的选择。然而,公元5世纪上半叶,诺里库姆的行省居民一直享有的安全保障大规模削弱了。
诺里库姆的居住模式和秩序——即城镇和农业的分布——是罗马帝国军事力量的产物。据《罗马帝国百官志》记载,公元400年前后,这个行省有庞大的驻地部队守卫。两个军团的支队成为防卫的中坚力量:第二意大利军团驻扎在劳里亚库姆(Lauriacum,洛尔施,Lorsch)和伦蒂亚(Lentia,林茨,Linz),第一诺里库姆军团驻扎在阿迪乌文斯(Adiuvense,伊布斯,Ybbs)。两支军团都包含水警(liburnarii),驻扎在河面上三个不同地点,另外还有舰队。此外,三支步兵大队、四支普通骑兵队和两支骑射兵队都驻扎在这个省,总共将近1万人,可使用多种武器。44
《塞维林生平》(Life of Severinus)是从公元5世纪50年代中晚期开始的,所以没有这些军队部署的记载。书中提到一支军队驻扎在法维亚纳(Faviana),即现在的毛特恩(Mautern),但没有说明是哪一支(《罗马帝国百官志》提到在这里驻扎着第一诺里库姆军团的水警)。还有一支在巴达维斯(Batavis,帕骚,Passau),就在诺里库姆边境、雷提亚行省境内(《罗马帝国百官志》记载这里有一支步兵大队)。尽管《塞维林生平》叙述了很多诺里库姆人同境外各蛮族的战争,全部兵力就是这些,和1万人相差甚远。我们有理由怀疑,书中描写的正规兵力明显不足,与史实不符。既然《塞维林生平》的主旨在于颂扬塞维林如何阻止蛮族对诺里库姆居民的残酷迫害,行省里如果再有大部队,就会破坏书中的叙述主线。而且我更倾向于认为,至少在塞维林住在这个行省的早期,驻扎的兵力要多于《塞维林生平》中一笔带过的两支部队。不过,大量证据显示,阿提拉死后,诺里库姆的军队大幅缩减。一些证据也给出了军队缩减的过程和原因。
首先,考古发现——特别是来自军事基地的考古发现——显示,公元400年后,这个行省的钱币流通系统很快开始崩溃。只有曾经在劳里亚库姆的军团基地部分幸免。我们知道,罗马帝国铸造钱币的首要目的是支付军费,因此钱币供应的混乱很可能反映了军饷的中断。幸免的地区也反映出相同的问题:因为劳里亚库姆是行省的军事指挥中心,所以即便其他地区都没有军队了,这里也必须保留。考古证据还显示不安定迹象的增加,同样反映出驻军的缩减。公元400年后不久,诺里库姆的所有别墅(至少是到目前为止挖掘出来的)都遭到废弃或毁坏。独立、富有、毫不设防的乡村庄园本是别墅应有的样子,却成为侵袭者的首选目标,没有一定的安全保障是不可能保留下来的。如前文所述,在公元376年至382年哥特战争时期,巴尔干半岛大部分地区的别墅也同样迅速损毁。
这并不一定表示别墅的原主人被杀,地主阶层被消灭。相反,在诺里库姆乡村地区的调查显示,公元5世纪的建筑风格转变为讲德语的考古学家所说的“Fliehburgen”——避难中心。这些建筑有坚固的围墙,有些可能是为永久居住而建,所处位置适合防御,通常在山顶,中心往往还有一座教堂。北部几个热点地区有一些避难中心,在多瑙河附近,但大部分都在南部,坐落在阿尔卑斯山麓,东蒂罗尔(East Tirol)和卡林西亚(Carinthia)境内的德拉瓦河(River Drava)以南。最大的建筑在拉万特-基希比希尔(Lavant-Kirchbichl)。这里曾是古罗马时期的城镇阿宫图(Aguntum),强大的防御工事围绕着2.7公顷的区域,位于几乎无法攀登的岩崖顶端,内部有房屋、仓库和一座40米长的主教教堂。45《塞维林生平》写到塞维林这样忠告公元5世纪60年代住在劳里亚库姆附近乡村的居民:46
具有神圣预言头脑的上帝使者,告诫人们把为数不多的财产全都搬进城里,这样敌人残暴的远征部队找不到任何给养,就会立刻因饥荒而不得不放弃残酷的计划。
证据显示诺里库姆人其实不需要塞维林的忠告,就已经在该世纪初开始建造避难中心了。这恰好说明行省的驻军已经无力保护当地的罗马人民。
《塞维林生平》记载的事件大部分以有围墙的小型居住区为背景,当时叫做“castella”(堡垒)——相当于考古学家所说的“Fliehburgen”(避难中心)——这些村落为罗马人提供了基本的住所和庇护。《塞维林生平》还明确提到,到公元5世纪60年代,这些小城镇的市民只能寻求自我保护,他们组织小型军队守卫城墙——实际上就是民兵。城墙和民兵也出现在科马基尼斯(Comagenis)、法维亚纳、劳里亚库姆、巴达维斯和昆泰尼斯(Quintanis)。另一种防御措施——不列颠的罗马人在类似情况下也采用过——就是市民雇用蛮族军团替他们守卫城镇。这种办法只有诺里库姆边境上的科马基尼斯采用过,而且和不列颠一样,也引发了问题。《塞维林生平》开篇部分描写科马基尼斯人痛苦地忍受着保护者的欺压。他们后来幸运地将蛮族人赶走,这要归功于圣人塞维林借助的一些神力。47(如果不列颠的罗马人当时也能这样,那么现在成为计算机语言和世界交际语言的就会是威尔士语而非英语了。)
公元5世纪60年代早期,这个行省还保留了一些罗马军队,但远不是《罗马帝国百官志》里所说的大军。该书也给出了诺里库姆军队缩减的一个原因。公元420年前后,即弗拉维乌斯·君士坦提乌斯时代,伊利里亚野战军将两个团的长矛轻骑兵(lanciarii)纳入其准野战军团。这些轻骑兵原本驻扎在劳里亚库姆和科马基尼斯。他们从该地撤离,是君士坦提乌斯应对公元406年后西罗马野战军的重大损失而采取的措施之一。48公元420年后就没有西罗马军队的详细记录了,而北非的损失显然迫使埃提乌斯再次勒紧裤腰带,因此意大利的中央政权很可能从诺里库姆的驻地部队中抽调了更多的兵力。其他危机时期一定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中央政权的税收减少严重影响了各地方——诺里库姆和其他地区都一样。《塞维林生平》中有一段文字精彩简洁,反复被引用。这段文字描述了某支边境驻地部队的最后时刻:
罗马帝国还在的时候,很多城镇的士兵靠政府拨款守卫城墙[多瑙河边界]。这种秩序不复存在后,军队解散,城墙也被攻破。但巴达维斯的驻地部队仍然坚守着。他们有些人远赴意大利为战友索取最后的薪水,但在途中被蛮族人击败,杳无音讯。一天圣塞维林正在小屋里阅读,他突然合上书本,长叹一声流下眼泪。他告诉身边的人立刻赶往[因河,Inn]河边,因为河水已被鲜血染红。就在那时,人们得到消息说,前面提到士兵的尸体已被河水冲上了岸。
和《塞维林生平》记载的所有事件一样,这件事的发生时间已不可查。不过当中央政权的资金用尽后,剩下的驻地部队就自行解散了。随着资金的渐渐断流,士兵拿到薪水的次数越来越少(导致巴达维斯部队自行讨薪,发生不幸),武器和其他必需品的供应也减少了。我们从另一件事得知,指挥法维亚纳残余部队的司令官在遭受蛮族掠夺后不愿追击,因为他的部下人数不足,武器也很少。塞维林告诉他们一切都会好转,他们只要用战败的蛮族人的武器就可以了。49这使我们了解了那些既没有重新编入野战军团又没有在作战中被消灭的边境驻地部队的境况。随着财政危机的加深,薪水和装备供应最终完全终止。
诺里库姆部队解散的时间大约在公元5世纪60年代,我认为最有可能是在拜占庭舰队战败后不久。但是驻地部队随军带着妻儿,因此即便解散也还是住在原处。原有的部队没有战死,只是渐渐变成民兵组织,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行省内罗马正规军撤离或解散后,还继续守卫他们城墙内的居住区。这就是根据《塞维林生平》中大部分事件推测的情况。但因为诺里库姆文化落后,远离主要社会变革,因此罗马的行省生活在这里照旧进行。我们从《塞维林生平》了解到,道路仍然会及时维修,与意大利和多瑙河沿岸近邻的贸易关系继续维持。罗马的地主阶层仍然待在居住区的高墙后经营自己的土地。与此同时,书中也提到匈人帝国和罗马帝国灭亡后,统治阿尔卑斯山北部地区的新生政治力量:赫鲁勒人、阿勒曼尼人和东哥特人,最主要的是鲁基人,因为他们离行省最近。
此时诺里库姆人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在他们赖以生存的罗马帝国灭亡后,继续过一种罗马式的行省生活。
我们从《塞维林生平》了解到,诺里库姆人民的自卫努力非常有效——欧基皮乌斯还不遗余力地指出,塞维林的预言和传达神谕的能力帮了大忙。当地居民发展有效抵抗袭击的能力,派出侦察员预报敌人的袭击,这样所有人都能赶快躲到城墙里去。他们甚至能抵御像阿勒曼尼人对昆泰尼斯和巴达维斯发动的全面进攻。如果有居民被入侵者俘虏,他们有时还能把他们救出或赎回。50从更广泛的方面来看,尽管靠近外围的势力——比如赫鲁勒人和东哥特人,尤其是阿勒曼尼人——把诺里库姆当作战利品和奴隶的来源,但他们的近邻鲁基人则有意发展更有序的关系。有些诺里库姆城镇开始向他们进贡,作为回报,鲁基人不去骚扰他们。他们的首领们甚至还讨好塞维林,经常听取他的建议(至少《塞维林生平》里是这样说的),河两岸还进行大规模的贸易往来。
欧基皮乌斯称,多亏圣人塞维林得到的神助,诺里库姆的一些城镇得以在一定时期内维持一种颇有罗马古风的生活方式。这里我必须要强调一点,《塞维林生平》的一个主题就是像当年闪电战中的伦敦一样,一定要表现得比实际更加罗马化。另一个主题更为悲观。危险和威胁无处不在。即便是在中午冒险离开居住地去摘水果,当地居民也有可能被拖走沦为奴隶。提波尼亚(Tiburnia)的市民被迫用钱疏通法拉米尔的哥特人,交出他们手里几乎所有能拿得动的财产,包括旧衣物和施舍给穷人的东西。更残忍的是,境外粗暴的蛮族人把整村人一批接一批地杀掉,有选择地留下一些活口抓走。塞维林在动身去科马基尼斯时曾试图警告阿斯图里斯(Asturis)的居民灾难迫近,但他们不听,这个建有他第一座修道院的城镇就被摧毁了,只有一个人逃脱——把城镇遇难的消息带到科马基尼斯。后来,赫鲁勒人的突袭摧毁伊厄维亚库姆(Ioviacum),图林根人杀死巴达维斯最后的居民。
大部分巴达维斯人已经动身去了另一个保留下来的居住区劳里亚库姆,这种城镇范围缩减是《塞维林生平》的第三个主题。外围的居住区因为过于孤立和危险被人们逐步遗弃。因此昆泰尼斯的居民搬到巴达维斯,两处居民又一同去劳里亚库姆寻求庇护。但即便在这里也不十分安全。因为尽管鲁基人想建立长期关系,他们仍然将诺里库姆人视为可利用的资源。鲁基人的一些首领不满足于仅仅收取贡品,有时还将大批诺里库姆人迁移到多瑙河以北,以便更有效地控制他们。塞维林与这些行为斗争,但注定要失败。51
到公元400年前后,罗马帝国的军队一直保护着阿尔卑斯山和多瑙河之间的地区,很大程度上驱逐了盘踞在河北岸的其他势力。随着军队的撤离和解散,依赖军队发展起来的这个地区无法继续维持独立。当地居民成为各种新兴势力的宝贵资源。诺里库姆的居住区——甚至避难中心——不可能无限期地维持独立,现有的罗马式行省生活注定要结束,不论是以暴力方式,还是通过重新安置这种更温和的手段。
这些事情的发生需要一定时间。公元482年1月5日,圣塞维林去世。这个时候多瑙河沿岸的一些城镇还都依然存在。不过很多已经不再发展。新兴势力最终会以不可逆转的力量把这个地区彻底变成一个非罗马的世界。严格地说,诺里库姆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研究实例,可以通过这个模型了解到罗马军队因资金缺乏逐渐衰弱时,当地的罗马式行省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行省居民并非孤立无援,“罗马性”也不是一夜之间遁于无形。但是这些居民以及他们的生活模式都依赖于帝国力量源源不断地输入,当输入停止时,旧的生活方式就注定要灭亡。因此,诺里库姆也能使我们有效地了解后罗马时代不列颠发生的情况,在这里另一群罗马统治下的居民在失去中央庇护之后还挣扎着自我维持,首先是利用移民的日耳曼军团,然后又反抗他们。这些都不是一夜之间就发生的,不过罗马的别墅和城镇最终都毁灭了,原有的居民现在要服侍的主人不再是意大利的皇帝,而是诺里库姆的鲁基人(如果他们没被掳走的话),或者是不列颠的历代盎格鲁-撒克逊国王。
心脏地带:高卢和西班牙
帝国在诺里库姆的解体是一个特殊过程,因为这里在战略上是文化落后地区,而且没有罗马地主阶层出身名门的富有精英调动帝国剩余兵力来保护。因此在行省范围内,罗马帝国就这样慢慢消亡了。而在西罗马帝国原有的心脏地带,即高卢和西班牙,帝国的终结绝不可能这样低调。拜占庭舰队的战败,让人们不再期待安提莫斯的到来能够复兴帝国,但这两个地区仍然居住着有钱有势的罗马地主家族。在意大利和高卢的部分地区仍然保留相当强大的帝国军队,另外还有此时已经颇具规模的蛮族势力,尤其是西哥特人和勃艮第人。52因此高卢和西班牙的命运绝不可能像诺里库姆和不列颠那样,兵力的相对空虚迫使行省居民只能自己挣扎反抗。相反,高卢和西班牙经历太多利益集团的往来交锋。因此帝国末日的画面一定会因为帝国宫廷的玩弄权术而变得模糊。但是幸运的是,西多尼乌斯·阿波利纳里斯的书信把帝国的灭亡描述得和《塞维林生平》里的诺里库姆一样生动。
最早明白安提莫斯皇帝北非远征失败意义的是西哥特国王尤里克(Euric)。他意识到世界正在变化。公元454年,尤里克的哥哥狄奥多里克二世(Theoderic II)曾在西罗马皇帝阿维图斯的政权背后施加影响。狄奥多里克二世满足于在看似永无止境的罗马帝国里设想西哥特人的未来,在皇位背后争夺权力,而尤里克不同。公元465年,他组织政变,杀掉狄奥多里克二世,夺取政权。他随后立即派出使节拜访汪达尔人和苏维汇人的首领,力图扭转自己哥哥与他们的敌对局势。53狄奥多里克二世曾经联合罗马帝国的残余势力对付这些部落,现在尤里克要联合他们对付罗马帝国的剩余力量。安提莫斯带着强大的东部援军前来,使尤里克的计划搁浅。尤里克立即撤回使节,以免让自己显得是在与重获新生的西罗马政权直接对抗。但是随着拜占庭舰队的战败,他看出安提莫斯不会对自己构成什么威胁。《哥特史》简要地概括道:“西哥特国王尤里克意识到罗马皇帝的频繁更替,于是用自己的权力先发制人,拿下高卢几个行省。”54他知道再也不用担心罗马中央政权了。在最后一次战败后,他们再也没有能力有效干预阿尔卑斯山北部地区。他可以放手进行西哥特人自己的计划。
阿非利加之战尘埃落定后,尤里克就着手行动。自公元469年,他发动一系列战役,旨在将西哥特王国独立出来。这一年他的军队向北推进,进攻安提莫斯的亲密盟友利欧达姆国王(King Riothamus)带领的布列塔尼人。西哥特人获胜,利欧达姆逃到勃艮第人的领土上寻求庇护,尤里克占领图尔(Tours)和布尔日(Bourges),这样他的北部疆界就延伸到了卢瓦尔河(River Loire)(地图16)。他向北方的进一步深入遭到莱茵河地区罗马剩余军队的阻挡。罗马军队由一位保罗伯爵(Count Paul)率领,和撒利族法兰克人(Salian Franks)的首领希尔德里克(Childeric)的部下联合作战。不过,尤里克对于卢瓦尔河以北的高卢地区没有多少兴趣。在公元470年至471年,他的军队转向东南,逼近罗讷河河谷和罗马在高卢的首府阿尔勒。公元471年他发动致命一击,战败安提莫斯的儿子安提米奥鲁斯(Anthemiolus)率领的意大利军队,安提米奥鲁斯战死。至此,安提莫斯所剩无几的希望也化为泡影。但是我们要记住,攻占有高墙防护的罗马城市并不是西哥特人的强项。公元471年至474年这四年间,每年夏天,西哥特人都会出现在奥弗涅的克莱蒙费朗城外,意欲围城,但从未能真正攻进去过。实际上,尤里克直到公元476年,才占领这个地区的两大要地阿尔勒和马赛——而此时他已经控制奥弗涅,该地区是意大利当局阻止他向阿尔勒扩张失败之后割让给他的。与此同时,比利牛斯山以南发生更多激烈的战役。公元473年,尤里克的部队占领塔拉戈纳和西班牙地中海沿岸的城市。到公元476年,整个伊比利亚半岛都落入他的手中,只在西北部有一小块苏维汇人的飞地。西哥特人的安置区终于变成一个王国,北起卢瓦尔河,东至阿尔卑斯山,南到直布罗陀海峡(Gibraltar)。55
西哥特人不是这些年里唯一热衷扩张的势力。尤里克扩张战役撞上了罗讷河上游河谷勃艮第王国的野心。勃艮第人也觊觎阿尔勒很久了。他们在向南扩张的竞争中没有实力打败西哥特人,但仍旧取得一些胜利,把王国边界向南推进了一些。到公元476年,他们已经占领阿尔卑斯山和罗讷河河谷之间由一些城市和地区形成的凸角,南端直到阿维尼翁(Avignon)和卡瓦永(Cavaillon)(地图16)。更北方的法兰克人也首次崛起,成为罗马统治的莱茵河地区的一支主要势力。事情的真正经过已经湮没在神话和半真半假的历史里,但基本上是这样的。原本处于莱茵河以东、分属不同军团首领的法兰克地区现在将势力扩张到河西,并且由于更强大军阀的出现而逐渐趋于统一。正如阿拉里克和法拉米尔统一的两支哥特超级军团,这种统一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实力,能够在全新的级别上进行较量,于是很快就在罗马原有的领土上占据自己的地盘。到公元5世纪70年代,统一过程远未完成,但希尔德里克已经脱颖而出。最迟到70年代末,他带领撒利族法兰克人已经占领罗马旧省第二贝尔迦(Belgica Secunda)及其首府图尔奈。56一批新兴势力就这样瓜分了曾经是罗马帝国心脏地带的高卢和西班牙。有些像西哥特人和勃艮第人,早已在这个战略地区立足,而其他人,比如法兰克人和布列塔尼人,则是新近才出现的。他们在卢瓦尔河南岸占领的土地也属于有势力的地主家族,这些人曾在罗马政府担任要职。西多尼乌斯也是其中一员。幸亏有了他,我们才能够深入了解这些剧变对少数高卢罗马精英造成的影响。没有史料告诉我们西班牙的罗马精英经历了什么,但是我们有足够理由相信他们的反应基本类似。
从公元468年到476年,有些地主还在努力继续效忠于西罗马帝国,尽管这样做已经毫无意义。这恰好生动说明,尽管帝国当时已经屡战屡败,但帝国的精神仍然顽强挺立。西多尼乌斯在阿维图斯时代,愿意与狄奥多里克二世这样的西哥特人合作,他们明白西哥特人的地位,认为将来西哥特人会继续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发挥影响力。但当尤里克这样的西哥特人想建立自己完全独立的王国时,西多尼乌斯就坚决反抗,不愿与之为伍。公元5世纪70年代初,他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包括他的姻亲、阿维图斯皇帝的儿子艾克狄修斯(Ecdicius,出生于奥弗涅),竭尽所能维系罗马在克莱蒙费朗的统治。例如,他们筹建一支军队,抵御每年夏天西哥特军队的围城。接下来的战役混乱不堪。克莱蒙费朗并不是尤里克野心的核心部分。艾克狄修斯有一次只带18个人就突破了哥特人的防线。然而这些地主坚持当罗马人的决心十分坚定。他们打算以武力全力展示他们的忠诚,首先是鼓励安提莫斯,然后是他的继任者,尽力让奥弗涅多少处于西罗马帝国的范围内,而不是扔出去作为西哥特人或勃艮第人扩张的战利品。57
但是在西多尼乌斯之辈还在努力维持自己的罗马身份的时候,其他人已经认定西罗马帝国没有政治前途,是时候转而效忠当地的一支新兴力量了。阿尔万杜斯(Arvandus)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身为高卢的禁卫军长官,他在阿非利加战败后立即给尤里克写信:58
劝阻他不要和“希腊皇帝”[安提莫斯]议和,坚称应该攻打居住在卢瓦尔河北岸的布列塔尼人,还声称高卢的行省应该根据国家法律和勃艮第人分享,还有一大堆类似的混话,会让一位好战的国王愤怒,和平的国王蒙羞。
阿尔万杜斯在后来的审判中恬不知耻地承认,就是他写了这封大不敬的叛国信。显然与安提莫斯相比,他更愿意让尤里克或勃艮第国王来统治。或者,也许他和公元5世纪10年代的一些高卢地主一样,认为这种领地分割才是实现和平、维护一定社会秩序的最佳途径。不论他的动机如何,这一事件显示,在西多尼乌斯的地主阶层里,人们的想法大有分歧。如前文所述,西多尼乌斯和阿尔万杜斯的观点就背道而驰。但阿尔万杜斯是他的朋友,西多尼乌斯在他受到指控的时候还尽力保护他,把这个案子提交到意大利的另外三个主要地主也是他的朋友(其中一个还是亲戚)——托南提乌斯·费雷欧鲁斯(Tonantius Ferreolus),公元451年任高卢禁卫军长官;托马斯提乌斯(Thaumastius),西多尼乌斯的叔叔;还有一位是律师和高级元老(illustris,光荣者),阿尔勒的佩特罗尼乌斯(Petronius of Arles)。但是,持阿尔万杜斯想法的也大有人在。公元473年以前,尤里克在西班牙东部的兵力由一个叫文森提乌斯(Vincentius)的人(和一个哥特人)联合指挥。这个文森提乌斯在公元5世纪60年代的形象是该地区最后一支罗马正规军的指挥官。罗马行省的官员,不论地位高低,都纷纷加入敌方阵营。一个叫维克托留斯(Victorius)的人在公元5世纪70年代初成为尤里克驻高卢部队的指挥官。另一个出名的叛国主角是高卢的副行政长官塞荣纳图斯(Seronatus),公元475年被指控协助尤里克接管高卢的领土,后来他被判有罪并处死。59
东部地区勃艮第人独立势力的崛起也产生了类似结果。西多尼乌斯的作品中包括一封写给一个名叫西亚格里乌斯(Syagrius)的人的信。这个人在勃艮第宫廷相当有权势,尤其是因为他讲勃艮第语比勃艮第人还要流利:
我……实在无法表达我的惊讶,您竟然如此轻松迅速地掌握了这门日耳曼语……我和其他人无比高兴地得知,在您面前,蛮族人都没有胆量用自己的语言描述他们的野蛮行径。日耳曼的垂暮老人在您翻译书信时都目瞪口呆,把您当作他们彼此事务的仲裁人。您是勃艮第人讨论法律时的梭伦(Solon)60再世……人们爱戴您,希望伴您左右,愿意去拜望您,乐于见到您,您是百里挑一,人们邀请您,愿意让您决断事务,听取您的意见。
西多尼乌斯夸奖西亚格里乌斯把自己变成蛮族国王统治的后罗马世界的一部分。而他自己却千方百计要逃避这样一个世界。61年轻人对于旧政权即将终结十分敏感,这可能是这一代人的共同特征。西多尼乌斯在奥弗涅的支持者中,有一个名叫优奇里乌斯(Eucherius)的人,好像是曾为保卫城市出过钱,但他也能从城墙上看到自己的儿子卡尔米尼乌斯(Calminius)正和围城的哥特人站在一起。西多尼乌斯的儿子阿波利纳里斯(Apollinaris)也一样,热情地投向新哥特统治者的怀抱,最后还在尤里克的儿子手下当上了高级军官。62因此,公元468年后,高卢罗马地主阶层的立场分成完全对立的两派,在同一家族中也不例外。同时,尤里克熟练地玩弄着权术。罗马帝国的中央势力在减弱,尤里克就有机会利用追随他的西哥特人的军事实力建立一个庞大的地方权力基础。但是要统治这片新领地,他没有其他的模式可以学习,只能照搬即将灭亡的罗马政权。
于是,公元476年之后将要出现的西哥特王国就完全成了另一个罗马。和之前的罗马帝国一样,王国的统治仍然是通过城市、行省和行政长官构成的基础设施。王国有成文的法律(通常就是现有罗马法律的延续),征收农产品税——这种税收制度只有在罗马的地主-农民社会秩序还存在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行。地主的任务是抽取农民的剩余产品,留给自己一部分作为地租,把剩下的缴给国家作为税收。罗马法律和税收系统的运作,必须要由罗马的专业公职人员来负责。
虽然尤里克可以用西哥特人的军队闯出一个王国,但他需要罗马人来帮他治理。他能吸引到旗下的罗马贵族和行政人员越多,就越容易把他的领地变成一个功能完善的王国。于是他无比宽厚地接受罗马贵族的一切帮助,甚至任由他们用抑扬格五音步诗歌来赞美他。尤里克乐于将始于狄奥多里克执政时期的做法延续下去,并表现出对罗马文化形式应有的尊重,以便吸引更多人为他服务。他还有自己的西亚格里乌斯,名叫利奥(Leo),是一名来自纳博讷的诗人兼律师。根据西多尼乌斯在公元476年至477年间的描述,他替尤里克的书信和演说稿执笔:
通过[利奥],著名的国王本人[尤里克]震慑远在海外的各民族,在胜利后以高贵的统治者姿态与还在瓦尔河(Waal)河岸颤抖的蛮族人签署复杂的和约,过去以武力压制人民,现在以法律压制武力,统治辽阔的疆域。
因为需求大,所以尤里克愿意提拔任何向他提供帮助的罗马人。63
事实上,他能给予这些人的回报十分丰厚。罗马政权的消亡使罗马的地主阶层地位堪忧,因为随着政权一起消亡的还有保护这个阶层不受外人侵害的法律系统。虽然这个特权阶层仍然存在,例如西哥特王国和勃艮第王国都有地主阶层,但其他王国就不一定了。政治变革经常伴随社会变革,在西罗马的其他地区就是这样。例如,在后罗马时代的不列颠,过去的罗马地主阶层完全消失了。因此,即便勃艮第和哥特那样的新王国仅仅是允许境内的罗马地主像过去那样生活,也算是非常照顾他们了。
史学家们有时会惊奇地发现,这个阶层似乎随时准备不再效忠帝国,而是依附于离得最近的强大蛮族势力,重新协商自己的位置。有人认为,这说明地主阶层在本质上对罗马政权是没有忠诚可言的——这一观点成为研究帝国灭亡原因的一派看法。因此有人认为,罗马人的欧洲之所以不复存在,是因为其精英阶层不想维持它了。但在我看来,这些观点对这个群体有失公允,忽略了他们的特点。这些人的地位几乎是完全取决于对土地的所有权,而与土地捆绑在一起的财富无法随身携带。除非是罗马帝国的超级富豪,除高卢或西班牙的土地外还在东部遥远的地方拥有土地,否则罗马政权一旦开始衰落,这些地主就没有多少选择余地了。他们要么只能和最近的蛮族入侵者的国王修复友好关系,以确保继续拥有财产,要么就放弃与生俱来的精英地位。假如说帝国在他们身边解体的时候,罗马地主能看到一丝一毫留住土地的机会,他们一定会抓住的。
因此,在与高卢南部和西班牙各行省的贵族打交道时,尤里克手里抓着一张王牌。他只需一直扩张自己统治的领地——这是件相对容易的事,因为罗马政府税收缩减,已经派不出什么士兵了——地主们就会纷纷投奔他。有些根本不用提醒,有些则需要稍加说服,但大部分人最终都会归顺。连西多尼乌斯本人都弃暗投明了。他曾率领部队在克莱蒙费朗抵抗哥特人的扩张,因此公元474年至475年城市最终陷落的时候,根本不可能指望尤里克对他有好脸色。他还是被装在囚车里推出去流放,先是去卡尔卡松(Carcassonne)附近的一个城堡,然后是波尔多。他在这里想继续研究文学,但是“我下垂的眼睑一刻也不能入睡,因为一旦睡着,我卧室天窗旁边的两个哥特老太太就立刻发出喧闹。她们真是世上最好争吵、醉醺醺又令人作呕的生物”。“喝得像个哥特人”这一说法在公元6世纪的意大利应该已经家喻户晓了。这段话出自一封写给纳博讷的利奥的信,就是那位诗人兼律师、尤里克的主要幕僚利奥。随信还有一篇文章,题为《提亚纳的阿波罗尼奥斯生平》(The Life of Apollonius of Tyana),这是应利奥之邀附上的。这实际上就是西多尼乌斯的救赎之路。尤里克公务繁忙,只能挤出很短的时间在波尔多接见西多尼乌斯,三个月里接见他两次。但西多尼乌斯在宫廷里有人脉:利奥和文学界的一个熟人朗普里狄斯(Lampridius)。有他们说情,他最后轻易逃脱惩罚。在克莱蒙(Clermont)的地产本来应该充公,现在又归还给他。于是,他写了一首巴结国王的小诗作为感谢:
我的君王和主人[尤里克],即便是他,在征服世界之后,也无暇顾及世界对他的膜拜。在波尔多,我们看到蓝眼睛的撒克逊人……您的宿敌、曾经在战败后剃掉您脑后头发的塞干布利人(Sygambrian)64……长着蓝灰色眼睛的赫鲁勒人在此游荡……7英尺(约2米)高的勃艮第人屡次屈膝求和……罗马人想摆脱他们,得到解救,打击斯基泰的乌合之众……尤里克,罗马需要您的军队。
西多尼乌斯把这首诗寄给朗普里狄斯,希望他能转交给国王。朗普里狄斯确实转交了。尤里克作为自己征服的众多领地的受益人,接受了这面以文学方式表达投降的白旗,表现得慷慨起来。65他应该不大可能这样轻易放过所有曾经反抗过他的人。在战果略少的王国里,罗马地主没有那么多人脉来为他们疏通,肯定只好接受新主人更为苛刻的条件,不像西多尼乌斯那样好运。
与西哥特人相比,勃艮第人的领地在公元468年至476年间只进行了较小的扩张。和尤里克一样,勃艮第君主也需要吸引罗马人的支持,但是他也要把好处分给自己的武装人员,而且他的资源要有限得多。结果就是形成一种妥协,新勃艮第王国的一本法学书籍《宪法集》(Book of Constitutions)对此有所反映:
自本条例公布之日起,本国人民[勃艮第人]应该获得三分之一的奴隶和三分之二的土地,任何人如果已经从前任王国或我国获得土地和奴隶,都不得再索要三分之一的奴隶或三分之二的土地。66
我们还希望知道更多信息,但是这里暗示的资源分配已经让我们了解到,勃艮第国王是如何根据形势需要制定这一政治平衡措施的。大约20年前,史学家沃尔特·戈法特(Walter Goffart)曾认为,这里所指的是勃艮第人占领的罗马城市如何分配税收,而不是如何分配不动产。这种观点十分牵强,正如后来很多人所说,我们在此谈到的无疑是实际财产的分配,其中一部分将要移交给勃艮第的自由民。67
于是在勃艮第王国内,发生了彻底的土地资源再分配。法律说得很明确,这是一个过程,不是结果。获得三分之二土地和土地上三分之一佃农的法令,只适用于那些还没有得到土地或奴隶的勃艮第人。我们不知道所有罗马地主是否都受到影响,以及国王在这件事上处理得是否慎重。但是从表面上看,罗马地主阶层要想保留原有的土地,代价相对较高。另一方面,后来的勃艮第法律中一直没有提到税收问题,这一点可能也很重要。整件事情可能是这样:如果罗马地主愿意交出自己土地的三分之二,他们不但可以保留剩下的三分之一,也不用再为这三分之一缴税了。68这样看来,当时的情形就没有最初看起来那样糟糕。自公元5世纪70年代起,有法律证据表明,尤里克和他的儿子兼继承人阿拉里克二世(Alaric II),也在西哥特王国用分配土地的方式酬谢他们的支持者。69但是他们的王国要大得多,可能不需要从罗马地主那里征用那么多土地。
总之,西罗马帝国最终的结局就是,原本是心脏地带的高卢南部和西班牙被彻底瓜分。一些军事力量见到有利可图,就大干一场,发动战役,新的领土边界就在战役中形成。西哥特人建立庞大的王国,勃艮第人只占领高卢东南部。北方的局势依然动荡不安。在东北部,撒利族法兰克人是新兴势力,西北部的布列塔尼王国初具规模。与此同时,罗马军队莱茵河旧部的领导者可能在巴黎以东建立临时权力基础。公元468年巴西利斯库斯舰队战败,引发尤里克的征服战、法兰克人和勃艮第人的战役,以及后来的土地所有制改革。综合结果就是不但改变了世界版图,也改变了人们心里的国家格局。原先的蛮族定居地变成王国,罗马地主阶层被迫做出改变命运的选择,罗马中央政权处于垂死挣扎阶段。
帝国中心
公元468年,帝国残留的心脏地带和外围地区不断被吞并,有的自行脱离,而在帝国中心——意大利和君士坦丁堡——混乱和犹豫统治着人们。在意大利,拜占庭舰队战败的余波未平,安提莫斯和里西梅尔在权力争斗中势均力敌。里西梅尔允许安提莫斯前来,显然削弱了自己的权力。他本来希望安提莫斯从东罗马带来的援助能强力推动西罗马的重建,现在希望化为泡影。如今安提莫斯帮不上什么忙,反而成为里西梅尔实现野心的绊脚石。公元470年,两人闹翻,里西梅尔甚至召集6000人的军队发出战争威胁,但两人在公元471年初又和好了。接下来皇帝的儿子安提米奥鲁斯战败死亡,同年晚些时候,安提莫斯派去高卢抵抗西哥特人的部队全军覆没,斩断了帝国仅剩的军事支柱,里西梅尔借机发动突袭。安提莫斯躲到罗马,里西梅尔围困他几个月,随后罗马城陷落。皇帝无路可逃,于公元472年7月11日被杀,杀死他的是里西梅尔的侄子、勃艮第首领贡多巴德(Gundobad)。
奥利布里乌斯,汪达尔王国法定继承人胡内里克的连襟,一直被盖萨里克推举为西罗马皇位的继承人选。皇帝利奥一世在公元472年派他离开君士坦丁堡前往意大利,调停里西梅尔和安提莫斯的关系,结果他倒变成里西梅尔支持的下任皇位继承人。他在公元472年4月被推上西罗马的皇帝宝座(当时在位的安提莫斯还没死),但是同年11月2日就死了,只比死于8月18日的里西梅尔稍晚一点。这样贡多巴德就成了重要的皇帝拥立人,他看上一名高级军官格利塞里乌斯(Glycerius),时任宫廷卫队伯爵。此人于公元473年3月3日称帝。罗马在这样瞎折腾的时候,西哥特人、勃艮第人和汪达尔人都在马不停蹄地扩张领地。因此,格利塞里乌斯作为西罗马皇帝,统治的全部领地只有意大利和高卢东南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一小块领土。争夺所谓的皇位实际上变成一场杀人竞赛,其实根本争不到什么。至少贡多巴德似乎是这么认为的。他接任叔叔作为皇帝拥立人的角色。不久后,由于父亲勃艮第国王君迪奥克(Gundioc)在公元473年年末或474年年初去世,贡多巴德就回家了。他一定明白,在意大利争权成不了多大气候,不如和自己的兄弟希尔佩里克(Chilperic)、戈德吉赛尔(Godigisel)和戈多马尔(Godomar)一起分割勃艮第王国。还有什么比这更能体现西罗马帝国的衰落呢?
贡多巴德的离开造成了权力真空。于是朱利乌斯·尼波斯(Julius Nepos)上台。他是公元5世纪50年代后管理达尔马提亚的马赛利努斯伯爵的侄子和继承人。他叔叔于公元468年在西西里被杀害,之后他就接管达尔马提亚和伊利里亚野战军的余部。他得到东罗马帝国的承认但没有实际帮助,于公元474年夏初把部队驻扎在波图斯,就在罗马城外的提布尔入口处。他兵不血刃地就推翻了格利塞里乌斯,于公元474年6月19日或24日自称西罗马皇帝。但是尼波斯一直没能让意大利军队的指挥官归顺,所以他的政权只维持了一年多。最终把他赶下台的是他亲自任命的指挥官俄瑞斯忒斯。我们在本书第七章提到过这位指挥官,当时怀疑他伪装成匈王阿提拉的使节。尼波斯任命俄瑞斯忒斯的初衷是希望他能清理意大利的混乱局面,但是俄瑞斯忒斯反而倒戈对付尼波斯。公元475年8月28日,尼波斯离开拉文纳,坐船回到达尔马提亚,放弃西罗马。70
这些事件在意大利上演的时候,君士坦丁堡的利奥一世皇帝因为公元468年远征的惨败,深感自己无力回天,前途愈加渺茫。舰队指挥巴西利斯库斯回到东罗马后,逃往圣索菲亚大教堂寻求庇护[不是现在的这座教堂,而是公元532年在尼卡(Nika)暴乱中被烧毁的那座],并拒绝露面,除非利奥一世公开宣布赦免他。君士坦丁堡政权需要决定下一步行动。他们做出最大努力来稳定意大利局势,自然希望能够由一个盟友来统治。尽管当时经历舰队失利,他们应该清楚西罗马帝国注定要灭亡,但是直到安提莫斯死后,君士坦丁堡才无法继续回避现实,意识到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既然汪达尔人不可战胜,而且已经开始蚕食地中海东部,那就只好安抚他们。于是和谈开始了。结果就是利奥一世皇帝和汪达尔人在公元474年签订和约。现在谁还会怀疑君士坦丁堡已经放弃所有复兴西罗马的希望呢?71
最后放弃帝国观念的正是意大利军队。赶走尼波斯之后,俄瑞斯忒斯把自己的儿子罗慕路斯(Romulus)推上皇位。俄瑞斯忒斯曾经两次去君士坦丁堡执行匈人的任务。他的父亲塔图鲁斯(Tatulus)和岳父罗慕路当时(公元5世纪40年代末)是罗马指挥官埃提乌斯的心腹,曾随使团到过阿提拉的王宫,当时普里斯库斯也在那里。匈人帝国灭亡后,俄瑞斯忒斯设法回到意大利,在宫廷里升官晋爵,最后被朱利乌斯·尼波斯任命为高级军事将领。俄瑞斯忒斯的儿子罗慕路斯与罗马城的建城者同名,他在公元475年10月31日称帝,但是俄瑞斯忒斯和他的兄弟保罗(Paul)才是真正的幕后操纵者。加冕典礼上讲话的那位不知名的赞美诗诗人无疑会说,这是第二个罗慕路斯开启的一个新黄金盛世。事实略有不同,西罗马的末代皇帝罗慕路斯在历史上被称为奥古斯图卢斯(Augustulus)——“小奥古斯都”。
到这个时候,没有人认为意大利内部持续的权力之争能让谁控制到半岛以外的任何地区。西罗马的其他地区都落入别的权力集团手中,意大利的剩余兵力相当于摆设,还能有什么可争的呢?
随着公元5世纪60年代中期匈人帝国的灭亡,很多日耳曼部落的难民,尤其是斯基利人,还有鲁基人等,都迁到意大利。里西梅尔把他们招募为盟军士兵。大约在公元470年至475年间,他们对意大利的军事力量做出贡献。而且他们的领袖,出身于斯基利王室的奥多瓦卡,还成为意大利政权中的重要人物。他在里西梅尔和安提莫斯之间的内战中是一个重要角色,在尼波斯手下当上宫廷卫队伯爵(comes domesticorum),显然还从他那里获得贵族头衔。72在去意大利的途中,他在诺里库姆稍事停留便去拜访塞维林。圣人说,他将来会出人头地。
当他起身离开时,塞维林再次对他说:“去意大利,去吧,现在要装出卑微的样子。很快你就会给很多人带去丰厚的礼物。”73
如前文所述,到公元5世纪70年代初,罗马政权的主要问题就是缺钱。甚至在公元5世纪60年代时,意大利的军队还是整个欧洲西部最大的独立军队——我认为,单凭意大利本国的税收是远远无力支撑的。随着薪水的逐渐干涸,军队开始变得难以驾驭,尤其是斯基利人。奥多瓦卡有足够的想象力和智慧看出问题的实质:既然军队越来越不服管束,努力去建立另一个短命的政权无异于浪费时间。公元476年8月,他召集足够的援军,开始行动。他首先于8月28日在皮亚琴察附近俘虏并杀死俄瑞斯忒斯,然后又于9月4日在拉文纳杀死他的兄弟保罗。据普罗科匹厄斯记载,奥多瓦卡控制眼前的局势后,就开始处理隐藏的问题。既然增加薪水无望,就必须找到另一种报酬形式。因此,奥多瓦卡开始把意大利的一些土地资产分配给士兵:“通过将土地的三分之一分给蛮族人,赢得他们的坚决效忠,[奥多瓦卡]稳稳地掌握了最高权力。”74和其他事情一样,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分配土地的事由罗马元老利贝里乌斯组织,但是显然没有涉及整个意大利的土地。武装部队需要留在半岛的战略要地,尤其是北部,以便守卫阿尔卑斯山的几个山口,可能还有亚得里亚海的海岸线,因为尼波斯还在达尔马提亚逍遥法外。75我们也不知道奥多瓦卡是否像在勃艮第发生的那样,需要剥夺罗马地主的一部分土地,还是像埃提乌斯为盖萨里克从阿非利加驱逐的元老所做的那样(参见本书第六章),通过重新分配公共土地的长期租约开发出足够多的土地。当然,和勃艮第王国不同,税收在后罗马时代的意大利还一直存在。所以奥多瓦卡像尤里克一样,可能回旋余地更大,不需要没收大批的私有土地。无论如何,他弄到足够多的土地资源,满足了手下的需求——这是动荡年代稳握大权的正确手段。
公元476年初秋,大部分混乱情况都已理出头绪。奥多瓦卡政权带来的变化将意大利推向新的政治稳定期,尽管他还没有开始分配土地。但仍有一个反常情况存在。此时的意大利还有一个叫罗慕路斯·奥古斯都(Romulus Augustulus)的罗马皇帝,但是奥多瓦卡无意维持这个名义统治者的地位,因为他的权力仅限于意大利半岛。和元老院的同僚协商之后,他有了一个解决办法。一个由元老组成的使团被派往君士坦丁堡,此时这里在位的是利奥一世的继任者芝诺皇帝。
他们提议不需要政权分立,两个地区共用一位皇帝就够了。他们还声称,他们已经选好奥多瓦卡这个有军事政治经验的人负责他们自己的事务,芝诺应该授予他贵族头衔,并将意大利政府托付给他。76
他们说话就像20世纪80年代引起福克兰群岛战争(Falklands war,亦称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的口气。芝诺作为罗马皇帝,对意大利享有君权,但奥多瓦卡要控制行政权。这实际上意味着芝诺通过授予奥多瓦卡贵族头衔,承认他拥有合法的权力。这是实际掌权者拥有的头衔,比如斯提利科和埃提乌斯在这个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就是这样的。芝诺犹豫了一下——尼波斯派出的一个使团刚刚抵达,请求他支持夺回皇位。这是芝诺以东罗马的兵力支持西罗马帝国重建的最后一次机会。他仔细权衡形势,然后给尼波斯写了封信,表示同情。他得出的结论是所有人都已经明白:西罗马帝国完了。他又给奥多瓦卡写信,表达希望尼波斯重登皇位的诚挚愿望,但更重要的是,他称奥多瓦卡为贵族,说本打算亲自授予他这个头衔,但是不需要了,因为尼波斯已经授予过了。这个答复似乎模棱两可,但实际不是。事实上,芝诺根本不想帮尼波斯做任何事——他是以意大利统治者的身份给奥多瓦卡发公函的。
奥多瓦卡心领神会。他废黜罗慕路斯,逼他退位,但给他坎帕尼亚的一块土地作为供养之地,这在帝国政治中是少见的宽容。然后,他把西罗马的皇家礼服(当然包括只有皇帝才能穿戴的皇冠和斗篷)送到君士坦丁堡。这一标志性的行为给统治500年的帝国拉上了帷幕。
[1] 也可能是姐姐,确切关系不详。——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