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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瓷屋，瓷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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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麦森到德累斯顿的距离是十八英里。对于奥古斯都，在这么近便的地方拥有自己的制造厂，其巨大的快乐在于他能够于挥手之间把念头变成有形的器物，为摩肩接踵地出入宫廷的人们定制礼物。因为国王热衷收藏，廷臣们也热衷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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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关于钱的事情始终很复杂。勃兰登堡-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收藏有一些中国花瓶，花瓶高达三英尺以上，是景德镇制作和彩绘的青花瓷，奥古斯都很想弄到手。它们是非卖品，这让它们更加诱人。于是，1717年，他想出一个计划，用一营六百名骑兵换取这些花瓶，用人换瓷。士兵们从萨克森的巴鲁特浩浩荡荡地出发了。两位君主宣布，这是馈赠，不涉及金钱交易。此次交换的核心物件是十八件花瓶，它们日后被叫做“龙骑兵花瓶”。该营的旗帜以麦森的标志、交叉的双剑为徽号。这些士兵成了龙骑兵。
运抵瓷器的数量如此庞大，奥古斯都在他的城市把它们陈列在何处、如何陈列，成了当务之急。
我走过这座城市，听着耳机里送出的德累斯顿宫廷音乐。一个双簧管演奏的乐句，不断地被小提琴接起，展开，从容地推进，又送还回去。我听到了某种结构的回环，单声听得真切，然后变成复调，隐去，再重新回来。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用优美的语句写道，艺术的过程如同鸟儿飞翔和栖息。你沉入其中，停下来凝神细思，然后你再回去吸收。这是音乐的飞行。
这也契合一种感觉，瓷器的乐句逐渐累积，形成复杂的旋律，同时又把你带回到一件件瓷器本身。奥古斯都开始在德累斯顿安置他的大量藏品，想办法为他购入的成千上万件瓷器、为他委托麦森制作的成千上万件瓷器赋予生机，这是近几年的风尚。
Porzellankabinette，“瓷屋”，在欧洲各国的宫廷殿堂里蔚然成风。英国玛丽女王曾经聘用年轻的胡格诺教徒、建筑师丹尼尔·马洛特[1]在汉普顿宫和肯辛顿宫设计了几间瓷屋。马洛特的设计体现为一种“多即是美”的风格：床铺用鸵鸟羽毛收束，表面张弛有致，好似某种血统纯正的动物的呼吸。他设计的瓷屋，壁炉架用瓷器遮盖，每面墙上都加装托架，错落地摆满瓷盘和小花瓶，在框缘处，也就是天花板弯折的地方，瓷器成排摆放。在马洛特绘制的版画上，可以看到几道阳光照在镜子和漆器面板上，使戏剧效果大大加强，房间里的成百上千件瓷器变成了成千上万件，变成了无穷无尽。
这种陈列瓷器的潮流风靡一时，丹尼尔·笛福对此很是愤愤不平。“女王引入了用瓷器装点房间的（我姑且叫作）习惯或者口味，后来发展到奇怪的地步，人们把瓷器堆砌在柜橱、写字桌和壁炉架上，直至天花板的高度，甚至在喜欢的地方专门用架子陈列瓷器，直至瓷器的开销引来牢骚，甚至对家庭和财产造成危害。”笛福似乎有点反应过度。这时候我想起来，他具有一定的黏土知识。他有一座即将倒闭的砖瓦厂，设在埃塞克斯的沼泽地区，生意被荷兰人抢了去。笛福教训别人奢华挥霍，对于他，“牢骚”是个不错的用词。
这些房间体现了放纵无节制。在柏林的夏洛滕堡宫（Charlottenburg），腓特烈一世为妻子苏菲打造了一个房间。苏菲是莱布尼茨的通信对象，也是这对伉俪中更为聪慧的一方。这个房间的层次如此之多，瓷器不仅从镜中映照出来，还缩到墙体里面。盘碟前面摆着瓶罐，搁在玻璃上方的支架上。房间四壁开有壁龛，陈设小巧玲珑的器物。彩色的中国人物瓷塑，头上顶着瓷盘充当帽子。意象纷繁，维度交织。
奥古斯都观摩了别国君主布置瓷器的方法，嗤之以鼻。他记得大约四十年前去过凡尔赛的特里亚农瓷宫，那座漂亮的亭式建筑伫立在潮湿的绿地上，向来客炫示。还有那些瓷屋。在宫殿上方靠近图书室或者音乐厅的地方专门辟出一个房间，在壁炉架上摆满一排排花瓶。这种种做法，有什么意义呢？看起来那些君主好像已经穷尽了所有的瓷器！
于是，在易北河对岸，奥古斯都开始兴建Japanisches Palais，“日本宫”。日本宫占地宽广，屋顶呈宝塔式向下倾斜，从一道大门进入，开阔的庭院尽收眼底。廊柱全部由蹲踞的东方人像支撑，人像穿着脚尖上挑的马靴。你走上一截浅浅的台阶，到了二楼是一个长方形房间，里面陈列着琳琅满目的中国和日本碧玉瓷，有红色、褐色，十分精美。这时候，房间尽头的双扇门突然打开，你进入下一个房间，里面是清一色的青瓷器。继续往前走，走过蓝色、绿色，还有紫色，各种不同的色彩和纹样，房间一间连着一间，环环相扣。这是赋格曲[2]的形态，是穿行于瓷器全景图的旅程。最后，你要么抵达一座白瓷小教堂，要么抵达一块白瓷与描金瓷的完美空间。这简直就是音乐。
三百年前，永乐皇帝曾经为纪念双亲而下令建造了一座宝塔，日本宫要成为继那座宝塔之后最为伟大的建筑物。
奥古斯都命令画家画一幅画，反映“萨克森和日本为了各自生产的瓷器孰优孰劣争执不下……女神密涅瓦[3]优雅地把奖品授予了萨克森。日本又嫉妒又失望，立刻把他们的瓷器装回原船打道回府”。
我想到奥古斯都痴迷瓷器之初，曾梦想派遣船只前往东方——日本或者中国——尽情购买。但如今一切都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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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德累斯顿的最后一天，气温降得更低。我从未踏足日本宫，便预约前去参观。瓷器早已荡然无存。奥古斯都去世三十年后，琳琅满目的陈列品被清除殆尽，一间又一间屋子里釉色、纹样各不相同的瓷器全被搬入地下室。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曾出售和互换过一些瓷器“复制品”。法国塞夫勒瓷器制造厂从这笔交易中获利多多，当年曾计划成立一座陶瓷教育博物馆，但事后不了了之。
想到奥古斯都的藏品风流云散，我百思不得其解，不明白“复制”何以是个问题，因为翻倍、增倍曾是他人生的唯一要务。
这座宫殿曾经是货币收藏、古董收藏、国家图书馆的大本营，一百年来，也是人种学博物馆和地质学博物馆的所在地。这里一直是德累斯顿的旧物存放地，如今则几乎人去楼空。人种学的藏品大多消失不见，转移到了开姆尼茨的新博物馆。三辆白色小货车横七竖八地停在开阔的庭院里，里面亮着几盏灯。一名文物保护员走过来迎接我。她为修复一座木板镶嵌、雕梁画栋的大马士革木屋，已经耗费了十八年。这座木屋购于一百年前，后来被拆卸、储存，在器物和藏品流转来去的过程中被遗忘，二战期间被运到国王岩堡垒，如今又重新收回。这是个比例完美的房间，我们坐在里面谈话，头顶高处的木板上书写着阿拉伯诗歌，还有花果累累的彩色涡卷纹样。
日本宫的外观设计图，德累斯顿，1730年
她说，这些诗歌经过专门挑选，不会冒犯任何客人，不管客人是穆斯林、基督徒还是犹太人。
她所在的这间宽敞的工作间鸟瞰着德累斯顿，过去曾是宫殿里存放青瓷的房间，地上躺着几块修复了一半的墙板。她取出几块小蛋糕，泡了绿茶倒在玻璃杯里端上来。
我意识到虽然去不了大马士革，但大马士革来到了我身边。我们谈论瓷器。她找出几张照片，上面是产自景德镇的中国青花大瓷盘。它们曾经陈列在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的房间里，等待被主人取下，摆在花团锦簇的地毯上，盘子里堆满羊肉饭，与家人、客人、旅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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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二十多年，我才终于步入这座宫殿。
我曾把日本宫一间瓷屋的钢笔画用大头针钉在陶轮上方，很久都没有取下。它给我提出一道难题。我是想制作可能辗转易主的瓷器，还是向世界提出更大的要求，构建它的一个部分，并参与传承延续？
杰佛瑞博物馆（Geffrye Museum）曾经举办过一次展览，我在里面设计过自己的瓷屋。博物馆位于伦敦东区一条阴冷繁忙的马路边。那是一座风格亲切的砖砌房，十八世纪曾经充当救济院，如今改为室内设计历史博物馆。另一位艺术家制作巴洛克风格的颜色很深的陶瓷作品。我们各自获得一块空间和一笔不算多的预算。馆方与我商谈，我答应了下来。我思忖着，上次有人委托艺术家设计瓷屋，还是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行将结束之际。那间瓷屋在意大利某座宫殿里，墙上镶嵌着镜子，琳琅如糖果店，描金瓷塑设计为无意义的勾连盘旋。
我希望我的设计能够让人体会到置身于瓷器之中的感觉。我的瓷屋是布置在中密度纤维板上，而不是大理石殿堂；在地下室的临时展厅，而不是高高在上地俯瞰一座鹿苑，或者俯瞰易北河。不过，有史以来建造过的瓷屋，戏剧性都是其显著特点。这一点感觉尚可。
要把展厅变成正式的房间，我需要一面墙、一块地板，还需要天花板和光线。墙壁用四百只圆筒构成，每只高四英寸，叠在十五层架子上。重复和再现，澄净如菲利普·格拉斯[4]的钢琴曲。地板是黑色工业砖。我把七十只浅盘放入一道狭长的浅沟，如同音乐的持续音，这条灰色瓷线嵌入地面。
光从一扇瓷窗透进来。我拉坯制作了巨大的圆筒，把它们尽可能镟得极薄，再切割成板块。我把它们放在台板间晾干，晾得很慢，又怀着忐忑的心情烧制了几天。然后我把它们举到光下。成了。瓷板是半透明的；光穿透过来，刚刚好。是浅灰色、微微泛黄的光，似有若无却十分清晰。我把手掌盖在上面，看到黑黑的手影。
我造了个阁楼。
阁楼是人们去了然后抛在脑后的地方。阁楼里塞满废旧物品，弄坏的玩具。人们把无法随意丢弃的东西保存在阁楼——结婚礼物、孩子们的涂鸦、学了一半的乐器，某个千载难逢的假日可能用得着的手提箱，而这个假日始终不曾到来。阁楼是多数珍贵之物的去处。
我想在瓷屋里为尚未完全实现的心愿留出一席之地，比如工作笔记，边边角角的旁注，勾勾画画的草稿。我为什么想要保存这些东西？不是为了主张权利，而是为了肯定人性，那些笔记和草稿，就好比作坊院子里吱嘎作响的碎瓷片。
于是我布置了一件装饰品、几只盖罐，还有一排瓷杯。我先在架子上尝试摆设它们，发觉它们的比例稍嫌笨拙。它们在头顶的阴影里看起来很美。
之所以很美，因为你无法看到它们的全部，你无法弄清楚，也无法接近它们。它们是安全的，我这样认为。之所以安全，不是因为它们不会为人处置和使用，而是因为它们不会被觊觎、记载和售卖。不是刻意要在阴影中若隐若现，故作庄重或神秘；也不是要貌似严肃，煞有介事。而是阴影会把清晰的轮廓赶走。你可以抛开细枝末节，得到一个整体的概念。
我们举办了展览开幕式，开幕式的情形我已全无记忆，只记得我三岁的小儿子喜欢隔壁那个摆有菠萝的房间。不止一个人告诉我，看不清阁楼里的东西是多么令人沮丧。为什么不把它们照亮？
身为陶艺家，那次展览是我的过渡时刻。那一次，我做的是装置作品。我兴奋地徘徊在建筑学附近。
我听到了人们的牢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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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开始飞跑。我知道应该沉稳一点，但是在这座奇怪的城市，沉稳很不相宜。没时间了，那么多东西要再看一遍。我要察看奥古斯都为日本宫定制的青瓷器的颜色，于是跑了回去，穿过奥古斯都桥，再向右转，跑步穿过茨温格宫的庭院。
我在瓷器展厅停下来喘口气。参观者纷纷对展品表示赞叹，展厅里嗡嗡作响。
这几间殿堂从未打算用来展示瓷器。苏联返还了德累斯顿的奇珍异宝之后，这里才成为瓷器展示厅。1945年4月，苏联红军开进来，为实行兄弟般的保护，曾把它们运回莫斯科。
1958年，奥古斯都的瓷器次第归来——多数瓷器——还有艺术典藏室的其他伟大藏品。在轰炸中沦为废墟的茨温格宫开始修复，1961年，它重新开放。
我走来走去，反复观看。展厅布置得华美无比，却错误百出。中国的康熙粉彩瓷和日本的柿右卫门瓷并排摆放在木制涂金桌上。壁龛里陈列着“瓷屋”的残片，瓷盘和花瓶搁在支架上，完全对称。几只龙花瓶伫立在基座上。还有大力王奥古斯都骑在马背上的塑像。骑马的瓷塑是个令人无比绝望的主题。怎么可能制作瓷塑，让马腿支撑人物的重量？这些展厅中有个大房间，里面活像一座瓷器动物园，展品都是是瓷塑大师昆德勒[5]二十多年间的心血之作。动物瓷塑陈列在高低参差的岩块上，上方悬挂圆顶帐篷，周围有绸布垂落下来。每隔十分钟就会响起一阵警报，因为总有人想要靠近某件大型瓷塑，比如一只犀牛或者狮子。
玻璃橱窗内展出著名的成套餐具——为布吕尔伯爵[6]制作的天鹅系列餐具，瓷盘之明澈仿佛鱼儿和飞鸟刚刚从水中出来。还有用于加冕典礼和婚礼的餐具。看着它们，仿佛麦森的各种活动一幕幕在眼前展开。丑角和乐队的瓷塑、喷泉、用于餐桌装饰的古堡废墟、枝形大烛台、耶稣受难像、半身瓷像、刀具、拐杖。用作贡品、礼物和外交礼品的瓷器，用于摆设和用于私密玩赏的瓷塑。纹样有经典绘画、风光、梦幻般的精灵，还有蝴蝶、鸟、昆虫。青瓷器陈列在墙上，光芒四射。它们比我记忆中更加碧蓝。
有些瓷器的对比研究对参观者大有帮助，墙上的文字说明简明扼要，十分精彩，这其中凝结了多少人毕生的学养和鉴赏力。我并不是不指望看到真品——成套的精美餐具摆放在一百英寸的长条桌上，烛光照亮栩栩如生的动物瓷塑，这些都是不错的手笔——但它们看起来似乎有点太温和了。
曾经的虔诚仰慕，至此已轰然消逝。那炽烈、恢宏、惊世骇俗的白色欲念被扑灭了。契恩豪斯隐去身影，化为镀金的画像。
瓷器成了资产阶级的家常用品。它成了我见过的那只八角碗，碗里堆满夏日的水果。它成了“边沿描金的麦森瓷盘”，出现在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里。在冗长的宴会上，仆人在家里女主人犀利的目光注视下，小心地把盛着鱼肉和煮火腿的瓷盘端来，主菜搭配以洋葱汤、蛋白杏仁饼干甜点、山莓和蛋奶糊。瓷器成了值得收藏的贵重物品。就这样，瓷器让许多事情成为可能；它的标识成了商标，而不再是王侯独占的秘密。标识性质的改变应该让人感觉不错。毕竟每件瓷器藏品都有标识，中国瓷有显示朝代的款识，欧洲瓷有工厂的标记或者财产编号，如果多次易主，还有重新编号。每份档案似乎都加有注释。瓷器被发明时的第一条笔记十分重要，album et pellucidum，“洁白，半透明”。我回头重看这条笔记时，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在收集材料过程中的后知后觉。这张纸上不仅有波特格的笔记，还有别人写在上面的详细注解。
德累斯顿整座城市像一张羊皮纸。就在当代，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修复和重建了毁于战火的多座宫殿和珍宝典藏馆。
我从城市馆（Stadt Pavillion）下方的拱门走出了茨温格宫，注意到左侧挂着一块牌匾，纪念这座宫殿在苏联的帮助下得以重建。牌匾没有标注日期，但是另外一块同样没有标注日期的小牌匾提供了脚注，它告诉我，原始牌匾的日期是1963年。
那么，我想，这块牌匾一定张挂于柏林墙倒塌后重建信心的初期，大约在1990年前后。
在前往机场的出租车上，我与司机攀谈，告诉她我昨天晚上在圣诞集市上买了姜饼和圣诞蛋糕。她对我说，那个集市不好，正规的集市在别处。我好像每次都去到错误的集市。
[1] 丹尼尔·马洛特（Daniel Marot，1661—1752），生于法国，荷兰建筑师，装饰设计师，雕刻师。他的许多版画作品准确地记录了当时的风尚。
[2] 赋格是盛行于巴洛克时期的一种复调音乐体裁，又称“遁走曲”，意为追逐、遁走。赋格的结构与写法比较规范。乐曲开始时，以单声部形式贯穿全曲的主要音乐素材称为"主题",与主题形成对位关系的称为“对题”。之后该主题及对题可以在不同声部中轮流出现，主题与主题之间也常有过渡性的乐句作音乐的对比。
[3] 密涅瓦（Minerva），古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也是技术及工艺之神。
[4] 菲利普·格拉斯（Phillip Glass，1937— ），美国作曲家。作品经常重复简短的旋律和节奏模式，同时加以缓慢渐进的变奏，被称为简约音乐。代表作品有《北方的星》《玻璃工厂》《海滩上的爱因斯坦》等。
[5] 约翰·约阿希姆·昆德勒（Ohhan Joachim Kandler，1706—1775），巴洛克晚期的雕塑家，欧洲瓷雕的重要创新者之一。
[6] 布吕尔伯爵（Count Brühl），奥古斯特三世麾下的重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