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来自中国的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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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了伦敦，取出在集市上买来的六只完好无损的碗，从山上捡来的瓷片，还有取自第一座白山的高岭土块，把它们在书桌上排开。我变换它们的位置：这是一种器物的生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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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满脑子计划着要去往第二座白山，找寻第二件白瓷，我的瓷器之旅的下一段旅程。我得尽快去德累斯顿，这座城市在十八世纪初揭开了瓷器的秘密。但我渐渐明白，要去德累斯顿，必须先拐到凡尔赛宫和路易十四的宫廷去看看。我在追寻耶稣会士的足迹，而法国是他们的活动场所，正是在法国，中国的概念和意象渐渐变得清晰。人们在那里谈论瓷器，我需要倾听他们的交谈。

我把这些写在了工作室的白墙上。几个猛冲的箭头，表示我到此为止已经走过的旅程，几条虚线，表示尚未踏足的地方；旅程占用的几个月时间被勾掉；还有需要重读的书单，要购买的书单。我的白瓷地图正在变得难以辨认。有时候我觉得这面墙就像麻省理工学院某间实验室的黑板，充满巧思和暗示。今天我感到精神振奋，它看起来像是正在形成的气候系统，未来尚不确定。

我在工作室里环顾四周，不太肯定是否有人注意到我出门又回来了。工作室里忙忙碌碌。十八个月后我要在纽约一家美术馆举办展览，初步设计的模型已经交付。那家美术馆高大宽敞，所以模型也相当庞大，它们以令人生畏的细节提醒我要做的事情还有多少。长条桌上排列着从窑炉里取出的新釉色的测试效果。我希望扩展白色的色域，可是这些釉色显得苍白，不是饱满的白色，离我的要求差得很远。

我带回了来自中国的最新消息。瓷器，还有照片和访谈。

这没什么大不了，上海机场的书店里，论中国的新书摆满了十二个书架，其中五个关于在中国做生意，还有两个关于汉语学习。今晚电视将播出关于深圳电子产品工厂劳动条件的纪录片。拍卖行说，中国艺术是接下来的热门主题，亿万富豪纷纷回购祖先留下的宝物，收藏在自己的私人博物馆……

每个刚回来的人，都带着来自中国的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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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illustrata. Sapientia Sinica. Nouvelle relation de la Chine. Carte nouvelle de la Grande Tartarie. Un jésuite à Pékin: Nouveaux mémoires sur l’état présent de la Chine. Etat présent de la Chine. 《中国图说》《中国智慧》《中国新志》《大鞑靼[1]新地图集》《耶稣会士在北京：中国近事报道》《清国人物服饰图册》。

还有数学家、哲学家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的Novissima Sinica，《中国新事萃编》。来自中国的最新消息。

1690年，在巴黎以西十二英里的凡尔赛宫，人人都有来自中国的消息。这些消息有的以偏概全，有的凭空臆想，也有一些确凿实在。人人都想探得中国的一点消息，人人也都想操控中国的一点消息。要想懂得瓷器，就必须把提到瓷器的只言片语拼接起来，从故事和消息中寻找瓷器在哪里制作、如何制作、为何制作。

身为耶稣会士，你在使团传教，写信回家。谁读了你的信？具体的消息究竟来自何人？谁拆开耶稣会士的信封？它们在巴黎引起了怎样的反响？

人们对这些信件如饥似渴，它们被一字不落地阅读，穷尽其中的每一滴汁液，甚至被改写。在沿途的每个站点，都有人对这些文件细细检查，寻求可能对整个耶稣会有用的知识——这些信件的主要功能，是让分散在世界各地、从墨西哥到澳门的耶稣会士可以时不时听到别人的忧愁和苦闷。十六世纪四十年代，耶稣会派遣的传教士发回的信件就被给予“特别关照”，“他们在各地应该了解其他地方正在开展的事务，这类知识是相互安慰和主的教导的源泉”。

这才只是个开始。随后，这些信件被编辑整理，汇总出版，公诸于世。有时候所有信件归于某位特定的神父名下，有时候神父们的姓名统一署名为“多人合集”。这就是耶稣会士的学识魄力：他们有能力率先进入中国，他们决意派出传教士，以高明的手段调教传教士学习什么，如何写信回家。

巴黎有位年轻的国王也在关注着年轻的中国皇帝的一举一动。1666年这位法国国王执政之初，新成立了皇家科学院，罗列了耶稣会使团前往中国要考察的问题：

 

尊敬的耶稣会神父们是否观测过中国的经度和纬度……中国人的科学，其数学、占星学、哲学、音乐、医药和脉诊的完备和缺陷所在……茶叶、大黄，其他药物和奇怪的植物，中国是否出产某些香料。中国人是否使用烟草。

 

有人提出了问题，而这些发回国内的信件是对问题的答复。

自路易十四统治之初，各种消息和臆测就不绝于耳，把双方加以对照的恭维之词绵绵不断。莱布尼茨辗转周旋于欧洲各国的宫廷，他把路易十四与中国皇帝，“太阳王”与“天子”直接进行了对比。国王和顾问们身边，各种声音七嘴八舌，交流着在中国有了新发现的传闻，关于中国仪式的意蕴、建筑和道德准则的理论。新书层出不穷。关于中国，你能向国王透露怎样的信息，你如何拿捏这些信息，可以让你得到好处。

白晋（Joachim Bouvet）神父完成了在中国的传教任务，经过两年的旅途返回法国。船还没有靠岸，他便心急地从船上跳到海里，自己费力地涉水上岸，手里高举着来自北京的一包信件，把丝绸、瓷器和茶叶留在船上。他知道什么东西最是要紧。“倘若两位伟大的国王相互认识，”白晋在1691年10月写道：

 

他们对彼此高贵美德的敬重必将促使他们结成亲密的友谊，并向彼此证实这种友谊，哪怕只是通过科学与文学事务的交流，交流宇宙中这两个繁荣昌盛的国家迄今为止在艺术和科学领域的一切发明创造。

 

他绘制了《中国皇帝历史画像》（Portrait Historique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写了献词，呈送给国王。

这就是那个节点。如果路易十四能够理解康熙皇帝的性格特点，法国将有幸获取中国这个神秘国度的直接知识，东方的奥秘。这些秘密都是学问，具有商业价值，而且都是实实在在的，其中包括制作瓷器的绝妙秘方。

如果康熙皇帝能够理解和尊重法国国王，那么，中国对基督教也许会另有所悟。

莱布尼茨在给另一位法国耶稣会传教士的信中以简洁优美的文笔写道，围绕中国的这一切活动，是un commerce de lumière，“一种互照”，一种双向的启蒙。这是个精彩的观点以及美丽的意象，是平等的关注、文明的对照、光明的呼应。

莱布尼茨在给他的朋友、汉诺威选帝侯的妻子苏菲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要在门上挂这样一块门牌：中国事务所，因为大家都知道，要想获悉最新消息，只要向我征询即可。如果你想了解孔子伟大的哲学……或者想要获取长生不死的琼浆玉液——那是该国的魔法石，或者一些更加靠得住的东西，只须在我这里订购即可。

 

他是一位守门人。如果你想了解中国的数学、对概率事件加以编码的《易经》、汉字及其与象形文字的关系，你就去找他。莱布尼茨去罗马拜访了闵明我神父[2]，神父刚从康熙皇帝的宫廷归来，记录了大量有关烟花、玻璃和金属的笔记。我惊讶地意识到，我的英雄、这位理性主义之父，焦急地想要在“中国研究”这块熙熙攘攘的全新领地稳占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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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能让中国皇帝皈依？办法是，让他被理性的证据环绕。或者把你自己变得不可或缺。

从第一位耶稣会士在中国上岸，到路易十四登基，一百年间，耶稣会的神父们把欧洲宫廷的贡品带到中国的宫廷：钟表礼物鸣唱出中国歌谣；风景画上重重园林通向远方，呈现出前所未见、叹为观止的透视效果；棱镜在房间里投射出一道道彩虹。这些礼物被另眼相看：“一个形似棱镜的长筒，有八个面，水平放置时便会现出八种不同的景象。那景象栩栩如生，几乎会被误以为是真实的：这件东西能够变换各种颜色，让皇帝消遣了很久。”

这么说，他们也得到了万花筒。但是不管这些东西多么讨人喜欢，可以肯定的是，天子的宫殿里，许多间储藏室堆满了其他消遣物。

于是，拜访宫廷的传教士们搬去了知识的殿堂。六分仪、星盘、浑象、望远镜，这些仪器必须加以演示。他们讲授几何学和天文学的奇观，而那些潜心向学的人们求知若渴，刨根问底。当耶稣会的神父们来到中国时，中国的天文学研究已经有一千六百年的历史，天文观测台已经有三百年的历史。天体在宇宙中漂浮的空间概念已经确立，星图和浑仪的发明比欧洲早了几百年。伟大的阿拉伯天文学家的著作已经被研究和吸收。只是在过去几代，这些知识有所落后。

神父们呈上的是精确性。耶稣会的仪器可以准确无误地计算月食和日食的时间。比起预测和观察一道暗影悄悄地遮蔽太阳或者月亮，他们的能力不可能有更加鲜明的展示。

耶稣会神父、天文学家南怀仁（Father Ferdinand Verbiest）赢得了康熙皇帝的信任，他写道：“基督教如同美丽的女王，倚在天文学的胳膊上正式出场，她轻松地吸引了这些不信教者的目光。而且，她常常身着繁星闪烁的衣袍，能够轻易地接近各省的统治者和行政长官，并受到格外友善的对待。”

年轻的康熙皇帝勤奋好学，他对器物的制作满怀热情。皇帝请南怀仁神父有空时为他设计一门大炮，神父答应了。这个新物件很快被派上用场，效果很好。

虽然大多数情况下人都要考虑自我利益，这件事还是让我皱起眉头。

我想到殷弘绪，他曾送给康熙皇帝几瓶葡萄酒，还是这带给我更大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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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最新的消息”这个话题。

康熙在如饥似渴地学习。

 

这位君主看到他的整个帝国平靖安宁，于是，出于消遣或者为了让自己忙碌起来，决心学一学欧洲的科学。他亲自选择了算数、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实用几何学和哲学。安多（F. Antoine Thomas）、 张诚（Jean-François Gerbillon）和白晋神父收到命令，皇帝要求他们写几篇阐述相关问题的论文……他们用鞑靼语做了论证……神父提交了论证，并向皇帝加以解释，皇帝轻松地理解了向他传授的知识，对我们扎实的科学甚是佩服，学得更加用心。

 

数学课每天都上。

教学在内廷的养心殿进行，位于紫禁城西区。这里靠近御作坊，“陛下的艺术学院所在地”。白晋说，皇帝想让更多的耶稣会士为他工作，“以便连同已有的同仁，在他的皇宫里成立一所类似隶属于您的皇家科学院那样的学院”。

张诚神父写道：“我们被领进皇帝的一套房屋，叫养心殿，几名技艺极其精湛的工匠、油漆匠、车床工、金匠、铜匠等正在干活。”这几间作坊里制作地图、青铜器、玉器、金器、木器、景泰蓝和武器装备。

皇帝希望改进中国的玻璃制造工艺。有没有懂得玻璃的神父？我们能不能尽快给他找到一个人？

皇帝学习弹奏大键琴。访客听到他弹奏“一百二十根弦的西洋齐特琴，是皇宫的作坊里制作的”。

天子“由于家族和皇宫内的风云突变而承受着巨大痛苦，病倒了，中药不能医好他，他求助于罗德修士。修士先是成功地让他的心悸停止，然后使他康复。这多亏加纳利群岛出产的葡萄酒”。

他身体复原以后，于1692年3月20日颁布《容教令》，允许基督徒自由地供奉崇拜。

法国国王也将送来中国皇帝渴求的东西。

[1] 中世纪以来西方用来指代中北亚地区的名称，覆盖范围从里海和乌拉尔山到太平洋。

[2] 此处原文为Francesco，事实上是Philippus。历史上有两位闵明我（Francesco Grimaldi），第一位是西班牙人，他离开后，耶稣会士意大利人Philippus Maria Grimaldi（1639—1712）冒他的名义来到中国，担任南怀仁的助手。Father Francesco Grimaldi（1618—1663）为意大利物理学家，数学家，也是耶稣会教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