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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17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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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17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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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是乾隆统治时期。他是康熙的孙子。
在景德镇，人们制作各种版本的韦奇伍德碧玉细炻器。
在德累斯顿，日本宫的瓷器风流云散，被装入地下室的板条箱里。
在麦森，人们制作六英尺高的祭坛装饰瓷。
在巴黎，化学家安托万·拉瓦锡[1]用契恩豪斯的透镜做实验，燃烧钻石。
还是在巴黎，年轻的英国收藏家威廉·柏克福德大举购入王太子的藏品。他发现了一只中国水壶，釉色呈海水绿，饰有菊花纹样，镶有银质的流柄托盖。他把它带回了自己在威尔特郡丰山的宅邸。
在美国，首艘贸易船“中国女皇”号驶离纽约前往广州。船上将装着一箱箱“浅灰色、橘皮釉”的瓷器，满载而归。
在南卡罗来纳的卡姆登，钱皮恩告别了人世。几个月前，他曾想送给乔治·华盛顿两件浮雕像，一座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一座是总统本人，它们是用“本地瓷泥”制成。总统像显得太疲惫了。钱皮恩的邻居开了一家陶瓷厂，并且给他们的大儿子取名韦奇伍德。
在普利茅斯，德高望重的威廉·库克沃西与世长辞，葬入贵格会的墓地。
在康沃尔，旷野中曾经属于威廉和钱皮恩的采石场可供出租：“矿场目前闲置，前租户或死亡或潜逃。”新的投标人全部来自施托克：韦奇伍德、德比、科尔波特、斯波德、新堂瓷器制造厂，他们全都摩拳擦掌地想要自己开采瓷土和瓷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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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如潮水起落，人情也是如此。
万物如泥石日积月累，终至淤塞。
我想回到这块土地，重访当年那些人，走过长长的小路，敲响一扇不起眼的房门。我想问问那位农民的妻子，她的丈夫是否不再醉酒，金钱给他们带来了怎样的得失。
我想看看一件事怎样引起连锁反应，一笔交易和十个几尼的年租金意味着什么：这座山上需要修一条小路，搭一座棚屋，进而需要把小路拓宽。干活的先是一个人，然后变成许多人，后来连男孩也参与进来。人们挖掘，淘洗，溪水因为清洗花岗石而变得不再清澈。
你看到远处有细小的微光，茫远得像高空的秃鹫，那是一个男孩在采集苔藓。把黏土晾干时，人们用苔藓填充淘洗出的小方块花岗石之间的缝隙。他每天挣七便士。
你买下一座山，这地方很快发生改变。稀稀拉拉的几棵树不见了。并不是说卡洛加斯曾经风光秀丽，只是如今这里“满目荒凉，杂草丛生，零星点缀着几间茅屋，几座公共矿场”。
成本高的是交通运输，而不是人力。还有黏土在码头上晾晒时弄脏、失窃和处置不当所造成的损失。这意味你要建仓库，修港口，再造一条像样的路。这条新修的路遍地砂砾，尘土飞扬。
旷野的面貌发生改变，道路变宽，弃土越堆越高，河流的流速变缓，废砂和云母在河口淤积，最终流入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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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自旷野的白色黏土在康沃尔、福伊、查尔斯顿和圣奥斯特尔的新码头装运上船，一路顺流而下，绕过兰兹角，穿越布里斯托尔海峡，然后逆流而上，从威尔士海岸前往朗科恩，再转移到狭长的运河马拉船上。然后，顺着特伦特-默西运河（Trent and Mersey Canal）——这条运河由J. 韦奇伍德出资兴建——经过基兹格罗夫山的野兔堡隧道，从无数座桥下经过，终于到达几座陶瓷小镇，到达特伦特河畔施托克。这里烟囱密布，吐出的浓烟将空气染得黑暗浑浊，烟霾笼罩的日子根本看不到太阳。
特伦特河畔施托克的明信片，约1903年
此地正在成为世界上伟大的陶瓷之城。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它达到了堪与景德镇媲美的规模。这是一座艰难的城市——我得纠正这个用词——它不是一座城市，而是多座小镇集合而成。包括滕斯托尔、伯斯勒姆、汉利、施托克、芬顿和朗顿。
这里一切事物都是草率的急就章。三十年后，阿诺德·贝内特[2]会在此地长大。他在小说中毫不留情地对家乡做了剖析：“窑砖破旧，墙壁用匣钵和矿渣胡乱砌成。狭窄而崎岖的小巷，通往杂乱无章的的作坊和瓷窑。农舍兼作工厂，工厂兼充农舍，笨拙，仓促，只要‘能凑合’，什么都不要紧。所有地方都被迫兼充别的用途，勉强将就，不伦不类。”
我想起了殷弘绪。他提到，在景德镇，人们用匣钵和瓷片砌成墙壁，瓷器被再三补缀和修理。一件瓷器要经过七十道手；分工越来越细，技能越来越专。此地也是这种情形。所有人都被迫服务于这个匆促、无耻的行业，以增加产出；产出更多瓷器，更多骨瓷，更多廉价的白色器皿，以更快的速度。
我又找到一位见证者，这也是一位有心人。1840年12月，塞缪尔·斯克里文医生（Dr. Samuel Scriven）奉命前来探访此地的工厂和作坊。“我拜访并细致地考察了不少于一百七十三家工坊，”他写道，“我怀着极大的愉悦记下这个令人满意的事实：在我整个访问期间，无论是在工厂还是作坊，无论是在矿井口的木屋还是简陋的农舍，我都受到了极其尊重、友善而好客的接待。”
他顺着特伦特姆路，来到“明顿-博伊尔瓷器厂”（China Factory，Messrs Minton and Boyle），推开了“荡釉间”的门。他记下了房间里面和外面的温度，里面是62度，户外48度。他记下了一位工人的姓名和年龄：乔治·戈比什利（George Corbishley），三十七岁。
这是一百七十年前的事了，可是在你听来却言犹在耳：
我已经做了二十五年陶工；六年荡釉工……目前身体还没有出问题；我知道很多人身体出了毛病；他们四肢无力，失去了劳动能力。我认识好几个人因此死去；前一个在这口桶边干活的人就死了。我的两只手长期泡在釉料中；不知道这种釉料用什么成分混合而成；他们不告诉我们；我想，（它的配方）大概不像过去那么糟糕。
几名工人负责清洁施釉后蒙了尘土的器物。他们“诉苦说，我的胸口好像堵了什么东西；夜里我不能躺着睡觉；我的喉咙总是疼痛；我长期咳嗽，呼吸困难。从来没有去看过医生；只要我在这里干活，医生的建议就没用。石粉的坏处很大”。
“这女人说话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她承受着痛苦，这种情况在从事这份工作的人当中司空见惯。”斯克里文医生边听边写道。“我的肢体失去了力气，再也不可能恢复，”一个年轻人说，“要是我能康复，我绝对不要再回这间荡釉室。我不知道这釉料是什么成分；主人从来不告诉我们；除了他和他的工头，没有人知道，不过我想，它一定含有对肢体有害的东西，我见过其他人因此生病。”
然后你听到孩子们的声音。乔塞亚·贝文顿（Josiah Bevington），八岁，模具制造工。威廉·梅森（William Mason），十二岁，在“威廉·亚当斯父子工厂”（Wm. Adams and Sons）的瓷盘室干活，后来去“约翰·乔拉普作坊”（John Joplap）做了拉坯工。
在注浆室干活的女孩，特伦特河畔施托克，约1900—1910年
斯克里文医生记下这些孩子是否父母健在，如果健在，他们是否还在工作；三年前发生过一次罢工，许多人至今仍未找到工作。你了解到一家几口的详细情况，每个人各挣多少钱，为家庭做出多大贡献。
你听到工作的具体情况。在荡釉桶边干活的那个男孩，帮忙装窑的那个男孩，注浆成型的那个男孩，练泥的那个男孩，他们都在“威廉·本特利作坊”干活。老板“有时用拳头揍我；因为我早饭吃得太慢，他就一拳把我打到灶台的另一边；吃早饭允许用半个小时，可是半个小时还不到，他就让我快去干活”。
还有那个制作三棱黏土支架的女孩。烧制时人们用支架使每个盘子隔开距离。要把湿泥压到模具中，干燥后小心地把它取出。
在斯克里文的记录中，这个女孩是第279号。斯克里文编写了上下两卷的《儿童就业调查，委员会第二次报告的附录——商业和生产，上部。副委员应女王陛下之命提交给议会两院的报告和证明》。
汉娜·劳顿（Hannah Lowton），六岁：
我为霍兰德先生制作黏土支架。我不知道我干活干了多久。妈妈也在这里，爸爸去世了。我识字，不会写字：我上过走读学校，星期日不去主日学校上课。我每周挣一先令。有时候我六点钟来，有时候晚点。我九点钟回家，妈妈回家时，我和她一起回家。我有哥哥和姐姐，姐姐制作黏土支架，哥哥从事模具注浆。我喜欢来干活。爸爸死于咳嗽。他们说，那叫健康衰退。
汉娜·劳顿在滕斯托尔镇的陶瓷厂“R·霍尔公司”(Messrs R Hall and Co.)干活。这家工厂生产“景点系列”餐盘和“秀丽风光系列”餐盘。餐盘上画着英国贵族的宅邸，法国圣克劳的宫殿，饱满的画面深埋在用鲜花和水果构成的蓝色边框中间。每件瓷盘在窑里烧制时，都需要用三棱黏土支架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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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了施托克。我去了滕斯托尔，想看看能不能找到汉娜·劳顿曾经干活的那家工厂，发现当年的厂址变成了一间地毯仓库。
我去了伊特鲁利亚，向韦奇伍德致意——他的厂房如今变成了“西部最佳酒店”，为客人提供舒适和方便——我去了“格拉德斯通陶瓷博物馆”（Gladstone Pottery Museum）看瓶形窑，途经我最喜欢的那座建筑、伯斯勒姆的“韦奇伍德研究院”。房子富丽堂皇，体现了维多利亚中期和威尼斯的风格，乔塞亚·韦奇伍德的塑像高踞在门拱上方，那里本该是耶稣基督所在的地方。
这天晚上，我迈步走进了朗顿的“圣墓教堂”[3]。不是因为我对墓地情有独钟，而是想看看教堂的建筑本身。它建于1853年，由乔治·吉尔伯特·斯科特（George Gilbert Scott）设计。这是一座漂亮的哥特式建筑，相当冷峻、朴素、不动声色，符合你心目中对这几个小镇教堂的想象。它也有所变化，换了个新名称，现在归“安条克东正教会”所有。
当年，这座教堂是为一个新成立的社区而建。“朗顿永久产权土地协会”用五千英镑买下了“斯普拉茨莱德农场”，并于1850年7月20日在《斯塔福德郡广告》上刊登了这则购置土地的消息。人们首次召开了年度大会，出席者济济一堂，会议供应茶水。会上决定把这块土地划分为一百九十块，每块面积五百到六百平方码，用于建造房屋。而到1864年，此地为陶瓷厂工人兴建了五百栋房屋。
人们说起这块新的住宅区，都叫它“德累斯顿”。
他们在此地创办了“德累斯顿瓷器公司”（Dresden Porcelain Company，缩写为DPCO）。他们在自己的瓷器底部打上DPCO标识，这是颇为有用的做法，与德国的德累斯顿生产的以蓝色交叉双剑为标识的瓷器以示区别。该公司面向饭店市场，生产柿右卫门风格的瓷器。后来它也改变名称，改变商标，合并，破产，化为乌有。
[1] 安托万·拉瓦锡（Antoine Lavoisier，1743—1794），法国贵族，著名化学家、生物学家，被后世尊称为“近代化学之父”。
[2] 阿诺德·贝内特（Arnold Bennett，1867—1931），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国杰出的小说家、剧作家和批评家。他最有价值的作品是他的“五镇小说”，即以家乡施托克市为背景的系列小说。
[3] 圣墓教堂（Church of the Resurrection），又称“复活教堂”，是耶稣基督遇难、安葬和复活的地方。
